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市场论文范文
区域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城市圈这一概念源起于对城市的研究，与城市圈相似的概念有大都市区、大都市圈、大都市带、城市群等，其中较为成熟的应当属于城市群研究。国外对城市（群）的研究起源于欧洲，成熟于美国。早在1898年，英国的霍华德就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到出“田园城市”这一概念，而田园城市正是通过城市的“组合群体”来发展的，并由此提出了“城镇集群”概念（TownCluste）r；1933年，德国的克里斯泰勒第一次把区域内的城镇系统化，他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更是被后人公认为城市群体研究的基础理论。可以看出，截至二战之前，欧洲关于城市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构建期，多停留在学术研究领域，并以静态研究居多。直到1957年，法国的戈特曼才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群研究，他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都市带：美国东北海岸的城市化》一文中提出了“大都市带”概念：它不是一个城市，而是由几个大都市相连接形成的城市化区域，在大都市带（Megalopolis）这种巨大的城市化地域内，支配空间经济形式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大城市或都市区，而是集聚了若干都市区，并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密切联系形成的一个巨大整体。随后，美国掀起了城市研究的高潮。在1970年代，美国的福克斯等人提出了“功能经济区域”概念，将经济发展与城市空间演化联系起来，开辟了城市空间演化研究的新模式；90年代以后，美国的弗里德曼等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网络化、跨国公司等级体系化等研讨其对全球城市空间组织结构所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众多的城市研究理论，如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模式”及其模拟的城市群体运作过程等。从上述介绍可以发现，二战后关于城市的研究大多处于实证研究阶段，以机制研究居多。国内对城市群的研究源起于城市地理学领域，起步相对较晚，最早介绍城市研究相关著作的，当属1964年严重敏翻译德国克里斯泰勒的《城市的系统》，这是我国城市地理学家最早关注“城市群”问题，但随后的发展速度很快，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积累，逐步在政府规划中发展壮大起来。1983年，于洪俊、宁越敏出版了《城市地理概论》一书，引用了“巨大城市带”介绍戈特曼的思想，此后国内学界普遍接受了“城市带”这一概念，很多学者使用了相似的如“都市密集区”、“大都市带”、“都市圈”等概念。代合治在1998年出版了《中国城市群的界定其分布研究》，提出以城市群的面积、总人口、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和城市等级结构为指标，划定我国4个等级共17个城市群。自此以后，城市群（圈）的概念在政府规划特别是区域经济规划中引起了注意，并得到了广泛应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8年董青等在《中国城市群划分与空间分布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城市圈的等级结构划分和空间分布，堪称是目前中国城市群研究的权威著作，其中提出了中国城市群的划分标准。通过上述研究方法的梳理和回顾，我们发现：目前学界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城市研究方法，但是与企业层面的区域营销实际还有一定脱节，因此我们利用国家信息中心在汽车领域十数年的积累，并依靠国家信息中心在汽车领域相关资源、方法、数据库等方面的优势，参考学者、政府的划分标准，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创造性地提出了包含经济因素、汽车市场表现、文化因素三位一体的区域城市圈划分思路（如图1所示），以更有针对性的做出能够代表中国汽车市场区域特征的城市圈划分结果，帮助汽车企业更好地把握各个地区的消费特征，促进汽车企业的区域营销策略研究。其中，“经济基础”包括人口规模、人均GDP、三产比重、城市化率，经过国家信息中心城市分级研究，这些指标较好地代表汽车市场中城市分级的基础，我们从中选取汽车市场规模较大的城市，即1~4级城市，少量涵盖了部分规模较大的5级城市。“市场表现”包括各城市汽车市场的车系偏好、级别差异、价位差异等数据，我们通过这些指标对各个城市进行了聚类分析，作为城市圈划分的基础，数据基础来自于实际的汽车上牌数。“文化和消费观”基于中国消费文化价值观体系（刘世雄，2007）及10类消费观念在各地突出特点的研究结果，国家信息中心加以研究并创新性地指出决定城市群划分标准的不只是其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还包括城市中消费者共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偏好，即“圈”，由此构成了针对中国汽车市场区域营销策略研究的“城市圈”划分方法。
2中国汽车市场“城市圈”划分方法介绍
在目前的企业实践中，通常都是按照地理位置上的相近原则、根据地理纬度指标划分的，即东北、华北、华东等七个大区。正如上文所述，这种大而广的划分方法过于粗放，不适于日益细化的中国汽车市场。例如广州、深圳都属于华南大区，城市特点、用户特征和营销活动都没有细分，但实际上广州和深圳差异很大，使用同一营销策略显然是不合适的：广州土著多，爱喝早茶；而深圳是移民城市，酒吧则是经常光顾的地方，如果指定相同的广告投放措施显然是事倍功半的。我们提出的“城市圈”划分方法就是希望在原有的这种“大区”中划分出更细的、更有代表性的城市圈，从而有助于掌握和更好地理解该城市圈用户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购买行为等信息，有利于企业营销策略的制定、实施和操作。首先，根据经济因素中人口规模、人均GDP、三产比重、城市化率这四个指标，利用国家信息中心自身的数据库资源，较好地实现了对中国348个城市的分级，共分为6级城市。我们选择了其中乘用车规模较大的城市，即1～4级城市，少量涵盖了部分规模相对大的5级城市，共138个城市，构成我们划分汽车市场城市圈的基础。其次，根据不同城市的汽车市场分级别数据、分车系数据和分价位数据的情况进行聚类分析，因为聚类分析方法能从数据本身较有效地体现不同城市之间的相似性，这里仅以东北大区为例作为示意，如图2所示。但是仅仅依靠聚类分析得出的城市划分结果，还有不尽合理之处，如大连和大庆如果从聚类结果来看，是可以首先归为一类的，但是从汽车市场的实际需求和消费特征来看，大连和大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就告诉我们不能单纯依靠数据聚类分析的结果，究竟如何划分城市圈，还需要重点考虑文化和价值观，这需要通过案头研究加以完成。最后一步，需要通过案头研究得到的不同区域/城市之间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异同对前期聚类结果进行调整，并划分城市圈。例如，研究发现东北地区的总体文化是“不确定性回避和集体主义倾向”，但东北地区文化并不是一个文化在主导，是多种文化交叉，那么就需要进行更细的城市圈划分，研究表明至少有四种文化在起到主导作用，可以将东北大区划分为四个城市圈，分别是：(1)以沈阳为代表的辽中城市圈：由于满清和民国文化遗留，导致思想偏保守守旧，但行为上又特别爱面子；(2)以大连为代表的环渤海城市圈：东北文化、山东文化、日本文化的交融汇合，导致大连的城市文化多元化，作为东北最大的旅游城市，消费文化也是多元文化的体现，炫耀、个性、爱冲动，相对不保守，比较开放；(3)以哈尔滨为代表的哈长城市圈：主要是异域文化突出，异域文化使得哈长城市圈相对东北大区总体，思想略开放，但开放程度又不如环渤海城市圈；(4)以齐齐哈尔为代表的齐大城市圈：以边疆文化和农耕文化为主导，这意味着相对长期封闭，文化落后，极其守旧和保守，消费观念务实、从众、忠诚。通过同样的步骤，可以对其它六个大区进行城市圈划分研究，根据文化和价值观研究结果对聚类结果进行调整并且划分出代表汽车市场区域特征的城市圈结果，最终将全国划分为7个大区25类城市圈，如图3所示。具体的城市圈名称及主要城市如表1所列。
3不同城市圈在汽车市场的差异化表现
区域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建设分离性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目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还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
1．长吉图先导区经济的强劲增长的需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发展纲要中，提出长吉图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2012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到2020年，长吉图地区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2009～2013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基本上高于全国的总体水平，详见图2。2013年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2981.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3%，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6个百分点。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居全国第21位，比2012年前移一位。
2．长吉图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根据海关统计，自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总额连年增长，各年分别达到133.41、117.49、68.46、220.43、245.72和258.53亿美元，详见图3。2013全年全省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258.53亿美元，同比增长5.2%。其中，累计完成出口总值67.57亿美元，累计完成进口总值190.96亿美元。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67.64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1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0.4%，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5.1个百分点。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省资金达到4852.10亿元，同比增长26.6%。在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数据中我们发现，吉林省的进口总额中占绝对比重的是进口，详见图3。仅以2013年来计算的话，吉林省的进口总额在全省进出口总额中大约占到了73.86%。进口规模增大所带来的货款结算压力对外进出口贸易平稳发展至关重要，结合吉林省进口规模大和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增长的实际，需要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迅速的资金融通，保证和促进省内经济的平稳发展。
3．长吉图先导区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的需要。根据吉林省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3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报告，吉林省包括长吉图先导区2008～20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维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5年间维持了平均每年32.62%的增长势头。［3］2013年吉林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880.00亿元，同比增长20%，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4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246.38亿元、5446.85亿元和4186.7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19.7%和18.7%。重点制造行业投资保持了较高增速。全省汽车制造、化纤制造、医药、建材、纺织服装服饰等行业的投资额分别比上年增长32.5%、85.3%、40.7%、25.8%和57.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32.6%、109%、135%、170%。居民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餐饮业、娱乐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21%、52.8%、36.1%、48.8%、96.0%。但是，在维持了5年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之后，2013年的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到了20%。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有很多原因，资金供给不足是原因之一，如果国际金融市场能够提供长吉图先导区经济建设足够的资金供给，就能够给吉林省及长吉图先导区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更好的保障。
4．吉林省金融资源整合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吉林省内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快增长，一方面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构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吉林省金融资源与金融要素的配置与整合不容忽视。长吉图先导区设立之后，吉林省及长吉图区域内，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数量及金融资产总额都有了一定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吉林省拥有政策性银行2家: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6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普通股份制商业银行7家: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外资银行1家:韩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华融、长城、东方、信达。这些金融机构在吉林省设有一级分行20家，异地城市商业银行1家;属地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87家，城市商业银行1家，农村商业银行6家，农村合作银行1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43家，农村信用社4家，村镇银行21家，贷款公司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还有2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一汽财务和森工财务，1家汽车金融公司。支行及以下营业网点4554家。［4］金融机构的广泛设立为打破金融垄断创造了条件，但是也容易造成一哄而上、服务质量差、人员素质低、甚至是不正当竞争的局面，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造成金融混乱。
二、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构建策略
所谓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是指受政策诱导与推动，专门为非居民交易设立的在岸金融业务与离岸金融业务分离的市场。其优点在于既便于金融监管又可以阻挡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的构建，应该依据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一般条件:政局稳定、有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力、外汇管制少、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地理位置好、拥有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等，创造条件积极促成。
1．尽力减少资本跨国流动的费用。减少资本跨疆界流动的审批手续与费用、缩短资金流动的时间、降低资金流动成本是吸引国际资本和构建国际金融市场的的重要手段。早在2012年的博鳌论坛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中国未来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欢迎外商投资的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国鼓励资本“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和居民在海外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和其他一些商业机构，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中国未来可能进一步放松管制，允许中国企业和居民能够更方便地进行海外投资，这是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长吉图先导区自建成以来便享有一些国家税收政策，经吉林省地税局对现行的涉税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分进行归纳，发现长吉图先导区共享有189条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其中涉及地方税收的12个税种，采取9种税收优惠方式，惠及16大行业。2012～2013年以来，吉林省地税局为长吉图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9531.09万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1231.33万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4399.79万元;为金融保险服务业减免营业税6.2亿元。但是要建成国际金融市场，还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降低税负，使长吉图先导区产生资金吸引力，这点尤为重要。
2．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利率市场化是指货币利率由国家统一管理制定的直接利率管理体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间接利率管理体制过渡的过程。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由国家包揽转变成由金融机构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的变革，最终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指导，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国际金融市场一般容易形成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了利率管制放松，资产定价机制灵活，资金价格可以随着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而变化，利率风险较小、金融企业操作灵活、有利于金融企业市场化运作的地区。
3．积极吸引国外金融机构入住。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形成，是由众多的微观金融主体的进驻与密集集合构成的，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经历几年的发展，吉林省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从业人员、业务覆盖范围、金融机构的密集程度等都有了较快发展。但是与建立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相比差距还很大。英国、美国、日本在1996年时单是离岸金融中心商业银行数就分别达:493、472、219家，其中外国银行分别为347、328、92家。根据长吉图先导区未来建设的基本构想，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积极引导域外重点金融机构在长吉图区域设立省级分支机构，鼓励已入驻吉林省的金融机构在长吉图区域设立二级分行，并支持域内外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长吉图区域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推动社会资本在长吉图区域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形成密集的金融机构群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础条件。
区域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1）有利于改革传统教学观念和方法。传统教学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以教师讲授为主要形式，教学内容基本不脱离教材中所阐述的理论知识，即典型的灌输性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容易与实际脱节，不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创新能力的开发，因而也不符合市场调查与预测实践性强、综合能力要求高的特点。基于真实项目的教学十分注重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注重引导并激发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地提出问题，并通过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和信息、寻找恰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2）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很多教师往往通过在课堂理论教学中加入市场调研案例分析和讨论，来增强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生动性，然而学生的学习兴趣仍然很难提高。基于真实项目驱动的教学让学生在现实的实践环境中切身体验到市场调研的乐趣。例如，学生可以通过担任市场调研中的策划人员、调查人员、分析人员等不同角色，从而体会不同主体的具体工作、工作感受及与项目组其他成员的互动关系；可以探索和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来寻找决策所需信息，并不断提高其运用的技巧，从而在实践中获得工作的成就感，使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得到提高。（3）有利于促进学生沟通与合作。市场调查与预测是一门社会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其中沟通与合作的能力尤其重要。但是在传统的课堂学习中，学生合作的机会并不多，有的也只是流于形式层面。项目教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需要建立项目小组，通过小组成员的分工与合作以及各小组之间的项目竞赛，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培养其协作意识和团队精神，提高其在人际交往中待人处事的能力。（4）有利于学生熟悉企业和市场。作为经济管理类的学生来说，企业的营销和管理工作是主要的未来就业方向，因此在校期间的实践锻炼，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让学生尽早熟悉企业，熟悉市场，避免与社会的脱节，而真实项目驱动式教学，通过对现实企业的调研项目的实施，解决了这一方面的问题。（5）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教育学家蒙台梭利曾说过：“我听到了，我忘记了；我看到了，我理解了；我做过的，我记住了。”因此，在市场调查与预测这种应用性极强的课程教学中，注重学生的参与性和实践性、做到边学边练是非常重要的，真实项目驱动式教学通过鼓励每一个学生的参与，能有效避免纸上谈兵式营销，大大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2基于真实项目驱动的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教学总体规划
作为市场营销专业的必修课程，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旨在提高学生市场调查与预测的实际技能和未来从事市场营销职业的就业能力，具体来说，包括分析企业营销环境、收集与市场营销相关的各种信息和资料、统计分析并予以报告展现等专业实践方面的能力，团队合作、组织协调、人际沟通等社会交往能力，积极探索、不拘于传统等创新精神等。基于真实项目驱动的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以真实项目为载体，以体现学生市场调查与预测的真实性、主体性为主线，通过项目的学习、项目的实施、项目的反馈、项目的评价等多个环节来建立课程教学总体框架，其构思如图1所示：图1基于真实项目驱动的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教学总体框架
3基于真实项目驱动的市场调查与预测教学模式的实施
3.1项目学习无论教学方法如何变革，理论的学习仍然是学生掌握课程基础知识的前提，基于真实项目驱动的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教学，按先进、实用标准选择教学内容，按技能培养为主线构建体系，按市场调查实践的流程特点设计理论内容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的九大项目体系，包括市场调查设计、市场调查方法选择、市场调查资料整理与分析、市场预测方法等，培养学生市场调查方案设计能力、市场调查方法选择与应用能力、市场调查资料整理与分析能力及市场调查资料应用能力，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真实项目驱动的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教学内容的清晰脉络。
3.2项目寻找本教学方法的改革最根本的是体现在真实项目的驱动，即以真实的项目任务驱动学生的层层推进式学习，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而市场调查与预测所涉及的真实项目主要来源于真实的企业，因此加强校企合作、加强课程实践基地建设、建立课程的校企共建，一方面可以获得企业对学生执行项目的支持和配合，获得真实项目来源。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观学习企业运作流程，参与在企业中的实习和实践，进而建立学生对企业的现实的、系统的印象，有利于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消化，同时也可以以此作为课堂教学的典型案例，帮助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3.3项目实施本教学模式的实施将按照市场调查与预测的逻辑流程：设计市场调查策划方案、确定市场调查的方式与方法、学会获取间接资料的方法、设计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调查与抽样调查、整理分析调查资料、进行市场预测、撰写市场调查与预测报告等八个项目来构建课程的实践体系，其实施需要借助课内实验、课外实践来完成。（1）项目小组成立。成立项目小组是项目驱动式教学的首要任务，一般来说，以4~8人组建一个小组比较合理。团队成员的选择大都采用自愿组合的形式，但是如果要达到更科学、更客观的效果，可以通过心理量表评定，将不同性格和不同能力侧重的学生进行搭配和组合。每个小组选定一名小组长，负责整体任务的分配和协调工作。（2）项目选择。项目的选择一方面应考虑学生的兴趣，比方说有的学生对零售企业比较感兴趣，有的学生对餐饮企业比较感兴趣等。另一方面必须确保项目必须是来源于真实的企业，即与现实企业相关的、包括市场营销、企业经营、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各个项目主题。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学生合理的引导，激发学生深入企业探索的兴趣，进而对未来求职和就业方向有个初步的规划。（3）项目实施。本课程项目实施将按照市场调查与预测的逻辑流程：设计市场调查策划方案、确定市场调查的方式与方法、学会获取间接资料的方法、设计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调查与抽样调查、整理分析调查资料、进行市场预测、撰写市场调查与预测报告等八个子项目来完成，从而构建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完整的实践体系，其实施需要借助课内实验、课外实践来完成。值得指出的是，项目的实施，需要团队成员的分工和合作，只有每个成员积极参与，才能实现真实项目驱动式教学的目标。为避免某些小组项目的完成仅仅依靠部分“主力”，或出现弄虚作假的现象，应该通过引入竞争机制、监督核实、综合答辩以及各种激励措施来予以解决。
区域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在物理学中，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是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之间彼此作用的影响程度［6］。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建立多个系统的耦合度模型。耦合度对判别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作用的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此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只能说明两个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无法反映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例如当两个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时，同样也可以得到两个系统协调度较高的结果。而协调度可以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协调状况好坏程度，也就是说可以真实地反映其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为此有学者引入了协调度的概念，将模型加以改进，构造出了一个可以反映两个系统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以评价系统相互耦合的协调程度。
(二)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计算模型根据公式(3)和(4)，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因此需要建立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二者的发展水平。本文采用熵值法来确定两个系统的指标权重同时采用极值变换法进行标准化，为了满足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对数据非负的要求，借鉴杨慧的处理方法将标准化后的数据加0．01做非负化处理［11］。对于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计算，采用线性加权法。
(三)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对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判断标准，目前学术界仍然没有形成定论。在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重点，综合参考陈基纯、陈忠暖［12］以及杨慧［11］的分类方法将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划分为6个等级。
二、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分析
成都作为中西部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由于受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成为许多知名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军西部地区的首选城市和投资热点区域，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成都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尤显重要。为此，本文以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
(一)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确定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各个要素，根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全面性、动态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结合研究区域特点，构建了衡量二者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本文数据来源如下:土地价格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其余土地市场指标数据来源于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分析报告》和《成都市房地产市场研究年报》，2005－2011年区域经济指标数据来源于2006－2012年《成都统计年鉴》，2012年区域经济数据来源于2012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运用熵值法确定两个系统的各指标的权重一并在表2中列出。
(二)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首先根据式(5)和(6)，计算出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然后根据式(2)和(4)，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根据计算出的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通过变异系数法，计算得到α，β分别为0．386和0．614)，结果见表3。同时根据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及表1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划分标准，将成都市2005－2012年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状况的评价结果一同列于表3。
(三)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分析根据表3，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分值除了2008年出现下降之外，其余年份都呈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度的分值，由2005年的0．087增加到2012年的0．517，年均增长6．14%。由此可见，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间相互配合、相互推进的作用在逐渐增强，系统运行绩效逐渐提高，耦合协调关系逐渐趋向良好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复合系统的整体协调功能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耦合协调度得分比较低，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0．320，处于不可接受区间。结合表1和表3中的数据，绘制出成都市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复合系统耦合协调类型划分图，由图1可以直观地反映出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变化趋势。具体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2006年，此阶段耦合协调类型由极度失调衰退类转变为一般失调衰退类。在该阶段成都市区域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土地市场，土地市场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规模扩张效应、激励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发挥作用，刺激区域经济发展，但是由于二者发展水平均较低，造成耦合协调度处于不可接受区间。第二个阶段是2006－2011年，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类型由一般失调衰退类过渡到勉强耦合协调类，耦合协调区间由不可接受区间跨到过渡区间。2008年土地市场发展遭遇瓶颈，复合系统的发展由区域经济滞后型转变为土地市场滞后型，区域经济发展对土地市场的资金支撑效应和激励效应得到发挥，造成耦合协调度出现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状态。第三个阶段是2011－2012年，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类型由勉强耦合协调类过渡到初级耦合协调类，虽然二者发展水平都得到提升，耦合协调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增幅不大，导致该阶段耦合协调区间仍属于过渡区间。综上所述，成都市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过程可以用“二三四”来概括，即耦合协调过程跨越不可接受区间和过渡区间两个区间，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三个变化阶段，耦合协调作用遵循了极度失调衰退→一般失调衰退→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四个路径。
(四)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由前文分析可知，复合系统的整体协调功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根据表3中的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分值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值绘制出图2。由图2可以发现，2005－2012年土地市场的发展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速缓慢。2008年，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跌到最低，这可能与“5．12”地震的影响和全球金融危机有关。区域经济子系统应对外界变化，可以较好地面对危机，保持自身的缓慢增长，而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却由2007年的0．180下降到2008年的0．053，下降幅度高达71%，之后连续3年的发展水平分值都低于2007年的0．180，由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促进因子变成了制约因子。这说明与区域经济相比，土地市场发展的稳定性较低。土地市场发展的失衡，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增幅较缓慢，从而造成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由此可见，土地市场发展失衡是导致近几年来土地市场区域经济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协调类型偏低的主要因素。
三、结论
区域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一、我国技术创新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技术创新的现状技术创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理论上社会主义制度应该由更大的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但是建国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政府依赖生产大量产品改变国家落后状态，技术创新意识薄弱。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加大技术创新研发资金投入，2013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11846.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2.08%，技术创新研发经费投入比2006年的3000亿元增长295%，使我国技术创新研发能力进一步增强，研发资金投入比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政府加大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重用。技术创新需要大量高素质的研发人员，我国技术创新研发人员总量从2002年的103万人发展到2011年的288万人，年均增长12%，2014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近38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储备大量各种科技人才，为技术创新奠定人才基础。我国技术创新取得可喜成绩。在科技人员努力下，我国重大技术领域突破了一批核心技术，涌现了载人航天工程、大型燃气轮机、超级杂交水稻、超级大规模集成电路等一批自主创新重大成果，石油、钢铁、船舶、电子信息和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重大技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制造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差距。
（二）存在问题我国技术创新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政府依靠铺摊子、招商引资、片面追求GDP增长模式发展经济；企业技术创新整体水平低下，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多数工业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市场换技术发展经济的设计没有成功，社会经济沿着“技术引进—产品—GDP增长”的模式发展，面临的“天花板”越来越多，始终没有摆脱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
（三）问题的主要原因1.政府推动技术创新缺乏有效措施，技术创新的效果不理想。2.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学研协同技术创新结合不够紧密。3.技术创新以论文为导向，论文成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技术创新与产品和市场相脱节。
二、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思路及对策
（一）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思路自熊彼特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已经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变化的密切联系，世界强国经济技术的发展过程也表明，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技术创新的成败并非在于本身的研发能力，它与政府制度、组织方式、经济社会等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经济社会发展依靠市场需求的拉力和技术创新的推力，但是在“市场失灵”和技术创新推力疲软时，需要政府制度的干预确保市场需求拉力和技术创新推力的有效性和获利性，所以在市场需求拉力和技术创新推力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上要依靠政府制度的拽力。拽力是一个向上的力，是政府通过制度创新确定技术创新的组织模式、产业重点、运行机制等，以提高技术创新推力的效率，使市场需求拉力、技术创新推力和政府制度拽力三力融合一体，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府制度拽力对技术创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明确技术创新重点领域、资源配置、组织模式和发展目标，加强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引领、监管、服务和激励，为技术创新提供一个良好制度环境和稳定运行机制，确保技术创新活动高效、有序的开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沿着“技术创新—产品—富强”的模式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对策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制度的拽力就是对技术创新的引领、监管、服务和激励。
1.引领：技术创新的根本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引领。党的十八大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依靠政府制度的引领。20多年前政府提出“要想富，先修路”的政策，国家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解决交通能源制约国民经济发展问题，使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迅猛，促进商品流通和对外开放。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从富裕国家转变为富强国家，要富强，靠创新。现阶段，我国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技术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习指出：“技术和粮食一样，靠别人靠不住，要端起自己的饭碗，自立才能自强。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加强技术创新，加快信息化、工业化融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由富裕走向富强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只有政府加强技术创新的引领，国家才能实现繁荣富强。二是技术创新组织模式的引领。依靠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有组织体系做保障，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在推动国家技术进步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根据区域经济布局和发展，确定企业技术创新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加大技术创新资金投入，建立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协同创新机制，产学研相结合尽快打破技术瓶颈，提高工业产品核心部件国有化的数量和质量，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使技术创新成果在市场上推广和应用，提高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率。
2.监管：技术创新的关键一是技术创新研发资金监管。技术创新需要大量资金，2013年政府对技术创新研发投入资金1.2万亿，研发经费占GDP的2.08%，其中财政科研经费5000亿元，具世界前列。但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技术创新产出只占投入的10%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政府必须加强技术创新研发经费监管，解决研发资金不足、资金浪费、资金流失，资金使用不规范，资源设备闲置，权力寻租等综合性问题，把技术创新研发资金用在刀刃上，对关键及核心技术创新的资金要给予保障，突破技术瓶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二是加强技术创新市场监管。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技术创新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需要政府给予政策、税收和资金的扶持，但是技术创新不仅需要政府的引领，更需要政府的监管。我国有6000多个高新技术园区（开发区），享有国家各种优惠政策，高新园区有些企业是国外技术推广应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扩大出口，与突破性技术创新有区别。所以政府要区分各种类型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技术推广应该享有不同的优惠政策，政府应根据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果、贡献时间等给予不同的政策扶持和优惠奖励。三是对技术创新成果的监管。技术创新成果考核不能单纯以作为验收标准，技术创新成果考核重点是产品。虽然论文能够学术研究、活跃思维、培养创新精神，但技术创新以研发制造为基础，以产品为导向，依靠知识创造开展技术创新，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成商品，能够在市场上“赚到钱”，政府要以产品为导向加强技术创新成果的监管，重点抓技术创新产品的研发制造，增强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
3.服务：技术创新的基础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一方面，给企业提供一个良好制度环境和稳定运行机制，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向社会提供良好的创新基础设施，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政府通过建立产学研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确定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产权等政策，确保技术创新人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想象力和科技才能。二是建立以知识产权为主体的法律和技术创新规则，严格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在知识产权法的基础上明确技术创新人员的股份股权利益，确保企业技术创新的利益受到保护，防止和杜绝技术创新过程中出现各种侵权行为和“搭便车”现象，促进技术创新有序的、健康地发展。三是建立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政府投入资金建设公共、公益性研发平台、创新平台、测试平台、检测平台和维修平台，强化技术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提高公共平台利用率，解决技术创新资源分散、封闭和项目开发重复等问题。对财政资金资助的技术创新项目依法向社会公开技术创新资金投入、使用和成果情况，根据产学研协同技术创新的成果业绩、贡献时间提供不同的服务，对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实行“前补贴、前支持”的服务，对技术应用型或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实行“后补贴、后支持”的服务。
区域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根据《2006年中国铁路运输市场研究报告研究报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交通运输企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各种运输方式发展迅猛。铁路交通运输虽然运量逐年增长，但市场份额却逐年下降，铁路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尤其是在交通运输部门中，铁路运输的发展呈现滞后状态。这种状况与“铁路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部门，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的地位不相适应，有些地区的线路甚至无法支撑运输需求的巨大压力，铁路运输发展滞后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明显存在。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时，铁路对于经济增长往往具有先导性的带动作用。德国和美国是发达国家的后来者，它们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来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当时对作为社会先行资本的铁路进行高投入，从而带动和支持了其它产业的大幅度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综上所述，分析当前铁路建设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铁路行业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时代课题。本论文所探讨的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即是基于此而做出的一份努力。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
就我国而言，国家铁路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就会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由于铁路运输是基础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改革实施之前必须要有方向明确、思路清晰的发展战略的指引，才会使改革向预定目标顺利推进。因此论文的主要内容即是围绕“铁路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和战略方案如何拟定和设计”而展开，也就是说要从理论和方法上论证为铁路运输行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在吸取国外铁路变革经验的基础上，适合中国铁路自己的国情和路情的。
论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是对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归结其原因，提出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加快铁路运输现代化进程的观点；然后指出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最后在借鉴国外铁路运输改革实践和成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对国家铁路运输行业发展战略方案的设计。
二、我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存在问题分析
中国铁路运输行业已有127年的历史。与计算机、通讯、生物等高新技术行业相比，它是个传统行业。进入21世纪，世界铁路交通运输行业正由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转变。世界发达国家铁路较高的起点上，以全新的方式，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由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的升级，使铁路这个传统行业展现了全新的面貌。中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建设起步并不晚，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我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现状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铁路实行“政企合一”的计划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与国家宏观计划经济的整体基础相适应，也与铁路当时自身经营的环境与条件相适应。当时我国经济技术落后，资金资源严重短缺，不可能优先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度要求较高的航空和公路运输，适合中国国情、运价低廉的铁路运输因而长期处于垄断优势地位，没有面临生存竞争方面的任何挑战。
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家经济运行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铁路运输行业随之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运能短缺上。运能短缺一方面是铁路物质基础相当薄弱的基本情况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对客货运输的巨大需求。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铁路运能短缺的问题不可避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增速，铁路运能短缺的严重后果一览无余。全社会爆发出来的巨大货运需求压向铁路，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石油、棉花、粮食、煤炭、磷矿石等重要原材料运输严重受阻，影响东部地区电力供应缺口加大，迫使不少工厂半停产运行。因铁路发展不足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使铁路素有“瓶颈”之称，国家因此而损失巨大。
同时，对局部区域铁路客运列车而言，一方面有些落后地区根本就没有开通铁路交通运输，如湖北恩施州；另一方面普遍超员严重，特别是在重大节假日。客运的全面紧张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铁路运输行业存在运能短缺问题的原因分析
铁路交通运输的运能短缺问题除运力基础与运输需求矛盾的原因之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主要是：
1、就认识根源而言，关键在于现代交通运输意识的普遍薄弱。人们并未真正理解现代经济发展交通运输先行这种根本道理,为保障宏观经济高效率、高效益运行所必需的交通富裕度的观念薄弱,甚至视超常紧张为正常。现代交通运输意识的缺乏，根植于我国长期的小农经济及计划经济环境之中。环境封闭、交通不便与运输需求被抑制的长期存在，使人们很难超越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去观察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大生产、大流通必然面对的诸多问题。
2、就经济根源而言，关键在于不发达经济的长期存在。百事待举而资金严重短缺，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之一。人们在拮据的经济条件下，很自然地会选择将资金投向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的加工工业及其他产业，而对虽然社会收益广泛，影响久远，但周期长、收益慢、直接效益低的铁路等基础产业，则往往被置于忽视地位，从而忽视“社会成本”与“直接生产成本”间的协调均衡。而这一协调均衡，又恰恰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整体财力有限，所以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来改变铁路的现状。
三、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
经过近十几年市场经济导向改革，铁路交通运输行业所依存的经济环境和基础，已发生了深刻变革，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铁路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必须注意两个基本前提。
（一）将铁路交通运输行业放在优先考虑的战略位置
行业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战略发展模式。行业生命周期分为开始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铁路是夕阳产业，已处于行业发展的衰退期，其实无论从我国铁路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考察、还是从西方铁路复苏的国际比较考察、抑或是从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铁路都是需要大发展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它正处于行业的成熟发展期。从我国铁路运能短缺这一基本事实判断，铁路运输行业处在行业的成长期，应加大发展力度，以尽快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另外，从节约资源兼顾环境保护的角度考察，公路和航空运输耗费石油巨大，土地资源日益锐减。相反，我国可转化为电能的煤炭和水利资源丰富，因此，占地较少、对环境影响甚微的铁路运输，特别是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运输，应成为我国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的战略重点。世界铁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崛起，正处于行业的成熟发展期；而我国的铁路运输行业现处于行业的成长上升期，由此决定了制定的行业发展战略应保证其优先得到发展。
（二）依行业市场化趋势制定行业发展战略规划
在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市场化的表现在于：①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铁路货物运输需求主体单一的格局己不复存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主体决定了多元化的运输需求主体，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产生了灵活多样的运输需求，使铁路运输的经营环境向市场化转变；②同一时期，铁路运输生产正常运行所必备的各种生产要素，如钢材、水泥、木材和柴油等，在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总格局中，也日益市场化，使铁路运输生产的供给主要求助于市场，推动其经营成本随市场价格波动而升降；③铁路运输市场化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交通运输市场的激烈竞争，铁路运输行业开始留意研究公路、水路、管道和航空运输的动态和规律，从以前的市场垄断走向市场竞争。
以上情况说明，铁路运输生产的投入和产出两大领域，均已受到市场机制的制约和支配：铁路运输在交通运输市场上已不再处于以前的绝对垄断地位。随着时间的延续，铁路运输向深度市场化方向的发展趋势己不可避免。对铁路行业而言,就是要根据市场需求,提供其适合公众需求的特有的产品和服务,制定其行业发展战略。
四、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战略方案设计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要达到10万公里，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复线率和电化率均达到50%，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分析基本前提和借鉴国外铁路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和路情出发，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方案可作如下描绘和勾勒。
（一）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战略步骤选择
1、实现运输主业和辅业的分离
根据2005年底铁道部的统计数据，中国铁路现在职工人数有228.41万，其中运输主业职工152.68万人，非运输主业职工队伍较庞大,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铁路行业所没有的现象。铁路办社会，大而全，势必制约铁路运输主业的发展。铁路系统中的社会公共部门，如公检法、医院和学校等社会性、事业性单位应剥离出铁路系统，这些单位可以说都与铁路运输没有直接关系，长期“捆绑”在一起将导致运输主业专业优势不突出，竞争能力低下。
另外还应剥离铁路系统中的辅助产业，即工业、建筑、工程、通信和物资五大公司和若干勘测设计院，还与国家邮电网并存的铁路通信网等。机务段、车辆段、车务段和工务段等运输主业中的“多种经营”也应被剔除。这些部门或多经产业虽说与铁路运输相关，但由于没有实行分账独立核算，产业属性不同，容易导致职责不清，扯皮推委。
2、对铁路运输行业进行规范股份制改造
股份制是一百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资产组织形式，既可以迅速聚集社会资本，又可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铁路行业在完成主辅业分离的前提下，选择业内的优质资产，即盈利能力强、管理效率高的资产，结合主干线、客运专线和城际客运铁路等项目建设，寻求境内外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可实现企业持续快速发展。
3、通过上市融资
实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拓宽融资渠道，解决铁路建设资金主要依赖于铁路建设基金的收取与国家开发银行的长期借贷而成的长期性的极度短缺问题。其它渠道资金的进入为铁路加快建设速度和更大程度扩展规模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帮助铁路部门引进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建立新机制。而其他渠道资金的筹集主要是通过公司上市来解决的。
相比客运而言，货运业务彼此独立性较强，更容易把市场前景较好的优良资产单独剥离出去进行公司化改制；而且，货运的国际市场开放程度高，可以更好地吸收地方政府、社会和国际投资。因此，应按照先货运后客运的次序推动股份制改造成功的企业上市融资。
（二）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战略措施选择
1、积极通过多种方式筹集建设基金
在我国,制约铁路交通运输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是资金问题。美国铁路建设之所以能在1887年一年中铺轨2万多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可以迅速吸收国内外的投资资金。我国的资本市场虽不发达，但却具备了吸收投资的有利条件。首先，我国大陆性地理特征条件，决定了铁路还远未达到发展的极限且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集装箱、冷冻冷藏、行包快运等具有高附加值的货运业务正在成为铁路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商业性开发、建设和经营之后必将达到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除了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进行股本融资这一方式外，可以选择的方式还有直接债务融资、利用国际贷款以及融资租赁等。
2、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现代企业规范制改革
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还需要对铁路运输行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建立有效激励、严格约束、责权利相统一的法人治理机构。对于具备一定市场生存能力的改制企业，可以直接改制为国有股占49%以下，民营资本持股51%以上的非国有法人控股的法人实体；那些暂时生存能力还比较弱的改制企业，可保持国有股占51%至75%的国有法人的控股地位，但仍应强调产权明晰、独立核算、面向市场、自负盈亏；实在无力经营的可以选择破产清算或者出售。铁路的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因而转向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不再干预铁路运输企业具体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当前的主要任务应是：落实铁路运输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完善资产经营责任制；实现政企分开、社企分开、事企分开和减员增效，组建客运公司及专业货运公司，为实现运输专业化打下良好基础。
3、积极推进铁路行业技术引进开发，提高行业服务质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产业进步的最终驱动力是科学技术，包括与之相适宜的管理技术，员工和资金都因科学技术的光明前景而重新优化组合，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产业生产力。这种技术效应是不可阻挡也无法回避的时代潮流，可谓顺之者盛，逆之者衰。我国铁路系统经过近年来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铁路技术的开发应用呈现出加速追赶的趋势。当前的工作重点是高速铁路系统技术开发及建设；铁路行车安全技术保障系统开发；重型优质钢轨及新型轨枕制造；编组站自动化、装卸作业机械化及货场设备制造；铁路客货运信息系统开发等。
为顺利实现铁路运输行业的战略目标，铁路运输系统干部和职工必须转变工作是完成国家运输任务的思想，树立铁路运输行业具有服务性特别强、同时竞争性也特别强的观念，此外还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演练来更新自己的服务知识和技能。为此需要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对现有的铁路系统干部和职工进行全新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培训，使之在新的工作环境下各司其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4、注重和其他运输行业的协调配合，创建交通运输大领域的“共赢”格局
在我国五大运输行业之间不仅存在着资源和市场的竞争，而且还存在着因各自优劣势相异而需要协调配合的实际可能。因此就可能会出现两种结局：恶性竞争与良性竞争。恶性竞争是不突出和强化自己的运输专业优势，不讲究服务的质量和方式，而是拼命压低运输价格，大打价格战，最后落得个共败共伤的结局，既浪费了经济资源，又造成了社会效益的损失；良性竞争与此刚好相反，五大运输行业坚守各自的目标市场，运输价格不下降或略微上扬，在运输服务的质量和方式上下足功夫，靠服务和技术创新来赢得市场，这样的竞争方式不仅合理配置了经济资源，而且创造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效益。
预计随着市场发育得越来越完善，市场机制作用的越来越普遍和深入，交通运输领域的行业结构将趋向发达完善，通过且只能通过良性竞争而必然形成“共赢”格局。届时，处于独立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铁路运输行业将呈现在世人面前，为国民经济建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结论
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问题既是一个严肃的实践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因为通过中国铁路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回顾和中外铁路行业的对比分析，很容易得出铁路运输行业物质基础薄弱的结论，发现存在着运能短缺的问题.而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问题的关键是：铁路运输行业如何在技术飞速进步、行业竞争激烈的时代条件下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
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研究是个内涵丰富、政策性和实践都很强的课题。囿于篇幅和资料的限制和作者的学识水平，论文只是粗线条地对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作了整体上的勾画和描述，还远远没有深入、细致和全面地揭示事物本身所蕴含的特征和规律，因此论文的不足和缺陷在所难免，在此恳请各位专家、同行批评和指正。
参考文献：
[1]厉国权.铁路运输经营与管理所面临的体制创新和课题[J].交通运输工程与信息学报，2003.
[2]李红.加快铁路多元经营发展的思考[J].铁道技术监督，2003.
[3]宋强太，杨月芳.中国铁路客运体制改革探析[J].铁道运输与经济，2002.
[4]张江宇.铁路改革：哪种模式能突围[J].综合运输，2002.
[5]王金祥.铁路多元经营新格局的实践与思考[J].铁道经济研究，2003.
[6]郑明理.对铁路跨越式发展中改革问题的思考[J].铁道经济研究，2003.
[7]高婕，高卉.加入WTO后我国铁路行业面对的机遇与挑战[J].中国铁路，2003.
[8]江小国.论我国铁路经营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J].市场论坛，2004.
[9]吴效葵，陶思宇，查伟雄.铁路运输企业竞争力的因素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6.
[10]林晓莺，梁成谷.2005年全国铁路各项运输指标再创历史新高[J].铁道货运，2006.
区域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与内涵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
一、
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AsianModel（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Asian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ANIEs)，或“东亚虎”(EastAsian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Asian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K.S.,SoutheastAsia''''sMisunderstoodMiracle-Industri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ailand,MalaysiaandIndonesia,
Westview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Forwardan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See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K.S.,TigersinTrouble-FinancialGovernance,LiberalizationandCrisesinEastAisa,Hongkong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三）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
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区域市场论文范文第8篇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
一、
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AsianModel（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Asian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ANIEs)，或“东亚虎”(EastAsian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Asian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K.S.,SoutheastAsia''''sMisunderstoodMiracle-Industri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ailand,MalaysiaandIndonesia,
Westview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Forwardan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See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K.S.,TigersinTrouble-FinancialGovernance,LiberalizationandCrisesinEastAisa,Hongkong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三）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