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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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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

直接投资范文第1篇

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趋利避害?对这些看似脉络清晰,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回答和预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的新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200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发达国家增长45%,增幅远高于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资流入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379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但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规模也将会有所扩大。

(三)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体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地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数据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大规模的南-南直接投资流量,从而促进了南南国家在投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四)全球当地化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纷纷对外投资。而进入21世纪,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跨国资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活动,而且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跨国资本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

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一)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也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关人士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新闻会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如今,我国繁荣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来自我国的资本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前,我国资本已经进入了多个世界级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购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等金融巨头的部分股权。

(二)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决定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稳定低水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上和资金上的障碍。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直接投资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资本高速流动、跨国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跨国企业的支持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开拓进取。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投资国别的选择、投资所有权形式的选择等。许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策略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区位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所必须考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选择国别或地区时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加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投资市场。

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金、技术已发展到一定阶段,这就需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外资的涌入,需要逐步从承接转移来的产业转变到从国际生产体系中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我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走出去”,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

出资方式策略。境外投资企业有不少是拿外汇资金(货币资本)作为出资物的。其实,到境外办企业不一定都拿资金去,拿机械设备、技术(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管理折股投资都是可以的。我国企业在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应鼓励更多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从事境外投资。即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也不一定都从国内输出,而是要尽可能从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

经营当地化策略。经营当地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东道国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管理惯例进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展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这三年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行业选择上将突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

首先,今后将加大对发达国家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于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扩大这些产业的投资不仅能优化国内生产、产品结构、促进劳务和设备产品出口,而且能扩大出口份额,为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和提供外汇资金。

(二)地区分布日益多极化

发达国家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普遍转好、市场潜力巨大、优惠的政策以及为我国企业相对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被我国企业所看好。

(三)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直接投资范文第2篇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苏东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接投资范文第3篇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外围”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外围”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外围”(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外围”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外围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外围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直接投资范文第4篇

(一)越南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

1.政治社会稳定,发展后劲十足。越南保持着政治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越南已成功实施革新开放政策20余年,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推进。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更使越南进入全面推动革新开放的新时期。1991年以来,越南GDP年均增长约7.5%,远高于东盟其他国家。2005年,越南GDP增长率达到8.4%,人均GDP已从革新开放初期的约200美元增至640美元。越共十大确定越南2006—2010年实现年均GDP增长率为8.0%的目标,表明了其继续加快发展的决心。越南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大力吸引外商投资。随着加入WTO,越南将进一步加强同全球和地区经济的融合。1988—2005年,越南全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880个,合同金额646亿美元,实际到位269亿美元。2005年越南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5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5%,吸引外资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新增项目合同金额为40亿美元,原项目追加投资金额为18亿美元。现有74个国家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外资经济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

2.地理位置优越,成本较为低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越南具备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位于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上,有3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在全国64个省市中,有半数以上的省市临海,具有明显的沿海优势。越南海港较多,陆路直达中南半岛其他国家,交通相当便捷,国际航线直通世界上57个国家和地区的首都或城市。越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资成本。越南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能源资源和铁、铜、铝钒土等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投资商在投资优惠的领域和地区投资,可根据土地法和税法的规定,减免土地租金、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税。越南劳动力资源丰富,现拥有8400多万人口,65岁以上人口只占5.6%,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的60%,平均年龄只有24.5岁。全国人口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4%,大多数人完成高中教育,是东盟国家中人口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劳动力具有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经过培训后能较快地掌握科学与技艺。同时,劳动力成本低廉,月平均工资约55美元,河内和胡志明市劳动力月平均工资为120~136美元。

3.政策日趋完备,环境不断优化。越南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越南于1987年制定了《外商投资法》,历经1990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3年五次修订和补充。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越南国会于2005年11月通过了调整内外资统一的《投资法》,并于2006年7月1日生效。新颁布的《投资法》与原法相比,具有投资商自主投资权限扩大、给予外商的投资形式扩大、各项鼓励和优惠投资政策一并适用于国内外投资商等特点,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权益。越南采取措施放宽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自2006年以来,在新批的越南外资项目中,由越南中央政府各部门审批和颁发投资许可证的项目占63%,各地方政府审批和发证的占13.3%,各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审批和发证的占23.6%。新的《投资法》对投资的行政审批手续进行较大幅度调整,进一步简化手续程序,给予地方更大的审批权限。为给外商创造便捷、舒适的投资环境,越南正加紧建设、完善基础设施。2006年起5年内,越南政府预计在公路、机场、海港和宾馆、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1150亿美元。

(二)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潜力巨大

1.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优势独特。中国开展对越直接投资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交通往来便捷,文化习俗相近,社会制度相同。近年来,中越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深入发展,达成两国和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的共识。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妥善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贸及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加强。200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1703美元,一些发达地区如上海、深圳已超过5000美元,高于越南的发展水平,对越南投资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通过参与越南资源的开发投资,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能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开拓国际市场。

2.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亟待拓展。1991年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中国企业陆续走出国门,开始在越南投资办厂。近年来,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下,一系列区域投资便利化措施逐步被落实,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中国企业通过对越直接投资,带动机电产品、原材料和劳务出口,有效拓展了越南和东盟市场。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2005年,中国对越直接投资金额突破1亿美元,达1.0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32.21%。其中,新增投资项目41个,协议投资额6770万美元;追加投资项目17个,追加投资协议金额4032万美元。由此可见,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显然要缓慢许多,与中国拥有对越的投资优势很不相称。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国台湾省对越直接投资项目1408个,协议投资总额达79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29.4亿美元,居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的第一位,项目数、合同资金、到位资金分别占23.8%、15.7%和11%。其余依次为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累计对越直接投资的有效项目352个,协议投资总额为7.31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为1.81亿美元,仅列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越投资的第15位,项目数、合同资金、到位资金分别仅占6%、1.4%和0.7%。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远未达到规模效益,平均每个项目为200多万美元,协议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仅有9家。

二、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

1.熟悉投资环境。认识越南、研究越南、了解越南是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路径的起点。中国投资者要充分认识到,到越直接投资虽然潜力巨大,但仍要认真对待一些困难和风险:土地供应虽然充足,但交通等基础设施仍较为落后,全国无一条符合国际标准的高速公路,铁路只是米轨,无法重载,速度也很慢;缺乏理想的合作伙伴,产业配套能力较差;官僚作风、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制度不够完善,行政效率不佳;技术工人及管理人才不足,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短期行为较为普遍,政策缺乏连续性。如果对越南投资环境有深入了解,就能避开风险,利用优势,赢得商机。要扎实地进行前期准备和投资论证,妥善应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和遇到的突出问题。通过实地考察、深入调研,熟悉越南的国情、商情和风俗民情,使投资活动符合越南市场需求和经贸政策,尽可能融入当地社会。重点研究、掌握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关投资规则、越南新的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各种优惠政策及政策限制。处理好与合作方以及当地有关部门的关系,对越方合作伙伴进行深入了解,寻求信誉好的合作伙伴。选派能力强、素质高、外语好(越语或英语)的业务人员来越开展工作。树立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提高产品质量,注重品牌效应,搞好售后服务,提升中国企业在越南乃至东盟市场的无形资产价值。加强对投资风险的防范,按规定办理国内外投资报批许可手续。建立信息咨询系统,为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提供市场调查、项目评估等咨询业务。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为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提供优惠贷款、担保、保险等金融业务。改变我国对外投资审批手续繁琐、外汇管理过严的现状,切实为对越投资提供政策支持。保持与我驻越使馆经商处的联系,定期向经商处汇报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情况,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向使馆报告。2.优选投资领域。中国早期的对越直接投资主要是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小型项目。此后,中国企业已涉及越南的能源开发、电子、建材、建筑、农林渔业及服务业等行业,投资领域非常广泛。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2005年,在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新增41个投资项目、6770万美元的协议投资额中,投资工业领域的有29个项目,协议投资额6223万美元;投资农林渔业8个项目,协议投资额456万美元;服务业4个项目,协议投资额91万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中,投资最多的是工业和建筑业生产经营领域,达252个项目,协议投资额4.5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71.6%和61.6%。其次是投资服务业,为44个项目,协议投资额1.89亿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12.5%和25.85%。投资最少的是农林渔业,为56个项目,协议投资额9698万美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15.9%和13.25%。

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要优选有市场潜力、效益好、见效快且符合越南产业鼓励导向的行业作为重点投资领域,既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又有利于发挥我国在设备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越南工业部已确定2006—2010年着力发展四大工业主导产业,加工制造业(纺织、皮革鞋类、农林水产加工),工业生产资料(化工、机电、电力、煤炭),高新技术工业(电子及通信工程)等三大产业,对中国企业来说,对越直接投资大有可为。结合越南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可考虑在以下重点领域进行投资,从事生产和加工。一是家电生产。越南家电普及率较低,需求不断扩大,市场潜力较大。中国家电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研发实力,积累了不少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可在越南投资办厂。二是摩托车发动机生产。越南政府将摩托车列为工业发展的重点,但由于资金和技术原因,迄今未能生产发动机等主要部件。我国摩托车工业技术工艺已相当成熟,具备开拓国际市场的实力,可考虑在越南投资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三是农机生产。越南是农业国,农业耕作以人力和牲畜为主,发动机、拖拉机、水泵、收割机、脱谷机、烘干机等农业机械市场需求较大。中国企业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可考虑在越南投资生产或组装农业机械,以巩固和扩大市场。四是矿产开采。越南矿产资源丰富,种类较多,但矿产开采和加工能力较弱。中国企业可考虑在越南投资采矿和加工,利用便利的运输条件,将产品返销国内,缓解国内资源的不足。此外,中成药生产、水果加工、服装和面料加工、烟草加工等产业均是可供选取的对越直接投资领域。

3.优选投资区域。外商对越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截至2005年底,交通等基础设施较好的南部重点经济区(胡志明市、同奈省、平阳省、巴地一头顿省、西宁省、平福省、隆安省和前江省8省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其中,合同资金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8%,项目数占投资项目总数的50%。北部重点经济区(河内市、海防市、海阳省、永福、广宁省、兴安省、河西省、北宁省8个省市)吸引合同资金占全国的26%,项目数占28.7%。各工业区和加工出口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占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总数的33.4%,合同资金占投资总额的33.8%。北部山区、中部、西原地区和九龙江平原地区的一些省份全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数仅2~3个,金额不超过700万美元。

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应集中于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胡志明市、河内市、海防市、广宁省、同奈省等5省市。特别是随着中越合作建设“两廊一圈”的加快推进,中国对越直接投资将更多地投向河内市、海防市、广宁省等发展较快的越南东北地区。按照越南新的《投资法》规定,工业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区、经济区属投资优惠地区,可作为对越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越南也将北部山区、中部等社会经济条件困难或特别困难的地区,列为投资优惠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增加了投资风险,是否投资需谨慎考虑。可在“两廊一圈”的越南北部区域内,选取高平、谅山等资源丰富的部分省市,着重进行资源开发和农业的直接投资。

直接投资范文第5篇

关键词:比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纵向一体化生产;横向一体化生产

一、比较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运行机制

在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跨国生产在深度上日益细密,由过去的单一纵向一体化生产发展为纵向型、横向型和混合型多种生产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对外直接投资总的趋势是:战后发达国家间的横向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间的横向直接投资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纵向直接投资大规模替代了原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单一纵向直接投资。纵向一体化生产通过产业循环机制,以内部化优势、节约生产费用优势和其他比较优势为核心实行动态产业递次转移,在国际范围内分工生产;而横向一体化生产通过规模经济、风险分散、产品差异等比较优势在全球进行投资布局。

(一)比较优势与跨国纵向一体化生产

跨国纵向一体化是指跨国公司把生产和购销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布于不同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运营体系把产业内分工的增值链放在全球不同区位,以利用专业分工优势与全球协作网络的整合优势实现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最大化。石油公司在不同国家从事开采、提炼和零售等经营活动就是跨国纵向一体化的典型实例。

第一,内部化优势。一是实现最巩固的交易保护机制。在纵向跨国一体化条件下,生产要素流程不再由各方在企业的外部加以实现,因而节省了签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种种相关从属交易费用。二是有效节约市场定价成本。跨国公司纵向一体化后,讨价还价己不再是均衡价格形成的必然过程,而是跨国公司在确定各分部收益,通过转移定价法跨国性地转移超额利润过程中的内部平衡方式,由此实现的定价成本节约自然会有效降低跨国公司的市场交易费用水平。三是节约生产费用优势。跨国公司实施纵向一体化直接投资追求的是由各工艺阶段技术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所导致的成本节约。

第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这是由于复杂产品不同部分的生产或同一部分不同阶段、不同工序的生产对生产要素的种类和质量的要求不完全相同,而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国的分布存在很大差异,且有时差别特别大。跨国纵向一体化将恰当的生产活动布置在恰当的地点,不仅能实现以上投入要素量的节约,更重要的还能实现价值上的节约,获得总成本节约优势。

第三,纵向规模经济比较优势。通过联合生产、销售、购货、会计等活动节约成本。通过联合作业,可减少生产工艺的步骤、减少装卸费用、运输成本以及生产能力的闲置。

第四,流动性障碍优势。如果跨国公司获得了其中任何一种效益,垂直一体化就能提高流动性障碍,使企业拥有较高的价格、较低的成本、较低的风险等压倒非一体化企业的竞争优势。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内部销售与生产的加强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国家间竞争力的重筑不再单独依靠某些产业的绝对完全占有,而是根据综合比较优势与合作优势,尽力参与并强占产业中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将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给其他国家,由此形成的产业空间置换突破了原有产业空间置换的外向转移,变为产业价值链的内向分割转移。不参加跨国公司在这些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与市场网络,就很难加入这些产业发展的主流,跨国纵向一体化的优势也就无从获取。这种跨国经营模式的优点在于通过相互协作可以在做大某一产业的同时,快速利用自身的有限资源力量投入价值链增值最快的环节,从而确保效率与收益最优。

(二)比较优势与跨国横向一体化生产

跨国横向一体化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建立子公司,生产同类产品的经济行为。跨国横向一体化生产广泛存在于制造业,跨国制造工业产业组织结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抛弃了装配企业与零部件企业之间纵向一体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形成了跨国横向一体化组织形式。

第一,规模经济优势。随着科技的进步,知识产品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这些行业的特点是规模经济。具体说来,规模经济来源于生产、采购、后勤、营销等四个领域,规模经济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个是行业内贸易的出现;另一个是导致不完全竞争,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在同一产业内的相互投资。

第二,风险分散优势。拉格曼、科恩等认为:横向对外直接投资既是产品市场风险的分散化,也是生产要素市场风险的分散化。史蒂文斯认为跨国横向一体化生产是对利润最大化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如果风险可以控制到较低,在国外投资比国内投资会更好。

第三,产品差异优势。西方国家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呈上升趋势,各国的同类产品各有其特点,追求优质、个性化的消费心理导致产业内双向贸易。但贸易壁垒或产品运输成本过高而使贸易受阻时,产业内双向直接投资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横向一体化的成果:一是全球资源的再配置和全球范围内提供配套服务,极大提高了规模经济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规模效益,显著降低了成本;二是明显提高了跨国企业的新产品创新能力和技术开发能力。亚太地区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是世界范围的国际产业分工由纵向向横向发展的一个缩影。

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我国应按照产业竞争力培育、区位比较优势和总体优势等原则,充分发挥小规模、适用性技术优势、劳动力禀赋和人才优势以及海外华人网络优势等微观主体优势,同时挖掘出资源开采、工程承包、传统制造业、民族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第一,小规模、适用技术优势。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具有规模小、项目小、劳动密集型技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我国所提供的中等水平的成熟、实用技术对它们更具有吸引力,我国可以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第二,劳动力禀赋优势和人才优势。我国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明显,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低廉。凝聚到原材料、零部件、成品和半成品中的劳动价值,可随“走出去战略”中的资本投入转移到国外,带动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其中包括不断上升的脑力劳动和知识创新产品。

第三,产业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体现于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低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于建立在坚实工业基础上的较高的制造加工能力;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于国家体制保障下的科研开发能力。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主要是传统制造业部门。我国传统产业如服装、文体用品、皮鞋、食品加工和制造、家具制造、金属制品和塑料制品等行业有相对比较优势。

第四,大力发展劳务输出型工程承包、资源开采业和贸易运输业。大量低廉的劳动力是我国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比较优势之一。一方面,通过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资源较丰富国家兴办油田、矿山、森林采伐等资源密集型产业,继续保持我国在资源密集型产业开采和开发方面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在海外开展劳务型工程承包,既促进就业,又带动国产设备、材料等相关行业的出口和发展。

第五,将边际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一定的资金和空间。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目前我国的跨国投资区域应当从发展中国家开始,走制造业带动服务业的实业化道路。

第六,我国应抓住WTO的机遇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的机遇,积极培育和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服务行业。

第七,具有民族特色的特殊工艺技术和产品效用优势,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广阔市场。我国有科学仪器、工艺美术品、稀土原料、丝绸纺织品、食品饮料等传统产品在美国和西欧颇具竞争力,这些商品以质优价廉取胜。

总之,我国应该根据群体比较优势,以民营企业作为主力军,大力发展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J.H.Dunning,intemationalProductionand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London,AllenandUnwin.,1981.

[2]M.E.Port,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TheFreePress,1990.

[3]程惠芳.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书店,1998.

[4](美)刘易斯.威尔斯.第三世界跨国企业[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社,1986.

[5]王学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里丁学派和日本学派[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02).

直接投资范文第6篇

一、引言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初期,我国经济建设主要侧重于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多,更缺乏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才得到了较快发展,投资的区域和行业逐渐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态势。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企业的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内生动力日益增强,进入到了稳定、高速增长的阶段(图1)。根据《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ODI净流出804亿美元,同比增长10%。反映出中国境内企业“走出去”步伐总体上仍在加快。

近年来,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问题,中央政府从战略层面上愈益重视,希望通过推动扩大开放,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竞争力。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建立亚投行,一起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初步估计,每年投资于“一带一路”的资金将超过2000亿美元。201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让我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在此背景和现实需求促动下,我国企业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跨国经营活动,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新的增长态势,逐渐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但同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于经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等,尤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严重的地理分布不平衡,东、中、西对外投资水平差距明显。以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东部对外直接投资750亿美元,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88%,而中部和西部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和5%。从我国内部各个省份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非常突出(图2),其中,江西属于中部发展较慢的省份地区,占全国总量比不足1%。江西企业在“走出去”方面虽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但由于依然存在资金、投资信息、投资主体能力欠缺和龙头企业带动力不足等诸多制约瓶颈和发展瓶颈。江西“走出去”一直在全国排名较后,与东部地区省份差距较大。若江西能抓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努力扩大境外投资,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档次,在条件成熟的沿线区域增加投资,必将加快江西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的步伐。基于我国ODI地区分布存在巨大差异,本文立足于地区差异视角研究江西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的分布特征和演变态势,并找出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论,从境内投资主体的角度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和境外投资协调有序发展。因此,本文具有较强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差异的地区构成分解1.测算方法及数据说明本文基于研究需要主要选取了Theil指数来衡量ODI来源区域差异的事实。由于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因此Theil指数不仅可以用来解释ODI来源区域差异变动的现状,而且对于差异来源可以进行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分解,从而较好刻画ODI来源区域差异的演变轨迹,此外,Theil指数公式中总存在同一类型指标的比值,可以消除量纲的影响,便于数据处理,同时Theil指数更容易分解。由于大部分文献中使用的ODI数据为来自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但公报中分地区ODI数据只有非金融类数据,因此本文根据数据可获得性选择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国际收支数据;GDP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我国ODI分布地区差距及分解根据上述公式计算1998~2014年中国ODI整体分布的Theil指数,从图3中可以看出,整体Theil指数呈下降趋势,但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波动阶段:①从1998年到2000年期间,呈现上升趋势,表明这段时期我国ODI的来源分布越来越不均衡;②2000年~2006年期间,Theil指数先小幅上升,随后下降,再呈上升趋势,至2006年达到峰值,说明2006年我国的ODI来源分布极其不均衡;③2006年~2014年期间,Theil指数期间虽有小幅上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的ODI区域差异逐步呈缩小趋势。其次按照东、中、西三大区域对我国ODI的Theil指数来源分布的地区差距进行分解,结果如表1。结合表4,通过Theil指数分解发现,地区间差距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1999~2000年地区间差距最大,地区间Theil指数达到0.53,表明极其不均衡状态,地区间普遍存在较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在2001~2002年,表现出下降的趋势,2002下降至0.16,相比前一年降幅达54.2%;2003~2006年,地区间Theil指数呈现上涨趋势,2006年地区间Theil指数为0.42,同比上涨30%,地区间差距呈扩大趋势,但随后地区间差异指数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这表明随着“走出去”政策的实施,我国地区间的差异正逐步缩小。1998~2014年期间,东、中、西部地区区内差距整体波动较大,但呈现下降趋势。在东部地区内差距呈缩小趋势,但特殊年份波动幅度也很大;在中部地区内,Theil指数总体呈现出一种波动中下行的趋势,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整体Theil指数偏小,说明中部地区内指数分布相对均衡;在西部地区Theil指数总体呈现出较小幅度的波动下降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内Theil指数贡献率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地区Theil指数明显要小,西部地区内差距最小。

(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展开分析。从中国的ODI受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技术水平、能源消耗情况、利用外资情况、进出口贸易、经济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入手,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与实践开展相关实证分析。本文从投资国角度出发,结合研究目的,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选取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了2013年的17个经济变量,指标归类见表2。其中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来。研究多变量问题时,变量个数太多就会增加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希望能够使得变量个数较少而得到的信息较多。在多数情形,变量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上述指标选择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指标间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当两个变量之间有一定相关关系时,可以解释为这两个变量反映此问题的信息有一定的重叠。而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原来变量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几个综合变量,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从中可以取出几个较少的综合变量尽可能多地反映原来变量信息的统计方法。基于以上优点,本文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相关阵有四个最大特征根,分别为9.069、3.634、1.305和0.999,其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8,274%,解释了总方差的85%以上,因此前四个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从表4可以看出,17个变量的因子共同度均在0.75以上,这表明因子提取效果很理想,所有的变量都很好地被四个主成分解释。由于经过因子变换的负荷矩阵的四个公因子得分区分度不大,所以要经过变换,表5是经过变换旋转因子负荷矩阵。从表5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主成分是包括经济发展、资源、经济开放度、制度因素在内的11个指标的综合反映,把第一成分命名为潜力因子。第二主成分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技术市场交易额、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这3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制度因子。第三主成分主要依赖于地区能源工业投资和人力资源存量这两个指标都是资源因素,因此可以命名为资源因子。第四主成分主要依赖于居民消费水平指数,该指标反映了各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体现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实力,因此可以命名为实力因子。

三、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通过上述实证分析,结合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综合得分为正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得分为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从表9看出,综合得分为正的省市有9个,其中大于1的有3个,分别是广东、江苏、北京,都在东部地区;大于0小于1的省市有6个,分别是山东、浙江、上海、四川、河南和辽宁,其中东部地区4个,中部地区1个,西部地区1个。其余的22个省市的综合得分均为负,除了4个东部地区省市外,全部处于中西部地区,并且西部地区综合得分较低。为了更直观地描述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本文按照综合得分大小,将31个省市分为三类:第一类综合得分大于1,第二类综合得分小于1大于0,第三类综合得分为负。从表6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分布不均,有很大差异,同时验证了前文的泰尔指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地区间差异有关的结论。东部地区都占有一定份额,这说明了东部地区11个省市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能够较好地解释前文得出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的结论。分析江西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各项因素,从综合得分来看,全国排名第26位,只有资源因子排名尚前(排名第10),其余的潜力因子(排名第20)、制度因子(排名第29)和实力因子(排名第27)得分较低,这表明江西在经济发展、制度支持和经济开放程度各方面都缺乏明显优势,同时也表明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各个方面江西地区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江西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①江西的境外投资企业原本就起点晚,发展慢、投资领域虽不断扩大,但低技术特征明显,同时在经济发展、科技投入、经济开放度和制度支持方面都远不及发达东部城市,造成潜力因子排名较后;②江西属于传统农业大省,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跟不上上述地区省市发展速度,此外,虽然近年来江西对外直接投资地区逐渐表现出多元化,但投资地区单一,并且境外企业发展相对缓慢,投资资金多闲置以及投资主体综合实力欠佳,境外生存能力有待提高,这也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大大降低,不能较好地助推本省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制度因子得分排名较后。

直接投资范文第7篇

小规模生产技术在竞争中的比较优势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LouisT.Wells)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在现代社会,不仅大规模生产中的现代化技术是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且适合小规模生产的技术也同样可能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市场规模小,需求量有限,小规模市场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技术具有劳动密集、成本较低、灵活性高等特点,与大企业相比反而具有相对优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常采取低价策略,不需要高昂的广告费用,以物美价廉为特色,是大型跨国公司无法比拟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有很多是满足海外同一种族团体的需要,形成民族纽带性的投资,独特的文化特色也是竞争优势所在。根据这一理论,我国在服装、小商品以及民族手工业等方面都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可以跨国经营,尤其是我国的民营中小企业,不仅生产成本低、运作灵活,而且也形成了相对的优势,正是跨国经营的优势企业群体。

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并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这种创新活动使引进的技术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

英国学者CantwellandTolentino(1990)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随之变化,并且可以预测。

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亚1986-1990年企业的FDI行为,发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企业进行FDI。一是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即市场经营的国际延伸;二是为了提高母公司的产品出口,即通过投资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从而促进母公司的产品出口。

Shapiro等(2003)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分析基础,对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国公司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在强调私人关系网络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谈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独特所有权优势来源,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盈利能力要比西方跨国公司强。这也解释了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为什么在亚洲地区选择有“关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亚洲地区之外选择能力上能够互补的合作伙伴。

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HominChen和Tain-JyChen(1998)通过对中国台湾企业的行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业更热衷于外部网络联系,利用网络资源可以弥补中小型企业进行FDI时缺乏内部化资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从信息和知识获得角度对中小型企业国际化进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业在国际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内部化的优势。网络联系和其他战略伙伴关系等非传统等级组织形式也同样构成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另外,中小型企业固有的优势使其更富有创造性,更容易接近顾客,更快面对新技术以及顾客特殊需要,在整个公司内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内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中国香港小企业在中国内地的投资行为和模式,认为组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隐性经验和某些社会联系是这些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中小企业国际投资过程和动向分析

Lall(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1985-1995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发展中国家对FDI的吸引力较弱,区位优势不强,这一结论既为判断高新技术行业的FDI流向提供了依据,又同时指出FDI的诱发因素。Harms(2002)利用1987-1995年间5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政治风险对FDI流入有显著影响的结论。Foster(2003)通过对土耳其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工业基础薄弱、政治不稳定、高通胀率及腐败对外资流入的负面影响。Alderson(2004)分析了1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表明,政府的社会民主控制程度、罢工强度和工会密度对一个国家向外投资流量的大小具有积极的影响。

Johanson&Vahlne(1977)对瑞典公司国际化进程的研究表明,在发展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通常通过两种方式而不断增进:渗透水平模式和区位选择。渗透水平模式,即倾向于先通过人的方式出口商品进行他们的国际化,下一步是建立一个销售分支,最终建立起一个制造分支;区位选择即指投资从与本国在语言、教育、商业惯例、文化以及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化程度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然后依次向外扩散。Porter(1990)在系统总结JohnStopford和LouisWells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战略管理理论,其理论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发展机制问题,从而大大激发了对有关理论问题,如跨国公司的定义、组织结构、战略活动等的重新认识,显示了新的理论发展空间。Krugman(1991)、Dunning(1995)、DermotPavelin(2001)等从理论上研究了聚集效应的影响。Kogut和Chang(1996)等利用国别数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Lipsey(2000)对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向与产业结构做了研究,分析具体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

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由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一种非OLI范式的FDI宏观动态模式,它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Coughlin&Sebev(2000)研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FDI的区域差异作为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归检验模型。采用虚拟变量法,Coughlin&Sebev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如同经济实力、人均生产率这类指标一样显著地决定着FDI的流向与规模。Lamb和Liesch(2002)选取了澳大利亚的两家小企业作为案例对象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原来所认为的国际化过程中的市场投入、市场知识和市场参与三者之间的单向顺序关系存在问题,这三个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之间存在着双向网络化的关系,因此,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也就表现为一个成长与学习的动态过程。Li(2004)在将经验学习、系统计划模型和权变观点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国际化过程的复合模型。

中小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和经济后果

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是广泛的,不仅对东道国有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母国也同样如此。

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最初由Mundell(1957)提出。Markuson和Melvin(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指出商品贸易和投资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合作”与“非合作”的关系。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因此大量的内部贸易行为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会产生,从而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发现:当目标市场处于贸易保护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如Swenson(1997)对日本汽车企业研究发现:在美国投资生产汽车,却从本国进口大量的零部件。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补偿投资或者化解关税投资的概念。Dinopoulos等(1986、1989、1991)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的角度对补偿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揭示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

Nediri(1991)、Imbriani&Reganat(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Blomstrom&Persson(1983)、Blomstrom&Wolff(1989)、Kokko&Zejan(1994)、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Haddad&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

直接投资范文第8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

一、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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