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针对草原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的趋势，提出了实现草原生态建设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草原畜牧业主要是以天然牧草和采取放牧方式经营的畜牧业，因此天然草原的优劣和丰欠程度决定着草原畜牧业的兴衰。建国初期，我省牧区草原状况相对良好。60年代末牧区开始发生草原退化现象，随后愈演愈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甘肃省90%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30%的严重退化，导致牧草产量、品质下降，载畜能力降低。如何解决日益尖锐的草畜矛盾，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草地资源的永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

1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类对草原生态系统长期的严重干扰，导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最终失去平衡。

1.1超载过牧超载过牧是不顾草原第一性生产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规模和放牧频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长期超过牧草再生量，实行掠夺式经营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况下继续增加牲畜数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继续增加草原加剧退化的恶性循环。据调查天祝县的牲畜数量由60年代的17.40万头（只）发展到目前的64万头（只），增长了2.70倍，畜均占有鲜草产量由7622.90kg下降到2081.04kg，超载23.85%，所以，没有不良的草原，只有不合理的利用制度和方式。

1.2乱采滥挖草原牧区、半农半牧区由于缺少燃料，农牧民群众烧茶做饭，主要依靠拾粪捡柴，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生活用能的需要，大量铲草皮、砍伐草原上的乔木、灌木、半灌木作薪柴，对原生植被造成严重破坏。

甘肃省大部分高寒阴湿草原生长有中药材，如冬虫夏草、羌活、秦艽、赤芍、柴胡、黄芪等，而且品质优良，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每年入春以后，都有大批农牧民涌入草原采挖，不仅使药材资源日趋枯竭，而且使植被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荒漠草原，搂发菜、挖甘草、麻黄的现象年年都有发生，使本已脆弱的荒漠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1.3鼠虫危害草原鼠虫害的发生与猖獗是在一定气候、土壤、植被条件下形成的，气候干旱和草原退化为鼠虫害的发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而鼠虫的发生危害，又加剧了草原的退化，处于一种恶替过程。草层高密度大鼠虫害不易发生，而草原退化、草层变矮、变稀，有利于鼠虫害的繁衍。近年来，草原鼠虫害危害面积仍在逐年扩大。全国的面积已达6亿亩，仅鲜草折合人民币损失60多亿元，经济损失严重。虽然每年都采取化学、生物等防治措施进行防治，但因经费不足，防治面积小，每年的防治面积只占发生面积的10%左右，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的被动局面，防治成果难以巩固。

1.4毒草危害长期以来，随着草原“三化”面积的日趋扩大，许多草场优良牧草减少，有毒植物不断生长蔓延，加剧了草原退化。

在甘肃天然草原上分布的主要有毒植物有棘豆、狼毒、醉马草等，面积达到1500万亩。这些有毒植物根系发达、耐寒、耐旱、返青早、生命力强、并有较强的抗逆性，它不仅与优良牧草争地，而且和优良牧草争夺土壤中的养分、水分。在草原上逐年增多，甚至在某些草原上形成明显的优势种群，使草场利用率下降。

2治理草原退化的措施

2.1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落实草原分户有偿承包使用，理顺草原管理体制，合理利用草原，防治“草原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使草原的管、建、用同责、权、利相结合，适应现阶段家畜私营形式的首要措施。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还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得到落实，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业务部门要依据《草原法》，全面彻底地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健全投入机制，明确建设责任，真正做到“谁承包、谁建设、谁受益”，才能调动农牧民主动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促进植被恢复。

2.2以草定畜，科学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加强草原围栏建设，以草定畜，以畜定草，严格控制牲畜数量，实行划区轮牧，科学合理利用草原，用养并举。在合理利用改良草场时，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首先要明确，草原是牧业生产资料之一，不单纯是自然综合体，更不能认为是荒地。在研究、改造它的时候，必须具有生产观点，而在利用中应该强调，要利用它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进行保育，才能使它充分发挥自然生产能力。只有通过一系列的人为措施，才能维持并逐步提高草场生产力，使牲畜得以稳步发展。

2.3充分发挥夏季草场，发展季节畜牧业依据草原的季节分布特点，在调整畜群结构，提高适龄母畜比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夏季草场的牧草优势，适时转场轮牧，发展季节性畜牧生产，扩大出栏率和商品率，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农牧民收入，还可以有效减轻冬春草场的放牧压力，防治进一步退化。此外加强人工草地建设，生产足量优质饲料，增加牧草贮备，降低放牧家畜对天然草原、尤其是冬春草原的压力，促使退化草原的自然恢复。

2.4加大鼠虫害防治力度，巩固防治成果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是草原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草原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业务部门必须加强草原建设，搞好鼠虫害防治工作”。因此，必须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鼠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要认真各项防治措施，理清工作思路，加大投资力度，加强队伍建设。二是加强预测工作，建立健全预报体系，不断改善预测预报工作的手段。三是健全目标责任制，把草原鼠虫害的防治工作同农牧民草原承包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四是大力推广以生物防治为主的无公害药物防治技术，保护天敌，不断探索新的防治措施，加大鼠虫害综合防治力度，变被动防治为主动防治，才能有效地减轻鼠虫害对草原的危害。

2.5加强草原毒草的防除以牧区草原为重点，建立重大毒草灾害报告制度。实施草原毒草调查、技术规程和防治标准，逐步减少毒草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开展毒草灾害的风险评估、生态示范工程、防治机具购置、治理设施的建设、除草药剂的研制及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参考文献

[1]吕晓英，吕胜利.甘南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J].草业科学，200219（7）：1-4.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针对草原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的趋势，提出了实现草原生态建设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草原畜牧业主要是以天然牧草和采取放牧方式经营的畜牧业，因此天然草原的优劣和丰欠程度决定着草原畜牧业的兴衰。建国初期，我省牧区草原状况相对良好。60年代末牧区开始发生草原退化现象，随后愈演愈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甘肃省90%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30%的严重退化，导致牧草产量、品质下降，载畜能力降低。如何解决日益尖锐的草畜矛盾，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草地资源的永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

1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类对草原生态系统长期的严重干扰，导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最终失去平衡。

1.1超载过牧超载过牧是不顾草原第一性生产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规模和放牧频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长期超过牧草再生量，实行掠夺式经营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况下继续增加牲畜数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继续增加草原加剧退化的恶性循环。据调查天祝县的牲畜数量由60年代的17.40万头（只）发展到目前的64万头（只），增长了2.70倍，畜均占有鲜草产量由7622.90kg下降到2081.04kg，超载23.85%，所以，没有不良的草原，只有不合理的利用制度和方式。

1.2乱采滥挖草原牧区、半农半牧区由于缺少燃料，农牧民群众烧茶做饭，主要依靠拾粪捡柴，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生活用能的需要，大量铲草皮、砍伐草原上的乔木、灌木、半灌木作薪柴，对原生植被造成严重破坏。

甘肃省大部分高寒阴湿草原生长有中药材，如冬虫夏草、羌活、秦艽、赤芍、柴胡、黄芪等，而且品质优良，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每年入春以后，都有大批农牧民涌入草原采挖，不仅使药材资源日趋枯竭，而且使植被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荒漠草原，搂发菜、挖甘草、麻黄的现象年年都有发生，使本已脆弱的荒漠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1.3鼠虫危害草原鼠虫害的发生与猖獗是在一定气候、土壤、植被条件下形成的，气候干旱和草原退化为鼠虫害的发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而鼠虫的发生危害，又加剧了草原的退化，处于一种恶替过程。草层高密度大鼠虫害不易发生，而草原退化、草层变矮、变稀，有利于鼠虫害的繁衍。近年来，草原鼠虫害危害面积仍在逐年扩大。全国的面积已达6亿亩，仅鲜草折合人民币损失60多亿元，经济损失严重。虽然每年都采取化学、生物等防治措施进行防治，但因经费不足，防治面积小，每年的防治面积只占发生面积的10%左右，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的被动局面，防治成果难以巩固。

1.4毒草危害长期以来，随着草原“三化”面积的日趋扩大，许多草场优良牧草减少，有毒植物不断生长蔓延，加剧了草原退化。

在甘肃天然草原上分布的主要有毒植物有棘豆、狼毒、醉马草等，面积达到1500万亩。这些有毒植物根系发达、耐寒、耐旱、返青早、生命力强、并有较强的抗逆性，它不仅与优良牧草争地，而且和优良牧草争夺土壤中的养分、水分。在草原上逐年增多，甚至在某些草原上形成明显的优势种群，使草场利用率下降。

2治理草原退化的措施

2.1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落实草原分户有偿承包使用，理顺草原管理体制，合理利用草原，防治“草原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使草原的管、建、用同责、权、利相结合，适应现阶段家畜私营形式的首要措施。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还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得到落实，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业务部门要依据《草原法》，全面彻底地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健全投入机制，明确建设责任，真正做到“谁承包、谁建设、谁受益”，才能调动农牧民主动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促进植被恢复。2.2以草定畜，科学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加强草原围栏建设，以草定畜，以畜定草，严格控制牲畜数量，实行划区轮牧，科学合理利用草原，用养并举。在合理利用改良草场时，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首先要明确，草原是牧业生产资料之一，不单纯是自然综合体，更不能认为是荒地。在研究、改造它的时候，必须具有生产观点，而在利用中应该强调，要利用它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进行保育，才能使它充分发挥自然生产能力。只有通过一系列的人为措施，才能维持并逐步提高草场生产力，使牲畜得以稳步发展。

2.3充分发挥夏季草场，发展季节畜牧业依据草原的季节分布特点，在调整畜群结构，提高适龄母畜比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夏季草场的牧草优势，适时转场轮牧，发展季节性畜牧生产，扩大出栏率和商品率，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农牧民收入，还可以有效减轻冬春草场的放牧压力，防治进一步退化。此外加强人工草地建设，生产足量优质饲料，增加牧草贮备，降低放牧家畜对天然草原、尤其是冬春草原的压力，促使退化草原的自然恢复。

2.4加大鼠虫害防治力度，巩固防治成果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是草原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草原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业务部门必须加强草原建设，搞好鼠虫害防治工作”。因此，必须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鼠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要认真各项防治措施，理清工作思路，加大投资力度，加强队伍建设。二是加强预测工作，建立健全预报体系，不断改善预测预报工作的手段。三是健全目标责任制，把草原鼠虫害的防治工作同农牧民草原承包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四是大力推广以生物防治为主的无公害药物防治技术，保护天敌，不断探索新的防治措施，加大鼠虫害综合防治力度，变被动防治为主动防治，才能有效地减轻鼠虫害对草原的危害。

2.5加强草原毒草的防除以牧区草原为重点，建立重大毒草灾害报告制度。实施草原毒草调查、技术规程和防治标准，逐步减少毒草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开展毒草灾害的风险评估、生态示范工程、防治机具购置、治理设施的建设、除草药剂的研制及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参考文献

[1]吕晓英，吕胜利.甘南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J].草业科学，200219（7）：1-4.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草原文化资源的概念

相对于文化产业开发意义而言，文化资源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以原生态存在的、等待开发与利用的、有市场增值潜能的所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形态。文化资源不是产品，不是商品，也不是产业，仅仅是可供开发，或可能具有开发潜力的物质或非物质性文化存在。也就是说，文化成果和文化形态如果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只是历史的遗留物，那就只能称之为文化遗产。而只有当这些文化存在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时，才能称之为文化资源。草原文化资源就是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草原民族自有史以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是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可开发利用的对象，是内蒙古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草原民族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而是自古就有，但将其视为资源，却是当今经济发展的结果。

（二）草原文化资源的性质

地域性。坚实的草原民族文化根基形成了草原地域文化的独特个性和世界差异性，体现了不可替代的地域特色优势。因此，草原文化资源才能成为内蒙古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面对文化全球化大潮，草原民族既要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又要倡导高于本族群人文观的文化导向；既要保持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要发挥草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既要让草原文化走向世界，也要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作出贡献。

历史性。草原文化资源也是个时间概念，体现草原文化的原始性和历史迁延。那些与草原历史发展相生相伴的文化资源是草原历史的见证，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丰富，启迪、熏陶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引发着人们对民族历史的追怀和对草原未来的期待。文化地产理念是将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在对历史文化风貌进行全面保护的基础上同新城市功能完美结合、功能完善、空间互动，从而形成良性发展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地产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功利性。草原文化资源是针对民族文化产业而产生的概念，因此具有相对性或目的性，也可称之为功利性。这种功利性要求开发者与时俱进，探求文化受众的文化审美意识、文化诉求点和文化市场的卖点，积极营造现代市场经济文化氛围，借助草原文化的深厚内涵重塑现代风尚，重铸现代城市的文化精神，让草原文化与时尚理念有机结合，水融，提炼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文化创意，提升现代草原都市的文化品位。

所以，草原文化资源的开发需要从地域性、历史性、功利性三个维度来把握。

二、草原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环节

按照市场规律，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需要以下几个环节，一是智能转化的两个环节：文化资源的认知环节、创意环节；二是经济转化的六个环节：投资环节、制作环节、流通环节、服务环节、产品安全保护环节和延伸环节。

(一)智能转化环节

一是文化资源的认知环节。即在地域范围内通过全面普查摸清到底有什么文化遗存和文化形态可以作为文化资源来开发。调查内容包括：文化资源的名称、详细文化内涵、文化价值、存量、分布区域、时代、规模、保存状态、环境现状以及拥有者、使用者等等状况。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是决定文化产品形式、品位、级别和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保证文化产品的文化含量。这个环节就是为文化产业提业内容，是基础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为文化产业解决拿什么来做文章的问题。

二是创意环节。即赋予文化资源以现代思维和畅想，通过增强互相依赖、整合的方法赋予其生存能力，为静态的文化资源注入活态的当代因素，让文化资源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形成相互接纳、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增加其市场需求。这个过程，就好比是为艺术素材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看似起始环节，解决的却是终端问题。它依靠借鉴国际文化生产的先进经验，进行富有创意的开掘，提炼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时代特点、有影响力、市场占有率高的文化创意，以提高文化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品位，进而提升整体文化发展水平，增强文化输出能力。通过具体的创意方式将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物质化。这个环节最难，也最关键，为文化产业解决做什么样的文章的问题。

(二)经济转化环节

一是投资环节。为文化资源注入资本，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力量和信息的投入。投资的规模、速度、结构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产品的资本含量，决定着文化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结构和数量以及总体水平。投资环节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保证文化生产力的最终形成。

二是制作环节。这是一个实践的环节，通过技术手段赋予其产品属性，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既具备物质的依托方式，又具备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化产品。这一环节决定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特殊技术的使用是实现并保证文化产品物质转化的关键，为文化产业解决如何做文章的问题。

三是流通环节。是文化的商品化过程。通过广告宣传扩大文化产品影响力、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通过销售策划使文化产品进入交换过程；通过流通进入消费领域，成为一种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通过文化消费转换成经济资本的收益，实现文化产业的利益追求。这是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根本目标。

四是服务环节。是针对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而言的，有些文化产品属服务形态。这类产品与生产过程不能分离，需要服务环节才能最终完成，消费者对此类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就是文化服务产品的服务过程。文化服务包括文化娱乐服务、文化咨询服务、文化展演服务、文化讲解服务等。

五是产品安全保护环节。文化产品因其创意内容和特殊技术制造而形成知识产权，主要指用印刷技术、数字技术等信息手段，将文化内涵物化为图书、期刊、音像制品、影视出版物、商标、外观造型设计等数字化文化产品所形成的专利；利用其他更广泛的工业技术手段将分解了的文化元素物化在其他产品上的文化符号所形成的专利。相关保护权益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专营权等。产品安全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保证资本投入及利润赢取的安全性。

六是延伸环节。是文化产业扩大再生产的环节，促进产业链的形成。文化产业根据文化资源特点创造出相关文化符号，利用特殊技术和艺术手段将其中的经济文化因子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制造出文化衍生产品；或在其他产业渗透，促进文化附加值的提升，形成其他物质生产领域的衍生形式。延伸环节能保证文化资源被充分利用，保证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民族文化产业化开发过程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文化产业主体缺失，职责不清

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需要负责智能转化的创意主体、负责资金投入的投资主体和负责制作销售服务的制作主体。目前，这三个主体的内在联系不很紧密：掌握文化资源认知并具有创意能力的创意主体是学术力量，包括学院、研究院、艺术团体等，但因为没有形成行业规范，学术力量也只是各有所知；投资主体主要还是政府，在长期形成的观念和体制的影响下，导致文化产业并不是严格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制作主体是企业，它们拥有技术力量和设备。然而，三大毫不相干的主体力量难以实现文化资源、资金和技术的协调配置，造成民族文化产业主体缺失，职责不清。

市场经济规律下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市场主体应该是文化产业集团，即文化企业。构成文化企业独特价值链的基本要素是：文化资源的判断和选择，文化市场的系统知识，文化资源的开发技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分销体系，以及整个产业开发过程的管理和控制等，这些基本要素决定着文化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文化企业的职责应该是选择、评论、有效开发和管理文化资源，筹集资本、募集人才、寻找相关技术，为文化市场提供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且要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明确文化产业开发的主体和职责，会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体制。即文化体制改革，涉及文化生产、文化流通、文化组织、文化结构、文化分配、文化权利等方面，既包括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又包括对原有文化利益格局的调整。二是人才。民族文化产业需要既掌握文化资源的内涵和价值并具有开发智慧和创意才能，又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专业人才。我区从2005年起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开始开设了文化艺术管理专业和内蒙古文化资源课程，强化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二)民族文化产业重技术利用，轻资源开发

当文化产业日益受到重视时，许多地方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文化产业园区，但建成后大多闲置，没有正常运营。原因在于重技术开发，而缺乏资源利用。另外，一些文化产业虽然也想把握先机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但大多只重视技术手段的开发，而少注目于文化资源的开发。以动漫产业为例，注重的只是动漫的虚拟性、幻动性、场景设计、分镜头设计、原动画设计等技术开发，而忽视了内容这个根本。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智能转化的两个环节没有被纳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来，创意主体没有进入市场运作环节，市场对文化资源的配置未发挥出来。

从根本上讲，文化消费买的是文化含量的单。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能为消费者带来蕴含独有技能和技术的文化符号，是持续开发新产品和拓展市场的特殊性。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文化企业对文化资源的认识和转化赋形能力，而文化企业发掘文化资源市场价值、捕捉商机的前提是：正确理解、评估、整理特定文化资源，并升华、转化或再赋形文化资源。

(三)文化资源价值标准化评估研究范式须重构

文化资源价值评估工作是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但文化资源价值评估的量化标准虽肯定了文化资源及其价值的客观性，却忽视了从文化存在到文化资源的智能转化过程中主观创意的重要作用。应该认识到与自然资源的资源品相测定不同，文化资源价值的评估必须既注重文化资源价值的客观性，又重视文化资源智能转化过程中的主观性。

客观性方面包括文化资源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伦理和宗教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市场经济价值。这些可以标准量化。

主观性方面指主观创意赋予文化资源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即创意价值。这是无法用固定的标准来量化的。文化资源价值的最终实现依靠高明的文化创意，还必须与受众的心理共鸣相契合，牵涉到文化消费者的文化偏好、文化欲求、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审美观等等。所以，因创意主体的不同，因创作主体的关注度、立足点、视角及应用等的不同，文化资源会呈现千差万别的价值体系。创意价值才是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价值体现，需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和利用人的个人意志和创造力。

四、可资利用的草原文化资源种属

草原文化资源内容丰富，时空跨度大，研究任务艰巨，对它的整体梳理，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应该持续补充。基本原则是由众所周知到不为所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一)意识形态文化资源

草原民族的意识形态文化元素，主要包括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及其表现，具体指草原民族的自然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还有草原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

(二)历史文化资源

即草原民族的文化发展脉络。北方草原从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先后孕育了原始农耕和游牧两个子文化系列，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过众多民族，他们的文化脉络以及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均可作为文化资源进行开发。

(三)物质文化资源

包括：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的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工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四)非物质文化资源

指被各群体、团体以及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民间文学11项；民间音乐22项；民间舞蹈12项；传统戏剧5项；曲艺5项；杂技与竞技16项；民间美术7项；传统手工技艺12项；传统医药4项；民俗46项。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115人。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典蒙古族民歌 歌词 草原文化特征

蒙古族人民自古以来生活在一望无际、山清水秀的大草原上，放牧牛羊，逐水草而居，他们在长期的狩猎、游牧生活中以民歌为伴，蒙古族不论男女老少都爱唱歌，他们常常引吭高歌，赞美草原、赞美家乡，在马背上，在毡房中，你唱我和，创作了一首首充满民族风情的蒙古民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这一类情深意长的蒙古族民歌早已传遍草原。

不同的地域产生的蒙古族民歌不仅曲调风格不同，其歌词的情感表达方式，体现的审美心理特征、民风民俗等有所区别，因为民歌本身就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体现。但是，无论产生自什么地区的蒙古族民歌，它们都是植根于整个蒙古族草原文化这个共同土壤中的，因此有许多共同之处，体现了蒙古族草原文化独有的风格。蒙古族民歌不仅曲调高亢悠扬，宏大雄伟，内容也很丰富，有描写爱情和娶亲嫁女的，有赞颂英雄人物、父母、山川、河流、草原和马儿的，也有用于迎宾、敬酒的宴歌，还有婚歌、情歌、牧歌、叙事歌、礼仪歌等等，总体看来，蒙古族民歌主要分为两大类：礼仪歌和牧歌。礼仪歌用于婚宴等喜庆场合，以歌唱纯真的爱情、歌唱英雄、歌唱赛马骑手为主要内容，牧歌多在放牧和搬迁时唱，内容以赞美家乡，状物抒情者居多，这些民歌反映了蒙古族的风土人情，具有不同的草原文化特征。

首先，蒙古族民歌的歌词体现了蒙古族的婚俗文化。

传统的蒙古族婚礼仪式的程序较为繁杂，其中的劝嫁、迎亲、讨名问庚、献茶、婚宴、送亲等都有祝颂之歌。这些婚礼歌的语言朴实流畅朗朗上口，内容丰富寓意深刻。不仅反映了蒙古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表现了人们的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这些歌至今有人传唱，尤其那些训谕、教导之歌，每逢婚宴时老人们也频频歌唱。例如在《劝戒歌》中唱道：奶茶哟象哈达似白云，泛起洁白如玉的波纹，又好似那母亲的乳汁，喝吧，莫忘母亲之恩。青青的杨柳棵连棵，婚配的男女心相合，托着他们的福气哟，唱呀唱出满堂的歌。绵绵的榆树根连根，新人如鱼水不能分，借他们新婚的喜气，喝呀喝到半夜时分。

歌词中以鱼和水，树的根比喻对新人表示祝福，以蒙古族人民喜好的方式饮喜酒、喝奶茶、献哈达、唱赞歌来庆祝婚礼，同时又规劝新人结婚后莫忘父母恩情。

《蒙古族婚礼歌》套曲第五十八首《赛马歌》，是迎亲路上的一首进行曲。其中男方祝词的歌词：“七个人一溜烟的，送亲队伍，七种光彩的长袍，裹着俊秀的腰身，四十九匹骏马哟，腾开四蹄，空中的七色彩带，汇成七色的云朵”，“那支凤尾，在晨风里摇曳，那就是我们勇敢的新郎哟，头上戴着那翎羽的红缨帽”，“迎亲的马队，飞快的驰行在草原上”。这首歌体现了蒙古婚俗的一个方面，讲的是在送亲途中，人们唱着《赛马歌》，尽情地催马奔驰，相互追逐嬉戏，在阵阵歌声中完成“抢帽子”、“逗新郎”的游戏。抢帽子嬉戏，是蒙古古代的习俗。在新郎成亲的日子，谁能把新郎的帽子抢到手，谁的好运气就会日夜升腾。同时女方家的亲友为了延长送亲的行程，总要千方百计地将新郎的帽子抢过来扔在地上，迫使男方家的亲友想尽方法将帽子拾起来。在“抢帽子”的过程中，男方家的亲友们都要掩护着新郎，快马加鞭，一路狂奔。这一路，与男方家的亲族们相互传递着新郎的帽子，众人你呼我应，互相追逐，场面十分欢快。

从这首民歌不仅看到蒙古族婚俗的一些特点更能体现出蒙古族人民是马背上的民族，骏马是蒙古族牧人的助手，没有腾飞的骏马，蒙古人就失去了脚足。下面就谈谈蒙古族民歌中体现出的马文化。

其次，蒙古族民歌的歌词体现了蒙古族的马背文化。

自古以来，蒙古族牧民生养繁息于无垠草原之上，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马，以良马比喻良朋，说明牧民对马的深厚感情，善歌的牧民放牧着马群、羊群，置身于辽阔的草原，触景生情，唱出草原上天籁般的歌声，赞美自己与骏马的深厚情感。在蒙古族的民歌中，骏马的形象层出不穷，草原 “那达慕”盛会上经常传唱的传统民歌《马赞》，表达蒙古族人民对马的喜爱之情。蒙古人的骏马享有很多美誉，如成吉思汗的两匹神马、八骏马、千里马、追风马、“腾格里”天赐之马、“毕力格”智慧之马等等，由此可见蒙古人爱马的情愫，以及马文化的发达程度。

蒙古民歌《成吉思汗的两匹小青马》中唱到：两颗珍珠，像两个流星，那是成吉思汗的两匹小青马呀，那是两朵金花。长鬃似火苗，头颅如月牙，美鹿一样矫健的身体哟，彩虹般的尾巴。用“金花”形容骏马的高贵，用“流星”形容骏马的眼睛，用“火苗”，形容骏马的长鬃，用“月牙”形容骏马的头颅，歌中展示给我们的形象：四体格外健美，神马一般的俊俏。这何尝是两匹马，真正是蒙古族人民心中最亲如兄弟的俊男，最有魅力的神明。

再如《骏马赞》：它那飘飘欲舞的美丽长鬃，好像闪闪发光的金伞随风旋转；它那炯炯闪烁的两只眼睛，好像一对金鱼在池塘中游玩；它那宽阔无比的胸膛，好像盛满甘露的宝壶一般；它那精神抖擞的两只耳朵，好像山顶上盛开的两朵莲花瓣；它那震动大地的嘶鸣，好像动听的海螺发出的呼喊；它那宽敞通畅的鼻孔，好像姑娘编织的盘肠一段；它那潇洒飘逸的尾巴，好像绚丽的彩绸一样灿烂；它那硕大的四只圆蹄，好像风驰电掣的车轮在飞旋；它全身汇集了“八宝”的图案，这神奇的骏马呀，是我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伙伴。歌中对马儿的赞美发挥到了极致，用了八个排比和比喻来形容骏马，同时表达出蒙古族人民对骏马的无比喜爱之情。蒙古人民爱马如命，蒙古族男子对于骏马的忠爱，往往胜似友人。在古代远征时，身边没有亲人相伴，就和跨下的坐骑悄悄对语，情同友人。同时马背是蒙古人成长的摇篮，一个孩子自小就学习骑上马背驰骋草原，在马背生涯中，人与马的关系情同父子情深义厚，密不可分。

再次，蒙古族民歌的歌词体现了蒙古族的酒宴文化。

“金杯金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炒米奶茶手抓肉，今天喝个够。朋友朋友，请您尝尝，这酒纯正，这酒绵厚。让我们肝胆相照共度春秋，在这富饶的草原上共度春秋。银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载歌载舞庆佳节，今天喝个够。朋友朋友，请您尝尝，这酒纯正，这酒绵厚。让我们心心相印友谊长久，在这崭新的生活中友谊长久。”这首歌道出了蒙古族人民对酒的喜爱。蒙古族人生活中不能没有酒，也不能没有歌。蒙古族自古就是一个豪放勇敢的民族，他们喜欢饮酒，饮酒、骑马体现了这个民族粗犷豪放的性格。他们认为“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俗”，酒给宾和主带来了隆重的气氛和欢乐，表达着蒙古族人对宾客的尊敬和深情厚谊。因此，蒙古族人向客人敬献醇香的马奶酒或白酒，被当作是一种增进友谊的方式。

如果说“金杯”、“银杯”里的奶酒醇香、醉人，哈达象征纯洁友善的感情，那么祝酒歌表达的是美好的心愿，祝酒词则是对亲朋好友工作与生活的祝福。蒙古族人民喜欢用一边唱歌一边敬酒，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远方客人的欢迎，这种以歌敬酒的方式，在宴请宾客时随时可见。他们迎接贵客时要唱歌劝饮“下马酒”，送客人上路时要唱歌劝饮“上马酒”。另外，在蒙古草原上还流行着一种劝酒民歌，有四句的，有两句的，有单人唱的，有男女双方对唱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举起了蒙古族的酒，放开你的歌喉。杯中盛满深深的爱，美酒醉心头。干一杯蒙古族的酒，天南地北是朋友。”“舒心的酒啊，千杯不醉；知心的话儿，万句不多。”“烧酒本是五谷水，喝到甚时候也喝不醉。”“阳春三月桃花花开，端起酒盅盅迎客来。”“美酒倒进金银杯，酒到面前你莫推，酒虽不好人情浓，远来的朋友饮一杯”这种充满激情的关于“酒宴”民歌，其歌词内容有叙友情道珍重的，有结交天南海北的客人的，有贺喜祝颂的等等，蒙古族人民的每一杯酒里，都饱含着给他们的纯朴与真诚，都饱含着他们一颗颗热爱大草原热爱美好生活的心。

参考文献：

1.李树榕.“文化认同”与“草原歌曲”[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2008，2.

2.赵万梅.试论蒙古族民歌《鸿雁》的人文内涵[J].内蒙古教育，2012，9.

3.欧文静.论内蒙古现当代“草原歌曲”在草原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J].职大学报，2013，5.

作者简介：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别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是发展草原旅游经济，迅速脱贫致富的有利因素。蒙古民族由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在内蒙古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周围其他民族的影响下，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饮食文化。为传承草原文明，真正展示草原文化精髓，我们有必要向草原文化更深层次挖掘，有必要开发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产品。

一、蒙古民族饮食文化及其特点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蒙古族也不例外，但是要说到蒙古族饮食就会联想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就大错特错了。蒙古族的食品构成，与游牧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夏食酪浆酸乳，冬食牛羊肉”。这基本上概括了蒙古族饮食文化的特色。“食其肉、饮其酪、衣其皮”是古代中原人对游牧生活的蒙古人的概括。在蒙古高原特定的自然环境里，长期从事狩猎和游牧经济的过程中，蒙古民族用自己的智慧与技能创造了丰富的独特的食品和饮品，从而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蒙古民族的传统食品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被分为：白食、红食、紫食、青食；蒙古民族的传统饮品分为：茶、奶、汤、酒四个大类。蒙古民族的饮食文化是人类饮食文化的“活化石”，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和世界饮食文化的瑰宝。古老的民族文化，给蒙古族饮食以丰厚的文化底蕴，所以，蒙古族文化是蒙古族饮食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

蒙古饮食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饮食、餐具、食俗、礼仪、环境、服装、歌舞、工艺品、专用语言等众多内容，是蒙古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蒙餐是绿色食品，蒙餐是营养食品，蒙餐是保健食品。蒙餐是内蒙古餐饮业的优势和突破口，最能体现我区民族特点及地区特点的饮食，也应该是我区最高档次的招待饮食。

蒙餐的发展是蒙古族饮食文化传统的延续，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体。蒙古族饮食文化传统中的强调生理健康与精神健康的统一，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共融，凸现人性的美与善以及人们享受生活美的意蕴与意味，对当今我区及全国饮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饮食文化在草原旅游中的重要性及应用

蒙古民族独特的饮食文化随着草原文化的蓬勃兴起而大放异彩。1978年起步的内蒙古旅游业，从一开始就将内蒙古的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民族文化融入到内蒙古的旅游业当中，经过多年的扶持和培育，一步步地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高附加值产业。

旅游业是个消耗产业，它的直接投入未必就能够马上体现在回报上，往往是经过旅游者对当地的切身感受和当地政府部门对旅游事业的重视和开发，经过时间的考证，经过媒介的宣传，经过口碑的传赞，逐渐得到回报。这种回报，是一种良性的闭合曲线回报，旅游产业拉动人气的增长，拉动其他产业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产业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也会补给旅游产业，从而完成闭合供应链。

目前，内蒙古各地以蒙餐为主的餐饮文化场所逐渐增多，市场是由需求造就的，蒙餐在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中，配合草原旅游的发展，在满足游客的口味需求上不断创新，挖掘新的蒙餐菜品，在推动内蒙古草原旅游事业的发展中，蒙古族饮食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为把家乡建设成民族文化大区，为传承草原文明，真正展示草原文化精髓，我们有必要向草原文化更深层次挖掘，有必要开发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产品。

三、开发利用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构想

现代蒙古族饮食适应时空概念的变化，在继承传统蒙古族饮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有了较大发展与变化，所以，蒙古族饮食亟待提升理念，注重餐品制作的同时，强化礼仪形式。

（一）、开发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建议

1、蒙古族饮食文化需要政府的支持

蒙古族饮食文化需要政府的支持行业协会的规范，专家学者的指导以及众多民族餐饮企业的参与。政府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精神文化，开发物质文化，在开发中从资金投入、资源挖掘、人才培养、科学规划、保护开发等方面需要担当主导者、组织者、引导者的职责，积极实践，促使旅游产业走向成熟，持续健康发展。

2、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文化韵味

中国饮食文化总体呈现出以下美学特征：色泽美、香味美、滋味美、造型美、器皿美、环境美等。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双休日的实行和假日的延长，居民外出旅游就餐的机会增多，消费增加，食的消费在旅游六大要素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已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内蒙古必须要加强饮食文化的开发、整理、革新，这看发展草原旅游乃至整个内蒙古旅游业的重要环节。

3、把民族饮食文化与草原旅游优化组合

开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时，首先应该挑选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最具有声望的资源，然后加以优化组合，对于菜肴的合理搭配、文化内涵的联系做出评价，结合旅游者的心理因素、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活动的开展，适时有目标性的推广，以举办佳肴品尝游、药膳保健游、民族风味美食节等多种方式开发多种特色饮食文化旅游活动。以其达到蒙古民族饮食文化与草原旅游的完美结合。

4、挖掘和开发古今民族饮食文化旅游资源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北方；草原；新石器；文化特点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01-06

一、兴隆洼文化

1982年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而得名，距今约8000～7000年，属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遗存。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其遗址相对较多，主要有查海、金龟山、白音长汗、盆瓦窑、南台子、西寨、东寨、上宅等，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到燕山南麓，东起医巫闾山，西抵大兴安岭。

兴隆洼文化的遗迹有房址、聚落。房址多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聚落有环壕、非环壕两种。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和蚌器，主要以石器为主。石器的代表性器具有打制的肩锄形器、磨制的斧形器，此外还有琢制和压制石器。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鱼镖、骨匕形器和骨刀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支能发出四种音列的骨笛，对于研究音乐史和乐器史具有重大的意义。陶器为手制砂质陶，陶色以灰褐和黄褐为主，普遍饰有复合纹，胎壁厚重，质地松软，制作水平不高，最典型的特征是盛行平底筒形罐和之字纹。玉器有工具类，如玉匕，还有装饰类，如玉i，从出土的大量渔猎的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骨骼可以看出，兴隆洼文化的经济结构中，渔猎经济占主导地位。从敖汉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粟、黍作物炭化遗存、陶器制作水平的低下以及房址和聚落形态来看，农业在这一时期业已出现，并成为一种补充性的经济活动。

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遗址总面积4万平方米，环壕半地穴式内外房址158座，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聚落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被考古界赞誉为“中华远古第一村”。

遗址墓葬多为居室葬，共30座。居室墓位于居住面之北临穴壁或四角，为土坑竖穴墓，另外还有1座人猪合葬墓。

二、赵宝沟文化

赵宝沟文化是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高家窝铺乡赵宝沟聚落遗址为代表。关于赵宝沟文化的年代范围，目前有三种观点：杨虎认为是公元前5200～4470年左右[1]，刘国祥认为距今7000～6400年间[2]；索秀芬则认为是公元前5500～4500年间[3]。其主要遗址有赤峰市敖汉旗小山、南台地、翁牛特旗小善德沟、林西县白音长汗等10多处。小山遗址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南边缘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出土陶器、石器、胡桃楸果核等。遗物具有鲜明的特征，如尊形器上的猪首蛇身图像，头部由猪、鹿和鸟首的形象混合而成，猪首下作蛇身，鹿首和鸟首右侧纹饰，类似羽翼。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龙崇拜具有重大意义。南台地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惠东约30公里的教来河左岸的南台地村，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地表约有40余个半地穴式的房址。出土有尊形器、高足盘（器盖）等。其中5件尊形器、1件高足盘、1件器盖饰有鹿首神兽、鸟纹等纹饰。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遗址规模，大致可以分成大中小型三类。房屋均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屋按照使用功能来看，大致有公共性活动场所、居住性房屋和具有祭祀功能的房屋。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还有少量的骨器和蚌器。石器主要以磨制石器为主，种类较多。石耜是赵宝沟文化最典型的器物，扁平正锋，材质为板岩和硅质灰岩，坚固耐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褐色为主，少数黑色，还有泥质红顶钵。典型的陶器为筒形罐。普遍饰有压划或压印的纹饰。另有一些人面像、异形陶器等特殊器类。

从赵宝沟文化遗址内出土的马鹿、野猪、狍等动物骨骼以及鱼骨、软体动物贝壳可以看出，赵宝沟文化的经济结构中存在渔猎经济。

三、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现较早，20世纪初即先后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瑞典人安特生、加拿大人步达生、法国神甫桑志华、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在赤峰境内进行野外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红山后出土的文物引起了日本考古界的关注，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发掘了墓地和第一、第二住地址。后由于战争的原因，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几乎停滞。一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初，才有所进展。除国外学者，中国学者也对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贡献颇多，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佟柱臣等，先后对赤峰城东到红山嘴之间和赤峰、凌源等地进行考察，都有重大发现。1954年尹达对红山后遗址进行仔细分析和探讨，红山文化由此得名。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其分布范围大体是以赤峰为中心，西起河北省的张家口，东到辽河中游，北达大兴安岭，南抵天津北京的广大地区。其文化遗迹有房址、窑址、大型石砌祭祀遗址、“女神庙”址、积石冢群和石砌围墙遗址等。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角器与陶器，其中以石器为主，石器又分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叶形石耜，是一种最富特征性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红山文化的标志之一。陶器以手制砂质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并有少量泥质灰陶与黑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渔猎业也占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较多，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魏家窝铺遗址、喀左县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等。魏家窝铺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是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房屋排列有序，且数量众多。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位于赤峰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东山嘴村。石砌建筑群址是东山嘴遗址的主要内涵。基址部分保存完整，整体布局对称分布，具有我国传统建筑特色，这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属首次发现。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建平县与凌源县交界处，由女神庙建筑遗址、祭坛、积石冢群以及其他土石构筑物组成。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有女神庙，其中出土许多人物泥塑造像。另外还有分布广泛的积石冢，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史前宗教场所。

四、富河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富河沟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不越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西始于查干木伦河流域以东，东止于东辽河和西辽河交汇处。关于富河文化的年代，索秀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5500～3000年间。

富河文化的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和坑灶，房址多为方形和圆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内有坑灶。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有锄形器、斧、石叶等。骨器的数量较多，其种类有锥、镞、针、匕、鱼镖、鱼钩等。陶器均为夹砂陶，烧制水平不高，主要有黄褐色和灰褐色。有筒形罐、圈足碗等。陶器纹饰以压制、橄印、贴附制成，纹饰种类有之字纹、附加堆纹、划纹、编织纹、坑纹等。

从出土的房址和农业生产石器以及鹿等动物的骨骼来看，富河文化的经济形态有定居农业和渔猎采集。

五、小河沿文化

因发现今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河沿乡而得名。主要分布在辽西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和中部地区。其年代范围大概在公元前3640～前2667。遗址主要有赤峰市敖汉旗南台地遗址、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克什克腾旗白音长汗遗址和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

小河沿文化的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建筑、灰坑、墓葬等。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器形较大，以敲砸器、亚腰石锄、大型石斧、磨谷器、圆形盘状器为主。磨制的器形小，刃部锋利，以铲、刀为主。陶器制作粗糙，器形不规整，表面多有纹饰，器座上有镂空做法。以夹砂褐陶最多，另有少量夹砂红陶和灰陶。其次是泥质红陶，也有一些砂质与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另有猪、狗头雕塑品出土。

从房址、出土器物等表明，小河沿文化的经济生活形态应是定居生活，从事农业而兼营狩猎业。

六、小河西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小河西、孟克河西岸而得名。其文化遗址主要有敖汉旗小河西、西梁、大新井、马架子等。索秀芬、郭治中先生推断小河西文化年代开始时间早于距今8200年。

小河西文化的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窖穴和土龙等。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等。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陶为主，制作方法为贴塑和泥圈套接法，制作水平不高，陶质疏松，陶色不纯，多呈褐色，少量为红色、黑色。绝大多数陶器为素面，纹饰少见。器型单一，以筒形罐为主。石器有打制、磨制、琢制、压制等，器型有石球、锄形器、石铲、环状器、敲砸器、饼形器、斧、锛、凿、磨盘、磨棒、石杵、臼形石器、石杯。蚌器残破。

七、西梁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双井店乡井沟子村西梁遗址而得名。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

西梁文化遗迹为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等。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石器和骨、角、牙、蚌器等。陶器多为夹砂陶，黄褐或灰褐色。纹饰为条形附加堆纹和压划线纹组成的复合纹饰，这也是西梁类型文化面貌的显著标志。器类较单一，以筒形罐最多，另有平底盂、杯等。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有锄形器、斧形器、压削石器、纺轮、环、管等。另有骨、角、牙、蚌器等。

从制作粗糙的石器来看，当时的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结合骨、角制品和出土的马鹿、狍、牛、猪、貉、兔、蚌等动物碎骨分析，西梁文化应以渔猎型经济为主，农业迹象并不明显。

八、查海文化

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辽宁省阜新县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发现查海遗址，其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年代大致为距今7500～8000年。查海遗存的内涵特征十分鲜明，它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兴隆洼文化相近但又有明显区别，故以“查海文化”命名。

查海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发现房址55座，房址分为大、中、小三种，均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排列密集有序。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玉器。石器中铲状器、斧、敲砸器和磨盘、磨棒等所占比例较大。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低，以夹砂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灰褐为主，也有较少红褐色。器物组合以直腹罐、鼓腹罐与斜腹罐为主，陶器纹饰丰富，“之”字纹和以勾连纹母题为特征的几何纹与斜线纹为主。玉器分装饰品与实用工具两类，出土有i、管状珠、匕状器和斧。

查海遗址。该遗址1982年发现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色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年代为距今7600±95年，面积约10000平方米，出土有半地穴式房址、墓葬等遗迹。聚落址规模较大，房址以风化岩开凿为房基，布局密集，房址呈南北或东西向成行排列，其形制、特点较明显。遗物有陶器、玉器，还有石器、猪骨，鹿骨及农作的碳化物等，其中以浮雕龙纹、蟾蜍纹陶片最为珍贵。

出土有玉匕、玉管、玉环、玉i等玉器。其中玉i尤其精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堪称“世界第一玉”。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遗址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时间比红山文化早一个阶段。“有最早的龙纹陶片、最早的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根系”。

九、新乐文化

发现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陵以西，因其遗址中心区在新乐工厂宿舍院内，故称新乐文化。按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可分为新乐上层文化和新乐下层文化。

新乐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年，以石器和陶器为主，石器有直背弧刃穿孔长形石刀和磨制较粗的石斧、磨棒、石锤、石镞、石杵等。陶器为素面夹砂红褐，均为手工制作，质地粗糙，没有纹饰，有鼎、鬲、钵、罐等。

新乐下层文化目前只在沈阳地区辽河和浑河流域以及新民县境内发现。其年代距今7245±165年。新乐下层文化的遗迹主要有房址。房址大小不一，多数呈长方形或正方形，半地穴式，较为密集。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石器。石器以细石器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二分之一，其次为磨制石器，占三分之一，打制石器最少。细石器以石叶最多，其次为各种尖状器和石镞；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镞、磨盘、磨棒等；大型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铲、网坠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最多，另有少量泥质陶。陶器火候较低，胎质疏松，但胎壁均匀，造型规整，可能已使用慢轮制陶。另有煤精制品、木雕艺术品、石墨、赤铁矿石、炭化谷物、炭化果壳等物出土。煤精制品的发现，使得新乐文化遗址成为我国迄今发现使用煤最早的一处遗址。

十、牛场遗存

牛场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牛场村，其文化遗物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刀、斧、刮削器、镞、凿、磨盘、磨棒等；骨器有针、鱼钩、凿等。从陶质来看，大致有夹砂粗陶和泥质细陶两种。皆手制，平底，侈口，壁厚，素面少纹饰，火候较高、坚硬。表面稍加修整，制作粗糙。器形有陶罐、杯、盅、碗等。遗骨种类有鱼、猪、龟、鹿、羊、獾、狍等。最多的是鱼骨。

十一、亚布力遗址

亚布力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尚志县亚布力镇东北1.5公里的岗地上，1985年6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其年代据推测下限不晚于距今4000年。

其文化遗迹仅有房址1座，为半地穴式，平面略呈长方形。出土器物有石器、玉器和陶器。石器多为磨制，部分打制。器形有亚腰形石锄、石片刮削器、斧、锛、镞、磨盘、磨棒和磨石等。陶器均为手制夹砂陶，黄褐陶为多，少许红褐陶和灰褐陶。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大都带有纹饰，主要为压印绳纹和戳压篦点纹。器形主要有罐、碗等。玉器有玉锛、玉凿、玉佩饰等。

十二、茑歌岭下层文化

茑歌岭遗址位于黑龙江宁安县境伯湖南端东岸，1963年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和出土文物的异同，将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下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类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牡丹江流域，在图门江和绥芬河流域也有发现。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

茑歌岭下层文化遗迹有房址，为圆角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多系打制，有肩、束腰石锄和石斧等。磨制石器很少，大多磨制不精。陶器均手制，以砂质红陶为主，也有少量粗黑陶。能辨别器形的仅有罐、碗等。这些居住遗迹和生产工具，反映了原始农耕的特点。

十三、阿善文化

阿善遗址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区东15公里的阿善沟门东，遗址面积约5万多平方公里。根据阿善遗址地层迭压和遗迹间的打破关系，以及对文化遗物的分析，文化遗存分为一、二、三期。

阿善一期文化，遗存发现甚少，未发现遗迹。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球、磨石、砍砸器等。陶器均手制，以泥质红陶具多，夹砂陶次之。火侯低，器形有锛、盆、罐、重唇小口瓶等。

阿善二期文化，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为半地穴式，呈正方形。窖穴多为方形圆角直壁状。其生产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主要有磨壳石斧、磨盘、磨棒、石镞等。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彩陶不多，器形有折服钵、曲腹钵、小口双耳罐等。

阿善三期文化，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分为半地穴式和槽沟结构的地面建筑两种，整个居住区周围都筑有石围墙，窖穴多方形圆角，呈斜壁覆斗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角器和陶器。石器主要有磨制石斧、打制石斧、有孔长方形石刀、单孔石铲、长柳叶型石镞、镶石片刃的有柄骨刀等，骨制亚形器增多。陶器以泥质灰色篮纹陶及磨光陶最具特色。

十四、庙子沟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新风乡庙子沟村南的西坡上而得名，距今约5500年左右。其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窖穴、墓葬。房址为圆角、长方形、浅地穴式建筑。灰坑主要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少数为椭圆形和圆角方形。墓葬在房址周边，有多人合葬、单人墓葬和双人墓葬。

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骨器和少量的玉石、蚌螺类装饰品。石器有磨制石器、极少量的琢制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分夹砂、泥质和砂质三大类。火候不均，色泽不纯，器表和内胎往往呈现几层颜色。以红褐陶为主，灰陶和红陶次之，少量黑陶。多素面磨光或饰绳纹，彩陶数量不多，以红彩为主，双耳罐最为典型。

十五、老虎山遗址

因1980年发现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的乌兰察布盟南部凉城县西南永兴镇正北5公里的老虎山南坡而得名。1982和1983年先后两次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堆积及出土文物等，可将老虎山文化遗存分为一、二两期。

一期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灰炕有圆形桶状和不规则状两种。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可分磨制、琢制（细石器）和打制三类。器形有石斧、石刀、石镞、刮削器等。骨器有骨针、骨锥等。陶器以手制为主，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以红褐和灰褐陶为主，灰陶次之，还有少量的磨光黑陶。纹饰以篮纹为主，其次是素面、绳纹、附加堆纹和极少数方格纹。器形有罐、盆、豆、瓮、缸等。

二期文化遗存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子多为平面呈“凸”字形半地穴式白灰面建筑。在房址正中有圆形或圆角方形地面灶，灰炕有圆形和不规则状两种。墓葬只发现3座，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遗址四周还有石墙建筑。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可分磨制、琢制（细石器）两类。有石斧、石锛、石刀、石环、石镞、刮削器等。骨器有骨凿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揭陶为主，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的数量有所增加。制法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的数量增多。陶器的纹饰，仍以篮纹为多数，绳纹的比例增加，附加堆纹发达。器形有罐、鬲、豆、甑等。

十六、朱开沟文化（第一段）

因1974年发现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正北10公里的朱开沟村而得名。1977、1980、1983年和1984年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综合文化层堆积及出土器物的情况，其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段三期，其中，第一段为龙山文化晚期阶段。

朱开沟遗址第一段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房子都是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地面抹白灰面。灰坑有圆形袋状、圆角方形和椭圆形灰坑三种。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生产生活用具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长方形有孔石刀、石凿、石磨棒、磨石等。骨器有骨镞、骨凿、骨针等。陶器多为手制，模制者较少。有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陶五种陶系。以灰陶为主，褐陶和黑陶次之。陶器的纹饰，以篮纹为多，绳纹略少，此外还有方格纹、弦纹、刮划纹和压印纹等。

十七、西园遗址

因发现于内蒙古包头市东郊沙尔沁乡西园村东而得名。该遗址是1983年包头市文物管理所调查时发现的，1985年和1988年先后两次进行了遗址发掘。根据地层和遗迹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出土遗物的综合研究，可将西园遗址分为三期。

第一期遗存较少，仅有少量陶器。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早中期。陶器均手制，分泥质和夹砂陶两大类，其中泥质陶占多数。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泥质陶以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灰陶。器形有钵、罐、盆等。

第二期遗存有房址、灰坑。室内绝大部分都有柱洞。灰坑有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其生产和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骨器等。石器有磨制、琢制等。陶器均手制，分为泥质、砂质和夹砂三大类，其中泥质为主，还有较少红陶、橙黄陶和黑陶。纹饰以素面最多，另有篮纹、绳纹。此外还有磨光陶，纹饰有附加堆纹、弦纹等。器形主要有钵、罐、瓶、缸等。时代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骨制品仅见骨针和针筒。另有各种环类和骨簪等装饰品。

第三期遗存有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房址居住面和墙壁均抹一层白砂泥。灰坑仍是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直壁穴为多，少数袋形坑。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有磨制、琢制的锛、纺轮、磨棒等。骨器有刀、锥、凿等。陶制品仅见刀和纺轮。陶器仍可分为泥质、夹砂和砂质陶三大类。泥质陶较二期有所增加，夹砂陶、砂质陶相对减少。时代大约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纹饰仍以素面为主，但相对减少，篮纹有所增加，彩陶基本不见。器形主要有钵、罐、瓶、碗、盆等。装饰品有环和骨簪等。

十八、白泥窑子遗址

1958年发现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喇嘛湾乡白泥窑子村附近。其文化遗存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第一、二、三种类型属于新石器时代，第四种类型大约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

第一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坑灶、窖穴，房址平面呈方形，浅地穴式。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打制、磨制。器形主要有敲砸器、磨盘、石片等。陶器有泥质红陶、夹砂红陶。骨器主要有骨锥。

第二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和防护沟。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器有泥质橙黄陶、泥质灰褐陶和夹砂灰揭陶，均手制，多见泥条盘制的痕迹。纹饰有彩绘、绳纹、篮纹、方格纹和附加堆纹等。器形有瓮、钵、碗、瓶、盆、杯等。

第三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大型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均手制，烧制火候低，主要有陶刀、陶纺轮、陶饼、陶环等。

第五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为长方形浅地穴式。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石器有砍伐器、盘状器。陶器系手制，有泥质和砂质红陶为主。主要器形有鬲、罐、三足瓮、小口宽肩瓮、盆、碗、瓶等。

十九、大口文化

大口文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沙圪堵镇。根据文化堆积情况的不同，可分为大口第一期文化和大口第二期文化。

大口第一期文化的时代，相当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出土遗物较少，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骨器等出土数量不多，陶器均手制，火候较高，主要有高领罐、矮领罐、盆、碗、器座等。

大口第二期文化的遗存有房屋遗迹、窖穴、成人墓葬、瓮棺葬。出土器物有石器、陶器、骨器。石器有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主要有斧、铲、锛、刀、尖刻器等。骨器数量较多，而且磨制精致。骨器既有生产工具和武器，也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主要有凿、镞、锥、针、匕等。陶器系手制，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除少量陶器素面和磨光外，其他以篮纹和绳纹最常见。另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划纹、锥刺纹、方格纹等。器形有袋足瓮、鬲、折肩罐、大口尊、深腹罐、盆、碗等。

二十、转龙藏文化

转龙藏文化遗址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东门外刘宝窑子河（古称博托河）出口处的右岸，1954年和1958年曾两次试掘。可能属于转龙藏类型的遗址还有伊金霍咯旗巴尔吐沟，准格尔旗二里半等。

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骨器、陶器三类。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另有磨制石器。器形主要有石刀、石叶、石核、石镞、刮削器、尖状器等。骨器有少量骨铲、骨锥和有孔陶刀等。陶器系手制，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和褐陶等。纹饰主要是篮纹、绳纹的图案。

二十一、宁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宁夏地区发现的有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缺少原生的地层，又未经大规模发掘，故其文化内涵的全貌、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年代先后等诸多问题尚不明确。主要有高仁镇、沙坡头等遗址。

宁夏地区遗址出土的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以细石器居多。种类有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石核、石镞、石钻、磨盘、磨棒、石斧、石锛等。陶器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夹砂灰陶和彩陶，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多钵和罐。

大量石器的出现，表明狩猎、采集等经济形式的存在，陶罐等的出现，则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存在。

二十二、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穆舜英、王明哲和王炳华总结，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以出土大量细石器为特征。主要有哈密县三道岭、七角井等遗址，器物有石器、陶器。第二种是以较大型的磨制石器为特征。主要有喀什、阿克苏等地。器物中，石器基本都是磨制，有镰、斧、杵、磨盘等。陶器都是夹砂陶，有罐、杯等。第三种以出土彩陶器为重要特征。遗址有哈密五堡水库、克拉玛依市和额尔齐斯河畔等遗址。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表明当时的经济形态中，狩猎经济与农业经济都已出现。

综上所述，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文化具有显著特点：文化遗迹很多都具有房址、坑灶等，生产生活工具主要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等，其中，石器以打制、磨制为主，制陶业不发达，这反映其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遗迹中有出土农业工具等，也表明农业的发展。另外，遗址中所发现的动物骨骼大都是野生动物，说明畜牧业出现较晚。

参考文献：

〔1〕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J].文物，1994（5）.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所谓对草原文化资源的传媒内容开发就是用文字、音乐、语言、图像等手段生产音像、影视、图书等作品，再现有形与无形的风景名胜、历史文化、习俗风情、音乐舞蹈、地方戏曲等。这种开发具有以下意义：

首先，在信息化社会，强势文化的侵蚀以及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单一化致使那些稀少的文化基因逐步流失。内蒙古地区作为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为数不多的存在地，必须担负起保护民族文化的重任。要使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化基因激发新的活力，就必须让其形成现代生活的表达和应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这些民族文化被淹没、被同化和被遗忘。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化只有成为传媒的内容，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任何游离于大众媒介体系外的文化传播都不可能获得长远的发展和繁荣，而传媒内容的深度开发则有助于增强草原民族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可以让稀有文化更尽善尽美，更有价值。

其次，通过现代传媒技术的介入，文化不仅可以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且可以成为展示一个地区形象和品牌的窗口。说起湖南，人们往往会想起《天天向上》带给人们的时尚感；而说起内蒙古，映入人们脑海的往往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以及纵横驰骋的骏马。美国人类学家博克说：“多样性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于为社会的更新和适应性变化提供了资源。”内蒙古所独有的文化，就如同一种基因，为丰富多彩的世界注入了独特的元素。

传媒内容深度开发的几种方式

首先，草原文化资源的影视内容开发。从立体、系统的角度，草原文化资源中具有的文化可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层、思想制度层、文化心理层，而影视剧就是多种文化要素的综合体。电影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方式，具有影响力度大，受众数量多、启动成本低、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因此，草原文化资源可以为影视剧所综合利用。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由内蒙古著名导演宁才指导，由著名演员娜仁花主演的影片《额吉》登陆了全国各大影院。这是一部以上海3000名孤儿在草原生活为原型的影片，通过草原母亲和上海孤儿之间的感人故事，再现了草原母亲的博怀和无私的爱。导演宁才选择了用诗歌一样唯美纯净的镜头语言来表达内蒙古的美以及草原母爱的伟大。透过影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苍茫辽阔的大草原、逐渐消失的蒙古包、夕阳下奔腾的马群等富有草原特色的场景，而片中或低 鸣或高亢的蒙古族音乐，使得影片更加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魅力。这样成功的影视剧不仅使草原历史得到了重现，在更高层意义上诠释了草原民族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礼赞，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其次，草原文化资源的出版内容开发。历史名著、文物、民俗图册、画册、字帖等常常是图书市场的“畅销书”，销量稳定、持久，这类出版物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远比旅游和艺术表演广阔，它可以使千里之外的人们直观、形象、真实地了解内蒙古，可以表达较深刻的思想和体验。然而，恰当的出版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代，要想让“民族的”变成“世界的”就需要将民族文化包装、解释成为适应现代生活的表达方式。就内蒙古而言，蒙文出版是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优势使其成为世界蒙古文图书出版的中心，还需不断巩固。另外，内蒙古文化资源的音像出版内容开发也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音像制品《内蒙古风光》、《蒙古族古乐》等各类作品均受到不同层面消费者的喜爱和欢迎。蒙古音乐剧《草原传奇》、大型蒙古剧《满都海斯琴》、大型蒙古风情剧《鄂尔多斯婚礼》、民族曲艺《马背情韵》、民族声乐《大漠咏叹》等一大批优秀的民族特色作品，为音像产品的繁荣提供了宝贵资源。

再次，草原文化资源的新媒体内容开发。所谓新媒体是指利用数字电视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具体而言，新技术与电视媒体的融合产生了数字电视、网络电视、IPTV、楼宇电视、地铁、公交传媒等；而以手机为终端的媒体形态，产生了手机电视、手机报纸、手机游戏、手机文学等新媒体形式；另外，还有大量以互联网衍生出的各种媒体新形态，包括博客、播客、换客、维客、电子杂志等。人们把这些新面孔统称为“新媒体”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讯息。”传媒技术改变带来的不仅是传播内容的改变，文化传播的性质也会受到深刻影响。相对于旧媒体来说，新媒体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消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边界，但它的根本特点不是消解，而是重构，重构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乃至一个文化时代。

传媒内容深度开发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正确认识民族文化与市场的关系。

一直以来，文化与市场的关系很微妙，精英文化害怕市场消解了它的神圣性，大众文化又过分强调了市场的趋利属性从而牺牲了部分审美价值。对民族文化而言，传媒内容的深度开发会让其产生矛盾：既希望通过市场传播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又害怕这样的传播使民族文化的纯粹性打了折扣。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文化创意成为经济价值的关键要素，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趋势加速，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民族文艺要深入人心、彰显主流价值观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内蒙古要保存维护其丰富的文化，就要顺潮流而动，创造和借助市场机会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对市场经济而言，文化和市场机制结合，也逐渐让经济越来越有了文化的内涵，文化也在影响着经济的文化和特征，影响着经济的品质，甚至成为经济最核心的竞争力，及区域文化软实力最核心的内容。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博克所说：“多样性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于为社会的更新和适应性变化提供了资源。”一种文化如同一种基因，多基因的世界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反之，如同物种基因单一化造成物种的退化，文化单一化将使人类的创造力衰竭，市场经济活力也会随之凋零。民族文化一旦游离于市场之外，肯定会逐渐枯萎，“凡事不能通过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而参与现实社会生活实践的观念文化，必然只能抽象存留于历史典籍之中，成为与现实生活无涉的死文化。”（何显明，1999）

其次，在民族文化资源深度开发中，应注重发挥创意的作用。 “创意”即意味着“创新”和“立意”，草原文化资源的开发，要在创意上下功夫。

近年来，凭借着草原文化的资源优势，一大批反映草原文化、反映时代精神的影视、戏剧、歌舞、图书出版物等文化精品孕育而生。电影《长调》、《锡林郭勒・汶川》、《圣地额济纳》、《额吉》，大型蒙古风情剧《鄂尔多斯婚礼》，民族舞剧《草原的记忆》，大型历史话剧《拓跋鲜卑》，图书《丁新民和他的民工兄弟》，歌曲《我的根在草原》等一大批作品享誉全国，这些作品或者从形式上，或者从内容上都有所创新。但我们还需注意到，在创意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是内容产业的首尾两端，即创新部分，以及盈利再投资，再创新部分，而放弃中间的复制性生产部分。创新和再创新部分最具增值能力，比如新产品构造、经营手法，竞争者难以模仿，而中间生产可以外包给生产成本低廉的地区。因此，在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中，要注意延长创意文化的产业链，注重开发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衍生品”。内蒙古已经开发或正在开发中的秦直道文化产业园区、孝庄园文化产业园区、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巴林石文化产业园区等也都有各具特色，重要的是，要有创新的形式，更要有恰当的立意，才能将创意发挥得淋漓尽致。

再次，恰当发挥政府在草原文化深度开发中的作用。

对于内蒙古优秀的草原文化资源，政府需要从几个方面给予支持：第一，草原文化的深度开发离不开成熟、稳定的产业规划，以及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严格规范企业行为。2009年，自治区政府相继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文化企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制定进一步加大了对我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引导和扶持，但在具体实施方面，还应该有细化到操作方面的支持，例如对于“官、产、学、研”一体化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政府、企业、各类研究院所和教育机构之间要实现有效的整合，形成“文化合力”，政府就应在其中积极发挥协调的作用。第二，从文化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文化资源的挖掘、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消费的形成和文化品牌的塑造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文化人才的培养、文化氛围的养成、文化观念的培育更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要不断积极推进相关政策，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提高受众的文化素养。第三，在财政方面，政府可以提供大力支持，具体表现在可以对民间艺术团体给予资助，举办诸如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呼和浩特市的昭君文化节、阿拉善盟的金秋胡杨节、巴彦淖尔市的河套文化节等；对文化设施改扩建的加以扶持等等；也可以通过文化登记制度、税收减免制度等扶持措施，鼓励企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也可以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设立振兴文化艺术基金，用于支援各种文化活动。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草原上》 综合课 教学方法

中国56个民族就有56个不同风格的音乐歌舞文化，如藏族的弦子舞、彝族的跳月舞、蒙古族的牧歌等等，都是很有特色又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音乐。而这些音乐文化中又渗透了这些民族的民俗习惯、生活特色、历史渊源等文化内涵。让孩子们通过对这些音乐的学习去了解一个民族或地域的文化特色，感受其音乐文化魅力，增进学生文化素养。就如在国家新颁布的《音乐课程标准》所指出的：音乐与相关文化是音乐课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是直接增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学习领域。我国现行的多个版本的音乐课标教材中都有这类集中体现某个民族或地域的音乐文化的歌舞乐综合性单元，如湘版教材中的具有维吾尔族风格的单元《天山风情》、苏教版中的具有江南小曲风格的单元《甜甜江南》、人教版音乐教材中的《西部风情》等等。

接下来我试通过湘版教材中的《草原上》这一课，来谈如何进行相关文化背景下的歌舞乐综合课的教学。

《草原上》是一个集中体现蒙古音乐及相关文化的教学单元。它由：《森吉德玛》、《牧歌》、《可爱的羊群》、《大雁湖》、音乐活动《小马跑来了》等教学材料组成。基于《音乐课程标准》中“应注意从关注音乐特点的角度进行综合课的教学”的要求，如何在不偏离音乐本质的情况下来渗透相关文化信息呢？我是这样做的：从中选取了我认为最能代表蒙古民族中各种文化特色的《牧歌》、《可爱的羊群》、蒙古族筷子舞以及能够体现出蒙古人民最主要的文娱活动的节奏活动“小马跑来了”。为了让孩子们能感受到蒙古族歌舞的风格特点，并从音乐的角度去了解这个民族文化色彩，我运用了以下教学方法，将每一个教学活动落实到位，使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兴趣，并体会到了音乐带来的审美体验。

一、游戏导入，巧妙地将相关文化与舞蹈教学相结合

在这节课中，同学们会接触到蒙古族一个很有特色的舞蹈――筷子舞。筷子舞是在蒙古舞基本舞蹈语汇的基础下加入筷子敲击的动作而形成的。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这个舞蹈，我从一开始就进行了铺垫。在课前的律动环节里，我身着藏族的衣服，用学生熟悉的蒙古族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带领学生模仿蒙古族的舞蹈进行律动，为以后的舞蹈教学做辅垫。接下来，我用“我跳你猜”的游戏导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能通过对“挤奶”、“抖肩”、“雄鹰展翅”、“骑马”等典型的蒙古舞蹈动作的竞猜活动，自然地过渡到了对蒙古族是游牧民族的生活特色、蒙古族的服饰特色以及蒙古人民的信仰等各种民俗特色的介绍。另一方面，引导学生模仿这些典型动作，实际上也是进入了学跳筷子舞的环节。而在以后的筷子舞学跳时，只要引导孩子们将筷子舞的击筷方式带入舞蹈韵律加入到这些舞蹈动作中来，即完成了对筷子舞的教学，学生们也学得轻松愉快。

二、情境设置，巧妙地将相关文化与音乐知识相融合

在这节课中，有一个“附点八分音符”的音乐知识，教材针对这个音乐知识设计了一个“小马跑来了”的节奏活动。为了让学生能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完成知识技能的学习，我通过“小马跑来了（初听与模击节奏）”、“谁是小冠军（附点八分节奏的音乐形象感受）”、“认识新朋友（附点八分节奏的介绍）”、“跟着冠军跑一跑（练习附点八分节奏）”、“小马接力赛（二八节奏与附点八分节奏的对比练习）”、“万马奔腾的那达慕大会（三种节奏的混合身势练习）”等教学环节，将包含附点八分节奏学习的《小马跑来了》这一活动融入草原人民特有的那达慕大会赛马的情境中来。在这个环节中，学生们学得非常开心，玩得也非常愉快，通过不断地感受与参与模击，对附点八分音符有了深刻地感受。另外，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他们也了解了蒙古人民的文娱活动特色，并对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这一说法有了更深刻地了解。

三、动静结合，让相关文化与审美教育相互渗透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开幕式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文化研究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乌兰作了重要讲话。乌兰部长指出：随着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深入实施，“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已成为 “平台固定、机制开放、议题多元、形式灵活”的草原文化研究与学术交流的重要品牌论坛。草原文化是内蒙古从民族文化大区向民族文化强区跨越的文化源泉，今后内蒙古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必须紧紧围绕弘扬草原文化这个核心，通过建立完善草原文化传承、开发、保护体系和草原文化产业化的政策、法规体系，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和产业优势；要积极发挥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作用，把草原文化核心理念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当中，融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当中；要注重对草原文化的整合性、系统性研究，解决草原文化学科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内蒙古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加强草原文化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快草原文化现代转型和产业化步伐，着力打造草原文化的创新优势。

本届论坛以“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主题论坛和“草原文化资源与草原考古研究”“内蒙古会展节庆文化与现代文明——以草原文化为视角”两个分论坛为依托，围绕草原文化的本质特征与基本内涵，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产业化、草原文化与考古研究、当代会展节庆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维度的学术研讨。

一、草原文化基本内涵及人文价值的再度探讨

近几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草原文化的本质特征、基本内涵、人文价值等核心要素进行深入探讨，不断丰富和完善草原文化学科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一个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学术新领域或学科新领域。但是在草原文化内涵、构成的界定和综合特征的把握上，仍存在一定的模糊认识和不确定因素。本届论坛上，学者们再度围绕“什么才是草原文化”的话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吴团英研究员《关于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在总结出以往草原文化研究中形成的“把草原文化作为整体来研究”“把草原文化放在中华文化大框架下研究”“把草原文化与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结合起来研究”三个特点的基础上，从草原文化的学科分类、基本属性、区域分布、构成划分、发展高峰期五个方面，对草原文化的内涵、构成和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归纳，概括性地解答了“什么才是草原文化和草原文化学科”的核心理论问题。他指出，地域文化有三个基本标准：一是要有相对稳定的地理范围；二是要有地域生产生活特点；三是要有原发区域和历史上的古国、古地理依据。关于草原文化的属性，他认为，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游牧文化与其它文化的统一，是一种综合性复合文化。其中，地域文化是根本属性，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游牧文化则是基本属性。

叶舒宪教授在《文化传播：从草原文化到华夏文明》的学术报告中，依据红山文化、巴蜀文化等史前考古实料，分别以“草原文化与玉石之路”“草原文化与黄金之路”“草原文化与熊鹿崇拜”等三个话题对草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草原文化对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贡献进行深入阐述。他认为，红山文化的玉器是北方玉文化的杰出代表，对中原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此外，北方草原民族对黄金的特殊喜好和以黄金为主的殉葬习俗，与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的等级制度有着明显差异。对古代草原民族而言黄金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也是君权和神权的象征。出土于西拉沐沦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黄金饰品，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比中原地区使用黄金作礼器和饰品整整早了1200余年。红山文化玉雕龙的“C”字型躯干和鹿角、熊爪都是中华龙的母体元素，它们能够促使研究者从更为久远的历史时空、更为广阔的视角，灵活地探索草原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的渊源联系，从而得出更贴近历史真相的判断和结论。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为地域文化之一种,而游牧文化则为经济文化之一型。

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则不尽然。

从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

从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近两年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梳理和辨析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学理问题。虽然学界至今尚未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专题讨论,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或分歧已有所表现,其中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从而对开展草原文化研究提出质疑。本文试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内涵、分布、起源和建构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讨论并重点说明二者之间的非等同性,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研究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

关系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界定什么是草原文化和什么是游牧文化。虽然作出这一界定并使之能够得到学界较大范围的认同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必须要作出的尝试。我们认为,所谓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着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

所谓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着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是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

从上述简略的界定中不难看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确实具有一些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实际上,不少学者把草原文化直接指称为游牧文化,或者把草原文化视为草原游牧文化的略称,都是从这个特定范围、特定时期出发作出的界定。然而,超出这种特定的范围和时期,再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进而质疑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显然是缺失必要的逻辑基础和科学依据的。因为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围,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就完全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领域。前者从属于区域文化类型,可列入海洋文化、大河文化、森林文化序列;后者从属于经济文化类型,可列入狩猎文化、采集文化、农耕文化序列。明确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只是界定概念的需要,更是从内在属性上把握其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需要。

二、从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看,二者之间也有

很多不尽相同的地方。由于草原文化是依草原生态环境生成的,因此草原文化实际就是依草地资源的分布而蔓延于世界各地的。现在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草地资源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草原面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以上。其中最大的一片是欧亚大草原,从我国大兴安岭东侧到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西跨110个经度,绵延万余里。这些草原由于气候和植被条件不同,又分为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及山地草甸类、沼泽类等不同类型。而生活在这些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草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草原文化虽然存在地域的区别,但都是以草原这一自然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具有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因而在更高层级上都属于草原文化。

如果说草原文化是紧随草地资源分布的话,那么游牧文化的分布就不尽其然。据ThomasJ·Barfield的《游牧选择》一书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到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还有一些学者对游牧文化的分布作出另外的归类和划分,这里我们不再详细引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对游牧文化分布的划分不管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却非常一致,即他们都没有把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同草原地带的分布完全等同起来,有的甚至认为只有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才是游牧文化的真正分布区域。

从上述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尽相同的分布情况来看,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和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具有很多质的差异性。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主要是以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据的,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则主要是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三、从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看,二者之间也具有明显的非同步性。

关于草原文化的起源问题,包括草原文化兴起的区域、起源的时间、最早的主要生产门类和经济文化形态等等,似乎至今还未得到专门的研究,更谈不到有确切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文秘站:

关于游牧文化起源问题则早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已有相当集中的讨论,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四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即:“狩猎说”、“农耕(畜牧)说”、“气候说”、“人口说”。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尽管视角更加新颖,但主要的进展也只表现于提出“混合经济说”和不同来源说,由于对游牧文化起源缘由的不同认识,导致学界对其起源时间的认识出现重大差异。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游牧文化起源可追溯到较早时期,例如狩猎或早期畜牧阶段。虽然我们不能把早期畜牧业视作游牧,但起源阶段的游牧又很难同畜牧作泾渭分明的划分。这一时期大致在公元前9000年至7000年间,而其形成期应在青铜器时代中晚期,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

四、根据上述游牧文化

起源问题的讨论情况,我们试采用一种“相互印证”的方法,具体讨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联系与区别。为此,我们将草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分为如下三个历史阶段,并加以简要说明与阐释。

一是前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时间大致在从远古到游牧文化形成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多种文化,即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相继出现并处于交互作用状态。由于草原各地类型、气候及族群不同,这些经济文化类型在各地出现、持续及处于主导地位的状况也千差万别。但总的看,在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中,采集、狩猎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二是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兴盛期,时间大致从游牧文化形成期到其衰退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很多草原文化分布区域,特别是在欧亚草原地区,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完全交融在一起。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完全可以与研究游牧文化等同起来。

三是后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转型期,时间是大致从游牧文化衰退期开始的。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被打破, 农业、工业作为新兴文化的因子,其影响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升,草原文化再度迎来了多种经济文化并存的格局。

通过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历史分期的对比分析,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的关联状态并不完全一致,即:在前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主要是以狩猎、畜牧、农耕文化形态存在的,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有什么关系的话,只不过是为游牧文化的孕育、产生创造条件而已;后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更多的是同新的文明形态结合在一起,游牧文化在草原文化中已处于“隐而不彰”状态;只是在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才大致处于重合状态。因此,我们不能不分时期、不顾历史条件简单地将草原文化指称为游牧文化。

五、从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内涵、分布、起源、发展历程中的比较分析,我们还看到这二者之间在建构特征上也有明显不同。

首先,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首先是指孕育、成长于某一草原地域的文化,包括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在内。这里,草原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意义。草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相对于两河流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这些大的地域文化而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是一种多民族文化,是由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开发的文化,而不是单一的或单一民族主导的民族文化,因而使草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形态和族群文化样式。而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经济类文化主要是产业经济与民族的统一,虽然游牧生产也离不开草原区域,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同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离骚》；香草；意象

《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也是几千年以来文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研究的对象。关于《离骚》中的香草意象，一直存在很多不同的学说，本文尝试在分析先前的研究结果之上进行《离骚》中香草意象的探究。屈原通过香草进行譬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这种隐形的暗喻写作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必须明确香草的意象究竟是什么？屈原通过香草在抒发怎样的情怀笔者将进行深入的探究。

一、古代关于“香草”意象的研究——“譬喻说”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评论《离骚》：“《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作者认为《离骚》中采用了《诗经》“比”、“兴”手法，用“香草”来比喻“忠贞”，以“臭物”比喻小人，王逸从忠君的思想来阐述香草的意象，关于这种说法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可，很多学者都是基于王逸的理论进行香草意象的研究。其中，诗人白居易在评论《离骚》时，这样说道：“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可见白居易诗继承了王逸的学说理论。

朱熹认为《离骚》中的香草诗，暗含了作者情感的抒发，朱熹发展了王逸的观点，认为香草不仅寓意忠君，更是一种情感的象征，将香草的譬喻内容进一步发展。

梅尧臣在研究《离骚》中的香草意象时写道：“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这里将香草象征的情感更加具体化，认为屈原将“愤世嫉邪意”的情感融入香草之中，通过香草的描写抒发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感。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提到：“《骚》赋虽有韵之言，其与诗文，自是竹之与草木，鱼之与鸟兽，别为一类，小可偏属。《骚》辞所以总杂重复，兴与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怛深至，小暇致诠。亦其乱其叙，使同声者自寻，修隙者难摘耳。今若明白条易，便乖厥体。”他主要是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角度对香草意象进行分析，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诸国并存的历史时期，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比较复杂，他认为屈原之所以通过香草来象征自己的情感，是因为现实的原因。他的思想跟先前学者的“忠君之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是研究文学的一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二、近现代时期的香草意象研究学说

由于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和新民主主义的交替时期，近现代人们的思想发展受到了西方思想影响，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文学新思潮也得到了发展。人们在继承前人成熟的思想学说的基础上，以现代的角度和眼光对《离骚》中的香草意象进行了研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时期的发起者之一，其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梁启超认为《离骚》中的香草是一种“比兴”的手法，其中包含了作者复杂的情感和思想，他认为《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是屈原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美好情感的具体化，香草只是将抽象的思想和情感具体化。由此可见，梁启超认同香草的譬喻说，认为香草是一切抽象情感和思想的化身。

马茂元认为，“《楚辞》的比兴之义不仅表现在某些个别事物的比喻上，而是往往在于它集合了许多事物和运用了许多神话故事在诗人形象思维的活动过程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简单来说，他认为香草意象是一个譬喻体系，而不是某一种非常具体的情感或者事物，马茂元在继承古代譬喻说的前提下，将香草的意象进行了新的发展。

金开诚这样评论《离骚》中的香草意象，“他巧妙地运用了比兴的艺术，使抽象化的政治热情得到生动具体而丰富多彩的表现。突出其或美或丑的特征，来抒发爱憎感情，表明道理主张”，他认同古代学者将香草化为忠君的这种热情，同时也认为香草也譬喻了人性中对美的推崇和对丑的厌恶。

三、现代关于香草意象的研究

1、文本分析研究

潘啸龙在《的抒情结构及意象表现》一文中从《离骚》作为抒情诗的角度出发，说明“寓情草木”是《离骚》的意象表现方法。他没有把香草作为意象本身，而是一种意象的表现方法，这是有待商榷的。

梁文勤在《香花芳草的深层世界—芳草意象群的多重喻指》中认为：《离骚》中的香花芳草具有多重喻指：“我”之美德修能、质变的人才、贤臣及君土。从修辞层而看，芳草意象与其深层喻指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隐喻和转喻是芳草多重喻指的实现机制。从语义层来分析，芳草之芬芳暗示了其喻指对象之美好。

2、发生研究

李拓的《植物意象实证研究》以《楚辞》植物意象的实证研究为对象，梳理实证研究的历史，着重探讨《楚辞》中几种重要植物意象的原型，其利用多学科材料，多角度的子以论证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是值得学习的。

刘志宏的《“香草美人”抒情模式研究》把抒情模式分为“比兴”模式和“原型”模式，并重点论述原型模式，通过原型批评方法，深入做原型剖析，论证了香草意象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论述过程不是很严谨，但是对我们还是很有裨益的。

范正声的《巫术与象征一谈屈赋中的鸟兽草木意象》认为屈原创作中的鸟兽草木意象的运用，一方面受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社会风俗、社会环境影响的产物。这篇文章在论述过程中，不仅引用古典文献，还运用西方理论做支撑，如弗雷泽的巫术活动规律理论和巴赫金、沃洛诺夫的社会环境论，在方法论上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作者在论述过程中观点清晰，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影响与接受

杨旭玮的《论“香草美人”的原型意象及在中的范变》针对《离骚》中的香草原型进行了研究，首先这一研究的角度是非常独特的，他认为《离骚》中的香草原型来源于中国古代九歌的祭祀仪式，但是这一观点还没有得到文学界的普遍认同。

4、从翻译的角度进行香草意象的研究

葛朝霞认为关于《离骚》中的香草的意象研究指出，首先应该对楚辞的文本特点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深入理解楚辞本身的特点之后，要对屈原本身进行了解，只有了解屈原的生活背景、社会背景等情况才能对香草的意象进行深入的探究，但是葛朝霞的理论性不够强，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她的研究角度进行深入的探寻，增强这一观点的理论性。

四、结束语

经过中古古代、近现代以及现代关于《离骚》中香草意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在香草意象的内容定位上学者们普遍比较认同古代的忠君之说；其次，在香草的写作手法上学者们普遍认同譬喻说，但是古代学者由于其思想受到时代的限制，在香草意象的理论研究上比较单薄，我们应该在其理论基础之上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发展。同时我们应该不断创新香草意象研究的角度和思维，从不同角度对香草意象进行探究，这样才能完善我国《离骚》中香草意象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2-3.

[2] 白居易.白居易集.楚辞评论资料选，14.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草原文化；建构；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258-02

进入21世纪的今天，草原民族及其文化正面临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冲击，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因此，发掘草原文化的合理内核，保护草原民族传统文化，对草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已为众多人士关注。笔者在研读大量相关资料基础上，立足于草原文化自身研究现状，对草原文化的概念、内涵、类型、分期及特征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总结现有成果，推动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一、草原文化的概念

关于草原文化的概念问题，学者们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1.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光林等人士认为：“所谓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1]

2.“草原文化主要是指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在适宜放牧牲畜的草原区域创造的独特文化 ， 是由草原地理环境 （自然因素） 、游牧经济生活和马背民族的历史传统等 （人文因素） 多方面作用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复合体。”[2]

3.“草原文化就是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由生息在这里的先民 ，特别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和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 [3]

草原文化的承载地区、创造主体以及组成部分是草原文化概念的主要内容。从上述的三个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草原文化的承载地区是草原，创造主体是世代生活在草原的居民，与其他文化一样，其具有丰富的内容。

从内容上来说，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人们创造出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就应当是草原文化，该种文化包括游牧文化、狩猎文化以及农耕文化等。

二、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目前是学术界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内涵“一是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多样的贸易需求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诚实守信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不拘一格、兼容并蓄的开放生态理念。”[4]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崇尚自然，践行自由和英雄崇拜”[5]；也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基本精神是英雄精神、自由精神、务实精神、开拓精神和顽强精神。”[6] 这些提法，从不同的层面论述了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正如吴团英所说，“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 [7]基于此，草原文化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一是自然生态理念。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

二是诚信伦理观念。诚信伦理观念体现在物质生产过程、生活习俗和政治文化之中。草原民族推崇以诚立命的道德标准。

三是自由开放。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自由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

四是英雄崇拜。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蒙古族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

三、草原文化的分期

关于草原文化的分期问题，学界提出众多观点，仅就中国草原文化的分期就存在以下观点。

1.按草原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即草原文化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期。有学者对草原文化作如下分期：“（1）扎赉诺尔文化――朱开沟文化为北方草原文化起源期。（2）朱开沟文化――公元209年为草原文化形成期。（3）以游牧文化为突出特点的草原文化发展期（公元前209至公元906年，约1116年）。（4）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嵌合、交融的草原文化拓展丰富期（907―1911年）。（5）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期（1911―1949年）。”[8]

2.将北方草原文化进行历史分期，又考虑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基本特征，对草原文化历史分期进行划分：“ 以原创游牧文化为主要特点的区域文化形成期（公元前 209 年至公元 906 年）； 拓展地域空间和经济类型的文化跨越发展期（907 ―1205 年）； 在统一中国的大背景下创新与吸融相互渗透的全面发展时期（ 1206―1911 年）。”[9]

草原文化的发展既有逐步的形成过程，也有在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下的剧烈变化。所以，对草原文化的合理分期对研究草原文化有重要意义。

四、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学界大致有以下观点：（1）多元化特征。李登样认为：草原文化系统本身具有多样性，“草原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如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也是相互交融的。”[10]因此，草原文化具有多元化特征。另外，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民族创造的，因而，草原创造主体具有多元特征。（2）生态化特征。乌云巴图认为，游牧必须具备三要素：人、家畜和环境，而人（牧民）充当调节者的角色，相当于一个生态因子。“牧民的所作所为必须服从于其他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的维持。牧民的这种角色要求使得牧民所拥有的文化必然带有生态属性。”[11]；马桂英认为：“……质朴的自然观，再加上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 使他们同大自然融合为一体 ， 导致各民族原始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强烈的归顺自然、顺应自然、适度师法自然的价值观。”[2]。（3）开放性特征。李登样，马桂英认为：“ 游牧民族四海为家 ， 视野特别宽阔 ， 能够广泛接纳各种文化 ， 对任何外来文化都不排斥 ，任何时候都能恰倒好处地融合、吸收异族文明。”[2] （4）历史传承的悠久性。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等，都证明了草原文化的历史可谓悠久。（5）区域分布的广阔性。在历史上，广阔的北方草原一直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地域，所以草原文化一直是这个广阔区域的重要文化形式。（6）构建形态的复合性。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是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陈光林.深化草原文化研究[N].光明日报， 2007-09-21（9）.

[2] 马桂英.略论草原文化的特征[J].天府新论，2006，（1）.

[3] 论草原文化的建构特征[N].光明日报，2004-12-21.

[4] 王利俊.草原文化传统价值的当代启示[J].实践，2005，（2）.

[5] 吴团英. 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2006-02-07（11）.

[6] 乌云巴图.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J].实践，2006，（1）.

[7] 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2006-02-07（1）.

[8] 金海.深化草原文化研究 推进文化大区建设[N].实践，2006，（10）.

[9] 何天明.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对本区域文化历史分期的思考[N].光明日报，2007-07-20（9）.

[10] 李登祥. 对草原文化变革与重塑的探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1）.

[11] 乌云巴图.草原传统文化的流变与特征[J].实践，2006，（3）.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grassland culture

PANG Yu

(Humanity and tour school,Huhehaote vocation college,Huhehaote 010021,China)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游牧文明”作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而在我国是在80年代才引起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自1999年以来，内蒙古的经济学家、生态学家、蒙古学专家就“草原游牧文明”这一论题，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游牧文明与草原生态环境

蒙古民族的游牧，可推溯到公元12世纪蒙古高原游牧部落“有毛毡帐裙的百姓”中，畜牧业是其主要经济部门，饲养马、牛、绵羊、山羊及骆驼，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游牧，与草原生态环境和谐依存。这种游牧活动不是无轨道的放荡生活，而是遵循着自然规律而进行的周期性、循环性的科学运动。如此长期的移动游牧，有意识地保护着赖以生存的草原生态环境。

有学者认为：蒙古高原草原的游牧文明，自孕育、形成到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北方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文明，而且数千年经久不衰，究其原因，一是作为游牧文明根基的游牧经济生产持续不断，二是适应这种草原生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传承不断，并和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紧密相连。刘钟龄教授认为：草原生态文明是草原游牧文明的精髓。草原游牧文明中孕育着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游牧文明与草原生态和谐统一，才使得草原游牧文化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持续力。

二、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

在产业革命以前，世界上只有两种文明形态，即“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由于两者都有着各自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因此在长期的对抗和交流中各自得到发展。北方草原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条件和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一般不宜大面积、大规模地发展农耕业。

然而，一方面，随着草原牧区农耕人口不断迁入以及迫于人口压力、政府政策导向的失误，往往导致对草原的过度开垦，从而造成北方草原沙化、退化的日益加剧；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游牧文明正面临着农耕文明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夹击，草原游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逐渐被同化、游牧文明日趋淡化的趋势或现象。如何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传承和发展草原文化、弘扬游牧生态文明，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论题。

三、游牧文明与生态经济

满都夫在《蒙古游牧文明与生态经济哲学思考》一文中，对传统农业和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后指出: 那些“工业文明”论者和“小农经济”论者们，既缺少对游牧文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解，亦缺乏对生态经济思想的认识，更没有意识到农业生产方式并不是放置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盲目发展不仅会日益削减了天然畜牧业基地，甚至会加剧草原退化，使它变成了沙尘暴的发源地。满都夫认为：游牧文明有其先进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游牧劳动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持和谐统一，是适合生态规律的、科学的、合理的可以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形态。当然这种传统的大游牧业也有它“落后的”“不完善”的一面，但是可以在保留其游牧形式的基础上，继承游牧轮放制，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改造并使其游牧劳动与生活的物质条件现代化。一方面在生活形式上实行定居和游牧的结合；另一方面在水草丰美的地方适度发展圈栏畜牧业，作为饲草料基地，而在缺水草原，实行季度轮牧、打机井解决人畜引水问题，从而创造一个现代化的草原大游牧业，这是传统游牧业向现代化游牧业转变的必然选择。

四、游牧文明与城市化

孛・吉尔格勒在有关“城市与游牧文明”这一论题的探讨中，首先重新审视了西方文明理念中固有的唯有城市才会有文明的狭隘历史观念；其次对西方学者有关城市的界定提出质疑，每个族群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带，都创造自己独特的文明类型。如中亚的游牧民族所创造的 “古列延”组织形式―――即巴丹吉林曼德拉敖包图岩画中的有游牧文明的流动性城市。

由于游牧社会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使商贸交往经常被外界阻断，频繁的军事征战促使这些城市要么被弃置、要么被毁坏、要么自行消亡，并没有成为游牧民族城市而居的传统习惯，也没有改变游牧文明的内容结构和流动性的社会形态。他撰写的《城市化和蒙古族传统游牧文明的变迁》一文，就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与传统游牧文明变迁的问题，从六个方面进行探讨，包括蒙古族人口的职业结构与城市中社区分布、居住的关系；城市蒙古民族的双语教育与蒙语的使用情况；城市蒙古人的民族特征和文化特征的表现；城市蒙古人的族群认同意识；蒙古音乐歌曲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蒙古传统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在城市中的体现。

五、游牧文明与生态观

有学者认为：游牧民族的生态观与汉文化的生态观，虽然同属于东方自然人文主义，但更独具特色。游牧蒙古人的生态观是在蒙古高原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由历代蒙古政权组织的游牧业生产，并经萨满教、藏传佛教的强化，长期日积月累逐步形成的。这是一种大生态观，从宇宙看人类，认为天父地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天地人是统一的整体。人类应诚实地善待自然，从不拘泥微观生态系统的眼前利益，并具有整体配套、全民性和保护重于建设等特点。

蒙古人的生态观，在人类历史发展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草原是中国北方的生态屏障，由于草原植被的繁茂，控制风沙、保持水土，使生态灾害很难发生，在提供物质财富的同时，保护着草原带以南广大地域的生态安全，这是蒙古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蒙古族的生态观还认为社会对人要有约束，从较高的层次上对宇宙自然的描述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予以认识，通过观念伦理、法律法规、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的多种手段，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进行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游牧文明的生态观是保护第一，保护重于建设，这与农耕文明的生态观恰好相反。其实，保护才是最简便、最节省、最科学的建设，只要减少甚至停止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不投入资金、设备和人力，依靠生物群落自我修补功能，即使退化的系统，也能恢复。

六、游牧文明与现代经济制度

传统游牧文明的基本产权特征，是草牧场公共使用或部落使用制度，商品交换相对封闭，产品单一，缺乏创新。而作为游牧经济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草牧场，由于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导致对草牧场的掠夺式地开发利用。按照环境经济学理论，产权明晰、产权交易是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只要外部性的制造者和受害者之间不存在交易成本，只要其中一方拥有永久产权（不管何方），将会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这就意味着，只要明确界定产权，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外部经济问题，这也是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游牧文明的特点决定了草牧场利用的面积和范围必须具备较大的规模，因此建立草牧场股份体制或某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制度，有利于规模经济和轮牧制度的实施和草牧场产权制度的完善。

额尔敦扎布在其《生态恶化的制度原因》一文中明确指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因此，改善生态、保护环境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除了要清晰产权外，还要使土地使用期限长期固定，同时要建立、完善草原使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七、游牧文明与草原畜牧业

从中国北方牧区的现实情况来看，全面、系统地研究游牧文明将有助于弘扬和发展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深化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我国草原牧区在近几十年内，人口剧增，畜牧数量成倍增长，游牧向定居的转变也逐步加快，从而出现对草原环境保护不利，草原利用不合理、草原牧区人口和经济增长同环境、资源不相协调的局面。此外，滥伐乱垦、超载过牧现象的加剧，加速了草原大面积退化、荒漠化及草地生态恶化趋势，从而给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隐患。刘书润认为：游牧是草原牧草、人、畜最佳的双向选择；只有游牧才能保障草场较轻的均匀利用和均匀施肥，只有游牧才能保障草场、牲畜和人类的健康；游牧是草原畜牧业最经济、最高效的利用方式。

八、游牧文明与科学技术

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将彻底解放原始的自给自足的游牧生活方式，改变游牧民族信息闭塞、科学教育文化落后的状态。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可以精确地确定草牧场资源利用的程度、自然灾害的分布情况并预测天气变化，为选择合理的游牧路线提供依据。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可以大大缩短游牧时间，保证游牧过程的安全和舒适。新能源（风能、太阳能）的利用不但经济实惠，而且坚持了游牧文明中追求人和自然和谐的理念，将游牧民族带到现代文明。

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植物能向动物能量的转化和天然牧草营养向动物产品的转化过程。此外，如果能将传统的畜产品加工技术、工艺与现代生物工程有效地组合，则有可能以低成本、无污染、品味或品质独特的天然有机畜产品的优势进入国际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

九、游牧文明对中国历史做出的贡献

暴庆五在《游牧文明的反思》一文中，系统地阐明了游牧文明对中国历史的贡献：

第一，输出畜力，在历史上推动农业上一个新台阶。牧区的大量牲畜流入中原，使农业区原以人为动力变成以畜力为动力，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促进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蒙古游牧政权以及军队、商队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及东方文明带到欧洲，也把欧洲文明成果带到亚洲。第三，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游牧人在利用天然草场的同时，自觉地保护草原植被、森林、水源、野生动物，形成牢固的生态观念，丰富的生态习俗，铁面的生态法制，汇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 第四，缓解我国人口压力。与农耕文明“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相反，游牧文明是靠天然草场的牧草进行季节轮回循环利用，因此，物化劳动投入少，活劳动投入多。活劳动投入主要是放牧，而放牧与农活相比较大多是轻微劳动，妇女、少年、老人都能干。另外，游牧民的收入主要来自畜群，畜群数量的增减依靠天然草场面积的大小和雨水的多寡，而不是靠子女的多少。正是游牧业的生产特点和游牧文明的生育观，形成了自我控制人口规模增殖的内在机制。可以说，游牧民族为减轻我国人口负担做出巨大贡献。

十、“游牧文明”与“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一、草原文化符号体系的理论研究

符号学研究涉及的内容很广，符号的性质、特点、功能及符号与记号、信号的联系和区别等都需要研究。但从当下实际应用的角度讲，特别是从草原文化学的学科建构角度讲，急需研究下面两个问题：

其一是文化元素与文化符号的关系。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把元素和符号等同起来或者混同起来。相关资料显示，关于文化元素的集中代表性说法都把符号当作一种元素。特别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提出的五要素说，即精神要素、语言和符号要素、规范体系要素、社会关系要素和社会组织要素，就把符号直接列为几大要素之一。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的相互关系除了这种相近或相同外，二者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文化元素是构成文化的基本单位，而符号只是一个事物的内涵或象征意义的标识，也叫象征或表征。二者之间的关系大致表现为三个层次：元素是符号的基础，没有元素就没有符号；符号是元素的提升，有些元素甚至是大部分元素不能形成为符号，而只有那些有广泛涵义的元素才有可能形成符号；符号在形成以后起到一种替代作用，即所谓的能指和所指问题。

其二是文化符号的形成机理。这方面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文化符号的标准。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受美国《时代周刊》的启发，做过一个问卷调查，结果汉语、孔子、书法、长城、五星红旗、中医、、故宫、邓小平、兵马俑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符号。他在调研时也提出了自己设立文化符号的标准，即核心价值系统的吸引力、社会行为模式的凝聚力、传统典范及遗产的影响力、文化传播价值的感染力。借鉴王一川教授的做法，在确立文化符号标准的问题上，笔者也想提出三个标准：第一个是准确性。不管怎样提炼和设立，文化符号一定要准确，或者大致准确，不能张冠李戴。现在，有些地方做文化符号提炼工作，由于标准的模糊性和结果的似是而非，导致实际工作做不下去。第二个标准是单一性。文化符号从符号学的理论来讲非常单一，一个成体系的东西原则上不好列入。例如，在提炼草原文化时，草原歌舞从影响力来说肯定很有竞争力，但草原歌舞没有单一性的内涵，而用马头琴或者其他具象的东西去表征可能更具有符号意义，以实现所谓“指代”的功能。第三个标准是文化符号表征的涵盖力，通俗地讲，就是文化符号的认可度。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按问卷调查票数的多少来选定入选符号，前十、二十或五十不等。这种方法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就是难以体现入选项目认可度的一定量化程度。那么，怎样才能使其更科学呢？这就需要引入涵盖率。例如，入选文化符号的认可度达到一定比例（如50%），它才可以被确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是笔者2014年6月中旬在阿拉善盟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立法调研时得到的一个启示。阿拉善盟有个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叫作阿拉善古代地毯的制作。这些地毯有很多图案，其中有三到四个图案非常典型，即骆驼、沙漠、胡杨，有的还加上了航天城。按涵盖率的方法来讲，骆驼、沙漠、胡杨这三个文化符号可能就是阿拉善盟真正有代表性的标志性符号。而其他文化符号即便进入前十，也很难真正成为其标志性符号。

形成机理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解决文化视角问题。视角问题就是解决他观与自观的问题。他观指你这个文化形象在别人心目中是什么样子；自观指你这个文化形象在你自己心目中是什么样子。他观主要说明一种文化对外树立形象、提升影响力的问题；自观主要说明一种文化对内形成凝聚力的问题，两者交互作用，各有侧重。因此，在提炼文化形象和标志性符号时，一定要把握好他观和自观的关系以及他观和自观在此概率中所占比例的问题，否则说服力不大。

二、草原文化符号体系的实际运用

实际运用就是要解决文化符号的传播与运用问题。传播是运用的前提，运用是传播的延伸，也是更好的传播。文化符号的运用实际涵盖很多领域，包括产品设计、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和开发以及商标设计等。例如，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是在所有产品设计中运用符号价值最广的领域。这是因为，人们对旅游纪念品的消费，实际上既是物的消费同时也是意义的消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更重要的是意义的消费。还有，如何将草原文化符号运用到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中的问题同样重要。

三、草原文化十大符号的认知和提炼

草原文化符号的认知和提炼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这种复杂性不仅源于文化符号本身的认知过程，也源于草原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但相关前期研究还是为这项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一项研究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做的“蒙古族文化元素活力状况调研”。我们经常讲要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而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哪些元素有生命力，哪些元素处于衰弱状态，大都很难说清楚。通过这项调研，我们对这些问题大致有了一个基本量化的答案，这为提炼草原文化符号做了很好的铺垫。还有一项研究则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内蒙古十大文化符号体系调研”项目，更是成为提炼草原文化符号最直接的前提。在这两项调研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的草原文化十大符号是：大草原、成吉思汗、马、蒙古包、那达慕、敖包祭祀、马头琴、奶茶、红山玉龙、胡汉和亲。

为什么选定这十大符号，笔者作一选择性的简要说明。第一，关于草原。大草原是草原文化的地理环境基础，也是内蒙古的替代符号，因为内蒙古本身就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承载地。第二，关于成吉思汗。历史上伟大人物很多，但很少有人能够将创造历史和缔造民族伟业集于一身，而成吉思汗就是创造这种奇迹的人物。成吉思汗创造了属于他的历史。很多学者认为，整个公元13、14世纪是蒙古人的世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以后蒙古人才以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走向历史舞台。这无疑标志着成吉思汗是一个民族的缔造者。第三，关于马。蒙古族乃至整个草原民族都是马背民族。有学者认为马文化是一个知识系统、技能系统、审美系统、信仰系统，在马的身上体现了很多草原民族的生活经验和智慧，马已经成为草原民族的一个符号。

此外，笔者想特别介绍一下敖包祭祀。敖包祭祀是整个北方草原民族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历史悠久，据考证那达慕就源于敖包祭祀。2014年6月，中国蒙古学学会和内蒙古民俗学会开展了组织实施内蒙古民间节日的策划和推展活动。《国务院关于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民族聚集地区可以民间传统节日为基础设立自己区域的法定假日。现在，新疆、、宁夏、广西四个自治区已经按照这个规定设立了自己的法定节日。当然，蒙古族的节日文化也很丰富，大致有二十多项，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节日，主要原因是日期不统一、区域不统一。目前我区正分两步做，先是打造蒙古族的统一节日，然后把这个节日上升为自治区的法定节日。经过调研，我区选定把敖包祭祀作为统一节日，并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进行试点，因为这里不仅敖包数量多，而且具有蒙汉各民族共同举行祭祀活动的传统。经过反复研究，我区设立敖包节的定位是：首先它是传统的，但又不仅仅是传统的，它同时又包含一切应当包含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它首先是蒙古民族的，但又不仅仅是蒙古民族的，它同时也是各民族守望相助、相濡以沫的文化平台；它首先是区域的，但又不仅仅是区域的，它同时也是我们伟大祖国北部边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笔者认为，我区的这一节日设计既符合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蒙古民族需要这样的节日，内蒙古自治区需要这样的节日。

四、草原文化的自我表述与被表述

这些年来，草原文化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学科地位日益确立，但学理结构上的欠缺仍很明显。这同目前我国一些人文学科建设状况，如文化人类学自觉建构学科体系形成较大反差。例如，以广西大学徐杰舜教授为代表的西南学派正在推动文化人类学话语的本土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以叶舒宪先生为代表的团队则主要运用符号编码理论来重新建构和阐释中国文化和中国经典；还有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明确提出要创立中国文化的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做了很多工作，卓有成效。叶舒宪先生还明确提出了建构学科的标准问题：第一要有学理依据，能够解释较为复杂的研究对象；第二要有开拓性，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第三要有可传播性，便于学习、推广和应用。根据叶舒宪先生的论述，草原文化学科建设总体上符合学科建构的要求，也富有成效，只是我们的自觉努力还不是很到位。例如，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草原文化的范畴体系问题，也没有对所依据的“原典”进行系统梳理，特别是对其表述还是被表述问题没有认真甄别。实际上，草原文化既有自我表述的方面，也有被表述的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姜戎的《狼图腾》。这本书认为，狼就是蒙古人的图腾，但很多蒙古族学者包括一些民间人士并不认同这一点，他们认为蒙古族在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统一的图腾。这样一来，通过姜戎，蒙古族的狼图腾文化就成了被表述，它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质疑。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回到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对照叶舒宪先生的编码理论，观照草原文化，笔者发现，在一级编码体系当中草原文化资源富集，且有较好的解读，而在二级编码和三级编码体系中则处于或缺失、或薄弱的状态，这也是草原文化研究在学理、学术层面上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草原文化相对发达的就是后经典写作时代的N级编码体系，这也是草原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并有所收获的广袤沃土。这是符号编码理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去年，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自治区迄今单项投入最多、规模最大的民族文化建设研究项目，计划用6年时间完成。这一工程的实施标志着草原文化研究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迎来了加快发展的重要契机。

自治区党委九届十一次全委会议提出，要认真学习贯彻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讲话，坚持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努力把内蒙古打造成为祖国北部边疆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繁荣、边疆安宁、生态文明、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亮丽风景线。把文化繁荣作为努力打造的“六道风景线”之一，是自治区党委深刻理解党中央对内蒙古总要求所部署的重大任务，同时也是站在时代高度、把文化建设放在更高起点上的战略谋划，其信心和动力源于多年来我区文化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源于结合区情实际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源于全区各族人民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的热切期盼，更源于我们通过持续培育所树立的高度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坚定的文化繁荣意志。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草原文化与城市生活”，这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正在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向着城市社会快速迈进。随着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入城市，城市必然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中心，传统的、现代的、本土的、外来的各种文化在这里不断生成和组合、碰撞和激荡，正在给城市文化带来深刻的变革，进而影响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内蒙古是北方草原民族的摇篮，是草原文化的发祥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和文化不断变革的今天，坚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突出草原文化特色，促进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深度融合，推动草原文化创新，为贯彻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凝心聚力，应是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共同责任。

第一，深刻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传承草原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交往交流过程中，已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分布格局，特别是城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基本上是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这种分布有利于中国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影响、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共同繁荣。学术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华民族团结和谐的文化内核。我们只有强化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才能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才能彰显草原文化的特色与魅力，才能把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充分调动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文化价值的觉悟觉醒，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文化意义、文化地位、文化作用的深刻认识，是对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进步的责任担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经济为基础，以游牧文化为表现形态的。随着城市化时代的到来，草原文化必然面临着许多发展变化的新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增强草原文化现代转型的自主能力，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时代，取得决定文化发展方向的自主地位。在草原文化研究上，不但要研究并阐明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历史贡献，以及在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激荡、碰撞、交流、融合过程中形成、发展和不断丰富的历史，更要深入研究和科学阐明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如何完美融合的问题，研究中华文化大框架内草原文化的基本定位，研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基本规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及应对之策，推动草原文化的优秀传统与现代价值充分发扬光大，守护各民族美好精神家园。

第二，面对文化多元发展的态势，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彰显草原文化特色。草原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和践行开放的品格，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功适应北方草原的自然环境，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在当前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深刻纠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强烈碰撞，各种形态的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远远超过以往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的理念，以包容并蓄的态度对待不同文明成果，既要对草原文化优秀传统秉持应有的礼敬和自豪，也要以博襟对待外来文化，坚持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做到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在互动交流、持续对话中实现草原文化的丰富发展与创新超越。

文化自信，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对文化进行的反思、比较、展望，进而对自身文化树立起坚定的信念、获得坚守的从容、鼓起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的活力。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我国北方草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草原深处。当然，草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绝不限于以往历史，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应对人类发展道路上共同面临的许多问题，依然可以从草原文化当中得到诸多宝贵启示。因此，保持和增强对草原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就是要充分认识其历史功绩与现代价值，传承保护好草原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彰显草原文化的鲜明特色，不断增强整合再造、转型提升的能力，积极推进草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三，把握文化转型的历史机遇，以坚定的自强精神推进草原文化创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文化自强。文化自强，就是不断凝练核心价值观，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强大活力和创造力、强大实力和竞争力。近现代以来，草原文化从单一的传统游牧文化演变为集多种经济社会因素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现代性价值取向的融入，加快了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然而，草原文化总体上仍未超出传统文化的范畴，人的主导性的生存模式尚未根本改变，由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的转变仍处于初始阶段，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还远没有完成。文化的转型蕴藏于社会的转型之中，社会的转型又依托于文化的转型，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同草原地区的现代化是分不开的，它是人的生存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转变。所以实现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不但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还要有推动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耐力和定力，要有立足自己实际、依靠自己力量、突出自己特色、走自己文化发展道路的文化自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