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论文范文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88年1月1日正式生效。我国是《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因此，《公约》作为国际统一实体规范，成为了人民法院涉外商事审判中适用的准据法之一。我国在核准《公约》时，对《公约》关于合同形式的规定提出了保留，即我国坚持认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方式，口头方式无效，要求营业地在我国境内的当事人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应遵循订立书面合同的原则。该项保留与我国当时国内法的规定相一致。论文百事通但随着国内立法的不断进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制定和施行，在立法上认可了口头合同的法律效力。在这种立法环境下，人民法院在适用《公约》时，是否还要坚持口头合同无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目前，国内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倾向于在该项保留未被撤回的条件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仍必须以书面方式订立，口头合同依然无效。但笔者认为，根据目前国内立法的精神及《公约》的相关原则和规定，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关于合同形式是否应当成为合同效力的要件，我国在《合同法》施行之前，一直采用合同形式要件主义，即合同应当为书面形式，口头合同没有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三条规定：“经济合同，除即时清结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意味着非即时清结的口头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以下简称《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涉外经济合同以书面形式订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更明确了未用书面形式的涉外经济合同属无效合同。

与之相反，《公约》对口头合同的法律效力持肯定的态度。《公约》第十一条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它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公约》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基于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规定合同形式可以制约合同效力，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不要求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一样，发价一经接受，即为有效。《公约》这一规定与我国当时强调合同形式要件的立法理念冲突，因此，我国在核准《公约》时，对上述条款及与上述条款内容有关的规定声明保留，表达了我国反对以口头形式订立、修改、废止合同的立场。该项保留声明有效地避免了国内法与国际条约发生法律冲突，保持了司法上的统一性及可操作性。

然而时过境迁，《合同法》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稳定格局。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合同法》的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这一规定可以视为我国在立法上将合同形式由生效主义转变为证据主义，即合同形式只是证明合同成立的依据，而不能把其当作合同成立或生效的要件，实现了与《公约》的接轨。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立法甚至没有依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而是按照《合同法》在合同效力问题确立的“从新”原则认定合同效力，即在《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以此进一步扩大了有效合同的范围。

而且，《公约》虽给予各缔约国对某些条款保留的权利，但这种保留的权利必须是《公约》明文规定的。《公约》第九十八条就规定：“除本公约明文许可的保留外，不得作任何保留。”排除了缔约国滥用保留权利的可能。这种保留的权利也不是没有制约的，《公约》为此设定了一定的条件，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声明保留或者说保留才是有效的。关于合同形式的保留，《公约》考虑某些国家只认可书面合同的法律传统，允许缔约国可以对此保留，但《公约》第九十六条规定：“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的缔约国，可以随时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声明本公约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它意旨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任何规定不适用，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在该缔约国内。”与之相对应的第十二条规定：“本公约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买入价、接受或其它意旨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作出的任何规定不适用，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在已按照本公约第九十六条作出了声明的一个缔约国内。各当事人不得减损本条或改变其效力。”由此可见，只有国内法只认可书面合同效力的缔约国才能够行使保留权利。签署核准书时我国显然是该条款的适格主体，而现今我国已经废止可以成为适格主体的法律，合同形式在立法上已不拘泥于书面形式，而是拓展到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已经不属于“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的缔约国”了。因此，我国已丧失了《公约》所赋予的该项保留权利，不能继续援引此条款声明保留。新晨

所谓保，是指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某一国际条约时，对条约中的某一或某些条款针对本国不适用而作出的特别声明。我国在《公约》核准书中关于保留声明的文字是：“不受公约第一条第一款（b）、第十一条及与第十一条内容有关的规定的约束。”从上述语句分析，保留的形式仅仅是不受约束而已，排斥了《公约》在合同形式及与合同形式有关的规定的适用，要具体认定口头合同无效，既不可能是适用《公约》，也不可能是适用保留的结果，因为《公约》相关条款的适用已被否定，保留也不能成为法律适用的对象，那么合同无效的结论从哪里来的呢？惟一的途径只能是适用国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依据上述保留例外原则，不适用被保留的国际条约相关条款会不可避免地恢复适用我国的民事法律。所以说，认定营业地在我国境内的当事人与营业地在其他缔约国境内的当事人的口头合同无法律效力，是依据了我国当时的国内立法，即《涉外经济合同法》及相关配套的司法解释。不难看出，我国当时声明保留时，目的就是为了从法律适用上排除口头合同有效的一切可能性。然而，立法上的扬弃恰恰使情况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倒转”，继续坚持保留的话，会导致适用正在施行的《合同法》来判断口头合同效力的情形发生，结论则会与以前完全相反，合同变得有效了。这样一来，无论是保留是否应该坚持，或是保留是否有效，这样的命题似乎都变得没有意义。只要国内法认可口头合同的效力这一事实没有变化，最终法律适用的结果都是口头合同有效。

综上，正是由于《合同法》的施行，不但使我国关于合同形式的保留声明的初衷不能实现，而且使人民法院在适用《公约》时，在合同形式问题上会陷入法律适用的“怪圈”。是继续坚持保留，修改国内法与之协调，还是撤回保留，使得《公约》与国内法保持一致，结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目前我国仍坚持该项保留的现实条件下，人民法院不得不面临这一难题。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不应只是着眼于保留声明未撤回的事实，简单地认定口头合同无效，而是应正视“躲藏”在这项保留背后的矛盾和无奈，进行理性的思考，作出适当的裁判。

一、民商合一背景下的合同法教学

（一）合同法的商法属性1.合同法是民商合一的典型。合同法形式上没有区分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统一适用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且不论其营利与否。如借款合同既适用于自然人之间借款，也适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借款；保管他人之物既有保管合同也有仓储合同。因此，合同法是民商合一的典型。2.合同法整体上是商法。尽管就形式而言，合同法是民商合一的典型，但究其实质，整体上是商法。换句话说，合同法是以商法为基调的。但是，合同法的商法属性学界则很少提及[1]，相当的合同法主讲教师也未注意到。就立法沿革来看，合同法是商法。《合同法》于1999年通过，它是在此前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分基础上整合而成。在该法出台初期，习惯上称之为“统一合同法”。既然《合同法》与此前的三个合同法是承继关系，则后者必然在《合同法》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无论是从立法名称，还是适用范围，此前的三个合同法都明显属于理论上的商法。进一步的佐证是，《合同法》借鉴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许多规则，其商事化程度更加惹人注目[2]。就合同法适用主体范围而言，合同法是商法。《合同法》第2条是关于合同定义与合同法适用范围的规定，共两款。第1款：“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2款：“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前款看似不分主体，不论营利性与否，既适用于民法，也适用于商法，然而由于第二款明确排除了身份性协议这类纯民法协议，因此该条最终确立了商品交易规则的基调。毫无疑问，商品交易的规则主要是商法的领域。根据《合同法》第9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权利能力”显然针对法人而言，因为自然人权利能力平等，无需单独强调。此点与《民法通则》区别判然若揭。可见立法本意是突出合同法商法属性，或者说是以商事合同为基调的。就合同法内容安排而言，合同法以商事合同为主。格式条款规则、融资租赁、仓储、运输、行纪以及间接等是商事营业的著例。不仅如此，即便在那些既适用于民事合同也适用于商事合同的场合，商事合同为基调的安排也至为明显。《合同法》第12章“借款合同”共16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规定仅有两条零一句话，且安排在最后。立法显然是为凸显合同法商法的属性，自然人借款合同仅作为例外性规定而已。

（二）合同法教学应主动传播商法理念以此为背景，教师应该在学生尚未接触商法前，利用合同法教学这一宝贵的时机适时播下商法理念的种子，为其民法和商法学习的衔接打好基础。商法理念集中体现在商法的基本原则，如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追求交易效率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通过表见、表见代表规则发现“外观主义”，以初步理解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引导学生通过买卖合同中的质量异议期、试用买卖中沉默规则、间接中委托人的介入权等制度的学习，初步理解交易效率原则；引导学生通过“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与附随义务规则等的学习，进一步理解诚实信用原则。此外，在显失公平规则学习中，通过统计分析，引导学生该规则在实践中较少运用，从而推知商法的技术性，而较少伦理性。按照这一思路，在合同法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积极研讨相关规定的合理性。比如，委托人任意解除权问题，其实宜限定为民事合同领域，而不适用于商事合同领域；又如，格式条款规则也应限缩解释为适用于消费合同，侧重于弱势主体保护，但对于平等的商人之间，则因其都具有相当的经营经验及知识，有足够的注意能力和交涉能力，无政策倾斜保护的必要[3]，否则有违商事诚信原则。再如，作为合同的保证，在商法中以连带责任为典型，但在担保法中却不分具体情况，凡约定不明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民事保证未见妥当。此外，关于民间借款利息计算的限度问题也可以重新评价。民间借款既有日常偶然的生活小额借款，也有商人间生产性较大数额借款，对于后者不应严格限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这个传播和培养商法思维的过程，也使得学生逐渐认识到：尽管民商合一是一个趋势，但是在历史的特定阶段或者特定领域，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色，不可能完全同一。

二、商法教学侧重商法理念和技术

商法的技术性特点决定了商法教学培养目标应定位于职业训练，但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商法思维，后者是商法理念的载体。在英美法系，由于缺少系统的成文法典，注重经验主义和实用哲学，商法比重较大，且涉猎广泛，内容庞杂，在以案例教学法和诊所教育为主导的教学方法指导下，学生浸染其中，对商法理念、技巧掌握效果显著。自1984年吉尔森教授在《耶律大学法学杂志》上《商业律师的价值创造：法律技能与资产定价》，首次提出交易教学法的概念框架以来，交易教学法日益受到重视。这篇论文是哥伦比亚大学交易课程指定的必读文献。在哥伦比亚大学，每学期有超过150位学生竞争交易课程的50个名额。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交易教学法的实施主要通过交易课程以及交易工作坊两个层次展开。不同于诊所教育模式，交易教学法更侧重商事非讼业务，还原了商事活动的综合体，因而更有助于职业训练。

大陆法系民、商法关系上存在着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模式。尽管民商合一是历史趋势，但主流的民商法教学仍将民法和商法分别开来。这对于民商分立的国家一般不存在问题，因为民商分立的国家存在着商法典，其中的商法总则是理论的抽象，相应地，商法教学首先就是对商法总则的理论进行讲授；民商合一的国家没有商法典以及相应的商法总则，讲授商法对教师的知识水平和讲授技术性安排都提出了较高要求。笔者的理解是，教师应具有大民商的整体性思维，即民法教师应关注商法的发展，反之亦然，不可固步自封。整体性思维的形成赖于扎实的体系教育以及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培养，而教师在民法和商法教学中适当进行轮换则是必要路径。

我国虽立法坚持民商合一的思路，但在民商法教学中却坚持将商法学作为一门核心课程进行讲授。按照大陆法系的传统，商法的学习自然不能缺少商法总论，但由于没有民商分立前提下的商法总则为依据，故在商法教学过程中，理论和立法实践严重脱节。特别是商法总论先于商法分论的学习，对于缺乏感性认识的的初学者而言，其接受程度大打折扣。从国内各种法学专业的商法教材体例看，其均或多或少地含有商法总论的内容，基本都是介绍或评价国外的立法例。由于总论脱离了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而分论则与立法和司法实践紧密相联，故商法总论未能指导商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总论与分论“两张皮”现象非常明显。

本科生的知识结构和社会阅历决定了他们对简单的实践更感兴趣。笔者所在单位，诊所教育开展得较有特色，学生参与度较高。当然目前的诊所教育受制于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还主要局限于简单的民事诉讼和民间纠纷调解；也有个别教师对类似于交易工作坊式的教育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指导学生亲历公司设立和章程设计。目前，普遍实行小班上课的作法也给难以融入我国教学的案例教学法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些有益的探索表明英美法系的商法教学模式更适合我国的现实需要。当然，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商法教材整体上需要转型，注重技术层面，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使学生从实践中让感受商法的魅力，并由此点滴培养其商法理念。

论文关键词：施工企业合同管理索赔

论文摘要：当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管理存在着诸如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合同管理人员素质低，合同管理体制不完善，合同履行存在缺陷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解决措施：普及合同法制教育；培养合同管理专业人才；建立健全合同管理体制；动态管理合同履行；加强合同变更管理；加强合同索赔管理。

1引言

合同管理作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与质量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并列的一大管理职能。合同管理中稍有失误即会导致工程亏本，承包商如何保证工程施工的顺利完成，争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根据国外经验，合同管理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大于技术优化产生的经济效益，因此施工企业应该加强合同管理。

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在合同的签订阶段以及签订后的履行过程中，施工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合同管理把关不严经常导致重大法律纠纷产生。由于缺乏法律和合同意识，在签订合同时，对合同条款往往未做详细推敲和认真决定就草率签订，特别是对违约责任，违约条件未做具体约定，而建设施工合同履约程度往往比较低，随意修改合同或违背合同规定的违约现象时有发生。在合同签订阶段的问题主要有：合同主体不当；合同文字不严谨；合同条款挂一漏万；违反法律法规签订无效合同等。在合同履行阶段的问题主要有：应变更合同的没有变更；应当发出的书函（会议纪要）没有发出或发出不规范；应签证确认的没有办理签证确认；应当追究的错过了诉讼时效；应当行使的权力没有行使；应当重视证据（资料）的法律效力的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淡薄给施工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发生损失时由于法律意识差往往又不能通过合理有效的途径挽回损失。

2.2合同管理人员素质低，缺乏专业人才建设合同涉及内容多，专业面广。合同管理是一项高智力型的工作，它是全局性、专业性、技术性和法律性很强的极其复杂的管理工作，对合同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合同管理人员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法律知识和造价管理知识。目前施工企业合同管理专业人才的缺乏成为影响建设项目合同管理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中小型建筑企业从事建设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的人员，大多数是非专业出身，往往都是由经营部的一般经营人员担任，也有的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对合同管理认识不足，业务水平较低，大部分合同管理人员仅充当资料员的角色。

2.3合同管理体制不完善施工企业不重视合同管理体系的建设，合同管理比较混乱。合同管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企业合同管理责任主体错位，合同履行主体分工不明确，把项目部或项目经理作为合同责任主体，而企业法人则远离合同管理，造成企业法人对合同管理弱化。二是企业法人合同管理部门与项目部合同管理部门工作脱节。企业法人合同管理部门对项目部合同管理部门缺乏业务指导，项目部不能及时反馈合同履行中的信息，使企业合同履行中的关键问题缺乏合同专家的集体会诊，造成项目合同管理出现漏洞无法弥补。企业缺乏一套严谨的合同管理制度，合同归口管理、分级管理和授权管理机制不健全，对合同的审核、签订、履行、变更、中止或终止、解除及合同的监督考核全过程缺少必要的审查和评估步骤，未能实现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有的施工企业合同管理程序不明确，该履行的手续不履行，签约随意性大，对合同审查、把关不够，权限设置混乱，缺乏对合同管理的有效监督和控制。

论文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下文为您介绍法学的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一、论文装订

1.论文必须使用规范的汉字A4纸打印，不得小于或大于此规格，字迹清晰。

2.论文一律在左侧装订。

论文装订顺序如下：

(1)论文封面：使用网络教育学院统一提供的封面，不得使用复印件，并将封面上的有关信息填写准确、完整、清晰;

(2)论文评定纸：使用由网络教育学院统一提供的评定纸;

(3)论文原创声明：论文原创声明的格式参见附件1，须打印后亲笔签名;

一、合同登记编号：

项目名称：＿＿＿＿＿＿＿＿＿＿＿＿＿

委托方：（甲方）＿＿＿＿＿＿＿＿＿＿＿＿＿

研究开发方（乙方）＿＿＿＿＿＿＿＿＿＿＿＿＿

签订地点：＿＿＿＿省＿＿＿＿市（县）

签订日期：＿＿年＿＿月＿＿日

有效期限：＿＿年＿＿月＿＿日至＿＿年＿＿月＿＿日

二、应达到的技术指标和参数：

《历史法学》2017年第0期

摘要：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教育强调掌握法律条文和注释，依据法律规范实现法律关系的调整。在法律行为出现——引发后果——利益衡平过程中，要求充分发挥法律的标准性和工具性作用，而在法律行为出现的前端，即行为主体为何选择该行为，却未被法学研究和教育中赋予相应的位置。在法学课程中运用经济实验，使学生理解社会主体行为是如何选择特定法律行为，保证学生不仅掌握事后法律调节作用，更能明确法律条文对事前行为的影响，同时对立法的前瞻性和法律条文在实践中的指导性有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法学课程；经济实验；行为选择；行为后果

一、经济实验是经济学与法学在教育中的结合与应用

1897年，霍姆斯（Holmes）在《法律之路》一文中提到“未来学习法律的人是掌握了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1]，如果作为一种预言，目前的现状印证了其观点正确性。首先，国际上关于法律和经济交叉研究的学术刊物不断涌现。例如：1958年创刊的《法和经济学杂志》，1972年创刊的《法律研究杂志》，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法和经济学研究》和《法学、经济学和组织学杂志》，2004年《法律实证研究杂志》创刊，这些刊物中的论文代表了法律和经济交叉研究的丰硕成果。其次，阿尔钦（Alchian）的《关于产权经济学》和卡拉布雷西（Calabresi）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思考》的两篇文章，内容涉及到了普通法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财产法和侵权法，标志着经济学的分析进入了传统上属于法学家的普通法研究的具体领域。[2]再次，法律和经济融合产生的研究成果的价值被广泛认可。1991年和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和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二人被认为是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奠基人。最后，法律经济分析为开辟了法律研究的新视角，例如反垄断法、侵权法、环境保护法中越来越多使用经济学的术语和思路解决问题。外部性、交易成本、理性人和排污权等概念就是从经济学研究中引入的。由此，法律经济学亦或称为经济分析法学实现了法律与经济学的交叉融合，至今已形成庞大的研究体系。耶鲁大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BruceAckerman）认为，法学在20世纪最重要的进展是法律的经济学分析。[3]与英美法系国家“遵从先例”的事后分析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是对既定的法律规范进行事前分析以规避可能导致的法律风险。正如波斯纳（Posner）所言，过去的成本是一种“沉没成本”（SunkCost）应予以排除，而法律则作为考虑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4]因此我国法学教育中必然不能缺失法律经济分析的内容，否则学生将丧失对理论前沿和实践操作新思维的把控。经济实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新型手段，从1948年哈佛大学课堂开始运用，经济实验是以博弈论为基础，结合心理学研究成果，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验证。法律和经济结合已经取得进展，经济实验在法律课堂上的运用，一方面反映最新成果的结合，另一方面反映法律经济分析的新发展。首先，国内将法律与经济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制度经济学在高校广为传播，并在高校法律专业中形成专门的学科，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诸多高校的法学课程中都专门开设了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课程。其次，国内在2000年于北京召开法律经济分析首届研讨会，参与者以法学研究者为主。再次，国内法律实践推动经济学的介入，1999年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自美国引入环境保护中的排污权制度，其中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操作模式皆出自经济学或延伸，将价格机制、产权机制、公共物品供给需求、政府拍卖等要素与法律实践结合。最后，法律领域日益重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例如实证研究和统计运用。

二、经济实验是“经济精神下，法律如何对主体行为选择产生影响”问题的有效研究方法

德国法学家京特•雅克布斯（GuntherJakobs）认为现代社会“形成各种关系的不再是宗教的精神，或者不再是民族精神，而是经济精神”[5]，经济精神成为现代社会关系中的精神支柱。市场经济扩张和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关系充满经济利益的要素，是不可回避的事实。“经济实益”指引主体行为的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存在外部约束的，法律即为最重要因素之一。法律行为学派观点认为：“法律是指导社会主体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包括对行为后果和行为过程不确定性的预期”[6]，关键要点是观察法律对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按照科斯（Coase）的《社会的成本问题》中的观点，法律降低了社会中的交易成本，那么主体选择法律规范下的制度安排，如果法律提高了交易成本，主体倾向于习惯、传统指导下的交易。[7]波斯纳（Posner）用成本——效益分析结构，解释主体行为选择的正当性问题，即主张道德与法律的分离背景下，主体行为选择产生的后果能够使得效益高于成本，则可被在法律上予以支持。[4]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从英美法系传播到大陆法系，最明显的例证为“效率违约”问题的讨论，大陆法系原不接受效率违约的思想，但目前似乎一些国家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中开始借鉴，体现为“倍数赔偿金”设置。法律中对救济内容的规定为主体行为选择提供了激励，“倍数赔偿金”增加了违约成本，导致违约行为在一定条件下被规避。在经济精神为支柱的社会关系下，法律成为主体行为选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借助价格、激励等经济理论，反映法律的影响。法律与主体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运用法律经济分析方法能够贴近现实，从而对“经济精神下，法律如何对主体行为选择产生影响”问题进行探析，不仅为衡量法律有效性提供工具，也为立法提供思考框架。学生将观察法律如何对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主体如何将法律作为其内部利益决策机制的一部分，对最终实施的行为提供指导。英国实验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深有感触地指出：“一门学科在其先驱发展出处理相关变量的技术时就会走向实验化。”[8]经济实验对法学教育的缺陷有规避的作用：第一、经济学研究如何选择，经济实验室再现了主体行为选择的过程和考虑的因素，如利益、情感、法律规制，不同的条件设置导致不同的选择结果，让主体行为如何选择给予解释，弥补结构性的缺陷。第二，理查德•A•爱泼斯坦（RichardA.Epstein）认为“就政治理论而言，最伟大的经典思想家，并不是从法律规则出发，而是从思考人的动机和心理状态出发，来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的。”[9]经济实验融合了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成果，拓展了学生分析的视角，使传统法学教育“应该怎样做”的思维模式向“实际怎样做”转变。在根本意义上，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是人的行为，法学研究的起点应该是人的行为选择。只有明晰了人的行为选择，法学研究才能增强针对性，法律才能有效。[6]经济实验在可控环境下，法律对主体行为选择可被重复实现，并在可控性下，分别对法律条款的影响作用进行测评。因此经济精神下，法律如何对主体行为选择产生影响的问题多了一种有效研究方法。

三、经济实验设计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内容

内容提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较晚出现的企业形态，兼具合伙、无限公司等无限责任企业人合性的特点，又以股东有限责任作为其本质特征。由此导致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与公司、股东与股东的关系较其他企业形态更为复杂，对通过公司自治解决有关矛盾冲突的要求也更高。股东除名制度发源于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等以无限责任为特点的企业形态，通过赋予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剥夺股东的股东资格的权利，强化公司自治能力，保障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本文通过对股东除名制度和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现实需要的研究，认为有必要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特点的股东除名制度，以解决广泛存在的股东欠缴出资、滥用股东权利等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同时，在论述股东除名制度的过程中，本文也对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与公司的关系，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关系，尤其是股东义务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体而言，本文包括前言与结语，正文五章共七个部分：在“前言”中本文就股东除名制度的来源和作用进行了简要介绍，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和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运行面临的现实问题，初步阐明在我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必要性。随后，本文对已有学者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简单说明，并指出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的研究重点将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事由、具体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的问题及解决等方面。第一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基本概念”中，本文简要勾勒了期望建立的股东除名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了股东除名制度的主体是公司而非股东、制度运行的法律后果是股东身份权而非财产权的剥夺等基本问题。着重论述了股东除名权的法律属性和特征，指出除名权的属性不是由其自身，而是除名制度的具体设计决定的观点。第二章“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理由和依据”中，本文首先从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治理的现实需要和相关法律制度的不足论述了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理由，并特别强调不主张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建立除名制度主要是出于缺乏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现实考虑，而非在公司法理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其次，本文从我国合伙企业法、三资企业法中有关除名类似制度的设计、公司法中存在的除名股东的理论空间和比较法上的广泛经验三个方面论证了在我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依据。第三章“除名股东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本文核心。文中从价值判断层面提出除名股东正当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包括“引发除名的事由是股东的行为”、“股东行为对公司利益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损害”、“无其他更缓和解决方式”三个原则。就前两点而言，本文与以往学者观点有较大分歧，其根本原因是本文不仅关注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更强调其有限责任的资合性本质。同时较以往研究成果，本文在第三点“无其他更缓和解决方式”问题上提出了更切实可行的考察标准，使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以发挥实际价值。第四章“法定除名事由与公司章程对股东除名的规定”中，本文明确了包括“股东长期欠缴出资”、“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和“股东担任公司管理职务而违反忠实和勤勉义务”在内的三种法定股东除名事由。其中，基于对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的义务的有限性的理解，本文关于“股东担任公司管理职务而违反忠实和勤勉义务”问题的观点相比于以往论述更切合有限责任公司的本质特征。最后，本文讨论了“公司章程对股东除名的规定与法定除名规则的关系”问题，主张给予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充分尊重并设定必要的限制。第五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设计及其运行中的问题”以股东除名程序实际运行流程为指引，对“除名前置程序”、“除名程序的启动”、“股东除名决议”、“被除名股东股份的处理及公司债权人保护”和“股东除名的司法救济程序”五个方面进行了制度设计并就可能面临的困难提出了解决思路。整个制度设计不仅充分参考各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有益经验，更注重与我国现有公司法及合同法、侵权法相关规范及制度的结合，力求以最小的制度建设成本获得最佳的制度运行效果。这种充分考虑本土已有法律制度的态度和思路在以往的股东除名制度论述中并不多见。最后，本文在“结语”部分特别指出股东除名制度的价值不仅在于除名股东，更在于以有力的责任追究和惩罚机制督促股东积极履行股东义务、谨慎行使股东权利，并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发生后主动、全面的弥补其造成的损害以缓和公司和股东的紧张关系。股东除名制度发挥作用得最佳的状态，就犹如一把悬在股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其威慑力而非破坏力促进股东行为的自我约束。

关键词:股东除名有限责任公司价值判断标准法定除名事由除名决议

前言

股东除名制度，最早出现于商业合伙、无限公司等以无限责任为特点的商业主体中，目的是解决股东个人行为能力或债务承担能力减损，危及其他股东利益的问题；或者作为打破公司僵局中解散公司的替代措施，以求尽量维持企业存续。其主要但非完全是一种企业内部冲突解决机制，也包含对无力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的淘汰功能。其特点是针对股东的身份，而非财产权利发生作用，目的是将某一股东从企业投资团队中剔除出去。同时，除名追求一种强制性，即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不考虑被除名股东的意见而剥夺其股东身份。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较晚出现的一种公司形态，是法学家为填补合伙与股份有限公司间的空白，同时发挥人合性在企业管理和有限责任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优势而设计出的企业形态。相比于合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再以个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所以法律对其个人行为能力与债务承担能力的要求并不严格。但是相比于股份有限公司强调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限责任公司中却普遍存在着股东兼任董事、监事，公司“所有者”亲自参与公司管理的情况。而且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分布往往相对集中，大股东和几个股东的联合就可以在公司决策中形成多数票。这些特点都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股东的个人行为就可能影响公司的运营，乃至将公司拖入无法维持的境地。因此，为平衡单一股东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影响力，防止其利用股东权利或管理者身份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随着公司法制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将源于无限责任企业的股东除名制度逐渐引入到有限责任公司中。同时，虽然受到公法的较多关注，有限责任公司仍是股东自愿投资设立的团体法人，无论从社团法还是合同法的角度观察，公司章程都是公司运行、管理和内部冲突解决的重要依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公司章程对股东身份，包括其除名的规定的效力，也是许多国家有限公司法的普遍做法。

反观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同样存在“所有者管理”，股权分布集中等特点，股东借管理者身份之便侵害公司利益、滥用股东权利、大股东压制小股东等问题相比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有关公司法制却相对薄弱。例如在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方面，仅规定了侵权法中的损害赔偿责任，保护程度不及一般民事权利。另一方面，公司法允许异议股东通过股权回购方式退出公司，也允许股东在公司僵局情况下请求解散公司，却唯独不允许在一定情况下将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个别股东剔除出去。其结果是要么公司和多数股东的利益得不到完整的保护，受害的股东最多只能“用脚投票”，要么忍无可忍的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让公司、所有股东和雇员为个别股东的行为买单。而引入股东除名制度，不仅可以加强对股东不当行为的追究力度，例如允许公司将长期欠缴出资的股东除名，其威慑力将远比现有的仅要求欠缴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大得多；而且也将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解散公司的替代手段。可说股东除名制度是极大的缓和了现有有限责任公司内部冲突解决体系的落差。

迄今为止，国内已有多篇论述谈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问题。较早的有律师董红海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自然人）能否被“除名”》，法官刘炳荣的《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教师吴德成的《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除名》等，在旧公司法的背景下讨论了在我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硕士齐爽在其毕业论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论述了股东除名制度的内涵和理论基础，并设计了除名制度的大体框架。2008年，叶林老师在其论文《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研究》中从有效解决股东欠缴出资的立场出发，呼吁引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同年，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刘德学在其毕业论文《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深入、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德、法、意、比利时等国家包括人合公司（主要指商业合伙和无限、两合公司）与资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并对股东除名的事实前提、除名程序和法律后果作了专门的分析，应属至今为止大陆学者在该领域最全面的比较法研究成果。[1]以上论述都不同程度的指出了我国公司法在股东行为规范上的不足，充分阐明了在我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在刘炳荣、齐爽和刘德学的论述中，还特别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站在过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事由、具体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的问题及解决、需要考虑的特殊问题——如“除名决议异议股东的退出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相反学者讨论较为成熟，大多形成共识的如股东除名的理论基础、引入制度的必要性等问题，本文将仅在有新意的角度——如从我国现有公司法体系内寻找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基础及适用空间——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强制性规范;形式主义;原因理论;价值判断;利益分析

内容提要: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问题需要深入的历史阐释。在罗马法时期和近代民法时期强制性规范的体系构成和合同效力模式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分析，在现代民法时期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则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运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实质化”的民法理念影响下，理论界和实务界运用利益分析、价值衡量等方法对强制性规范进行体系化整理、类型化分析，进而对合同效力作出具体化判断以因应社会形势变化、伦理观念变迁、法律制度调整。

一、引言

《合同法》制定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第52条第5项的讨论虽不断深人，认识也渐趋完善，[1]但若干问题的阐释仍有待细致的研究和全面的反思。举例而言，如何界定强制性规范的内涵和外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和解释具体强制性规范?强制性规范对于合同效力的影响模式究竟是怎样的?既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已经对上述问题有所解答，并且总结出了“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有效”[2]的效果模式。这种解决方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并触及问题的关键。可以追问的是，这个命题何以具有“问题性”?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哪些?理论界和实务界又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归历史，因为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问题反映了社会变迁对私法构造的影响，即罗马法、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过程中合同法律制度的调整和法律解释理论的完善。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问题只是民法制度转型的衍生物，其深刻反映了民法理念、民法制度、民法方法在现代民法时期的诸多变化。透过这种“管中窥豹”式的历史思考和原因考察，强制性规范的体系构成和效力模式即能被明晰阐释，这对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将有所帮助。

二、罗马法的考察

(一)从“乌尔比安三分法”到“狄奥多西法律”

在罗马法中，违反强制性规范是契约无效理由之一。[3]如果契约的内容或结果违反强制性规范，契约的效力原则上应当被否定。但是，早期罗马法考察契约效力时主要考虑形式要求，违反强制性规范并非否定契约效力的主要原因。即使考虑强制性规范的违反对契约效力的影响，也需要深人分析其形式和目的。罗马法著作中经常提及的次完全法律(不完全完善法律)、不完全法律(不完善法律)、完全法律(完善法律)的划分即是基于此种考虑。

根据罗马法史学家的考证，《乌尔比安论著要目》所界定的“完全法律”出现得较晚，“不完全法律”和“次完善法律”出现得较早。[4]次完全法律是最早出现的类型。如果契约违反次完全法律，契约主体会遭受刑事处罚，但契约效力状态并不受影响，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公元2世纪中期。如“关于遗嘱的富里法”规定“所继承财产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如果继承人继承的财产超过一定限度则需要支付相当于超过部分四倍的罚金。不完全法律在例外情形下才会加以应用，此时不仅契约效力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基于特定政策考虑刑事处罚也被取消。“辛西亚法”就是最好的例证，它禁止超过一定数量的捐赠，但对于超过特定数量的捐赠契约既不否定其效力，也不施以刑事处罚。从共和国晚期开始，“完全法律”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契约违反完全法律则无效。此时次完全法律和不完全法律依然存在，但数量并没有增长。法尔其第法、富菲亚法、卡尼尼亚法、艾里亚和森迪亚法等法律是罗马共和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著名的完全法律。这些完全法律均强调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对私人领域的规范，且在构成要件中均包含“契约无效”的法律效果。[5]经过持续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反思，在狄奥多西时代人们认识到需要重构“强制性规范和契约效力”的关系，这种结果最终体现在公元439年的《狄奥多西法典》(Lexnondubium)中，该法律规定:任何违反禁止性法律规范的契约均无效，即使禁止性法律规范中并没有无效效果的规定。[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