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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知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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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知识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1篇

作为河南人的董作宾利用自己作为“本省人”的私人关系,往谒省府委员张钫、查良钊,说明安阳掘殷墟的重要性,取得张、查两委员的支持。另一方面进行了正式的官方交涉,“以大学院、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之公文投递于省府”,请求省政府提供协助与保护。河南省政府并不希望中央插手地方事务,接到公函后“意甚踌躇”。最终张钫、查良钊两委员在省府委员会上陈说殷墟发掘的重要性,省政府通过殷墟发掘议案。省政府发出告示通知安阳民众,并派省府科员张锡晋、教育厅秘书郭宝钧前往协助。安阳县长陈信全力支持,对史语所请求的张贴告示,派士兵保护发掘,派政府人员协助筹备工作等要求一一照办。史语所公私两方面的交涉,得到从省府到县长等地方官员的支持,史语所考古组顺利进驻河南。万事俱备之后,董作宾主持了第一次发掘,时间从1928年10月13日至10月30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分为三区:一区在村东北洹滨,二区在村北,三区在村中,总共开坑40个,获字甲555片、字骨229片,共计784片,另外有陶骨蚌石多种。此次殷墟发掘收获颇丰。

1928年12月,李济担任考古组负责人,主持殷墟发掘工作。1929年3月7日,其主持的第二次发掘工作开始,工作人员对村南、村中、村北的麦地和棉田三个地点进行了调查。这次共发掘窖穴13处之多,发掘出大量兽骨、铜器、陶器还有丰富其他遗物,发掘出有字甲骨685片。李济除要求工作人员科学、系统记录每一出土文物的准确时间、地址以及地层和周围堆积物情形,还要求发掘人记录发掘中发生的情形和个人仔细观察到的情况。与第一次发掘相比,这次发掘在技术上更为成熟,在发掘成果上更加显著。第二次发掘于5月10日仓促结束,冯玉祥因军队编遣问题与南京政府决裂,蒋冯战争爆发,地处要冲的安阳土匪并起,安阳县长逃跑,驻军不知去向,洹上村危在旦夕。因战争影响,董、李只得将发掘物之一部分装箱运往北平,他们没有想到此举导致河南地方势力的严重不满。地方利益的代表河南图书馆馆长兼博物馆馆长何日章出于保护地方文化和利益的考虑,反对史语所的继续发掘。《河南教育时报》将史语所把古物装箱运往北平的行为称作“中研院不顾信义,违反协定”。中央学术机构与地方矛盾公开化。

二早在第一次发掘前,史语所在与省府讨论发掘事项时,因对发掘的前景并不十分清楚,双方没有涉及如何处理文物的权责关系问题。第一次发掘后,发掘团收获颇丰,文物的归属、处置权等问题开始出现。何日章开始提醒省府:“殷礼为中国之国粹而安阳地中所存之龟骨等物,实为河南地方文明之表率,尽移植于他方则不可,为此呈请凡经公众发掘之物,尽可供海内人士之研究而原物仍留存开封。”省府于是致函中研院,要求要把发掘的龟骨等物保留在开封,但中研院回复“本院特派员在各地发掘古物,将来如何陈列,亦仅限于首都及本地博物馆。……贵省政府所请以掘出古物留存开封古物陈列所一节,自可酌量办理。”中研院并没有给出处置文物的明确办法,这显然使地方人士不能满意。在第二次发掘后,史语所将两次发掘的珍品运往北平导致地方人士的不满公开,何日章反对史语所继续发掘,并呈请省府向中研院交涉,“何日章呈请自动发掘安阳龟骨等器物,谢绝他方开掘,函请查照发还龟骨勿再派员前来发掘”。最终何日章获得省府与教育厅支持,以河南博物馆的名义成立了发掘队伍,在殷墟自行发掘。何还呈请省府命令安阳县政府文告,禁止史语所人员的发掘,导致史语所第三次殷墟发掘工作中途停止。双方为争取舆论支持还打起了笔墨官司,傅斯年否认纠纷是中央与地方之争,更非中研院与河南学术团体之争,“乃何氏蓄志以河南境内古物为其势力范围,中央研究院无论如何迁就,彼必破坏以逞其私也”;中研院提出:“甲骨虽然出自河南,但还是属于国家。”何日章出于保护地方利益与文化的目的,认为史语所“将两次掘得古物径运北平,事前既不通知参加(省方)委员,事后亦不报告省政府”违反协定,“因复拟具计划,组织委员会从事(发掘)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对考古发掘中存在文物发掘、研究等的权责问题,政府尚无专门法律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而据国民政府内政部已颁布的《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第四条第五项规定,“其它金石、陶器、雕刻等各类古物,应调查收集,就地筹设陈列所,或就公共场所附入陈列”,发掘甲骨等古物留在河南是可以成立的。省府和教育厅也正是据此命何日章带队发掘,何日章领导的博物馆发掘人员也是有章可循,只是他们的发掘技术、方法肯定落后于史语所。

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李济、董作宾只得返回北平与傅斯年商议。傅斯年不得不赶往南京,呈请国民政府命令省政府继续保护史语所的发掘工作,并停止何日章发掘。但蒋冯大战在即,冯控制下的地方政府更不会尊奉中央的命令。官方沟通不畅,傅斯年只得求助政府上层如张继等利用私人关系寻求解决的办法。经多方疏通,史语所于11月15日重新开工,而博物院人员亦重行开工,彼此相持不下,使得发掘工作难以正常进行。面对如此棘手问题,傅斯年只得亲赴开封协商解决此事,最终中研院与省政府达成谅解,双方签订了《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办法规定:“为谋中央学术机关和地方政府合作起见,河南教育厅遴选学者一至二人参加中央研究院安阳殷墟发掘团;发掘工作及所获古物,均由安阳殷墟发掘团缮具清册,每月函送河南教育厅存查;安阳发掘团为研究便利起见,可以将出土古物移运适当地点,但须函知河南教育厅备查;殷墟出土物除重复外均于每批研究完结后,暂在开封陈列以便地方人士参观;俟全部发掘完竣研究结束后,再由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会商分配陈列办法等。”

这份合作协议详细列举了中央与地方合作方式、具体内容,初次涉及文物的发掘、处置权。傅保留了史语所对文物的研究权,其他均是照顾到地方利益。此协议的签订开创了中央学术机构与地方合作的先例,为以后史语所与山东、河南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此时与中央对立的省政府并没有支持协议的执行,傅离开封后,地方势力反对声音又起,何日章散发油印的小册子,呼吁保护地方文化,反对史语所的继续发掘,得到地方舆论的支持。何再次组织发掘,“自(1930年)二月十七日起,在彰日用工人七八十人”。傅斯年呈请国民政府命令当地政府与史语所安阳发掘团继续发掘合作,政府文官处电令地方政府恢复史语所的发掘工作,停止何日章发掘。因为大战在即,与中央对峙的省政府支持地方与中央学术机构的对抗,致使发掘工作陷于停顿,到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中央政府失去对河南的控制。“河南忽然成为内战的中心地点,殷墟发掘因此中断”,史语所与省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法履行。

三史语所殷墟发掘不单纯是一个考古的学术问题,还涉及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政治上,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地方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央学术机构很难在地方开展活动。社会上,地方势力出于保护地方文化和利益而反对中央学术机构的发掘,双方在文物的发掘、研究和归属权上存在矛盾。法律上,政府对上述矛盾更无专门法律规定,中央与地方学术机构之间存在权责不明、沟通不畅等问题,导致彼此经常发生纠纷。观念上,当时考古人员被看做挖人祖先坟墓、盗卖古董的。在普通民众意识里,更多看到的是文物的经济价值,地方上的势力、古董商的势力都会阻挠考古发掘的进行。史语所必须克服以上困难才能顺利进行以后的发掘。中原大战以中央政府取得胜利而结束,政府完全控制了河南,组建了以刘峙为主席、完全听命于中央的省政府。这时的省政府主动表示愿意协助史语所殷墟发掘工作,史语所重新发掘殷墟的政治条件具备。政治条件虽已解决,但中央与地方学术机构之间还是经常产生的纠纷,柳诒徵感叹,“今日关于文化事业之争执多也”,他认为只有通过“决定政治系统”,明确各机构权责才能避免无谓的争执。傅斯年赞同柳的见解,认为:“果中华民国有古物保管发掘法,如一切文化国家所当有者,则敝所在安阳之工作自可省去若干枝节。”于是,傅斯年、李济等学人积极呼吁政府制定文物保护法规,以规范田野发掘和文物的保存。为了推动古物保护法的制定,李济曾说:“我们当中许多人积极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古物保护法,包括遗址和有历史价值的遗迹以及国家珍品出口规章和管理科学发掘的条例。”

李济所言不虚,作为政府文物管理机构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制定文物保护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委员会中几乎所有委员乃史语所及与史语所关系密切的学人。在包括史语所在内的众多文物专家的推动下,中央政府于1930年6月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共14条,对文物的范围、所有权、归属权、发掘权、研究权等作出详细规定。古物法规定,所有文物无论“埋藏地下及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属于国有”。文物范围“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针对中央与地方学术机构发掘权限不明的特点,古物法明确规定“采掘古物应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之学术机构为之”。学术机构的研究“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于一定期内负责保存,以供学术上之研究”。机构发掘“应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核转请教育、内政两部会同发给采掘执照,无前项执照而采掘古物者,以盗论”。另外,根据古物法还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1931年7月,为了便于贯彻实施古物法的规定,行政院公布了《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后因考古存在乱挖私掘等现象,为了规范发掘的行为,委员会颁布了《采掘古物规则》,实行采掘古物许可证制度。上述法规的颁布,为文物的系统保护与科学发掘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有利于田野考古工作规范、科学的实施。考古工作外部环境虽已解决,但田野发掘中还面临许多实际的困难,比如考古发掘中怎样才能兼顾地方文化和保护利益,让地方人士参与、支持文化学术事业。傅斯年认识到,“此项考古工作,体大思博,地方政府之赞助,殊地学者之分研,实为成功之必要条件”。李济也说:“在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前后这一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服地方学术界与中央合作。”

于是史语所借鉴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取得的成功经验,计划与河南省政府合组一个类似机构。1931年10月,史语所与河南省政府正式协商成立一个中央与地方合作的学术机构即河南古迹研究会。史语所委派李济为代表与省政府代表马元材拟定了合作办法。1932年2月8日,中研院与省政府合组之河南古迹研究会暂借河南博物馆开成立会,并议定古迹研究会办事章程。章程规定,最高机关为委员会,委员由双方分别担任。合作办法规定“保护之责,由河南省政府担任,发掘研究之责,由中央研究院担任”,这样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优势。地方承担起保护的责任,对于当时土匪、盗匪、恶霸横行的河南,没有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军警的保护,考古发掘工作很难进行。这就形成了一个官方保护链,即史语所与古迹研究会相互沟通后,由史语所请示中研院,再有中研院致函省府,省府把命令传达给各县。各县再将命令下达到区、乡,最后落实到遗址所在村庄予以协助保护。这看似复杂的保护链,在中国这个行政色彩浓厚的国家,却显现出很好的效果,为古迹会的田野考古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

古迹研究会中史语所人员皆为优秀学人,他们熟练地掌握了科学发掘技术,在田野考古的前沿能够发挥其专业优势,他们称得上学有专长且领导技能相当优越的精英团队,指导之责正是其所擅长。古迹会的工作则由已转入史语所的郭宝钧负责,一切掌握在史语所手中,石璋如说古迹会“是史语所的外围组织,整理工作时由河南古迹会负责”。通过控制、指导古迹研究会工作,史语所在河南的发掘超出了仅在安阳发掘的狭小范围,开始大规模从事全省范围内的考古发掘,以便使用考古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史语所为了在民众中树立正面形象,传播考古学知识,改变人们认为考古工作挖人祖先坟墓、盗卖古董的错误认识,促进民众对文物形成正确认识,史语所一方面要求工作人员以身作则,杜绝私人收藏文物。史语所开始考古事业之初,李济提出“埋藏在地下的古物都是公有的财产,他们在文化上和学术上的意义及价值最大,没有任何人可以负荷保管他们的责任,所以一切都应该给公家保管”的主张,得到“他(董作宾)无条件的合作”,“以后梁思永先生与其他考古组工作同仁都极热烈支持这一立场”[12]。文物“国有”的观念成为史语所考古人员共同的认识,并得到认真执行,成为史语所的一大优良传统。这无疑对刚刚起步的田野发掘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为考古工作规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演讲、办展览会等学术活动对民众进行文物保护教育。1929年,傅斯年在开封处理纠纷时,白天与各方接洽,处理各种问题,晚上则在河南大学大礼堂做学术演讲,“谈科学上的问题,发掘方法等等”,一讲两三个钟头毫无倦容,并且请学生提问题,当场给以解答。傅的演讲很成功,石璋如回忆:“傅先生与学生讨论热烈,反应很成功,使得学生们对于中央研究院的认识比较深刻。”

董作宾、梁思永及郭宝钧等也曾到河大作有关殷墟发掘和考古知识的专题报告,在师生中引起热烈反响。上述活动推动了学校教育与考古实践相结合,河大史学教授马元材、学生刘耀(后改名尹达)、石璋如、冯进贤、许同国等都曾参加殷墟发掘。刘耀、石璋如毕业后加入史语所考古组,成为著名的考古学专家。为了普及考古学知识,矫正民众对考古学的错误认识,史语所举办出土文物展览会,通过实物教育引起公众对考古学的兴趣。1932年2月21日史语所借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考古成绩展览会,社会各界反映热烈,“来者络绎不绝,一时称盛”,原定会期三天,后应公众要求不得不延长一天。古迹研究会也在开封举办了两次出土文物展览会。古迹研究会陈述展览活动的宗旨:“本会之展览,盖欲借古物之接触,以促进社会对古物之重视,因古物之重视,以促进古物之保存,并间接影响于盗掘盗卖者心理之矫正。”

展览活动的开办,向普通民众展示祖先辉煌的历史文化,宣传了文物保护的意义,达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功能。另外,为了宣传现代考古学的意义及价值,争取舆论支持,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还积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如傅斯年的《考古学的新方法》发表在《史学》,李济的《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和《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分别发表于《史学杂志》(1930年9月第2卷第4期)与《东方杂志》,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的扩大》发表在《史学杂志》。史语所上述活动的积极开展,使现代田野考古知识在学界及民众中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2篇

一、肖韦洞穴考古遗址概况及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一)概况

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位于法国南部阿尔代什省,凭借距今3万多年历史的精美壁画赢得了“世界别具一格艺术杰作”美誉的肖韦洞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委员会评价它是史前艺术的特别见证,是目前已知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极高的艺术及审美价值,是人类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非凡成就。肖韦洞穴壁画主要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文化时期和格拉维特时期。研究发现,当时先民已会运用阴影技巧,描绘的动物形象具有解剖学上的精确度、三维立体感且富有动态。他们在洞中用红赭石和木炭等颜料绘制出8条腿的野牛、6个角的犀牛、多条尾巴的不知名的动物等上百个生物图形,约14个物种,除马、牛、猛犸象等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中常见的食草动物,还有洞狮、豹、洞熊等不同寻常或已灭绝的食肉动物。

(二)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史前洞穴壁画不仅是艺术发展的物证,也是史前先民生活的见证。壁画体现着当时先民的思想、信仰和崇拜。《牛头女体图》是洞中神秘的存在,女人身体上一只牛头令人诧异,学者众说纷纭,从无定论。它似乎要表现人类和动物的灵魂彼此互换流动着,渗透着,接收来自灵界的讯息。可以说,原始先民把外在世界的一切变化都纳入自己的动作体系,即“巫术仪式”中,而壁画、雕刻等我们所称的“原始艺术品”,就是巫术中所使用的工具。流动观念和渗透观念左右着他们的生活。《洞狮图》中一只体型较小的母狮依偎着公狮的画面完美解答了考古动物学家曾对已灭绝的洞狮是否拥有鬃毛的争论。由此可见,史前壁画除艺术欣赏价值之外,证史、补史和科学价值亦不可忽略。

二、肖韦洞穴考古遗址保护现状

截至2017年,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闭幕,法国共有43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韦泽尔峡谷洞穴群与史前遗迹和阿尔代什省的阿尔克桥(肖韦)洞穴壁画两处文化遗产同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艺术的杰出范例,但二者在遗产保护和利用方面与其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以发现者名字命名的肖韦洞穴是1994年圣诞前夕被发现的。由于发现时间较晚,此时拉斯科洞穴因对公共开放及管理不善已频频出现病害,史前洞穴壁画保护问题早已引起关注。所以,肖韦洞穴自发现之日起,法国当局立即作出决定:永久不对公众开放。政府高度重视洞穴保护工作,针对洞穴及壁画特点采取多项保护措施。首先,在管理方面,设立专门的保护部门,聘请专人负责管理洞穴,即使科学家进洞考察亦有十分严苛具体的要求,需提前预约,听从安排。其次,在设施建设方面,安装厚重的大门,既保护洞穴安全,又避免外界环境变化对洞内带来影响。洞中铺设宽60厘米、表面防滑的不锈钢步道,避免科研人员进洞考察对洞内覆盖的方解石及其下珍贵的壁画、生物遗体、史前遗存等造成破坏。第三,在科研方面,强强联合,借力打力。政府与具有人才专业化、设备精尖化、信息前沿化优势的历史古迹研究实验室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地下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合作进行肖韦洞穴洞内环境研究,实时监测内部各项指标,以维持洞穴内环境稳定。这不仅节省了购置大型实验设备的费用,还能节约专项人才培养的时间和费用。第四,关注洞穴外部环境,避免旅游业过度开发对洞穴及缓冲区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第五,结合同类洞穴遗产保护现状、保护方式,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先进理论,对肖韦洞穴的研究保护制定行之有效的保护策略、法律文件等。可见,肖韦洞穴是幸运的,永久不对公众开放及政府全面、细致、科学的保护策略使其逃过了洞穴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因素变化带来的灾难性毁坏。但同时肖韦洞穴也是不幸的,永久不对公众开放,缺乏沟通机制导致公众对它知之甚少,即使是史前遗产、艺术史、美术史等相关文献,亦很少出现肖韦洞穴及其壁画的身影。但目前法国政府已在距离肖韦洞穴仅数公里远处建成一座面积约为洞穴1/3的人工复制洞穴“阿尔克桥洞穴”。2015年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此拉近肖韦洞穴及相关艺术文化与公众的距离。

三、法国洞穴考古遗址保护与利用引发的反思

同是在法—坎塔布连地区,同是冰河时期,同是在洞穴深处的精美艺术,但肖韦洞穴的知名度、影响力与关注度远低于15000千年后产生的拉斯科洞穴,这不禁让人反思: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唯一性、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不可再生性特点。使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世代相传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绝对的、彻底的遗产保护正如永久不对公众开放的肖韦洞穴一样,难以让公众了解、欣赏到其所承载的巨大艺术、历史甚至科学价值,感受到其所带来的文化魅力。所以,在“有效保护”前提下的“合理利用”,才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生存和发展之道。

(一)遗产的有效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任务,它需要我们每个人,每代人持续不断地投入精力、时间去保护、去维护。实现遗产有效保护就是使遗产世代永葆,既要亡羊补牢,又要未雨绸缪,保护措施和保护理念都要具有前瞻性、专业性和科学性。1.文化遗产保护是全民参与的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全民遗产意识的提高和公众的普遍参与。但现实是大众保护文化遗产意识薄弱,多认为文化遗产保护是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的任务,与个人无关。法国将国家及公共机构所有的历史古迹低价对外开放,对个人所有的历史古迹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其对外开放,设立免费参观日、文化遗产日等措施,引导民众参观了解文化遗产的做法值得学习。这样既普及了本国历史文化,同时也提高了民众文化认同感和遗产保护的意识。2.文化遗产保护是文化内涵的保护文化遗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古建、遗迹、遗址等物质实体,但其所承载的艺术价值、文化内涵更是不可忽视的。正如拉斯科洞穴和肖韦洞穴壁画,更重要的是它们所承载的独特的艺术、历史、文化价值,为揭开史前人类生产、生活及社会状况提供了巨大支持。3.世界遗产保护是专业人才的保护21世纪人才最重要。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高度的科学性,是一项动态性、持续性工作,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技术理论,阶段性、间歇性地保护文化遗产。只有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基础的遗产专门人才,才能在保护之路上披荆斩棘,一路向前。在人才培养方面,法国通过夏约高等研究中心等机构精密培训“专业人才”并与现行的遗产保护制度、遗产现状、实践等紧密结合的做法,值得肯定。

(二)遗产的合理利用

在高度倡导遗产保护的同时,遗产的合理利用也不容小觑。每处世界遗产都是独特的,管理部门不能僵化管理、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必须针对不同遗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利用的“度”,使遗产价值合理、有效地最大化、最优化才是上策。1.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多渠道宣传世界文化遗产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需要大力保护的,但相关文化资源是可充分挖掘利用的。“迪奥旷野”2018早春度假系列时装秀上,以拉斯科洞穴壁画图案为灵感设计的精美服饰,使原始艺术完美呈现在潮流服饰上,古今结合,令人眼前一亮。文化遗产保护不仅需要政府用常规手段进行宣传,也需要像迪奥这样通过新形式、新题材、新载体,结合互联网技术,利用高科技手段等进行专业的、独特的、引人注目的宣传。同时,还可举办大型主题巡展、教育活动,挖掘遗产深厚的文化内涵,以丰富生动的形式,在寓教于乐,宣传世界遗产,唤起大众遗产保护的主人翁意识。2.避免过度开发、错位开发在世界遗产开发利用中,过度开发、错位开发导致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的现象令人堪忧。近年来,各国文化遗产申遗热只增不减。申遗成功意味着文化遗产和遗产地知名度大幅提高,许多地方政府抓住契机大肆发展旅游业。急功近利、盲目开发导致遗产保护缺乏长期、有效、合理的规划,游客数量严重超过遗产地的合理承载限度,遗产地环境污染破坏严重,过度商业化同质化等问题层出不穷,对遗产地、对遗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学评估;新建公安本科院校;教师;考评教师

考评是高等院校实现高效管理的有力手段。本科院校教学评估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教师的考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实施办法》规定,已有5届毕业生的新建本科院校应当接受教学评估。如评估结果为“暂缓通过”或“不通过”,将给予2年或3年的整改期,期间学校会被限制或减少招生数量,暂停备案新设本科专业等。整改期满后重新评估仍未通过的院校,将被认为教学质量低下,会依据有关法律给予处罚[1]。因此,作为新建本科公安院校,教学合格评估将是一场大考。评估指标第二部分,明确对教师队伍建设进行考评,教师的素质过不过关,直接影响学校教学评估的最终结果,决定着院校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建立和完善一套使教师素质与院校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教师考评体系,对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顺利通过教学评估,推动院校建设上新台阶,起着重要作用。

一、依据评估目的,确立教师考评原则

本科教学评估的目的是通过科学、客观的评估,使各学科专业点找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推动专业建设,提高学员培养和学位授予的质量,增强本科教育的竞争力,也就是“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因此,在对教师的考评上,也应当坚持以正确引导教师的思想和行为来促进良好教风学风的形成,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的确立教师考评体系的原则。

(一)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公安本科院校,有别于普通高等院校,在教学评估中,有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亮点。公安院校培养的是集政治性、公安性、专业性为一体的未来警官,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进入公安机关,履行执法执勤职能,担负着国家社会治理的重任,有的任职岗位(比如边防、出入境、国际合作等)甚至代表着我国的国际形象。这种办学性质对学员“德”的要求非常高。教师是学员成长的引路人,其一言一行直接决定着学员素质的提高和发展。警校教师的地位、作用和职业特点,决定了教师考评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这个原则也是各级组织用人的重要标准。教师考评应明确德与才的内涵、标准和要求,突出德在考评标准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按照抓重点、抓关键,看得见、可比较的思路,对教师德才表现进行提炼概括。形成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正确导向[2],使教师以德为根,以才为干,敬业奉献,努力进取。

(二)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本科教学评估是对新建公安院校本科教育的一次全面检验,有着一整套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很多都是量化指标。其中有关教师队伍建设的各项指标很全面、很具体,也很客观,这些都需要教师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注重实绩有利于客观公正评价教师,并增强考评工作的透明度。如果教师考评体系设置不注重实际成绩,结果得不到群众公认,最后也就很难达到评估指标所规定的标准。因此,对教师的考评,应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考评指标体系要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的考评指标,按照群众公认的标准和程序进行考评。考评要实事求是、全面反映教师真实情况,以实绩说话,一视同仁,不能凭主观印象评价教师,避免考核工作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这样才能保证考核结果准确公正。

(三)激励发展,强化导向推进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本科教学评估活动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评估而评估。教师考评也是如此,不是为了考评而考评,而是为了激发教师队伍求知成才的热情,不让实干的人吃亏,使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为院校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考评应以促进教师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强化指标体系的激励性和导向性,使大家以考评体系为准绳,努力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考评教师要坚持“激励发展,强化导向”的原则。要使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考评体系在增强教师队伍的生机与活力、激发教学科研的创造性上,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教师考评体系的激励性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积极性,促使被评教师形成努力改善不足、提高工作成绩的动机与期望,从而发扬优点,改正缺点。这样,考评指标就成为一种导向,考评活动本身也成为一种教育的力量。

二、围绕建设指标,设置教师考评内容

建设指标能否达到规定的标准,关系到能否通过本科教学评估,完成这些指标建设是参评院校的整体目标。教师考评的目的,就是把教师的个人目标和学校的整体目标结合起来,把教师的个人成长与学校的长远发展结合起来。通过考评,不断提升教师的自身素质,促进个人不断进步,从而实现学校的大发展。参评院校应围绕本科教学评估建设指标,在传统考评项目基础上予以创新发展,科学设置具体考评内容。

(一)职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良好的师德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保证。本科教学评估指标要求:学校重视师德师风建设;教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作为公安本科院校的教师,师德考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政治表现。主要包括学习理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贯彻执行上级命令指示,积极参加政治部组织的活动,践行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平时的政治言行表现等情况。二是品德修养。主要包括道德品行,爱岗敬业意识,尊重领导、团结同志,为人师表,对学员态度等情况。三是廉洁自律。主要包括严于律己、作风正派,坚守高尚情操、发扬奉献精神,增强法纪意识,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不利用职权之便牟取私利,遵守廉政规定等情况。

(二)教学水平教学是实现教育目的、完成教育任务的中心环节,是公安本科院校各项工作的基础。本科教学评估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教学水平的评估。教学水平主要从教师运用专业知识进行教学的熟练程度、实验实作技能、教学实践效果、解决教学问题的能力、教学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考评。考评具体指标可从学位评估指标中引申出来,加以量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学工作量。包括课堂讲授时数,上课学员人数,实验实作指导,指导学员参加各类竞赛、科技创新、撰写论文和实习活动次数等。二是教学方法。包括教学手段创新、教学研究改革、教材使用、考试形式、教研项目等。三是教学质量。包括教学思路、计划和配套措施的制定和落实程度,教材选用、教案编写、课程设计、辅导学员、批改作业、考试出题等。四是教学效果。包括考试成绩,学员、同事、领导、专家等对教师和课程的评价,教学比赛、教材参评、教学改革及辅导学员获奖情况等。

(三)科研能力科研是教学活动的动力源泉,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保证。本科教学评估指标对教师科研方面要求:教师要承担一定数量的科研任务,对教学形成良好支撑。科研能力主要从教师对专业知识学习钻研的态度,专业理论水平,学术、技术研究能力,在本行业、本单位、本专业的学术地位和技术水平,科研、技术、学术奖项,论文论著,以及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外语水平,知识更新能力等方面进行考评,其中一个重要标准是科研成果多少及质量高低。考评具体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研项目。包括教师主持或参与的项目类型、项目数量、在项目中的贡献情况等。二是科研成果。教师所取得的科研方面的成果,包括论文、论著、发明、专利、科技成果,以及成果级别、奖励层次等。三是科研经费。主要是指经费的来源、途径、具体数额、去向等。

(四)工作作风工作作风是人们在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行为特点,是贯穿于工作过程中的一贯风格。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工作作风对一个单位的成绩取得非常重要。对教师来讲,工作作风就是教风。本科教学评估标准对教风要求:教师履行岗位职责,教书育人、从严执教、为人师表、严谨治学、遵守学术道德规范等。教师的工作作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评:一是工作态度。包括工作热情和工作主动性、积极性,事业心强,谦虚谨慎,忠于职守,勤奋进取,敢于创新,善于学习,任劳任怨,求真务实。二是工作标准。包括工作完成质量,一丝不苟,遵守纪律,严谨治学,不自满,不懈怠,能打硬仗,承担的各项任务都能高标准地完成。三是工作效率。精通业务,行动力强,雷厉风行,干工作不拖拉、不推诿、不敷衍,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五)实际成绩实际成绩是指教师个人取得的实际成果,是反映考评结果较为准确的因素。它是教师工作情况的综合反映,是评价教师工作表现的客观依据。本科教学评估指标体系最内在的要求就是要把实际成绩摆出来评价,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教师实绩考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履职成效。包括完成本职工作的数量、质量,主持或参加解决实际学术和技术问题、提供技术支持活动中,个人承担的任务、担负的责任、和做出的贡献,老教师在传、帮、带方面发挥的作用等。二是工作创新。包括主持或参与新技术攻关、推广应用项目,教研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措施,产生新的工作效益,技术发明、创新对工作实践的推动效果等[3]。三是立功受奖。包括因教学科研工作成绩突出立功受奖、获得荣誉等情况。另外,在实绩考评中,还应注意挂名实绩现象、教师潜绩与显绩的比较、区分教师当前成绩与以往成绩的关系等问题。

三、结合工作实际,明确教师考评方法

同志曾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正确的结果总是与运用正确的方法相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考评的结果是否有效果,取决于考评方法是否科学。方法不当,事与愿违;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教师考评的方法要与现实工作结合起来,应根据公安院校教学特点、评估指标建设现状、教师任务、上级要求来综合制定。

(一)定量考核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考核是运用数据形式,对被考核人员的各项考核因素进行量化,采用计分考评、数据考评等方式获取考核结果;定性评价是运用综合分析的形式,对被考核人员进行概括性描述。本科教学评估指标中定量和定性指标都有,前者更多于后者。为了适应评估指标建设的需要,在对教师队伍的考评中,也应运用定量考核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突出定量考核地位。在实际操作中,有些考核内容适用于定性评价,而有些考核内容更适合定量考核。比如,对职业道德的考评就是一种定性的考评,主要是通过教师个人自述,考评组面谈,以及领导、同事、学员对其的综合印象,将获得的材料进行细致地纵横比较分析,形成客观的总体评价。为保证定性评价的真实性,要多从履行岗位职责方面考察,从完成急难险重任务方面考察,从关键时刻表现方面考察,从对待个人名利的态度方面考察。而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用定量考核则更准确和易行。个人发表了多少成果,参与了多少课题,所教学员的考试成绩,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项,都有明显的数据作为支撑,考评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程度更高,也更有利于激发教师的积极性。

(二)个人述职与实绩检验相结合个人述职是教师在考评活动中,根据职务或职责考核标准,向本系统、本部门领导和同事汇报任职情况和工作实绩,并进行自我总结和自我评估。实绩检验是对考评对象实际成绩的真实性和规范性进行检查和验证。个人述职是展示教师自身能力和成绩的重要渠道,有利于教师与各方面沟通交流,提高思想水平。但实际述职时往往谈认识多、讲工作少,肯定成绩多、讲问题少,难免有自夸的现象存在。而实绩检验能有效地对述职内容进行验证。因此,考评时应把个人述职和实绩检验结合起来。个人述职时,可采取现场述职或公布述职报告等方式进行。考评对象应实事求是、简明扼要地陈述本人任期内或现职务等级期间的现实表现、履行岗位职责、教学科研成果取得以及奖惩情况,在工作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及改进方案,下一步的工作措施等。实绩检验时,考评组应会同有关部门,通过查阅业务档案、成绩单、相关证书、奖惩情况、履历证明等材料,核实考评对象岗位履职情况;对照原件对有关论文、著作、科研成果及立功受奖等进行鉴定核实。

(三)民主测评与个别谈话相结合民主测评是请一定范围内的参加测评人员,对考评对象的现实表现情况,按照具体测评项目和一定分值作出评价。个别谈话是由考评组与谈话对象逐个进行访谈,是多方面收集考评对象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渠道。民主测评是证明工作能力、群众基础的重要方面,但不能唯民主测评论高低,还要结合组织考察和专家评价综合评定。个别谈话是掌握真实民意的重要手段,但存在的问题是部分谈话对象出于各种考虑,不讲实情,甚至故意歪曲事实,直接影响考评工作的质量。因此,考评组要认真鉴别,多方了解,采取民主测评与个别谈话相结合的方法考评教师。民主测评时,要预先制定测评方案,明确测评项目和层次,确定参评人员范围,召开测评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测评表分为两类,一类由党委班子成员填写,另一类由其他人员填写。最后,汇总分析测评结果,得出结论报告。个别谈话时,应当有两名以上考评组成员参加,谈话范围原则上与民主测评范围一致,也可根据工作关联度适当调整范围[4]。考评组主要听取被考核教师的主要优点、缺点及现实表现,其履行职责情况以及在本单位建设中做出的贡献,得出被考评教师的综合评价意见,并做好原始记录。实际操作中,要加大民主测评和个别谈话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形成一种积极导向,使考评结果更多地体现出群众公认的判断。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Z].2011.

[2]中组部.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Z].2011.

[3]郭建如,邓峰.院校培养、企业定岗与高职生就业能力增强[J].高等教育研究,2014(4):12-16.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4篇

在俞人豪的《音乐学概论》中,他提到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有关音乐的实物材料,少数情况下还包括少量的文字材料。而在王耀华的《音乐学概论》中,他认为作为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对象,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获得的人类古代音乐文化物质遗存,既包括物化形态的遗存本身,还包含遗存所提供的全部信息,尤其是非物质形态的音乐信息。在这里,物化形态是指一些有关古代人类历史音乐文化生活的一些实物资料以及图像资料,而非物质形态的音乐信息是不是包括其中一些口传心授的乐谱传承,以及当地老艺人的民间表演,这里存在一个疑问。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看法,分歧主要产生在对于有关古代人类音乐文化的资料记载上。

俞人豪认为远古时期没有文字记载,而且在进入有文字时期后,由于记录者知识匮乏以及辗转抄袭的不准确,使得史料文献不够直观、客观的反映历史全貌,因此参考音乐考古资料更有价值。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更为客观,并且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的研究应更为详实,它决定了音乐的起源问题。比如湖北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和测音结果表明,这套乐器是按纯律和三分损益法混合定音的,而过去文献对于先秦时代的乐律记载只有三分损益法的记录。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发掘实物资料对于考古学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二、研究方法的问题

首先,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第二步是资料的整理分析;第三步是理论研究。现阶段的音乐考古研究主要由获取资料、研究资料和整合资料的综合性概括与抽象等三个环节组成。(参考王耀华《音乐学概论》)音乐考古学虽然也借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比如田野调查。但是它有自己的研究特点,比如音响测试、音乐性能、工艺技术、综合分析等。因此,音乐考古学应该发展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以适应对古代音乐社会的研究。

三、音乐考古学的发展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5篇

考古学家的职业

考古学家在其历史不长的职业生涯中,自其起源直至18世纪和19世纪初,首先通常是一个博学的收藏家。他们永远是热爱古董的藏家,在19世纪下半叶转而成为一个通才考古学家。在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造成的代际和人员的断裂之后,他们逐步成为专门研究越来越短的某个时期、越来越窄的空间———从大洲到地区———的考古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变成实验室的专家,而考古学变成动物考古学、地缘考古学、古植物学、孢粉学、土壤学、陶瓷学、葬礼考古学、考古地理学、古史学、古冶金学以及痕迹学等。简言之,像在医学中一样,全科通才让位于精通一门的专家,但生产数据的田野考古学家,既是通才又是专家,始终驾驭全局,尽管耗时10至20年之久的一个重大发掘场地的大量投资与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短文的轰动效应相比,几乎是无利可图的。那么,在21世纪,这种考古学家将是什么样的人?一个越来越专业化的专家?一个融会不同专家提供的关于某个考古遗址的发掘数据研究结果的整合者?一个督促某些公共或私人企业运行,完成由实施专业技术规范和标准的现场工头们指挥的田野工作的业主或者地方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个博物馆或者地区的考古遗产的保管者?毫无疑问,他们同时兼有所有这一切身份,这是与越来越能掌控田野发掘和现场整治预算的预防考古学的发展,与将在实验室和考古职业的分化活动中展开的考古研究的面貌更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运动使然。不论考古学家职业在最近的将来其行政和社会面貌如何,成果的交流必将得到发展,从而使越来越关注考古学的广大公众获得最大满足。考古学的历史拥有许多实例可以说明考古学回归社会的重要性。我们想在此翔实地介绍两个特别重要的例证,来诠释考古学在社会中可能具有的巨大影响。第一个例证涉及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回归,第二个例证与考古学在地方层次上的回归相关。

19世纪末世界博览会中的欧洲史前史发现

1865~1912年的约50年间,人类的远古时代在欧洲被发现,而且得到证实和分期。1865年由于瑞士学者爱德华•德索尔和当时流亡于意大利的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在意大利的拉斯佩齐亚和瑞士的内沙特尔建立了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国际大会(CIAAP),这可以很恰当地被认为是史前史学术之始。1912年是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在这次于日内瓦举行的大会上,亨利•布日伊关于旧石器早期编年史的建议大奏凯歌。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的这些会议对于史前史在学术界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世界博览会特别是巴黎的几届博览会(1867年、1878年,1889年)对于史前史在广大公众中成功的科学普及,作用更加重大(米勒-谢塞尔,2001)。学术界与富有教养的广大公众在这里结合起来了,因为在1867年、1878年和1889年的博览会期间,恰逢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也在巴黎举行。在1867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1867)在“劳动的历史”展馆中组织了一个史前史分展。这标志着与爱德华•拉尔泰的地层古生物学决裂的史前物质文化的“工业”分类的创立。在1878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史前史分展设立在“古代艺术”展馆里。正是在参观这次博览会的过程中,阿尔塔米拉山洞岩画的未来的发现者马奎斯•德绍图奥拉对史前史产生了迷恋之情。其他许多人也像他一样。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适逢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庆典和埃菲尔铁塔落成,史前工业馆设在自由艺术宫。在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史前史已经进入得到确认和被接受的知识领域。其证明就是阿德里安•德莫尔蒂耶(1900)后悔没有利用更大的场地,来展示世界史前史认识的进步。在1865至1889年的25年时间里,在整个欧洲大陆有很多史前史遗址被发现,促使相关观念和认识得到十分迅速传播,推动不同社会出身(大学教师、教士、医生、律师、显贵、贵族、小学教师等)和不同信仰(世俗的实证主义者、天主教徒、新教徒)的知识分子热情关注人类远古时代的发现,无论就知识界本身或者地方、地区乃至国家的学术界而言,都是如此。当然,史前史并未在如此富有成果的道路上止步不前,在远古人的研究方面与时俱进,不仅在欧洲如此,而且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成果尤其突出:在印度尼西亚,杜布瓦于1891年发现了爪哇直立猿人;在南非,达特于1924年发现了汤恩南方古猿;在中国,步达生、裴文中和德日进于20世纪20年现了周口店猿人;在东非,利基于1964年在奥杜威发现了能人;近年来则在肯尼亚的奥洛林(1999年)、乍得的图迈(2001年)、格鲁吉亚的德马尼西(1991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2004年)以及西班牙的阿塔普埃卡(2008年)不断有所发现。这些发现使我们能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重构在空间和时间上依然在建构中的人的种系发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古生物学是一个重新活跃起来的热门话题,激起广大公众和记者的巨大热情,记者们发表新闻比科学家们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加迅速。同19世纪相比,传播机制彻底颠倒了。

叶卡特琳娜•N.斯卡尔任斯卡娅的鲁布尼(乌克兰)博物馆

这个故事(苏普卢年科,2000)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当时的乌克兰,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交叉的民族文化运动在乡土知识分子推动的社会改良思潮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站在他们最前列的是岗齐的贵族大庄园主G.S.基里亚科夫(1805~1883),他的住宅和花园———革命后被完全夷平———居于平原的边缘,在岗齐古生物学遗址所在的谷坡的上方。他在敖德萨的里舍留中学学习和在军队中常规服役后,回到了岗齐的老家,同时担当起旨在争取解放和教育农民的鲁布尼改良派贵族内部的领袖角色。他作为俄罗斯地理学会的常务理事,参加了1874年在基辅举行的第三届俄罗斯考古学大会。他发掘了西徐亚人墓群和罗斯人墓群。事实上,岗齐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应该归功于G.S.基里亚科夫,他首先因为在此发现了大量猛犸骸骨而将此当做一个古生物学遗址,并且在1871年他认定自己的孩子们拿来玩的小块黑色燧石是旧石器工具的遗迹。1873年,他邀请F.I.卡尔明斯基(1845~1891)———鲁布尼的小学教员,但以地区的十分活跃的考古学家和鲁布尼社会改良运动的积极成员著称———在岗齐进行发掘。Y.N.斯卡尔任斯卡娅生于雷塞(1852~1932),著名的圣彼得堡别斯图热夫学校的学生,后与鲁布尼地区的大地主N.G.斯卡尔任斯基少将结婚,深受传授她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V.V.斯塔索夫的影响。1874年标志着她私人收藏考古学和人类学藏品的开始。1881年,在离鲁布尼很近的克鲁格里克的她的住宅里,她创办了一个博物馆,把这个地区的所有业余收藏家赠与的藏品———包括G.S.基里亚科夫的藏品在内———汇集在一起,放在展柜里展览,并配有解释词展板和印刷成册的目录。在其存在的25年中,有4000多件考古文物被这样登记入册,而其收藏的文物总计有3.7万件。进馆参观是免费的。自1882年开始,建立了保管团队,由卡尔明斯基任馆长,库尔任斯基任学术秘书。1900年,这个博物馆每天的参观者达到300人的惊人数字!斯卡尔任斯卡娅还创办了一个小学、一个图书馆,举办会议、讲座和学术著作的读书会;她展开对于残疾人教育和就业的帮助。1900年,据统计,她花在考古研究和博物馆运行方面的个人财产高达30多万卢布。她徒劳地坚持要求把博物馆转让给鲁布尼市政府,但市政府不愿或者无力负担维持博物馆运转的费用。1905年的政治事件迫使53岁的斯卡尔任斯卡娅流亡瑞士洛桑,并在沙皇的政治警察监视下在那里一直待到1914年。在此期间,博物馆的藏品于1906年转至波尔塔瓦博物馆,一直保存至今。斯卡尔任斯卡娅于1914年回到鲁布尼,于1932~1933年爆发的造成乌克兰20%多人口死亡的之初逝世,享年80岁。围绕她的三个伟大人物则是F.I.卡尔明斯基(1845~1891)、S.K.库尔任斯基(1867~1943)和接替卡尔明斯基的V.G.利亚斯科龙斯基。卡尔明斯基直至1891年去世———死于肺结核,享年46岁———之前,在这个地区完成了许多考古发掘:当然首先是在岗齐,他邀请地质学家费奥菲拉克托夫来到此地,并同这位地质学家一起在1874年于基辅举行的第三届俄罗斯考古学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岗齐的史学论文;此外,还有西徐亚墓群、青铜时代墓场和铁器时代城墙的发掘等。他编制了这个地区的第一张考古地图。作为进化论者,他按照当时的模式组织博物馆的藏品展览: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希腊人和西徐亚人,早期斯拉夫人。S.K.库尔任斯基是一个民族学家,他的奠基性著作是研究“比桑卡”———彩蛋的专著,曾经担任过鲁布尼中学的教员,后来成为博物馆的学术秘书。他陪同Y.N.斯卡尔任斯卡娅一起流亡瑞士,一直照料她至1932年在鲁布尼逝世。斯卡尔任斯卡娅去世后,他收养并培养了她的两个幼子———未来的地质学家瓦季姆•斯卡尔任斯基和弗塞沃罗德•斯卡尔任斯基。库尔任斯基1943年逝世于当时在德国军队占领下的鲁布尼。因此,在1870至1890年期间,在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的小城鲁布尼,这个地区的考古遗址不仅被发现,而且得到断代分期、被绘制成考古地图、清理成册和妥善保存,在允许所有人进入的特别筹建的博物馆中进行教育性展示。

我们的社会有可能消亡吗?

考古学家认识和把握着过去的深邃。他们知道一切文明都必然走向死亡,保罗•瓦莱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开始翌日写下了这一名言,我们可以为它做各种各样的解释。毫无疑问,考古学家不是以较近的过去为研究对象的那种历史学家。所以,瓦莱里这位法国历史学家看到了法国从其最黑暗的所有历史时期中复兴重振。每当一个灾难性事件前天在地方范围内(地震、瘟疫)、昨天在国家范围内(战争、革命、危机)、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世界大战、大流行病、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突发之时,这一名言就会在社会的焦虑中重现。惟其如此,广大公众在2008年末认为,我们的社会可能在两大事件的影响下消亡。第一个事件是短时段的,即金融危机,第二个事件是长时段的,即气候变化。2009年的危机是一场金融危机,是同负债过度及通过债务证券化滥发的不良操作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同越来越多领域里———能源、不动产、原料和食物———的失控的投机活动、过量货币流通和逃税天堂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导致整个国际银行体系破产的这场危机,只能通过最富裕国家的财政支持才能控制住,而这些国家必须或是进一步借债或是扩大货币总量(更多的货币),来增加(而不是控制)流动资本和加强银行的自有资金。如果说到2009年末,金融危机似乎即使不是已经治愈,也得到了控制,那么它却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比20世纪的1929年危机更甚),只有几个新兴国家到2010年初走出了这场危机。萧条、通货紧缩、贬值、破产、贫困化和债台高筑则是经济危机在西方国家的后果,而在第三和第四世界,这种情况尤甚。其必然结果是社会危机(失业、罢工和骚乱、不稳定、焦虑、自我逃避和仇恨加深)接踵而来。继社会危机之后,不可避免的是政治危机:中产阶级的贫困化,民主的失稳,威权主义上升,最危险的民粹主义、完整保存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环境下的战争。这样的推论不是历史的(因此,历史或许重演或许不重演这样的格言在此不能使我们安心),而是系统的(同样的原因导致同样的结果)。考古学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些文明有可能在并非必然是战争或者入侵的一个过程之后消亡(伦弗鲁和库克,1979;多兰,1990)。它同样还告诉我们,在一场战争或者入侵之后消亡的许多文明,是在其内部衰弱而无力抵御外来侵略的时刻受到攻击的。过程的随机决定论难道不更胜于事件的偶发性?此外,考古学还为我们揭示了文明陨落的主要原因:自然灾害(地震、火山喷发、洪水泛滥);气候变化(诸如公元前第三千纪末的干旱或者14~19世纪的小冰河期);由于人的活动而造成的环境改变(毁林、地力枯竭、冲蚀••••••);经济(生产和商业)崩溃;金融危机(金银矿枯竭);人口危机(瘟疫、老龄化、大批逃难、移居);长期不安全(掠夺、抢劫、匪患、偷盗、恐怖主义••••••),如此等等。但是,不存在没有道德危机和治理危机的社会危机。考古学同样教导我们,一切社会都能够依靠自己的内部资源,走出这些并非永远是不可避免的致命过程。这种致命过程包含两个主要过程,即治理过程和社会交往态度过程。社会交往态度过程在向衰亡或是复兴的蜕变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考古学为我们揭示了作为衰亡之源的多种类型的负面态度:对于领导人和政治家们(也就是对于民主)的蔑视;追逐储蓄和红利而害怕投资;在社会一切层次上的腐败的发展;抛弃进步概念(也就是拒绝社会变革、抵制职业利益保护和特长发挥);对于科学的不信任(由此认为取得知识和技能无用);宗教中公开传授对于秘传主义的进攻(由此产生了偏执和救世主学说的回归);牺牲内容的容器传播的胜利,虚拟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胜利,游戏的胜利,操纵对于提高的胜利(由此产生了努力工作、功绩和投资的无效论)。这难道不正是罗马帝国末期(罗斯托夫采夫,1988)或者法国大革命前夜(托克维尔,2004)的境况吗?难道不也正是21世纪此时的境况吗?

争取建立一个世界文化博物馆的地方性行动

在鲁布尼的Y.N.斯卡尔任斯卡娅建立私人博物馆之后140年的今天,我们难道不应该追随她的榜样吗?全球化导致地方、地区乃至民族文化的逐步而不可避免的消失。生物学家们告诉我们动植物多样性正在消失,因此我们今天正准备采取行动。但是,同样十分紧迫的是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语言(今天全球依然在讲的6700种语言中的50%将在世纪末消失)、民俗(民间故事、叙事、民歌、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信仰、习俗、礼仪、节日、手艺等等)、食物传统(菜单、植物、水果、蔬菜、鲜花、香料、乳制品、奶酪、肉类、面包……)、农艺、园艺和畜牧、手工艺(器皿、工具、兵器)、工业等等,其多样性都在趋于消失。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该做什么?孕育着单一文化泥足巨像的全球化不应该使我们忘记我们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从中可以永远汲取走出我们的危机的力量。因此,难道不是亟需在世界范围内推出一个类似文物和艺术财富名册和考古地图那样的文化保护博物馆吗?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一切富有良知的学者难道不应该鼓励这样做吗?作为对于旨在促进文化的安德烈•马尔罗的文化馆计划的一种回应,建立文化遗产馆的想法难道不正是这种进路的一个指针吗?

争取建立一种未来考古学的全球行动

气候学家们从考古地层学以及冰湖、大海、大洋和冰帽中的岩心取样的数据着手,对过去的气候进行研究,描述并随后解释气候变化的规律(从而证明米兰科维奇的气候变异理论)。这种数理模式化使他们能够预测未来的气候。人对于自然景色的改变始于一万年左右前的新石器革命;气候的变化则始于19世纪中期的产业革命。这些信息乃是今天对未来近期气候变化预测工作的基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组,2007)。考古学家能否从他们对于过去社会的认识着手,在人文科学的所有研究者的帮助下,解读当代社会的进程并进而也预测未来社会的进程?考古学家之所以能够对当代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不仅是因为他们认识时代的深邃,从而懂得一切文明都必然会走向死亡,而且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借助自考古学开始以来在系统地复原社会的工作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论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切文明是死的(冉吉安,1991)。考古学家今天能够对下列问题做出回答:为什么我们是今天这种状况?我们今天的实际状况如何?我们能否有另一种样子?

文明如何和为何消亡?它们的历史能够改变吗?人如何能改变其命运?我们的哲学系学生常常应邀论述这样的课题:“如果历史不会重演,那么认识过去有什么用?”因此,考古学的认识只是对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认识,而不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解析出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遍规律。研究这个课题当然要求他们大量引证尼采、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述。针对最近向一所人文科学大学的考古学学生提出的这一课题,他们几乎一致回答说,考古学构成人文科学的一部分,而不属于自然科学。因此,考古学只能认识作为一去不复返的东西的过去,并不关注未来。这些见解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因为我们是站在解释学的立场,而不是科学的立场)乃是当前受到后现代思潮滋养的一种学术传统(人文科学)的属性;或者说是表明对于当代社会缺乏兴趣的大学考古学研究的选择,而不是这个课题答案本身。向古代测量学家或者古环境问题专家(新词)提出同样的问题或许会得到不同的回答?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艺术考古学;美术考古学;艺术学科;考古学科

中国艺术考古学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写成的《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方艺术考古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在其影响下所主要从事的艺术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趋向。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论文,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对出土遗物的年代划分和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状况方面,对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却长期冷落、忽略。直到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较为成熟的新考古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艺术考古的实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改变了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论研究者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的序言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特殊考古学公之于众。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出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撰写的“美术考古学”条目,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1995年由刘凤君先生撰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分成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讲述了西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以期从历史发展中明确美术考古的对象、目的与任务,明确其性质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同美术史有密切的关系”;下卷是分类研究,“对美术考古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2004年12月,由笔者撰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则旨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成果,最终完成对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中国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已具雏形,并日趋受到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仍属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对艺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艺术考古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美术考古学最早是被考古学家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学的。同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古代美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长期被考古学家所忽视,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国考古学的报告和简报里,常常在介绍居住遗迹、墓葬之后,将遗物按照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几乎固定化了的次序进行分类。这一分类的认识论基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产工具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工具的研究价值,自然要在装饰品之上”。因此,美术考古学只是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条目的解释中,尽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异义,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已经拓展到“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这说明美术考古学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理论的束缚,跨向了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开始初见端倪。

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相关,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简单的相加。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换句话说,考古学田野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各种实物,是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它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是与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也可以是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遗存等。这些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对象,同时也能够成为研究其它学科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因此,考古学的最大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理论指导方面,而更见长于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科学的研究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学科,只要涉及到史的研究,必然需要考古学提供资料作支持。同样,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间接地丰富了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因此,在考古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基础上,衍生出与各门类学科的交叉关系,并不是削弱了考古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相反地更是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视野,从而促进学科建设的繁荣。

既然艺术考古学不是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的简单相加,那么其学科定位究竟以哪一个为根基呢?任何学说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是因为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公私收藏艺术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却存在着需要断代和辨伪的缺陷,使研究资料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尽管有不少古代传世艺术品中的绝大多数也属于出土遗物,但一旦离开了地层关系,必然带来了断代的困难和辨伪的必要,因此,传世古代艺术品既然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就被排除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由考古学所提供的、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成就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作为沟通人类心灵、饱含审美和情感思想的独创性的艺术产品,具有更加深厚的古代文化内涵。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必然为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的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纷繁复杂的特征基础上的。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在数量、艺术种类、制作材料、工艺技术、装饰手法、表现题材上丰富多样,而且历史悠久。对它们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必定是多角度、多学科的理论综合,例如对史前原始艺术品的研究,除了采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其它科学测试方法确定其所属的时代外,还需要借鉴儿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原始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推论原始艺术品的创造者的审美心理和创造动因。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应该是两大学科交叉后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其根本点应该落在考古学。考古学提供研究对象和对研究对象进行断代和分类;艺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则在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和阐述中起较大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其最终目标主要是探索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动力,同时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二、对“美术考古学”和“艺术考古学”学科概念的再思考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目前在考古学与艺术学研究领域通用的、至今尚未明确区别开来的两个学科概念。作为一门在艺术学与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交叉或边缘学科,产生不同的命名,主要是由对艺术与美术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解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要想对“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目前并存且互相争论其存在合理性的状况做一个辨析,必然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找出“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美术”与“艺术”这两个概念,同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字“art”。“art”本义是指“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还包括拳术、魔术、医术等。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美术”的概念被首次引入,蔡元培先生早期使用“美术”这个术语时,包括诗歌和音乐;鲁迅先生甚至把文学和戏剧也归入了美术。其后,中国文化艺术界才逐渐把“美术”与“艺术”的概念区分开来。“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而“美术”只不过是艺术大家庭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员。“美术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在实在的三维空间或平面上塑造可视的静态艺术形象,以此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艺术家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由此,它又被称为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和静态艺术。从广义上讲,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设计、书法等种类”。美术所具有的物质性、造型性、视觉性、静态性和空间性等特征,使得古代艺术品历经成千上万年的风风雨雨而遗留下来。相比之下,艺术的其它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等,由于过于依赖人的参与,并受到时空的约束,往往随着表演者的去世和岁月的流逝而失传,因此,能够经历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洗礼之后遗留下来的必然是古代美术品,尽管还有一小部分演奏古代音乐的乐器实物,但古代造型艺术品却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样,美术考古与美术考古学概念的应运而生便不难理解了。

中国的美术考古可谓姗姗来迟,尽管北宋的金石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汉画像石、青铜器、玉器、碑刻等记载,但更醉心于对浇铸或铭刻在青铜器或石刻上的文字的著述和研究,“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增补和修改古代文献史实的缺漏,没有艺术风格的概念、没有艺术发展和影响规律的研究,只是看作祥瑞之物的象征或儒教礼仪的标志。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美术考古实践活动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尽管有许多美术史论家、美学家、考古学家关注中国古代艺术品。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强调把哲学、文学著作和工艺、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这种结合研究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至1980年代,建立以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新的变异与交叉的学科,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美术考古学也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破土而出。

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及对开拓型、创造型的综合人才的培养需求,艺术在素质教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被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知识经济时代对艺术的呼唤为艺术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赢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创造了条件。目前,艺术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对艺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也突破了单一由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史论家承担的模式,综合性大学建立起了艺术学院,从事艺术设计与艺术理论研究工作正成为一种潮流。艺术学研究中交叉学科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艺术心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艺术考古学也正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上。

同样,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范围方面。自1980年代开始,在对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电影、舞蹈等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艺术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和艺术科研院所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在综合性的大学中创办以人文学科为依托、进行综合性艺术理论研究的艺术学系(院),美术已经无法涵盖整个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之领域,美术不但在现代工业设计高速发展的情势下变得势单力薄,而且就是在田野考古出土艺术品种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也显得相形见绌。特别是经过艺术学理论研究十多年的发展,艺术学科已经取代传统的美术学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规定:艺术学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心理学、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广播电视文艺、美术、工艺美术、书法、摄影和艺术学其他学科等12个二级学科。其中“美术”下设美术史、美术理论、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美术其他学科等5个三级学科;“工艺美术”下设工艺美术史、工艺美术理论、环境艺术和工艺美术其他学科等4个三级学科。很显然,在新的学科目录中,美术的学科范围仅限于以绘画、雕塑为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把以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为特征的工艺美术(设计艺术)从美术中分离出来,这样就使得美术考古或美术考古学的理论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塑,而田野考古所提供的研究对象数量最多的却是诸如陶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这是美术学科所不能包容的。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美术学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了。只有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才能涵盖古代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美术和工艺美术等学科内容,可以说,艺术考古学的建立顺应了艺术学科发展的要求。

顾名思义,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的古代美术品,即使是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与代码颁布前艺术的分类标准,把美术与工艺美术合在一起的造型艺术也存在着局限性。在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遗物中,有不少古代的乐器,诸如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笛、骨哨、石磬、木鼓,商周文明社会流行的青铜钟、铃、铙,封建社会时期的琴、瑟、竽、笙、琵琶、箜篌、觱篥、拍板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但按照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划分,有一部分没有进行艺术加工的乐器将被排除在外。作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16支骨笛采用猛禽的腿骨管,截去两端的关节再钻圆孔而成,形状固定,多为七孔,有的先刻好等分符号,然后钻孔;据对其中一支骨笛的测音研究,发现它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征调音阶。然而,这16支骨笛却未见任何的艺术装饰,造型也不美观,很难把它们与美术品联系起来。同样,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哨也是如此。这就是美术考古学所面对的尴尬。而艺术考古学则把这些乐器归入到音乐艺术考古的范围,解决了这一无法回避的难题。

综上所述,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不同时间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艺术学尚未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美术学占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美术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自然衍生出美术考古学。但当艺术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中国学科建设的舞台之后,在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尽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当数古代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就当前艺术学科发展日趋成熟的情势下,把艺术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称为艺术考古学更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更加名副其实。

三、对艺术考古学发展前景的再思考

尽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尚欠完备,但当今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已今非昔比。在对中国艺术考古学建立与发展的回顾中能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最早是由考古学背景的学者提出和阐述的:最早提出“美术考古学”理论概念的夏鼐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的杨泓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最早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理论阐述的刘凤君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作为第一个系统构建“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框架的笔者也有文物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学习经历。目前,专业艺术院校在对美术史论专业学生的培养中,需要开设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课程,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到了艺术院校工作后,受到艺术氛围的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与艺术研究联系起来,将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作为专题进行讲述与研究,自然而然地跨入了艺术考古的行列。曾经接受了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学习的艺术院校毕业生,绝大多数主要从事对传世书法、绘画艺术品或古代著名书画家的研究,小部分进入了文物博物馆与考古部门工作,有机会从艺术的视角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艺术品展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巫泓先生、张朋川先生等。但是,上述现状对艺术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好在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观。考古工作者与艺术史研究者开始共同探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发展问题,2006年5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在校内的近春园西楼召开了由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艺术与考古座谈会”。这是继1996年5月31日,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研讨会”以后,文物考古和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再一次盛会。

展望未来,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前景非常灿烂。

首先,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最先由具备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奠定,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考古成果资料的占有和熟悉程度,以及对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论的了解。但是,要想对艺术考古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则需要对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掌握和运用。仅有考古学背景的人大都停留在对考古出土艺术品的分类、资料的整理研究上,即使上升到理论,也由于其本身对艺术理论方面知识的欠缺而不能深入。因此,在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具有良好美学与艺术理论素养的艺术史研究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长期在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研究领域已经很难有发挥空间的现实面前,开始转而从考古出土艺术品中寻找突破口。毕竟中国传世的书画艺术品及其作者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却层出不穷,这就是中国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人才更趋专业化。国内的高等院校已经开始培养艺术考古方面的学生,并且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的模式,综合性大学也在积极培养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才,这主要得益于艺术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建立和发展。在专业艺术院校中,不但有美术考古学研究所,开设美术考古学课程,而且专门招收美术考古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有美术考古学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均招收美术考古学或艺术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西安美术学院更是在2006年10月成立了全国首个“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并创办了《艺术考古》杂志。高等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中国艺术考古学明天的辉煌,正是要寄托在目前正在接受系统艺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熏陶的学生身上。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7篇

从比较中认识研究对象

与美术考古学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学科是考古学和美术史学,这里有必要通过比较,明晰三者研究对象的知识边界(参见下面比较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6],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实物资料”中的“美术品”部分;另外,传世品也是美术考古学重要研究对象[7](P17),而它只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平行参考资料。根据美术品的特征,下列两类实物排除在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之外:一是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但“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动物化石、植物孢粉等;二是仅具有实用功能,难以引起人审美感受的人工创造物,如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等美术种类[1](P526)。它与美术考古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基本相同,只是侧重点和研究方法各异。二者的差别在于美术史是在纵向的时间序列中研究审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它的时间范围可以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代;而美术考古则要在特定的“考古学文化”这样横向的共生关系中,探讨“奠定这种审美意识的经济生产、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和受这些制约的一系列的特定环境下的审美创作活动”[8](P139),它只限于古代。该学科旨在通过美术遗迹和遗物的视角,深入研究隐藏在那些“物”背后的“人类观念”。例如,在绘画方面,美术史主要研究卷轴画,着重于表现手法、风格流派、画家生平等等,以把握时代的审美风尚和规律;而美术考古主要研究岩画、建筑壁画和墓室壁画。它要尽可能参考同一时期所有的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以求在全面复原历史的情况下来微观某一美术作品,不但是时代的审美意识(确切地说,这方面要借鉴美术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是支撑这一审美意识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力求达到对该时期人类文化观念的认知和体察。再如,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多是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这些作品因中国“重道不重器”的思想根源,很少有明确的创作者姓名留下,因此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群体作品,具有社会性特征;而美术史则着重个案研究,如对艺术家或者艺术流派的关注,因此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9](P232)。归根结蒂,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服务于该学科的研究目的的。考古学旨在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美术史在于研究美术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美术考古则是通过古代遗留下来的美术品了解人类的文化史和观念史。

从特征中把握研究对象

中国的厚葬之风体现了古人“视死如生”的观念,墓室是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缩影,他(她)既要继续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又渴望在仙境中获得再生;隆重严肃的墓葬仪式和祖先祭祀活动,正体现了活人与死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人往往借着死人的余荫,就是借着祖宗的功德或显赫的威名来在社会上立足。而死人又借着生人的功业而声名得以显耀,已死者和仍活着的人虽然死生之路断,幽明之路隔,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10](P180)正因为此,墓葬的形制规模、布局装饰和明器的使用,无不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细心思。它们凝结了高度的艺术性,但当初人们在建造和制作时,却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这里艺术之美是服务于功利之用的。这样以来,中国的墓葬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汉代墓葬出土的画像石砖就被喻为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美术考古学正要透过艺术来解码社会。

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还有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宗教美术遗迹。宗教对艺术的依赖,使它几乎要把所有的艺术都统以信仰的名义,这一点尤其是在古代美术品中表现比较突出,因而宗教美术就成为美术考古学中分量较重的一个研究门类。石窟寺艺术就是一个代表。它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的一支奇葩。它非凡的艺术性背后,却是古代人们渴望摆脱现实的苦恼,为自己求得福地的功利性目的。古代工艺美术也有一大类是用来作礼器的,它们与政治、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礼记•郊特牲》载:“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11](P145),由此可见,陶器在郊祭仪式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含义[12](P3);再如,《左传•宣公三年》载,鼎“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13](P437),青铜礼器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政权、神权合二为一的至尊象征;《周礼•春官宗伯》也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14](P193)的记载。其他如绘画中的帛画、壁画,建筑中的坛庙、陵墓、寺观,雕塑中的陪葬俑、象生、造像等等,它们都烙下了宗教的印记。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8篇

首先,适当开放一些考古现场,让公众近距离地接触考古,了解考古工作的性质及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国家文物局2007年曾向社会宣布“将开放有条件的考古发掘土地供公众参观”,但全国目前并未全面展开此类活动。而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走在了前列,例如在日本,考古队经常向公众举行考古现场会,英国有大型遗址付费一日游等。由于西安地区拥有大量的考古遗存,我们可以把它们充分合理地利用起来,使之成为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举措。2011年,西安晚报和汉阳陵博物馆联合举行的“一把手铲,梦回西汉”公共考古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范例。该活动不仅向公众开放了汉阳陵东阙门遗址发掘现场,而且还招募选拔了24名志愿者参与到发掘工作中,并且配合考古知识讲座和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大大拉近了公众与专业考古学的距离。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实践探索中,这种现场开放活动可以先向大专院校、中小学学生开放,使之成为一种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场教学课程,而且可以将开放的考古发掘现场建设成“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在安保、展示方式逐渐成熟后,这些考古现场就可以定期向广大市民开放,成为群众精神生活的新元素。

其次,完善和改进考古专业机构、高等院校和博物馆宣教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最新的考古成果,感受西安历史文化的积淀。成果展示是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程序。过去,某一项考古发掘过后,往往仅发表一些考古发掘报告作为工作成果,而这些报告的体例和语言风格显然不适合广大普通民众阅读。那么,通俗易懂的博物馆陈列、和专家面对面的交流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西安目前拥有近百家博物馆,为了打造“博物馆之城”其数量还在增长。

今年陕西省还决定开始在西安筹建中国第一座考古博物馆。考古博物馆将利用考古研究长期积累的数十万件文物标本和大量文物资料,采用现场模拟考古、标本触摸等方式,让观众切身直观体验考古工作、文物标本。另外,西安地区拥有的高水平考古研究机构、专业院校及博物馆,本身也要加强宣教工作建设,要让专家、专业人士能参与到日常宣教工作中。例如聘请专家讲解员、相关教学及研究设施开放、定期面向基层社区举行考古科普讲座和流动博物馆陈列等。这样,大众才能通过这些丰富的宣教措施,达到了解考古遗产,提升文化素养的目的,同时也能确立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建设考古博物馆等措施也是增强西安文化软实力、创新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它无疑将会成为西安的新名片。除此之外,考古专业机构、高等院校和博物馆还可以参与到中小学课外拓展教材的编著工作中,为全面素质教育添加素材。保证课堂和教科书中有最新和最准确的考古知识以及西安城市文化知识,使得我们的广大青少年能够通过学校教育接受到本土文化的熏陶,并树立传承与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与意识。

再次,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制作出版一批能够真实反映考古文物知识、考古文物工作的通俗科普节目和图书报刊。现今,在各大电视媒体上,有一些所谓的“考古”“、文物”节目,在书店里也能见到《盗墓笔记》等与考古有关的探秘惊悚小说。但是,其宣传的主要方向并不是真正的考古学,而更多的是与探险、寻宝、文物交易有关的内容。这种导向已经严重影响了大众对考古学的认识,甚至诱发了更多盗挖文物、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考古学本身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被淡化了。西安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无可比拟的文化遗产资源。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打造一批优秀的考古科普、历史文化节目以及一系列文化读物,势必是宣传西安文化的一件大好事,也是人民群众树立文物保护意识、提升城市文化认知力的有效途径。近几年的“文化遗产日”,在西安临潼的兵马俑、张安世家族墓考古发掘都进行了媒体直播活动,媒体的宣传让大众真实全面地体验了考古现场、了解考古工作。从今年2月起,《西安日报》开始用两年时间逐渐整版推出“走访关中帝王陵”大型系列专题报道,旨在对陕西关中地区古代帝王陵和相关文化作全面展示和诠释。其报道的形式和内容充分地让考古与文物从象牙塔中“走”出来、让历史文化“活”起来,更进一步地把考古及考古遗产保护工作和西安乃至关中地区的历史文化宣传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媒体在考古学大众化和城市特色文化建设上的积极作用,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好评,这也是一个把考古学向公众推广的有效途径。另外,南京市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2008年,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的铁函内发现了七宝阿育王塔,为了取出宝塔,寻找佛骨舍利,考古人员在做大量准备工作的同时,还协同各大媒体进行了跟踪宣传报道。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报道工作注重实时性、互动性,不仅让市民了解了考古工作进展,学习佛教考古知识,还引发全民参与,收集了大量关于文物提取和保护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为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条件。

最后,加强对考古遗存,尤其是大遗址的合理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享受考古学大众化带来的精神财富。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工业、科技、农业、建筑、交通、水利、宫殿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而且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殿、陵寝墓葬等遗址、遗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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