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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亚洲金融危机仍然影响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经济千疮百孔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是否会持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辉煌?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产业流向、投资方式等将会如何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势下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2008年3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6822亿美元,如何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值得研究与探讨。我国应该怎样合理有序地运用来之不易的外商直接投资,又应该怎样充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资源真正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趋利避害?对这些看似脉络清晰,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回答和预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的新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200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发达国家增长45%,增幅远高于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资流入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379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但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规模也将会有所扩大。
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是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密不可分的。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一、提出问题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金融与经济杂志》2015年第十一期
一、引言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初期,我国经济建设主要侧重于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多,更缺乏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才得到了较快发展,投资的区域和行业逐渐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态势。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企业的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内生动力日益增强,进入到了稳定、高速增长的阶段(图1)。根据《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ODI净流出804亿美元,同比增长10%。反映出中国境内企业“走出去”步伐总体上仍在加快。
近年来,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问题,中央政府从战略层面上愈益重视,希望通过推动扩大开放,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竞争力。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建立亚投行,一起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初步估计,每年投资于“一带一路”的资金将超过2000亿美元。201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让我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在此背景和现实需求促动下,我国企业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跨国经营活动,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新的增长态势,逐渐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但同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于经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等,尤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严重的地理分布不平衡,东、中、西对外投资水平差距明显。以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东部对外直接投资750亿美元,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88%,而中部和西部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和5%。从我国内部各个省份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非常突出(图2),其中,江西属于中部发展较慢的省份地区,占全国总量比不足1%。江西企业在“走出去”方面虽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但由于依然存在资金、投资信息、投资主体能力欠缺和龙头企业带动力不足等诸多制约瓶颈和发展瓶颈。江西“走出去”一直在全国排名较后,与东部地区省份差距较大。若江西能抓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努力扩大境外投资,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档次,在条件成熟的沿线区域增加投资,必将加快江西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的步伐。基于我国ODI地区分布存在巨大差异,本文立足于地区差异视角研究江西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的分布特征和演变态势,并找出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论,从境内投资主体的角度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和境外投资协调有序发展。因此,本文具有较强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差异的地区构成分解1.测算方法及数据说明本文基于研究需要主要选取了Theil指数来衡量ODI来源区域差异的事实。由于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因此Theil指数不仅可以用来解释ODI来源区域差异变动的现状,而且对于差异来源可以进行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分解,从而较好刻画ODI来源区域差异的演变轨迹,此外,Theil指数公式中总存在同一类型指标的比值,可以消除量纲的影响,便于数据处理,同时Theil指数更容易分解。由于大部分文献中使用的ODI数据为来自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但公报中分地区ODI数据只有非金融类数据,因此本文根据数据可获得性选择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国际收支数据;GDP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我国ODI分布地区差距及分解根据上述公式计算1998~2014年中国ODI整体分布的Theil指数,从图3中可以看出,整体Theil指数呈下降趋势,但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波动阶段:①从1998年到2000年期间,呈现上升趋势,表明这段时期我国ODI的来源分布越来越不均衡;②2000年~2006年期间,Theil指数先小幅上升,随后下降,再呈上升趋势,至2006年达到峰值,说明2006年我国的ODI来源分布极其不均衡;③2006年~2014年期间,Theil指数期间虽有小幅上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的ODI区域差异逐步呈缩小趋势。其次按照东、中、西三大区域对我国ODI的Theil指数来源分布的地区差距进行分解,结果如表1。结合表4,通过Theil指数分解发现,地区间差距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1999~2000年地区间差距最大,地区间Theil指数达到0.53,表明极其不均衡状态,地区间普遍存在较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在2001~2002年,表现出下降的趋势,2002下降至0.16,相比前一年降幅达54.2%;2003~2006年,地区间Theil指数呈现上涨趋势,2006年地区间Theil指数为0.42,同比上涨30%,地区间差距呈扩大趋势,但随后地区间差异指数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这表明随着“走出去”政策的实施,我国地区间的差异正逐步缩小。1998~2014年期间,东、中、西部地区区内差距整体波动较大,但呈现下降趋势。在东部地区内差距呈缩小趋势,但特殊年份波动幅度也很大;在中部地区内,Theil指数总体呈现出一种波动中下行的趋势,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整体Theil指数偏小,说明中部地区内指数分布相对均衡;在西部地区Theil指数总体呈现出较小幅度的波动下降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内Theil指数贡献率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地区Theil指数明显要小,西部地区内差距最小。
(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展开分析。从中国的ODI受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技术水平、能源消耗情况、利用外资情况、进出口贸易、经济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入手,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与实践开展相关实证分析。本文从投资国角度出发,结合研究目的,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选取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了2013年的17个经济变量,指标归类见表2。其中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来。研究多变量问题时,变量个数太多就会增加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希望能够使得变量个数较少而得到的信息较多。在多数情形,变量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上述指标选择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指标间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当两个变量之间有一定相关关系时,可以解释为这两个变量反映此问题的信息有一定的重叠。而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原来变量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几个综合变量,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从中可以取出几个较少的综合变量尽可能多地反映原来变量信息的统计方法。基于以上优点,本文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相关阵有四个最大特征根,分别为9.069、3.634、1.305和0.999,其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8,274%,解释了总方差的85%以上,因此前四个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从表4可以看出,17个变量的因子共同度均在0.75以上,这表明因子提取效果很理想,所有的变量都很好地被四个主成分解释。由于经过因子变换的负荷矩阵的四个公因子得分区分度不大,所以要经过变换,表5是经过变换旋转因子负荷矩阵。从表5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主成分是包括经济发展、资源、经济开放度、制度因素在内的11个指标的综合反映,把第一成分命名为潜力因子。第二主成分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技术市场交易额、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这3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制度因子。第三主成分主要依赖于地区能源工业投资和人力资源存量这两个指标都是资源因素,因此可以命名为资源因子。第四主成分主要依赖于居民消费水平指数,该指标反映了各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体现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实力,因此可以命名为实力因子。
三、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潜力分析
(一)越南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
1.政治社会稳定,发展后劲十足。越南保持着政治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越南已成功实施革新开放政策20余年,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推进。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更使越南进入全面推动革新开放的新时期。1991年以来,越南GDP年均增长约7.5%,远高于东盟其他国家。2005年,越南GDP增长率达到8.4%,人均GDP已从革新开放初期的约200美元增至640美元。越共十大确定越南2006—2010年实现年均GDP增长率为8.0%的目标,表明了其继续加快发展的决心。越南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大力吸引外商投资。随着加入WTO,越南将进一步加强同全球和地区经济的融合。1988—2005年,越南全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880个,合同金额646亿美元,实际到位269亿美元。2005年越南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5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5%,吸引外资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新增项目合同金额为40亿美元,原项目追加投资金额为18亿美元。现有74个国家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外资经济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
2.地理位置优越,成本较为低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越南具备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位于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上,有3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在全国64个省市中,有半数以上的省市临海,具有明显的沿海优势。越南海港较多,陆路直达中南半岛其他国家,交通相当便捷,国际航线直通世界上57个国家和地区的首都或城市。越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资成本。越南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能源资源和铁、铜、铝钒土等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投资商在投资优惠的领域和地区投资,可根据土地法和税法的规定,减免土地租金、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税。越南劳动力资源丰富,现拥有8400多万人口,65岁以上人口只占5.6%,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的60%,平均年龄只有24.5岁。全国人口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4%,大多数人完成高中教育,是东盟国家中人口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劳动力具有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经过培训后能较快地掌握科学与技艺。同时,劳动力成本低廉,月平均工资约55美元,河内和胡志明市劳动力月平均工资为120~136美元。
3.政策日趋完备,环境不断优化。越南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越南于1987年制定了《外商投资法》,历经1990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3年五次修订和补充。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越南国会于2005年11月通过了调整内外资统一的《投资法》,并于2006年7月1日生效。新颁布的《投资法》与原法相比,具有投资商自主投资权限扩大、给予外商的投资形式扩大、各项鼓励和优惠投资政策一并适用于国内外投资商等特点,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权益。越南采取措施放宽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自2006年以来,在新批的越南外资项目中,由越南中央政府各部门审批和颁发投资许可证的项目占63%,各地方政府审批和发证的占13.3%,各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审批和发证的占23.6%。新的《投资法》对投资的行政审批手续进行较大幅度调整,进一步简化手续程序,给予地方更大的审批权限。为给外商创造便捷、舒适的投资环境,越南正加紧建设、完善基础设施。2006年起5年内,越南政府预计在公路、机场、海港和宾馆、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1150亿美元。
(二)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潜力巨大
1.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优势独特。中国开展对越直接投资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交通往来便捷,文化习俗相近,社会制度相同。近年来,中越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深入发展,达成两国和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的共识。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妥善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贸及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加强。200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1703美元,一些发达地区如上海、深圳已超过5000美元,高于越南的发展水平,对越南投资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通过参与越南资源的开发投资,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能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开拓国际市场。
2.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亟待拓展。1991年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中国企业陆续走出国门,开始在越南投资办厂。近年来,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下,一系列区域投资便利化措施逐步被落实,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中国企业通过对越直接投资,带动机电产品、原材料和劳务出口,有效拓展了越南和东盟市场。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2005年,中国对越直接投资金额突破1亿美元,达1.0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32.21%。其中,新增投资项目41个,协议投资额6770万美元;追加投资项目17个,追加投资协议金额4032万美元。由此可见,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显然要缓慢许多,与中国拥有对越的投资优势很不相称。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国台湾省对越直接投资项目1408个,协议投资总额达79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29.4亿美元,居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的第一位,项目数、合同资金、到位资金分别占23.8%、15.7%和11%。其余依次为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累计对越直接投资的有效项目352个,协议投资总额为7.31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为1.81亿美元,仅列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越投资的第15位,项目数、合同资金、到位资金分别仅占6%、1.4%和0.7%。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远未达到规模效益,平均每个项目为200多万美元,协议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仅有9家。
摘要:对比较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文献综述,分析比较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运行机制,从哪些方面发挥我国比较优势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关键词:比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纵向一体化生产;横向一体化生产
一、比较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运行机制
在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跨国生产在深度上日益细密,由过去的单一纵向一体化生产发展为纵向型、横向型和混合型多种生产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对外直接投资总的趋势是:战后发达国家间的横向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间的横向直接投资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纵向直接投资大规模替代了原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单一纵向直接投资。纵向一体化生产通过产业循环机制,以内部化优势、节约生产费用优势和其他比较优势为核心实行动态产业递次转移,在国际范围内分工生产;而横向一体化生产通过规模经济、风险分散、产品差异等比较优势在全球进行投资布局。
(一)比较优势与跨国纵向一体化生产
跨国纵向一体化是指跨国公司把生产和购销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布于不同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运营体系把产业内分工的增值链放在全球不同区位,以利用专业分工优势与全球协作网络的整合优势实现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最大化。石油公司在不同国家从事开采、提炼和零售等经营活动就是跨国纵向一体化的典型实例。
第一,内部化优势。一是实现最巩固的交易保护机制。在纵向跨国一体化条件下,生产要素流程不再由各方在企业的外部加以实现,因而节省了签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种种相关从属交易费用。二是有效节约市场定价成本。跨国公司纵向一体化后,讨价还价己不再是均衡价格形成的必然过程,而是跨国公司在确定各分部收益,通过转移定价法跨国性地转移超额利润过程中的内部平衡方式,由此实现的定价成本节约自然会有效降低跨国公司的市场交易费用水平。三是节约生产费用优势。跨国公司实施纵向一体化直接投资追求的是由各工艺阶段技术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所导致的成本节约。
第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这是由于复杂产品不同部分的生产或同一部分不同阶段、不同工序的生产对生产要素的种类和质量的要求不完全相同,而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国的分布存在很大差异,且有时差别特别大。跨国纵向一体化将恰当的生产活动布置在恰当的地点,不仅能实现以上投入要素量的节约,更重要的还能实现价值上的节约,获得总成本节约优势。
【摘要题】国际贸易理论
【关键词】海外投资/对外贸易/贸易创造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25.4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2-8102(2003)01-0080-06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服务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特别适合小批量生产,能够满足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需要。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在这种市场无法获得规模效益,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其小规模生产技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民族文化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小规模生产技术在竞争中的比较优势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LouisT.Wells)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在现代社会,不仅大规模生产中的现代化技术是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且适合小规模生产的技术也同样可能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市场规模小,需求量有限,小规模市场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技术具有劳动密集、成本较低、灵活性高等特点,与大企业相比反而具有相对优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常采取低价策略,不需要高昂的广告费用,以物美价廉为特色,是大型跨国公司无法比拟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有很多是满足海外同一种族团体的需要,形成民族纽带性的投资,独特的文化特色也是竞争优势所在。根据这一理论,我国在服装、小商品以及民族手工业等方面都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可以跨国经营,尤其是我国的民营中小企业,不仅生产成本低、运作灵活,而且也形成了相对的优势,正是跨国经营的优势企业群体。
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并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这种创新活动使引进的技术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
英国学者CantwellandTolentino(1990)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随之变化,并且可以预测。
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亚1986-1990年企业的FDI行为,发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企业进行FDI。一是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即市场经营的国际延伸;二是为了提高母公司的产品出口,即通过投资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从而促进母公司的产品出口。
Shapiro等(2003)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分析基础,对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国公司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在强调私人关系网络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谈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独特所有权优势来源,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盈利能力要比西方跨国公司强。这也解释了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为什么在亚洲地区选择有“关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亚洲地区之外选择能力上能够互补的合作伙伴。
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HominChen和Tain-JyChen(1998)通过对中国台湾企业的行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业更热衷于外部网络联系,利用网络资源可以弥补中小型企业进行FDI时缺乏内部化资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从信息和知识获得角度对中小型企业国际化进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业在国际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内部化的优势。网络联系和其他战略伙伴关系等非传统等级组织形式也同样构成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另外,中小型企业固有的优势使其更富有创造性,更容易接近顾客,更快面对新技术以及顾客特殊需要,在整个公司内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内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中国香港小企业在中国内地的投资行为和模式,认为组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隐性经验和某些社会联系是这些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