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论文范文

一、狐突传说的主要类型及其地方性演述

1、生平传说狐突作为历史人物，在晋国的历史舞台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他既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才能，又具有忠义守信的高尚品质，其悲惨遭遇最能激发历代民众的同情心，成为民间社会忠义的象征。狐突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在古交、交城、清徐一带流传着关于狐突生平逸闻或传说，这些传说以描述狐突事迹为主，主要包括狐突御戎传说、狐突被害传说。（1）狐突御戎传说狐突为晋太子申生的御戎，负责驾驭戎车。一年，晋献公派申生攻打“皋乐”族时赐其杂色衣和缺口玉环。狐突感叹杂色衣缺温润之情，缺口玉环显离异之意。申生攻打皋乐之际，狐突劝诫申生到他国避难，认为大夫在外会受朝中谗言，国家出现纷乱。申生执意攻打，凯旋而归。回国后国内谣言四起，申生继母骊姬频繁在献公前挑拨离间，狐突闭门不出。献公大怒，令申生自杀。申生死前悔意万分，嘱托狐突辅助其父治理国事，虽死心安。（2）狐突被害传说骊姬再献谗言诬蔑公子重耳。狐突之子狐毛、狐偃助重耳逃亡国外。晋怀公执政，令随重耳流亡之人三月内回国，过时抄家惩罚。狐突执意不肯召唤其子回国。怀公大怒，抓捕狐突，使尽手段威逼利诱，狐突严厉拒绝。七月初五狐突全家被杀，葬于晋阳马鞍山。至今此山仍遗有大小坟丘70余座。民间传说是凭借特定地域民众群体口头的历史记忆，流传的时间愈长，扩布的范围愈广，事实的因素会逐渐削弱，想象的成分会不断增加。上述两则传说的基本情节与典籍文献记载相似，可是在人物性格刻画、具体细节描述上更加形象生动，语言表述也更具备口语化的特点，这正是由历史事实向民间传说转化的重要特征。狐突一生为晋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长达30余年的政局动荡中，赤胆忠心地保护申生和重耳两位“储君”的人身安全。狐突的辅佐使得申生在开辟晋国疆土上建立了功勋；狐突事前派他的两个儿子（特别是狐偃）随重耳逃亡，保护重耳，充分体现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狐突的行为表面上看是对君主个人尽忠，实质上关乎到社稷安危，百姓平安。因此在他死后，百姓感念他的忠义仁勇，述说着他生前护国为民的动人故事。

2、建庙传说建筑物的选址讲究风水，风水好坏直接关系到建筑物主人的命运。庙宇选址同样要讲究风水，但是在民间的建庙传说里，不少庙宇的选址原因往往简单地归之于某则神奇的传说，或是有人得到神灵托梦，百姓就在其显灵的地方修建神庙，供奉神灵。古交狐爷山的狐爷庙修建相传是从某个人的“托梦”开始的。据说很久之前，有人睡觉梦见一个长白胡子老头儿。老头告诉他没有地方可去。此人觉得很奇怪，认为这是狐神在给他托梦。第二天，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大家，于是大家商量修建一座狐爷庙。当地某人睡觉时梦到狐爷无处安身，大家认为这是神明的暗示，需要在这个地方建一座神庙。此时，庙宇的选址与所谓的风水就没有了直接联系。狐神“托梦”后，百姓一般不敢轻易违背，他们认为神明是万能的，得罪神明定会遭到报应。他们通常会根据梦境内容寻找这个地方，不仅为神灵完成所托之事，同时也为自己寻求心理安慰。受到“神仙托梦”后，百姓为其修建庙宇，关于古交狐爷山狐爷庙的选址也有这样一个传说：当年原平川的西川、南川及西治川社头集资修建狐爷庙。庙址选择在背风向阳的骡圪洞。开工当天早晨木料全部消失，莫名躺在了东山与西山之间的马鞍型平阔地上。众人奇怪，却认为此地山势高耸，没有水源无法建庙，将木料搬回原处。第二天木料又消失，出现在前一天的地方。人们认为神仙显灵，磕头祈祷，发现一根粗檩立在山石旁，一大汉将檩子扛起，一股清泉喷涌而出。众人方才悟出在此处建庙是神的旨意，于是将庙建在这里。百姓在某个地方给狐神建庙，原因并不是这里风水好，而是因为这是“神仙故意安排的”，因此这个地方就有了灵气。建座神庙可以庇佑一方百姓，并且能够使人们切身感受到神明的神通广大。娄烦县下静游村的狐突庙据说是在光绪年间所建，关于庙的来历在当地也有一则神奇的传说：一年夏天的中午，下静游村在岚河畔锄苗归家的村民听见河中传来“救命啊！救命啊！我姓狐”的求救声，他下水用锄头捞起漂来的“人”，发现是一尊木制神像。神像打捞上来了，河里的呼救声也消失了。大伙将神像背回村，立在“狐爷”庙供奉。从此，村中一旦有人犯错，长辈命其在此认罪悔过。静游村的百姓看见河里漂浮的神像，听到神像发出求救的声音，便给神像修庙并供奉起来，体现出民众对神明的一种敬畏心理。此时，木制神像不再是原始的物质，而是进入了显现并在自身的显现中承载着一定的象征意义。它作为一种“介质”，其物质材料已经不是自然的物质材料，也不是冷漠的、与人的存在没有关系的纯粹自然物，而是在被动的物质材料中灌注了创作主体的“生命意味”，承载了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民众心理。于是，它的物性便触动着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百姓对神明有敬畏之心，木制神像让人们认为是有神明在暗示，于是便不敢怠慢。即使不知道所谓何神，也会按照所见所闻为其修庙并供奉起来，他们认为这样就不会得罪神灵。

3、显灵传说显灵传说的产生与我国长期存在的魂魄观念、鬼神崇拜紧密相联。在下层民众看来，生前就不平凡的狐突，死后也会化为半仙半鬼，其灵魂会在凡间显现。自人类有埋葬意识以来，便与灵魂信仰紧密不分，人们认为灵魂是活动的并会随时出现，灵魂出现后形成的一系列活动被人们加以想象渲染，便产生了灵魂传说。狐爷山是埋葬狐突的地方，因此这一地区流传着这类传说是自然而然的，当地民众把他亲切的称呼为“狐爷”，每当谈及狐神显灵时，都称为“狐爷显灵”。（1）狐爷显现真身传说一个岚县人去娄烦卖草帽时碰到一个老人。老人向岚县人赊了一顶草帽，并说自己姓狐，是下静游村人。次日，岚县人卖完草帽，去村里找老人索要草帽钱。他根据地址来到狐爷庙，方知老人正是狐爷所变。于是岚县人买贡品叩拜狐爷后高兴地回家了。狐神与卖草帽人的传说在村子里传开以后，人们更加相信狐爷灵验，这个村子以及整个镇上的人都认为狐神是他们的保护神。（2）狐神替民解难传说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难题，于是在狐神传说中，便将狐神塑造成充满正义感的人物形象，为民众扶危济困，排忧解难。在清徐、太原、娄烦一带的百姓中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有一年，晋源区大旱，阴历八月初二才降下一场雨。一个卖荞麦籽的老汉对村民说，此时种荞麦可获大丰收。老汉承诺把种子赊给村民，待荞麦丰收后再还钱，无收成则不必还钱，并说自己是白石涧沟人，姓狐。人们把乔麦籽买回下种到地里，结果获得大丰收。村民们到白石涧沟还钱，方知老汉正是狐爷所变。此后，凡遇天旱，村民就来涧沟拜狐爷。传说中的狐神乔装成凡人，拥有和普通百姓一样的容貌、神态和口音，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具有亲和力的长者，是生活在民众中的“狐爷爷”，这样就消除了百姓与狐神之间的神秘感。然而，和蔼可亲的“狐爷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他爱憎分明，惩恶扬善，对于贫苦善良的百姓会出手相助；对奸诈的恶人，绝不姑息纵容。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有一些恶霸、财主使尽手段刁难百姓，想方设法从百姓的身上得到好处，扰乱民众正常的生活秩序。狐神嫉恶如仇，如果知道哪个恶霸欺负百姓，定会加以惩罚。交城“方秃子”传说就演述了这样的内容：农历五月初六，交城人要出北门上卦山。恶霸方秃子要求出北门的人给他捎一担粪去自家地里。狐爷变作样貌温和的人走到方秃子跟前。方秃子要求狐爷担粪，于是狐爷挑上粪出了北门。十多天后，方秃子的几十亩玉米越来越不景气。人们才想到那天的老人很像狐神庙里的狐爷，方知是狐神显灵。在这则传说里，“方秃子”作为地方恶霸的代表，欺压百姓，人们虽然痛恨这样的恶人，却没有办法与之抗衡，只能寄希望于狐神。狐爷作为神灵，法力无边，靠神奇的力量惩治恶霸，替百姓出气。民间传说将狐神塑造为正义之士，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

4、宝物传说程蔷认为“活跃于文明社会的宝物观念，来自远古时期的神物幻想。原始社会人们天真幼稚的思维经过时代的淘洗、磨砺和加工，演变成为文明社会人类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但它们的内核仍然有着相同之处。原始人的神物幻想是构成古代神话的有机组成部分，神话离不开神，也离不开神物。如此说来，有关神物的幻想，有关宝物的观念，确实是很早就进入了民间叙事”。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民众物质资料匮乏，生存艰难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充盈丰裕的，他们在各种艺术创造活动中自娱自乐，寻求自我精神的解放，并获得自我尊重、自我创造的满足，在幻想中不断地发现自我、找回自我、张扬自我。狐爷山一带流传的宝物传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1）宝物幻想与道德观宝物幻想是艺术创造最好的原料和催化剂，它可以使民间叙事创造者超越沉重而乏味的日常生活，徜徉在诱人的幻想之中，使这类民间叙事的接受者暂时地摆脱和忘却困窘忧患的处境，获得精神的慰藉和愉悦。正因为如此，生活在狐突山狐突墓周围的民众，自然会联想到其中埋藏了大量的宝贝，这些宝物会惠赐于民众，让民众过上富裕美满的好光景，因此，以宝物为叙事核心、以寻宝探宝为主要内容的口传作品在狐突传说中颇有艺术魅力，深受民众喜爱。在古交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狐突死后被晋文公厚葬于晋阳马鞍山上，文公制做的数万匹马在葬礼上附魂成活。翌年，一老翁手持拐杖将山拗开，数万匹马涌入山内。百姓见之，皆拜祈老翁，老翁霎时化作白光杳然无踪，但天空飘下一方丝帕，帕上写着：“马驹本是黄金铸，狐爷造化百姓富，若要发财须忠孝，单等吉日开宝库。”还有“：若要再相会，七月初五来。”每年七月初五，百姓牵牲畜集会于狐爷庙前，祭祀狐爷的同时意欲引出金马驹。凡善良的百姓在祭祀完后，其牲畜群里会增添一匹金马驹，也有贪婪之辈因捕捉抢夺金马驹，得罪了狐爷，于是老翁关严山门，金马驹从此不现。但善良的百姓每年依旧牵着牲畜来狐爷山祭祀赶集。凡是勤劳善良、忠诚孝顺的庶民百姓就能得到金马驹，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念，即宝物的获得和拥有，必须与人的“德行”相称，有德行的人才能有福。中国民间叙事常有这种含蓄、多层的意味，暗寓某种伦理道德的训示，引导人心向善。在中国百姓的思想深处，总愿意相信上天会降福给那些勤劳本份、心地善良的人，机缘和运气也只对这样的人才会起作用。这种思想贯穿于民间叙事作品中，特别是宝物主题传说，因为它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是一种存在于民间的普遍观念。传说对贪婪、狡诈、不讲信义等恶行的尖锐讽刺，与劳动农民的朴实善良形成鲜明对比。（2）寻宝传说与财富观人们相信有大量的金马驹埋藏在狐爷山底，这些金马驹就成为了后来觅宝者寻求的对象，继而又构成了寻宝的情节。以下是两则关于狐爷山寻宝的传说。狐爷山里的金马驹有位道长来到狐爷山，离开时送给一位老大爷一颗黄瓜种子。道长告之种子下种后一百天，用熟黄瓜打开山门，金马驹会出来。于是老大爷把黄瓜种子种下去。到九十九天时，他听见黄瓜有动静，认为黄瓜成熟了。他用黄瓜打开山门，金马驹奔跑出来。看到金马驹，他很高兴。忽听一声巨声，山门被关上了。老大爷气得晕倒在地上。他醒后看见用黄瓜所撬的地方，不停流出水。他认为这是狐神的安排，就在此地挖了口井，说是“仙泉”。此后，他饮用“仙泉”水，据说活了九十九岁。狐偃山的传说交城狐偃山上住着南蛮子，其头领叫“大蛮子”，他告诉同伴狐偃山中有金马驹。同伴们没有找到，都放弃了，但大蛮子还是独自寻找。他在睡梦中遇到一位仙女，仙女送给他一粒种子，并告诉他种子必须单独种进二亩良田里，每日锄地三次，百日内不可摘下，否则前功尽弃。一日，大蛮子不小心揣着种子跌下山崖。遇到一位老翁救了他，他便把一切都告诉了老翁。于是老翁让出二亩良田种下种子，大蛮子回南方，临走前叮嘱老翁牢记仙家的话。到了第九十九天，老翁忍不住摘下黄瓜在崖上一碰。狐偃山拦腰分开时金马驹出现，可是山盖突然落下，金马驹没能得到。这两则传说虽然情节有所不同，但其实属于一个母题，即主人公得到神仙的指点，寻找狐爷山里的金马驹，但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按照神仙的旨意去做，最终未能得到宝物。从民众心理因素分析，渴望摆脱贫穷变得富裕起来是农民们的普遍愿望，从很多传说中都可以看出，农民们热爱自己的生活，热爱一切与自己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有关的事物，因此他们常常把对于宝物的幻想寄托在一些自己觉得十分亲切的事物上。他们幻想一颗种子经过培育长出的果实能够打开狐爷山的宝库，生活中常见的黄瓜成了开启宝库的钥匙，这种美丽的幻想，是民间叙事的现实性和传奇性的有机结合。如果只是单纯的偶然得宝，情节就显得单纯朴素，但是经过神仙指点而获宝，就多了一个转折。把得宝的缘由归于某种客观因素的引导，是因为神仙的帮助，主人公才得到宝物，神仙与宝物，二者都具有超现实的特性。这样的幻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与农民勤劳的美德有关，而且关于人类寻宝过程的奇妙幻想能满足民众的审美需求，所以这类传说获得了广大劳动民众的喜爱。寻宝传说是典型的复合型传说，其艺术手法是把该地的狐爷传说与全国各地普遍流传的南蛮盗宝型传说粘连在一起，把宝物与特有的风物相附会，丰富了传说的内容。第一则传说叙述寻宝者取宝失败了，却在当地留下某种遗迹，即狐爷山狐爷庙中的神井。这种“觅宝”、“取宝”情节与地方山川风物的粘合，使这类传说带上了很多地方色彩，更容易被当地群众接受。

5、神亲传说“神亲是村落之间把世俗亲缘引入信仰领域而结成的一种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它以共同信奉的某位神灵为纽带，确立了村落与该神的亲属关系及村落之间由此而来的亲戚关系。”婚姻关系在乡村社会民众日常生活交往中极为重要，百姓认为人与人之间要喜结连理，神与神之间也需要成双配对，因此人们会为“独身”的神明牵线搭桥，使之结成神亲。阳曲县就流传着这样一个给狐神结神亲的传说：阳曲县大川村常家庄村民趁夜来到涧沟将狐神偷走，祈雨应验后，村民将狐神临时寄放在一条沟里。刘庄放羊人将此事告诉村民，于是刘庄村民将狐神请回供入娘娘庙。涧沟村村民发现狐神在刘庄，就将此事告到官衙。官衙老爷最后判定，涧沟的狐爷爷和刘庄的娘娘结为神婚。涧沟村正月十五闹红火初七将狐神请回。一个村落供奉着“狐爷爷”，周围村落的人们听说祈求狐爷爷降雨很灵验，因此把神像偷来供奉，这个传说其实和灵验传说是不可分割的。狐爷爷灵验，所以才有偷神像的情节，从而推动了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又一个村落的人发现了神像，想到自己村里娘娘庙里供奉的“娘娘”是独身，于是就想让“狐爷爷”和“娘娘”结神亲，这样就可以共同供奉狐神，因此这两个村落就形成了共同的狐神信仰。两村的百姓把世俗的亲缘关系引入信仰领域，在给两个神结亲的同时，两个村落之间也结成了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这则传说具有浓郁的喜剧性，在离奇曲折的情节和出人意外的结局中，隐含着乡村民众的生活智慧与生存策略。

6、狐神与神龙传说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司雨之神应该为龙。狐神既然可以司雨、司雹，自然与龙有了密切联系，于是出现了狐爷养育神龙的情节。西隅坊的居民常常在深夜被巨大的声音惊醒，他们看到金色巨龙落于狐神庙。庙中善友看到金龙潜入庙院井中，于是西隅坊人为这口井安装了栅栏，阻止金龙腾云而去。人们都认为那是狐爷养育的神龙，因此只有在七月十四狐神庙古会这一天，才会破例将井的栅栏打开。以上是流传在交城一带的狐爷养龙的传说。为了显示狐神的灵验，在大同阳高县广泛传播着狐神是小白龙的故事，这也是狐神信仰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变异：胡神原名小白龙，专管人间降雨。小白龙被张天师派回山西后，他非常高兴，使尽了全身本领。于是狂风大作，冰雹漫天，颗粒无收，酿成大祸。为了赎罪，小白龙在阴历七月初三将麦种赔偿给乡亲们，并起名赔麦。乡亲们就为小白龙建庙，起名胡神庙。乡亲们每年七月初三为胡神唱戏。在这个叙事文本里，民众把“狐神”称作“胡神”，他本是小白龙的化身，他是神祇，具有呼风唤雨、掌控丰歉的“神力”。同时，他又像一个顽童，天真可爱，大胆任性，因一时过错给人间带来灾难。这就使这位神灵更具“人性”，传说文本把传奇性和现实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二、狐突传说信仰与山西社会文化变迁之轨迹

1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1．1文化产业当前竞争力系统

一个地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是对过去的积累，是该区域产业发展状况的具体表现。可以反映某地区域文化产业当前竞争力，可以体现包括该地区文化产业规模和文化产业资源条件两个方面的指标。产业规模方面本文主要选取5个指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X1)、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X2)、文化事业从业人员占地区第三产业人口比重(X3)［2］、固定资产投资中文化产业固定资产的比重(X4)、旅游外汇收入占GDP的比重(X5)。制约产业发展的条件主要包括初期的生产基础、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由此，本文选取3个指标来度量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每万人人口拥有文化事业机构的数量(X6)，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X7)，运输、通信、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在第三产业产值中的比重(X8)。本文按照不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分类，将各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权数加权求和，再除以总人数，得到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公式为: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大学本科以上文化人口×15+高中文化人口×11+中专及初中文化人口×8+小学文化人口×5)/总人口。

1．2文化产业未来竞争力系统

一个地区产业的长远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产业自身的成长能力和市场潜力。由于欠缺有关文化产业方面政府拨款的统计数据，本文用政府财政预(决)算中教育经费支出(X9)这一指标来反映地区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投入水平。文化产业成长的市场潜力与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密切相关，也体现在产业发展的自身动力上。相关的指标可以选择: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X10)、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X11)、文化产业发展系数(X12)。在这里，文化产业发展系数=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地区生产总值发展速度。

2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评价的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指标，本文采用甘肃省十四个地州市2012年数据利用SPSS软件来构建因子分析模型。各类指标数据分别来源于《甘肃省发展年鉴》《甘肃省教育年鉴》以及甘肃省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中心的相关统计数据。

2．1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

一、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文化建设的策略

1.开展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物质文化建设（1）建设墙面与角落名人文化墙面布置是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物质文化的重点。比较适合在墙面展现的是B市名人文化。如可以在教室两侧的墙面上张贴B市古今名人挂像，像“闻鸡起舞”的祖狄、郭晶晶等体育冠军以及文学家、作家等，挂像下边配以简单的文字介绍。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教室的四个角落，开展班级角落文化的创设，可以设置一个图书角，其中包括介绍B市名人成长历程的书籍，供学生参阅，这就是角落名人文化。（2）建设室内板报和班级刊物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室内板报是小学生喜欢关注的室内环境中的又一个重点，每个班都可以在班主任的指导下，利用室内板报来展示B市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比如，可以在板报中用适合小学生的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以连载的方式，讲述B市的革命战争故事和历史名胜，并配上简单的画面。创办班级报刊作为室内板报的拓展，班级报刊可以开辟不同的专栏，专栏的内容可以是英雄人物和文物古迹的介绍、由B市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改编成的电影、文学作品赏析，还可以是小学生书写的感受等。

2.开展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精神文化建设（1）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构建良好的班风班风是班级成员的整体精神风貌，是班级精神的重要体现。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精神文化的建设要围绕B市历史名人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历史文化开展多元化的班级活动，形成优良班风，培育班级精神。比如，结合班级环境的布置开展区域特色文化系列主题班队会，针对一些不利于良好班级精神建立的行为倾向开展班级辩论赛，召开每天一次的通过树立榜样和正面宣传好人好事来引导班级舆论的十分钟班队晨会，以及开展关于区域特色文化的知识竞赛、读书分享活动，还有诸如红歌比赛、小拉练等文体活动等。（2）明确学习目标，培养良好的学风学风是班级成员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包括学生在学习目标、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习惯等方面的特征。学风建设最突出的中心是让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的以及强烈的学习动机。因此，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精神文化建设，首先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班级目标，然后引导学生明确个人目标，从而让学生有清晰的学习目的，树立目标与理想意识，进而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如结合红色文化、历史文化说明学习的必要性，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利用名人文化说明良好的习惯是成功的基石，良好的习惯来源于个人的自律与自强，从而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3）发挥榜样的力量，树立正确的班级价值观班级价值观是指班级全体成员所推崇的基本理念，是班级精神的又一重要体现。正确的班级价值观能够使小学生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使班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中，班级价值观的树立，要求班主任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出发，通过塑造榜样的方法，引导小学生树立既简单易懂又激动人心的价值观。比如，把热心为大家服务的小学生称为“身边的小名人”、把学习中不畏困难的小学生称为“学习上的小英雄”、把讲礼仪和守规范的小学生称为“践行文明的好孩子”、等，通过这些做法，让小学生明确理想、奋斗、追求、文明、自律、自强、勤勉、奉献、民主这些是为人称赞的基本品格，要朝这个方向不断地努力。

3.开展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制度文化建设（1）让学生参与班级制度的建立，变“他律”为“自律”班级制度的建立，可以采取在班主任的指导下，让全班学生思考并提出制度议案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全班学生再展开讨论、补充修改，最后表决通过后再实施。通过这个程序，可以让每个学生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班级制度的约束者，班级制度也不再是一个压制性、强制化的东西，而是由自己的意见转化而来的，是使自己更有效地学习和生活的保障，从而让学生从内心理解、认同并自觉遵守班级制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引导班级成员从“他律”走向“自律”。（2）让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体现民主的班级管理作风小学生都有表现的欲望，在班级管理中可以给每个学生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比如可以采取班干部轮换制，也可以多增设一些岗位，让每一个学生在实际的角色体验中感受班级管理的酸甜苦辣，并且真切的感到班级是自己的家园，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经验，成长自我。

二、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策略的建议

1.要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树立普遍性和差异性兼顾的理念普遍性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小学生会形成和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其他年龄阶段的独特的心理特征，这也是小学生心理发展的共性特征。差异性是指低、中、高不同年级的小学生，由于其年龄阶段差异，在心理发展上也会表现出一些各自不同的特征。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从主题的确立，到形式的选择，都既要考虑到小学生的普遍性心理特点，也要考虑到不同年级的小学生的差异性特点，做到共性与个性的兼顾。

2.要充分体现小学生的自主性，树立班级成员全员参与的理念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要在班主任的指导下，让小学生充分参与进来，从具体内容的选取，到过程的设计与操作实施，都要给每一个小学生展现自我的机会，使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文化建设过程成为每一个小学生学习知识、锻炼能力、体验创造、享受成功的过程。

3.对班级文化的各个要素进行整合，树立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理念一种整合是横向整合，指对基于区域特色班级文化建设的三个层面即：班级物质文化、班级精神文化、班级制度文化元素进行整合，使之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呼应的有机整体；另一种整合是纵向整合，指在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中，对其建设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元素进行整合，使之成为一个不断发展、持续深入的有机整体。这两种整合使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表现出整体设计的理念，使各种形式的班级文化在形式上相互关联，内容上互相呼应。

一“、区域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萌生（1975年《纪要》创刊至80年代末）

依据“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纪要”所刊登的相关论文来考察，在日本比较教育学领域中，“区域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创生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萌生阶段，自1975年《纪要》创刊至80年代末；第二，自觉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第三，形成阶段，自1999年到现在。本部分首先对第一个阶段（即萌生阶段）进行考察。把“区域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萌生阶段的开端定为1975年，只是由于该年度《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纪要》创刊并围绕“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现状与展望”这一主题发表系列论文、其中包含两篇探讨“比较教育学中的区域研究”问题的论文的缘故。将该阶段的终结定在20世纪80年代末，是因为1989-1992年间进行的市川—马越论争开启了讨论“区域教育研究”问题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日本比较教育学领域中开始讨论“区域教育研究”问题的标志是1975年3月正式出版的《纪要》创刊号发表了9篇“特辑”和“专题研究”论文（特辑名称是“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现状与展望”），其中包含两篇探讨“比较教育学中的区域研究”问题的论文，它们是天野正治撰写的《我国比较教育学中的区域研究——德国的情况》和权藤与志夫撰写的《东南亚、东亚国际理解教育比较研究的问题与现状》。这两篇论文是其作者在1974年5月举行的第10届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大会上，在专题研究报告环节（专题研究的题目是“日本比较教育学中的区域研究”）所作的发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而成的。前者是发达国家的案例，后者是发展中国家的案例。①天野正治的论文和权藤与志夫的论文是明确地在“比较教育学中的区域研究”的框架内来分别考察日本的德国教育研究状况和东南亚、东亚地区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状况的。这一点在天野正治的论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该论文在行文中明确提及了“比较教育学中的区域研究”的概念，还提及了与此相近的概念，如“比较教育学专业的区域研究”、“比较教育学性的区域研究”，其行文中有用这些概念与“外国教育研究”或“外国教育学”作相对化的对待，或者用广义的“比较教育学中的区域研究”来涵盖“外国教育研究”或“外国教育学”的倾向。该论文明确指出：“为了加深‘比较’的意义和方法自觉，应该发挥比较教育学中的区域研究的独特性”。

另外，权藤与志夫的论文也表明了在比较教育学中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意识。该论文开篇就写道：“本文的主题是，从国际理解教育的视角来研究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并尝试对今后研究的推进方式提出若干建议。”而且，该论文在结尾部分就日本今后如何推进东南亚、东亚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提出了以下五点建议：第一，进一步重视行为科学式的研究，把数量统计性研究视为是不可缺少的；第二，必须重视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联系在一起的实地调查，进一步推进实地考察；第三，进一步加深面向异质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基础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等行为科学开展跨学科合作；第四，必须建立国际合作组织来开展研究和实践，这是一种新型的、有效的研究方式；第五，不仅要关注问题的阻碍因素，还要推进对发展前景和促进因素的研究。［2］由此可见，当时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已经认识到了“区域研究”在比较教育学中的方法论意义。因此，笔者推断，这一时期在日本的比较教育学领域中，“区域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已经萌生了。

二“、区域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自觉（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

本阶段的开端缘于市川—马越论争。市川—马越论争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90年，市川昭午在《比较教育学研究》第16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比较教育的重新思考——比较研究应是为了阐明日本（教育）的特质》的论文。这篇论文对日本比较教育研究的“现实”提出了严重的批评，其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许多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员忙于研究自己专长国家的教育，没有充分的时间有比较地阐明日本教育的特质；2）他们在学会大会上的发言针对某个国家的占压倒性多数，其中不少是仅处于研究准备阶段的对教育信息的收集和对教育理论的理解，但这被错误地理解成了研究；3）不少研究从最初就没有明确“比较的视角”，一些外国教育研究的水平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比较的意识淡薄，其背景是外国教育研究缺乏为解决日本的问题作贡献的愿望；4）有些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员的比较研究仅是对各国教育报告的并列，即使有比较，也仅是在总论部分中指出在内容上各国的不同和相通之处，极少通过各国比较析出日本的特色和问题；5）许多比较教育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也是对外国比较教育理论的介绍，所探讨的方法论抽象度过高，不能直接用于现实的比较研究。

市川昭午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马越彻1989年发表在《教育社会学研究》第45集上为市川昭午的著作撰写的一篇书评中的观点，并针对其观点提出了上述批评意见。1989年，马越彻在题为《市川昭午著〈教育体系的日本的特质——外国人所见到的日本教育〉》的书评中，关于日本的外国教育研究及其比较意识，这样指出：外国教育研究是否对阐明本国教育的特质起作用，有赖于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成果利用者的“立场”；现在，日本的外国教育研究并不是以改善日本教育为首要目的而展开的；日本的外国教育研究没有在阐明日本教育体系的特质上起作用，是其研究水平较低的缘故，不是因为比较的意识淡薄；教育的外国研究和比较研究是不同层面上的工作。

上述市川昭午的论文对日本比较教育研究的批评，许多是针对马越彻的这些言论而提出的。针对市川昭午专门撰文对日本比较教育研究的状况提出严重批评，马越彻于1992年发表了《“区域研究”与比较教育学——为了阐明“区域（areas）”教育特质的比较研究》一文。这篇论文除了对市川昭午的批评提出反论之外，更多的是围绕区域研究与比较教育学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马越彻在这篇论文的开篇就写道“本文是受市川论文的触发，而从‘区域研究’（areastudies）与比较教育学的观点对尔后的思考加以整理，并提出若干问题”，并指出对于市川昭午论文针对马越彻书评提出的与比较教育学有关的质疑和问题作以回答。该论文将市川昭午论文提出的对日本比较教育研究的批判性观点归纳为以下三点：1）错误地把收集某个国家的教育信息和介绍比较教育理论认为是比较教育研究；2）盛行把罗列没有“比较”的“各国（教育）报告”作为比较教育研究；3）比较教育研究处于低调状态的原因在于研究外国教育的学者缺乏对日本教育问题的关心，缺乏为解决日本教育中的问题作贡献的积极性，缺乏把外国与日本作比较的意识。对于第一点和第二点，马越彻表示“有同感”，认为要“克服这些弱点”。对于第三点，马越彻对市川昭午提出的问题本身（即比较教育研究处于低调状态）没有异议，但是他认为如若“重新思考”比较教育学陷于贫困的原因和复兴比较教育学研究的道路，关键不在于彻底地把外国与日本作“比较”，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一直以来的外国教育研究的方式。马越彻强调，为了促进比较教育学的灵活化，紧要课题是充实构成比较教育学的基础部分的“教育的区域研究”，而进行区域间“比较”可置于次要的地位，与“日本”作比较应置于再次要的地位。正是由于马越彻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重要的不是“与日本作比较”，为了克服信息收集式的外国教育研究，当务之急是充实比较教育学的基础部分，即教育的“区域研究”，并且主张比较教育学研究要积极地采取“区域研究”的方法论，所以其论文的主体部分论述的是“‘区域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区域研究’与比较教育学”。［5］由此可见，马越彻论文的主旨是为了使日本的比较教育学摆脱贫困状态，探求其重新复兴之路，关键是充实教育的“区域研究”。

再从市川昭午论文和马越彻论文的副题来看，前者主张“比较（教育）研究要面向阐明日本（教育）的特质”，后者主张“比较（教育）研究要面向阐明‘区域’教育的特质”，两者的观点是明显相左的，即前者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从根本上揭示日本教育的特质，后者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区域研究揭示所研究区域的教育的特质。概括地说，市川—马越论争的焦点在于：在问题意识或研究出发点上，市川昭午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应从解决日本的问题出发，而马越彻则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要从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出发；在研究路径上，市川昭午强调比较研究优先，而马越彻则强调区域研究优先；在研究目的上，市川昭午认为要揭示日本教育的特质，而马越彻则认为要揭示区域教育的特质。可以说，他们俩人的观点，问题意识有别，既殊途又异归。这表明了他们在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分野。市川—马越论争在日本的比较教育学领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佐佐木毅在《比较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文中指出，自1990年前后，日本在比较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研究出现了“新展开”的景象，而点燃导火索的是市川昭午在《比较教育学研究》第16号上发表了《对比较教育的重新思考——比较研究应是为了阐明日本（教育）的特质》一文。同时，在这篇论文中，佐佐木毅也对马越彻的上述论文的主旨作了阐释。［6］佐佐木毅把市川昭午论文和马越彻论文放在一起讨论，其本身就具有引起大家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应何去何从进行思考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市川—马越论争促进了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对“区域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自觉。受市川—马越论争的影响，特别是在马越彻提出“充实教育的区域研究”主张的影响下，日本的比较教育学领域中认识到了进一步加强“教育的区域研究”的必要性。比如，1994年，时任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川野边敏对于今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发展方向，所提出的第一点就是“谋求进一步充实区域研究”。其本意是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自创立当初就以欧美国家为中心开展了区域研究，此后研究对象国和区域不断扩大，研究问题域和研究方法不断改善和多样化，这种区域研究的传统和积累不应追随其他学会，今后应该使之更加充实，同时应当着手和充实此前的研究有缺陷、尚不充分的国家和区域，如伊斯兰圈、东欧圈以及非洲、南美、亚洲等国家。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文献计量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1991-2018年间我国体育核心期刊中竞技武术研究的论文的数量、作者、来源区域、来源期刊、关键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竞技武术研究发文量整体呈先升后降的趋势；高产作者为杨建营、洪浩、郭玉成、李龙、邱丕相、周伟良、王岗等；发文区域分布辐射全国多个省市，发文单位均为高校；收录竞技武术研究论文最多的体育核心期刊是《体育文化导刊》；研究热点为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竞技武术发展、竞技武术套路、武术文化、学校武术。

【关键词】竞技武术；文献计量学；计量分析；体育核心期刊；论文

1前言

1.1研究背景

竞技武术出现在20世纪初，成型于20世纪50-60年代。从竞技武术发展的历程来看，竞技武术表面上“风光无限”，在我国武术的发展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1］。但是，竞技武术技术与理论发展失衡，学术建设严重滞后［2］。在此背景下，加强竞技武术科研工作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将对我国竞技武术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并据此展望竞技武术的未来发展。文献计量学是学术领域一个备受关注的新兴交叉学科,也是当前国际情报学术界研究较为热门的专业领域之一。文献计量学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给本文一个回顾梳理和展望的新角度。

1.2研究意义

本文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我国竞技武术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回顾和梳理当前竞技武术研究情况，并据此展望未来，对今后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对竞技武术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1.3研究目标

[摘要]本文以国际上关于传播媒介和人种学关系的论文为对象，通过对作者属地分布、涉及区域、发表时间、相关媒介和主题域状况等具体数据分析，概括出传播人种学近年来的研究动向和热点，以及我国传播研究在这一方面的进展和前景。[关键词]传播人种学；媒介；方法论；统计Abstract:Wechoosetheinternationalsignifyarticlesontherelationbetweenmassmediaandethnographyastheobjectfile,andthenanalyzethedataconcretelyaboutthedistributingoftheauthors’workingplaces,theareas,thedates,themediainvolvedandthesubjectfields,etc.Wegeneralizethestudypulseandhotspotrecently,andtheadvanceandtheforegroundofourcommunicationresearchinthisfield.Keywords:CommunicationEthnography;Media;Methodology;Statistics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人种学研究逐渐突破原有的格局，将视角延伸到包括发达国家社会的许多领域。本文即是对人种学与传播媒介交叉的国际研究作分类分析，以反映该理路的研究状况。其基本理论前提是，采用人种志的方法论，将传播媒介研究纳入对特定群体的观照中，大到狭义的人种、小至某个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从而获得传播理论新的视野和路径。本文主要以ProQuestAcademicResearchLibrary(ARL)和EBSCOhost两个国际英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在PROQUEST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theethnographyofmedia”；在EBSO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media”、“ethnography”，两词用“或”逻辑连接，共搜索到从1990年到2005年7月关于传播媒介和人种学关系的学术论文105篇（排除重合部分），并从中选取87篇以传播人种学为主题的论文，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按照作者属地分布、涉及区域、发表时间、相关媒介和主题域等分类，对这些论文进行分析，概括出近年来国际传播人种学的研究动向和热点。

一、基本分类分析1．论文作者属地和涉及区域就论文作者单位所属国家而言，美英两国处于垄断地位，美国占57篇，英国占14篇。从本文选取87篇论文所涉及的区域来看，有16篇以发展中国家为社会背景，占总量的18%，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成为传播人种学的主要研究背景。在描述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的16篇论文中，关于印度的研究表现了突出的连续性和活跃性，共有7篇；此外，关于玻利维亚的有2篇，关于其他国家的均为1篇，包括中国在内。这与人种学以非发达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表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路向，已经将反观自身社会文化作为核心。同时，表现出与人类学研究的总体格局的一致性：在经历了对未开发的社会群落，对印度、中国、埃及等古文明国家社会，以及对发达国家自身社会研究三个阶段后，人类学者更多地运用主位视角，将研究目光投注到自身的社会文化中。传播人种学研究则以青出于蓝的态势，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面对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传媒通讯的发展，媒介研究者借鉴人种志的方法论，通过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关注，展现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力。由于发达国家学者研究视野的转向，以及发展中国家研究力量和水平的限制，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对于非发达社会的关注逐渐趋缓。在承继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关于印度的研究者经常在后殖民主义的架构下，与媒介研究结合，广泛探究社会文化中的特殊群体问题。相比之下，关于中国的研究，却没能持续人类学研究第二阶段的活跃性，表现出明显的断裂。在目标论文中，只有R.A.Litzinger的GovernmentfromBelow:TheState,thePopular,andtheIllusionofAutonomy是关于中国的[1]。通过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引擎，搜索到关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关系的论文，只有日本东海大学研究生院顾宁的《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一篇[2]。2．发表时间分布从的时间来看，两个数据库搜索到的目标论文最早时间均为1990年。从1990年到2000年，共有35篇；从2001年到2005年7月，共有52篇。如图所示：在1990年到1998年期间，传播人种学论文每年都不超过4篇。从1999年起，数量开始呈螺旋状攀升，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分别达到11篇、13篇和19篇，占总量的50%。从时间分布来看，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国际研究大致在1990年代早期出现，并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到1998年是兴起期，1999年至今为发展期，近两年呈现逐渐升温的趋势。这表明，自20世纪末以来，传播媒介研究与人种学结合的学术理路成为研究的一个活跃地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人种学视角，分析传媒影响，拓展传播理论。3．涉及媒介类型从论文所涉及的媒介类型来看，专门研究报纸、杂志和广播等三大传统媒体的论文占6篇，计算机和互联网占7篇，电视占8篇，新媒介占9篇，其他57篇均为泛指的大众媒介。从上述媒介构成特征来看，传播人种学不再把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等传统大众传媒作为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把兴趣转移到因互联网、数字技术和卫星传输技术促成巨大变化的媒介上面。电视作为大众传媒霸主，仍然对社会起着重要影响。电视受众、商业形象和政治形象问题，仍然是人种学方法论比较便利而实用的切入点。顺应新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媒介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潮流。传媒全球化及本土化、网络平权等话题，都适宜大众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研究。然而，更多的研究还是将特定群体放置于宽泛的大众传媒影响中，以混合媒介环境来探讨受众及政治、经济或文化问题。由此可见，传媒与人种学的结合仍处于拓展阶段，在专业化、精细化、程式化方面尚待继续开掘。

二、主题域分析从论文所涉及的主题来看，我们将这些论文分为一般理论、政治、经济、社会和媒介自身五个方面。其中，为了突出全球化问题，又将政治分为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两个部分；按照性别、青少年、种族和特殊“族群”等出现较为频繁的问题，把社会部分进一步细分；为了突出大众传媒在传播人种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把媒介报道和赛博空间专门列出。1．一般理论研究从多种视角探讨传播人种学理论的论文有18篇，在各种类型研究中占最多。其中有以具体事物切入主题研究的，例如，从声音、建筑设计、交际舞、车间、超媒体等生活中熟知的东西，推衍出传播媒介的人种学理论；也有运用语言学理论，从文本危机、符号交互、人种身份、他者叙述等阐发出新的理论观点；更多的是从泛化受众研究，演绎出传播理论在人种学方面的理论空间和学术价值。2．政治问题（1）全球化、本土化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话题一直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场域。自20世纪末期以来，媒介全球化趋势促使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向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叙事策略的转变。侵略与抵抗在全球化语境中，生发出更为潜在、深沉、焦灼和无奈的隐忧。在所涉及的14篇论文中，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占8篇，而且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由此可见，该话题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方兴未艾的热点。TomBoellstorff在《配音文化：印尼男女同性恋的主观性和人种学在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一文中，以印尼主流大众媒介（而非西方同性恋媒介）对男女同性恋的看法为切入点，分析外国电视使用印尼语言配音，从而通过“配音”文化现象分析、批判全球化进程。[3]（2）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话题上，共有8篇论文涉及到了6个国家和地区。关于中国的那篇论文主要论述了城市流行文化与社会政治问题；关于埃及的，是一本《国家的戏剧：埃及电视政治学》的书评，评论者的文章题目为《媒介人种学》[4]；哥伦比亚大学的Short,JohnPhillip将时间推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探讨图书馆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帝制的影响[5]；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研究者通过对印度小城镇的官僚腐败，提出了“政府人种学”（ethnographyofthestate）的概念。作为媒体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民主和政治问题始终是媒介研究的一个有效角度，尤其是中国问题，更容易得到国际学术刊物的青睐。3．消费对于消费问题的专题研究有7篇论文，涉及到MTV网络、体育商业、音乐侵权等领域。在由大众传媒助推的消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代，消费类型、消费群体与大众传媒、广告的关系应该是与人种学相交叉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例如MacAloon,JohnJ.在《奥林匹克运动比较研究中的人种学要求》一文中，将大众消费、体育商业、大众媒介与人种建立联系，从而获得一种人种文化的方法论。[6]然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不足总量的8%，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有挖掘前景的方向。4．社会问题（1）种族主义在多元社会中，种族主义经常是学术研究的活跃地带，而且是比较易于运用人种学方法论把握和操作的领域。以美国和英国社会文化为背景的研究占主导地位：在9篇论文中，美国社会占6篇，主要讨论了白人、非裔美国人、墨裔女孩与媒介环境、媒介形象等问题；英国社会占3篇，探讨了移民与国际安全、足球流氓和孟加拉人暴力等问题。其实，中国社会的新疆人、河南人、浙江人、东北人等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群体，及其在传媒覆盖下的形象问题都可以成为传播人种学有价值的话题；作为一个逐渐融入全球化轨道的社会，中国人与外国群体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这些问题，都为我们实现该领域研究的突破，提供了“田野”素材。（2）性别作为分析媒介作用的有效方法论，女权主义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关于性别的传播人种学论文有12篇，而且扩展到同性恋、人妖、男性与拳击等方面。关于印度社会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具有较突出的实力，有3篇文章将女权与后殖民语境相结合，有1篇探讨了印度人妖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问题。由于女性和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的普遍意义以及女权主义的理论支撑，性别问题也成为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对接的一个窗口。（3）青少年影响在媒介研究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青少年影响方面，人种学方法论无疑能够起到显著作用。有8篇论文分别从以下方面论述了对青少年的意义：计算机使用、幽默剧、流行音乐等媒体影响，性、艾滋病和人际关系在传媒作用下的影响等等。Milkie,MelissaA在《大众媒介和青少年群体的性》中，通过一群在学校中自然形成的朋友群体以及基于大众传媒内容而形成的集体性性观念，探讨一种关于青少年群体受媒介影响的人种学方法论。[7]同样，这些论文的数量也没有准确反映传播人种学在该问题方面的应有状况，属于有挖掘潜力的领域。（4）特殊“族群”这里所指的“族群”，是主体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相似性，从而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普遍问题。由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地带属于特殊群体，在探讨这些问题时，该方法论彰显出优势和活力。9篇论文分别从厌食、吸烟、感伤癖、新兵、特殊犯罪等角度进行论述，使叙事新颖而又别开生面，为写作论文出奇制胜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传播人种学的学科建设开拓了新的领域。DeSantis,AllanD.在《一群无所事事白家伙的闲聊》一文中，通过媒介对吸烟者的影响，分析男子的社会群体活动过程，并得出关于交往和传播的理论假设。[8]5、媒介自身（1）媒介报道在这些论文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传播人种学对于媒介报道者自身进行观照，从逆向视角获取媒介的群体意义。这些论文涉及到挪威的广播报道、玻利维亚的民众新闻、美国的西班牙语传媒报道和肯尼迪暗杀报道等，将报道者作为一个群体，为传播人种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切入角度。（2）虚拟空间我们把赛博空间研究专门列出，主要考虑了互联网在人类现实与虚幻环境的构建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潜在能量，以及人种学家由此对于“田野”范畴的扩展――互联网已经将传统意义的“田野”调查延伸到网络的海量信息数据库。虽然只有6篇论文对在线服务、赛博咖啡馆、虚拟社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互联网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将对传播人种学学科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发表刊物在目标论文中，被SSCI收录的共有9种刊物24篇（占总量27%）；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共17种，涉及论文30篇（占总量34%），其中被SSCI收录的期刊分别有5种9篇；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研究的共6种，涉及论文19篇（占总量22%），其中被SSCI收录的分别有4种15篇。被SSCI收录的目标刊物如下所示，括号内为发表篇数：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的刊物：ANTHROPOLOGICALQUARTERLY(3),AMERICANETHNOLOGIST(4),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3),JOURNALOFCONTEMPORARYETHNOGRAPHY(5)。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NEWMEDIA&SOCIETY（4）,JOURNAOFCOMMUNICATION(4),SOCIALSCIENCECOMPUTERREVIEW(1),CRITICALSTUDIESINMEDIACOMMUNICATION(1),COMMUNICATIONTHEORY(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传播人种学的国际在传播媒介研究刊物上的较多，占1/3，而且刊物很多；发表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的占1/5左右。所有87论文中，有超过1/3被SSCI收录，而且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发表的有80%被收录。

四、结论1．国际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出现在199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后逐渐升温，近年来成为媒介研究的活跃地带。2．无论从作者属地和所涉及的地域来看，美英两国都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人种学研究不再是传播人种学的焦点，对印度社会的论述保持着连续性，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对薄弱，并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性。3．宽泛的大众传媒是研究的核心，新媒介研究比较活跃，而对传统媒介的研究相对冷淡，表明传播人种学仍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4．主题域方面，一般理论、全球化/本土化和性别研究是热点，种族主义、民主/政治和特殊“族群”研究可能是中国问题的突破区域。5．传播人种学论文在国际刊物上的发表阵地很多，而且易于被SSCI收录，尤其是有关人类学/人种学的研究容易被收录。6．在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逐渐升温，而中国这一方面研究相当薄弱的情况下，针对国际刊物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既具有突破意义，又能够带来现实影响。注释：[1]R.A.Litzinger.GovernmentfromBelow:TheState,thePopular,andtheIllusionofAutonomy.Positions;Spring2001,Vol.9Issue1,p253.[2]顾宁：《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3]TomBoellstorff.Dubbingculture:Indonesiangayandlesbisubjectivitiesandethnographyinanalreadyglobalizedworld.AmericanEthnologist.Arlington:May2003.Vol.30,Iss.2;pg.225.[4]WalterArmbrust.TheEthnographyofMediaAnthropologicalQuarterly.Washington:Fall2004.Vol.77,Iss.4;p.819.[5]Short,JohnPhillip.Everyman''''sColonialLibrary:ImperialismandWorking-ClassReadersinLeipzig,1890–1914.GermanHistory;Oct2003,Vol.21Issue4,p445.[6]MacAloon,JohnJ.TheEthnographicImperativeinComparativeOlympicResearch.SociologyofSportJournal;1992,Vol.9Issue2,p104.[7]Milkie,MelissaA.Socialworldapproachtoculturalstudies:Massmediaandgenderintheadolescentpeergroup.JournalofContemporaryEthnography.ThousandOaks:Oct1994.Vol.23,Iss.3;pg.354.[8]DeSantis,AllanD.ACOUPLEOFWHITEGUYSSITTINGAROUNDTALKING.JournalofContemporaryEthnography;Aug2003,Vol.32Issue4,p432.

作者题记：2009年3月20日，在中国音乐学院召开了“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民族音乐研究与教学回顾暨首届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筹备会”。这是作者在会上的发言稿。考虑到是筹备会的缘故，因而没有提交正式的学术论文，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一些目前学界常见的且令人感到困惑的一些问题，以供大家讨论。

1.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究竟是何关系？

这是一个讨论了近30年的老问题，迄今依然没有形成共识，近年来似有升温的趋势。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可以看作是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也自然可以归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即民族音乐学是学科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属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还有人提出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之构想。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西方）民族音乐学不一样，故此不宜称为“民族音乐学”。因此，近年来在不少音乐艺术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上，将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并列为两个研究方向。还有的甚至将其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要大家都只认同一种意见（也许再讨论30年依然存在不同见解），问题在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归属。若按第一种意见，在学科归属上自然好说。但按第二种意见，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或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是否是一个学科的称谓？如果不是，它究竟应叫做什么？它如何在我国的音乐学学科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2.音乐学（或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应从何而来？

这是值得音乐学界讨论的基本理论问题。民族音乐学界人士虽没有公开讨论，但目前至少可看出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为“框架论”。认为应直接引进西方民族音乐的理论与方法，或将其逐渐本土化，或将原有的民族音乐理论纳入这一“框架”之中。另一种为“积累论”。认为方法应从实践中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自然也是来自他们的“实践”。应在学习借鉴西方人建构学科理论的方法（或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在中国音乐研究的“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前者人称“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后者是“借西方造钥匙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此而来的问题便是，我们是要“框架论”还是“积累论”？抑或是二者兼容？若要框架论，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有否“本土化”的需要？如果有，如何“本土化”？如果方法从实践中来，要不要对自己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梳理、总结？如果要，我们如何从中抽象出一套自己的学科理论？如二者兼容，又如何将西方的与本土的相结合？

3.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上要不要持“文化相对论”？

有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大陆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至今还有人沿用早已“过时”的理论。大陆学者中有人也常说，我们这里是民族音乐学，你们那里还是民族音乐理论（大意是民族音乐学先进，民族音乐理论落后）。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者是高举“文化相对论”大旗的，但为何在学科理论上却又不持“相对论”呢？既然要“平等、相对”地看待中西音乐，但为何又不“平等、相对”地看待中西音乐的学科理论呢？

[摘要]区域科技创新网络在提升区域竞争力、获得区域竞争优势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区域科技创新网络的含义和特点，并在对武汉区域科技创新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在积极创建创新型文化，不断更新创新观念，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科技创新主体的机制，建立和完善适应创新的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构建武汉新型区域创新网络的对策。

[关键词]区域科技创新网络；武汉；现状；对策

一、区域科技创新网络的含义及特点

1.区域科技创新网络的含义

区域科技创新网络是国家创新网络系统的向下延伸和发展，是国家纵向创新网络中的子系统。区域科技创新网络是指在特定区域内与科技创新全过程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实现条件所构成的区域整体创新的体系。区域科技创新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某一专业领域内各种相关的企业，除此之外，科技创新网络还可纵向延伸到销售渠道和客户，横向延伸到提供互补品的供应商。尤其重要的是，区域科技创新网络还必须包括政府和其他机构，如大学、研究机构、各种中介服务机构等，区域科技创新网络实际上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企业以及各种机构所组成的区域共同体。

2.区域科技创新网络的特点

(1)创新网络的开放性。区域创新网络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面向外界环境的开放系统，其开放性表现为成员企业可以自主决定与其他成员企业之间网络联系的建立或中断、增强或减弱，反映在网络整体层面上便表现为网络边界的扩展与收缩。网络的开放性说明了网络整体是相对稳定的，而不是超稳定的；也意味着网络具有动态特征，不管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如何紧密，如果在质量、数量、价格、时间等方面有更优的选择，企业将会自主寻求更优的网络方式。应该说，网络的开放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网络内的企业才可能从网络外部获取促进技术开发和产品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从而避免陷入锁定于过时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困境。

(2)创新网络的合作性。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其他各类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是成功的创新网络的典型特征。企业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是由利用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提升为利用企业内部与外部的资源和能力，从而有效地降低了研发、生产和销售成本，产生“1+1>2”的合作利得，最终提高了企业自己的竞争优势。企业之间的合作具有双赢性质，被视为“联手做更大的馅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