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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边金金融改革破冰一年来的发展动态
(一)人民币结算试点破冰启动2014年以来,我省在跨境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金融机构入出滇、IPO和“新三板”挂牌、“三农”金融改革创新和服务便利化、地方新型正规金融组织发展等10个方面取得突破。我省个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破冰启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德宏开展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服务经常项下缅币兑换业务试点,目前全国仅云南获批试点;1至7月,全省累计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422亿元,同比增长49%。
二、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瓶颈
(一)经济实力不够强根据相关经济指标做表1如下:表12012年云南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⑤根据表1,可以看出与全国相比,云南的经济整体实力不足,经济基础薄弱,所以云南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之时,经济的增长压力较大。经济发展的不足可以用云南的产业结构来解释。从云南省的产业结构图来看,云南的第三产业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水平状态,12年来没有大幅增长,第二产业仍然是云南的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处于较低层次,从全国的统计来看,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二)金融体系不完备云南的金融机构主要以大型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为主,财务公司、信托公司还处于萌芽阶段,反映出云南金融体系的不完备,还不能很好的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不足以满足云南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经济增长需求。
(三)本外币资金运用不足如图1所示,区域性金融机构外汇贷款规模远远高于存款规模,外汇需求高,而根据2012年的数据统计,外资银行机构数仅为4个,除了中国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外,并不足以满足外汇信贷需求。2015年第2期中旬刊(总第579期)时代Time从表2可以看出2012年云南的证券公司数、期货公司数只有两家,基金公司数还处于空白,各筹资额也很低,可以说证券市场接近零发展,相比我国的其他金融中心来说,证券市场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对策分析
(一)优化产业结构,厚实经济基础在保持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优先发展附加值高的产业,例如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服务业,高兴技术产业等。附加值高的产业可以多倍促进经济发展,发挥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
一、临沂银行业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一)临沂银行业机构发展良好近年来,临沂地区银行业机构成长较快。山东17地市比较显示,临沂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及从业人员居于前列。其中法人机构数量仅次于青岛和潍坊,居全省第3位;分理处和营业所数量仅次于潍坊,居全省第2位;银行业从业人员数量次于济南、青岛和潍坊,居全省第4位。
(二)存贷款业务总量居中上游水平首先是存款余额。2012年末临沂市各项存款余额3043亿元,全省排名第7位,但与排在其前的济宁、淄博都非常接近。2013年6月末临沂市各项存款余额3477亿元,排名上升至全省第6位;2013年8月末临沂市各项存款余额3583亿元,排名再次上升,达到全省第5位。(见图6)从存款历年数据看,临沂存款占全省存款的比例从2009年的低点(5.08%)开始攀升,至2013年8月末,占比升至5.80%。(见表2)其次看贷款情况。2012年末临沂市各项贷款余额2150亿元,全省排名第6位。(见图7)从贷款历年数据看,临沂贷款占全省存款的比例长时间稳定在第6位,2013年开始进入全省第5位。(见表3)最后,看一下储蓄存款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临沂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山东17地市中排名第5,长期以来高于存款和贷款排名。同时,临沂市储蓄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重达到63.9%,高出全省平均数十几个百分点。储蓄存款属于稳定的基础存款,储蓄存款占比高,一方面说明临沂金融业发展潜力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目前临沂金融发展程度较低。(见表4、图8)
(三)银行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1.贷存比指标。近年来,临沂的贷存比指标低于全省平均,且差距不断扩大。临沂与全国相比,2012年前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13年已经落后于全国。贷存比低于平均数意味着存款资金外流。(见下页图9图10)2.贷款/GDP。贷款/GDP比例是一个主要的金融发展的指标,同时也代表信贷对经济的支持力度。长期以来,贷款/GDP比值看,山东省显著落后于全国,而临沂又落后于全省。2012年全省17地市的贷款/GDP比值来看,临沂仅为0.71,低于全省平均(0.86)。在全省17地市中排名仅列第7位。
(四)银行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显著落后于金华临沂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商贸物流业的发达,形成“南有义乌,北有临沂”的商贸格局。根据临沂市统计局数据,目前临沂商城拥有专业市场101个,2012年共实现交易额1771.8亿元,同比增长18.1%。2013年上半年,临沂商城实现市场交易额1009.5亿元,同比增长16.4%。交易额稳居全国第二、江北第一。金华和临沂两地经济结构特征类似,都是商贸物流业发达,而发达的商贸物流业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流。因此,理论上预期两地的金融发展水平理应相似且金融发展程度均较高,所以把临沂与浙江金华市作比较,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从经济规模看,2012年临沂市GDP为3012.81亿元,金华市为2010.77元,临沂高于金华。但存款、储蓄存款和贷款余额方面,金华均显著高于临沂。(见表5)从贷存比指标来看,近年来,金华市贷存比一直高于全国,临沂市多数年份也略微高于全国。由于两地商贸物流发达,因而资金的供求旺盛,贷存比高于全国平均也是非常自然的。但从两市直接比较来看,临沂市贷存比远低于金华,说明临沂银行系统资金从本地向外地流出较多;金华贷存比长期超出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贷存比75%的上限管制,说明金华是资金净流入地区,有利于支持本地实体经济的发展。(见图13)从贷款/GDP比率指标看,临沂与全国平均差距很大,与金华的差距巨大。以2012年为例,金华贷款/GDP比率为1.60,临沂仅仅为0.71,远远低于金华,即使与全国的1.23相比,也显著落后。由此可见,银行系统对临沂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远远低于金华。(见图14)综合省内比较和外省地级市的比较,有理由认为,以银行业衡量的临沂金融发展水平不高,银行贷款不足构成了临沂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
二、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临沂的金融市场融资发展较快。
根据临沂市金融工作办公室提供的数据,2012年,全市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票据等方式共实现直接融资121.7亿元,其中股票融资份额较小,仅有当年4月27日,中盛资源在港交所首发上市,募集资金2.11亿元。由此可见,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融资在临沂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因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可比数据难以获得,所以只分析临沂企业在股票市场融资情况。
(一)临沂企业在沪深股票市场融资相对落后截至2013年12月,临沂在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4家。本来还有另外两家上市公司,一家是新华锦,前身为兰陵陈香,已被鲁锦集团收购,注册地变更为青岛;另一家是香江控股,前身为山东临工,已被香江集团收购,注册地变更为深圳。(见表6)山东全省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152家,落后于可比省份较多。而临沂与全省比较来看,数量仅处于全省并列第11位,低于GDP排名。因此,临沂境内上市公司家数过少,从国内股票市场得到非常有限的融资支持。(见图15)
1理论分析与回归模型
1.1理论分析模型本文把空间相关定义为观测变量与地理空间位置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空间依赖关系即代表着某一地区的观测值由于某种地理空间作用而出现的在地理上的集聚状态,这些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的因素包括溢出效应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以及其他有关社会经济活动的交互作用。其中有些因素能够直接在区域关系发挥作用,如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技术和知识溢出、交通运输和交易成本较低等各种经济因素对空间依赖的作用尤其重要。如果假定地区之间存在空间相关,则某一地区的地理位置就会成为影响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地理位置相似的空间区域则有可能存在一定的条件β趋同。要检验是否存在β趋同,需首先验证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其原因在于观测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将会使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实效和统计推论的失误。本文讨论由各种交互作用引起的空间依赖关系的形成,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等社会条件变量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本文在Barro和Sa-la-I-Martin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的β趋同分析,包括空间滞后(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权重矩阵相乘的经济增长率,这里的空间滞后项包含相邻区域经空间权重矩阵量化后的经济增长率。由于空间回归向量Wy一般情况下会与误差项μ相关,因此用OLS法会产生非一致估计。故该类模型多应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E)、广义矩估计法(GMM)或工具变量法(IV)等。公式(1)的意义在于如下两方面:一方面从增长趋同来看,当我们控制住地理空间效应之后,公式中β的估计值将会提供增长趋同的信息;另一方面,从经济地理角度来看,该方法能够有效测定空间依赖效应,在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给定的情况下,该模型能揭示出某一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受到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率影响。公式(3)表明,平均来讲,某一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仅受其初始经济水平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I-ρW)-1所代表的空间相邻地区的影响。从传统的古典经济趋同假设来看,本模型与初始的β趋同概念存在解释偏差,因此我们在解释空间依赖情况下的经济趋同方面应该谨慎考虑。同时考虑到误差作用,公式(3)代表对某一地区的经济冲击不但会影响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同样通过(I-ρW)-1项的作用而对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产生相应的冲击。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通过相邻区域间的空间协方差来反映公式误差的空间相关关系,有时区域增长的空间相关关系产生相互作用的因素未进入模型中的自变量,在这种情况下空间误差模型的预测结果就较为准确。其中,λ代表公式回归残差的空间依赖性的估计参数,由于该模型使用OLS传统估计进行推论将会产生解释偏差,故该公式一般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E)或广义矩(GMM)等特殊估计方法。基于空间视角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经济增长趋同检验能够有效地揭示出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空间相关关系和溢出效果。但在具体的实际应用中,对于如何确定使用哪个模型作为最佳趋同估计公式需要认真考虑,根据国际上基于空间自相关检验的选择标准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从上述模型中选择最佳的空间回归模型来估计经济增长的空间趋同性、依赖性和溢出效果。
1.2俱乐部收敛回归模型为了考察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区域金融发展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考虑到区域经济收敛的空间效应,本研究设定了如下3个截面回归模型:上述三个模型中,yt0期初人均GDP,xt0期初人均存贷款量,t0表示期初年份,模型①~③主要针对省际层面的数据,t0表示1978年。我国区域经济和金融收敛趋势呈“S”型(林光平等,2005),据此将省级区域的时间段T分为四段:即1978~1991年、1992~2002年、2003~2012年和1978~2012年。Dj代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虚拟变量。W是空间权重矩阵,i是误差项。假设服从均值同方差无空间自相关的正态分布。将省级地理单元划分东中西三个俱乐部,运用OLS方法估计空间俱乐部模型①,考察是否支持空间俱乐部收敛假设,并检验在控制了空间异质性后,是否仍然存在空间相关性;把空间相关性纳入空间俱乐部模型,用ML方法估计两种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②和③,并根据空间滞后项系数估计的考察区域外溢效应,以及模型设定问题。
2数据、变量与估计结果分析
2.1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的数据涵盖了1978~2012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地区,所有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历年《统计公报》。本文使用绝对人均GDP和相对人均GDP两个指标。其中绝对人均GDP为以1978年为基期核算的真实人均GDP绝对值,相对人均GDP为该地区绝对人均GDP与全国绝对人均GDP值之比,以此考察各省区经济水平在全国所处的位置。金融发展指标则主要使用人均贷款量来显示。
2.2估计结果分析
2.2.1区域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模型估计模型①的估计结果如表1显示,为了判断究竟是模型截距还是斜率参数存在区域效应,我们分别对截距不同、斜率相同以及截距相同、斜率都不相同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主要表现为“截距效应”,因此确定以截距不同的模型作为最佳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大多数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较高,并且整个方程拟合度较好,因此中国省级区域增长支持空间俱乐部收敛假设,并且空间俱乐部收敛的总体速度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模型①的估计结果是较为理想,系数估计值符合预期。模型①的结果表明,在1978~1991年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β估计值为负数,区域金融发展的γ估计值为正,表明在此期间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开展,故在此期间区域经济收敛主要还是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而在1992~2002年间,区域经济增长的β估计值为正数,表明此期间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发散的态势。在2003~2012年间,区域经济增长的β估计值为负数,区域金融发展的γ估计值为负数,表明在此期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金融发展水平就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因素。表2列出了模型①的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通过计量分析发现,2003~2012年间,我国区域经济的收敛趋势主要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游地区的经济增长加速收敛。无论是在任何的分位数水平上,经济发展水平居中地区的斜率系数都要高于经济发展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收敛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上游地区增长在逐渐放缓,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居中地区崛起的速度正在加快,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认为区域金融向经济发展居中地区加快倾斜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一、长吉图先导区需要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建设分离性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目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还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
1.长吉图先导区经济的强劲增长的需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发展纲要中,提出长吉图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2012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到2020年,长吉图地区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2009~2013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基本上高于全国的总体水平,详见图2。2013年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2981.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3%,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6个百分点。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居全国第21位,比2012年前移一位。
2.长吉图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根据海关统计,自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总额连年增长,各年分别达到133.41、117.49、68.46、220.43、245.72和258.53亿美元,详见图3。2013全年全省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258.53亿美元,同比增长5.2%。其中,累计完成出口总值67.57亿美元,累计完成进口总值190.96亿美元。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67.64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1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0.4%,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5.1个百分点。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省资金达到4852.10亿元,同比增长26.6%。在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数据中我们发现,吉林省的进口总额中占绝对比重的是进口,详见图3。仅以2013年来计算的话,吉林省的进口总额在全省进出口总额中大约占到了73.86%。进口规模增大所带来的货款结算压力对外进出口贸易平稳发展至关重要,结合吉林省进口规模大和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增长的实际,需要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迅速的资金融通,保证和促进省内经济的平稳发展。
3.长吉图先导区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的需要。根据吉林省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3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报告,吉林省包括长吉图先导区2008~20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维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5年间维持了平均每年32.62%的增长势头。[3]2013年吉林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880.00亿元,同比增长20%,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4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246.38亿元、5446.85亿元和4186.7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19.7%和18.7%。重点制造行业投资保持了较高增速。全省汽车制造、化纤制造、医药、建材、纺织服装服饰等行业的投资额分别比上年增长32.5%、85.3%、40.7%、25.8%和57.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32.6%、109%、135%、170%。居民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餐饮业、娱乐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21%、52.8%、36.1%、48.8%、96.0%。但是,在维持了5年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之后,2013年的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到了20%。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有很多原因,资金供给不足是原因之一,如果国际金融市场能够提供长吉图先导区经济建设足够的资金供给,就能够给吉林省及长吉图先导区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更好的保障。
4.吉林省金融资源整合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吉林省内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快增长,一方面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构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吉林省金融资源与金融要素的配置与整合不容忽视。长吉图先导区设立之后,吉林省及长吉图区域内,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数量及金融资产总额都有了一定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吉林省拥有政策性银行2家: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6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普通股份制商业银行7家: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外资银行1家:韩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华融、长城、东方、信达。这些金融机构在吉林省设有一级分行20家,异地城市商业银行1家;属地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87家,城市商业银行1家,农村商业银行6家,农村合作银行1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43家,农村信用社4家,村镇银行21家,贷款公司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还有2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一汽财务和森工财务,1家汽车金融公司。支行及以下营业网点4554家。[4]金融机构的广泛设立为打破金融垄断创造了条件,但是也容易造成一哄而上、服务质量差、人员素质低、甚至是不正当竞争的局面,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造成金融混乱。
二、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构建策略
所谓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是指受政策诱导与推动,专门为非居民交易设立的在岸金融业务与离岸金融业务分离的市场。其优点在于既便于金融监管又可以阻挡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的构建,应该依据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一般条件:政局稳定、有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力、外汇管制少、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地理位置好、拥有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等,创造条件积极促成。
摘要: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不断增长。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业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外近年来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现状,从而促使金融创新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推动全球金融的一体化。
关键词:区域金融创新;金融理论;金融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C.DOW、Carlos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2020年11月7日,第九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于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顺利召开。会议由经济研究杂志社、北京大学财务分析与投资理财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商学院、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联合主办。研讨会致力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打造学者们互动交流的平台。会议开幕式由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黎文靖主持,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首先代表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承办单位对各位参会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宋献中校长充分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领域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并鼓励青年学者密切联系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开展学术研究。随后,《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谢谦,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姜国华,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主任陈冬华,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财务处处长叶康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罗婷先后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开幕式之后,广东省原副省长陈云贤,全国MPAcc教指委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化成教授,南京大学原校长助理、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范从来教授分别做主题演讲。陈云贤的演讲主题为“湾区金融发展助推经济双循环”,他深入剖析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涵与逻辑,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难点与突破点、金融深化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未来金融深化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王化成进行了题为“会计指数与宏观经济运行”的主题演讲。他提出,会计指数是利用企业会计信息编制的,包括会计宏观价值指数、会计综合评价指数以及会计投资价值指数三部分。他以会计宏观价值指数为主,深入讨论了会计指数这一微观信息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范从来的演讲主题为“经济金融共生关系的初步分析”。他基于中国金融发展的现实背景,构建了经济与金融共生度指标,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深入分析和探讨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生关系。他认为,遵循和追求经济金融的共生关系,是下一步中国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遵守的重要原则。本次会议共计收到论文投稿111篇,按照严格的评审流程,经过秘书处初筛和匿名评审环节,共录用15篇论文作为报告论文。研讨会后作者根据评论意见修改论文,其中的优秀论文经《经济研究》编辑部审定后进入期刊匿名评审流程。本次会议论文的选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征,着重关注国家经济主战场中具有突出意义的重要经济与管理问题,紧扣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热点,展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意义和微观企业行为研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根据论文主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届报告论文进行综述。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具有长期性和收益不确定性等特征,因而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明晰这种影响有利于探寻影响创新的体制机制。罗进辉和巫奕龙研究了空气污染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发现企业所在城市的空气污染越严重,绿色创新水平越高。评论人唐松认为文章的逻辑链条较长,建议明确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方法。杨国超认为文章应考虑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目的,是否存在迎合专利申请的行为。王满和孙涵基于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探究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他们发现《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有助于推动“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并提升创新的边际价值。评论中,余明桂建议文章加强假设的逻辑推理和理论分析,权小锋则建议补充绿色信贷对公司影响的实际案例,并对文章的研究设计、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检验等方面进行了评论。
二、政府管制与企业行为
在转轨经济体,由于政企关系的存在使企业行为容易受到政府管制的影响,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政府管制的有效性与潜在问题。游家兴、刘璐和张哲远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捕捉创新型政府的典型特征,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切入点展开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创新意识越强烈,越有助于提高当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评论中,何贤杰建议文章对创新型政府进行更清晰的概念界定,突出与其他创新型政府衡量指标的区别,从而强化研究贡献。曹春方认为文章需厘清理论逻辑,并对创新型政府的测量问题和实证检验等方面进行了评论。闫伟宸发现2018年开始实施的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提升影响,并且在央企、商业类国企和经营状况较好的国企中更加明显。评论人辛清泉认为入选“双百行动”的企业并非随机产生的,文章对“双百行动”影响信息披露的逻辑和路径分析需要明晰。梁上坤认为“双百行动”可能受到同期政策的叠加影响,建议文章更全面地介绍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并根据研究框架逐条检验作用路径。孟庆斌、刘建涵和吴卫星发现加强金融监管显著降低了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而且是通过银行来间接产生影响的,在金融投资收益更高、信息披露质量更低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评论中,刘慧龙指出文章要明确金融监管的概念,并对金融监管指数的赋值问题、机制检验以及内生性问题等方面展开点评。卞志村认为文章理论模型需要完善,理论设定也需要考虑中国国情,以利率指标度量监管的松紧程度也有待商榷。
三、货币及信贷政策与企业行为
货币及信贷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政策,可以从货币发行量、利率机制、信贷规模等方面对企业的融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进而作用于企业投资与绩效等方面。唐文进、丁赛杰和李芳利用《人民日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从企业杠杆率视角剖析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具体效果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实现结构性调控的政策目标。评论中,游家兴建议文章更好地凝练研究贡献,并对文章的中小企业判断问题和内生性问题进行了点评。王宇伟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定义、企业家预期的同质性以及企业负债的变动等角度对文章展开了细致的讨论。李增福、李铭杰和潘正研究逆回购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现随着逆回购的数量增加,企业家的长期贷款会增加;在不考虑逆回购数量影响的情况下,如果银行具有更低的预期中标利率,企业的短期贷款会减少、债券发行会增加。评论中,许志伟建议文章的理论模型要考虑信贷市场的均衡情况,关键假设的分析也要更严谨。胡诗阳认为文章应进一步明确理论逻辑和制度背景。
四、制度改革与企业行为
一、构建宜昌区域性金融中心的SWOT分析
(一)优势因素(Strengths)
1.区位与文化优势
宜昌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是鄂、渝、湘三省市交汇地。自古以来,宜昌就是鄂西、湘西北和川I(渝)东一带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资金集聚地和交通要道,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所在地,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宜昌辖五区三市五县.面积2.16万平方公里,人口415万,其中城区人口135万。宜昌交通四通八达,拥有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是我国中西部地区连通重庆和武汉的唯一区域性中心城市。近年来,宜昌以三峡水电、磷化煤矿、酵母化工等工业及以水电文化、巴楚文化、库区文化、土家文化等文化产业和以桔橙、茶叶、核桃等农业带动的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居全省同类城市第一位.综合实力仅次于武汉。作为承东启西的川咽喉之地和鄂西生态旅游文化圈的辐射核心,宜昌区位经济优势十分突出。
2.经济发展优势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2008年宜昌市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分别突破千亿元大关。实现GDP1026.6亿元,增长14.6%;全地域财政收入197.6亿元,增长20%: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4-3亿元,增长24.5%。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实现工业总产值1210.9亿元,增长33.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52亿元,增长22.8%;利税236.9亿元,增长16.5%。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实现增加值137亿元。第三产业持续增长,实现增加值338.2亿元,增长11.3%。宜昌市的GDP稳居湖北省第二名.是名副其实的省域经济副中心城市。
3.地缘经济优势
为适应中央提出的扩大内需和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从2008年起全力打造宜昌、恩施、神农架等8城市组成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壮大湖北旅游产业。宜昌是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核心城市和三峡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2006年出炉的湖北省三峡旅游规划,重点是建设提升黄柏河、三斗坪等5个旅游码头、双神等10条旅游公路,已有部分项目动工.加上先前贯通的“汉十”、“汉宜”高速,神农架至兴山生态公路.以及今年即将通车的宜万铁路、沪蓉高速、沪渝高速等,鄂西主要旅游城市和重点景区的交通网络已初步形成。这种完善的交通网络有效的缩短了以宜昌为核心的鄂西经济圈的半径,使该区域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关性更强,增强了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圈的协整效应。
摘要:始于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各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政策阻止经济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在剧烈的全球金融动荡中,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的声音仍比较微弱,作用尚不足道。相比之下,区域合作力度上升,地区大国协调和主导作用进一步突出。欧盟作为当前世界发展较为成功的一体化组织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经历了各自应对和联合行动两个阶段,金融危机对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挑战更是机遇。
关键词:金融危机;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
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由资产证券化、疏忽的监管与盲目的全球投资者共同造成的。论文百事通20世纪90年代允许混业经营后,新型衍生工具频频催生,信用消费门槛大幅调低以扩大市场,而巨大的市场自然成为全球投资的热门。“9?11”以后的2002年至2004年,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这一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大大鼓励了商业银行纷纷放宽购房贷款标准,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危机前,信贷市场已经普遍采用将同质按揭贷款集中打包成新的债券(即次级债),在二级市场出售,这种资产证券化的目的是对冲信用市场日益高涨的风险。
二、欧盟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由于欧洲各国在危机爆发早期对形势判断有误,导致对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美国金融危机蔓延至欧洲后令各国措手不及。欧盟应对危机的过程也因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成员国各自为政应对危机。9月底开始,危机蔓延至欧洲初期,各国纷纷自扫门前雪,根据自身情况采取行动,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应对措施也是五花八门,如9月28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宣布各自出资68亿、59亿和37亿美元,分别持有富通集团在三国分支机构49%的股份,英国财政部将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的部分资产国有化等等。
欧盟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集团,成员国间金融、经济联系密切,联手应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为此,10月4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布朗、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欧元集团主席容克等欧盟领导人在巴黎召开紧急峰会,但会议成果让人大失所望,与会领导人虽然达成多项原则共志,但未出台任何具体措施,“泛欧救市基金”也因德国、英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危机初期一段时间,欧盟各国救市行动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未能挽救市场信心,股市持续下跌,危机不断恶化,各国也因此意志到了协调行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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