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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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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论文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曼氏金融;风险管理;内部控制;金融监管

期货交易商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中介,在发行证券、公司重组、投资融资等众多业务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兼顾多种业务,在加速转型的同时也存在很大风险。2011年10月31日,世界顶级期货交易商—全球曼氏金融控股公司向法院提出破产保护,是第一个受欧债危机而破产的美国大型金融机构,也是从1980年到现在的美国第七大金融机构破产案。曼氏金融是一家期货交易商,有着200多年历史,在全球七十多家期货及商品交易所具有会员资格,也是国债一级承销商之一。这样的一个华尔街著名期货公司却意外破产,震惊了整个市场,而致使曼氏金融破产的推手并不是公司的主要业务—期货,而是由于投资欧债造成的巨额损失。曼氏金融的首席执行官JonCorzine为快速转型而持有大量欧债,即使在欧债危机严重的环境下,也没有采取任何避险措施,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危机,最终走向破产。

一、文献综述

Jha等(2013)发现内控方面的改善会弥补发生财务危机时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这里可以看出引发财务危机的其中一个因素很可能是内部控制存在漏洞[1]。瞿旭等(2009)也认为内控问题会引发财务危机,内控松散容易发生员工舞弊的情况,会极大损害公司的利益,引发财务危机[2]。季伟伟、陈志斌(2014)发现政府的政策会作为外部因素而导致财务危机,比如出台的货币政策,宽松性货币政策会帮助公司增加生产规模;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对公司造成不利的影响,增加企业的融资难度,会导致财务危机[3]。蒲自立、刘芍佳(2004)发现,当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担任时,总经理掌权,同时总经理也主持董事会,董事会难以对其决策做出中肯的评价,而且又无法对总经理权利进行制衡,所以,这样的公司很容易因决策错误导致财务危机[4]。孙晓琳(2013)认为,资金的灵活周转对企业的正常运营非常重要,如果出现资金紧张,那么企业的购买力就会下降,满足不了内部需求,也就没办法正常经营,这样会使企业损失惨重,最极端的情况就是致使企业破产[5]。RGeng(2015)也发现在生产企业里,资金链维持着企业的正常运营,如果资金周转失灵,为了避免产生流动性风险,企业可能会为节省开销采取一些行动,如果情况恶劣,就会产生财务危机,换句话说,企业的资金链关系到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以及政府等,若资金周转失灵,会对各个关联方造成损失,当这种情况继续严重,就很可能导致财务危机,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6]。Tze(2015)认为股权集中度在管理企业方面很重要,股权如果太分散会使股东们不关注管理层决策,对管理人员起不到监督作用;而股权如果太集中,又可能导致权力过大,难以制衡,会损失小股东的利益,因此股权过于分散或集中都不利于内部管理,不利于绩效,容易引发财务危机[7]。对近年来研究财务危机成因的文献回顾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内控松散,政府的政策、资金链周转失灵以及股权的分配不均衡等都会导致财务危机,那么高管激进的领导风格是否会引发财务危机?又是如何引发的?文章将对曼氏金融破产这一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二、曼氏金融发展历程

2007年7月,在衍生品业务发展的鼎盛时期,英国曼氏集团(ManGroup)旗下负责经纪业务的子公司曼氏金融(ManFinan-cial)通过第一次公开募股方式独立出来,改名为全球曼氏金融控股公司。2009年11月,由于政府正在推进对衍生品交易行业的监管改革,曼氏金融被要求将总部从原来的百慕大迁回美国。2010年3月,原NewJersey州长和高盛的前任首席执行官JonCorzine成为曼氏金融新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同年8月,由于节省支出的做法,并且伴随着整个市场交易量的增加,在JonCorzine的带领下,公司在一年半处于亏损的状态下成功扭亏为盈。2011年2月,JonCorzine做出要在五年之内使公司转型为投行的决策。接下来几个月内,公司就已经持有63亿美元的欧洲债券,同年8月,由于担心欧债资产质量下降,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建议公司提高投资欧债而使用的净资产。8月31日,公司更改了报告,依据更新后的净资产来看,大概有1.5亿美元的缺口,在9月1日公布的资料里披露了这个修改事项。随着欧债危机越来越严重,2011年10月24日,穆迪将公司的债务评级降低至仅高于“垃圾”级别。10月25日,公司的第二季度报表中列示损失数额已到1.87亿美元,致使其当日股价暴跌,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天一直下跌。10月31日,在与买家协商失败后,曼氏金融向法院提出破产保护。

三、曼氏金融破产的制度背景

1.欧债危机蔓延至全球从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到爱尔兰、葡萄牙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收益率的逐步增长,又到意大利政府债务出现问题,伴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加重,评级机构越来越不看好这些欧债,并不断降低这些国家的评级。据统计,大型金融机构所持的“欧猪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债券约3.15万亿美元[8]。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很多投资者已经失去信心,怀疑资产的质量下降,为避免风险,投资者选择抛售欧债,造成公司融资困难,面临流动性风险,曼氏金融走向破产就是这一过程的最终体现。

2.传统投行面临转型曼氏金融的首席执行官JonCorzine曾决定要把公司在五年内转变为投行,可是当时的投行业也面临困境,传统投行由于业务复杂、限制条件少的优势曾经发展的很好,但同时也是有弊端的,由于投行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不能随时获得资金,并且,投行一直是以高杠杆的特点运营,逆经济趋势发展也是存在很大风险的。当年的雷曼兄弟曾经历过在危机中化险为夷、脱离困境的情况,但是这种成功要依靠管理层对形势的合理分析,做出正确决策才行,而如果决策错误,公司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所以对当时的投行来说,也是急需转型的,贝尔斯登、美林和曼氏金融被并购和破产就是例子,像高盛这样能维持正常运营也是由于其向银行控股公司转型的决策[9]。

3.金融监管存在漏洞被发现挪用客户资金是曼氏金融破产的直接因素,所以在公司破产之后,监管机构对这种情况制定了新的规则,禁止公司使用客户资金去投资主权债务基金。并且SEC对金融机构的报表项目进行更改,来保护客户资产的安全。由此表明,市场趋势的变化以及企业的“创新”总是先于监管机构的改革。当年雷曼兄弟破产后,监管机构随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禁止银行自行经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Rule),这个政策是在2010年由奥巴马的,于2012年7月开始执行,其中包括禁止金融机构参加赌博式自营交易的条文。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在2012年4月表示,会给金融机构两年时间达到沃尔克规则的要求[10]。从监管改革的每次滞后,可以看出,在金融监管方面还存在严重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曼氏金融破产原因分析

1.主要原因:祸起投资欧债导致曼氏金融破产的主要原因也是最表面的原因就是投资欧债造成巨额亏损,公司的主要业务本是衍生品交易,而2010年3月,高盛的前首席执行官JonCorzine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后,一直凭激进的领导风格闻名的他决定在欧债危机的环境下大量投资欧债,希望可以等到欧洲经济转好时获利,于是2010年末,公司以RTM的方式持有大量欧债,到2011年9月30日,已经持有欧债将近63亿美元,包括意大利的32.13亿美元,西班牙的11.11亿美元、葡萄牙的9.97亿美元、比利时的6.03亿美元、爱尔兰的3.63亿美元。这些国家恰恰是欧债危机严重的国家,并且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加深,致使公司持有的债券价格持续下跌,资产面临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致使资金周转不灵,2011年二季度报表中显示亏损额为1.87亿美元,最终走向破产。

2.根本原因:经营战略存在风险经过次贷危机后,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比较低调,像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种国际金融机构也改变成较为保守的交易风格,例如摩根士丹利的总资产是曼氏金融的3倍,但是仅投资欧债21亿美元,是曼氏金融投资的1/3。但是在这种环境中,曼氏金融依然用激进的方式,决定要在五年内转变为投行。2009年末,随着全球三大评级机构降低希腊债券的评级,欧债危机逐渐蔓延至欧洲各国,德国等欧元区大国也纷纷受到影响。但就在这时,曼氏金融依然持续投资有风险的欧债将近63亿,不管是否高风险,也不管数额是否过大,表明公司的管理层做出的这个战略决策就是错误的,而且可以看出公司为了实现快速转型存在过度投机的可能。原来的曼氏金融是以期货交易为主要业务的,获取的收入来自收取的费和利息。利息来源于,当众多客户里出现对同个合同数量一样,方向相反的持仓时,曼氏金融作为总头寸会被抵消,如此一来,客户原来交给曼氏金融的保证金就不用上交给期货交易所,而曼氏金融相当于拿到了交易双方的保证金,这是短期融资的一种方式,然后曼氏金融再把获得的资金放到隔夜借贷市场,来获取利息,但是由于后来美联储把隔夜拆借市场利率调整到0.25%以下,使曼氏金融一下子没有了这条融资渠道。而新的首席执行官接管公司开始,就决定实施这个高风险投资战略,JonCorzine决定大量持有高风险的欧债,并将其抵押获得贷款,以期得到利差,他认为欧债不会出现大量违约状况,但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持有的数量过大,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并且伴随着欧债危机越来越严重,资产质量自然会出现信用评级下降的可能,导致曼氏金融要提高归还借款本金的比例,出现财务危机,流动性风险一触即发。

3.个人原因:高管的激进风格如果说曼氏金融破产的表面原因是对欧债投资的失利,那么导致其破产的根本原因就是高管JonCorzine激进、独裁的领导风格。JonCorzine是当年华尔街的风云人物、高盛的前任CEO,因此他的思维方式更适用于投行,由于有着高盛的履历,他在曼氏金融基本上是一言堂。刚刚接管公司时,他对公司保守的经营很反感,为了改变这种模式,他开始用他特有的激进方式进行管理,决定运用公司资金去实施高风险投资,这里面就包括持有欧债,他做出的一系列决定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以衍生品交易为传统业务的期货公司转变成高回报、高收益的投行,他甚至放言,要使曼氏金融在十年内超越高盛。然而,他却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曼氏金融不是高盛,高盛有着大量资金做基础,且风控严格以及拥有全面丰富的投资策略,而且风控官可以对管理层的决定提出异议,而因为高管JonCorzine的激进和独裁以及公司本就存在漏洞的内控,导致最后公司内控失效。而且,在很多大型金融机构如高盛都在降低杠杆率,希望控制欧债风险,但是JonCorzine却想靠着高杠杆率获取高回报,他一直认为欧洲政府不久就会解决欧债危机问题,而他所持有的欧债也会看到收益,他还对外宣称,公司已经控制住了欧债风险,等到2012年末所持欧债便会带来利润,然而,公司2011年末就已经陷入财务危机并最终破产。在这之前,其实公司的首席风控官已经多次向董事会提到公司对欧债的大量投资本来就有很大风险,应尽力降低对欧债风险的敞口,还把自己的想法和担心告诉了JonCorzine,但JonCorzine并不同意风控官的想法,还觉得风控官的预期太过悲观,是不会出现的。美国的监管机构也在公司破产前一段时间多次提醒公司注意资金流动性风险,对曼氏金融直接负责的CFTC,多次与JonCorzine共同商议公司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问题,但是JonCorzine仍然不予理睬,最后因其激进并独裁的领导风格导致了公司的破产。

4.内部原因:风险管理存在漏洞曼氏金融是世界顶级的期货交易商,本应有一个全面系统的风险管理体系,然而在公司加速转型的过程中,从管理层的决策到资产的配置情况,从对市场形势的反应到缺少应对风险的方法等等都可以看出,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是存在巨大漏洞的。2011年10月24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认为曼氏金融的盈利情况将会低于预想,因此将公司的评级降低至Baa3,仅比“垃圾”级别高一级,随后惠普给出BB+的“垃圾”评级,标普给出BBB-评级(最低投资级别)。穆迪对外表示,调降评级是因为曼氏金融的投资策略过于激进,并且公司还持有大量存在风险的欧债。穆迪对公司的降级使公司不得不提早二季度财报,报表中列示的负债为396.8亿美元,总资产为410.5亿美元,杠杆率变为32.2倍,而公司所持的欧债占到总资产的15%。表明这些资产的配置不合理,没能分散风险,也没有应对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而报表中列示损失数额为1.87亿美元,投资者为了避免亏损,大规模抛出手里的欧债,导致股价当日暴跌48%,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天一直下跌。很多客户都开始拿回资金然后注销账户,使得公司的资金更加紧张。最后公司只能出售欧债头寸,找救星买家,解决资金周转问题。

5.直接原因:涉嫌挪用客户资金曼氏金融在破产之前,已就公司的业务承接问题与救星买家盈透证券协商,但意想不到的是,2011年10月31日,公司被发现存在6.33亿的客户资金缺口,而且也没理由解释资金缺口的问题,这件事的突然出现导致救星买家拒绝了合作,而监管机构也认为无法挽救。由于公司涉嫌挪用客户资金,SEC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为保护客户资金安全,建议曼氏金融启动破产清算程序,随后,曼氏金融向破产法院提出破产保护。由此可见,曼氏金融的内控管理非常松散,而作为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主席的JonCorzine本来计划的是将曼氏金融发展为迷你版的高盛,然而最后公司却变成了迷你版雷曼。

6.其他原因:信息违规披露曼氏金融破产后,外界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曼氏金融有数亿美元的客户资金缺口,而在这之前公司没有公开任何相关消息。会计信息披露的原则主要有真实性原则、充分性原则、准确性原则、及时性原则和公平性原则。其中真实性原则要求公司披露的信息应客观,不要人为影响投资人的决策,应用信息的真实来促使投资行为更加公平。但曼氏金融给出的不是真实的资产和利润数据,出具的报表显示公司的资产很多,可是事实上已经亏空,因此公司违背了真实性原则。充分性原则是不管法律是否要求披露,只要是这个信息会对投资者做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就要披露,公司要充分、完整并且公允地披露一切相关信息和与信息有关的事实给投资人,不能披露不完整的信息或隐藏某些信息。但曼氏金融却没有对外说明与挪用客户资金去进行高风险投资的任何事宜,所以公司又违背了充分性原则。曼氏金融只把追求利益放在其披露准则的首位,却没有把披露的重点放在提供有利于投资人做出决策的信息。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却没进行公开披露,最后致使出现空头账户和资金存在巨大缺口这些事件,造成了利益相关者的损失,也导致自己走向破产。

7.高盛与曼氏金融的风险管理(1)高盛的风险管理经验高盛是国际著名的投行,186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40多年了,高盛能在今日有如此好的成绩归功于严格的内部控制和较好的风险管理。公司中各委员会相互独立且互补,并负责不同类型的工作。介于各委员会人员都是管理层人员,建立利益隔离制度是很重要的。对于市场风险管理,高盛的方法是首先用分散投资来平衡资金,然后用VAR、压力测试等方式对市场风险进行实时监控,再通过风险限额管理风险偏好,最终增加对风险控制技术的投入。对于信用风险管理,高盛对不一样的情况,例如信用价差增加,研究股票市场崩盘,对新兴市场压力测试或者预计市场下滑等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流动性风险管理,高盛坚持谨慎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保持平稳的盈余流动与长期资金来源,同时维持报表的流动性,这种体系能够使公司发生资金长期短缺时无需依靠变卖资产也可以抵御风险。对于操作风险管理,高盛的操作风险管理部门是独立的,主要工作是计算、分析操作风险资本。公司的操作风险框架包括操作风险意识、操作风险管理、操作风险测算、操作风险整合和操作风险监控五个方面。(2)曼氏金融的风险管理漏洞曼氏金融一共持有欧债将近63亿美元,而且这些债券都是来自欧债危机严重的国家,持有大量欧债使公司面临市场风险,表明其对宏观环境的分析不到位。而对于投资欧债这个高风险策略,曼氏金融过于乐观,忽略了随着欧债危机的逐渐扩大,公司手中的欧债资产质量会产生信用评级下调的风险,这表明曼氏金融对市场压力的测试、主权风险的分析不足。为应对信用风险致使曼氏金融必须大规模增加保证金,进而陷入财务困境,触发了流动性风险,由此可以看出曼氏金融没有像高盛一样审慎的风险管理架构,如全球核心盈余流动资金池,也没有谨慎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最后,曼氏金融破产的关键原因是被发现客户资金遭到挪用,也就是说公司存在客户资金独立存管原则未严格执行所导致的操作风险,表明管理层对公司的操作风险意识不到位,管理存在漏洞,并且由于JonCorzine在曼氏金融的一言堂,造成公司内部对操作风险的监控形同虚设。

五、曼氏金融破产的市场反应

1.证券市场对曼氏金融破产的反应2011年10月31日,曼氏金融向纽约南区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进入清算程序。公司破产的新闻使投资人纷纷抛出手中股票及债权避险,并且美国股票市场基本处于下跌状态,美国银行由于是曼氏金融贷款的提供者,当日股价下跌6.3%,花旗银行下跌7.7%,摩根大通下跌5.9%。大宗商品也被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下跌1%,大豆期货下跌1.6%,而美元成为“安全区域”,当日美元指数上涨1.96%。

2.金融巨头纷纷与MF撇清关系伦敦金属交易所(LME)2011年11月1日对外表示,已经立即停止了曼氏金融的交易活动;在曼氏金融申请破产保护之后的第二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监管公司对外声明,曼氏金融已经不再适合执行上市交易活动,并在的声明中表示,这样决定是因为曼氏金融已经向法院提出破产保护,并且连续三季度处于巨额亏损状态,以及被三大评级机构降级;纽联储也取消了曼氏金融的美国国债交易资格;随后,CFTC进行监管改革了新的规则,禁止公司使用客户资金投资主权债务基金,这项规则也被叫做“曼氏规则”。

3.雷曼与曼氏金融的对比曼氏金融的破产很容易联想到当年的雷曼兄弟,两家公司都是行业巨头,最后走向破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很多相同点和不同点,表1是雷曼与曼氏金融的对比。相同之处:第一,两家公司的破产均由于为宏观环境的恶劣,冲垮雷曼的是次贷危机,而冲垮曼氏金融的是欧债危机;第二,两个公司都是运用激进的战略并导致最后自食其果。破产时雷曼的杠杆率已经超过30倍,换句话说,用1美元资本,做了30美元的投资。若成功,获利就会放大30倍,若失败,损失也会放大30倍。然而曼氏金融破产时的杠杆率则更高,已经到了40倍;第三,两个公司均是在赌博中押错了地方。雷曼倒闭是持有了过量的有毒次贷产品。曼氏金融破产是由于投资了大量有问题的欧债。根据报表显示,当时的曼氏金融总资产为410.5亿美元,而持有的欧债为62.9亿美元,占总资产比重已经超过了15%。不同之处:第一,雷曼破产时整个金融业基本上都持有很多的有毒次贷产品,而曼氏金融的高风险投资在当时的行业中属于异类,大部分金融机构还是运用保守的投资策略;第二,曼氏金融的破产不会有雷曼当年的影响那么大,因此曼氏金融所用于投资的资产大部分是其自有资金,不涉及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各大银行,所以不会产生大的冲击。

六、监管当局对曼氏金融的处理

根据后来曼氏金融破产清算人的调查,曼氏金融总共亏欠客户资金约16亿美元。2013年6月27日,CFTC对曼氏金融违规运用客户资金并且违背美国商品交易法案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条例提起诉讼,2013年11月19日,CFTC得到联邦法院的同意令,在这项民事诉讼中,曼氏金融被要求向客户支付12.1亿美元赔偿款,以及1亿美元的罚款。而后CFTC继续对公司前首席执行官JonCorzine和前财务主管EdithO'Brien提起诉讼,指控两人应该对客户资金被挪用负责,2017年1月5日,JonCorzine被要求支付500万美元民事罚款,同时被实施永久性限制交易的处罚;E-dithO'Br-ien被要求支付50万美元民事罚款,被实施限制交易18个月的处罚。处罚情况如表2所示。

七、会计师事务所对曼氏金融的审计情况

1.各年审计机构、审计意见及审计费用概况表3是曼氏金融各年的审计情况,从表3可以看到曼氏金融自上市以来一直由普华永道进行审计,并且普华永道历年给出的都是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内部控制有效。随着曼氏金融的破产,其挪用客户资金一事浮出水面,可以看出曼氏金融的内控管理存在较大漏洞,但这并没有在审计报告中有所体现。

2.审计失败的特征及其原因探讨

(1)审计失败的主体原因曼氏金融的审计事务所自上市以来一直是普华永道提供审计,因此审计失败的原因不会是改变事务所导致的不熟悉,但是也正是由于太过了解导致出现了审计失败的隐患,增加了审计风险。况且因为曼氏金融交易活动本就复杂多样,会计处理繁杂,这就不容易让审计师对公司的交易流程有深入了解,很难通过仅有的资料信息审查出相关问题。虽然如此,但是事务所也有责任,在进行审计时没有保持作为一个审计师应有的审慎态度,只关注到了表明呈现出的情况,却忽略了存在的内控风险。2011年1月1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中第115条表明,审计工作人员在审查被审计单位情况时,应该把重点放在被审计单位所处行业出现过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况、导致发生重大违法行为的原因、有关内控风险管理和落实情况等等。所以审计师不仅要审计报表是否真实,还要把重点放在内控方面,尽快了解被审计单位出现的内控漏洞,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但是普华永道却没能发现内控问题,给曼氏金融提供了违规空间,也给投资者带来了不利影响。由表3可知,该公司的审计费用一直偏高,其审计独立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并且在2010年审计费用又大幅下降,可能会影响会计师的积极性。因为现在审计市场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作为一种有偿审计方式,事务所很有可能为增加收益而减少一些重要的步骤以节约成本,还有可能为增加收入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并且审计师个人的原因也会对审计质量有影响,审计质量的好坏不只和审计流程、资源配置、专业能力与学历水平等相关,与审计师本人的工作经验和职业判断也有很大的相关性。

(2)审计失败的客体原因在本案例中审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审计客体,即曼氏金融本身。通过前文曼氏金融和高盛的内控管理的对比,已经分析出曼氏金融在内控方面本身就存在很大缺陷,其高管JonCorzine的激进和独裁风格违背了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再加上公司交易的复杂多样,管理层也没有负担起内部监督的责任,导致内部监控形同虚设和功能失灵,结果没能发现内部控制出现巨大漏洞。同时,可以看出曼氏金融在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监督体系基础上,对内控的管理没有很好的效果,并且审计委员会也没能进行实时有效的监督。以上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增大了审计风险,造成了审计的失败。

(3)审计失败的后果在曼氏金融破产后不久,股东集体诉讼爆发,作为曼氏金融外部审计师的普华永道也成为被告之一,在2015年4月,普华永道与股东集体诉讼原告达成和解,赔偿金额6500万美元。然而,除了股东集体诉讼,普华永道还遭遇了曼氏金融破产托管人的诉讼,2014年3月29日凌晨,曼氏金融的破产托管人对外声明已经向普华永道发起诉讼,他觉得普华永道不应该同意曼氏金融对欧债到期回购交易这一业务在财务上用视同销售的处理方法,并且索赔至少10亿美元。然而普华永道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事务所在审计时有任何疏漏的地方,也不能证明曼氏金融破产是因为这个处理方法。导致曼氏金融破产的不是事务所同意用视同销售的处理方法,而是明明出现欧债危机,公司的管理层仍然决定投资数十亿美元的欧债到期回购(RTM)。而事务所的工作是保证曼氏金融的财务情况和管理层的会计判断与公认会计原则相符,而不是为曼氏金融的高风险投资战略或者管理体制存在缺陷的商业判断承担责任。如果曼氏金融的破产还要事务所负这个责任,那将会导致行业中出现更多这种不好的例子,因为这相当于要求事务所为被审计单位的交易业务做担保,这样将对审计行业造成过度的威慑,由于承担了更大的风险,这会使审计师退出市场。这一场诉讼在去年终于有了结果,2017年3月23日,曼氏金融托管人和普华永道双方终于达成和解赔偿。具体赔偿条款和金额尚未对外公布,但双方对此都表示满意。

八、研究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文章对曼氏金融在欧债危机环境下的激进扩张和违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曼氏金融在激进扩张中出现了挪用客户资金、违规披露信息等行为,表面上给市场呈现了一份“美观”的报表,实际却有上亿的客户资金不翼而飞,并且公司在欧债危机不断加重的时候仍然一意孤行,大量投资欧债,这些行为固然使公司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获得了行业地位和暴利,然而,随着曼氏金融这些违规行为渐渐暴露,公司也难以逃脱监管机构的调查与处罚,不仅损害了自身的声誉,更是导致股价持续暴跌,最终破产。曼氏金融在快速转型为投行的过程中确实凭借其拥有的丰富的市场资源创造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一跃成为世界顶级的金融机构、行业的标杆,但是欧债危机的蔓延导致曼氏金融产生了1.8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公司杠杆率高达32.2倍,所持的欧债占到总资产的15%,以致其最后只能向法院提出破产保护。曼氏金融的案例表明大型期货公司在转型中,要处理好短期业绩快速增长和长期合规运营的关系,一味地追求扩张也许会在短期获得巨大成果,但是同时也可能会引发经营危机、财务危机、内控漏洞等等,公司虽然最终因违规行为受到了惩罚,但是最后损害的仍然是众多投资者的利益。从世界顶级期货交易商曼氏金融的破产可以看出,公司的规模不是只由业绩的好坏、风险控制水平的高低以及业务是否复杂多样来决定。导致曼氏金融破产的罪魁祸首就是公司投资的高风险欧债资产,这与高管JonCorzine本人的独裁和偏激冒进的领导风格有直接关系,他和其他管理层人员决定在这种环境下投资高风险欧债,然而管理层并没能改进公司在执行这个决策时出现的内部控制上的缺陷,致使公司走向破产。如果企业盲目追求快速转型或者扩张,将会渐渐被掏空,早晚会受到来自金融市场的教训。所以对于我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应该稳扎稳打,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在保持稳定健康运营的前提下适当进行扩张。风险控制和经营业绩相辅相成的组织机构,才可以走到长远。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2篇

世界经济概论是门大杂烩的课程,很多先修课程都会从某一角度对其侧重介绍。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有意识的引用上述课程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如,在讲授汇率一节时,教师可以就当前人民币汇率热点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美国逼迫日元升值,签订广场协议,造成日本20世纪90年代十多年的经济衰退,而为什么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逼迫西德马克大幅升值,却没有见到德国经济增长缓慢?在讲授贸易保护这一章时,教师可以就当前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反补贴贸易争端,深入分析中国成为全球受贸易保护措施伤害最重的国家的原因。

二、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

当前,较多学校采取多媒体教学,教师易在制作课件时堆满文字,授课时基本不使用粉笔,念课件即可,学生兴趣不高。教师应充分利用先进多媒体技术,将视频、音频、图片添加到课件中;遇到重点问题,扩展开来详细讲解。否则,学生容易感觉上课是在走马观花看电影,不重视该课程的学习。教师还可以将一些在课堂上没时间播放的与教学相关的视频、网页、电子版图书等学习素材,发到网络教学平台或公共邮箱,供学生课后观赏和阅读,增加学生的知识面,满足求知欲强的学生对知识的渴求。还可以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教师设定讨论题目,鼓励学生通过留言方式提交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种互动交流,既拉近师生关系、促进学术交流,又提高学生的文字组织能力。

三、教师讲授与学生分组讨论并举

传统的授课方式是教师在讲台上列举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后,给出结论。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本身即在应付课堂工作,造成学生单向接收信息,注意力差。教师应根据教学活动的安排,将学生进行分组,布置讨论的题目,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阅资料,制作PPT,撰写发言稿,使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而不是教师自讲自听。不能将分组讨论简单地理解成分组上台汇报,造成台上只顾着念,台下无心听。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和其他同学可提出问题,参与探讨,最后教师进行适当分析点评。这样,既可以使下组讨论的学生吸取经验教训,又可以使学生对讨论的问题有更层次的理解和把握。

四、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情况

讲授《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时,虽然课本中各章内容相互独立,但教师应适当联系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使学生在课堂上更好地了解社会,看清楚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位置。如讲美债、欧债危机章节时,最好对比一下中国的国债相关情况,提高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讲日本经济章节时,从经济扩展到钓鱼岛政治热点问题,探讨民众表达反日爱国情绪时,打砸日货不可取,破坏公民的私有财产,影响中国的形象,应理国;讲科技进步章节时,重点介绍中国的航空母舰、神舟系列载人宇宙飞船等,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五、改变考核方式

《世界经济概论》课程传统的考核方式以期末论文为主,论文成绩通常占总成绩的70%,甚至80%,平日成绩以考勤和作业为主,占30%,甚至更少。它不能了解学生平日学习状况,容易助长学生抄袭网上现成论文,而一般学校又无法提供给教师免费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进行甄别,造成学生对最终成绩存在争议。应在平时布置需独立思考、开阔思维的作业;应以分组讨论的方式来考核学生的临场发挥和口头表达的能力,组长应注明组员在前期准备中的分工和相应负责的部分。应通过考勤情况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态度,如果学生对该课程兴趣浓厚、参与意识强,考勤就可适当减少。期末应采取开卷考试的形式,通过开放式的论述题考察学生的活学活用能力。

六、结语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

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由资产证券化、疏忽的监管与盲目的全球投资者共同造成的。论文百事通20世纪90年代允许混业经营后,新型衍生工具频频催生,信用消费门槛大幅调低以扩大市场,而巨大的市场自然成为全球投资的热门。“9?11”以后的2002年至2004年,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这一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大大鼓励了商业银行纷纷放宽购房贷款标准,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危机前,信贷市场已经普遍采用将同质按揭贷款集中打包成新的债券(即次级债),在二级市场出售,这种资产证券化的目的是对冲信用市场日益高涨的风险。

二、欧盟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由于欧洲各国在危机爆发早期对形势判断有误,导致对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美国金融危机蔓延至欧洲后令各国措手不及。欧盟应对危机的过程也因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成员国各自为政应对危机。9月底开始,危机蔓延至欧洲初期,各国纷纷自扫门前雪,根据自身情况采取行动,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应对措施也是五花八门,如9月28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宣布各自出资68亿、59亿和37亿美元,分别持有富通集团在三国分支机构49%的股份,英国财政部将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的部分资产国有化等等。

欧盟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集团,成员国间金融、经济联系密切,联手应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为此,10月4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布朗、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欧元集团主席容克等欧盟领导人在巴黎召开紧急峰会,但会议成果让人大失所望,与会领导人虽然达成多项原则共志,但未出台任何具体措施,“泛欧救市基金”也因德国、英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危机初期一段时间,欧盟各国救市行动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未能挽救市场信心,股市持续下跌,危机不断恶化,各国也因此意志到了协调行动的重要性。

第二个阶段是欧洲各国联手救市。10月12日,欧元区15国举行的首脑峰会成为欧洲由各自为政到联手行动的转折点。这是欧元区成立以来举行的首次首脑峰会,尚未加入欧元区的英国首相布朗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出席了会议。各国一改前此前各自为政的形象,达成“联手帮助银行融资行动计划”,核心内容是通过购买金融机构优先股和为其融资提供担保等方式,缓解金融机构的融资困境,稳定金融市场。会后第二天,各国便纷纷根据这一行动计划拿出大规模救市措施,德、法、英三大国分别公布了5000亿欧元、3600亿欧元和5000亿英镑的庞大救市案,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当日也出台了各自的救市案。在随后15日、16日的欧盟峰会上,各国还同意将欧元区的这一行动计划扩大至欧盟27国范围。目前,欧洲各国出台的救市案规模超过2万亿欧元,远远超过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援案,是欧洲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新晨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除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外,还着眼未来,力求通过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来防止危机重演。欧洲领导人认为,当前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但却波及世界,欧洲所受影响尤其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已“病入膏肓”,须推倒重建。在10月15-16日举行的峰会上,欧洲领导人一致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彻底改革”。18日,萨科齐和巴罗佐还特意到美国说服布什召开全球金融峰会,以推动改革。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4篇

区域产业特色与人才培养定位分析

浙江省现有光伏企业200余家,是全国光伏电池生产大省,产量约占全国的35%。衢州市作为浙江省第一个省级光伏产业基地,现有光伏企业60余家,是国内光伏产业链最为完善的地区之一。从市场调研情况来看,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影响,2011年下半年,硅材料加工、光伏电池市场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产量及价格受到巨大冲击。但从光伏应用市场来看,由于光伏电池、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及国家光伏发电标杆电价的出台,给光伏发电系统集成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好前景。从国内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上看,2009年装机不到300MW,2010年装机约500MW,2011年装机约2.8GW。随着不可再生能源的不断消耗和国家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预计在未来的10年内,每年装机容量将急剧增加,人才需求将非常短缺。根据以上调研情况,我院对光伏应用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即重点培养具备光伏应用技术的基础知识,掌握光伏发电系统集成的能力,能适应光伏电站建设和光伏产品生产等光伏企业生产运行、技术服务、产品检测等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职业岗位能力分析

在课程体系构建中,我们主要围绕专业培养目标,以职业核心能力为主线,引入行业职业资格标准,以生产岗位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与企业共同开发基于工作过程的系统化课程体系。结合专业定位,我们对处于光伏产业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光伏应用产品企业展开了调研。

光伏电站建设工作岗位能力分析。从调研情况来看,光伏电站建设的主要工作岗位有电站建设前期调研、工程设计、工程项目申报、工程施工、入网调试、电站运行维护与检修等,具体能力要求如图1所示。光伏应用产品生产工作岗位能力分析从调研情况来看,光伏应用产品生产的主要工作岗位有单体电池检测、特种组件生产、组件检测、控制器制作、系统集成与检测、系统维护与技术服务等,具体能力要求如图2所示。

专业拓展能力调研分析。结合专业定位及企业调研,本专业毕业生可在光伏电池生产、光伏发电系统集成等相关企业从事硅太阳电池方阵组合工、光伏系统集成工程师等相关岗位工作,经过1~3年后,可升为技术员,或转岗至管理岗位,如车间班长、车间主任等。学生的专业拓展能力如图3所示。

课程体系构建

高职教育是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课程体系的建设必须抓住区域产业、企业、学生三个要素,要保证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具备大学生应具有的素质。因此,课程体系的建立不能仅考虑学生职业技能的提高,而是更应该关注学生职业素质的养成与提高。

文化素质课程平台构建。在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要以专业人才培养为目标,对原属于文化素质课的公共基础课程进行重新定位。比如,在大学英语课程中,应改变以往课程模式,设置基础英语与行业英语;在计算机文化课程中,应按照专业定位及要求,设置Word高级应用、Excel高级应用、PowerPoint高级应用等课程模板,供不同专业学生选择。为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和交叉学科能力培养,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应基于文化素质课平台开设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艺术鉴赏等四大类素质拓展课程。

专业课程平台构建。专业课程平台主要包括基础理论课程与职业能力课程。基础理论课程是为专业核心技术提供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实践技能的课程,主要有《电工基础》、《太阳能电池材料制备工艺》、《光伏电子产品制作》、《电子线路制图与制板》、《工程制图与CAD》、《电力系统基础》等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基础理论课程与职业能力课程的实践教学比重应占50%以上,平时的课程教学应注重学生的技能培养。由于学生在学科系统理论学习上存在一定的缺失,所以在课程体系中,很有必要增设一门回顾总结性课程———《光伏发电技术》,使学生在“做”的基础上掌握学科的完整性,有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职业能力核心课程是培养职业岗位能力的关键课程,必须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任职要求,参照相关职业资格标准设置。本专业开设了《光伏电池制造工艺》、《光伏发电系统集成与设计》、《光伏逆变技术》、《光伏发电系统施工与入网调试》、《光伏电气设备检修与电站维修》、《智能光伏产品制作》等6门职业核心课程。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5篇

这远远低于人口规模大致相当的法国和德国———法、德在海外就读的学生数分别达到6.3万和8.6万。同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教育白皮书《新机遇:迎接未来的公平机会》,首相布朗在序言里谈到:“我们的子女成长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在他们将来的工作生涯中,不仅要适应来自本土的压力,而且要适应全球化的竞争”。可以看出,英国对学生走出国门进行国际交流学习也有着强烈的期望,但现实却并不尽如人意。

一、对国际教师的需求降低

在英国,本土教师数量一直较少,外国教师在教育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每年大约有4万名教师缺口,40%左右的教师年龄在45~55岁。有关统计显示,2005年,英国大约聘用了4.3万名外国教师,分别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牙买加、美国、加拿大、津巴布韦、印度、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但是,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收入相对稳定的教师行业日渐受到英国国内精英的青睐,这也相对降低了教育领域对国际教师的需求。很多企业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没有制订招聘计划,甚至需要大批裁员,而教育行业相对稳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表示愿意接受相关培训,从事教育工作。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学校培训与发展局报告说:“2008年,登录学校培训与发展局网站询问招聘事宜的人数从2007年的70万人增加到100万人以上。”此外,2008年,该局招聘的人数超过预定目标的2%。由此可见,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本土教师数量日渐增多,对外国教师的需求逐渐减少。

(一)高校科研机构的国际合作日渐频繁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实现了智力、技术、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提高了科研水平和效率。经济不景气使得英国高校财政受到巨大冲击,作为高校子系统的科研院所,其经费投入也呈现递减趋势。为了维系英国科研水平的世界领先地位,必须进一步加快高校科研院所的国际合作进程。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不仅减少了经费需求,而且使科研成果质量也有所提高。决策者认识到,国际合作是促进科学发展和创新的最佳方式,因为合作也是知识网络化的组成部分。正如加雷斯•罗伯特爵士(GarethRobert)指出:合作是提高本国研究水平的一种方式,因为联合研究项目得益于双方的智力投资和多方位的协作,可以产出更多的优秀论文。科研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在英国国内已经获得认可,并且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得益于其广泛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英国的科研成果呈现出逆流而上的发展前景。由于语言相通,英国与美国在国际合作研究方面关系密切;由于文化背景相似,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一般情况下,通过日常交往或私人联系就可促成这些国际合作。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英国高校科研院所的跨国合作,而基于既有的丰富的交流与合作,英国在科学研究领域继续保持着国际领先的竞争力。

(二)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理念趋向于追求经济价值国际教育交流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和科技价值。从国家层面考虑,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是实现国家外交目的的辅助手段,在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开展的过程中,不同文化通过教育载体进行对话,在相互融合中实现了交流与合作的文化传播价值;同时,落后国家通过积极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升了自身科学技术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科技价值;此外,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可以为教育输出/输入国提供经济效益,以体现出自身经济价值。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实现经济收益,渡过金融危机成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新的价值取向。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英国众多高校纷纷进行各种教育方案的调整,使得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价值备受冷落。

(三)欧债危机时期英国高等教育留学市场从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关系看,经济萧条必然会影响教育领域,在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则主要体现在本土生源持续流失和国际学生招生计划的大幅提升。英国百余所大学基本是公立大学,其教学与科研经费主要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鉴于债务危机背景下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高等教育便成为一个难以负荷的重担。

为了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的市场改革,2011年6月底,英国政府颁布了名为《把学生置于体系中心》的高等教育白皮书,确立了学生为高等教育消费主体的中心地位,建立了透明的高等教育市场化体系,促进了高校之间的良性竞争,增强了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切实维护了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010年相关调查显示,英国雇员的平均年收入比2009年减少了1088英镑。国民收入的减少与高等教育收费的大幅提升,使得英国民众难于负担近乎奢侈的高等教育服务。根据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报告,2010~2013年,英国高等院校的学生数量将平均下降1.9个百分点。该报告认为,56%的英国大学预计近两年招收的本国和欧洲的本科生将减少。同时,由于大学学费上涨,大学招生名额减少等因素的影响,英国部分中学开始鼓励学生前往外国就读大学,哈克瑞尔英欧中学就是典型的代表。因此,英国各大学计划多招收国际留学生,以弥补本国和欧盟学生数量减少所带来的财政损失。

二、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策略

金融危机造成了英国高校财政经费的短缺,在此基础上还要保证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实现,英国的应对策略主要体现在促进学生的国际流动、推动教育机构之间的跨国合作以及加强教育信息交流的国际化3个方面,以保障和推进本国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达到国际标准。

(一)大量国际学生事务组织交流项目保障学生的国际流动在英国有大量为国际学生提供支持和咨询服务的组织,其中英国文化协会已在世界100多个国家设置了办事处,以推广英国教育,促进学生的国际流动,并为各国具有潜力的学生提供更广泛的服务。国家学术认证信息中心是鼓励和推动学生流动的主要机构,同时提供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资质可比性的信息和建议。英国国际学生事务委员会为国际学生提供咨询和信息,同时聘请顾问和专家协助国际学生。高校也为国际学生在学术和其他事项上提供支援服务以帮助他们适应留学生活。在英国学习的国际学生数量超过34万,占英国学生总数的15%,他们来自海外200多个国家,其中1/3来自欧盟区国家。伊拉斯谟计划是欧盟资助的一项方案,旨在促进学生在整个欧洲内部的流动。整个欧洲每年大约有16万学生参与该计划,英国有大约1万人。各式各样的国际学生事务组织机构,以及各种教育交流项目,大大促进了英国学生市场的国际流动。

(二)推动英国教育机构与欧美、中印等国家高校之间的国际交流合作博洛尼亚进程是一项旨在实现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区域性教育合作协议,致力于打破欧洲国家之间的界限,实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学历的相互认同、比较与协调。《博洛尼亚宣言》为欧盟范围内各大学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具体表现在合作办学、共同颁发文凭等方面。与其他签署国相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将有助于提高英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由于语言文化的相似性,英国与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他们之间的合作是英国科学研究合作的主体。随着亚洲国家科学研究及技术革新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大科技力量的迅猛发展,英国已经逐渐开始重视与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各大高校、科研院所与新兴经济体开展科研合作,不但提升了双方的研究效率,对于维持英国国民经济发展与科研水平的整体实力也会产生重大的意义。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6篇

按照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顺序,对世界历史上有代表性的金融危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回眸,分析了金融危机的成因,研究了中国国情下的金融危机的对策。

[关键词]

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回眸;成因;对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巨大,虽然距离上一次危机已过去7年,各国普遍进入经济的复苏期,但以史为鉴,从中研究中国国情下的金融危机对策仍十分必要。

一、历史上代表性金融危机回眸

(一)早期的金融危机

早期著名的金融危机有1637年郁金香狂热和1720年南海泡沫。在1637年的寒冬,荷兰人对郁金香的狂热达到顶峰。郁金香期货市场应运而生。期货市场不健全的规则使得郁金香泡沫在短期内迅速膨胀。最终,投机商的大量抛售使得郁金香的价格一泻千里,市场陷入恐慌。17世纪末,英国的经济正处于繁荣时期,市场上有大量的闲置资金想要投资于股票。南海公司通过获得英国国债的管理特权使得公司股价一路狂飙。与此同时,大量浑水摸鱼的股份公司成立了,它们利用人们对股票的追捧来敛财。为了整治这些投机的股份公司,国会出台了一系列法案。知道真相的民众开始大量抛售股票,在股市萎靡不振的大背景下南海公司也受到牵连,股价骤跌,南海泡沫破灭。

(二)金本位时期的金融危机

一般把1873年作为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开端,这时欧洲和美洲的主要国家先后实行了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金本位制度。这一时期的金融危机,有1882年法国因向欧洲东南部扩张而发生的对新银行股票的投机;1893年美国因1890年出台的《谢尔曼白银法》而发生的对金银的投机;1893年奥地利因城市发展而发生的对土地的投机。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的1907年银行危机。1907年10月,一次操纵“美国铜业公司”股票的行动失败,并引发危机,为这次操纵市场行为贷款的银行被挤提。其后,挤提更蔓延到其他相关的银行和信托公司,进而扩大到全国各地。

(三)金汇兑本位制时期的金融危机

一战的爆发使金本位体系崩溃。各国纷纷停止黄金兑换,采取浮动汇率制度。战后主要工业国家重建了金汇兑本位制,但美国1929~1933年的大危机使得金汇兑本位制垮台,国际货币体系陷入混乱。这一时期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是最高的。

(四)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金融危机

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其内在的制度缺陷即特里芬两难,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多次美元危机,最早爆发于1960年,其后在1968、1971、1973年多次爆发[1]。

(五)牙买加体系时期的金融危机

牙买加体系以黄金非货币化,储备货币多样化,汇率制度多样化为特点,制度安排十分灵活[1]。这一时期发生的危机主要有:1992~1993年的北欧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巴西危机,俄罗斯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2009年的欧债危机[2]。其中,东南亚金融危机表现为亚洲各国固定汇率制的连续崩溃,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本身的经济脆弱性,巴西和俄罗斯受到波及而在次年爆发危机。

二、金融危机的成因

(一)国际储备货币供应失当

1.国际储备货币供应不足。

在金本位制度下,表现为黄金供应不足。为了满足本国对黄金的需求,各国都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来吸引黄金流入,尽管利率的提高会使本国经济萎缩。中心国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得到了黄金流入,但外围国却不得不面对黄金流出和国内经济萎缩的双重困境,甚至还要继续提高利率以吸引黄金流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使得外围国家的金本位制度崩溃,爆发金融危机。在之后的信用本位制下,国际储备货币供应不足表现为中心国货币供应不足。中心国供应的储备货币不能满足世界的需求,资本会从外围国回流到中心国,外围国提高本国利率来抑制资本外逃,过高的利率刺破了本国的泡沫,引发了金融危机。

2.国际储备货币供应过度。

过度供应储备货币会使中心国自身面临货币危机。比较典型的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多次美元危机。美元供应过度使得各国对美元失去信心,进而调整本国的外汇储备构成,用黄金或其他货币替换美元,美元大幅贬值。各国为维持各自的出口竞争力,也竞相贬值。即使此时会有主要国家出面干预试图稳定货币,但如果对储备货币的信心难以维系,则储备国的储备货币地位将不复存在,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震荡,引发金融危机。

(二)中心国行为引发连锁反应

当中心国实力雄厚,作为资本输出国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时,资本由中心国流向外围国,推高外围国的资产价格,甚至出现泡沫。当中心国由于国内资源的长期错配而经济实力下降,无力维持世界经济稳定时,会转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资本回流至中心国。资本的大量外逃会使得外围国货币贬值,资产价格剧烈下降,诱发危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1980年后的金融危机,都和美元加息有密切的关系。1975年加息之后是拉美债务危机的产生;1986年加息之后是日本金融危机的产生;1993年加息之后是东南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

三、中国国情下的金融危机对策

(一)发展国内金融市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防范金融危机的最好方法就是提高自身的实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正是由于国内的金 

(二)注重金融安全,加强金融监管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上的资金量日益增多,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就对我们的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信息披露要公开、真实和及时,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其次,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通过金融创新所转移分散的风险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消除,风险分散的范围越广,涉及的主体越多,一旦出现问题带来的伤害也越大。因此对金融创新进行严格审查是十分必要的。第三,加强对流动性的监管。关注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及短期债务的使用,保证流动性,避免期限错配。第四,逐步建立多目标监管体系。混业经营是未来金融业的发展方向,逐步由目前的分业监管向多目标监管过渡,有助于对金融体系全局风险有一个整体把握,有效避免监管竞争,减少监管套利。

(三)严控资产价格泡沫

历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资产价格出现泡沫的危险性。资产价格泡沫出现时,人们购买某项资产的动机是低买高卖而不是看重其本身的价值。房地产泡沫和股票价格泡沫作为资产价格泡沫的主要表现形式,需要严加防范。为确保经济的平稳运行,在泡沫初显的时候,政府应该适当干预,尽早化解金融体系运行中的风险。对于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应建立价格预警机制,一旦其价格变动出现异常,就要进行调控,严厉打击投机行为,确保商品价格保持平稳。

(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构建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和多元化已经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选择,而且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重建,也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3]。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应遵循渐进性和适应性的原则,循序渐进、分层推进、相互衔接,既要避免盲目乐观、急于求成;也要避免消极悲观、裹足不前。同时,这一系统工程应当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在现阶段,我国需要构建一个健康的货币市场以降低国际化的成本;构建一个快捷的跨境流通服务体系以转移债权债务;发展一个国际化的资本市场以提供更多投资渠道;构建一个完善的国际衍生品市场以对人民币资产定价和进行风险管理[4]。

[参考文献]

[1]姜波克.国际金融学[M].上海:上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刘朝阳.金融危机形成机理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

[3]巴曙松.从金融危机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J].国际融资,2010,(2).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7篇

管理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过程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的科学,也是我国教育部认定的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管理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实践性,它所面临的问题和环境随时都在变化,没有可重复验证的、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循[1,2]。要想深入透彻地学好管理学,必须对管理情境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无疑给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在校生带来很大的挑战[3]。如何让学生学好管理学,使其在牢固掌握管理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又能在实践中灵活应用,这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应紧密结合课程特点和学生特点,不断研究管理学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4]。在实际教学中,管理学课程的发挥空间很大,教学效果因教学水平的差别而相差悬殊。为了提高管理学教学水平,有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努力探索新的教学方式,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真正被学生认可的管理学教师比例并不高,这在我国高等院校的管理学教学中非常普遍。如何改变这一局面,成为高等院校管理学教学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将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一、管理学课程“垂范式教学”概念的提出

《庄子•天道》指出,“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身教的重要性。身教重于言教,这一理念用在管理学教学上也很有必要。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5]决定管理学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在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否自觉运用管理技能进行教学的行为,其检验结果是学生是否认可。教师无论采用多么先进的教学工具、教学手段及教学方法,如果得不到学生的认可,他的管理学教学就是不成功的。

很多专家学者对如何做好管理学教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教学原则[6,7],对提高我国高等院校管理学教学效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管理学教学效果问题,教师应有改革意识和积极运用方法的意识。经过多年的管理学教学实践,笔者提出了管理学课程的垂范式教学模式。采用垂范式教学模式,能让学生看到管理知识在教师身上的体现,教师成为管理精髓、管理理念的化身,从而对学生产生一种主动学管理、用管理的感召力,不断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管理学课程的垂范式教学,简而言之,就是在管理学课堂上,教师在教学中以身作则,一言一行都要有意识地运用管理技巧、符合管理理论、体现管理理念,从课前准备、课堂教学组织、课后检查与评估等诸多环节体现管理的特色,展现自己的管理技能和作为管理者的素质,让管理知识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教师通过率先垂范管理技巧,让学生从管理学教师身上体会到管理的作用,进而牢记其所传授的管理学知识。

二、管理学课程垂范式教学模式的具体实施管理学课程的垂范式教学模式可分为三大教学环节。

(一)课前准备阶段

首先要做好计划,明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不同专业的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尽相同,对管理学知识的需求也不相同,教师要因材施教,明确课程及每一节课的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具体而言,教师要关注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揭开管理学的神秘面纱。学生由于缺少社会实践和工作经验,普遍认为管理学具有神秘感,这种感觉容易让学生在学习中产生畏难情绪,不利于其掌握管理学理论知识的精髓和内涵。管理学教学的首要任务是要通过对管理学学科和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的细致讲解,让学生理解管理来自于实践,并非深不可测。这部分知识的讲解应放慢节奏,多讲解管理学理论的产生背景及实践。

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学生没有工作经历,管理职能理论对他们来讲是高深的理论,一些实际知识的讲解(如管理者的职责即管理者应起的作用)对他们来讲反而更容易理解。教师应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讲授管理者应具备的技能知识,通过实际知识的教学,更好地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管理能力,为其将来成就事业、做好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是在教学中要突出理念的重要性。知识、能力和理念三要素中,知识最容易被淘汰,能力次之,最后是理念。在教学中要突出理念的重要性,将最新管理理念融入课堂,从根本上启发学生形成管理思维习惯,养成科学管理的创新理念。

(二)课堂教学阶段

首先,营造气氛,创建和谐课堂。确定教学重点内容以后,课堂气氛和学生的感受是决定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课堂管理和企业管理的价值取向不同,企业管理的目的是创造最大化利润,而管理学课堂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并学会运用管理学知识。企业管理需要规范的制度约束,课堂教学则需要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上好第一节课对以后课堂气氛的影响意义深远。新学期伊始,学生对管理学教师充满期待,教师要注意讲课时的态度和语气,要体现出自身具备的管理素质与管理内涵,课堂要有目的性和包容性,课堂气氛要轻松愉快,教师应把学生视为成熟的、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主体,尊重学生的需求。

其次,作好计划与分工,展现管理技巧,体现管理素养。教师在上课之前先就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提出为达到目的将采取的措施,在听取学生意见的基础上与学生达成一致,这样学生能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之中。

确定了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后,教师和学生进行分工,每人都有各自要完成的任务,对于出现的状况随时沟通和交流。如果采用讲解的方式,讲解过程中学生可以随时提问,保持课堂的活力。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教师通过对问题的精准描述来体现管理者的概念技能,用不同风格的语言讲述不同的知识,进一步展现管理者的沟通技巧,用灵活处理问题的方式展现以目标为导向的管理精髓。管理者的领导品质、管理情商通过完善的教学计划、课堂教学的组织、学生积极性和学习热情的调动等日常教学行为体现出来,使学生看到教师就想起了其所讲的管理学知识。经过一个学期几十次的刺激,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再次,开放的课堂体现开放的胸怀。好的管理者必须要有宽广的胸怀,决策时抓大放小,获取信息时放眼全球。一是讲授方法的开放性。教师讲课时总会有自己的局限性,克服局限性的途径有很多。教师可以利用网络选取一些管理名家的视频,把他们“请”进课堂讲授管理学知识,让学生切身感受到管理学理论的百家争鸣,进而深刻地理解管理的内涵。这样做,不仅有效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教师也可以从中受益,更好地向其他专家学习。二是课堂内容的开放性。管理学是一门渗透于生活方方面面的学科,管理学教学可采用“生活即教育”的理念,通过列举生活中的案例引导学生掌握抽象的管理理论。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就社会热点问题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瘦肉精事件、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垮台、欧债危机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住房改革、CPI与宏观调控政策、4万亿救市与经济增长保八、我国国内油价涨跌等,从管理学视角给予解读,学生可以从中得到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管理工作更加深刻的认识。三是交流方法的开放性。学生不必拘泥于教师课堂所讲内容,可以在课堂上自由发言,将自己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获得的信息资源带到课堂,通过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的交流讨论,实现共同学习、共同探究,使教学气氛真正生动活泼起来。

最后,通过角色转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规定每个小组讲解一位管理人物。教师可以推荐国内外企业界成功人士名单,让学生进行研究,结合管理理论进行讲演,讲演过程中学生可随时自由提问,教师成为听众。通过角色转换,有效地增强了学生的主动性。讲演完成后,教师要对学生的讲演进行评价,以正面评价、积极鼓励为主,中肯地指出其可以改进之处。教师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对学生所讲的管理人物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种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开拓学生的思维空间、激发其学习兴趣,增强其学习动力,促使学生在更广阔的学习环境中自主学习、自主探究,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控制评价阶段

管理中的控制贯穿于整个过程,评价是指事情完成效果的检查和总结。在教学过程中,控制主要是指课堂秩序和纪律的维持。学生缺勤是大学课堂常见的现象,有些学生自觉性不强,教师如果听之任之,会造成课堂上更多的学生流失;如果采用严格考勤的办法,将学生的考勤和成绩挂钩,学生出勤率得到了保证,但由于学生缺乏上课的热情,身在曹营心在汉,未必能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笔者换了一种激励方式,首先声明不花时间点名考勤,因为这是低效率的表现,是违背管理理念的表现。取而代之的是课堂参与活动记录,包括主动参与课堂活动记录和被动参与活动记录(比如随机点名提问),每次记录都有相应的激励,给出相应的积分,如果出现提问而没有到的现象,就要被扣去一个积分,这就保证了学生的出勤率和参与热情,这种方式很好地体现了管理激励理论。完成效果的检查和总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每节课的效果检查。每次下课前三分钟,一起回顾、检查此次课堂教学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如果没有达到,是什么原因,该如何应对;如果达到了,是否按计划达到,能否做进一步改进。每次课堂教学都被当做一个管理事件来完成,久而久之,学生对管理的整个过程以及管理的职能等有了养成性的直观认识,将来步入社会对管理的整个过程就会了然于胸。另一个是学期结束时的效果检查,也就是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考核。传统评价方法(如闭卷考试的方式)常常会导致学生死记硬背,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在成绩评定上,期末成绩由出勤、提问、平时测验、演讲、论文写作及期末考试各类分数共同组成,采取笔试、口试、实践等多种形式。通过开放性的考试方法,有效地把学生从死记硬背引导到灵活掌握知识和发挥能力上来,使之适应管理实践发展的要求。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唱盛中国/学术潮流/西方汉学

“唱盛中国”这一命题源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界长期以来的“唱衰中国”的积习。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崛起,美国媒体和舆论界对中国日益关注,但直到最近,其主流仍是“唱衰中国”。①虽然说学术独立,学术界不必与时势紧密相连、亦步亦趋,但学者并不生活在时代之外,时势对学者肯定有影响。

在我们谈学术界的“唱盛中国”学派前,先提一下学术界以外几部比较有影响的“唱衰中国”的著作。这些书还不能算“妖魔化中国”,但其基调是消极的。中国的发展也使其中一些著作很快过时,更有一些作品入了荒诞滑稽者之流。但这些出版物基于一定的研究,写作风格在雅俗之间,读者群远远超过纯学术著作,它们所反映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一种认识水准。

由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出版于2001年。作者章家敦(GordonChang)是美国一家法律事务所的企业律师,曾在中国工作过近20年,20世纪90年代起长期在上海当美国公司的法律顾问。此书出版时正值中国进入WTO之际,人们普遍看好中国经济。他却预言由于腐败、管理混乱和经济失控等原因,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前将全面崩溃。此书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作者也应邀在世界各地演讲,散布他的“崩溃论”。现在此书已成笑话。②

另一部最近出版的讨论台海两岸关系的书称两岸必有一战。此书题为《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作者卡朋特(TedGalenCarpenter)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超党派智囊组织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专管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所长。卡朋特预言由于美中各自对台海形势的错误估计,双方终于在2013年兵戎相见。作者写得绘声绘色,预测台湾2012年大选中,一位比陈水扁更台独的领袖被选为总统;第二年,这位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改名为台湾共和国,引得大陆动武,美国卷入。作者由此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台湾的军事承诺,而代之以只售军火。没有了美国的承诺,台独势力会比较小心谨慎;而台湾有了最高级的军火,大陆方面会比较小心谨慎。这样双方更能保持力量的均衡,而一旦台海有事,美国则不必直接介入。这种观点对美国人有吸引力,因为它既符合军火商的利益,又迎合一般美国民众不愿卷入战争的心理。当然,2008年马英九的当选和两岸关系的回暖已使此书的预测显得太夸张了。但作者的武装台湾以求得两岸势力均衡一说在海外仍有相当的市场。③

坊间还有有关想象中的未来中美战争的小说,属通俗读物,销售不错,反映了这种题材有一定的市场,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与西方新闻界、政治学界和人文学界长期以来“唱衰中国”的著作形成对照,近年来西方的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倾向,即为过去已成定论、人所皆知的“中国落后论”翻案,可称是一种“唱盛中国”的潮流。下面以近年来西方出版的几部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及其引起的争论为例,介绍和分析西方(主要是北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唱盛中国”流派。

可与英国媲美的江南

挑战中国落后论的最有争议的著作是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④此书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JohnK.FairbankPrize)和2001年的世界史学会的著作奖,并被美国图书馆领域中权威性的《选择》(Choice)杂志选为2000年最佳学术书籍之一。此书国内已有译本,也引起一些讨论。⑤

彭慕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英国不相上下。例如他以生活水平为例,指出欧洲一般工人在肉食品方面的消费与中国的普通民众相差无几。以18世纪末英国工人的饮食的营养比例:肉类5%,乳制品1.5%,脂肪3.1%,其余90%以上都是面包和土豆,即碳水化合物,与中国百姓的以米饭谷类为主的营养结构相同。

彭慕兰认为19世纪中国落后于英国或西方的原因是英国有丰富的煤矿和广大美洲殖民地(主要是美洲的资源和市场)。彭慕兰利用英国史学家安东尼·雷格莱(E.AnthonyWrigley)有关英国煤矿和工业化的研究来支持他的观点。根据雷格莱的计算,如果没有煤矿,18世纪的英国在已有的森林资源下,需要至少再加1500万英亩的森林。如果没有美洲新大陆,英国需要至少130万英亩的土地用来产糖,230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棉花。⑥煤矿和新大陆使英国避免了东亚的劳力密集和节省资源的经济模式。换言之,如果英国没有丰富的煤矿和新大陆,英国也必须走克勤克俭的道路。中国用的是人力和牲畜力,英国用的是机器动力,而机器动力的能源来自煤。

煤的产量,英国在1700年的年产量是250万到300万吨左右,1800年达1500万吨,一个世纪里翻了五六倍。与此相比,长江三角洲远离中国的主要煤产地满洲,所以彭慕兰认为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在1800年以后出现的大差距或“大分流”(greatdivergence)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巧合。

彭慕兰的观点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权威学者黄宗智的激烈批评。黄宗智指出彭慕兰夸大了煤矿的作用。雷格莱不过指煤矿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客观原因之一,彭慕兰则将其夸大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黄宗智指出,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萍乡煤矿离江南不远,却未被利用。中国没有重视或开拓煤矿资源,主要是没有需要或需要不大。黄宗智指彭慕兰的说法本末倒置,是“把拖车放在马前面”。黄宗智甚至指摘彭慕兰在中国史和欧洲史领域里两头充当权威:中国史的学者因不熟悉欧洲史,故对彭慕兰信以为是或不敢置评;欧洲史的学者因不熟悉中国史,亦复如此。⑦

美国《亚洲研究季刊》2002年5月专门刊登黄宗智和彭慕兰的各自的辩论文章。另有两篇文章各帮一方:李中清和王丰的文章意在回复黄宗智对他们的中国人口学著作的批评,黄宗智的一位欧洲史的同事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和黄的学生艾仁民(ChristopherIsett)则把欧洲和长江三角洲做了比较,结论与彭慕兰迥异。因《亚洲研究季刊》是英语世界在该领域中的旗舰刊物,这场辩论更使彭著声名大噪。⑧

黄宗智和彭慕兰辩论的另一个主要焦点是人口问题。黄宗智的观点是中国人口压力造成劳力密集性农场,每亩土地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形成“内卷”型经济。这个理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广泛知晓。彭慕兰则认为18世纪中国和英国人口压力相差不大。而彭慕兰观点的主要依据为李中清等人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

李中清近年来和同事们一起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与康文林(CameronCampbell)合著的《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运气:辽宁的社会组织和人口行为,1774-1873》和与王丰合著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和中国的现实,1700-2000》,后者获2000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社会人口学杰出学术奖和2000年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最佳著作奖。⑨此书已有中文译本。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人类对自身的人口发展有两种抑制,一种为阴性抑制或预防性的抑制,例如晚婚、节制性欲、避孕等,西欧发达国家就是如此;另一种为阳性抑制,即人口无限制地发展,最后导致普遍的贫困,而普遍的贫困的结果是死亡率上升。这是非西方国家人口发展的现象,中国也在其例。李中清等则认为中国的情况要比一般想象的复杂得多。如果照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阳性抑制模式来计算中国人口出生率(7.5%结婚生育)和平均期待寿命(30岁),则中国人口会从1700年的2亿到1800年的13亿,而到1900年可达100亿。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民间的自觉地对生育的抑制,中国人口早已爆炸。中国人口发展远远没有符合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阳性抑制模式,就说明中国有一定程度的阴性控制。例如1750-1850年这100年内江南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而同时期中国的总人口差不多翻了一倍。江南是全国生活水准最高的区域之一,其人口之稳定应与民间自觉的计划生育或称阴性抑制有关。这种阴性抑制并非贫穷的结果,因江南并非贫困地区。李中清等并根据辽宁省1774年到1873年12000个农民的材料,指出当时当地中国人的男女平均期待寿命跨度很大,男子为31-45岁,女子为25-35岁,与同时期的英国人的平均期待寿命34-35岁相差无几。

黄宗智则质疑李中清在研究方法上的合理性。其中一个主要争论之点是溺婴问题,特别是李中清的研究中把出生六个月之内被溺杀的女婴归属于避孕或人口控制(所谓“产后堕胎”)的一种手段,不被计算在死亡率之内,也排除在人均期待寿命之外,显然尺度太宽。如果李中清的女子29岁预期寿命这一数字,用他所估计的25%的溺杀女婴率来修正的话,则新生女婴的真实预期寿命还不到22岁。这将使预期寿命根本无法与18世纪英国34-35岁的数字相比。李中清认为,在中国溺杀女孩乃是在偏重男孩的文化下所作出的抉择,也由于“对于生命的某种特殊态度”,即“中国人不把不满一岁的孩子看做完全的‘人’”。黄则认为溺杀女婴首先是因为穷,其次才是重男轻女。中国人口控制是阳性的,是各种社会危机综合的结果。⑩

这里谈一下“社会科学历史”和社会史的差别。与传统的历史学相比,“社会科学历史”(SocialScienceHistory)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到1970年代中期才稍成气候,有自己的专业组织。(11)一般而言,社会史以资料为依据,在占据大量资料的情况下作叙述性的研究。“社会科学历史”也以资料为先决条件,但特别重视以数据资料立论,企图从量化中找出一种理论模式。李中清等人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

复兴科学的中国文人

17世纪起西方在机械制造业的基础,如钟表、螺旋、杠杆、滑轮等方面先进于亚洲国家。但迟至18、19世纪之交,西方仍在想方设法学习中国的丝绸、纺织、陶瓷和茶叶种植技术。中国科技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西方学界普遍的讲法是从明代(或更确切地,从明代中期即16世纪初起)。宋元时期中国科技达到一个高峰,此后便停滞不前并落后了。虽然有些学者,例如日本的宫崎市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直至18世纪中,中国和西欧的技术发展水平还不相上下。但这种观点在西方世界似乎影响不大。一般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大致把明代永乐(1403-1424)后即15世纪初作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起点。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BenjaminA.Elman)在其新作《自有其理:中国科学,1550-1900》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对此提出异议。(12)艾尔曼认为只有蒸汽机普遍使用后,也即18、19世纪之交时,中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即中国的落后基本上是1800年以后的事。艾尔曼认为因为中国在19世纪落后了,所以人们开始问中国何时起落后的,于是将此前推至明代。事实上19世纪前中国有许多地方仍先进于西方。例如瓷器的制造,直到1778年英国王家的渥切斯特窑厂开工后,景德镇瓷器才慢慢落伍了。丝绸、茶叶业的情况也复相同。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带了一个蒸汽机到中国,但未向他的中国主人乾隆皇帝展示。他的一个随行人员名叫丁伟迪(Dinwiddie)的给广州的商人们看了,他们喜欢得不得了,但丁伟迪没有留在广东教他们怎么使用这机器,而是去了印度的加尔加德并在那里开了一个学校教印度人蒸汽机原理。事实上当时马戛尔尼本人对蒸汽机的重要性也不是很清楚,那时还是工业革命的初期。马戛尔尼后来在日记中略带幽默地写道,如果丁伟迪留在广东,他一定可以靠蒸汽机赚大钱。

对蒸汽机的忽视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机器的需求没有急迫感。问题的重点在于:中国为什么注重于使用劳动力而不重视技术的改进?艾尔曼虽然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强调明清两代中国人(包括上层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科学的兴趣和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所了解的。一般而言,学界对以下这一点有共识:如果说晚清、民国、共和国这三个政权有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新政到民国时期的政府官僚、社会精英,到共和国时期,科技总放在人文学科前。但我们对此前中国人对科技的态度如何就有点不甚了然了。艾尔曼指出中国的知识界和精英分子对科学技术有着热切的学习态度。当西方人在学习中国的丝绸、纺织、陶瓷和茶叶种植等技术时,中国人则在学习欧洲的代数(起源于印度—阿拉伯)、几何、三角、对数等知识。尤其在清代,一些优秀的学者对数学极有兴趣并作出重要贡献。

例如梅文鼎(1633-1721)、戴震(1723-1777)和钱大昕(1728-1804),他们都懂得中国古代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戴震在参与编撰《四库全书》时将唐代的《算经十部》挖掘出来。长期以来,人们低估了明清时期儒家学者对数学的兴趣。对明清时期中国科学(主要是数学)有影响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耶稣会传教士并不懂得微积分。微积分是18世纪牛顿时代新科学的一部分,但它到19世纪才通过像李善兰(1811-1882)、华衡芳(1833-1902)这样的学者介绍到中国。所以在传教士将微积分等新科学带来之前,中国人已经在复兴他们的数学。而且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身在中国,他们自身的知识也并没有与欧洲当时最新的科学同步。

艾尔曼还就科举和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一般认为一流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界,二三流的落第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去研究科学。但能高中进士、状元的所谓一流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是所谓的二流。在中国庞大的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才群中能进入举人、贡生这样的二三流也是极为优秀。不能通过科举立身扬名,这些人就必须把精力投入其他领域,其中就有研究科学的,如上述李善兰、华衡芳等人。所以中国科举制度一个意料外的结果是一些极优秀和极有文化的人必须在别的领域里寻找出路,使这些领域里也人才济济。

艾尔曼还指出,在复兴数学的同时,明末清初中国人已经在复兴传统医学。清代的考据学不仅是考据儒家经典,同时也有许多优秀学者在重新挖掘整理古代医学文献。虽然鸦片战争后几十年内西医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市场,但直到20世纪上半期,特别是1940年代后一些特效药发明后,西医才取代中医成为主流。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艾尔曼在重现或绘制一幅17、18世纪中国从科技、医学到人文领域的文艺复兴图景。

外交上并不蒙昧的清廷

何伟亚(JamesHevia)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宫廷礼仪和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试图在外交上为中国落后论翻案。此书由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获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勒文森奖(JosephLevensonPrize),并有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译本。(13)

马戛尔尼使团是早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题目,而中外关系又是二战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题,早在1936年就有极具分量的专著问世,费正清、邓嗣禹在1941年也有专文。马戛尔尼的日记也在1962年出版。1989年用了大量新档案写成的法文《岿然不动的帝国》出版,三年后出了英文版。这些著作都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

何伟亚的著作在材料上没有新的发掘,主要是诠释材料,但他显然以此为荣。何伟亚批评过去的研究限在一种“东方学”的框架里,不注意中国方面的资料,或者根据西方的语义来翻译或理解中文资料。何伟亚认为清王朝和英国都十分重视礼仪在外交中的作用和意义。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国文明,正如英国政府不能代表西方文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所引起的礼仪之争,主要不是两大文明的冲突,而是两大帝国的冲突;就是说双方都了解对方,只是为了利益的不同而各自固执己见。由此何伟亚提出两点:一是清王朝并没有中国中心思想。清统治者心目中的世界是由多种君王组成的,而清统治者自己则是王者之王(overlord)。清统治者也没有把中国视为文明中心、其他国家是野蛮民族的“夷夏之辨”思想。二是驾驭朝贡制度的礼仪之争不过是词语上的问题,而非死板的制度。在马戛尔尼使团问题上,清政府很有灵活性,只要马戛尔尼恭敬如仪即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倒是英国人想要通过外交关系来实现欧洲式的等级制度。

此书获奖后引起一些争议。周锡瑞(JosephW.Esherick)在《近现代中国》上撰文对此书所代表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周锡瑞批评的重点在后现代主义的虚夸学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以词语分析(discourseanalysis)为号召,以重新解释史料(而非发掘新史料)作为学术的基点,却往往在词语上错误百出。周锡瑞批评何伟亚连文本都未读懂,就妄出宏论。他罗列了何伟亚著作中的许多“白字”,例如“皇帝”写成“黄帝”,“贡差”写成“页差”,“一视同仁”写成“一视同人”,“恳求无厌”写成“恳求无压”,等等。周锡瑞公开申明他关心的重点并不在于此书本身,而在于将此奖授予此书。因为勒文森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在汉学领域的最高奖,将勒文森奖颁给一本观点新颖但史料不严谨的著作无疑是鼓励这种学风。

有意思的是周锡瑞在美国学界向以左派著称,以“革命”起家(周锡瑞的成名作即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是20世纪70年代“讨伐”费正清学派的主将。(14)何伟亚所批评的西方汉学界对朝贡制度的理解正是费正清关于近代中外关系的主要架构。但在这场辩论中,周锡瑞倒反而成为保守派,在为关于朝贡制度的传统说法辩护了。不过唯其如此,周锡瑞的批评更显得有分量。

周锡瑞还藉此褒扬了中国学者重史料的学风。周锡瑞指出,中国大陆学者们对以政治立场来左右或评估学术的做法很有警惕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政治挂帅时期,经历过意识形态为主、史料和史论不必相佐的时期,经历过以长官意旨为学术准则的时期,所以他们比何伟亚这样的学者更能认同“实事求是”的口号。中国学者也许过于重视史料而轻于诠释了,但学者们对客观的知识要有一种共同的责任心。周锡瑞讽刺后现代主义标新立异,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新就是好”,这是商业主义,而非学术了。

勒文森奖书奖评委会委员之一的艾尔曼等人则为何伟亚的新观点辩护。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北京的《历史研究》杂志对此都有载文讨论。(15)

有现代意识的士大夫

罗威廉(WilliamT.Rowe)在其力作《救世:陈宏谋和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也有意作中西的比较研究。(16)他试图证明欧洲近代早期的一些进步思想,诸如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等,在18世纪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中也不乏其信奉者。不过罗威廉并没有过分强调这种比较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小心翼翼地刻画陈宏谋(1696-1771)其人其事来证明18世纪的中国官僚阶层中已有不少现代思想和意识。

罗威廉通过陈宏谋身上反映出来的三种矛盾对立来看18世纪的中国社会。

首先是正统说教性的“理学”和务实性的“经世致用”之间的矛盾。陈宏谋既是一个正统的理学家,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行政官员。从学问上讲,陈宏谋大概只能算普通。梁启超曾评论说陈宏谋的著作以广西的标准是杰出的,但类似他这样的学者在其他省份可以车载斗量。尽管如此,陈宏谋像当时许多的士大夫一样,是个理学家,是朱熹的信徒,极其推崇四书,尤其是《大学》。陈宏谋还是司马光的崇拜者。而在另一方面,陈宏谋又强调“实学”,并付之行动。例如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就成绩突出。《皇朝经世文编》提到陈宏谋处达52次之多,其中最多的是有关水利建设。陈在河南巡抚任上政绩卓然,水利是主要的。此外,他在云南、江西、陕西、甘肃任上都曾进行过雄心勃勃的水利工程。

其次,在经世致用上,陈宏谋意识到国家机器的局限性而极重视如何合理地用地方和民间社团力量解决社会问题。陈深知有些事情国家并无能力去做或去管理,例如他对清政府曾大力提倡的保甲制度就持保留态度。

最后,在众所周知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下,陈宏谋对个体主义(包括个人思想的表达和对个人的尊重等)以及个人的欲望、需求和个人对团体、社会网络和等级制度的适应看作是一种“义”和“欲”的关系,认为“人情”“私情”也是一种社会需要。陈宏谋心目中有关人的概念可以分成四类:人作为一种天然的动物,即人类;人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一个成员,例如作为儿女、作为臣民;人作为某种类型或团体之成员,例如男人和女人(性别)、富人和穷人(地位)、汉人和满人(种族),等等;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陈宏谋的个体主义思想大致可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个人的救世思想。陈宏谋这类士大夫将本阶级看作是有救世责任的或以天下兴亡为己责的阶级,而非特权阶级。第二,个人的尊严。第三,良心和天良。遇事先求诸于心,然后才求助于法律和政府。第四,故中国民间处处有“有心乡绅”、“有心者”。第五,为自我、个人求得利益是天性。所需者是在市场动力和社会控制、个人私德和儒教的大道德之间求得平衡。

总而言之,罗威廉笔下的陈宏谋在“人情、私情、良知、为人、为己”等诸多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的关系中,已体现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学界一般承认王阳明的“良知”属儒家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但认为这只在明末昙花一现。而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王阳明的“良知”大行其道,促使日本的现代化。陈宏谋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王阳明式的“良知”,从明末起就一直在延续。

现代中国的传记作者大多有一个道德标准,并以这个标准去评判传主。西方学术界的传记著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臧否人物,不是歌功颂德,不是鸣怨叫屈,而是着重于通过一个历史人物来看一个时代或分析一种时代精神。罗威廉的《救世》就在一个方面体现了传记著作在这场重估中国落后问题的史学潮流中的作用。

通俗性的学术著作中的“唱盛中国”潮流

本文开始提到美国大众出版物中多的是唱衰乃至妖魔化中国的著作,与此相反,英语世界比较通俗的学术著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与此相反的可称唱盛中国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都偏重历史,它们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妖魔化中国的一种反动,也是学术界“唱盛中国”潮流的一种延伸。下面介绍几部比较有影响的作品。

罗伯特·天普(RobertTemple)将李约瑟(JosephNeedham)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大陆中文版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缩写成一本通俗读本,适合用作大学教科书,题为《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此书自1998年出版后,已重印多次,深受欢迎。这是因为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卷帙庞大,连科林·罗南(ColinA.Ronan)为此鸿著做的简写本也有五卷之巨,即使是专攻中国史的学者也未必都能仔细阅读。(17)天普指出,英国科学家富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曾言,纸张与印刷、火药、罗盘的发明对人类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宗教和政治强权的影响。培根当时并不清楚这些科学技术都源于中国。李约瑟等人的研究就是试图证明中国在中世纪在科学技术的绝大部分领域里都领先世界。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专业作家路易斯·勒瓦舍司(LouiseLevathes)的《中国统治大海的时代:龙廷的宝船队,1405-1433》,199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通俗性的学术著作中讲郑和下西洋的一部佳作,《纽约时报》将其列为该年出版的百部值得关注的著作(nobrbook)之一。(18)作者最初在英国剑桥大学得到李约瑟收集的许多中国古代航海业的材料,后来又在南京大学、台湾中研院等地作研究,并收集了一些非洲、阿拉伯和印度的材料。路易斯·勒瓦舍司的书已提到郑和的航船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有关郑和下西洋最轰动的著作是英国皇家海军一位退休的潜水艇军官孟席斯写的《1421年: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一书。(19)孟席斯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发现了一幅1424年的地图,上面画有的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岛屿,经他考证这些岛屿位于现在中南美洲的波多黎哥等地。于是一个大问题出现了:当时哥伦布尚未发现新大陆,是谁画制了这张地图并准确地标示了这些岛屿?孟席斯的结论是,当时的世界只有中国有此技术和财力进行远海航行,中国人是美洲的最早发现者,而发现美洲大陆的正是15世纪初明朝政府派出的郑和航队。1492年,哥伦布就是利用郑和绘制的航海图到达了美洲,葡萄牙探险家费迪南德·麦哲伦16世纪在航海时也用过郑和的航海图。孟席斯认为,现在人们都说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哥伦布却是靠了郑和的地图才摸索到了美洲,所以事实上“全世界都欠了郑和的债”。孟席斯所用的证据主要是美洲、澳洲、印尼等地许多中古时代港口发现的中国沉船、瓷器和非洲的刻石等,他还利用DNA测试证明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居民有中国血统从时间上可上溯到15世纪,由此推论郑和船队的一些成员留在了美洲并在那里建立了家庭。

此书2002年在英国出版时题为《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中文译本即据此翻译。(20)但2004年在美国出版的版本题作《1421年: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显然为了迎合美国市场的需要,而它在英语世界的影响由此也大得多。作者称为这项研究访问了120个国家,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还访问了中古时代晚期的每一个港口,费时10年。

孟席斯最近又有新作。2008年出版了《1434年:中国宏大舰队驶入意大利点燃文艺复兴》一书,是为《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的姐妹篇。在这本书中孟席斯更提出了一个大胆新论,他认为根据种种迹象,郑和的舰队曾到达意大利等地,并于1434年即明宣德九年在佛罗伦斯多次会见教皇欧钦尼斯四世,与教廷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直接将中华文明介绍给欧洲。这个明朝的代表团为欧洲带去了中国的艺术、印刷、天文地理(包括后来为哥伦布等航海探险家所用的世界地图)、数学、建筑、冶金等知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明朝中国直接“点燃”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子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都深受中国影响。(21)孟席斯这些语出惊人、挑战传统的观点当然引起了争论,他的书虽然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销路极好,但却毁誉参半,在学术界普遍评介不佳。有人讽刺孟席斯如有第三本书出版,这本书可以题为《1438年:中国向火星放射第一颗人造火箭》。(22)

结语

如前所述,本文所用“唱盛中国”一语,是相对“唱衰中国”这一习语而言。虽然无论“唱盛”或“唱衰”在涵义上都有指论者以主观意识评判客观事物的倾向,本文提出“唱盛中国”这一命题却并无贬意,只不过是借了大家熟悉的“唱衰中国”一词,反其意而用之,希望能比较生动地说明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最新潮流而已。学术研究需要有创新精神,一个优秀的学者往往善于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水平上发现问题,提出见解,推陈出新。这种创新精神应该是建立在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扎实的材料、独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在某一课题或领域内另辟蹊径,从而能言人所未言。上述各种著作,除了几部通俗读物外,几乎全是由海外中国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创作的,其中不乏该领域中的领衔人物。对其观点虽然见仁见智,也不能排除某些学者有点中国情结,或者矫枉过正,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们基本上都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而且代表着西方知识界对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解释中国落后这一问题的一种迫切愿望。这种愿望早就表现在人们习称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GrandQuestion)中,即中国科学技术在千百年遥遥领先世界后,为何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唱盛中国学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并试图从比较史学和世界史的角度讨论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23)

这种愿望显然与近年来中国的兴旺崛起有直接关系。从小处来讲,中国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开放,使海外的中国研究者有条件在中国城乡作长期研究,从图书馆、档案馆到田野调查,学者得以深入中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感性知识,并与中国同行交流心得,加深了解,增加了他们提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近年来飞速而稳定的发展超出了包括许多中国通在内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和想象。于是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了,即中国近年来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唱盛中国学派就是要探明这个历史根源,从而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从上述讨论可知,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一个主流意见就是近代中国的落后在时间和范围上都被夸大了。2008年夏天,我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时,做评论的美国肯塔基大学历史系教授司昆仑(KristinStapleton)就提出“中国何时落后西方”这一命题有可商榷之处,因为这个命题的前提是中国落后于西方,而事实上中国未必落后于西方。也许只有海外学者才会对中国是否落后于西方这一点提出商榷,因为这在国内是童叟皆知、无可质疑的常识;但这种责疑也反映了西方学界急于要重新审视中国落后论的一种倾向。(24)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观点与学术界较早的挑战中国社会在近代以前长期停滞不前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至今似乎尚未有人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是学术界的共识,似乎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是铁板一块,此后史学界质疑这一观点,并花了大约20年时间来证明东亚(主要是中、日两国)在19世纪西方介入以前一直在变化和进步着。这一观点在今日的西方史学界已成共识,谁再用“停滞不前”(stagnation)来形容近代以前、特别是明清时代的中国就不仅是落伍,而简直是忌讳(taboo)了。如果将这两个学术观点加在一起,中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百多年的动乱和落后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就只是一个插曲,用学者唐德刚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历史三峡”,过了以后,中国又会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再现一个汉唐盛世,世界超强。(25)

本文根据作者2006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作学术访问时的演讲稿修订而成。

注释:

①近年来的中国强势经济使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主要媒体开始减少基于意识形态的负面报道,而视中国为新兴的世界强国之一,其代表观点可见美国《新闻周刊》首席专栏作家FareedZakaria:ThePost-AmericanWorld,NewYork:W.W.Norton&Co.,2009,第87-128页。

②GordonChang,TheComingCollapseofChina,NewYork:RandomHouse,2001.

③TedGalenCarpenter,America''''sComingWarwithChina:ACollisionCourseoverTaiwan,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5.

④KennethPomeranz,TheGreate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

⑤参见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第46-52页。此书中文版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史建云译本和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邱澎生等译本。

本文来源于CSSCI学术论文网:/全文阅读链接:/eco/jingjisixiang/866750_5.html⑥Kenneth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pp.274-275.

⑦PhilipC.C.Huang,DevelopmentorInvolutioninEighteenth-CenturyBritainandChina?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61,No.2,May2002,p.502.

⑧这四篇文章载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61,No.2,May2002,pp.501-662;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49-176页。

⑨JamesLeeandCameronCampbell,FateandFortuneinRuralChina:SocialOrganizationandPopulationBehaviorinLiaoning,1774-1873,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JamesLeeandWangFeng,OneQuarterofHumanity:MalthusianMythologyandChineseReality,1700-200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

⑩国内学者中与李中清的研究相呼应的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李伯重对唐宋以来江南地区人口行为的研究。李伯重对清代前中期即17、18世纪江南民间对人口的阴性控制(避孕、堕胎、绝育等)有开拓性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收在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一书中。

(11)例如,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成立于1884年,总部设在美国杜克大学的社会科学历史学会(SocialScienceHistoryAssociation)则成立于1974年,其影响远不能和美国历史学会相比。

(12)BenjaminA.Elman,OnTheirOwnTer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艾尔曼此书同时有简明本问世,即ACulturalHistoryofModernScienceinChina,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

(13)JamesHevia,CherishingMenfromAfar:QingGuestRitualandtheMacartneyEmbassyof1793,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1995.

(14)周锡瑞关于辛亥革命的著作为JosephW.Esherick,ReformandRevolutioninChina:The1911RevolutioninHunanandHubei,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6,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杨慎之译本。他的另一著作,TheOriginsoftheBoxer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7,探讨义和团在山东的起源,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译本。

(15)JosephW.Esherick,CherishingSourcesfromAfar,ModernChina,Vol.24No.2,April1998,pp.135-161.

(16)WilliamT.Rowe,SavingtheWorld:ChenHongmouandEliteConsciousnessin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1.

(17)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原拟出版25卷,现已出版7卷,但从第4卷起每卷分多册出版,如第5卷就有13分册之多,故实际上已出了24本。科林·罗南的简写本,TheShorter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从1978年起陆续出版,至1995年的5卷,篇幅仅为李氏原著几十分之一。

(18)LouiseLevathes,WhenChinaRuledtheSeas:TheTreasureFleetoftheDragonThrone,1405-1433,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

(19)GavinMenzies,1421:TheYearChinaDiscoveredAmerica,NewYork:HarperPerennial,2004.

(20)大陆简体字版有京华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师研群译本。

(21)GavinMenzies,1434:TheYearAMagnificentChineseFleetSailedtoItalyandIgnitedtheRenaissance,NewYork:WilliamMorrow,2008.

(22)也许因为英国传统上对远洋航行和海外殖民地的关心,这些语出惊人的书往往是英国人撰写的。例如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弗朗西丝·伍德(FrancesWood)博士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提出了她的著名质疑:马可·波罗根本没到过中国。参见FrancesWood,DidMarcoPoloGotoChina?London:SeckerandWarburg,1995。

(23)可参见R.BinWong,ChinaTransformed:HistoricalChangesandtheLimitsofEuropeanExperience,Ithaca,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7,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伯重、连玲玲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