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
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现代城市规划 理论和实践 核心价值
一、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包括城市分散发展论；城市集中发展论，城镇形成网络体系的发展理论以及城市土地使用布局结构理论等。城市分散发展理论是通过在建设小城市来分散大城市，主要包括田园城市论，卫星城理论和有机疏散理论等。其中卫星城和有机疏散理论已经成为现实，并且成功的应用到城市规划中，对城市合理的规划起到重要作用；城市集中发展理论是由法国人勒.柯布西埃提出的，理论基础在于经济活动的聚集产生的聚集效应推动人群向城市集中，是城市的中心地位突显出了，从而达到城市化的效果。现在城市集中发展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成功的实践，我国现在正朝着城市化迈进；城镇形成网络体系的发展理论指的是在思想上确立了区域城市关系，形成完善的逻辑框架，加强城镇之间的联系。城镇形成网络体系的发展理论在西方得到成功的实践，取得很好的效果，有助于城镇的快速发展，这个理论在我国称为城镇一体化，目前我国还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城市土地使用布局结构理论指的是对城市内部各类土地使用配置有一定的模式和运行规律，主要包括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以及多核心理论等。城市土地使用布局结构理论在世界各个国家和我国的城市规划中得到广泛应用，对科学的规划城市起到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通过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从中可以充分的了解到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对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并且能够促进城市的快速发展。
二、 对基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城市规划核心价值分析
通过对现代城市理论和实际的分析和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对进行城市规划，能够充分体现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
（一） 城市规划的社会理性。
现代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配置的公正与公平，坚持社会理性的主导作用。城市规划是对城市中各个利益主体在空间资源占用上的重新分配，各个利益主体公平的占用城市资源，尤其是城市的土地资源的公平分配。在城市规划中以社会理性为主导，坚持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使城市中各个利益群体平等的占用城市资源，尽可能的保证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从而保障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由此可见，在城市规划中坚持社会理性的主导作用，有助于体现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
（二） 城市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现代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城市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城市规划的重要思想基础是认识城市和组织城市。现代城市规划也是将城市中的各个要素进行综合规划，使各个要素能够相互配合，将各个要素紧密的联系起来。例如，城市的经济中心、住宅区、办公区、城市交通、工业区等进行有机的结合，使各个功能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保证城市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由此可见，应用科学的城市规划理论进行城市规划，可以从分体现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
（三）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城市规划核心价值体现在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的发展进行科学的预测，明确城市的性质、发展规模、发展方向和发展格局，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合理的进行城市规划，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不仅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进步，而且还能够提高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文化质量和城市风貌形象质量。
（四）体现城市在地区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城市进行科学的规划，可以充分体现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城市是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是物流、人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聚集和辐射的中心，对周边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拉动作用。因此，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由于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发展的蓝图和合理的管理城市的重要依据，通过对城市进行科学的规划，可以对城市的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完善城市的经济功能布局，促进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的保护城市有价值的文化古迹，体现城市的文化价值，有助于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合理的规划城市的产业布局，有助于促进城市的产业升级，发挥城市的优势产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三、总结
本文通过对基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城市规划核心价值的分析和研究，深刻的认识到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城市进行科学的规划，可以充分体现出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通过对现代城市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对城市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通过对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的分析，充分的认识到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使城市得到合理的规划，可以有效的反映出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充分的体现了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1]吴强.现代城市规划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J]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
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风水理论 现代城市规划解析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风水理论是地球物理学、宇宙星体学、环境景观学、水文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综合一体的自然科学。风水理论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文化分支。在数千年的文明历程中,风水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生活环境的代名词。其宗旨是缜密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聚集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以达成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征。风水理论的基本取向,特别关注与人与环境的关系。风水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同一个有机整体。 风水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 要求人类居住的建筑空间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不仅造就了中国传统建筑和城市景观的独特风格,而且得到近现代建筑和城市设计思想的认同、升华,最终得到有效利用和科学发挥。
二．风水理论与城市规划的和谐统一
在追求多元文化共生融合的今天, 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城市规划也融入了对风水理论的分析、理解和包容，以形成二者的相互交融、和谐统一。
首先,风水理论对具体物象的关注与规划学科息息相通。 城市规划设计充分重视外部物象环境对宅基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水源、气候、山林、地质等,而风水学理论也非常重视山体地形,注重把小环境放入大环境中来进行考察。
其次,城市规划中所关注的非具体的环境影响因子在风水理念中亦有存在。 二者均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人是这个系统的中心，天地万物一切环境因子也都归属于这个大系统中。 环境中的每一个系统都具有错综复杂的依存、制约关系。 风水理论的功能就是要在宏观把握各子系统关系的基础上,对各子系统进行结构优化，以寻求最佳组合状态。
最后，风水理论在现代城市规划学科中的引申表征。 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角度上看,需要考虑整个建设基地的生态系统及其自然地理条件。 每一地域都有它特定的气候、构造、岩性、土质、植被及水文状况，只有当该区域各种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协调、 彼此补益时,才会使整个环境内的气象相得益彰， 充满生机活力,造就出理想的“ 风水宝地” 。 这也正是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对于风水理论的直接分析与应用。
三．风水学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1.增强了城市整体规划观念。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马丘比丘，再到如今的山水城市、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随着城市规划事业的不断发展，优秀的规划理念也在不断完善和成熟。 亲和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创造开放灵活的空间；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原态，是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优良传统。 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建造同自然和谐，表达自己独特风格的城市， 是历来规划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2.促使辩证规划法的熟练运用，更好地利用自然、融合自然。
风水理论历来都是有争议的。 从其发展过程看，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凝聚着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 它应当被看作一种文化观念来研究对待，风水理论对于城市规划产生的影响，积极成份占主导地位，在处理城市规划与自然要素的关系方面，它用全新的理论方法为我们提供理论支撑，我们应当重视这份文化遗产，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和剖析，为今天城市现代化建设服务。 即便从宗教意识层面看，风水理论中迷信色彩浓重，但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审视它，真正把风水理论科学地运用到现代城市建设中来。
3.可持续发展的应用。
在当今科学化水平提高的城市规划设计中，城市规划的内容已不仅仅局限于城市本身的发展，而是要综合地方自然与人文要素、地方精神与民间文化，达到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 寻求 “ 天人合一” ，达成人与居住环境的共惠共荣，正是风水理论运用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所倡导的。 在保证上述因素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前提下，寻求适宜人居的城市发展规模、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式，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四．风水理论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缺失。
改革开放后， 全国许多城市进行了规划和建设，改造旧城市，发展新城市，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其规模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但也存在一定问题：
（一）是城市面貌趋同、形象低俗。 城市面貌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凝结，是城市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的有机统一。 但是在进行规划建设发展中，一些城市面貌正在急速走向趋同。二)是城市环境恶化，基于自身发展的欲望而对自然进行无限制掠夺和征服的现象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屡屡可见。（三）是城市管理的错位，重近期轻远期。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其实质是人作用于城市发展的过程， 每个人都应肩负起对未来城市的责任。“ 城市病” 的系列病状及后遗症，根源在于城市管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应有的文化视野。
五．风水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的解析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环境危害问题层出不穷，为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敲响了警钟。 规划师和建筑师开始进行总结和反思，认为盲目对城市进行开发和发展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钱学森先生就指出，20世纪的中国城市应该是集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为一体的“ 山水城市”。关于山水空间的有效组合，一定能在 “ 山水城市” 的规划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各方专家的深入探讨, “ 山水城市” 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深入和提高。 我国许多城市纷纷提出了建设 “ 花园城市” 、 “ 山水城市” 、 “ 园林城市” 等生态城市目标。 如：深圳提出建设“ 花园式园林城市” ，自贡提出建设 “ 山水城市” 的目标。 我国城市建筑选址大多注重与山水环境的融汇，如常熟的 “ 十里青山半入城” ，桂林的 “ 城市山林自郁葱” ，山林水网与城市密切结合，使山、水、城浑然一体，这些都启示我们，风水理论所突出的关于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对于我国城市化建设有着相当大的参考意义。
六．城市规划建设的风水改造和管理
1. 城市规划中的风水改造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因对中国风水理论忽视所造成的“ 盲目建设” 状态逐渐引起人们的反思，当代也开始重视对城市的规划建设进行风水改造： （一） 对标新立异的和与环境不协调的建筑物， 城市管理部门应严加规划、从严审批，对已建的这类建筑物，进行探讨、论证改造。（二） 优选佳地，广植风水林、防护林，增加城市绿地，提高城市风水环境质量。 创建绿化城市，有助于提升城市风水环境质量，提高人们居住环境适宜度。 （三） 加强论证，在经济、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对危害周围环境的建筑物予以迁移、拆除，对于有破坏性的建筑物，予以及时治理。 （四） 修残补缺，对于形象 “ 肢体” 不完整的建筑物，适当补修、续建，以保证城市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城市规划建设的风水管理根据中国《 城市规划法》 规定，各地的城市规划一经定案上报批准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即具有地方的城市建设法律地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应依法按规划管理城市建设。 对已定的城市总体规划设计，执法单位以及任何地方单位或个人均无修改权。 寻求“ 天人合一” ， 达成人与居住环境的共惠共荣， 正是风水理论运用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所倡导的。在保证上述因素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前提下， 寻求适宜人居的城市发展规模、 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式，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七．结束语
风水理论倡导“ 天人合一”，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与自然同属于一个有机整体， 人与人居住的建筑空间应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风水学在古代居住选址中的应用,以及风水学对现代城市规划中的应用和启示。 风水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理想的生活环境。 由于风水环境观的实用价值和意义, 因而再度唤起了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等相应领域对它的推崇和信任。“ 风水” 也孕育着朴实的科学道理，风水理论中许多朴实的观点实则包涵有极为丰富的现代生活哲理，对现代人的生活、居住乃至城市的规划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温新建．建设山水型的城市环境［ J］．现代科技（ 现代物业下旬刊），2009，（6）．
[2] 亢亮，亢羽．风水与建筑［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对象越复杂，人们越需要清晰的认识原则和研究方法。把现实世界知识化，把复杂对象概念化，以符号和概念的方式将对象世界进行“解码”，是人们应对复杂对象世界、特别是复杂现代性的一种需要和策略。随着城市化的拓展，人类日益栖居于城市之中，复杂现代性日益表现为复杂城市性。建构城市哲学，寻找能够反映和把握复杂城市社会的概念系统、话语系统，日益成为人们在城市社会语境下的一种理论诉求。努力把握城市问题、城市发展、城市社会的遗传密码，对城市与城市发展进行DNA基因测序，形成能够反映城市本质与城市变迁规律的一般城市化理论，帮助人们形成应对城市问题、建构城市生活的一般方法、原则和态度，是城市理论与城市哲学研究的总体方向。但反思目前的城市研究、理论研究，不同学科和取向的研究者对城市与城市问题往往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认识，不仅没有形成获得普遍共识的一般城市方法、城市态度，甚至还没有找到为大家所基本认可的能够反映城市问题、城市本质的核心概念、概念群。如何寻找、建构、形成能够反映城市问题、揭示城市本质的核心概念、概念群，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具有一般性的城市理论、城市理论体系，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不同的学者往往用不同的范畴来定位城市。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政治性、日常性、城市权利等概念定位城市、城市化。他认为，在实然与问题意义上，作为空间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城市与城市化具有政治性，城市往往成为少数精英占有与再生产权力的工具与场域;而在应然与理想意义上，城市是人们进行日常生活的空间与场域，城市发展应该尊重与保障广大的日常生活主体的全面城市权利。所谓城市权利，也就是所有的社会主体都“不被排斥于城市中心和城市运行之外”。
哈维则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资本来揭示当代城市的本质。在哈维看来，当代城市的深层本质是资本性，当代城市与城市化是资本维护自身生产、增值的高领域、新工具，当代城市问题的深层本质也就是资本的问题，城市问题不过是资本问题的一种新形式。芒福德则用文化这个范畴来揭示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容器。“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了。”凯文•林奇则立足城市的主体，对城市本质进行揭示，认为活力、感觉、控制、效率、公正等是把握城市本质的重要概念。应该说，针对具体研究目标，在不同语境下，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范畴来揭示、定位城市，对把握城市本质，建构作为一般城市理论的城市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在于，目前的城市理论与城市研究，由于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还没有对其自身的方法论策略进行十分自觉、系统的反思。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研究的深层化。笔者认为，城市理论、城市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对自身方法论的反思与确认。城市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问题是如何处理对象与概念、社会史与概念史的关系，如何从感性的城市现象出发，生成、建构反映城市本质的概念与概念群。马克思《资本论》的认识论策略，概念形成的原则和方法，对确认城市哲学建构的基本方法论，具有示范意义。面对巨大的商品堆积、复杂的资本世界，马克思运用商品—货币—资本，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流通资本—消费资本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概念群，对资本社会进行了解码。
正是通过这些紧密相关的概念与概念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知识化、概念化，使资本社会从抽象的感性存在，成为具体的理论存在，实现了资本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飞跃。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理论飞跃，马克思究竟以什么原则和方法为支撑，实现了对作为感性存在的资本社会的符号化、概念化、理论化。笔者认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从抽象到一般，是马克思对资本社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根本方法，也是《资本论》的根本方法论策略。“抽象”也就是感性的具体，“一般”也就是理论的具体，抽象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它只反映了对象的某一个侧重、某一个特点。具体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由不同的抽象组成，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了对象多个特点、多个侧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出发，尽可能把握研究对象的所有特点、根本特点，并形成反映对象本质的概念与理论的过程。“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发展的场合”。这种方法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也就是从历史出发建构逻辑，并对历史进行逻辑与本质把握的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资本论》所运用的这种处理对象与概念关系的方法论策略，对城市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感性的城市生活出发，是建构城市哲学的根本基础。在任何一个时代与时期，都会形成反映这个时期与时代的概念与理论。
而社会生活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样，从真实的感性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和概念出发，就成为形成能够反映已经变化了的对象与生活的概念与理论的重要基础。城市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综合变迁过程，建构城市哲学尤其需要注重从现实、感性的城市生活出发。其二，直面与解答城市问题，是建构城市哲学的重要任务。从问题出发，从资本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出发，是马克思《资本论》能够形成其独特概念群的重要方法。对城市哲学而言，真实地面对、切入城市问题，是建构与深化城市哲学研究的重要起点与动力。其三，回归城市历史，正确处理城市逻辑与城市发展史的关系，是深化城市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面对日益复杂而严重的城市问题，诸多学科的学者已经建构起不同向度与形态的城市知识。梳理、鉴别这些城市知识的合理性、价值与意义，是城市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面对日益丰富甚至互相对立的城市知识，尤其需要回到城市发展史本身。比如，雅各布斯提出了一种“首先是城市的观点”，认为，城市在公元前8500年就产生，城市的诞生早于农业文明，正是在城市的推动下，农业等生产方式才得以生产。那么，究竟是农业文明先于城市文明，还是城市先于农业?显然，在概念史这个层面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反思社会实践史，可以发现，雅各布斯在建构起城市观与文明观的时候，没有看到或者说忽视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雅各布斯所设想的城市，其运行需要有运输工业、存储工具以及文字。但考古资料显示，在公元前8500年，轮子运输工具、制陶技术以及文字都还没有出现。这个例子说明，只有回到历史本身，从城市发展史出发，才能解决城市知识层面存在的诸多分歧，才能建构起真正合理的城市理论、城市哲学理论。
二、时间与空间:《资本论》的历史观策略与城市哲学
城市哲学的兴起和当代社会发展、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密切相关。20世纪中后叶以来，伴随现代性的复杂化，在福柯、列斐伏尔、哈维、索亚等学者的推动下，当代社会理论发生了重要的空间转向。空间转向可以从社会实在与社会知识两个层面来认识。从社会实在看，所谓空间转向，是指现代社会的人文环境、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与文化等的存在形态日益多样，人们日益遭遇同时性存在的文明与文化等的多样性、差异性问题。从社会知识看，所谓空间转向，是指人们日益关注社会生活的当下性，日益关注同时性存在的多样、差异的文明与文化，甚至把空间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本体性范畴，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空间本体论”等观念和方法。笔者认为，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当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问题的一面。这种转向反映了当代现代性的重要新特征，也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一元性、强制性历史观的反思。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是世界与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范畴。如果只侧重于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空间性、共时性，可能有利于解释某些阶段性、局部性的现象，但并不能根本性地解释和说明研究对象的深层本质与变迁趋势。在历史观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城市哲学研究也遭遇了空间与时间问题。
一是如何认识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的空间性。在当代语境下，空间性也就是同时并存意义上的多样性。对城市而言，这种多样性、空间性表现在利益、文化、建筑形态、资源条件等方面。那么，这些复杂的关系有无一个相对统一的交汇点，是否存在把握复杂多样性的相对统一的切入点、关节点?这实质上涉及对城市本质与城市秩序的理解，如果城市只是各种要素的杂多性聚集，那么，城市可能也就没有本质与秩序可言。一是如何理解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的时间性，如何在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中，认识城市问题与城市性。面对城市化的复杂结果，有的研究者以一种停滞、乡愁甚至倒退式的思路看待城市化，认为城市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破坏了传统的美好生活;有的研究者以一种激进、技术的思路看待城市化，认为人类可以以技术为支撑无限制地向前推进城市化。那么，对城市研究而言，在方法论上，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时间性与空间性?马克思《资本论》对时间与空间关系问题的处理，对历史性与空间性关系的处理，对厘清当代社会理论的历史观问题，对从方法论层面自觉确认城市哲学的历史观基础具有重要启发。
应该说，马克思深刻地遭遇了其所处时代的空间性问题:资本形态与资本问题的多样性并存。比如:多样堆积的商品，多样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利润、利息、地租、工资、价格等多样形式存在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可以说，促使马克思进行理论思考的正是这些复杂的空间性问题。如何把这些空间并存的资本问题揭示清楚，正是《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目标。《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两个层面揭示了资本空间化、多样性的深层本质。其一，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空间化、多样性的资本进行社会定位。在马克思看来，再复杂的价值关系、资本关系，最终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具体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不管资本是以利润、利息、地租、工资，还是以其他形式存在，不管资本再生产自己的具体形式与链条多么复杂，最后都是一种社会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二，对已经深刻空间化、多样化的资本进行历史透视，通过揭示资本自身生成的历史逻辑，呈现其逻辑一贯的深层本质。
《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成经历了物的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产生、货币的产生、资本的产生，再到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等过程，而贯穿这个过程的核心与红线，正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度追求。在马克思对空间化、多样性的资本进行社会与历史本质揭示的背后，是马克思独特的历史观策略、方法论策略。其一，马克思强调从已经充分展开、复杂化的现实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从后思考”，把握其变迁的总体逻辑、总体趋势。“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也就是说，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固然是一个问题，但也为人们研究认识对象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条件。其二，马克思注重从历史、现实、未来相统一的视角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变迁逻辑、未来趋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以资本形式存在的社会关系，具有阶段性、暂时性，既不是历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立足社会实践，把握社会规律，创造新的生活。
《资本论》的历史观策略、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空间性与历史性的辩证处理，为我们理解城市的本质、建构城市哲学具有重要启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如何理解不断空间化、多样化的城市。虽然城市是一个日益复杂的现象，其重要特征就是多样文明要素的空间化并存，但在深层本质上，城市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创造物。社会关系是把握城市本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线索。把握了社会关系的变迁、结构与趋势，也就把握了复杂城市现象的深层特点。城市问题不管多么复杂，其深层本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意义关系的合理化，也就没有合理可持续的城市秩序。社会关系是把握城市本质、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切入点。其二，关于如何理解城市发展的时间性、历史性。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社会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普遍社会状态，与意识形态无关。
雅各布斯认为人类社会一直都是城市社会，索亚也赞同这种“首先是城市”的观点。这种城市观其实否认了城市的历史性、时间性，否定了城市发展的可能。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方法论视域中，城市是人类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应该区别社会性与城市性，区别以同质文明为基础的小群落式的空间聚集与以多样异质文明聚集为基础的空间聚集。前者是村落，后者是城镇或城市。而城镇与城市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仍将继续。只有从时间性与空间性相统一的角度，才能深层次地把握城市的具体、历史本质。其三，关于城市哲学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自觉。《资本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进行社会与理论研究时，要有自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意识。城市发展与城市问题具有全局性，对人类社会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相统一的城市化，建构城市哲学尤其需要具有自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意识。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现实问题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从后反思”，把握其历史本质与历史趋势的方法，对深化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世俗与神圣:《资本论》的主体论策略与城市哲学
客观地反映、研究社会生活，是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追求客观性，不等于没有价值立场。从知识归属看，价值立场问题是理论与知识的主体性归属问题，即一种社会理论为谁代言的问题;从社会实在看，价值立场问题其实深刻涉及历史本身的主体性问题，即谁是历史与社会的主体这个问题。在当代复杂现代性、“碎化”现代性语境下，历史被分化为不同的具体领域，历史的主体性问题被具体地分化为不同社会领域的主体性问题，比如，谁是经济领域的主体、政治领域的主体、文化领域的主体等。对城市发展而言，追问谁是城市与城市发展的主体，也就是对历史主体的一种具体追问。城市的主体问题又具体化为“城市权”的归属问题，包括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的主体归属问题，即谁在城市与城市发展中拥有城市权力、享有城市权利。正如韦伯等所揭示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专业化分工。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专业化，使人们只能在某个领域内获得发展、获得范围与内容有限的权力与权利。但这种有限的权力与权利，在现实中的配置却往往并不平等。不同领域的权力与权利往往被少数政治与技术精英所占有。对“城市权”而言也是如此，城市发展与运行的权力，城市发展的成果及相应权利，往往被少数的政治与技术精英所占有，这些精英在城市发展中日益享有神圣的主体地位，而广大的民众作为世俗主体，往往只能成为不受自身左右的城市发展结果的接受者甚至城市发展工具，而不能作为城市发展与运行的主体。精英与世俗的关系，是历史与城市主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虽然芝加哥学派对城市发展的社会问题、社会冲突进行过研究，以社会学的方法触及了城市主体性问题;虽然福柯、哈维、索亚等对城市权力、城市权利、城市公正等问题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探索，以政治学、地理学的方式涉及了城市主体性问题，但反思已有的城市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往往相对忽视从主体性及其历史变迁角度进行城市研究，没有对城市主体的神圣与世俗等结构性问题进行专门的历史与逻辑探索，尤其缺乏对城市主体性问题研究方法的深层反思、理论自觉。《资本论》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主体的历史反思、对世俗主体地位的历史与价值确认，对推动城市哲学主体性研究、价值原则研究的自觉化具有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所面对的现代性是一个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社会。权力与资本所有者占有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财富，产业工人则挣扎在生存线上，甚至走向绝对贫困。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剩余价值论为视域，对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进行了深刻揭示。他认为，生产劳动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生产劳动的核心主体是工人、普通的劳动者。但在资本现代性的制度语境下，作为财富主体创造者的普通劳动者，作为历史真正主体的世俗主体，不仅没有获得应该的权力和权利，反而成为资本无限增值自身的工具。《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整体运行逻辑与运行过程，揭示了资本家在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方法、策略。反思《资本论》，可以发现，在科学客观逻辑的背后，有一条非常鲜明的主体价值逻辑，就是确认世俗主体、普通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可以说，对谁是历史的主体这个问题的追问是《资本论》的真正主题。当然，《资本论》的价值不在于简单地指认这个事实，而在于通过详细地研究资本主义诞生、发展、运行的历史与逻辑，具体证明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具体证明了世俗主体的历史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马克思是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来进行主体性研究、历史主体确认的。让历史过程本身确认历史的主体，用事实本身来揭露事实，是马克思进行主体性研究、主体性确认的根本方法论策略。正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历史与机理研究，马克思把对苦难者、世俗主体的同情转化或者说升华为对其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论确认、价值确认。《资本论》的这种主体性研究进路对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特别是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城市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城市主体的自觉反思与确认，当下的城市哲学研究尤其需要拓展从微观、具体出发的主体问题研究思路。城市主体性是历史主体性这个问题在城市发展领域的具体化。对历史主体这个问题进行哲学高度、宏观尺度的反思与反省，对把握城市主体性问题具有基础意义。但对城市主体性问题的真正深入把握，尤其需要结合具体、微观领域的城市权力、城市权利问题进行。城市是一个由诸多具体领域、环节构成的复杂机体，没有诸多构成环节与领域的合理化，没有诸多微观领域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的合理化，也就没有对整体意义上的城市主体性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从微观出发，从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具体构成出发，具体确认世俗主体的“城市权”，是深化城市主体性研究、推进城市研究走出主体性迷失的一个基础路径。其二，对城市本身进行历史研究，用城市发展史本身的内在逻辑确认城市主体，是厘清城市主体性问题的根本基础。目前的城市史研究往往以城市空间、城市地理、城市形态、城市建筑等为线索进行，而没有以城市主体性问题为线索展开城市发展史研究，更没有对城市主体与城市发展史关系进行深层把握的城市史研究。这导致了城市研究、城市哲学研究的浮躁化与浅层化。城市哲学研究的深层化，离不开对城市权利史、城市权力史的进程反思与逻辑把握，也离不开对生产方式变迁史、社会关系变迁史及城市主体变迁史的具体研究，也离不开对主体性、城市性、社会性、现代性等问题的逻辑与历史把握。城市发展史研究的深化，将“自然”呈现世俗主体在城市发展中的历史主体与价值主体地位。其三，直面城市主体性问题的当代特征，具体探索符合时代条件的解决城市主体性问题的制度路径。当代城市现代性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现代性，有延续性也有差异性。一方面，资本现代性是城市现代性的重要特点，马克思对资本关系、阶级关系等的批判性把握，对分析当代城市及其主体性问题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当下现代性、城市现代性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后福利社会、消费社会、知识社会、虚拟经济与社会等的推进，使城市现代性语境下的社会关系、阶级与阶层关系等表现出高复杂性。这就需要城市与城市哲学研究者不断跟踪、把握当代现代性的新变化、新特征，对城市主体性的变迁趋势进行动态性的研究，探索面向未来的调整城市主体关系、实现世俗主体历史主体性的可行制度、可行策略。
四、智慧与知识:《资本论》的知识论策略与城市哲学
任何一个对象，包括客观性的世界和主观性的理论，都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对理论而言，对象性存在有两层含义。一是任何理论都最终同实在对象、感性对象有关，都是对世界与实在的一种直接或间接反映，不和真实、感性、外在对象相关联的理论往往是抽象的;二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都以知识群、理论群的方式存在，只有在同其他理论和知识的共存与对话中，一种理论才能得以生成、发展。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理论在其发展中都需要同时性地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同外在对象的关系问题，二是同其他理论和知识的关系问题。城市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城市问题的突现，是城市理论、城市知识产生的根本动因，正是在感性的城市问题的推进下，城市理论、城市哲学才得以产生，离开了对现实生活、城市问题的关注，所谓的城市理论、城市哲学将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城市理论、城市哲学需要以知识群和理论群的形式存在，任何一种城市研究都不可能以单独或独占的形式存在，正是在同多样形态、范式的城市理论、城市知识的共存、对话与碰撞中，城市研究才得以繁荣、不断发展。这样，对城市哲学而言，如何处理好同已有的多样、多学科城市理论的关系，能否形成与其他城市理论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城市知识群、理论群的良性发展，就成为城市哲学研究能否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的城市理论群、城市知识群，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不同向度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正在蓬勃兴起、方兴未艾，不同专业学科的研究者们建构起不同样态的城市理论，比如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等。二是这些不同向度与范式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仍处于相对离散的状态，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各异。虽然有了一些跨学科的对话，但城市知识仍主要分属于不同的专业学科，往往缺少真正的深层对话，尤其缺少不同城市理论之间的多元对话，甚至没有进行多元对话的机制和平台。三是城市问题本身的复合性、复杂性，客观上要求不同学科城市知识、知识理论的跨界对话，这种对话将为城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新的可能。城市哲学正是这种对话趋势的一种产物，城市哲学的推进将为不同学科城市理论、城市知识的深层对话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基础甚至一种新的机制。这样，如何探索、确认同多样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进行多元对话的原则和机制，就成为城市哲学建构与发展中需要自觉反思的一个方法论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知识论策略，其处理知识与理论对话问题的原则与方法，对城市哲学处理知识对话、理论对话问题具有重要启发。反思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同已有的相关研究、相关知识、相关理论进行深层和系统的对话，不仅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推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机制。正是在同不同思想的对话与碰撞中，马克思自身的理论不断形成、不断完善、不断成熟。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与其同时代的诸多思想、理论进行了对话，对其同时代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重要著作进行了系统反思，并在这种反思与对话中形成、证明了自己的知识论立场、原则与方法。
《资本论》的思想与理论对话，体现出三个特点。其一，是一种有深度和明确目标的对话，一种有强烈问题意识的批判性对话。马克思梳理已有的国民经济学等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撰写教科书式的理论概览，不是为了梳理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为了在对话中揭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揭示已有的国民经济学等研究在剩余价值这个问题理解上的可能价值与主要问题。也就是说，《资本论》中的理论对话，是紧紧围绕探索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运行规律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对话，而不是无目的的漫游式对话。其二，是一种有广度、直面问题本身、没有学科边界的哲学性对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诸多流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反思了李嘉图、斯密等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论》也就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政治学思想批评史。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反思与批评，始终保持着哲学的高度与深度，始终没有游离于对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深层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这样，《资本论》又同时是一部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著作。哲学性是《资本论》的重要特点，也是《资本论》能够走进当代的重要原因。其三，是一种有智慧的对话，是以探索具体规律、可行的实践策略为目标的对话。揭示资本的剩余价值本质，揭示资本主义的生成、发展、灭亡的规律，是马克思同不同范式经济学思想进行对话的重要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服从于更为高远的目标:具体探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建构新世界的可行策略、实践智慧。也就是说，在《资本论》的大尺度思想对话中，始终有一个明确的实践目标，就是为解决资本问题，为建构更合理的新世界、新社会进行原则、路径等探索。这样，马克思《资本论》就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思想批评史著作，不仅是一部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著作，更是一部以实践智慧为导向的实践哲学著作。智慧性是《资本论》的根本价值所在，是《资本论》具有跨时空意义的根本原因。对城市哲学而言，在知识建构这个层面，《资本论》的独特知识论策略可以给我们诸多启发。其一，多学科对话是深化城市理论与城市哲学研究的必要路径。一方面，建构城市哲学是不同形态城市理论深层对话的一个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城市哲学的自觉建构，也将为城市理论的多学科对话提供一个更具一般的对话基础与对话平台。
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哲学也就是城市批评史研究，其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内容是对不同范式的城市知识、知识理论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反思、梳理、把握。思想只有在激荡中才能深化。离开了同已有城市规则、城市建筑、城市经济、城市地理、城市政治、城市文化等城市知识、城市理论的对话，城市哲学研究将失去思想资源，也将失去走进现实的知识路径。其二，把握城市本质、呈现城市发展的历史与趋势，是城市哲学研究进行跨界与多学科对话的重要目标，而与不同向度的城市研究、城市知识的跨界性对话，是保持城市哲学活力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不断建构、验证城市哲学知识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路径。但城市哲学不能止步于此。城市哲学、城市批评史的重要基础是城市发展史，只有不断地回归城市发展史本身，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研究才会具有真正的基础。其三，在知识对话中，城市哲学建构尤其需要具有现实意识、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实践意识。“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空间观；城市重构；洛杉矶学派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2-0064-06
1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断向多元化发展，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性质，作为区域地理重要部分的城市学研究亦不例外。其中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地理学的影响尤甚，后现代视野的时空认知方式逐渐成为空间观的主流。城市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引进了一些新观念，大大丰富了城市学的理论基础，其中洛杉矶学派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南加州的研究群体，其批判传统城市研究理论，呼吁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后大都市现象予以重视，并以洛杉矶为例进行了大量实例研究。
洛杉矶学派曾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风起云涌，并撼动了芝加哥学派在城市研究领域近百年的主流地位。国内目前尚缺乏对其进行全面介绍的文章。目前学界对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后现代都市主义的态度褒贬不一，本文将洛杉矶学派及后现代都市主义置于思想史的框架中进行回顾，从而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2 哲学基础——后现代空间观与其影响下的人文地理学
2.1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后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法国后现代哲学的兴盛为标志，后现代主义正式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1]。后现代主义指在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近代思潮，强调兼容并蓄一系列在社会研究、艺术实践和政治强权方面的批评，其特征是对现代的总体主张和大理论以及它们特有的优点持怀疑态度[2]。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异质性、多样性、地方性、变化性，打破了传统的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和确定性。后现代化现象极为广泛，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等方面，Dear（1986）有效地将后现代主义有效地划分为后现代风格、后现代方法、后现代新纪元[3]。其中思想方法的转变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最根本的颠覆，即“空间性”的提炼。
由于现代主义一向强调时间性而忽视空间性，因此，空间作为反对现代性的一项重要武器，成为众多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鲜明旗帜。正如福柯所说的，“空间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4]。因此，后现代主义为了对抗这一传统，向启蒙运动以来把空间当做单纯客观的物质实体或空洞容器的空间观念发起了挑战，特别强调“空间”的重要性，重视所探讨的事物所处的特定时间和空间，要将其放入一个特定的情景（contextualize）中加以考虑。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对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空间性”进行最初阐述。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后现代主义空间观念的领军人物，其 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是当代地理学和城市学理论的主要灵感来源。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一个中性的物质领域，空间的产生必然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过程”[5]，把空间视为社会关系的中介，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到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社会关系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历时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的三元辩证法，并将空间的生产归结为3个层次：空间实践（人们创造、使用和感知空间的方式）、空间的再现（构建的工具性空间，产生于地图、数学、社会工程等知识与逻辑）和再现的空间（生活的和了象征与意义的空间）。列斐伏尔把空间放到了和时间同等重要的地位，突破了以往人文科学研究中只重视时间维度的局限，从而为空间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城市批判和城市分析的“空间转向”的先驱。
福柯（Michel Foucaule）也非常重视空间在当代都市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在《空间与权力》一书中提出，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
通过列斐伏尔、福柯等人的批判性阐述，空间的重要性被揭示出来。1970年代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承认空间的重要意义，并日益推广之前在人文地理学内部广泛使用的词汇[6]。各界学者开始关注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极大地促进了地理学、城市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互动，也为空间本位意识的觉醒、地理学科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2.2 后现代空间观与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一直专注于对“空间”和“地方”的解释，经历了“区域差异—空间分析—社会理论”三次研究范式的变革[7]，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渗透、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人文地理学的视野更为多元，学界对于“空间”的思考渐渐深入，提倡自然与社会属性辩证统一的后现代空间观成形，并演化为影响深远的后现代地理学。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哈维是坚定的空间的社会性的支持者，“对空间的蹩脚的概念化问题是通过人类在这方面的实践来解决的。换句话说，空间性质产生的哲学问题不能从这些的角度来回答——回答来源于人类的实践。因此，‘什么是空间的问题’就被另一个问题所代替，即‘人类不同的实践活动是怎样产生和利用明确的空间概念化的？’”[8]，强调蕴涵在各种空间里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客观空间分析。其最大的贡献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扩展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强调空间、时间、环境这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9]。
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在广泛汲取前人（尤其是列斐伏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在其著作《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中，索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空间纳入“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本体范畴，从而实现把空间彻底本体论化的学术野心[10]。索亚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在时间的霸权下重新恢复空间的话语权，而是让空间成为社会理论的本体维度。借助空间的社会性巧妙地提升了空间的地位，同时空间的灵活性鼓励对于个性化、地方性等话语的阐述，进一步衍生出其后期提出的后大都市理论。
2.3 结 论
从早期对“重时间，轻空间”的现代主义传统的批评，到后期确立“空间与社会辩证统一”的主流空间观导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融合的人文地理学尽管不易确指核心，仍有一条隐性的研究范式贯穿于其发展历程，即重视“事物在特定时空的独特性（time-space specific）”的空间观[11]。关于后现代空间观引导下的人文地理学的性质已引起许多讨论，后现代空间观的核心是承认各种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之间的相互交织、相互依存关系，强调空间与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存在互动，人与地密不可分。对于不同的人而言，空间意味着不同的事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纷繁的空间讨论的存在合理性。自后现代空间思想提出后，人文地理学内部虽然纷争不断，但各个学派都下意识地认可“空间的生产”这一社会空间观[12]。因此有学者认为计量革命之后的人文地理学在研究范式上是一脉相承的，都可以称为广义的后现代地理学[13]。
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后的地理学哲学更为多元化，对特定时空的重视带来了更广的可能性与自由，这对于处于转轨和巨变的时代尤为重要。但无论如何，若要在广阔的哲学观念之上建立一个新的范式，秩序与约束是必须的。因此在回顾了后现代地理学与空间观的哲学基础后，还应回到具体科学的实证知识层面，寻求学派的秩序与逻辑。
3 研究视角：城市空间重构与文化转向
在空间观念转变的背景下，城市理论的研究视角随之悄然改变，城市研究领域也在酝酿着一场大的变革，倡导用后现代空间观看待当代城市的洛杉矶学派（Los Angeles School）应运而生——该学派在后现代空间观的基础上，对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传统城市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构，对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实践作出了新的分析与解释。与芝加哥学派早期一样，其著作具有很大差异性，但还是共同研究了一些基础问题，自觉地将洛杉矶描绘成未来城市形态的模型[14]，他们区别于传统城市研究而自成一格，学界以其主要阵营（南加州洛杉矶）命名为“洛杉矶学派”。参照Dear（1986）将后现代主义划分为风格、方法、新纪元的思路[3]，本文从城市空间的重构（城市空间的新特征与现象，即风格）、城市研究视角与转向（方法）、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新纪元）三个方面，在具体科学的实证知识层面对洛杉矶学派的思想进行简要介绍。
3.1 城市空间重构
洛杉矶学派空间思想的支撑点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多核心模型（multiple nuclei model）与边缘城市（Edge-City）。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变化，在人口郊区化、产业信息化、交通高速化等多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心商业区作用减弱、许多竞争性分散中心崛起[4]，由原来的集中圈层式发展为分散网络式，城市空间结构由原来的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并出现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现象——边缘城市[15]，它反映了城市空间重组与功能重构，是大范围的分散背景下出现的小地域集聚现象。
洛杉矶学派关于城市重构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是新产业空间（New Industrial Spaces）。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量的逆工业化及古典工业化城市的相继转型，与传统重型制造业衰败相平行的是新兴产业聚集区产生。Scott（1986）、Christopherson 和Stoper（1986）等率先建立了劳动分工、生产垂直分化、企业间联系的交易成本和地理集聚的外部经济之间的理论关系，认为产业综合体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减少后福特生产方式的外部性，并形成集聚经济效益，从而在空间范围内逐步产生城市形态[16-17]。对此类新产业空间的研究在经济地理研究领域被称为“加利福尼亚学派”（California School）。
随着全球经济网络的发展，城市经济影响力跨越空间边界，产生许多新地理景观和现象，如全球城市[18]，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19]，多中心城市区域（Polycentric Urban Region）[20]等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3.2 城市空间研究视角的转向
就哲学基础与方法论而言，对城市研究视角转变的贡献最大的是“事物在特定时空的独特性（time-space specific）”的后现代空间观。这种视角转变不单注意到来自国际及全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且强调当地的人及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很重视各地的复杂性及事物时间上的前后关联性及空间位置，主张发展能在特定地点适用的理论[21]。这种思想方法深刻地嵌入后现代研究中，影响着后现代城市的研究思路，也指导着当代的城市实践与景观塑造，可谓影响深远。文化与制度被视为塑造地方性的关键因子，要提高对特定人群、特定时空的解释力，城市研究必然产生文化转向与制度转向。
文化转向是当代城市空间研究视角最重要的转变。由于后现代潮流很大程度上借力于后现代主义生活方式的流行，而后现代生活方式的个性化与主观性难以量化分析，文化分析方法被许多地理学家引用以揭示地理知识、地理讲述、地理研究在个性化时代的独特表现，约翰斯顿更是直接将1980年以后的人文地理学发展都划为“文化转向”[11]。“文化转向”的研究方法论是探讨（大脑中）“经验的世界”，也可称为“微观”研究方法论[22]。人文地理学的这种文化转向传导入城市研究，影响了城市文化研究的内容，也改变了城市被考察的方式[14]。全球化过程激化了城市发展中的文化冲突与社会极化，导致公民权利、种族隔离、歧视、阶级极化等社会问题的恶化；为解释并缓解这些矛盾，城市研究者从社会角色地位、心理、行为、性别等角度切入，对个体空间（即微观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文化转向的研究思路确实具有传统定量研究所不具备的解释力。洛杉矶的社会极化、种族隔离等问题严重，有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了分析[23-24]。作为后现代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自1983年创刊以来，《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杂志也刊登了大量研究洛杉矶的社会问题、行为地理等方面的文章。
制度转向则主要集中在创新理论、城市治理等领域。前文所述的“新产业空间”[16-17]对多种不同产业、不同政治制度背景的新生产模式和区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结合经济社会学中的“生产网络”和“根植性”概念，进一步将集聚同制度因素联系在一起，强调集聚本身就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认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集聚区交易关系及学习创新活动的协调和发展路径的演进起根本决定作用[14]。除此之外，对于城市治理、公民权利的研究也渐渐兴起。
3.3 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城市发展的新纪元
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本和信息的加速流动使得原有的城市问题更加复杂化，城市发展呈现与传统城市不同的后都市特点，经历了数次城市革命后进入城市发展的新纪元[25]。为了解释这一新纪元的特征，城市学家从新的角度阐释城市转型，后大都市理论、全球城市论就是80年代后期兴起的两个重要理论流派，后大都市可以看做密集的全球化过程的产物，因此后期的后大都市研究渐渐演化为世界城市的研究（主要由于世界城市集中体现了后现代都市的特点，从而成为城市发展理论的焦点）。由于前面两点的城市空间特征和研究视角强调全球化时代的共时性，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所代表的新纪元研究则兼顾了城市发展的历时性，有利于后现代城市学说更好地融入学术传统中。
后大都市将城市拆解为一系列城市重构的模式与过程，包括后福特方式工业化大都市、世界大都市、扩散型城市、碎形城市、监禁群岛、模拟城市[25]，按照后现代主义的阐述习惯，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对当今的城市状况作出充分的解释，而是所有这些内容的集合。就全球范围看，后现代都市的特性主要有整体分散和局部集聚、空间和社会极化、全球化、多元拼贴[26]。
关于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焦点是世界城市（World City）和全球城市（Global City）。经济全球化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再分工，促成新的城市功能与结构。城市与区域作为庞大经济网络的节点通过互联网联结在一起，城市已不仅是一定范围内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是国际信息流、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集中点，Friedmann与Wolff（1982），Sassen（1991）奠定了考察全球城市的一般性基础理论[27，18]，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城市的讨论[28-29]。
3.4 结 论
通过以上在具体科学的实证知识层面的回顾，不难看出洛杉矶学派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它是来自于实践的，是对时代变迁所导致的新的城市空间的理解和抽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改变无序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实践，必须首先理解当代城市面临的空间转型，并以正确的城市空间观为指导；要在纷繁的当代城市理论中鉴别流派、判别真伪，也必须对后现代的空间观念有深刻的认识。如何树立正确的空间观，如何将空间观与当代的城市实践、城市景观建立联系——只能和当年的思想家们一样，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和分析。那么，全球化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洛杉矶又发生了什么？
4 现实基础与社会实践
4.1 现实渊源
思想革新源自社会现实，是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反应、理解与抽象。在空前的全球性转变中，生产方式、政治格局、社会情况都在全球化浪潮中被重构，经济基础引导上层建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是全球化时代最鲜明的图景，也为各种尺度的空间重构创造了现实渊源。
从宏观尺度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呈现新的地理景观，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不受地域限制，一系列边缘性国家和区域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而西方国家已经历了广泛的区域性工业衰退；工业与资本的加速流动引起了各国的地域性竞争；各国内区域的劳动分工相应发生剧变，导致愈益严峻的劳动市场两极化；职业、种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其他与就业相关的可变因素，正在制造愈益严重的区隔现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传统理论（grand theory）难以解释新的时代现象。由此可见，全球化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全面重构，由此进一步引发了作为全球经济节点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的重构，并对治理这些空间的政治、社会、制度格局产生了影响。城市与区域重构是全球化时代必然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它构成了当今世界“空间”变化的主体，也构筑了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时空体系[13]。
而在微观的范围内，城市内部空间也在不断重构，由于信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城市变革，城市空间变得模糊，基于生产迁移与就业迁移，市中心与郊区、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边缘城市等空间关系变得矛盾重重；服务业经济的增长强化了城市社会极化的趋势，并导致城市之间雇佣竞争的增加；同时由于城市空间模糊化引起城市整体感的缺失、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引起学者对行为、心理、社会的关注，人类开始被作为空间环境的内部中心因素而作整体思考，这是一次从客体定位到主体定位的思考角度的转变，这个转变就使得以人为主体，以空间为活动环境、社交关系网络的定位得以产生，空间的社会意义开始被人所认同。
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现代化大生产的历时性社会生产关系演变为当代具有共时性特征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时空体验方式。无处不见的空间重构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紧密相连，城市与区域重构是对经济社会变革的空间响应，这也印证了后现代空间观的逻辑思路。忠诚记录这种关系并予以解释，是当代空间研究的首要使命。下面将以洛杉矶为例，对洛杉矶学派思想的社会实践进行二位一体的阐释，也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个案研究回顾。
4.2 社会实践
Cenzatti.M.于1993年的洛杉矶发展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让洛杉矶学派的追随者都感兴趣的主题框架，即对重构的关注，包括限制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信息经济的诞生、国家和州政府作用的削弱、新民族主义的出现和太平洋经济圈的崛起，这些框架解释处在萌芽状态的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时，又有互相重叠和互相依存的地方[30]。
作为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是美国人口最稠密也最多样化的地方，全球各地的人移民至此并使用224种不同的语言；同时也是全世界的文化、科学、技术、国际贸易和高等教育中心之一，拥有众多世界知名的专业与文化机构。在如此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洛杉矶面临着严峻的城市重构局势：去工业化与重新工业化、去中心化和重新中心化的悖论，劳动场所和居住地的零散化、劳动市场的两极化、核心阶层边缘化（廉价劳动力逐渐成为主体），城市空间多样化、模糊化、娱乐化。
在空间格局上，洛杉矶呈现“整体分散和局部集聚”的特点，大规模郊区化和其他离心力导致市中心成为“示意性的闹市区”，人口快速增长的边缘城市填补了空间，标志着从大规模的郊区化到可以称为“大规模区域都市化”的转变，这一点在当今的大城市发展中已成为共识，面临着继续深入研究的现实需求[23]。几乎所有对洛杉矶城市空间的描述都会涉及其多中心扩散或去中心化的特点，但洛杉矶学派也并没有忽视中心性，“唯有具备一种长久的中心性，才有可能出现各城市和边缘的城市化，因此有深入分析市中心的必要”[4]。
在洛杉矶的分布着众多军事基地、高速公路系统、边缘城市、高技术工业聚集区等空间聚合体；以航空航天工业为先导的信息技术产业、以娱乐业为主的服务业的重构了洛杉矶的工业地理，新兴的地域联合体将洛城郊区转变为先进工业生产的核心区域，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创意产业、国防工业等产业综合体；内城有选择地去中心化与边缘的再聚合，对作为工业生产、就业结点的城市核心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闹市区在商品和服务设备生产方面的灵活专业化兴起、各个次中心的重新中心化、郊区高技术产业聚集体的同时作用下，出现了重新中心化的趋势。
在劳动场所和居住地分散化的背后（如下页图所示），隐藏着洛杉矶的劳动力分割与社会极化。以洛杉矶周边的高技术工业集聚区为例，知识密集、管理专业化的劳动力上层不断扩张，协调并管理着城市；全球经济引致的劳动力大量迁移，后工业社会最低阶层也不断膨胀；而中产阶级则在升级或失业中，不断地向两极分化。
也有学者以洛杉矶的同存性特征为例，对传统地理叙述方式展开批判，“难以用传统的方法来加以描述，因为洛杉矶已生成太多相互冲突的形象、太多令人迷惑的历史化，看起来始终是向侧面延伸，而不是依据时间序列展开。其看似漫无边际与始终处于运动中的特点，使其对传统分析和阐述构成了挑战”[4]。
由上文对洛杉矶城市的分析不难看出，洛杉矶学派兴起于南加州并非偶然，对空间的过分强调和对现代主义的激烈批判，只有放在洛杉矶这种典型城市的语境下才不会显得矫枉过正。4.3 结 论
当代生产方式、政治格局、社会状况的变化引起不同尺度空间的重构，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与区域空间的重构是因为其经济社会影响范围的变化，即空间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这解释了后现代空间研究的现实渊源，也印证了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提出后现代空间观的思路。空间与时间构成了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物质依托与价值来源两个不同维度的意义所在。[31]由此可见，城市与区域重构是全球化时代必然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它构成了当今世界“空间”变化的主体，也构筑了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时空体系。
洛杉矶主要种族群体分布状况（1980年）（Edward Soja，1989）
5 启示与思考
洛杉矶学派是在后现代地理学背景下，对全球化时代的城市重构的一次尝试。借用年鉴学派的观点，在试图评价一个流派学说时，应将其置于长时段历史中，关注重复的逻辑性的因素，而不该仅限于该流派存在的局势背景或事件背景[32]。置于长时段或中时段中，当前仍是世界经济、文化、空间格局的转轨期，涌现的众多“不求结论”的学派或许只是为了过渡期的需要，提供尽可能自由、多元的渠道以供选择。学界对后现代地理学和洛杉矶学派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批评其过分强调了学术的自由化与多元观点，因而导致了思想无序及无政府状态。结构主义者认为，若仅注意事物表面上的复杂性而忽略了社会形成的主导力量（即所谓的“深层事实”），无疑是舍本逐末、舍大取小，抓不到问题的主要关键；然而从事地方研究者认为，他们不单注意到来自国际及全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当地的人及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很重视各地的复杂性及事物时间上的前后关联性及空间位置。对此早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并不反对追求理论，但认为理论应符合当地情况而不应过分抽象，它仅主张发展能在特定地点适用的理论[21]。
即便抛开后现代的思潮不谈，以现代主义、传统城市理论的标准评判，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后大都市是极糟糕的反面素材，其混乱的城市秩序、糟糕的治安、贫富分化与隔离是我国城市管理者所竭力避免的图景，通过洛杉矶学派观察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景观及相应理论，扬长避短，对我国城市治理具备现实必要性。除了对于城市空间、边缘城市、社会极化、全球城市的关注外，我国城市的生产方式已基本融入全球化格局，但相应的政治管理革新却严重滞后，基于制度转向的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应该得到更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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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规划 发展回顾 现状分析 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1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回顾
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开始于1950年代，至今经过了60年左右的发展时间。前30年，如大家所知，基本上是模仿和学习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规划设计。苏联和中国在那个时期的规划设计确实就是一个“设计”，城市规划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就是做好城市建设的空间落位和设计。后30年里，我们在规划理论上或者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上，比较多地引进和借鉴了西方。我们引进的理论虽然很多，但联系中国实际的研究还是很欠缺。
但总体上，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市规划在理论研究上还是有成就的。我国的城市规划和西方的理论并不完全一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由于我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上的不同，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没有办法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例如，规划设计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化编制程序与方法，我们有自己法定的《城乡规划法》和城乡规划编制程序。我国的城市规划重视对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市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当前对城市科学的研究不可低估，它涉及到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管理、区域等方方面面。
此外，我国有自己的城市科学研究会，并开展了大量科研工作，其中很多研究是结合城市规划的编制进行的，涉及大量最真实、最前沿的中国城市问题。2001年，吴良镛先生出版了《人居科学发展导论》。他把建筑和城市规划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这个学科群综合了建筑、园林和城市规划等多方面内容。当然，人居环境理论怎么更好地和我们的规划实践结合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大问题。
2城镇规划的现状
全国城镇规划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设计到综合规划，从孤立城镇到区域整体系统的过程，并进行了多次修编；同时规划体系不断完善，规划管理逐步法制化，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城市景观、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普遍得到改善，市民的居住水平、生活服务配套、文化教育体育设施有了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迅速增长，至2003年城市化水平达30.4%，城市经济发挥了积极的效应，仅用全国土地的3%创造了70%以上的全国国民生产总值，80%以上的国家财政收人；相应城市规划学科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近20年来经历了从恢复到大发展的过程，全国目前已约有130所大学开设了城市规划专业，以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为生长点，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逐步形成完整体系，迈向一级学科。
3城镇规划若干问题的思考
3.1理论缺乏本土化，忽视城市发展阶段
缺少理论的本土化、建立虚假前提、脱离国情，忽视了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阶段，混淆了现在和将来的时态。考察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每一个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提出都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背景的演变密切相关。城市规划理论绝非数理式的纯理论可以脱离社会历史自成系统运行。超越当前社会现实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前提是对未来问题的预设。这种预设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因此绝不能作为发展规律简单地应用于实践。例如我国城市化阶段论的研究，逆城市化新城建设等的提出就为贪大求洋的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又如，战略规划在中国到底如何编制和规范还刚刚起步，认为应学国外取代总体规划的呼声就不断还有规划年不落后建成国际化都市等等的提法。
3.2城市规划过多以市场为导向
随着“市场”这一概念的引入，规划理论的阐述中出现部分学者仅以市场为导向的倾向，并将其应用到从新区建设、新城建设到风景区开发的广泛领域。在住宅建设领域更是出现仅以市场效益为导向的模式，名城保护、遗产申报也成为一项商业行为，并被不恰当地冠以“城市经营”的帽子，这不禁让我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新右翼理论，也让我们想起在市场环境下“凯恩斯主义”和经济界经常谈论的“市场失效”等问题，其实即使是新右翼的代表弗里德曼也还是将规划定义为是理性的、社会决策的艺术。显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规划领域，仅以市场这个变量为参照是不可取的。
3.3理论实践失效
近年来，规划失效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以及相关的学术刊物上。所谓规划失效是指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进行的引导和调控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导致规划失效的原因很多，表现在规划理论、方法、过程、实施等方面。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有力武器，城市规划行为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框架进行。虽然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但仍存在很多的问题，特别是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始终困扰着规划行业的发展与完善，并严重制约着规划有效性的提高。
4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规划
由于城市规划是一门游走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因此，其理论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新的理论一旦产生旧的理论就被淘汰，而更多的是具有社会科学理论的特性，即多种表述同时存在。所以，其理论系统是不同理论、不同程度的叠加，并在具体的实践中灵活地加以运用。理性主义在当今中国的规划实践中仍有其合理的一面，用“过时”去评价并不准确，当然也要避免走向工具理性主义。中国二十多年的规划实践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已有学者提出了“科学理性”与制度安排的关系，以及城市规划是一种“社会契约”的观点。下面分别从两个层面对中国规划理论的研究与建设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城市营销；4PS理论；海洋文化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50-02
城市营销学，是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科学、产业经济学、营销学等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其核心就是将城市的各种资源以及所提供的公共产业或者服务以现代市场营销丰富地向购买者兜售。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文化发展对经济和社会都有积极贡献。经济贡献包括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可刺激消费、增加GDP，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联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贡献包括更新民众文化观念、提高民众素质、形成特色文化地区、营造城市文化氛围、提升城市形象和影响力。
随着城市营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城市营销不只限于经济方面，也涉及诸如环境保护、地区形象建设、公共利益等内容。城市营销的内涵在于满足全方位的顾客需求，这就要求对城市营销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经济范畴，为使城市营销持久高效，应充分意识到营销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注重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让城市营销的对象（居民、投资者、旅游者、企业等）在获得城市产品和城市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满足，从而树立起城市优秀的积极的正面形象。
大连市三面环海，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海洋文化是大连这座海滨城市的特色文化。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从2003年开始，“打造文化大连”成为大连独有的城市文化品牌。大连要充分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寻觅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涵，努力建设开放型、国际型、合作型的海洋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建设。
虽然对于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但是，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已经初显雏形。本文将使用4PS理论即产品策略、渠道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进行展开，系统研究城市营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 海洋文化产品策略
海洋文化产品是海洋文化供应者提供给消费者的海洋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按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可分为经营性和公益性文化产品。按产品属性可分为物态文化品，如海洋工艺品、玩具、服饰等；服务文化品，如广告、咨询、娱乐等；活动文化品如社区活动、运动比赛等；内容文化品如电影、书籍等；文化设施包括承载各种海洋文化品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体育场所。这些涉海产品在要在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宏观规划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海洋文化渠道策略
主要做好海洋文化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要努力争取各方面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扶持，支持和鼓励社会投资。要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海洋文化建设专家和人才，整合本市涉海人才资源。要打造好有鲜明海洋文化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产品，同时也要抓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和系列文化活动。要重组和调整海洋文化产业结构，创新和开发海洋文化新产品与新服务，大力发展具有知识产权和竞争力的海洋支柱产业，使海洋文化产业成为大连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3 海洋文化价格策略
Burgess通过对英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广告材料的统计分析，发现所有广告都竭力强调的两点城市形象：一是经济优势。区位和商业优势、可靠的劳动力、廉价的租金和政府政策提供的金融诱导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意向等，都是宣传材料中竭力渲染的内容。二是生活质量。地区生活质量是通过一个地区的景观环境形象、人民和文化遗产方面的内容来反映。根据城市形象形成的规律，可以通过文化编码的方式策划出富有吸引力的良好城市价格定位。以此吸引目标群体，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
4 海洋文化促销策略
第一种是利用广告进行宣传。首先是通过新闻媒体如电视、广播等影视手段做广告。其次是通过城市指南、宣传册、互联网页和期刊杂志上的广告进行宣传。西方城市广泛地开展着城市形象运动。他们通过新闻宣传媒体制作大量的广告，精心设计并印发宣传册子，竭力宣传自己具有某个大区域的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区位。
第二种手段是利用重大事件制造轰动效应。通过重大事件，如全运会、足球锦标赛等重大体育赛事，涉海博览会、海洋有关国际会议，文化活动如海洋文化节、沙滩艺术节、大连国际服装节、电影节等，以及各种节日和贸易集市等进行宣传、交流。在宣传活动中，要强调大连城市的生活质量和浓厚的海洋文化，如城市狂欢节、沙滩盘球赛等体育赛事等。这些宣传手段对扩大海洋文化的宣传，提高城市的整体知名度，增强城市对外部投资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前往旅游观光，切身了解城市、体验城市，从而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三种是提升城市生活和生产环境，塑造滨海现代城市景观，满足人们对生产和生活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建设一个适宜居家生活、企业发展、商务活动和旅游的海滨可持续城市。城市景观例如沙滩建设，海之韵广场和港湾桥等有海洋特色的景观修建等既可以被看作是大连城市形象重塑的一种体现。在海洋文化的建设中，城市景观起关键性作用。
总之，要重新审视、科学论证大连市海洋文化资源前景。大连是因海而生的，从产生之初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滋养，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色。就文化而言，大连文化是以齐鲁、东北、俄国、日本等文化为底蕴的复合型文化，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海洋文化正是大连城市文化的灵魂所在。要打造好海洋文化，要充分挖掘、整理城市海洋文化的脉络，应用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海洋文化资源，根据大连城市历史发展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区域经济环境等特质，通过系统分析、科学论证，对大连市的特质海洋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特色和海洋文化的新亮点。同时，只有创新观念，才能切实增强海洋文化的发展活力。大连市应从城市战略发展的高度，树立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观念，无社会各界，都要立足岗位和实际求创新，力争将大连建成以“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的窗口、现代海洋文化人才荟萃的中心、海洋文化艺术精品的基地、海洋文化产品交易的市场”为主要内涵的国际海洋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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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城市经营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在西方国家形成并传入中国，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城市经营理论的本土化过程，城市经营理论自进入中国起，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作为一种在我国发展不过二十年时间的新事物，城市经营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不成熟，还有待完善。本文试对有关城市经营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综述，以期为进一步探索城市经营理论在中国的科学化发展之路做一铺垫，同时也希望对于形成关于城市经营更加理性的认识，推动城市经营理论本土化的科学化进程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城市经营 城市形象 资源
一、城市经营思想的萌芽
20 世纪中叶，城市经营的思想就已经在国外萌芽。城市经济学作为研究城市土地利用、城市环境建设、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方面问题的一门学科，涉及了城市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应用课题，主要就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城市经济发展中城市基础条件的改善进行研究，推动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一学科理论的指导下，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就如何运用市场机制来吸引民间资本, 促进城市硬件环境建设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模式, 从而为城市经营理念的形成和运作提供了经验。在这一阶段， 随着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经济手段的不断深入应用，学术界开始注重对城市这一经济中心的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并主要就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融资问题结合市场化手段，应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了探索, 并逐渐形成了城市整体资产有效利用的观念。这些成果为城市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城市之间竞争的逐渐加剧，在如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中，就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城市促销计划的概念，试图通过对城市管理措施的市场化改革来促进城市资产的市场化利用；同时期，出现了将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系统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事务之中的方法，即区域行销，并把城市视同企业, 以城市未来作为产品，形成了城市经营的最初思想。
二、城市经营概念界定
Short and Kim(1998)在区域行销的基础上研究总结出，当市场营销经过实践发展为一门科学时，结合城市管理的实践，就形成了城市经营的理念，在此基础上,Kotler等人对城市经营的概念进行了初步界定,认为“城市经营是为满足特定目标市场需要而进行的城市规划过程，如果这种规划能满足企业及居民对城市产品的需求，同时也使得城市产品能满足潜在目标市场的需求，则能取得成功”[1]。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规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对城市空间的规划过程，而是广义上包括对城市资源的运营、城市整体形象的塑造等。
赵小明率先在国内定义了经营城市的概念，即“经营城市就是城市政府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构成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的自然生成资源、人力作用资源及其相关的延伸资源等进行有序的集聚、重组和运营，以完善城市功能和城市竞争力为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认为政府是城市经营的唯一主体，体现了通过“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等途径涵税养源以增强城市财力基础从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理念。赵小明关于城市经营的界定也是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并接受的观点。
谭昆智在《营销城市》一书中将经营城市的概念作如下界定：“经营城市就是利用市场营销的理念和方法管理经营城市，具体是将城市视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将城市的未来发展视为‘产品’，分析它在全球性竞争中的强项与弱项，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定其目标市场，包括目标人口、目标产业以及目标区域，并针对目标市场整合政策、资源、基础设施、环境、文化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资源，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促进经济发展。”[3]体现出“战略管理”的思想。
通过综合国内各种对城市经营概念与内涵的表述，全伟、饶会林等认为,“城市经营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国内外市场直接、间接争取城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的各种经济行为”[4]并对城市经营作了狭义与广义的区分，认为，广义的城市经营是指城市对有形、无形的公共资产、公共资源和企业外部经济进行资本化和产业化的整体策划、营销和评价的经济行为;狭义的城市经营是指城市所辖公共部门对公共品的生产、供应进行资本化和产业运营的经济行为。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经营概念的界定看出，不同学者对城市经营的本质的理解不同，城市经营在国外最初是作为“为满足城市目标群体需要、从整体上提升城市形象从而促进城市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而进行的一种战略性规划过程而提出的，而国内多数学者则把城市经营理解为是对城市土地、城市基础设施等“实体资本”及由其所延伸的“无形资产”等各方面城市要素的“经营之和”。另外,有一部分学者把“城市形象”作为城市经营对象的一个方面。对城市经营内涵的理解上的差异，决定着其对城市经营主体、内容、方法的认识的不同。
三、城市经营的主体
（一）一元论。
在关于城市经营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中，持“经营主体一元论”的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实际工作。李梦白在其论文中认为:“说‘城市经营的主体是城市政府’是正确的。因为城市经营的主持者，除城市政府能够担当外，谁也不能胜任。”[5] “从80年代初开始的我国城市经营的实践来看，城市经营是在城市主体地位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城市政府为适应城市发展环境的变化自上而下发动。虽然城市经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经营中引入了竞争机制，但其从根本上是政府建设和管理城市、发挥其政府职能的一种手段。”[8]王振有在《关于城市经营主体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从城市角度和城市经营角度详细并充分地论证了经营主体一元论的观点，他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整合的社会系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公众可以通过投资获得基础设施的运营权，通过股权转让、承包、租赁、特许经营、委托经营等市场手段获取经营某些城市项目，但不能说，企业和公众因此获得了城市经营权。”[7]从城市经营角度来看，他认为城市经营对象的初始所有权、控制权、支配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是这些资源的惟一产权主体，决定了城市政府资源配置的权威性；只有政府作为城市经营的主体，才能在首先满足公平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经营的效率目标。
经营主体一元论的观点从政府对城市中“可经营性资源”的所有权及政府作为唯一的权力主体的角度论述了政府是城市经营的唯一主体，把城市经营看作是一种“权力的运作”而非对资源的“有效运营”，将权力主体”等同于“经营主体”，而忽视了作为真正“主人”的城市公众的需求，及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城市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二）二元论。
学术界关于城市经营主体二元论的论述不多，但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的声音也不应忽视。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于洪平在其《城市经营主体当议》中坚持城市经营的主体是市场和政府双重性的二元论观点。他对政府是经营主体的论述和大多数坚持一元论的学者相同，即“政府是城市经营的主体之一，原因在于城市资源或产品的特殊性和城市经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要求。同时，他对市场是主体的论证也比较详细，他认为“城市经营的核心是采用市场化的城市经营模式，而市场化的城市经营模式首先要求市场成为城市经营的主体。”[9]
(三)多元论。
关于经营主体多元论观点，众多的理论文献和经验总结都认为，城市经营的主体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综合主体。“不能笼统地把城市政府定位为城市经营主体，如果由城市政府充当市场经济行为的“拍卖”、“置换”等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营主体，则不仅是重蹈过去政企不分的覆辙，而且又可能使城市政府职能重新出现新的空位和错位。只有把城市经营行为的外延扩大到诸如城市规划、管理等实践活动，并把城市产品的提供和管理也看成是城市经营的内容的情况下，城市政府作为城市经营的重要主体才具有更普遍和更长久的意义”。[11]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文明进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市经营主体必然由过去的地方政府为“主角”向由与城市利益相关者共同合成转变。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所以城市经营的主体也应该是城市的市民、企业、社会团体和各级政府。Metaxas在其论文中提到“城市经营并非仅仅是政府为提升城市形象而进行的促销行为，它需要地方政府与公共部门的合作，及公众的直接参与。”[12]
四、城市经营的对象
关于城市经营的对象，不同学者由于对城市经营本质内涵的理解不同而持不同的观点。
（一）对城市资产的经营。
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经营的对象的认识基本上有两种观点，其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凡是城市中可经营的资产都可做为城市经营的客体，只是在对城市资产的内涵上有不同的表述。如以王志锋、李晓东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经营’的对象是城市资产，它包括:(l)城市有形资产:城市土地，尤其是对城市中的闲散土地，废弃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和升值。(2)城市无形资产:城市形象、城市知名度、城市品牌等。(3)城市延伸资产，如路、桥冠名权等。[13]”其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城市经营’的首要对象是城市中所有可经营的资源即包括了自然的、人文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多种资源，显然大大超出‘城市资产’所能涵盖的内容，何况有些资源本身是根本不可能成为资产的”。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只是表述的角度有所不同，前者所讲的城市土地、基础设施等城市“资源”也就是指后者所说的城市“资产” 。
（二）城市形象。
V.A.Angelis与E.Gaki在其论文中将城市形象界定为：“城市中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所发挥的接近或吸引资源、市场及决策中心的功能”。[14]正如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注重对产品品牌和企业形象进行塑造和宣传，城市为能吸引更多的顾客，也需要树立、传播其形象。Kotler 通过对欧洲部分地区和城市的研究，将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归因于城市动力,而城市动力来源于城市的内在特性, 即城市形象。它是城市内外公众对城市总体的、抽象的、概念的认识和评价, 也是城市同公众进行信息交流、思想联络的工具[15]。Philo &Kearns(1994)等人也对城市经营中的这一重要内容进行了广泛探讨, 认为独特的城市形象能吸引媒体关注, 从而提升城市价值。根据Hall(1998)的定位说, 从外部来区分时, 城市是否具有良好的形象同经济发展一样受到重视。因此,城市经营的对象应是城市整体形象。
五、城市经营的方法
Ashworth等人认为城市经营应该坚持企业营销的理念，将促销过程视为城市经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并对城市进行战略性分析与规划。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城市内在特质的调查与评价以识别城市愿景、发展目标、进行市场调研与市场细分以评估城市潜在目标市场、规划合理经营战略、策略及反馈程序等。
Metaxas等人认为城市经营理念及其实践应接受并采纳市场营销的“4p组合”策略，并根据城市经营实际及其与企业经营的差别，结合“人”这一城市经营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组成“5p”策略，认为其产品的生产体系为城市内在动力，产品为城市形象，其构成要素包括城市特质、经济活动、自然环境、服务、娱乐休闲、旅游等，城市内在品质即能够为城市创造竞争优势的特质[16]；传播渠道涉及城市政府为使其形象吸引潜在目标市场或渗入新的市场领域而开发的关系网络。基于战略规划，城市与其内部组织和外部参与者建立起战略关系以直接并有效地传播其形象；促销是城市经营计划的最后一个阶段，Paddison指出促销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城市竞争力，吸引投资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Haider等人认为广告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促销工具，另外，Metaxas等人认为公共关系也是塑造城市形象、吸引潜在目标市场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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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V.A.Angelis ,E. Gaki.The Effect of a Region’s Location on it’s Development.
[15]Kotler, P. & Asplund, C. & Rein, I. & Haider,D. (1999). Marketing Places Europe. PearsonEducation Ltd, London.
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8篇
1 城市形态相关理论回顾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
（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
（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
（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
（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
（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图1）。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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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数字城市；文献计量分析；研究热点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数字城市（Digital City，DC）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指城市信息化；狭义上是指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网络等关键技术，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1]。数字城市的提出成为我国城市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亮点，随着数字城市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我国数字城市的建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 研究方法、数据处理
1.1 研究方法
1.1.1内容分析法。通过对文献特定主题内容进行定性定量剖析，提示该主题内容的实质，系统、客观地把握其研究动态和趋势[2]。
1.1.2文献信息统计分析法。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文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数据来描述或揭示文献的数量特征和变化规律，从而达到一定研究目的的一种分析研究方法。它是在统计学原理的指导下，在长期文献信息统计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3]。
1.2 统计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关键词”为检索项，“数字城市”为检索词，时间跨度选取2006-2011年共6年的数据，即检索条件：关键词=数字城市*全部期刊*年=2006-2011。检索出符合条件的论文共计1704篇，剔除通知、会议、纪要、讲话等，共获得有效论文1117篇。
2 数字城市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2.1数字城市研究发文量分析
在cnki学术趋势搜索中以数字城市为主题检索，数据整合分析后得到该领域论文数量在1997-2011年的变化趋势，经分析得：
1998-2003年我国数字城市领域的研究一直呈现增长态势， 2000年国民经济“十五”规划将信息化列为专项之后，论文数量明显增长，2003年达到顶峰；2004-2006年间研究呈现下降趋势且发文量相对平稳，该阶段论文对数字城市发展中的瓶颈及对策进行了分析；2006年之后该领域的研究总体呈现增长态势，2011年达到历史高峰。
2.2论文作者分析
通过对2006-2011年间数字城市领域论文作者进行统计，获得有效论文作者1771位，其中，李琦发表文献9篇，排在第2、3位的分别是邹逸江、黎林峰，这些作者均为数字城市研究领域的积极型研究者，丰富和发展了数字城市理论。
2.3论文期刊分布分析
著名的布拉德福定律揭示了文献信息集中离散分布规律，该规律有助于选择和确定核心期刊。所谓核心期刊，实质刊载与某一学科领域有关的信息较多，且水平较高，能够反映该学科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4]。
载文量排名前10的期刊中《中国建设信息》、《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与《地理空间信息》载文量最多，载文数量189篇，占论文总量的16.92%，《中国建设信息》刊载量连续3年处于领先地位，为研究者快速查找数字城市领域的研究热点提供参考。
2.4关键词分析
通过采用内容分析法和词频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前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近6年数字城市文献中出现的关键词共计1380个，列举出现次数较多词并对相近的词进行归类，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关键词统计结果表
序号 关键词 出现次数 所占比例 序号 关键词出现次数 出现频率
1 数字城市 48234.93% 6数据库503.62%
2 地理信息系统 17512.68% 7应用302.17%
3 虚拟现实 977.02% 8 地理空间框架 221.59%
4 城市规划 63 4.57% 9 数字化 211.52%
5 信息化 594.28% 10电子政务 201.44%
3 数字城市未来研究热点
3.1智慧城市的研究是数字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
数字城市领域中核心作者李琦认为：数字城市是智能城市的初级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城市也将向智能城市发展。通过一些核心作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作为数字城市发展高级阶段的智慧城市将成为未来研究热点。
3.2地理空间框架的研究作为数字城市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持仍是研究热点
通过对数字城市刊载量较多的期刊特点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与地理空间信息相关的研究日益增多。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作为数字城市的一部分，为整个数字化城市管理搭建了一个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可以有效的促进地理信息共享应用，数字城市领域的地理空间框架研究仍是未来研究热点。
3.3数字城市的应用研究将日益增多。
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了解到，截止2012年5月23日，全国已有260余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政府在城市建设领域的决策，提高百姓生活质量。因此，在数字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研究方面，建成后如何依托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和水平，以及如何使数字城市建设更好的服务民生方面的研究将日益增多。
4 结语
回顾国内近六年来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数字城市研究文献的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研究主题涉及数字城市的理论、支撑技术和应用等多方面，未来也将逐步向较高层次的智慧城市领域研究，更好的促进城市建设，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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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在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方面，海外学者是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英国，鉴于香港学者研究比较活跃，与海外学者有相似的研究风格，本文也包括了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对中国的情况较为熟悉，研究方法能与国际接轨，具有良好的英语写作能力，在国际的主流地理期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论文，取得了“印想深刻的研究成果”，“一些方面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1]，尤其是近20多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许多海外学者到中国进行考察，收集资料，与国内进行合作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2]。他们的研究：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在国际地理学界的地位，扩大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国际影响，结束了外国人抱怨中国地理文献少得可怜的时代[3]；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提高，由单纯的描述、经验性研究，向概念化、模型化、理论化方向发展，拉近了与主流人文地理研究的距离。本文对海外学者在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方面的观点作一概括，目的是促进海外学者与中国内地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发展中国的城市地理学。鉴于海外学者论著盛多，遗漏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2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近年来，在人文地理学界尤其是城市地理研究中强调“文化转向”、“制度转向”或“关系转向”。这些因素在解释城市化中虽然不可能完全替代经济因素，但其对重新解释经济因素对城市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因素在城市化中起重要的作用，海外学者在解释中国的城市化时大都强调要有政治经济的观点[4，5，6]。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力图使其概念化，有些理论与概念的提炼在国内外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
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世界许多地区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建国后，中国工业发展与城镇化是不相协调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是资本主义的消费地和寄生地，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决心要实现城市由消费地向生产地的转变。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实上限制了城市化，背离了城市化过程。Ma和Hansen在题为“现代中国城市发展”一书中对这一现象概括为“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事实就是“减少城市化成本，来扩大工业化的发展”[7]。Ma认为中国以农民和农村为根据地，反对修正主义，其意识中存在反城市化的倾向，提出了反城市化的概念（Antiurbanism and Counterurbanization）[8]。
这一概念提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控制城市化，发展工业化的真正动机是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考虑，还是从城市管理和国防考虑[9，10]。虽然仅是一家之言，但平均主义及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及方针的确有较大的影响[11，12]。Lin将其概括为“有限城市化下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 Limited Urbanization）[13]。Zhou和Ma，针对大跃进时期城市“人口过剩”，城市人口超过城市经济发展的现象，概括出“表象城市化”的概念（Spurious Urbanization）[14]。Ma和Wei认为，指导中国发展考虑的是均衡、 国防和经济三大原则[15]。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中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乡村人口由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但这些人口进入工厂并未进入城市，出现离土不离乡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并不多见。这一现象被称为隐性城市化（Hidden Urbanization）。传统的经济决定与城乡分割的城市化分析方法也受到了挑战。围绕着MCGee的Desakota概念，有关学者进行了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分析[16]。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路径从根本上来讲，主要有两条：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以前，以计划经济和以城市作为增长极的发展路径；另一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自发产生的，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化。第一条发展路径是至上而下的发展路径，与第二条发展路径相对应，Ma及其他学者[17] 分析了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路径，揭示了随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遍布全国的城镇在中国城市化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一条特色鲜明的城市化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仍存在争论，但在主流地理学界，强调制度、私有化、地方化的大背景下，他代表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者的声音，以及与主流地理界的争辩。
随着外资流入及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一步加速[18]，有的学者又提出了外向城市化（Exourbanization）[19] 及外向驱动工业化（Externally Driven）及城市发展的概念与理论[20]。也提出了“二元城市化”的概念，认为一方面存在政府引导下的针对非农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存在农业人口自发的城市化[21]。国际化及外资促进了苏南经济转型，传统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被外资企业及外向型经济所替代[22]。
3 全球化与城市发展
全球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是多种因素、多种机制作用的结果。全球化使资本、人口、技术、信息等要素跨国流动加剧，形成了许多跨国经济、政治、社会组织，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空间结构重组。全球化突破了传统国界的限制，使得中外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找到了共同的理论基础。
全球化对城市与区域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城市发展受制于其在全球等级体系中的地位，社会空间结构受全球化的影响明显。全球化在不同层次的表现被认为是重塑城市的要素之一[23]。全球化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研究集中于作为全球化战略的全球资本和产业的重组及空间结构的变化。许多研究都试图解释全球市场力的运作与世界城市、全球化城市，全球化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城市地理研究跨越空间限制，成为一个新的学派，其强调从全球经济重组到跨国资本的流动性和建立全球城市网络及城市空间的变化。
外资是全球范围内城市结构变化的重要动力。2003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输入国。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区位选择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一般的公司区位选择不同，外资区位具有一些独特性，如对地区环境较为敏感，尤其是政府政策及中国的转型经济。Leung 指出中国外资分布不均衡主要是由于现存的亲缘关系的不平衡[24]。Eng和Lin进一步指出新建立和已建立的社会网络的重要性。社会网络不仅有利于接近市场，也有利于处理与地方的关系[20]。Hsing强调台湾生产厂商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文化亲近的重要性。共同的文化因素在最初区域全球化阶段尤为重要，如香港资本向珠江三角洲流动，台湾资本向福建的厦门和漳州流动都是明显的例证[25]。但是，随着地区全球化的深化及各种形式、水平的竞争的发展，这种文化联系对外资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弱， 市场和公司的作用加强。 如在2000—2001年，大量的台湾资本由珠江三角洲、福建流向长江三角洲[6]。
海外学者也对中国大都市内外资的投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大都市区的外资投资区位选择，在城内遵循经济合理性，可以从经济和政策方面进行解释[26]。除传统的如靠近铁路、集聚因素、劳动市场外，靠近高速公路、高档宾馆外资区位选择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区位选择促进了城市的转型，加速了城市多中心发展格局的形成。开发区的政策对外资的区位选择影响重大[27]。
全球化的生产加速了世界城市的发展，城市区域成为迅速成长的新的经济和空间现象。这些城市区域是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节点，在货物、资本、技术和信息流动方面起枢纽作用，以其大小和经济实力对各城市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城市区域肯定会重塑中国的区域经济和城市化模式[6]。在近二十年来，外资的大量流入，使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投资的密集区，促进了城市区域的成长，被称为崛起中的国际城市区域[28]。虽然对国际城市区域尚未有一个标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城市区域的潜力和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海外学者对中国国际化城市区域的研究集中于上海一长江三角洲[22，26]，香港一珠江三角洲[16，29]及京津地区[30，31]。Wei对苏南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苏南模式并向西方学术界深刻地阐明了地方政府及地理环境对国际化的决定性影响[5]；对杭州的研究揭示了转型和国际化交互作用促进了杭州的发展及转型[22]。此外，通过分析京津地区国际化城市的目标及挑战，阐明了制度及地理区位条件在国际城市崛起中的重要性[31]。
全球化对城市社会空间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转型结合，使得中国的城市空间更趋复杂化。这种表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城市社会分层现象。一方面存在大量的下岗工人，另一方面涌现出私营企业者，外资白领等，其收入差距巨大，出现城市社会的分层与极化。从上海房地产价格空间差异入手，发现住房商品化使得上海在解放前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复活，城市商业发展，住房私有化都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32]。②全球化加剧了中国沿海与内地的差距[33]，使得大批劳动力涌向沿海，沿海城市在享用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城市社会问题[34，35]。③全球化也促进中国乡村人口向大城市迁移。事实就是乡村人口迁移选择以本土关系为纽带的路径[36]，这种被概念化就是“地方的力量”（Power of Place）。 ④由于城市内部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及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沿海的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设立总部和分部，服务业的逐步开放及集聚化的要求，我国大城市的中心商务区（CBD）的建设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30]。
历史上全球性的贸易、人口流动等是全球化的重要背景，对全球化起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成千上万的华人移居海外，形成了强大的华人集团，Ma和他的同事把海外华人群体（Chinese Diaspora）作为一个包含地点的系统。这个空间动力系统由源于同一地点的人群所组成，包含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构成及分布[37]。这一理论与概念，在与西方主流理论的争辩中，增加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声音，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对恢复了海外华人的祖国情结，在构建全球部落和民族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38]。一个全球华人“资本主义”的帝国，从美国曼哈顿到硅谷，从香港到台北，再到珠江三角洲东莞的村庄，还有其他许多地方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
4 体制改革与城市转型
最近中国城市研究集中于在全球化和市场化下的城市过程和机制转型[6，39]。中国体制改革是渐进性的、实验性。不是简单的拷贝西方资本主义，但希望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6，27]。转型时期，海外学者很少用资本主义描述中国的经济性质，但随着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剧，资本主义的色彩似乎越来越浓[40]。影响中国城市转型的体制因素较多，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财政和行政分权、政企分离等方面。许多人认为政治经济因素对城市转型的影响最为关键[6，23]。Wei提出从中国体制改革的三大过程，即地方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及地方、政府及海外投资者三大主体进行剖析，来研究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机制[33]。研究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及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世界各国罕见的，并从分权，市场化，国际化及空间结构重组来分析导致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因素，弥补了主流理论对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国际化及其对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研究的不足[23]。Wu认为，城市转型是一种城市过程，不仅指土地开发和住房商品化的具体过程，而是根本性的政治经济过程[41]。
体制改革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城市的政府与管制行为，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对转型经济，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在组织经济中的作用都有一些新观点[33，40，4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管理体制行为趋于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地方拥有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住房商品化，土地租赁市场的建设，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也靠市场力量推动。私有化现象相当明显[43]。地区组织和政府、城市地区、街道办及居委会等具备更多的管理职能，这反映了政府意欲创造一个可管理的社会，以对付诸如社会救济、下岗工人再就业、流动人口等问题。政府分权和服务职能的市场化，引发了中国城市向企业家城市的努力。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中国城市逐步由生产地向企业家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y）转变，其结果使城市之间及城市区城间竞争加剧，这种“地点营销”（Place Promotion）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多见[41]。
的确，中国的城市转型创造了新的城市空间，这些新空间，从国营百货店租赁柜台到城市写字楼、摩天大楼、高新开发区、科技园，到外国零售店、购物中心及购物综合区、乡间别墅、大学城、开发区、金融街和商业中心，构成了新的城市景观和城市空间。这些空间包括如下几类：一是城市社会空间，二是城市消费空间，三是城市边缘空间，四是城市全球空间[41]。
城市社会空间：由于从福利分房向住房商品化转变，引起城市生活和产业的深刻变化[44，45]。原有依附于单位福利分房，使工作地与住处在一起的情况在减少，大量商品房建成。城市社会差异从房价空间差异可明显反映出来，均质的社会均衡被打破，出现了富人区和穷人区的隔离。这种社会空间的分异受以下几种因素制约：历史发展的差异，住房供给形式，全球化的程度，城乡的体制及文化历史。
城市消费空间：近年来，城市消费由改革开放初的货摊式走向超市、购物中心、步行街，现在郊区购物广场也相当时兴。根据不同档次住宅，周围形成不同档次的消费空间。城市消费及服务业国际化趋向明显。许多城市根据文化传统及国际影响、品牌等建造光怪陆离的消费空间以提升城市形象，作为城市现象展示区。伴随零售业的改革及对外开放，零售业向多元化发展，家庭、私营、外资及股份制企业构成城市的新的商业网络，形成了新的城市消费空间[46]。
边缘空间：边缘空间是有种族和族源等原因产生，是城市隔离及城市体制所引起的。由于在土地和住房市场的排斥，乡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不得不选择在城市边缘居住，把城市村庄作为居住地，形成“城中村”[36]。
全球化空间：由于外资大量投入而产生的经济开发区、出口加工区、金融贸易区等。国内主要城市争相发展中央商务区（CBD），提升国际化，争取成为国际资本向服务业投资的集中地。一些国际盛会如2008北京奥林匹克，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会创造更多的全球化空间。
5 城市地理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城市地理研究近20多年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在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但面对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变化如此巨大的城市。检讨目前的研究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①许多研究仍沿着传统的研究路径，重经验研究，忽视理论概括和模型建立，与主流地理研究相比较，仍有一定的差距；②详实的、可靠的数据分析及野外考察不足，使得分析较为肤浅；③政治经济体制对城市及其转型有重要影响，但分析性论文仍然偏少；④与主流地理学界的交流仍待加强；⑤现代地理技术与方法如GIS在城市地理的应用仍然有限。
目前，中国城市地理发展面临理论与方法创新的艰巨任务。应该看到，完成这个任务已具备了良好的条件：①中国在比较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不断开放并与西方接轨，中国提升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并不断有新的内容，中国城市发展、结构、转型的速度与尺度是世界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这为中国城市地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条件；②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中国学生在西方国家学习，他们在理论上相对训练有素，方法上与西方接轨，这些海外学子成为中国与西方联系的重要纽带，近些年中国学者也广泛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为城市地理的理论与方法更新提供了人才和知识支持；③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界有关组织的支持下，80年代以来，中国统计机构越来越多的统计信息，有助于经验性的研究及理论提升与概念化；④信息化对发展中国家是个挑战，但也提供了机遇。西方较为现代的研究方法的扩散，为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掌握先进的研究技术与方法，提供了机遇。
中国城市地理的理论应如何建立？近年来，我们已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流学派中引进了许多新的概念和理论，在没有形成我们的理论与概念的情况下，借鉴这些概念和理论是必然的。但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经历几十年前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这些理论适合于中国，如果现存的西方理论不理想，是否还有重建理论和概念的可行途径？如果现存的理论应用不是十分理想，是否还有理论借鉴，这些理论是否可用于理论重建上？
6 结语
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城市规划馆；城市行销；规划理念；探究
一、城市规划馆行销城市
1.城市行销规划理念
早期 Kevin Lynch 所主张?用城市实体空间元素以形塑城市意象的理论，受到一些人的批判，认为他忽??城市的非实质元素（?如社会、文化与历史等元素）在构成城市完整性与差异化形象上的重要性。近?来随着城市竞争与城市商品化的发展，城市景观开始在功能上转变。城市?再是大?生产中心，而是被重新塑造成后现代消费中心。文化产业带动所谓的城市美学概念，城市的实质与非实质属性被重新包装成美学商品，
透过行销而吸引最终消费者以产生文化资本累积，而?是促进生产活动。
2.城市行销的定义
关于城市行销的定义，长期以来许多行销专家们企图去阐明它，而区域或?市经济学、经济地理或空间规划背景的学者也有助于这个名词的讨论，但城市行销观念?断被争论、改良、修正与转变，仍旧具有多重解释。但唯一较具有共同性的是，对城市行销概念的解释大部分系源于行销学的行销观念。认为城市行销是地方像产品一样卖给许多?同的消费者，?准确的说，是相同的实质空间以及空间中相同的设施或属性，在同时因?同目标卖给?同的消费者。Berg.Klaassen描述城市行销是?市功能的供给能针对来自于居民、企业、观光客与其他访客的需要达到协调一致的一套活动。则由城市意象的观点提出看法，他认为地区行销的基本目标是建构出一个地方的新意象，以取代现在或将来的居民、投资者、?客先前所持有的模糊或负面意象。故地区行销者应该要改变地方，使之符合市场的需求。
3.?市意象重塑
城市为?转型成为文化产业的消费中心，开始藉由?市意象重塑，以期提升城市的国际知名?、竞争?与吸引?。对城市行销而言，?市意象影响?观光、移民、投资、改变或建立业务，城市治理者致?于各种管道与方法以强化城市正面意象。然而，?市意象重塑的工作也提供?一种反思，即城市针对消费需求重新塑造?市的空间设计―有意识地传达一种选择性的形象，却也受到部分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一些城市改造规划有害于社会、文化、经济与环境。
二、城市远景与规划
社会空间化理论经常被引述作为研究空间文化概念与空间实践的形成过程的基本架构。他的理论具有三个重要元素：空间的实践、空间再现与再现的空间。空间本身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生产，它可以?断地被生产与再制。Lefebvre-Shield 的社会空间化理论启发??市文化建设的现象。因此，城市为了转型成为文化产业的消费中心，开始进行?市意象重塑，以期提升城市的国际知名?、竞争?与吸引?。
远景是一种共识，规划理念则是一种信念或理论。一旦远景界定的生命与活动，而这些生命与活动是在某些新增物的成长中发生的，这个远景必须在实质设计上具体化出来。这种城市的实质设计，主要涉及到城市的规划理念。规划理念系指规划内容在规划形成过程以及其执行的合理性。城市并非是一个片段的社会空间化所产生的结果，而是过去、现在与未来一套连续的城市规划理念所累积的变迁过程，故城市规划强调的是过程。?同的?市型态、结构与机能，以及?同的规划种类、项目与层级，或是?同的?市发展阶段，可能采用?同的规划理念，而?同的规划理念将会影响城市的规划内容、方法与态?。城市规划理念包含许多种类，较常见规划理念的包括蓝图规划、理性规划、渐进调整规划、辩护式规划、策?式规划、执行导向规划、互动式规划以及协议式规划等。?同的规划理念基本上源自于对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或其??，在影响或形塑人们行为上具有?同的观察与理论。对城市行销的目标族群而言，城市的规划理念象征着城市承诺为他们提供?完善的生活、工作、投资与休间娱乐环境。这种承诺有赖于详细的空间规划、实施方案、预算制?与目标管理。换言之，一座规划设计完善的城市能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吸引外来投资、振兴城市经济与带动城市发展、吸引全球精英与移入移民、增加游客到访与创造工作机会等。事实上，一个好的规划理念，?源自于人性的用心观察与理解。
三、应用城市规划馆行销中国城市远景与规划探讨
中国城市的发展脉络、城市特质、发展潜?与竞争优势；造就中国近?来城市改造的新动?，亦是带动中国城市跃上国际舞台的新?机。从城市行销理念的观点来观察国内外城市规划馆的兴起现象与应用发展情形，确实有助于诠释这个二十一世纪初才开始大?浮现的新兴展示馆领域。
观诸古今中外多少被视为伟大艺术作品的城市，如古罗马城、雅典城、威尼斯、?京城、巴?、阿姆斯特?等，这些城市的城市规划所展现的傲人城市生命?与深刻的人性规划尺?，仍影响今日城市规划理念至深。有赖于此，现代城市规划者如何主动行销城市规划理念，引导市民、企业、投资者与游客走近并深入解城市规划理念，无疑将是非常重要的城市行销工作。同时，城市规划工作愈来愈强调民众参与，故城市规划者为争取一般市民对规划的支持与认同，日益重视?市整体规划理念的阐明、规划形成程序的公开透明化、以及加强市民对?市规划知识性的理解与扩大参与的管道和范畴。
结 论
全球化所导致的城市激?竞争，城市行销成为提升城市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城市规划馆?被视为城市行销的新兴平台。通过对于国内外城市规划馆的现象观察，可发现中国与中国在近?来城市规划馆的成长数?上，确实如雨后春笋般掘起。但城市必须谨记，大?的兴起现象往往隐含许多盲目复制，经由观察上海与?京城市规划馆，以及国内的中国与风城愿景馆案?中，可发现在城市政府有限的财政与人?资源下，城市规划馆朝向自负盈亏或委拖民间经营的方式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而城市行销始于满足目标顾客的需求，城市规划馆必须由目标顾客的行销观点设计具体的展示内涵，方能达到城市行销目的。
参考文献：
[1] 唐淼，王宝辉.低碳生态城市的规划与设计――低碳城市交通规划[A]. 2010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大会论文集[C]. 2010
[2] 邹涛，栗德祥.探索面向未来的协同规划模型――以獐子岛生态规划项目为例[A]. 城市发展研究――2009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论坛论文集[C]. 2009
[3] 陈卫国.面向生态城市土地集约化利用的另一种手段――从深圳市福田区公共绿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说起[A]. 城市发展研究――2009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论坛论文集[C]. 2009
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城市旅游；旅游发展；旅游研究
一、国外城市旅游发展研究
对城市旅游的研究兴起源于城市旅游的快速发展，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普遍出现制造业长期衰退、高失业率现象，在创新城市经济的过程中，旅游业作为一门新型产业因其良好的产业特性和符合消费时代需求的巨大发展潜力推动了城市中心区的复兴，在1990年代快速成长为一个显著而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对城市旅游研究的关注主要来源于现实：一方面是如何有效解决旅游者需求的增长，特别是对历史城市旅游的需求所带来的到访率增长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很多城市，特别是老工业城市将城市旅游作为城市复兴战略的政策。
城市旅游的需求与供给研究。供给研究，包括城市旅游的市场和形象研究。城市旅游产品研究，包括城市吸引物研究、城市文化旅游研究、城市遗产旅游以及城市事件旅游。城市旅游影响研究，包括经济影响研究、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环境影响研究、居民影响研究，以及其他因素对城市旅游的影响。城市旅游管理与规划研究，包括城市旅游的管理研究、城市旅游规划研究、城市旅游的空间结构研究等。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困难地区”的旅游、城市旅游统计的标准化和城市景观评估的信息系统等进行了研究。
二、国内城市旅游发展研究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理论界对旅游经济、旅游管理、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学科体系建设等主要研究领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探讨，为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根据近年来中国城市旅游研究的现状，选取旅游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开发等方面的研究热点问题为线索，理清其主要的理论观点，梳理和勾勒出近年来中国城市旅游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及学术前沿态势。
2000年和2001年的旅游研究侧重于旅游业发展和旅游行业发展现状、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研究，这与当时全国许多省(区、市)几乎都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将旅游业列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或列为当地优先扶持发展的产业现状有关。2002年和2003年在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旅游规划创新、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等方面的理论有了深入地研究，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有趋热的表现。2004年和2005年的旅游研究朝着实证和规范的方向发展，旅游研究的视角更为宽泛，研究主题的趋热点不明显，各个层面的研究趋于平衡。生态旅游、民俗旅游、会展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的概念和开发思路更为明确。旅游社会学、旅游文化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受到学者的重视和更多参与。
近年来对城市旅游产品的开发，开始触及温泉旅游、影视旅游、俱乐部旅游等休闲娱乐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城市旅游的研究对旅游经济、旅游规划理论和实践、旅游企业经营管理及发展模式的一般理论的研究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重视。对旅游经济和曾经对旅游业产业地位、产业政策、旅游发展阶段、旅游市场化发展与政府行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等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的研究落在更有现实和发展意义的遗产旅游保护和利用的研究上。
中国旅游城市国际化、世界化理论的提出，为中国城市旅游的研究落定了座标，明确了方向，有越来越多的旅游业内人士及专家学者对中国旅游城市如何登上世界知名旅游城市的舞台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分析对比，理论著述以及相关战略对策，为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更为积极的抗争因素，有力激励了中国旅游城市创建的市场。
由于城市旅游的基本概念存在着诸多外延，无明确一致的定义，又无成功的旅游城市发展经验以供借鉴和推广，导致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体系建设相对落后，使现实的城市旅游经济行为的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和背景，难以形成“真正的”城市旅游学的系统理论。另外，我国对旅游城市的研究视角过多集中在对旅游客体的评价和开发上，缺乏以社会学、伦理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活动对旅游主体在文化、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对于国际旅游前沿问题，缺乏将需求导向型与技术导向型有机结合的理论平台；目前国内旅游研究尚未真正涉及的领域是性与旅游、与旅游等与中国社会伦理文化发生冲突的敏感性问题，但这是理论界在研究旅游与现代性之间关系不可忽视的现象，城市旅游所追求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理性需求刺激与理性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这是我国研究城市旅游活动国际化、市场化必须正视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谷明，国外滨海旅游研究综述，旅游学刊，2008(11)。
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3篇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核心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城市地理学；城市化；学科进展
一.我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开展较晚，地理学科基础薄弱，直到最近几年才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和趋势。中国的奴隶社会时代的早期作品，如《诗经》、《管子》、《尚书》、《周礼》等，就是记录地理知识的典籍。
封建时代的历史记录除了《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和许多编年史中包含了大量的关于城市的描述，诸如《洛阳伽蓝记》、《汴京遗迹志》、《东京梦华录》等，也都主要记载都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建筑、风水，内容浩繁如烟海，也很难被称为城市地理书。解放前，在我国地理研究中，城市地理领域是空白的。解放后，我们在苏联的地理工作者帮助下进行了少量的研究，主要对农业产业进行服务。城市地理仍是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80年代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城市规划动作受到重视和城市的普遍快速开展的背景下，城市地理学进入历史上发展最旺盛的时期，在80年代，出版了大量论著。1994年，中国地理学会设立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地理学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领域的研究日益拓宽，研究工具和方法也在不断地更新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市地理学主要研究宏观和中观领域，如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和城市系统。3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化宏观和中观的同时，微观的研究开始增加，城市交通、环境领域的研究也开始走入城市地理学的视野。数学方法逐渐被引进城市地理研究，引进新技术和新手段的研究水平也大幅提升。
（二）关注重点研究课题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地理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是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实践密切相关的。一方面，由于经济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科的性质非常接近；另一方面，规划领导部门认识到，地理工作者参加编制城市规划工作的必要性?。在研究中国城市的地理环境方面，也对城市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中的渗透日益突出
城市地理学和相邻学科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在符合各级城市的法律结构的前提下，探寻和激发城市功能潜力，建立一个合理的空间布局实体，并实现的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目标。城市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包括经济活动的高效化，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城市生态环境的内部结构的合理化。然而，为了进行这些研究，仅仅依靠城市地理学是不够的，所以与地理学接近的其他分支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开始。6这个交叉是多层次的，包括理论体系，方法和结论，移植和交叉引用。各学科通过跨学科交流，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并扩大了各自的研究领域。
（四）从事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团队日益成长，主要研究机构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项研究主要局限在综合性大学和地理研究所，开设城市地理课程和城市规划课程。80年代中期以来，国立师范大学地理系纷纷开设了城市地理课程，并参加所在地区的城市规划工作，城市地理学在系内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城市地理系地理课程的设立和研究该学科的大学的增加表明，中国的城市地理学的发展有上升的趋势。
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更加多元化，传统的标题也包含了新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城市数字化受到了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在生态城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这些研究中，使用的城市建模，GIS / RS及其他空间信息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总之，中国城市地理学从西方国家引进以来，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道路。与过去??相比，是向前的一步，但相比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认真研究，高度概括，与引进的国外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特色的，定性和定量预测相结合的专业知识，真正创建一个生动的、多角度的、多层次的研究局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有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城市系统，城市化的发展方兴未艾，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地理将更快的发展。
二.国外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西方城市地理研究根据研究重点不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1920年以前城市地理地理科学体系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至今不超过半世纪。在此之前，城市地理学属于聚落地理学（或称居民点地理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919世纪以后，工业革命席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人口激增。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形成了很多世界级的特大城市。与此同时，一些繁华的港口城市，也出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在此期间，人地关系成为地理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环境决定论备受推崇，特别强调区位条件决定城市的命运。当涉及城市内部时，则经常提到建筑形式，当地的自然条件，结合建筑物和街道的形式，屋顶风格，材料的类型等。10（2）1920—1950年工业革命使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活动的重心转向城市，农村逐渐成了配角。城市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对农村人口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城市被罩上了绚丽的光环。世界开始进入城市主导人类生活的时代。这些变化，引起了人们观察城市、研究城市的兴趣。随之，关于城市的各种理论和学说也陆续问世。在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从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芝加哥学派倡导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考察经济和社会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社会学家帕克、沃斯和伯吉斯，建立城市同心圆模型。城市地理研究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更加偏重于实地考察和城市内土地的利用，克里斯塔勒就此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用以描述城市的规模等级，空间分布特征等城市发展规律。
这一时期的地理研究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物质环境决定论；第二，注重城市的生态和空间形态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城市地理的研究方向。（3）1950-197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人们对城市的重建，刺激了对城市结构和布局的认知欲望，城市地理学发展开始加速。二战结束后，地理学经历了“数量革命”，1958-1962年达到了顶峰。20世纪60年代，中心地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数量革命可以被认为是城市系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期间，数量地理学家布莱恩使用了一些统计方法实证研究中心地理论，并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专著的数学理论，他的《城市作为城市系统内的系统》统筹分析了城市规模和城市服务中心的关系。自此，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从城市景观特征转移到城市物质空间构上来。（4）1970年以来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美国和西欧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为背景，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向更加偏重于社会学。
英国在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研究中走到了前面，他们将城市空间资源与城市 发展统筹考虑，强调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特别是在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城市资源的分配不应该只考虑经济因素，应考虑公平的空间。在这些研究中，城市地理学出现了城市地理学中出现了人文学派、行为学派和激进学派。人文学派和行为学派认为空间学派将人地关系物化，忽视了人在塑造空间结构方面的作用。行为学派强调，要分析空间形式，首先必须分析个人的决策过程。11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社会的不断恶化的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减少，融入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城市地理学开始受到多元化挑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我国城市地理学的成就及评价——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2]龙祖坤《数字化时代的城市网络 》硕博学位论文 2001年.
[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4]《讨论城市地理在房产发展中的种种》.
[5]严重敏.《城市地理学 李旭旦人文地理学论丛》.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6]周一星.《城市地理学.现代地理科学理论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阎小培《近年来我国城市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地理学报》1994年第06期.
[8]许学强，周素红.《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经济地理》，第23卷第4期，2003年7月.
[9]《西方城市地理学的发展简史》.
[10]《西方城市地理学的发展简史》中国城市发展网 2007年07月02日.
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特大城市 演化规律 城市群
近几十年来，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地区数量增长迅猛，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更是成为世界上城市快速发展的特殊地区。在这一时代，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对城市发展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新型标志。我们称这个新的城市发展时期为“新城市时代”。
新城市时代，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诸要素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导致城市的整个产业结构发生剧变，同时对城市空间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突出特征的知识经济也必将对城市空间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城市空间重构成为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城市的密切联系和经济活动所结成的全球网络体系，使得位于其中的城市越来越强烈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城市空间的演化也不可避免地与全球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特大城市和都市连绵区开始出现，新城崛起，城市中心区复兴。
现代城市主义下的城市，不仅需要新城市主义的城市形态，还必须满足集约、低碳生态和多样性等要求。研究新城市时代的城市发展有助于探索新时期城市发展的规律、把握城市发展的方向和脉搏，有利于推动城市向更高层次发展。
一、关于特大（或超大）城市的界定、规模与经济效益的研究
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将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城市定义为特大城市。国内对特大（或超大）城市的界定不尽一致，一般将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界定为大城市，千万人口以上的为特大城市（或超大）。对城市规模与效益的研究主要有城市成本收益理论（阿隆索，1970）、最小临界规模理论（理查德森，1972）、聚集经济理论（卡利诺，1982）等。
二、对城市化发展规律研究的综述
关于城市化的发展规律，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归纳了许多有创见的结论，其中从时间、空间和动力维度进行的分析论述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一是基于时间维度分析，城市化规律表现为城乡人口随着工业化进程发展的有序变化，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如诺瑟姆（1975）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变化过程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二是基于空间维度分析，城市化规律表现为由城市“聚集效应”与“扩散效应”所决定的城市与其辐射区域之间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各领域的互动关系。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但城市的规模不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病会越来越严重，形成负的聚集效应，当负效应压倒正效应时即是城市的扩张边界。三是基于动力维度分析，城市化规律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相互促进，并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除上述之外还有：中国学者胡兆亮（1986）的“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高佩义（1991）的“高氏三定律”（城市聚变引力定律、乡村裂变推理定律、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律）；许学强等（1988）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规律”等等。
三、对特大城市形成规律及理论的综述
从人口的发展来研究特大城市的形成规律：（1）城市人口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2）欠发达地区是世界未来城市化发展的重点地区；（3）发达地区的城市化速度逐渐放慢；（4）大都市区超常发展，大中城市继续增加；（5）城市化从集中走向分散。后工业化特大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是：（1）城市发展规模：由爆炸式发展转向稳定式发展；（2）城市发展内涵：由注重经济发展转向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城市发展状态：由无序发展转向有序发展。
对特大城市生命周期理论的综述，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地理学层次的理论，如地形、气候、水文和资源分布情况等自然地理特征，以及区位、社会经济发展等人文地理特征，这些在城市形成初期（导入期）或经济发展初期起到关键作用，是城市形成基础和宏观背景；二是经济学理论和政府规划理论，主要包括聚集与扩散经济理论、乘数理论、循环和累积的因果理论、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产业结构调整理论、极核理论、城市规划与管理、交通通讯理论等，这在城市快速发展期（成长期）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要成长为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就需要经济学理论和政府规划理论；三是社会学理论（人口流动）和物理学理论（自组织理论），这主要在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已经形成（成熟期），城市规模大致已经形成，城市发展主要体现在内部空间结构布局优化阶段，人口、产业、城镇体系的相互协调发展，如郊区化、再城市化、逆城市化等等。
四、对特大城市形成动力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综述
关于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主要有：从中国城市动力行为主体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驱动、政府驱动和市场驱动三个相互关联的动力子系统。陈甬军等提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城市化中的重大作用是生成、催化与提升市场的力量，重点应放在政策体制调整和增加城市基础设施两个方面；马仁锋等将国外对国内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归纳为反城市主义说、工业战略说、城市二元体系和工农业均衡发展说、工业化和城市偏爱说以及综合说5种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说，且比较注重实证研究。Heikkil认为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成因包括市场经济建立、政治分权化、人口变化、全球化和科技变化。在特大城市形成和发育过程中存在两大类驱动因素，即传统驱动因素和新型驱动因素。其中，传统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产业发展基础、技术进步、投资、区位优势、自然条件等，新型驱动因素包括经济全球化因素、信息化因素、新型工业化因素、交通快捷化因素、知识化与文化因素和新政策因素六大方面。城市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交通便捷性来表现的。城市中心便捷性一般最高，往往形成繁华的商业区；城市边缘区便捷性较低，人口密度也较低。便捷性的改变，将会直接引起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城市的扩展总是趋向于便捷性高的方向。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演化的作用非常显著。经济全球化对特大城市的形成主要体现在资本流动、对外贸易、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四个方面：信息技术渗透使经济从增长模式向发展模式转变，从而推动了要素地位的变化，最终影响产业特征、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地域文化的力量推动特大城市提升凝聚力和竞争力，通过知识的力量改变特大城市的发展命运。
五、关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因及阶段研究
杰斐逊（1933）提出了首位城市概念。彼得·霍尔（1984）提出城市的演变将由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到再城市化。阿瑟·奥沙利文指出，大城市趋向城市内部多核心发展。吴良镛（1996）、姚士谋（1998）提出中国城市应由单核心大城市向特大城市地区发展，城镇密集区在向城市群区演变。宁越敏（1998）认为投资、市场、辐射、宏观政策等是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形成的四大机制。胡序威、周一星、顾朝林（2000），朱喜钢（2002）等认为，集聚与扩散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六、关于中心城市与周边腹地、都市圈、城市群的关系研究
主要有增长极理论（佩鲁，1950）、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弗农，1966）、“核心—边缘”理论（弗里德曼，1966）、“极化—涓滴效应”（赫西曼，1958）以及循环累积因果论（缪尔达尔，1957）等。都市圈、城市群理论还有城镇群体（霍华德，1898）、城市区域（迪格斯）、都市带（戈特曼，1957）以及日本学者提出的“都市圈”概念。国内学者如方创琳（2011）研究认为，中国城市空间演化正在经历从城市到都市区、到都市圈、再到城市群、最后到大都市带四次扩展过程。
参考文献：
①方创琳，姚士谋，刘盛和等《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4
②[美]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③文魁，祝尔娟. 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报告（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