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藏学进展范文

一、中国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研究之路

1、中国是藏学的故乡

2、中国的藏学研究源远流长。辽阔的藏族聚居区和浩瀚的藏学文献与论著，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3、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藏学的渊源－－－古代藏学；藏学的形成－－－近代藏学；藏学的繁荣－－－现代藏学

（二）马克思主义藏学在中国形成

1、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形成

传统藏学的思想支柱是神学史观；现代藏学的理论支柱是人文史观；当代藏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

2、中国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心

（三）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

1、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的鲜明特点

2、藏学研究为西藏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学术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国外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1、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2、藏学成为国际“显学”

（二）国外藏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1、竭力为辩解

2、积极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

三、藏学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一）充分发挥藏学研究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

（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

一、中国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研究之路

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中国是的最主要的藏族聚集区，400多万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生息和繁衍，中国具有辉煌灿烂的藏族文明，藏族研究源远流长，辽阔的藏族聚居区和浩瀚的藏学文献与论著，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中国藏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从远古到20世纪末，中国藏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古代藏学（远古至18世纪），是藏学的萌芽时期；近代藏学（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是藏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现代藏学（20世纪50年代至今），是藏学的兴盛时期。古代藏学具有神学史观与人文史观并存的特点；近代藏学本质上可以称为人文主义藏学；现代藏学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特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

（藏族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的区别。藏族传统藏学以大小“五明”为研究对象；以叙述、阐释、注疏为主要研究方法，缺乏探索规律的方法；以佛学理论为指导思想；文史哲不分家；撰著者为高僧大德。佛教神学史观和阐释注疏的方法是传统藏学的两大特征。传统藏学主要体现的是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藏族现代藏学在内容（研究领域和范围）、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与藏族传统藏学都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认为，现代科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记述阶段、分类阶段和说明阶段。说明阶段即是原理、理论指导和科学预测阶段。可以说，现代藏学已经从记述、分类的科学，走向说明的科学。现代藏学的主要功能是分析说明和反思批判。人文史观和科学方法是现代藏学区别于传统藏学的两大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藏族现代藏学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藏学。传统藏学的思想支柱是神学史观；现代藏学的理论支柱是人文史观；当代藏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与藏族传统藏学相对应的藏族现代藏学以人文史观为指导思想和基本特征；而马克思主义藏学的特点是唯物史观、无神论、政治性与革命性和人民性。）

（二）马克思主义藏学在中国形成

中国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20世纪的中国藏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民族史阶段（1900－1949）；2、藏族史阶段（1949－1977年）；3、西藏学－藏学阶段（1978年至今）。前一个阶段属近代藏学，后两个阶段属现代藏学。而在现代藏学阶段中，“藏族史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初步建立；“藏学阶段”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藏学的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正式形成。

中国藏学事业走向繁荣。80年代以来的20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黄金时代，表现在：地方和中央级的藏学机构相继建立，藏学刊物纷纷创办，藏学人才茁壮成长，藏学研究、出版和翻译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的藏学体系基本形成，中国已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心。

至2000年，西藏、四川、甘肃、青海、云南5个主要藏族聚集的省区都建立了省级藏学研究所。后来，这5省区相继成立了藏学研究会。这5个省区的民族学院以及中央民族学院都设立了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这些民族学院的学报和5省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刊物。其中，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建立，《西藏研究》、《中国藏学》和《中国西藏》的创办，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藏学研究机构和刊物格局，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兴盛时期。

1998年，西藏大学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填补了西藏硕士点的空白。1978－2000年，22年中，培养了一大批藏学人才，其中硕士近200名，博士10余名，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结合，藏汉学者团结协作，以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藏学研究队伍的新格局，显示出中国藏学的勃勃生机。

20多年来，藏学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在藏学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科研、翻译和出版3个方面：

科研方面。专题研究、断代史研究、通史研究和区域研究都逐渐由广度向深度发展，发表了数千篇藏学论文，出版了数百部藏学专著。这些论著的特点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几乎涉及藏学的各个领域；微观考证与宏观论述相结合；站在藏学的前沿，把握藏学的动态；某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代表国际水平。把中国的藏学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翻译方面。主要是藏文典籍汉译，外文藏学论著汉译和汉藏文藏学作品英译。其中，藏文和外文藏学作品的汉译成就显著，所出版的藏学翻译作品近百种。这不仅促进了藏学的发展，而且对于增进世人对藏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开展中外藏学交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出版方面。20年来，出版了数百种藏学著作，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中国藏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尤为突出的出版成就是，整理出版了近千种藏文典籍，以大小“五明”藏文古籍和具有藏族文化“百科全书”之称的藏文《大藏经》对勘本的出版为代表。为弘扬藏族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严密的科学体系是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没有一种发展成熟的学科内容不具有一贯性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到20世纪末，藏学的母系统和子系统均基本发育健全，藏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藏学研究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藏族社会，研究藏族历史，使中国藏学研究独树一帜。

中国已成为国际藏学中心。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藏学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这不仅深化了藏学研究，而且扩大了藏学的影响。藏学的学术交流体现在国内国际两个方面：

国内学术交流。主要渠道为：全国性的藏学研讨会和工作会；区域性（省区）的藏学讨论会；与港、台地区的藏学交流；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界与党政部门的交流等。国际学术交流。主要方式是：中国主办的国际性藏学研讨会，至1998年，已主办了两届国际性的藏学讨论会，即1991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和1997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同时还在拉萨召开了首届《格萨尔》国际研讨会；中国藏学家出席第

六、

七、八届国际藏学讨论会；单位和民间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藏学论著的外译，国外藏学论著的汉译，这通过《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和《国外藏学动态》两种刊物和出版汉译国外藏学名著体现出来。

中国藏学家通过到国外讲学、出席国际藏学讨论会，并在国外发表和出版藏学论著，第一次走上国际藏学讲坛和论坛。外国学者到中国藏区考察和研究。中外藏学界的合作研究。

总之，藏族的故乡在中国，中国是最大的藏族聚居区，拥有浩如烟海的藏学文献和大量珍贵的藏族文物，历代藏、汉学者的藏学论著车载斗量，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央对藏学事业十分关怀和重视，中国藏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在藏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学论著，扩大了中国藏学的影响，提高了中国藏学的国际地位，这表明，中国的国际藏学中心的地位已确立起来。

（三）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

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具有鲜明的特点。藏学是一门独特的新兴学科，它具有民族性、政治性、国际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不同的学科理论、指导思想、方法论、学术研究宗旨、学术传统、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藏学具有与西方藏学迥然不同的特点：

藏学的理论－－以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藏学研究的方法－－第

一、藏学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注重实地调查和“参与”研究，为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第

二、藏汉学者密切协作，形成推动藏学发展的最大合力；第

三、地方研究与中央研究紧密配合，优势互补，五省区突出地方优势，北京展开全方位研究；第

四、文献、档案与口碑、实地调查材料结合；第

五、藏学研究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党政部门结成特殊的关系。第

六、藏学研究在坚持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藏学研究的重点－－藏学研究以西藏研究为重心，以历史和政治研究为重点。藏学研究的宗旨－－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祖国藏学事业，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藏学研究为西藏的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学术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强调经世致用，即学术研究必须为国家的现实政治服务，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服务。藏学研究为国家现实服务，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第

一、是由藏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的，藏学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为现实服务是藏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第

二、是由中国的发展形势决定的，国家和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藏学研究为承担起为现实服务的使命；第

三、是由国际政治形势决定的，为现实服务，是国家参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

2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藏学界为祖国的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政治上，为党中央制订西藏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为中国的国际政治斗争服务；巩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统一和西藏社会安宁。阐明西藏的社会特点和发展演变的规律，为治理西藏提供历史借鉴；揭示藏汉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和友好情谊，增强藏民族的内聚力和向心力；论证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阐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济上，“参与”研究，促进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工作者通过对青藏高原的大规模科学考察，撰写出一批高水平的科学考察报告和论著，揭开了藏区自然之谜，把握了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特点和规律，为开发藏区、发展藏区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藏区的城镇、乡村和牧场，进行艰苦细致的实地调查，分析藏区社会现状，探讨发展藏区经济的优势和不利因素，规划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为开发藏区、振兴藏区献计献策，对藏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学术文化上，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兴祖国藏学事业，促进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使藏学成为国际“显学”。藏学工作者通过著述立说、翻译介绍和出版发行，极大的推动了中国藏学的发展，其丰硕的成果对揭开西藏神秘的面纱，增进了国内外人士对藏区的了解，让国外了解西藏和其他藏区，了解藏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华学术的繁荣，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国外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国外藏学的萌芽。早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8卷本的《地球形状概述》中论述了西藏西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并首次提到了“博塔”即吐蕃人。后来，阿拉伯地理学者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等有关于吐蕃的记述，但都是一些传闻。国外对藏区和藏族的直接了解和认识，始于17世纪。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有几批欧洲传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进行长期的传教活动，随后欧洲的探险家也进入青藏高原，这些传教士和探险家对于藏区和藏族的介绍和描述，成为国外藏学研究的开端。

国外藏学的诞生。19世纪，适应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扩张，西方东方学（汉学、佛学等）形成国际性学科，藏文和藏传佛教研究也受到重视。欧洲研究藏文的工具书陆续出版，为国外认识和研究藏区和藏族奠定了基础。后来，随着西方官员和学者大肆掠夺我国的文化遗产，导致藏文文献的流失，客观上对国外的藏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欧洲学者对西藏的系统研究，始于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人乔玛终身致力于藏族历史、语言和宗教研究，并出版了《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

国外藏学的形成。20世纪以前，国外藏学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藏学的大发展是从20世纪开始的。进入20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从军事、文化和政治方面发起了对中国藏区的侵略。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军官荣赫鹏率军侵入拉萨，用枪炮打开了西藏的大门，为西方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进入西藏扫除了障碍；1906－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从敦煌千佛洞盗走了大批珍贵的古藏文手稿和写本，为西方学者的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掀起了国外藏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1913年，在英国的策划和操纵下，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签订所谓《西姆拉条约》，划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将藏区分为“内藏”和“外藏”，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侵略行为，对外国殖民主义学者的藏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研究藏区和藏族在西方逐渐成为专门之学，到20世纪中叶，以法国巴考等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意大利图齐的《西藏画卷》为代表的藏学名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藏学的形成。

国外藏学的发展。20世纪下半叶，国外藏学的发展，以1959年和1978年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1959年后，大批藏人流亡国外，并带走了大量藏文文献、档案和文物。一方面，达赖喇嘛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府建立机构、创办刊物、整理和翻译出版藏文典籍；另一方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西方财团的资助下，英、美、法、意、德、日等国用钱购买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各大学和研究部门相继成立藏学研究机构，并聘请流亡藏人进行协作研究，各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藏学资料开展研究，并到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外藏人聚居区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藏文文献和藏族文物，藏学研究领域扩大，从60年代前的历史、语言和宗教，拓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天文历算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国际知名的藏学家，如意大利的图齐、伯戴克，法国的戴密微、巴考、石泰安、拉露，英国的托玛斯、斯勒格诺夫、西门华德、兰姆，德国的海西希、弗兰克、霍夫曼，匈牙利的乌瑞、李盖提、罗纳塔斯，苏联的库兹列佐夫，捷克的高马士，荷兰的戴琼，日本的佐藤长、多田等观、山口瑞风，印度的罗开什·钱德拉、辛哈，美国的威利、鲁埃格、米勒等，撰写出版了一大批藏学论著，掀起了国外藏学的第二个高潮。

1978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大门也向外国学者敞开，各国藏学研究者进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国藏学家到国外讲学、开会和进行合作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外藏学研究；藏学与国际政治斗争的关系日益密切，“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与国外藏学纠缠在一起，使国外藏学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应当看到，旅居国外的藏族藏学家对国外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国际知名者有：意大利的南喀诺布教授；被小罗贝兹称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藏学大师的格西旺杰；法国的桑丹·噶尔梅博士；德国的邦龙活佛（博士）和察雅活佛。）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藏学走向繁荣和国外藏学第三次高潮的到来，藏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国际“显学”。藏学发展成为国际“显学”，是由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促成的：第

一、文化和宗教因素――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吸引力和神秘感。第

二、学术动力――中国大陆藏学的大力推动，台港藏学家的积极参与，国外藏学家掀起的三次藏学研究高潮。国外的学者在藏学领域的辛勤耕耘，推动了藏学的发展，扩大了藏学的影响。从近20年的西文出版物和第1－8届国际藏学会议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国外藏学的特点是厚古薄今，其研究重点是藏传佛教，脱离政治搞纯学术的学者占多数，这在欧洲藏学界尤为突出。第

三、政治原因――在国际上，由于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分裂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的活动，致使西方藏学与“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国外藏学与国家现实的关系日益密切

近年来，研究近现代和当代西藏的学者逐渐增多，国外藏学与现实的联系日益密切，美国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和国际宗教信仰自由报告西藏部分以及伦敦“西藏信息网”（TibetInformationNetwork，简称TIN），促进了国外藏学与“西藏问题”的联系，使国外藏学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经世致用”、“参与研究”，成为一些外国藏学家研究西藏的宗旨，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外藏学为国家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竭力为辩解

由社会历史环境、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学术传统所决定，外国藏学家中，不少人都将西藏视为独立国家，因而他们的论著几乎都贯穿着一个主题――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是对这个国家的占领，是一种侵略行为。这在贝尔的《西藏今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荣赫鹏的《印度与西藏》（汉译书名为《英国侵略西藏史》），黎吉生的《西藏简史》，范·普拉赫的《西藏的法律地位》等书中有充分的论述。同时，部分流亡国外的藏族学者，在其论着中大肆鼓吹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为造舆论，以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为代表。由于这些出版物的作者都被西方人视为“西藏通”，因而他们的作品在国外影响很大，成为的理论支柱。

2、积极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

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强调“参与研究”，这包括经济参与――推动当地发展，政治参与――为有关当局出谋划策。在“西藏问题”上，这种“参与研究”的特点十分鲜明。在这方面，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尔斯坦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美国、中国、西藏与西藏问题》、《雪山狮子与龙――美国、中国、西藏与达赖喇嘛》以及他和卡普斯坦主编的《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中，带着一种“使命感”，积极为中国、美国、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献计献策。

在《雪山狮子与龙》一书中，提供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条“中间道路”。戈尔斯坦说：“我们不能指望在对现在正处于其十字路口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冲突没有清楚的了解的情况下，求得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希望该书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以使美国能够进行一次解决这个冲突的对话。

戈尔斯坦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央同达赖喇嘛进行的几次会谈进行了分析，不仅揭示了“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证明，“西藏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达赖喇嘛之所以不能回归西藏，关键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因错误估计自己的实力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而导致的战略和策略的失误造成的。他写道：“北京当局在1978－1979年就希望抛开西藏问题，寻求与达赖喇嘛达成和解。他们自视为实行了改善西藏环境的政策的改革者，并且正确地考虑到与达赖喇嘛关系的正常化将是他们的长远利益。”“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的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谈中怎样对汉人作出反应。”“他们应当采取一种更为调和的姿态，确信这对他们来说，是求得自己能够保持一个种族意义上的‘西藏人的’西藏的最佳待遇的唯一机会。”然而，流亡政府受到重建“大西藏”－－即重建一个包括传统的“政治的西藏”和“种族的西藏”的西藏的严重束缚，这是从流亡政府所面临的实际状况来考虑的，不这样做，就会失去流亡政府中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区的官员和信徒的支持。因而在同中共会谈时，他们“只谈一般的条件，例如展示有关西藏和汉藏关系的历史文献。所以，这些磋商就没有认真考虑和对待关于达赖喇嘛回归的实质性问题。藏人只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发表了一个评论，‘附带’陈述，假如中国愿意向台湾提供‘一国两制’的选择，西藏就应当得到远远高于‘一国两制’的地位。汉人对藏人所持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感到失望。他们希望流亡者以友好和愿意合作的方式来商谈关于他们回归的细节，当他们表明，要以不准备接受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的西藏的方式，坚持要谈判一般问题和过去的历史时，便使会谈受挫。北京希望和解，但不希望在西藏自治区的政治统治中的变化的问题上同流亡者进行一种真正的与和取（讲价钱）。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不仅没有使‘西藏问题’的解决产生新的进展，而且还在北京关于与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行性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后来于1982年举行的会谈中，流亡当局以不对会谈发表评论的方式表示出某种善意，可是同时又继续攻击汉人的政策和在西藏践踏人权，……甚至还指控汉人进行种族灭绝。达兰萨拉仍然感到寻求一种敌对的互动模式，比强调和注重友谊与和谐融洽更加称心如意。”

戈尔斯坦在《达赖喇嘛的困境》一文中指出：美国对西藏和中国的政策一直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美国一直指责中国的人权记录和西藏的待遇，最初将它们与是否决定批准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联系在一起。尽管有这种担心，但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美国还是批准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然而，美国又继续表示对中国人权的忧虑。

戈尔斯坦指出：“对藏族来说，民族主义是新事物。几个世纪以来，影响西藏社会的不是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是藏区内部各亚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他说：“在50年代以前，民族主义思想在西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是一种西方的观念。因此，达赖喇嘛现在清楚地向许多藏人阐述民族主义。……他是能够为他们的事业鼓吹的人物。他扮演了一种非常为难的角色。他作为宗教领袖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改变。所发生的变化是，他已经成为全体藏族的民族主义的象征。”“在西方，我们有一种坏习惯，这就是设法找到问题并把它们公之于众，可是政府却有一套不同的兴趣，通常，需要帮助的人们，只能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帮助，并且当利益需要时，他们就不理会他们。那正是危险之所在。西藏的许多民众都非常期望我们站在他们一边并支持达赖喇嘛。”“我常常感到作为一名美国人确实很尴尬。我确实对我没有想到所发生的变化感到非常糟糕。当然，西藏应当比历史所给予它的更好。对它所要做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对我来说，只是口头说‘自由的西藏’是十分容易的。我确实感到某种责任，可是我能呈献什么呢？我所能呈献的只是思想。”

三、藏学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藏学研究工作者任重而道远。一方面，国际形势朝着全球化和多极化两个方向发展，全球化强调一致性，多极化强调差异性；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矛盾将日益尖锐，西藏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将增大，西藏的发展和稳定依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以西藏流亡政府为首的分裂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加紧活动，他们以“宗教信仰自由”与“人权”为幌子，打出民族自决和民族主义的旗帜，鼓吹，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可以预料，在21世纪，“西藏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一）充分发挥藏学研究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

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西藏问题”的复杂性，提出新的课题，在新的形势下，中国藏学工作者在促进西藏发展、反对分裂、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中的任务更加艰巨，藏学工作者应当振奋精神，努力工作，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解决“西藏问题”献计献策，充分发挥在对外宣传和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承担起为国家现实政治服务的神圣使命。

藏学的国际性特点，决定了它在中央对外宣传工作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藏学工作者承担着重要双重使命：政治使命－－反对分裂和独立，回击西方反华势力，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为西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富强贡献才智；学术使命－－弘扬藏族优秀文化传统，繁荣祖国的学术事业，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进入21世纪，藏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这种国际交流可以比喻为“进口”与“出口”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藏学研究应当放眼世界，与国际学术文化接轨，这就需要“进口”，积极引进国外有代表性的藏学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研究和鉴别，借鉴其研究方法，批判地吸收其研究成果，以丰富中国的藏学宝库；另一方面，中国的藏学研究应当面向世界，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口”，在学术上，扩大中国藏学的影响，促进国际藏学交流，在政治上，驳斥“论”，对国外流传和盛行的藏学谬论加以纠正和澄清，为国家的国际政治斗争和对外宣传工作服务。这需要客观、以理服人，如果以教训人的口吻，其结果将适得其反。

（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

藏学研究与国家的现实需要还存在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藏学工作者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坚持“二为”方向，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促进藏区的两个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纪之交，“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面对新的挑战，藏学工作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一步把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开拓我们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使藏学研究更好地为祖国的强盛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藏学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需要增强。当今时代是信息化时代，地区界限日益缩小，知识日新月异，藏学已经超越国界，成为国际“显学”。在学术文化突飞猛进的形势下，传统的藏学学术交流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坚持“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邓小平有两句名言：一是老祖宗不能丢；一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即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邓小平指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藏学研究不但要从中国藏学、中国学术文化的实际出发，而且要从藏区实际和中国的国情出发，使邓小平理论与藏学和藏区的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必须不断认识和统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必须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理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遵循“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是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的方针，坚持藏学研究为藏区和藏族的现实服务的方向。这是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的根本。

20世纪下半叶，中国藏学界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使中国藏学得到复兴，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正式形成，藏学研究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文明繁荣和西藏的发展，交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合格答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藏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藏学复兴和走向繁荣的根本保证。进入21世纪，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是中国藏学走向繁盛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藏学研究者紧密地团结在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大胆探索，进行艰苦的开拓和创新，必将迎来中国藏学的光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