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论文范文

一、研究方法

1.访谈法和观察法：访谈内容主要包含游客对当地民俗风情的认知、如何看待旅游开发对裕固族文化的影响、游客感知到的裕固族文化保留程度；居民对民族旅游开发的态度、在旅游业中的参与度、居民行为的变化等。访谈在2013.10.3—2013.10.7进行，地点选择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景区、公园、广场，被访谈人员针对不同年龄、民族、性别和职业群的游客和居民。此次访谈共选择70名被访者，其中女性有40人、男性有30人，年龄层次集中在18~35岁之间，被访者职业以学生、公务员以及个体经营户为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说明访谈具有较高的说服力。

2.文献法：查阅大量相关学术文献和地方资料，结合文化涵化理论，②进行逻辑推理。

二、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

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访谈和走访观察，结合相关理论，得出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生活方式的变化、语言和观念的变化以及娱乐与消费变化三个方面（刘海洋，2010）。就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

1.裕固族语言和观念变化。（1）语言使用率下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裕固族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大大加强，本民族语言的使用率下降。绝大多数游客认为旅游开发对裕固族文化有影响，有过半的游客认为旅游开发对裕固族语言有负面影响。访谈发现，居民对这种没有文字做载体的民族语言感到担忧，当地年幼的孩子很多不会本族的语言，从小接触的是汉语，民族语言的使用率逐渐在消失。（2）居民自我发展意识增强。思想意识是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心理的复杂关系中长期形成的。过去的裕固族接触最多的是自然，与自然相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多，进而自我感悟能力受到影响。访谈发现，自从旅游开发后，随着游客外来文化的传播，居民自我发展意识增强，他们逐渐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去生活、去发展，有了生存危机感。大多游客认为当地居民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较高，特别是居民自觉思考如何使裕固族文化更有吸引力，意识到保持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更重要。

2.生活方式文化变化。（1）生产方式迅速转型。裕固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游牧生产基础上的游牧生活，牧民常年居住在牛毛帐篷里。随着旅游业的涉入，生产方式迅速转型，更多的裕固族居民从事了旅游业；牧民们的帐篷逐渐退出了生活的舞台，开始修筑砖房，风格也逐渐向城市转变。（2）传统手工艺传承受到挑战。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老年人和孩子都集中搬迁到了交通方便的集镇生活，完全生活在牧场的人口急剧减少，从事商业、旅游服务业的人口在逐年增加，访谈中发现一些传统的民族手工业已经逐渐失传，民族传统手艺文化受到了挑战。（3）传统服饰成为民族旅游的符号。传统裕固族服饰独具特色、艳丽多彩，已有千年历史。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裕固族人在日常中的穿着跟汉族人几乎没有区别，传统服饰演变成一种节庆日礼服。自当地民族旅游兴起后，各式各样艳丽的民族服饰加演艺表演出现在许多旅游风景点，成为了民族旅游的符号。访谈发现，绝大多数游客对裕固族服饰文化尤为感兴趣，认为旅游开发对裕固族服饰的变化有积极影响。虽然目前服饰文化商业化内涵不足，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吸引了更多游客，激发了居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很多居民已经意识到本民族服饰的商业开发价值，又穿回了民族服饰，特别是在旅游节庆期间，穿着打扮极具民族特色。

作者：刘小阳单位：青岛大学旅游学院

一、商业选择

中国当下的“现代文化”其实是受西方影响较深的，所以大多数的产品在设计与营销上都采用了比较西式的方法来运作，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的视觉传达设计想要走出自己的风格，还是要从民族文化中来汲取经验，从本土资源的魅力中深入学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使用民族文化符号，能极大的激发本族人民的民族情绪，产生对商品的认同感，使其以一种熟悉又具有亲和力的姿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从而在市场中形成一定的竞争力。从另一方面来讲，对民族文化符号的使用也应该克制、理性一些，要选择与之内涵相近的商品进行匹配，不要让“民族文化”成为一种廉价、低质的表现，对国民的信心及民族整体的映象大打折扣。

二、民族文化对视觉传达发展趋势的影响

（一）公众力视觉传达设计中“视觉符号”的形式是多样的，它包括图片、电影、电视、建筑造型、各类设计产品等多种方式呈现在人们眼前，而视觉传达设计也因其广泛性的传播功能而对社会文化价值取向有着一定的向导作用。视觉传达设计不再只是生产一种可以销售的产品或精美平面艺术造型那么简单，它与公众的大范围接触使其必然会成为引导正确思潮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民族文化要对视觉传达设计精神方面的增进。如同我们以前练字要用到田字格，而当我们形成习惯以后，即使在白纸中我们也能不自觉的按照之前的框架来写字，这就是一种内在的改变。而民族文化正是赋予视觉传达正确的价值取向，通过“视觉符号”传递给公众，成为公众教育的一部分。而好的设计师不是将一个作品完全的解剖给大众看，而是以特别的形式带领其目光来观察，以无形的方式感染给对方。如台湾台南捷运车站用几米的插画来做装饰墙，将几米漫画里的人生哲理与精美细腻的画风通过图形、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迎合了台湾浪漫的“紫色文化”氛围，也让居住于此的人得到了视觉的享受，丰富了公众文化。

（二）时代性设计的人性化是现代设计师一直强调的重点，作为一种致力于给人提供更好服务的设计艺术来说，利用科技的进步力量，合理改良使用工具及途径来完成艺术表达，是现代艺术设计应该具备的与时俱进的觉悟。视觉传达设计的传播媒介是一直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在更替的，从教学与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不仅需要掌握对图形与文字在平面中的构图的搭配，也让学会利用摄像、多媒体等新科技技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从图片发展成糅杂了戏剧、舞蹈、电影等艺术为一体的多途径。这无疑促使了视觉传达设计中设计师将作品的内涵与功能全方位的表现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符号就是支撑物质形态的精神内涵，在世界文化集合、碰撞的现代艺术中，专注于本民族文化的作品是极具吸引力。如农夫山泉在推出其茶类新饮品时，一改之前同类商品外包装的现代化，只是以简单的“东方树叶”作为推广创意，吸塑包装让瓶身显得十分透明，彰显其品质的健康，与其打造的0卡路里的健康茶交相呼应。而这一种包装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抓住了国人的视线。“东方”二字呼唤起国人对民族茶文化的认同感，“树叶”又表现其纯正质朴的口感。中国是饮茶大国，有浓厚的饮茶文化，但市面上所推广的茶饮品因其添加剂的多样一直得不到广泛的认同，而这样一种朴素简单的包装带来茶叶的原汁原味。

三、视觉传达中民族文化符号的应用

（一）传统色彩的使用视觉传达设计中，色彩是视觉信息传达的首要步骤。人们在对周遭事物认知的长久过程中，往往会形成色彩的惯性记忆，并不由自主的对不同颜色及相互搭配产生出独特的联想和心理反应，如看到蓝色会想到大海和蓝天，看到绿色会想到植物，看到白色竖条纹与黑色竖条纹并列会想到斑马，看到黄色条纹与黑色条纹相交的图案则会想到蜜蜂，就是说的这一种色彩印象。正如抽象主义的奠基人康定斯基所说的：“色彩宛如琴键，眼睛好比音锤，心灵犹如绷着许多根弦的钢琴，艺术家就是弹琴的手，只要接触一个个琴键，就会引起心灵的颤动。”而将民族文化独特的色彩符号渗透到视觉传达设计中来，则可以使其作品在展现其自身魅力的同时也向大众输出了一定的文化符号。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比德”色彩选择方案的应用特别带有中国古代德行的象征意义。它就是将人的德行比作不同颜色，如红色象征着忠诚、朝气、勇敢，所以在各类中式的产品设计中都有红色的参与，国际上更是赋予“中国红”的含义。据《论语》一书中记载：“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孔夫子将其观点与爱憎情感注入了色彩之中。从红墙到朱门，从红木到红烛，中国人对红色的应用是情有独钟的，甚至把繁华、热闹的地方都称作“红尘”。人的视觉在投向某样商品时有一个7秒钟考虑时间是否会购买此物，而这短短的时间里，就有近百分之七十的几率是由颜色来决定的，所以一个醒目的主色是抓住眼球的关键。除了红色以外，使用青花蓝、水墨黑、贵族黄等等色彩都带有浓重的中国韵味，让人一眼便识。

（二）传统寓意民族文化符号都有其独特的寓意，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有美的规律运行其中。在远古时候，人们将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当做神明的指示，并将其以各种可视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成为代表某种神秘力量的图腾，以此将信息传达给同类知晓。而相较于文字而言，图形更具有说明性，有直观、易区分、表现丰富、感染力强、易读、易记的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不同地区对于文字和语言的理解阻碍，在另一方面，图形的色彩、线条、造型的搭配也代表了某种审美理念，在视觉传达方式中更加利于信息的交流传递。视觉传达设计中民族图形符号的应用是十分广泛的，如我们新年时所贴的“福”字，且不说其极具中国风味的造型，就单是将其倒起来贴以求客人一句“福到了”的吉祥话，就是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春节。而如果在视觉传达设计中不考虑其寓意，则会造成很大误会，就像立邦漆涂料的广告创意中使用“龙”的形象，以“龙”滑到不能爬上柱子作为创意，来体现其产品的质量，却没有考虑到国内大众对“龙”文化的崇尚，部分网友纷纷表示龙是中国的象征，不能如此戏弄，不认同这个造型。这就是没有沟通好创意与民族文化符号寓意的不良后果。

一、赫哲族鱼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现状

赫哲族鱼文化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渔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过高，一旦自然环境恶化，赫哲族鱼文化必然受到冲击。近年来，三江平原流域水产资源日益减少，已经无法满足和承载日益增长的捕捞和生活需要，因而赫哲族已经不再以捕鱼业作为他们唯一的生活生产方式。20世纪90年代末，赫哲族传统经济模式从以渔业为主转变为以农业为主。当赫哲族生产生活发生变革时，鱼文化的逐渐衰落也是毋庸置疑的。年轻一代的赫哲人接受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传统的捕鱼技巧和鱼皮工艺的制作越来越生疏，目前，鱼皮工艺品的制作工艺虽然还没有失传，但是随着老一代赫哲人的相继离世，鱼皮文化可能走向消失。目前，精通制作鱼皮工艺品的只有少数几位赫哲族老人，有些老人还固步自封，不愿意将自己掌握的技能传授他人。年青一代的赫哲人也很少有人会花费时间来关注学习这些。淡薄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也是阻碍赫哲族鱼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大因素。此外，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也对赫哲族鱼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电视机、网络等媒介把社会的主流文化带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赫哲人关注社会主流文化而忽视了赫哲族特有的文化和技艺。

二、赫哲族鱼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对策

（一）加大宣传力度，使大众深刻了解认识鱼文化大众对鱼文化的了解只停留在表层上，一般人也只是从朋友或者亲属口中听到过鱼文化、鱼皮工艺品，并没有亲眼见到过，对鱼文化的历史以及发展更是缺少了解。各级政府应大力倡导赫哲族鱼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根据实际情况下达保护发扬鱼文化的任务，同时也可以推出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促进鱼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推出并举办各种鱼皮工艺品的展览会，让大众真实感受鱼文化。利用现代媒介宣传鱼文化，如制作短片视频，将赫哲族富有美丽神秘新颖的鱼文化展示给大众，是赫哲族鱼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利用旅游业发展鱼文化在日渐繁忙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现代人更加向往舒适闲暇朴实的度假方式，民族文化旅游便是人们的选择之一。鱼文化是赫哲族独树一帜的民族文化，可以利用其打造一条独特的旅游路线，内容可以包括让旅游者亲自参与江上捕鱼、鱼皮工艺品的制作、渔歌互对、叉鱼叉草球、品尝赫哲全鱼宴等一系列活动，旅游纪念品有鱼皮工艺品、鱼皮衣物、鱼皮配饰等。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带动赫哲族旅游经济发展，更能推动对鱼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三）建设民族工艺传承所为了保护发扬赫哲族鱼文化，建设民族工艺传承所也是一项重要举措。聘请赫哲族老一代资深的鱼皮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对传统鱼皮的制作流程以及工艺进行研究、讲授和传习，使更多人了解并学会鱼皮工艺，还可将这项工程设为大学选修课或艺术类的课程，培养新一代传统文化技艺的继承人。

（四）举办传统鱼文化比拼大赛定期举办传统鱼文化比拼大赛，这种比赛不仅能丰富人们闲暇时期的生活，还能够激发本民族人民对传统鱼文化学习的自觉性与传承的欲望，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赫哲族鱼文化。大赛可以设以下四个项目。一是传统鱼文化比拼。赫哲族与鱼相关的神话、传说、诗歌、谚语等各种文学体裁的传统民间文化多不胜数，可以通过抢答和笔试两方面来进行比拼。二是民族才艺展示。这部分分为两个内容，赫哲族渔歌的演唱和赫哲族民族舞蹈展示。三是鱼皮工艺品制作。参赛人员利用提供的材料现场制作鱼皮工艺品，征集更多做工精细、样式新颖的作品。四是体育竞技。分为两个项目，划船和叉草球。这两项是赫哲族传统的体育项目，体现出赫哲族与鱼相关的体育文化。

（五）创新鱼皮制品的发展与应用在当今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中，鱼文化不能一成不变，必须发展创新，与时俱进。可以在赫哲族生产生活转型的基础上，坚持科学发展观，创新发展鱼文化，使其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被现代人所接受喜爱。1.将鱼皮制品应用到室内装潢中。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代人对生活品质和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室内风格是人们所追求的。因而，可以将鱼皮制品应用到室内装潢中，如鱼皮画，各种鱼皮装饰等。2.发展鱼皮文化产业。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增长，文化产业的发展变得至关重要。将鱼皮制品发展为赫哲族特有的文化产业，将会在我国占据一定的市场地位，并且具有很大的利润及发展空间。发展鱼皮文化产业，以鱼皮市场需求带动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鱼皮的生产力，从而带动鱼皮文化的传承。

一、屠城

④土肥原贤二在下令攻城时，同时宣布了攻陷成安县城后屠城7天的邪恶命令。1937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入城后的日军对无辜群众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军杀人方式多种多样且极其残忍，他们将在“万字会”躲藏的几百名群众押解到文庙东的大坑里，用机枪扫射的方式将这些群众集体杀害。城内东大街路南三间大屋内，藏有100多名逃难的妇女儿童，鬼子将该屋的大门锁住，在外边堆满柴草，浇上汽油，将这些妇女儿童全部活活烧死。当时北街有许多被日军杀死的中国群众的尸体，有个不到两岁的婴儿爬在一个妇女尸体上边哭边吃奶，一群日本兵围着小孩狂笑不已，后来两个日本鬼子残忍地各拉住孩子的一条腿撕成两半，扔出去一丈多远。日军除了疯狂杀人外，还对城内妇女肆意污辱。在三圣庙前，一群日军肆意轮奸一位17岁的少女。南街王家楼上的一群日军，一边饮酒，一边污辱他们掳来的4名年轻的妇女。不仅如些，日军对年纪较大的妇女也不肯放过，一个50多岁的妇女也没有逃过日本鬼子的百般折磨与蹂躏。除了对活着的人予以残忍的杀害外，日本鬼子在城内还集中了一批被他们杀死的男女群众的尸体，脱光他们的衣服，将他们摆成跪着、仰着、立着的各种姿势，供他们恣意取乐。面对日军在城内烧杀奸淫，城外的中国军民义愤填膺，农历十月初四进行一次反攻。此次反攻虽然失利，但杀掉了100多个鬼子。事后，为了报复中国军民的此次反攻，鬼子对城中剩余的百姓再次进行野蛮的屠杀。两次屠杀，在城内共杀害群众3718人，在城外附近的高庄、范耳庄等村杀害群众1600余人，合计共5300余人。

二、文化心理分析

抗战爆发时，中国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内容颇为博大精深，在自身神道、中国儒学、佛教、西洋文化等基础上形成的日本文化也是自成一体，要从两国文化的整体上考究某一历史事件，难度非常大。另外，对于一个具体问题，从文化的不同的角度、不同方面出发来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也会各不相同。因此，在从中日两国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对成安惨案进行考察时，我们也只能在中日两国民族文化中撷取与惨案有关的方面来对此次历史事件进行概要的分析和探究。我们先来考察此次历史事件中中国军民的普遍心理。成安作为华北平原南端的一个农业县，人们在世代的农耕生活中形成“忠厚、诚实、坚忍、耐劳”的精神特性①，具备这种善良秉性的人们在平素的生活中一般也是各守本分的，那么这样老实、本分的成安人民为何会对日军的进攻给予激烈的抵抗，解释这个问题需要深入考察我们中华民族群体的文化心理。具体来讲，此种现象缘于以下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其民众的内心隐伏着较大的爱国热情，同时中国人身上也具有抵抗外族侵略的文化基因。民众身上的这种文化心理一旦以某种方式被点燃以后，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像中国历史上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一样，为捍卫民族和自身的尊严，即便举城赴难，也在所不惜。成安抗战前，从北京回乡的大学生李国良（共产党员）等人组织志成小学、模范小学等学校的师生，到集市上游行示威、演出文艺节目、张贴标语，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以揭露日寇的滔天罪行，唤起民众抗日激情。各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劈刀、刺枪、野战等军事训练，教唱抗日歌曲，提高学生爱国思想。爱国教师李藻每逢节日，就在大街上向群众进行演讲，宣扬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讲述日军在中国东北的暴行，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倾听演讲的群众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增加了对日寇的仇恨。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商震部路经成安时，在文庙前放抗战题材的电影，揭露日寇在我国东北的暴行，更激起各界人士对日军的仇恨，增强了抗战的决心。这样一来，在成安县城乡之间弥漫着一种爱国和抗日的激情。这种激情催发了成安军民对日军的英勇抵抗并对日寇造成大量的杀伤②。其二，在战斗、惨案发生前，群众又对政府官员、民间及家庭权威表现出了一种服从的心理。河北省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肥乡等地，没有发生民众参与的抵抗，主要缘于当地政府官员的抗日态度，上述地方的政府官员面对日军的进攻，一般都选择了逃命的方式。与上述官员不同的是，当时成安县长李熙章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知识分子，为政清廉，在当地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此人积极主张抗日，他把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警察组织起来，又把当地群众组织、武装起来，这些群众武装与守军一同巡逻、站岗、守城。这样，群众服从于当地权威———政府的号召、组织，也选择了抗日的态度，进行了抗日的行动。日军屠城前，政府未下达疏散群众的命令，群众虽然心理忐忑，但多数没有逃亡。另外，当日军已经开始屠杀后，一些群众因未得到官员或家长的指示，依然没有逃跑，例如，县城里有一个商户，由于其父让他看护铺面，其严遵父命，在日军开始屠城后，未及时逃跑，结果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③。上述心理的形成源于儒学的“忠”“从”思想，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也是衡量中国人是否善恶的标准，作为其核心的礼义忠信等思想已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与血液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引导着中国人的行为。在封建社会，由于中国实行家天下制度，儒家核心思想忠君与爱国融为一体，具体表现为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就是忠君。辛亥革命后，皇帝虽然不存在了，但“忠”的思想依然延续下来，表现为忠于国家。“从”的思想，在中国也源远流长，集中表现为儒学的三纲五常，即臣从君，子从父，妻从夫，进而扩展到服从身边的权威，即家长、老师、上司等。遇到事情，听从这些权威的指挥，在他们的安排下行动。

另外，城内的中国民众缺乏对日军的应有认识，存在一种想当然的心理，以自己以往的常识、经历、行为标准来断定日军的预期行为。如城内老百姓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逃亡，即是因为多数老百姓想当然的认为日军的作战对象为中国军队，不会杀老百姓，但日军进城后屠杀的对象就是这些老百姓。一些群众认为逃入慈善机构所在处，日军便会放过他们，但日军没有这种观念，对万国会、教堂内的中国群众不假思索地进行集体屠杀。下面，我们考察一下侵华日军在制造成安惨案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心理。日本的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欧美等国传统的“罪恶感文化”，西方的“罪恶感文化”源于基督教信仰，其核心思想认为人生而有罪，人的一生要用善行来为自己赎罪，这样死后方能进入天堂，永远享受快乐幸福的生活，否则只能沦入地狱，受无尽的煎熬与折磨。日本文化是“耻辱感文化”，即决定人们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标准为行动的后果是得到耻辱还是获得荣誉，这种“耻辱感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情感模式和行为规范均不包含有罪或无罪的观念，在他们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因负罪感而产生良心上受折磨的心理现象。攻入成安县城的日军，之所以毫无人性地大肆杀戮中国百姓，在于他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这种的观念，即这样做是犯罪，这样做以后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或者自己的良心会因负罪感而受到折磨。这种“耻辱感文化”在战时约束不了日军屠杀平民的行为。而在西方，战时射杀平民是犯罪的行为的观念却是深入人心，二战后，欧美等国家对在战争中犯有射杀平民罪行的纳粹分子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不懈追捕，即使有些纳粹分子潜藏至非洲，或即使他们已是白发斑斑的老人，一旦确知他们是犯有战争罪行的纳粹分子，依然会将他们绳之以法，给予相应的惩罚。

抗战时期的日本除了“耻辱感文化”外，“武士道”文化也深深影响着日本民族的行为方式。二战时期的日军遵循“武士道”的价值标准，以此来指导其行为，并衡量他们行为的是非、善恶及对错。日本的“武士道是经过一千年的演变而成长起来的”①，作为一种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其内涵包括义、勇、后、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内容，贯穿上述内容的核心支撑理念是为“主君”舍命献身的“死的觉悟”②。江户时代的武士道古典著作《叶隐》即着力宣扬武士应为其主君“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无犹豫地死”的精神思想，人们一般会认为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中国传统观念中也包含有“人命关天”的内容，武士道精神却与此正好相反，武士道对生“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③，即世上的一切都是幻象，惟有“死”才能让人看到世间的真实。众所周知，人类出于本能对生命有着天然的依恋，对死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为了在心理上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达到“死的觉悟”，《叶隐》一书中宣扬采用冷酷无情的训练方式来达到上述精神追求，例如，山本吉左卫门在其5岁的时候由其父指导，进行斩杀狗的训练，15岁开始斩杀人犯，一般武士也从14岁左右时进行斩首练习。另外，《叶隐》还记载了一起“折磨死”的事件，烧光人的体毛，剥掉指甲，切断脚筋，用锥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最后切开他的脊背，将滚烫的酱酒浇入其中，使其躯体折弯而死。这种残酷、不人道的训练方式对武士来说，可达到以下效果：其一使武士养成杀人不在乎的习惯；其二是在武士不自觉的状态下将残酷、不人道的思想注入其性格和血液之中；其三为达到武士“不要自己的命”的精神终极追求。另外，日本民众还有一种民族自信与优越感，认为其优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尤其优于亚洲的其他民族，这种优越感来自于其本身的传统文化、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传统文化思想上，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民族是神的后代；其二，由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没有经历外族的征服和统治，因此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血统比较纯洁；其三，在经过“明治维新”后，日本人认为他们进入了与西方社会一样的“文明社会”。此种民族优越感引发了日本人轻视亚洲其他民族，尤其鄙视中国的心理，在形容中国时，日本人的文字中充斥着带有贬义和侮辱等感情色彩的词汇，例如，“支那”、“东亚病夫”等词汇。另外，由于日本政府的片面宣传，日本民众普遍认为中华民族为一个保守、愚昧、落后、懒惰、不求上进的民族。抗战时期，日本政府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宣称他们到中国是帮助弱势的中国人脱离西方白人的奴役和压迫，当时侵华日军士兵人手一册的《士兵必胜读本》即充斥这些思想。这样侵华日军将他们自身的角色定位为中国人的“帮助者”和“解放者”，当他们的侵略行为遭到中国人的反抗时，他们便异常恼怒，在恼怒感的心理驱使下，发生了大量虐杀中国军民的残暴行为。正是在无罪感文化、武士道精神、民族优越感、鄙视弱势民族及他们对中国军民反抗的恼怒等心理因素的牵引下，侵华日军才会在成安县城内毫无罪恶感地肆意地用机枪扫射群众，用火烧死妇女儿童，将吃奶的小孩撕成两半后高兴不已，也才会有类似南京沦陷后两名日军进行百人斩杀人比赛之类的现象发生。

三、余论

成安军民在爱国激情下的影响下对进攻成安县城的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并给日军以较大的打击，虽然事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终向世人证明了中国人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意志和传统。侵华日军对成安居民非人性的屠杀，虽然一时满足了初次战败后报复成安的兽欲，但只能逞一时之快，而不能达侵占中国的长久之愿。抗战时期的日本作为当时的世界列强之一，其国力、军力远超积贫积弱的中国，这决定了在侵华战争中他们能占领我们中国某些地区，但侵华日军在中国成安、南京等地对中国百姓实施的暴行，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必然失败。此说的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日本人在中国滥杀无辜、对群众生命的肆意践踏的野蛮行径，违背了人类基本的生命准则，面对侵华日军的反人类行径，使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日本是世界的共同敌人，为反抗这一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纷纷以各种方式援助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日战争，大批善良的人们，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等，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援助我们的抗战事业，这种援助对作为弱国的中国战胜世界列强之一的日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二，抗日战场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日军、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党三方政治势力对中国民众争夺的结果。日军在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争夺中国民众时，其具有一个先天不利的因素，即广大中国人民视日军为侵略中国的“异族”，与中华民族本非一体，因此对其具有一种天然的抵制心理。日军占领华北等地后，意识到巩固占领地区统治的“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①，为达上述目的须在政治上、文化心理上做一些工作，如对中国进行“大东亚共荣”等欺骗性宣传，但侵华日军在南京、成安等地的暴行造成的“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使广大的中国人产生了对日本民族强烈仇恨的心理，发出了“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呼唤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等对中国群众的欺骗性宣传终将会毫无效果。中国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当时的中国西南诸省）以“抗战建国“来号召群众，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江南等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内采用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等方式团结、组织、领导各界群众，在抗击日军残酷的扫荡中与群众结为血肉联系。这样，在抗战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均有长足的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已拥有数十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军事实力达到国民党自取得全国统治地位以来的最高峰，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人数亦由抗战初期的几万人发展到90余万人。相比之下，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与中国民众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在战争的消耗下，其力量也日趋衰落。这样看来，中国赢得抗战的胜利则为势之必然。

教师无疑是教育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民族地区的教育局、民族（宗教）局等相关部门应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对教师进行民族文化的培训，培养民族文化传承人才。只有精通并热爱本民族文化的教师，才能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是在各种活动中通过自身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为此，教师要由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向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组织者转变，创设学生乐于接受的学习情境，灵活多样地选用教学组织形式，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生动活泼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注重与学生生活和社会的联系，要把静态的教学内容和学生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首先，在开展活动时，应尽量扩大参与范围，不是只有部分优秀学生参与，而是以课外兴趣小组的形式来开展活动，开辟第二课堂，使所有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内容，从而在校园内形成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其次，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在开展“六一”文艺会演、运动会、新年晚会等活动时，把民族文化贯穿于活动之中，使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例如，在文艺会演时，增加壮语山歌、壮语快板、壮语民间故事等节目；在运动会中，将打陀螺、扳拳、抢花炮、板鞋竞速等民间游戏改编为适合儿童的体育活动。近几年，庆乐小学每年举办“壮族文化传承活动节”，全体师生和嘉宾、家长一起参加唱山歌、跳竹竿舞、做五色糯米饭、品五色糯米宴、玩民族传统游戏（打尺子、抛绣球、打陀螺、滚铁环、顶竹子、跳房子）等民族文化活动，其乐融融，嘉宾和家长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美好的童年。

对于所有人来说，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课。再其次，为学生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每年武鸣县的“三月三”歌圩是壮乡的文化盛会，如果学生能够借此机会，展示壮族文化的独特魅力，那将会大大提高他们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2011年，庆乐小学“勒庆乐”艺术团在武鸣县“三月三”歌圩上一炮打响，壮语山歌《欢乐齐欢乐》、壮语快板《旦事》均荣获一等奖。这些节目还参加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纪念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拍摄活动，走向银幕、走向全国。在活动中，学生都为自己是壮族人民的一员而感到由衷自豪。

请民间艺人到学校传授民族文化学生、教师、家长、社会人士等都是品德课的重要资源。比如,学校可以聘请优秀的民间艺人担任某些民族文化兴趣小组的指导教师。有条件的壮文实验学校还可以编写民族文化乡土教材，引入课堂，让民族文化植根于学生心中，世代薪火相传。庆乐小学在这方面就进行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2010年，学校聘任了享有壮族“山歌王”美誉的蒙水生担任学校的音乐教师，专门教学生学唱壮语山歌。

现在，全校每个学生都会唱至少两首壮语山歌，课前唱山歌已经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总之，民族地区的学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教育资源，使品德课上得更有内涵和深度，更有地方特色。学校应大力营造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使学生全方位与优秀的民族文化进行“亲密接触”，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然，以学校教育为中心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并非只局限于学校的范围，其目的在于通过学校教育的辐射作用，带动社区与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加强学校、社区和家庭的合作，最终实现以教育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这样，品德课的课程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作者：刘艳欢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庆乐小学

一、民族文化下杂技表演的审美定位

在大多数的杂技表演过程中，演员一般是通过自身学习熟练后的走钢丝、车技、柔术、口技等技艺，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观赏和刺激的体验。我国的杂技技艺是从民间发展而来的，经过了数千年的锤炼和改善，已经开始向着审美的角度逐渐转变，所以杂技技艺的不断发展，给我国美学的研究也带了很重要的影响。经过许多年的不断沉淀，不断积累，我国的杂技技艺在世界的舞台上频繁获奖，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杂技技艺不光拥有着非常精湛的表演技巧，而且还融入了我国特有的民族特色。

因为拥有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推动，我国杂技技艺已经拥有了独特的演绎技巧和对民俗文化进行诠释的能力，它不仅对我国的民族文化进行了充分的展示，而且还继承了我国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杂技的审美研究在不断的加强，这使杂技在表演过程中拥有了与众不同的表现角度，并且使杂技艺术在理论的角度变得更加充实了，杂技的意义和技巧也得到了更加丰富的定义和诠释。我们可以对杂技的艺术品位和杂技的审美特征进行评价和相应的审视，这种审视就是对杂技的审美定位，我们通过对杂技进行审美定位后可以更好的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杂技表演中去并且将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好的弘扬。

二、杂技艺术的编创和构思

在对杂技进行编创时，应当把展示我国特有文化的意象和对我国民俗文化的原型进行融入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杂技在未来艺术领域的发展情况来看，不论是杂技的流派还是杂技的形态，都呈现出种类繁多的情形，在对我国杂技技艺编创的过程中，我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编创基础，人们在编创杂技时也开始深层次的挖掘我国传统的文化，并且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融合，随之而来的是杂技技艺中开始融入我国的地域文化、民间工艺、古典文学、宗教哲学等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在构思和创编杂技的过程中，应当很好的将创新和意境进行把握，这样才能使创编出来的杂技在“造型、立意、创技”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造诣，从而不光使杂技表演具有形态和技巧方面的美感，还赋予了表演内容更加深刻的含义，达到了观众的审美要求。

三、结语

在我国的文化遗产中，杂技属于非常珍贵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在我国的文化产业中属于最具民族特色且拥有广阔市场前景的艺术种类，特别是经过逐渐的发展后，杂技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特有的标志，特有的文化品种，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观众的喜爱。

如果要对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杂技项目进行更好的发展和传承，就应当不断的对其进行创新，在营销策略、窗边构思、审美定位、表演样式等多个方面进行开发，从而更好的掌握杂技的发展趋势和自身规律，从而使我国杂技艺术具有更加独特的表现力。

一、研究设计

（一）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昆明三所高校（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7份，回收有效率为82.33%。其中泰国留学生132人，越南留学生72人，其他国家留学生43人。他们当中本科学生为153人，研究生30人，汉语短期培训的学生64人。

（二）调查问卷本研究所用的工具为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受试的基本信息，包括国籍、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旨在调查他们对云南的印象及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情况。第三部分为开放式问答题，主要调查他们接触和了解云南文化的主要途径。在分析他们对云南文化的了解程度时，主要采用李克特1-5等级量表。

二、研究发现与讨论

问卷调查主要从他们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及认同层面来分析他们对云南的印象。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民族共有25个，这些民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习俗、饮食服饰及文化特点，同时，由于云南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云南多样化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沟通，从而汇成了具有云南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系。

（一）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的印象在问及“来中国之前，提起云南，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回答次数最多的是昆明，提及次数比较多的是“少数民族”、“香烟”、“民族服饰”、“过桥米线”、“石林”、“茶”。这说明，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的最初认识是从地理概念开始，最先了解的是省会昆明；其次由于调查对象为学生，他们来云南之前，查询了解更多的是云南的高校，而云南高校最集中的地方是昆明，所以“昆明”这个词是他们最为熟悉的；第三由于诸多国际航班直飞云南的到达站均为昆明，它是连接东南亚留学生从本国到中国的第一站，因此，留学生们对昆明的熟悉程度较高。此外，由于云南跨境民族较多，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少数民族提及的比例也相对较高。

（二）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为调查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共设计了“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含中国民间艺术等）”、“云南城市”、“云南饮食”、“云南旅游景点”及“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传统节日）”五个方面的内容。结果发现，在这五个方面，他们最为了解的是“云南城市”和“云南旅游景点”，100%的学生都能列出一到两个云南城市或景点，其次是“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节日）”，最不了解的是“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结合调查结果，排在每个层面前五位的分别是：云南城市：昆明（99%）、大理（99%）、西双版纳（99%）、香格里拉（99%）、丽江（99%）云南旅游景点：石林（95%）、大理古城（88%）、云南民族村（87%）、恐龙谷（84%）、玉龙雪山（80%）；云南饮食：过桥米线（90%）、饵块（88%）、炸土豆（84%）、臭豆腐（81%）、火腿（70%）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节日）：中秋节（86%）、春节（82%）、端午节（77%）、火把节（75%）、泼水节（68%）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京剧（72%）、书法（70%）、太极（63%）、剪纸（53%）、功夫茶（49%）为了了解东南亚留学生来云南学习的同时，是否有兴趣了解中国或者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问卷中还提到“你还想了解更多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或中国文化吗？”，83%的学生表示云南民族文化丰富多样，有很多有趣的民族，他们愿意了解更多的云南民族文化和中国文化。但是也有8%的学生表示不愿意，还有9%的学生表示无所谓。而问及“你最想了解云南或中国文化的哪一方面”时，选择“中国饮食”和“中文”的比较多，选择“经济”和“建筑”方面的比较少。这可能与被调查的身份有关，他们大多是学生，来云南主要学习的是中文，要适应当地文化，和中国学生交流，语言是基本沟通工具，虽然部分学生可以使用英文，但是他们更倾向于用中文来交流。为此，选择想要了解“中文”的学生比较多。同时由于在学校，学生们每天都离不开的是饮食，当地食物是否符合他们的口味，也很容易影响到他们来昆明的文化适应情况，因此，很多学生倾向于了解中国饮食。

（三）东南亚国家留学生了解云南民族文化的途径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东南亚留学生在昆明上学期间，了解云南的主要途径有：云南当地的数字媒体，包括互联网、广播节目、电视和报纸；学生所在学校学习的有关文化的课程、身边的中国同学及老师；还有他们在云南的旅游经历及来云南之前在本国的一些媒体资源等。同时还有部分学生表示通过观看中文电影、参观会展中心的文化活动或展览、阅读相关图书、观看歌舞或者节目表演等来了解云南民族文化。此外，还有部分学生表示通过去云南各地旅游或参加文化体验也能了解到部分民族文化。为了进一步探究东南亚留学生在昆明学习期间，了解云南民族文化的途径是否方便，问卷中还问到“你觉得你能很方便获取云南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或者知识吗？”，73%的学生反映他们不能便捷获取云南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虽然图书馆和书店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中文书籍，但是翻译成他们本国语言的不多，双语对照的涉及云南民族文化主题的教材或著作也几乎没有。同时互联网介绍云南民族文化资源的主要是中文网页，个别有英文介绍，但是用泰语、越南语、缅甸语对照的网站基本没有。同时还向调查对象了解“你在国内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并了解云南民族文化吗？”，88%的学生表示他们在自己国家基本没有专门介绍云南文化的节目，也鲜有网页或者杂志谈及云南文化。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

（一）基础教育依然薄弱1.适学儿童不断减少调研发现，近年来，一些人口较少民族聚集区，人口自然增长极为缓慢，很多地方人口几乎没有增长，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负增长，导致适龄入学的儿童极少。2.师资力量薄弱由于条件相对艰苦，教师队伍出现进来的少于出去的，教师人数出现负增长的怪现象。同时，教师缺乏培训，虽然在县乡两级针对教师的培训较多，但缺少到州市以外的高水平培训。3.校舍建设缺少后续跟进投资很多地方的中小学，虽然早期有很大的投入，但缺少后续的追加投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年久失修，一些校舍开始出现问题，个别的变为危房，严重地影响着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4.盲目撤点并校增加负担一些地方撤点并校后，很多家长要送小孩到比较远的乡镇甚至县城就学，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同时，家长接送小孩多用摩托车，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二）双语教学严重缺失双语，是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事业。但绝大多数的人口较少民族聚集区的双语教育严重缺失，有汉化的危险，有关部门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辍学情况依然存在在各级部门的努力下，人口较少民族聚集区的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辍学情况。比如基础弱，跟不上其他学生；其他民族（小孩）有歧视；也有个别的因贫辍学，比如父母残疾或者常年有病；在一些家长中存在因为就业困难导致的读书无用思想。

（四）外出求学仍有困难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在义务教育方面已经没有经济负担，但随着孩子逐步通过考试外出求学，现有的家庭经济就很难支撑了。很多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农村产业还在“靠天吃饭”，碰到近几年雨水少、干旱多，作物价格低、收入减少。政府扶持的养猪等产业，也随着近年市场价格下跌呈现下降趋势。这就导致一些孩子在外就读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家庭难以维续。

（五）特殊情况急需解决除了以上问题，调研还发现一些特殊情况急需解决。比如跨境民族、境外通婚的政策限制。境外（缅甸）通婚的家庭，小孩无法落户，小学、初中以内可以在境内就读，但到了高中就因为户口限制而无法入学，逐渐成为家长的心病。

二、扶持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优先发展教育事业1.贯彻落实《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和《云南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规划明确要求，要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加快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和农村寄宿制校舍建设，加强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积极落实人口较少民族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政策，巩固提高“普九”水平和质量。加快普及普通高中教育，支持改善高中学校办学条件，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政策向人口较少民族倾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积极实施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政策、免学费政策。高校预科班、特有民族本科及大中专班适当提高人口较少民族招录比例[1]。同时，要停止盲目地撤点并校，方便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彻底解决或克服家长接送学生不方便、负担重、不安全的情况。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对条件符合的建议中学建回乡镇、小学建回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