社区经济论文范文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社区经济；社区精神文明；社区物质文明；社区资源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6－0019－04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是近几年在我国许多城市中开展起来的、旨在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的一项活动，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社区管理的各项工作落实到基层的一项重要措施。而“社区经济”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在经济学中，还是在社会学中，人们对社区经济的探讨都很少，对社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的研究更少。因此，加强社区经济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对于大力发展社区经济，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区经济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区建设工作的逐步推行，社区经济才慢慢从城市社会福利性的社区服务中分离出来，它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后才开始出现的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所以，对社区经济的研究，目前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然而，社区经济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活动早就存在，人们几乎每天都在接触它。对于社区经济的认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目前国内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社区经济就是街居经济。因为，既然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单位是街道和居委会，那么，社区经济也就是街居经济。二是认为社区经济是指区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组合，凡是街道地区范围内的经济，都可以说是社区经济。三是把社区经济作广义上的理解，认为社区经济是社区各种经济因素及其活动的总称，包括社区经济管理系统（如工商、税务、金融、物价等）、社区经济部门（如区、街和居委会经济组织、工商业、各种服务行业等）、社区经济活动的项目以及社区经济的活动。[1]55

以上三种观点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社区经济的。它不仅抛弃了社会学中有关“社区”、“社区建设”的特定内涵，而且也割裂了社区经济与社区建设的密切关系，所以，它们都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种观点只对社区经济中的“社区”作空间属性上的理解，而没有把社区经济的内涵表述完整。因为社区经济不只是包括街居经济，还包括其他成分；第二种观点则把社区经济的外延给扩大了，有无所不包之势；第三种观点更是穷尽经济之涵盖因素，把社区经济的范围扩大到了极致。由于这几种偏重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界定都缺乏“社区建设”所拥有的社会学内涵，导致在解释社区经济时显得十分乏力。事实上，社区经济不仅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学上的概念，这是在认识社区经济时，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事实。

那么，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界定社区经济的特定内涵呢？本文认为，要界定社区经济，必须先了解“社区建设”的内涵。因为社区经济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建设的经济基础，社区经济正是针对社区建设的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社区建设”在社会学上具有特定的内涵，它主要“是指基层社区在政府的帮助和指导下，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治安、服务等各项事业与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1]27因此，要完整、准确地理解社区经济的概念，就必须从社会学角度来把握社区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

1. 地域性。社区经济首先必须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和社区界定范围之内。社区即地域性社会，地域性是社区经济的首要特征，超出了特定区域范围的经济活动，就不能成为社区经济。社区经济的地域性不仅是指其经济主体分布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而且其劳动力构成也具有一定的社区地域性特征，社区居民必须是社区经济的基本劳动力和主要技术的构成主体。

2. 社会性。社会性是社区经济诸特征中最为突出的体现。社区虽然首先是指一种地域性社会，但除了具有地域性特征外，它还带有感情、特殊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所以，社区经济不能像其他经济类型那样，一味地只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社区经济的社会性。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区经济不仅要讲究经济效益，而且更要讲究社会效益，这种社会效益是广泛而巨大的。如文化方面的有偿服务，不仅可以增强社区建设的后劲，而且可以促进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基本素质的不断提高。[2]172

3. 服务性。社区经济是为了社区建设而兴办的，其宗旨是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和全面发展服务。所以，并非在社区内的一切经济都是属于社区经济的范畴，这正是社区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社区经济的服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其构成来看，社区经济一般多以商业、生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二是从其性质来看，社区经济的性质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居民，其发展方针是“围绕服务办经济，办好经济促服务”。近几年来，我国许多城市社区本着“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和因地制宜、拾遗补缺的方针，积极发展综合服务事业，这已构成社区经济的主要方面，成为社区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4. 多样性。社区经济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内容的多样性。社区经济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房地产、旅游、商业、餐饮、医疗保险、建筑安装、文化教育等产业。二是经济成分多样性。社区经济除了集体经济这个主导经济成分以外，还包括私营、个体、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凡是立足于社区、服务于社区的一切经济成分都可看作是社区经济的一部分。三是经营方式的多样性。社区经济一般规模不大，但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它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随时调整经营方式，适应市场竞争，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对社区经济的内涵作如下界定：社区经济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基层社区组织为主体，以服务于社区建设为目标，利用社区自身的资源优势，为社区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消费需求而提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称。

二、社区经济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大力发展社区经济，对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社区经济的发展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和物质保障，这是实现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根本保证。在我国，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与社区建设相适应，逐步把我国的社区建设成为环境优美、服务完善、文化教育发达、社会秩序稳定、公共安全可靠、生活质量优良、居民安居乐业的新型社区。当前，随着我国城乡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越来越紧迫和繁重，社区管理、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等各项事业都需要大量资金。只有依靠社区自身的资源，积极发展社区经济来提供建设资金，才能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切实的物质保障。

2. 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吸纳城乡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拓宽劳动就业渠道，这是社区稳定的重要保证。社区经济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型经济，它的发展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为社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一是可以大量吸收、消化和安置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和“两劳”释放人员就业，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二是可以为城乡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提高他们的就业热情，增强其劳动自立意识。这样，既减轻了社会负担，又减少了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可以在经济上支持社区管理部门。如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和福利设施，解决一些与社区居民休戚相关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3. 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社区经济的发达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以及整个社区的文明程度。因为，发展社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社区建设，而社区建设（包括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无论从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要依赖于社区经济的发展。随着社区经济的发展，社区建设资金的增多，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治安等状况必然会得到进一步改善，社区居民的文明程度、生活质量，乃至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会得到提高。

4. 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强社区凝聚力，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提高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参与率的有效手段。社区居民在思想意识、心理情感上具有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是社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社区凝聚力和吸引力增强的基础。由于社区经济大多数是规模小、分布广，主要面向广大社区居民的集体经济，因此，它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社区内部可以通过合作、合股等形式举办社区经济项目，不断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且可以大大激发他们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情。

5. 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加快社会结构的转型，促进传统社区向现代文明社区转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社会结构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单位”的社会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基层社区则变得越来越重要。[3]117因为，社区经济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促进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提高国民经济和社区经济的整体效益。这对于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预防社区的某些社会问题的发生、加快社区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6. 发展社区经济有利于社区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拉动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更好地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社区经济是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城市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导向和拉动作用。随着社区经济的发展，社区居民不仅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有更多、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文化娱乐、体育、卫生、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也将表现出更多、更高的要求。然而，居民的这些需求满足主要是在社区内部解决的，所以，社区经济最能反映出居民消费需求的点滴变化，可以为整个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同时，发展社区经济，有利于社区闲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社区市场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形成一种公平竞争、平等互利、公开透明的社区生活环境。

三、发展社区经济，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社区经济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实质上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两者“合则双赢，分则两败”。一方面，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归根到底是由社区经济来决定的。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4]另一方面，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又以巨大的力量反作用于社区经济，对社区经济的发展方向、成功与失败，都将会产生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当前我们必须认真处理好社区经济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积极发展社区经济，并以社区经济的建设成果来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然而，由于社区经济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都是近年来在我国城市中兴起，进而在全国城乡社区广泛开展起来，因此，许多基层社区在社区经济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普遍都缺乏经验。根据近年来我们对上海、南京、北京、杭州、长沙等地社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和研究，并结合我国社区经济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对发展我国社区经济提出以下建议：

1. 提高思想认识，明确社区经济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区经济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要开展高效的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就必须要有扎实的经济作基础，但又决不能抱着“等、要、靠”的思想，指望上级部门拿钱或向群众摊派费用来发展。这不符合社区经济发展的精神实质，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资金筹措问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社区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认为社区经济只是“角落经济”、“夹缝经济”、“路边经济”。这种偏见不仅阻碍了社区经济自身的发展与壮大，也严重影响和动摇了社区经济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随着全面发展观的深入，社区经济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可以说，如果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浪潮，那么，社区经济将很可能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浪潮，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所以，社区经济将对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2. 依托社区资源，提高社区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社区内部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环境资源、技术资源、社会资源等，并在某些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优势，成为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必须立足于社区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社区的独特优势，力图形成与大市场、大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模经济”格局，不断创造出规模经济效益，增强社区经济的发展能力和参与市场竞争的综合实力。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就依托杭州丝绸经济的优势，与浙江省丝绸公司联合投资改造社区小厂，使之一跃成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区重点骨干企业，并带动一大批社区企业的发展。

3. 适应市场经济，实现社区经济经营机制的大转换。长期以来，我国社区经济的基础差、底子薄，一直处于“小打小闹”状态。面对这种状况，必须转换社区经济的经营机制。一是在发展方向上，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潮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二是在管理体制上，要从直接抓生产经营转变为政策指导、监督服务等间接管理上来，充分发挥社区经济内部管理机制的作用，扩大社区经营企业的自。三是在经营机制上，要灵活多变，积极推进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明确企业内部产权关系，全方位放开，让各经济实体走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道路。四是在劳动人事管理上，政府及基层社区只管一个法人、一个合同、一个监督机制、一个服务体系，各经济主体可以自主招聘、调动、使用和解聘人员。

4. 强化社区服务，增强社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功能。以服务于社区居民为主旨发展社区经济，并通过社区经济的发展来支持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从而达到两个文明建设的和谐统一。这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式和重要途径，也是社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功能。因为，社区服务具有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可以突出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趋势。它不仅包括满足物质需求方面的服务，而且包括满足精神文化方面的服务。同时，随着社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区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居民将在精神等方面的需求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为此，各社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以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为目标，走福利服务与经营服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大力发展那些直接为广大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学习服务的第三产业，以增强社区经济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主导功能。

5. 加强组织管理，积极推动社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改变目前我国社区经济规模小、素质低、竞争力不强、结构层次较复杂的现状，就必须加强社区经济的组织管理。当前，发展社区经济应在有利于政企、政事分开，有利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下，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充分发挥街道和居委会的主体作用，加强基层社区的政权建设和社区经济的管理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如在城市街道一级组建“社区经济发展公司”，这是一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主要负责组织本社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其就业人员主要是社区居民，并规定公司的利润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用于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如修建社区活动中心、种植花草树木、资助特困户等。这不仅解决了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和部分就业问题，促进了社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大大减轻了政府在改善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等方面的负担。

6. 规范发展方向，促进社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社区经济的发展必须是直接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区发展服务，这是由社区经济的性质所规定的。各级政府和社区组织都应积极鼓励和规范社区经济主体在不断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效益，努力促进社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如对现有社区服务中心的便民、利民服务，应明确规定统一的收费标准，所得收入必须主要用于社区建设，禁止与社区建设无关的经营活动。只有坚持社区经济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把两个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推动社区经济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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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会欣，刘庆龙. 中国城市社区[M].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2]徐永祥. 社区发展论[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3]唐忠新.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概论[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滇派园林;云南经济;国际化;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

当前,国家一方面已经逐渐不再成为圈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栅栏,另外一方面,国家同样也不再是独占地区的、民族的长期依存发展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围墙。这从当今国际局部地区的不断冲突中可以看出来。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化,必然导致国家、地区、区域资源在社会发展的开发、保护、利用过程中,也呈全球化、国际化发展的趋势。这也不难从当今国际纷争、政治纷争、经济纷争中看出来。资源合理有效可持续的保护、利用、开发在国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因此,当前乃至下个世纪,寻求区域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建立客观、合理、有效的发展产业模式,谋求经济的共同发展、资源的有效利用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滇派园林的现状

滇派园林是云南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一环,既体现云南的资源特色,也体现云南的社会生产力量。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高原低纬热带亚热带温带等兼具的边陲重地,在发展中国经济的过程中,兼顾云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从中国近、现代史中不难看出。发展滇派园林也就是居于云南特殊的地域资源提出的,它既是专业理念,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理念。滇派园林是应用云南资源分布的立体性特点,利用云南丰富的生物资源、山水映象和生态元素,参与人类环境修复,满足人类持续发展的园林、园艺活动,或劳动结果的展现——园林、园艺。园林活动成果,是满足人类发展的环境需求,而园艺劳动的结果,是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园林、园艺活动均是以满足人类自身要求,同时,又兼具发挥环境功能,如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除讲究各类生物对象的生存需要外,还提出了生物和谐共荣、多样性、持续性的发展理念,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污染控制、环境规划与管理、资源适度开发利用和提高持续、科学、发展意识的理念。滇派园林概念的提出,具有全球性、广泛性、群众性等特点,以及打破国家、地区范围,种族、政治、阶级划分的特点。

由于云南特殊的地域环境,云南在从事各类经济活动中必须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经济社会的发展须立足于长效的资源开发,滇派园林理应成为当今云南发展的一面旗帜。

2发展滇派园林的对策及措施

2.1克服急燥冒进,将滇派园林经济纳入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逐步实施。

滇派园林是利用云南的地域资源或造园技术实施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类云南园林园艺派别。前些时,云南曾经以发展绿色产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十八种生物资源”开发曾经创造过辉煌,至今也发生着重要作用,如此种种,可以看作是滇派园林的原产地经济(微观经济),但是,利用资源结合技术开发异地经济(宏观经济或地域经济)作为滇派园林外延式经济发展亟待开发。

2.2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大力培植滇派园林产业。

政府要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滇派园林发展关心、支持,加强地方立法,建立地方产业发展政策和激励机制,地区资源保护、利用补偿机制,引导和培植滇派园林产业。

2.3政府下大决心,斥资引凤,强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

一方面,政府注重产业开发的同时,一方面要注重产业文化、理论体系的研究,引进和培养一批滇派园林的产、学、研队伍及学科带头人。

2.4应用推广先进的技术及产品,提高滇派园林对云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发展滇派园林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资源的合理利用、技术的有效结合、区域的和谐发展、产品的创新,形成云南经济发展的旗舰,拓展省内外、国内外市场,努力提高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2.5广开言路,聚思广议,发展滇派园林的外延,丰富滇派园林的内涵。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区域经济发展是当下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法学上对之关注较少。从法理学角度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引，以法理考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法治起点，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应当重视的基础性问题，有助于引导区域经济发展法律规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法治化，使区域经济发展成果得以共享。

区域经济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共同研究领域，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的总称。从1949年至2000年，根据学者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向：第一次是1949年至1978年从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平衡发展战略，推进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第二次是1979年至1990年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由平衡发展转向非均衡发展，经济重心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第三次是1991年至2000年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以“全方位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为特征。[1]之后，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统筹区域发展明确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区域政策；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与此相应，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环境保护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相伴而生，日益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当前区域发展存在诸多问题，最突出的是区域经济发展有政策，而无立法保障。从法治角度探讨如何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新课题和新使命。笔者主要从法理学角度来阐述区域经济发展应当关注的基本法理问题，以法理考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法治化的逻辑起点，以期避免出现经济发展中效率和公平正义的冲突，以促成整个区域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共同经验：立法的路径依赖与法理先行

区域经济是根据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不同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综合体。发展区域经济，是各个国家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历史上考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差距不会自动缩小，相反会越来越大，需要政府积极地加以干预。政府干预经济是一种与市场自发调节相对应和相协调的力量和手段。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国家干预理论基本形成。罗斯福新政之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得到全面发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干预经济起源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区域经济发展首先必须进行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市场机制固有的局限性需要宏观干预，“宏观经济学是关于协调失灵的，政府的宏观经济作用就是避免协调失灵”。[2]此外还包括两个因素：一是个人因“合成谬误”的理导致整体经济灾难的情况；二是存在较为悬殊的贫富差距，即使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从社会伦理和价值判断上来说也需要政府干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表明制度也是一种资源，国家在制度资源配置上具有组织优势。

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都需要国家在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时，提供及时和适当的制度供给。这既是国家职责所在，也是区域发展必须。建国以来，我国地区差距的制度特征从一个侧面也证明，制度创新在区域发展中的关键性。但对于国家权力不能过分放宽限制，法律的作用就在于明确国家权力范围。借鉴世界各国调控区域发展的制度经验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是以法律为主导，立法先行，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干预地区差距、协调区域发展、促成区域内部发展，都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进行的，都是以法律来规范和保障政府的干预行动的。这对我国统筹区域发展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历史上曾是一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为解决地区差距问题，其把对西部、南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作为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并制定了各种法律缩小地区差距。如19世纪为鼓励西部移民，陆续出台了《宅地法》、《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等法律。1933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法》，并依法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简称TVA)，负责领导、组织和管理田纳西和密西西比河中下游一带的水利综合开发和利用。为了解决地区经济困难并为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指导，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先后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公共工程与经济发展法》和《阿巴拉契亚区域发展法》等多个法案，进一步加强对困难地区的经济援助。随后美国政府又颁布了《人力训练与发展法》、《经济机会均等法》、《农村发展法》和《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等，立法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美国区域开发的成功。

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60年代末连续10余年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但在空间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山区农村则出现了“过疏”化，一系列区域问题急剧显现。为了应对区域问题，日本政府在地区政策方面进行了很多努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重视地区发展立法。除了1950年制定的《国土综合开发法》外，日本后来又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地区发展的法律，如《山村振兴法》、《孤岛振兴法》、《过疏地区振兴特别措施法》、《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水资源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北海道开发法》等。立法的指导与有效实施保证了落后地区开发的顺利进行。

就上述两个国家的经验而言，立法已经成为保障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不过在考察域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法治化经验时，我们必须首先保持法理上的敏感和觉醒。国外在进行立法时，就已经在法理上作出了一般性判断，即为实现社会整体发展和公平正义，让更多人同样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必须进行区域经济立法，而所有立法均应朝此方向前进。这种法理上的一般判断，应当作为域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经验被中国重视和吸收。只有吸收这种深层经验，我们才能获得发展最为本质性的东西。因而立法固然重要，依赖立法路径能够作出很多成绩，但在此之前，我们还必须总结中国在立法层面上的得失，总结当今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总结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要求和实践要求，否则所立之法很可能成为盲目之法、“无理之法”。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总结，最先感知的载体应当是法理学上的变化。法理感知是立法能够得以正确指引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指南。法理学的使命是高度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实际过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而不是只做事后总结工作。对实践发展应对失灵是中国法理学应当避免的事情。因而，法理考量应当是区域经济发展法治化的逻辑起点，是立法路径依赖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法理上的精深认识，才能为区域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的法理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社会整体效益原则的法理调适，实质公平观的整体意蕴，公平与效率的法理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法理念。

二、整体与个人：社会整体效益原则的法理调适

区域经济发展总体上是追求社会整体效益价值的实现。从经济法角度而言，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效益指的是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经济法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控、协调和规制的法律，[3]同时，有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界定为“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4]区域经济发展追求的经济性价值与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性价值具有一致性，即社会整体效益。法律经济学认为，效率的目的，是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政策适当与否的根本标准。[5]可见，特别是在区域经济立法等经济立法当中，社会整体效益价值既是经济法追求的价值，也符合法律经济学对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要求。

但整体效益原则却蕴含着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社会整体效益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于“个体私利”的自有追求中自然成就，它很大程度上能在个人利益的复杂交织中获得实现。但是这种实现始终蕴含了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其在根本和长远上对个人利益的促进可能导致二者在局部和短期的背离，因而理性经济人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反向言之，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很有可能并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很可能成为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牺牲品，这已经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因而，我们在法理上绝不可忽视这种共识，一味盲目地想促使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而罔顾个人利益的实现，从而导致实质不公平和不正义。

需要说明的是，对社会利益优先性和重要性的强调，并非不重视个体利益，而正是基于对个体利益的考虑，只不过其对个体利益获取所依赖的基础认识不同而已。[6]但根据实践经验，我们不能仅简单地如是宣称，而必须对社会整体效益原则进行调适，整体优位、个人让步的理念应当适当地转换成为整体优位、个体基础的理念，必须首先承认个人利益的基础性地位，转换逻辑思维方式，才能够在此基础上确保整体利益。换言之，即形式上，社会整体效益处于主导地位，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效益的约束。但是从实质而言，国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干预应当受制于个体的利益，个体利益的自发实现和自觉实现应当成为社会整体利益必不可少的考量内容。

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并存发展，其实质是要造就一种和谐的发展局面。中国区域发展是基于把社会作为有机整体加以认知，认为构成社会的诸要素是功能互补的，从而能够追求整体和谐发展的结果。由此，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就要具备下列秉性：权利与义务的角色性、规范性质和功能的二元结构性、责任的二重性等。[7]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中的每一部分和处于不同部分的不同个体在社会整体运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发挥不同的功能。整体和个人的和谐，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对功能个体的角色予以确定并保护其功能发挥所需条件的存在和生成。这样，功能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与其角色或功能的对应性。同时，这种和谐论认为任何主体的行为不仅影响直接作用的对象，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这就要求处于社会的个体不仅对其他个体负有不侵害的义务，而且对整个社会负有维护与促进的义务。

三、整体公平：实质公平观的整体意蕴

区域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公平是分配公平、实质公平。这里所谓的分配公平，是在社会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畸形发展、个体贫富悬殊等分配不均衡现象所引起的再分配需求。它不是指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指利用国家经济能动力，在调整产业结构、均衡收入分配和协调地区发展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8]而所谓实质公平，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语境中是指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平。简单地说，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当某地经济行为即便并不造成特定的损害结果，但却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危害时，该行为就是不公平的。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追求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在各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虽然国情不同，但所遇到的问题却存在着共性。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地方保护主义，如地方政府为保证当地企业能够获利以保证其财政收入，限制外来商品进入当地市场。地方政府往往打着“地区经济调控”的幌子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封锁、行政性贸易壁垒等。这严重影响了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而且纵容了一些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可以说，地方保护主义是行为主体追求个体利益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典型，剥夺了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规则上限制了市场经济主体的“机会公平”，最终破坏了“实质公平”的和谐发展局面。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任务之一即是打破地区封锁，建立健全统一的产品、生产要素流通市场，保护市场竞争机制。区域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公平价值理念，应当是一种具有整体意义的实质公平价值理念。

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是公平（或公正）。公平，有静态、外部的层面，也有动态、实质的层面。所谓静态、外部的公平，即着眼于形式上的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表示自由，而不问行为的结果；而动态、实质的公平，则是超然于权利行使之上，直接关注利益实现的公平，即结果公平，其属于有利于效率最大化的公平。[9]

区域经济发展应当更注重最终实际利益的归属，注重动态、实质的公平，注重整体的公平，并对此进行法律提升和制度保障。在区域经济总体发展的时候，不能忽视那些和整个区域发展存在差距的现象。应当利用法律的杠杆对社会的财富进行再分配，对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一定的补偿和救济。从理论角度讲，法律在追求和实现实质公平的过程中，其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法律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赋予执法者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解决问题时针对个别情况、个别主体作特殊调整，体现了实质公平要求及其调整所具有的能动作用、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从实践角度讲，法律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亦努力平衡各种市场主体的意志和利益，维护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福祉。一方面，从市场规制角度出发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通过金融、税收、产业指导等经济手段引导市场主体，促进社会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正。

这种具有整体意义的实质公平观念，正是为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才提出的，只有共享的存在，区域经济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而不是畸形的发展。

四、效率与公平：价值之争的法理选择

就经济法而言，经济法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正如漆多俊教授所言，经济法的原则可简要地表述为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10]通过上文分析，区域经济发展追求的价值当然地包括了社会整体效益及公平公正，这就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价值取向的问题，是社会整体效益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问题。

公平与效率是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目标。区际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差异才能体现区域经济增长效率，但是经济发展差异过大，又不利于实现社会经济公平，因而只有经济发展差异限定于一定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效率和社会经济公平双重目标。要把经济不公平或贫富差距维持在刺激而不是损害经济效率的最低限度，以实现最高程度的相对的经济公平。实践证明，这个“差异的适度范围”其上限应以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为界限，其下限应以该区域的人们可能承受并不至于发生民族的或社会的问题为界限。[11]如果超过上限，虽然区域经济高速度增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区际差异过大使人们难以接受，那么，经济增长的高效率可能被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所引起的政治社会震荡抵消。另一方面，如果低于下限，区际间发展差异过小，政治社会问题虽然不会发生，但区际间则会产生平均主义，丧失掉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以致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适应区域经济成长阶段确定“差异的适度范围”，对于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显得十分必要。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区域经济发展能够依靠的最为重要的手段是国家调控，而国家为了摆脱经济的困境，往往过于注重效率的提高，从而造成地区的实际不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或者增长目标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取得，而公平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国家的调控，这就能明确两者的责任。国家也能因此从更多的方面调整区域之间的差距。但是我们应当明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入分配以及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范畴，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公平与公正。发展要求消除限制以人为中心发展和实现公正与公平目标的所有障碍。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担负着分配权利和义务、创造社会各方面利益合作的渠道、平衡缓和各方冲突和矛盾的作用，应把那些行之有效的、具有正义目标的处理方法上升为系统的规范体系，使社会生活处于有条不紊的秩序状态，防止社会发生大量的冲突和矛盾，使已发生的问题和冲突能迅速找到较为妥善的解决方法，从而减少社会资源损耗，促进社会发展，因此，正义、秩序、效率都是法律追求的必不可少的价值目标。我国古代法家学派和西方分析法学派认为，制定实施法律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达到有序状态，秩序自然是法律的最终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安全是衡量正义与否的基本标准；市场经济领域中不同的经济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其全部经济活动旨在追求利益实现的最大化，容易导致不正当竞争、垄断等非效率现象的发生，必须用带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来引导、约束不同经济主体追求效率的行为。正义和效率是法律价值目标的本质内涵，是法律规范的灵魂，它们以法律规范为媒介作用于社会生活，形成法律秩序。

正义与效率是矛盾的。效率是以利己性倾向为动因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关注个体利益，正义则呼吁人们从只顾自己利益的私心中解放出来，关注其他人和群体利益，两者从不同出发点作用于同一对象，自然会产生矛盾。[12]正义要求给人更多自由，人们享受自由越多，可供作为生产成本的社会资源就越少，创造出的社会财富也因之减少，人们都渴求自己的重大利益和需要能受到坚强保护，然而过于安全会抑制或妨碍人类社会的发展。公平和效率的艰难抉择，使得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许多流派，讨论焦点不在于是否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解决。[13]在不同法律部门和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法律对正义和效率追求的程度不一样。正义和效率要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因不同法律部门和不同历史时期而异，实现平衡的条件是正义和效率的最佳资源组合，即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社会发展已达到最高速度。[14]正义保证社会稳定，效率推动社会发展，秩序则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保障服务，因此法律追求的效益是公平、正义、安全、秩序的和谐统一。

但立足于法律的评判标准而言，公平与正义应该作为“法学的第一位尺度”。[15]德国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终极目标是公平、平等下的正义。公平与公正在法律正义体系中的首要地位是无法被撼动的，这是统摄整个法律价值体系的活的灵魂和终极的理念追求。正义是“法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所追求的最高目标”，[16]法律作为一种最具权威性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自然要将其作为自己的终极归宿和理想，作为价值判断的最高尺度，不能照搬经济学的价值判断标准取而代之。在经济视角下，公平与效率的价值统一体中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法律视角下应该考虑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公平与效率的法律价值目标，具体化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和评价中，即看该区域经济立法是否符合实质公平观和发展观。

五、发展的法理念：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是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工业社会存在着人与自然相互矛盾的内在逻辑冲突，因为它所取得的巨大财富是建立在对不可再生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和高度物质消费基础上，其物质基础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传统工业社会是不可持续的。”[17]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定为大会的主题，并被具体贯彻到《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中。会后，各国纷纷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普遍接受的发展战略。在国际层面，它已为众多国际组织普遍接受并成为国际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在国家层面，它已经成为众多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

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核心内容有三项：(1)以经济发展为核心，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发展科学技术，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2)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发展教育，改善卫生和健康状况，改善社会福利制度，消除贫困，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通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得到进一步落实和加强。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列为本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法学。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带来法律的重大变革，其显著领域就是建立新的调节经济、社会和环境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规范。上述规范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立法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以自然规律为其科学基础，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法律的最高目标。它改变了传统法律中只重视经济利益和权益，忽视环境利益和权益的利益观，改变了仅以人的意志、利益和需要为判断标准的正义观和价值观，立足于更广的领域和更客观的视角，以人和其他生物都要共同遵循的自然准则为标准确立新的正义观和价值观。它在人与自然之间确立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仅明确人对自然的权利，而且明确人对自然的义务。它要求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重新审视和评估现行立法，从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18]

可持续发展思想对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建设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区域经济发展并不是涸泽而渔，不是为了某个中心地区的发展而要求其他地区全力支持，也不是为了本地区当下的发展而穷尽一切资源，更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顾一切。区域经济发展应当是一种理性的、可持续的发展，是一种惠及子孙的发展，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要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立法内容上要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贯彻其中，在执法和司法上要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作为重要价值取向。

结语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并不完善，没有形成完整体系。法律上对之研究并不深人，研究成果尚十分有限。对于中国实行的区域战略不能一味地赞扬，而要从现有成果上反思一条民族之路，不仅仅分析其经济效应，还应讨论其法律效应和社会效应，通过法律促进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而目前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学术著作大多是从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等角度进行研究的，在法学领域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与理论体系。因此笔者权做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学关注。

注释:

[1]李剑林：《基于发展观演变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空间格局调整》，载《经济地理》2007年第6期。

[2]Helm,TheEconomicBordersoftheStat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p.43.

[3]张英：《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4][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5]钱弘道：《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6]刘水林：《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探讨》，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参见刘水林、雷兴虎：《区域协调发展立法的观念转换与制度创新》，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5年第11期。

[8]单飞跃：《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载《经济法论坛》2003年第1期。

[9]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10]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3页。

[11]李树桂：《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完善》，载《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1期。

[12]梁家峰：《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社会经济效益》，载《求索》1995年第6期。

[13]Powell,WalterW.andPeterPrantley,CompetitiveCooperationinBiotechnology：LearningThroughNetworks,InOrganizationsandNetworks,editedbyNitinNohriaandRobertEccles,Cambridge,Mass: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92.

[14]阮防：《法律的价值目标》，载《法学》1994年第7期。

[15]经济学家科斯将效率称为“经济学的第一位的尺度”，本文在此借用其称法。

[16]刘作翔：《迈向民主和法治的国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江泽民同志指出：“县（市）这一级，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固的重要基础。”发展县域经济不仅关系到县域居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经济发展大局。贡嘎县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自身积累能力不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贫困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对实现社会局势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推进农牧区小康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贡嘎县经济发展现状 贡嘎县地处青藏高原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农牧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3.4%，属于半农半牧县区域经济类型。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大多数农牧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区位交通、资源等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贡嘎县委、县政府抓住全区社会局势日益稳定、湖南省长沙市对口支援以及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机遇，依托紧靠国际航空港、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市场较大、具有传统的农牧业基础、各种资源丰富等优势，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不断加强和巩固了县域经济的基础，促拼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县城经济的主要指标不断增长。2003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0亿元，同比增长17%；全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亿元，同比增长23%；全县财政收人1118万元，同比增长4.68%;农牧民人均纯收人2038.05元，比上年增加348.43元。县域经济主要指标呈增长趋势。 （二）乡镇和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县委、县政府通过寻找区内外企业为合作伙伴、银行信贷部门贷款等方式，加大了对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扶持力度。2003年，全县乡镇企业达29家，从业人员达538人，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2370.3万元，增加值992.2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62.44%，113.56%。全县个体私营企业达27家，从业人员达441人，实现利润4998.10万元。 （三）农枚业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全县农牧业经济和农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已取得初步成效。一是农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03年全县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为69:2:28:1。二是农牧业生产方式已从数量型逐步转向质量和效益型。昌果优质红皮土豆市场前景看好，已成为特色产品。三是农牧业产业化趋势逐步增强。全县已初步建成了红皮土豆、优质油菜、绿色蔬菜和黄牛改良、异地育肥等农牧业产业化生产基地。同时，农牧区家庭养殖业和庭院经济不断发展，劳务输出经济异军突起，农牧民收人稳步增加。 （四）招商引资步伐加快。县委、县政府把改善投资软环境作为切人点，适时出台了《贡嘎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贡嘎县招商引资奖励办法》，推出了以县茵开发建设、甲竹林镇花岗石加工厂、甲日矿泉水开发、昌果嘎玛加工厂、杰德秀休闲鱼庄开发、杰德秀湿地旅游开发、杰德秀传统民族手工业开发、甲竹林镇休闲城建设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市场潜力的招商引资项目，不断加快了全县招商引资步伐，为县域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西部大开发和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以来，通过国家投资和援藏资金的注人，完成了县城、甲竹林镇及机场周边的整体规划。2003年投资880万元，完成了县城下水道改造、德吉路路面硬化等城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通过几年的乡镇道路改造，全县通车里程达到440公里，乡镇通车率达100%。正在实施建设的国家投资项目江雄水库和雅江防洪堤等农牧区水利、农田基本建设项目，将极大地改善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突破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二、制约贡嘎县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县域经济活动涉及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与其地理特色和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找准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才能有效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纵观贡嘎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存在如下问题： （一）农枚民群众竞争力差。农牧民群众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在发展县域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牧民竞争力差主要表现在：一是观念落后。由于历史上延续至今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断滋生了随遇而安、知足长乐、得过且过的观念和行为，广大农牧民缺乏接受新事物的愿望和能力，“等、靠、要”思想严重。二是文化素质低下，市场竞争意识淡薄，商品观念不强。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县巧至50周岁人口文盲率达6.42%，小学文化程度的占89.43%。目前，除101省道周边部分农牧民群众 的市场意识、商品意识有所增强外，贡嘎县因区位原因，县域经济竞争的主体文化、技术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不高，造成成本过高缺乏竞争力。 （二）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县域经济发展必须以基础设施的充分供给为前提条件。基础设施的供给充分，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经济规模的形成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研究指出：“基础设施能力是与经济产出同步增长的，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GDP就会增长1%0”近几年，贡嘎县域基础设施虽然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但基础设施建设远远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全县还有46.3%的乡村未通电，70%的农牧区不通电话。 （三）农枚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种植结构单一，种植业内部“粮、经、饲”种植比例不协凋，粮食作物种植比例高达69%，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比例只有31%；畜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为：良种畜比例严重偏低，牧畜出栏率低，饲养周期长、周转慢，导致富产品供不应求。 （四）县乡财政实力薄弱。贡嘎县县级财政收人虽然于2002年在全区率先突破了1000万元大关，但仍然是一个典型的“靠吃饭财政”，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弱，乡镇一级几乎没有财政收人来源。县委、县政府用于搞建设、求发展的财力十分有限，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县乡财政不堪重负，导致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薄弱。 （五）农牧民增收问题较为突出。农牧业结构调整对农牧民增收的总体效果不明显，种植业比重、农牧区人口比重、传统农牧业比重仍然偏大；技术水平落后，城镇化水平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招商引资，束缚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农牧民增收渠道不宽，增收手段不多，增收问题突出。 与此同时，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矛盾突出，人才资源不足，也是影响和制约贡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推进农牧区小康社会建设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观念的大更新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 观念落后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要以全区深人开展“谋跨越、奔小康”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引导广大农牧民树立勤奋进取、积极投人、积累财富的思想意识，克服“等、靠、要”的观念，引导广大农牧民增强市场意识、商品意识，向工业要财富，向产业要效益，向特色要发展，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进而向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过渡，逐步实现农牧区经济的现代化。同时，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也要真正树立起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转变工作作风；树立开拓意识和群众观念，深人群众寻找工作思路，克服官本位思想，强化服务意识。 （二）进一步优化调整农枚业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从县域资源和农牧区经济的实际出发，以改善质量、提高效益、增加农牧民收入为目标，积极调整和优化农牧区产业结构。一是要加大农牧业品种改良力度。通过加大农牧民科技培训的力度，把科技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用技术的推广上来，加强基层科技队伍建设，培养农牧区科技明白人、致富带头人，不断提高农牧业的科技应用率。通过引进、选育、推广优质品种，继续在沿江乡镇推广山油2号、藏油5号等优质油菜新品种。积极发展良种专业户、专业村，切实加快全县良种更新步伐，提高良种覆盖率。进一步总结和推广岗堆镇小尾寒羊饲养的经验和面积，加大以绵羊改良、黄牛改良为主的畜种改良力度。二是要进一步调整农牧业种养殖结构。种植业调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按照“规模调大、结构调优、效益调高”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促进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的形成；畜牧业调整本着稳定高山畜牧业，大力发展河谷畜牧业的原则，狠抓以黄牛改良、异地育肥为主的农牧业项目建设。三是要积极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牧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农牧业产业化经营，要立足优势资源和特色资源，发展一批拳头产品生产基地和企业。结合贡嘎县实际和目前资源，要以建立优质青裸生产基地、优质油菜生产基地、红皮土豆生产基地、绿色蔬菜生产基地、食用菌生产基地、花卉生产基地、绿色藏鸡生产基地等12大农畜产品基地为主，发展和培育一批种养殖专业户和龙头企业，以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 （三）加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突破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要立足于自身实际，拓宽思路，进一步搞好国 家投资项目的衔接和安排，精心编制项目规划，突出项目特色，增强项目的吸引力。要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切实搞好“十一五”项目库建设，挖掘一批有潜力、有实力、有吸引力的项目。围绕航空港做文章，积极构思、布局一批有潜力、有影响、能带动全县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型项目。要将援藏项目引向农牧业结构调整、农畜产品加工、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继续抓好人畜饮水、雅江防洪堤、江雄水库等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和“电气化”试点县工作。 （四）积极实施“科教兴县”战略，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必须把人力资源开发放在首要位置，要坚持依靠人口素质提高和科技进步，促进农牧区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把推广常规技术、优良品种作为农牧区科技工作的重点，加大科普力度。要巩固2002年扫盲验收成果，千方百计保证县级财政对教育的投人，狠抓农牧区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全民素质的提高，确保今年“普九”验收目标的如期实现。要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的培训、推广和应用，在此基础上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发挥其示范和带头作用。要制定优惠政策，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县域科技人才前来创业，发展“能人经济”。 （五）加快小城镇建设，带动县域经济杜会的发展 小城镇是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教育、科技、通讯的中心，对周边乡村经济发展具有积聚、带动、辐射的综合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带动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要深化对加快小城镇建设的认识。城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聚集生产力要素的平台。要加快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就必须下大功夫推进城镇化进程。要把推进城镇化进程作为带领和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战略措施来抓，纳人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认真研究和部署。二是立足实际，科学规划。要立足位于西藏国际航空港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走出一系列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路子，要把重点放在“101”省道沿线，形成由甲竹林镇及机场向东西扩张，县城“两桥一洞”向甲竹林镇及机场积极靠拢，并不断向周边辐射的小城镇格局。三是要加强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城镇经济的发展，对于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的瓶颈制约，实现城乡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全县各小城镇功能和支撑产业要科学规划，避免小城镇之间产业结构的趋同，要建立一批富有竞争力的特色小城镇。同时，鼓励和吸引个体经营业主、内地和各类企业来小城镇兴办龙头企业，以此来带动农牧民发展基地生产，并积极发展加工业，开发特色产品，增加城镇的经济实力，从而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六）全面整治和优化投资环境，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 在《贡嘎县招商引资奖励措施》基础上，不断优化招商引资的“软、硬”环境，以此大招商、招大商。要进一步做好招商引资项目的论证工作，积极推出招商引资项目，加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分类分析、筹划和论证，对于重大的关键性项目，邀请专家、设计部门进行分析和规划，达到招商引资项目资金到位便可开工的程度。紧抓援藏机遇，扩大招商引资领域。进一步加大与湖南省长沙市对口支援的工作面，邀请长沙市企业界来贡嘎县考察投资环境，共商经济发展大计，找准市场定位，努力开创互惠互利的招商引资新局面。 （七）深化改革，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保证 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各级政府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证，依靠社会各界的关心、参与和支持。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切实解决政府管理中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二是创新县域经济环境。要坚持把环境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竞争点，全面提升县域经济形象。三是要切实更新人才观念。通过改革，提高贡献与报酬的联系程度，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知识，靠待遇激励人，靠事业吸引人，靠感情挽留人。深化行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那些嫉贤妒能的庸才、溜须拍马的歪才和排挤压制人才的官僚没有市场，为调动全县各族人民建设的积极性，创造一个理想公平的人文环境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一）对社区建设工作的指导力度仍不够

社区建设工作牵涉面广，民政局社区股作为新成立的议事协调办事机构，在工作权限、工作经费上都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二）“权随则走、费随事转”的落实上难度大

过分热衷于造“城”建“市”的经济性目标和数量指标，而忽视社区居民的自身发展和居民的需要以及人文生态环境营造等等“软件”建设。割裂地看待社区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协同关系。把社区发展当做辅的微观手段的发展，而是把城镇化水平看做宏观发展的主导型目标。这个就必然导致过于片面的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惜牺牲乡村社区利益来实现以物为中心的“经济增长第一”的发展观。由政府包办和发动城镇化社区发展事务，自上而下地实行城镇化制度。政府过度的参与、包办和支配社区管理事务，社区组织缺乏自治的能力。在调研工作中，基层反映较为强烈。推行“社区工作准入制”仍处于摸索中，缺乏规范的可操作的指导意见。

（三）社区与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的关系理顺仍是一大难题

大多住宅小区的居民都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意愿，但缺乏主动参与的热情和业务上的指导，业主委员会的组建缺乏自发性，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业主与物业缺乏平等协商机制，产生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社区居委会对物业服务企业缺乏制约监管机制，关系难以理顺。

（四）社区工作经费困难，发展社区经济缺乏载体

财政给予社区的工作经费有限与社区所承担的大量工作事务不相称。社区发展经济的主要途径是盘活社区集体资产，发展楼宇经济和社区服务经济。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许多市政建设项目在县（区）建设和实施，许多社区的办公楼、工业厂房和店门等在规划中被征用和拆迁，社区集体资产遭受损失，居财收入明显下降。社区通过开展人居环境大整治盘活出来的土地，用于建设社区“六个一”项目作为工业厂房、酒店、店面进行出租收益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有偿服务，然而受制止“两违”工作的影响，社区“六个一”建设项目在办理审批手续时受到严格控制，缺乏政策支持，社区发展经济缺乏载体，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缺乏后劲。在拓宽社区服务功能上缺乏新思路，社区服务业经营收入十分有限。

（五）社区干部教育培训有待加强

目前社区干部培训的方式比较单一，缺乏专业的课程设置和专职教师队伍，社区干部培训的效果不明显。没有依托当地高校和党校建立社会工作专业培训基地，开设社会工作培训课程，定期对社区两委成员、社区工作者和社会服务与管理密切相关的部门干部职工进行社会工作知识轮训。

二、对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社区建设存在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在推进重点工作上，注重统筹安排抓落实

1.统筹安排，层层分解

实行“化整为零”工作法，把工作任务划分到全县（区）各个街道，由局主要领导负总责，督促工作进度，实行月汇报制度；局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实行周例会制度，每周一总结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任务；社区股工作人员，每人负责联系1个街道的工作，实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2.岗位前移，扎根基层

深入开展“走千户、进百院、访实情、解民忧”活动，由局领导带队深入走访社区，对社区换届、社区居家养老、社区规范建设等工作进行深入调查摸底，查找问题，理清思路，推进工作。同时要求联系街道工作人员每月要有至少一半时间在基层，及时掌握社区工作动态，指导推进工作。

3.督促检查、狠抓落实

做到年初有考核计划，年中有督促检查，年底有考核评估。把各重点工作纳入各街道年度绩效考评内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纳入区为民办实事项目。年终，组织财政局等部门联合检查验收，经验收合格方给予拨付补助资金，确保工作任务不打折扣。

（二）在提升社区工作效能上，注重减轻社区负担

当前，社区居委会工作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社区管理体制上行政管理模式较为普遍，在与社区的联系中，下达任务多，工作支持不够，增加负担多，提供服务不够。“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目前社区工作的真实写照，社区居委会工作行政化、机关化倾向严重。因此，我们注重在减轻社区工作负担上下功夫，让社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好社区自治，服务群众工作。积极开展减轻社区基层组织负担专项治理。多次开展专项调研，开社区座谈会。按照“依法依规、由表及里、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精简效能”的原则，精简社区机构牌子、评比检查，进一步明确社区工作职责职能，着力解决社区基层组织存在的机构牌子虚设重设、评比检查频繁、工作任务繁重、人员经费不到位、职责职能不明确等问题，为推进美丽和谐社区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三）在提升社区工作合力上，注重强化机制保障

要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工作，应该成立由县（区）委副书记任组长，区委常委、县（区）组织部长、县（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为副组长，20多个县（区）直部门领导为成员的和谐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社区建设的业务指导、日常协调、检查和督办工作。建立县（区）党政领导挂钩社区工作联系点制度，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社区调查研究，面对面地指导工作。建立县（区）直部门与社区结对共建制度，强化对和谐社区建设的指导、帮扶。各街道也相应建立健全和谐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工作制度等组织体系。在县（区）初步形成党委政府领导、社区办牵头、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和谐社区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

（四）推进“权随责移、费随事转”

1.分清职责

为确保“权随责移、费随事转”，积极推行“一个核心、四位一体”社区管理模式，在社区设立工作站，向社区公开招聘社区专职社区工作者，由县（区）政府发给工资，接受社区党组织领导和社区居委会指导、监督，落实政府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在社区开展的党务、治安、科教、安全生产、综治、就业保障、城管、计生、卫生、民政、人口、文化、法律、环境、离退休人员管理等工作。社区居委会主要从事居民自治方面的工作。社区同时配备社区综治、计生、劳动保障专职队伍，由县（区）直相关单位下放工作权限和经费。

2.建立制度

着手制定出台社区准入制度，规范社区工作，减轻社区负担。召开社区工作大会，把推行社区工作准入制纳入社区的建设工作，同时加大对社区建设工作投入，减轻社区工作负担。

3.加强督查

建立考评细则，同时在对街道实绩考评标准中，都把开展社区工作准入制和减轻社区工作者负担作为考核标准，督促各街道抓好落实。

4.率先垂范

民政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如新闻广角进社区，廉政文化进社区，创建文明单位培育文明市民等活动，信息网络建设等工作都实行费随事转、权随责走，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

（五）增加社区办公经费

1.财政补助

5000人以上的社区居委会每个办公经费年定额10000元，5000人以下的社区居委会每个办公经费定额8000元。在此基础上，县（区）财政要对困难社区居委会办公经费增加补助，社区居财收入在20万元以下（不含20万元）的社区居委会，每个每年增加补助50000元；社区居财收入在20~30万元（不含30万元）的社区居委会，每个每年增加补助30000元。

2.社区集体资产补助

对于拥有集体资产的社区，社区集体资产组（经济发展中心等）根据本社区集体资产收入情况定额拨给社区一部分社区办公经费。

3.多渠道筹集办公经费

要鼓励社区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有偿、抵偿社区服务，如社区卫生、建立社区电信、移动等费用代缴、社区绿色网吧、社区中介服务、社区托儿所等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开展共建共享，向驻辖县（区）单位、企业争取赞助，增加社区收入。

（六）理顺社区、业主、物业三者关系

县（区）政府要组织县（区）直有关部门深入街道、社区研究了解，借鉴先进地区做法及经验，结合县（区）里的实际情况，切实加强对物业管理工作规范管理。同时要制定出台关于建立“一个核心、四位一体”社区管理模式的意见。建立“一个核心、四位一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为一体）的社区管理模式，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各司其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到党员教育联抓、思想工作联做、社会治安联防、困难群体联帮、物业管理联手、小区建设联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共同发展的工作局面。

（七）加大社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县（区）政府要把人居环境大整治工作作为深入开展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按照“量力而行，适度超前”的原则，按照县（区）—街道—社区三级投入的方式（即区级财政补助50%，街道补助25%，其它由社区自筹资金）着手投建一批能直接体现缩小城市与城郊生产生活差别的公共道路、自来水管网、排水排污、路灯、健身路径、公厕、环境绿化等项目，健全和完善每个社区的办公楼、文体活动室、社区服务站、老人活动中心、幼儿园、停车场等“六个一”设施，社区环境、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日趋完善。

（八）进一步理顺社区服务各组织关系

要积极强化社区服务中心站建设，以此为载体，整合社区各种公共服务资源，切实提高社区服务功能。积极推进集各类服务为一体的便民利民服务平台建设，建设以社区信息服务站为载体的便民信息化服务新体系。由政府牵头，协调电信部门、移动、邮政、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汽车运输公司、铁路运输公司、航空公司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企事业单位，整合建设一站式缴费平台，构筑“五分钟生活圈”，在居民小区设立信息服务站，综合提供缴费服务和资讯服务，实现居民足不出户即可在线缴纳，足不出小区即可实地缴纳水费、电费、煤气费、养路费、网络租金、电信话费和手机话费等，并能方便获取有关日常生活的有用资讯。

（九）大力加强社区工作专业人才的教育培训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一)实践

社区银行(CommunityBanks)一词来自美国，主要指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经营、资产规模小(1979年以前，资产规模在3亿美元以下的银行被称为社区银行；如今，广为接受的标准是10亿美元)且主要服务于社区内中小企业和居民的中小商业银行。最早的社区银行可追溯至1867年成立的LykensValley银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区银行金融服务内容日趋广泛，组成形式也不断变化，但其服务于社区、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社区银行一直蓬勃地发展着，成为美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资产约占全美银行资产总额的20%。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并购使社区银行总数在减少，但新的社区银行仍不断产生，所占比例并没有减少(见表1)。值得一提的是，资产规模在1亿-10亿美元的社区银行数量一直在增加，呈现出逐步扩张的势头，这充分说明了此类规模的银行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从表2可以看出，社区银行的经营规模虽然与大银行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但经营效率与大银行非常接近，显示出相当强的生命力。这被国外许多研究银行规模经济的学者的实证结论所证实：中等规模银行的规模有效性较强，1亿美元左右资产是银行获取规模经济的最佳规模(Rose，1989；Humphey，1990；Berger,1993)。

社区银行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有大银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社区银行始终以社区居民金融需求为己任，以中小企业生存、发展为目标，拾遗补缺，承上启下，为社区的繁荣、地方经济的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见表2)；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并不一致，社区银行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农村地区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社区银行的成功被其他地区纷纷效仿。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银行经营面临困难，不少银行纷纷实施网点撤并计划，于是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出现了“金融真空”状态。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欧洲许多国家开始建立类似美国的社区银行。英国、苏格兰掀起了一场“社区银行服务运动”(CampaignforCommunityBankingServices)，旨在为社区提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消除银行网点撤并可能给社区带来的不利后果，这场运动为促进社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德国的银行业向来以“全能银行”的经营模式著称于世。2000家左右具有社区功能的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27%)业务尽管也向全能化发展，但主要服务于当地中小企业、居民、市政建设和公共事业。法国虽然由于银行垄断程度较高导致社区银行较少，但也有100多家。亚洲的日本具有社区银行性质的地方中小银行也有60多家，主要为地方中小企业服务，这些银行对当地中小企业贷款比率一般占其全部贷款的70%—80%，其平均收益率水平一般都高于大银行。

(二)启示

1.正确的市场定位。社区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没有迷失方向，始终坚持为当地居民、中小企业服务的市场定位，不断增强建立在社区关系网络基础上的自身优势，不仅巩固了其在地方信贷市场上的地位，而且也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率。

2.社区银行一般实行股份制，产权明晰，产权结构设计合理；政企分开，一般不会在政府机构的影响下经营，不会提供政府导向性的业务，也不会将社会目标置于银行的财务目标之上，按照市场化原则独立经营。

3.强有力的政策扶持。美国1864年颁布的《国家银行法》(NationalBankAct)规定银行只能在单一的行政区域内经营，这种限制银行跨州经营的规制于1927年以《麦克法登—佩伯法》(McFadden-PepperAct)的形式正式成为联邦法律，又在1933年的银行法中进一步得到强化。这种州际业务规制限制了大银行的扩张，成为保护社区银行生存的一道有力的法律屏障。1977年颁布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ReinvestmentAct)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定期检查辖区内的金融机构是否满足了当地社区的金融需求，并就金融机构对社区的贡献度进行定期评估并公布，其评估结果作为审批该机构申请增设存款分支机构、开展新业务甚至金融机构之间并购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该法律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几次修正后存在至今，对于保护社区银行的生存和防止贫困地区金融资源的外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许多社区银行在兼并浪潮中消失以后又有不少新生的社区银行崭露头角的一个重要条件。日本政府从存款保险制度、相互援助制度、信用保证保险制度、税收优惠或免征等方面对社区银行的运营与发展进行扶持；法国政府采取措施帮助社区银行进行创建以及建立完整的管理体系。

4.有序的金融监管。社区银行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外部的有效监管。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区银行的外部监管体系以监管部门的专职监管制度为核心，以行业自律组织为依托，以社会监督为补充。监管部门的监管强调风险性监管与合规性监管并重；行业自律组织是社区银行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组织，是连接外部监管与社区银行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避免监管真空，并大大减少外部监管的实施成本；社会监督机构独立于社区银行之外，具有监管的独立性、公正性、公平性与一定的权威性。

二、社区银行模式存在的经济学分析

(一)适应金融专业化分工的需要

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拓展到金融领域，则可以发现，金融分工专业化可以提高金融交易效率。金融发展是由金融分工所决定的，并随着金融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社区银行经营模式是与大型银行在金融交易活动中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必然结果。这种专业化分工的特征体现在：从服务对象看，社区银行主要面向当地家庭、中小企业和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而大型银行则主要面向大的企业。从资金来源与运用看，社区银行资金来源主要集中在当地，运用也主要在当地，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大型银行则在全国或跨区域范围内调配资金。从服务品种来看，社区银行主要提供一些个性化金融服务产品，而大型银行则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从贷款的审批来看，社区银行除了关注财务数据以外，还会考虑借款人的性格特征、能力以及信誉等难以传递的“软信息”；而大银行则只是根据一些财务指标等“硬信息”做出结论，基本上很少考虑借款人的个人因素。从发放的贷款品种来看，社区银行一般发放基于软信息基础上的“关系型贷款”，而大银行则发放基于硬信息基础上的“市场交易型贷款”。可以看出，这种专业化的金融分工使得社区银行与大银行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

(二)拥有信息比较优势

信息是金融交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借贷发生之前会产生逆向选择，在借贷发生之后会出现道德风险。我们知道，中小企业是社区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突出，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很大。要克服这两个问题，银行就必须搜寻关于中小企业的信息，并进行评估、使用，而这些是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费用的。与大型银行相比，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信息成本要低，具有信息上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一是社区银行土生土长，与中小企业一样，遵循市场经济运作的轨迹，有着制度、地缘、人缘上的亲和力及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够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存量，低成本地了解到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情况、项目前景、信用水平，甚至业主本身的能力、信誉等所有的信息；二是由于社区的相对狭窄性，社区银行也容易及时掌握信息的动态变化，如某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要及时催还贷款或增加抵押等，从而降低自身经营风险；三是社区银行的总部和分支机构都在当地，结构简单，委托少，信息传递相对较快。由地域性和长期的合作带来的信息优势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麦金农(Mckinnon，1973)等人的分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千种“被分割的经济”(PragraentedEconomy)。由于其市场的分割性，信息的传递受到了阻碍，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因此，发展社区银行更具有客观必然性。

(三)具有交易成本低的比较优势

在信贷交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等因素，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对于每笔贷款，银行都需要进行事前信息审查、谈判签约及事后监督。相应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这些是银行在信贷交易中所直接耗费的成本，称之为“显性成本”，除此之外，银行还间接耗费了一些“隐形成本”，如由于发放贷款可能造成的不良资产，银行内部进行贷款决策所需耗费的成本等。

发展社区银行有利于发挥其对中小企业贷款上的交易成本比较优势：(1)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信息成本相对较低。(2)由于社区银行规模较小，组织结构较简单，决策的周期相对较短，因而从开始谈判到贷款合同的最终签订所耗费的谈判成本相对较小。(3)由于社区银行根植于社区，信息了解相对充分，对社区内中小企业贷款的使用情况了如指掌；同时在近距离内，企业的违约信息局限在狭小范围内，非常敏感且受人关注，传播速度快，监督成本相对较低。(4)社区银行由于与中小企业联系密切，能够动态地掌握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在与中小企业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把非系统风险降为零，从而有利于控制贷款风险，减少贷款损失的可能性。(5)社区的成本低。一方面，成本与组织规模成正比，企业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反之，则越小；另一方面，结构不同的组织中，解决问题的成本也不同，结构越复杂、层级越多的组织，链条越长，信息传递越慢，其成本越高。这样，与大银行相比，结构简单的社区银行由于链条较短，解决问题的成本就会低很多。

三、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现实意义分析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社区银行的发展很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居民家庭的资金需求，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充满着生命力的经营模式。因此，国内学者在谈到发展社区银行的现实意义时，都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可供选择路径之一，对此我们表示赞同，但这还不足以概括社区银行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金融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表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加快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社区银行能够很好地弱化二元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传统农业占有相当大的成分。要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然而近年来农村金融支持呈现弱化的趋势。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坚持商业化改革，调整发展战略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银行”三大目标转变，大量收缩面向农村的金融业务。在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国有商业银行设在县以下的机构网点都在撤并和收缩进城。设在县及县以下的现有机构网点，大多只有吸收存款权而没有贷款权。二是农村信用社合作制流于形式，多年来按照商业银行模式经营，对社员的贷款程序跟其他商业银行一样，贷款投向没有体现“社员优先、社员为主”的原则，缺乏为社员服务的约束和动力，背离了合作制的初衷，因而，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其实是“官办”的农村信用社。不少农村信用社不愿发放小额信贷，违规“垒大户”现象严重，服务功能“异化”。三是邮政储蓄在改成邮政储蓄银行之前，是农村资金外流的“抽水机”。与国家鼓励资金投向三农的政策相反，邮政储蓄将农村资金集中后流向了城市，造成了地方资金的“失血效应”，削弱了金融支持农业的应有力度，进一步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社区银行根植于农村社区，专注于农村社区，利用自身的信息与交易成本上的优势，能够有效满足传统农业的资金需求，从而弱化二元经济结构。

与此同时，我国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也比较突出。大型银行更多地将全国范围内吸收的存款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使用，这造成了中国资金流动的“虹吸现象”，即本来急需资金的欠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大型银行的分支机构网络，被转移到资金已经比较充裕的发达地区，导致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另外，一些偏远的、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大型银行不愿全面涉足，加速撤出的步伐，导致局部地区“金融空洞化”。社区银行在资金运用方面的特点之一就是将本地市场吸收的资金主要运用在本地，因而能够缓解虹吸现象及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同时在大型银行撤出的地区设立社区银行，也可以填补金融服务的缺口。

四、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路径选择

按照上面的定义来衡量，目前国内还很难找到一家真正的社区银行。一个健全的银行体系不仅要有大银行，而且要有为数众多的社区银行。大银行有大银行的优势，社区银行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如何构建一个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并且覆盖城乡的社区银行体系尤为迫切与重要。

(一)将现有的地方中小银行机构改造为社区银行

1.城市商业银行。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由于资产规模、经营状况差别很大，改造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模式，应坚持区别对待、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改造的重点应是中小规模的城市商业银行。许多规模雄厚的城市商业银行，如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已不再适合选择社区银行的经营模式，它们地处发达地区，经营状况良好，已具备与大银行竞争的实力，已发展成为跨区域甚至全国性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之下，中小规模的银行则适宜走社区银行的道路。其次，改造应遵循“先试点、后推广”的循序渐进思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应的，这些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也良莠不齐。为稳健起见，可以先选择一些位于发达地区且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城市商业银行进行社区银行改造试点，比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区。这些地区中小企业发达，民间资本较为充沛，具有发展社区银行的优越条件；同时，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充裕，行为较为“开明”，对城市商业银行的不合理干预较少，对改造试点的积极性较强一些。试点成功取得相关经验后，再在欠发达地区全面推广。最后，改造之前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社区银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产权明晰。城市商业银行要改造成社区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产权制度方面的缺陷。我们知道，城市商业银行组建之时就规定地方财政为最大股东，也即地方政府，其人股比例占30%左右。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课题组对东、中、西部地区三个有代表性省份的20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大区域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持股比例为24.2%，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间接持股的数量，则国有资本(包括地方政府)的持股比例达到76.3%左右，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拥有绝对控制权。其他的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私有企业所占股本的比例很少。这样，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行政干预普遍存在，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城市商业银行无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为此，要加快城市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为其向社区银行转型创造条件。一方面，地方政府股份应逐步从城市商业银行退出，当然，地方政府退出的目的是为了让其从直接操持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中脱身，彻底实行政企分开，并不是放弃支持，地方政府应该为城市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营造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增资扩股，引进具有良好动机的民间资本和运作规范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使其产权结构真正多元化。

2.城市信用社。从规模大小和服务对象来看，城市信用社应该是社区银行最主要的改造对象。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城市信用社是依附于非国有小企业发展起来的，90年代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城市信用社开拓了广阔的潜在市场。但目前的城市信用社面临着股权结构不合理、管理不规范、经营水平低、不良资产比例高、抗风险能力差等诸多问题。因此，要将城市信用社改造为社区银行，必须鼓励外资和优秀的民营企业人股，优化股权结构，实现股权多元化，同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加快解决历史包袱。

3.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是我国当前农村地区的主要金融机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信用社应当适时对其经营目标、业务范围进行相应的调整，逐步改变政策支农的主要性质。2006年中国银监会表示，农村合作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化、商业化趋向，10年内将分批逐步过渡为符合现代金融企业要求的、有特色的社区银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支持。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改造不能整体推进，要分步实施。我们认为，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要加快改造成社区银行，而落后地区的信用社仍然坚持合作制的原则。对农村信用社进行社区银行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仅靠农村信用社自身是不够的，需要相关各方给予大力支持。

4.邮政储蓄银行。2006年12月31日，经国务院同意银监会正式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业。其市场定位是充分依托和发挥网络优势，完善城乡金融服务功能，以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为主，为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互补关系，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们认为，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的储蓄网点改造成社区银行能更好地实现这一定位。因为邮政储蓄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的竞争优势在于，与当地客户熟悉，吸储的资金用于当地经济发展，与当地经济休戚相关。有数据显示，全国45万个邮政汇兑网点中有70%在农村，遍布各大居民小区，有将近70%左右的汇款交易流向农村。全国办理邮政储蓄的网点达到3.6万多处，邮政储户数量达到2.7亿户。邮政储蓄银行改造成社区银行后，要很好地发挥这一功能，需尽快积累在农村发放贷款的经验，建立成熟的经营机制，并依法纳入银行监管体系。

(二)将新建的民营中小银行定位于社区银行

金融开放包括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入世后，我国政府以强有力的实际行动积极主动地推进银行业的对外开放，银行业开放程度已超过了当初的承诺。而对内开放方面，监管当局却表现得异常谨慎。当前民营资本组建民营银行的强烈愿望受到抑制。一旦监管当局放开限制，民营银行将会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这些新建的民营银行由民间资本控股，产权边界明晰，没有历史包袱，能够实现真正的商业化经营，将其定位于社区银行有利于为当地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但要防范民营资本由于趋利动机而导致过度扩张造成的金融风险。

(三)将民间金融组织引导规范成社区银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非正规金融活动盛行往往体现了一国金融深度不足，正规金融无法满足现实与潜在的融资需求。我们应当承认这些民间金融组织为地方经济发展所作的积极贡献。金融监管当局与其屡禁不止，还不如因势利导，通过引导使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成规范化运作的小型社区银行，同时对组建的基本条件、管理制度、业务范围、运作方式、监管办法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市场准入和利率方面给予更大的灵活性。这样既方便了金融监管，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又能够满足农民等小规模借款人的融资需求，对于培育分工协作、竞争充分的村金融市场也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 建筑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马克思主义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38] 徐晓光，《“乡规民约”的 历史 继承与苗族地区 法律 的现代化》，顾朴光主编 《贵州 民族 论从（一）》，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第146～157页。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 建筑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马克思主义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38] 徐晓光，《“乡规民约”的 历史 继承与苗族地区 法律 的现代化》，顾朴光主编 《贵州 民族 论从（一）》，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第146～157页。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农业产业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内控制度；资本充足率

我国农村信用社较之发达国家的信用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运作规律，而且全国各地信用社所处经济、地理环境差异很大，因此，盲目效仿国外模式不可取，全国统一模式也缺乏可行性，而必须按经济区域对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进行不同模式的规范。因而，针对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现状，对农村信用社今后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一、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几年来，农村信用社深入细致地开展了改革规范的管理工作，但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明确产权问题，而产权关系不明，法人治理结构也就无从谈起。产权明晰的具体思路是：

1．正确认清农村信用社产权的实质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产权最基本的内容是指财产所有权，即财产的所有者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为适应更多地获取经济利益的需要，会产生财产所有权与法律上的所有者相分离的状况，即在财产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的基础上衍生出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权或称“法人财产权”，也就是非财产所有者由于实际经营属于财产所有者的财产，而对这些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及在一定限度内依法享有的收益、处置和排他性的权利。所有者的权利称为原始产权，经营者的权利称为派生产权。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产权是指财产所有者的原始产权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派生产权。

基于产权的上述法律内涵及市场经济中“谁投资，谁所有，谁收益”的原则，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涵盖两个方面：一是不仅包括人股社员初始人股形成资产的所有权，还应包括人股社员凭借收益权能够取走收益的所有权，以及人股社员未能取走的但归人社员集体所有的历年积累形成的集体所有权，这部分产权称为原始产权。二是农村信用社作为经营主体拥有法律所规定的对人股社员资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和排他性的派生权利。

2．在明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农村信用社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科学合理地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具体来讲，就是要实行民主管理，建立起决策、执行、监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对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首先是要依据我国信用社的特点和实际，尽快制定《合作金融法》，以法律形式将法人治理结构固定下来，使信用社的各项业务依法运转。其次是改革社员代表大会制度，让其真正行使职权。我国农村信用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制度是从1984年起就开始建立起来的，但l7年过去了，这一制度仍流于形式，社员参与信用社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仍然未能调动起来，信用社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的问题普遍存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必须还权于社员，行使真正意义上的社员民主管理，确保社员代表大会依法独立行使职能。社员代表大会应该有审议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理、监事会成员，任命理、监事会主任、副主任，接受和处理社员代表议案，审批年度决算分配，修改章程等实质性权力。第三是严格规定理事长和信用社主任不得由一人担任，严格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第四是要切实发挥理事会的职权，理事会要在社员代表大会闭会期，认真行使其权力，履行其职责，真正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不仅要负责业务发展的年度规划，业务经营的决策，而且要负责员工的行为规范管理和制定财务操作规范及制度等。第五是要建立名副其实的监事会，要充分履行《社章》赋予的监督职能，及时听取和收集来自全体社员的意见和要求，使监事会真正承担起制约的权力和责任，主要包括对信用社业务和财务的审计权，对理事会成员的弹劾权，对理事会、主任重大决策的否决权等。只有通过充分发挥决策、经营、监督三套班子的智慧和才能，确保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业务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才能得到彻底改观。

二、强化内部控制，防范经营风险

金融业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防范和控制风险始终是最重要的工作，而内部控制又是控制风险的关键。远从巴林银行倒闭、Et本大和银行l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近到系统内发生的经济案件，无一不是金融机构内部人员违规操作、内部控制不严所致。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内控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1．决策体系建设

农村信用社要按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反馈系统相互制衡的原则进行内部控制组织结构的设置。无论理事长还是班子成员，都不能违反或超越决策程序，经营班子要在其职责和权限内行使职权，内部监督系统要建立各项业务风险评价、内部控制状况的检查评价与对违规违章行为的处罚制度。同时要注重理事、监事、主任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品行及资历的考察和了解，建立高层人员信息档案，并进行动态监控。通过考察个人历史背景资料，确定其从业经验、行为规律及能力；通过考核目前业绩状况，判定其业务创造及控制能力；根据综合考察结果，决定其职位的去留及岗位的调整，从决策系统上确保决策指令的合规合法性，并做到分工明细，相互制衡。

2．建立健全业务风险防范机制

为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农村信用社应按照《农村信用社章程》、《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章程》和《担保法》、《贷款通则》，建立授权分责的信贷管理体制。信贷审查机构负责贷款审查，贷款审查委员会负责贷款审批，严格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制度，将贷款调查管理、审查认定、检查监督职责分解，互相制约，确保信贷决策的科学性。同时建立贷款保障制度，提足呆账准备金，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呆账，人民银行、财政部门要给予倾斜政策，促其“消化、吸收”，增强农村信用社的再生能力，提高资本充足率。

严格执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有关规定，调整信贷结构，使资产多元化。在全面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基础上，严格控制单户贷款比例等指标，对包括本、外币在内的资金交易、证券交易等项表内表外业务，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与风险防范制度。尤其在主营业务即信贷业务上，要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优化信贷资产结构，预防、降低信贷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按照授权分责、监督制约、账务核对、安全谨慎原则建立严密的会计控制制度。会计记录、账务处理、成果核算等完全独立，会计部门只接受其主管领导，会计主管不参与具体经营业务，保障财务、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客观性与有效性。

建立统一法人管理和法人授权授信为主要特征的内部授权、授信管理制度。信用社对其分社以及信贷人员的授权授信要定期检查，确保授权、授信适当，权限及额度不突破，各种授权均以书面形式确认并逐级下达，各项业务均按业务授权进行审核批准，特别授权业务要经过特别审核批准。

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活动是否符合国家法规、特别是经济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是否能有效地防范来自内部及外部的欺诈活动，关系到农村信用社的安全与稳定。违规、违法及欺诈所导致的风险，不仅产生于农村信用社内部，而且产生于一些外部监管部门，因此，农村信用社要通过教育、示范、监督与技术控制，防止农村信用社与违法犯罪活动的联系，避免内部欺诈、犯罪和卷入外部欺诈陷阱。

建立科学的计算机系统风险控制制度。对计算机系统的项目立项、设计、开发、测试、运行、维修等全部过程严格管理，明确业务主管部门与稽核监督部门的职责，严格进行业务主管、软件设计人员、业务操作及技术维修人员权限划分，严禁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等技术人员介入实际业务操作，将风险控制制度、指标及规程等项内容进行计算机程序化处理，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然后将其用于风险管理之中。

三、国家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应实行扶持政策，逐步消化历史包袱，为信用社的经营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首先，中央银行应加大对农村信用社支持力度。农村信用社由于体制原因，每个信用社都是独立的法人，这种信用社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就单个信用社而言，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就显得势单力薄，相对于大银行其存款稳定性较差，当出现支付风险时应变能力弱，对外部救助的依赖性较强。信用社的这种比较劣势，出现支付危机不可避免，因此，中央银行需要加大再贷款支持力度。中央银行用于支农的再贷款，应合理确定使用期限。信用社拿再贷款支农，回收贷款受农业生产周期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其不确定因素很多，一遇自然灾害，贷款不能按期收回，而中央银行又限期必须收回再贷款，这就使农村信用社一时难以应付，所以，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应结合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状况适当延长，并以一年以上为宜，且当农村遭受自然灾害时，允许延期归还。从实质上真正体现中央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扶持。

其次，对农村信用社实行优惠利率，即适当提高农村信用存款准备金利率，农村信用社组织资金成本比商业银行高，而且落后的农业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发放受季节影响较大，多数是春放秋收，一年中资金闲置的时间较长。由于规模小，不具备参加全国性资金市场的条件，资金找不到出路，只得长期转存人民银行，形成利率倒挂。建议比照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计付农村信用社转存款利息，人民银行连续七次下调利率，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准备金月利率已降到1．725％o，而邮政储蓄在人民银行的转存款月利率，仍为3．83％o，比金融机构在人行存款的月利率还高2．105个千分点，较高的邮政转存款月利率不仅提高了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成本，而且为邮政储蓄的增长起了推动作用，而邮政储蓄在零风险情况下享受高支付，显然不符合风险和收益对称的基本常识，从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角度来看，经济落后地区县级以下邮政储蓄机构早该全部撤销。

第三，应取消在开户管理上对农村信用社的歧视性规定。客户根据自己的经营或服务性质，比较哪家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后做出自主选择，各级政府和中央银行不能自上而下的指定某种款项存放哪家银行、某部门必须在某银行开户，这样就在政策上用行政手段形成了大银行的垄断经营，造成了对农村信用社的歧视。应允许客户在合法合规前提下自主选择开户银行，禁止垄断经营，给农村信用社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第四，央行要为农村信用社提供结算服务。一个银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结算发展史，结算服务是商业银行、信用社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行社脱钩以来韵经营实践表明：结算渠道不畅、资(现)金流通梗塞是制约农村信用社经营和发展的一大瓶颈。在农村信用联社建立独立的结算体系之前，基层央行要结合实际，高效率地承担对农村信用社的结算服务，借以提高农村信用社服务农村、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融资水平，增强农村信用社的凝聚力。

四、努力降低不良贷款，提高农村信用社抗风险能力

要实现不良贷款占比、不良贷款总额“双降”目标，需要从市场定位、机制转换、政策、监管等各个方面人手，才能实现农村信用社“双降”目标和企业经营出效益、社会经济稳步增长的“双赢”局面。

1．正确定位，把握投向

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要对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要有正确的认识，其信贷投向应充分“小额、流动、分散”特点，服务对象以支持“三农”及广大个体、私营等中小企业为主，避免与国有商业银行比贷款大户、比贷款规模，前些年贷款“垒大户”产生了大量不良贷款已是个明证。因此，农村信用社应及时调整信贷投向，对产权不明晰和不能实施有效抵押担保的企业贷款应逐步实施市场退出机制，新增贷款要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加大对农户和个体私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并办理有效的抵押担保。

2．完善机制，强化管理

首先要成立信贷资产风险管理部门，来行使信贷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风险预警和风险管理的职能。第二要加强对信贷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力度，健全信贷决策制度，贷审分离制度，贷款“三查”制度，授权授信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及实际操作中的严格执行。第三要进一步健全贷款经营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责、权、利相配套的考核制度，确立“谁发放贷款、谁负责收回，谁造成风险、谁承担责任”的贷款基本原则，对离职信贷人员实行离职审计制度，违规造成的风险要追究责任。

3．加强监管，发挥有效制约作用

人民银行加强对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的监管是降低不良贷款的有效手段。一是要加强对新增贷款和大户贷款的监管，对造成新增贷款风险的信用社进行分类监管，按新增贷款不良占比高低分别实行约见谈话、专项业务考试、新增贷款事后报送稽核、开展新增贷款质量检查等分类监管措施。对大户贷款要关注以转制名义实行企业分立、以企业法人名义的贷款和以社团贷款形式变相“垒大户”以逃避人民银行监管的现象。二要加大对违规现象的查处力度，有查不究或处理不力是造成有章不循的主要原因之一，要从根本上消灭有章不循贷款行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三要加强对人的管理，农村信用社高级管理人员是“抓降”工作的关键因素，要通过对降低不良占比和不良贷款总额与任期考核挂钩，建立起资产质量改善的绩效考核机制，形成奖惩分明，以经营业绩来决定任职资格的管理办法。

4．营造良好的“抓降”环境

一是打击逃废金融债行为，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抓降”工作在良好的信用环境这个外部条件下，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终使信用社与企业之间的资金流动走向良性循环，但创建良好信用环境离不开政府、人行和工商、司法等部门的有机配合。二是政府部门主动承担起防化农村信用社风险的职责，农村信用社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和基金会过程中，也为地方政府排忧解难，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清理整顿压力，同样，对防范化解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地方政府也应主动承担起职责，把有效改善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降低信用社风险当作促进地方金融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有力措施，在保全农村信用社资产、抵债资产处理、解决农民贷款抵押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三是上级管理部门要为农村信用社发展解决后顾之忧，上级管理部门特别是市(地)联社一级主要承担对基层联社的行业服务与管理职能，而不要干预基层社的经营或直接开展经营业务，在抓降问题上，以引导农村信用社端正经营方向、督促联社建立和执行信贷管理内控制度、经营管理责任追究制度为主，组织开展对信贷资产质量及管理状况的检查、信贷人员培训，协调同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关系也是市(地)联社义不容辞的职责。

五、改革用工制度，提高员工综合素质

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现有人员素质问题成了制约农村信用社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一是建立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盘活人才存量，市、县联社要像建立资产台账一样建好“人才库”，充分掌握人才家底，并进行合理使用，在倡导引进人才的同时，更要向内挖掘潜力，对有真才实学、有发展后劲和潜质的青年员工，要有目的地进行锻炼、压担子，给他4fTg’l造机会，争取条件，促其快速成长。大力提倡人才的上下交流和异地交流，将市、县联社管理层中那些年轻的高学历人才下派基层担任领导工作，既能让他们在一线得到锻炼，又能快速缓解基层专业人才缺乏的矛盾。在用人制度上，必须坚持“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原则，在人才的选拔上，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在动态竞争中选拔人才，做到唯才是举，量才录用，对一些不会干事、干不了事、不想干事的人员要毫不手软地端掉他们的交椅乃至饭碗，对工作中卓有成效、贡献较大的业务骨干、技术尖子，要给予职称评聘、住房分配、工资晋级等方面的优先或奖励，给人才以充分的价值体现。

二是建立能进能出的用工机制，优化人才增量，从“进”的方面来说，在保持系统编制不增加的前提下，利用员工的自然减员、退休、退养指标，由省、市联社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高学历专门人才，分配到县以下基层社工作；从“出”的方面来说，抓住全面实行人事劳资制度改革的契机，对那些难以胜任本职工作的人员可采取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同等有效办法进行清退。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一、社区经济的由来

城市社区经济其前身叫街道经济,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当时为解决社区内的待业青年、残疾人员等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解决社区建设资金的缺口问题，才以社区地域为单位开办企业，统筹经济。改革开放初期,街道担负的社会职能大大超过了政府拨付的财力,其收入与开支之间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在无以承担的情况下，街道才被迫以搞经济活动的方式来填补资金缺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因如此，我国社区经济才得以发展起来。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人们对社区经济作用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化,对社区经济的理解也可谓见仁见智。

二、社区经济的内涵

就目前研究情况概括来说，社区经济的概念研究当前国内学者看法不一，尚没有标准化定义。前人一般把社区经济定义为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区经济指以非营利组织为行为主体、社区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解决社区的社会必需，改善本社环境，提高社区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广义的社区经济则可理解为社会所发生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称。

但以上两种观点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界定社区经济定义，它割裂了社区经济与社区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没有涵盖社会学层面的内涵。笔者认为社区经济不仅是个经济学概念，还更应该是个社会学概念，概括来说社区经济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基层社区组织为主体，以服务杜区成员为目标，为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消费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称。这里的社区经济也包括社区服务中的有偿部分。这里讲的社区经济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特征来理解:

（一）地域性社区经济首先存在于一定的地域空间―社区,其地域范围近类似街道,但比街道范围更广，地域特征是最基本的。社区经济的地域性还指其用于配置的资源来自社区,这些资源包括土地、资金、、人才、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等。

（二）包容性社区经济的包容性体现在社区经济在受到地理限制的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吸纳和扩张性的特征,这是由现代经济活动流动性增强的特点所决定的。包容性性表现在社区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子系统,其所需要资源有需要来自社区之外资源的支持和补给,比如吸纳外来劳动力、外来技术的引进和交流、租用土地、自然资源的补给等等。

（三）服务性社区经济的性质是服务于社区居民,可以说,它是为了社区建设而兴办的,这正是社区经济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社区经济一般多以第三产业为主，因为服务行业能解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伴随社区经济的发展步伐,其服务范围可以从某个区域辐射到邻近的多个区域。

（四）丰富性首先，社区经济的内容丰富,包括教育、建筑、餐饮、医疗保健、房地产、旅游等产业。其次，社区经济经营方式的丰富多样,以适应市场竞争,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五）人文性社区经济与一般性社区经济不一样，其更强调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和满足。一般性社会经济是以获取利益为出发点，而社区经济以满足社区内成员物质精神生活为出发点。因此，社区经济带有更多的“人情味”。

三、发展社区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整合理论整合理论认为，社区中的企业法人将各自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结合在一起，在利益相互整合的基础上创造资源新的价值，推动各个社区领域的经济繁荣。在某一社区中,自然人或法人在共同的空间里,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但一旦通过利益的整合就能够促使各自资产和经济要素之间的流动,互相借鉴，带动社区经济整片繁荣。

（二）结构功能理论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经济结构的优化组合不仅对社区，更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结构功能理论对社区经济优化排列组合，使其各种资源能有效聚拢在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上,指导社区经济有条不紊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生长点理论增长点理论认为,行业之间会产生外部经济效益,促使厂商聚集在城市社区,特别是中心城市的社区,形成增长点。如果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增长点,那么社区就是生长点。生长点促使社区内商家之间形成关系网并进一步扩大辐射外部经济活动,带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

四、对我国社区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社区；社区经济；公共选择

一、引言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在发达国家中形成许多各种规模的社区。这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社会主义所带来的革命变化，要求增加工人工资福利以及改善工人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分工的具体性要求微观企业不仅要面对传统的消费模式进行生产，更要面对消费主体的市场再次定位进行更完善的生产经营活动。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作为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显现出自己独特的经济魅力。以社区成员而展开的各类生产和经营活动，不但可以体现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对经济政策也会做出积极的评价。这也就是发达国家研究社区经济的意义所在。

二、社区概论

（一）社区含义

世界卫生组织于1974年集合社区卫生护理界的专家，共同界定适用于社区卫生作用的社区定义：“社区是指在固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的社会团体，其成员有着共同的兴趣，彼此认识且互相来往，行使社会功能，创造社会规范，形成特有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福利事业。每个成员均经由家庭、近邻、社区而融入更大的社区①。在早期的社区研究中，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礼俗社会与法制社会》（1887）一书中提到社区是基于亲缘关系和血族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在这种联合汇总，理性意愿与自然意愿相互依托，个体具有强烈的归属感。美国社会学家波谱诺在其所著《社会学》一书中提到社区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里围绕着日常交往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群人”。日本社会学家横山宁夫在其所著《社会学概论》一书中认为“社区具有一定的空间地区，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生活共同体”。美国社会学家麦其维在对社区（community）与结社（association）作分辨时认为社区分子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兴趣与目标，为实现共同目标，个人与社区结合在一起，而结社的分子只为满足某些特殊的兴趣或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因此个人与结社之间只能维持部分的或片面的关系。我国经济学者叶金生（1997）从社区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认为“社区应该是一定地理区域内，人们共同生活学习工作气息的一个有秩序地空间群落，是构成城市的，有共同地缘文化、习惯、信仰、价值观念、消费习惯、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生活氛围的地域空间，是介于社会和团体（包括结社之间的社会实体）②。

以上对社区定义包含以下四层含义：1.社区单位总要占有一定的地域，区位空间与地理空间的结合；2.社区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人群，人口的数量、集散疏密程度以及人口素质等都是考察社区人群的重要方面；3.社区共同生活的人们，由于某种共同的利益，面对共同的问题，具有共同的问题，具有共同的需要而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和其他活动；4.社区的核心内容是社区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

上述社区研究基本上以社会学角度出发，如何从经济学角度重新对社区进行定义并开展社区经济研究。社区一般要素包括：一定的地域、一定的人口、一整套相对完备的生活服务设施、自己特有的文化以及社区居民对自己所属的社区感情对心理上产生一种认同感。笔者试用从经济学角度来定义社区含义—社区应该是指在一定地域内，以分工和契约的方式连接起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人的总体，并以此谋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强调地域性，是因为地理空间的分布格局本身对社区经济的影响；用分工和契约的社会经济关系是表明社区人员由于共同利益而形成的社会单位，以谋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这里的共同利益狭义的认为对基础设施服务的要求以及对社区经济资源的使用。如果将一个城市看成一个社区的话，那么构成城市物质基础的要素也等同于构成上去资源的要素，即：1.自然资源包括可以利用的矿产品资源、能源、水资源等天然资源以及地理地质状况、交通位置、气候状况等环境条件；2.人力资源包括人口数量及其专业技能、分工状况、创造力、思考力、文化素质等各个方面，是地区劳动生产力的决定因素；3.公共物品即城市道路、桥梁、供排水系统、通信设施、草坪绿地、广场等基础设施和消防、公安、环卫、城市管理等设施服务；4.私人资本包括私人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5.组织工具③。

（二）社区经济含义

在此强调市场机制下的社区经济活动既可以体现城市社区的地理空间分布同时又表现在社区中的竞争、合作、冲突等社会互动过程，是社区资源配置有效的方式。由此引申社区经济含义。社区经济（叶金生）是指：“在一定的社区中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的资源多数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组合的配置，创造新价值的一种现象”。“一定社区”是指具有一定地域空间的社区，即介于社会与团体之间；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的资源包括有形资产、资金、和无形资产（技术、专利）等；多数是指可流动性，资源在重新组合中，是市场机制起基础作用，资源重新配置后产生的效益。陈宪：“社区经济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以居民福利和部分服务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资源通过社会机制为主的多元化机制进行配置，并可以进行成本与效益比较的一切活动”④。二者对社区经济的的定义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而形成的经济实体。笔者认为社区经济应包含如下层义：1.区域内的经济活动，强调地理空间格局对经济生产活动的影响；2.共同社会利益或共同社会偏好的选择亦即社区居民偏好倾向选择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服务体系比较良好、工作与生活环境协调的外部居住条件；3.经济活动以社区居民消费为中心的各种商业活动，注重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以及政策之间利益分配关系；4.人口流动，即人口可迁移，制约活动人口因素决定于经济因素。因此，社区定义应该具有共同社会利益（共同社会偏好选择）从事各种分工和契约方式经济活动的流动人口要素地域，而社区经济则是围绕这种社区资源展开的各种经营和配置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是在城市社区中展开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狭义性。

（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社区经济研究的启示

在这里我们将社区经济研究视为经济学和社会学趋同过程。这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关系对经济的影响，倾向于经济关系及社会公正关系的协调，其研究方法：1.首先是减少抽象程度方法，这种方法使建模分阶段进行，模型逐步接近现实，同时不会丢失简单模的指导能力；2.其次是框架效应，反映理性选择和环境定义的联合效应；3.第三是对一般人类目标的社会生产函数，这些目标允许以社会生产的方式将工具偏好融入分析中去，社会生产函数揭示了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人认为社会认可，个人避免损失和物质福利的生产极为重要，这些方向大大缩小可能的治理结构的范围，由于某些引起可以观察到的趋势，不同的治理可能会趋同，因为它们必须经济的团结性（不会引起明理团体边界和新交易成本的团体性）；4.最后是合同订立，只有通过趋同至一个共同关系人的社会—经济人模型在合同订立中才可能极度机智性（即机会主义），程度不同的主观理性和框架效应⑤。利用这种趋同使社区研究逐步成为更具科学性和前瞻性的理论出发点，社区经济理论研究应强调以人为主的特征，因此研究人的选择行为对其他个人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在之后展开的社区经济模型中包括社区最佳人口规模、社区福利、社区中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等。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是产业技术革新所创造出来的新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个人禀赋和价值观念的内在要求，并由此导致人口迁移和流动。城市空间发展的集中与分散的演进过程，其实质就是市场选择的机制平衡，并伴随人口流动过程。城市社区人口流动是衡量城市化发展与人口变动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从城市社区人口流动特征出发来研究城市化与社区问题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笔者就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具体概念进行区分，通过引入网络信任概念描述流动实质，并以此构建城市社区流动假说。

三、社区经济理论模型

在对社区经济模型考察时，公共选择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间人模型以及俱乐部模型等都对集体选择提供理论基础。在涉及集体利益时，笔者主要强调的蒂伯特模型即用脚投票的理论观点重新对社区规模进行分析。在此笔者不再介绍关于公共选择的理论，相关部分会在具体分析中提出。作为社区经济资源的一部分，即公共产品以及中间产品必然涉及市场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区的外在环境。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展开研究。

（一）公共选择理论概论

（二）最优社区规模

当消费者偏好和企业生产技术都为凸性时，便会有价格系统。每个企业生产计划以及每个家庭消费束，并且在流行价格下满足以下条件：

1.每种商品供给等于需求；

2.企业在规定的生产集合下谋求最大利润；

3.家庭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其效用，这一预算由家庭初始禀赋值决定，家庭同时也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在均衡条件时，当每一个行为人都选择其最偏好的行为，所有市场便出清了⑥。

本文参照此观点，对蒂伯特模型进行解构。假设：第一，城市是孤立的；第二，城市里有大量社区数目；第三，社区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第四，社区居民家庭禀赋不随教育投入的增加而改变；第五，城市内部为完全竞争市场；第六，公共产品产出水平符合纳什均衡；第七，个人做出迁移决策时掌握完全信息；第八，社区政府通过征收个人收入税来确定公共支出水平，即竞争性的财政基础；第九，私人部门可以代替公共部门进行公共产品的供给；第十，土地无级差，租金利润为零；第十一，个人效用可以用除税的实际工资收入来衡量；第十二，迁移不产生交通成本；第十三，公共产品为混合产品。

在政府税收与工人期望工资水平之间出现非合作博弈，即在较低期望水平并不期望任何税收；相反，在高工资下，人们愿意接受高税收，以使个人的效用得到最大化。所以社区可以作为公共财政收入体体现的部分。但由于不能产生真正的税收均衡，所以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工资-税收模式不足以说明社区经济对税收的影响，也就是不同工资期望水平下的税收体制的确立并不清晰。

四、结束语

在完全市场条件下，社区的最优规模是当社区人口拥挤率达到0.5时，社区内企业生产实现利润最大化。社区经济规模应该社区人口最佳规模下的企业生产。针对模型中的问题，笔者认为：1.用个人的消费组合替代效用，并以此来平衡实际收入的效用，可以更好的解释个人期望收入与社区规模问题。2.由于假设条件的严格约束，使模型在展开过程时，难度加大。鉴于笔者的能力，只能做简单的讨论。3.政府税收部分与社区成员集体效用因个人禀赋的不同而导致的无效率，也是非合作博弈的难点。或许借助于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或许会作到均衡点。4.笔者在前文中反复提到国外理论与中国实践，是基于模型的可考量性。使模型具有更深的基础，这样一方面不使模型趋于纯理论的陷阱，另一方面也是自己今后学习和研究的起点。

注释：

①魏秋玲.中外社会学研究手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08.

②奚从清，沈庚方.社会学原理（第五版）[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124.

③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际分析与对策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140.

④叶金生.社区经济论[M].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15.

⑤埃瑞克·G菲品博顿，瑞切特，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24.

⑥[日]藤田昌久，[比]雅克—弗朗科斯.蒂斯，著.刘峰，张雁，陈海威，译.集聚经济学—城市、产业区位与区域增长.2004.2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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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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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依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解决》，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提出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在发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过去的局限。这对现有林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现有林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极其不适应现有的市场环境，造成现有的林区经济落后。而且，发展没有后劲处于两难境地。一直以来，森工企业都是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并存的环境下生存。体制、机制、科技诸方面还跟不上社会整体的上升步伐。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xx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林区发展的决定》为林业的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国家正在实行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对政府体制、企业经营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会经济体制以成为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首要任务。从当前林区经济运行体制来看，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否则林区经济将无法摆脱困境。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xx年09月20日—xx年1月1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撰写论文提纲。xx年3月1日—3月30日毕业实习调研。xx年4月1日—4月30日撰写论文初稿。xx年5月7日—5月20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xx年5月21日—6月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xx年6月8日—6月18日修改论文，完善论文格式以及答辩前准备。xx年6月19日—6月20日左右进行答辩。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区域发展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

2017年2月26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发起并举办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论坛以“区域发展：新形势・新思路・新举措”为主题，聚焦区域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得到与会嘉宾的热烈响应。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应邀接受了包括《财经界》在内的媒体采访。

问：我们知道，当前关于区域经济的组织已经有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成立“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论坛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曹文炼：经济区域是国民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和重要热荨G域经济研究主要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发展规律，研究如何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经济效益、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为各级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首先由范恒山、杨开忠、金碚、肖金成和我本人，我们五人倡议提出。我们各自在不同岗位，都长期组织参与有关区域经济的大量研究工作。后来，经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三个机构共同发起，邀请长期从事区域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和中青年新锐加入。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嘉宾合影

这一论坛将打造一个研讨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政策和实践的高水平学术平台，深化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建议，推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问：论坛成立的必要性和意义是什么？

曹文炼：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确保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十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制定实施我国深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并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同时加大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政治新形势，不同地区的发展出现了分化态势，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许多挑战，需要新的思路和举措。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成立，旨在更好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形成合力，进一步助力提升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水平，为促进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区域政策制定实施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问：“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组织特点是什么？

曹文炼：论坛成员由长期致力于区域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专家组成，分为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论坛倡导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和自由讨论、平等交流的学术氛围，论坛工作机构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论坛工作执行小组负责论坛成员的推荐、研讨会议的组织和涉及论坛的有关事项的研究审议。论坛成员在论坛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均遵守国家法律规定，论坛成员中如有违法行为受到法律追究的自动除名。

我们与目前国内其他50人、40人论坛的不同特点，主要在于研究领域的专业性，专注致力于区域经济重大问题和政策研究。此外，我们不像其他论坛设立领导机构或和学术委员会，论坛成员分为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不论级别和职称高低，均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由上述五位论坛倡议人组成论坛工作执行小组，履行论坛召集组织等职责。论坛工作执行小组秘书处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三个发起单位都派人参加，负责论坛日常工作。

问：未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将以何种形式进行？近期研究方向是关于什么？

社区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经济区；发展战略；理论准备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040－02

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在一定思想理论指导下的选择。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是一个包含生态战略、经济战略、区域战略、流域战略等在内的复合战略，它的产生具有广泛的理论准备。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针对资源削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提出的，即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它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负责任，并有相应的道德水准。其理论特征表现为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而且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为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思想模式， 使传统发展观从以单纯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 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 从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转向长期利益、整体利益的发展， 从物质资源推动型转向科技与知识推动型的发展。

“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其实质就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的原理与方法，对全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进行结构改善和功能强化；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在恢复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合理利用各类自然资源的前提下，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1]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发展目标、手段、任务、意义等方面考察，可持续发展观是贯穿整个战略的一条主线，两者要求是一致的。如从战略意义看“努力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遵循产业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产业化的理念，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生态经济，这有助于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提供示范。”“加强生态建设，强化环境保护，推广生态文化，为世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应有贡献，这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忧虑、怀疑和误解，有助于为我国开展国际生态经济合作交流提供重要平台，展示作为大国负责任”，树立了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形象。仅此即可以看出，它与可持续发展观意义是相同的， 都有利于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论为理论依据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从系统的整体性原则来看，生态和经济两个子系统是对立统一、彼此依存、不能分割的。因此，既要尊重生态原理，又要尊重经济规律，保持两者协调发展。生态子系统是经济子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子系统是生态子系统发展的转化器，可以使生态子系统产生巨大的效益。生态经济系统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它的承载力具有一定的再生性、修复性和递增性，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富有弹性和代谢功能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可以在压力不超过生态阈限的情况下，不断提高自身功能和负载能力，不断增加产量，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优化的生态效益，但当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使经济发展超越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时，便打破了系统内部的平衡机制，即外界干扰一旦超过生态阈限，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甚至瓦解。”所以，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相匹配，通过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各自的运动及循环渠道进行耦合，达到维持平衡状态，实现经济与生态双重有序性，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转化。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可以通过技术中介，使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化成为可能。

正是依据以上原理，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指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一方面，生态系统具有可开发、可利用的价值，可转化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有利于用更多的财力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招商引资、招商选资，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两者互相产生正向乘数效应。”

由此可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就是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实现两者平衡和良性循环，其理论依据就是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论。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和谐社会理念为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执政理念，体现了我党的政治智慧和传统的人文思想。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从开放的视角看，既包括单纯社会领域内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平公正和谐，又包括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协调及各自内部协调，还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人自身和谐等。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和谐社会一直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期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和谐社会理念为价值目标。从经济角度看，和谐社会价值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奠定物质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体现了和谐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坚持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一代地永续发展。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影响生产力的整体布局和发展。目前，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已制约和谐社会构建。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中体现和谐社会的区域价值目标，就是实施中部崛起，使鄱阳湖区成为承东启西的枢纽、东西互动和南北合作的支撑点，对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重要作用。

3.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自然成为人们征服的对象。和谐社会理念人既是社会人，又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应该把人还原到自然中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休戚与共家园的价值目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把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作了诠释，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生态文明之路。

由此得之，和谐社会理念的目标，从经济角度看，就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价值目标。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我党统领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当然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江西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生动的实践，是要遵循建设生态文明的总体方向，把科学发展观的四大要求有机统一起来，把生态和经济两大命题有机统一起来，把开发和保护两大主要任务有机统一起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就是要从全局着眼、从长远出发，下决心保护好鄱阳湖的生态环境，使江西在科学发展的同时，环境更优美。

2.科学发展观决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本质内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特色是生态，核心是发展，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目标是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之路。这一本质内涵从内容到形式都受科学发展观所决定、所影响。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决定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必须把发展作为核心。江西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必须坚持发展不动摇，不能只讲保护，不讲发展，不能守着青山绿水受穷、抱着“金饭碗”讨饭，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为全省人民和子孙后代造福。特色是生态，突出生态就是为了更好节约和有效利用。要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绝不能为了眼前的发展而破坏生态环境，干“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的科学性，决定了必须转变传统发展不科学的方式，使发展有新思路新举措。江西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就在能不能很好地转变发展方式。当今世界，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严峻。如何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国际性的重大课题。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通过不断探索，积极实践，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路子，破解经济发展必然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世界难题，使江西人民既能过上现代化生活，又切实保护好、建设好、发展好江西的青山绿水。

从上述两方面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处于指导思想地位。

参考文献：

[1] 刘蓉，梁云，田双全.生态经济区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EB/OL].http：//省略/moba.aspx？id=32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N].江西日报，2010－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