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本位的中国文化思考范文

一、中国社会构造的基本特征

第一，“职业分途”是中国社会另一个显著特征。在西方社会，生产资料与劳动者是长期分离的，生产资料占有者不劳动，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例如，在中古社会，地主拥有土地但不耕作，农奴耕作而不能自有其土地；在近代社会，资本家拥有工厂及设备而不操作，工人劳动而工厂甚至劳动产品都不为其所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情势。在政治上，无论是中古社会还是近代社会，要么是封建贵族，要么是资产阶级垄断寡头长期把持政权，农民与工人几乎无机会担任国家公职人员。所以，整个西方社会是属于两部分人的“阶级对立”的社会。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却没有形成这种两面的形式。在经济上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像西洋社会那样生产资料为一部分人垄断，梁漱溟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土地很早便解脱于封建束缚而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第二，遗产很早便是诸子均分制，而非长子继承制；第三，蒸汽机等大机械未发明，集中大规模生产遂无可能。由于第一第二点，使土地不能集中而垄断之，由于第二第三点是资本不能集中而垄断之。这就造成中国社会是一个“个人作个人的工，个人吃个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职业，而缺乏两面对立阶级”的社会。但历史的现象并非与理论分析完全契合，比如虽然古代中国社会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但结果不必然导致“人人得而有之”。相反，古代中国土地集中的问题一直是影响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政治上，梁漱溟认为中国政治同样没有形成阶级对立，或者说是缺乏阶级的。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君主是“孤家寡人”，除了少数皇亲国戚外，没有与之有共同利害关系之人。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选官制度是科举制度，使得下层人士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国家官员系统。皇帝“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使之不能与众人为敌，只得“爱民如子”，平民百姓特别是读书之人信奉“学而优则士”，士又需忠于其君。所以在古代中国，阶级对立之势终未构成。梁漱溟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他断言“（中国）经济上未构成剥削被剥削两面，政治同样未构成统治被统治之两面”，这显然与主流认识不符，但中国社会阶级对立之势确实不如西方社会那般严重，用“职业分途”来代替“阶级对立”也无不妥。

第让他，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彼此顺益交相为用。梁漱溟认为，一方面由于社会组织之伦理化，使经济上趋于分散不趋于集中，趋于消费本位不趋于生产本位，阶级对立不成，助成职业分途。此外，伦理化的社会还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横向平面发展，而不是纵向对立发展，“彼此不是宗族便是姻亲，不是姻亲便是乡里世好。”这就很难形成阶级社会，而是顺成职业社会。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职业分途，土地及资本不易集中，社会上多是些小农小工小商，零零散散各营其业。小农基本全靠一家人共同努力，自然形成“相依为命”的样子；小工学徒与东家师傅亦是朝夕相处，共甘苦共患难，彼此深相结纳；小商各地奔走，倒卖货物，也是与人交善。所以导致社会各职业内伦理关系更加密切，凡事讲情义，而不是西方社会劳资双方相维以利，相胁以势，遇事依法解决，彼此不发生私人感情。梁漱溟还认为，政治经济两面也是互为影响，协调一致，以共成此局。他说：“由政治上无阶级，自不容许经济上有阶级；经济上之垄断不成，政治上之垄断亦不能有；互为因果。”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梁漱溟并不是一个至少不是一个完全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但这并不影响他从社会构造层面和社会阶层层面得出中国是一“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在梁漱溟看来，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其他只不过是皮肉，“若在社会构造上，彼此两方差不多，则其文化必定相近；反之，若社会构造彼此不同，则其他一切便也不能不两样了。”他按照社会构造的不同将世界文化分为三大类型：个人本位文化———英美等国；社会本位文化———苏联等国；伦理本位文化———中国。如上文所述中国社会以伦理组织，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所以其文化自然是“伦理本位”文化。何谓本位？本位即重点，个人本位重点在个人，社会本位重点在社会，伦理本位重点在伦理关系中之对方。

二、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二重性

“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是中国社会构造的基本特征，这一特点导致了中国文化的二重性，一方面中国文化以“伦理情谊，人生向上”见长，另一方面又因“伦理本位”而缺乏“科学技术，团体组织”。

第一，崇尚“伦理情谊，人生向上”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梁漱溟看来，“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使得中国特别崇尚“伦理情谊”，彼此能够出于“仁爱之情”和“是非之义”自动承认旁人，而不是像西方民主社会那样为外力所迫。例如在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分则被视为背理，是曰“共财之义”。即使父母不在，兄弟分财，也是分居后富者或再度分财于贫者，是曰“分财之义”。“通财”适用于亲戚朋友之间，原则上是要偿还的。但遇到某一机会，如救济孤寡贫乏，施财便是一种义务。正如梁漱溟所指出，中国人情感抬头，欲望置后。其实中国人原本并不排斥欲望，只因“因情而有义”“其情益亲其义益重”，导致义务观念抬头，“慈母每为儿女而忘身，孝子亦每为其亲而忘身。夫妇间、兄弟间、朋友间、凡情感厚底处处替对方设想，念念以对方为重而放轻自己。”梁漱溟把这种以对方为重的人生态度称为“人对人”的态度，并认为它要优于西方以“人对物”的态度来对待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发端于西方社会，这与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不尊重旁人的文化不能说不无关系。此外，“职业分途”的社会促使每一中国人都有创造其自己前途的机会，“人生向上”便成了中国文化的又一大优良传统。不像在西洋阶级社会里，经济上政治上机会都为一部分所垄断，只有革命才能开拓自己的命运。用梁漱溟的话说就是西洋是“向外用力”，而中国则是“向内用力”。他以一个读书人为例，“一个读书人，通常是在考试制度之下决定他的前途。得失成败，全看自己如何……你只有回环于自立志，自努力，自责怨，自鼓舞，自得，自叹……”其他行业虽无考试制度，亦有“行行出状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说。所努力者，也不是一己之事，而是为了全家老少，为了光大门庭，为了积德积财，以遗子孙等。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虽是无宗教之人生，但中国人为了完成目标，用其毕生精力，精神上是有所寄托的。立志、要强、勤俭、有志者事竟成……等优秀传统无不体现“人生向上”的生活态度，这也是中华民族一直延续至今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第二，缺乏“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最大偏失。首先，梁漱溟在《命运》中以中西医为例来说明中国学问不能自己解释自己，不是科学之路。在他看来，凡是学问都有其方法与眼光，而不在乎得数。与西医以身体为研究对象不同，中医以生命为研究对象，中医切脉着意整个生命，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这一点说，中医是有其独特方法与眼光的，能算是一门学问。但无奈普通中国医生只会运用古人得数，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医不能算是一门科学，科学都是数字化精确化的，中医却常常是囫囵不分的。以咳嗽吐血发烧为例，西医将病与症分开，着眼于症的精确观察，而中医将这些通通看作病，其实这只是病的症候而已。西医能发现病菌，中医则未能，原因恐怕在于此。梁漱溟指出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一切中西学术不同：西医走科学之路，中医走玄学之路，“一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静的、科学的、数字化的、可分的。一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

至于这两条路谁更高明，梁漱溟认为最终中国的方法会占优胜，但无奈现在还不能说明自己，只能待西医慢慢进步、转变来解释中医，并最终将中医收容进来。其次，梁漱溟以欧洲中世纪社会对照出中国社会之缺乏集团生活，或团体组织。欧洲中古封建社会团体生活表现在宗教、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教会之于教徒，好比今日国家之于国民，宗教彼此间对抗相争，较之今日国际间还要激烈。政治上则有大大小小无数封建单位，并且政治与宗教牵混纠缠，更增加了团体间之对抗相争。经济上则一农村就是一团体……还有工商业集中在都市，每一都市，也是一团体……凡此种种，皆为中国所无。”梁漱溟将后来西方社会个人主义抬头归因于中古社会严重的团体生活，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反动，因为“斗争与团体相联，和平与散漫相联”。而中国是缺乏集团生活的，有宗教却没有组织严密彼此抗争的教会，有乡自治却无市自治。由于无个人对抗团体之必要，就导致了后来个人的隐没；又由于缺乏团体生活的锻炼，导致了中国人缺少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等。

三、中国新文化的未来走向

梁漱溟以社会构造为基点、以中西文化比较为视角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并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优势和不足。在中国传统文化未来走向的问题上，梁漱溟提出要“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第一，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一是以固有“伦理情谊”之精神适用于团体与个人之间。梁漱溟认为中国不是缺乏自由民主，而是缺乏进步的团体组织。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直希图将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权利观念等现代性观念引入中国的做法，梁漱溟并不赞同。相反，他认为引入自由主义等观念对中国来说是药不对症，因为中国不像西方曾被团体干涉过甚。对于缺乏团体生活的中国来说，真正需要的恰恰不是个人主义之离心力，而是团体生活之向心力，这样才能治中国“散漫”之病。但如果过于抬高团体以压个人的结果便是专制和统制，专制和统制又将会加重中国老百姓的“被动”之病。在梁漱溟看来，只有将“伦理情谊”之精神来适用于团体与个人之间才能同时治“散漫”“被动”之病。因为伦理精神在于尊重对方，适用于团体与个人之间，即是团体要尊重个人，个人要尊重团体。这样既使中国人从散漫入组织，又使中国人从被动变主动，一个民主的团体生活便实现了。二是以“人生向上”精神引入团体组织。不管是社会团体还是作为国家机构的地方自治团体，其目的都是为了团体内民众谋福利，只不过福利不同罢了。西方社会团体组织比中国多，公共福利观念就比中国强。福利不能不要，但身在大大小小的团体中的个体眼里不能只有福利，那样会造成懒惰。所以梁漱溟认为，应该将“人生向上”的中国精神引入团体，福利应该隶属“人生向上”之内，“向上精神提振起来，则地方公益自然兴办，福利自然实现”。

第二，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在西方各自发展得都很好，但梁漱溟认为二者在西方的配合却很糟。在西方，一切新技术的发明都是资本家私人占有，而不是掌握在社会公共手里。这就导致新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力都归资本家所有。团体组织（此处指国家）虽有进步，但也为其所左右。所有内部演化为阶级斗争，外面则演化为民族斗争，本民族和其他民族都深受其害。为避免这一错误，中国文化建设该如何呢？梁漱溟提出，以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这样技术所带来的利益自然归于公共所有。在此，他以农村养蚕为例，提倡蚕农组织合作社，实行生产合作。这样“要采用任何一新技术一新设备总非合作社办不了。甚至需要合作社的联合才行。技术越进步，越需要大联合，而后乃能采用……如是技术随组织而来，即是技术操于组织之手，一切好处自然归公。”国家也一样，利不集中，权亦不集中，这样从小范围到大范围，从国内到国外，都是和平安定的。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梁漱溟深刻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并指出了中国未来文化的走向。他不仅建构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亲身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中。不管其实践结果如何，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九死一生的探索精神，值得中国每一位知识分子学习。用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就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作者：陈文剑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