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游牧文化经济形态的转变及原因范文

关键词：宁夏；游牧；经济形态；转变

摘要：从考古材料看，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银川以南、宁夏中部地区就形成了以牧业为主的细石器文化，宁夏南部地区则表现为定居农耕业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宁夏地区人群从事的经济生活以畜养、游牧为主。这种经济形态的转变当与环境的变迁、草原畜牧的种类、驯养技术的发展、马的驯养和御马器的出现有关。

一、新石器中晚期宁夏地区的经济形态

宁夏北部有陶乐县察罕埂遗址［1］。南部有西吉县兴隆镇遗址［2］、海原菜园遗址［3］、曹洼遗址［4］、隆德县页河子遗址［5］、固原海家湾墓地［6］、店河墓地［7］等遗址。1963年在陶乐县察罕埂发现三处遗址。高仁镇遗址采集有石核、石叶、刮削器、镞、钻头、尖状器；磨制石器有斧、锛、磨盘、磨棒、砺石等；陶器有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红褐陶、夹砂灰陶四系，器形有钵、罐、瓶、鬲等。还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和3件装饰品。程家湾遗址发现的石器、陶器和高仁镇遗址采集的基本一致。察罕埂遗址磨制石器有斧、刀、镰、刮削器、尖状器、镞、磨盘、磨棒、敲砸器、砺石、石核、石叶、小石片等。陶器与高仁遗址出土物基本一致。以上三处遗址发现的遗物中“细石器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三处遗址除程家湾外，有彩陶发现，纹饰主要是条带、弧形三角，说明这些遗址与仰韶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其时间大致和仰韶文化同时期或稍晚”［8］。西吉县兴隆镇遗址位于葫芦河畔，在灰层中采集有石斧、锛、刀以及陶片等。发掘2座墓葬，M1出土细泥红陶长颈双耳罐和夹砂红陶鬲；M2出土夹砂红陶单耳罐和夹砂灰陶鬲足。墓地采集陶片以手制夹砂红陶为主，有圈足器、尖底器、瓶等，不见生产工具。所出陶器均为齐家文化常见器物。海原县菜园遗址1984年发掘切刀把墓地，1985～1988年发掘马缨子梁、林子梁、石沟遗址和二岭子湾、寨子梁、瓦罐嘴墓地。马缨子梁遗址的年代最早，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彩陶较多，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与马家窑文化联系紧密，与该地区的林子梁居址及各墓葬出土陶器有别，文化性质当不属于菜园文化遗存［9］。林子梁遗址发掘报告定为四期五段，各期间文化内涵不尽相同。遗址内发现石器109件，以磨制石器为大宗，打制石器次之。磨制石器有刀、斧、铲、锛、凿、镞、磨棒、砺石。打制石器有刀、斧、石核、尖状器、刮削器、石球、砍砸器等。骨角器有耒、凿、匕、铲、针、锥、簪、镞、环等，另外还发现羊、牛、鹿、猪、鸡等动物骨骼。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多，器形主要是各种罐、瓮、钵、碗、甑、尊，陶刀、陶纺轮亦多见。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窑洞式房屋也已经出现。菜园遗址切刀把、二岭子湾、寨子梁、瓦罐嘴共发掘墓葬117座，随葬的陶器与林子梁遗址的同类器近似，应属于同一性质的文化遗存［10］。从以上遗址、墓葬出土遗物分析，菜园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狗、猪、黄羊、北山羊、盘羊、马、黄牛、梅花鹿、马鹿、麝、中华鼢鼠、野兔、旱獭、鸡、鹫等15个种类。这些多属于北方草原动物类群，适宜在半荒漠山坡草地生活。牛、猪、狗可能为家畜，野生狩猎种类有鹿和黄羊。鼠类、兔、旱獭、鹫、鸡的骨骼应与人类的捕食有关［11］。这些表明菜园遗址古代居民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及狩猎的经济生活。

1986年发掘的曹洼遗址，陶器包括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器形主要有夹砂罐、彩陶罐、盆、壶、瓶等。石器仅发现一件残断的石斧。从出土遗物看曹洼遗址文化的性质属于马家窑类型［12］。页河子遗址地层堆积可分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二期。仰韶文化陶器有盆、钵、罐、瓮缸类及尖底瓶等。龙山时期遗存发现有房址、窖穴，主要器类有高领折肩罐、夹砂深腹罐、单、双耳罐以及鬲、斝、盆、豆、器盖等。页河子仰韶遗存与秦安大地湾第九掘区仰韶晚期遗存［13］面貌基本相同，当属仰韶晚期文化遗存。龙山时期遗存年代相当于秦魏家M89［14］和皇娘娘台M38［15］为代表的齐家文化的年代。海家湾墓地1964年共清理墓葬3座，出土有泥质、细泥质红陶单、双耳罐、灰陶单耳罐，红陶盆、瓶，夹砂红陶单耳罐，石刀等。并在断崖发现灰土、红烧土、白灰面，文化层厚0.1～0.3米，是为当时居民定居生活的反映。店河墓地1965年清理墓葬6座，墓坑长方形或椭圆形，均为单人屈肢葬。出土石器有斧、锛、绿松石饰，均为磨制。陶器有瓶、单耳罐、双耳罐、罐、纺轮。骨器有齿槽骨片和骨珠。“店河墓葬具有少量的半山类型因素，而陶器则显示出和齐家文化的相同性，尽管部分陶器具有本地区明显的特点，但就总体来说，仍属于齐家文化。”［16］以上这些考古资料表明，宁夏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住在临近河谷的台地上，以农业为主，以狩猎或家畜畜养为辅。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在这些地区的生产工具中细石器占有较大的比重，说明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比中原地区同时的人群更依赖狩猎。约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种定居的混合经济生活，造成当地的人口增长，而部分聚落由河边迁于谷地的断崖上，似乎也显示着由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竞争［17］。同时，我们也看到这里的居民与仰韶、马家窑、齐家文化人群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以上三种文化农业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当地干旱的气候，他们也更依赖猎取或畜养动物，以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在这样的混合经济中，农业与牧业（或狩猎）原就是互补的，在某一方面的挫折会使人们加重对另一方的依赖［18］。就宁夏地区北部与宁南南部比较而言，南部地区发现羊、牛、鹿骨骼，以及骨角器数量增加，体现了当地人群对动物的依赖，并逐渐产生了畜养业。

二、春秋战国至东汉初年宁夏地区的经济形态

春秋战国时期宁夏地区普遍发现以车马器具、装饰品、兵器和工具为主要内涵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出土地点有银南地区的中卫狼窝子坑［19］、中宁倪丁村［20］墓地，但分布集中区域则以固原地区为主。银川以南地区的中卫狼窝子坑、中宁倪丁村墓地均有殉牲。倪丁村墓地有马头骨出土。两墓地出土青铜兵器有短剑、戈、矛、镞、镦，工具类有斧、锛、刀（削）、凿、锥、针管，车马器类有马衔、当卢、节约、铜泡、铃及竿头饰，装饰品数量最多，包括各种带扣、牌饰、环饰、管状饰等。另倪丁村出土有3面铜镜、狼窝子坑出土2件铜柄铁剑。骨器制品有镞、针、带钩及环、穿等装饰品。陶器有单耳罐。石器有砺石、石勺及各种珠串。固原地区的杨郎马庄［21］、彭堡于家庄［22］、河川石喇村［23］等墓地，彭阳县张街村［24］、王大户［25］、中庄［26］等墓地中，墓葬普遍流行凸字形洞室墓，盛行马、牛、羊头骨或蹄骨殉牲，随葬青铜器以车马器具为主，装饰品次之，再次为兵器、工具类器物。骨器较多，制作精美。陶器单一，主要为数量较少的罐。另有少量铁器、铜柄铁剑等出土。从出土遗物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银川以南地区以马具、装饰品和兵器为主，衔、镳、当卢、车軎、辖等车马器普遍发现，表明此时期已经普遍驯养马匹，并用于战争。随葬品未见有生产工具，陶器少且质地粗疏，另发现有铜、骨针、锥等器，均说明当时此地区的居民从事的经济生活已经转变为以畜养、游牧为主，当属游牧人群。上述各地墓葬殉牲以羊、马居多，牛次之。殉牲之风大行与当时社会上存有大量牲畜有关，这种盛行的葬俗，应当是畜牧加重，转化为游牧化的结果。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期，在宁夏中部地区的同心县发现有倒墩子、李家套子墓地。1985年，倒墩子发掘墓葬27座，墓道内有牛、羊的头骨和蹄骨殉牲。随葬品以铜器为大宗，有牌饰、带饰、环饰、管状饰等装饰品，另有刀、鐏、铃、泡。骨器有匕、管、长方型牌饰、珠饰等类。陶器均为罐。铁器有斧、刀、锥、凿、环、带扣及耳环等。石制品有长方形牌饰、砺石、珠串等。金器仅有耳环一种。另有漆器、海贝、蚌珠、料珠等若干。墓葬中出土了689枚五铢钱，为该墓地断代提供依据。李家套子发掘墓葬5座，随葬铜器有车軎、镦、环、泡、牌饰、带扣、剑具，漆器有漆奁、漆盘、漆耳杯，铁器有铁环、铁釜。陶器仅泥质灰陶罐一种，另有“半两”“五铢”“货泉”、海贝、珠饰等。上述墓葬符合匈奴墓葬的埋葬习俗，以木棺为葬具，部分墓葬为石椁、石棺墓。普遍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以羊、牛等食草类家畜为殉牲。装饰品最具特色，图案有伏卧状骆驼、龟蛇相斗、双羚羊、骑马驱车捉俘等。多为浮雕或透雕带饰。部分带饰表面鎏金，图案为躯体翻转的马、羊、虎等。

三、宁夏游牧经济形态转变的原因

1.气候、环境的变迁全新世中期的气候存在着冷暖、干湿的变动［27］，我国出现了“仰韶温暖期”。然而这个“大暖期”本身也不稳定［28］，距今约5000年和4000年的有两次极端降温事件，给中国北方文化造成了重大影响［29］。从公元前11世纪开始至西周时期，全新世中期温暖期结束，气温下降，趋于干冷期。约自公元前8世纪中叶至春秋时代，气候又转暖了［30］。气候带南移，气候趋于干冷化，不适于农业的发展，于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宁夏北部普遍出现大量细石器，而宁夏南部地区骨角器开始逐渐增多，并有不同种属的动物骨骼被发现。由于农业的衰退，人口又相对集中，对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战争频繁出现。同时人群开始较大幅度的移动，最终导致经济形态发生转变。这也就可以解释缘何经历仰韶、马家窑、齐家之后的在此长期活动的农主牧副的混合经济聚落人群消失了。直至春秋中晚期出现了新的从事游牧的人群。

2.草原畜牧的种类及驯养技术的发展从墓葬殉牲习俗我们了解到，春秋中期至西汉中晚期宁夏地区的游牧人群主要是以牧养牛、羊为主。宁夏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由于没有经正式发掘，遗物多为采集，所以在动物的种属方面难以断定。陶乐高仁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31］，可见除从事农业外，兼营畜养或狩猎行为是存在的。菜园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狗、猪、黄羊、北山羊、盘羊、马、黄牛、梅花鹿、马鹿、麝、中华鼢鼠、野兔、旱獭、鸡、鹫等15个种类。牛、猪、狗当为家畜，野生狩猎种类有鹿和黄羊，鼠类、兔、旱獭、鹫、鸡的骨骼表明与人类的捕食有关。可见宁夏南部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中晚期，主要以牛、羊为畜养放牧的对象。墓葬中未见有猪这种动物用于殉牲或猪题材的青铜器出现。这是因为猪行动能力弱，是与草原游牧经济不能相容的动物。王明珂先生指出猪与马、牛、羊在生理上有基本的差异，不仅仅是它的移动性（特别是在初生阶段）差，更重要的是在环境资源困乏时它与人类在生态上是处于竞争地位的，饲养马、牛、羊等食草动物才能扩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32］。而宁夏地区未见有猪这种动物，正是这一地区草原游牧化程度较高的表现。

3.马的驯养和御马器的出现春秋中晚期宁夏地区青铜文化墓葬出土车马器和殉牲马头骨、蹄骨，说明马在此时已被驯养，并用于牵引和骑射。目前，在中国长城以北的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马具，时代约在西周晚期［33］。宁夏地区在春秋中晚期就普遍出现青铜马镳、马衔、节约、当卢。战国晚期还出现了铁马衔、镳等，另外骨制马具也很发达。这都证明了春秋中晚期以来普遍存在的游牧经济生活。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宁夏地区游牧业的起源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农主牧副、兼营狩猎的经济生活时期；因气候的逐渐干冷化，在春秋中期，游牧化程度较高的游牧人群在宁夏银南和宁南地区出现，并创造了以杨郎马庄代表的宁夏北方系青铜游牧文化。此时期，从畜种来说，羊是占绝对的数量，马、牛、羊混合放牧。两汉时期，宁夏中部地区的匈奴民族属内附人群，汉化现象比较明显，在经济上已经不是游牧民族了，可能从事牛、羊的畜养，并与临近的汉族交换获取生活所需，出土的大量五铢钱能说明这一点。不见有马殉牲，可能预示着此时期的中央政权对内附的匈奴民族在马匹的驯养上是有严格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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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强 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