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史论文范文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1篇

一、魏特夫的东方水利社会 

在讨论水利社会的问题时，美国汉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Wittfogel）及其“东方水利社会”理论，可以说是我们至今依旧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理论。 

卡尔·魏特夫早年曾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对东方水利社会的思考，一个直接的思想渊源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在欧洲的东方观中，从“治水社会”推演出“东方专制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都或多或少地表达过这类看法。在左派思想谱系中，这种偏见也是从马克思、普列汉诺夫直到列宁、托洛茨基都一脉相承的。但是从学术上系统论证这种观点、并把它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的，无疑还是首推‘异端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魏特夫。” [6 ] 

1957年，魏特夫在脱离国际共产主义阵营20多年后，出版了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①一书。该书出版后，因其提供了了解人类社会的一个思维路径，在西方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甚至被认为是超越《资本论》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魏特夫把“治水”作为理解世界历史的一把钥匙，将世界分为“治水地区”与“非治水地区”两个大的类别，而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治水国家”。在魏特夫看来，东方社会的水利灌溉是一个严密的系统，需要强有力的管理、控制和高度的一体化协作，方能维系其运行。正是由于这种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维系之需要，才产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专制主义的制度。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由于暗含着对东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挑衅，在出版后即受到东方学界的批判。如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在中国学界曾有几次针对魏特夫的专题研讨及批判会。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东西方的学术对话中，大多的学者则从逻辑链条和学理上与其展开论辩与对话。实际上，对于传统的中国农耕社会而言，从大禹治水到各朝各代水渠、运河的修建再到清代黄河的治理，从各个历史时期地方官员的治水政绩到官方或民间的治水表演，水、水利与地方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存在着很多的关联。但是在任何一个“治水地区”，水不论是作为国家、地方攫取权力的工具，还是作为乡村社会争夺资源的一种象征，水权均具有极为复杂的多元表现。针对魏特夫的理论，有学者指出，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和水利灌溉系统，是一个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关系，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因果链条。[7 ]就中国的实情，王铭铭（2004）在批评其理论时也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但其覆盖和延伸的范围较为有限，治水的中心与政治的中心之间、中心与边缘之间依然有很大的空间是无法用一个单一理论来解释的。魏氏企图用一个宏大的理论，“将所有的现象融为一体，当作自己论点的‘支撑’，将‘治水’这个古老的神话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现实完全对等，抹杀了其间的广阔空间。” [8 ]当然，也有学者开始倾向认同治水派学说，并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方法对该学说进行演绎，认为中国在文明早期，由于治水等跨区域公共事务供给面临高昂的合作成本，驱使国家治理利用纵向的行政控制代替横向的政治交易，以较高的管理成本为代价换取合作成本的节约，导致了大一统体制及其自我强化特征。[9 ] 

二、冀朝鼎的“水”与“基本经济区” 

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冀朝鼎在留美期间，用英文写作完成题为Key Economics Areas in China History的博士论文①，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36年，冀朝鼎的博士论文由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 LTD）出版之后，引起学界关注。日本学者佐渡爱将其译成日文，于1939年在日本出版。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大加赞赏，称该书是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卓越著作，并以该书和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为参考，撰写了《中国科技史》中的“水利工程”部分。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和地方史志材料为基础，历史地考察了中国水利事业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古代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古代中国国家经济职能的治水起源以及海河流域的开发，黄河流域的土壤侵蚀，江南的围田以及山区土地利用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并把中国古代水利史和水利灌溉的发展演变脉络同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等联系起来考察，以高度的概括力，抽象提炼出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这一核心概念。 

对于水利与基本经济区这个概念的关联性，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本书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对了解中国经济史是大有裨益的。通过对灌溉与防洪工程以及运渠建设的历史研究，去探求基本经济区的发展，就能看出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的一种工具和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所起到的作用，就能阐明基本经济区是如何转移的，就能揭示基本经济区同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问题的重要关系，因而也就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方面，给予了一种具体的同时又具有历史表述的分析。”同时，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还进一步阐释到：“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利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就有可能剖析在对附属经济区进行政治控制时成为支撑点的经济基地的作用。因而也才有可能去研究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从政权与地区关系的观点出发对它加以探讨，以及根据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对它加以系统的论述，——而这种农业生产是随着灌溉事业、防洪事业以及人工水道系统（最初是为了向政府运送贡纳谷物）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再也找不到别的方法能如此清晰地说明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了，即：政权同中国地理区别之间的关系，一地区何以能一再地控制另一地区，以及具有显著地区差异、范围广阔的地域在职能上得以形成统一的途径等问题。” [10 ]

三、弗里德曼和巴博德的“水”与“宗族社会” 

在人类学界，弗里德曼关于古老中国社会的“迷思”，以及和他的弟子巴博德之间围绕着“水利”与中国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的论辩，可以说是非常有趣的“学术事件”。 

二战以后，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与埃文斯·普理查德等人关于非洲“宗族”理论的对话中发现，“宗族”组织作为联系社会的纽带，不仅在非洲一些社会结构简单的国家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东方古老的中国社会也有其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于是，他将英国人类学家的非洲宗族模式运用于中国研究，运用世系理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涉及中国乡村社会的婚姻、家庭、宗族、民间宗教等问题。其中，尤以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组织研究而颇受关注。这当中，《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①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②为他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声誉。在这两部著作中，弗里德曼力图通过“宗族关系”把国家和村庄联系起来，力图以“宗族系统”超越村庄社会、以“宗族网络”展示区域社会，进而模型化宗族社会。他认为，广东、福建及华中地区宗族社会的形成与边陲状态、稻作经济和水利灌溉等因素相关联，具体环链是，处于边陲状态下持有父权意识的人们，由于国家权力不在场，他们为了垦荒和自卫、发展稻作经济、合作水利灌溉的需要而组织起来，于是宗族组织得以发展。 

巴博德是弗里德曼的弟子，他以自己在台湾屏东和台南的“中社”（Chung-she）村和“打铁”（Ta-tieh）村两个村落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写作完成了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和The Sociology of Irrigation：Two Taiwanese villages（W.E.Willmott 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两文，阐释了自己的“水利社会学”思想，并对弗里德曼的“边陲”之说提出了挑战。在巴博德看来，边陲之地并不直接与宗族组织相挂钩，非边陲之地亦有宗族，边陲之地同样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地域组织，水利灌溉并不一定促成宗族团结，具体要根据各地区的水利灌溉性质及土地分布情况而定。同时，他还认为，在一个地域社会，冲突与合作、劳力的供给与需求、家庭的规模与结构等均是影响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地方不同的灌溉方式，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社会文化适应与变迁，这不仅在中国社会，而且在所有以灌溉农业为主的社会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尽管弗里德曼（M.Freedman）与巴博德师徒之间关于“水利社会”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他们过分强调研究社区的“边陲化”，好像也使水利设施完全成了地方社会的存在物，致使其理论带有明显的“地方主义”倾向，然而，二人把水利、宗族与村落穿缀在一条主线上的思考视角，无疑是富有创见的，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水环境与村落关系的研究，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四、杜赞奇的“水”与“权力的文化网络” 

1988年，曾师从汉学家孔飞力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杜赞奇，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作出版了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③一书，即刻获得美国历史学会与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两项大奖，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 

在这部著作中，杜赞奇建构了一个研究村落社会的模式——“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其基本内涵是：“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networks of informal relations）。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symbols and norms）。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网结交织在一起。这些组织攀缘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s），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使它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 [7 ]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中，权力、文化、网络分别把国家与村庄、农户与社会、特殊与一般联系起来，实际上他不是以村庄为单位与边界的研究，而是以水利组织、宗族、宗教等文化价值符号所影响的边界为单位的研究，从而在村落社会研究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模式。 

为了更好地说明文化网络是如何将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融入一个权威系统之中，杜赞奇选取“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当地水利组织——“闸会”及其相关的祭祀体系、祭祀制度、祭祀仪式的深度分析，总结出文化网络的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文化网络内部各因素相互联系，例如行政区划与流域盆地相交叉，集镇与闸会在某种程度上部分重合，祭祀等级与不同层次的水利组织相互适应。第二，各种组织的权力资源相互混合，例如，在争斗中往往将集镇、乡绅甚至行政机构引为后援。第三，在对龙王信仰被各组织引为己用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利益和愿望如何相互混杂而形成乡村社会中的权威代表。” [11 ] 

五、从“水利共同体”到水利社会与文化的研究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2篇

1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意义

水利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水利事业的规划和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①清至民国水利碑刻是了解曲靖地区水利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记录了这一时期曲靖水利设施的概况，水利纠纷的处理原则，用水的规则。水利碑刻提供的信息为今天曲靖水利建设和改革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这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研究清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文献，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尽管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是，以往水利史研究往往局限在水利发达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抑或是华北和江南地区，对西南地区，特别云南地区，水利史研究较为薄弱，因此，通过水利碑刻资料，对曲靖地区水利史的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水利与曲靖地区的社会变迁，进而扩展到云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同时，可以为反思中国“治水社会”和“水利共同体”理论，提供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可以丰富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

2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现状

水利碑刻既是水利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又是水利史的研究内容。国内学界对水利碑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水利碑刻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水利碑刻见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方志，如，《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建国后各级政府编纂的地方志和水利志中，如马宁主编的《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云南省水利厅《云南水利志》、《昆明水利志》，专门的碑刻资料有《河东水利石刻》、《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云南名碑名塔》、《楚雄历代碑刻》、《宜良碑刻》等，具体到曲靖地区有《曲靖地区水利志》、《陆良水利志》、《师宗县水利志》、《曲靖文物志》等。另一方面是借助水利碑刻资料进行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行龙主编《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田东奎著《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董晓萍、（法）蓝克利著《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北京：中华书局，2003），代表性的论文有胡英泽“凿池而饮：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利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张俊峰“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涉及曲靖水利研究的有《民国年间云南曲靖恭家坝水利纠纷》、《元明清云贵高原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上述研究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条件。

国外学者关于水利碑刻的研究，除了进行资料收集，如由白尔恒、蓝克利、魏丕信主编的《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更多是以水利碑刻为载体进行水利史的研究，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提出的“治水社会”观点（《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此观点为基础形成了很多成果。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学者在继承和批判魏特夫治水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水利共同体”理论，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出现了一系列论文，相关成果见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亚纪书房， 1974 年）。

上述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的区域局限于黄河流域的华北、长江流域的江南，而对地区西南的曲靖鲜有问及，同时，其侧重于常态研究，多集中在水利工程、水利建设等传统水利史的研究上，对于非常态下“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水利纠纷的研究提及较少，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3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内容

本研究循序渐进地探明以下三个问题：

①“有什么”的问题，即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资料的概况；

②“是什么”的问题，即通过分析清代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资料，了解曲靖水利建设和发展情况，进而分析曲靖社会变迁；

③“有什么用”的问题，即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的当代价值。

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包括：

①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地区（主要范围包括富源、沾益、麒麟区、陆良、马龙、会泽、宣威、师宗和罗平）水利碑刻的分布情况；

②水利碑刻的内容特点；

③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社会史研究；

④清至民国曲靖水利开发和建设的当代价值。本研究通过运用新材料，即通过收集到的碑刻资料分析曲靖水利建设，并采用新方法，即利用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相结合的方法，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曲靖水利建设情况。

本研究试图得到的主要观点是：

①清至民国曲靖的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②水利建设不仅重视经济效益，还关注社会效益；

③清至民国曲靖水利建设对当下水利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历史性水域；例外规定；习惯国际法；现代海洋法制度

一、概念释义

（一）“历史性海湾”与“历史性水域”

对“历史性水域”概念的解析，离不开对“历史性海湾”概念的解析。尽管国际法尚未对“历史性水域”概念及其具体制度做出明确规定，但“历史性海湾”的概念及其法律制度却在许多重要国际条约中有着详细的规定。

历史性海湾，是指那些海岸属于一国，虽其湾口宽度超过领海宽度两倍，但因沿海国对该海湾长时期行使，并且其他国家对此表示同意或默认，而被视为沿海国内水的海湾。也有一些国家所主张的历史性海湾，被视为是其领海的。

《领海与毗连区公约》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湾的概念及其法律制度做出了几乎完全一致的规定，而在最后一款中，也都明确地将“历史性海湾”排除在公约一般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历史性海湾”不适用有关公约中对于一般海湾的规定，并且应当依照与公约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领海的界限。

1957年，联合国秘书处发表了一份题为《历史性海湾》的文件，明确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性所有权”，不仅包括“历史性海湾”，还应包括“历史性水域”。所谓“历史性水域”，不是海湾，而是一个海洋区域。它可以是群岛水域，也可以是群岛与大陆之间的水域，也还包括海峡、河口以及其他类似的海域。

1962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年刊中登载了联合国秘书处提出的一份题为《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的法律制度》的文件，该文件积极阐述了“历史性海湾”与“历史性水域”概念的关系。首先，“历史性水域”概念的出现和发展根源于国家将其作为主张海洋权利依据的历史性事实大量存在，这种事实既存在于海湾，也存在于其他水域。而关于“历史性水域”不仅限于“历史性海湾”的观点也在相关实践中得到了确认。例如，英挪渔业案中，英挪双方都同意历史性水域不仅仅限于海湾。该文件还指出，虽然海湾与水域的法律地位可能有所区别，但是这并不妨碍历史性权利存在于海湾以外的水域中。尽管“历史性海湾”在事实上被使用地更加频繁，但是官方看法都承认历史性权利可以适用于海湾之外的其他水域。因此，国际公约中关于“历史性海湾”的例外规定也应当比照适用于“历史性水域”。

（二）概念及构成要素

根据《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的法律制度》，“历史性水域”区别于国际法现有学说和实践，国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依据历史的背景，有效主张他对于临近海岸特定水域的权利。如何证明这样一种忽视现有规则而主张权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我们可以引用基德尔的一句话，“沿海国依据‘历史性水域’主张权利，也就是在要求例外的对待，而这种例外的对待是否合法要依例外的条件来判断。”可见，历史性水域就是沿海国在临近水域支配的有关一般规则的例外。

目前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至少有三个要素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对某一海域享有历史性权利，这些因素包括：（1）主张历史性所有权的国家已对该海域行使权力；（2）行使这种权利应有连续性，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3）这种权利的行使获得外国的承认。此外，也有提及第四个要素的——证明是基于经济、国家安全及其重大利益上的需要或类似理由而主张的。但是，此观点尚未达成普遍认同。

二、效力依据

（一）UNCLOS等国际条约的例外性规定

《领海和毗连区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一致地将“历史性权利”作为适用现代海洋法规则的“例外”。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共有三处涉及了“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有权”、和“历史性权利”。

UNCLOS第十条第6款沿用《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七条第6款的规定，有关海湾的一般规定不适用于所谓“历史性”海湾，也不适用于采用直线基线法的任何情形。第十五条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领海界限的划定应在彼此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形下，按其领海伸延至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划定。但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不适用上述规定。第二九八条第1款a项第一段规定，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或在其后任何时间，在不妨害根据第一节所产生的义务的情形下，可以书面声明对于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第十五、第七十四第八十三条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或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不接受第二节规定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程序，即历史性争端适用第二节争端解决机制的任择性例外。

可知，“历史性水域”在成文国际法中享有"一般规则的例外"的地位，其中暗含的法律依据是：一国主张之“历史性水域”是否成立，应根据习惯国际法来判断，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有关规定的影响。

（二）习惯国际法的调整

证明一项规则因具备了“物质要素”和“心理要素”而成为习惯国际法的证据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表现为条约、宣言以及各种外交文件；二是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实践，表现为其决议、决定、判决等；三是国家的内部行为，表现为国内法规、法院判决、行政命令等。

在“突尼斯与利比亚大陆架划界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对于“历史性所有权”的法律地位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法院指出：“历史性所有权”应受到尊重，并且保留长期运用的原貌，虽然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公约草案中没有任何关于“历史性水域”制度的规定，但它以一种对草案中的规定保留的形式，提到了“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有权”和“历史性原因”，说明这一问题仍然受一般国际法支配。“历史性所有权”或“历史性水域”的概念，是由习惯国际法中不同的法律制度支配的。第一种规章制度以获得和占领为根据，第二种规章制度以“根据事实本身和自使就有”的权利的存在为根据。两者可能部分或全部地重叠，但这只是偶然的。如突尼斯的捕鱼区包括其大陆架的入口处，突尼斯在事实基础上可以主张其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历史性所有权”，即专属经济区中的“历史性水域”，但突尼斯未主张“历史性水域”，而是主张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历史性权利”。显然，法院在这里暗示了本案中“历史性所有权”与“专属经济区”的共同之处，只是当事国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对“历史性水域”制度的确认和阐释，显然构成了“历史性水域”习惯国际法地位的证明。

另一个由习惯国际法调整“历史性水域”的经典案例莫过于1951年的英挪渔业案。英国曾暗示，“历史性所有权”的有效性来自沿海国持续、长期的使用和占有，并以挪威的划界制度缺乏证明历史权利所必要的透明度作为反驳，可见英国是承认历史性所有权的。在判决中，法院认定：挪威显而易见的实践、国际社会的普遍宽容和英国对挪威实践的长期默许，使得挪威能够有效地对抗英国的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历史性水域”制度已经作为习惯国际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国际法院的确认。

1986年，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签订特别协议，将包括丰塞卡湾的岛屿争端在内的有关陆地、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尼加拉瓜介入诉讼。法院最终判决，丰塞卡湾为历史性海湾，其内水域为“历史性水域”，三个沿岸国共同享有，丰塞卡湾水域属于三国的共同内水。再次印证了“历史性水域”的习惯国际法地位。

三、法律地位

对于“历史性水域”的法律地位，有关于其是属于一国领海还是内水的争论。

一方面，多数学者对“历史性水域”构成内水持赞成态度。如，台湾学者俞宽赐认为“历史性水域”乃固有历史性权利之存在而被认为具有“内水”性质之水域，这一观点可以从国际法院判例中得出。如，英挪渔业案中将被确认为“历史性水域”的争议水域视作挪威的内水。另一方面，联合国秘书处的相关研究报告表示，“历史性水域”也可能构成“领海”，原因是历史性水域的性质应视相关国家在该水域行使的情况而定。如该国家准许外国船只无害通过该水域，则该水域具有领海之性质；反之，如该国禁止外国船只未经许可而进入该水域，则该水域具有内水的性质。美国学者马克·瓦伦西亚亦持同样看法：“历史性水域”一般被视为内水，因为它们通常是近岸的海湾。但历史性水域不是由单一的方式来管理，有时也被看作是沿海国家领海的一部分，或者是单独的一种形态，这取决于他们如何行使和管辖权。学者周忠海认为，如果一国主张的“历史性水域”成立，那么即具有一国内水或领海的法律地位。究竟是内水还是领海，取决于该水域与领海基线的位置关系。而领海基线的划定方法已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不能根据情况任意变通。领海基线以内是内水，以外是领海。

可见，“历史性水域”一经确认即作为一国领土的习惯国际法规则不容辩驳，但关于判断其内水或领海法律地位的规则没有绝对标准，有较显著趋势认为“历史性水域”不绝对构成某沿海国的内水或领海，具体的法律地位要根据个案之中的特殊环境（specific circumstance）来判断。

四、“历史性水域”与现代海洋法体系

“历史性水域”的“历史性”并不在于存在时间的漫长久远，而在于它先于现代海洋法制度而确立，并在现代海洋法制度确立之际仍然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这一方面体现了现代海洋法对既成事实的被动承认，也同时决定以现代海洋法——特别是相关国际条约解决这样的事实问题的方法行不通。

“历史性权利”，特别是“历史性水域”的提法，不仅与现代海洋区域制度相冲突，就其实质而言，与整个现代海洋法体系也是不和谐的。除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群岛水域等海洋法明确界定的区域外，海洋不构成任何国家的客体。但“历史性水域”的提法，不仅背离了陆地统治海洋的一般规则，对法定区域以外的海域主张权利，更以主张的国家在历史上的占领作为权利依据。这就决定了，“历史性水域”只能作为现代海洋法中的“例外”存在。

注 释：

《论海洋法中的历史性所有权》，周忠海，发表于2003年厦门大学海洋法研讨会论文集，载于《周忠海国际法论文集》，北京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395页.

A/CONF，13/1，pp2-3.

《论海洋法中的历史性所有权》，周忠海，发表于2003年厦门大学海洋法研讨会论文集，载于《周忠海国际法论文集》，北京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396页.

Juridical regime of historic waters，including historic bays， Document A/CN.4/143： Study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pp1-26.

Fisherie（United Kingdom v. Norway）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18 December 1951.

A/CN.4/143， p7.

The Regime of B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Leo. J. Bouchez， 1964， p297.

A/CN.4/143， p13.

参见《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七条.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条.

马呈元 主编：《国际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ICJ report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CASE CONCERNING THE CONITENAL SHELF（Tunisia/ Libyan Arab Jamahiriya）， p100.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0， 1953， pp27-28.

ICJ， Land， 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El Salvador/Honduras， Nicaragua intervening）， Judgment of 11 September， 1992.

《国内外有关南海断续线法律地位的研究述评》，李金明，《南海问题研究》2011年第二期.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of the Law of the Sea Regime and State Sovereignty ， J. Ashley Roach，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Summer， 1995.

《国内外有关南海断续线法律地位的研究述评》，李金明，《南海问题研究》2011年第二期.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唐代；辽代；黑龙江；政区地理

由于唐代是中原王朝在黑龙江地区设置正式政区之始（有学者认为西汉的真番郡不在今朝鲜半岛，而治于今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古城[1]，姑不论），是有本文之作。限于能力和篇幅，本文无意全面总结前人对唐、辽时期黑龙江政区地理研究的成果，只就笔者在阅读文献中注意到的若干问题做几点述评。还需指出的是，本文所言的黑龙江地区，包括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以及俄罗斯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以南地区。

一、唐代设置在黑龙江地区的羁縻府州

（一）唐代是否设置过室韦都督府

“室韦都督府”一称，史无明文，但学界对唐代曾设置过室韦都督府不存异议。按《旧唐书・室韦传》言室韦部在“开元、天宝间，比年或间岁入贡”，而《册府元龟》卷972言贞元八年（792）有室韦都督和解热素来朝、贞元九年室韦大都督阿朱来朝、开成四年（839）室韦大都督秩虫来朝[2](P.232,235)，《唐会要》卷96言会昌二年（842）室韦大首领都督热论来朝[2](P. 352)。孙玉良（鉴于本文的性质，一律省略“先生”等尊称）推断，室韦都督府大概置于玄宗时期[3](P.50-51)。

然笔者却有些疑问。《新唐书・奚传》言：“咸通九年（868），其王突董苏使大都督萨葛入朝。”唐代在奚部置有饶乐都督府，此处的“大都督”显然不能认为是唐所册封，则室韦“大都督”、“都督”之称焉知不是自封？又，按《旧唐书・室韦传》的记载，室韦各部“不相臣制”，则“大都督”、“都督”仅可能为一部之都督，决非管理所有室韦部落，且很可能有不同部的首领被封为都督。上引文提到的和解热素，当来自和解部，就是一例。谭其骧认为：“史文只称此辈为都督，别无爵位、将军等称号，可见唐仅以不重要的远夷相待，”[4]亦表明室韦都督权微职小，不可能统领整个室韦。则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以下别称《谭图》）将“室韦都督府”与“室韦”等量齐观的画法是欠妥当的。

（二）仅存目于《新唐书・地理志》的安静都督府

安静都督府,仅存目于《新唐书・地理志》，加上黑水州都督府、渤海都督府，是为三府。金毓黻认为其当在今吉林境内或朝鲜东北部[5](P.250-251)，然未释理由。一般学者对其均存而不论。然近来张亚红、鲁延召撰文指出：“安静”当即安居骨部的雅译，而安居骨与金代之按出虎、清代之阿勒楚喀显系一音之转，可定安静都督府于今阿什河与松花江交汇处至牡丹江与松花江交汇处一带[6]。可谓发千古之覆。该文并推测安静都督府置于开元十年（722）。但该文认为勃利州为安静都督府属州（讨论详后），故强拟出一个未见史籍记载的“安静州”作为安静都督府的附郭，则未免失于胶瑟。唐代羁縻府州的设置并无严格的制度，且从历史上看，即便是正州，亦未必都有附郭县。

（三）一度堪比正州的黑水都督府

为方便问题讨论，不惮文繁，先录相关史料。《册府元龟》卷970载，贞观五年（631），黑水就向唐朝“遣使朝贡”[2](P.223)；《唐会要》卷96载，贞观十四年，“以其地为黑水州。自后或酋长自来，或遣使朝贡，每岁不绝”[2](P.353)。又《旧唐书・传》言：“开元十三年（725），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兼领之。”《新唐书・黑水传》言：“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于是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新唐书・地理志》言黑水州都督府置于开元十四年。）而《旧唐书・渤海传》言，开元十四年，“黑水遣使来朝，诏以其地为黑水州，仍置长史，遣使镇押”。

以下是几点讨论。一是尽管贞观后黑水部朝贡不断，但由于黑水部一度支持高丽王室后裔高藏反唐，并扰掠安东都护府辖境，引发其与唐的军事冲突[7]，故唐在黑水部的建置没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二是按《新唐书・黑水传》所言，似开元十年所置勃利州就是黑水府，《谭图》即将勃利州作为黑水都督府的附郭。但据张博泉的考证，黑水州―黑水军―黑水府当为一个传承关系，系以黑水部中“最大部落”设置，而勃利州当是以黑水部中另一部设置[8](P.201-204)。三是参考魏国忠《唐代渤海都督府长史》[9]一文的分析，可知唐代在羁縻府州中置长史的政治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只是元和（806―820）后，黑水部为渤海役属，所以笔者认为黑水都督府“一度堪比正州”。四，关于黑水都督府和勃利州的地望，《谭图》定于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清代伯力）；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同；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以下简称《释文汇编》）定勃利州于哈巴罗夫斯克，而置黑水都督府于哈巴罗夫斯克东北阿纽伊河河口附近。而前揭张亚红、鲁延召文，另辟新说，认为黑水都督府在今黑龙江同江市（然未释理由），勃利州在黑龙江依兰县一带（铁利部所在地，即认为勃利因铁利为名），且勃利州为安静都督府属州[6]。按黑水都督府、勃利州当不在一地，前文已做出说明。至于对勃利州所在地的分歧，涉及古音问题，难有定论。又，如果说张亚红、鲁延召文对安静都督府的推断堪称卓见，那以勃利州为安静都督府属州，则未免失于求之过深（仅因为两地相近？）。一则史无明文，再则前引《新唐书・黑水传》文已明确说明了黑水都督府与勃利州的隶属关系。

（四）“徒具虚名”的忽汗州都督府（渤海都督府）

谭其骧在讨论唐代的羁縻州能否算得上唐王朝的领土时说：“有些羁縻州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虚名，当然应视作唐朝境外的邻邦邻族。”并举忽汗州都督府为典型例子[4]。这个说法虽是事实，只恐有些治东北史的学者从感情上难以接受。

名义上，渤海国都即为忽汗州都督府治所。渤海早期都于“旧国”，关于“旧国”的概念及所在地，围绕着今吉林敦化市的几处渤海遗迹，学者间有较多争论。笔者以为刘晓东的观点[10](P.31-42)比较平实可靠。而王禹浪则另有看法。据民国《宁安县志》记载，1911年曾于今黑龙江宁安市镜泊湖畔城墙砬子山城内发现一颗印文为“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的铜印。王禹浪撰文认为此一官印或即是大祚荣所用，则可能反映渤海国初期时其政治中心在今镜泊湖一带，“旧国”所在地需重新探讨[11]。

二、渤海设置在黑龙江地区的政区――以怀远、安远二府为例略谈关于十府、三独奏州所在地的争议

五京加上十府、三独奏州，构成了渤海政区的基本框架，然而诸家对十府、三独奏州的定点，分歧太大了。这既是缘于史料的缺疏，也在于对史料的理解。比如，《新唐书?渤海传》言在越喜故地置怀远、安远二府，由于对“越喜故地”的看法不同，导致了对怀远、安远二府定点的不同。

关于越喜部的所在地，向有两种说法。按《册府元龟》卷959的记载，其位于渤海之西[2](P. 212)。又《辽史・地理志》（以下简称《辽志》）信州条：“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怀远府。”据此，《释文汇编》、《东北历史地理》定怀远、安远二府于今吉林公主岭市秦家屯古城（即辽信州所在地）及吉林长岭县一带。但《通典》卷180则言：“安东府，东至越喜部落二千五百里……北至渤海一千九百五十里。”[2](P.360)金毓黻推测越喜部位于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一带，渤海“于其地设怀远、安远二府。二府均以远命名，即以其处于极东边远之地也”[12](P.466)。郑英德[13]与王[14]的观点与此大略相同。但唐代安东都护府初置时所辖的越喜州都督府，实难设于如此遥远之处，且安东都护府初置时幅员几同高丽旧土，高丽旧土也无有史实证明曾达于此处，故当以前说为可信。然而，《新唐书?黑水传》既以拂涅、铁利、虞娄、越喜四部并列，置于黑水名号下，而拂涅等三部均分布于今黑龙江东南部，不当单有越喜部处于今吉林西北。刘统认为：“《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反映了唐太宗时，越喜、拂涅等部依附高丽，居住于今铁岭一带的状况。唐平高丽，即以降伏的部落置羁縻府州，隶于安东都护府管下。”[15](P. 94)也即认为安东都护府所领越喜、拂涅、识利（或即铁利之讹）三府州同三部故地非为一地，似较合情理。

又，《新唐书・渤海传》言在扶余故地置扶余、颉二府，“常屯劲兵契丹”。《释文汇编》、《东北历史地理》定扶余府于今吉林农安县，颉府于今辽宁、吉林交界处（惟前者认为即辽宁昌图县八面城，后者认为在吉林梨树县北）。考虑到前述两书对怀远、安远二府的定点，则扶余、颉、怀远、安远四府相距太近，也令人生疑。王认为：渤海的五京十府设置在肃慎等十个民族故地，“‘故地’和府，应该都是自然环境相对独立的区域；因此，其首府布局亦当相对均匀”[14]。此言极是。

顺带提及，《太平寰宇记》卷175有“黑水界南至渤海国德理府……”[2](P.397)之语。关于德理府，一般认为即定理府；也有人认为是上京所辖之渤州[16]；有人则认为可能确有德理府，是渤海后期所设，故未载于《新唐书・渤海传》[17]。但无论如何，其为渤海设置在今黑龙江地区的政区。

三、辽代是否在黑龙江渤海故地设置过政区

前文提到，诸家对渤海府级政区的所在地分歧很大。除上京外，关于渤海设置在黑龙江地区的府级政区，《释文汇编》认为有铁利、定理、安边、东平、率宾五府（对《谭图》进行了修正）；《东北历史地理》同，但所在地有分歧；王认为除上述五府外，还当有颉、怀远、安远三府[14]。

我们知道，辽灭渤海后，对渤海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迁徙：一是渤海灭亡时，辽太祖将战争中俘掠的军民迁到上京临潢府周围；二是辽天显三年（928），辽太宗将东丹国民大量迁往辽东等地区（详细研究可参考杨保隆《辽代渤海人的逃亡与迁徙》（《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及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章第五节）。又，一般认为，《辽志》所言某州县“本渤海某州县（地）”，除渤海西京所领四州外，均是指辽代以渤海某州县迁徙人口所新置的州县，也即渤海的各级建置均已不在原地[18](P.5-6)。

翻开《谭图》第六册辽代东京道图幅，在黑龙江渤海故地，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政区标记――率宾府。按《辽志》：“率宾府，刺史。故率宾国地。定理府，刺史。故挹娄国地。铁利府，刺史。故铁利国地。安定府。长岭府。”上述五府（安定府，一般认为或即安边府），均是渤海所置，其中长岭府位于今吉林境内，可不论。向南认为，此渤海五府辽代已废，《辽志》不当再列入[19]，似可商榷。

《辽志》兴州条云：“中兴军，节度。……渤海置州。”《金史・地理志》（以下简称《金志》）邑楼县条云：“辽旧兴州兴中军常安县，辽尝置定理府刺史于此。”按渤海兴州属显德府（今吉林和龙市西古城），不属定理府；辽代兴州位于今沈阳市附近。若《金志》所言不误，盖辽迁渤海定理府民来居，仍置定理府，地位比刺史州；不久又迁渤海兴州民来居，更名兴州，升节度州。如是《辽志》定理府条当为重出。笔者以为，若说辽代时率宾等五府并无“府”的地位，且已不在渤海时期原址，差近实情（前揭杨保隆文以累见于《辽史》的“铁骊”及《辽史》卷46记载的“铁骊国王府”为据，认为辽代铁利府仍在渤海故址，待考）。

又，《辽志》载有湖、渤二州，均谓“渤海置”。此二州，渤海时为上京龙泉府辖州，辽时是置于故地，还是迁其民于他处另置，学界迄无定论。至于渤海时期此二州的所在地及领县情况，学界亦有不同说法，可参考杨雨舒的总结[20](P.98)，不赘述。

此外，《契丹国志》卷22《州县载记》载有“古州”，《辽史》不载。1984年在牡丹江市北郊，出土一方印文为“古州之印”的铜印，印背錾有“天泰二年”年款（天泰是金末东夏国年号）。冯永谦认为古州当是辽代始建，金代承袭，并推断其治今黑龙江宁安市、海林市一带[21]。而向南考证，《契丹国志》所载之古州实为“岩州”之讹[19]（辽代岩州位于今辽宁境内），其考甚辩，可从。

四、关于辽代东北重镇泰州的研究

为方便问题讨论，先录相关史料。《辽志》泰州条：“泰州，德昌军，节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统县二：乐康县。倚郭。兴国县。”《辽志》静州条：“静州，观察。本泰州之金山。天庆六年（1116）升。”《金志》泰州条：“泰州，德昌军节度使。辽时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间，置德昌军……大定二十五年（1185）罢之。承安三年（1198）复置于长春县，以旧泰州为金安县，隶焉。”泰州是辽代东北重镇，学界研究成果丰厚，以下分为三点略述之。

（一）通化州与泰州的关系及泰州的始建时间

按《辽志》的记载，似乎通化州是泰州的前身，学者多如此理解。但冯永谦考证，辽代当始终设有通化州，通化州与泰州是两个州[21]。而据郭珉、董玉芬的研究，所谓“黑鼠族累犯通化州”盖发生于904―909年之间，即辽太祖尚未称帝时，则泰州当置于此时[22]。又据《辽史》卷17的记载，太平六年（1026）尚有“安哥通化州节度使”的字样，似乎冯说可从。至于通化州所在地，学界基本认为即今内蒙古陈巴尔虎旗东北浩特陶海古城。顺带提及，有学者根据《辽史》纪、传的记载，指出泰州辽末降为观察州及刺史州，《辽志》失载沿革[23]。

（二）关于泰州所在地的争议

金毓黻大概是首位明确比定辽泰州（金旧泰州）所在地的学者。他承袭王国维的推测，认为今吉林白城市东南城四家子古城（旧称西伯城）为辽泰州所在地[5](P.427-428)。在城四家子古城曾出土过刻有“泰州主”字样的铜镜（1957年）和刻有“泰州”字样的铜风铃，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泰州的证据[24](P.145)。《谭图》同。而1956年，在黑龙江泰来县西北塔子城遗址出土了辽大安七年（1091）残碑，碑文中有“泰州河堤”的字样，贾敬颜认为这正与辽《贾师训墓志》中的记载相吻合，是辽代泰州在塔子城的明证[25](P.25-26)（按《贾师训墓志》中有“寻扈驾春水，诏委规度春、泰两州河堤”的记载[26](P.478)，贾敬颜引文作“提调泰州河务”，似误）。

李健才是主张城四家子古城为辽泰州的代表性学者，他撰文从交通路线及城四家子古城与金代边墙的距离两个角度进行了考证；至于大安七年残碑，他认为“正文已失，仅剩下末尾的题名残断”，不足为凭，并认为塔子城是辽代镇北州所在地[27]。而景爱认为塔子城是辽泰州，指出：一，大安七年残碑，“除了题名人的姓氏、职衔外，别无正文可言”。二，该残碑碑文中有“同建办塔事”、“提点塔事”的字样，这与塔子城得名于辽塔（1953年倾圮）正相吻合。三，金代铜禁很严，是否有签押文字是鉴别金代铜器的重要标志，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铜镜、铜风铃是金代的器物。四，镇北州仅一见于《辽史》卷20，《辽志》不载，可见不甚重要；而塔子城规模仅次于辽代五京，比一般辽代州的城址大得多，比定为镇北州是失当的（冯永谦认为镇北州当在今吉林西北白城、松原两市境内求之[21]）。五，《金史》卷3记载天会二年（1124），金太宗“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此处的上京是指辽上京，而不是金上京，因金上京之名要待金熙宗继位后才出现。李健才误读此处上京为金上京，故有――完颜亮迁都时经过泰州，若辽泰州在塔子城，则绕道太远――的误解[28]。笔者以为景爱的考证更近实情，而孙秀仁[29]、张柏忠[30]等亦撰文论述塔子城是辽泰州。

至于泰州所领兴国县的所在地，《谭图》定于塔子城，现在看来已不能成立。究其所在，待考。

（三）关于金山县（静州）

按上录《辽志》的记载，泰州所领金山县，辽末升为静州。陈汉章据《辽史》卷28天庆七年（1117）“女直军攻春州，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复下泰州”的记载，认为静州仅存一年即陷女真，并推测“天祚欲以此州联络东北路统军司与西北路招讨司”。陈述赞同这一说法[18](P.61)。关于金山县所在地，《谭图》将其标于今黑龙江龙江县与内蒙古扎兰屯市、扎赉特旗交界处一带，但由于泰州属上京道，为《释文汇编》所未及，故不详其据。1975年，考古文物工作者调查了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东北前公主岭一、二号古城，并于距一号古城75公里处发现了带有“金山县”字样的摩崖题记，推定一号古城即辽代金山县所在[31]。这一结论得到了景爱[28]、孙秀仁[29]等的赞同。

又，《辽志》言：“辽国西北界防边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其中静边城条言：“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临羽厥，每入为盗，建城，置兵千余骑防之。东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谭图》定静边城于今内蒙古满洲里市东北不远处俄罗斯境内。对此，景爱认为这一定点“是适当的”[32]。再者，《辽史》卷94有开泰三年（1014）“敌烈部人夷剌……叛……攻陷巨母古城”的记载。巨母古城，《辽志》不载。《谭图》定巨母古城于满洲里市东南，景爱认为即指扎赉诺尔辽代古城[32]。由于史料所限，学界对静边、巨母古两城的研究不多，略记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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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经验教训；保护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8-0033-03

济南自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二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历近20年，我们一直在探索着一条适合泉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道路来。随着济南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诸如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与特色风貌在逐步消失；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促进城市全面发展。王景慧先生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中非常精辟阐明：“城市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上千上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设施要改善，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历史文化名城当成博物馆使之凝固起来。所以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们既然承认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任何有机生物必须适应生存环境向前进化，而且有机生物进化不可能抛弃原有基础，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有机生物的进化既要适应环境、也不可能超越环境，城市作为有机整体，其发展如同有机生物进化一样，既不抛弃原有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进行有机的新陈代谢，又得适宜地持续发展。而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济南的发展既应该是对历史有机的继承和延续，更应该是适应现代趋势对旧城市的更新和完善，一句话既要继承和延续济南历史的文脉，又要按现代化的要求适宜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肯定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隔裂历史的突变对历史是一种伤害，对未来也是一种损失”。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重视保护其历史文脉，越是历史文脉深的城市越有魅力，因此，保护好济南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现代济南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保护好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资源。

济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从开始只是简单的维护不利用或者只是按原使用功能利用，比如千佛山的兴国禅寺、洪楼教堂等；而后是将部分历史文物改变其使用功能，比如建立李清照纪念馆、山东大学西校区内的近代建筑用于教学设施等；再后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为济南创造效益；现在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有新的用途一“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城市建设的‘文化名片’。……以吸引外来投资”。济南要持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也要逐步发扬光大，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这一特殊资源，使其成为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将会促进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2　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状，保护中的主要问题

济南虽然有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但因地处交通要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受战争影响，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严重，又经“”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建设性”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近几年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专家学者到领导、市民都从不同角度对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在实际做法上也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慎重的行动。但是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2．1传统特色文化与城市特色风貌逐步消失

几十年来，代表济南特色的传统文化逐步消失；“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家，至少有三成已经消亡，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诸如：“齐烟九点”、“佛山倒影”、“鹊华烟雨”等也在遭到破坏，“九点”中有的被当地“靠山吃山”开垦的面目全非，视线走廊也被一座座高楼遮挡；而“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也基本见不到“四面荷花”了。

2．2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

全市现有的历史及传统建筑、街巷、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的总量，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损毁和使用单位的不合理使用等，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旧城改造密度过高，开敞空间缺乏，绿地减少，个别新建建筑高度、容量及功能与周围古城环境缺乏有机协调。部分传统特色建筑和院落被拆掉，对古城格局的保护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已失去以后可能保护、利用的机会。

2．3历史文化街区、地段内人口稠密、房屋破旧，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古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段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稠密、民居破旧不堪，同时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因此制约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2．4历史文化保护区产业及用地结构不合理：历史文化遗产长期被其他单位占用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以民居最多，且缺少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像停车场、配电设备等，商业网点也十分缺乏，街头绿地更是少的可怜。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多年被使用单位占用，而使用单位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这些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失修严重。部分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使用单位、使用人乱拆乱建，已破坏了其原有的格局及风貌。

2．5泉水渗漏区、泉脉得不到良好保护和利用

做为重点的泉水直接补给区的南部山区和玉符河地区，因当地过度开发建设和过度的开垦荒地，造成水土流失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面硬率提高，从而水源涵养与补给能力减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不同程度对地下泉脉造成破坏，同时市区内还存在对地下泉水的过度开采，以上现象都严重影响对泉水、泉脉的保护。

3　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3．1国内外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谓可持续发展，是～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既把握今天又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从自然资源的保护角度立论的，但持续发展不仅关系

到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人力、科技、文化、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开发变革与保护问题。

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阮仪三先生提出的保护原则应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是总结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3．2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实践

3．2．1法国保护文物的实践

法国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是有相当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首先成立了管理负责建筑保护的国家建筑师团；其次是政府与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分工明确：第三是对全国文物进行调查并建立相应的分级档案；第四是文物业主承担义务，即便对文物进行维修也必须报国家建筑师团同意；第五是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一般文物保护费用政府承担50％，而且对业主的文物保护投资免于征税。

3．2．2前联邦德国保护历史街区的实践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前联邦德国在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后，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二战保留下来的有着百年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把改善提升旧城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其环境质量作为旧城改造的中心内容。该国旧城改造的方式有以下特点

(1)改善交通状况，将旧城区主要道路改变为步行街，把小汽车“挤”出旧城区，积极发展公共交通。

(2)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例如把分散供热改为集中供热、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设施引入旧城区内等。

(3)调整用地、产业结构，提高旧城区环境质量。将有污染源的工厂、企业搬迁至郊区，开辟绿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休憩、游玩的场所。

3．2．3巴黎、苏州保护城市空间历史格局的实践

城市空间格局的保护，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法国巴黎和我国苏州就是做的非常好的例子，巴黎的做法是新城围绕老城发展，在老城区内严格控制新建建筑，即使允许建设的新建筑，其高度、外型等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苏州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很早就确定了在古城东、西两侧建设新城，较好地保护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空间格局。

3．2．4潍坊保护城市传统文化的实践

由冰雕想到哈尔滨、由泼水节想到西双版纳的景洪、由牡丹想到河南的洛阳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城市的象征，同时也是城市的特殊资源，比如山东潍坊市每年的风筝节都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赛，05年第2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不仅提高城市知名度，也为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点，在会期间签约40个项目，总投资达113.8亿元。

3．2．5德国柏林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多元化、多渠道

德国柏林市政府在筹集历史文化保护资金措施有以下几方面作法，首先是政府的投人，从联邦政府到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投入；第三是私人捐赠；第四是企业投资，凡是企业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均可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上述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描述，对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启示一：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机制；二是政府分工明确；三是文物业主承担保护义务；四是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单位、个人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

启示二：一是调整历史街区内用地、产业结构；二是改善古城区周边交通状况，街区内以步行为主；三是提升历史街区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街区环境。

启示三：一是另辟新区、建设新城：二是控制建筑强度、密度、高度；三是新建建筑必须与环境协调。

启示四：一是根据城市传统特色，塑造城市意象；二是创建有影响的文化项目：三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资源；

启示五：一是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二是广开保护资金渠道，接受企业、个人捐赠；三是给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企业、个人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4　古城区历史文化遗产及泉城特色的保护与发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发展，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传统特色风貌，又要建设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旧城中的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的市政设施条件，控制建筑容量，优化城市环境。同时要依靠科技进步产生的观念、思想和方法手段，引导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名城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个多学科交叉渗透领域，需要政府职能机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通力参与。

4．1探讨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措施

根据济南的现状，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的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文与自然相依存的整体，建议按以下措施执行：

4．1．1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与合理利用知识教育，让广大市民热爱泉城的历史文化；

4．1．2政府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成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构(可以是松散机构或委员会)，形成对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

4．1．3在新形式下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适应的政策、法律保护体系；

4．1．4转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按“原真性”、“完整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对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须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4．1．5形成广泛群众参与机制和广泛开展群众监督制度，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行为给予严惩：

4．1．6积极广泛筹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适当减免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单位和个人部分税费；

4．1．7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科学的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策略，比如整治历史街区、地段可与新城区用地进行捆绑进行市场化运作；

4．1．8深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4．1．9认真研究泉城特色的传统城市风貌和文化，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产业，为城市的社会、发展服务；

4．2要防止新的现象

4．2．1防止新的“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重点是拆真建假；

4．2．2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度商业化；

4．2．3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贵族化；

4．3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实践探讨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也是一种保护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应坚持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原来的功能使用优先的原则、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原则、在严格的保护规划和法规指导下实施有效合理利用的原则。

以曲水亭――芙蓉街为例探讨具有泉城特色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合理利用

曲水亭――芙蓉街历史街区包括：曲水亭、府学文庙、百花洲、后宰门、珍珠泉、王府池子、芙蓉街等街区，是济南传统民居、泉池园林等特色精华所在，这里泉水穿流于街巷与民居之间，最能体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地方特色，因此对该历史街区需要进行整体保护与整治，而不是大拆大建，合理利用该历史街区特色打造泉城特色名片。

对该历史街区整体保护，就是不改变街区内道路网的走向和宽度，以及水系的布局、面积和走向，并延用原有地名，同时保护泉水、泉眼的原有格局和形式，既保护历史街区的原有风貌，又保护与之相呼应的传统人文景观：但要适当修整路面、疏通水系、修补泉眼，修整材料可与原材料相似。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经验教训；保护与发展

济南自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二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历近20年，我们一直在探索着一条适合泉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道路来。随着济南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诸如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与特色风貌在逐步消失；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促进城市全面发展。王景慧先生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中非常精辟阐明：“城市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上千上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设施要改善，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历史文化名城当成博物馆使之凝固起来。所以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们既然承认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任何有机生物必须适应生存环境向前进化，而且有机生物进化不可能抛弃原有基础，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有机生物的进化既要适应环境、也不可能超越环境，城市作为有机整体，其发展如同有机生物进化一样，既不抛弃原有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进行有机的新陈代谢，又得适宜地持续发展。而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济南的发展既应该是对历史有机的继承和延续，更应该是适应现代趋势对旧城市的更新和完善，一句话既要继承和延续济南历史的文脉，又要按现代化的要求适宜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肯定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隔裂历史的突变对历史是一种伤害，对未来也是一种损失”。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重视保护其历史文脉，越是历史文脉深的城市越有魅力，因此，保护好济南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现代济南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保护好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资源。

济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从开始只是简单的维护不利用或者只是按原使用功能利用，比如千佛山的兴国禅寺、洪楼教堂等；而后是将部分历史文物改变其使用功能，比如建立李清照纪念馆、山东大学西校区内的近代建筑用于教学设施等；再后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为济南创造效益；现在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有新的用途一“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城市建设的‘文化名片’。……以吸引外来投资”。济南要持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也要逐步发扬光大，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这一特殊资源，使其成为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将会促进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2　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状，保护中的主要问题

济南虽然有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但因地处交通要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受战争影响，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严重，又经“文化大革命”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建设性”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近几年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专家学者到领导、市民都从不同角度对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在实际做法上也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慎重的行动。但是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2．1传统特色文化与城市特色风貌逐步消失

几十年来，代表济南特色的传统文化逐步消失；“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家，至少有三成已经消亡，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诸如：“齐烟九点”、“佛山倒影”、“鹊华烟雨”等也在遭到破坏，“九点”中有的被当地“靠山吃山”开垦的面目全非，视线走廊也被一座座高楼遮挡；而“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也基本见不到“四面荷花”了。

2．2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

全市现有的历史及传统建筑、街巷、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的总量，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损毁和使用单位的不合理使用等，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旧城改造密度过高，开敞空间缺乏，绿地减少，个别新建建筑高度、容量及功能与周围古城环境缺乏有机协调。部分传统特色建筑和院落被拆掉，对古城格局的保护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已失去以后可能保护、利用的机会。

2．3历史文化街区、地段内人口稠密、房屋破旧，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古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段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稠密、民居破旧不堪，同时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因此制约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2．4历史文化保护区产业及用地结构不合理：历史文化遗产长期被其他单位占用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以民居最多，且缺少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像停车场、配电设备等，商业网点也十分缺乏，街头绿地更是少的可怜。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多年被使用单位占用，而使用单位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这些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失修严重。部分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使用单位、使用人乱拆乱建，已破坏了其原有的格局及风貌。

2．5泉水渗漏区、泉脉得不到良好保护和利用

做为重点的泉水直接补给区的南部山区和玉符河地区，因当地过度开发建设和过度的开垦荒地，造成水土流失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面硬率提高，从而水源涵养与补给能力减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不同程度对地下泉脉造成破坏，同时市区内还存在对地下泉水的过度开采，以上现象都严重影响对泉水、泉脉的保护。

3　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3．1国内外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谓可持续发展，是～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既把握今天又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从自然资源的保护角度立论的，但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人力、科技、文化、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开发变革与保护问题。

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阮仪三先生提出的保护原则应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是总结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3．2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实践

3．2．1法国保护文物的实践

法国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是有相当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首先成立了管理负责建筑保护的国家建筑师团；其次是政府与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分工明确：第三是对全国文物进行调查并建立相应的分级档案；第四是文物业主承担义务，即便对文物进行维修也必须报国家建筑师团同意；第五是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一般文物保护费用政府承担50％，而且对业主的文物保护投资免于征税。

3．2．2前联邦德国保护历史街区的实践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前联邦德国在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后，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二战保留下来的有着百年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把改善提升旧城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其环境质量作为旧城改造的中心内容。该国旧城改造的方式有以下特点

(1)改善交通状况，将旧城区主要道路改变为步行街，把小汽车“挤”出旧城区，积极发展公共交通。

(2)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例如把分散供热改为集中供热、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设施引入旧城区内等。

(3)调整用地、产业结构，提高旧城区环境质量。将有污染源的工厂、企业搬迁至郊区，开辟绿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休憩、游玩的场所。 转贴于

3．2．3巴黎、苏州保护城市空间历史格局的实践

城市空间格局的保护，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法国巴黎和我国苏州就是做的非常好的例子，巴黎的做法是新城围绕老城发展，在老城区内严格控制新建建筑，即使允许建设的新建筑，其高度、外型等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苏州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很早就确定了在古城东、西两侧建设新城，较好地保护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空间格局。

3．2．4潍坊保护城市传统文化的实践

由冰雕想到哈尔滨、由泼水节想到西双版纳的景洪、由牡丹想到河南的洛阳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城市的象征，同时也是城市的特殊资源，比如山东潍坊市每年的风筝节都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赛，05年第2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不仅提高城市知名度，也为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点，在会期间签约40个项目，总投资达113.8亿元。

3．2．5德国柏林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多元化、多渠道

德国柏林市政府在筹集历史文化保护资金措施有以下几方面作法，首先是政府的投人，从联邦政府到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投入；第三是私人捐赠；第四是企业投资，凡是企业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均可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上述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描述，对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启示一：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机制；二是政府分工明确；三是文物业主承担保护义务；四是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单位、个人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

启示二：一是调整历史街区内用地、产业结构；二是改善古城区周边交通状况，街区内以步行为主；三是提升历史街区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街区环境。

启示三：一是另辟新区、建设新城：二是控制建筑强度、密度、高度；三是新建建筑必须与环境协调。

启示四：一是根据城市传统特色，塑造城市意象；二是创建有影响的文化项目：三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资源；

启示五：一是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二是广开保护资金渠道，接受企业、个人捐赠；三是给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企业、个人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4　古城区历史文化遗产及泉城特色的保护与发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发展，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传统特色风貌，又要建设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旧城中的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的市政设施条件，控制建筑容量，优化城市环境。同时要依靠科技进步产生的观念、思想和方法手段，引导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名城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个多学科交叉渗透领域，需要政府职能机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通力参与。

4．1探讨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措施

根据济南的现状，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的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文与自然相依存的整体，建议按以下措施执行：

4．1．1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与合理利用知识教育，让广大市民热爱泉城的历史文化；

4．1．2政府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成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构(可以是松散机构或委员会)，形成对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

4．1．3在新形式下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适应的政策、法律保护体系；

4．1．4转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按“原真性”、“完整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对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须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4．1．5形成广泛群众参与机制和广泛开展群众监督制度，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行为给予严惩：

4．1．6积极广泛筹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适当减免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单位和个人部分税费；

4．1．7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科学的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策略，比如整治历史街区、地段可与新城区用地进行捆绑进行市场化运作；

4．1．8深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4．1．9认真研究泉城特色的传统城市风貌和文化，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产业，为城市的社会、发展服务；

4．2要防止新的现象

4．2．1防止新的“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重点是拆真建假；

4．2．2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度商业化；

4．2．3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贵族化；

4．3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实践探讨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也是一种保护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应坚持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原来的功能使用优先的原则、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原则、在严格的保护规划和法规指导下实施有效合理利用的原则。

以曲水亭——芙蓉街为例探讨具有泉城特色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合理利用

曲水亭——芙蓉街历史街区包括：曲水亭、府学文庙、百花洲、后宰门、珍珠泉、王府池子、芙蓉街等街区，是济南传统民居、泉池园林等特色精华所在，这里泉水穿流于街巷与民居之间，最能体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地方特色，因此对该历史街区需要进行整体保护与整治，而不是大拆大建，合理利用该历史街区特色打造泉城特色名片。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7篇

一、围绕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讨论与创新

会议最大的热点是对三十年中国社会史成就的反思。回顾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成果显著，有目共睹。但仍存在缺乏理论创新的缺陷，加强理论建设成为社会史发展的当务之急。首要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的关系。田居俭认为，社会史研究者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同时应借鉴年鉴学派的治史经验，坚持为我所用。夏明方提倡要重读马克思理论经典，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服务于现代化建设。针对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史依赖年鉴学派理论的观点，安介生提出疑问：中国学术界是否需要年鉴学派的引领和我们是否真的读懂年鉴学派？他认为，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资料，所有的问题会在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展开。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受学界诟病最多的“碎片化”问题再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李金铮提倡用整体史观的方法对待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存在与学者的学术素养有关，真正的学术研究基本不存在碎片化。钱杭认为“碎片”是宝贵的，不等同于“碎片化”。学者们一致认同“碎片化”是社会史研究深化的表现，社会史是研究普通民众的一切历史，研究者要站在整体史的角度，把这方方面面的历史“碎片”串联起来，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

张佩国、刘平、黄国信围绕历史人类学的对话则反映了学界对于社会史是否做到跨学科的不同声音。张佩国认为历史人类学是跨学科整合之后新的知识形态，对研究历史是很有作用的。刘平认为作为史学三大坐标之一的历史人类学，其化解史学危机的作用只停留在表面。黄国信提倡应掌握其他学科的学科脉络，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迎接来自文化史、环境史、生态史和人类学的挑战，实现新的综合。

会议期间，围绕宗族问题的讨论显示了社会史研究极高的理论水平。其中，杜靖和钱杭就能不能把五服作为判定家族与宗族范围的依据展开了讨论。杜靖以山东闵村的人类学研究为基础，提出“喷泉社会”和“九族连环”理论，认为本村与村外的五服群体通过婚姻形成“五服-姻亲”结构。本宗五服之上为宗族，本宗五服之下（包括本宗五服）为家族，“五服九族”应包括本家九族和姻亲九族。钱杭从经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五服的概念并不能构成宗族，用覆盖的范围来讲这就是一个宗族，于理不合。“五服九族”只包含父宗，是否包含姻亲还有待商榷。钱杭和杜靖的争论代表着来自历史学和人类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激烈的交锋与碰撞，这对于传统优势领域的宗族研究，有望实现更大的理论突破。与此相关，饭山知保、陈爽、邱源媛关于宗族碑刻、丁册、家谱资料的发掘与解读亦体现了宗族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围绕史料运用的讨论并不限于宗族领域。胡英泽发现“太湖模式”研究所用鱼鳞册的部分错误，指出精细严密的考辨是研究的关键。赖惠敏利用蒙古共和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还原出清代山西商人在恰克图茶叶贸易的盛况，认为在讨论社会史的同时不可忽略国家的存在。王广义对近代中国东北社会外文文献的述评，运用了俄、满、日、蒙等多种资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钞晓鸿通过对关中明清水利文献的解读，发现这些史料在经过今人整理后，增加了整理者的判断，埋没了原始资料的信息。黄国信认为社会史的发展要有“侵略性”，把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入侵”到其他研究领域中，在他对清代盐政的研究中，认为应把历史时期数字的解读放到历史场景中去理解当时官方的决策。姚力、卫崇文提倡应重视口述资料在研究中的运用，为开展口述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社会史专题研究的新突破

区域社会史研究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它既注重区域特征，更寓于整体史关怀，显示出区域史与整体史、小传统与大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会议期间，主办方推出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行龙主编的田野·社会系列丛书，郝平、胡英泽、张俊峰、韩晓莉四位青年学者的新著集体亮相，展示了该中心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行龙主张将社会史研究引入现当代，积极开展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响应田居俭、朱佳木等人大力倡导的当代社会史研究，使得当代社会史研究成为今后社会史学界努力深入的一个新领域。郝平立足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资料，主张开展集体化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研究。马维强、常利兵分别从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乡村实践和生活变革角度探讨了国家政策与地方社会民众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水利社会史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新热点，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张俊峰提倡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开展不同类型、地域性的水利社会史研究，丰富“泉域社会”概念和理论，对话祭祀圈、市场圈和宗族圈理论。周亚和王长命分别以晋南龙子祠灌区和平遥官沟河为例，论述了建国前后国家干预下的乡村水利组织和清代以降乡村的洪灌水利社会问题，展示了制度与权力背后乡村社会的运行实态。井黑忍注意到水利碑刻上的水权买卖契约文书资料，并运用这一资料讨论水权转让的问题。谢氵是考察了16世纪太湖流域水资源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之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是当前社会史发展中一个最前沿的领域。夏明方在《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一文中，对环境史的发展作了历史的、辩证的思考。侯甬坚从县域范围出发，结合当地群众的实际生活来探讨区域性的人类如何适应环境的问题，填补了以往只注重大范围而忽略县域范围的空白。安介生将历史地理学与社会史紧密结合，探讨明清时期北湖地区的世族历史和景观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极富启发性。

此外，近代乡村社会和社会团体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唐力行和廖大伟对同乡会的关注引起了学者的共鸣，二人分别对民国徽州、湖州两地同乡会的变迁作了阐释，引发了大家对像同乡会这样的社会团体在当代存在的价值和应以怎样的社会形态存在的思考。婚姻、娱乐、信仰依然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且不乏新颖的选题。梁景和、苏智良、李禹阶分别考察了“两性研究”角度的婚姻文化、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历史和晚清，令人耳目一新。温春来站在少数民族的角度研究民国时期西南非汉族群的“夷族”意识，引发了学者关于“族群”和“民族”概念的讨论。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理论探讨更加深入，学科发展愈加成熟。多位学者提出要加强学科理论的建设并纷纷尝试把各自领域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总结，形成本土化的社会史理论。

二、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既有从理论、宏观的方面去回顾和展望，也有个案、实证的方法去探讨，更有田野调查与村庄研究风气的盛行，促使研究者去搜集第一手材料。

三、研究领域更加多元。社会经济史、水利社会史、生态环境史、医疗史、心态史等多门前沿性受到学者关注，越来越重视资料积累和实证性研究，问题意识越来越明确，跨学科对话更加突出。这些都有利于今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史年会会议质量、学术品味的提升。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8篇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所作，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从历史编撰角度来看，《左传》在叙述历史活动时有概述，有直述，对于主要的历史事件必叙述其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在记述事件的同时，书中又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行，反映出社会的各种情状。更为重要的是，《左传》创造了“君子曰”等多种史评形式。在《左传》中，冠有“君子曰”、“君子以为”、“君子谓”等语者，约80条。此外还有直接发表议论，直接引用他人言论及论证、预言等形式。《左传》通过以上形式，表述了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开创了中国“史论”之先河。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继承了《左传》作者直接评史的方法，在正文的篇前有序，篇后有“赞”，或加之以“太史公曰”，这些都是作者紧扣史实发表议论的著名文字。有些篇章的序文，则有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或对某一社会问题加以经验总结性质的论述，它比之《左传》的史论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使《史记》既成一部“信史”，同时又是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历史巨著。

这种紧扣事实由作者直接发表评论，阐明观点、意见及看法的“史论”笔法，在《焦点访谈》中有着普通的运用，从位置的安排上看，有篇前、篇中和篇后三种方式。

2001年6月3日播出的《信封里的真相》中，针对存在的“药品回扣”现象，在讲述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药品回扣”事件时，节目就首先由主持人发表评论：“收受药品回扣，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加重国家和患者的负担，而且还会严重破坏医德医风。”

2002年1月17日播出的《兑付不了的假国债》，反映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假国债事件。在叙述了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出售假国债，造成住房公积金流失的事实后，篇中记者直接出面评论：“……而更为严重的是，出售假国债这种行为不同于一般的破坏金融秩序，它破坏的是在百姓中认可程度极高的国债的信誉。”

2002年3月22日播出的《法律不是儿戏》中，对于江西省彭泽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人员乱执法的问题，在节目的最后紧扣事实直接用评论来阐发观点：“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是公安局经侦大队的重要工作，而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则不仅仅是执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的根本体现。所以，我们的执法人员只有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提高自己的执法办案水平，才能维护法律的公正，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些位于篇前、篇中和篇后的评论，借鉴了“史论”笔法，精练而准确，鲜明地表述了传播者的意图。

二、《焦点访谈》中“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这种笔法为他以后的历代史家所尊崇。

在《焦点访谈》中，对于“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有以下几种最基本的形式：

1.借用他人的话语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的是，他吸收的这些评论反映的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写来，落墨不多但又生动、深刻。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

《焦点访谈》在2002年3月21日播出的《名鳖之争》中，也采用了这种笔法。《名鳖之争》反映是杭州市养鳖协会乱评所谓名牌鳖的事件，对此问题，《焦点访谈》就借用了国家工商总局广告监管司监督处处长的话来作出论断，表达观点：“……它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2001年11月30日播出的《当孩子落水的时候》中，也借用了村民的话来表明对漠视生命的在场干部的看法：“孩子淹死得冤枉！说老实话，是别人养的娃，心不疼！我说八个车十六人，下去两个都捞上来了，甭说都下去。就是没有人管！我车走我的，死了她活该！死了不是我的娃！我是这么看的。哎呀，我说都是咱们当领导的人，不是一般人啊！”

2.两两对照

司马迁善于用两两对照的方法来突出历史问题，以显其意。《史记》中有不少篇章是用两两相对的写法，两篇对看而意旨更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张释之冯唐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汲郑列传》，都是可以对照着看的名篇。

同样，《焦点访谈》栏目作为一个整体，不同时间播出的节目也是有联系的，也可以两两对照着看，从对照中感受观点、意见、看法。《焦点访谈》在2001年11月30日播出《当孩子落水的时候》，反映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的某些干部面对一个十三岁孩子落水而不施救的事情。播出后不到一个月，在同年的12月28日播出了另一个也是有关落水的事件——《乡亲落水之后》，讲述的是2001年11月30日，安徽省毫州市吴老家渡口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共有四十多名乘客落水。事故发生后，当地许多村民不顾生命危险，主动救助落水群众，被人们传为佳话。两两对照，使受众强烈地感受到了对冷漠无情的谴责，对高尚品德的赞颂。

3.细节的描写

司马迁非常注重对历史人物细节的描写，有时似是不经意的捎带的叙述，但却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善于用细节的描写从侧面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同时也就在其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

《焦点访谈》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笔法。上文所提到的《当孩子落水的时候》这一期节目中，就有许多的细节描写。对于小王萍的落水，“当时是下午三点多，村里的人都去干活了，只有刘庄村六十四岁的徐老汉和一个妇女目睹了这一切。

”而当时目睹孩子落水的宁夏吴忠市干部考察车队，“一行共有三十五人”、“都是男的”、“年轻都年轻”、“同车的另两个人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细节的描述说明了这些干部是有能力抢救小王萍的，但就是没有一个人下水去施救。不用直接发评论，观点就不言而喻了。在这期节目的最后，还描写了这样一段细节：“在新堡中学初一（1）班的教室里，这个位子突然地空了下来。在渴望求知的眼睛里再也不会有王萍的目光，在琅琅读书声中，再也不会有王萍的声音。我们在老师那里见到了王萍那天考试的试卷，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王萍这次考试得了九十八分。谁会想到，这竟是这个十三岁女孩的遗作了。”这一段描写，就是对那些漠视一个花季生命的人的谴责。在这一整期节目中，《焦点访谈》没有一句批评之语，但细节描绘却使褒贬自明。

参考文献

[1]李炳泉,邸富生.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

[3]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9篇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所作，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从历史编撰角度来看，《左传》在叙述历史活动时有概述，有直述，对于主要的历史事件必叙述其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在记述事件的同时，书中又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行，反映出社会的各种情状。更为重要的是，《左传》创造了“君子曰”等多种史评形式。在《左传》中，冠有“君子曰”、“君子以为”、“君子谓”等语者，约80条。此外还有直接发表议论，直接引用他人言论及论证、预言等形式。《左传》通过以上形式，表述了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开创了中国“史论”之先河。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继承了《左传》作者直接评史的方法，在正文的篇前有序，篇后有“赞”，或加之以“太史公曰”，这些都是作者紧扣史实发表议论的著名文字。有些篇章的序文，则有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或对某一社会问题加以经验总结性质的论述，它比之《左传》的史论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使《史记》既成一部“信史”，同时又是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历史巨著。

这种紧扣事实由作者直接发表评论，阐明观点、意见及看法的“史论”笔法，在《焦点访谈》中有着普通的运用，从位置的安排上看，有篇前、篇中和篇后三种方式。

2001年6月3日播出的《信封里的真相》中，针对存在的“药品回扣”现象，在讲述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药品回扣”事件时，节目就首先由主持人发表评论：“收受药品回扣，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加重国家和患者的负担，而且还会严重破坏医德医风。”

2002年1月17日播出的《兑付不了的假国债》，反映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假国债事件。在叙述了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出售假国债，造成住房公积金流失的事实后，篇中记者直接出面评论：“……而更为严重的是，出售假国债这种行为不同于一般的破坏金融秩序，它破坏的是在百姓中认可程度极高的国债的信誉。”

2002年3月22日播出的《法律不是儿戏》中，对于江西省彭泽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人员乱执法的问题，在节目的最后紧扣事实直接用评论来阐发观点：“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是公安局经侦大队的重要工作，而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则不仅仅是执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的根本体现。所以，我们的执法人员只有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提高自己的执法办案水平，才能维护法律的公正，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些位于篇前、篇中和篇后的评论，借鉴了“史论”笔法，精练而准确，鲜明地表述了传播者的意图。

二、《焦点访谈》中“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这种笔法为他以后的历代史家所尊崇。

在《焦点访谈》中，对于“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有以下几种最基本的形式：

1.借用他人的话语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的是，他吸收的这些评论反映的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写来，落墨不多但又生动、深刻。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

《焦点访谈》在2002年3月21日播出的《名鳖之争》中，也采用了这种笔法。《名鳖之争》反映是杭州市养鳖协会乱评所谓名牌鳖的事件，对此问题，《焦点访谈》就借用了国家工商总局广告监管司监督处处长的话来作出论断，表达观点：“……它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2001年11月30日播出的《当孩子落水的时候》中，也借用了村民的话来表明对漠视生命的在场干部的看法：“孩子淹死得冤枉！说老实话，是别人养的娃，心不疼！我说八个车十六人，下去两个都捞上来了，甭说都下去。就是没有人管！我车走我的，死了她活该！死了不是我的娃！我是这么看的。哎呀，我说都是咱们当领导的人，不是一般人啊！”

2.两两对照

司马迁善于用两两对照的方法来突出历史问题，以显其意。《史记》中有不少篇章是用两两相对的写法，两篇对看而意旨更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张释之冯唐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汲郑列传》，都是可以对照着看的名篇。

同样，《焦点访谈》栏目作为一个整体，不同时间播出的节目也是有联系的，也可以两两对照着看，从对照中感受观点、意见、看法。《焦点访谈》在2001年11月30日播出《当孩子落水的时候》，反映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的某些干部面对一个十三岁孩子落水而不施救的事情。播出后不到一个月，在同年的12月28日播出了另一个也是有关落水的事件——《乡亲落水之后》，讲述的是2001年11月30日，安徽省毫州市吴老家渡口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共有四十多名乘客落水。事故发生后，当地许多村民不顾生命危险，主动救助落水群众，被人们传为佳话。两两对照，使受众强烈地感受到了对冷漠无情的谴责，对高尚品德的赞颂。

3.细节的描写

司马迁非常注重对历史人物细节的描写，有时似是不经意的捎带的叙述，但却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善于用细节的描写从侧面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同时也就在其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

《焦点访谈》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笔法。上文所提到的《当孩子落水的时候》这一期节目中，就有许多的细节描写。对于小王萍的落水，“当时是下午三点多，村里的人都去干活了，只有刘庄村六十四岁的徐老汉和一个妇女目睹了这一切。”而当时目睹孩子落水的宁夏吴忠市干部考察车队，“一行共有三十五人”、“都是男的”、“年轻都年轻”、“同车的另两个人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细节的描述说明了这些干部是有能力抢救小王萍的，但就是没有一个人下水去施救。不用直接发评论，观点就不言而喻了。在这期节目的最后，还描写了这样一段细节：“在新堡中学初一（1）班的教室里，这个位子突然地空了下来。在渴望求知的眼睛里再也不会有王萍的目光，在琅琅读书声中，再也不会有王萍的声音。我们在老师那里见到了王萍那天考试的试卷，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王萍这次考试得了九十八分。谁会想到，这竟是这个十三岁女孩的遗作了。”这一段描写，就是对那些漠视一个花季生命的人的谴责。在这一整期节目中，《焦点访谈》没有一句批评之语，但细节描绘却使褒贬自明。

参考文献

[1]李炳泉,邸富生.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

[3]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10篇

摘 要：灵渠，位于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全长约30公里，属中国最古老运河之一，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秦代三大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目前不少学者对灵渠水利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本文主要从灵渠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灵渠工程的分析与研究；历史上灵渠的使用、维修与管理；灵渠个别问题的考辩与探讨四方面进行了灵渠的水利史研究回顾。

关键词：灵渠 水利研究 回顾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2

灵渠，古称秦凿渠，又称零渠、陡河或兴安运河，秦史监禄于公元前214年为输运军粮而凿，位于现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全长约30公里，属中国最古老运河之一。它沟通了湘水与漓水两条河流，将长江与珠江连接起来，成为了历史上中国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之间的最主要的水路交通要道。灵渠的工程主要包括南渠、北渠、铧嘴、大小天平、秦堤、陡（斗）门、堰坝、泄水天平、水函等。灵渠的修建福泽了沿岸地区的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充沛的农田灌溉用水。鉴于灵渠工程的复杂与巧妙以及灵渠在中国乃至世界航运史上的重要地位，学者们一直将其列为中国水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灵渠的研究成果颇丰。

对于灵渠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灵渠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二，灵渠工程的分析与研究；三，历史上灵渠的使用、维修与管理；四，灵渠个别问题的考辩与探讨。

一、灵渠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关于灵渠的记载，自古有之。目前关于最早记载秦凿灵渠这一史实的资料可见西汉刘安《淮南子》卷十八：“……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君吁宋……”。东汉高诱注《淮南子》，称监禄所凿之渠是沟通湘水离（漓）水之渠，故此可知即为后来的灵渠。此后历代的地理志，当地的地方志及文人文集等多有灵渠整修与扩展的相关记载。《桂州重修灵渠记》记载道：“……乃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推俎豆以化猿饮，演坟典以移舌，番禹贡，尧化也……”。这是唐人鱼孟威对灵渠的历史作用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唐兆民花费约30年时间于1982年编写出版的《灵渠文献粹编》一书，从源流、凿渠、修渠与用渠及其他四角度入手，将先秦至民国时期的灵渠资料进行了汇编与考订，指出许多前人以误传误的地方，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厅与水利学会合编的《灵渠考察文集》记录了灵渠主要工程设施测量成果，海洋河与灵渠流量实测成果，灵渠大小天平工程勘测报告。黄继聪的《今日灵渠》介绍了建国以来灵渠的整修情况，概述了灵渠的灌溉事业与旅游事业，对解放后到八十年代间水利水电部门、文物部门、城建部门向灵渠的投资情况进行了汇总。

二、灵渠工程的分析与研究

相对于灵渠历史资料多集中于古代而言，灵渠工程的分析与研究则多出现在近代以后，且研究成果多出自专业的水利工作者，他们大多从历史和工程技术角度着手加以探讨，以期为日后的水利建设、科学决策及正确政策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借鉴。1985年《广西水利水电科技》第3期收录了水利部工程师郑连第的《灵渠工程及其演进》，该文从渠首、渠道、工程建筑、灵渠的古代形态四方面对灵渠工程进行了详细描述，而文章的第二部分依据时间顺序，划分为水利工程的创始、发展和完善、维护使用三阶段，简述了灵渠工程的演进。后郑连第又几经现场考察、收集资料，撰写了《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该书在《灵渠工程及其演进》的基础上对灵渠的建筑物作了更为具体的介绍，同时增加了对灵渠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作用、灵渠的管理、抗日战争时期改造灵渠计划等问题的阐述与考证。1985年，广西水利学会水利研究会组织了有测量、地质、水文、水工、航运、历史、考古、文学、兵器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对灵渠工程进行的综合考察。考察队员魏在《灵渠枢纽工程浅议》一文中分析指出，本着现代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基本原则，灵渠工程在地形条件、地质条件、总体布置、平面布置、坝形的选择、断面结构形式、铧嘴结构形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科学性与合理性。考察队员吕祖弘的《灵渠的工程地质》对灵渠所在区域的地质地貌、渠线和枢纽区的工程地质做了详实的报告。他指出，南渠的第一段（秦堤）和第二段（大湾陡至始安水）边坡失稳的问题较为严重。此外，通过公式计算，吕祖弘认为，关于坝基渗漏和渗透稳定问题对灵渠工程的影响不大，因此，灵渠枢纽建筑物的基础对于低矮的坝较为稳妥可靠。燕柳斌、刘仲桂、张信贵、吴雪茹的《灵渠工程的功能分析与研究》利用价值工程原理对灵渠工程的历史、现状、未来进行功能分析与研究，以促进灵渠功能的可持续发展。李都安、赵炳清所撰《历史时期灵渠水利工程功能变迁考》一文，将灵渠水利工程功能变迁情况分为秦汉创建阶段、唐宋发展完善阶段、明清至近代繁荣与转型阶段三时段。

三、历史上灵渠的使用、维修与管理

历史上关于灵渠修渠与用渠的记载从汉代就开始了，尤以清朝记载最多，但都较为零散，八十年代后，就灵渠的使用、维修与管理的整体研究、局部研究、比较研究等渐次出现了。范玉春在《灵渠的开凿与修缮》一文中认为，灵渠的开凿与通航不仅大大加速了秦始皇统一岭南的军事进程，在开发广西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中，范玉春重点叙述了历史上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主要由李渤、李师中、乜儿吉尼、严震直、单渭、陈元龙、李秉衡主持的七次修缮。刘范弟在《唐代两次灵渠整修工程略论》中高度评价了李渤和鱼孟威二人主持的两次整修工程。他赞道，李渤创设的大小天平、铧嘴和斗门是灵渠工程史上的首创，奠定了灵渠工程的基本格局；鱼孟威的工程材料的革新，工程主持人选的慎重，工程施工的精细概算对现今仍有重要意义。在《清代灵渠的使用、维修与管理》中，林卓才提到，清代的灵渠主要用于运输与灌溉；在维修方面，探究了清统治者不愿自觉维修灵渠的原因与清代维修灵渠在工程设计、施工组织和工程技术等方面较之前代更为进步的原因；管理方面，陈述了清朝逐渐制定并采取了一些灵渠管理制度与措施的过程。

四、灵渠个别问题的考辩与探讨

关于灵渠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如湘漓源流问题、三七分水问题等，而学界也一直将这些问题视为灵渠研究的热点，学者们或挖掘资料，或实地考察，各抒己见，自圆其说。1、湘漓源流问题， 1986年，苏为典曾在《对灵渠几个问题的探讨》中针对出现湘漓同源与异源两种说法的湘漓源流问题，提出了实为河源标准问题的见解。王双怀发表文章《“湘漓分派”说质疑》，指出，湘水源出广西临桂县海洋坪的海洋山西麓，漓江发源于广西兴安县境内的苗儿山，湘漓并不同源。邓锦荣通过实地考察与对科学实测技术的借助，批判了湘漓同源之谬和唐兆民先生坚持的“出一山而分源”说，考证到漓江干流为大榕江――六峒河――乌龟江，正源为老山界，湘江正源应在海洋河的上流东、南源之间选定，此观点收录于邓锦荣发表的文章《湘漓源流辩》中。2、三七分水问题，最早记载于曹学的《阳朔山水记》，“……人知漓水之分于湘，仅得十之三，而不知湘源之分于漓，已得各半……”，显然可知，曹学并不认同三七分水的观点；而苏为典认为，三七分水在特殊情况下是可能出现的，但说成是固定比例是不对的；向黎的《灵渠三七分水问题的探讨》从水文和水力学观点探析，南北渠的过水能力与分水比例有直接关系，“若铧嘴将河宽分为1：2时，可以近似满足三七分水的需要”，理论上三七分水有可能；2003年，专家通过模拟实验得出结论，三七分水并非恒定值。

综上可知，灵渠这一古老的水利工程在历史上不仅具有运输、灌溉等实用价值，同时，在学术界尤其在中国的水利史研究当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唐兆民.灵渠文献粹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

[2] 黄继聪.今日灵渠 [J].广西水利水电科技，1986，（3）.

[3] 郑连第.灵渠工程史述略[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

[4] 郑连第.灵渠工程及其演进[J].广西水利水电科技，1985，（3）.

[5]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学会合编.灵渠考察文集[M].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厅出版，1986.

[6] 魏.灵渠枢纽工程浅议[J].广西水利水电科技，1986，（3）.

[7] 吕祖弘.灵渠的工程地质[J].广西水利水电科技，1986，（3）.

[8] 燕柳斌，刘仲桂，张信贵，吴雪茹.灵渠工程的功能分析与研究[J].广西地方志，2003，（6）.

[9] 李都安，赵炳清.历史时期灵渠水利工程功能变迁考[J].三峡论坛，2012，（2）.

[10] 刘范弟.唐代两次灵渠整修工程略论[J].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6，（4）.

[11] 范玉春.灵渠的开凿与修缮[J].广西地方志，2009，（6）.

[12] 林卓才.清代灵渠的使用、维修与管理[J].广西水利水电科技，1986，（3）.

[13] 苏为典.对灵渠几个问题的探讨[J].广西水利水电科技，1986，（3）.

[14] 王双怀.“湘漓分派”说质疑[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4）.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11篇

“开放性”主观题最早出现在上海高考试卷中，近几年各省市高考试题中也频频出现，其开放的形式有：论证的开放性、论述的开放性、观点的选择性、认识的开放性、史学方法的开放性、全面的开放等。“开放性”主观题的特点是，通过新情景的创设，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观察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突出表现在鼓励个性与创新精神，真实而深入地考查考生的历史学科技能与素养。

二、“开放性”主观题的类型

纵观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文科综合试卷中的“开放性”主观题，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种类型：

1.开放某一组试题的某一问

此类试题一般从历史学习的态度、对问题的理解、所获得的启示、建议等方面进行设问，要求考生总结规律、提出对策、得出结论、分析得失，主要立意是考察历史的借鉴教育功能。命题者往往只提供问题，并不提供标准答案，要求学生从所提供的客观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并创造性地得出历史的结论。作答此类试题的宽松度较大，考生得分相对容易。

例如：（2006·北京文综卷·37（4））青少年应当成为文明的继承者和创造者，最近拟举办“18世纪以来文明的对话”主题展览，邀请中学生参与展览的筹备与宣传回答：

（4）展览四：当代文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以下是展览的结束语：联合国千年报告指出，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公平的21世纪，需要每个国家和每个人的努力。联合国秘书长在2004年新年致辞中呼吁，国际社会不仅要关注局部战争冲突问题，也要致力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贫穷、病症、环境恶化等问题。

请根据结束语和所学历史知识，就解决当代文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一条建议。（4分）

【方法点拨】此类试题没有标准答案，评卷要求是“言之有理，即可得分”。解答此类试题有三个关键步骤。第一是“审设问”，明确设问的范围。即求答项：一条建议；中心项：文明发展面临的问题（要求回答哪方面的建议）；限定项：当代（时空）；提示项：根据结束语和所学历史知识（答题的依据）。第二是“读材料”，读懂背景材料的中心意思，明确材料反映的历史现象或问题：局部战争冲突、贫穷、病症、环境恶化。这就为回答好“建议”打下了基础。第三是“提建议”，根据前面所找出的问题，提出应该怎样做，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避免什么，这是解答好“建议”的落脚点。

2.观点型“开放性”试题

观点型“开放性”试题又称之为“小论文”的形式。此类试题考察的范围广，具有较大的深度与难度；主观性强，给学生以更大的自我展示空间；答案要点包容性大，甚至只有答案要求而无具体答案。

例如：（2012·上海单科卷·39）妇女与教育（12分）

材料二1914年，教育总长汤化龙发表他对当时女子教育的看法：“民国以来，颇有一派人士宣导一种新说，主张开放女子之界限，其结果致使幽娴女子提倡种种议论，或主张男女同权，或宣导女子参政。……盖谓该校在今日，不但毫无利益，而反有巨害。”

问题：基于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民国初年社会的认识。

【方法点拨】解答此类试题有四个关键步骤。首先，明确问题及要求，即“基于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民国初年社会的认识”。其次，阅读材料，提炼材料的主要意思和主旨。材料一中北京、上海出现了女子学校，妇女获得了工作和参政的权力。材料二中教育总长汤化龙对女子教育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样有百害无一利。第三步，明确观点，联系知识，罗列证据，安排结构。材料一与材料二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体现出的是民国初年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这也说明民国初年时期的近代中国正处于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其证据有：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妇女得以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享有公民权利的社会成员（材料一）；另一方面，社会上对新式女子教育出现了异议（材料二）。第四步，形成文字，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史中有论。

【参考答案】答案l：能在材料一与材料二之间建立关联，并能从中看到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因素。

民国初年处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妇女权利的变化正是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缩影。辛亥革命创立了中华民国，肯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倡导男女平等。妇女得以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享有公民权利的社会成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纷纷兴办了女子学校，不但教授她们适应社会的各类知识、技能，而且还以培养妇女参政为宗旨。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守旧势力依然强大，社会上对新式女子教育出现了异议，尤其是在袁世凯执政时期，教育总长汤化龙的言论即为一例。这体现了当时新旧观念的冲突。

答案2：能在材料一与材料二之间建立关联，但仅能描述历史现象。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政令，促成了社会习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倡导女权就是重要的一方面。北京、上海等地女子学校的兴办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这些学校致力于提高妇女的知识答案和参政意识，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对于这一新事物，也出现了异议，教育总长汤化龙的言论即为一例。这体现了当时新旧教育理念的冲突。

答案3：只能就材料一与材料二分别展开讨论

答案4：没有基于材料回答问题

3. 开放的组答方式和答案标准等“开放性”试题

此类试题的主要特点是以教材的历史观点为依托，以组答方式和答案标准的开放为特征。它不要求考生独立阐释自己的观点，而是考查考生对历史规律的认知深度和掌握程度，在对史料鉴别、提炼、组合中凝练出自身思想的精华。

例：（2012·北京文综卷·37（4））

（4）阅读上表，从“水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某个侧面，选出3个关键词，提炼一个主题；再补充一个符合该主题的关键词。运用这4个关键词对该主题进行简要的阐释。（10分）

要求：主题立意明确；关键词选择准确；文字说明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方法点拨】解答本题首先抓住“水与人类文明进步”这一中心问题，然后，立足于“水利建设、生产工具的改进、新式海军、殖民扩张”等组织在一起的新的情景，进行发散性思维，从多角度分析归纳。例如，从“罗盘针、新航路开辟、海上马车夫”总结出“水与世界市场”，从“新航路开辟、海上马车夫、海上丝绸之路”总结出“水与交通运输的发展”……第三，依据主题，对材料进行分类、补充，并对材料进行阐释。

【参考答案】示例：

主题：水与社会生产的发展

关键词：筒车、水利织布机、第聂伯河水电站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南京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3-04(9)

4　“渐进更新论”――以南京老城南的复兴为例

渐进更新论倡导渐进更新，即“有机更新”的手法和“渐进改善”的程序。渐进更新论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地段的进步要靠真实的行动去推动。历史城区、历史地段是居民今天仍然生存的空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长年缺乏维护，建筑多已变得破败，缺少基本的配套设施。因此不能无视居民要求改善生存空间、拥有现代化生活权利的呼声，不能简单否定更新，讲保护仅停留在口头上。同时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是在长时段的发展进程中，由许多参与者共同创造、逐渐形成的，因此历史信息丰富、文化内涵深厚、空间丰富多元。同时这些地区往往也是社会结构、产权制度十分错综复杂的地区，私房、公房、经租房政策不一，原业主、老住民、后租户需求不同，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而不能仅凭事前的简单调查，以及简单的多数居民的呼吁改造就做出一次性简单改造的决定。对于这样的地区，用简单的一蹴而就、大拆大建的大规模改造，将使得丰富的历史信息被粗暴处理，深厚的文化内涵被简单覆盖，丰富多元的空间关系难以留存，同时复杂的产权纠纷、历史保护的社会呼吁也将使得这种方法难以为继。这样错误一旦犯下，就再无纠正的机会，今后再无法通过渐进改善理念、通过试点实践一一总结反思一一完善再实践来不断改进完善保护工作。

渐进更新论倡导小尺度的有机更新方式。关于有机更新，吴良镛先生提出：“城市永远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居住区内的住房更是如此，城市的细胞总是要更新的，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破烂不适宜者”。“规划建设时，新的建设宜较为自觉地顺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旧，一般无法全面推倒重来”。同时渐进更新论将历史城区、历史地段的复兴过程视为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提倡通过试点项目积累经验，不断反馈完善，直至找寻到解决复杂敏感问题的妥善之路。西方历史文化和旧城保护实践也表明，保护实践过程是“一个强调连续而非断裂的有机过程”，“一种累进重读(incremental rereading)的规划过程”，强调将每一次建筑整治或插建、功能改善或调整都看作是对以往的“医治”，是历史城区对于现代适应性的一次尝试。

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区，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但是清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手工业的逐步衰落以及南京城市发展重心的逐步北移，老城南赖以繁荣的经济基础发生变迁，再加上太平天国、清军攻城、抗日战争等战乱影响，老城南逐步衰落并繁华不再。今天的老城南在物质、经济、社会空间上日趋“边缘化”，呈现出一种整体性衰败。目前老城南地区房屋已大多破旧不堪，严重损坏房占60％以上，险房占2.5％，90％居民家中无独立厨房、卫生间，地区内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市政设施，供电线路严重老化，城南地区发生的火灾60％以上由电路老化引起，消防现状令人担忧，消防车难以深入居民密集区。因此，每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提案建议改造，居民改造呼声强烈，2006年地方政府决定启动改造工程。但是由于改造方式不当，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和批评，地方政府十分委屈，认为改善百姓居住条件的初衷未得到社会的理解。

老城南的复兴必须以文化导向的综合发展战略为支撑。悠久的历史给老城南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积淀，明清“金陵四十八景”中有七处位于老城南，包括凤凰三山、杏村沽酒、秦淮渔唱、楼怀孙楚、桃渡临流、来燕名堂、长桥选妓。如果将相邻的历史资源一起考虑，还有长干故里、报恩寺塔、莫愁烟雨以及李渔芥子园、沈万三故居等。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有形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消失，但即便如此，尚存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上脍炙人口的诗词名篇以及老城南作为市井文化代表地的丰富民俗，都是老城南复兴的宝贵文化资源，因此必须要明确老城南发展的文化引领定位，以丰富的历史资源为当展的动力，整合传统价值和现代功能，赋予历史地段新的活力，通过文化环境和活力的再造带动老城南人居环境的改善。

老城南的历史文化复兴，基础是尚存的历史遗存、历史格局、历史肌理和传统风貌，虽然老城南的历史风貌已经受到现代化建设的较大影响和冲击，但是仍有：(1)大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内相对较好地保存了传统的肌理和格局，许多的街巷的历史可上溯至明甚至更早的六朝时期；(2)地段内传统的街巷尺度以及沿线的传统建筑尺度仍得以保存i(3)地段内现状建筑质量虽已较为破败，仍有不少历史建筑和传统构件散布于地段内：(4)这些地段，虽然当代物质空间较为破败，但是破败的宅基上曾经有过动人的历史事件，如周初读书台、李渔的芥子园等等。它们是老城南这个业已十分衰败地区的残存文化骄傲，是实现历史地段文化复兴的最后寄托，也是南京这座城市追寻明清以前、乃至六朝风华的物质空间载体，因此必须尽全力保护，并努力在此基础上寻求当代复兴。

老城南的当代复兴，还需要具有带动作用和影响力的文化项目引领。对此吴良镛先生2006年在参观白鹭洲公园改造后曾经指出：“昨晚看到秦淮河的改造与东城白鹭洲的更新结合了起来，因为在夜晚一走而过，难以作科学的判断，但值得欣慰的一点是：河岸打开了，扩大了公共活动空间，人们可以欣赏到秦淮河的美景；百姓载歌载舞，一片欢乐气氛，为旧城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使我联想到威尼斯的城市节日庆典。联系到门西地区，似也可以找出另一种途径加以综合创造。例如，‘胡氏愚园’再建并非一切照旧，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再创造(reinvention)，再发现，从旧环境中找出新的片段，找到新的灵感，借题发挥，力求在这片衰颓的地区再现新的生命力”。笔者认同吴良镛先生提出的老城南改善和复兴应分别从门东白鹭洲和门西愚园的活力重塑做起，给历史地段增添当代活力和生机，逐步由点及面，有序带动并引领老城南整个地区的逐步复兴。

5　“整体设计论”――以南京历史文化空间网络构建为例

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创造的关系，吴良镛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与文化环境的创造同时并举，不能脱节。“我们必须认识到，光靠保护既有遗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历史地段与历史建筑物的整体保护工作同新环境的创造工作融为一体，即在保护的同时更要进行开拓创新”。由此整体设计论强调保护利用思考要综合、创造要整体。所谓思考综合，是指要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建筑功能、艺术表现、建筑造型、周边环境、人文内涵、当代活力等多种要素；所谓 创造整体，是指要“在变化中求统一，在纷繁中求整体”。吴良镛先生曾引用中国古代《释名》中“巧者，合异者共成一体也”道出了创作的真谛，“在可能的条件下，把一些可以共通的东西加以梳理、概括、整合，包括将东西方建筑文化的某些方面在新的基础上加以互补、融会，并根据变化中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果如此，我们就有可能达到多样统一(unity from diversity)，和而不同(unity from difference)，乱中求序(order from chaos)”。

整体设计论倡导思维的整体综合融贯，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要有新老联动的空间战略，建立以历史资源为支撑、以文化廊道为串联、历史和当代有机融合的城市空间特色系统；在详细规划层面，要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历史地段、历史城区中形成可感知、可深入体验的真实历史文化环境：在建筑设计层面，要在认真保护历史建筑的基础上，重视新建筑设计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塑造。在城市空间体系架构上，整体设计论要求综合思考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点的精心设计、历史文化廊道的串联整合、以及整体历史文化网络体系的构建。

南京阅江楼即是较为成功地运用历史资源塑造当代文化地标的案例，它的重塑改写了狮子山600多年来有记无楼的历史。李瑞环登楼时题写了“登楼阅世，抚今追昔；望江怀古，鉴往知来”，并说“修建阅江楼是件好事，后人定会给予很高评价。江苏才子多，可以找名人再写《阅江楼记》，说明为什么六百年有记无楼，今天却有楼了，但是，不光讲一时一事，不光讲南京，还要讲中国人，讲中华民族，讲中华大地的凝聚力，讲一代比一代强。总之，要借题、借景，发挥好”。李瑞环同志的话清晰地阐明了历史资源、传统文化如何可以被当代加以综合运用，虽然他更多的是从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但对城市规划建设一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阅江楼的建成，使得南京城西北、乃至长江沿线缺乏文化地标的状况得以改变，纷至沓来的游人给原已被边缘化的下关区带来了活力和人气。随后在阅江楼周边，历史资源天妃宫、静海寺相继重塑。今天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它的形成带动了下关区老百姓人居环境的改善，原已衰败的下关区从市民心目中原先的“下之角”变为宜人的居住选择地之一。

对此吴良镛先生指出：“设计难点在于当今的现代建筑理论思潮如何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京这个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场所中合适的表现出来的问题，即建筑如何既有现代感又有历史感7要体现地方文化。探索过程中也存在一个如何求新的问题”。现该项目已经落成，获得社会广泛的好评，不日布展完成后即将开放。

关于历史文化廊道的建立，重要的是挖掘并串联线型空间(河流、历史轴线、道路等)沿线的历史文化资源。对南京而言，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廊道莫过于明城墙和秦淮河。以内秦淮河为例，它是南京的母亲河，历史上南京最早的几座城池，如冶城、越城等，都分布在其两岸。随后两千多年，秦淮河及其两岸始终是重要的历史舞台。关于十里秦淮对于南京的意义，吴良镛先生曾经精辟地将之概括为历史老城南的文化走廊和空间骨架，可以建设连缀成中华门门西门东的项链。前不久，南京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启动了秦淮河环境整治工程，目标即是吴良镛先生提出的重整“十里秦淮”。规划内容包括：(1)保护历史建筑、历史环境和历史风貌；(2)贯通十里内秦淮河，在外秦淮河水质改善的基础上实现内外秦淮河联动，改善水环境和城市环境；(3)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设施配套水平；(4)依托历史资源、民俗文化，复苏秦淮河。经过规划整合重塑后的秦淮河将重新串联沿线的历史记忆，有望形成一首包括序曲，终曲和三个乐章组成的南京历史文化乐章。

关于历史文化网络的构建，重点是“将孤立散存的点状和片状结构变成更具保护意义的网状系统，充分发挥出文化遗产对提升历史城区整体价值的重要作用”。要跳出孤岛式的保护模式，必须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联系性和系统性。笔者认为，历史文化网络的构建可以借鉴景观生态学的理念，建立“基底－斑块－廊道”的空间网络，使历史文化的保护从断裂的结构、片断走向包含多样性和连续性的系统。具体的构建手法包括串联、织补、延续和发展四种手段：(1)串联，通过历史轴线、传统街巷、特色商业街、水系、绿带串联各类历史资源、文化空间和公共活动设施；(2)织补，在消失和中断的历史空间和环境中，通过恰当地添加与之协调的建筑和文化设施织补历史肌理和历史格局；(3)延续，通过道路、视线廊道、景观轴线等延伸历史轴线和历史文脉；(4)发展，通过塑造新的能够体现传统精神的文化空间，通过文化线路的拓展，不断丰富发展新旧融合城市文化网络空间。

通过上述空间手法的重组，南京可以重新组织城市的节点、界面、轴线和公共空间等，让众多的历史资源点成为南京星罗棋布的“文化基质点”，让历史环境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地段成为富有文化内涵、空间特色的“历史文化斑块”，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文化线路、秦淮河、明城墙风光带、明外廓历史之旅，乃至林阴道、旅游线路等线型文化廊道，串联整合上述“基质点”和“文化斑块”，通过发掘、激活“历史节点”；对其周边环境的整治和公共空间的营造，强化“文化特色片区”，将重要的特色片区和公共空间串联整合起来，组织到现代城市结构中，构建南京城市空间的艺术骨架，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之美。

6　“文化传承论”――以历史南京城营建传统的传承为例

文化传统的传承，在现实中往往被简单误读。由于对文化传承的简单表层理解，形成了现实中两类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割裂传统，认为当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先人的经验难以学习借鉴，一味强调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种是冻结传统，忽视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新时代特征，在当代社会仍然简单复制传统风格建筑。事实上，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历史南京城在建造过程中，形成了营建的宝贵经验和传统，它既与北方的都城有共同之处，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典型反映了中国江南都城的建造艺术成就，包括：

(1)人工建造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建立。南京曾被彭泽描绘为“千年壮丽山为郭，十里人家水绕楼”，是我国以《管子》为代表的“天才地利”规划思想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城市观念是建设者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融入了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历史南京城的每一次空间演变，都是利用和改造山水形势的结果，并产生了“天人合一”的城市景观特色。

“城市布局中视地形因素，将山水、园林等融入诗情画意的城市景观营造中”，明代南京著名的金陵四十八景中，一半以上都在城外的自然山水环境中。“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游记，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

(2)历史空间的继承和文化的包容发展。正如吴良镛先生指出的：“江南建筑文化早已非原本江南的‘本土文化’或‘初民文化’，而是一直汲取、融合了不少中原文化，甚至海外文化，因此‘开放性’和‘善于吸收异质文化’可以作为江南建筑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也是江南地区文化昌 盛、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南京城在近2500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变迁，其建设都在因应承袭历史格局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形成一种既连续又变化的空间和文化发展态势，历史南京城正是在不断的文化碰撞中继承、扬弃、发展。

(3)重要空间的设计和场所的塑造。封建帝国时期城市最重要空间和建筑莫过于帝王的宫殿，今天人们盛赞明清北京城市和故宫之壮观，却很少知晓明清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明南京宫城、皇城、乃至都城轴线合一的模式，既是南京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然，又很突出的表达出金陵王气，它也成为后明成祖迁都北京时设计故宫的蓝本。南京明故宫开创的宫殿格局形制和礼制建筑，是十四到十九世纪中国都城建设的重要原型。

(4)整体城市规划设计的营建传统。西方传统的城市是以城市轴线、广场和公共建筑为空间核心自然生长的城市。相对而言，中国传统城市无论是选址还是布局都是整体设计的产物。正如吴良镛先生指出的：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中，城市的规划和设计是同一的，在进行城市规划和总体布局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包含了城市设计的内容，努力将城市规划与设计相结合，城市与自然相结合，将城市、园林、建筑与工艺美术相结合，以臻至城市整体和谐的境界。这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体系的特色，在历史南京城各个主要历史时期都有所体现。如明南京城集中国南北方历代都城建设之大成，并有所创新，既符合都城礼仪要求，又实事求是因应当时的都城发展需要，妥善处理了新宫与老城的关系，而且还具有严谨与宽松、规整与自由的和谐共存的空间美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于其布局合理，与山水有机镶合，其奠定的城市格局历经600年未能突破，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的南京，充分说明了明初南京城整体设计的科学合理。

上述传统在当代的运用必须结合变化的时代特征，对此，吴良镛先生曾经明确指出：南京并非一个活在过去的城市，过去因为对今天和未来的价值而具有意义。我认为，以南京的山山水水，还要加强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到走向文化城市的创造，提高城市的文化竞争力。而在传承历史传统、创新当代文化时，既要深谙传统的精华，又要洞悉时代的变迁。同封建帝国时期的都城营建相比，当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变化节奏、变化规模、变化内容、变化尺度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工业时代的城市景观和特征，完全不同于小农经济时代的城邑。因此认清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是重要的，因为它将决定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传承历史和传统。诺伯特舒尔茨将历史的变迁归纳为三类：实用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变迁。从实用的变迁来看，当代城市的功能远较传统城市复杂，商务楼、综合体、会展中心、交通枢纽等各种新建筑层出不穷；从社会的变迁来看，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等级、秩序等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人口的流动性，社会发展的民主意识都使得今天的城市更加多元，更加重视多元人群的包容平等i而从文化的变迁来看，今天的城市已经很难用一种秩序、一种道德规范、一种文化来约束，多元文化并置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文化的形式已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传统文化的合理精神却可以也应该在当代传承。

关于“人工建造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建立”的传统，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使得原来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及平衡的关系被打破，“在目前高速度、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这种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融合无意间似乎被遗忘了”，因此传统精神的再利用、再建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必须考虑到这一时代的变化。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已不是曾几何时的豪迈改造自然，也不仅仅是传统的顺应自然，而是强调在自然环境基础上的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的构建，因此南京需要从“山水城林有机相融的小南京城”，走向“山水城林有机相融的大南京都市区”，在更大的发展需求空间中，构建城市和自然有机镶嵌的空间系统，在南京都市发展区范围内构建“多中心、开敞式、网络化”的组团空间结构，并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城市。

关于“历史空间的继承和文化的包容发展”的传统，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在剧烈地改变着历史空间和当代建设的图底关系。在极短时间内形成的建设量，甚至有可能超过千年累计的总和。在此背景下，历史文化遗存显得尤为珍贵。今天我们需要对历史有更多的敬畏。随着南京城市不断向外拓展，不仅要高度重视中心城的历史文化保护问题，对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利用也要引起高度重视，要在保护市域文物古迹、古镇古村、环境风貌保护区和历史山水环境的基础上整合发展的资源，把历史空间的继承和当代新文化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关于“重要空间的设计和场所的塑造”的传统，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城市重要空间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城市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城市，而是市民的空间。如果说原来的场所强调等级的秩序，当代的城市空间则追求宜人的环境，空间的塑造更加强调场所的开放性、市民的可参与性。以南京秦淮河水系的规划建设发展为例，内秦淮河更多表达的是历史文化及其传承，外秦淮河更多表达的是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尚未开发正在规划中的秦淮新河则可以突出“新秦淮、新意象、新体验”，以新体育、新休闲、新商务、新人文、新技术为构思，形成同样具有文化意义和内涵的趣味公共空间，但更多地表达时代特征。

关于整体城市设计的营建传统，吴良镛先生曾经指出：“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江南建筑文化都应该区域、城市、建筑群、单体建筑以及建筑细部浑然一体，是规划、建筑、园林的整体创造，是经济、科技、文化、艺术、自然等的有机融合”。由此出发，笔者针对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的“品质空间”极易受到侵蚀的现状，提出了要针对城市“品质空间“设计“特色意图区”规划管理制度。所谓“特色意图区”是指因城市景观塑造、历史风貌保护以及生态环境保育需要特别保护、控制和塑造的区域，包括三类，即“自然山水展现区”、“历史文化展现区”和“现代风貌展现区”。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笔者牵头组织编制了”南京市空间景观特色意图区规划”，其核心思想是用整体设计的思想保护、串联、整合城市的品质场所和公共空间。

7　“发展协调论”――以南京的城市定位和战略为例

基于南京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南京城市发展的文化定位可以概括为：中华文化枢纽、滨江宜居生态城市、国家重要创新基地。

关于中华文化枢纽，历史上南京就是世人瞩目的文化中心，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六朝时期，南京作为南北文化交流中心，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六朝文化”。在明清、民国时期，南京则成为内陆文化与海外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同时，南京崇“文”重“教”的历史，又使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今，南京作为全国四大科研教育中心城市之一，拥有众多的科研教育机构和雄厚的人才储备，万人拥有的研究人员数和大学生数都位居全国前列。这些丰富的文化科教资源和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造就了南京“中华文化枢纽”的历史定位。

关于滨江生态宜居城市，南京是环境优良的绿色城市，境内宁镇山脉丘陵起伏，长江穿城而去。秦淮河蜿蜒其间，玄武湖、莫愁湖镶嵌东西，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山水城林”融于一体，绿化覆盖率达到46％，森林覆盖率达到23％。南京人文环境优越，文化包容性强。南京城市尺度适中，大部分人的通勤时间在30分钟左右。南京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主城，第二产业基本分布在城镇，既保持了城市的活力，又保护了主城的环境，避免了大城市“蔓延”发展的城市病。将南京定位为生态宜居滨江城市，有利于凸现南京的滨江特色、山水特征、宜居特性和生态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南京的人文内涵和人居环境水平，提升城市的发展要素吸引力和综合竞争力。

关于国家重要创新基地，南京具有丰富的科教文化资源，具有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基础和条件。定位于国家重要创新城市，不仅符合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导向，有利于推动南京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保守意识和传统体制束缚，在新一轮发展机遇中提升南京的竞争力，也有利于释放南京巨大的科技资源潜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南京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科技服务能力，从而巩固南京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

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上，则要建立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城市综合发展战略相互配合协调的空间格局。过去囿于城市经济实力和时代的局限性，南京城市发展一直局限在老城的近50平方公里范围内，现代化的建设与古都的历史文化空间相互重叠、互相冲突，不仅阻碍了城市功能的提升，也给古都格局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经过对以往发展的深刻反思，2001年南京城市总体规划调整提出了“老城做减法、新区做加法”的空间战略，通过一加一减的一疏一导，既改善老城的人居环境，松动老城历史文化保护的空间，又加快新区新城的建设发展速度。

在“建新城、保老城”战略的指引下，经过2002年以来几年的建设，这一空间战略已经取得了正面的成效，原本聚焦在老城的开发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老城高层建筑加速聚集的态势有所扭转，土地投放的重心完全转向，城市建设的重心跳出了明城墙内的老城范围，城市结构从过去单中心简单外溢蔓延逐步转为多中心组团式有序发展，为南京作为特大城市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空间架构。在城市空间战略的支撑下，南京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从18个城市中2000年的第12位，跃升至2005年的第7位，上升速度非常之快。这说明一个正确的空间战略可以在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经济综合效应，实现历史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综合双赢。

8　“社会支撑论”――结合南京实践的相关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这是一个涉及立场和价值观的社会问题，涉及巨大的利益，涉及众多的利益群体，因此说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归根到底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社会的问题应该靠社会来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支撑和协同。传统保护规划的致命弱点是把历史文化保护视为专家和个别部门的一项技术，而忽略其社会属性和公共政策属性。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家的保护体系基础上，主要还是由少量专家来推动的，保护工作过于专业化和缺乏群众基础，必然会影响到保护的社会实效，完全依赖保护专家的不辞辛劳和四处奔走呼吁是远远不够的。

关于法制规范，结合南京的现状，笔者认为应推动以下工作，一是推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制定：二是按照新出台的《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及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保护条例》的规定，积极推动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录的分期分批公布；三是逐步将历史文化保护不同环节、层面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如针对南京丰富的地下文物埋藏的特点，应进一步修改《南京地下文物保护管理规定》中涉及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勘探、开发建设程序，同时建立有效的地下文物勘探快速应变机制，健全相应的文物通报制度，以加大对地下文物的保护力；四是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历史文化保护技术规范，历史文化街区内不应简单机械地照搬现有国家和地方标准，而应该采取不同于一般地区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来进行规划设计和实施管理。在地区交通组织、市政配套、建筑安排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应结合历史文化保护的实际要求来制定。

关于组织保障，一方面，倡导政府组织机制的创新，通过多部门协同、市区联动，统一部门和各层级的保护行动。另一方面，推动政府治理结构向“管治”的转变，发挥多元主体的参与作用，尝试建立长效的协商机制。鉴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要求，可建立专家委员会全过程论证监督制度，由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从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项目规划总图到单体设计、施工图设计、现场技术指导等环节负责咨询论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项目的规划和详细实施方案必须社会公示，才能审批实施，审批后还应同时在现场、网上公示，其间还应该举行专场公众意见咨询会，面向公众征询意见和建议，必要时应由项目的规划师或建筑师现场答疑和接受质询；对于具有较大社会影响面的敏感性项目，可采取多部门联合听证的方式。

关于财务支持，可借鉴西方各国历史保护的经验，尝试建立和创新财政扶持机制

建立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基金，每年可从地方财政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资本金注入该基金，该基金重点资助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项目，若时机适合，还可尝试实行市场化、证券化募集资金的方式，实现多元化融资；改革区县政府的以经济为导向考核制度，基于其资源禀赋、主体功能，建立差别化考核制度，其中对历史文化保护的重点区县相应调整或降低GDP考核指标，而通过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给予更多的财政扶持，实现区域发展均等化目标。

关于体制创新，要逐步探索与历史保护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一是要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街区运作模式的创新，改变传统单一项目就地平衡运作的方式，探索在更大范围内，综合考量历史文化保护的社会、经济和长远效益。同时，就单个项目的运作而言，可试验性地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如公私合作经营；二是可考虑建立产权转移的有效机制，针对那些具有清晰私有产权的历史建筑，在政府许可并捆绑保护责任的前提下，可允许上市交易。基于明晰的产权关系，可建立对历史建筑进行税收减免和强制维修的管理政策：三是要逐步健全社会性保障的配套制度，如出台适应多元化需求的居民安置措施，明确老城改造后居民回迁率，改造前后的人口密度问题等。借鉴西方经验，在城市更新与改造过程中，在居民、基本的服务设施、教育设施等方面保持其原有结构，并通过更新给老城以新的内涵和活力。

关于保护行动的计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实施，应该分时序、分区、有重点地在政府主导下，以项目形式逐年加以推进。政府相应需建立并明确年度实施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开展年度实施计划，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框架下，结合年度城市建设计划，明确年度实施目标，落实具体保护项目、安排相应的资金预算和明晰涉及各方的责、权、利关系。另一方面，对上年度实施计划进行回顾评价，认清问题，总结经验，为制定下年度实施计划提供参考和依据。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分析了在建筑设计中时历史文化保护的种洲误区.并就城市设计中历史文化镶护的内笔进行了才探讨。

要了解城市设计的内涵，就必须关注城市中的生活的人。在城市设计中，人是第披关注的主体.而关注人的思想也显得地位重要。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思想是在千百年发展中提炼、沉淀而形成了城市的文化，而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也深刻地印刻在城市的历史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城市人。因此，城市设计与城市文化、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许多城市建设得n益繁荣，城市人口的增加，往往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带来极大的破坏性，这就有必要从认识上加以提高，重点防范。在城市设计仁对历史文化明确予以保护，从法律上给以保证。

一、目前城市设计中对历史文化保护存在的几个误区

一种是往往在想毁掉先人的东西时，就有人打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历史’的招牌.历史是大家创造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枉自独尊，笔者赞成“让每个人都占有历史一页”的提法。据说在英国古城墙要修复，砖川以不用古砖，就是荃于这种邢论的做法之一有的城市任旧城瑞遗址处修的街道广场上还特意标l泪原城墙的位置走向。历史不能像割韭菜，长一茬割一茬。城市建筑更不能几年就拆一茬。

第二种是“保护历史文化妨碍了经济发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一方而在破坏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在大谈自己城市的历史t往㈣城拆了占建筑．叉到新区搞明清一条衡。这种做洼既破坏了很好的旅游资源，义不能形成新的经济热点。

第三种是旧的建筑不适用，需要改造”的浇法。这一改就是火拆欠建，耐口垒=倘若西安也把城墙拆掉修成环路，其古都风貌及旅游价值就蜚；色不知多少。还有的地方为丁突出自己的城市特点，在任何价值上部搞上地区。民旌历电的特征．以示“文”的延续。侄个城前里应有不同历电时期的建筑及J礼貌，怛绝没必要在每个建筑上看其五干年。只要对历史做了大胆的保护．觥叫毫虻顾忌地作对现代化的追求。这样，殳就自然延续且通畅。

第四种是要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指导全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特打E千姿百态，文化底蕴备不相同．需要也不同。用一种理论指导垒盘，显然不切际中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亩目套用西方理论，只会牺牲自己的城市特色。作为中国文化代袁的北京城借用功能主义系统的犬拆大建、内外环道路超K度衡使北京传统城『l亍特色几近灭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中国的现代城市设计教育思想，方法义一直在承袭两方的城市设计体系，无法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当然惜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十如何往借鉴、套用中研究西方城市设计理论对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适应性．逐步建构适应自己城市的地域特点．地方风貌、文化韵味、经济规律，叉具备时代印记的1脏动性城市理论，是当夸亟待解决的课题。

还有，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仕佧忽略对古树名未的保护，为J逛筑可以任意砍伐树是J玎史的活的见旺．是无法仿造假造的文物，难道不应该更加霞视吗?城市既是经济社会疑腱的载体，义是历电文化的象征。这足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都不应该忘记或瞳师的两方。

二，城市设计中历史文化保护设计的主要内容

历史文化的像·盐叶是城市设讣的重要内容．其魅力不仅在下它具有很高的艺术，反映…当地的地方特色与风格．而且它具有寓的文化内汹．能充分反映时代的延续性将历电史化占迹和城市设计结合起来．组成几文、{l：会景观的结台俸，是一郝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很强的活生生的教材历史文化的保护，苒内容包括：侏护对象的确定，保护方法、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

其一，保护对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历史遗迹和风嚣名胜包括：园家。省，市、县各级文物削I】已定的历史文物和名畦点。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业已榻毁怛具有蘑修，重建价值的文物古迹等但在城市改建中，有时会对古旧建筑是否是历史文物占迹是否保留等问题提m质疑。我们可以参考英国公民信托社”提出的5条标准：是一件艺术品，能丰富环境t是某一特殊建筑风格或某-N期的迎匀[=代表，在社会I二【有定的历史地位与重大事件或甫要人物在历也l：有联系。能使周围环境具有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感。

其二．历史文化的保护方法是根据各保护对象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业来确定其保存，发展利用的办法。为此，血首先弄清各保护计象的历史年代，文化等绒、性质特点，功能内客．容量。交通条件窄0I特征与经济利用价值等，井尽量从社会、文化、经济，精神、习浴以及心里情感上去完蒋和发程。保护的一般方法有保养维修、改造等几种，通过保持和恢复文物古迹的本来面貌，来示明当时的历史陈迹。

对古建筑加以改造，使其外形不变，而内部更添现代化的设备和装修，以充实它们的使用价值，使其得以新生。

通过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达到保护的目的。如日本横滨步行道公园设计中，设计者认识到由于横滨经济的发展，随之也产生了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弊病，如“绿”在消失，“水”被疏远，自然生态遭到破坏，造成城市中自然的匮乏。因之在整个设计中构思了3个相关联的主题段，来追念与城市文脉有关的历史。设计者创造了：绿化步道——这里绿树葱郁，鸟语花香，一派自然景象，成为人工环境中的一块绿洲；“水”的广场——运用喷泉、瀑布、跌水、滚水和漩涡等水的表现来赋予广场自然的气息，使人摆脱城市的喧闹，获得了片刻的宁静；“石”的广场一是供纪念、演出等集体活动使用的露天广场，并制作了几十种有历史性代表的图样方案制作的陶块，铺砌在步道或嵌于指示牌上，给长者以历史的回忆，给少者以乡土的教育，给客人介绍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而留下特殊的印象。

划定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的保护范围，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所处的历史环境，同时，还考虑满足景观的观赏要求，完善原计划的意境，保护古建筑的历史格局和景观，提高其环境质量。

其三，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常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需要，划分为严格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和视线走廊区，现分述如下：

严格控制区：指文物古迹自身占有的地域。在此区内严格保护文物古迹及环境的历史原貌。一般除维修外不得有任意拆迁和改造，更不能新建。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分析了在建筑设计中时历史文化保护的种洲误区.并就城市设计中历史文化镶护的内笔进行了才探讨。

要了解城市设计的内涵，就必须关注城市中的生活的人。在城市设计中，人是第披关注的主体.而关注人的思想也显得地位重要。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思想是在千百年发展中提炼、沉淀而形成了城市的文化，而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也深刻地印刻在城市的历史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城市人。因此，城市设计与城市文化、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许多城市建设得n益繁荣，城市人口的增加，往往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带来极大的破坏性，这就有必要从认识上加以提高，重点防范。在城市设计仁对历史文化明确予以保护，从法律上给以保证。

一、目前城市设计中对历史文化保护存在的几个误区

一种是往往在想毁掉先人的东西时，就有人打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历史’的招牌.历史是大家创造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枉自独尊，笔者赞成“让每个人都占有历史一页”的提法。据说在英国古城墙要修复，砖川以不用古砖，就是荃于这种邢论的做法之一有的城市任旧城瑞遗址处修的街道广场上还特意标l泪原城墙的位置走向。历史不能像割韭菜，长一茬割一茬。城市建筑更不能几年就拆一茬。

第二种是“保护历史文化妨碍了经济发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一方而在破坏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在大谈自己城市的历史t往㈣城拆了占建筑．叉到新区搞明清一条衡。这种做洼既破坏了很好的旅游资源，义不能形成新的经济热点。

第三种是旧的建筑不适用，需要改造”的浇法。这一改就是火拆欠建，耐口垒=倘若西安也把城墙拆掉修成环路，其古都风貌及旅游价值就蜚；色不知多少。还有的地方为丁突出自己的城市特点，在任何价值上部搞上地区。民旌历电的特征．以示“文”的延续。侄个城前里应有不同历电时期的建筑及J礼貌，怛绝没必要在每个建筑上看其五干年。只要对历史做了大胆的保护．觥叫毫虻顾忌地作对现代化的追求。这样，殳就自然延续且通畅。

第四种是要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指导全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特打E千姿百态，文化底蕴备不相同．需要也不同。用一种理论指导垒盘，显然不切际中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亩目套用西方理论，只会牺牲自己的城市特色。作为中国文化代袁的北京城借用功能主义系统的犬拆大建、内外环道路超K度衡使北京传统城『l亍特色几近灭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中国的现代城市设计教育思想，方法义一直在承袭两方的城市设计体系，无法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当然惜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十如何往借鉴、套用中研究西方城市设计理论对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适应性．逐步建构适应自己城市的地域特点．地方风貌、文化韵味、经济规律，叉具备时代印记的1脏动性城市理论，是当夸亟待解决的课题。

还有，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仕佧忽略对古树名未的保护，为J逛筑可以任意砍伐树是J玎史的活的见旺．是无法仿造假造的文物，难道不应该更加霞视吗?城市既是经济社会疑腱的载体，义是历电文化的象征。这足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都不应该忘记或瞳师的两方。

二，城市设计中历史文化保护设计的主要内容

历史文化的像?盐叶是城市设讣的重要内容．其魅力不仅在下它具有很高的艺术，反映…当地的地方特色与风格．而且它具有寓的文化内汹．能充分反映时代的延续性将历电史化占迹和城市设计结合起来．组成几文、{l：会景观的结台俸，是一郝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很强的活生生的教材历史文化的保护，苒内容包括：侏护对象的确定，保护方法、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

其一，保护对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历史遗迹和风嚣名胜包括：园家。省，市、县各级文物削I】已定的历史文物和名畦点。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业已榻毁怛具有蘑修，重建价值的文物古迹等但在城市改建中，有时会对古旧建筑是否是历史文物占迹是否保留等问题提m质疑。我们可以参考英国公民信托社”提出的5条标准：是一件艺术品，能丰富环境t是某一特殊建筑风格或某-N期的迎匀[=代表，在社会I二【有定的历史地位与重大事件或甫要人物在历也l：有联系。能使周围环境具有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感。

其二．历史文化的保护方法是根据各保护对象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业来确定其保存，发展利用的办法。为此，血首先弄清各保护计象的历史年代，文化等绒、性质特点，功能内客．容量。交通条件窄0I特征与经济利用价值等，井尽量从社会、文化、经济，精神、习浴以及心里情感上去完蒋和发程。保护的一般方法有保养维修、改造等几种，通过保持和恢复文物古迹的本来面貌，来示明当时的历史陈迹。

对古建筑加以改造，使其外形不变，而内部更添现代化的设备和装修，以充实它们的使用价值，使其得以新生。

通过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达到保护的目的。如日本横滨步行道公园设计中，设计者认识到由于横滨经济的发展，随之也产生了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弊病，如“绿”在消失，“水”被疏远，自然生态遭到破坏，造成城市中自然的匮乏。因之在整个设计中构思了3个相关联的主题段，来追念与城市文脉有关的历史。设计者创造了：绿化步道——这里绿树葱郁，鸟语花香，一派自然景象，成为人工环境中的一块绿洲；“水”的广场——运用喷泉、瀑布、跌水、滚水和漩涡等水的表现来赋予广场自然的气息，使人摆脱城市的喧闹，获得了片刻的宁静；“石”的广场一是供纪念、演出等集体活动使用的露天广场，并制作了几十种有历史性代表的图样方案制作的陶块，铺砌在步道或嵌于指示牌上，给长者以历史的回忆，给少者以乡土的教育，给客人介绍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而留下特殊的印象。新晨

划定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的保护范围，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所处的历史环境，同时，还考虑满足景观的观赏要求，完善原计划的意境，保护古建筑的历史格局和景观，提高其环境质量。

其三，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常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需要，划分为严格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和视线走廊区，现分述如下：

严格控制区：指文物古迹自身占有的地域。在此区内严格保护文物古迹及环境的历史原貌。一般除维修外不得有任意拆迁和改造，更不能新建。

水利史论文范文第15篇

1.1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建设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依托历史文化资源规划开发的主题公园逐渐成为各大城市提升旅游潜力、强化城市文化形象、带动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是以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为主题，集观光休闲和体验参与为一体，通过对场所、空间、建筑、活动等多方位、多角度的规划设计，将实态或虚态历史文化遗存转化为旅游景点的现代旅游目的地。当前国内对历史文化结合旅游产业进行开发利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对遗产本体的保护利用，如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这种利用方式强调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但较多受到场地和遗产保护原则的限制；二是对遗产周边环境的开发利用，如龙门石窟等地周边的商业街；三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方式不涉及遗产本体，在复原历史场景中有更大的自由度，代表案例有西安的大唐芙蓉园等。本文即以如何在历史文化主题公园的规划设计中实现历史文化遗存的物态化与公众化为研究对象。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时间的沙汰中失去了物质载体，如何在主题公园的规划设计中，为历史文化遗存提供物质载体，将无形文化遗产转化为旅游景点，向社会公众开放，是在当前主题公园大量建设的背景下，规划师与建筑师共同面临的挑战。此外，当前我国建成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在总体规划上多采用舞台即景式、景点集成式的手法，存在景点组织片段化、无逻辑堆砌景点等不足。

1.2项目背景

除了历史文化主题公园的建设背景外，本文的另一研究背景是淮北隋唐运河古镇项目。淮北市过去是全国重点煤炭基地，近年来因煤炭资源锐减，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淮北由能源城市向生态城市转型势在必行。此外，淮北因大面积采煤塌陷而导致湖泊与湿地的出现，成为发展生态城市可利用的一个有利条件。淮北隋唐运河古镇项目就是在城市转型、湖泊资源可被利用的情况下，由淮北市政府投资建设，委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进行策划的生态旅游项目。设计期间，恰逢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作为大运河申遗的主要单位之一，拥有大量与运河相关的科研及考古发掘成果。对此建筑学院向业主提出将项目定位为运河文化主题公园，以大运河申遗成功为契机，深度开发运河文化旅游资源，将运河古镇规划设计为全面展示隋唐大运河漕运水利设施与管理设施，展现运河市镇建设与社会生活风貌的古运河文化主题公园。为此项目组开展了对历史文化遗存开发与利用方式的探索，以期提升项目的文化、科学、经济价值，对隋唐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2．研究方法

如何在规划设计中融入科研及考古发掘成果，为已消失的运河文化遗存的开发和利用开辟多元化路径，是隋唐运河古镇规划设计的核心，也是本文着重探讨的内容。关于如何开发和利用无形文化遗产，本文借鉴了实验考古理论。实验考古是运用实验手段复原重构考古发掘的古代工具、武器、房屋、堡垒、村落等诸多古代遗存类型，以探索古人生产生活模式以及思维方式的一门学科。实验考古对象十分广泛，涉及一切与人类相关的历史遗存。近年来实验考古走向公众的趋势逐年增强，许多国家建立了公众实验考古基地，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是英国的巴斯特古代农场。该项目复原重构了铁器时代农场圆屋，再现了古代农耕、养殖、畜牧等行为活动，引发了公众的热烈参与。历史文化遗存常被视为博物馆中的展品或是考古学家的研究标本，而不是可被公众亲身体验的场所，实验考古理论为历史文化遗存走进公众视野，让非专业的社会公众接受和理解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新思路。实验考古的目的就是通过为历史文化遗存赋予物质载体，全面真实地展示并延续文化遗存的历史信息，实现历史文化在当代的科普价值与教育价值。

3．研究成果

本文结合淮北隋唐运河古镇规划设计项目，分别从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两个层面探究历史文化主题公园的规划理念与手法。、隋唐古镇基地选址位于淮北市相山区，基地内部有一自然河流——跃进河，内部无相关运河遗存。设计范围如图红线范围所示，基地面积为18公顷。项目除了依据城市规划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划设计外，还将参照大量与隋唐运河遗存及隋唐时期建筑与市政建设相关的研究资料。规划主要遵循全景画卷式的运河古镇叙事和连贯完整的空间景观意向两个规划原则。为塑造全景画卷式的运河古镇面貌，项目组在总体规划层面提出了基于时间发展脉络组织景点的规划理念。由于任何自然形成的村镇聚落，其空间形态都将遵循一个时间发展脉络，这一点启示我们可以在历史文化主题公园的规划中加入时间维度，构建符合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背景的时间发展脉络，创造连贯完整的空间意向，以此突破在景点组织上片段化的缺陷。本项目引入时间脉络串联隋唐古镇各个景点的理念，并采用了角色设定和编写历史脚本两个具体策略。将隋唐运河古镇命名为相河镇，将基地原有的两条河道——跃进河与宿丁路边沟分别命名为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段和相河，以纵横两条水路模拟运河河道，以此编写古镇由商代至清末明初逐步发展的历史脚本。古镇起始于商朝，商朝的第三代国君相土驾车东巡至淮北，爱其水土而依山筑城，建立相国，将河道命名为相河，隋朝时期，在相河和通济渠的水口处形成了北街草市（；唐代随着漕运水利设施、管理设施的建立，商业手工业的繁荣，佛教建筑的兴盛，沿通济渠和相河相继形成了漕仓堰闸、官营磨坊、东街、驿站等建筑设施，以及五凤门、三佛阁等佛教建筑、；到两宋时期，由于自由贸易的发达，古镇达到鼎盛，形成了南街，祠庙园林建筑在这一时期大大兴盛，龙王庙、二圣宫、相王寺等相继成立，元明清三代，通济渠逐渐废弃，相河镇衰退为地区性商业中心，清末民国随着近代化历程以及国外宗教的输入，相河外滩与基督教堂等相继成立。、基于实验考古思维方式的再创造的代表案例是漕仓堰闸组景。漕仓堰闸由转般漕仓、拖船堰埭、斗门船闸组成，表现的是与古代漕运制度相关的一系列设施。转般漕仓反映古代漕运仓储制度，转般仓设置在运河边，用于粮食的仓储，日本现存飞鸟、奈良时期的仓敖建筑遗存可作为复原参照。转般仓的复原建造依托于人工设计的一个圆形闸塘，包含一座位于闸塘中央发挥储备粮食作用的正仓，六座沿圆形闸塘周边的各色小仓。正仓采用高台基座上的架空木结构，唐式八角攒尖瓦顶，邻水处环以回廊，用于卸货与搬运。拖船堰埭表现古代拖船过堰技术。堰埭是古时为解决河道两侧水位差，用条石砌成较缓的平滑坡面，用人力或畜力拖拉，是早期的升船设备。本项目依据古画复原了四组堰埭，堰上配备有人力辘轳、牛力辘轳和电动辘轳，游客可亲自动手体验拖船过堰的过程。斗门船闸表现古代船闸技术。斗门船闸是用于节制水量和调节水深，便于船只克服水位差而顺利通航的设备。本项目根据西河闸等斗门船闸的考古学资料，复原设计了两个木斗门单闸，共同组成复闸，以转般漕仓的圆形水面为闸塘，作为游船进出运河主航道和古镇内部水系的船闸。基于实验考古思维方式再创造的漕仓堰闸组景区，将结合运河水上游线，便于公众参与体验多个与古代漕运相关的历史场景。游船首先从木斗门单闸进入闸塘内，在转般仓邻水平台处停靠，游客上岸观察位于闸塘中央的正仓和位于闸塘四周的各色小仓；随后另一侧木斗门单闸打开，调节水深至内河水位后，游船进入内河，抵达堰埭，堰上配备有人力辘轳、牛力辘轳和电动辘轳，供游客体验拖船过堰的过程；过堰后游船回到外部水系，继续水上游览其他景点。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