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论文范文

1中药区划与发展中药材生产、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和相关性

1.1道地药材与中药区划中国“道地药材”,亦称“地道药材”,是指“传统中药材中具有特定的种质、特定的产区或特定的生产技术或加工方法所生产的中药材”〔3〕。道地药材的概念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有“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之说。其后诸家本草及《尚书•禹贡》等相关典藉均有记述。例如,陶弘景早有关于“蜀药”、“北药”的提法,是以大地区冠名的最早记述;金元时期,中医药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直至明朝,中医药学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交流与提高。明代《本草品汇精要》专设“道地”条,指出在诸多产地中以何处为胜,如苍术,产地“出郑山山谷、汉中、南郑,今处处有之”,“道地”条则进一步指出“茅山、蒋山、嵩山者为胜”。“道地”可以理解为值得称道的产地,也就是当时公认的优质药材产地。至今,诸如“川广云贵,南北浙怀,秦陕甘青”等地所产的道地药材在中药市场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践证明,道地药材反映出的科学内涵与中药区划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研究中药区划与实施中药材GAP,以道地药材为主体的研究方法与遵循原则是切实可行的。这也是对以道地药材为主体对中药材生产合理布局、发展区域经济与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保护抚育与可持续利用客观规律的生动反映〔1,4〕。实践证明,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与其GAP生产基地建设,必须和中药资源的区域开发、生产发展及其保护抚育紧密结合,绝不能以恶化环境、牺牲生态效益为代价地盲目发展。

1.2中药区划建立与中药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历史和实践证明,早在我国上古三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以及宋元明清之后,有关中药资源、中药材生产与其生态环境、分布区域及药材加工、流通应用等方面,都有着极为密切相关性并具良好客观基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药事业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以植动物为主的中药资源与中药材生产发展实践表明,道地药材为主体所反映出的科学内涵与中药区划、中药材生产均有紧密内在联系,更有蓬勃发展。中药区划是发展中药生产及合理开发护育中药资源的重要基础。从上既充分体现了我国“道地药材”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历程,也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中药材的道地性、特殊性和继承性,并反映出中药材生产的产地适宜性、区域性与中药区划的相关性,也反映出中药区划的萌芽与客观存在的基础〔1,4〕。这充分体现了中药区划与中药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相关性;中药区划建立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发展中药材生产及其产业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贵州省近30年来中药材生产发展的实践也有力证明,只有切实做好中药区划、道地药材与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的紧密结合,抓好中药资源保护抚育、中药材生产与合理开发利用,才能既保住“青山绿山”(保护生态环境),又抓好“金山银山”(发展区域经济),以达中药区划建立与中药产业的协调发展。

2中国中药区划

中药区划认识论与中药区划学的研究发展中国中药区划、中药区划认识论与中药区划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基础上研究建立与相继提出,并在各省(市、自治区)中药材生产实践中不断应用与发展的〔1,5〕。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和人类保健康复的需要,也是对祖国医药学继往开来和对建国以来中药材生产实践经验与教训认真总结的成果,并为其进一步研究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论道地药材的系统研究”〔6〕“试论中药区划与中药区划学的研究建立与发展”〔7,8〕“中国中药区划的研究与建立”〔9〕“中药区划认识论”〔1〕等有关道地药材、中药区划的研究成果与论著,道地药材与中药区划相关性、中国中药区划的研究与建立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有力促进了中药区划的研究发展。笔者在深入实践研究基础上,并结合我国中药材生产发展的需要,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了“中药区划认识论”和“中药区划学”的研究建立与发展方向,强调了科学技术进步、学科发展对生产力应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高度重视与好评,认为这是继谢宗万研究员提出“中药品种新理论”后,对中药新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专论研究成果,对中药新理论认识与新学科建设,对中药材生产合理布局、规范发展与中药材GAP基地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并为中国中药区域化生产与中药材生态适宜性区划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infor-mationSystem,GIS)、遥感(RemoteSensing,R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GPS)技术(以下通称为“3S技术”)对地观测等空间技术的发展及气候资料数据库的完善,生物适生地分析已实现了计算机化,中药材产地适宜性评价与中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具体进行中药材产地适宜性分析中,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陈士林组织的科研团队以药用植物为主,选取具道地、名贵、大宗、常用、特色并具地域性、代表性的药材,如人参、三七、丹参、党参、当归、金银花、川贝母、川芎、黄连、杜仲、黄柏、天麻、半夏、石斛、黄精、天冬、吴茱萸、阳春砂等共150多种,以中药材分布具有明显地理特性,中药材生长与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的重要生态因子值(如温度、湿度、降水量、日照度等),进行其生态适宜性数值分析、数值区划与生产布局,并对中药材适宜区分析研究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探索与讨论。在上述基础上,切实开展了中药材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研究,进—步研究建立了“中国中药数值区划”,并出版了《中国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一书,更有力推进了中药区划指标体系的确定及综合定量评价研究,给中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与适宜区分析和中药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11〕。这样,更利于定量科学在以道地药材为代表的中药区划领域的研究和深化,有力推进了中药区划和中药科学与区域经济的更好发展。

3中药材GAP检查认证与贵州中药材产业发展

3.1中药材GAP认证检查与监督管理自2002年4月中药材GAP颁布与认证实施以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全国中药材GAP认证检查、评定标准、培训检查员并施行认证等工作,截至2014年6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先后分22批审查并公告了100多个GAP基地,其涉及企业80多家,中药材品种50多种,基地分布在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仍在有效期内的基地还有50多个。在中药材GAP施行工作中,我国还与有关国家合作,制订了世界卫生组织已公告的GACP。经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实施中药材质量管理规范,有利于中药材规范生产,保证质量,有利于保证中药材的安全有效与稳定,有利于中药产业“第一车间”的建设。我国中药材GAP的实施,迈出了中药材规范化生产重要一步,促进了一部分道地药材的生产和质量提高,改善了中药材生产组织形式和流通方式,发挥了稳定原料药材质量的作用:促进了中药产品品牌的树立,一定程度推动了中药工业与“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一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村就业及生态环境改善,促进了中药农业技术进步和中药农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中药材GAP的实施,得到了国家各部委局和地方政府对中药材规范化生产的支持;中药材GAP的实施,有力提升了我国药品管理的国际形象。但我国中药材GAP也面临严峻挑战,对中药材GAP实施必要性还有待统一认识,中药材GAP相关法律规范尚需进一步完善,中药材GAP认证条款和组织方式亟需完善,与中药材GAP认证基地及认证药材配套的法规政策尚有缺位,中药材GAP基地建设还有待多方促进机制的建立,中药材生产SOP、药材质量标准和基地信息化平台建设亟待完善和提高,中药材GAP基地认证中和认证后的监督管理尚待加强。

3.2贵州省中药材规范化生产与GAP基地建设正在蓬勃发展20世纪80~90年代,贵州在全省中药资源普査基础上,研究建立了贵州中药区划。这为贵州中药民族药产业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在切实加强“第一车间”建设,确保其原料药材的“安全,有效,稳定,可控”起到重要作用。贵州中药民族药产业正在顺应时展潮流,紧紧依托独特的气候和生物资源优势,坚持“大健康”理念,省委、省政府己将中药材产业明确为贵州省要着力打造好的“五张名片”之一。实践证明,中药材产业是贫困地区调结构、促增收、保生态、可持续的最现实、最有效的产业之一,是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4年,省委、省政府分别于施秉县、赫章县、都匀市和铜仁市召开全省中药材种植现场会和贵州中药材产业发展推进会后,对我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进行了部署,提出了发展37万公顷中药材种植(含保护抚育)面积目标,并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为中药材产业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从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等给予大力支持。贵州特别重视发展“十大道地药材”(天麻、杜仲、石斛、半夏、何首乌、吴茱萸、续断、钩藤、黄柏、白及)、“六大苗药”(淫羊藿、艾纳香、吉祥草、头花蓼、山银花、刺梨)等“大健康”产业原料药材、林下种植与石漠化山地种植药材(如桔梗、茯苓、党参、丹参、玄参、薏苡、百合、葛根、厚朴、生姜、鱼腥草、花椒等)的基地建设与产业化发展。至2014年6月止,贵州已有何首乌、太子参、头花蓼、淫羊藿及金钗石斛通过了国家中药材GAP认证并公告,有力地促进了贵州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12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明确要求我省要进一步“积极推进中药现代化,大力发展中成药和民族药”;“支持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办公厅关于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中药材产业化中药现代化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民族药业和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着力建立健全加快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研发、种植、加工、监管”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明确省科技厅主要负责开展中药材资源调查保护、优良品种试验示范、推广,加强中药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开发;省扶贫办主要负责推进中药材规范化和规模化基地建设,建立中药材良种选育及种子种苗基地,发挥中药材加工企业作用,配合相关部门,共同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主要负责拓宽中药材产业链,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等主导产品,积极向食品保健品、日化及消毒杀菌产品等领域延伸,共同推进中药材的加工生产;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加强中药材质量监管,规范中药材购销渠道、加大市场巡查和抽检力度,依法打击掺杂制假、以次充好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共同推进中药材种植GAP认证和中药材市场监管。贵州省政府政府还明确规定,“从2012年起,每年从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资金中安排1亿元和中央补助的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中安排0.7亿元以上用于支持中药材产业发展”。如2013年中药农业种植(含抚育)面积己突破20万公顷;中药工业总产值达240亿元。2014年9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又了《贵州省新医药产业发展规划(2014-2017年)》和《关于加快推进新医药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吹响了贵州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医药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冲锋号。进一步围绕贵州天麻、杜仲等18个道地特色中药材大品种,在全省38个重点县(市、区)打造规范种植及良种繁育基地,决心到2015年实现贵州中药产业“双500”目标(即种植面积达33万公顷,中药工业总产值500亿元以上)。可以说,今后几年是贵州中药材产业提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难得的黄金期。

一、黑龙江省园林类高职院校“双师型”团队的现状

(一)没有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调查显示，很多园林类高职院校没有建立健全“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考评体系，也没有出台“双师型”教师与职称评定、岗位津贴、考核等事宜相关联的细则，导致一些教师得过且过，不重视职业能力的培养与锻炼。

(二)师生比例不合理，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少根据对黑龙江省5所园林类高职高专院校的调查，师生比普遍达到1∶20。近年来，学校已采取措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学生和教师的情况有所改善，但还有一些仍很不平衡，师生比例最高的学校达到1∶31，师生比例最低的学校的也是1∶15。从高职教师承担的任务来看，不仅有传统的理论教学任务，还承担着指导任务。并且因为生师之间的比例偏高，导致高职高专教师应付日常教学工作已倍感疲惫、精力不足，难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很多教师本身就缺少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不能得到更好的补充和提升，而“双师型”教师的比例相对也就比较偏少。

(三)参与社会实践培养的专业教师很少目前的高校教师管理机制不够完善，与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尤其是“双师型”的教师团队没有比较健全的制度机制来制约，有些专业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只是流于形式，没有深入的实践学习;学校与园林企业合作只是表面形式，校企合作的共同锻炼、培养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特别是近年来高职院校扩招，专任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企业一线参加社会实践，每天都是满负荷的教学任务。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双师型”教师的比例大约是50%。

二、以校企联盟理事会为契机，共建“双师型”师资队伍的措施

高职教育要根据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特色，来建设独具特色的生态类高职院校，为当地的一些园林企业单位输送较为优秀的技术型知识分子。这就要求打造一支不仅专业知识扎实、技艺优良，而且要具备熟练的专业实践技巧的“双师型”师资队伍［3］。

(一)完善专业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再教育培训制度自主培训、校本培训和校外企业培训可以作为专业教师再教育培训的三种培训方式。加大经费的投入，每学期制定合理的专业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培养计划与方案;按照计划分期分批地将专业教师分配到园林企业、苗圃、施工现场参加短期的技术技能培训、学历进修、岗位实践培训等。也可以通过校内聘请专家、国内参加学习班、国外出境学习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专业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技能，鼓励专业骨干教师申请第二职称，主动考取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指导学生参加各种职业技能大赛。

(二)建立健全专业教师挂职企业锻炼奖惩机制完善《专业教师下企实践锻炼管理暂行规定》《校企合作师资建设方案》等相关制度，统筹要求专业教师每学期到企业挂职锻炼实践不少于1个月;依托校企合作平台为教师提供流动培养机制，将企业请到校园，让教师参与企业的运营，协助企业完成科学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任务。对于专业教师走入企业表现优秀者给予奖励;表现不好的给以相应的惩罚。(三)加大校外兼职教师聘请力度，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以园林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为着眼点，聘请行业专家、企业技术骨干和技能熟练的人员组成兼职教师的资源库［4］。由行业、企业专家指导学生的实践教学，开展专题讲座及其相关的研究。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兼职教师也可以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探讨，以及教材的编制、课程改革方案的制定与教学实践。

1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计量分析

1.1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本文使用C－D生产函数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及江苏省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区域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区域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构造出生产函数。式中：为统计误差，系数分别是DK、FDI、L增长对GDP增长的估计弹性。截距项表示个体影响的差别。其中GDP用各地区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亿元)来衡量。DK表示各地区的国内投资(亿元)，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计算。FDI即为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亿美元)。L代表各地区的劳动力投入(万人)采用各年度年末就业人数总数衡量。本文采用2002～2012年江苏13个市的数据，将江苏省分为三大区域，苏南5市(包括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和镇江)，苏中3市(包括南通、扬州、泰州)，苏北5市(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和宿迁)。分别对上述三个区域采用广义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以此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1.2计量检验本文通过估计FDI对苏南、苏中和苏北经济增长的具体效果，并据此分析各个区域吸收外资情况差异。同时比较国内投资与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差异，来找出江苏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深层次原因。通过运用Eviews7.0软件对计量模型(4)进行估计，本文得出了苏南、苏中和苏北各地级市的三个面板数据，其结果如表2、3、4所示。对苏南5市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FDI对GDP的增长有很显著的影响，其系数为0.141，且在t=0.0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DK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比外资的影响系数更大，为0.358。方程调整后为0.967434，F值为208.9451，大大超过临界值，说明方程整体显著。表明苏南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具有很高的拟合度，能对此经济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计量苏中3市的地区数据中，FDI的系数为0.069，DK的系数为0.458，并且都对GDP的增长有较显著的影响，分别在t=0.05和0.0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该模型同样显示内资的对区域经济增长要大于外资的影响。这可能是外资相对于内资的规模较小的原因。方程调整后为0.993330，拟合度相当好，F值为864.7418，大大超过临界值，说明方程整体显著。在对苏北5市的计量结果中，FDI对GDP的增长有较显著的影响，其系数为0.063，在t=0.0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DK的系数为0.42，表明在经济增长中，外资的确起到了作用，但是相比于内资而言影响力相对较小。方程调整后拟合度相当好，F值为563.9200，说明苏北的面板数据方程整体显著，可以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实证基础。

1.3结果分析针对以上各个模型的计量结果，本文进行了如下分析：(1)江苏各区域的外资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具有较好的推动作用。由上述计量结果可知，三个区域的FDI系数均为正，且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其中苏南的系数为0.142，苏中的系数为0.069，苏北的系数0.063。这表明苏南地区FDI每增加1%，GDP将增加0.142%，苏中地区FDI每增加1%，其GDP将会增加0.069%，苏北地区FDI每增加1%，其GDP将会增加0.063%。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先进技术的传播和高效的管理手段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2)从FDI边际产出的回归系数看，苏南的数值最大，苏中和苏北地区相对较小。这说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省内呈现较大的差异，FDI对苏南经济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其他区域。由于在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扶持、地理位置优势方面的差异，苏南的外资配套体系更为健全，从而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此后又通过外资存量和资源集聚优势促进经济发展，进而FDI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累积效应。而苏中和苏北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欠缺，因此外资在经济差距的扩大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3)江苏省各区域的内资也都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苏南、苏中和苏北的系数分别为0.358，0.458和0.42，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并且都远远大于其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这表明在江苏区域经济中，内资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外资，内资对江苏省经济的贡献更为明显。这可能与江苏内资实力雄厚，国内企业发展良好有关，其整体资金的整体规模大大地超过了FDI。由此可见，重视内资发展，合理的布局省内国有和私营企业也将大大促进经济发展。(4)从各区域的劳动力系数看，苏南为0.579，苏中为1.901，苏北为0.889，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由此可见劳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在数据中可以发现，苏南的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明显不如苏中、苏北地区。结合江苏省的实际情况不难解释，由于人力资本的发挥与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苏南更多的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对劳动力的依赖大大降低，因此劳动力贡献值就相对较少。然而苏中、苏北大量劳动力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其劳动力的产出效应就更明显。

2江苏省各区域利用外资协调经济发展的建议

上述面板数据结果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区域的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同时省内各区域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为了逐步缩小江苏三大区域之间经济差距，应坚持协调发展为本，动态发展为核心。下面对如何合理利用FDI，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优化布局生产力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2.1要实现苏南引资侧重点和引资方式的转变投资领域的拓展是苏南地今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重心。政府要更多吸纳高质量和高层次的外资，而不是一味追求外资的数量。这样的外资具有更强的溢出性和带动性。苏南应优先发展一些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产业为主导产业，如微电子、IT、生物医药等产业，引导FDI有秩序地进入，提升外资质量。同时，采取鼓励先进技术、允许适宜技术、限制传统技术的技术引进方针，确保FDI转移技术的较先进性。

2.2改善江苏省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分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为了促进外商投资逐步转向苏中、苏北地区，应努力提升公共基础配套服务设施，加快建立高效便利的现代化交通网络，以缩短与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的地理距离。可以通过省财政资金拨款和国家贷款以及其他资金入股等多种方式来充实投资硬环境的资金。其次要不断改善投资软环境。比如加快制定相关法律，建立完善公开化的市场机制，规范现代化进程等等，达到降低外资进入的制度成本，优化投资软环境的目的。

1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态势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3个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均发生了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变化，东亚区域整体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正迈出关键步伐。第一层，2010年东亚峰会的架构因美国、俄罗斯的加入而再次扩容为更具亚太属性的“10+8”。2011年东盟峰会明确由其主导与FTA/CEP伙伴构建RCEP；并在2012年8月通过《RCEP谈判的指导原则与目标》，11月与中、日、韩、印、澳、新共同启动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截至2015年2月底已进行7轮谈判，成立货物、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经济技术合作等7个工作组负责具体领域的相关谈判，并就制定统一的关税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等重要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市场准入自由化模式、各领域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继东亚峰会谈判各方领导人再次重申谈判时限之后，2015年第21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确认争取在2015年内结束全部实质性谈判。此外，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2009年签署，其修订稿也已于2014年正式生效“，10+3”财金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主席在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上明确，东盟和中日韩致力于2020年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第二层，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与东盟的“10+1”。作为对以“10+”FTA为重要形式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产生过积极示范效应的先行者和中国推动FTA战略的关键依托，中国－东盟FTA(CAFTA)深化与拓展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毋庸讳言。

在深受金融危机冲击和影响的2009年，中国一跃成为东盟的第3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正式运营。2013年，覆盖19亿人口、拥有近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CAFTA如期建成，双边贸易额由2003年的782亿美元跃升至4436.1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1147.8亿美元，是2003年的3倍多。中国提出打造CAFTA升级版，更新并扩充其内容与范围；打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1万亿美元，今后8年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创造中国－东盟未来新的“钻石十年”。2014年8月，CAFTA升级谈判要素文件获得通过，并已于2014年9月、2015年2月分别进行了第1和第2轮升级谈判。主席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争取在2015年完成CAFTA升级谈判。第三层，主要变化在东北亚这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极为特殊的区域。虽然自最早启动的日韩FTA谈判于2004年中断后这一区域的经济合作几无任何进展可言，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韩、中日韩令人欣喜地相继完成FTA联合研究。2012年5月，中日韩三国投资协定签署；同年11月，FTA谈判宣布启动，截至目前已举行6轮；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海关程序、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内的11项内容被纳入谈判范畴，并相应设立11个工作组展开具体磋商，已就货物贸易降税模式达成共识。中韩FTA谈判的推进更是出乎意料的迅速：2012年5月启动；2013年9月，完成第1阶段即模式阶段共7轮谈判；2014年11月，两国元首共同宣布结束实质性谈判；2015年2月25日，草签协定全部文本，据韩联社报道两国同意于2015年上半年正式签署中韩FTA协定。中韩FTA，按照开放时间将贸易产品分为一般(10年内)、敏感(20年内)和超敏感(20年后)3类，经过最长20年的过渡期，货物贸易自由化比率将占到中国关税税目的91%和进口额的85%、韩国关税税目的92%和进口额的91%；纳入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经济合作等17个领域，涵盖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环境等“21世纪经贸议题”，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均首次单设章节；协定生效后两年内，以负面清单模式继续展开服务贸易谈判、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启动投资谈判。中韩FTA实质性谈判的结束意味着其将几无悬念地成为东北亚区域首个FTA，考虑到韩国已于2013年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其对中日韩FTA谈判的具体影响值得期待。此外，虽然截至目前东盟共同体的构建尚有10%的计划未完成，但按照《2009－2015年东盟共同体路线图》其将于2015年建成，而经济共同体是3大支柱之一；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2015年2月表示，未来10年间东盟应成为世界第7大经济体。

这对加强东盟自身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减少对其领导力的质疑和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争议，进而促进东亚整体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同样毋庸置疑。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东亚区域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具备在RCEP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且积极推动谈判进程的责任意识也在日益增强，于2013年9月、10月相继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并为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起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截至2015年4月15日，AIIB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由2014年10月24日启动之时的21个增加至57个；泛东亚主要经济体，印尼的加入使东盟10个成员国全部聚齐，韩国、新西兰、印度、澳大利亚均在其中，只有日本不在其列。加之《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正在努力实施之中。以基础设施的资金支持为契机、加强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为载体，促进区域整体福利的增长和均衡分配以及内部环境的和谐，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能否加速与整合备受关注。

2东亚区域经济制度性合作的推进障碍

复杂的历史问题及其遗留的领土争端等现实的非经济因素，使东亚经济体的民族主义、国家主权意识浓厚，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来说极为重要的共同意识和身份认同欠缺，是东亚区域机制性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作为区域外大国利益集中之地，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以及价值观外交和东亚经济体的两面下注以及骑墙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因东亚区域内经济体实力的不平衡及其相对变动而有所调整，其相应产生的放大效应和战略博弈进一步增加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确定性。福祸相依，有弊有利。也正是由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和TPP谈判进程的加快，才使强调自身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和轮轴地位、以有利于自身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目的、更加关注“10+”框架内大国力量平衡的东盟，最终决定加快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启动RCEP谈判。尽管如此，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过程中的变数依然存在。

就第一层的RCEP而言，虽名为7个经济体但涉及16个国家，虽以发展中经济体为主但也不乏极具代表性的发达经济体，无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诉求的协调难上加难，找到能令谈判各方满意的自由化水平和规则标准的平衡点实为不易。5个“10+1”被视为RCEP谈判所具有的“先天优势”，但日本与韩国、中国，印度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尚未缔结FTA甚至并未启动FTA谈判也被视为RCEP整合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阻力之一。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全面的、高质量的区域贸易协定，RCEP较之5个“10+1”不但覆盖范围更为广泛，而且程度也将进一步加深。无论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自由化，各自敏感产品的范围及例外程度、国家的差别化待遇，都很有可能延缓RCEP的谈判进程。2015年2月的第7轮谈判，印度、韩国、中国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就货物贸易自由化率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分歧，后者80%的产品开放进口要求与前者40%的开放意愿差距甚远；印度对先货物贸易协定再服务贸易协定的做法也一直存有异议。此外还有两点障碍始终不能回避。一是对区域外部的依赖，即外部市场对RCEP的约束。尽管东亚经济体相互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增长速度也较快，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普遍开始重视扩大内需和区域内部市场的整合，RCEP区域内贸易比重还是无法与欧盟相提并论，区域内出口、进口比重全面落后、差距明显；并且与欧盟、北美FTA不同，RCEP的区域内出口贸易比重小于区域内进口贸易比重。二是区域内部的竞争，即结构同构。这同东亚整体对区域外部市场的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之间的替代关系密切相关。以FDI为载体的产业转移使东亚内部经济体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在区域内市场上的相互竞争也在不断增强。

就第二层的CAFTA而言，除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普遍存在的结构同构及其引发的在区域内外的竞争性问题之外，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对东盟经济体参与FTA建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是CAFTA深化拓展、加强内部驱动力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2011年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达226.9亿美元，为2003年CAFTA构建以来的最大值；紧接着拐点出现，2012年中国向东盟出口同比增长20.1%、进口仅增1.6%，实现贸易顺差84.5亿美元；201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虽然出口增速与进口增速的差距有所减小，但依然为11.5%对4.4%，顺差较2013年的445.3亿美元增长43.2%达到637.5亿美元。尽管这与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所扮演的对外经济联系桥梁和纽带角色不无关系，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真切反映出中国在双边货物贸易中对东盟经济体越来越大的冲击。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是中国在东盟的前3位贸易伙伴，尤其越南已由2013年的第5位快速提升至2014年的第2位。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由新加坡和越南所贡献，尤其中国对越南贸易2014年实现顺差438.3亿美元，占到当年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的68.8%。中国的贸易逆差则通常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东盟经济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疑虑和关注以及对CAFTA深化与拓展的积极性，也因此进一步呈现出不同的心态和程度。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已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3大对外投资国，主席在2014年G20峰会上表示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尤其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东盟经济体等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给予资金支持，东盟对中国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和增长机遇的期待越来越大。此外，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CAFTA的产业转移、企业合作正呈上升态势，这是通过区域市场整合基础上的分工深化效应提高相互之间的依赖、减轻外部市场约束的最佳选择；截至2014年9月底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已累计1231亿美元，且中国对东盟的投资70%以上为近4年所为，中国对东盟投资合作中的资源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渐突出，打造CAFTA升级版所需要的和谐环境尚需进一步巩固。

1实证分析

天津滨海新区经过几年的飞速发展，区域经济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区域城市面貌发生巨大改观，为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区域经济的提升和滨海旅游业的发展二者存在何种关系，本研究利用SPSS19.0软件做相应的数据分析。考虑常用经济评价指标和滨海旅游业发展评价指标，本研究选取2006年至2012年天津滨海新区的年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天津市年旅游人数作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19.0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如表1和表2所示，天津市旅游人数和滨海新区GDP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相关性很高，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994和0.996，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小于0.01。所以天津市旅游人数和滨海新区GDP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相关关系为正向，且相关性很强。运用SPSS19.0对天津市旅游人数和滨海新区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做回归分析，选择3种模型，得到3个回归方程：线性、对数、三次。图1和图2是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和旅游人数的拟合曲线，可以发现三次曲线的拟合效果是最好的。观察结果分析，发现三次曲线模型的R方最高，也就是模型对数据的解释能力最强，并且模型也是很显著的。发现三次曲线的拟合效果是最好的，所以，最终选择三次曲线模型。根据结果分析中的各个变量的系数值，写出模型的如下表达式，模型的显著性小于0.05，为显著，拟合优度很好。

2滨海新区滨海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随着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规划，国民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来自天津市统计局资料显示，2006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GDP)仅为1960.5亿元，2014年，滨海新区全区生产总值达到9000亿元，占天津市生产总值的57.24%，占全国生产总值的8.65%，年增长率保持在15%以上，为环渤海经济区的快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滨海新区滨海旅游的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滨海旅游的人数和收入逐年递增，2014年全年接待量2200万人次，举办大型展会85场，旅游总收入160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的1.78%，滨海旅游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已经开发形成滨海休闲、现代工业、历史文化、渔乡体验、新区观光五大产品体系，推出了航母主题公园、东疆湾景区、北塘古镇、龙达温泉生态城、空客A320基地等一系列特色景区，借助梅江会展中心承办了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大会等众多会展活动。滨海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滨海旅游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滨海旅游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了推动二者良性互动，必须采取相应对策，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以强化其主导地位。

3滨海旅游业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对策

3.1以政府为主导，宏观布局滨海旅游业发展模式在新区滨海休闲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切实发挥主导作用，从宏观视角科学规划产业模式，合理限定产业类型，布局产业分布，强化产业联系，从而为产业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发挥旅游产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优势，挖掘、吸纳、整合其他产业资源，寻求产业的交叉点、融合点，加快滨海休闲业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延伸旅游产业领域，拓展旅游要素体系，以旅游带动产业集聚，盘活港口经济。

3.2以旅游业为中基，实现相关产业链延伸

3.2.1打造游艇旅游完整产业链游艇是集航海、运动、娱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满足个人及家庭享受生活的需要，提供“游、购、娱、食、住、行”等要素服务的移动的水上旅游综合体，其目标顾客不但包括崇尚高端生活方式的成功人士和精英人士，也是适合广大中产家庭的海上休闲娱乐方式，而且这种集运动、航海、娱乐、休闲、社交于一体的旅游新业态，随着价格越来越亲民，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时尚人士的追捧。新区应积极通过旅游规划，以游艇休闲为中心，积极引导游艇制造维修、游艇驾驶培训的延伸发展，逐步构建从旅游装备制造，到相关技术培训，再到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1制约新疆外贸发展的若干因素

1.1与司法制度有关的制约因素

目前新疆的外贸结构仍然是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一般贸易次之，以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形式为辅的结构。这种贸易结构决定了主要的支付方式不可能是信用证、保理这些对卖方来说风险较小的方式，而只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方式或是风险较大的赊销方式。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新疆周边国家经济滑坡，市场需求缩小，再加上当地货币贬值严重，结汇风险加大，对新疆对外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为了留住客户，商户们只能“无条件”地答应外商的一切要求。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外商欠款金额日益庞大。但这些欠款纠纷很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制约了外贸的良性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1.1法律文书的送达难目前，由于中亚国家还不是《海牙送达公约》的成员国，因此，中国法院在送达法律文书时就不能理所当然地适用该公约。公告送达虽然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式，但是，对方当事人往往并不是下落不明，而是我方当事人不知其下落，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对适用公告送达的要求。并且，如果国外一方当事人在中国法院应诉，但庭审后又返回其国籍所属国，此时，送达裁判文书的问题就很难解决。

1.1.2涉外案件执行难在新疆发生的大部分涉外经济纠纷主要是拖欠货款纠纷和合同纠纷，一方当事人与案件有关的可执行财产，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般都不在中国。这使得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即使得到了判决或裁决，结果也很难得以执行。

1.1.3仲裁机制没有得到利用新疆各级人民法院既没有收到过来自中亚国家的各级法院协助执行裁决的请求，也没有向中亚国家法院发出过要求他们协助我国法院执行民商事裁决的请求。事实上，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缔结的民事和刑事双边条约中都规定了缔约双方应根据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相互承认与执行在对方境内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以仲裁方式解决经济纠纷，本来是一种最佳的方式，但是在中亚外贸中，仲裁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1.2与金融政策有关的制约因素

1.2.1出口信用保险普及率低出口信用保险是通过承保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对企业在对外投资、出口贸易和对外工程承包等经济活动提供风险保障的一项特殊保险，是政策性的保险，保险机构一般都是国有企业或国家机关。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际通行做法，是世界各国用来支持本国企业从事出口贸易的一项政策性措施，其目的在于通过国家承担出口可能存在的特定风险来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内地外贸企业投保率达20%～30%，疆内外贸企业投保率却不足6%。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是我国唯一一家经营出口信用保险的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新疆专项工作办公室已于2009年6月在新疆成立。目前全疆企业投保金额累计达10亿美元，已经有7家企业得到了赔付，赔付金额超过200万美元。但是仅乌鲁木齐就有数千家外贸企业，累计只有65家企业投保，连百家都不到。事实上，与内地同行相比，新疆外贸经营者面临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更多、更大，但不少中小外贸企业在防范风险时依然相信“一手交钱、一手接货”是最好的交易方式，在赊销时也没有选择参保。这种观念使他们无法利用政府鼓励企业参保的优惠政策和出口信用保险的融资作用，极大地阻碍了外贸发展的规模。另外，一些参加保险的要求也将绝大多数从事边境小额贸易的个体商户拒之门外，如何从制度层面提高出口信用保险的普及率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区域经济对物流产业的推动作用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对物流产业的需求与支持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动力。区域经济要想快速发展，就意味着该区域各个分工要精细而且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的快速发展还要依赖大量的物资、原材料，产出的成品也要及时输出，这就需要有物流产业的配合。因此，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物流产业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也为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动力。第二，物流产业的规模取决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规模。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物流产业的服务作用，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造成大量物资与商品的流动，因此，当区域经济的发展规模不断壮大的时候，就需要物流产业也随之壮大，才能够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由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可以看得出，在经济发展比较快速的东部区域，物流产业的规模明显高于发展缓慢的西部地区。第三，物流产业结构取决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物流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物流服务的类型与发展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区域经济法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完善，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企业就要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实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润空间，这就要求物流产业的经济结构配合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2]。第四，区域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物流产业的服务水平。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能够吸引到的外来投资就越多，那么，能够投入到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就会更多，物流产业的服务水平也就能够随之而提高。

二、促进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协调发展的方案

（一）改革管理制度，加快制度建设物流产业是一个能够把多个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要想让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协调发展，就必须加强对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政府的服务功能，打破物流行业的垄断，鼓励多个企业的发展，同时，企业领导要针对企业的发展，利用国家提供的有利政策，认真落实改革。建立一个拥有绝对管理权的部门，对各企业进行强有力的管理，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政府的支持为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依靠，为其快速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政府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带领物流企业向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使得物流企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融合在一起。根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对物流行业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此来配合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完善物流产业市场机制要想促进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协调发展，必须建立成熟的物流市场。物流产业市场机制是否完善，决定了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所以，物流产业必须要根据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市场机制的完善，积极跟随政府的领导，吸收社会大众的力量，以市场发展为标准，对物流产业市场机制进行一番全面的改革，从而提高物流产业的竞争力，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具活力。完善物流产业市场机制，规范物力产业的市场秩序，发挥市场机制在物流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三）确保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物流供需平衡保证区域经济发展的物流供需平衡首先就要保证产业结构的物流供需平衡。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机构的发展越来越符合经济发展需求，那么物流产业的发展也会随之而相应地调整。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同企业需要的物资有所不同，物流企业对其服务就具有针对性。而区域经济发展中对物流产业的需求会随着自身的变化而有所变动，物流产业要看清区域经济发展的形势，为其提供周到的服务，提高物流服务的效率与质量。物流产业中的每一个部门的工作服务能力是有限的，当区域经济的发展对物流服务的要求增大的时候，物流企业就要相应地扩大自身的规模，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中各企业的物流需求。[3]当然，物流企业的发展也不能盲目地追求扩大规模，否则，物流服务过剩，将会导致资金、人才资源的浪费。在我国，每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物流企业在对不同的区域提供服务的时候，要明确该区域的物流需求量，让物流需求量大的区域得到足够的服务，而需求量小的地区，投入的服务要适当。

（四）加强物流管理，提高对区域经济的服务质量首先要加强对物流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物流管理的发展要根据现代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调整，积极改善落后的管理体制。提高对物流设施的利用率，充分利用当地的交通、土地、信息资源，寻找最便捷、最可行的物流服务方案。其次，物流产业要向信息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加大对物流产业的信息化管理，把现代化的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到物流产业中去，使物流产业能够更为敏锐地发现潜在的客户资源，利用电子商务等，进行数字证书认证建设，保障物流服务的安全，提高物流服务的信誉，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渠道。加快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让政府的领导职能、社会大众的基本需求、区域发展对物流服务的要求等各方面融入到物流管理中，形成一个具有系统性的管理体系，使物流产业对于区域发展更具有针对性，服务水平更高。

（五）不同区域物流产业在合作中发展不同区域有着各自不同的优势，对于本地经济发展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而在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各个区域物流产业的相互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区域经济的发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向着一体化、均衡化的方向发展，同样地，物流产业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地互相平衡。一个地区的物流企业所拥有的有利资源与其他地区分享，不但可以让自身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还可以为自己吸引更多的客户源，对自身扩大规模、拓宽市场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各个地区之间要进行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加强不同区域物流产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发展中的信息。通过各区域物流发展中的相互合作，缩短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有利于经济发展快速的地区带动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使经济的发展由一个点，延伸为一条线，再扩展为一个面，从而对于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协调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一、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不利影响

目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以行政区为范围，导致经济区与行政区高度重合，逐渐形成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国内前列。珠三角经济发展虽然保持着快速的增长态势，但是在2011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究其原因，在于珠三角中各市也深受行政区经济的影响，区域内各地区存在着争资源、争投资、争中心等现象，造成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产业趋同。虽然，珠三角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率先发展起来的产业优势仍会保持其经济的稳定增长，但这种行政区经济会逐步减慢其增长速度，长期下去很可能导致负增长，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现行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是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首先，我国现行行政区域的边界大多交错相接，使许多省区的边界界限不清，易引起行政边界纠纷，从而阻碍区域经济合作；其次，我国领土广阔，多数省区的行政面积过大，不利于行政管理，影响省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再次，我国行政区划层级过多，严重影响行政管理效率，不利于各行政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最后，我国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而其中仅有4个直辖市，直辖市数量偏少，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因为直辖市对跨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好的桥梁作用。

中国当前的行政区划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特别表现在地方保护主义。一方面，实行地方保护主义虽能在短期内保护本地企业，发展本地经济，但这却不利于地方企业的长期发展，最终造成本地经济受损；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对外地经济的排斥会引起外地的打击报复，外地采取同样的地方保护政策，最终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虽然，地方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弊大于利。而地方保护主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抵制和阻碍作用则是其最大的危害。市场经济要求突破行政边界的限制，而地方保护主义则是以行政区为范围限制国家和地方的对外开放。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劳动、资本和产品等生产要素的社会化，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和科学合理配，要求打破地区限制，要求变地方经济为区域经济。因此，地方保护主义可以说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它在行政区内保护落后并抵制先进，使应由市场配置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转变为行政配置，使行政区内只考虑短期的地方经济利益忽视长期的区域经济利益。

二、促进我国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1．调整行政区划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①减少行政层级，增加省级行政区及缩小省级行政区规模。我国行政区划层次过多，但省级行政区数量过少，且各省级行政区面积大小相差过于悬殊，例如：新疆省的面积是山东省面积的10倍多。过大的省级行政区必然导致行政管理层次的增加，不利于省级行政区对基层行政区的直接领导，使区域内各项资源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而重新划分省级行政区，要在省内对经济发达地区、经济一般地区、经济落后地区进行合理的配置，以经济发达地区带动经济一般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②增设直辖市。我国现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而其中仅有4个直辖市，直辖市数偏少。因行政区划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直辖市的设立促使其成为经济中心，并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在增设直辖市时，更要注重布局的合理性，否则容易形成直辖市经济，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2．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各地方对地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要从根本上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必须建立既有制度约束又有利益驱动作用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具体方法如下：①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区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合理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各地方政府改变只追求地方利益的狭隘经济发展观，将区域内分散的生产要素有机地整合起来进行合理配置，实现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共同发展。②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区域内成员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关系，致使它们之间经常发生利益冲突，从而导致合作关系的破裂。因此，我们需要构建起有效的约束机制，以适当而严厉的制度来规范区域内各方的行为从而保障它们各自的利益，以维护区域内各方的长期合作关系，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③建立全面的信息共享机制。一些信息经济学家认为，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就是信息对称。所以，需要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构建区域内的信息共享机制，使区域内分散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④建立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区域经济合作是为了追求区域经济利益整体的最大化，但区域中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将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为了平衡各方利益，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和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3．建立区域经济组织行政区划的调整是解决目前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较为直接的手段，但由于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性，经过行政区划的调整，使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发展陷入“适应—不适应—适应”的无限循环过程中，从而使行政区划的调整经常化。由于行政区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经常性的调整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定。因此，我们要减少行政区划调整的次数。同时。为了解决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我们在健全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前提下，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可以有效的对区域内各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一定程度上减弱各地方的行政区经济，减弱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不利影响，使行政区划能在较长时间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在区域经济组织的整体统筹下，使区域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作者：王淑梅董梦瑶李慧敏单位：沈阳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