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范文

[摘要]仅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研究房地产现在已不适应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虚拟化的趋势下，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被提上日程。本文提出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基本思路，并指出这种重构对于理解房地产在当代经济中稳定经济的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房地产虚拟经济重构稳定

在市场经济中，房地产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为消费者提供居住和工作场所；二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投资或投机机会；三是为整个信用制度提供最基本的抵押资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银行抵押资产的90％是房地产）。前者是房地产的自然属性，与是否市场经济无关，后两者则是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这两个功能。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引发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基本作用：其正面的基本作用在于房地产可以迅速通过房地产信贷的杠杆撬动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发达地区，导致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这总是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和税收收入）；而基本的负面作用就是它可能带来泡沫经济的风险。可见，房地产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具有很强的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把房地产作为虚拟经济的部门之一来进行研究更能体现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性。

然而，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房地产（realestate）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实物资产（realassets），属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房地产的变动应该与经济基本面相吻合。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房经背离”和“房地产泡沫”等种种“异象”又说明了仅把房地产作为一种实物资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从当今经济虚拟化的现实出发，运用虚拟经济理论对之进行合理的解释。

一、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化定价方式越来越普遍，整个经济系统中虚拟经济部分的影响日益增强，相应地，虚拟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称呼有很多种，但是它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而存在的看法却是共同的。虚拟经济概念的本质意在概括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基础就是资本化的定价方式。它是观念支撑或心理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而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房地产的价格形成无疑属于虚拟经济系统。

可见，虚拟经济理论重视预期和心理活动、不确定等因素的作用，它把整个经济系统划分为由成本支撑的实体经济系统和由心理支撑的虚拟经济系统。虚拟经济是一种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其行为基础的特殊的经济运行关系，一种资产，不论其有形还是无形，也不论其是金融资产还是房地产，一旦以资本化定价方式来定价，它就具有虚拟资产的运行特征，就应该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虚拟经济中的所有运行特征、运行规律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与资产的这种特殊定价方式有关。对房地产虚拟性的研究也是从资本化定价方式入手的。有关的研究如下：

1.关于房地产定价方式的研究。刘骏民（1998）指出：如果从定价方式的角度来看，即使是狭义的虚拟经济的定义也要包括房地产。随后，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报告”指出房地产虚拟性是介于一般商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房地产虚拟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房地产存量与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虚拟化的程度以及制度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结构等影响房地产虚拟性质的主要制度因素）。

一、网络经济的由来

网络经济在世纪之交的蓬勃发展，是与1993年以来国际互联网商务性应用的急剧高涨分不开的。

但就网络经济这一概念而言，则早已有之，而且由于不同学者对“网络”和“经济”的不同理解，它有着不尽一致的内涵。例如，早在80年代，有些日本学者鉴于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均因有相应的网络而发展起来，就把服务经济称为网络经济，提出要研究这类网络经济学问题；1992年我率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访问贝尔实验室时，有两位美国学者送给我几篇研究网络经济问题的论文，其内容是讨论电子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的成本核算、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人们也把这类研究称为网络经济学（EconomicsofNetworks）。

现在成为时尚而流行的网络经济或网络经济学，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互联网经济（InternetEconomy）或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Economics）。当然，这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网络经济或信息网络经济学，它与信息经济或信息经济学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这种网络经济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网络化极大地加快了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逐步开放和适度监管来利用世界上成熟的技术成果、有用的信息和知识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

对网络经济可从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它。从经济形态这一最高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由于所说的网络是数字网络，所以它又是数字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信息网络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既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这就是目前信息产业界人士所宣扬的互联网经济，它可细分为互联网的基础层、应用层、服务层、商务层。电子商务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据美国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美国互联网经济1998年总收入为3014亿美元，（注：1995年还只有50亿美元，3年就增加到600倍，在1998年网络经济的3014亿美元收入中，电子商务就占了1020亿美元。）超过了能源（2230亿美元）和邮电（2700亿美元）的收入，仅次于汽车工业的收入（3500亿美元），但其按人平均的生产率（25万美元）已高于汽车工业（16万美元），此外还创造了就业岗位120多万个；从1995—1998年美国互联网经济增长了174.5％；1998年美国电子商务比过去所有的估计都高，达1000亿美元。（注：以上资料见该公司副总裁林正刚在’99国家信息化发展论坛的报告：《Internet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从企业营销、居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则是一个网络大市场或大型的虚拟市场，其交易额几乎每百天增加一倍。由于网络用户普遍看好这一市场，随着网络的扩大，网络企业的股票市值不断飚升。例如，美国的德尔公司自1990年上市以来其股票增值了3万倍。又如美国的雅虎以400万美元创业，经过4年半时间，其股票市值达到400亿美元，增长1万倍，拿其网络股收益与其财务收益相比，超过40多倍。这说明网络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其收益更多地来源于信息资产即无形资产的价值和增殖。网络经济的上述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网络市场扩大了，网络产业发展了，表现为全新经济形态的网络经济也就必然水到渠成了。

【摘要】虚拟经济是一种突破实体经济固化模式的新的经济活动模式。目前世界上虚拟经济发展的总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概念是由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衍生而来的。虚拟经济既是遵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可能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甚至毁灭性的破坏。从世界范围来看,虚拟经济的发展已经处于成熟阶段,但是我国的虚拟经济发展仍处于发展阶段,因此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经营和管理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本着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的原则,研究虚拟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特点,建立虚拟经济系统风险的监测机制,科学把握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

【关键词】虚拟经济特征发展阶段影响对策

虚拟经济是一种突破实体经济固化模式的新的经济活动模式。目前世界上虚拟经济发展的总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良性的虚拟经济运转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反之则可能发生过度膨胀而引发泡沫经济问题。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充分发挥它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虚拟经济的内涵及其特征

(一)虚拟经济的内涵

虚拟经济的概念是由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衍生而来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已经指出虚拟资本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是实物资本的所有权证明,是“实物资本的纸质复本”。国外对虚拟经济内涵的界定一般有三种:一是叫虚拟经济,指的是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二是可以称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三是指采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建立经济模型,进行实际经济运行过程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即用计算机模拟市场来进行经济政策的模拟等。

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始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主要是从金融安全的角度,沿着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分析来讨论虚拟经济。目前,国内学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大都还是界定在虚拟资本的范畴上,其中研究内容最全面、影响最大的是成思危和刘骏民。成思危认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经济学或是金融学,可以通过多方面的研究相互促进,互相<优麦电子商务论文>补充。他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的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的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即虚拟经济是利用股票和债券及金融衍生物等虚拟资本直接用钱生钱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的产品是各种金融工具,虚拟经济的工厂是各种金融机构,虚拟经济的交换场所是各种金融市场。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为行为基础,具有内在波动性的一套特定的价值系统。整个经济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价值系统,这是经济活动的本质属性;它由两个系统组成:一部分是价格系统,是成本支撑的系统,即实体经济系统;另一部分是资产价格系统,是观念支撑的系统,即虚拟经济系统。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一般包括金融、地产、无形资产和其他呈现出资本化定价方式的各类资产的经济活动。实体经济则是指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流通等经济活动。

虽然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虚拟经济的概念,但是作为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经济运行方式,它的快速发展以及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的制度环境。

一、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扩散(1895年－1919年)

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下，代表着中国思想领域先进力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在经济方面，他们学习西方社会的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以期推翻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障碍和束缚，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实现国家富强。这一阶段，在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主力军作用的是海外留学生。他们翻译和编著了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以及新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等西方经济学流派也是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的。严复、梁启超和孙中山是这批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作为近代中国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经济范畴的第一人，严复翻译的《原富》一书对晚清经济思想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76年，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正式出版，而出版于1902年的《原富》则是这部著作的中译本。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思考，初步形成自己的经济思想。作为中国人翻译的首部西方经济学著作，《原富》使得中国人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学习到通俗易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武器，一方面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经济思想，另一方面也大大推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梁启超是严复之后又一个在中国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人物，他在1902年到1915年间发表了数篇经济论著。梁启超的代表作品是出版于1903年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这本书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国家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和各主要理论，主要包括斯密派、非斯密派和新学派。梁启超详细介绍了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并认为这二者是西方经济理论界的前沿问题，这体现了梁启超经济思想的敏锐性和前瞻性。区别于严复，梁启超并未绝对否定重商主义，相反地，结合中国当时实际，他认为重商主义有利于保护中国民族工业和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梁启超“开创了中国近代的经济思想学说史学科”。孙中山是将西方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关键人物。在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孙中山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孙中山早年在外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中对其后来的“民生主义”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一本是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民生主义一方面要求“平均地权”，对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另一方面要求“节制资本”，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提出了合理的规划和要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带有纲领性色彩的经济理论，它不仅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也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福利予以考虑和关怀，同时还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溃疡，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不仅包含内容丰富类别完整的经济理论，也对解决经济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主张。所以说，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必须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其经济政策也由自由放任转变为贸易保护，此时的西方经济学说已经是庸俗化了的经济学。但在长期封闭的中国盛行了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崇本抑末”、“重义轻利”等封建传统经济思想面前，即使是庸俗化了的西方经济学说，对于那时候的国人来说仍然是那样的醍醐灌顶。这些理论的传入逐渐瓦解了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封建经济思想，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大解放。

二、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继续扩散与发展(1919年－1949年)

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留学生主要以留日学生为主，相应的，传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知识和理论也主要是经过日本这第一道口的二手资料。但是随着大批在欧美国家学习的留学生回国，这一局面终被打破。从欧美国家回来的留学生带回了他们在欧美学到的第一手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这也使得传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具有时效性。据文献记载，这一阶段，在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马歇尔新古典经济理论已在国内开始传播，以及后来的新剑桥学派经济理论也被引入中国并被大批学者接受并传播。这说明了当时被引入中国的西方经济理论并不滞后于西方国家，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年代差距也并非很大。在这一时期，对我国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主要通过海外华人传入中国，包括旅欧华人、旅日华人以及旅俄华人。旅欧华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先驱。在欧洲的华工和勤工俭学的中国先进分子成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重要力量。他们身处西欧，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实际状况，亲眼目睹了在这样的大机器工业背景下备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同时，西欧又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发源地，旅欧华人在这里最早接触到了最纯粹最原始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观念深深地植入了他们的思想中。旅欧华人在西欧组织了多个进步组织，如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公学世界社、劳动学会等，《华工杂志》《旅欧周刊》《华工旬刊》等由他们创办的刊物成为他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蔡和森、邓小平、等旅欧留学生直接研读并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成为较早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到处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先行者。

旅日华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使者。日本是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这里的留学生和华人通过创办报刊，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除此之外，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最早在日本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们回国后在国内把马克思主义一步步由理论变为实践，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地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经济理论。旅俄华人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生力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俄国的中国劳工纷纷加入到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中去。他们或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或加入苏俄红军和工人赤卫队，总之，旅俄华工是最有觉悟、最具先进性、最先接触到列宁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旅俄华工联合会”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并陆续在全国建立了分会，出版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仅局限于报刊宣传，“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会员回国，向中国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面对面宣传十月革命。此外，“旅俄华工联合会”还想方设法和孙中山取得联系，积极主动地向他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并通过孙中山向全中国人民广泛宣扬。旅俄华人在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国内影响深远，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中坚力量。

三、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

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从短期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不仅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建设途径等内容进行了科学的阐述，而且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经济压迫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纲领。此外，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从振兴中国经济的需求出发，把西方经济学说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思想主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指导了中国的经济实践。本时期民族企业的发展催生了大批的民族企业家，他们在结合自身企业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和运用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提出了很多具有东方特色的企业经营和管理思想。在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为了建立强势政府、规范经济运行和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提出了发展国家资本的思想，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官僚家族借经济发展之名而谋取私利的现象，形成了近代中国特有的大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相共存的局面。对于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其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西方经济理论成为了以后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无论是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还是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有着西方经济理论的支撑，这也是我国融入全球化浪潮的重要基础。

1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理论

1.1财政理论自1993年中央提出分税制改革后，分税制改革确立了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基本模式.学术界根据对前期试点情况的归纳总结和比较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国内经济研究有着较强的导向性，同时也认为分税制是建国以来规模范围最大的一次制度创新.[6]但其也存在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对称的现象，权责不明确的现象，政府层级过多，财政支出标准决策过度集中与规则絮乱并存的问题.[7]同时，地方政府也存在的财政困难，如地方债务的问题，地方政府权力争夺等.但不管怎样，中央政府最终都要为地方财政风险，承担最终的责任.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虽然在税收来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可以进行自主控制.但是对对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终的承担者还是中央政府.在分税制种种不足之下，有相关学者认为要对财政制度进行全局性的优化设计，[8]并进行渐进性的改革，实现财政民主化的建设.[9]财政分权与公共财政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财政分权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分权竞争使得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与人民福利的目标相统一，利于改革的有效推进，加速中国市场现代化的进程，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会加剧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公共财政对应于市场经济，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调节收入分配.国内学者，更加倾向于支持制度性公共品的概念的研究，认为稳定经济的内容也是公共财政之一，[10]强调提供公共财政的多目标性协调性和顺序性.

1.2金融理论在对于金融理论的研究中，学术界更关注于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怎样的金融结构，才适合我国宏观经济的要求，不同的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把其它的专业性银行改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进而建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级体系.[11]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应在建立金融结构之前，要对银行的呆账进行处理.[12]在中国金融结构改进上，由于政府起着主导作用，故其一直都存在着滞后性的问题，而此将会带来更大风险的积累.[13]且政府的金融调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允许并接受金融市场的某种非均衡，进而有学者提出，金融制度应向市场配置转型，渐进性的将利率市场化.[14]直接市场金融与证券市场发展方面，在我国直接融资的比例一直是较低的.有的学者认为直接融资可以有效的分散于控制金融风险，利于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也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15]但也有可能造成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和功能的失衡.[16]证券市场是虚拟经济的代表之一，它的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虚拟资产价值的积累，但虚拟资产与所对应的事物资产的价值却越发脱离.特别是在经历2008年次贷危机后，学者认为虚拟价值的存在，需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创新，完善金融体制.

1.3增长与发展理论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着一种非均衡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要素与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高投资推动高增长的事实，已被国内学者普遍的认同.但是有学者认为目前投资过度，并带来了投资效益恶化的效果，[17]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靠资本投入来引进技术，可能会导致结构性的失衡，过度依赖于进口技术，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甚至有学者察觉到我国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存在着“反效率配置”.总之，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非均衡”也凸显得越来越明显.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作用，即投资推动型增长，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引致劳动力结构转化，可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根据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2007）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则是在赶超阶段利用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赶超快速发展.二则是中国正处于从低价的工业化向高成本的城市化的转向过程中.也正是在这种转向的过程中，工业化解决了“吃、穿、用”之后，那剩下的“住、行、学”则应由城镇化来解决.[18]总体上来看，中国现处于发展转变的阶段，即转型升级阶段，存在着四个中国化的特征，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强调政府的控制性、强调多目标的协调性和强调公平取向的落实性.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技术不断创新与发展，而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则依赖与制度的创新.[19]两着相互促进，但制度创新时根本.强调政府的控制性上，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资产与政策导向，会促进某一行业或领域的快速发展.政府需要扶持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其又好又快的发展.强调多目标的协调性，主要体现在统筹兼顾上，既要经济快速的发展，也要自然环境得以保护.在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需要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利用外资与经济安全的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相统一.[19]强调公平取向的落实性，主要体现为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落实好收入再分配的公平.为促进就业稳定，就需要落实就业与公平的相统一.

2结语

本文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进行了相关的梳理分析，通过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理论、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和增长与发展理论四个方面，来进行梳理研究.发现中国学者多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研究中秉承着中庸的思想，对于在中国出现的极端例子较少的研究，多是从普遍典型事件中进行研究，得出相关的结论.本文只是粗略地梳理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具有不足之处自不必多说.其目的也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概括性的梳理，望更多学者在道路上研究探索.

作者：夏红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

[摘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完善将导致对研究目的的偏离。当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假设虚拟，而对其实证和修正滞后时，会使经济运行出现跨期非均衡效应。经济理论假设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前瞻性，能减少和缩短由于纠正理论误差时间滞后而产生的经济失衡。

[关键词]假设实证非均衡效应

一、引言

许多经济学提出并论证其经济理论及其经济政策的目的，是探索经济运行达到均衡或最优的途径。但是，某些理论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善，或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使得在研究方法上的缺失引致其研究目的出现偏离，即构成某一经济理论基础的假设条件与现实严重脱节，而学术界或实践过程对这种在虚拟假设前提下推导出来的理论的实证检验往往滞后，不能在当期得到检证并对其误差及时予以纠正，在某一特定理论主导经济学派和经济决策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经济活动出现跨期非均衡效应。

本文主要对古典经济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比较优势理论静态研究方法的某些不足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二、古典经济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假设

以斯密，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其研究方法的不尽完善，也对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具体反映在上述理论的两大重要假设及其推论。

假设及推论1：市场完全竞争，价格充分反映供给与需求状况，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支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全过程，和实现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国家的过多干预不必要。

一、经济理论的两种构造模式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以牛顿力学为典型代表的机械思维方式之上的；而机械思维是以“还原论”和“决定论”为特征。所谓“还原论”即我们可以把复杂的事物分解还原为若干相互孤立的最小组成部分或元素，而所有元素的加总又可以还原为原来的整体。所谓“决定论”即相信事物的变化有着唯一不变的客观规律，如同万有引力作用下的行星轨道一样可以精确计算。这些观点曾经支撑了科学的方法论与科学信念，造就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辉煌；以至于“还原论”、“决定论”两者之间互为表里，相互结合，越过自然科学的边界，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原则。“还原论”与“决定论”由此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与理论构造的原点。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借用了力学的概念构造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开创的静态均衡思想与边际分析方法论，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深刻地影响到了西方经济学日后的进展。以至于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个体的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相信社会利益是由个体利益加总所构成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自洽性在凯恩斯之前从未得到质疑。同时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实证化和数学化，使得经济学向自然科学靠拢，产生了构建如同自然科学一般精密的实证的经济理论的乐观情绪。

凯恩斯革命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思，诞生了现代经济学。尽管凯恩斯经济学从“经济总量”入手，并且对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有了初步的认识；多少打破了“还原论”与“决定论”的固囿；然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彻底突破两者的局限性，其基本分析范式也没有根本的转变。例如萨缪尔森就终生致力于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调和，构建了占据主流地位的综合学派。同时，当代经济学不断分工与细化并深入到社会经济系统的局部，产生了诸多“部门经济学”，潜意识地把所有“部门经济学”的总和等同于经济领域的总和，这就是“还原论”的延续。当代经济分析越来越注重实证性，继续强化使用数学模型来分析复杂的经济现象，继续使用随机过程理论对“不确定性”进行模拟与分析，这就是“决定论”的延续。在当代“还原论”与“决定论”目前仍然是主流经济家们的惯性思维方式。

而复杂性思维是近二十年来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静态均衡思想与边际分析方法论所表现的思维局限性的质疑与挑战。与机械思维方式一样，复杂性思维也是从自然科学中脱胎演化而来。物理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定律、玻尔互补原理、哥德尔的不完全性法则，交叉学科中的协同论、混沌学、耗散结构论，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也极大影响了社会学科。复杂性科学运用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乃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有着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定涵义。首先，经济个体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作用导致的正反馈效应。与市场供求相互调节适应最后导致均衡价格的负反馈不同，人类社会的活动中存在着大量加速度的正反馈，它们构成了现实中的种种“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导致社会经济中许多事物的运动是非线性过程。其次是“不可还原性”。这是指客观事物某种运动或性态跨越某种限度或阈值以后整合成不可还原的新性态和相互关系。比如，生产要素由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构成，它们的联合作用产生了报酬递增，这是一种“整体性”现象，就无法归结为像边际生产力理论所表述，像欧拉定理所证明的那样（全微分等于偏微分之和），将总产量还原为由单个要素对产量起作用的边际贡献的总和。这些都构成了经济分析中的综合的、整体性的判断，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总体性。

第三是“不可逆性”。即事物的发展如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是以单向的时间为矢量的，无法退化到以前状态。局部的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乃至整个的社会经济系统演化在历史上往往表现为路径依赖，事物的发展方向与路径是历史的积累与沉淀所决定的，从而构成了经济理论中的进化观点与时间分析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不可逆性”同时也意味着原有的机械性的均衡点的“不可还原性”；它们两者又都统一在事物发展的正反馈过程中。可见，“三个特点”又是内在一致的，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三位一体”地存在于复杂性特征之中。可见，复杂性思维方式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化特征是格格不入的。首先，它从思维取向上就直接否定了“还原论”。因为“还原论”割裂了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把各种经济要素看成了简单的堆积与加总。其次，“不可还原性”与“不可逆性”直接阻塞了“还原论”的“还原路径”。最后，在正反馈的作用下，任何微小涨落导致的随机事件都可以带来决定性的巨大后果，因此经济社会的趋势也就无法精确地描绘与预测，里边充满了“混沌”与“分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就在方法论上颠覆了“决定论”对经济进行精确预测的可能性。可见，复杂性思维方式否定了“还原论”与“决定论”。但是复杂性科学的研究目前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还远远没有构建出以复杂性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分析工具和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还要从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继续探索走出理论困境的可能性。

二、两种理论构造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建立在“还原论”与“决定论”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学与复杂性思维方式是两种异向的理论构造模式，由此带来的经济理论与政策指向必然也会大相径庭。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这两种经济理论的构造模式即便不说完全相反，至少也是完全无法兼容的。对于这种根本的差异，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两者融为一体的理论体系的幻想。因为从理论的构建基础上看，它们在理论构造的原点上就已经分道扬镳，只能渐行渐远。试图用一种模式来“兼并”另一种，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取得成功。事实上，不同的理论构造模式产生不同的理论体系，其术语、概念、思想的不同也加剧了经济理论之间的相互对峙与疏离，这是导致经济理论故步自封的主要原因。正如科尔内在三十年前说：“经济系统理论处于零散分割的状况。如果每一流派都清醒地意识到其他流派的存在将是很好的事情。然而更常见的是它们之间竟完全忽视了对方的存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几乎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发展的。用数学公式表述的经济学和用文字表述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瓦尔拉学派和行为学派，计量经济学和数理规划之间同样如此。在经济学的多维空间上，各学科之间这种相互分割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因此，我们还是应该从理论之间的相互反思中寻找出路，应该意识到多种思维模式并存的必要性。这两种理论构造模式首先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静态均衡与边际分析是我们一种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理论的任何科学的成就，也就失去了复杂性科学产生的基础。即便当前的复杂性思维方式大行其道，也不能认为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教科书上的内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有一个不好的习性，那就是我们往往对经典理论不加批判地无条件的接纳，将之视为真理；了解到它的局限性以后，又容易产生一种“颠覆”意识，认为以前学过的经典理论都是“没用的”和“过时的”。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那么，复杂性思维方式和传统经济理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一、文献综述

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广义虚拟经济成为了社会与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突出对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广义虚拟经济的主要特征。当今传统的经济研究将重点放在对物的研究上，而忽视了人的心理需求这个关键因素。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则是以人的价值判断为基准，充分考虑人的心理需求，形成了“看不见的心”的新规制。林左鸣（2010、2011）指出，在“物本”，即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开始寻求“人本”的满足，即对心理需求的满足。这充分体现了广义虚拟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次，虚拟价值的交换是实现广义虚拟经济的途径。广义虚拟经济通过创造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虚拟价值，来实现其经济活动的意义，它的出现为许多在实体经济上无法再获得发展空间的经济体，带来了又一轮大踏步前进的动力。如IBM、ISPAOL（美国在线公司）和华纳公司就是通过成功进军广义虚拟经济，从而获得新一轮大发展的典范；而Sony则因为踌躇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而被诸多竞争者后来居上，不仅失去了虚拟经济的新阵地，也失去了原有领域的竞争优势（晓林等，2008）。再次，基于价值论的新财富观是广义虚拟经济的基础与起点。广义虚拟经济坚持认为财富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从生活价值论的意义上讨论了财富的新属性，拓展了财富生成的空间，并运用新的财富观念审视了虚拟价值的属性（林左鸣等，2006）。基于价值论的基本思想，广义虚拟经济又进而发展出了二元人本论以及系统论等主要理论分支，并使得基于价值论、二元人本论与系统论的广义虚拟经济与基于金融轮的狭义虚拟经济一起，构成了描述虚拟经济的理论，并与实体经济理论相互促进和补充。（成思危，1999、2003；刘骏民，2000；陈吉磊等，2011；林左鸣等，2011；王延亮等，2011；宗寒，2012；曾鸿，2012；周永刚等，2013）第四，应用性研究是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新方向。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相关理论也逐渐被应用于对各个行业。传媒（吴秀生，2006）、农业与农村发展（吴秀生等，2007）、物联网与新能源（萧琛等，2011）、ICE（智能文化教育）产业（萧琛等，2011）等领域都出现了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视角。最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成为了研究服务业、家庭服务业问题的有效方法。针对服务业，学者们提出，传统服务行业的企业员工通过向顾客提供服务来完成商品价值的传递，在服务关系中，人们的心理特征和需求等内在因素对服务评价的影响作用相对于客观外在的的因素更为显著。对广义虚拟经济与服务业的相关研究显示，消费者的社会群聚性需求、信任、关系倾向等心理因素对顾客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顾客满意度的大小又最终决定了顾客对服务忠诚度的高低。顾客的忠诚度越高，说明服务不仅仅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要，而且相比之下更多的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易楠等，2012；张明立等，2014；张运良等，2012）。具体到家庭服务业，近年来也开始有学者就如何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去研究家庭服务业该如何发展（王志刚等，2012）、家庭服务业如何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如何避免家庭服务业中的“私签”现象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研究与探讨（王志刚等，2012）。综上所述，家庭服务业作为广义虚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其未来发展也必须由现在的“物本”，向“人本”的方向发展。但是，目前在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的相关文献中，理论性研究较多，应用性研究较少；在为数不多的应用性研究中，针对基于信息技术等直接创造虚拟价值的行业研究较多，而针对像家庭服务业这种基于劳动，同时需要实现从实体价值向虚拟价值转换的行业的研究较少；在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运用于家庭服务业的有关研究中，也鲜有学者运用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微观层面，就消费者对家庭服务的选择行为及支付意愿进行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样本数据来源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对北京地区家庭服务业市场问卷抽样调研。调研地点选择家庭服务公司数量较多的朝阳区、西城区、东城区与海淀区。调研共回收问卷825份，其中有效问卷768份，有效率为93.09%。

（二）样本特征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调研样本中性别比例比较平衡，男女基本各占一半。年龄层次偏年轻化，其中20~30岁以及30~40岁分别超过三分之一，是调查样本的主要年龄层次。样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其中本科及硕士以上占比分别超过四成和两成，本科以上学历总共超过七成。而小学、初中占比较小，高中、技校、中专以及大专共占比约三成。出现这样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源于样本年轻化，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北京工作人群大多具有学历上的基本准入条件，这样就使得样本文化程度较高。有学龄前儿童的样本对家庭服务业中早教以及母婴护理有着比较明显的需求，随着近年来消费意识的转变，对其需求更加强烈。同时，早教及母婴护理类型的工作，相对来说具备一定技术上的要求。从样本的居住情况来看，北京市拥有较多的外来人口，且在北京购买住宅、子女教育都与户口有着直接的关系。样本中北京户口人群占六成，外地户口占四成。从住所性质来看，自有住房占据一半比例，其次是选择在北京租房居住占到三成；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公寓占到两成。大体上说，自有住房意味着在北京安家，可以侧面反映这部分人群多为固定居住人群，对家庭服务业选择的概率要大于另外一半流动性较强的群体。从居住状态上逾一半样本人群和朋友共同居住，有五分之一的人处于独自居住状态，与配偶居住的占到近两成，仅与父母居住的占到很小非比例。这显示，居住状态的特征，反映了样本年龄层次的生活特点。从样本的工作性质来看，普通的企业员工占到三分之一，企业管理者占比为四分之一，技术人员，公务员所占比例不到两成，而工人、私营业主或者无业退休人员占比更小。数据反映出样本人群大多处于较为繁忙的工作状态。从样本的月收入水平来看，5000～10000元水平占据最大比例，将近四成，处于每月5000元以下的占比不到两成，而仅四成样本群体收入超过每月1万元，受调查者中月收入超过2万元的占比不到一成。相比2013年北京市民5453元的月平均收入来说，受调查者的总体月收入水平与北京市平均水平持平。从对家庭服务员的雇佣情况来看，调查样本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群正在雇佣家庭服务员。家庭服务中提供做饭和保洁工作的比率分别为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总和将近六成。而老人、病人、母婴等护理性服务具有相似比例，分别占比不到两成。若我们按照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将家庭服务员从事的工作进行分类，把保洁、做饭等低水平工作归为家庭劳动类服务，把老人与母婴的护理等需要一定技能的工作归为家庭护理类服务，把早教与家教外教等需要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归为家庭教育类服务，则目前被调查区域从事家庭劳动类的家庭服务员还是占据大多数。这说明，在北京市家庭服务业中传统服务类型占据较大市场。对家庭服务的支付情况来看，占最多比例的是每月3000元以下的水平，其中每月2000~3000元的占到三分之一，而能够超过每月4000元的仅有不到一成。

三、计量模型

本文的分析分成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了解什么样的消费者会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在这个阶段，我们会考察消费者的个人特征、职业和居住情况等因素对消费者雇佣决策的影响。第二阶段，我们要了解在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消费者中，消费者是否愿意为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进行更高的支付。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上最大的特点是，只有当消费者在第一阶段选择了雇佣家庭服务后，第二阶段的如家庭服务工作层次等变量才能被观察到。对于这个过程可能产生的选择性偏误（selectionbias），本文采取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减少其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一般的，Heckman备择模型可以用来估计第二阶段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问题。而本文遇到的问题是，在进行样本选择后，即当消费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后，第二阶段面对的是一个需要进行有序probit回归的步骤，因为支付意愿是由低到高排列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使用有序probit回归或者Heckman二阶段回归。对此，Vella（1998）从假设、估计方法和数据结构三个方面讨论了存在样本选择时的估计问题；Nayg（a2003）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对辐照食品的支付意愿；DeLucaetal（.2011）又对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估计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与补充。根据具体情形，本文利用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若ρ=0，则atanhρ=0，则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与一般的有序probit将得到同样的结果。若ρ≠0，则必须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回归来估计最终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四、计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