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域文化的传播及影响范文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摘要:发掘和发展地域文化是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与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经多方初步考证，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和诗文作家贵州最早的“桐城派”散文家、傅玉书，被同时代及后人称之为贵州第一个诗文兼擅、第一个撰写戏曲剧本的人、第一个编辑贵州诗歌总集、第一个私家编撰方志的人，可见傅玉书对贵州地域文化的形成与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关键词:傅玉书;贵州地域文化;传播;影响

所谓地域文化，就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各种文化现象［1］。学术界普遍认为，地域文化是由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域文化传播，则是人类通过传统媒介和现代传媒等物化载体，以及人类的教育活动、文学活动、迁徙、贸易等方式向区域内外传承、散布交流地域文化的现象。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地域文化传播就与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相伴而行，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形成人类社会共有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明成果。近年来文人群体对地域文化的影响研究开始被国家社科项目立项，而有关文人个体对地域文化的传播及影响研究尚不多见。贵州建省600年来形成了包括山地文化、阳明文化、沙滩文化、儒家(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贵州多元文化地域特征，固然是众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建省以来尤其明清时期的贵州文人墨客对封闭的贵州高原文化的传播及影响是功不可没的，傅玉书就是清代乾嘉时期对贵州地域文化形成进行了直接传播及产生重要影响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今天贵州进入加快发展和加速转型的新发展阶段，发掘和发展贵州地域文化无疑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贵州经济跨越发展所需的文化积淀及产生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本文在简要介绍傅玉书生平著述的基础上，重点就傅玉书对贵州地域文化所进行的传播及产生的影响进行考证及综述，以期有更多专家学者关注贵州地域文化的发掘和发展。

一、傅玉书的生平著述

傅玉书(1746－?)，字素余，号竹庄，贵州瓮安县草塘里(今猴场镇)人。傅玉书生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冬月二十六，卒年尚待进一步考证。傅玉书祖籍江西金溪，先祖父傅亿为避祸害而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迁徙至贵州瓮安草塘里［2］。傅玉书出身于一个文化世家，他的先祖父傅亿和祖父傅如励在当时都有一定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傅玉书的父亲傅龙光是清雍正、乾隆年间贵州知名学者和诗人。傅玉书正是在这样浓郁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凭借天资聪敏和辛勤笔耕，二十岁即声名鹊起，青壮年时期就有《竹庄诗文集》刊行问世。傅玉书于清乾隆乙酉年(1765年)考中举人，选任江西省安福县知县，不久辞官回黔，先后在贵州四家书院主讲，在贵州从事教育的同时，傅玉书“日以著述为业，时海内学子无不知有竹庄者。［3］”.傅玉书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诗文作家，他在诗歌、散文和戏剧创作，以及在诗歌总集编辑、方志编纂、理学象数研究和书院讲学等方面成果丰硕，对贵州地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当时即盛名于世。关于傅玉书的著作，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地方志办公室刘汉忠先生1996年在《傅玉书生平著述考辩》中说:“笔者综计所及的有关文献，可得出傅玉书的著作十余种:《黔风录》、《竹庄诗文集》、《读书拾遗》、《象数蠡测》、《卦爻蠡测》、《竹庄四书文》、《古今诗赋文钞》、《汉诗笺》、《桑梓述闻》、《黄平州志略》、《鸳鸯镜传奇》。［4］”可见，傅玉书的著述涉及诗歌、散文、戏剧、诗歌总集编辑、方志编纂、经学研究等多种体裁，创作内容丰富，学术成果丰硕，卷帙较大，主要著作大多数得到同时代及后人的积极评价，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开创了贵州地域文化的先河。由此可见，傅玉书堪称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诗文作家，尤其值得称颂的是，经多方考证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分析综合，可初步印证傅玉书对贵州地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做出了“四个第一”的开创性贡献。

二、傅玉书———贵州地域文化“两个第一”的直接传播者

贵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应该是在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之前就在贵州大地上产生和流传，只是由于贵州没有单独设省之前，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贵州地域文化，这个时期至多称之为贵州地域文化的萌芽阶段。贵州建省后的明清时期，是贵州地域文化迅速兴起、快速发展和广泛传播的黄金时期，这是贵州建省地位的改变、高原地理环境因素和各民族历史文化融合的社会人文因素等众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明清时期贵州文人墨客对封闭的贵州高原文化的形成及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傅玉书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傅玉书对贵州地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做出了“四个第一”的开创性贡献，其中对贵州地域文化的直接传播就创造了“两个第一”的历史贡献。

(一)贵州第一个编辑贵州诗歌总集的人清代尤其是清中叶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省编辑刊行地域诗歌总集的鼎盛时期，即便像贵州等边远封闭的省份也不例外。贵州自从建省尤其明代中叶以后，诗人诗歌逐渐在全国文坛展露，但作品多散佚，亟需收集、编刊贵州诗歌总集，以利于保存和传承贵州地域文化。傅玉书年青时就有收集贵州诗人诗歌编刊传承的夙愿，清嘉庆十年(1805)至十五年(1810)，傅玉书收集编辑了上至明代下至清代乾嘉年间的贵州诗人作品集《黔风录》十二卷，刊行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黔风录》可谓贵州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不仅使贵州诗歌开始在全国大露头角，广为传播;更重要的是由此开启了贵州地域诗歌总集编刊的先河，使贵州诗歌得以保存并世代流传。民国《瓮安县志》卷二十艺文下收载翁同书的《傅竹庄先生＜读书拾遗＞序》，评价说“于是黔之诗始得大显于时，海内操觚之士无不知黔人之能诗矣。”《黔诗纪略后编》卷十一的《傅玉书传》中说:“莫先生(莫友芝)《黔诗纪略》号为博综，若策首庸，则竹庄(傅玉书)始事之力。”这里的字里行间非常推崇傅玉书编刊《黔风录》对《黔诗纪略》的编者莫友芝的重要影响和对贵州地域文化的开创性贡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也评价说:“搜辑国朝黔诗，自傅竹庄父子始。”可见，傅玉书编刊的贵州第一部诗歌总集，影响和导引出了后来莫友芝的《黔诗纪略》等多部贵州诗歌总集的陆续编刊，充分印证了傅玉书为贵州早期诗歌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贵州第一个编刊、传播贵州诗歌总集的人。

(二)贵州第一个私家编写方志的人由于地方县志编写的史料缺漏，傅玉书的父亲傅龙光早有补写编纂瓮安县志书的夙愿。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傅龙光在病危中嘱咐傅玉书要“补前志之阙”、“汝其为我成之”，傅玉书为完成父亲遗愿立志要私家编修瓮安县志。傅玉书历时十余年时间，查阅古史典籍，收集瓮安县旧志遗缺的史料，以第一部瓮安县志即清雍正三年(1725年)由知县韩瑛主修的瓮安县志即《韩志》为底本，考订汇集了大量瓮安前史至清嘉庆史料，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私家编纂成实为瓮安县志的《桑梓述闻》十卷十志四十篇，十余万字。该私家志书至今仍完整流传下来，它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由于上述官方编修的瓮安县志《韩志》八卷后来完全佚失，傅玉书私家编纂的实为瓮安县志的《桑梓述闻》更显珍贵，正如民国《瓮安县志．傅玉书传》中评价“其《桑梓》说，能使乡邦文献赖以不坠，此次修志有所根据。”地方志编修有系统的规范的官修制度，私家编纂刊行的县志在清乾隆时期以前的贵州省极为罕见，从贵州私家编纂县志的年代来考察，傅玉书的《桑梓述闻》可谓至今所见的符合志书体例的贵州第一部私家编纂的县志。

三、傅玉书———贵州地域文化“两个第一”的影响者

为了行文方便，上述仅从地域文化直接传播的角度，述评了傅玉书是贵州第一个编辑贵州诗歌总集的人，傅玉书是贵州第一个私家编写方志的人，既论证了傅玉书是贵州地域文化“两个第一”的直接传播者，又同时说明了傅玉书在编辑贵州诗歌总集、私家编写方志等两个方面对贵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里不再赘述。此外，傅玉书还对贵州地域文化的以下两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贵州第一个诗文兼擅的人，贵州最早的“桐城派”散文家根据所见史料分析，在傅玉书生活的清乾隆年代以前，贵州的著名诗人除了擅长诗歌创作，以诗歌创作盛名于世以外，大都在散文创作方面不能兼擅，而同时擅长诗歌与散文创作的著名诗人则从傅玉书开始，以下史料记载了傅玉书是贵州地域文化历史上第一个诗文兼擅的人，是贵州最早的“桐城派”散文家，他对贵州诗歌、散文发展及其在全国的“风行”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贵州史料记载，傅玉书青壮年时期就同时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他既工于诗歌创作，又长于散文写作，青壮年时期就有《竹庄诗文集》四十余卷刊行问世。清代莫庭芝等的《黔诗纪略后编》卷十一收载了礼部侍郎、著名诗人钱载(号箨石)亲笔为《竹庄诗文集》作的序，并收载了傅玉书诗一百首。傅玉书有部分诗文至今散存于瓮安县志和贵州诗歌总集等文献之中。民国《瓮安县志》卷二十艺文下收载鲍源深的《傅竹庄先生＜读书拾遗＞序》中评价说“先生诗文，鉴赏于法时帆、钱箨石、吴白华诸先辈者，已风行海内矣。”可见，傅玉书的诗歌和散文在当时国内文坛就引起关注和广泛流行。从《瓮安县志》及贵州的其他方志和诗歌总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傅玉书常和瓮安的另一位诗人犹法贤(号酉樵)等一起研究古文，以诗文相砥砺。《黔诗纪略后编》卷十一评价说“乾隆中，吾黔之谈古文者，以竹庄为称首，酉樵其次也”。《黔诗纪略后编．傅玉书传证》还评介说“吾黔称诗者，君采、渔璜、碧山、南垞诸公，均不以古文称。诗文兼擅，自竹庄始。”民国《都匀县志稿．艺文志》也给傅玉书的诗文较高评价:“黔人诗文兼擅，自竹庄始。”可见，由于傅玉书在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的积极带动和影响，形成了当时具有地域特色的“瓮安文化”氛围，对贵州地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据此，贵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万机1999年出版的《贵州汉文学发展史》的清诗编中专设了“傅玉书与瓮安诗人群”一节给予评述;还在清散文编中专设“桐城派散文家傅玉书、犹法贤”一节，并评介说“傅玉书为文，遵循方苞为首的‘桐城派’法，以司马迁及唐宋八大家为圭臬，是贵州最早的‘桐城派’散文家［5］。”由此可见，在傅玉书之前，贵州诗人能同时擅长诗歌和散文写作的尚未见到史料记载，上述清代末期至当代的贵州文献大致公认，傅玉书是贵州第一个诗文兼擅的人，是贵州最早的“桐城派”散文家。

(二)贵州第一个撰写戏曲剧本的人明清时期，贵州戏曲文学创作起步较晚，发展也相对落后，除了少数民族和民间的地方戏曲流行以外，直到清乾隆年间贵州文坛才有两部戏曲剧本问世:一部是至今所能见到的贵州最早的戏曲剧本，即傅玉书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创作完稿的戏曲剧本《鸳鸯镜传奇》;另一部是创作时间稍晚的任璇的《梅花缘》，创作时间大约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刊行于嘉庆七年(1802)。傅玉书的《鸳鸯镜传奇》以明朝受奸党魏忠贤迫害的忠臣杨琏、左光斗用于儿女婚姻的聘物鸳鸯金镜为线索创作剧本，以忠臣杨琏、左光斗的忠孝仁义善举展开戏剧情节，褒扬忠孝仁义，鞭挞奸党乱贼。更为可贵的是作品的积极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作者以主人公的忠孝仁义形象为人间树立了楷模。正如作者傅玉书在序中所说:“盖不独杨、左诸公应有是事，而凡古今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当作如是观。”黄万机在1999年出版的《贵州汉文学发展史》的贵州戏剧中，专设了“第一节傅玉书《鸳鸯镜传奇》”并给予较高评介［5］。刘汉忠1996年在《傅玉书生平著述考辩》中说:“所作《鸳鸯镜》是贵州作家的第一部戏曲。［4］”可见，从明清时期贵州文坛为数不多的戏曲剧本来考证，从创作时间对清乾隆年间贵州文坛仅有的两部戏曲作品进行推算，傅玉书的《鸳鸯镜传奇》创作时间比任璇的《梅花缘》创作时间要早十余年。从目前所见史料来看，傅玉书开创了贵州戏曲创作的先河，而且其作品的积极影响也远远超出了贵州地域文化范畴。除了上述对贵州地域文化做出“四个第一”的开创性贡献和影响之外，傅玉书的经学研究成果及先后在四所书院从事培养人才和文化教育工作等，也直接和间接反映了傅玉书对早期贵州地域文化形成和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结语

我国各地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展现。贵州建省600年来形成的包括山地文化、阳明文化、沙滩文化、儒家(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多元文化地域特征，是中华文化大家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展现。经上述多方初步考证及综述，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诗文作家傅玉书开创了贵州地域文化历史上的“四个第一”，足见傅玉书对贵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和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同时，傅玉书著作在体裁、题材、创作情感和创作风格等也蕴含着山地文化、儒家(汉)文化、贬官文化等贵州多元文化地域特征，这方面需要另外深入研究。再则，傅玉书的部分著作至今散存于贵阳、北京等各地图书馆，期望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能及时搜集保存。相对于傅玉书突出的文化成就及地位来说，建国以来对傅玉书生平及著述的深入考证研究尚少，期待有更多专家学者给予这方面的关注。

参考文献

［1］雍际春．地域文化研究及其时代价值［J］．宁夏大学学报，2008(3):52－57．

［2］刘世彬．北傅南莫两大家［J］．当代贵州，2013(14):24－25．

［3］李英勤．傅玉书及其著作［J］．贵州文史丛刊，1987(4):69－71．

［4］刘汉忠．傅玉书生平著述考辩［J］．贵州文史丛刊，1996(1):89－92．

［5］黄万机．贵州汉文学发展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李英勤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