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市场论文范文

1区域城市圈划分方法的提出

城市圈这一概念源起于对城市的研究，与城市圈相似的概念有大都市区、大都市圈、大都市带、城市群等，其中较为成熟的应当属于城市群研究。国外对城市（群）的研究起源于欧洲，成熟于美国。早在1898年，英国的霍华德就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到出“田园城市”这一概念，而田园城市正是通过城市的“组合群体”来发展的，并由此提出了“城镇集群”概念（TownCluste）r；1933年，德国的克里斯泰勒第一次把区域内的城镇系统化，他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更是被后人公认为城市群体研究的基础理论。可以看出，截至二战之前，欧洲关于城市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构建期，多停留在学术研究领域，并以静态研究居多。直到1957年，法国的戈特曼才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群研究，他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都市带：美国东北海岸的城市化》一文中提出了“大都市带”概念：它不是一个城市，而是由几个大都市相连接形成的城市化区域，在大都市带（Megalopolis）这种巨大的城市化地域内，支配空间经济形式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大城市或都市区，而是集聚了若干都市区，并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密切联系形成的一个巨大整体。随后，美国掀起了城市研究的高潮。在1970年代，美国的福克斯等人提出了“功能经济区域”概念，将经济发展与城市空间演化联系起来，开辟了城市空间演化研究的新模式；90年代以后，美国的弗里德曼等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网络化、跨国公司等级体系化等研讨其对全球城市空间组织结构所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众多的城市研究理论，如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模式”及其模拟的城市群体运作过程等。从上述介绍可以发现，二战后关于城市的研究大多处于实证研究阶段，以机制研究居多。国内对城市群的研究源起于城市地理学领域，起步相对较晚，最早介绍城市研究相关著作的，当属1964年严重敏翻译德国克里斯泰勒的《城市的系统》，这是我国城市地理学家最早关注“城市群”问题，但随后的发展速度很快，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积累，逐步在政府规划中发展壮大起来。1983年，于洪俊、宁越敏出版了《城市地理概论》一书，引用了“巨大城市带”介绍戈特曼的思想，此后国内学界普遍接受了“城市带”这一概念，很多学者使用了相似的如“都市密集区”、“大都市带”、“都市圈”等概念。代合治在1998年出版了《中国城市群的界定其分布研究》，提出以城市群的面积、总人口、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和城市等级结构为指标，划定我国4个等级共17个城市群。自此以后，城市群（圈）的概念在政府规划特别是区域经济规划中引起了注意，并得到了广泛应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8年董青等在《中国城市群划分与空间分布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城市圈的等级结构划分和空间分布，堪称是目前中国城市群研究的权威著作，其中提出了中国城市群的划分标准。通过上述研究方法的梳理和回顾，我们发现：目前学界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城市研究方法，但是与企业层面的区域营销实际还有一定脱节，因此我们利用国家信息中心在汽车领域十数年的积累，并依靠国家信息中心在汽车领域相关资源、方法、数据库等方面的优势，参考学者、政府的划分标准，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创造性地提出了包含经济因素、汽车市场表现、文化因素三位一体的区域城市圈划分思路（如图1所示），以更有针对性的做出能够代表中国汽车市场区域特征的城市圈划分结果，帮助汽车企业更好地把握各个地区的消费特征，促进汽车企业的区域营销策略研究。其中，“经济基础”包括人口规模、人均GDP、三产比重、城市化率，经过国家信息中心城市分级研究，这些指标较好地代表汽车市场中城市分级的基础，我们从中选取汽车市场规模较大的城市，即1~4级城市，少量涵盖了部分规模较大的5级城市。“市场表现”包括各城市汽车市场的车系偏好、级别差异、价位差异等数据，我们通过这些指标对各个城市进行了聚类分析，作为城市圈划分的基础，数据基础来自于实际的汽车上牌数。“文化和消费观”基于中国消费文化价值观体系（刘世雄，2007）及10类消费观念在各地突出特点的研究结果，国家信息中心加以研究并创新性地指出决定城市群划分标准的不只是其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还包括城市中消费者共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偏好，即“圈”，由此构成了针对中国汽车市场区域营销策略研究的“城市圈”划分方法。

2中国汽车市场“城市圈”划分方法介绍

在目前的企业实践中，通常都是按照地理位置上的相近原则、根据地理纬度指标划分的，即东北、华北、华东等七个大区。正如上文所述，这种大而广的划分方法过于粗放，不适于日益细化的中国汽车市场。例如广州、深圳都属于华南大区，城市特点、用户特征和营销活动都没有细分，但实际上广州和深圳差异很大，使用同一营销策略显然是不合适的：广州土著多，爱喝早茶；而深圳是移民城市，酒吧则是经常光顾的地方，如果指定相同的广告投放措施显然是事倍功半的。我们提出的“城市圈”划分方法就是希望在原有的这种“大区”中划分出更细的、更有代表性的城市圈，从而有助于掌握和更好地理解该城市圈用户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购买行为等信息，有利于企业营销策略的制定、实施和操作。首先，根据经济因素中人口规模、人均GDP、三产比重、城市化率这四个指标，利用国家信息中心自身的数据库资源，较好地实现了对中国348个城市的分级，共分为6级城市。我们选择了其中乘用车规模较大的城市，即1～4级城市，少量涵盖了部分规模相对大的5级城市，共138个城市，构成我们划分汽车市场城市圈的基础。其次，根据不同城市的汽车市场分级别数据、分车系数据和分价位数据的情况进行聚类分析，因为聚类分析方法能从数据本身较有效地体现不同城市之间的相似性，这里仅以东北大区为例作为示意，如图2所示。但是仅仅依靠聚类分析得出的城市划分结果，还有不尽合理之处，如大连和大庆如果从聚类结果来看，是可以首先归为一类的，但是从汽车市场的实际需求和消费特征来看，大连和大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就告诉我们不能单纯依靠数据聚类分析的结果，究竟如何划分城市圈，还需要重点考虑文化和价值观，这需要通过案头研究加以完成。最后一步，需要通过案头研究得到的不同区域/城市之间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异同对前期聚类结果进行调整，并划分城市圈。例如，研究发现东北地区的总体文化是“不确定性回避和集体主义倾向”，但东北地区文化并不是一个文化在主导，是多种文化交叉，那么就需要进行更细的城市圈划分，研究表明至少有四种文化在起到主导作用，可以将东北大区划分为四个城市圈，分别是：(1)以沈阳为代表的辽中城市圈：由于满清和民国文化遗留，导致思想偏保守守旧，但行为上又特别爱面子；(2)以大连为代表的环渤海城市圈：东北文化、山东文化、日本文化的交融汇合，导致大连的城市文化多元化，作为东北最大的旅游城市，消费文化也是多元文化的体现，炫耀、个性、爱冲动，相对不保守，比较开放；(3)以哈尔滨为代表的哈长城市圈：主要是异域文化突出，异域文化使得哈长城市圈相对东北大区总体，思想略开放，但开放程度又不如环渤海城市圈；(4)以齐齐哈尔为代表的齐大城市圈：以边疆文化和农耕文化为主导，这意味着相对长期封闭，文化落后，极其守旧和保守，消费观念务实、从众、忠诚。通过同样的步骤，可以对其它六个大区进行城市圈划分研究，根据文化和价值观研究结果对聚类结果进行调整并且划分出代表汽车市场区域特征的城市圈结果，最终将全国划分为7个大区25类城市圈，如图3所示。具体的城市圈名称及主要城市如表1所列。

3不同城市圈在汽车市场的差异化表现

通过本文这种方法划分出来的城市圈究竟有没有差异性呢？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验证和考察。(1)人均GDP人均GDP指标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这一指标也很好地反映了25类城市圈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图4可以看出，本文划分的25类城市圈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性，各个城市圈在各大区内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使得研究不同城市圈的城市特征、用户购车行为和营销活动偏好对于企业而言具有很强的实践和指导意义。(2)汽车市场的实际需求以车系偏好为例：同一大区内不同城市圈之间对车系的偏好具有明显差异，从笔者研究看，环渤海城市圈用户对日系车尤为偏爱，哈长城市圈用户喜爱德系车的相对较多，齐大城市圈超三分之一的用户购买自主品牌。囿于篇幅的限制，在这里无法一一将25类城市圈的对比结果全部呈现，但是仅通过上述几例对比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针对中国汽车市场的区域城市圈划分方法将全国划分为7大区25类城市圈，使得不同城市圈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同一城市圈内部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认为能够较好地代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汽车市场的差异化消费行为和购买特征，值得汽车企业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城市圈认真加以研究，制定出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的区域营销策略。

作者：洪赟鹏李鹏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一、长吉图先导区需要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建设分离性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目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还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

1．长吉图先导区经济的强劲增长的需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发展纲要中，提出长吉图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2012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到2020年，长吉图地区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2009～2013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基本上高于全国的总体水平，详见图2。2013年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2981.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3%，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6个百分点。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居全国第21位，比2012年前移一位。

2．长吉图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根据海关统计，自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总额连年增长，各年分别达到133.41、117.49、68.46、220.43、245.72和258.53亿美元，详见图3。2013全年全省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258.53亿美元，同比增长5.2%。其中，累计完成出口总值67.57亿美元，累计完成进口总值190.96亿美元。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67.64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1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0.4%，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5.1个百分点。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省资金达到4852.10亿元，同比增长26.6%。在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数据中我们发现，吉林省的进口总额中占绝对比重的是进口，详见图3。仅以2013年来计算的话，吉林省的进口总额在全省进出口总额中大约占到了73.86%。进口规模增大所带来的货款结算压力对外进出口贸易平稳发展至关重要，结合吉林省进口规模大和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增长的实际，需要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迅速的资金融通，保证和促进省内经济的平稳发展。

3．长吉图先导区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的需要。根据吉林省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3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报告，吉林省包括长吉图先导区2008～20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维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5年间维持了平均每年32.62%的增长势头。［3］2013年吉林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880.00亿元，同比增长20%，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4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246.38亿元、5446.85亿元和4186.7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19.7%和18.7%。重点制造行业投资保持了较高增速。全省汽车制造、化纤制造、医药、建材、纺织服装服饰等行业的投资额分别比上年增长32.5%、85.3%、40.7%、25.8%和57.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32.6%、109%、135%、170%。居民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餐饮业、娱乐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21%、52.8%、36.1%、48.8%、96.0%。但是，在维持了5年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之后，2013年的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到了20%。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有很多原因，资金供给不足是原因之一，如果国际金融市场能够提供长吉图先导区经济建设足够的资金供给，就能够给吉林省及长吉图先导区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更好的保障。

4．吉林省金融资源整合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吉林省内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快增长，一方面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构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吉林省金融资源与金融要素的配置与整合不容忽视。长吉图先导区设立之后，吉林省及长吉图区域内，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数量及金融资产总额都有了一定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吉林省拥有政策性银行2家: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6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普通股份制商业银行7家: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外资银行1家:韩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华融、长城、东方、信达。这些金融机构在吉林省设有一级分行20家，异地城市商业银行1家;属地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87家，城市商业银行1家，农村商业银行6家，农村合作银行1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43家，农村信用社4家，村镇银行21家，贷款公司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还有2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一汽财务和森工财务，1家汽车金融公司。支行及以下营业网点4554家。［4］金融机构的广泛设立为打破金融垄断创造了条件，但是也容易造成一哄而上、服务质量差、人员素质低、甚至是不正当竞争的局面，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造成金融混乱。

二、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构建策略

所谓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是指受政策诱导与推动，专门为非居民交易设立的在岸金融业务与离岸金融业务分离的市场。其优点在于既便于金融监管又可以阻挡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的构建，应该依据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一般条件:政局稳定、有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力、外汇管制少、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地理位置好、拥有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等，创造条件积极促成。

《市场论坛杂志》2015年第三期

一、我国技术创新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技术创新的现状技术创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理论上社会主义制度应该由更大的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但是建国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政府依赖生产大量产品改变国家落后状态，技术创新意识薄弱。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加大技术创新研发资金投入，2013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11846.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2.08%，技术创新研发经费投入比2006年的3000亿元增长295%，使我国技术创新研发能力进一步增强，研发资金投入比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政府加大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重用。技术创新需要大量高素质的研发人员，我国技术创新研发人员总量从2002年的103万人发展到2011年的288万人，年均增长12%，2014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近38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储备大量各种科技人才，为技术创新奠定人才基础。我国技术创新取得可喜成绩。在科技人员努力下，我国重大技术领域突破了一批核心技术，涌现了载人航天工程、大型燃气轮机、超级杂交水稻、超级大规模集成电路等一批自主创新重大成果，石油、钢铁、船舶、电子信息和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重大技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制造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差距。

（二）存在问题我国技术创新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政府依靠铺摊子、招商引资、片面追求GDP增长模式发展经济；企业技术创新整体水平低下，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多数工业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市场换技术发展经济的设计没有成功，社会经济沿着“技术引进—产品—GDP增长”的模式发展，面临的“天花板”越来越多，始终没有摆脱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

（三）问题的主要原因1.政府推动技术创新缺乏有效措施，技术创新的效果不理想。2.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学研协同技术创新结合不够紧密。3.技术创新以论文为导向，论文成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技术创新与产品和市场相脱节。

二、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思路及对策

（一）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思路自熊彼特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已经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变化的密切联系，世界强国经济技术的发展过程也表明，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技术创新的成败并非在于本身的研发能力，它与政府制度、组织方式、经济社会等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经济社会发展依靠市场需求的拉力和技术创新的推力，但是在“市场失灵”和技术创新推力疲软时，需要政府制度的干预确保市场需求拉力和技术创新推力的有效性和获利性，所以在市场需求拉力和技术创新推力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上要依靠政府制度的拽力。拽力是一个向上的力，是政府通过制度创新确定技术创新的组织模式、产业重点、运行机制等，以提高技术创新推力的效率，使市场需求拉力、技术创新推力和政府制度拽力三力融合一体，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府制度拽力对技术创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明确技术创新重点领域、资源配置、组织模式和发展目标，加强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引领、监管、服务和激励，为技术创新提供一个良好制度环境和稳定运行机制，确保技术创新活动高效、有序的开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沿着“技术创新—产品—富强”的模式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对策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制度的拽力就是对技术创新的引领、监管、服务和激励。

绪论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根据《2006年中国铁路运输市场研究报告研究报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交通运输企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各种运输方式发展迅猛。铁路交通运输虽然运量逐年增长，但市场份额却逐年下降，铁路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尤其是在交通运输部门中，铁路运输的发展呈现滞后状态。这种状况与“铁路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部门，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的地位不相适应，有些地区的线路甚至无法支撑运输需求的巨大压力，铁路运输发展滞后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明显存在。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时，铁路对于经济增长往往具有先导性的带动作用。德国和美国是发达国家的后来者，它们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来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当时对作为社会先行资本的铁路进行高投入，从而带动和支持了其它产业的大幅度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综上所述，分析当前铁路建设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铁路行业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时代课题。本论文所探讨的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战略，即是基于此而做出的一份努力。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

就我国而言，国家铁路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就会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由于铁路运输是基础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改革实施之前必须要有方向明确、思路清晰的发展战略的指引，才会使改革向预定目标顺利推进。因此论文的主要内容即是围绕“铁路运输行业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和战略方案如何拟定和设计”而展开，也就是说要从理论和方法上论证为铁路运输行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在吸取国外铁路变革经验的基础上，适合中国铁路自己的国情和路情的。

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与内涵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

一、

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关键词：东亚经济；模式多样性；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与内涵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

一、

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作者：曾怡仁李政鸿单位：中山大学(高雄)政治学研究所专任副教授中山大学(高雄)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社会科学博士

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到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女性主义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介入国际关系研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及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对话，逐渐形成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一种特殊研究途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主要是由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学科中的女性主义观点共同孕育发展而成，主张性别(gender)是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成要素。①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揭露现实主义背后所隐藏的男性特质如何造就了性别化的国际关系认识，并将妇女与妇女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提醒应注意占全球一半人口的妇女角色(经验论)。换句话说，此阶段仅是将女性经验加入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内来研究。第二阶段更多地尝试从社会性别而非单一性别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并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学。在本体论上以个人取代国家，从社会结构层面和个人日常生活实践来建构理论;在认识论上是反对实证主义的主/客二元论与价值中立的宣称;而方法论则是在性别的视角下，采用交叉学科的多元研究方法(立场论)。同时，不再将女性视为铁板一块，而是重视西方/第三世界以及白领/蓝领妇女处境的差异性，并且体认到性别是与其他形式(如阶级和种族)的认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观点)交错在一起的。

女性主义学者从国际关系学转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是扩张而非取代性的。现实上，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进展，关注的议题从国家主权、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战争与和平等，扩展至对非国家行为者、全球化、全球治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方案与社会再生产(socialreproduc-tion)等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层次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对国关核心概念(如理性、权力与安全等)的重新诠释，基本上也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接受(参见表1)。例如，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非传统安全观或新的和平研究类似，①或者说在相互影响下，从性别角度重新思考安全的概念，以个人的人身、经济与生态安全取代过去对国家军事安全的注重，从直接暴力转向结构性暴力与文化暴力的研究。②如此，打开传统“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人为界线，去除了公/私、国际/国内以及政治/经济领域的二元划分，形成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③对女性主义者而言，安全威胁的真正去除必须解决性别间的不平等权力支配关系，以追求全人类免于暴力的威胁为最终目标。除了延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外，后来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似乎已超出这些研究议题与相伴的研究方法，如结合市场经济生产与主要由妇女从事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所进行的全球化或社会发展研究就是显著的例子。面对这样的趋势，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似乎比国际关系学更易于将性别议题纳入讨论。④除上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之外，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重要知识来源为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feministpoliticaleconomy，feministPE)，亦有学者称为性别政治经济学(genderpoliticaleconomy)或者是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economics)。

虽然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都是批判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理性自利经济人”假设，指出此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中的自利/利他、独立/依赖与理性/感性的二元对立思维，甚且将此与价值判断相联系而成为公/私领域、市场/家庭，尤其是男女性别间的优/劣关系，如此不仅无法解释人类行为中所包含的利他性、依赖性和感性等特质，也忽略了妇女在家庭和其他私领域中的活动价值。这一源自于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性别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Economics)、世界发展(WorldDevelopment)以及第三世界(ThirdWorldQuarterly)等国际期刊上。这种延续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所发展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女性主义研究范畴拓展至全球层次，在研究议题和方法学部分(参见表2)，试图在全球化脉络下建立一个结合市场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分析途径。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妇女在家庭的无偿劳动对于正式经济的贡献，特别是凸显第三世界国家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这经常遭到忽视或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Boserup)从比较和历史的观点，探讨不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内部的家庭劳动分工以及妇女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现家庭劳务分工并非因为“性别关系”而与生俱来，而可能是生产模式改变或者是欧洲殖民经验所导致的现象。①不过，纵然在已开发国家内部，越来越多的职业妇女获得经济独立的地位，但妇女除工作时间之外，仍需付出更多时间照护家庭、小孩及年长父母，亦即妇女在家庭责任上的不平等负担。例如，一位日本职业妇女一周平均工作40小时，但却需额外付出30小时在家庭劳务，相较之下，丈夫只需负担3个小时的家庭劳务，这致使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晚婚，或者是选择不婚。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亦是如此。①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发展”和“全球化”两大核心议题。发展研究的重心在于凸显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国际经济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动结构重整方案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计划时对妇女所造成的负面冲击。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注意妇女在国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womenindevelopment，WID)，通过相关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证明妇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并强调国际组织以及发展研究常局限在西方白种、中产阶级的男性观点，欠缺对妇女的重视。WID观点主张解决之道在于透过司法或行政程序，在目前的结构内来保证妇女能较好地被整合进经济系统中，以降低妇女在生产部门所受到的剥削和歧视，如此就能逐渐改善性别间的不平等关系。②

然而，WID并未质疑妇女从属或受压迫地位其实是来自于既存的社会结构，也没能注意到阶级、种族或文化等因素对妇女处境所造成的影响，③更忽略了妇女在家庭或其他私领域从事社会再生产活动的价值。可见WID观点并未采行批判性思考，反而与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相同，都属于一种乐观的自由主义思维。第二阶段则是发展于80年代，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研究发展议题，即从WID转移至性别与发展主题(genderanddevelopment，GAD)研究模式，重视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性别权力和性别认同关系。GAD批判既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性别不平等;指出市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紧密联结关系，反对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体认父权体制的意识形态是跨越阶级关系对妇女造成压迫;同时认为妇女不仅是发展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而且可以自我组织来进行有效的政治行动，以争取本身的权益。相较于WID，GAD采行较为整体(holistic)的批判观点，许多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social-istfeminists)即持此立场，主张国家应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福利)以减轻妇女在家庭或其他私领域所承受的负担。①

一、日本农村人口的老龄化

近年，日本的总人口为12815万人（2009年），预计今后有逐步减少的趋势。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到2050年日本人口最低为9203万人，最高为10825万人。这个数字与1950年的8200万人比较接近。再者，到了2050年绝大部分人口将会居住于城市，而农村、山村将会出现人烟稀少的现象。日本的民俗学者、福岛县立博物馆馆长赤坂宪雄先生预言：如果只剩下老人，那么，目前已经岌岌可危的自治村落将会维持不下去。“如果村落解体，那么，比如在海岸周边的杂木林就会杂草丛生、蔓延，与深山老林的界限就会消失。因降雨而引起的泥石流冲击城市的风险也会增大。这些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从山里跑出来的猴子、熊、野猪等野生动物出没在街道上。在东北地区，我听说过像‘大山来进攻我们了’等之类的话，作为‘缓冲地带’的城市周边的山地，一直以来保护着城市，使之免遭来自野山的侵袭。长期以来保护这些山地的就是村落”。“无论是在海边，还是在山里，如果村庄衰退，那么，大自然就会毫不留情地攻击人类，即使是城市居民也在所难免”。“在经济高度成长的同时，年青人们丢下农村、山村进到了城市。被丢下的故乡，大兴土木，积极推进公共事业，以一时的现金收入和就业作为交换条件，区域内的具有传统性的生活方式和赖以生存的农业衰退了。“”由此谋到利益的是总公司设在东京的巨大建筑企业。公共事业的推进只起到了侵蚀地方的作用。就像一样。像这样的‘殖民地结构图’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它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原子能发电站”。1针对原子能发电站的危险性，曾经有很多日本的专家和学者发出过警告。他们认为，日本地处多个地震带，如果在靠近原子能发电站的地区发生大地震的话，那个损失将无法计算。但是，对于这些专家、学者，电力公司不但没有提供科研费，相反，对那些宣传核发电是安全的学者却予以优待。同时，那些想利用核发电来创造就业机会的势力，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在农家子弟中，为了得到比务农更高的收入，希望去城市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即使在农业县，那里的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偏重于如何有利于在城市里就职。比如，在全国小学校的学习实力测验中，作为农业县的秋田县的小学生的成绩名列前茅。就这样，在交通不便的农山村出现了人烟稀少，只剩下老年人的现象。当然，即使在这样的地区也有非常健康向上的老年人。比如，在海拔1000米的长野县东南部的野边山地区，这里在过去是栽培落叶松树苗的基地。落叶松的枝干细长挺拔，非常结实不易折断。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点，在北海道被用作于煤矿坑道的坑木。这种树苗，在野边山大量培育繁殖之后被移植到北海道南部，就是现在的千岁机场附近的原野里。至今为止，当飞机即将着陆千岁机场时，还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落叶松树林。在煤矿已经消失了的北海道，落叶松便成了无处可用的废材。而曾经是培育落叶松树苗基地的野边山地区，如今变成了高原生菜产地。它的中心地带是日本最大的生菜生产王国川上村，全村农户607户，平均每户一年所生产的高原生菜的总收入为2500万日元（约208.3万元，2007年），全村的销售总额约为155亿日元（约13亿元）。即使在这样的村庄里，从事农业的人口的年龄也明显提高，比如，30~39岁的人口占14.1%（全国是3.3%），40~49岁的人口占22.6%（全国是6.1%）,老龄化问题非常突出。那么，究竟是谁在支撑着这个地区的生产呢？他们是从中国来的名为“研修生”的劳动力。长野县八岳农业协同组合从2002年开始每年招收600多人的“研修生”，提供给其所管辖的5个町村。在这之前，农协招收的都是日本国内的打工人员。但是，由于蔬菜收割劳动需要从半夜一两点钟开始做起，因此，像这样的重劳动现在已经很难在日本国内寻找了。农协和町村政府不得不找中国人来从事这类工作。但是，雇佣外国人需要办理劳动签证。签发签证需要时间。而且“研修生”的签证期限只有1年，研修生们每年春季入境，劳动6至7个月之后回国。他们的劳动报酬为每月平均8万至8.5万日元，吃住由农户提供。研修生们对村里的老人们无比体贴，所以，老人们都非常喜欢他们。但是，这样的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呢？像这样富裕的村子，在日本是罕见的，山里大部分村庄的人口已经开始稀少，所谓的“限界村落”正逐步形成。正如赤坂宪雄先生所说，到2050年，日本的农村社会消亡的可能性极高。1

二、日本农村社会原型（自治村落）的形成到其消亡的500年素描

在使京都化为平地的1467年的“应仁之乱”之后，1582年丰臣秀吉打败了明智光秀统一了全国，这段时期在日本史上称为“战国时代”。当时，豪族割据各占一方，各地方之间互抢粮食，抓捕民众。农民为了自卫，拿起了长枪、竹枪和刀剑，后来又备置了火药枪进行反抗，或是逃亡他乡。农民们在“名主”（里正）或是“庄屋”（村长）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进行抵抗（这就形成了作为自治组织的自治村落）。豪族们在兴建自己的城墙的同时，趁敌方不注意乘虚而入消灭之，然后，将其领地和居民（自治村落），还有粮食据为己有。农民出身的丰臣秀吉由于辅佐织田信长而出人头地，他因为害怕农民造反，实施了解除农民武装的所谓的“刀狩”。为了割断负有军事保卫义务的武士和负有纳税义务的农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安排武士移居到街道里，实现了“兵农分离”。这个政策，将居住在“村落”里的农民与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进行了隔离，把农民们赶回到了现物交换阶段。还有一个丰臣秀吉实施的重要的政策，那就是“太阁检地”，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测出稻谷的产量，即税务的负担能力。其内容，第一是确定“村落”的界限和区域。第二是明确每一个区域里的每一块区划的水田、旱田、建筑物等的区别和所在地，测量它们的面积，根据土地的贫沃程度，决定稻谷的等级和糙米的产量。第三是明确土地所有者，将赋税人和课税标准额明确地记录在被称为“检地帐”的帐本里。在这个帐本里，还记录着实际上没有种植稻谷的旱田、建筑物、池沼、鱼塘等，针对这些地块也标明了以一定的标准换算为糙米生产量的课税标准额。第四，将这些数据合算之后，在最后一页记录每一个村落的总面积和稻谷总生产量（法定课税标准量）。据1598年统计，全国糙米总生产量（总课税标准量）为1850万9043石（278万吨）。实际上的课税为这个课税标准量的40%至50%等，在各“大名”领内或是幕府领内规定了一定程度的税率。以稻谷纳税，必须要制作个人的纳税账本。这个账本被称为“名寄账”，庄屋（名主）针对账本所有者的变动情况，每年都要进行详细记录，如果出现短缺，就要将全体纳税人的纳税数目重新作以调整（因此，要求农民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在灾荒年，还要制作要求年贡减免的奏折。到了明治时期，地租变为现金支付，在这270年里，庄屋的业务量是非常庞大的。1853年美国的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太平洋舰队来到日本，要求门户开放，之后至明治维新，由于政治、经济混乱，幕府或是藩对于农村的统治几乎失去了效力。1867年幕府失去了作为主权者的正当性，放弃了政权。

（一）地租改革事业———土地私有的法律承认

1867年明治新政府代替了德川幕府之后，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既可以避免测量土地，免遭农民的反对，又可以依公平原则制定课税标准，以此来简单地确保财源和必要的税收。当时，著名的荷兰语专家神田孝平提出：将江户时代的严禁土地买卖制归于自由，由政府发行一种名叫“地券”的卡，上面印有政府证明买卖的印章。卡上面标有土地的所在地、种类、所有者和价格，这个价格是由买卖双方申报，如果申报价格低于实际买卖价格，那么，第三者便可以通过竞价方式取得土地。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既不用调查纳税土地，也不用调查稻谷产量，便可确保税收。1873年7月，新政府采用了以上提案的大部分内容，了“地租改革布告”。其主要内容为：（1）废止原来的旧课税制度，（2）对于接受地价调查的土地所有者发行“地券”，（3）作为国税的地租为地价的3%，作为地方税的地租附加税为基本税额的1/3以内。这次的地租改革完成于1881年6月。即用了8年的时间。其间，每一个地块都发行了地券，共发行了1.2亿张地券。土地测量由自治村落实施，政府也就因此而节省了测量经费。对于政府而言，需要的只是掌握民有地的地价，为了计算出地价，需要掌握各县的“平均收获量”“、米价”和“利息率”。这些数值由政府确认之后生效。除了耕地以外的宅基地、山林、原野、池沼等，只要是民有地，就会被规定其地价。山林被认定为民有的条件极为严格，在一般的情况下，即使自治村落的村民在习惯上在某个山林里采草、砍伐作为燃料和建筑材料的树木等，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明，为了确保其权利而支付了货币，那么，这块山林就不会被认定为民有地，而划分为官有地（被称为“官民有区分”）。当时的地租改革的结果，以全国范围来看，耕地、宅基地、盐田的合计为458万公顷，稻谷的产量为4367万石（665万吨），总地价为1亿6024万4000日元，总地租收入为4872万日元。此外还有山林和原野的地租为74万日元。实收地租合计为4946万日元。地租改革期间的平均标准米价为1石（150公斤）4.185日元，当初政府预测的地租为5222万日元，而实际收入少了3%左右(276万日元)，其差额只有一点点。因此，可以说新政府基本上实现了目标。这意味着幕府体制下的农民的负担总额原封不动地被新政府以地租形式而收取。但是，也不可否认，在幕府体制下的课税的不均衡现象，在这个时期有所纠正。在1884年实施的地租条例中规定“：地价是指地券上所标示的价格”，并把这个地价作为课税标准固定下来。这个地价被称为“法定地价”，一直维持到1931年。地租占中央政府税收的比重为，1885年82.7％，1890年60.6％，1910年24.0％，1920年10.0％，逐步减少。而纳税人从自治村落变成了土地所有者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因为，通过这一做法，作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的土地私有制度被确立起来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是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前提，日本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受到先进国家的排挤而有长足的发展，是因为在它的社会底层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来源，就是农村过剩人口，尤其是农村杂业层。

（二）日本产业革命：日本的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的特点

工业革命源于18世纪后期在英国开始的棉纱纺织业。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以棉纱纺织业为中心掀起了工业革命，这一点与英国相似。英国依靠发明和普及机器提高了生产力，挤垮了本国和他国的手工业，确立起了资本主义。与此相比，日本从欧洲不但进口了机器，同时，也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首先要模仿和学习，所以，最初的机械生产力很难与发达国家抗衡。尽管如此，日本的棉纱纺织业不仅快速地占领了国内市场，而且逐步成为了棉纱和棉布的出口国。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