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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论文论文范文

区域经济论文论文

区域经济论文论文范文第1篇

1.1道地药材与中药区划中国“道地药材”,亦称“地道药材”,是指“传统中药材中具有特定的种质、特定的产区或特定的生产技术或加工方法所生产的中药材”〔3〕。道地药材的概念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有“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之说。其后诸家本草及《尚书•禹贡》等相关典藉均有记述。例如,陶弘景早有关于“蜀药”、“北药”的提法,是以大地区冠名的最早记述;金元时期,中医药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直至明朝,中医药学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交流与提高。明代《本草品汇精要》专设“道地”条,指出在诸多产地中以何处为胜,如苍术,产地“出郑山山谷、汉中、南郑,今处处有之”,“道地”条则进一步指出“茅山、蒋山、嵩山者为胜”。“道地”可以理解为值得称道的产地,也就是当时公认的优质药材产地。至今,诸如“川广云贵,南北浙怀,秦陕甘青”等地所产的道地药材在中药市场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践证明,道地药材反映出的科学内涵与中药区划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研究中药区划与实施中药材GAP,以道地药材为主体的研究方法与遵循原则是切实可行的。这也是对以道地药材为主体对中药材生产合理布局、发展区域经济与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保护抚育与可持续利用客观规律的生动反映〔1,4〕。实践证明,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与其GAP生产基地建设,必须和中药资源的区域开发、生产发展及其保护抚育紧密结合,绝不能以恶化环境、牺牲生态效益为代价地盲目发展。

1.2中药区划建立与中药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历史和实践证明,早在我国上古三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以及宋元明清之后,有关中药资源、中药材生产与其生态环境、分布区域及药材加工、流通应用等方面,都有着极为密切相关性并具良好客观基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药事业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以植动物为主的中药资源与中药材生产发展实践表明,道地药材为主体所反映出的科学内涵与中药区划、中药材生产均有紧密内在联系,更有蓬勃发展。中药区划是发展中药生产及合理开发护育中药资源的重要基础。从上既充分体现了我国“道地药材”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历程,也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中药材的道地性、特殊性和继承性,并反映出中药材生产的产地适宜性、区域性与中药区划的相关性,也反映出中药区划的萌芽与客观存在的基础〔1,4〕。这充分体现了中药区划与中药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相关性;中药区划建立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发展中药材生产及其产业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贵州省近30年来中药材生产发展的实践也有力证明,只有切实做好中药区划、道地药材与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的紧密结合,抓好中药资源保护抚育、中药材生产与合理开发利用,才能既保住“青山绿山”(保护生态环境),又抓好“金山银山”(发展区域经济),以达中药区划建立与中药产业的协调发展。

2中国中药区划

中药区划认识论与中药区划学的研究发展中国中药区划、中药区划认识论与中药区划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基础上研究建立与相继提出,并在各省(市、自治区)中药材生产实践中不断应用与发展的〔1,5〕。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和人类保健康复的需要,也是对祖国医药学继往开来和对建国以来中药材生产实践经验与教训认真总结的成果,并为其进一步研究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论道地药材的系统研究”〔6〕“试论中药区划与中药区划学的研究建立与发展”〔7,8〕“中国中药区划的研究与建立”〔9〕“中药区划认识论”〔1〕等有关道地药材、中药区划的研究成果与论著,道地药材与中药区划相关性、中国中药区划的研究与建立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有力促进了中药区划的研究发展。笔者在深入实践研究基础上,并结合我国中药材生产发展的需要,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了“中药区划认识论”和“中药区划学”的研究建立与发展方向,强调了科学技术进步、学科发展对生产力应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高度重视与好评,认为这是继谢宗万研究员提出“中药品种新理论”后,对中药新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专论研究成果,对中药新理论认识与新学科建设,对中药材生产合理布局、规范发展与中药材GAP基地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并为中国中药区域化生产与中药材生态适宜性区划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infor-mationSystem,GIS)、遥感(RemoteSensing,R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GPS)技术(以下通称为“3S技术”)对地观测等空间技术的发展及气候资料数据库的完善,生物适生地分析已实现了计算机化,中药材产地适宜性评价与中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具体进行中药材产地适宜性分析中,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陈士林组织的科研团队以药用植物为主,选取具道地、名贵、大宗、常用、特色并具地域性、代表性的药材,如人参、三七、丹参、党参、当归、金银花、川贝母、川芎、黄连、杜仲、黄柏、天麻、半夏、石斛、黄精、天冬、吴茱萸、阳春砂等共150多种,以中药材分布具有明显地理特性,中药材生长与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的重要生态因子值(如温度、湿度、降水量、日照度等),进行其生态适宜性数值分析、数值区划与生产布局,并对中药材适宜区分析研究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探索与讨论。在上述基础上,切实开展了中药材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研究,进—步研究建立了“中国中药数值区划”,并出版了《中国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一书,更有力推进了中药区划指标体系的确定及综合定量评价研究,给中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与适宜区分析和中药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11〕。这样,更利于定量科学在以道地药材为代表的中药区划领域的研究和深化,有力推进了中药区划和中药科学与区域经济的更好发展。

3中药材GAP检查认证与贵州中药材产业发展

3.1中药材GAP认证检查与监督管理自2002年4月中药材GAP颁布与认证实施以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全国中药材GAP认证检查、评定标准、培训检查员并施行认证等工作,截至2014年6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先后分22批审查并公告了100多个GAP基地,其涉及企业80多家,中药材品种50多种,基地分布在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仍在有效期内的基地还有50多个。在中药材GAP施行工作中,我国还与有关国家合作,制订了世界卫生组织已公告的GACP。经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实施中药材质量管理规范,有利于中药材规范生产,保证质量,有利于保证中药材的安全有效与稳定,有利于中药产业“第一车间”的建设。我国中药材GAP的实施,迈出了中药材规范化生产重要一步,促进了一部分道地药材的生产和质量提高,改善了中药材生产组织形式和流通方式,发挥了稳定原料药材质量的作用:促进了中药产品品牌的树立,一定程度推动了中药工业与“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一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村就业及生态环境改善,促进了中药农业技术进步和中药农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中药材GAP的实施,得到了国家各部委局和地方政府对中药材规范化生产的支持;中药材GAP的实施,有力提升了我国药品管理的国际形象。但我国中药材GAP也面临严峻挑战,对中药材GAP实施必要性还有待统一认识,中药材GAP相关法律规范尚需进一步完善,中药材GAP认证条款和组织方式亟需完善,与中药材GAP认证基地及认证药材配套的法规政策尚有缺位,中药材GAP基地建设还有待多方促进机制的建立,中药材生产SOP、药材质量标准和基地信息化平台建设亟待完善和提高,中药材GAP基地认证中和认证后的监督管理尚待加强。

3.2贵州省中药材规范化生产与GAP基地建设正在蓬勃发展20世纪80~90年代,贵州在全省中药资源普査基础上,研究建立了贵州中药区划。这为贵州中药民族药产业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在切实加强“第一车间”建设,确保其原料药材的“安全,有效,稳定,可控”起到重要作用。贵州中药民族药产业正在顺应时展潮流,紧紧依托独特的气候和生物资源优势,坚持“大健康”理念,省委、省政府己将中药材产业明确为贵州省要着力打造好的“五张名片”之一。实践证明,中药材产业是贫困地区调结构、促增收、保生态、可持续的最现实、最有效的产业之一,是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4年,省委、省政府分别于施秉县、赫章县、都匀市和铜仁市召开全省中药材种植现场会和贵州中药材产业发展推进会后,对我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进行了部署,提出了发展37万公顷中药材种植(含保护抚育)面积目标,并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为中药材产业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从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等给予大力支持。贵州特别重视发展“十大道地药材”(天麻、杜仲、石斛、半夏、何首乌、吴茱萸、续断、钩藤、黄柏、白及)、“六大苗药”(淫羊藿、艾纳香、吉祥草、头花蓼、山银花、刺梨)等“大健康”产业原料药材、林下种植与石漠化山地种植药材(如桔梗、茯苓、党参、丹参、玄参、薏苡、百合、葛根、厚朴、生姜、鱼腥草、花椒等)的基地建设与产业化发展。至2014年6月止,贵州已有何首乌、太子参、头花蓼、淫羊藿及金钗石斛通过了国家中药材GAP认证并公告,有力地促进了贵州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12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明确要求我省要进一步“积极推进中药现代化,大力发展中成药和民族药”;“支持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办公厅关于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中药材产业化中药现代化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民族药业和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着力建立健全加快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研发、种植、加工、监管”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明确省科技厅主要负责开展中药材资源调查保护、优良品种试验示范、推广,加强中药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开发;省扶贫办主要负责推进中药材规范化和规模化基地建设,建立中药材良种选育及种子种苗基地,发挥中药材加工企业作用,配合相关部门,共同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主要负责拓宽中药材产业链,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等主导产品,积极向食品保健品、日化及消毒杀菌产品等领域延伸,共同推进中药材的加工生产;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加强中药材质量监管,规范中药材购销渠道、加大市场巡查和抽检力度,依法打击掺杂制假、以次充好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共同推进中药材种植GAP认证和中药材市场监管。贵州省政府政府还明确规定,“从2012年起,每年从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资金中安排1亿元和中央补助的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中安排0.7亿元以上用于支持中药材产业发展”。如2013年中药农业种植(含抚育)面积己突破20万公顷;中药工业总产值达240亿元。2014年9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又了《贵州省新医药产业发展规划(2014-2017年)》和《关于加快推进新医药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吹响了贵州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医药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冲锋号。进一步围绕贵州天麻、杜仲等18个道地特色中药材大品种,在全省38个重点县(市、区)打造规范种植及良种繁育基地,决心到2015年实现贵州中药产业“双500”目标(即种植面积达33万公顷,中药工业总产值500亿元以上)。可以说,今后几年是贵州中药材产业提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难得的黄金期。

4结语

区域经济论文论文范文第2篇

1.破坏生态环境尽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短期内也使本地区GDP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有些还是不可逆转的,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悲惨性增长、创造性破坏”,此外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模式有着很大的隐患和后患,如果不加以纠正,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每创造1亿美元的GDP,就要消耗12.03万吨标准煤,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的4.3倍和11.5倍,甚至还是印度的1.2倍,能源利用率不及美国的1/3,日本的1/10[2]。目前,社会各界关注的雾霾问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2.破坏市场均衡各地区产业基础不同,经济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不同,但为了完成上级下派的硬性指标,往往采取既简单又直接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地域、行业之间的不平衡。比如,2011年北京万元GDP能耗仅为0.46吨标准煤,居于全国最低,而最高的宁夏是2.28吨标准煤,其间有0.82吨的差距。此外,为了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多数地方都是“一刀切”,强制关停一批能源消耗大的中小企业,人为打破了公平竞争,造成了行业垄断,而那些真正高耗能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因为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免于处理。更为严重的是,为了追求单一指标的下降,在某些低能耗行业也开始了重复性建设,引发了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市场机制的扭曲、价格信号的失灵,最终影响的还是市场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基于科斯定理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在上述过程中,表面看是政府自身行为的矛盾,背后反映的是市场体制和行政体制的矛盾,一方面是市场机制的逐利行为,另一方面则是行政体制的内部压力,二者的结合处就是政府。特别是在我国,地方政府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又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它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决策选择上,存在着矛盾的地方。应当讲,科斯定理为走出这一困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然而它又存在自身逻辑上的矛盾和与实现相脱节的矛盾,应该加以必要的修正。

(一)庇古税存在的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法,来纠正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额,以防止排污者污染环境的行为,从而使环境外部性的问题得到解决[3]。但是这种办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诸多问题。一来政府征税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况且这些成本都是净损失,需要由社会来承担,这无疑又一次加重了整个社会的负担。假如税率设置得不科学,还有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失调,引发市场的不均衡。二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削减政府节能减排的动力,助长企业破坏环境的行为。因为政府作为“理性人”,也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具体说来,就是由于按照这种制度安排,企业排污量越大,交的税相应也越多,而政府作为以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利益主体,自觉不自觉地就会默许企业的排污行为,甚至可能还会有意扶植这样的企业发展。

(二)科斯定理在节能减排中的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法。他在其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其观点被他的后继者归纳为科斯定理,即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能够通过当事人的高效协商加以解决,从而达到了利益均衡,实现了整体利益最大化。所谓某些条件,主要指两点,一是财政权是明确的,二是交易成本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进一步来讲,无论在开始时产权赋予了谁,市场交换都可以自行解决某一方侵害另一方利益的问题,并且最终结果都是均衡的、有效率的,这也就是说,和私人物品一样,拥有较大外部性资源的配置同样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过程中,政府只需要做两件事,一是明确和规范产权,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基于这种理论的指导,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开展了污染物排放权或排放指标的交易。应当讲,与庇古税相比,科斯定理无疑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对于解决我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行为困境,更是有着积极意义。因为按照它的说法,地方政府不用直接干涉市场主体的行为,只要成功做到上述两个方面,市场自然会平衡好各方利益,与此同时,地域经济也会实现快速均衡增长。

三、新型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运用市场来解决外部性的分析范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体制对市场体制的干扰,对于规范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促进节能减排,都有着积极作用。但遗憾的是,科斯定理也是建立在多重假设的理想模式之中,更重要的是,他把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通过假设的方式,人为悄悄地“删除”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实践效果。

(一)对科斯定理的必要修正首先,资源环境都是公共产品,在名义上是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但实际上存在所有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因此规范产权一说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更不可能把资源环境变成少数人享有的独占品,这就决定了无法通过私下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其次,即使能够通过交易协商的方式,使双方的权益得到保护,但也无法制止企业对环境的破坏行为,特别是当企业看到排污依然有利可图时,必然会变本加厉,最终污染环境所付出的代价,还是要由整个社会、全体人民来承担。第三,科斯定理假设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很小,这与实际情况相差更远,尤其当环境污染威胁到了当地居民的生命健康时,解决起来就更加棘手,一旦启动司法程序,交易成本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会大幅增加[4]。第四,环境具有不可恢复和不可逆转的特点,即使当事双方达成了解决方案,受害一方也得到了满意的补偿,环境质量恶化的净损失仍然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此外,作为单个居民,也因为环境外在性的影响,缺乏修复的内在动力和现实能力。第五,地方政府虽然没有了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但在裁决纠纷时却扮演了重要角色,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考虑,也会变相支持企业一方,使自己不能处于公正位置。科斯定理所描绘出的完美市场图景,就是把所有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简单归结为市场交易行为,再通过假设交易成本为零,直接得出了有效市场的结论。对此,如果不加修正便直接移植到节能减排上,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另外,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均衡问题,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总量问题,前者所追求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均衡,也就是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与总体利益最大化之间还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同个人理性并不能代表集体理性的道理一样,个人利益的总和永远不能等同于总体利益。

(二)新型社会治理体制的建立坚持科斯定理的合理性,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节能减排中的积极作用,构建相应的制度框架,保障企业、行业和区域之间的公平发展、均衡发展;对科斯定理加以必要的修正,就是基于弥补市场先天缺陷的考虑,重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在节能减排中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建立多元的社会治理体制予以保障。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率先提出的,主要是指各类社会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同一平台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共同管理其公共事物。与以往相比,这种新型模式更加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的民主化、法制化。具体到节能减排中,就是通过政府、企业和当地居民的协商交流,共同谋求解决的方案。政府可以通过审批、补贴、处罚等各种手段,严格把好市场准入关,坚决防止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进入市场;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促使不达标企业有序退出市场。当地居民也可以根据环境污染程度以及对自身利益的损害程度,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自身利益的补偿。总之,就是要通过政府管理、市场杠杆、社会监督三管齐下,形成推进节能减排的联动机制。

四、大力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句话形象准确地表达了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确,我们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决不能损害我们共同生存的物质基础。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有两条原则必须认真把握:一是必须坚持市场在节能减排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必须坚持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监管作用,二者既不可缺位,也不可错位。具体来讲,一方面,由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可以保障企业、行业和区域之间的公平发展、均衡发展,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实施监管,可以有效补充市场的缺陷和不足。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实行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节能减排等行政行为定期开展考核评价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和机制,捆住了地方政府和领导的手脚,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助长了他们的趋利行为。比如,各地普遍存在唯GDP和财政收入至上的惯性思维,为了完成这一指标,不惜牺牲资源环境,乃至后世子孙的利益。由此看来,建立科学多元的一揽子绩效考核指标应当成为当务之急。一是绿色GDP。所谓绿色GDP,指的是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形成的国内生产总值[5]。简单来说,就是从现行的GDP中减去环境污染等因素带来的经济损失。二是节能减排指标。不只是关注单位GDP能耗下降的比例,还应考虑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产品能耗下降的程度;不仅满足于纵向比较,还要考虑行业之间、同行内不同规模企业之间能耗的比较。

(二)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环保产业主要是指,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标的物质生产部门,具体包括节能、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涉及节能环保技术与装备、产品和服务等。在我国,环保产业是朝阳产业,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各地区可以通过大力扶植环保产业的发展,来弥补节能减排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从广义上讲,环保不是专指某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而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理念或技术,它具有很强的辐射、渗透作用,能够带动其他行业在技术装备、生产工艺、服务方式、管理模式上的革新,具有很强的外部正效应,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首选。从这个角度来讲,环保产业影响的将是整个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此外,还要重视发展循环经济。这也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它坚持以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把下游的废物变成上游的原料,进而变成供消费者使用的商品,从而实现对产品从“生”到“死”的全程呵护。

(三)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排污权交易,是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在排污者之间进行排污权的交易,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治理污染的目的。目前,排污权的有偿使用和交易,已经是西方发达国家节能减排的主要方式,他们从中获取了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尽管这一制度在我国已有了成功实践,但仍处于“草创”阶段。让企业以购买排污权的方式,进行扩大再生产,并通过出售没有用完的排污权收回资金,就能够使节能减排从企业的被动行为变成主动行为。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17年年底基本建立这一制度的目标。这一利好消息,对于促进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治理,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区域经济论文论文范文第3篇

(一)没有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调查显示,很多园林类高职院校没有建立健全“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考评体系,也没有出台“双师型”教师与职称评定、岗位津贴、考核等事宜相关联的细则,导致一些教师得过且过,不重视职业能力的培养与锻炼。

(二)师生比例不合理,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少根据对黑龙江省5所园林类高职高专院校的调查,师生比普遍达到1∶20。近年来,学校已采取措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学生和教师的情况有所改善,但还有一些仍很不平衡,师生比例最高的学校达到1∶31,师生比例最低的学校的也是1∶15。从高职教师承担的任务来看,不仅有传统的理论教学任务,还承担着指导任务。并且因为生师之间的比例偏高,导致高职高专教师应付日常教学工作已倍感疲惫、精力不足,难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很多教师本身就缺少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不能得到更好的补充和提升,而“双师型”教师的比例相对也就比较偏少。

(三)参与社会实践培养的专业教师很少目前的高校教师管理机制不够完善,与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尤其是“双师型”的教师团队没有比较健全的制度机制来制约,有些专业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只是流于形式,没有深入的实践学习;学校与园林企业合作只是表面形式,校企合作的共同锻炼、培养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特别是近年来高职院校扩招,专任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企业一线参加社会实践,每天都是满负荷的教学任务。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双师型”教师的比例大约是50%。

二、以校企联盟理事会为契机,共建“双师型”师资队伍的措施

高职教育要根据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特色,来建设独具特色的生态类高职院校,为当地的一些园林企业单位输送较为优秀的技术型知识分子。这就要求打造一支不仅专业知识扎实、技艺优良,而且要具备熟练的专业实践技巧的“双师型”师资队伍[3]。

(一)完善专业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再教育培训制度自主培训、校本培训和校外企业培训可以作为专业教师再教育培训的三种培训方式。加大经费的投入,每学期制定合理的专业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培养计划与方案;按照计划分期分批地将专业教师分配到园林企业、苗圃、施工现场参加短期的技术技能培训、学历进修、岗位实践培训等。也可以通过校内聘请专家、国内参加学习班、国外出境学习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专业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技能,鼓励专业骨干教师申请第二职称,主动考取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指导学生参加各种职业技能大赛。

(二)建立健全专业教师挂职企业锻炼奖惩机制完善《专业教师下企实践锻炼管理暂行规定》《校企合作师资建设方案》等相关制度,统筹要求专业教师每学期到企业挂职锻炼实践不少于1个月;依托校企合作平台为教师提供流动培养机制,将企业请到校园,让教师参与企业的运营,协助企业完成科学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任务。对于专业教师走入企业表现优秀者给予奖励;表现不好的给以相应的惩罚。(三)加大校外兼职教师聘请力度,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以园林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为着眼点,聘请行业专家、企业技术骨干和技能熟练的人员组成兼职教师的资源库[4]。由行业、企业专家指导学生的实践教学,开展专题讲座及其相关的研究。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兼职教师也可以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探讨,以及教材的编制、课程改革方案的制定与教学实践。

三、“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初见成效

(一)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培养由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担任专业带头人,专业带头人可以将理论和实践相互融通,促进教师团队发展。培养专任教师为专业带头人,培养兼职教师即高级工程师为校外专业带头人。通过校外专业带头人提高高职院校校内专业带头人的实践技能。大力提升校内专业带头人的行业、社会影响力,使其尽快成长为具有高知名度的教学、生产、科研领军人物;利用校外专业带头人丰富的实践经验,参与课程的建设与改革,同时提升校外专业带头人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加大专业教师的培训力度,积极选派专业教师参加培训。加强教师的继续教育,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提高专任教师的实践水平。

(二)应用型教学队伍建设成效学校要求以任务作为驱动,动员教师走进园林企业锻炼、实践、服务。如黑龙江生态工程学院生态工程系园林类专业教学团队,现有专业教师32人。通过考取职业证书,目前已有国家林业局考评员11人,2人获得造价员证,5人获得景观设计师证,1人获得国家二级建造师证,14人获得花卉工考评员证书。“双师型”教师由原来的20人增加到32人,形成了一支“名师+骨干教师”兼备的真正的“双师型”教学队伍。拥有如此的专业教学队伍,才能更好地为企业提供服务,因为教师获得了行业中相应的资格证书,证明该教学团队对园林专业知识和技能掌握的熟练程度,具有为企业行业服务的资格和能力。

(三)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以黑龙江省园林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为着眼点,特地聘请了行业专家、企业中的技术骨干和具备熟练技能的人员等组成了一支大约30人的兼职教师资源库。由骨干、专家亲自指导学生的教学实习和顶岗实习,举办专题讲座、研讨会。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兼职教师还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讨论、教材的编制和课程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

区域经济论文论文范文第4篇

1.1与司法制度有关的制约因素

目前新疆的外贸结构仍然是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一般贸易次之,以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形式为辅的结构。这种贸易结构决定了主要的支付方式不可能是信用证、保理这些对卖方来说风险较小的方式,而只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方式或是风险较大的赊销方式。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新疆周边国家经济滑坡,市场需求缩小,再加上当地货币贬值严重,结汇风险加大,对新疆对外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为了留住客户,商户们只能“无条件”地答应外商的一切要求。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外商欠款金额日益庞大。但这些欠款纠纷很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制约了外贸的良性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1.1法律文书的送达难目前,由于中亚国家还不是《海牙送达公约》的成员国,因此,中国法院在送达法律文书时就不能理所当然地适用该公约。公告送达虽然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式,但是,对方当事人往往并不是下落不明,而是我方当事人不知其下落,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对适用公告送达的要求。并且,如果国外一方当事人在中国法院应诉,但庭审后又返回其国籍所属国,此时,送达裁判文书的问题就很难解决。

1.1.2涉外案件执行难在新疆发生的大部分涉外经济纠纷主要是拖欠货款纠纷和合同纠纷,一方当事人与案件有关的可执行财产,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般都不在中国。这使得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即使得到了判决或裁决,结果也很难得以执行。

1.1.3仲裁机制没有得到利用新疆各级人民法院既没有收到过来自中亚国家的各级法院协助执行裁决的请求,也没有向中亚国家法院发出过要求他们协助我国法院执行民商事裁决的请求。事实上,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缔结的民事和刑事双边条约中都规定了缔约双方应根据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相互承认与执行在对方境内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以仲裁方式解决经济纠纷,本来是一种最佳的方式,但是在中亚外贸中,仲裁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1.2与金融政策有关的制约因素

1.2.1出口信用保险普及率低出口信用保险是通过承保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对企业在对外投资、出口贸易和对外工程承包等经济活动提供风险保障的一项特殊保险,是政策性的保险,保险机构一般都是国有企业或国家机关。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际通行做法,是世界各国用来支持本国企业从事出口贸易的一项政策性措施,其目的在于通过国家承担出口可能存在的特定风险来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内地外贸企业投保率达20%~30%,疆内外贸企业投保率却不足6%。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是我国唯一一家经营出口信用保险的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新疆专项工作办公室已于2009年6月在新疆成立。目前全疆企业投保金额累计达10亿美元,已经有7家企业得到了赔付,赔付金额超过200万美元。但是仅乌鲁木齐就有数千家外贸企业,累计只有65家企业投保,连百家都不到。事实上,与内地同行相比,新疆外贸经营者面临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更多、更大,但不少中小外贸企业在防范风险时依然相信“一手交钱、一手接货”是最好的交易方式,在赊销时也没有选择参保。这种观念使他们无法利用政府鼓励企业参保的优惠政策和出口信用保险的融资作用,极大地阻碍了外贸发展的规模。另外,一些参加保险的要求也将绝大多数从事边境小额贸易的个体商户拒之门外,如何从制度层面提高出口信用保险的普及率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1.2.2结算货币政策配套不到位在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边境贸易中,边境小额贸易主要还是以美元现汇计价结算。以人民币结算的报关、核销、退税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外贸企业在进出口业务中即使在少数情况下有人民币计价结算需求,也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策环境,在实际操作层面难以实现。尽管2010年4月,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颁布了《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免)税试点的通知》,新疆被纳入试点范围,2010年10月,新疆又成为中国首个开通跨境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地区,但是,在新疆外贸企业与中亚国家开展对外贸易的实践中,由于近几年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升值的汇率变动,中亚商人在出口时倾向于选择人民币,进口时选择美元结算,加上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跨境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形成人民币流出多而流入少的局面,无法形成人民币跨境流通,没有实现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目标。

1.3与俄白哈关税同盟有关的制约因素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是新疆最主要的两个外贸伙伴。但是,随着2010年7月5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的正式成立,由于俄白哈三国的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本来就存在竞争性以及高度的同质性,缺乏互补性。所以,该关税同盟缺乏广泛的经济合作基础。因此,该关税同盟对三国来说,产生的福利效应有限。然而,对于我国来说,却存在我国向关税同盟成员国出口的商品被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替代的危险。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关税同盟成员国所生产的同类商品。在机电产品出口方面,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与我国差距较大,无法在短期内对我国出口造成威胁。但在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其制品、矿产品、化工产品方面,俄罗斯对哈出口相比我国有明显优势。再加上关税同盟造成的内部贸易转移的效应,我国对哈萨克斯坦这五类产品的出口极有可能被俄罗斯甚至是第三国所取代。事实上,自从俄白哈关税同盟正式运作后,新疆与哈萨克斯坦间进出口贸易额已经由于关税同盟的消极影响产生了明显的下滑,两国间贸易额占新疆外贸总额由2010年的54.06%降至2013年的44.45%,降幅达到9.61%。另外,在独联体内建立类似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同盟是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布局之一。俄白哈关税同盟只是第一步,如果可以实现,未来的欧亚经济联盟还将包括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到时,中国将是上合组织内唯一不属于此联盟的国家,上合组织的其他国家将不再有在上合组织层面推动经济合作的动力。

2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对问题的解决

2.1依靠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各国司法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外商恶意欠款,主要是商户之间恶性竞争造成的恶果,只要这种恶性竞争存在,恶意欠款的现象就一定会出现。在行政管理方面,面对这种问题,可以考虑成立行业协会,形成行业自律,避免商户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恶性竞争,造成整个行业的集体损失。商务局、商务厅、工商管理局等上级管理部门,则应控制经营摊点的数量,以免因“过剩”而导致商户相互恶性竞争,给外商欠款机会。在司法协作方面,事实上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签订了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司法实践协助从未真正启动过,这才会产生上文中提到的送达难、执行难的问题。如何在不违反法律或者不破坏国家主权以及安全的前提下,贯彻条约规定的司法协作条款,最大限度地保障我国权利人合法权利的实现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认为,如今上海合作组织已经迈入深化务实合作的新阶段。2013年9月,国家主席访问中亚国家期间提出了强化上合组织成员国务实合作的倡议以及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将中国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务实合作的设想更加具体化,受到各成员国欢迎。安全与经济合作是上合组织这架大飞机的两翼。中国与中亚国家理应成为执法领域关键性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以依靠上海合作组织这一重要平台,加强各国司法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具体形式可以是法院高层互访、法官培训、信息共享、相互提供调查协助。毕竟加强司法合作无疑对于打击犯罪和促进经济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2.2推出为中国—中亚贸易量身定做的出口信用保险中国信保的宗旨本来通过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保险等服务,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中国信保成立以来截至2012年末,累计支持的国内外贸易和投资的规模约1万亿美元,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43.4亿美元。同时,中国信保还带动160余家银行为出口企业融资约1.5万亿元。帮助广大外经贸企业破解了“有单不敢接”“、有单无力接”的难题。中国信保承保的风险主要有商业风险,包括买方拒收货物、拖欠货款、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等;政治风险,包括买方所在国发生战争或暴动等。由于最常见的险种——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都不适合中小企业,中国信保为年出口额在2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推出了短期信用保险产品——“中小企业综合保险”。虽然这种险种设定在上海、江苏、宁波、厦门、福建、山东六地试点,但是中国信保对可以操作此种业务的地区实际是不做限制的,因此,在实践中后来又增加了安徽、河南两地。新疆还没有操作过此类业务。浙江省兰溪市政府2013年决定将为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埋单”。年出口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保险费将由兰溪市政府统一安排支付,而且这一政策将保持三年不变。相信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下,已经从事外贸出口的小微企业在这三年内必定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减少外贸出口坏账损失,没有从事外贸出口的小微企业也可能因为此政策产生从事外贸的信心。即使三年后这一政策结束,相信经过此政策的帮助,已经了解了信用保险的企业也将继续投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也应当注意到出口信用保险的重要性,借鉴此种财政补助政策,这样除了可以收到上述讲到的益处之外,还可以吸引内地企业到新疆注册出口企业,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仅仅将新疆作为一个出口通道。中国信保还推出了一种新险种“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贸易信用保险”,这是义乌市人民政府引入的政策性信用保险机制。这是中国信保第一次为特定地方外贸出口量身定做一种信用风险保障工具。这项险种针对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交易特点为商户提供贸易收款风险保障以及信用风险管理咨询服务,帮助商户合理选择贸易伙伴、化解收款风险、扩大交易规模,协助义乌市人民政府进一步推动义乌市场的贸易发展。由于对中亚出口贸易无论是政治风险还是商业风险都相对较高,边境贸易居多而且我国与中亚国家司法合作不足,本文建议新疆人民政府也可以引入此种方式,连同中国信保推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贸易信用保险”“、喀什经济特区贸易信用保险”,这些新险种都应当着重于为从事边境贸易的新疆出口企业选择贸易伙伴、化解收账风险。甚至可以设想,这些新险种可以将投保主体扩大到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经营的哈方企业以及在喀什经济特区落户的外方企业。

2.3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金融合作应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作用,从国家层面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签署金融合作框架协议。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对新疆外贸的重要性以及与哈萨克斯坦已有的金融合作,可以以哈萨克斯坦作为突破口,商讨放宽金融机构互设准入限制,商讨形成人民币与坚戈之间的市场汇率,而不是通过美元套算。在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设立跨境人民币服务中心,推进与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币流通与循环。鉴于实现人民币结算的前提是外方银行必须有人民币储备,推动人民币在中亚国家充当外汇储备货币才是当务之急。次贷危机对美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削弱了各国对将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信心,但没有动摇美元的结算功能。因此,想要在中亚国家实现人民币结算很难,但是减少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之一却并不很难,可以实现双赢的效果。因此,国家高层应利用上合组织平台说服哈萨克斯坦当局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的一种。这样,中亚的贸易商可以将通过贸易获得的人民币存入当地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可以将人民币存入当地中央银行来兑换本币或美元,中央银行可以与我国央行兑换美元。由此,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会增加,人民币的流入流通也会渐趋平衡。另外,我国应考虑在上合组织平台中,用人民币对中亚国家进行援助。2013年11月30日,国务院总理在塔什干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提出深化上合组织务实合作六点倡议。其中第四点倡议就是加强金融合作。发挥好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作用,推进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为成员国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提供融资支撑。加快实现成员国间本币结算,中国也愿意设立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欧亚国家的“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这一合作基金就可以以人民币向上述国家提供项目贷款等支持。

区域经济论文论文范文第5篇

作为经济区的核心和重心,同时也是增长极的城市对周围地区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通常把城市间的相互引力作为衡量影响城市间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把它作为经济区划的重要依据。本研究基于由空间相互作用原理产生的引力模型来量化计算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它是根据距离衰减原理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构造出来的一个模型,其公式为。式中:Pi、Pj分别为i、j城市的总人口;Gi、Gj分别为i、j城市的经济规模(用GDP总量衡量);Dij为i、j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Rij为i、j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引力模型只考虑了影响空间相互作用的少数因子,仅能粗略地估算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力,即以人口和GDP作为城市质量的度量方法显然存在较大的缺陷,无法完全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全貌,因为城市发展程度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决定的。事实上,目前许多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区域综合发展质量评定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城市的综合发展质量。此外,对模型建立过程中城市间距离问题的确定,起初很多学者简单地使用直线距离,但随着道路网络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简单地采用两点间的直线距离为标准,就会出现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在交通便捷的地方,道路直线距离已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本文用两地间到达的最短的时间距离进行代替。式中,Rij代表两个区域间的空间经济吸引力;Mi、Mj分别表示区域i和区域j的“质量”,代替人们常用的人口与GDP的乘积来衡量区域城市发展的质量;Dij表示两区域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本文采用google地图软件测度两城市间的时间距离;k为经济引力系数,为简便起见,本文取k=1。本文借鉴已有参考文献有关城市发展质量以及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相关指标[15-17],以综合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为原则,将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4个维度和24个指标(见表1)。

二、城市经济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构建的城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2年的指标数据为分析对象。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2013》,部分指标数据经过整理而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城市质量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数据信息的情况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多变量数据进行最佳综合简化的多元统计方法。一般步骤包括:数据标准化后计算其R阵、R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根据主成分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最后合成计算各主成分得到综合评价值。利用SPSS软件对所选择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各评价维度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通过SPSS分析软件的因子分析功能对表2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矩阵,见表3。如表3所示,方差贡献率累计是85.920%,根据累计贡献率需大于85%的原则,提取第一主成分F作为新的变量指标来计算各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由此,计算出江西省各个城市的城市质量,见表4.

(二)江西省城市联系度的测算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根据Google地图搜索得出城市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见表5。

(三)结果分析从城市质量计算结果(表4)可以看出,江西省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差距较大,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群中的要素基本流向了南昌市、九江市和赣州市,它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内其他城市,其中以南昌最为明显。另外与前人简单以人口和GDP等指标进行测量相比,从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多方面采取指标进行测量,其结果更加全面和准确,更加真实反映了江西省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表6)中可以看出,以南昌作为核心城市而言,其对九江、抚州、新余、鹰潭的吸引力最大,这几个城市可以被看成一个以南昌为首的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作为赣南的赣州,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较高,但是它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却很有限,仅对周边城市吉安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大。处于赣西的宜春、萍乡、新余三市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城市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作用也较为有限。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也可看出。以时间距离来代替直线距离,更能反映当前的交通发展现状,其结果也更加直观[21]。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2011年10月,江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构建“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发展格局。为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战略,江西省依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大力构建多极支撑、多元发展的区域发展升级新格局。然而,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江西省依托两大国家战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江西省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以南昌为中心,呈现出明显的中心空间结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进一步完善江西省的区域发展格局,增强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快推动昌九一体化建设南昌与九江城市发展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要实现龙头昂起,进一步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必须要做强南昌,做大九江,加快推进昌九一体化建设,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一方面要重点推进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南昌市作为江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其经济发展质量以及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度都较高,所以应积极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积极推进南昌大都市区建设,加快形成南昌一小时经济圈,充分发挥南昌对省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与南昌经济联系强度最高的九江,应积极推进九江沿江开放开发,充分发挥门户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快临港产业开发,积极发展商贸旅游业,把九江建成具有鲜明赣文化特色的赣北区域中心城市、现代化港口旅游城市、区域性物流枢纽和长江沿岸重要工业基地。总的来说,要推动昌九一体化发展,两地应进行规划统筹,实现规划上的一体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接轨,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按照各自的产业特色和产业结构推动双方产业调整,实现产业的互补对接、积极推进金融、通讯、公共交通一体化;实现服务一体化,最终实现昌九同城效应。

(二)积极支持赣东、赣西区域发展从城市发展质量和联系度来说,赣东、赣西地区城市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城市之间联系不够紧密。所以应以沪昆线为驱动轴,加强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优化两翼的区域生产力布局。具体来说,应根据两翼地区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资源禀赋来推动各个区域的发展。处于赣东地区的鹰潭市可依托龙虎山这一世界自然遗产优势,打造文化旅游城市;另外国内最大、世界第三的江铜冶炼基地落户鹰潭有利于该地区打造“世界铜都”和相关产业的物流节点;上饶市光伏、光学、先进装备制造业相较于江西其他地区基础比较好,可以发展成江西整个地区发展这些产业的基地;景德镇市作为“世界瓷都”享誉海内外,依托该产业可以进一步发展瓷文化旅游观光等等。另外,应加快推进昌抚一体化进程,推动抚州的发展,同时实现南昌乃至江西省与海西经济区的无缝对接,承接东部发达省份的产业转移,享受国家支持海西经济区建设的政策溢出效应。对于赣西地区,从萍乡、新余、宜春三市的经济联系度可以看出,三市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应推进新余、宜春、萍乡的城镇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同城化发展,加快打造钢铁、新能源、新材料、锂电、生物医药等产业集聚区,逐步形成一批特色优势产业板块,另外拓宽西部城市与长株潭城市群的合作对接,真正实现两翼齐飞,促进江西省内的均衡发展。

区域经济论文论文范文第6篇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3个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均发生了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变化,东亚区域整体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正迈出关键步伐。第一层,2010年东亚峰会的架构因美国、俄罗斯的加入而再次扩容为更具亚太属性的“10+8”。2011年东盟峰会明确由其主导与FTA/CEP伙伴构建RCEP;并在2012年8月通过《RCEP谈判的指导原则与目标》,11月与中、日、韩、印、澳、新共同启动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截至2015年2月底已进行7轮谈判,成立货物、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经济技术合作等7个工作组负责具体领域的相关谈判,并就制定统一的关税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等重要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市场准入自由化模式、各领域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继东亚峰会谈判各方领导人再次重申谈判时限之后,2015年第21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确认争取在2015年内结束全部实质性谈判。此外,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2009年签署,其修订稿也已于2014年正式生效“,10+3”财金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主席在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上明确,东盟和中日韩致力于2020年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第二层,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与东盟的“10+1”。作为对以“10+”FTA为重要形式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产生过积极示范效应的先行者和中国推动FTA战略的关键依托,中国-东盟FTA(CAFTA)深化与拓展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毋庸讳言。

在深受金融危机冲击和影响的2009年,中国一跃成为东盟的第3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正式运营。2013年,覆盖19亿人口、拥有近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CAFTA如期建成,双边贸易额由2003年的782亿美元跃升至4436.1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1147.8亿美元,是2003年的3倍多。中国提出打造CAFTA升级版,更新并扩充其内容与范围;打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1万亿美元,今后8年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创造中国-东盟未来新的“钻石十年”。2014年8月,CAFTA升级谈判要素文件获得通过,并已于2014年9月、2015年2月分别进行了第1和第2轮升级谈判。主席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争取在2015年完成CAFTA升级谈判。第三层,主要变化在东北亚这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极为特殊的区域。虽然自最早启动的日韩FTA谈判于2004年中断后这一区域的经济合作几无任何进展可言,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韩、中日韩令人欣喜地相继完成FTA联合研究。2012年5月,中日韩三国投资协定签署;同年11月,FTA谈判宣布启动,截至目前已举行6轮;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海关程序、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内的11项内容被纳入谈判范畴,并相应设立11个工作组展开具体磋商,已就货物贸易降税模式达成共识。中韩FTA谈判的推进更是出乎意料的迅速:2012年5月启动;2013年9月,完成第1阶段即模式阶段共7轮谈判;2014年11月,两国元首共同宣布结束实质性谈判;2015年2月25日,草签协定全部文本,据韩联社报道两国同意于2015年上半年正式签署中韩FTA协定。中韩FTA,按照开放时间将贸易产品分为一般(10年内)、敏感(20年内)和超敏感(20年后)3类,经过最长20年的过渡期,货物贸易自由化比率将占到中国关税税目的91%和进口额的85%、韩国关税税目的92%和进口额的91%;纳入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经济合作等17个领域,涵盖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环境等“21世纪经贸议题”,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均首次单设章节;协定生效后两年内,以负面清单模式继续展开服务贸易谈判、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启动投资谈判。中韩FTA实质性谈判的结束意味着其将几无悬念地成为东北亚区域首个FTA,考虑到韩国已于2013年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其对中日韩FTA谈判的具体影响值得期待。此外,虽然截至目前东盟共同体的构建尚有10%的计划未完成,但按照《2009-2015年东盟共同体路线图》其将于2015年建成,而经济共同体是3大支柱之一;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2015年2月表示,未来10年间东盟应成为世界第7大经济体。

这对加强东盟自身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减少对其领导力的质疑和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争议,进而促进东亚整体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同样毋庸置疑。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东亚区域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具备在RCEP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且积极推动谈判进程的责任意识也在日益增强,于2013年9月、10月相继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并为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起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截至2015年4月15日,AIIB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由2014年10月24日启动之时的21个增加至57个;泛东亚主要经济体,印尼的加入使东盟10个成员国全部聚齐,韩国、新西兰、印度、澳大利亚均在其中,只有日本不在其列。加之《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正在努力实施之中。以基础设施的资金支持为契机、加强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为载体,促进区域整体福利的增长和均衡分配以及内部环境的和谐,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能否加速与整合备受关注。

2东亚区域经济制度性合作的推进障碍

复杂的历史问题及其遗留的领土争端等现实的非经济因素,使东亚经济体的民族主义、国家主权意识浓厚,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来说极为重要的共同意识和身份认同欠缺,是东亚区域机制性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作为区域外大国利益集中之地,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以及价值观外交和东亚经济体的两面下注以及骑墙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因东亚区域内经济体实力的不平衡及其相对变动而有所调整,其相应产生的放大效应和战略博弈进一步增加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确定性。福祸相依,有弊有利。也正是由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和TPP谈判进程的加快,才使强调自身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和轮轴地位、以有利于自身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目的、更加关注“10+”框架内大国力量平衡的东盟,最终决定加快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启动RCEP谈判。尽管如此,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过程中的变数依然存在。

就第一层的RCEP而言,虽名为7个经济体但涉及16个国家,虽以发展中经济体为主但也不乏极具代表性的发达经济体,无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诉求的协调难上加难,找到能令谈判各方满意的自由化水平和规则标准的平衡点实为不易。5个“10+1”被视为RCEP谈判所具有的“先天优势”,但日本与韩国、中国,印度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尚未缔结FTA甚至并未启动FTA谈判也被视为RCEP整合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阻力之一。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全面的、高质量的区域贸易协定,RCEP较之5个“10+1”不但覆盖范围更为广泛,而且程度也将进一步加深。无论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自由化,各自敏感产品的范围及例外程度、国家的差别化待遇,都很有可能延缓RCEP的谈判进程。2015年2月的第7轮谈判,印度、韩国、中国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就货物贸易自由化率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分歧,后者80%的产品开放进口要求与前者40%的开放意愿差距甚远;印度对先货物贸易协定再服务贸易协定的做法也一直存有异议。此外还有两点障碍始终不能回避。一是对区域外部的依赖,即外部市场对RCEP的约束。尽管东亚经济体相互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增长速度也较快,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普遍开始重视扩大内需和区域内部市场的整合,RCEP区域内贸易比重还是无法与欧盟相提并论,区域内出口、进口比重全面落后、差距明显;并且与欧盟、北美FTA不同,RCEP的区域内出口贸易比重小于区域内进口贸易比重。二是区域内部的竞争,即结构同构。这同东亚整体对区域外部市场的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之间的替代关系密切相关。以FDI为载体的产业转移使东亚内部经济体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在区域内市场上的相互竞争也在不断增强。

就第二层的CAFTA而言,除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普遍存在的结构同构及其引发的在区域内外的竞争性问题之外,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对东盟经济体参与FTA建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是CAFTA深化拓展、加强内部驱动力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2011年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达226.9亿美元,为2003年CAFTA构建以来的最大值;紧接着拐点出现,2012年中国向东盟出口同比增长20.1%、进口仅增1.6%,实现贸易顺差84.5亿美元;201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虽然出口增速与进口增速的差距有所减小,但依然为11.5%对4.4%,顺差较2013年的445.3亿美元增长43.2%达到637.5亿美元。尽管这与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所扮演的对外经济联系桥梁和纽带角色不无关系,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真切反映出中国在双边货物贸易中对东盟经济体越来越大的冲击。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是中国在东盟的前3位贸易伙伴,尤其越南已由2013年的第5位快速提升至2014年的第2位。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由新加坡和越南所贡献,尤其中国对越南贸易2014年实现顺差438.3亿美元,占到当年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的68.8%。中国的贸易逆差则通常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东盟经济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疑虑和关注以及对CAFTA深化与拓展的积极性,也因此进一步呈现出不同的心态和程度。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已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3大对外投资国,主席在2014年G20峰会上表示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尤其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东盟经济体等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给予资金支持,东盟对中国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和增长机遇的期待越来越大。此外,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CAFTA的产业转移、企业合作正呈上升态势,这是通过区域市场整合基础上的分工深化效应提高相互之间的依赖、减轻外部市场约束的最佳选择;截至2014年9月底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已累计1231亿美元,且中国对东盟的投资70%以上为近4年所为,中国对东盟投资合作中的资源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渐突出,打造CAFTA升级版所需要的和谐环境尚需进一步巩固。

就第三层的中日韩FTA而言,三国强烈的政治意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关系稳定、政治互信是合作得以不断推进的前提。除此之外,还必须面对3点主要障碍。一是经济合作的态度、目标和利益诉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日本在被安倍晋三称为“百年大计”的TPP、RCEP、中日韩FTA之间的权衡与运作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韩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美国因素和“大国平衡战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市场开放的速度与程度、敏感产业的范围与保护、人员流动的规模与限制、区域规则的协调与统一,均需在谈判中通过适当的妥协与退让加以不断地弥合。例如,日本在2013年第2轮谈判中提出10年内将零关税品种提高至90%以上,而其已签订的FTA平均自由化率也仅为85%。二是农产品问题复杂而敏感。其一直是日韩对外缔结FTA需要下大力气克服的难点和阻力,也是中日韩FTA谈判始终无法回避、最为纠结的问题。WTO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的农产品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中国15.6%、日本19.0%、韩国52.7%;最高最惠国税率,三国分别为65%、736%、887%。2012年,日本、中国是韩国农产品第1、第3大出口市场,韩国是日本农产品第4大出口市场,日本、韩国是中国农产品第1、第5大出口市场(欧盟第2)《。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可行性联合研究报告》明确,日韩认为FTA在三边农产品贸易上可能产生的非对称效应和收益的不平等分配,会进一步增加对本国农业部门所受影响的担忧。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农产品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较之2011年的23.3%已有小幅下调,这很可能与日本为促进TPP谈判而采取的相关措施有关,其能否对中日韩FTA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尚待进一步观察。三是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负面清单及准入前国民待遇。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实施,以及中国同意以此为基础展开与美国的BIT实质性谈判并加入TISA谈判,尤其中韩FTA实质性谈判的结束,中日韩FTA同样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对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和金融服务单独设章或附录的争议应该可告一段落,关键在于负面清单的长度。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利益均衡是中日韩FTA谈判能否顺利展开的关键。

区域经济论文论文范文第7篇

天津滨海新区经过几年的飞速发展,区域经济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区域城市面貌发生巨大改观,为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区域经济的提升和滨海旅游业的发展二者存在何种关系,本研究利用SPSS19.0软件做相应的数据分析。考虑常用经济评价指标和滨海旅游业发展评价指标,本研究选取2006年至2012年天津滨海新区的年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天津市年旅游人数作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19.0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如表1和表2所示,天津市旅游人数和滨海新区GDP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相关性很高,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994和0.996,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小于0.01。所以天津市旅游人数和滨海新区GDP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相关关系为正向,且相关性很强。运用SPSS19.0对天津市旅游人数和滨海新区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做回归分析,选择3种模型,得到3个回归方程:线性、对数、三次。图1和图2是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和旅游人数的拟合曲线,可以发现三次曲线的拟合效果是最好的。观察结果分析,发现三次曲线模型的R方最高,也就是模型对数据的解释能力最强,并且模型也是很显著的。发现三次曲线的拟合效果是最好的,所以,最终选择三次曲线模型。根据结果分析中的各个变量的系数值,写出模型的如下表达式,模型的显著性小于0.05,为显著,拟合优度很好。

2滨海新区滨海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随着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规划,国民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来自天津市统计局资料显示,2006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GDP)仅为1960.5亿元,2014年,滨海新区全区生产总值达到9000亿元,占天津市生产总值的57.24%,占全国生产总值的8.65%,年增长率保持在15%以上,为环渤海经济区的快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滨海新区滨海旅游的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滨海旅游的人数和收入逐年递增,2014年全年接待量2200万人次,举办大型展会85场,旅游总收入160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的1.78%,滨海旅游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已经开发形成滨海休闲、现代工业、历史文化、渔乡体验、新区观光五大产品体系,推出了航母主题公园、东疆湾景区、北塘古镇、龙达温泉生态城、空客A320基地等一系列特色景区,借助梅江会展中心承办了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大会等众多会展活动。滨海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滨海旅游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滨海旅游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了推动二者良性互动,必须采取相应对策,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以强化其主导地位。

3滨海旅游业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对策

3.1以政府为主导,宏观布局滨海旅游业发展模式在新区滨海休闲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切实发挥主导作用,从宏观视角科学规划产业模式,合理限定产业类型,布局产业分布,强化产业联系,从而为产业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发挥旅游产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优势,挖掘、吸纳、整合其他产业资源,寻求产业的交叉点、融合点,加快滨海休闲业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延伸旅游产业领域,拓展旅游要素体系,以旅游带动产业集聚,盘活港口经济。

3.2以旅游业为中基,实现相关产业链延伸

3.2.1打造游艇旅游完整产业链游艇是集航海、运动、娱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满足个人及家庭享受生活的需要,提供“游、购、娱、食、住、行”等要素服务的移动的水上旅游综合体,其目标顾客不但包括崇尚高端生活方式的成功人士和精英人士,也是适合广大中产家庭的海上休闲娱乐方式,而且这种集运动、航海、娱乐、休闲、社交于一体的旅游新业态,随着价格越来越亲民,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时尚人士的追捧。新区应积极通过旅游规划,以游艇休闲为中心,积极引导游艇制造维修、游艇驾驶培训的延伸发展,逐步构建从旅游装备制造,到相关技术培训,再到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3.2.2打造邮轮旅游完整产业链邮轮旅游(cruiseshiptourism)是一种以大型豪华游船为载体,以海上巡游为主要形式,以船上活动和岸上休闲旅游为主要内容的高端旅游活动。从旅游产业链角度来看,邮轮抵达之前、抵达、停靠、离开邮轮码头所引发的一系列产品与服务的交易,即通常所指的邮轮旅游业,是一种介于运输业、观光与休闲业、旅行业之间的边缘产业。新区应以邮轮母港为核心,建设游轮配套设施,带动新区生态城区建设;以邮轮延伸产业为依托,以旅游休闲和港航服务两大产业为支柱,进而建设船主题艺术品业、船主题节庆业等业态,借助于邮轮经济带动新区发展。

区域经济论文论文范文第8篇

(二)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影响了社会公平时,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就要发挥:调解社会分配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培训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网络,维护社会公平。财政政策主要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制定实施发展规划,完善和监督市场机制,协调利益关系,并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服务。

(三)充分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促区域经济发展。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模式来影响社会总供求。当供求趋于平衡时采取中性财政政策,以巩固和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当供小于求时则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控制支出,力争结余,减少资金损失;当供大于求时,就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促进市场繁荣和发展。在结构调整功能上主要是通过税收调整、财政补助等,诱导企业和部门将资源往适合经济发展平衡稳定的方向投入。

(四)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财政政策的调整一定要为某一时期的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形势服务,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力杠杆。根据当前的问题和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问题。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财政政策要加大调控力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强化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环保产业。

(五)充分运用税收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增加时会相应提高税收,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又要减少税收,以此防止经济过渡膨胀或走向萧条。更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制定和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从而引导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六)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扶持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急需国家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加大转移支付规模,尤其对老工业基地、革命老区、边远贫困地区、粮食矿产主产区、生态保护区等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减少地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