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收入论文范文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当前税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着企业转制过程中税务部门介入不够、税务部门内部分工管理不规范、税源管理流于形式、计算机信息系统应用水平不高等问题。必须采取相应对策加强税源管理，提高税源监控与管理水平。
关键词：税源管理；税源监控；重点税源；税源信息
新的税收征管模式确立后，要求税务部门做到税前监控、税中征收、税后稽查。经过几年的运行，实践证明，税源管理尤为重要。只有抓住税源，税源才能稳定，税收收入才会增长。这几年，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快、力度大，原有的许多国有企业转制为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或破产拍卖，转为个体工商户，税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税源监控、培植、预测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很大困难。
一、当前税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转制过程中税务部门介入不够，导致税款流失。目前，体制改革，企业转制，使原国有企业的税收比重越来越小，股份制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税收比重越来越大，给税收征管带来很多困难。在对破产倒闭管户实行清算过程中，大多数纳税人能够依法接受清算并清缴欠税后办理注销登记，但也有少数纳税人在被税务机关列为非正常户后找不到法人或其他代表人，既不申报，也不申请办理注销手续，导致部分税款流失。对于改组的企业，则由于税务部门介入不够或完全不能介入，原企业所欠税款无人承担，成为死欠，而税务部门在这方面却又显得无能为力。还有某些企业不能按规定及时办理税款结清和发票缴销手续，导致更大的税收流失。
（二）税务机关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运用不合理，导致税收征管职能弱化。由于内部分工管理不够统一和规范，使得本应协调一致的工作时有脱节。主要是某些基层征收单位，虽成立了专门的税源管理科，配备了专职人员，但是就户籍管理来说，税政管理科也有专门人员负责，这样就造成了人员浪费，且责任不明确。
（三）税务机关内部某些工作人员对税源管理工作认识不足，导致税源管理流于形式。尤其是对重点税源的掌握与管理，通常分析比较肤浅被动，说明不了深层问题，没有给予重点税源足够的支持，导致税源流失。再者，从重点税源企业的特点来看，由于企业规模大，分支机构多，核算头绪多，纳税环节多，如果监管不力，极易发生偷税与逃税行为。事实上，前些年对重点税源的监控，只是表面上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税款实现和缴纳情况，实行的是粗放型控管，横管不到边，纵管不到底，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控管，重点企业税收流失严重。对于某些地区来说，其支柱税源也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计算机信息系统应用水平不高，信息化程度不高，管理手段落后。就目前来说，尽管在微机化管理方面做了巨大努力，前进了一大步，在某些地区，税收征管方面的大软件已经开始运行了，但是此类软件通常都存在着问题，在运用时常造成错误，因此有时不得不另外搞一些人工处理程序，不仅增大了工作量，更增加了工作难度。而且如果不及时纠正错误，会带来更多的错误，最终导致整个计算机系统失灵和不连贯。而税务人员计算机应用水平普遍较低，不能将计算机做为管理税源的有力工具，导致工作效率不高。
二、加强税源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税务部门应在改制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介入企业，摸清税源底数。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税务机关有对改制企业的纳税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的权利，虽然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阻力或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但作为税务部门，有权利也有义务防止国家税收的流失。针对当前现状，税务部门应和当地体制改革办公室、国资局、企业主管部门建立长期的联系制度，做好企业转制前的管理工作，保证税款的清缴入库，防止税款流失；同时对转制后的企业进行跟踪调查，从新企业的办证户籍管理一直到税源的预测、监控，真正起到税前监控和税源培植的作用，保证税源的稳定增长。税务部门可以根据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结果认定改制企业的纳税情况，或者在必要时，派税务稽查人员对其纳税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征收部门的外勤人员对转制后的企业要做到腿勤、嘴勤。要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流动资金的投入及存货状况。转制后的企业看上去没有原有的国有企业庞大，其实不然。原国有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转制后的企业包袱轻、资金充足，上马的项目新，有潜力、有后劲，运行效率高，生产规模和销售情况较好。如果税源管理和征收管理到位，税收收入就会增加。
（二）重新划分机构职能，建立和规范税源监控体系，是巩固和完善新的征管模式的必然选择。为真正体现“管为基础，从源头上控制”的原则，税务部门应明确税源监控主要在于真正落实“管事”的问题，做到“管事”专门化，科学合理设置岗位，明确职责，流程衔接，监督考核到位。具体做法如下：
1.建立事前税源监控体系
税源监控不能坐等纳税申报，要变被动为主动，跳出办税服务厅这个范围监控税源。
（1）设立税收公共关系机构（岗位），延伸税收服务，分类指导办税。
税收服务工作具体，纳税人掌握的税收信息充分，主动申报纳税面就宽，申报质量就高，税源主渠道就通畅。
（2）实行专业化日常稽查，充分发挥监控税源的主力作用。
日常稽查组织和办税服务厅通常是在一个行政负责人的统一指挥、协调之下，具有征管信息来源充沛，打击偷逃骗税及时主动，对属地范围熟悉等优势，所以应该充分发挥日常稽查对税源监控的主力作用。实行专业化日常稽查，则是发挥其职能作用最好的行政管理措施。一是设立纳税人户籍稽查岗。尽量管住所有的纳税人和尽量减少非正常失踪户，实行税源户管专业化。二是分行业设立稽查岗。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日益完善，跨国跨区经营、财务管理信息化、关联交易、电子商务等经营、结算方式日新月异，传统税务稽查赖以为凭的书面账簿越来越多地被电子信息所取代，而且其真实性越来越容易受到交易方式、管理方式、结算方式的影响，税务稽查面临严峻挑战。作为应对措施，对税务稽查进行针对性的岗位设置十分必要。即在工商业稽查岗之外，设立网络稽查、关联调查等岗位，充实专门人才，探索税务稽查新手段、新技术。
2.规范事中和事后税源监控体系
税源数据借助纳税申报资料进入征管各环节后，各环节之间应该环环相扣，彼此制约，协调运转。只有规范事中和事后税源监控体系，才能强化纳税评估、税务执行职能。规范处于不同征管环节的业务动作，同时辅以完善的税收征管软件，可以实现税源的适时监控。
（三）发挥纳税评估作用，搞好重点税源监控，通过对重点税源的评估，带动一般税源的管理。通过实践可以发现，管好了重点税源企业，也就牵住了税收任务的“牛鼻子”，抓住了税收工作的主要矛盾。因此，要把主要税源企业列为重点评估对象，对其实施全面监控。
新的征管模式建立后，取消了专管员管户制度，由于缺少科学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对纳税人申报真实性的监控管理主要依靠稽查对大中型企业的管理，不能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造成监控效率低，质量差，监控管理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加上实行新税制后，有些重点税源企业的财会人员对现行税收政策理解不深，使各项税收法规不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通过纳税评估，可以促使企业财会人员全面掌握税收法规正确核算税金，从而减少税款流失。把重点税源评估管理落到实处，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强化考核，搞好日常评估监控，形成齐抓共管局面。可以根据各地重点税源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评估工作目标。围绕这些目标，专门制定些相应的考核办法，实行未达目标扣分制度，与个人工资系数、奖金发放挂钩。对重点税源的评估定人、定户、定时间、定指标、定质量，在规定的时间内达不到评估指标和质量要求的，按责任追究到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调动税务人员在评估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2.坚持评估工作的经常性，对重点税源实现“即时监控”。鉴于有的纳税人纳税意识较差，对评估调增的税款又在其他环节进行调减影响评估效果的状况，可以把对重点税源的评估周期适度缩短，达到“即时监控”的目的。同时，可以专门设立重点税源评估执行岗位，形成严密的监控网络，还可以设置《重点税源评估情况一览表》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定期召开重点税源分析会，各岗位汇报交流对重点税源评估情况，总结经验，分析成因，有针对性地改进评估措施，提高对重点税源评估的效果和监控力度。
3.实行驻厂管理，深化对重点企业的评估监管。针对大企业分支机构多、纳税环节多、核算头绪多、控管不深不细的状况，应深入企业，掌握第一手资料，摸清企业真正“家底”，并通过对各项会计指标进行评析，找出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和症结。促进重点税源企业的经营管理、财务核算、纳税行为实现规范化、程序化。
4.坚持评估与服务并举，创造良好的评估工作环境。在评估过程中，应帮助企业加强成本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利用税务部门接触面广，信息灵的特点，积极为企业提供经营信息及合理化建议。也可利用税务部门的信誉，积极为企业融通资金，帮助企业催收货款。还可为重点税源企业专门设置税务咨询机构，随时为纳税人提供咨询服务，急企业所急，帮企业所需，以良好的服务赢得纳税人对评估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为评估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达到培养、扩大税源的目的。
通过对重点税源的纳税评估，可以督促企业加强分支机构的会计核算，理顺各层次的纳税环节，纠正某些纳税违规行为，使企业从会计核算到纳税行为都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使各项税收规定在重点企业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也可以进一步摸清税源底数，提高对重点税源的监控能力。由于在评估中要掌握纳税人的资料，对企业的经营、纳税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既掌握了重点税源企业的“家底”，又能够做到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变动情况及时了解，迅速反映，对企业现有税源和今后的发展情况能够心中有数，为加强重点税源控管，进行税收决策，搞好税款调度，全面落实税收计划提供有力保证。最终实现通过对重点税源的评估，带动一般税源的管理。
（四）建设地方性税源，发展支柱性税源。建设地方性税源，应以市场作导向，以效益为前提，适应分税制和改革发展的要求，采取综合手段，建立起适合地方特色的、合理的税源体系。其主要方式有：
1.借助本地自然优势，培养地方固定收入财源，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吸附社会劳动力、技术和资金，促进资源开发的突破性发展，确保地方固定财源的快速发展。同时应该拓宽地方财源发展领域，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建设一批有前途、有活力的地方固定的收入来源。
2.建设效益性的地方支柱税源
地方税务部门在地方税源建设中应把效益性税源的建设作为重点，对本地区有代表性的税收来源企业的经济效益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挖潜改造，上档次，上质量，从效益上要税收收入。只有盘活现有的企业，地方经济才会稳步发展，才会保证税收来源的稳定性。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分析非税收入的内涵和理论依据入手,探讨了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一些现存问题,并指出了加强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政府非税收入与“准社会公共需要”相对应,和税收收入一样,都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所必不可少。认真研究和探索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途径对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财政职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非税收入的内涵
(一)非税收入概念。非税收入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企业主管部门(集团)、政府或行政事业单位委托机构(简称部门和单位)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以及凭借国有资产(资源)、政府信誉、国家投入而收取、提取、募集的,除税收以外的各种财政性资金。非税收入就资金性质而言,与税收相同,都是财政性资金,并与税收共同构成政府收入。
(二)非税收入的种类和范围。按照现行的预算管理办法,非税收入可分为纳入国库管理的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外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和制度外管理非税收入。其中的前两项合并起来,就是纳入财政管理的非税收入。按照来源的不同,非税收入又可以分为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款和罚没收入、公益金和发行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罚没收入和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其中的大部分都已经纳入财政管理。
1.预算内管理的非税收入。预算内管理的非税收入是非税收入管理中较为规范的部分。其项目的确定均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标准核定也均通过法定程序,收入全额纳入国库,支出由财政部门核拨。这部分非税收入政策调整权限基本由中央财政控制,而且对地方而言比较透明。
2.预算外管理的非税收入。这部分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程度明显低于预算内管理部分,但原则上仍是有轨可循的。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基于特定的背景,国家对预算外管理非税收入的范围做出过数次界定。尽管在不同时期,这部分非税收入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在现实工作中,这部分非税收入实质上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时的财力补充。
3.制度外非税收入。在我国的政府收入体系中,制度外非税收入最具机动性和波动性,而且历史较短,透明度最低,是转轨过程中逐步扩张的收入。制度外非税收入不纳入财政管理范畴,由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直接支配,其用途广泛,不仅用于经济建设,而且还用于事业发展、政权建设、社会保障和公职人员津贴等。
二、非税收入的理论依据
政府取得收入是为了实现自身的职能,政府职能规定了政府收入的合理性以及形式和数量。非税收入一方面由政府的经济职能所决定,另一方面是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补偿方式所决定。
(一)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总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政府的经济职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变化,发生了相当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只是“守夜人”;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论”,从此政府开始步入经济领域,正式实施对经济的干预,从而使政府的经济职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20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调整发展的过程并行,世界上先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模式以及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在种种模式之间,一个重要的主线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过一个世纪的长期探索之后,人们得出了某些共同认识:
1.市场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有效率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消除自然垄断、提供充分信息、实现公平分配和消除经济波动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
2.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提供商品和服务以及规则和机构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可以使市场繁荣,人民过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3.有效的政府包括哪些内容,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与其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经济职能模式,不如针对本国的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有重点地定位本国政府在某个阶段中的主要经济职能,并随着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以修正。正确的思想是:凡是市场能做的,应该放手让市场去做。引进政府是为了使市场失灵的范围和程度缩小,使市场机制能够承担更多的配置功能,而不是为了用政府来代替市场。
4.政府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至关重要的,有五项基础性任务处于每一个政府使命的核心地位。这五项任务是: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弱的阶层;保护环境。
5.法制和民主是政府取得日益扩大经济职能的合法性的前提。一旦政府权力失去制衡,不但无从保证政府会自愿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以利于市场的发育和成熟,而且极易导致政府的腐败和滥用权力,最终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补偿。现代经济理论把社会产品分为三大类: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混合产品。按照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和部分混合产品。
1.纯公共产品的资金补偿。因为纯公共产品是被共同消费的,具有非排他性,理性个人将不会在使用公共产品时自动按价格付费,而是变成“免费搭车者”。因此政府职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和方式来筹集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资金,税收正是这种强制性筹集资金的手段。但税收不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资金补偿的唯一方式,虽然所有个人同时消费同等数量的产出,但他们从同等产出中获得的总收益和边际收益通常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方式是不公平的。由此可见,当政府向特定对象提供特定服务时,是不能用税收弥补其成本的,而应采取非税的方式弥补政府所提供服务的成本。
2.混合产品的资金补偿。纯粹的公共产品是不多的,仅有国防、政府行政、外交、司法、公安以及基础教育等。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政府在提供混合产品时,向使用者收取一定标准的使用费,既可全部或部分的补偿其成本费用支出,避免公共服务的过度供给;又可以做到谁收益谁付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搭车”现象,有利于有效抑制消费者对社会公共事业服务的过度需求。因此政府在提供混合产品时,运用收费方式实现资金补偿比征税方式更为合理。收费体现了“谁收益谁负担、多受益多负担”的原则,易被缴费者接受。
三、目前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非税收入管理职责分散。目前参与管理的部门较多,造成了非税收入管理职责的分散,肢解和弱化了财政职能。主要表现在:一是非财政部门参与非税收入政策的制定,肢解了财政职能。按现行制度规定,非税收入政策制定和调整的权利并未统一在政府财政部门。如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由财政与物价部门联合制定,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被纳入价格管理范畴。这使得财政部门在实践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二是征收管理分散,财政部门征管职能弱化。按现行制度,非税收入征收工作不像税收统一到税务部门管理,而是分散在各职能部门。各部门非税收入征收计划的拟定和对征收管理的重视程度往往取决于部门经费保障情况。同时,反观财政内部,对非税收入未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缺少责任主体。
(二)征收成本核定流于形式。征收成本核定是编制部门综合预算的关键,是财政部门管理非税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财政系统内部熟悉非税收入政策和项目特点的处室不能负责此项工作,导致财政对各执收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除了按一定比例统一安排之外,其余部门仍然由执收部门安排。这种做法存在三个弊端:一是财政统管能力不强,政府集中调剂资金过小。二是消费性支出比重较大,非税收入的经济贡献率下降。三是部门预算核定不科学、不公平,部门间苦乐不均现象不能彻底解决。
(三)部门利益固化。目前,部门小团体利益的旧观念仍然制约着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工作,一些部门将非税收入视为部门所有,无视非税收入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有关规定,收入拒不上缴财政而截留挪用,有的甚至帐外设帐,私设“小金库”。与此同时,一些部门即时将资金上缴财政专户,也是立即要求办理划拨手续,资金管理没有摆脱粗放模式,也没有真正实现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所提出的经费支出按进度、专项支出按计划的管理目标。
四、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非税收入管理的基本思路是:严格计划审核,鼓励合理增收,硬化预算约束,强化支出统筹,增加政府可调剂财力,为经济转轨时期各级政府重点工作提供有效的财力保障。
(一)加快非税收入法制建设。法制建设是推进非税收入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从长远看,非税收入的取得必须以法制为基础。从近期看,国家应抓紧研究出台非税收入管理法规,通过政府法规的形式明确非税收入概念、范围,明确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主体地位,界定财政部门与执收单位之间委托和被委托关系,并对非税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收缴分离”和“收支脱钩”管理作出具体规定。
(二)加强征收管理
1.建立非税收入征管机构,理顺和强化财政职能。各级财政部门要组建非税收入管理的专门机构,整合财政内部非税收入管理职能,实行归口统一管理,建立完整的非税收入征管体系。
2.科学核定非税收入计划,强化收入预算刚性。要综合项目特点、当年政策变化和上年实际收入等因素进行逐项逐户核算,并合理确定审定程序,提高计划编制的科学性。
3.加强专户管理,建立完整的非税收入核算体系。要随着改革的逐步到位,彻底取消各执收单位设立的过渡账户,部门所有收入均要统一纳入财政非税收入专户,提高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监控力度,及时发现和纠正执收单位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杜绝违纪资金通过财政缴拨合法化现象的发生。
(三)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对部分非税收入要实行增收激励政策,充分调动执收单位积极性,促进非税收入总量做大,弥补一般预算资金不足,实现既鼓励执收部门自觉增收,又增加政府可调剂财力的双赢目的。
(四)硬化支出预算约束。要把非税收入摆到和税收收入同样的地位上,一并作为部门预算的资金来源,按照建立公开、公正、透明、高效的公共财政体系要求,进一步深化非税支出管理改革,统一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随着新会计准则与新企业所得税法相继颁布,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内容。在会计实务中,必须对这些差异进行充分认识,以确保企业会计核算和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的顺利进行。
会计上的收入体现企业的经营成果,税收上的收入则是税收的税基或税源。收入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收入的含义和收入的确认两个方面。随着新会计准则与新企业所得税法相继颁布,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内容。在会计实务中,必须对这些差异进行充分认识,以确保企业会计核算和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的顺利进行。
一、收入确认范围上的差异
在收入确认范围上,会计收入小于所得税法收入,具体体现在:
会计收入。其范围只涉及企业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企业会计准则》中指出: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根据这一定义,会计收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会计收入的范围只涉及企业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而将在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作为利得加以确认,比如企业接受的捐赠收入、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等。因此,会计准则中“收入”为“狭义”上的收入。但在计算会计利润时,应从广义的角度考虑收入,则要将“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纳入计算的范围。
正如基本会计准则第37条规定,会计利润包括收入(狭义)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或损失等。
所得税收入。其范围涉及所有经营活动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在《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虽然未对所得税收入做出明确的定义,但规定了应纳税所得额的基本原则、收入的形式、内容等。所得税法第6条采用列举法明确了所得税收入的内容。其中,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属于企业日常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流入,与会计准则中的收入一致。接受捐赠收入和其他收入则属于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相当于会计准则中的“利得”。但“已作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的其他收入,不形成会计准则中的利得。另外,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5条中指出,所得税收还包括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收入。由此可见,所得税法中收入的范围大于会计收入,除了包括会计收入之外,另外还包括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收入和利得。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收入和其他收入中的“已作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则形成会计收入与所得税法收入之间的永久性差异项目。
二、收入确认条件上的差异
会计收入更注重实质重于形式和谨慎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以及收入的实质性的实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四条规定,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从上述确认条件可以看出,企业会计准则主要从实质重于形式和谨慎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出发,注重收入的实质性的实现。
所得税法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更注重收入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以销售货物收入确认条件为例,所得税收入应为:企业获得已实现经济利益或潜在的经济利益的控制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合理地计量。各种劳务收入确认的确认条件应为:收入的金额能够合理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交易中发生的成本能够合理地计量。企业的其他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收入:一是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而是收入的金额能够合理地计量。因此,对所得税收入的确认主要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注重收入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只要有利益流入企业或者企业能控制这种利益的流入,所得税法就应该确认为收入。
三、在收入确认时间上的差异
会计准则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来确定收入的入账时间。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但本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以看出,在收入确认时间上,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二者对收入确认时间的规定是相同的,但也有例外。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确认时间上。《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中规定,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企业取得股权投资后,在被投资单位实现损益以及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均要按照投资单位应享受或分担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一般情况下按照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由此可见,所得税法上对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确认已偏离了权责发生制原则,更接近于收付实现制,但又不是纯粹的收付实现制。也就是说,税法上不确认会计上按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
参考文献: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煤炭企业税收管理经济发展
晋城市地处沁水煤田腹地，无烟煤分布广、储量大，全市含煤面积4654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49％，总资源储量459亿吨。煤炭是晋城的基础能源，煤炭工业能否持续、协调发展，对实现晋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关系极大。近几年来该市煤炭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煤炭经济运行形势的好转，推动了煤炭工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市经济运行整体呈现出良好态势，为税收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该市企业调产改革效应的不断显现，交通大格局的逐渐形成，城市建设步伐的日益加快，使全市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据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97、42亿元，比同期增长24．12％；尤其是原煤产量达到5087万吨，同比增长25．1％；洗煤产量1082万吨，同比增长22％；为税收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煤炭行业是税收收入高幅增长的主要支柱
20年来晋城市通过发展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做强做大煤、铁、电、化四大支柱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扶持乡镇、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总量高速扩张，200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4．4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85年增长了6．2倍，年均递增10．9％；经济质量明显改善，2004年实现税收42，13亿元，比1985年增长了36，5倍，年均递增21．02％，每百元GDP实现税收17．24元，税收实现能力比1985年增加1．36倍，增加9．93元。税收来源于经济，经济总量的扩张和经济质量的改善为税收的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不竭的动力。
该市采矿业10年来在四个行业中的税收比重均在50％以上，而在采矿业中，煤炭占据的比重为99．95％。如果把煤炭运销也算上，1996年煤炭行业税收比重为66．48％，1997年煤炭税收比重曾达到了72．21％的最高值，2004年煤炭行业税收比重为65．33％。随着全市煤炭行业的生产集中度和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煤炭价格的高位运行和煤炭行业税收征管措施的到位，使得煤炭行业税收高幅增长：2004年煤炭行业完成税收收入69732万元，占整个税收收入的54％，同比增长126．56％，绝对额增收38954万元，拉动整个税收收入增长47．21个百分点，煤炭企业所得税完成51346万元，占整个所得税的79．91％，是税收收入高幅增长的主要支柱。
煤炭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
1．国家政策的调整，使煤炭整体价格保持高位运行。2004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在发电用煤价格的上调、燃煤机组上网电价的提高、铁路货运价格的上调以及煤炭运力紧张的制约和优质煤炭价格不断攀升的带动下，煤炭整体价格保持高位运行。据有关资料统计：2004年全市公路外销煤炭平均售价为289元／Ⅱ电，比上年238年／Ⅱ电的平均售价提高51元／Ⅱ电，铁路外销煤炭平均售价为303元／Ⅱ电，比上年197元／Ⅱ电的平均售价提高了106元／Ⅱ电。
2．政府宏观调控，对煤炭企业整顿关停，使煤炭量少价扬。据有关报告：山西每挖一吨煤将损失2、48吨的水资源，据此测算，晋城平均每年要损失水资源1亿吨左右。20多年煤矿大规模的开采，造成该市部分矿区土地塌陷，地表振动、崩塌、泥石流等严重地质灾害。到2004年底该市由于煤炭开采累计造成地面塌陷30．2万亩，使全市资源枯竭和职工转产再就业压力加大，区域产业结构矛盾突出，发展机会成本代价增大。为此，晋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关小改中建大、加工转化增效”这一提升煤炭传统产业的发展思路，对全市煤矿进行停产整顿，彻底关闭小型煤矿，截止2004年底，累计关闭小煤窑517座，地方煤矿的总数由1054座锐减为537座，每年减少煤炭产量1500万吨，煤炭产量的减少，货源相对紧张，供需矛盾突出，造成煤炭价格一路上扬。
3．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煤价高位运行。在国际石油价不断上涨的带动下，2004年8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调整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大幅上调了国内汽、柴油出厂价和零售中准价，成品油价格上扬，刺激了煤炭需求增加，加大了煤炭运销成本，直接拉动煤价上扬，提升了煤炭价格。煤炭相关行业发展迅速，对煤炭的需求量增大。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行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使煤炭需求继续保持旺盛势头。
二、晋城市中小煤矿经济运行状况
建市初期，对煤炭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水快流”、“大中小一起上”、“鼓励国家和个人一起办矿”等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该市乡镇小煤矿数量迅速增长，生产规模迅速扩张，到1997年底，乡镇煤矿数量占全市矿井总数96％，产量占全市产量的50％。截止2004年底，全市共有中心煤矿537户，分经济类型看，其中国有企业20户、集体企业488户、联营企业4户、有限责任公司15户，2004年底，年产量3076．99万吨，销售量3087．91万吨，实现销售收入752953．07万元，利润总额146568．45万元，缴纳企业所得税38231．95万元，占该市2004年所得税的56．37％，占煤炭企业所得税的74。47％。从数字上看，中小煤矿实现的企业所得税占到了该市企业所得税的大头。
三、晋城中小煤炭企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长期以来，在放宽了煤矿的办矿标准和缺乏规范化管理的条件下，小煤矿得以快速发展。小煤矿对解决该市煤炭供不应求的突出矛盾和发展地方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1．煤矿数量多、生产集中度低、经营方式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该市中小煤矿经济结构单一，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较大，致使民营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全市中小煤矿的经营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承包经营。即一些村镇要与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承包利润、经营方法、双方权利责任、企业的性质、法律责任等，对承包经营的煤矿企业的性质不变，煤矿的所有权及相关证件为出租方所有，由于煤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人，所以煤矿在承包期间，承包人出任法人代表，煤矿实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外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承包人在承包期间，所需的资金、设备、人员管理、经营管理由承包方负责。二是承租经营。承租经营的基本内容与承经营相同，不同的是承租经营的承租人不是煤矿的法人代表，虽然承租合同上承租人实行独立核算，对外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但承租人在对外经营中，是以煤矿相关的法人代表的名义进行的，实际上是由出租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
众所周知，山西省民营经济大都是依托当地的煤铁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以煤炭采掘、冶炼制造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已无法适应市场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众多小煤矿装备差、用人多、效率低，生产技术结构矛盾十分突出，煤炭产品单一，附加值低。随着国家对煤矿企业“关小改中建大”资源整合政策的推行，对100立方米以下小高炉的关闭，将对这种单一经济结构造成较大的影啊。
2．煤炭资源破坏严重，资源利用率低。当前，中小煤矿开采中“吃肥丢瘦”、“采厚弃薄”现象比较普遍。矿井回采率反映的是生产量与动用的储量的比例关系，回采率越高，动用储量越少，资源利用率越高。晋城市乡镇煤矿矿井回采率分别为30％～10％之间，个别的在10％以下。有的对7～8米或更厚的煤层只掏心采中间的2米，残留大量的顶板和底板煤，对1．3米左右的可采煤层寻找种种借口弃而不采。
3．安全生产状况不好。据有关报道：“带血的煤”使得安全代价沉重，从1980年到2004年25年间，山西省煤矿在安全事故中有17286人死亡，百万吨死亡率平均为2．66％，小煤矿百万吨的安全事故是正规国有煤矿的4—5倍，而该市中小煤矿大都设备简陋，管理落后，给煤矿安全生产带来极大的隐患。
4．煤炭生产经营秩序混乱。全市中小煤矿中国营、二轻以及国营二轻与其它联营煤矿大部分乡(镇)、村办煤矿财务核算健全，能正确核算成本利润，存在突出的问题是部分村办煤矿特别是承包、承租煤矿，财务核算不健全，实行真假两套账，大量的现金交易，为隐瞒收入提供了条件，目前税务机关无法准确掌握这些煤矿的销售量，使计税依据难以准确确定，核定征收不到位，使这些煤矿成为税收流失的“黑洞”。
四、加强对中小煤矿税收管理的对策
1．加强税务登记管理，强化日常监管。税务机关要主动清理和检查煤炭企业办理税务登记的情况，强化对煤炭企业分支机构和小型煤炭企业的日常监管。基层税务机关要认真核对本辖区内的煤炭企业情况，税收管理员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深入了解煤炭企业的特点、生产销售等情况以及税控装置运行、发票开具等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税收违法行。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对组织税收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两者矛质的方法，指出依法治悦是组织收入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坚持依法治枕才能阅满地完成收入任务，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依法治税成为我国当前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指令性税收计划对税收行政执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矛盾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显现。如何严格坚持和推进依法治税、如何处理好组织税收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实践的重大课题。
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盾
一.收人中心说”带来的治税观念的误区
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我国对税收收人实行计划管理，强调以组织收人为中心，以税收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考核工作绩效，在税务部门形成了“唯收人论英雄、唯收人论成就”的观念。税务部门任务观念很强，将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调剂税收收人，确保收人计划完成上，相对而言，法制意识较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
二.税收计划制定的不科学性成为依法治税的重要障碍
从理论上讲，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对经济有调控作用，所以两者的内在发展趋势应是一致的。由于经济的发展呈波浪型的规律，税收收人计划应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编制，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编制税收计划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数增长法”，其公式为:税收计划二基数x系数+特殊因紊，即每年国家下达税收计划任务是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这种方法具有明白直观、简便易行、连续性强、较为稳定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各地的客观经济状况，对保证国家财政收人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计划分配方法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基数对计划的影响程度较大，基数越大，税收收人任务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着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务越重，实际上是一种“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为减轻以后年度的任务压力.出现了有税不收等现象。第二，基数与依照税法有可能取得的税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税负和宏观调控。在税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税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长收“过头税”，导致“寅吃卯粮”。第三，系数的人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对税源全面、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是通过财政预算反推出来的，可依据性较差，只考虑财政支出的增长需求，而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变化，从而容易导致税收什划的增长偏离实际税撅、税收任务崎轻畸重等悄况，会给执行税收政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晌。
三.过度强调组织收人导致了对征管质量的忽视
组织收人固然是税务部门应尽的基本职能之一，但过度强调收人任务导致了税务部门对征管质量的忽视，有悖依法治税的原则和规范征管的要求。在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税撅充足，税务部门完成当年度税收收人任务后，放松了对漏征漏管户的清理，企业欠税大幅度地增加，压欠措施不到位，查处案件过程中随意性较大，甚至个别地方政府常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借口，超越权限要求税务部门特别是地税部门违法实施税收减免和制定片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做法一方面助长了企业的欠税、偷税的风气.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征管水平和征管质量的提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脱离税源实际，片面迫求政绩和地方收人规模的最大化，税务部门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计划的双重压力下出现了征“过头税”“空转税”“以票引税”等税收违法现象，有的地方为完成“屠宰税”“农业税”等收入任务强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头来计征屠宰税，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更不用提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了。
（1）正确处理好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的关系
依法治税是组织收人的基础和保障，组织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税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结果，依法治税贯穿于组织收入始终。只有坚持依法治税才能圆满地完成收人任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组织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缓解、解决两者矛盾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强化税收法定原则，克服单纯追求收人的观点。在“依法治国”已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今天，应重新对“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进行定位。从理论上讲，税收计划是由财政机关和税务部门制定的，是税务部门内部的工作计划，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而税法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及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违反税法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孰轻孰重显而易见。再者，从当前形势上讲，虽说组织收人是税收的基本职能，却不是唯一职能，特别是我国加人WTO后，税收更注重的是体现一种“公平”和“中性”的原则，与国际接轨，“依法治税”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法”就是“税法”，“税法”才是全部税收工作的依据，而不是“税收收人计划”。组织收人应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应退尽退。而所谓依法治税，其内涵就是“应收尽收”，就是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通过规范的税收行政执法行为对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税款解缴人库，实现税款从纳税人到国家的财产利益转移，既不能有税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税收收人任务收“过头税”。由此可见，“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两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税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来完成税收收人计划。
(2)改变现行不尽科学合理的税收计划制定方法。税收与经济是木与本、水与源的关系，不能脱离经济去追求税收增长，更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侈谈什么税收增长。所以，税收计划的制定应逐步改变现行的“基数增长法”，要以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原则，以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特别是根据税收收入的增长与CDP增长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考虑运用GDP来编制税收收人，主要有弹性系数法(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收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和税收负担率法(税收负担率是指税收收人占GDP的比重)两种方法。
(3)改变税收工作考核办法。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势下，各级地方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对税务部门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应多样化，税收收人计划任务完成情况不应当成为考察和评价税收工作的唯一标准。能否完成税收计划任务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情况，所以在税收计划执行阶段，应当将税收计划作为预侧性、规划性、指导性计划，而不是强制性、必须完成的指令性计划，对税收工作的评价应该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要求。没有质的量是没有意义的，应当适当弱化税收计划任务的考核，强化依法治税工作的考核，由税收计划的数量考核逐步转变为税收征管质量的考核，将重点放在考核税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体包括税务登记率、纳税申报率、申报真实率、催报催缴率、税款人库率、滞纳金加收率、违法行为处罚率、涉税复议变更撤销率等指标。衡量税收工作的优劣，不应单纯看收人总童的多少，关键是看是否坚持依法治税，依率计征，缩小应征与实征的差额。
(4)切实改革政府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
税收计划是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要改革现行的税收计划，在财政预算上必须坚持“量人为出”的原则，彻底改变当前财政支出制约税收收人的做法。如果财政预算与税收计划差别较大，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缺口，应通过紧缩支出、发行国债或者其他途径解决，而不是将组织收人任务强加于税务部门，这样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税收计划产生的负面效应，保证税务部门依法治税的独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计征。
(5)建立重点税源户管理制度，把组织收人任务落实到具体的税源上，有的放矢。
经济的发展才是税收增长的坚实基础。要制定科学的税收计划必须掌握经济税源情况，税源监控管理已成为新的征管模式中不可忽视的环节，是稽查和征收的前提和基础。加强税源管理，将收人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税源上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科学地确立税源监控对象。纳税人成千上万，税务部门不可能对每个纳税人都进行税源监控，只能采用分类、重点式管理，即建立起重点税源户管理制度，将本辖区内税源大、行业特殊或税源增量较大的纳税人列为税源监控的重点对象。二是加速税源管理的电子化进程。各级税务部门要加快税收的信息化建设，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建立以税务为中心，企业、银行、工商、海关、财政等相关部门联网的信息数据处理中心，为实现经济信息数据的共享创造外部条件;同时开发切实可用的税源分析管理软件，通过软件迅速、准确地进行各项税收经济指标和企业财务指标的分析考核工作，提高税源监控水平和效率。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税收；收入分配；调节效果
一、西方对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
西方对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理论研究最早源于社会政策学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纳（1931），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阶段出现的“贫富两级分化，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现象，提出了“赋税就是以满足财政上的必要的同时，或不问财政有无必要，以规定国民收入的分配及国民财产的分配，借以矫正个人所得与个人财产的消费为目的的所征收的赋课物”以稳定社会秩序。瓦格纳的“个人所得赋税论”奠定了各国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理论基础；随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现代税制优化理论以及公共选择学派对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以国家干预学派的理论最为丰富。国家干预经济学派的鼻祖凯恩斯在探究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爆发的经济大萧条成因时，发现居民的消费能力不足和较低的生活水平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生产过剩的根源。为此，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思想，主张通过有效的政策干预以刺激“有效需求”，可以通过减税刺激居民的消费；此后，凯恩斯学派的继承者在吸收了凯恩斯“国家干预”思想的精华上完整的论述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理论。他们主张实行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只有提高所得税的比重，降低商品税的比重才能实现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税率应以累进税率为主，在累进税率的所得税税制下，才能加大对富人的收入转移，同时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就大；马斯格雷夫（1959）提出了公认的财政“三大职能”将收入分配职能正式系统的写入了财政的职能体系。他认为“调节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使之符合社会上认为‘公平’或‘公正’的分配状态，就称之为分配职能”，目的就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和缩小各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随后，国家干预主义学派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学派、新凯恩斯学派不断的对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思想进行了丰富和深化，在这些学派中以新凯恩斯学派最为典型。新凯恩斯学派的学者发现用凯恩斯学派的“有效需求不足”不能解释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涨”，他们在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设和厂商利润最大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微观经济基础上建立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认为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于“调节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增进社会福利”，他指出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选择是不可能兼有效率和公平，公平的关注必然损失效率，损失的程度造成了公平性税制的选择难度。当一国税制以收入分配公平为目的时，大幅度的累进性税制就会在公平增加的同时，以经济效率的损失为代价，最优的税制选择必然是公平和效率的最优选择。
二、西方对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文献述评
由于西方以所得税制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由来已久，对税收调节收入分配效果的实证研究也主要聚焦在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上。所得税累进程度的测量直接决定了其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早期的税制累进程度的测度只局限在税率结构上，Pigou（1929）、siltor（1948）、musgrave et al.（1948）、Dalton（1955）从不同角度利用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测量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发现累进程度越强，实现“正确的”收入分配的作用也就越强。Oberhofer（1975）发现不仅税率结构具有分配效应，税基也具有收入分配效应。税基的宽窄、减免税政策等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Kakwani（1977），Suits（1977）发现既有研究“没有区分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对收入分配的不同影响”，在对税收水平与税率结构进行剥离后，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分别提出了累进性指数和suits指数来测量税制的累进程度，将衡量收入分配的税前基尼系数与税收集中度或税后基尼系数作比较，当税前基尼系数与税后基尼系数之差为正值时说明税制结构是累进的，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不公具有矫正作用；当两者之差为负值时税制结构是累退的，对收入分配不公不但没有发挥矫正作用，反而起到了加速差距扩大的作用，税制的公平性不足。Steuerle et al.（1981）发现Kakwani（1977）和Suits（1977）没有分解税制要素对累进性的影响，将税制要素加入累进性指数后发现，个人所得税的非应税收入、税收优惠、税率结构都在一定程度上分别对收入分配具有效应。Pfalher（1990）遵循税收体系角度入手研究税率结构和税基两方面对收入分配的总体效应，提出了以基尼系数为基础的分解公式来研究税制的整体收入分配效应。西方税制结构的累进性研究也逐步拓展到间接税，Slesnick（1986）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测量商品税的累进性，发现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依赖于价格，当存在一个累进性的最优税制时统一的税收体系就能显示出调节收入分配的优势。随后，Kakwani（1988）、Hassan et al.（1996）、Verbist（2004）、Baer et al.（2008）等选取不同的累进性测度指标对不同国家直接税、间接税或者各税种的累进性进行了测度，发现以直接税制为主的国家，累进性的所得税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累退的间接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各税种而言，累退性的商品税对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与累进性的所得税相反。当然，在西方既有研究中也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税收的再分配能力就越弱”（Bjorvatn（2001）），个人所得税在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作用效应很小（Bird et al.（2007））。但是，主流研究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税收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起到的作用。
三、我国对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
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的理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叶振鹏（1980）、姜维壮（1980）、安体富（1984）、陈共（1984）提出财政的“调节职能”，即财政收支应起到改变社会各阶层的国民收入份额，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使得我国财政职能从“分配、监督”职能扩展到了“调节职能”。陈共（1994）年提出了财政的三大职能“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正式确立了“收入分配职能”，即通过财政资金的调动来缩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郭庆旺（1995）、樊丽明（2000）、高培勇（2006）、安体富（2007）都对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理论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税收制度、所得税累进性、遗产税、税式支出等角度论证了税收能够担任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担，强调了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途径。贾邵华（2010）从国民收入三次分配流程中的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机制入手，以图解的方式分析了国民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作用，并对税收的调节作用进行合理定位。
四、我国对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断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显露。我国财政税收学者纷纷从税制公平性（累进性）角度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进行实证研究。平新乔（1992）运用西方平均税率累进性、应纳税额累进性和剩余收入累进性对我国平均税率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税率差异越大，累进性越强。王雍君（1995）运用税前与税后基尼系数之比测量税制结构的累进性，比值在0-1之间时，累进程度越高比值越接近零。钱晟（2001）在分析我国现行税制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累退倾向，调节收入分配上的税种设计也过为单一，在征税政策上也没有考虑到人文特色，提出了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体系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随后，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税收的调节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研究。刘怡（2004）、李绍荣等（2005）、郝春红（2006）、王志刚（2008）、寇铁军（2008）、刘怡等（2009）、郭庆旺等（2011）、聂海峰等（2012）运用Kakwani指数，Suits指数、平均税率或模型对我国的税制结构、税系、税种进行了累进性度量，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即流转税有明显的累退性，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累退累进性在各年表现不一；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表现不足，提出了优化税制结构，从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转向“流转税、所得税”为主的双向税制结构。刘尚希等（2004）在对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和单一税率的收入分配作用差异进行比较后，提出了单一税率的有效所得税制。徐进（2006）从商品税对个人收入使用过程的收入分配调节出发等提出了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商品税的税种设计上使税收发挥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王亚芬等（2007）、饶海琴（2010）等运用税前税后基尼系数、平均税率分析了个人所得税对全国和上海地区分类分层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发现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者的调节效果较弱。王乔（2008）、赵桂芝（2010）运用基尼系数对我国税制结构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体显示出逆向调节，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效果不显著，我国的税制结构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此外，卢洪友（2011）从公共物品成本分摊角度，何辉（2007）从利息税的角度分别分析了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赵桂芝.中国税收对居民收入差距分类分层调节效应研究-基于城镇居民视角的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53-57.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7篇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加速，在追求公平、效率、收入的基础上，世界公司所得税改革的价值取向已进一步提升到提高本国税制竞争力、吸引国际投资的高度，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消除股息双重征税以及对现金流量税的理论推崇也成为实现这一价值理念的基本措施。
关键词：公司所得税税制竞争力税率税基双重征税
一、提高税制竞争力是全球范围内新一轮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公司所得税的改革目标一直是在最优税收理论之下对公平效率的追求和平衡，即在保证税收收入、减少偷逃避税行为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减少公司税对公司经济行为的扭曲。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下资本国际间流动加速的背景下，公司所得税改革的目标也进一步提升为如何最大限度地提升税制竞争力，从而提高经济竞争力。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税务当局的观念已经从害怕因国际避税造成税收收入流失变为害怕因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制而造成资本流失。”①过高的税率和过重的税负减少了资本形成和劳务供应，导致大量资本流出和公司的数量减少。从Jorgenson、Hall以及Sandmo等构建的标准资本成本理论模型可以看出,①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高税率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资本外流,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外国资本进入。IMF的研究也表明在其他条件相近时,低税率的国家相对于高税率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投资。如，2000～2005年间受外国较低公司税的吸引，大量瑞典公司的生产基地、控股公司和公司总部迁到海外，资金流出达2730亿瑞典克朗。而日本在2005～2006年直接投资的净流出额分别为4.7万亿日元和6.6万亿日元。②其他许多国家也正面临着本国税制竞争力不足而导致的资本外流的风险。
有鉴于此，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对本国税制进行改革，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税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早在2002年8月，澳大利亚财政部的“国际税收政策评述”报告就称：“为了保持澳大利亚对企业和投资的吸引力，澳大利亚的税制应该需要不断地适应日益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澳大利亚也需要顺应国际趋势和别的国家的需求，与吸引投资的竞争国家的税制相互呼应”。③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彼特.卡斯特罗声称，对澳大利亚的国际税收政策进行审查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促使澳大利亚公司具有国际竞争力。
英国财政部也在2003年指出，英国自1997年以来的公司所得税改革，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经济扭曲和反避税提高了税制的竞争力和公平性，但仍需进一步的改革，以保持高水平的国内资本投资和国外资本投资，提高经济增长率。一个有竞争力的税制不仅要使英国对资本有吸引力，同时也应减少对投资的水平、时期、结构的影响。④2005年11月，美国税收专家ScottA.Hodge等人表示，⑤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公司所得税税率方面的差距已经阻碍了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美国的公司所得税制已经由曾经的世界领导者，转变成美国经济的绊脚石，从而提出相应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等相关改革意见。
在2007年3月，日本经济战略研究中心报告，称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公司税税率在20%～30%之间，日本相对较高的税率和税负必然会降低日本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以及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日本迫切需要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以降低企业的负担。⑥另外，加拿大智囊团HoweInstitute也在2005～2007年连续的税制竞争力研究报告中指出，加拿大最近几年正在稳步地推进其税制改革：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更依赖消费和支出相关的税收，减少对投资和储蓄的税收。而所有这些改革的措施就是为了促进加拿大经济的增长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⑦2007年OECD了《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的报告。
该报告分析了OECD成员国近年来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后认为，⑧公司所得税的改革近年来已经成为大多数OECD成员国的一件重要的政治议题；公司所得税的改革是因为政府需要提供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的财税环境；根本性的公司所得税改革已经超越了目前的降低税率和扩大税基的问题，政策制定者主要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政府如何保证当前的公司税收入水平？
2.政府如何维持或创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3.政府要如何减少由税收带来的扭曲？
4.政府如何简化日益复杂的税制？
从以上各国的改革实践可以看出，新一轮的公司税改革潮流已经或即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提高本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已然成为各国新一轮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消除股息双重征税与简化税制是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降低税率从近年来OECD成员国的实践可以清楚的发现，降低公司所得税的法定税率是世界性的趋势。
OECD成员国公司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从1996年的36.60%下降到2009年的26.29%，下降了10.31个百分点。①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尽管下降的幅度不尽相同，下降速度也并不稳定，但是下降的趋势依然在持续。税率下降减轻了公司的负担，在减少了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干扰和扭曲的同时，也为国家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Grubert和Mutti的研究表明：②在增加税后收益率的假设下，公司税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吸引至少3个百分点的资本投资。
（二）扩大税基在税率下降的压力下，为了保持税收收入的稳定，必须进行扩大税基的改革。公司所得税的税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OECD《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采用了OECD各国折旧扣除值（贴现现值法）变化的事实来反映税基的变化趋势。
上图显示了19个OECD成员国折旧扣除的现值变化，计算采用的贴现利率排除了通货膨胀和实际利率的影响。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国家折旧扣除现值从20世纪80年代到近几年，都显示出普遍下降的趋势。现值的减小意味着允许扣除的折旧降低，这表明公司所得税税基在扩大。1982～2005年间，19个OECD成员国中有11个国家降低了其固定资产折旧率。这些折旧现值的变化反映出各国政府在折旧政策方面的改变。由于税基的扩大，虽然各国的法定公司所得税税率普遍下降，但是税收收入却保持着同GDP增长速度相当的增长水平。
（三）消除股息双重征税股息的双重征税问题不仅会给公司带来经营方式、利润分配、融资方式的扭曲，更使得公司的税收成本和税收负担加重，这显然会对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产生负面影响。
改善股息双重征税的问题，一直是公司所得税改革的热点。许多国家都选择了不同的改革方式，比较常见的有公司权益备抵制（ACE）、股东权益备抵制（ASE）、综合企业所得税（CBIT）、改进的古典制等。1991～2000年间,约有一半以上的OECD成员国采用完全或部分的归集制来消除股息的双重征税；2000年以后,一些成员国在所得税一体化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一些国家实行了改进的古典制的方法，通过降低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减轻对股息的双复征税。如德国在2000年7月，取消了归集抵免制和双率制，采用改进的古典制，对居民股息收入实行“一半所得制度”（half-incomesystem）；芬兰在2005年1月把公司所得税税率从29%降至26%，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9%降至28%；葡萄牙（2005）也相继采用了改进的古典制来解决股息的双重征税问题。①
（四）简化税制税制的过于复杂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税收效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2007年联合公布了其对178个经济体税收状况研究的报告,②根据企业每年纳税次数的多少、企业遵从税法花费的时间以及企业的总税率，对企业在178个经济体纳税的简便程度做出评估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8篇
1.计量模型的建立。基尼系数指在本国所有居住人口的收入中，不平均分配收入所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若基尼系数由于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变小，表明实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有效，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收入公平逐步实现。如果税前基尼系数越大，假设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可以起到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那么其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也应该越大。基于上述，作如下假设：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大小与实行税收前基尼系数的大小呈正比例关系；②为保证税后基尼系数仍然缩小，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制度来实现，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大小与在实行税收后基尼系数的大小呈反比例关系。如果实证分析的结果与这两种假设相符，那征收个人所得税可以缩减居民收入差距。模型1将税前基尼系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方程的解释变量，个人所得税收入作为方程的被解释变量。如果结果支持了税前基尼系数与个人所得税收入之间呈现正比例关系这一结论，那么我们将可以确定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模型2将个人所得税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等因素作为方程的解释变量，同时将税后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如果回归结论表明我国税后基尼系数与个人所得税收入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且相对系数的绝对值越大，那么运用个人所得税来调节的收入分配差距将缩小，实际反应的是我国个人税收制度的相对完整性和公平性。模型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T为个人所得税收入，T2为以流转税为主的其他税收，CZ为财政支出，税前基尼系数用GC1表示，税后基尼系数用GC2表示。
2.基尼系数的计算。基尼系数的计算，等分法是较好的选择，等分法的原理是：将图形细致的分为若干部分，大致的看成规则图形，然后利用规则图形法则去求得面积。在《中国统计年鉴》中，2003—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可以采用等分法分析。先将我国居民按收入划分为五个部分，五个部分人数相等，之后用等分法计算出每个部分的所占面积，计算面积后，结合G=A（/A+B）公式，可得基尼系数值。基尼系数的变形公式。将居民总数按收入水平从低到高等分为n组，这里n为5，将第1组到第i组人口累计收入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重表示为wi，则基尼系数为G。表2-1，2-2分别显示了我国城镇居民2003—2012年十年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根据公式求出2010年的税前基尼系数：G1=1-1/5[2（0.1021+0.1862+0.3002+0.4538）+1]=0.383同理，求出2010年税后基尼系数：G2=1-1/5[2（0.1010+0.1852+0.2994+0.4532）+1]=0.384以此类推计算出2003—2012年每年的基尼系数如表2-3所示。
3.回归结果的分析。接着将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与以下数据取对数后用Minitab16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的调整后的R2为99.2%，模型2的调整后的R2为79.9%，表明两个方程拟合效果比较理想。模型1国内生产总值通过了显著性0.01的检验，税前基尼系数通过了显著性0.1的检验。模型2除其他税收外，国内生产总值，个人所得税收入和财政支出均通过显著性0.05的检验。模型1国内生产总值系数1.15，税前基尼系数0.93，表明个人所得税收入受国内生产总值和税前基尼系数两个因素的影响，且当这两种因素值越大，则个人所得税收入也多，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上述所得结论符合假设1，我们可以认为要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而采用个人所得税方法去控制正确有效。但回归结果不难看出，税前基尼系数远小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系数，这表明了国内生产总值较基尼系数有着更大的影响。模型2表现个人所得税收入的数据为正，数据显示了个人所得税收入与税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呈正相关。这一结论与假设2相悖，表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国内生产总值及除个人所得税外的其他税收数据为负，反映了两个解释变量与税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模型2结论表明，税后基尼系数变小一部分是由于两个解释变量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有效的控制了公平的分配人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税收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1.07和0.19，说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其他税分别对税后基尼系数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前者更为明显。模型2回归结果税后基尼系数随着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而扩大现象说明我国的税收征管模式存在弊端。财政支出导致税后基尼系数变大主要由于我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促进社会再分配方面的支出相对较少，对于低收入者的普惠政策不到位，不能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以流转税为主的其他税种却能使税后基尼系数变小，因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在现有的税收系统中，只占有一小部分的份额，而除个人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种在税收体制中占了绝大部分的比例，所以个人所得税在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社会和谐、公平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很小。
二、对策建议
1.采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税模式。针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国家通常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度。分类所得税制度一方面充分的展示了我国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大大减少了烦琐的征收程序，使得税收工作高效有序的进行。但分类所得税制度也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不能系统的、整体性的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从而给收入渠道广、收入金额较高的人群有了逃税、漏税的可趁之机；而收入渠道集中、工资薪酬较低的人群却要在相对较少的收入中，缴纳更多的税款，这完全违背了“多得多缴，少得少缴”的原则。实施综合税制模式，根据家庭为单位，按年度计算综合所得税，按月度进行代扣代缴，并在年终结算。通常不对纳税人进行统一的费用扣除，而是根据其收入水平按固定税率进行源泉扣缴；每年年底还要根据每个家庭人口数、就业人口数、需赡养人口数等实际状况来提供相应的扣除标准。这种方式一方面通过从源头扣缴的方式，杜绝偷税漏税的现象产生；另一方面综合所得累进征收，充分考虑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负担状况，凸显了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和全面性和公平性，起到调高惠低的作用。
2.制定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费用的扣除标准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影响税制累进程度的决定性参数。为贯彻公平税负，一方面要针对不同家庭和收入状况的差别，在进行定额费用扣除之前，首先要仔细调查家庭人口数，如果家庭成员较多，表明纳税人将抚养、赡养的责任重，针对该人群，政府为了保证其家庭生活质量和稳定，将降低费扣除标准。另外，将“指数化”运用于费用扣除制度中，制定费用扣除费一定要全方位考虑。细致调查该地区的经济水平、人口数量、人均收入、市场物价和相关产业等因素，调查的同时必须和当地人文教育制度、医疗水平、住房制度的改革相结合，制定出符合当地民生的费用扣除标准。费用扣除额不是固定不变的，应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趋势上下浮动，以通货膨胀率为标准去调整各种费用扣除额，使得该扣除额在纳税人的实际经济负担范围内，从而达到社会的公平和谐。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然而取消农业税，将使乡镇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缺失，因而对乡镇财政收入造成巨大冲击。从取消农业税对乡镇财政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以寻求乡镇财政走出困境的出路。
关键词：农业税；乡镇财政
1取消农业税前乡镇财政的运转状况
按照目前我国的财政体制，乡镇财政基本上由三大块资金构成：
（1）预算内资金。
（2）预算外资金。
（3）自筹资金。在这种财政体制下的乡镇财政运转的情况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能够维持收入平衡，即预算内收入足够发放政府部门和乡村教师的工资，预算外资金一般情况下能保证乡政府的日常运转和乡村公共商品的提供。
2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财政所面临的困境
2.1减少财政收入，制约基层政府功能发挥
首先，收入缺口较大。农业税是地方收地方用，尤其是农业主产区，农业税是乡镇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基层政府的主要财力保障。取消农业税使乡镇收入锐减，给基层政府带来财政困难。乡镇财政的支出远远大于以农业税为主的财政收入，而这个差额部分，中央转移支付不能覆盖到。而当前县级财政又普遍困难，难以挤出财力安排乡镇转移支付，由于受到财力约束，制约了基层政权功能的有效发挥，也影响到了政府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缺口较大
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镇道路建设费、集资和村提留，乡镇道路的建设要求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村级道路的修建，则通过村民“一事一议”方式加以解决。对于大部分乡村来说，交通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道路修建任务繁重，在税费改革大幅度地减少了乡镇财政收入，上级转移支付量又与道路修建实际所需资金量相去甚远且人员经费都存在严重缺口情况下，再挤出一块经费来安排乡镇道路建设支出似乎不太现实。同样，对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土地治理等方面的支出，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同样是捉襟见肘。
2.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为了解决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乡镇学校教师工资从2001年起直接由县财政通过教师工资专户统一进行，这有效解决了教师工资的拖欠问题，但并未解决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取消了农业税，取消了向学生的乱收费，从而使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更加明显。一方面在上级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原缺口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加剧了乡镇财政的困难，影响乡级政权其他职能的履行；另一方面教师未来工资标准提高的负担也有可能累加在乡财政，所以乡财政的困难可能更大。取消农业税，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乡镇财政将更加困难，乡村小学的硬件建设和维护得不到有效保证，必然影响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
2.4乡村债务负担沉重，化解的难度增大
乡镇负债是当前全国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它一般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有银行存款、农金会或其他基金贷款、统筹中借款和其他；隐性债务一般有欠发工资、欠发业务费、欠付楼堂馆所等基建基金、欠付修路修桥等公益项目资金、财政担保和其他方面形成的债务。巨额赤字和债务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管理、预算管理的规范化刚性约束，这些债务没有消解的希望。取消农业税后，如果没有上级大力度的转移支付，债务更是无法化解。
3取消农业税后解决乡镇财政问题的对策
3.1发展乡镇经济，不断增强财政实力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财政要走出困境，缓解当前的收支矛盾，最主要的是发展经济，不断壮大财源，形成稳定增长的收入来源。为此，乡镇财政体制应突出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乡镇培植财源的活力，主动依托当地的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既注重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项目，又注意发展生产周期长、税源稳定的项目，以形成稳定可靠的财源体。
3.2合理界定乡镇事权财权，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要按照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界定乡镇事权财权，使之责权利相称，确保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可以设想把乡镇财政的内容分三级：凡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支出如义务教育，由全国人大规定，中央政府统一支付；凡是地方性的公共支出如道路交通，由地方人大规定，地方政府统一支付，凡是上级行政部门规定或交办的事务，财力由该部门或上级政府跟随；凡是乡镇范围的事务，由乡镇人大规定，乡镇政府操作税费收支。在转移支付目标确定后，应建立一种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有条件转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转移支付作为补充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3.3转变基层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首先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竞争领域退出，不再投资办企业，更多提供乡镇范围内居民和农民需求的公共品服务。目前，乡镇政府职能主要是以经济的管理为主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相对较少。取消农业税后县乡政府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有力推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把更多精力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上，切实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其次，要精简机构，削减冗员。①归并乡镇的站所。②改善乡镇教师队伍结构。③改革乡镇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办事机构；④在不影响社会稳定，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城镇建设的前提下，适当撤并乡镇。
3.4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对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
资料显示，对现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财政占78%，县级财政占9%，省市占11%，中央财政所占比例很小。因此，要对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变九年义务教育由“以县为主”或“以县乡为主”为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财政共同承担。要按照在国务院的领导下，有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要求，建立起各级政府责任明确，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3.5建立规范和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转移支付是贯彻国家政策意图、平衡地方财力，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的一项有效措施，对县乡的财政转移支付，应主要用于弥补税收收入不足以提供基本公共品和服务的财政收支缺口，而且首先要保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乡和不同收入基层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达到均衡等。因此，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应增加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和省市财政对县乡的转移支付力度，以矫正当前的不均衡和缓解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压力。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政府非税收管理财政收入国民收入分配
政府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府收支管理、特别是基层政府收支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但改革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文章拟结合工作实践，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出粗浅见解。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和特点
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必须对政府非税收入本身的历史和特点进行研究。只有掌握了政府非税收入的发展规律、特点和管理要求，才能正确地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
政府非税收入的概念和范围在《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中已经有了明确界定，这里不再赘述。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源起于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外资金最初泛指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专项收人、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因为管理较为松散，多数未纳入预算管理甚至未纳入财政管理，故名之“预算外资金”。随着改革的推进，管理的加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了预算管理。捐赠收入、公益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也涵盖纳入财政管理的范围。预算外资金的概念渐渐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政府非税收入概念应运而生。政府非税收人概念及其范畴的提出，是深化改革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人机制上向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政府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不简单是范围的扩展，管理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个质的飞跃。政府非税收入与税收并列，这样从理论上就把政府非税收入摆到了与税收同等的高度，提高了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性。
(二)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
政府非税收人是指除税收以外，巾各级政府、周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相对于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来说，政府非税收入具有灵活性、补偿性、专用性、不稳定性、非普遍性和自主性等特点：灵活性：灵活性是指政府非税收入在实现政府财政职能上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补偿性：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社会需要分为纯公共需要和准公共需要，纯公共需要由政府通过税收全部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则只能由政府税收部分满足，不足的部分则要收取一定补偿费用，这就是政府非税收入的由来。专用性：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取得的收入，带有一定的补偿性。不稳定性：税收具有固定的税率、征收范围，调整变动一般较小。非普遍性：政府非税收入的普遍性，是指征收政府非税收入不带有普遍性，只是向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征收政府非税收入，而不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则不需要缴纳政府非税收入。自主性：府非税收入的自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设立的自主性；二是缴纳的自主性。
由于政府非税收入内容广泛，性质不完全相同，归纳的特点，对于政府非税收入主体是适用的，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每一项政府非税收入。充分认识和深刻领会政府非税收人的特点，对于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高政府非税收入使用效益，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进展情况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是对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的深化和拓展，同时也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年，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o4153号)，正式吹响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号角。《通知》的下发，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确定了大的指导方针。从地方到中央，对于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对于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很多地方财政部门都陆续成立了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为加强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法规和文件，为全国性立法作出了有益探索。三是将政府非税收人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通过编制综合财政预算，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四是建立了政府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制度，加大了政府非税收人的监督管理。五是强化征管措施，加强了征收管理。实行了收缴分离制度，有效地杜绝了执收环节截留坐支行为的发生。改革推行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改革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没有统一同定的管理模式，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认识不一，很多地方还停留在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观念和模式上。离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管理实践，笔者认为，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法律依据不足。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缺乏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执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经常要到处寻找法律依据，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二是机构职能不明。政府非税收入改革起源于地方，很多地方为加强管理成立了专职管理机构。地方成立机构本无可厚非，但财政体制基本是垂直对口管理，由于在机构设置上，地方设置在前，导致下级和上级机构设置不统一．上下级不对口，造成管理关系不顺畅。三是管理体制落后。目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设立管理、征收管理、资金管理、支出管理等仍然基本沿袭原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模式和体制，没有随着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提升丽完善，存在分散、脱节现象。
(二)主要原因分析
改革推行这么多年，依然存在上述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推动力不足：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委政府的重视；二是职能部门的工作；三是社会各界的舆论。三者中以党委政府的推动力为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职能部门的工作，再次是社会各界的舆论推动。三者之间既可以相互制约，也可以相互促进。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反对，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划分。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会想方设法阻挠改革的进行。推动力与阻力的对比程度决定着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几点建议
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结合政府非税收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积极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改革要以舆论为导向，通过舆论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争取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统一思想，形成改革的合力，减少改革的阻力。
(二)加强机构建设，组建专业化管理队伍
对政府非税收入实施专门管理是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需要，也是社会化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整合资源、职能统一的原则，中央、省应组建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整合各项管理职能，做到机构和职能相对应，并对下级管理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从而理顺管理关系，强化管理职能。做到上下畅通，规范高效。
(三)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建议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法律、法规，明确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性质、范围、管理原则、管理机构、管理办法等，以形成包括立项制度、审批制度、征收制度、预算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在内的科学管理体系。用以指导、约束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行为。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11篇
摘要：未来财税体制改革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公平税负的税收制度，减轻居民税收负担，减轻劳动者税收负担，提高资产性税收负担。二是抑制宏观税负的过快增长。三是调整税制结构，减轻累退性，降低流转税所占比重，提高所得税的比率，加强财产税的征收。抑制宏观税负增长的同时减少收费，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财税改革重点不在于政府收入的多少，重要的是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尽量减少政府本身的消费，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整个民生公共产品的投入。
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3个省市自治区的官员学者及国外专家3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现将部分专家关于收入分配与财税体制改革的观点摘要整理如下。12月4－5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内外研究机构在海口举办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题的第71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
对以做大经济总量为目标的财税体制进行整体性重构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十二五”初期要尽快启动以缓解收入差距为目标的财税体制改革。对以做大经济总量为目标的财税体制进行整体性重构，已成为新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为此，建议“十二五”财税体制改革要与收入分配改革同步。（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相适应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不低于GDP增长速度。（2）实行结构性减税。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中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现状，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改变个人所得税以工薪阶层承担为主的局面，切实降低低收入者税负；（3）明显加大对所得税和财产税的课税力度，适时开征遗产税，开征社会保障税。
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财税体制问题和收入分配密切相关，核心是财政本身利益关系如何调整。第一，收入分配问题，最重要的是初次分配问题，财政手段只能做二次分配。如果初次分配不能很好调节，二次分配很难。第二，财政是一个整体，就某一个具体税种讨论是相对片面的，需要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第三，收入分配需要同时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做调整。在二次分配中，更多的是加大社会保障的开支。为此，要求实施国有资产的全预算安排，使国有资产变成可变现资产，通过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障基金。
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为重点推进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重视对财政收入的管理和控制。第一，要分析广义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政府实际收入约为11万亿元，占GDP的33%左右，政府收入过多不太合理。建议修改预算法，把全部政府收入不得超过30%作为一条红线，每年财政收入增长控制在红线之内。第二，要加强控制政府支出。建议用五年、十年的时间逐步把行政公务开支及“三公”消费从现在的30%降到15%，节约出来的财政资金可用于社会保障、低保等公共服务，更加促进社会公平。第三，加速国有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资产的社会化，变卖一部分国有资产来补充社会保障资金。加快土地财政的改革，废掉土地出让金制度，废掉目前土地强制征用的制度，改为向房产收土地交易增值税的制度来遏制目前这种劫贫济富的土地财政。第四，要加快财政公开化和透明化进程。尤其是国有资产的管理要公开化、透明化。
刘尚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可能真正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式很多放在物上，关键要把视角转移到人身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政府的干预应当重点在财政支出方面，而不是主要从税收等政府收入方面做文章。
靳东升（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重点加快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在政府收入结构中，流转税占比较高，所得税和财产税占比较低，因此税制的累退性特征比较明显。从劳动与资本角度看，劳动性所得税额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过高，超过70%，资本性所得税比重过低。在收入分配上客观上鼓励了资本，有利于资本。
财税改革重点不在于政府收入的多少，重要的是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尽量减少政府本身的消费，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整个民生公共产品的投入。因此，未来财税体制改革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公平税负的税收制度，减轻居民税收负担，减轻劳动者税收负担，提高资产性税收负担。二是抑制宏观税负的过快增长。三是调整税制结构，减轻累退性，降低流转税所占比重，提高所得税的比率，加强财产税的征收。抑制宏观税负增长的同时减少收费，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
周长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调整税制结构，重点要强化税收公平分配功能。从长期来看税收调节收入功能的实现依赖于税制结构的调整。流转税比重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以及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办法的不合理等税制结构缺陷是造成税收公平分配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WTO；税收政策；税收制度；税收收入
一、加入WTO对我国税收收入的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世界上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国际性组织。WTO于1995年成立，其前身是1948年正式开始生效的关贸总协定（GATT）。WTO是当今规范国际经贸规则的多边经济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实施非歧视原则，削减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和交换。
GATT和WTO在战后扩大国际贸易、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吸收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WTO拥有135个成员方，还有30个积极申请加入的国家和地区，其贸易投资占到了全球的97%以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并称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
加入WTO将在相当大程度上拆除掉原来横隔在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间的各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这必然促进经济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一方面，中国产品可以自由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出口渠道将大为拓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向其他国家的产品和资本开放自己的市场，从而加剧市场的竞争，这必将对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带来全面的影响，在一定的税制下，税源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增减变化。可以预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受“入世”冲击影响较大，税收收入增幅将减缓；从事加工贸易的私营和民营企业将因“入世”而获益，税收收入可能会小幅增加；外资企业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将会大幅提高。
（一）加入WTO对我国税收收入的不利影响
1.来自农业方面的税收和对农业依赖性大的企业的税收将会减少。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率较低，农产品大多具有质次价高的特点，国内市场粮食价格往往比国外同类产品的到岸价格还要高许多，由此严惩影响了我国粮食的出口竞争力；另外，我国主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生产成本近年来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递增。由此造成目前我国的一些主要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要比国际市场价格高20%-40%，且高质量产品的比例不高。加入WTO后，中国农产品向国外开放，国家对农产品的各种措施一旦取消，我国农产品市场必将受到国外物美价廉农产品的强烈冲击，这样来自农业方面的税收和对农业有较强依赖性的企业的税收必将受到较大影响。
2.停产破产企业增加将直接减少来自企业的税收收入。以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在我国是一个高关税保护下的幼稚产业，但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已承诺对汽车工业的关税将逐步下调，且幅度很大，这是出于加入WTO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我国汽车工业的一次大考验。目前我国中小型客车市场上进口份额已占到60%左右，尽管目前国产轿车的价格普遍低于同类进口车型，但这主要是依靠高关税的保护，并不具备实质价格优势。加入WTO后，我国汽车业将逐步失去高关税保护、非关税贸易保护和投资保护，这样，原来的价格优势将荡然无存，其生存也将步履维艰。其他诸如高新技术产业、化工制药业、机械工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石化工业、金融业及一些中小企业也将会受到强烈冲击。另外，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也会使一些长期侵权或缺乏创新能力，依靠仿制生存的企业难以为继。停产破产企业的增加势必会减少来自企业的税收收入。
3.关税收入将减少或相对减少。依据GATT的基本要求和我国恢复在GATT中地位的承诺条件，我国于1992年1月降低了2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后又于同年12月31日降低了3371个税目的进口税率；1993年12月31日，我国又大幅度下调了2898个税号的商品进口税率；1994年，我国又对重要机电产品的零部件等共234种商品在规定的优惠税率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1995年又陆续对246个税号的进口商品按比现行税率低的暂行税率征收关税。可以说，我国在降低税率进程中步子迈得很大。尽管目前海关税收大幅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罚没走私品收入增加和减免进口环节税收数量减少所致。在关税平均税率下降的情况下，进口额的增长将会导致税收收入的相对减少。同时由于关税是海关“两税”计税价格的组成部分，组成计税价格的下降会导致海关“两税”收入的绝对减少。
（二）加入WTO对我国税收收入的有利影响
1.出口的增长将带动财源的增加。目前，我国的农副产品、工艺产品、纺织服装和家用电器等在国际上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目前，我国农副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销售市场狭窄；纺织服装、工艺产品的出口则要受到各种配额的限制，规模受到极大制约。由于我国不是WTO成员国，当发达国家滥用岐视性的数量限制和不合理的反倾销补贴措施限制我国的出口时，我们的谈判地位十分不利。加入WTO后，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就可以获得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进程，这将成为税源建设新的增长点。另外，加入WTO有利于激发我国企业的竞争意识，竞争的压力会促使国有企业加快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加速改制、重组、联合、兼并的进程。同时进口原材料价格的降低会降低企业制造产品的成本，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
2.外资涌入将直接增加企业税收。总体来看，我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十分丰富，加入WTO后，对国外投资的种种限制将逐步取消，国外丰富的资本利益驱动将增加对我国的投资。几年来，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仍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1999年全年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6918个，合同外资额412.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额403.2亿美元。这些三资企业的兴起必将为我国带来滚滚税源。据有关资料介绍，在有些地区特别是沿海开发地区，其外资税收已成为当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3.个人所得税有望得到较大幅度增长。由于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在为当地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会大幅度拉动当地工资水平，从而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开辟广阔的空间。
二、目前我国税制在应对WTO挑战方面尚存储多不足
中国为取得过入WTO的入场券，虽然在双边协议的谈判中争取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入世地位，但根据WTO的有关协议，中国将在关税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另外，在其他税种方面也存在诸多缺陷，税制改革任重道远。
1.关税。目前，WTO发达成员方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已从45年前的40%下降到目前的3.8%左右，发展中成员方也下降到11%左右。而中国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平均税率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自1992年以来，中国已5次大规模降低关税，使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从42.5%降到17%，降幅达60%.主席还庄严承诺，中国到2005年将使工业品平均进口关税降到10%.目前，我国关税结构不合理，减免制度过于烦琐，实际税负参差不齐，既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企业的公平竞争，又严重侵蚀了税基。
2.主体税种（增值税）设置不符合国际通行作法。1994年，我国进行了以生产型增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基本上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框架，但作为主体税种的增值税从一诞生就“先天不足”。除了税率设置分档、纳税人分类、税基狭窄、抵扣凭证不一外，还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生产型增值税本身带来的重复课税问题（纵观目前世界100多个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5个国家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即使在实行17%的出口退税政策下，也不能完全退掉固定资产所含税款。另外，在工业和商业环节以外的流转税由于目前增值税税基未涵盖，也无法退还这部分税款。这使国内产品在与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国家里，其国内产品在出国后能彻底退税，当这部分产品进入我国境内，海关对其加征增值税，由于其税基小于同样情况下的国内产品税基，致使对国外产品征税不足，导致国内产品在国内市场竞争中也同样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劣势在中国加入WTO，关税全面下调，外国产品大举入关的情况下将更为突出。一旦价格优势不存在，质量和服务再跟不上的话，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内企业萧条，税源萎缩，税收收入下跌。
3.涉外税收优惠过多，内外资企业税负不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加入WTO后，可以预见国外投资者将会加大对我国的投资，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日益激烈。竞争必然要求社会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然而我们看到，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现行涉外税收政策优惠层次过多。现行政策是根据对外开放发展形势需要的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分别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制定的。包括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特定工业园区、国家旅游度假区、保税区以及专门针对台商投资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着层次过多、内容复杂、互相交叉且不规范的问题，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投资方向，也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
其次，现行税收政策优惠方式单一。目前，主要侧重于降低税率和直接的定期、定额减免所得税方式，缺乏必要的灵活性。
再次，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还单独制定了一些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乱设地方开发区，乱开减免税的口子，给统一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造成很大混乱，损害了税法的尊严，是对外商投资环境的极大破坏。
另外，对于内资企业普遍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有税、教育费附加等税目对外资企业均免于征收；在流转税和其他税方面也存在优于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4.科技税收政策滞后，不利于利用税收政策促进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未来的竞争将是高科技的竞争，加入WTO后，中国的科技产业能否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尚无定论。这其中，良好的科技政策将加快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在高科技方面，我国已经落后发达国家不少，目前的科技税收政策随着中国入世，其不足将日益显现。（1）我国的科技优惠的受益多偏向于科技成果的使用者（如对新技术企业的优惠）和新产品的生产，而对技术研究开发（R&D）本身及其工作者则较少优惠。且改革之后，高新技术企业增值税税负不降反升。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联合调查表明，以新产品开发和生产为主的企业，其流转税名义负担率比改革前上升了1.09个百分点，实际负担率上升了3.53个百分点。（2）在软件业，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1997年软件出口额竟达16.6亿美元，相当于我国当年的软件市场总规模，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其所以有此成绩很大程度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早在1986年，印度政府就制定了包括税收在内的各项优惠政策。（3）随着因特网的飞速发展，电子贸易正在全面世界范围内迅速推进。据预测，全球因特网用户到2005年将上升到7.65亿，全球通过门户网站达成的贸易额到2002年将达到5万亿美元。可以预见，将有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网络交易各取所需，而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制定出切实有效的税收政策。
5.个人所得税设计不合理，存在实际的税负不公。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模式，虽有利于源泉扣缴和征收管理，但不利于体现公平税负原则。在费用扣除方面，未考虑纳税人婚姻状况、家庭总收入多少、赡（抚）养人口多少等情况，一律实行个人定额（定率）扣除，造成事实的不公。在扣除额上，国内公民偏低，不适应现行工资水平和生活状况。
三、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收制度，积极应对“入世”挑战
我国目前税制框架和内容基本上是1994年基于“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原则建立起来的。从七年的运行情况来看，现行税制结构基本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体现了中国特色，应对其持肯定态度。从前述分析我们也能看到在应对WTO挑战上，应当税制确实也存在某些不足。但这些不足不是根本性的，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改革完善来达到适应WTO的规则要求。我们不能因为外部条件的某些改变，就要求中国税制全盘向西方税靠拢，这是不明智的，也是极其有害的。从根本上说，调整完善当前税制只能依据中国国情。
1.按WTO规则要求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水平的同时调整关税政策，更好地发挥关税的保护作用。我们应当认识到，关税水平的降低并不代表着关税对国内产业保护功能的丧失，相反，在当前情况下应更好地调整关税政策，建立起利用保护结构实现调整产业结构的基本机构。（1）关税的减免税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到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科技进步、促进企业开发新产品的减免税需要。（2）要充分利用WTO规则中关于允许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例外条款，形成一种从投入品、中间产品到制成品的梯级关税税率结构。（3）清理、取消一部分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府、又有悖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原则的关税减免项目，使税基扩大与税率降低的幅度同步起来。（4）注意灵活采用应对措施，利用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特别附加关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保护国内产业。我国从1997年至今，仅3次运用该手段，而经终裁，确认征收反倾销税的只有新闻纸一案。这种情况应值得重视。
2.改革完善增值税，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优势。鉴于我国目前的增值税类型所导致的种种弊端以及减少改革成本和改革阻力的考虑，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一种逐步过渡的改革措施。第一步，在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先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这样做有如下好处：首先，可以鼓励国内这些原本税收负担较重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机械制造、汽车、化工等）获得较快发展；其次可以吸引外国资本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达到产业结构调整繁荣昌盛级的目的；再次，可以相对减少大量进口产品由于实际税负低形成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优势；另外，可以考虑对于投资于西部的固定资本允许抵扣增值税，彻底根除“东税西负”，制约西部投资积极性的不良因素。与此相适应，可以考虑扩大增值税的覆盖面，将当前适用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这一过程大约需3-5年；第二步，视其情况决定是否实行彻底的消费型增值税。
3.调整我国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的特殊优惠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是必要的，起到了吸引外资、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抑制国内产业发展和税收流失等负面效应。由于外资享受较多税收优惠，其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内资，这使得内地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更倾向于利用外资。纵观“八五”、“九五”时期，从宏观上看，内资明显利用不足。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调整增长，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如何引导这部分资本合理流动，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有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那就是投资回报率。导致内外投资回报率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因此，我国加入WTO必须逐步调整直到废止这种内外有别的优惠政策，合并内外资两套所得税法，代之以基本一致的税收优惠政策。当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必然会引起外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的减少，但从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考虑，这种“减少”作为提高国内产品竞争力、换取公平竞争环境的一种“改革成本”也是值得的。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13篇
税制结构实际上也是一种具有协调国家收入，带有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税收体系，税收机构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就是税种。而纵观各类研究成果可知，实际上税收结构也是各个税种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分布状况及相互之间的比重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国家集中收入和调节经济的手段，将税收相互集合而成的税收系统，最后将这些税种相互联结、相互协调、相互补充所形成的税收体系的整体布局。税制结构其中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指税系结构，税系结构是将相同的税种相互组成而形成的系统，并按照主次搭配构成不同的税系，与此同时也是一种国家内部不同税系的构建，这种结构构建模式中包括各种不同的税系。税系的具有不同的税务性质，按其性质上来划分可分为间接税系和直接税系这两种。税制结构的另一个层次是税种结构。税种结构实际上就是指税制结构中各个税种之间的搭配。关于税制结构的设置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发展都不尽相同，导致其发展的税收系统也不尽相同。经济形态的不同就会影响税制结构，因此，关于研究我国税制结构的基本状况必须首先满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而制定，其次还有保持研究的统一性，进行一系列的分类整理。按照税制结构的类别上来划分，可将税制结构分为两种结构模式，其中包括以商品和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以商品和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实际上就是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模式，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实际上就是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模型，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一般是指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于个人的收入水平较高，收入的差异也较大，最终运用个人所得税来稳定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才能达到公平分配个人收入。从税收政策所设定的目标上来看，不同的政策目标将对于税制模式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所得税本身的性质，其主要存在比较富有弹性的税制，比流转税易于形成刚性税制。
二、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一）税系结构的收入分析效应分析
从税系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上来分析，从现代国民市场经济发展上来看，税收主要实行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调节，以便于维持市场经济的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稳定性。目前所实行的税系体系主要是为了区分于实际份额的比例和累计比例，但是比例税实际上市不受控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收入分配提升时，利息税不变。在税系结构中平均税率与收入分配的比例呈现正相关现象，并随着收入的增加其平均税率也逐渐增加，反言之，收入的降低，其平均税率也随之降低。所得税时讲收益所得价格设定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统一名称。但是税负受到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收益的相关影响，无法实现变更，如若按照收入的高低来设定收入分配，那么就不能很好地实现降低收入差距。一般情况下当直接税收制度处于最佳的运行状况时，累计的所得税就会降低高收入者的支持分配情况，这样以便于最大程度地降低收入的差异。但是财产税的实施在建立在企业的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基础上的，企业的动产和不动产也是最直接的课税对象。基于企业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因此企业财产的隐蔽性将直接的作用于财产税征收的难度之上，换句话说，在财产税征收时，有些企业财产具有隐蔽性，因此也会使得有些企业逃避一些税款的征收。
（二）税种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直接税系内部的各种税种之间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个人收入是个人所得税中的基础，个人所得税中的个人既是纳税人也是负税人。个人应得税的能力是个人收入情况之间的体现，因此，在扣除个人收入时在保证个人收入上报具有真实性和代扣情况的基础上；累进税率的税制就及时的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以便于逐渐起到拉平收入差异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影响税制结构变动的因素具有以下几点：首先，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税收的相关管理制度和税收政策所设定的将拟达到的目标。其次，从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上来看，这点是影响税务结构变动的最直接因素，所得税的收入与国内人均GDP的增长呈正相关。而从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上来看，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拓展一定的空间，相比较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会降低因计划市场中流通货物价格原因而引起的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悬殊利润现象，也不会产生以流转税为主题的税制结果模式。最后从税收的相关管理制度上来看，我国采用的是宏观管理模式，因而对所得税对企业利润所得或者个人收入征税就较为复杂。
三、基于收入分配效应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分析
想要站在收入分配效应视角下优化税制结构，就必须的根据税收制度的所有方面进行有效的考察。实际上最适合课税实施的就是将所用的税收制度以理论知识为现实的依据，并对这些税制结构进行设置，但是设置必须建立在国家实际发展实情的基础之上，想要满足税制结构中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均匀的状态也要考虑到税收实施后的所产生的结果，针对实际情况进行有效地调节，实施间接税类和直接税类的改革才能不断满足实际调节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在我国，各种税种对居民的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增值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是针对所有市场经济中流通的常用的消费品，其不受商品的价格影响，统一征收按照17%的税率，但是增值税会受到个人消费倾向的影响，并逐渐呈现递减的趋势，相对于基本生活开支，低等收入的家庭基本生活支出会明显地高于高收入家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税收本身是具备正调节经济的功能，但是尚未建立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采用不给予税收政策干预的政策，但是任凭市场自身调节，往往其结构不尽如人意。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国家逐渐认识到调节税收的作用，这也使得税制结构在调节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及稳定经济发展上的相关功能显现出来，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实施税收的调节都在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相对于营业税来说，各种行业的不同其主要实现的税率也不尽相同，在餐饮行业来说，餐饮行业的税率为5%，但是这种税率却明显高于乘坐飞机时所要上缴的税率，这也是一种具有累退性质的税种，这样将严重地影响着收入分配的结果，往往促使收入分配的结果缺少公平性。例如消费税。消费税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消费税主要针对的是市场中较为流行的奢侈品或者具有高耗能的企业，奢侈品的税率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限制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发展，以便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消费税具有一定的累进性，但是这种累进性质并不是完全存在于所有应税消费品当中的。由于消费税、增指税、营业税都具有一定的累退性质，因此必定影响其他行业也具备一定的累退性，其中包括教育行业和城市维护行业，正因为间接税在税收的行业中占据着较高的比例，因此就会严重地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为我国平衡收入分配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基于上述的分析能够看出，在逐渐的优化税制结构上要考虑到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改革的基本情况，在税制设置，就必须在企业间实行结构上的减税，以便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在针对于营业税上要根据市场中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来制定，如若全部统一实行，营业税改革。那么就将会严重的影响企业的纵向发展的平衡性，可以适当地实行对消费税现有征税范围未进行档次划分的部分重新分档。为了扩充中等收入阶层和保证消费需求，还可以设定不同档次的不同税率。例如适当的调高档消费品的税率，以期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和保护环境目的。关于间接税系的收入分配效应上，由于间接税的税负与直接税税负的转嫁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商可以通过适当的调节商品的价格来达到转接税款的征收，但是不论税款征收数量怎样的变化，其税款部分都是由消费者来承担。往往在市场商品的流通中消费的数量与收入之间呈现着正比例的关系，由于生活必需品的征收上存在着一定的累加性和累退性，一旦缺少这种性质将会影响收入，就会逐渐拉大收入之间的差距。因此必须逐渐提高直接税，并有效合理地降低间接税的比例，才能逐渐优化税制的结构，适当采用加强税收征管的方式，不断优化个人所得税，并采用逐渐调节消费税征收的范围，以便于促进消费税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四、结论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14篇
非税收入是指政府为实现其职能，按照一定规则采取收费、基金等非税方式，由中央和地方分别筹集用于特定专门用途的财政性资金[1]，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存在着大量的收费、基金等非税收入，在政府全部的公共收入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对微观经济运行和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都具有重大影响。按照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要求，财政部将于2007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实施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将非税收入分为：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资金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收入。
对于我国当前非税收入管理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是规模不断扩大，增长速度较快。建国以来，随着地方财权、财力不断扩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也日益增大，单靠预算内收入已经无法满足改革和建设的需要，这就迫使政府增设收费项目，允许和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创收”，造成我国非税收入数额不断增长，且增长较快。据统计，我国非税收入由1978年的960.09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10523亿元，26年增长了10.95倍。非税收入占财政性资金的比重在1985年为42%，1990年达到50%，2004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下，所占比例仍高达28.5%。
二是宏观税负较重，管理较为混乱。我国的非税收入规模一直很大，而且增长迅猛。因此，虽然我国宏观税负比重不高，企业和居民的实际负担的税费却很重。非税收入的收费主体多元化，收费项目过多，管理上则职权分散、多头管理，秩序混乱，如有的地方和部门的收费罚款没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弹性大、随意性强；有的收费项目已经明令取消，个别地方和部门仍然坚持征收等。
非税收入作用的发挥是有一定限制条件和范围的，一旦非税收入规模过度膨胀，缺乏监管，必然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当前主要表现为：
1、加重企业负担，影响经济增长。现行的收费却远远超越了正常交易的范围，企业所要承担的税、费负担较重。据估计，在我国企业的负担中，税、利息、费各占1/3，更严重的是一些乱收费等不合理负担的存在，这些收费大都是硬性摊派，强行征缴。
2、收费挤占纳税，影响税收功能。对于政府而言，从整个经济中所获取的资源或收入是有一定限度的。政府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构成，二者之间存在着税费挤兑效应，非税收入规模过高必然影响到税收收入的规模，容易对税基产生侵蚀，使“税源”转化为“费源”，客观上产生“费挤税”问题。费税规模倒挂的问题如果不加以制止，将危及国家政权根基，影响税收在市场经济中稳定、调节等功能作用的发挥。
3、分散国家财力，削弱政府调控。我国现行的非税收入中，除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纳入了预算管理外，其他大部分都在预算外管理，是构成预算外资金的主要来源，巨额预算外资金长期分散于各地区和各部门，游离于预算和政府的监管之外，分散了国家财力。财力的分散，一方面导致大量的收费集中在财政部门以外的部门和单位手中，降低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另一方面则弱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造成分配秩序混乱，不利于政府统筹使用财力。
4、加剧分配不公，滋生消极腐败。非税收入收费管理的部门化和征收主体多元化导致了政府收费政出多门，资金管理混乱，大大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管理混乱还会加剧社会的分配不公。收费制度的框架设计使收费所得与部门的权力和利益相联系，造成人们致力于谋求权力和扩大利益，容易产生腐败问题。
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探索
为了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中央和地方进行了多种探索。由于人们对非税收入认识的局限性和非税收入自身的特点和方式，导致我国目前非税收入管理模式多样化。目前这些探索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同时又存在一定问题。
（一）现行模式
近年来，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进一步加强，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一是“统管代收”，其主要特点可概括为“银行开票、银行代收、财政主管”；二是“职能分工”，其基本操作程序是遵循财政、执收单位和代收银行各自分工，按照“收支两条线”要求，实行“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三是“分散征收”，其特点是多渠道、多方式组织征收，资金不经征收单位过渡户直达地方金库和财政专户，一般性收费由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进入行政服务中心的收费项目则在中心设立征收点，由征收点代收银行代收；四是“集中汇缴账户”和“收入过渡户”模式。
（二）成效和不足
上述几种非税收入管理模式是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一种探索，正确认识了政府非税收入，理顺了财政职能，增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征收透明度，实现非税收入的收与支的分离，加强了对非税收入使用的管理。但依然存在如下不足，如：缺乏一个统一的全国模式和全国统一性法规；没有彻底解决好激励与约束问题；对政府非税收入的使用范围还没有形成共识；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涉及到非税收入使用问题，对政府非税收入的使用范围、标准及资金拨付问题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办法，非税收入使用单位的资金使用监督还不够。转（三）改革非税收入的具体举措
1、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构建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政府间财政关系和财政体制未能理顺是导致非税收入膨胀的一个根本原因，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和规范必须伴随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及规范化管理同步进行，并不断完善。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需要建立起合理的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和非税收体系，调整税、费结构，特别是地方财政中的非税收入结构，把非税收入通过“费改税”从体制上调整税费结构，壮大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同时，应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应的原则，在科学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既要确保中央政府统揽全局的宏观调控能力，也要确保地方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
2、重新界定审批管理权限，建立完善的政府收入体系
建立完善的政府收入体系，就是要在政府收入中划清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的界限，建立以税为主、以非税为辅的分配格局，明确各自规模、比例和作用。为此，需要对当前存在的各种非税收入项目重新进行审视，实施分类改革。
一是要取消非法和不合理的非税收入项目，如某些政府部门履行管理职能而对管理对象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制度外收费；二是实行费改税，加大税务部门的执法力度，完善现有的税收体系，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将税收收入水平提到政府收入的主体地位。三是保留、规范需要的非税收入项目，大力发展有前景的非税收入，如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发行收入、特许使用费收入等。
3、建立规范的非税收入征、管、用体系
（1）改革非税收入管理办法
将一切履行政府职能的收支全部采用财政预算的方式，经法律程序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批、通过。改变原来财政预算统收统支的方式，取消预算外范畴及其管理办法，将所有的政府收入完全归于财政税务部门管理，将收费使用权和收费所有权相分离。
（2）完善政府预算管理体系
统一政府预算管理体系，要求政府预算必须包括全部财政收支，全面完整反映政府活动。一是在收入方面，将各部门的非税收入全部缴入财政专户，纳入预算管理；二是支出管理方面，通过部门预算全面反映部门及其所属单位所有资金的收支状况，由财政部门根据其职能和业务工作的需要，统筹安排，按标准供给经费。
（3）建立完善非税收入征缴管理信息系统
通过银行代收和相关应用软件的不断完善，实现非税收入管理信息化、科学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管理目标，控制执收单位的收入项目、标准、账户设置、票据使用等，规范执收行为，有效防止乱收费等问题的发生。通过信息系统，对政府非税收入的来源、结构、规模等动态变化情况进行监管和分析，以切实提高监管能力。
4、其他配套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非税收入一直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事权没有足够的财力保证，仍然需要通过收费等非税收入来支撑。因此，从政府的角度讲，应按照公共财政的框架要求，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不再从事经营性产业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重点保证社会公共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2）加强制度规范和法制建设，将非税收入纳入法制化轨道
当前，关于非税收入管理的规章制度只有一些分散的决定、办法和通知，法律层次低，缺乏一个统一规范的管理制度，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可以遵循。具体表现为，政府非税收入界定不清晰，对于哪些收入应当列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收入管理上难以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在支出管理上未能真正做到收支脱钩、统筹安排；对违反非税收入的事件缺乏相应的处罚或惩治的制度规范。因此，建议研究起草专门的法规、条例，就非税收入的性质、范围、分类、征收管理以及支出规范做出明确的规定。
[参考书目]
1、财政部预算司，《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会议报告，2006年。
2、贾康、刘军民，《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研究》，《税务研究》，2005年第4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税收收入论文范文第15篇
现代国家都强调“税收法定”，法律因素直接影响着税收收入的形成。因此，引入和加强对税收收入的法律分析甚为必要。对于税收收入的法律分析可以体现为多方面，其中合法性分析是一个重要维度，它同税收收入的真实性、可持续性等都有密切的关联。从合法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考察已经取得的税收收入的质与量，即在质上有多少是有瑕疵的，在量上有多少是应收未收的、有多少是不应征收的等等。同时，它也可以用于对未来的税收收入的事前分析。税收收入的合法性分析，从狭义上说是要分析税收收入的取得是否合乎税法（包括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从广义上说，还要分析税收收入的取得是否合乎宪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乃至税收收入的取得是否符合、法治的基本精神，以及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基于诸多原因，目前非常重要的是从狭义上来对税收收入进行合法性分析，可以把税收收入分为两类：一类是合法的税收收入，一类是非合法的税收收入。上述分类，至少有助于在经济分析中引入制度因素的考虑。
二、影响税收收入合法性的具体要素
事实上，税率、税基、税收优惠、纳税期间、纳税地点等具体要素都会直接影响到税收收入的合法性，透过这些要素可以发现税收收入增减变易的诸多问题。
税率方面。在全部税收收入中依率计征的比例有多大？征管实践中对税率的改变并不鲜见。哪些改变是合法的？对收入的增减会有多大影响？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征管机关可以依法行使适度的裁量权（如裁量性减免），从而也会对收入的增减产生实质性影响。目前，对于上述方面的分析还较为欠缺。
税基方面。在税收收入的形成过程中有多少是依法扣除的？有多少应扣未扣并由此产生了收入增加的？有多少由于多扣而导致了税收收入减少的等等。从总体上说，当税率的刚性日益被尊重和承认时，税基调整上的可行性和合法性问题是征纳双方都很关注的。只有尽量确保税基确定上的合法性，才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确保税收收入在总体上的合法性。
纳税期限方面。纳税期限直接影响到征纳双方的权益（如超过纳税期限而不纳税就会产生欠税问题），如果纳税人大量地超过纳税期限而没有纳税，或者征税机关逾期没能有效地征到税款，都会具体地、现实地影响到税收收入的数额。这方面的影响也很值得分析。
纳税地点方面。由于纳税地点直接影响到税收管辖并与税收管辖权的国内冲突（包括区际冲突）、国际冲突直接相关，因而也会在局部或整体上影响到税收收入的数额。这在进行税收收入分析时也是值得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