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要素范文

摘要：从空间角度来看，城乡空间格局由乡村空间发展到城市空间再到城乡空间一体化，空间作为一种生产“场地”到空间自身作为生产要素促进生产，改变了城乡收入分配格局。1978-1984年，乡村主导下的空间生产促进乡村空间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缩小的局面；1985-2001年，进入城市主导下的空间生产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002年至今，中国开始统筹城乡发展，进入城乡协调下的空间生产阶段，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关键词：空间生产；要素流动；城乡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却以一个极不平衡的趋势发展，其中较为突出的要数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原因是中国城乡的不平衡发展。市场化使得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不断促进城市的发展，并且进一步吸引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移动，陷入了城市发展、农村落后的恶性循环。本文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主要从空间生产下的要素流动入手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与城乡收入差距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揭示了当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其中，“空间”一词首先就是以“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1]提出的。空间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场地”，从而影响生产，进一步影响交换、消费和分配。马克思尤其重视城乡空间关系的变迁及其社会生产的影响，曾经以城乡空间变迁为标识来界定人类历史的分期：由古代城邦国家“城市乡村化”的社会，到城乡统一的亚细亚社会，然后到城乡对立的日耳曼社会，再到“乡村城市化”的现代社会。[2]20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首次将空间引入到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提出了空间生产的概念。此时，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提供生产消费、人类日常活动的场地了，而是作为一种能够像机器一样投入生产的物质资料，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从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实际的空间的生产。空间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对空间的占有、使用、交换、消费的过程及其结果已经是一种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空间的发展从属于资本的发展，空间的再生产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延续。空间生产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不断生产出新的空间，进行再生产，城乡的分离也就是这个运动不断进行的结果。空间生产通过空间的改变和创造出新的空间来改变自然和社会的面貌，改变空间中人的自身和其相关的社会关系。从自然空间上看，城市和乡村占地面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的变化。从社会空间上看，居民生活水平、地位、发展前景等方面的不断变化，是一种空间运动的结果，居民在社会关系上被分化形成一种社会空间分化。城乡居民的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空间变化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分配关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因此而改变。空间生产主要是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实现的。土地、资本、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是空间生产的动力，一方面生产要素从城市向农村流动，农村生产力提高，空间生产发展，空间结构呈现合理化，造就了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促进城市空间生产，人口扩大，产业发展，结构优化。再一方面，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不再是一方面单向流入，城乡空间结构协调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3]空间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存在会影响城乡关系的发展，城市发展更快，农村发展更缓慢，城乡居民在社会关系上处于越来越矛盾的局面，城市享有优质资源，高生活水平，社会地位较高，从事高薪技术职业，而农村居民享有较少资源，生活水平低，从事低收入职业，进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二、乡村主导下的空间生产与城乡收入差距（1978-1984）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城乡差距严重失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去，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乡村主导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国家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开始合理配置，劳动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了，农民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极大改变了当时的农村格局。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归集体所有，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空间格局开始分化。土地分散给了各个散户，生产的空间布局发生改变。城乡自然空间格局由原有的形态逐渐转变为农村扩大和城市的相对缩小。一方面，农村农业和工业相继开始发展，农业中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了工业中去，结合资本等生产要素，农村工业迅速发展，优化了农村产业格局，劳动力作为空间中的要素在农村中流动，促进产业发展，形成了工农相互协调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农村发展带来的是城市要素向农村的流动，当时许多城市人口、资本向农村流动，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共同的作用结果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这一变化一直延续到1984年，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农村农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工业慢慢起步，农村结构优化，空间生产力得到释放，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但是缩小的程度依旧有限，只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引入导致农村发展开始提速，相对于城市发展更快一点，但很快这一局面就开始改变。

三、城市主导下的空间生产与城乡收入差距（1985-2001）

一、城市化内涵的综合性

由于专业背景的不同，各学科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城市做了相应的定义和研究，城市的定义尚在争议之中：地理学家将城市定义为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为主集聚形成的较大的居民点，侧重于其空间和景观属性；人口学家把城市看做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把人口规模和密度作为判断城市的标准；经济学家认为城市是生产要素集约化和业态多样化的社会有机体，更侧重于其商品、服务的生产与交换等经济属性；社会家则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认为城市本质特征是其特有的生活方式（urbanism）。虽然各学科对城市的定义不同，但城市之所以为城市，而不同于乡村等其他概念，是由其空间特征、人口密度、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等本质特征综合决定的。各学科对城市的不同定义衍生出了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重点。地理学除关注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与经济的转换与集中外，还特别强调城市化是一个地域空间过程；人口学所说的城市化是指人口城市化，即城市人口的聚集和增长所形成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增长过程；经济学则更重视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方式的转变，研究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而社会学则把城市化作为新的生活方式产生、集聚、扩散的过程，强调文化、价值观、宗教信仰等社会演化过程。城市化并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是乡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变的复杂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城市是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等要素的集中，农村则分散而孤立，强调的是两者生产要素集聚程度的区别；周一星先生认为城市不同于乡村的本质特征体现在人口规模、经济结构、设施水平和文化观念四个方面[1]。前人对城市、城市化的定义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都体现了城市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其要素构成和特征与乡村是截然不同的。

二、城市化的构成要素及其协调性

（一）城市化的构成要素从城市和乡村截然不同的构成要素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城市化的本质便是乡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变的过程，城市化水平虽由各个要素的城市化速度决定，但城市化的质量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性。无论是三十余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城市扩张、户籍壁垒、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是潜心于城市化问题研究的众多学者多样化的研究领域——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我们都能从中抽象出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几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空间上的城市化是其他要素城市化的载体，是随着经济、人口等要素城市化所伴生的反映在载体上的现象，即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变和城市地域的升级。从建筑学或景观学角度说是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从土地利用角度来说就是以农村居民点和农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乡村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向以城市、建制镇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城市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过程；从土地产权角度说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其外在表现包括城市数量增加、城市地域扩大、原有城市用地的再组织和再开发等，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口城市化是早期城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即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地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口城市化现在只是城市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身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许多人口学家将其定义为具有城市居民特征的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变，还包括所有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过程。经济城市化主要指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由传统的第一产业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转移与聚集。研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之间关系的学者很多，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甚至互为因果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模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乔根森模型都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这一结果，结构经济学中的经济结构演进理论也认为经济结构的演进体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断适应，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密切。无论是从劳动力供需的角度，还是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都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居住、就业、游憩带动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生活方式的变化也通过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着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化。社会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来源于城市的社会属性，城市社会学中便将城市化作为其学科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城市化就是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本文在这里把社会城市化中的“社会”定义为广义的社会概念，包括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内涵，认为社会的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全方位的城市化。

（二）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为解释和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许多学者开展了城市化质量研究，强调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城乡发展与人口的协调性，这是相对以前将人口作为唯一指标研究城市化的进步，但这些研究或仅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或是仅研究其他因素与人口因素的协调，缺少各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的深入分析。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协调性分为内部协调性和外部协调性。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城市化由空间、人口、经济、社会若干子系统构成，他们之间城市化速度的耦合问题就是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若将城市化看成一个整体，而研究其与外部要素（如工业化、耕地保护、生态环境等）的关系就是其外部协调性。目前学者们对城市化的外在协调问题关注较多，如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同步，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等，因此本文不再赘述，而将研究重点放在城市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上。健康的城市化应当是经济、人口、空间、社会各要素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经济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它为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商品和各种服务，通过相对乡村较高的预期收入和较好的生活品质吸引人口向城市迁徙；它还为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提供了资金、材料和人力资源，是城市扩张的重要推动力；此外，它还为城市的社会保障、文化教育、游憩等社会要素城市化提供资金，促使城市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更舒适的生活品质。人口的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能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大的消费市场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对城市生产、生活等空间的需求，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人口还是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游憩等服务的主要消费者。社会的城市化代表着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教育、休闲游憩服务水平的提高，通过这些不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素质、劳动或管理技能，还会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更放心的将财富用于消费，促进经济的增长。空间的城市化（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则为上述经济、人口、社会要素提供了空间载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等地租收入，而这些财政收入又有相当一部分用来提高城市的社会服务水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社会要素的城市化得到了来自空间要素城市化过程的资金支持。

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四要素都是城市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要素都在其中担负着一定的机能，城市化的顺利推动有赖于各要素城市化的健康运行以及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在城市化各要素的组织结构上，本文借鉴了“四维时空坐标”的概念，在四维时空中，横、纵、高度和时间坐标共同确定物体在时空中的位置，缺少任意一维都会使物体的位置不准确。在城市化研究中，过去仅研究人口要素的城市化，是一维的城市化，不能代表城市化的方方面面，后来许多学者又综合考虑了空间、经济等，开展了二维、三维的城市化研究，而且这些研究的重点往往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定，而不是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这些研究得到了城市化的水平，却忽视了各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所导致的问题。通过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四维分析，不仅能更准确、全面的确定城市化水平，还能根据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差异，发现其中存在的协调性问题。

三、要素协调视角的城市化问题分析

很多城市化实践中的问题根源都是城市化中空间、人口、经济、社会各要素的缺位或速度不协调。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人口城市化速度与其他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原因，拉美国家的农地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庄园主手里，大量农民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极端贫困，加之对城市更多就业机会的预期，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使得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然而城市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应对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人口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经济、空间和社会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城市化速度，导致城市无法为进城农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造成城市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如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的失业率自1998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虽然非正规部门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但非正规就业由于其本身极不稳定的劳动关系、较差的工作环境和偏低的薪资水平等特点，使得这些就业人口长期处于低水平就业状态；此外，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城市空间城市化的速度，大量农民进城后无力购置正规住宅，于是大量移民非法侵入无主或闲置土地，建成简易住房，这些住房危险系数较高，加上没有纳入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差，脏乱成为其代名词，一些成规模的新进城农民的聚居区逐渐演变为贫民窟；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恶劣的空间和经济环境阻碍了拉美进城农民的社会城市化，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品质，加之由于预算有限，政府无力负担起广大贫民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拉美国家60%的城市人口缺少适当的卫生服务和干净饮用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为广大学者所热议的“半城市化”现象，农民工以及部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鬼城”现象等。本文从上文提出的城市化四要素协调的角度加以抽象，尝试分析上述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一）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摘要：

在总结城市生态系统的属性并分析其健康内涵的基础上，通过频度统计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海明贴近度，建立模糊物元模型，对河南省第一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郑州、洛阳、许昌2000年－2013年间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进行评价，分析影响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各要素，结果表明：郑州、洛阳和许昌整体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健康改善程度并不显著，且部分指标有恶化趋势；相同时期内，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郑州、洛阳、许昌，但其增长速率则为许昌最快、郑州最慢；各城市不同要素之间的健康程度差别较大，且不同城市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较低。因此，未来应针对健康程度较差的要素重点发展，提高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态系统整体的健康水平。

关键词：

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模糊物元；海明贴近度；熵权；水生态文明建设

现阶段全球很多区域的城市生态系统都面临着机能失调所带来的压力，城市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与恢复能力也正面临着资源耗竭和污染排放的考验。随之而来，人们开始担心巨大人口压力下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并思考居住在什么样的城市才可获得高品质的生活。城市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构成的三维复合系统［4］。为满足其自身的健康情况应包含三方面的内涵：（1）满足社会发展合理需求的能力，以维持城市结构（组织结构）、功能（活力）；（2）生态系统本身维持与恢复的能力（恢复力）；（3）受人类活动影响显著，保证城市人群健康（人群健康）以及生活质量（服务功能）。另外，Spiegel等采用“驱动力－压力－状态－暴漏－影响”机制探讨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评估中心城市社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健康的一系列干预措施的效率和效果。还有很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构建评价模型，分析具体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水平。因此，在水生态文明理念发展的今天，评价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能够为未来城市健康发展，尤其是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方向与重点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支撑。鉴于城市的本底特征以及发展情况，本文选取河南省第一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郑州、洛阳、许昌三个城市为研究区，首先根据频度统计法构建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利用熵权法计算各城市具体指标的权重，然后构建基于海明贴近度的模糊物元模型，分别计算三个城市2000年－2013年的健康指数，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分析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的发展趋势及不同要素的健康程度，对城市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评价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1．1指标体系构建采取频度统计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8］。在中国学术期刊中搜索论文题目中包含“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论文，选择引用率最高的5篇文献［9－13］（依次编号为B1、B2、……、B5）和发表日期最新的5篇文献［14－18］（依次编号为R1、R2、……、R5），共10篇。统计出文献中选择的评价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具体指标共124个，其中5篇以上文献共同使用的指标个数为18个，见表1。文献中的指标，都是学者们凭借各自的经验判断，遵循若干原则，采取一定的方法并对指标设计合理性进行相关检测和解释后选取的。因此，这18个指标是有意义的、合理的。按照文献B3、B5、R1、R4，将城市生态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三分法），即：自然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按照文献B1、R2、R3、R5，将影响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要素分为5类（五分法），即：活力、组织结构、恢复力、服务功能、人群健康。

1．2数据来源评价指标A1、A3、A16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00年－2013年《河南省环境统计年报》、《郑州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洛阳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许昌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其余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01年－2014年《河南省统计年鉴》，但《河南省统计年鉴》中缺少指标A8的2006年－2010年原始数据和指标A10的2000年－2004年原始数据，其依靠已有数据趋势分析估算得到。

摘要:

旅游业发展效率的测度与分析评价是旅游产业能否成为区域内战略性支柱产业的重要参考依据，酒店业作为旅游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效率的客观评价可以直观的分析酒店业的运营发展状况。利用修正的数据包络分析评价珠江三角洲地区14个城市酒店业的发展效率，分解出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的贡献。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14个城市酒店业整体效率偏低，且分布不均匀，较好的城市分布在扇形区域的两端，多数城市的酒店因为规模效率低而导致综合效率低，据此提出了扩大技术效率，合理配置行业资源，提高规模效率，变规模不经济为规模经济，实现综合效率的提升。

关键词:

珠江三角洲;酒店业;效率;数据包络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旅游业得到了迅速地发展，酒店业作为旅游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国家将旅游业升级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酒店业的竞争环境愈加激烈，只追求收入的发展战略已不足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应当更加追求效率的发展，因此，合理正确地测度和评价酒店业的发展效率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国际上对酒店业的效率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美，代表人物如Morey，Dittma采用CCR模型以职工工资，广告费用等六项作为投入指标，以酒店收入，市场占有率等四个作为产出指标，研究了当时美国50多家酒店的运营效率，得出酒店行业经营良好的结果［1］。Barros，Tsaur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借助其他统计分析工具，分别分析了欧洲葡萄牙，中国台湾等地的酒店经营效率，为酒店的有效发展运营提供了可行性的建议［2］［3］。此后，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产出投入指标的选取，酒店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不同地区差异化等，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数据包络分析(DEA)、随机前沿方法(SFA)和Tobit回归分析法等［4］［5］［6］［7］［8］［9］［10］［11］［12］［13］［14］［15］［16］。

国内对酒店业的效率研究晚于国外，而且多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来进行，但是研究的视角不同，国内的酒店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观和宏观层面，多是研究某一国家区域酒店业效率或者多个区域进行比较研究［17］［18］［19］［20］［21］［22］［23］。综合分析国内外的研究，从指标的选取上看，对于酒店业的投入产出指标的内容很多，但指标体系的普适性有待增强。研究的范围上，虽然各个层面的酒店业都有涉及，且多集中在热点城市或区域，目前没有在热点区域的范围基础上扩大为城市群来研究。基于此，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BCC模型对珠三角地区14个城市在地理上形成的城市群范围的酒店业发展效率进行了定量测度、对其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同时，对酒店业效率未达到最优效率的城市提出优化建议，以期为该地区城市的酒店业未来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比较性，同时使得研究更有代表性，选取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地理上形成的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河源、惠州、汕尾、东莞、中山、江门、阳江、肇庆、清远、云浮14个地级市作为基础单元(如图1)。案例选择依据:①选择的区域为珠三角地区，属于酒店业发展的热点区域，具有代表性;②选择的城市是在大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除去港澳，剩下九个城市，另外根据珠三角的扇形辐射范围进一步添加河源、汕尾、阳江、清远、云浮五个城市，共计14个城市，虽然后面这五座城市没有被列入大珠三角的区域内，但是未来的广东发展必然是以小珠三角为核心，继续9+2城市发展模式，将粤东、粤西和粤北的城市逐步融入进来，形成更大范围的城市群。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年—2014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各地市旅游局或旅游委员会的统计信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年第九期

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是依托城市文化资源禀赋，以城市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为载体，城市文化旅游相关的旅游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协作生产的，集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知名度、美誉度于一体的复合价值系统。近年来，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制度引领下，发掘城市文脉、深挖城市文化，在此基础上培育与塑造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日渐成为诸多城市促推文化旅游发展的普遍选择。相比日益兴旺的塑造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实践活动而言，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理论研究已经落后于实践发展；在理论研究上，创新研究方法、引入品牌生态理论对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开展研究是未来的研究方向［1］，品牌生态理论承认品牌与自然生物体一样是有生命体的，Gardner和Levy在《产品与品牌》一文中最早提出品牌的生命体特征［2］，在此基础上，诸多学者开始用自然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品牌，并逐渐形成发展为品牌生态理论。然而，导入品牌生态方法论来研究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研究对象具有生态特性，若研究对象不具备生态特性而利用品牌生态学的方法对其研究，这将背离方法论应用的科学性。鉴于此，本文将从微观、宏观两个维度来系统考察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生态特性，为未来基于品牌生态学视角对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研究做好理论铺垫。此外，本文也将对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生态效应进行研究。

一、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生态特征

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生态特性的起点在于把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当作有机生命体看待，基于生命有机体的角度来透视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把其升格为人格化的品牌研究范畴，并融入生态隐喻理念，更能深化相关理论研究。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具有生态特征，其根源在于城市内协作生产的相关旅游企业具有生物体的生态特性，各企业通过城市内部旅游流的流动，带动信息流、物流、能量流等各种流态的流动，传递与交换着“生态营养”。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生态特性可以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表现出来。

1．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微观生态特性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微观生态是把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当成生物个体单元来研究的，如同个体生物一样，表现出与个体生物一致的生态特性。（1）遗传与变异基于经济学上投入—产出关系的启发，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可以被视为在一个城市中，文化要素与非文化要素协作生产的结果。公式（1）显示了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要素—产出关系，其中Cultr为文化要素，Other为非文化要素，Bct表示两要素合作生产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E、δ和ρ为3个参数，参数E为效率参数，是一个用来映射技术水平的指标，它反映出文化与非文化要素的协调效能；δ体现了“文化”要素在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中所占份额；ρ为反映“文化”与“非文化”两者要素的替代性。对于城市文化旅游品牌而言，文化（Cultr）是其灵魂所在，是旅游供应商生产旅游产品的源泉。在时间的连续续谱中，城市文化旅游品牌表现出一定的遗传特性，也就是说，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品牌记忆力与品牌惯性，其原因在于，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携带了自身固有的品牌基因（BrandDNA），从而表现出独特的品牌价值与品牌个性，也为文化旅游者提供独特的旅游体验。追根溯源，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基因的源头来自该城市的文化DNA，文化DNA是各种文化形态的内核，在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培育中，文化DNA是文化形成裂变与文化旅游产品生产最初始的遗传微粒，其携带了一定的遗传指令，进而引导文化、文化旅游产品、文化旅游品牌的生命机能运作。图1更能清晰地透视出城市文化旅游品牌遗传逻辑的演绎规律，图中箭头所指为遗传信息从内而外的传递方向。处于图1中最内核的是文化DNA，它是遗传特质的中央存储器，更是各种文化生产与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营养总部、信息总部；基于文化DNA，城市文化可以实现其遗传功能，城市文化的遗传可以通过文化主客体两者的遗传来完成。城市文化的主体是城市居民，他们的语言、服饰、观念、风俗习惯等都是经过若干年的岁月积淀而成，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此外，文化的客体（比如建筑、音乐、舞蹈、美食、节庆）等在人类有意识或者无意识中得以代际传承与保护，从而延续了文化的一脉相承。基于文化DNA，不同形态的文化逐渐被人们发掘与孵化出来，从而引致一个地区的文化形态日益多元化，文化密度更大，文化场域磁力更强，地区文化体量也日渐丰裕，从而该城市的文化对旅游者形成更强的吸引力，源源不断的旅游流也逐渐增大。基于地域文化的遗传特质，各种文化旅游产品也不断推陈出新，于是，文化旅游产业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形成了具有遗传特性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如同生物单元一样，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不仅具有遗传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变异。在时间续谱中，即使相邻时间点上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也是不一样的。导致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变异的原因诸多，比如，文化旅游者需求的变化，各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竞合格局，城市文化创新、文化传播和文化涵化引起的文化变迁，诸多原因都将导致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动态调整；并且，基于代际传递，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父代会把它们自身基因的一部分复制传递到子代中，在遗传过程中，只是部分遗传编码的传递，部分编码需要重新建构，因此，从代际角度来考察，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是拥有变异特性的。（2）异质性与关联性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从个体视角来看，具有城市异质性。生物学上有一个基本的定律，即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生物个体，就像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生物个体都是别具一格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也属于此种异质的生物体，一个城市的文化旅游品牌与另一个城市的文化旅游品牌是不相同的，其原因在于文化的地域性根植性，比如，就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言，在不同的城市镶嵌上不同的地域文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版图上色彩斑斓的城市文化马赛克图谱。显然，文化的地域根植性是文化旅游品牌异质性的根源，城市文化的差异造就了“文化旅游品牌”的城市差别。从个体视角来考察，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并不是孤立生长与发展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需要在其复杂的生物网络上寻找到自己的生态位，需要从网络中寻找并获取自身的生态能量与信息，就必然与生态网络中的其他生物单元发生联系，最终实现与其他生态成员在网络中的和谐共生。（3）周期性Simon（1979）在以研究价格弹性与品牌生命周期为主题的一文中指出［3］，欧洲经济学院教授曼弗雷•布鲁恩把品牌明确视为一个生命体，并首次提出了品牌生命周期学说。曼弗雷•布鲁恩认为出品牌生命周期由6个阶段组成，即品牌的创立阶段、稳固阶段、差异化阶段、模仿阶段、分化阶段和两极分化阶段。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1997）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4］，品牌的生命阶段与产品一样，也会经历一个从出生、成长、成熟到最后衰退并消失的过程。国外学者对品牌生命周期理论的提出给出了一个重要提示，即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从生命体角度出发，也符合一般生命体的特性，在生命历程中也经历着若干阶段，在本研究中，将借鉴PhilipKotler的品牌生命周期论；但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在经历成熟阶段以后，经过品牌的重新定位与生态系统的重构等可能会重新焕发品牌生机，也就是说，品牌可能经久不衰，于是，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作为生命个体，其经历将遵循从出生、成长、成熟到最后衰退消失或者升级的过程。（4）环境适应性在生态学中，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普遍存在的，每一个生物单元，都必须形成与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结构、生理特性或行为规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作为特殊的生物个体，也必须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把该生物个体当成一个生命系统来看，该系统如果是封闭的，则依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其熵会不减少，系统将失去平衡态而变得无序。系统为了维持有序的平衡态，就务必要开放且适应周围环境，并从周围环境中引入负熵流，使得系统维持动态平衡。依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建立以下公式。

2．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宏观生态特性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从宏观来考察，摒弃了品牌的个体。从一个复杂的整体与系统角度来考虑，不难发现，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具有宏观生态特性。（1）整体性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是城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必然产物，它是协作生产的各种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复和加总，是城市内部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组成的产业集体声誉，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其中，i代表城市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的数目，j代表特征数目，Bj表示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第j类总体特征，bij为第i个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的第j个个体特征。从公式可知，对于任何特征类别，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总体特征为产业整体拥有，它总是大于单个文化旅游产品品牌某特征的简单加总。如果总特征代表品牌价值，则公式（3）的含义为，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价值大于单个文化旅游产品品牌价值的简单加总，显然，该品牌价值溢价来源于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产业租金”，是对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特殊回报。（2）共生性张焱、张锐（2003）从流、网、序3方面来研究品牌的生态特性［5］，受此启发，下文将从流、网、序3角度来分析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共生体的生态性。①从“流”上来考察，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共生体形成的主导力量为城市旅游流，狭义上来看，旅游流仅指旅游者的流动，是由于旅游需求近似性引发旅游者的集体性空间位移现象［6］。旅游流一旦形成，共生单元之间基于旅游流的信号与引导作用，迅速形成旅游信息流、旅游物流、旅游能量流、旅游知识流、旅游资金等各种流态，各共生单元也将迅速围绕各种流态寻找到自身的生态位，并合理配置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在各共生单元的协同作用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价值流也日益增强，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共生体也将不断发展与壮大。②从“网”上来考察，在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共生体中，各共生单元是共生网络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都在该网络中寻找与获取自身独特的生态位，并从共生网络中吸收营养，同时，每个节点也为维持网络的生存与进化供给能量；此外，每个节点通过竞争或协作互补与临近的网络节点形成生态依附关系，进而各节点相互交织，并将形成错综复杂的集物理网络、文化网络、管理网络、关系网络于一体的多维共生网络空间。③从“序”上来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共生体的“序”是保持自身合理有效运转的基础。按照“序”的来源，可以把“序”分成两类：其一为来自共生体内部的“序”，通常指共生体中各共生单元之间由于处于产业链的不同捕食位置而形成的“竞争序”与“合作序”；其二为来自共生体外部的政府作用、商誉、法律制度等形成的外部“序”，该外部“序”是解决共生体内部失灵的有效途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共生体通过内外“序”的合力作用，维系着品牌系统功能的正常运转，在保持着自身健康的“平衡态”的同时，也呈现出“发展态”的生态格局。（3）综合性综合性是从系统角度来研究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生态性的一个视角。综合性认为，任何系统都是若干子系统（要素）聚合在一起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体，各个子系统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单个子系统的变化将引致系统有机体的变动，同时，系统有机体的变动也会对子系统各部分的功能与结构产生影响。式（1）显示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是城市文化要素与非文化要素协作生产的，式（4）则表征了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与其各要素的函数关系。然而，在真实世界的文化旅游品牌创建要素中，文化要素（Cultr）与非文化要素（Other）是能再进行分解的，文化要素包含多种文化形态，可以用C1、C2……Ci来表征文化旅游品牌创立中所涵盖的文化形态类别，非文化要素（Other）也涵盖了影响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创立的自然、社会、体制等各种类型，任何一种形态的文化要素与非文化要素的改变都将影响到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结构与功能。为此，基于综合性的考虑，城市旅游企业、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协同创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时，需要抓住文化与非文化要素中的关键种类，厘清各种关键种类要素对文化旅游品牌的作用机理，以更好地建立起一个充满竞争力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

二、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生态效应

1．微观生态效应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品牌就是产品质量的一组信号信息。按照该逻辑可知，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是城市文化旅游产品质量的保证，在一个文化旅游品牌价值越高的城市，该城市的文化旅游产品品质固然也是名副其实的，故其文化旅游产品品牌价值也就越高。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体现出城市文化旅游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与忠诚度，从产权经济学来看，是城市在较长的文化旅游产品经营中形成的集体声誉，是一种公共产品，这意味着只要是在该城市内的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皆可以共享集群品牌这一宝贵的无形资源，无形之中，所有的文化旅游产品品牌已经被贴上了同一种集体声誉标签，并自然进入了旅游者在头脑中已经建构的价值评价系统，文化旅游产品品牌自然而然就拥有了“被品牌化”的晕轮效应。显然，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与城市文化旅游产品品牌是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此外，文化旅游企业品牌、文化旅游产品品牌、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两两正相关关系,品牌旅游企业提供品牌旅游产品，无数品牌旅游产品的积累与沉淀塑造起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故从微观生态效应来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可以提升文化旅游企业品牌、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的形象与品牌价值。

众所周知，城市的产生源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城市的发展同样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演化的动态结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行政力量只是在短期内、在表象层面上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这是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共有的规律。然而，绵阳市的城市化历程表现出与这种规律较大程度的背离，行政力量扮演着远比市场因素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城市主导产业的培育上，要么定位模糊、摇摆不定；要么彼此“借鉴”，简单复制。其结果不仅浪费了较多的资源，而且使城市结构雷同、功能单一。同时，缺乏核心主导产业的支撑也使得城市后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致使城市服务能力的提升滞后。

一、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政策建议

（一）建立区域技术创新体系。采取有力的措施，重组与整合绵阳科技城的科技资源，加快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研发体系，提升技术开发和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依靠科技城的科技资源优势，重点抓好官、产、学、研的合作与交流，以高新技术的应用和传统产业改造为重点，促进产业的技术升级为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二）坚强产业政策研究和管理创新。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为了其全局和长远利益而主动干预产业活动的各种政策的总和。其内容包括了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与产业技术政策等。根据绵阳科技城的实际情况，主动适应城市化趋势，转变产业政策的政策取向，发挥优势，回避劣势，准确定位，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产业政策创新，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措施。

（三）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是由农村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要素，没有要素市场发育，就难以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基本上反映了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速度。因此，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过程中，要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的重组，通过市场化组织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提升工业化，按城市化发展要求调整经济布局。

（四）突出绵阳科技城在绵阳市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增强其集聚辐射功能、综合服务功能和创新功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绵阳市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要从绵阳市的功能和特点出发，大力发展城市型经济，提高城市的集聚和吸纳能力。

（五）重点培育和发展各级乡镇，增强绵阳科技城对各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扩大人口、产业及生产要素的集聚规模。各级乡镇要注重城市内涵质量和城市开放度的提高，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强化优势产业和专业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集聚和导向作用，着力培植知名品牌和行业龙头企业，更好地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的特色优势。各地结合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分层次高起点地推进城市建设。

（六）加强城镇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推进农村城镇化中加大环境治理和环保力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积极开发本区域土地后备资源。有效保护和利用水资源；控制污染企业的规模和布局，减少废物排放，采用低能耗的先进工艺和技术，提高能耗效率，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同时要注意保护好文物古迹以及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与自然景观，使小城镇发展成为自然、经济、社会和谐统一的社会体系。

《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2015年第二十期

2006年，我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促进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随着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许多城市也制定了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内许多城市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出现了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典型创新型城市。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对地区经济发展发挥着辐射带动作用，创新型城市建设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创新型城市建设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创新体系的运行效果。因此，研究我国创新型城市运行效果对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创新集聚效应指在城市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形成企业、中介机构、高校和研发机构等创新主体的空间集聚并释放创新要素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城市创新体系内4类功能明确的主体要素集聚能够推动创新产业形成价值链或者供应链集聚，产生创新主体专业化分工，为创新体系内成员带来成本优势、规模经济、城市品牌优势。创新要素在城市范围内的集聚是城市创新体系最重要的前提，创新集聚效应更是推动城市创新体系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外学者较早研究了集聚效应，Baptista和Swann研究认为，产业集聚通常能够给区域内企业带来更好的创新效果。Fujita和Thisse在创新与地理联系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创新模型，利用实证方法研究发现区域内产业的空间集聚对产业创新升级存在影响。R．Stern－berg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系统阐释了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结合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现实，提出了区域经济及创新发展建议。

在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也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胡万进、陈禹以系统工程学思想和方法为基础构建了聚集效应评估模型，通过对我国高新经济区创新集聚效应的研究，认为创新聚集产生了倍增效应。胡彩梅运用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对1998－200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地区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和多样化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和实证分析，认为专业化集聚对技术创新具有正面影响，而多样化集聚对技术创新具有负面影响。牛冲槐、宋磊从人才聚集效应角度出发，采用2009年中国省域截面数据，通过Moran指数法检验创新效应是否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并对区域创新效应的相关空间进行计量，为提升区域创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余泳泽［9］从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区域创新主体的角度，通过建立以知识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2002－2008年内地29个省市自治区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创新集聚、政府支持和制度环境对各地创新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大部分从国家、区域层面进行，企业、城市乃至社区层面的研究不多，而且缺乏更深层次的研究，如关于城市创新体系如何驱动城市经济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从城市层面出发，以我国典型创新型城市为例讨论其集聚效应，既可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也可为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思路。改革开放之后，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桥头堡之一，在科技、经济和文化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国内城市学习的榜样。南京与上海同处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3小时经济圈，它们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而，南京与上海的城市创新体系运行效果具有更多可比性。通过与上海的创新现状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对南京市创新现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为建设适合南京发展的城市创新体系，推动南京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1模型与方法

1．1创新要素集聚度测算模型、指标及数据来源

1．1．1测算模型产业集聚能够将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才、研究机构和大中型企业等创新要素集聚到城市范围内，从而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进程。而在城市层面上考察创新要素集聚程度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需要一种区域性规模指标，该指标的构成必须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以城市某个要素为基数的绝对规模，二是城市所在区域某要素的相对规模，以此构成集聚指数。因此，全局性的分布指标如赫芬达尔［10］指数不宜采用。文献［11］中采用的AHP法中权重数值是人为设定的，更多地体现了定性的趋势分析，而不具有严格的定量分析特征。因此，为了测算上海与南京两个城市创新要素的集聚程度，本文引入王奋、韩伯棠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技人才集聚指数———AI（AgglomerationIndex）指数模型，该指数综合反映相对规模与绝对规模的变化。本文研究的主体是城市创新要素，因而相对规模同时反映城市的创新质量状况，AI模型是对城市创新要素在规模和质量上的综合反映。AI＝ln（Population）•ln（HRst／Population）（1）其中，AI为某地区科技人力资源集聚指数，HRst为该地区科技人力资源规模，Population为该地区人口规模。本文在此基础上将该指数推广到创新要素集聚程度的测算中，从而对上海与南京城市创新要素集聚程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其中，AI（Cij）为某城市某个要素的集聚指数，Cij为某城市某个要素的存在规模，Ci为城市所在区域某要素的总规模。

1．1．2集聚指标AI指数改进模型通过测算城市创新要素集聚度，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城市创新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和中介机构等，本文在测算城市创新要素集聚程度时，主要选择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研发人员数、研究机构数和规模企业数4个指标。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能够反映城市高端技术发展水平，突出体现城市创新竞争力［12］。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城市拥有研发人员、研究机构以及规模企业数量越多，其创新竞争力越强［13］。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测算规模企业和研究机构的集聚度指标时，将区域要素总规模确定为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省数据的总和。因为地理相近性的原因，三省在创新活动过程中存在很强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