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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类论文范文

医学类论文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1篇

(一)诚信的品质

诚信是做人的基本素质,也是做事的基本要求,因此诚信的品质是企业用人首先要考虑的品质,也是最基本的品质。

(二)发展潜力

文凭只是企业的敲门砖,最重要的还是看进入企业以后的发展潜力,个人将来的发展潜力对企业的贡献才是最大的。例如,日本东芝株式会社致力推行“适才所用”和“重担子主义”,这种给员工施加压力的做法目的就是让员工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三)学习能力

大学生的学习能力是企业非常看重的一项素质,学习能力强的大学毕业生容易受到企业的青睐。目前一些发展好的正规的企业都重视员工培训这块,这些企业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只要员工愿意学习,希望有所提升都可以参加企业提供的培训,对员工的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都有大大提高作用。

(四)团队协作精神

目前很多企业重视员工的团队协作能力,员工个人能力再突出也比不上强烈的团队协作精神受欢迎。企业要求员工要具有团队合作能力,服从企业的管理,认同企业的文化内涵,这对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具有重要的竞争力量。

(五)融合程度

一些大型企业在招聘时会看重毕业生是否认同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只有认同企业文化的员工才能更好地为企业奉献力量。比如,通用电气公司招聘时会选择那些认同自己企业价值观的应聘者,也就是认同“坚持诚信、注重业绩、渴望变革”的价值观。

(六)创新精神

在能够胜任工作和具有创新精神这两者中,企业更为看重的是后者。比如,微软公司在用人上面宁愿选择那些曾经创新失败的人,也不愿意选择那些处事谨慎毫无建树的人,正是因为微软公司看重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才使得微软成为计算机中的“巨人”企业。

二、医学类高职学生非专业因素的主要方面

第一,是满足学生就业必须的专业岗位的技能和素质,是就业谋生的必需。第二,是合格的医学类高职毕业生所要掌握的一套相对完整的某一领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第三,满足合格的高等教育属性应使学生尽可能在人文素质、思维方法及终身学习能力等方面上为其成就人生的事业打好一定的基础。

三、大学语文对医学类高职学生就业的作用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医学独立院校双语教学英语教学改革

1双语教学的本质含义和现状。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源于美国,意思是“TwoLanguages”,即两种语言。在我国,双语教学主要是指汉语与英语相结合。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医学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能力,提高医学生查阅英文医学文献,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使学生不仅掌握必要的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学会用外语进行思考和表达,最终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医学专业知识的人才。特别在医科类独立院校,存在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学生必须掌握更多的技能才具有市场竞争力。

2医学院校实施双语教学的难点表现。

2.1学生人数多、英语水平不平衡难以因材施教。

众所周知,教育的最佳境界就是“因材施教”。可是目前中国的医学院校因为年年扩招人数众多,以我院基础医学课程教学为例,如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常常一个教师的课堂上有八九十名学生,有的甚至还存在一堂课有100~200的学生,还怎么样针对学生的英语程度和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因材施教?而欧洲和美国的师生比例要低很多,一个教授的课堂上也就是20个学生左右。并且欧洲和美国的高等学府,都很注意国际留学生的引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往往更能快速的提高的英语,同时专业知识的提高也很快。而我们的课堂上,很少有国际留学生,都是众多中国本土的学生,没办法创造很好的英语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意境。

2.2担任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实施双语教学,师资是关键。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外语水平较高的教师越来年轻化,他们具备的医学专业知识及教学经验一般不够丰富,很难准确地把握专业课程的理解与传授;而医学知识丰富的教师其外语水平特别是口语表达能力相对低下,在使用英语讲解课程方面存在着诸多障碍,教师本身都无法实现“英语思维”,就更别提对学生“英语思维”的培养了,因而难于胜任双语教学任务。鉴于此,实际目前的双语教学主要是对英文教材内容进行翻译,使专业课成了变相的英语课,既影响了专业内容的信息量和讲解深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双语教学的课程目标。

2.3教学方法陈旧单调。

师资的匮乏导致双语课程的开展勉为其难,多数教师已经无暇顾及双语教学方法的探索与革新,同时由于受传统外语教学观念的影响,大多数教师习惯于借助语言工具单纯传授专业知识,沿袭“以译代讲”的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单一,“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式比较常见,缺乏师生互动,没有让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双语教学的氛围中来,教学效果难尽如人意。

2.4内容实用的外文原版医学教材匮乏。

教材选择很重要,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保障。使用原版教材是双语教学的应有之义。直接采用原版教材,虽然有语言优势,但是存在价格昂贵、内容陈旧、重复引进等弊病,而且其编写体制与我国现有规划教材差距很大,比如某些基础医学教材中的正常值范围等与国内有很大差距,有些则篇幅往往很大,专业词汇过多,内容与我国现行教学基本要求不太一致,有时还相差较大,因此实用性较差;如果将中文版规划教材翻译成英文,优点是与现有教材匹配,且价格便宜,缺点是难以保证英文的质量[5]。

3提高双语教学效果的几点建议3.1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学校须对学生外语基础、师资情况、课程教材等因素综合考虑,逐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并推广双语教学。

3.2突破瓶颈,深化改革,科学发展。

加强双语师资培养、课程的开发、教材的建设、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寻求政策制度支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双语教学是“国策”,更是高校一项重要的教学改革,决策者应从人才培养和提升学生社会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对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参与,不断激励高校进行双语教学模式的探索,鼓励高校逐步建立并完善有效的双语教学体系,使高校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增强其内在体魄,从而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重点在师资和教材上。

3.3理顺关系,注重实效,服务社会。

处理好双语教学与母语教学、学科教学的关系,使之相互促进,达成共赢。同时,注重实施效果,为社会发展服务。

双语教学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新举措,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医学独立院校实施双语教学是实现高等医学教育国际化,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复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医学类独立院校的双语教学还处在起步和尝试阶段,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还存有较大的分歧。我们应当在积极的探索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取长补短,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双语教学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还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努力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医学类独立院校发展的双语教学之路,以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培养出高水平的、适合我国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医学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1]王世泽,杨晔琴,王公旺。医学院校实施双鱼教学的困惑和对策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2006,(6):72~73.

[2]何兴祥,刘伟。医学双语教学探析[J].医学教育,2004,(3):23~24.

[3]吴升华,陈辉,陈庆吉,吴元俊。对七年制医学生双语教学现状的问卷调查[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6,(6):177~178.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医学独立院校双语教学英语教学改革

1双语教学的本质含义和现状。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源于美国,意思是“TwoLanguages”,即两种语言。在我国,双语教学主要是指汉语与英语相结合。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医学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能力,提高医学生查阅英文医学文献,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使学生不仅掌握必要的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学会用外语进行思考和表达,最终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医学专业知识的人才。特别在医科类独立院校,存在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学生必须掌握更多的技能才具有市场竞争力。

2医学院校实施双语教学的难点表现。

2.1学生人数多、英语水平不平衡难以因材施教。

众所周知,教育的最佳境界就是“因材施教”。可是目前中国的医学院校因为年年扩招人数众多,以我院基础医学课程教学为例,如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常常一个教师的课堂上有八九十名学生,有的甚至还存在一堂课有100~200的学生,还怎么样针对学生的英语程度和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因材施教?而欧洲和美国的师生比例要低很多,一个教授的课堂上也就是20个学生左右。并且欧洲和美国的高等学府,都很注意国际留学生的引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往往更能快速的提高的英语,同时专业知识的提高也很快。而我们的课堂上,很少有国际留学生,都是众多中国本土的学生,没办法创造很好的英语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意境。

2.2担任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实施双语教学,师资是关键。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外语水平较高的教师越来年轻化,他们具备的医学专业知识及教学经验一般不够丰富,很难准确地把握专业课程的理解与传授;而医学知识丰富的教师其外语水平特别是口语表达能力相对低下,在使用英语讲解课程方面存在着诸多障碍,教师本身都无法实现“英语思维”,就更别提对学生“英语思维”的培养了,因而难于胜任双语教学任务。鉴于此,实际目前的双语教学主要是对英文教材内容进行翻译,使专业课成了变相的英语课,既影响了专业内容的信息量和讲解深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双语教学的课程目标。

2.3教学方法陈旧单调。

师资的匮乏导致双语课程的开展勉为其难,多数教师已经无暇顾及双语教学方法的探索与革新,同时由于受传统外语教学观念的影响,大多数教师习惯于借助语言工具单纯传授专业知识,沿袭“以译代讲”的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单一,“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式比较常见,缺乏师生互动,没有让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双语教学的氛围中来,教学效果难尽如人意。

2.4内容实用的外文原版医学教材匮乏。

教材选择很重要,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保障。使用原版教材是双语教学的应有之义。直接采用原版教材,虽然有语言优势,但是存在价格昂贵、内容陈旧、重复引进等弊病,而且其编写体制与我国现有规划教材差距很大,比如某些基础医学教材中的正常值范围等与国内有很大差距,有些则篇幅往往很大,专业词汇过多,内容与我国现行教学基本要求不太一致,有时还相差较大,因此实用性较差;如果将中文版规划教材翻译成英文,优点是与现有教材匹配,且价格便宜,缺点是难以保证英文的质量[5]。

3提高双语教学效果的几点建议3.1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学校须对学生外语基础、师资情况、课程教材等因素综合考虑,逐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并推广双语教学。

3.2突破瓶颈,深化改革,科学发展。

加强双语师资培养、课程的开发、教材的建设、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寻求政策制度支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双语教学是“国策”,更是高校一项重要的教学改革,决策者应从人才培养和提升学生社会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对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参与,不断激励高校进行双语教学模式的探索,鼓励高校逐步建立并完善有效的双语教学体系,使高校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增强其内在体魄,从而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重点在师资和教材上。

3.3理顺关系,注重实效,服务社会。

处理好双语教学与母语教学、学科教学的关系,使之相互促进,达成共赢。同时,注重实施效果,为社会发展服务。

双语教学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新举措,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医学独立院校实施双语教学是实现高等医学教育国际化,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复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医学类独立院校的双语教学还处在起步和尝试阶段,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还存有较大的分歧。我们应当在积极的探索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取长补短,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双语教学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还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努力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医学类独立院校发展的双语教学之路,以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培养出高水平的、适合我国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医学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1]王世泽,杨晔琴,王公旺。医学院校实施双鱼教学的困惑和对策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2006,(6):72~73.

[2]何兴祥,刘伟。医学双语教学探析[J].医学教育,2004,(3):23~24.

[3]吴升华,陈辉,陈庆吉,吴元俊。对七年制医学生双语教学现状的问卷调查[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6,(6):177~178.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4篇

1.1学习上努力认真,但基础往往薄弱

医药类高校的学业特点决定学生学习压力较大,不仅要求学生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还需要有过硬的实验技能。少数民族学生大多很珍惜大学的学习机会,有较为强烈的学习愿望,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在中学阶段是用本民族语言授课,入学后由于学习基础薄弱,表现出学习吃力,学业成绩与同专业汉族学生仍存在一定差距。

1.2交往中容易抱团,但渴望生活丰富

少数民族学生受到原生环境和自身民族文化的影响较为深刻,加之语言、文化、信仰、饮食习惯等方面与汉族学生有明显差异,除了一些民汉考、内高班汉化程度较高的学生,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更喜欢和本民族的学生聚集活动而形成较为固定的活动群体。但他们在主观上还是渴望能和汉族同学有更多交往,融入校园文化生活。

2探索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新模式

2.1树立“一个榜样”,加强示范的引导性

少数民族大学生正处于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树立典型和榜样,发挥示范教育作用,既是他们自身成长的需要,也是调动他们学习、工作、生活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一条重要途径。高校可从少数民族学生中遴选出优秀分子,通过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积极宣传他们的优秀事迹,使少数民族学生亲身受到感染,激发自身前进的动力。同时,积极发挥少数民族学生党员的模范作用,鼓励他们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加强沟通和联系,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结对子,从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给予帮助。

2.2落实“一项关怀”,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少数民族族别多,人数众必然带来多元文化的并存。因此,高校应充分尊重、认可每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在遵从学校校纪校规基础上关照各民族学生。每逢藏历新年、古尔邦节、开斋节等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可组织汉族学生为少数民族学生送上节日问候,让少数民族学生感受到来自身边人的关怀和温暖。同时,还可以举办如“少数民族文化节”等活动,鼓励少数民族学生通过活动展示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强与汉族学生间的交流,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

2.3开展“一项实践”,实现专业的延伸性

医药类高校要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开展实践性强的社会实践活动,以提供少数民族学生接触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作者所在学校针对此特点,精心组建了一支特色社会实践团队,团队以“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和保护”为主题,探访少数民族医生、了解和宣传少数民族医药历史和文化,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参与其中,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少数民族学生在此实践中充分锻炼能力,强化所学,实现了专业知识在课堂外的有力延伸和拓展。

2.4采取“一套措施”,提高服务的全面性

2.4.1全面关注,助力学业发展高校针对不同年级少数民族学生开展针对性教育,如对少数民族新生开展新生入学教育,走好大学生活第一步;针对毕业班少数民族学生开展职业导航教育活动;针对较高年级少数民族学生开展专业思想教育以及优秀校友讲坛系列活动。此外,在各年级成立学习小组,帮助少数民族团员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2.4.2全面覆盖,解决生活困难高校在困难补助和奖学金、助学金方面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倾斜,让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学生能够100%获得各类助学金;勤工助学岗位优先安排家庭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同时在资助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注重资助、育人相结合,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意识,改变他们对学校的依赖意识,激励学生自强、自信、自立,在助困的同时,提高他们的自我价值感。

2.4.3全面辅导,扫除就业障碍高校要尽早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就业规划,了解他们的自身情况和就业意愿,帮助他们量身定做职业规划;为每届民族生单独开设就业指导讲座,帮助他们了解就业前景,并为路远回家找工作的学生进行话费和路费补偿。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5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中第五篇医药、卫生类R1预防医学、卫生学类核心期刊所收录的26种期刊为研究对象。

1.2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2014年4月通过google搜索引擎在互联网分别对26种杂志名称进行搜查,发现自建网站的对网站基本信息进行统计。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全文数据库、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文献评价参考系统等搜索各杂志自创刊以来至2013年的所有数据信息,包括载文量、被引频次、下载量、影响因子、H值等进行下载统计分析。本次分析以CNKI数据库已收录信息为准,期刊的序号依照要目总览的顺次排序。

2结果与分析

2.1基本情况主办单位:26种期刊由中华医学会主办的有4家,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或与其他单位联合主办的有13家,其他学会主办3家,其他单位主办6家。创刊时间:50年代创刊2家,70年代创刊5家,80年代创刊15家,90年代创刊4家。出版刊期:旬刊1家,半月刊3家,月刊13家,双月刊9家。核心期刊次数:6次入选核心期刊的12家,5次入选3家,4次入选3家,3次入选的4家,2次入选1家,3家期刊首次入选。

2.2期刊网站建立情况期刊网站的建立是顺应现代互联网社会的需求,是期刊功能的延伸,以期实现期刊编辑办公自动化,降低办公成本,提高工作效率。预防医学、卫生学类26种核心期刊中有19家已建立了独立域名网站(不包括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等大型期刊数据库上网),占73.1%。期刊网站上刊登的信息和功能一般包括期刊介绍、编辑委员会介绍、稿件在线处理、期刊在线阅读、新闻公告、联系方式等。17家期刊已实现“在线投稿”、“在线审稿”、“在线查稿”等稿件在线处理功能,方便了作者与审稿人员。19种期刊网站均期刊目录,包括往期及本期目录。13家期刊全文,占68.4%,其中7家实现全文开发存取,有调查表示,科技期刊实现开放存取(OA)可提高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另有6家网站通过链接CNKI或是办理会员等方式,付费阅读,。

2.3期刊的载文量情况载文量作为期刊计量学指标的基础和基本参数,常被用作衡量期刊吸收和传递科学信息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有时也被作为遴选核心期刊的重要指标之一。对CNKI收录的26种期刊的载文量分析,发现总载文量、年平均载文量最高的为《中国妇幼保健》杂志,分别达到26万多及900多篇,为旬刊出版杂志;期平均载文量最高为《现代预防医学》杂志,为半月刊出版杂志,高达84篇。总体分析,半月刊杂志期载文量较高,平均为78篇;月刊杂志期载文量平均为39篇,双月刊杂志期载文量最低为32篇。

2.4期刊的被引频次、下载频次被引频次是指期刊自创刊以来所刊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该指标可以客观地说明该期刊总体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国内多数学者认为论文的被引用和被下载均应作为衡量论文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3]。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发现,被引频次最高杂志为《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接近13万次;被引频次在5~10万的有5种杂志,被引频次<5万的有20种杂志。下载频次>100万的有6种杂志,30~100万的有14种,<30万的有6种。

2.5影响因子影响因子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评价当年的被引用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2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该指标是一个相对统计量,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级指标。通常认为其值越大,该期刊的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经查CNKI数据库,26种期刊综合影响因子最高值1.133,为《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影响因子在0.8~1的有3家,0.4~0.8的有14家,<0.4的有7家。

2.6期刊H指数期刊H指数定义为:某一期刊在一定的引文时间内,有h篇论文每篇至少被引用了h次,自然数h即为该期刊的H指数[5]。从定义可以影响期刊H指数的因素为期刊发表的论文数和对应论文的引证频次,也就是说,期刊H指数综合考虑了期刊论文的质与量[6],H值越高,表明该种期刊的影响力越大。目前H指数在科技期刊评价中得到了较广泛应用,研究学家认为H指数在期刊评价方面有其特质,有其独立性[7]。从表3中可以看出,26种期刊H指数跨度比较大,数值从26~92,《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H值最高,分别为92、91。26中期刊中H指数>60的有4家,40~60的有14家,<40的有8家。

2.7期刊文献主要专题的被引频次通过CNKI中国学术文献参评价考系统,按学科对26种期刊进行被引频次情况搜索分析。选择医药卫生科技学科,选择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医药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等5种主要专题进行搜索,对总被引频次前5位的期刊的发文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下载分析,见表2。其中预防医学与卫生学专题总被引频次最高为《中国公共卫生》杂志,医药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专题总被引频次最高为《中国卫生经济》杂志;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专题最高为《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临床医学专题最高为《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基础医学最高为《中国公共卫生》杂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在各专题中的篇均被引频次均较高,说明其在我国预防医学、卫生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

3结语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6篇

P键词:文献类型 描述性文献 分析性文献 临床医学 科研

中图分类号:G2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7(a)-0191-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med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by studying the document type of clinical medical thesis. Methods:18778 pieces of writing of Guilin and Liuzhou and nanning Guangxi in CBM and Core Journals from 2006-2015 were analyzed by chisquare test.Results :The local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papers are mainly base the analytical literature(χ2=22.7,P

Key Words: Document type; Descriptive literature; Analytical literature; Clinical medicine; Scientific research

临床医学论文是研究疾病发生、病理及转归的总结。大多属于临床应用研究。常分为诊断、治疗和护理等方面[1-3]。尽管文献类型因素只是文献标引的辅助标准,但对读者选择和利用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该文论文分类是基于CBM数据库的临床论文分类方法。即按期刊栏目将临床医学文献分为综述、讲座、译文、病历报告、临床实验、随机对照实验、Meta分析及多中心研究等八类[5]。文献类型分布的统计是本地临床科研现状和走向的一组重要数据信息。开展对临床医学论文类型的比较分析,则对医学院校图书馆在新形势下掌握本地临床科研特征,做好信息服务及科研服务有着积极的意义。

该文以该校校园网数据库CBM本地版为检索工具,以2006―2015年间桂林、柳州和南宁三发表的临床医学核心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将这些论文按其写作特点再归类为描述性论文、分析性论文及其他类论文名下。计数并统计分析。试图从这个角度为临床科研创新提供信息服务。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以桂林医学院校园网数据库CBM本地版收录的2006―2015年间作者单位为桂林、柳州和南宁的临床类核心期刊论文为统计源。

1.2 方法

1.2.1 检索策略

应用CBM本地版的高级检索路径构建基本检索式:(桂林or柳州or南宁)[作者单位]and2006-2015[年代]and(综述or讲座or译文or病例报告or临床实验or随机对照实验or Meta分析or多中心研究)[文献类型]。再分别选择第一作者为桂林或柳州或南宁医疗单位的核心期刊论文18 778篇。

1.2.2 文献整理

将检索出的18 778篇文献分别归组到描述性论文、分析性论文及其他类论文三类。分析类论文含临床实验、随机对照实验、及多中心研究,描述性论文含综述、病历报告,其他类论文含讲座、译文、及Meta分析。然后分组进行χ2检验。多中心研究是由多位研究者按同一试验方案在不同地点和单位同时进行的临床试验,划归在分析性论文类,综述划归描述性论文是其为对某一专题的综合描述[6]。

2 结果

共整理出表1~表6。该文设置表1是为了比较桂林论文数量在广西主要城市之间的地位。其余表格重点分析桂林论文的分组比较的具体情况。

3 讨论

3.1 临床医学科研论文类型的一般概况

表1显示,2006―2015年间,桂林临床医学科研论文数量总体介于南宁和柳州之间。较南宁少,较柳州多,属于中游水平(χ2= 45.07,P

2006―2015年间,桂林临床医学研究文献大致情况是分析性论文占67%,描述性论文占31%,其他论文占百分比不足2%(见表2)。在2010―2015年间,分析性论文比2006―2010年间的分析性论文增加了10%,描述性论文则降低了10%。(表3,χ2=22.7,P

分析性研究论文一般具有目的、方法、材料、结果及结论等结构要素。可较直观反映临床科研成果,体现科研水平和价值以及科研工作者的严谨科学态度。分析类文献数量大,所占比例高,除了有临床学科的应用研究性质因素外,尚与其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贡献率大有关。有研究认为[7],分析类文献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贡献率为80.22%,为所有类型文献之最。分析类文献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参考价值大,是能够产生较高下载和较高被引的文献类型[8]。另一方面,应该认识到不同文献类型在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中有各自作用,应注意体现不同的文献类型在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服务中应有的功能。

3.2 临床验论文在分析性论文中所占比例大

无论在2006―2010年间,还是在2011―2015年间临床试验类论文数量均大于随机对照实验的文献(表4,χ2=10.02,P

3.3 描述性论文类型以综述文献为主

综述有增加的趋势。2006―2010年间综述类文献占68%,而在2011―2015年间综述占75%(表5,χ2=6.7,P

3.4 其他文献类型变化

近10年来,Meta分析、讲座及译文始终较少,但它们的数量间差异不大(表6,χ2=1.4,P>0.05,差别无显著性)。Meta分析为一种统计方法,用该方法对具备特定条件的、同课题的诸多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对收集的多个研究资料进行分析和概括,以提供量化的平均效果来回答研究的问题而整理出的文章形式。是循证医学的需要。讲座是医学杂志上经常刊登的一种与学科有关的科学趣闻或新的发展,以扩大知识的一种文章形式[12]。具有培养新人普及知识的目的。值得加强引导。此外,鼓励译文也具有扩宽眼界,发现创新的增长点的价值,应引起业内应有的关注。

4 结语

为了解桂林临床医学研究论文类型概况及在广西区内地位,做好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该文通过对桂林、柳州和南宁在2006―2015年期间临床医学论文的文献分类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本地临床医学论文数量在广西区内属于中等水平,文献类型以分析类论文为主,描述性论文类其次,其他类论文再次。该文提出,注重文献类型相关业务知识学习,充分发挥不同文献类型在科研中的不同作用是图书馆做好临床科研信息服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参考文献

[1] 施振宏.期刊论文分类――撇弃《中图法》采用《学科分类与代码》[J].现代情报,2005,25(10):215-217.

[2] 秦小莲.2007-2011年玉林市妇幼保健院医学状况分析[J].包头医学,2013,37(2):108-110.

[3] 吴剑波.临床医学论文的基本类型与特点[J].赣南医学院学报,2003,23(6):753-754.

[4] 韩宁,杨鸣放.文献主题结构中文献类型因素的划分与标引[J]. 图书馆建设,2012(3):47-48,51.

[5] 漆胜兰.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文献的分类问题[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1,20(5):41-42.

[6] 喻东山.综述写作八法[J].医学综述,2007,13(16):1279-1280,封3.

[7] 单卫华.不同文献类型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贡献度――以Web of Science收录的儿科学权威期刊为例[J].情报探索,2016(1):68-71.

[8] 卫军朝,蔚海燕.基于不同文献类型的知识演化研究[J].情报科学,2011,29(11):1742-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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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类论文范文第7篇

医学类高职生自主创业过程中,面临专业、心理、资金诸方面因素影响,但理性思考之下不难发现,以上问题与高职院校的自主创业教育研究有一定关联。首先,专业影响因素。对于创业的学生,除医学专业基础课程外,可以适当增加一些交叉科目,比如药品管理、计算机技术、医学法规等,或者将这方面的思想传递给学生,让学生执行学习,做好创业准备。此外,学校还应加强对医学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避免创业后因动手水平差而导致的客户源流失。其次,心理影响因素。高职院校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创业流程、事项指导,不能流于形式,切实帮助学生分析创业时可能遇到的诸类问题,并提出相关应对措施供学生参考,帮助学生在创业前未雨绸缪,更好的面对问题。第三,资金方面。让学校直接赞助学生创业是不太现实的,但学校有必要向创业学生宣传国家相关创业贷款及补贴政策,如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培训补贴、免费的创业服务等。让学生充分了解这些相关政策,减轻创业资金负担,提升创业信心。此外,对于部分较为优秀的学生,学校可考虑帮扶学生创业,为本校以后医学类学生的实习、实践提供帮助。

2.社会环境影响因素

首先,当前我国虽然出台了部分鼓励学生自主创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创业环境,但对于医学类高职生而言,部分创业政策不配套、政策执行效果差等问题依然困扰[2]。由于政策可能就是创业资格问题,就是创业流程的可行性问题,就是创业资金问题,因此对于品学兼优、勇于创业的学生,在创业项目考核完成后,各省、市、县、乡、村政府应严格落实国家政策,为医学类高职自主创业生广开绿灯。其次,广大社会媒体应加强对相关创业成功实事迹的报道,为医学类高职生自主创业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以减少学生自主创业过程面临的家庭、社会舆论压力,并获得相应的人力、物力及精神支持。

3.结语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8篇

目前我校在校大学生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生,根据不完全统计我校在校大学生38.7%的为独生子女,42%的非独生子女年龄相差大于6岁。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互联网,接受到的信息量大,在满足学生的精神需求的同时,由于其分辨是非能力不强,导致学生出现浮躁、急功近利、以自我为中心等不良倾向,甚至被部分学生认为是信仰缺失的一代。“三爱”教育是教育发展的提炼凝结。由建国初期的国民公德发展到对学生的“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2013年将“五爱”凝结为“三爱”,是学校的培育主体内容更加明确,更加有执行性。由于受到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号召学生的集体意识,团结意识,凝练学生的凝聚力,学校在“三爱”教育的基础上加上“爱学校”。

2“四爱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四爱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国梦在校园内培养的新途径。把“四爱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在校园内的体现。发展好“四爱教育”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养,对大学生素质教育有极好的推动作用。学习可以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养,为人生储备知识和能力。倡导爱学习可引导提高学习兴趣,提倡科学学习方法,使学生养成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学以致用,举一反三。将医生职业道德教育有机的融入爱学习中,利用医生职业道德引导爱学习,利用爱学习树立医生职业道德观,实现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共同达到教育目的。劳动创造财富,倡导爱劳动,在培养劳动情感的同时锻炼身体,并引导理性认识劳动者,推动艰苦朴素精神,倡导节约意识,在劳动中收获,收获中激励劳动。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技能型人才,因此在劳动中强化技能训练,将劳动和实训有机融合,共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爱学校、爱祖国是培养集体意识,凝练民族精神,有国才有家,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融合,引导学生母校是职业发展的基础,国家是生活安康的基础。因此通过融合督促学生爱国情怀。

3四爱教育的实施策略

3.1宣传

将四爱教育活动内容与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相融合,在校园内形成四爱教育的氛围,充分发挥宣传栏、班级板报、校报等传统校园传统宣传阵地宣传。在校园内形成四爱教育的氛围。开创新的宣传教育阵地。对着移动网络的普及,新媒体成为新型的宣传阵地。为开创新媒体能够最大发挥宣传效果,最好的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是宣传生活化、接地气,首先寻找共同语言,例如医专美食、社团活动、军训风采等学生喜欢的话题,等学生逐步接受该宣传形式以后,逐步将正能量,国家政策等,利用学生能够接受的手段,洗脑赢心,最终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3.2模块化实施模式

3.2.1与教育目标相融合的学风建设模块医学类高职院校培养目标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技术技能型医学专业人才,树立学生学习目标,加强结合职业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构建“以思想教育为导向,以职业教育为目标,以强化技能为基础,以严格纪律为保障”全方位推动学风建设。将医学生“治病救人”的职业教育融入到“四爱”教育中,使其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树立积极学习观念,从学生身边寻找典型,充分利用国家奖学金,学生党员等选拔和宣传方式,使学生找到学习目标,建立以“学习为荣”正面引领作用,提高学习专业技能的学习积极性,达到促进学风建设的目的。不断培养学生求实创新、勤奋好学、医德医风的思想品德素养。

3.2.2接近学生生活的劳动养成模式“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因此劳动的养成要由小到大,由个人到集体再到社会。通过宿舍、教室卫生的打扫,到校内劳动课的实施等措施,鼓励并引导学生树立爱校如家的主人翁意识,发扬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凝聚学生的团结力和向心力,发挥学生的集体意识。通过有效的义诊和志愿服务活动,使学生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磨练学生的意志,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和文明行为的养成,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使广大学生鞭策自身行为,尊重他人和社会的劳动成果。逐步树立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团结友善的思想品德。

3.2.3与事业发展相融合的爱校护校模块大学是学生事业发展的起点,作为第一次接触医学专业知识的地方,母校可以说是学生的“第二个身份”,因此为促进学生爱校护校意识,应该将其与事业发展相融合,通过学校史,知校情,引导学生爱校。全方位实施“感恩”教育,营造“感恩”文化。让学生在“知恩、感恩、报恩”的系列活动中养成热爱学校、尊敬师长、孝敬父母、热爱生命、关心他人、回报社会的崇高道德风尚。构建和谐奉献、感恩诚信的高尚品德。

3.2.4与当地人文相融合的沂蒙精神模块社会是最好的人生教师,每个地区有其特有的文化氛围,因此结合当地人文特色教育在校生事半功倍。作为沂蒙老区,将沂蒙精神融入学生的教育中,逐步感受历史氛围,充实爱国情绪,珍惜当前生活,营造“爱国”文化。从树立远大志向做起,树立和培育正确的理想信念,引导学生树立感恩社会,把个人成长进步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祖国的繁荣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逐步形成爱国意识和友善待人。

3.3采用点线面突破方式全面推动素质教育为确保“四爱教育”长期有效的实施,其活动形式尤为重要。结合四爱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中国梦教育需要,四爱教育形式要寻找准确的突破“点”,充分挖掘学生兴趣点,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同时期的突破“点”要始终贯穿一条“线”,着眼于医学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需求,切实发挥四爱教育的长效性,最终实现素质教育目标的“面”,树立学生正确的三观,完成高职院校人才目标。

3.3.1准确的突破“点”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因此要准确找到活动形式的突破口,应从学生自身特点出发,根据学生活动空间、关注问题中心、认知途径、个性张扬等特点,结合在校期间工作安排,例如课堂纪律检查、党员发展、国家奖助学金评选、大学生科技文化节等活动,组织具有鲜明特色的“点”活动,例如到课率检查、无手机课堂、劳动课、祊河大讲堂、党课培训等“点”活动,并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督促各个活动点长期有效的组织,确保活动发挥最大化实现教育目的。

3.3.2贯穿一条“线”“点”活动要合理安排,否则会形成一盘散沙,削弱了教育目的,因此在“点”活动的安排上要围绕着四个模块,结合职业教育三年制教学特点,本着“大一是养成教育为主,大二以成才教育为主,大三学生以就业教育为主”,合理安排“点”活动的组织时间和参与人员,使“点”活动贯穿于学生在校的每个时期,真正将“点”活动贯穿一条“线”。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9篇

1.1医学类高职院校就业指导工作现状

当前国内高职院校对就业指导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就业指导机构的投入及师资配备相对较少,缺乏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就业指导体制。虽然一些高职院校已加强了就业指导工作,但是因为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仍处于摸索阶段,就业指导的针对性不强,就业指导课程大多没有指定的教学大纲,更谈不上集体备课,多是教师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授课。医学类高职院校更是由于学生的学习量大,将就业指导课程象征性地安排在学生休息时间进行。学生不重视,学校就业指导力度不够,导致医学类高职院校就业指导教育十分薄弱,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1.2影响医学类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因素

受金融风暴影响,当前整个市场经济不景气,很多企业为降低成本不得不大量裁员,用工需求明显减少,这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明显加大。医学类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除受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影响外,还与高校和学生自身因素有关。我国绝大部分高职院校采用“校企合作”教学模式,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进入企业工作,但医学类高职院校不能全盘套用该模式,行业的特殊性要求毕业生必须具备执业资格才能从事相关医学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毕业生就业的难度。然而,当前一些大型公立医院一味追求高学历,使得刚出校门的高职毕业生根本跨不进医院的“门槛”。从毕业生层面来看,很多农村学生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所以即使乡镇卫生院有再多的就业机会,他们也不愿意回去;而与本科生、研究生相比,高职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又使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不被用人单位看中。要使医学类高职院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就必须针对市场特征和经济形势,建立适合医学类高职院校的就业指导体系。

2建立适合医学类高职院校的就业指导体系

2.1稳定专业思想,提升综合素质

很多医学类高职院校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不是很了解自己所选的专业,盲目填写了志愿。更有甚者,其志愿是由家长填报,导致入学时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学习没有目标。因此,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让学生尽快了解自己所学专业,以及将来能从事哪方面工作,知晓该专业将要学习哪些课程,熟悉各门课程在专业中的地位、作用,让学生有一个明确的专业定位,从内心接纳所学专业。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身上汇聚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典型特点:以自我为中心、责任心不强、做事没有恒心、团队意识弱、心理承受能力差。尽管他们可以独立生活和学习,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为人处世还算和谐,言谈举止都还适当,但是需要加强对其综合素质的培养。只有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才能在就业竞争中突显优势。要在平时的教育中点滴渗透,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社团组织的各项活动,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表达能力、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社交能力、团队精神等,把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作为就业指导的首要任务。

2.2引导就业观念,加大典型宣传力度

卫生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向是服务基层,但是由于学生实习单位大部分是三甲以上医院,很多人会因为优越的实习环境而偏离最初的就业轨道,他们从实习分配开始,就一心想去级别高、条件好的医院,想通过实习抢占先机,希望将来能够被留用,却不知三甲以上医院留用医学类高职毕业生的几率微乎其微;有很多学生认为一旦到基层就业就一辈子在基层工作,将来再无“出头之日”。面对这些观念,我们应当正确引导,使其树立“先就业再择业、先就业再发展”理念,鼓励学生先到适合自己的乡镇卫生院工作,积累临床经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我提升,考取相关资格证后,再选择更好的单位。在进行就业观引导的同时,学校还要采用“请进来,走出去”方式,一方面邀请一些基层就业的典型和创业成功的校友来校作报告,让他们以自己基层就业的经历和创业成功的经验来感染、指导学生,让学生能够正确定位、规划;另一方面要“走出去”做社会调查,调查医学类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同层次医院人才需求情况、当前医学类高职院校用人单位评价等,让学生对就业形势有一个宏观认识,从需求上找出路,为就业做好准备。

2.3构建完善的就业指导体系

一个完善的就业指导体系首先必须具有高水平的就业指导队伍,要杜绝兼职和“双肩挑”的就业指导人员,从学校辅导员中选拔组建一支专业的就业指导队伍,依据学生的专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全程贯穿的就业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判断、评估,最终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指导体系要在第一时间向学生提供社会招聘信息,特别是医学类专业对口单位的招聘信息,尽可能多地了解用人单位情况,以便更全面地向学生介绍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同时,学校还要指导学生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医学类专业的就业信息,指导学生做好求职前准备,包括个人自荐书、面试的谈话技巧、仪表和举止,使学生了解如何自荐,如何参加面试并给用人单位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为成功应聘奠定基础。此外,学校应及时向学生宣传国家出台的有利于医学类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的相关政策,让学生对照条件,依据政策,尽早规划职业生涯。

3总结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10篇

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研室,湖南长沙410208

【摘要】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自然科学遗产,也具有鲜明的文化性。人类学方法在研究民族医药文化中具有较高的价值。本文总结了人类学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常用的人类学方法,以及人类学方法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取得的成果,探讨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可拓展的方向。

关键词 民族医药;湘西;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5-0034-02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湖南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13%。其聚居区主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所辖县乡地区。湘西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虽然没有文字,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医药文化近三十年来研究者较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族医药属于古代留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民族医从业人员较少,游离于规范化医疗体系之外,后继乏人,没有得到大力的扶持,因而湘西民族医药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与困境。我们认为,湘西民族医药应该从文化研究、政策扶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等多个角度入手,制定战略性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全方位地挖掘、保护,才能使民族医药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至于在医药现代化的今天销声匿迹。在文化保护方面,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加强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

1人类学方法研究民族医药的优势和特色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是研究人的起源与发展,包括人的体质与文化变迁的学问。它在西方兴起之初曾大量研究世界各地的所谓原始文化或野蛮人文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人类学开始复兴。期间我国人类学者进行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1.1人类学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人类学这门学科通过研究人类的生活方式,研究全球不同的文化,揭示文化的多样性,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特点。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比较观[1]。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任何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文化整体观强调人类社会的不同部分是相互整合的,只有对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进行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人类学有比较的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比较,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差异性,也可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端正我们的文化观,自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去除文化自卑感。

因而,人类方法适合进行民族文化的研究。人类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又有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三个分支。文化人类学注重对异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在欧洲一些国家被称为“民族学”,因而不同族群文化的描述、分析和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点。

1.2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常用的人类学方法进行民族文化研究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者,他们最本质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研究者需要深入各民族生活,参与、体验、观察、访谈,从而获得真实客观的第一手资料。文化资料的调查需注重整体性,即对族群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风俗等进行全方位调查,在分析资料时重视定性分析,通过跨文化比较,寻求文化的普通性或差异性。

另外,也有医学人类学者进行民族医学的研究。医学人类学研究健康、疾病、苦痛、医药与治疗的关系。重视民间疗法,生物与文化的交互作用[2]。是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民族医学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生物医学的概念,民族医学取向的医学人类学,研究疾病与病征的社会文化脉络及意涵。民族医疗牵涉到信仰、风俗和特殊的技术,它不同于现代医疗体系。医学人类学对民族医药的研究可以提供一系列文化比较和批判思维,从而提高我们的现代医疗理念。

2人类学方法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取得的成果

2.1各民族医药文化起源问题研究田华咏从苗族原始神话中探寻远古苗族医药文化,认为苗族医药具有“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特殊形态,其医药起源可追溯到“神农尝百草”、蚩尤传神药、祝融传熟食、药王传医方等神话阶段[3]。田华咏在侗族医学史考察过程中重视侗族神话故事《玛麻妹与贯贡》,萨岁的故事,蜥婶的故事等[4]。这些研究都表明,湘西民族医药起源源远流长,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融合交汇的痕迹明显。

2.2民族医药神话、歌谣研究田华咏在苗族医药学发展中通过神农、蚩尤、祝融、欢兜、药王神话故事分析苗药文化特征,包括巫医一家,冷热两因,三生万物等[5]。田华咏对土家族“梯玛神歌”的意义与价值、梯玛神歌对土家族医药文化的贡献进行了阐述,认为梯玛神歌渗透了土家族保健学意识,消灾除疾,体现“神药两解”现象[6]。人类学重视族群中口传神话故事的研究,认为它们反应了早期人类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可以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湘西的医药神话与歌谣体现了先民积极的保健防病意识,并且深受先秦巫医文化影响。

2.3医药民俗研究李芸等人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研究湘西苗族赶秋节,对赶秋节源流嬗变、结构组成、和谐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赶秋节是人神共娱的大型活动,极具聚合功能,同时也有娱神和驱邪作用[7]。萧成纹对湘西侗族医药民俗文化和养生保健进行了阐述,认为侗族医药深受冲傩文化影响,巫术祭祀在祛病除邪中起重要作用[8]。湘西少数民族多没有文字,民俗礼仪是研究文化的重要载体。

2.4民族养生保健理念研究刘超祥对土家族卫生保健习俗进行了医学人类学探析,分析了土家族保健习俗的特点,如注重环境卫生,顺和自然环境,讲究生活规律,劳动文体健身,饮食定量均衡,注意食疗等。这些习俗对土家人的健康长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有良莠并存现象[9]。莫代山总结了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土家族疾病处置的成果,认为医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尚处于初期阶段,田野工作有待加强[10]。萧成纹认为侗族人民饮食文化中喜吃糯米、酸食、油茶、苦酒,居住防潮吊脚楼,饮水清洁,有月令驱魔习俗,都是养生保健的措施[11]。湘西民族地区长寿现象得益于世代传承的强烈卫生保健意识,生活习俗、保健礼俗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

2.5疾病理论研究目前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疾病理论整理初具规模,土家族、苗族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疾病诊疗体系,不同于汉族传统医学。比较有特色的是土家毒气学说等。彭芳胜对毒气的病因病机,毒气病症候和毒气疗法进行了研究[12],总结了土家医治毒药物的分类整理研究成果[13]。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民族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具有一定价值。

3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拓展

人类学方法在湘西民族医药研究领域的开展只是近十年才开始的,尽管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民族医药文化的整体性考察和分析的深度都有待加强。相关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拓展可考虑以下几点:

3.1湘西巫医文化的深层次解读湘西处于古代巴、楚、苗蛮之地,深受巴文化、楚文化“巫鬼”习俗影响。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都带有深刻的巫医文化色彩。应该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待此类文化,只有深层次解读巫医文化形成的源流、心理内涵、医疗效果,广泛运用田野调查法、历史梳理法、跨文化比较法等,才能客观公正地认识湘西医药文化的灵魂。

3.2“神药两解”文化现象研究神药两解是大多数湘西民族医药中的常见现象,指在疾病的治疗中既有祭祀除邪等神巫手段,也有医药使用方法,两者杂糅混合,共同发挥治疗效果。这类现象较为复杂,既有迷信之处,也有心理疗法等合理因素,必须结合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进行“文化——心理——生理”的综合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

3.3湘西少数民族生命与疾病观念研究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中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与传统中医和西方医学有一定的差异性,民族医药由于脱胎于自然哲学时代,注重天人相应、顺应自然,疾病调治方面土家族重视服侍技术,苗族、侗族都有独特养生调理观念。在这些方面进行跨文化研究可以更深挖掘民族医药的合理内核,为现代医疗提供有益的补充。

3.4民族医药的哲学观念研究近三十年来学者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在文献收集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成效,《湖南世居少数民族医药宝典》、《土家医方剂学》、《苗家实用药方》、《苗家养生秘录》、《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等民族医药专著陆续出版,为保存、研究湘西民族医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目前的文献研究以梳理总结民族医药的理论体系为主,保护传承的侧重点在医疗技术方面。对各民族医药文化的哲学观念研究较少,湘西民族医药形成历史较早,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地域封闭,医药理论变化小,还普遍带有早期自然哲学的观念。如苗族医药三界学说、土家族医药三元理论等。哲学思维是民族医药理论的核心基础,只有理解民族医药的哲学内核,才能更好从根基和整体上把握其特色。

3.5民俗医药文化尚需大力挖掘湘西的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其文化精神是通过一定的仪式、习俗等传承下来的,因此民俗礼仪节日非常多。虽然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说还是极少数。湘西五溪地区的盘瓠文化,祭祀时的“椎牛”、“接龙”等仪式,苗族的催生仪式,击猪祭祝融等仪式都值得深度挖掘,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还原文化核心精神,更好地再现民族医药的精神源流。

总之,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展,湘西民族医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但是目前民族医药的发展还没有走出低谷,急需加大在文化、资源、制度等方面的保护和建设。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湖湘医学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植根民间的医药宝库,值得有识之士积极努力,将其妥善保护、传承,造福人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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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类论文范文第11篇

《医籍考》是日本汉方医学家多纪元简与元胤、元坚父子编撰的一部重要的中医专科目录。主要对《医籍考》的类例体系进行分析,认为这部中医目录通过较为成熟的大类设置、细致的子目安排以及类下各书的精心排列,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合理的类例体系,在中医目录的分类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医 目录学 专科目录 类例 《医籍考》

《医籍考》[1]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年)末期汉方医学考证家多纪元简(1755-1810年)与其子元胤(1789-1827年)、元坚(1795-1857年)相继编撰整理而成的一部中医专科目录。全书共八十卷,采用辑录体的目录体例,于各种史志书目、藏家目录、山经地志等涉及医书的著作中辑录道光以前中国医籍二千八百余种,仿清代经学家朱彝尊《经义考》,每书著录作者、书名、卷数、存佚情况及各家著录,并录原书序跋,最后附以多纪氏按语。该书是当时规模最大、质量较高的中医专科目录,特别是它的类例,达到了中医目录分类史上的较高水平。

所谓类例,指目录著作的分类体例,即“凡每略分为若干种,每部分为若干类,每类又分若干子目,此所谓类例也”[2]。类例在目录中起着辨章学术的作用,郑樵《通志・校雠略》有《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又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可见类例之重要[3]。《医籍考》一书,通过成熟的大类设置、细致的子目安排以及类下各书的精心排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类例体系,很好地反映了中医的学术源流,堪称中医专科目录中分类的典范。

成熟合理的大类设置

《医籍考》一书分“医经”、“本草”、“食治”、“藏象”、“诊法”、“明堂经脉”、“方论”、“史传”、“运气”九大类对医籍进行著录。“医经”类收录《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难经》、《岐伯经》、《扁鹊内外经》等公认的中医经典著作及后世学者对这些经典的注解之作;“本草”类以《神农本草经》及《神农本草》为中心,收录各种注解、修补、类编、节要之作以及本草音义、本草图谱等;“食治”类收食物本草及食禁、食疗等书籍;“藏象”类专收论五藏六腑之书;“诊法”类收脉经、脉诀及脉法诸书;“明堂经脉”类收论经络之书及针灸图、针灸经;“方论”类则收各种方书,各朝代、各地域及各门类,应有尽有;“史传”类收医史、医人传及医籍目录;“运气”类收论五运六气之书。这九大类目既继承了中医目录分类中的优秀传统,又根据自己对中医学的认识对部分类目进行了创新,使中医目录的分类走向成熟合理。

目录史上对医籍分类较有代表性并与《医籍考》类目设置有关的目录著作主要有:《汉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三者在类目设置上与《医籍考》的比照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医籍考》的九大类中,有六类是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其“医经”一类是承袭《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下的“医经”,其“明堂经脉 ”一类则是对《新唐书・艺文志》的继承,其“方论”、“本草”、“藏象”和“食治”四类则是在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多纪元简稿本《医籍考》封面题有“郑夹艺文略”,其过录书目也多为《通志・艺文略》下“医方类”书目,可见多纪元简在编撰《医籍考》时参考郑樵《通志・艺文略》较多,其“方论”类很有可能是将《通志・艺文略》中的“方书”、“单方”、“岭南方”等综合起来,将各种方书统摄于“方论”一类;“本草”则是将《通志・艺文略》的“本草”、“本草音”、“本草图”“本草用药”、“采药”、“炮炙”六类合为一类,因为《通志・艺文略》的分类太过细致,以致有的类下只有一两种书籍,所以《医籍考》必须将相近的类目综合起来。而《医籍考》的“藏象”与“食治”两类,也是在《通志・艺文略》“五藏”与“食经”两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剩下的“诊法”、“史传”、“运气”三类为《医籍考》首创,这三个类目的设置使得有关中医诊断方法、中医学史、五运六气之说的文献独立成类,与其他六个类目一起,把多纪氏对中医学术源流的独特认知有条不紊地表达出来。多纪氏认为中医有“道”有“术”:“推天地阴阳之秘,究藏府经络之理,疾之所由起,草石之所由设,皆使明于我而切于物,此医之道也。察人之虚实刚脆,辨病之吉凶深浅,而针石灸之宜,汤液丸散之施,使危者全,困者安,此医之术也”(多纪元坚《医籍考・序》)。而医之道术“渊奥博大,不易通达”,所以学医之士必须用心于目录之学,以溯流而穷源。在《医籍考》所设置的九大类目中,“医经”即是“推天地阴阳之秘”,“藏象”即是“究藏府经络之理”,“运气”即是“疾之所由起”,“本草”即是“草石之所由设”,“诊法”即是“察人之虚实刚脆,辨病之吉凶深浅”,“明堂经脉”即是“针石灸之宜”,“方论”、“食治”即是“汤液丸散之施”。《医籍考》通过这九个类目的设置将中医的“道”与“术”统一起来,真正地将“辨章学术”的目录学宗旨运用到专科目录的编制中来,创立了一套完整、成熟、合理的中医分类体系,有助于学医之士分门别类地学习,也有助于学者考辨中医学流派,厘清中医学各门类的发展史。这些使得《医籍考》的类目成为后世中医目录的参照,民国时期医史学家陈邦贤撰《中国医学史》一书,就是完全按照《医籍考》一书的类目来著录各时代医学书目的。即使是在西医学传入并严重影响中医学的近现代,许多中医目录也还在沿用着《医籍考》的一些类目,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子部“医家类”就沿用了“医经”、“本草”、“诊法”、“方论”和“史传”五类,1984年郭霭春的《中国分省医籍考》也沿用了“医经”、“本草”、“诊法”、“方论”四类。

自动聚类的子目设置

《医籍考》中明确的类目设置除了九大类以外均没有标示,但它在部分类目之下通过条目的自动聚类形成了隐性的子目,如“医经”之下分为素问、灵枢、素问灵枢合编、难经以及其他经书等五个小类;“本草”下分“神农本草经”和“神农本草”;“方论”一类中所收各书即是按照伤寒、温疫、诸方、寒食、眼目、口齿、金疮、外科、妇人、胎产、小儿、痘疹等小类的次序进行排列的;其“史传”一类下也分医史和目录两个小类。中医目录史上很少在大类之下对医籍进行更小类的划分,大都笼统地将医籍归于方技略、子部医家类或与此相似的类目之下,仅有少数目录在医家类下又分出几个三级类目;如《旧唐志》在“医术”一类下就划分了本草、养生、病源单方、食经、杂经方和类聚方六个三级类目;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也将“医方”细分为脉经、明堂针灸、本草、本草音等二十六个三级类目;清代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也在子部医家类列出“经论、明堂针灸、方书、伤寒、女科、幼科、外科”七个三级类目。这些书目虽然在类目级别上将医籍细分到了三级,但它们在分类上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分类标准不统一,有的按中医的学术体系来分,如“经论”、“明堂经脉”、“本草”等,而同时又有类目是按照中医的各科来分的,如“女科”、“幼科”、“外科”;二是类目级别不统一,如《通志・艺文略》中的“本草”与“本草音”、“本草图”、“本草用药”、“采药”、“炮炙”等明显是上位类与下位类的关系,《通志》却将它们置于同一类目级别。

《医籍考》一书的类目,相当于在子部医家类下分了九个三级类目,而在这九个三级类目之下又进一步进行了划分,这是同时期其他中医目录所没有的。这些子目的设置,不仅避免了分类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还解决了一些类目(如“方论”)因条目较多而混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些子目的设置,将中医的学术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细分,使得各门学术下的各家各派自成体系。如“医经”下的“素问”、“灵枢”、“素问灵枢合编”、“难经”、“其他经书”五类,不仅将各家经典明确分开,还设立“素问灵枢合编”一类来收录对《素问》、《灵枢》二书进行合编分类的书,使类下诸书各有所归,条理清晰,一目了然。“本草”下的“神农本草经”和“神农本草”两类则是对本草经与本草应用进行区分,相当于将本草这门学问的理论与实践分开。“方论”一类更是通过“伤寒”、“口齿”、“妇人”、“小儿”等诸多小类的设置将各科方书统一起来,有整有零。这样的细分对于理清各门类下各派别的学术源流和学医者的选择性阅读都有重要意义。这些子目的设置与其九个上位类形成一个网络,较好地涵盖了中医的学术体系,使得各门类各学派之间既有明确的界限又有条不紊地整合在一起,对于考辨中医学术源流意义重大。遗憾的是,《医籍考》的这些小类都没有明确标示出来,不过后世很多目录家都悟出了这些小类,并效法《医籍考》的子目设置,如1982年贾维诚的《三百种医籍录》之“医经”类就仿照《医籍考》设置了“素问”、“灵枢”、“合编”与“难经”四个子目;《中国分省医籍考》之“方论”类就以《医籍考》“方论”下的子目设置为参考标准。

独具匠心的书目安排

《医籍考》各类目之下诸书的排列也蕴含着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通常情况是,每类之中,先著录最古最经典之作,之后将后人围绕此书作的注解、补编、重修等著作按时代依次排列,然后才著录其余各家的此类著作,就好像诸子百家以儒家为宗,百家次之。

以“伤寒”一类为例,多纪氏父子于伤寒研究最精深。在《医籍考》一书中,“方论”之下第一小类即为“伤寒”,此小类下首先花大量篇幅著录了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和《金匮玉函》这两部伤寒学的开山之作,此后按时代顺序依次著录了金人成无己、宋云公,元人滑寿、许弘,明人汪机、胡朝臣、方有执、王肯堂、赵开美、史然、卢之颐,清人喻昌、徐彬、张志聪、张璐、汪琥、徐大椿、黄元御、戴震、吴仪洛等的注解、类证、选录、续编、条辨、纲目、集注、类编、重订《伤寒论》之书。之后又从头开始著录诸家在伤寒学方面的其余著作,如晋人王珉《伤寒身验方》、宋人钱乙《伤寒指微论》、宋人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宋人朱肱《伤寒百问》、元人吴恕《伤寒活人指掌图》、元人马宗素《伤寒医鉴》、明人皇甫中《伤寒指掌》、明人巴应奎《阐明伤寒论》、明人闵芝庆《伤寒阐要编》、清人李中梓《伤寒括要》、清人黄元御《伤寒说意》等之类并非以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和《金匮玉函》为蓝本的著作。这种排列将该门学术的主流与支流分离开来,真正具有溯源穷流的作用。《医籍考》在对诸书按上述理念进行排列时,如遇到较为重要的著作,后人亦有增补或删补之书,也利用同样的理念将增补之书紧接原书之后进行著录。如“伤寒”类下著录金人成无己《明理论》一书,因后人有比较重要的续补之作,就暂时打破了按时代排列的次序,在该书之后依次著录了明人陶华《伤寒明理续论》、明人巴应奎《伤寒明理补论》、明人闵芝庆《伤寒明理论删补》以及清人汪琥《增补成氏明理论》四书,以使这五部书形成一个以《明理论》为核心的小阵列。随后则继续著录金人宋云公的《伤寒类证》及后代著述,延续总体的排列思路。

又如“诊法”一类下,首先按时代顺序依次著录了《黄帝脉诀》、《黄帝脉经》、《素女脉诀》等经典,至西晋王叔和《脉经》时,因后人多有续、补、注及刊误等著作,因此将这些著作依次著录于后,有高阳生改编王叔和《脉经》而成的《脉诀》、刘元宾《脉诀机要》、通真子《续注脉赋》与《补注王叔和脉诀》、亡名氏《王叔和脉诀发蒙》、李《集解脉诀》、张元素《古注叔和脉诀》、戴起宗《脉诀刊误集解》、《脉诀刊误附录》、汪机《补订脉诀刊误》、徐枢《订定王叔和脉诀》等书目,直至清代李延《脉诀粹》。然后才又继续著录王叔和《小儿脉诀》、皇甫谧《脉诀》等后代著述,回到总体的排列顺序上来。同时,在对这些续补王叔和《脉经》的著作进行著录时,有戴起宗《脉诀刊误集解》和《附录》两书,清代汪机对它们进行了补订,本来汪机(1463-1539年)的时代比位于其后的徐枢(1355-1441年)要晚,但因为他的《补订脉诀刊误》一书是对戴起宗之书的补订,所以将它提前。

这种以书为主,以时代为辅,并且层层相扣的排列方法,充分表达了《医籍考》作者以学术源流为宗的目录学思想,即使是在处理目录著作的最小单元――一条一条的书目时,他们也时时不忘最大限度地溯源穷流。

结语

多纪氏父子编撰《医籍考》,并不是纯粹以医家的资历,而是有着深厚的目录学意识及功底。多纪元简之所以要创编《医籍考》,是因为在他晚年的时候,西方医学传入,日本汉医受到极大打压,眼看着汉医后继无人,他萌生了编撰中医目录以考辨中医学术的念头。多纪氏父子深知目录学对于考辨中医学源流的重要意义,在编撰《医籍考》时始终以“辨医学源流”为宗旨,期望该书能成为“学医之津梁,济生之关键”,使读者“读是书则一目了然,千百年医书之渊源流派,如指诸掌。因以读诸家,则不为多歧所惑,不为曲说所囿”[1]。同时,多纪氏父子藏书丰富,他们为自家藏书编制了《聿修堂藏书目录》,这是多纪氏父子对中医目录的另一贡献。另外,与多纪氏父子交游较多的井上金峨、吉田篁墩、狩谷斋、涩江全善、森立之等均是有名的儒学考证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即是每月一二次在多纪元坚之别院“绿汀”之中与涩江全善、海保元备、伊泽信道等人论定完成的。这些因素都使得多纪氏父子在编撰《医籍考》时,不仅有他们自身的医学知识作基础,还拥有了强大的目录学知识作保障。因此,汇聚父子三人之力的《医籍考》一书,不管是在九大类的设置上,还是在部分大类下子目的自动聚类上以及各类下诸书的排列上,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终极意义,使得《医籍考》成为中医专科目录史上的典范之作,日本多纪氏之后冈西为人的《宋以前医籍考》和中国20世纪末期由严世芸主编的规模巨大的《中国医籍通考》的类例体系都是在《医籍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1]丹波元胤, 医籍考[M]. 郭秀梅, 田研吉,校译.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12篇

笔者采用影响因子求和法,对我国23所中医院校2001-2006年在国内国际期刊上公开的影响因子总和进行统计分析,探讨这些中医院校的学术研究竞争力。

1 文献回顾

对各中医院校竞争力的评价以往一直是靠主观印象,没有客观指标,显得表浅和笼统模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各种综合评价方法,但对中医院校评价指标不全,深入研究不够。在学校竞争力方面,有些学者也写过类似的文章,主要有:①“五所中医院校科研竞争力分析”[1],作者利用多种数据库进行检索,收集以南京中医药大学等5所中医药院校的科技量、科技成果完成量、专利发明申报量。采用趋势分析和计量学的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分析了5所中医药院校的科研竞争力。②“《中草药》1990-1997年度引文统计分析”[2],该文采用文献计量引文分析法及《sci》、《cscd》评价期刊质量的有关指标,对《中草药》20世纪90年代以来刊出的论文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评价该刊的质量,了解一些中药学研究的特点与现状,发现一些中药学特殊的规律,为文献服务工作的改进、期刊的管理和利用提供科学的依据。③“我国高等中医院校1997-2005年论文统计分析”[3],作者以CBMdisc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97-2005年全国23所高等中医院校在国内期刊上公开的总数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揭示我国高等中医院校科技论文产出现状和分布规律,进而了解全国同类院校的科研水平和地位,为领导决策,也为科研人员更好地开展学术交流、拓宽思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④“1997-2001四所中医院校〈学报〉论文引文分析比较”[4],作者根据这4所学校的学报刊载论文为统计源,对其引文进行比较分析,具有客观性及实用性。⑤“网大‘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医药院校排序分析”[5],客观评价了大学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等。⑥“高校科研竞争力评估模型的建立与实现”[6],作者依据高校科研管理实际,提出了具体的评价模型,并利用综合评价方法使科研竞争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量化,从而可以比较直观地了解高校的整体科研实力。笔者在借鉴以上学者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抓住中医药院校发展中最关键的要素——论文学术能力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运用影响因子计量和的方法来评价各中医院校论文学术竞争力。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①利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检索出全国23所高等中医院校2001-2006年各个专业(中医、中药、针灸、人文社科)公开发表在一般期刊、核心期刊、权威期刊以及SCI收录的期刊上的文章数目。②利用pubmed数据库检索出在被SCI收录的外国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情况。检索方法:选择数据库“pubmed”,再for一栏里输入“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点击“go”即可查询。因考虑到学校的英文名已改为“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则每个学校查询的时候必须查询两次。在这个过程中,会查到一些在非SCI收录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如“yaoxuexuebao”等,则必须把这些文章的数目去除。

2.2 评价方法

影响因子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是E.加菲尔德于1972年提出的,是对文献或文献集合获得客观响应,反映其重要性的宏观度量。由于它是一个相对统计量,所以可公平地评价和处理各类期刊。通常影响因子越大,它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7]。具体算法为:影响因子=(该刊前两年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该刊前两年总数)。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表征期刊影响大小的一项定量指标,也就是某刊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数,它实际上是某刊在某年被全部源刊物引证该刊前两年的次数与该刊前两年所发表的全部源论文数之比。笔者在统计时采用的方法是:将每年每个学校在某一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乘以某一年某一期刊的影响因子,最后把所有的影响因子相加,然后作出比较。根据高校发展趋势,专科类高校都在向多科类高校发展。笔者统计分类时按4个类别来区分,即将论文分别归为中医、中药、针灸、人文社科4个类别进行统计,最后加总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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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结果分析

在一般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总和情况:中医类、中药类、针灸类、人文社科类4项比较,中医类最多,其次是中药类,社科类最少。中医类:广州中医药大学遥遥领先,影响因子总和高达761.55,其次是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类:广州中医药大学仍然最多,为391.8。针灸类:天津中医学院位居第一,达到78.45,广州中医药大学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分别位居第二、第三。人文社科类:南京中医药大学以8.1排名第一。从总数来看,广州中医药大学位居榜首(见表1)。在核心期刊上影响因子总和情况:中医最多,中药其次,针灸较少,人文社科类最少。中医类:广州中医药大学以绝对优势稳持第一。中药类:广州中医药大学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总和为516.6,比最少的山西中医学院高出54倍多。针灸类:和前面的情况相似。人文社科类:山东中医药大学排名第一,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以11.55分并列第二。从总体来看,广州中医药大学仍然是排名第一,山东中医药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名(见表2)。在权威期刊和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差不多,但在人文社科类,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总和更少,很多学校几乎都为0(见表3)。被SCI收录文章的影响因子总和普遍都很少,尤其是人文社科类,各个中医院校的影响因子都为0。总和排名前三位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见表4)。从总体排名来看,广州中医药大学以2 698.615分位居榜首,南京中医药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其影响影子总和分别为1 643.756、1 640.677(见表5)。表1 中医院校2001-2006年在一般期刊上的影响因子总和情况(略)注:各地院校均为中医药大学或中医学院(下同)表2 中医院校2001-2006年在核心期刊上的影响因子总和情况(略)表3 中医院校2001-2006年在权威期刊上的影响因子总和情况(略) 表4 中医院校2001-2006年在SCI上的影响因子总和情况(略)表5 中医院校2001-2006年在各种期刊上的影响因子总和情况(略)

3 结论

笔者采用影响因子求和的方法,利用CBM和pubmed数据库进行查询,统计分析了2001-2006年全国23所高等中医院校的论文学术竞争力。评价方法是先分别对各个中医院校在各种期刊(一般期刊、核心期刊、权威期刊、SCI)上发表的各个专业(中医、中药、针灸、人文社科)文章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对在各种期刊上的影响因子采取求和的方法最终得出:广州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位居前三名。各个专业论文量比较:中医类最多,中药类其次,针灸类较少,人文社科类最少。总体上看,各个中医院校在权威期刊,尤其是SCI上发表的文章尚少,但整体学术力呈不断提升的态势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 香.五所中医院校科研竞争力分析[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22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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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冬丽,师伟力,矫文成.高校科研竞争力评估模型的建立与实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4):43.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13篇

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约4 330余种,其中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有573种,内容涵盖了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剂、临证各科、医案医话医论、史学工具书等方面。本文将江苏籍中医医家所撰著的480余种著作分为“医籍所涉及的种类”、“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方药类著作”、“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等七个方面、六个大类进行评述。介绍其在中医学术、中医教育、中医临床、中西医汇通以及中医科学化等方面的著作特点,肯定其对于现代中医所具有的启示与借鉴意义,试图唤起现代中医药研究者对这一时期中医药著作的研究兴趣,使这一时期的著作更好地为当今中医药事业服务。

【关键词】 民国时期 江苏籍 中医医家 著作研究 概述

民国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政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时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医院,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疫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理学》、《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中西医之汇通早在西方医学于十九世纪传入我国即已开始。较系统论述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可谓唐容川及朱沛文,但大量开展中西医汇通之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当属于民国时期的医家们。这其中,江苏籍医家的代表者有恽铁樵、丁福保、陆渊雷、时逸人、杨百诚、章次公、许半、蔡陆仙等等。

自从1917年余云岫之《灵素商兑》发表抨击中医理论的观点以来,中西医的论争便趋向公开和激化,中西医阵营中的各自维护者,纷纷发表言论或著书,对余氏的观点加以回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著作组成的论争性文献和著作。第一位以著书形式回应余氏观点和言论者当属恽铁樵氏。在其1922年出版的《群经见智录》中,恽氏以独特的领悟,对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他的“四时五脏”学说可谓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真谛,被后世所推崇。他对于中西医体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公正的比较,驳斥了余氏对中医认识的错误方法和观点,从而拉开了中西医相互论争之幕。随后的如其弟子陆渊雷氏,在继承其师的汇通思想之后,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撰著了相应的著作。

江苏籍医家所撰著的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的著作所涉及的面较广,总结起来有论述中西医理论之立足点不同,而主张各取之长、互补其短以及融会贯通的。如恽氏《群经见智录》、《保赤新书》,许半龙之《中西医之比观》等。更多的医家在涉及中医各科内容时揉进西医学的认识,以图全面地在实践中促使中西医的汇通。代表者如恽氏的《生理新语》,其在自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这本书:“本书既名新生理,自非中国古代五运六气、三百六十五穴道之旧生理,然亦非纯粹西国解剖学、显微镜、血轮细胞之新学说。若用简单概括的话评论我这部书,可以说得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将《内经》所说的证之于病能不得其解,求之于西学。那是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我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3]表明其是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医理论的。再如丁福保的《新内经》、《中外医通》,杨百诚的《医学新论》,章次公的《药物学》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等著作,也是将西医学知识与传统中医学知识相揉合、相比较。

与上述书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持这种主张的代表者有陆渊雷、时逸人等。陆氏在其《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以及《陆氏论医集》等著作中虽有欲以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中医的想法,但其主要思想却是以为中医的疗效和验是可取的,理论却是多臆想和空泛无据的,主张以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也就是其最终主张的“中医科学化”。陆氏的这一“新观点”在当时整个社会崇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青年人,一时间响应和追随者遍及海内外,影响较大。其著作《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就是不同于别人以《内经》的传统理论来诠释,而是用西医理论解释之,再用各家经验证实之的。陆氏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大有废医存药之嫌,故而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陆氏的一些思想还是有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思考的地方。这类著作成为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

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将中医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漏列,从而导致中医界的奋起抗争。积极抗争者如江苏籍的丁甘仁、余伯陶、谢观等,他们向北洋政府请愿,抗议这种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办中医学校,以期既成事实,劝逼当时的府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最终,尽管政府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也默许了中医办学校从事规模化教育的事实。

中医规模化教育在与各种社会阻挠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学校及函授教育的教材著作应运而生。这类著作从丁甘仁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脉学辑要》、《药性辑要》以及《医案讲义》等开始,到之后为陆续兴办的中医学校及函授学校自编的教材,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当时中西医各个学科,可谓洋洋大观,形成了这个时期所独有的著作形式。如恽铁樵的《生理新语》、《伤寒论讲义》、《伤寒论研究》,秦伯未的《内经学讲义》、《内经类证》、《诊断学讲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许半龙的《中国方剂学概要》、《中国外科学大纲》,张山雷的《古今医案平议三种》、《医学一得》、《籀谈医一得集》,顾鸣盛的《中西病理学讲义》、《中西内科学讲义》,杨百诚的《灵素气化新论》、《灵素生理新论》、《医学新论》,承淡安的《伤寒针方浅解》、《针灸学讲义三种》、《中国针灸治疗学》以及张赞臣的《中医诊断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与其说是用于教学的教材,不如说是各个编著者对于中西医学科知识的研究成果。每一本教材著作均迸发着作者的思想火花。这些著作的编著以及在教学之中的使用,为传播知识、启迪后生、使中医药事业得以薪火相传作出了历史贡献。

方药类著作

《中医联目》中,江苏籍中医家的本草类著作为25种;方书类著作为43种。从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家们编写的这类著作的内容上不难看出,他们在此时所要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今用上面,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在忠实古代方药文献以及沿用传统文献整理方法的同时,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以期为当今医疗实践服务。因而此类著作极少有空泛的理论论述,切合实用是医家们编著这类书的主要目的。本草类代表作有恽铁樵的《论药集》,章次公的《药物学正编续编补编》,张山雷的《本草正义》;还有地方性本草研究的如赵黄的《祁州药志》、《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本草谱录类如赵黄的《中国新本草图志》以及陈存仁的《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方剂类著作除了上述的著作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医家们以自己亲身临证体会或经名家实验的经验来阐述方剂,处处以临床实效为根本宗旨,这就使得这类书既可以被看作临证方书,也可作为中医教育教材。代表性的有丁甘仁的《丁甘人家传珍方》、《百病医方大全》,丁福保的《中国经验良方》,恽铁樵的《验方新按》,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时逸人的《中国处方学讲义》,秦伯未的《处方学》,张赞臣的《方药考论类编》等。

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

江苏籍中医医家所编撰的临床著作,按照《中医联目》的分类,有临证综合、温病、瘟疫、疟痢、内、外、妇、儿、骨伤和五官等科。内容涵盖了所有临床学科,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中医学著作。其中既有对前人临证学术经验的总结与阐述,更有作者本人结合自己亲身临证心得体会而得出的理法方药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文献。代表者如张山雷的《中风诠》。是书从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着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关系;结合西医学之神经学理论,讨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再如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在1928年初刊之后的8年当中,对于这本书中4卷所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临证检验,在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之后,于1936年另加1卷,再次出版了该书,并有了新的临证认识,如作者认为温病于十二经而言实为手经病以及认为古人以为的“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值得商榷等。这种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医家们能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来研究和著书。如对于肺结核病、性病、小儿痘疹惊疳等,体现了作为医生对于社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医案类的著作,在《中医联目》中江苏籍医家撰著的有29种(这其中不包括医家们所撰著的医话医论类的著作,关于这类著作的内容已在其他评述点中介绍了)。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医家们自己的临证案例,如《孟河丁氏医案》、《药医案全集》、《陆氏医案集》、《曹颖甫医案》等;尚有集前人医案分类汇编的医案书籍,如《分类王孟英医案》、《医方经验汇编》等。这些医案著作是先辈医家们留给后人的第一手临证资料,也是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文献。

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

民国时期相对于前朝封建社会来说要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是西方较科学的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加之西医强势的进入和社会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的需求,利用图书杂志报纸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医学卫生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西医界的共识。中医界人士除了利用所办的杂志报纸等传播医学知识外,还编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医学普及类读物。其中之代表如丁福保的《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朱振声的《百病自疗丛书》、《家庭实用验方》、《家庭医药常识》、《育儿常识》、《万病治疗大全》,蔡陆仙的《民众医学指导丛书》,顾鸣盛的《长生不老之秘诀》,丁仲英的《康健论》,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以及谢利恒的《气功养生要诀》等。医家们还针对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医学普及教育,如肺结核、性病等。还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的书籍,如朱振声、顾培玺编撰的介绍如何戒烟的指导性书籍等。这些著作的编写对于当时中西医药知识得以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与普及、提高中医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38年间,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兴盛,社会对于医药学类的图书著作的需求较旺,加之中医药界人士意识到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对中医药的学习与研究,于是,由出版界组织,或由个人发起,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著作以及史学工具书被编撰出版,形成了这一时期另一种著作形式。在《中医联目》中,仅江苏籍中医医家编撰的这类书就达40余种。综合性丛书合刻医书中除了上述的教材类和卫生普及类著作外,尚有陈存仁的《皇汉医学丛书》、顾培玺的《顾氏医苑》、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陆士谔的《基本医书集成》以及张赞臣的《古本医学丛刊》等。医学史类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和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等通史类著作最具代表性。陈氏的《中国医学史》可谓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通史专著,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在向国外介绍我中华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工具书类代表者有谢利恒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以及章巨膺编撰的《应用药物辞典》等。

小 结

相对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来说,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上述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著作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内容之丰富,时代特色之鲜明,是历代中医药著作中之罕见者。中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观上得到了一次嬗变。 “即使在今人来看,当时医家关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教育以及中医科学化的一些见解也还不失参考的价值或借鉴的意义。”[1]民国时期之于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过去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在古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重视和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应该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者的共识,并通过研究和利用,为今日之中医药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 焦振廉.民国时期中医药著作概述[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5,6(3):5.

2 顾奎兴.江苏历代医家、医籍及其地域分布的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15(4):233.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14篇

    时展到今天,包括中医学、蒙医学在内的传统医学,都无可避免地走进了现代科技时代。19世纪中期起的半个世纪是西方医学在中国确立地位的关键时期,[1](P.55)从那时起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医经典其权威性尚且受到质疑,包括蒙医学在内的民族医学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单纯的传统理论与经验很难为现代人接受。传统医学在现代的发展史,基本上属于它的衰落史。然而,另一方面,看似无所不能的现代科技以及被现代科技滋养着的现代医学,远远没有给人们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鉴于人类疾病的复杂性和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人们在返璞归真中,重新思考着传统医学、民族医学的价值和作用。医学人类学者亦提出了“多元医疗模式”(medicalpluralism)的概念,分析探讨在同一社会中,多种医疗体系和医疗资源如何共生、共存。本文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进行考察,并以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族医疗信仰和实践的多样性为例,分析探讨多元医疗模式的存在带给人们的多样化选择。以期为理解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以及医疗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一、医学人类学视角中的医疗文化

    就医学的性质而言,一方面,现代西方医学将人看成一个生物体,在实验室进行器官、组织、细胞以至分子水平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由于作为医学服务对象的人既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具有生物特征,同时人还具有社会特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文化的创造者。因而,健康和疾病不仅仅是生物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

    医学人类学着重于有关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在20世纪60年发展成为人类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在人类学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生物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疾病和保健问题及其与生物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2](P.2)在医学人类学文献中,根据医疗体系在其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病因观①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类:现代医学,即现代西医。在其所在国被称为是常规医学、正统医学或主流医学等。在当代,现代西医借助科技力量获得快速发展,在治疗人类的疾病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定为正统医学体系,而当地的民族传统医学则被归入非正统的医学体系。

    第二类:替代医学或称补充医学。这类医学一般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较系统的医学理论,且疗效确切,但因其医学理论和治病机理尚未能用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使得这类医学的治疗者执业的合法性受到一定限制,其药品在许多西方国家不能作为药品销售,只能作为健康补充品在一般食品商店里销售。中医学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民间医学。依照医疗人类学的定义,就是非现代西方的、土着的、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或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一套固定而完整的医疗观念和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病因查找、治疗、预防等内容。[3](P.42)

    上述分类采用的是以现代医学作为常规医学的西方国家的划分标准。在中国,上述分类标准中的替代医学或补充医学被称为传统医学,就是指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中医学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在我国的医疗制度中赋予中医学、蒙医学等传统医学和西医学一样的合法地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政府的选择也是社会文化的选择。可见对医学体系的分类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及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关。

    医学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不同民族的传统医学是该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民族利用当地的植物、动物、和其他自然资源对抗疾病的经验总结。不能因为其理论和方法暂时还不能用现代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而轻易予以否定。一般认为,传统医学的历史往往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的缩影,甚至被视为是本民族的象征之一。蒙古族传统医学,简称蒙医药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系统。蒙医药是蒙古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好地理解蒙医药学等民族医学在维护健康治疗疾病方面的作用,及其所具有的持久而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蒙医药学的形成、发展及特征做简要论述。

    二、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与特征

    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可概略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2世纪以前,原始医学阶段,即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古代蒙古族及其祖先,繁衍生息在北方辽阔的蒙古高原,过着逐水草而游牧、狩猎的生活,在同寒冷、潮湿、风雪等自然灾害和各种疾病抗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疗知识和经验,早在12世纪以前,就发明和使用了许多适合当时蒙古社会、经济、文化、气候、地理条件的独特治疗方法。当时,蒙古人多饮用酸马奶、羊肉汤以补养身体;对由寒冷所致的疾病用热敷、热针、艾灸及瑟必素疗法;①对于因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则施以放血、煎服大黄根等医治。自古以来蒙古人因狩猎、游牧等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长期的征战,经常骑射搏击,容易发生跌伤、骨折、脱臼、脑震荡等外伤事故。因而,古代蒙古人积累了丰富的治疗骨伤的经验,创造出许多适合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整骨疗伤的方法。这一时期是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

    第二阶段: 13-16世纪上半叶,古代蒙医药学的形成时期。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到明朝初期,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强大,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蒙医药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原始时期产生的整骨术、蒙古灸、刺血疗法、外伤科、饮食疗法以及药物学知识均有了新的发展。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产生了初步的医学理论。至迟到公元13世纪,蒙古族开始孕育自己的医学体系。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随着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更加频繁。蒙医药学不仅吸取了其他民族医药学的精华,丰富了自己的内容,而且,蒙医药对其他民族医药学的发展也给予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阶段: 16-20世纪中叶,近代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16世纪以后的近400年的历史时期,蒙医药学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中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保持原有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学术派别,即: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藏医学派和近代蒙医学派。

    古代蒙医学派:这个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他们有丰富的蒙古传统医疗经验,尤其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经验丰富。当时这个学派的某些疗术带有蒙古传统宗教———萨满教的色彩。这一学派崇尚自然疗法,理论上受蒙古族传统的天人相协思想影响,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因此治疗思想基本是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

    藏医学派:印、藏医学经典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以后,蒙古族中学习印、藏医学,尤其学习《四部医典》并支持其理论的人日益增多,并成为一个学派。此学派基本沿用藏医理论、方法治病。他们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其中的很多人精通《四部医典》,编写了许多医学着作,对藏医理论和医疗经验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忽视古代蒙医学的传统疗术和临床经验。

    近代蒙医学派:大约17世纪末、18世纪中叶,在上述两派争鸣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一学派。他们主张古代蒙医学同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相结合的观点。这个学派既熟悉古代蒙医的传统医疗经验,又精通藏医《四部医典》的理论。在几个学派的长期并存中,近代蒙医学派逐渐强大,到了19世纪以后成为蒙医学的主流。这个时期是蒙医药学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在这400年的历史中涌现了很多着名的蒙医药学家,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方海》、《四部甘露》、《蒙药正典》等数十部丰硕的古典医学巨着。[4](P.71-73)

    包括蒙医药学在内的民族医学大多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千百万年的演进发展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特征,但同时民族医学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

    朴素的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尽量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的、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即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不同的体质和气质,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分别对待。

医学类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研究概述

民国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政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时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医院,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疫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理学》、《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中西医之汇通早在西方医学于十九世纪传入我国即已开始。较系统论述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可谓唐容川及朱沛文,但大量开展中西医汇通之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当属于民国时期的医家们。这其中,江苏籍医家的代表者有恽铁樵、丁福保、陆渊雷、时逸人、杨百诚、章次公、许半、蔡陆仙等等。

自从1917年余云岫之《灵素商兑》发表抨击中医理论的观点以来,中西医的论争便趋向公开和激化,中西医阵营中的各自维护者,纷纷发表言论或著书,对余氏的观点加以回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著作组成的论争性文献和著作。第一位以著书形式回应余氏观点和言论者当属恽铁樵氏。在其1922年出版的《群经见智录》中,恽氏以独特的领悟,对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他的“四时五脏”学说可谓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真谛,被后世所推崇。他对于中西医体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公正的比较,驳斥了余氏对中医认识的错误方法和观点,从而拉开了中西医相互论争之幕。随后的如其弟子陆渊雷氏,在继承其师的汇通思想之后,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撰著了相应的著作。

江苏籍医家所撰著的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的著作所涉及的面较广,总结起来有论述中西医理论之立足点不同,而主张各取之长、互补其短以及融会贯通的。如恽氏《群经见智录》、《保赤新书》,许半龙之《中西医之比观》等。更多的医家在涉及中医各科内容时揉进西医学的认识,以图全面地在实践中促使中西医的汇通。代表者如恽氏的《生理新语》,其在自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这本书:“本书既名新生理,自非中国古代五运六气、三百六十五穴道之旧生理,然亦非纯粹西国解剖学、显微镜、血轮细胞之新学说。若用简单概括的话评论我这部书,可以说得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将《内经》所说的证之于病能不得其解,求之于西学。那是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我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3]表明其是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医理论的。再如丁福保的《新内经》、《中外医通》,杨百诚的《医学新论》,章次公的《药物学》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等著作,也是将西医学知识与传统中医学知识相揉合、相比较。

与上述书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持这种主张的代表者有陆渊雷、时逸人等。陆氏在其《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以及《陆氏论医集》等著作中虽有欲以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中医的想法,但其主要思想却是以为中医的疗效和验是可取的,理论却是多臆想和空泛无据的,主张以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也就是其最终主张的“中医科学化”。陆氏的这一“新观点”在当时整个社会崇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青年人,一时间响应和追随者遍及海内外,影响较大。其著作《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就是不同于别人以《内经》的传统理论来诠释,而是用西医理论解释之,再用各家经验证实之的。陆氏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大有废医存药之嫌,故而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陆氏的一些思想还是有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思考的地方。这类著作成为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

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将中医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漏列,从而导致中医界的奋起抗争。积极抗争者如江苏籍的丁甘仁、余伯陶、谢观等,他们向北洋政府请愿,抗议这种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办中医学校,以期既成事实,劝逼当时的府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最终,尽管政府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也默许了中医办学校从事规模化教育的事实。

中医规模化教育在与各种社会阻挠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学校及函授教育的教材著作应运而生。这类著作从丁甘仁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脉学辑要》、《药性辑要》以及《医案讲义》等开始,到之后为陆续兴办的中医学校及函授学校自编的教材,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当时中西医各个学科,可谓洋洋大观,形成了这个时期所独有的著作形式。如恽铁樵的《生理新语》、《伤寒论讲义》、《伤寒论研究》,秦伯未的《内经学讲义》、《内经类证》、《诊断学讲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许半龙的《中国方剂学概要》、《中国外科学大纲》,张山雷的《古今医案平议三种》、《医学一得》、《籀谈医一得集》,顾鸣盛的《中西病理学讲义》、《中西内科学讲义》,杨百诚的《灵素气化新论》、《灵素生理新论》、《医学新论》,承淡安的《伤寒针方浅解》、《针灸学讲义三种》、《中国针灸治疗学》以及张赞臣的《中医诊断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与其说是用于教学的教材,不如说是各个编著者对于中西医学科知识的研究成果。每一本教材著作均迸发着作者的思想火花。这些著作的编著以及在教学之中的使用,为传播知识、启迪后生、使中医药事业得以薪火相传作出了历史贡献。

方药类著作

《中医联目》中,江苏籍中医家的本草类著作为25种;方书类著作为43种。从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家们编写的这类著作的内容上不难看出,他们在此时所要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今用上面,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在忠实古代方药文献以及沿用传统文献整理方法的同时,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以期为当今医疗实践服务。因而此类著作极少有空泛的理论论述,切合实用是医家们编著这类书的主要目的。本草类代表作有恽铁樵的《论药集》,章次公的《药物学正编续编补编》,张山雷的《本草正义》;还有地方性本草研究的如赵黄的《祁州药志》、《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本草谱录类如赵黄的《中国新本草图志》以及陈存仁的《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方剂类著作除了上述的著作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医家们以自己亲身临证体会或经名家实验的经验来阐述方剂,处处以临床实效为根本宗旨,这就使得这类书既可以被看作临证方书,也可作为中医教育教材。代表性的有丁甘仁的《丁甘人家传珍方》、《百病医方大全》,丁福保的《中国经验良方》,恽铁樵的《验方新按》,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时逸人的《中国处方学讲义》,秦伯未的《处方学》,张赞臣的《方药考论类编》等。

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

江苏籍中医医家所编撰的临床著作,按照《中医联目》的分类,有临证综合、温病、瘟疫、疟痢、内、外、妇、儿、骨伤和五官等科。内容涵盖了所有临床学科,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中医学著作。其中既有对前人临证学术经验的总结与阐述,更有作者本人结合自己亲身临证心得体会而得出的理法方药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文献。代表者如张山雷的《中风诠》。是书从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着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关系;结合西医学之神经学理论,讨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再如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在1928年初刊之后的8年当中,对于这本书中4卷所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临证检验,在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之后,于1936年另加1卷,再次出版了该书,并有了新的临证认识,如作者认为温病于十二经而言实为手经病以及认为古人以为的“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值得商榷等。这种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医家们能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来研究和著书。如对于肺结核病、性病、小儿痘疹惊疳等,体现了作为医生对于社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医案类的著作,在《中医联目》中江苏籍医家撰著的有29种(这其中不包括医家们所撰著的医话医论类的著作,关于这类著作的内容已在其他评述点中介绍了)。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医家们自己的临证案例,如《孟河丁氏医案》、《药医案全集》、《陆氏医案集》、《曹颖甫医案》等;尚有集前人医案分类汇编的医案书籍,如《分类王孟英医案》、《医方经验汇编》等。这些医案著作是先辈医家们留给后人的第一手临证资料,也是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文献。

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

民国时期相对于前朝封建社会来说要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是西方较科学的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加之西医强势的进入和社会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的需求,利用图书杂志报纸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医学卫生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西医界的共识。中医界人士除了利用所办的杂志报纸等传播医学知识外,还编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医学普及类读物。其中之代表如丁福保的《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朱振声的《百病自疗丛书》、《家庭实用验方》、《家庭医药常识》、《育儿常识》、《万病治疗大全》,蔡陆仙的《民众医学指导丛书》,顾鸣盛的《长生不老之秘诀》,丁仲英的《康健论》,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以及谢利恒的《气功养生要诀》等。医家们还针对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医学普及教育,如肺结核、性病等。还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的书籍,如朱振声、顾培玺编撰的介绍如何戒烟的指导性书籍等。这些著作的编写对于当时中西医药知识得以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与普及、提高中医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38年间,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兴盛,社会对于医药学类的图书著作的需求较旺,加之中医药界人士意识到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对中医药的学习与研究,于是,由出版界组织,或由个人发起,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著作以及史学工具书被编撰出版,形成了这一时期另一种著作形式。在《中医联目》中,仅江苏籍中医医家编撰的这类书就达40余种。综合性丛书合刻医书中除了上述的教材类和卫生普及类著作外,尚有陈存仁的《皇汉医学丛书》、顾培玺的《顾氏医苑》、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陆士谔的《基本医书集成》以及张赞臣的《古本医学丛刊》等。医学史类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和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等通史类著作最具代表性。陈氏的《中国医学史》可谓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通史专著,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在向国外介绍我中华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工具书类代表者有谢利恒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以及章巨膺编撰的《应用药物辞典》等。

小结

相对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来说,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上述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著作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内容之丰富,时代特色之鲜明,是历代中医药著作中之罕见者。中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观上得到了一次嬗变。“即使在今人来看,当时医家关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教育以及中医科学化的一些见解也还不失参考的价值或借鉴的意义。”[1]民国时期之于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过去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在古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重视和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应该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者的共识,并通过研究和利用,为今日之中医药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焦振廉.民国时期中医药著作概述[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5,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