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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德育价值探讨范文

时间:2022-06-10 03:50:03

传统文化德育价值探讨

一、以德为先的理念

对于“文德”与“武力”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精彩的论述,比如汉代刘向就说“: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之所以把“文”和“德”结合起来论述,一则是为了阐释文武关系的方便,二则主要是为了突出德行对武力的驾驭作用。对于“德”与“才”的相互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极为深厚的。当然,先贤们强调“德为先”,并不是机械地把德看成是知识习得的一切了,也不是要把“德”与“智”、“武”、“才”截然分开,而是在强调德行在所有其他领域的重要性罢了。

二、人本德育理念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此说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德行教育中最根本的教学方法,而且也在三言对偶中道出了“人性养成”的重要意义。人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理存在物,人性的锤炼绝对离不开人自身的本性存在。“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战国初期,齐国的管子就曾断言“人贵于万物”。管子本人就是在“人是万物之灵”的逻辑中阐述了他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伦理经济思想的。“人本”思想和教育结下密不可分的渊源,应该说始于孔子时代。据《学记》记载,人要想提升自己的修养层次,“其必由学”,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学校教育来提升人民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教育不仅可以回归人的本性,而且可以使人脱离开动物的消极存在方式。因此,《学记》提出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思想。《学记》的这一思想并不是否认了人的生理性存在,而是强调了“教”的重要性。“人本”思想历经几千年的风雨沧桑,至近代晚期发展至鼎盛。这一则是封建统治几近灭亡,政治统治土崩瓦解,人性得以自由释放;二则是尊师重教的传统文化精华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辜鸿铭、梁漱溟、晏阳初、蔡和森等著名教育家都提出了“人性启蒙”这一思想。教育家蔡元培更是奋笔疾呼:“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我们遵循了“以人为本”,我们的教育就会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忽视了“以人为本”,我们的教育就会衰落。“人本”思想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德育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三、生命化德育理念

“生命化德育”是指直面生命的社会价值,尊重生命的人本特性,促进生命全面、自由而个性化发展的教育。“生命化德育”的主要价值目标是:凸显生命的灵动,焕发生命的活力,激励生命的创造,丰富生命的意义。在其现实性上,生命化德育具有道德说教性、文化滋润性、生命方向性和政治引导性等四个方面的特点。它通过对学生进行生命价值的引导和教育,让其对自己有一定的认识,对他人生命抱以珍惜、尊重的态度,从而对社会及他人富有爱心,促进学生在生理、心理、灵性、社会性等方面获得全面而均衡的发展。生命化德育是针对当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诸如“自杀”、“消极堕落症”、“抑郁症”、“颓废思维”等问题而提出来的。其实,这一思想早在中国的古代就已经存在了。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意识到后世诸人所可能遇到的生命困惑,提出了他的“生命养成说”。孔子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这里,孔子把立志、立人、成才、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看成是个人成长必须经历的几个阶段,从而为人生在每个十年的最大困惑指明了心理的预期和希望。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生命养成说”,又添加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生命心志说”。孟子的心志说,强调生命的顽强和坚韧,指出只有经过艰苦的磨练才能成就人生的大业。孟子指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的“心志说”是指向人的生命的,很明显孟子受到了春秋时期佛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人要经受长期的艰苦磨练,才能担当“大任”。这同佛家的“修炼说”异曲同工。值得一提的是,《易经》中也有关于人的生命价值探讨的论述。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积极进取的文化思维,一直以来成为中国人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柱。后经演化,“天地君子说”逐渐酿生成“德福制约说”。这一学说认为:““吾闻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者众,必自伤也。”也就是说,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享到人间的大福;靠德行之外的东西得来的福分,必然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德福制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中有些人不劳而获、投机倒把、养尊处优、玩物丧志所必然带来的灾害性后果,另一方面也道出了财富的增值原理,即“劳必有所得,闲必有所失”。联系今天市场经济的实际,这一思想还是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的。

四、生态德育理念

生态德育是研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素质全面提高的一种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时下教育主客体之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问题而提出来的。生态德育学是生态学和德育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其中的“生态”一词是移植了生物学生态概念的结果,因而生态德育学研究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生态链合现象,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道德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解决德育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系统的生态德育思想,具体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天人观所体现的自然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

中国古代特别讲究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指出“究天人之际”,方能“纳古今之事”。除缺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的糟粕成分,诸多以天道合人事的思想不仅具有科学萌芽的价值,而且也多少解决了人类对自然的迷茫和恐慌问题。联系今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发现“天人观”为我们征服太空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哲学视角,“天人”之间已经不再是春秋郑国子产所哀叹的那样“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已经到达了孔子所预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古代所关注的天人关系已经简约化为人与自然的共存样态。应该说,中国古代以自然导向的天人观为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佐料。只要合理使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就一定能为新时期德育建设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2.义利观所体现的公平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

与“仁者爱人”所体现的普世爱思想相比,“义利观”主要解决的是利益的共享和分配问题。其实今天中国市场经济所遇到的最大问题也就在这儿。中国人之所以对“义利”特别重视,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贵贱和均贫富”思想。在今天的道德领域,我们也要效仿古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做法来识别人品。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对于那些只顾蝇头小利而出卖朋友的人要尽量避而远之,也就是“须就近有道之士,早谢却无情之友。贫莫愁来富莫夸,那见贫长富久家”。就品性领域,古籍早就告诉我们“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所以识别人品的第一要务就是看是否追名逐利,是否品行不端。应该说,义利之辩之所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因就在于“义”和“利”的权衡关系着人的德行好坏问题,关系着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和谐和互助问题,关系着分配领域的公正性导向问题。这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3.和同观所体现的甄别人品的生态德育思想。

与上面判断人品好坏的“义利”规则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同观”也是与识别人品紧密联系的一个标准。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君子虽然表面上和你有意见分歧,但背后他不会和你有根本的路线分歧;小人虽然表面上同意你的看法,但背地里他会违背你的意志去做影响大局的事。对于今天的学生思想教育来说,重视学生的表面要求一定要与挖掘学生的内在诉求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受教育者的真实动机和想法。

4.荣辱观所体现的知耻奋进的生态德育思想。

荣耻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人历来非常重视耻辱观的培养。孟子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把知耻作为善恶的标志。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荣耻观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借鉴。事实上,“荣”和“辱”是一对孪生姐妹,只有经得起“耻辱”,才能“知耻而奋进”;只有低调处理好“荣誉”,才能为荣而奋发。那种不经历知耻的阶段而纯粹享受荣誉的思想是极其庸俗的和错误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荣誉必须首先在“隐”和“微”处下功夫,既不要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也不要在细小事情上违背道德,要敢于“慎独”,即在“程门立雪”的境界中享受“隐忍”的壮美。要学习越王勾践知耻精神,在艰难的环境里奋发图强。

5.身令观所体现的为人处世的生态德育思想。

“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辩证关系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身教示范,指出以身作则是进行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一方法强调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通过自身的行动示范来影响、教导受教育者,从而给受教育者启迪作用,达到提升思想道德素养的目的。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有教育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受教育者才会以此效仿,并以身垂范。“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内生态关系,这一思想对于新时期搞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6.上下观所体现的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思想。

除去“上下观”所映射的等级观念不说,中国古代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因材施教思想时至今日仍不乏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因材施教的理念肇始于人的生存环境的变化,正如墨子所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则变。”也就是说,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亲缘关系、所受教育、思想品德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只有随着环境的变化来认识人、来教育人,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正确实施个性化的道德教育。“上下观”所体现的正是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理念,这种生态关系是内生态思想在德育领域的突出反映。

五、知行相合的德育理念

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知行相合”的思想。比如荀子就曾说过“: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在这里强调的是“行先知后”的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思想家提出了“知为先”的思想,指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为了防止民众的反叛,古代的统治者还以“知识”来约束被治者,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以民众为被治者的“统治”思想,一旦汇进了知识的标准,就把百姓的“行动权”变相剥夺了。“知为先”有时空洞,“行为先”又容易盲目。那么二者之间究竟关系如何呢?国学大师王维指出:“中国古代肇始的知行辩,从现代层面上讲是一种理实之辩。这种辩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事实上,知行之辩到了近代已经发展到极盛。陶行知先生的一番话可以说给这一辩论做了最好的注解。陶行知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也就是说“知”与“行”无所谓先后,只能说做到“知行合一”的境界才算是领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今天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知行相合的思想都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德育手段,应该大加提倡。

六、快乐德育思想

“忧吾忧以及人之忧,乐吾乐以及人之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极为有价值的欢乐教育素材。除去斯宾塞功利主义幸福观所追求的“快乐至上原则”的局限性,我们不得不承认“快乐”是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失却快乐的人生是枯燥乏味的;过分快乐的人生是庸俗低下的。什么样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呢?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孔子的苦乐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在孔子看来,快乐的标准主要不在物质的享受,精神性的享受才是真正快乐的源泉。孔子一生贫穷,然著书立说,教授门徒,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无与伦比的。快乐德育是一种激发人精神力量的教育,它重在用快乐的方式,以幸福、愉快、舒服、爽快为主观感受标准,通过各种愉悦的活动,使人道德品质得以逐步升华的一种教育理念。快乐教育和理性德育二者之间不仅不会冲突,而且还会相得益彰。值得一提的是,快乐德育思想不仅包含感性体验角度的快乐,而且涵括以“乐”为教材教育学生的快乐。正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的“乐”艺所提供的音乐素材,这些素材不仅可以在诸如“韶乐”的音质体验中享受旋律的激荡和壮美,而且可以激发受众思想品行的快速升华。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言:“当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当受教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当音乐的欣赏变成对施教者品行的效仿,当快乐变成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德性认同,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更加快乐。”

七“、德刑并辅”的治国理念

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志士曾经探讨过德与法的辩证关系,然而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都没有得出可以恒久存在的结论。事实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互为前提,而不是相互背反的。有的人以孔子的话为证据来说明二者之间应该以德为先,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事实上,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德刑关系”并不是说治理国家只有依靠道德的修养就能完成。孔子强调德性,旨在说明道德教育可以节约治理成本,也就是说在所有约束社会的机制中,唯有道德机制可以实现“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受益”,法治固然能够起到震慑的作用,但法治的治理成本是极为高昂的。尽管如此,孔子也没有否认刑罚的作用,认为统治者要“德刑并辅”。“德刑并辅”的理念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较为辩证的法制教育思维,对于提高全社会的道德修养,特别是法律修养,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当然这一思维也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基本的价值取向。

作者:王丹单位:山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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