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文化论文范文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什么是玉和玉石

首先考察玉的历史概念。玉的历史概念包括珍宝性和社会性两大性能，对理解古玉文化相当重要。殷商甲骨文已有“玉”字。考古发掘出土最早的玉器(ji块)距今八千年，从而推定中国治玉史距今一万年。旧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前)是玉、石不分的时代。新石器时代(距今一万至四千年前)早期，古人视玉为“美石”

(广义概念)；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是“巫神美石”(广义概念)。夏商周时期，玉是“象征权和礼的美石”

(广义概念)。春秋战国到西汉时，玉是“象征礼和德的美石”(广义概念)。东汉，许陲《说文解字》曰：“玉，石之美者，有五德”(狭义概念)，这一定义延续近两千年，直至今日。

玉的科学概念是指用现代矿物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界定玉(狭义)和玉石(广义)。1918年，地质界老前辈章鸿钊先生在《石雅》中指出：

“上古之玉，繁赜难详，求之于今，……盖有二焉。一即统称之玉，东方谓之软玉，西方谓之纳夫拉德(nephrite)；二即翡翠，东方谓之硬玉，秦西谓之桀特以德(jadeite)。”狭义的玉，仅指上述软玉和翡翠两种。

什么是玉石?凡是在质地上能达到工艺要求(每种玉石都有自己的具体工艺要求)的矿物集合体(岩石)，都可称为玉石。玉石包括狭义的玉(软玉和翡翠)在内，所以翡翠与和田玉既可以叫“玉”，又可以叫“玉石”。中国传统的玉石除软玉和翡翠外，尚有绿松石、玛瑙、玉髓、岫玉、独山玉、萤石、青金石、孔雀石，木变石、石英岩质玉、煤精等等。

有些考古专家将上述绿松石等等玉石一律称为“假玉”，20多年来在考古报告中屡见不鲜，而且称“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玉器全属假玉”。假玉通常指人造的冒充品，将考古山土的玉石归入此类显然是不正确的。

软玉和翡翠的相关问题

其实，

“软玉”这一译名是不恰当的。1863年，法国矿物学家德穆尔(Alexis Dmour)在鉴定英法侵略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从中国掠夺的玉器时，提出jadeite(由辉石矿物组成)一词，和ncphrite(由透闪石矿物组成)区别开来。20世纪初，日本矿物学家根据两者相对硬度不同，把jadeic译为硬玉(硬度6.5―7)，nephrite泽为软玉(硬度6―6.5)。“软玉”这一译名容易造成误会，有人把硬度小的岫玉(5―5.5)也当成nephriLe。

现在专家用“闪石玉”一词代替“软玉”(译名保留)；

“硬玉”则仍指“翡翠”。采用闪石玉一名，如果知道产地，就应加上地名，如和田闪石玉简称和田玉；青海闪石玉简称青海玉，俄罗斯闪石玉简称俄罗斯玉，以此类推。2008年，青海玉曾更名为“昆仑玉”，这是没有必要的。再说“昆仑玉”一名早已有之(见《中国宝石和玉石》1989年)，指新疆昆仑山产的蛇纹石玉。

关于“和田玉”也存在误区。在珠宝玉石市场上，凡是闪石玉，不管产自哪里，一律定称“和田玉”。这不仅造成了珠宝市场的混乱，也影响到考古界探讨古玉原料来源这一重大玉文化课题。

和田玉何时进入中原，迄今仍是历史之谜。有关中国史前闪石玉的来源，已知东北地区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闪石玉来自辽宁岫岩县，而长江流域的史产地。每年洪水退后.有不少人在河中采玉。前玉料来源则没有解决。如果都定名为和田玉还怎么研究?据悉国家有规定，若商家不一律标为“和田玉”，是要受到工商执法部门处罚的。笔者认为，对玉名规范化是必要的，但要尊重历史，并保护“和田玉”一名，切勿滥用。

产地是否决定了品质的好坏?其实不然。白玉(包括羊脂白玉)、青白玉、青玉、黄玉、墨玉、碧玉等都是闪石玉的不同品种，它们的好坏由本身质地决定，不以产地和产状(山料、籽料、山流水)为准。当然，有的产地和产状名声高一些，应该保持名牌效应。新疆和田玉和籽玉自古名声显赫，但不能说青海玉或俄罗斯玉就不好。某电视台节目中有专家说“山料不能做器皿，只有籽料才能做器皿”，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够全面的，而且有一定的误导性。

翡翠是玉石中的后起之秀。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载：“云南翡翠玉。当时不以玉视之，不过如蓝田甘黄，强名似玉耳。”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18世纪以前没有翡翠，是后来从缅甸输入的。从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看，翡翠兴起于18世纪清代乾隆年间，历史远没有闪石玉悠久。翡翠与闪石玉在外观上有很大的差异，翡翠讲“水头”(透明度)、“地子”(如玻璃地、冰地)、“颜色”(艳绿、阳绿等)；而闪石玉则考虑“润不润”。此外，翡翠原料有赌石，而闪石玉没有赌石。

出土古玉和传世古玉

在历史学上，“古代”通常指奴隶制时代，一般也包括原始公社制时代。在中国史学上，中国古代包括封建社会。按此，鸦片战争或清代以前的玉或玉器都可视为古玉，这样就打破了“汉代及其以前的玉器”才是古玉的“约定俗成的见解”。古玉有出土古玉和传世古玉两大类。

史前(距今四千至一万年)东北地区有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后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古玉；黄河流域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出土古玉；长江流域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宝墩文化出土古玉；华南地区有石峡文化、珠海宝镜湾遗址、卑南文化、圆山文化出土古玉。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出土古玉历代不断。

出土玉器是古玉鉴别和断代的标型器物。有专家推测中国一万年来出土玉器数量以六位数计，约在数十万件，而史前古玉应不少于20万件。可惜，此项统计工作(包括传世品和流失国外者)尚未展开，出土古玉家底不清。

传世古玉是指“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玉器中，非经正式发掘出土的和从未入土而流传于世的那部分玉器”

(著名玉器专家杨伯达语)。传世古玉除真品外，还包括仿古玉和伪古玉两部分。

河北省民俗博物馆常素霞女士在1998年即指出：

“其实仿与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仿是模仿和效仿，仿古玉旨在仿制古玉的造型、花纹和古朴的风格，目的在于欣赏和玩好。”“而伪古玉则不同，伪是作伪，即纯 粹的假货。”

南宋至明代中叶是仿古玉的萌芽期。明代中叶出现伪古玉(俗称“赝品”)，明万历中期达到高峰，经清、民国至今不断。明万历年间高濂《燕闲清赏笺・论古玉器》载：“近日(明嘉靖万历年间)，吴中(今苏州)工巧，模拟汉宋螭钩环，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每得高值。”清乾隆中晚期至嘉庆早期是仿古玉特别是宫廷仿古玉的高峰期，经民国至今不衰。

一般来说，古玉真品的制作要求严格、精致，选料、工艺、纹饰和时代风格均无可挑剔。仿品特别是高仿品如同真品，只是选料较新，制作时代及工艺有所不同。伪品常常制作粗糙，原料质量较差，沁色作假明显，漏洞很多。仿古和伪古玉器上的沁色有白化(旧称鸡骨白)、土沁、铁沁、铜沁、血沁、黑沁、朱砂沁等，目前其制作以东北辽西和安徽省蚌埠地区最为集中。沁色制作方法种类繁多，可参阅拙作《古玉鉴别》一书。

应当指出，有些仿古和伪古玉的制作技巧，至今难以仿真。如良渚文化玉器上细如毫发的“眉毛状”兽面纹，成为鉴别标志；高濂指出的“若汉人双钩之法是明工所不能者”，包括汉代的“游丝雕”，纤细如同飘游的蚕丝，今日玉工也不易琢成。

鉴别传世古玉

鉴定古玉有相当大的难度。不过，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开始学习。

一是玉质鉴别。真品和仿品的选料一般较好，特别是仿制春秋战国以后的玉器，一般为和田玉。如果仿制红山文化玉器的玉质是和田玉的话，就肯定是仿品，因为红山文化玉器用的是岫岩闪石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尤仁德先生指出：

“当代中国考古学的伟大成就，为玉器鉴定的认识论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资料。注意用考古发掘玉器与传世玉器的对比研究和鉴别，并以前者为准绳，来辨定后者的时代、真伪等，在鉴定工作中有普遍的、决定性意义。”

二是形制鉴别。主要方法是与出土玉器的形制进行对比，可以查阅有关相应时代的考古报告。但要注意，考古报告上没有的，不一定是伪品。古玉专家杨伯达先生指出：“面对一件传世古玉首先要认真细致地观察，掌握了一切有关真伪的线索之后，经过思辨、消化，再下断语。一切结论都要有根据，其根据愈充分，判断便愈准确，这就是共允的、科学的结论，是经得起推敲、受得住考验的结论。”

三是纹饰鉴别。古玉纹饰比较繁杂，时代不同，变化也比较大。伪古玉的纹饰往往随意为之，经不起推敲。

四是工艺鉴别。古玉制作工艺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如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器，做工都比较简单，以浮雕为主，其后出现透雕和圆雕；商代的“臣”字眼、西周的“斜刀”、汉代的“汉八刀”和“游丝雕”等等都具有时代风格，也都具有鉴别意义。

五是沁色鉴别，是指区别自然沁色还是人工沁色。人工沁色有白化(旧称鸡骨白)、土沁、血沁、黑沁等。1998年，孙华楚先生初步调查安徽蚌埠人工沁色方法，归纳为酸性做旧、火烧做旧和碱性做旧三大类。同年，陈敏民先生指出蚌埠人工沁色快速法有烧、泡、涂、胶、糊等。此外尚有电蚀法和激光炝色等。而自然沁色时间比较长，沁色的深度和广度都比较大。

古玉鉴别，一要认真，二要重证据。香港中文大学杨建芳先生对于鉴定古玉有句名言：

“不要相信我，要相信我提出来的证据。”

目前，考古界和收藏界有一矛盾，即考古界专家认为收藏品里多为仿品和伪品。事实上，我国民间古玉藏品中，确实仿品和伪品占多数。有专家估计，仅就全国博物馆、文物商店收藏的数万件“传世古玉”来说，其中伪玉可能要占20％以上。

笔者认为，古玉市场到了应该整顿的时候了，古玉鉴别也应该实施规划。国家应该建立出土玉器资料数据库，为研究鉴别古玉服务；同时，博物馆应定期举办出土玉器展览，让古玉收藏者能够认识和学习出土的标型玉器；国家文物研究机构应建立开发高科技研究、鉴别古玉的新方法和新仪器的规划，突破经验主义的主观弊病；古玉鉴定注册机构应逐步规范化，古玉鉴定者应考试和达标上岗。

收藏古玉要把握价格

如今，出土玉器绝大部分收藏在国有博物馆或考古所的库房里，除了博物馆少量展出外，大量出上玉器是常人难以见到的，而社会七出现和收藏最多的是传世乇器。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在古代，玉石就使用的范围而言，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等领域；就其用途而言，祭祀、庙制、朝聘、盟会、婚丧、车服、宫饰、器物、音乐等方面；就其体现的功能而言，玉可以代表天地鬼神，象征王权，也是人格化的象征；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点被忽略了，那就是玉石的教化功能。

在《礼记·玉藻》上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佩玉的目的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养心养德。中国的社会是管理型社会，在管理型社会里，管理者的最大要求就是要被管理者接受管理，于是就有一个被管理者的教化问题。而教化的主要对象是君子阶层，君子应该包括作为管理者的各级官员和知识分子，还包括一部分贵族，这些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作为管理者的官僚队伍，其数量是有限的，以少数的官员去管理普天下的民众，这是怎样也无能力管好的。

管理者管理社会，一是通过规章制度、法律、军队、监狱，这是带有强制性质的，另外一个管理社会的方法，就是制造社会舆论，通过舆论去影响普通人的思想感情。怎样使社会舆论和管理者的主观意图，也就是意识形态与民众合拍、同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能够营造社会舆论的中坚力量就是君子阶层。因此，君子就是当时主要的教化对象。把君子教化好了，那么由君子产生的社会舆论，自然就和管理者合拍。在君子当中倡导玉德，就是对君子进行教化

从我们现今发现的玉石来看，最早的是在内蒙古兴隆村文化遗址，这个遗址距今有8000年。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这以后在山东、上海、浙江、西安、河南、陕西的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玉石，这些遗址有的是5000多千年，有的是3000多年；在上古时代，人们的抽象思维是很不发达的，当时最活跃的是图像思维，中国的象形文字就发生在那些时代。象形文字就是图像思维的具体表现，那时候的人只能看图识字，抽象的东西又很难理解，教化就是对人的精神塑造，就是伦理道德塑造，伦理道德概念全是抽象的，怎样把这些抽象的概念传达给君子阶层，这是一个难题。中国古代的管理者在这个难题上表现出极大的智慧。他们借用玉石这个感性物，把人的思维向抽象的概念上导引，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玉石有很独特的物理性质，如色泽温润，纹理清晰，质地坚硬，洁白无瑕，这诸多特性使人联想起一些道德概念。

古人云：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孔子还总结出玉有11德；因此在君子当中倡导玉德，就是对君子进行教化。

如何发挥玉德的教化作用？就让君子们佩玉。

玉佩戴在人身上，令人时刻在想着玉，时刻感受着玉的陶冶。

《礼记·玉藻》上记载，君子在车要有銮和（专门的铃铛在车行走时发出）之声；君子出行，必有佩玉之声。佩玉还有严格的规定：左徵角，右宫羽。中国的音乐是五音制：宫商角徵羽，和我们现在的七音制相比，没有fa和t音，只有daoruaimisaola。

左徵角，是指在胸膛左上方的佩玉要发出saomi的声音，胸膛右上方的佩玉要发出daola的声音，五音当中，这里就占了四音（daomisao-la）；唯独没有ruai，这个ruai在五音当中称作商，商象征着杀伐之声，这对提倡“和为贵”的华夏民族来说自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君子的身上是不能发出这个商音。

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的管理者是如何发挥玉的教化作用的。

玉石的道德教化作用

从出土的文物当中也可以看出，这些佩玉不是单独的一块，一块是发不出声音来的，它都是组合的玉佩，有管有珠，也不完全是玉，有时还配有玛瑙、绿松石、蛇纹石；身上佩玉要发出规定的声音，与人走路时的轻重缓急大有关系：人怎样迈步，怎样进退，那时都有严格的规定，可见当时为了发挥玉的教化作用，对君子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

君子遇到灾难和丧葬的时候不佩玉，君子要去面见皇帝的时候，要把左上方的佩玉取掉，表示臣子的德不如帝王的德。君子佩玉不仅要接受玉的教化，玉也是君子德的象征，“君子比德于玉”，君子就是用玉石来体现他的德，他把玉佩戴在身上，是对君子的一种约束。因为玉石代表君子的德，所以君子在言语、行为和人际交往上，就不能不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这只是用玉的声音来教化人，而不是用玉的色泽、纹理、质地来教化人，足见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人给玉石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最大边际地发挥玉石的道德教化作用，不仅利用玉的形和质，还用玉的声音，如果不是《礼记》留下记载，现代人很难相信古人用玉的声音来感染人。

玉石作为一个教化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文化内涵，有一些内涵已经随着历史灰飞烟灭，我们已无法考证，只能从古文献上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古人非常喜欢圆形的玉，圆形的玉代表天地之间的和谐圆满，所以玉环、玉扣、玉子特别受到古人的喜爱，这里也有教化作用，让人把和谐圆满当作至高无上的准则。

诚然，古人把玉有些神化，古人认为佩戴玉器可以凝神聚气、定惊和趋吉避邪，还有许许多多的文化内容。古人有时候用一个玉器来象征一个观念，比如说“玉块”，帝王给大臣赐一个玉块，就等于给大臣传授了一个观念，在遇到紧急的时刻，处事要坚决果断，不能犹豫彷徨，这自然也是一种教化。像这样代表一个单独观念的玉件和玉器，还有很多，有些我们已无法还原它的内涵。

中国的儒家就继承了几千年的玉石文化，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性忠孝，温良恭俭让，这些道德概念是对玉德的传承和发扬；儒家文化就是中国的源头文化——玉石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到了汉武帝时代，社会文明已上升到了理性高度；抽象思维已经能够代表图像思维，所以儒家文化就代替了玉石文化；因此中国历史的教化功能就用儒学来代替。我们研究玉石文化，要尽量地还原玉石的文化内涵，让玉石在建树今天新道德中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调动人去开发人的创造潜能，也能激起人的物欲，甚至贪欲，我们的社会文化如果不防止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就有可能引起社会道德的滑坡，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强化伦理道德应该是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应该用道德观念去抵消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要在人的精神领域构筑起道德的长城。

构筑道德长城的形式应是多样的，渠道也是多种的。由于市场经济正反两种作用，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道德的防御力量也应渗透于社会的生活深处，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方面都能建造成道德防线。这个任务是繁重的，玉石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对人起过教化作用，教化的成果也是显著的。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夏时代 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 艺术心理学 材质表现 母题研究

一、国内关于“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的论著论述

国内关于“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的论著论述很多，但主要就“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的分类、年代、寓意、发展及其传播等问题谈及很多，而对其在艺术创造的艺术心理学问题上基本没有涉及。尤其是材质表现主题方面，即艺术家主要是使用青铜材质表现艺术形象还是使用绿松石表现艺术形象问题，更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王金秋在其《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一文中，从造型、纹饰、镶嵌工艺等角度对“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进行了论证，并指出，二里头出土铜牌饰是第一次以“兽面”为表现母题的青铜饰品，并且这种“兽面”纹饰为商周青铜器的创制与发展开了先河;陆思贤在其《二里头遗址出土饰牌纹饰解读》一文中，主要以占卜学与星相学为依据，对“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的纹饰进行解读，他认为：“狐面纹饰牌，本于夏代对尾宿星座的观察与交会男女;熊面纹饰牌，源于黄帝、鲧、禹对北斗星座的星占;鳞体兽面饰牌，是龙兽合体纹饰。”这个观点似乎有点牵强，因为在史前社会中国天文学还没有发展到如此精确程度，而且人的生殖与星座的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王青、李慧竹的《国外所藏五件镶嵌铜牌饰的初步认识》一书中论述：国内存7件，分别是二里头3件、广汉三星堆2件、广汉高骈1件、甘肃天水1件，国外存9件，并谈及到青铜铸件构成框架问题，但未谈及艺术形象表现问题，总体上对目前发掘发现“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的数量、分布以及特征功用等作了初步探讨;王青在其《镶嵌铜牌饰的寓意诸问题再研究》一文中，主要在李学勤研究的基础上就铜牌饰的分类、年代和寓意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张天恩在《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有关问题》一文中，就天水地区出土铜牌饰在夏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可能已存在着文化交流、传播等方面的联系进行了探讨;李学勤先生在《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一文中，对铜牌饰分类、年代、寓意问题进行了详细阐释，又在其《从一件新材料看广汉铜牌饰》一文中，就铜牌饰的流源问题进行了论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分别在《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1984年秋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一文中，就铜牌饰发掘流程及出土文物分类、年代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记述;朱凤瀚在其《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对夏时代铜牌饰进行了简略概述;李学勤在其《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中，以图式介绍了流往海外的铜牌饰;杜金鹏在其《广汉三星堆出土商代铜牌饰浅说》一文中，就商代铜牌饰的发展问题与夏时代二里头铜牌饰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叶舒宪在其《二里头铜牌饰与夏代神话研究―再论“第四重证据”》一文中也做了详细论证。纵观这些论著论述，他们基本上是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论证，而不是或不完全是从艺术学的角度进行论证，有些学者从星相学或占卜学上进行论述，其结论实不可取。

二、表现母题的传承和发展

夏时代“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在表现母题上的确定直接是对传统艺术题材的继承与发扬，继续表达了“天圆地方”的理念。在良渚玉器表现上，良渚玉器整体体现了“天圆地方”理念，以立方体的棱为中轴线，以对称形式在器壁上刻绘有八“兽面”，并以横截中线为界划分上下两部分。而这一兽面题材在“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中充分表现出来：如图1的夏时代晚期铜胎绿松石玉饰象形牌，长14.2厘米，宽9.8厘米，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其表现相当明显，整体看上去似一个兽面，其实这是艺术家在进行构思时用到的对称原理，即在器物正中作中轴线，而两边设计一动物形象相向对称的设计。这一动物形象实际上是对世界和世界事物的抽象形式（原型从画面中可以看出是大象的形象）进行表现，如果从整体设计来看视觉上又是一个整体正面兽面形象，这是艺术家独特的设计理念的体现和反映。这种设计理念完全是在继承母题基础上进行的发扬。而此设计为两头俯卧式大象形象，且坚持了正侧面率与中轴线成左右对称构成视觉正面图式而造成视错觉，故被认为是正面率“兽面”表现。由于这种母题在史前社会玉器材质中易于表现，且玉材质表现艺术形象是在原材上进行雕琢，而当锡铜合金或铅铜合金或锡铅铜合金这种新材质出现之后，夏时代艺术家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掌握，故而他们沿用了传统工艺和新型工艺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来体现和反映这种母题表现。再如图2的夏时代晚期铜胎绿松石玉饰牛或羊形牌，长16.5厘米，宽8～11厘米，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其表现的整体工艺依然以青铜铸造母胎构架，这种母胎其实如同我们现在的构图一样，艺术家先在心理定势中思考到整体母题表现，以模范制作青铜铸件来表现世界和世界事物的线性形象构图，然后再以绿松石镶嵌已组成所要表现世界和世界事物形象的“兽面”。这种“兽面”在图2中体现的是人们所熟悉的牛或羊的整体形象。而图3的夏时代晚期铜胎绿松石玉饰蝉形牌，除上述工艺和艺术心理定势物外化之外，艺术家所表现的世界和世界事物形象是人们所熟悉的蝉蛹整体形象。图4的夏时代晚期铜胎绿松石玉饰羊形牌，艺术家所表现的世界和世界事物形象明显是羊的整体形象。

三、表现技术的传承和发展

史前社会的玉器一般是采取阴线减低的表现手法来表现人面或兽面题材，有学者认为是“神人合一”的纹饰。夏时代玉器和铜器的相结合可以说是技术改进方面的一大进步，从技术表现和材质表现来说，这基本上是以青铜铸就母胎，而直接表现母题的还是玉材质，所以说这是一件玉器而非铜器。如果从材质上来说，玉器材质完全改变了史前社会玉材质的主体功用，主要以绿松石为装饰材质进行艺术表现。关于绿松石材质的使用，早在红山文化晚期的玉石制作中已有使用，当时只是制作一些绿松石玉坠。绿松石属于玉的一种，以其制作的器具也应该称为玉器。那么，红山文化中所发掘的绿松石玉坠饰是对绿松石玉材质的初步使用，而到了夏时代青铜材质的发现和使用，使得艺术家在材质上考虑到将二者结合使用，而出现绿松石材质和铜材质的综合运用。这从侧面反映了夏时代艺术家对这两种材质的充分理解和掌握，也反映了夏时代艺术家对这两种材质性能的充分理解和掌握。绿松石铜牌饰中关于铜胎的铸造，艺术家是采用一模一范进行铸造，并根据镶嵌绿松石的大小比例和数量进行模与范的设计和制造。铜胎绿松石玉饰象形牌这件作品主要由大小长宽不等的长方形绿松石块300块左右排列组成整个兽面艺术形象，整件作品体现庄重神圣且威严狞厉的艺术风格，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而图1、图2的表现母题是夏时代艺术家理解和掌握的世界和世界事物、运行规律以及“具有他类能力”。故而从材质和制作工艺来看，这是玉材质的进一步发展和使用，尤其是使用绿松石材质进行形象组合来表现艺术家对世界和世界事物及其运行规律的理解和掌握。因此，我们认为考古界所定论“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界定不完全准确，他们只注重了新材质的重要作用以及整体器件的功能，却忽略了传统绿松石玉材质的使用和发展及功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是玉材质表现艺术形象而不是铜材质表现艺术形象，是传统工艺和新型工艺的有力结合，同时值得肯定的是玉即绿松石的功用而不是铜的功用。

四、关于铜牌饰的命名问题

王青在其《镶嵌铜牌饰的寓意诸问题再研究》一文中作了详细论证，但对定名问题依然传承传统叫法。所以，考古界把夏时代晚期所发掘发现的“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定名为“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依据新型材料青铜的使用和青铜时代概观性界定而进行命名的。但是，我们一般在给一件艺术品命名时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1.主要表现材质;2.主要表现工艺;3.主要表现题材;4.主要表现语言;5.主要表现艺术形象，并遵循以年代、特征、类型定名的“三标准”原则。依据这几个方面，我们现在分析夏时代“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的特点：1.从主要表现材质来看，夏时代“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主要表现材质是绿松石，而非青铜;是以绿松石作为主要表现材质来表现主题和塑造形象，而青铜只是用来进行艺术表现的母胎，如同宣纸一样，它只是艺术载体而非艺术表现。2.从表现工艺方面来看，青铜只在艺术表现地材方面和基本构图方面起到作用，而绿松石如同笔墨、色彩等才是艺术形象主要表现材质。3.从主要表现题材来看，这里主要表现的是夏时代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飞禽走兽和昆虫等，而非凭空想象。4.从主要表现语言来看，艺术形象的产生直接是艺术家艺术心理定势物外化的结果，即是“心象”异化为“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真正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和文化意志，以“狞厉美”来体现奴隶主贵族利益集团的审美标准。5.从主要表现艺术形象来看，这里主要表现的是“兽面”，或者说是“大象”“蝉”“鹿”“羊”“牛”等与人们生产生活劳动密切相关的“世界和世界事物及其运行规律”，并且艺术化抽象化。因此，考古界关于“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命名明显有问题，按照上面分析可知：夏时代铜牌饰命名应该是“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或者“铜胎绿松石玉饰双象形牌”或者“铜胎绿松石玉饰蝉形牌”或者“铜胎绿松石玉饰鹿形牌”或者“铜胎绿松石玉饰羊形牌”或者“铜胎绿松石玉饰牛形牌”等等。这样命名，既考虑到新型青铜材质的使用，同时也考虑到传统玉石材质的艺术表现功能，更能体现出上述命名原则。

总之，通过对夏时代艺术心理学诸特征在青铜器创制方面的各种艺术表现分析来看，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到阶级社会一条重要的创作规律：有阶级社会以来，艺术家在艺术心理学方面的心理行为必须遵循：1.艺术创制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并且具有国家意志的理解和掌握。比如，在奴隶社会，艺术创制必须体现以夏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集团整体利益的国家意志，这种意志以满足夏王朝奴隶主贵族集团集体需要为目的，并不是以类个体的需要为标准，故而它体现了夏王朝奴隶主贵族集团的类整体性;2.艺术创制必须体现文化意志，并且具有主流文化意识的理解和掌握。比如，在奴隶社会，艺术创制必须体现以夏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集团的文化品位、文化方向以及审美标准。这种文化品位、文化方向以及审美标准以满足夏王朝奴隶主贵族集团集体政治的需要，以达到正确指导人类发展和社会发展;3.艺术创制必须遵循美的原则，具有娴熟的技能和精妙的艺术语言表现的理解和掌握。美的原则主要体现美的目的和美的规律，而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人们的审美趣味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各有不同。比如，在夏王朝时期，以表现“狞厉美”为美的目的和美的规律。夏、商、周艺术心理学诸特征（艺术视觉及其思维、艺术知觉及其思维、艺术创作动机的形成、艺术语言及其表现、艺术心理定势的形成及物外化、艺术批评和艺术观照行为等）的艺术表现主要集中在青铜器的创制和发展上。那么，夏时代艺术家也必须具有以上三个条件，并在艺术心理学诸特征中加以体现和反映。譬如，夏时代综合材料创制品“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它首先体现了夏王朝奴隶主贵族集团的国家意志，又体现了奴隶主贵族集团的社会地位和权威，也体现了奴隶主贵族集团“具有一切”的本质。这种“具有需要”使得青铜生产生活器具一开始创制就由奴隶主贵族集团所“具有”并为他们服务;其次，从文化意义上又体现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替的痕迹，甚至于还表现了最原始的生产生活情景―狩猎。诸如鹿面（主要象征狩猎传统生产生活状况等）、象面（主要象征运输生产生活状况等）、蝉面（主要象征季节生产生活状况等）、牛面（主要象征农耕新型生产生活状况等）等兽面图象的表现足以证明;其三，就是艺术家通过对传统材质绿松石与新型材质青铜的理解和掌握，在原来琢玉和镶嵌技术的基础上加以使用新型材质青铜铸造艺术形象表现的母体或者说就是构图，然后使用传统材质绿松石加以表现国家意志和文化主题―兽面。实际上这些兽面题材是对现实世界中与夏人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或昆虫。这样，我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理解和掌握“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从而也真正理解和掌握了夏人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夏时代艺术心理学特征物外化行为主要体现在传统玉器的继承和发扬，其社会功能还是以玉器为主体现统治阶级阶级意志和贵族社会地位，故“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是一个历史性的见证。而夏时代艺术心理学在艺术作品即青铜器的创制与使用上的表现更说明了艺术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于艺术家创制青铜器艺术产品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更为商周青铜器“兽面”母体的表现提供了翔实的物质依据和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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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伯达. 古玉史论[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的宝玉石自古以来就和文化紧密相连，“一片冰心在玉壶”、“冰清玉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都是对纯洁的爱情、无私的友谊、高尚的品格的赞美。宝玉石，不仅仅是工艺品，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前任新疆矿产试验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的李泽昌，一生与矿产和宝玉石结下不解之缘。1968年，刚毕业的李泽昌从四川来到新疆，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银丝满头。说起新疆的宝玉石，与矿产、宝玉石打了已近40年交道的他快人快语，带着浓重的乡音，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李会长说，新疆的宝石、玉石资源尤为丰富。和田玉、海蓝宝石、碧玺等宝玉石无论是资源量，还是开发利用，都位居全国之冠。已知宝玉石34类，种类多，品种全，是全国省区中不多见的，在世界上也少有。开发利用的宝石主要为海蓝宝石、绿柱石、碧玺、水晶等。其中透辉石、方柱石、钙铝榴石等为全国少见宝石。在国际上久负盛誉的和田玉质地坚硬、韧性上乘、柔润光滑，是古往今来中国人最喜爱的玉石品种，是世界上玉石中的佼佼者，其中羊脂白玉为世界罕有。

据考证，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及商贸交流的最初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陶瓷，而是和田玉。殷商的玉饰，周朝的礼器，汉朝的玉衣，唐代的玉莲花，宋朝的玉观音，清代的大禹治水图等，这些稀世珍宝，无一不是用和田玉雕琢的艺术品。和田玉的名贵，也自然成为宫廷，深得慈禧喜爱，故宫宝玉石收藏品90%多为和田玉。其中“大禹治水”是我国最大的和田玉精工杰作，整块白玉重达5350公斤，历时6年雕刻完成。2008年奥运会徽――中国印，徽宝取材和田玉，让新疆宝玉石协会的李会长兴奋不已。

俗话说黄金有价石无价，高品质的和田玉已从八十年代的普通价涨到现在的天价。新疆从事宝玉石生产、销售的单位和个体达到上千家。北京、上海、河南、广东及扬州、苏州都有新疆宝玉石的集散地和加工地。

如何保证消费者买到货真价实的宝玉石，1993年李会长在兼任质检站站长时，就搞起了授权检验，产品与证书同时挂牌的经销模式，使新疆宝玉石市场从竞争无序到有序规范。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在宝石界，栾秉H声名显赫，曾长期担任中国宝玉石协会副会长，2004年任亚洲珠宝联合会珠宝评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5年任亚洲珠宝联合会翡翠商会顾问和亚洲珠宝联合会副主席。2006年，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文物鉴定研究室聘请他为客座研究员，

隔行隔山不隔理

栾秉H193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古现镇古现西村。他天赋聪颖，好奇心强，爱学习又爱动脑子，凡事都问个为什么；不干则罢，要干就干出个样。有一年，家里所种的二亩菜园中的黄瓜上了蚜虫，别家都拉秧改种别的东西了，他却将黄瓜秧贴地用剪刀铰掉，再放水将蚜虫冲掉，撒下肥料，黄瓜秧很快发芽开花挂果，黄瓜在市场卖了好价钱。这件事使他受益终身：“凡事都有哲理，隔行隔山不隔理。‘动脑子能带来甜头’这一哲理，是从小时候种庄稼、种菜劳动里逐渐培养起来的。”

栾家世代务农，但栾秉H的外祖父、姨老爷和姑夫都曾在北京待过，所讲老北京故事特别是有关北京珠宝市的故事，牢牢地储存在他的脑海中。“童年脑子里储存的好东西，也许永远不能输出，但如果有缘碰到‘激活剂’，就会打火花，也许伴你终生奋斗。”1962年，因鉴定珠宝，与北京首饰公司宝石专家马长树先生和北京玉器厂玉石专家赵永魁先生相识，是他有缘相撞的珠宝两大“火花”：“马长树和赵永魁两位先生是我终生研究珠宝的带路人和启蒙老师。”栾秉H说：“我相信缘分。”

因兵荒马乱，栾秉H的小学没上几天。不识字的父母饱受无文化之苦的现实，使他深感文化的必要：“每个人只能来一次地球，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许多不明白的事，没有文化很难弄明白。”遂于1950年秋考入省立烟台二中。他如饥似渴般地学习，一年之中，记下3000多个俄语单字，并在1952年暑假译出3万多字俄文儿童小说《我们的工厂》。

1955年秋，栾秉H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学制5年。栾秉H从未想到会终生研究宝玉石。那时，举国上下狠抓阶级斗争，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范畴的宝石和玉石及其制品无人敢公开研究，连中国是古老的玉石之国也几乎无人敢提了。中国宝石业（玉器制造除外）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很多人搞宝石也多半是在此时期开始的。

栾氏外语与京粉翠、欧泊

毕业后，栾秉H分配到北京地质局102地质队岩矿鉴定室工作。

在批判“只专不红”的年代里，不懂英语和日语的栾秉H面对英日文资料束手无策。于是，他拿出来学俄语的劲头自学英语和日语。他用独创的学习和记忆方法边学边译，硬是将安德逊《宝石鉴别》、阿雷姆《彩色宝石大全》、胡尔巴特《宝石学》等重要英文著作资料和铃木敏《宝石志》、西冈薰佑《宝石之话》、崎川范行《宝石》、久米武夫《新宝石学》、《新宝石词典》、砂川一郎《话说宝石》、近山晶《宝石》等重要日文著作资料翻译到手。以笔译为目的的栾氏外语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产物，他自己评价：“我的英语和日语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和日本人也不明白。”在职称外语考试时，他在考卷上写明：“我学的是俄语，有两本英文翻译著作，现在考的是日语。”个性鲜明的栾秉H心里存不住东西，不该说的事也给说出来了。

北京地质局102地质队非金属组有一项专门为北京玉器厂等单位寻找宝玉石原料的任务。非金属组在北京地区找到的玉石原料有京粉翠（蔷薇辉石）、京白玉（石英岩质玉）、瓜子玉（安山岩）、京黄玉（蛇纹石玉）、羊肝石（火山岩）等，得到了玉器厂领导和老玉人的好评。非金属组所采集的各种标本，常常送到岩矿鉴定室让栾秉H鉴定。北京首饰公司也偶尔送来澳大利亚蔷薇辉石、欧泊（宝石蛋白石）等进口宝石，促使栾秉H收集国内外有关宝玉石方面的资料。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寻找宝玉石原料的还有云南地质局宝石小分队，他们的功劳也是现代珠宝发展史上最早闪光的一页。

京粉翠（Bejingpinkjade）是蔷薇辉石（Rhodonite）矿物组成的岩石，因呈粉红色和产于北京，北京玉器厂给起了个“京粉翠”的工艺名称。京粉翠产于北京昌平西湖村。1932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实习时考察过西湖村蔷薇辉石；1939年地质学家王竹泉先生进一步发现了“含镁蔷薇辉石变种”（含MgO 6.24%），称为“西湖村石”，载入世界经典之作文契尔《矿物学》中。只是，地质界前辈们并未指出蔷薇辉石可作玉石原料。在京粉翠未发现以前，北京首饰公司从澳大利亚进口原料，经栾秉H鉴定发现其中夹杂有菱锰矿替代品。

1963年，在进行岩矿鉴定时，栾秉H偶然从西湖村地区岩矿标本中发现了粉红色的蔷薇辉石致密块体，意外的发现使他十分激动，并建议马上进行工艺实验，由此揭开了开发西湖村蔷薇辉石玉料的序幕。1966年102地质队进行了全面地质普查和勘探工作。栾秉H配合矿区技术负责人于丕中先生，经过3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勘探任务。这使我国不用花外汇进口这种原料了。栾秉H不仅为国家找到了京粉翠玉石原料，而且否定了“西湖村石”的存在，矿床成因不是“热液型”，首次提出“锰矽卡岩”的概念等等。西湖村京粉翠至今仍在开采。

欧泊为蛋白石的英文（Opal）译音，中国工艺名称为“变彩蛋白石”，亦称白宝石、骊珠、闪山云、五彩石，元末陶宗仪《辍耕录》称“屋扑尔蓝”。1964年末，栾秉H到北京首饰公司看欧泊，马长树先生介绍这种宝石从澳大利亚进口，但是中国人怎么叫法值得商量。栾秉H说，“屋扑尔蓝”译名过长，就叫“欧珀”吧！但这个名字容易跟“欧洲琥珀”相混，栾秉H突然想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实验成功，便改为“欧泊”。此名在中国珠宝界沿用至今。

几十年后，北大教授杨富绪对栾秉H说：“欧泊这个名字起的不错，泊字有个水字边，正好蛋白石成分中含水。” 栾秉H说：“香港称欧泊为‘澳宝’，比我当初起得更好，欧泊是澳大利亚国宝嘛！起名时，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地质界可以说没有人对珠宝感兴趣。我整理珠宝资料完全是‘一言堂’，如日本人把欧泊的变彩叫做‘游彩’，把猫眼石的游彩叫做‘变彩’，不符合中国国情。用不着跟谁商量，我就给它倒转过来了。”

宝石知识的传播者

1973年，栾秉H计划写篇宝石文章，这就是后来定名为《宝石和彩石的分类与鉴别》并在1978年“中国第一届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学术大会”上宣读。“我感到很奇怪，全世界的宝石著述为什么没有给宝石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甚至有人把优质宝石的三个条件（美丽、耐久、稀少）当成了宝石的定义”。在《宝石和彩石的分类与鉴别》一文中，栾秉H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宝石的科学定义，提出宝石有“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极重要的概念，并提出“工艺要求”的概念和内容，由此产生了栾秉H的宝石分类和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著述。栾秉H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不是一句空话。写东西既要与世界接轨，又要符合中国国情才行。”

中国宝玉石业在1983年出现了全新面貌。在河南南阳地区和河南地质四队支持下，“全国宝玉石联谊会”宣告成立，同时在南阳市举办全国珠宝展销会。回首往事，栾秉H感慨万千：“我们冲破了重重阻力，联谊会在展销会声中成立了，这是中国现代宝玉石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毫不夸大地说，没有当时的全国宝玉石联谊会，就很难有8年以后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宝玉石协会。”栾秉H被选被选为全国宝玉石联谊会副理事长，开始了为珠宝企业服务和培养人才的时代。

早在1980年春夏之交，栾秉H就在冶金部燕郊地质勘察大队组织的国内首次宝石学习班上主讲宝石。20多年来，为发展宝玉石业，栾秉H走遍了全国各地，进行咨询服务和鉴定讲课活动。除了在各地珠宝古玉学习班讲课之外，还到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桂林工学院、北京珠宝研修学院授课。有生动风趣的栾秉H授课，学生们决不会昏昏欲睡。

栾秉H著《宝石》被业内公认为“经典之作”，前后历经12年，于1985年12月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他的许多著都是当时国内的“第一本”：1980年上海科技出版社《现代科学技术词典》（宝石学科）、1984年文物出版社《怎样鉴定古玉器》（中国第一本如何鉴定古玉玉质的图书）、198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中国宝石和玉石》（中国第一本精装彩色宝石图书）、1991年轻工业出版社《英汉宝石词典》（我国第一本宝石辞书）、2003年文物出版社《古今夜明珠》（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本论述夜明珠的著作）等。他正忙于撰写《古玉鉴别》，预计2007年出版。

兴趣广泛的栾秉H还写作并发表过科幻小说《第二次丝绸之路》，科幻小说《古墓迷影》、《传国宝侦破记》等未刊稿的内容也常与珠宝有关。栾秉H说：“我的一切爱好最终有一个主体落脚点――珠宝或者说已上升到了玉文化。”

珠宝店里的坐堂先生

1988年，应北京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的聘请，栾秉H出任珠宝高级技术顾问，负责珠宝咨询服务和把好进货质量关。一天，有新疆人来珠宝部卖海蓝宝石原料。栾秉H一看，这是天蓝色的玻璃，硬度5.5，硬度7.5－8的海蓝宝石可以刻划这些玻璃的。事后得知，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有家制瓶厂，约有数吨天蓝色的碎玻璃混进了海蓝宝石原料里卖掉了。又一天，河北两个小伙子来卖翡翠戒面，戒面全绿色，有大拇指大，水头好，很漂亮，共有8粒。栾秉H想：这么好的翡翠戒面，每粒价值应在数万元至十几万元。便问：“每粒开价多少？”“8000。”栾秉H立刻明白了，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戒面里面呈网格状构造；再看颜色，给人一种掺有蓝色调的感觉。这是栾秉H第一次看到所谓的“马来西亚玉”。“戒面如果每粒开价8万元，我有可能上当。因为他们有我写的书，所以很抬举我。”栾秉H深有体会：“凡事要认真，马虎不得。”

1989年秋，山东青岛王朝大酒店珠宝部经理王正刚来北京，邀请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去展销，并请栾秉H为顾客“免费坐堂咨询鉴定珠宝”。这一创举，开创了我国珠宝专家坐堂咨询鉴定珠宝的活动。

坐堂与讲课不同，无须高深的理论，但要说的通俗易懂，也要看对象而论。如有人问：“钻石值钱，还是宝石值钱？”显然他没有宝石概念。如有人问：“钻石的净度，VVS和VS怎样区别？”他肯定懂不少宝石且知道评价钻石的4C条件。至于用眼睛怎样识别宝石，顾客基本上不懂。顾客最关心的是“真假”和“价格”。真假好说，价格难言。在咨询和鉴定中，也常常遇见不少以假充真的东西，多数是把人工合成的红宝石当成天然的红宝石，或是把立方氧化锆当成钻石。

涉猎考古二十载

玉文化是我国独有的优秀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千百年来玉文化研究一直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1999年5月，著名玉器研究专家杨伯达先生提出了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玉文化和玉学的重大课题，带领多学科专家学者拉开了研究中国玉文化和玉学的序幕。在短短的六七年时间内取得了学界瞩目的成就，开创了史无前例的研究中国博大精深的玉文化和玉学的新纪元。

在研究现代珠宝的同时，栾秉H不可避免地涉及古代玉器，但那时出版的考古报告对出土玉器多一笔带过，鲜有玉质说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栾秉H径直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找到所长夏鼐，自报家门。夏鼐一听这位不速之客是搞矿物研究的，立即打开两个大抽屉，里面全是玉料。夏鼐告诉栾秉H，玉料和玉料来源必是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1981年春，经文物出版社编辑楼宇栋先生介绍，栾秉H前往陕西宝鸡市博物馆、扶风、凤翔县及周原文管所，首次为考古界鉴定出土玉器玉质。从此，栾秉H一步步深入考古界，不断向考古界学习，同时也以自己的专长服务考古界。所发表的古玉研究论文很有见地，如《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玉器玉质问题》、《玉石分化与玉概念的珍宝性和社会性》、《〈山海经〉中的玉及其祭神活动》、《古代绿松石释名、史前出土物分布特征及原料来源问题》、《探讨史前古玉玉质及玉料来源对研究中国玉器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性》、《和田玉何时进入中原》，等等。

作为受过系统地质学教育的专家，栾秉H在玉文化和玉学研究之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中国玉学中牵涉到玉的界定、玉质的测试和鉴定、玉石矿床分布特征、成矿地质条件、玉矿品种及资源区划、玉料来源与开采传播等，栾秉H认为，应充分利用地质矿床学、矿物岩石学和宝石学现代科学知识，不必泥古；中国玉文化不是单纯的闪石玉文化，闪石玉以外的玉石，如蛇纹石玉、绿松石、玛瑙、玉髓、萤石、石英岩质玉、青金石、水晶等等以及隋唐以后的宝石类，在中国玉文化发展中也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玉文化 玉质 玉德 自然属性

发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绵延至今的玉文化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它文明的显著特征。惟有中华民族讲究人玉合一，以玉比人喻事，寄情明志。翻开中国800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无数有关玉的记载和传奇故事，玉渗透到古代政治军事、哲学艺术、伦理道德和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充当着特殊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成因上论，玉被解释为天地之精华；从地位上讲，玉被推崇为万物之主宰；从礼仪上讲，玉被标榜为道德之楷模；从实践功能上说，玉被珍视为辟邪消灾、延年益寿的神器；从美学鉴赏角度而言：玉质美和玉德美组成了中国玉文化重要的美学内涵。

一、玉质美

玉质即玉的质地，正是因为质地美才有了玉与石的分化。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玉，石之美者。”我国1979年版的《辞海》对玉的解释：“玉是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因为具有独一无二的色泽和光彩，人们才精挑细选，使这种具有特殊质地的“美石”独立出来，称之为“玉”。中国玉从古至今都有广义的概念，西方统称为软玉和硬玉（翡翠）。软玉通常指和阗玉，以质地细腻、致密、纯净为特征。

质地美在历史上是最早被认定的，汉代以前孔子提出的玉德美就是对玉的质地特征进行拟人化比附的理论成就。古人称：“美玉无瑕，白璧无瑕”、“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赞美的就是玉的质地美。

1.“坚缜细腻”之美

玉料的质地坚硬缜密，细致滋润，细粒的致密岩石经磨蚀后表面水润光滑，故称“坚缜细腻”之美。

2.“温润以泽”之美

玉料滚石、卵石呈致密的块状，表面矿物的断口露出内质的油脂和光泽，磨蚀成流畅的曲面，故呈“温润以泽”之美。

3.“无瑕之美”

和阗白玉、羊脂玉为单一的透闪石矿物结构，纯净无杂质，故显“美玉无瑕，白玉无瑕”之美。

综观玉的质地，细腻滋润、坚硬缜密、光华照人，具有一种温润而凝重的美感。正是因为具备了温润、无暇和坚贞（缜）的自然属性，孔子和许慎才将玉性比附涵盖于人性之中，使二者水融，形成了渊源流长的“玉德说”。

二、玉德美

玉德是根据统治者广施德政的需要，以比附和抽衍的思维活动将玉固有的自然属性转化为思想修养和行为准则上的最高标准的精神演绎。即将玉“道德化人格化”。影响最深远的是孔子的十一德之说，属玉文化美学中的伦理道德范畴，最终落实在“君子比德于玉”，“君子必佩玉”.“君子无事玉不去身”等传统观念上，成为约束君子行为的准绳。东汉许慎改变了孔子的十一德说，认为玉有“五德”，是历史上玉德说的最后诠释，一直流传至今，给玉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

玉是天然美石本质上的自然属性，将玉的属性“人格化”，则演变为“玉精神”。玉的天然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揉在一起形成了玉文化的精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深刻阐述了玉的“仁、义、智、勇、洁”五种美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玉的色泽、纹理、质地、硬度、韧性五个本质属性。此五德，既指玉又指人，语意双关。

（1）玉之仁

润泽，指玉石断口的油脂光泽细腻，比喻广施恩泽；温，指温和柔仁。“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是指玉的颜色质地和光泽温润柔和，滋养恩泽万物，是富有仁德的表现。

（2）玉之义

义理，指玉石的纹理。“勰理自外可以知中”即根据玉石的外部特征就可以知晓它的内部结构，“表里如一”代表了玉石富有正义感，实事求是的品质。

（3）玉之智

优质的玉常用来制作乐器，因其质地坚硬细腻，故敲击声音舒展和谐清扬悦耳，远播四方。是玉石富有智慧和远谋的象征。

（4）玉之勇

玉虽硬度不算太高，但韧度在自然宝玉石中列居首位，故玉宁折断而不弯曲，坚贞而不屈服，是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贵气节的体现。

（5）玉之洁

廉即廉洁。忮即嫉恨，絮音“洁”。“锐廉而不忮”，指玉碎之后，断口虽然锐利，有能力嫉恨报复他人或求得好处，但却能坚守廉洁而不为之。

玉德说萃取了民族精神的精华，――“润泽以温”的奉献品格；“化干戈为玉帛”的团结风尚；“宁为玉碎”的民族气节；“瑜不掩瑕”的清正廉洁气魄；“锐廉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其独特的玉意识和玉思维彰显了中华玉文化特有的思想和哲学内涵。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金玉文化，跨文化交际，思维模式

 

我们都不会忘记，在北京奥运会上，“金镶玉”奖牌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金和玉的完美结合不仅凸显了奖牌的价值，更是将中国文化很好地与奥林匹克精神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玉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中最值得传承和重视的部分。

关于玉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可金玉文化的概念还很少见。国内对玉文化的研究还停留在玉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上。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金玉文化的差异做了对比研究，并探究其差异的深层原因。

1.中西方金玉文化差异

1.1 中西方金文化差异

在韦氏词典中，关于 “gold” 的表达有超过370种，这些表达通常含有褒义色彩，象征着财富，幸福以及成就。比如我们经常所说的goldenages/years/days.

同样的，在汉语词典中，也有很多关于金的表达。许多表达与英文中的 “gold” 类似，但是金在汉语中的意思要远远多于“gold”，尤其是在古代，金泛指所有的金属。在《辞源》中，有超过250条关于金作为财富象征的表达。比如说金夫，金甲，金沙等等。而带有金的中国的四字成语更是数不胜数。例如金枝玉叶，金科玉篆，金石良言等等。

此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金一直与宗教密切相关，在圣经中，gold 出现了大约500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达“Now Abram had great wealthof cattle and silver and gold”。金在圣经中象征着权势。在中国，金也广泛应用于宗教中。比如说，在佛教盛行的265-589年，大量的金子用于建造雕像，寺庙，在佛教经文中也有很多关于金的描述。

尽管有关金的文化在中国和西方大致相同，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在英文中，金都与财富直接相关，可是在中文中并不是，比如说金风是指秋天的风，金戈铁马是战争的标志，鸣金收兵是指打锣并召回部队。金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提取和冶炼需要很大功夫，还因为它拥有可切割性，耐腐蚀性，持久性以及携带方便等等其他金属无法比拟的优势。金能够使用在很多地方，如经济，装饰，电子，航空，天文等等。此外，金在调节经济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视。

1.2 中西方玉文化差异

黄金所扮演的角色在西方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乎相等。但是玉石在中西方文化中占有不同的地位。事实上，玉在中国蓬勃发展，可在西方文化中却很少有玉文化的踪影，因此在韦氏词典中，只有12种关于玉的解释，而其中9种都与它的物理性质有关。

在中国文化中，玉文化是独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文化。中国自西周以来，儒家就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用玉蕴含的道德来规范人的言行。在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玉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中融物质与精神甚至多种品格的特殊文化。中国玉文化不仅有上万年的悠久历史，重要的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玉文化之“象”和“脉”均在。虽然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人的“玉之情结”仍在，中国文化的“玉之品格”仍在，它仍然是中国文化最值得传承和重视的部分。

2. 中西方金玉文化差异的原因

虽然玉文化在西方的缺失和在中国的繁荣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来讲，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所致。免费论文。也就是说，这是由中西方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特定的思维方式的不同所决定的。

2.1 伦理思维与认知思维

中国伦理思想，是君主和大臣之间，父亲和儿子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保持伦理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制度。中国的先哲思想，尤其是在中国半封建的地理条件和小农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儒学思想，使大部分中国人热切地关心道德素养以及政治生活，而不是探索大自然的无穷奥秘。玉石光彩的外表，滑而坚硬的质地，令人愉悦的声音使它成为中国伦理思想的代表，它不仅仅是一块华丽的石头，它被赋予更加深刻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玉石与政治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西方的思维方式往往是趋向认知型的，古希腊开放的海洋地理条件以及它的周边区域，尤其是其手工业，商业，海洋业的发展，使古希腊的哲学家对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时，哲学家及科学家都争先恐后对神秘的自然界展开探索，他们以此为兴趣和任务，因此在那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亚里斯多德，培根和皮亚杰。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人在试验的基础上发展了他们的认知思维模式。人们平静对待自然现象，并且尝试通过深入研究来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和内在属性。他们也会像中国人一样研究玉石，但仅仅是客观地研究它的物理属性，比如说玉石的物理性质以及它与其他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总之，认知型思维的人仅仅是把玉石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物质，而非其他任何与社会文化相关的产物。

2.2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

通常，善于综合思维方式的人认为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社会秩序和普遍的秩序都处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更加注重一个整体与各个成分之间的协调能力，而并非单独的个体。在古代，中国人会从自己的直接经验中发现所有的事物都是对称的，所有的事情都具有双面性，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对立。一个人只有充分考虑到事物的双面性，兼顾到任何一面，让他们之间成为对称的整体，他才能对事物保持一颗愉悦的心情，从而获取平衡感。这源自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譬如说孔子视黄金如粪土，崇尚中庸和和谐，反对冲突等等。视黄金为粪土的观点恰恰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也是道教的主旨所在。伟大的道学家庄子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非独立的个体。庄周梦蝶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庄子之所以选择蝴蝶，是因为他认为万事万物都以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力存在，这种强大的内力能够使它们相互竞争，得以繁荣。大的生物如此，而细微的生物更是如此。把自己和蝴蝶联系起来，庄子阐明了自己天人合一的思想。免费论文。

玉石富有光泽但并不耀眼，表面光滑柔软，富有棱角但并不锋利。小小的瑕疵使玉石愈发动人，可谓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而这正与一个人高尚的品德交相辉映。玉石的柔和光滑象征着一个人富有仁爱之心。玉石光滑的棱角象征着一个人拥有足够的个性，但同时能够做到温和谦逊，而并非炫耀武断。它的瑕不掩瑜象征着一个诚实的人毫不掩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之处。总之，再也没有比玉石更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美德的东西了。

与综合性思维不同，西方人更加注重分析性思维。也就是说，他们要了解一个事物，必须要从构成这个事物的若干要素着手，了解每个要素的性质，功能，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所有的要素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区分，相互对立。因此，西方人始终认为自然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它能够被人类社会所征服。在人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更加强调人类在社会中的主观能动性。这与传统中国思想中强调的人类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免费论文。

由此可见，对于西方人来说，玉石只是一个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美观的石头。它可以供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研究，也可以供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在特殊的地点展开考究，更可以供喜好收藏的人在市场上购买并且欣赏。除了是块美观的石头外，玉石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文化意味而言。

2.3 求同性与求异性

两千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由集中的氏族制度来主导，也就是社会规范以及个人信仰的统一性。从统治阶级到被统治阶级，人们按照大致相同的思想模式思考。他们应该按照同样体裁的文章，表述同样性质的观点（连,2002）.任何反对的声音都被认作是异端，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式求同性思维。它注重求同，拒绝求异。求同性和我们之前所说的伦理性，整体性一起构成了中国集体思维的特点。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谐观。玉石诸多独一无二的良好品质恰好吻合了人们对于和谐概念的追求，并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玉也就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逐渐发展成为蔚为大观的玉文化。

与中国的传统思维不同，西方人认为，对待一个问题应该从不同角度出发，并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连, 2002)。自古以来，西方思维模式一直随着时代和科学与民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因此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产生了。不同的思想之间可能会充满冲突。例如，经验主义的代表者培根和洛克主张归纳法，贬低亚里士多德的推论法;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赞成推论法，贬低归纳法(连,2002)。 在很大程度上，个人主义源自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发展而来的科学。那些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人，很少对自己的观点产生过犹豫，相反，他们会提出不同的论调并对权威持怀疑态度。在玉的自然属性中，似乎很难找到玉所代表的和善与西方人个性中的侵略性相似的特点。

3.金玉结缘—中西文化的融合

在北京奥运会上，金和玉的完美结合让人眼前一亮。奖牌正面为插上翅膀站立的希腊胜利女神和希腊潘纳辛纳科竞技场，奖牌背面的边缘为金属，中心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臂造型的玉臂。玉器是中国玉礼器之首，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四方”。中国自古传承着一句“化干戈为玉帛”的名言，“干戈” 指古代战争和兵器。玉帛是指玉器和纺织品，是会好友的礼物，隐喻和平。将和田玉镶进奥运金牌，表明着中国人民希望和平的美好愿望。它为奖牌加入了中华民族的体温，加入了情感联络，是中西方文化合璧中最灿烂的一朵奇葩。

参考文献：

[1]郭洁敏.当今国际关系中文化融合的新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5,(10).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李静.借奥运之风，弘扬中华玉文化.艺术市场,2007,(6).

[5]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2).

[6]朱怡芳.文化密码：中国玉文化传统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2).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金玉文化，跨文化交际，思维模式

 

我们都不会忘记，在北京奥运会上，“金镶玉”奖牌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金和玉的完美结合不仅凸显了奖牌的价值，更是将中国文化很好地与奥林匹克精神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玉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中最值得传承和重视的部分。

关于玉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可金玉文化的概念还很少见。国内对玉文化的研究还停留在玉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上。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金玉文化的差异做了对比研究，并探究其差异的深层原因。

1.中西方金玉文化差异

1.1 中西方金文化差异

在韦氏词典中，关于 “gold” 的表达有超过370种，这些表达通常含有褒义色彩，象征着财富，幸福以及成就。比如我们经常所说的goldenages/years/days.

同样的，在汉语词典中，也有很多关于金的表达。许多表达与英文中的 “gold” 类似，但是金在汉语中的意思要远远多于“gold”，尤其是在古代，金泛指所有的金属。在《辞源》中，有超过250条关于金作为财富象征的表达。比如说金夫，金甲，金沙等等。而带有金的中国的四字成语更是数不胜数。例如金枝玉叶，金科玉篆，金石良言等等。

此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金一直与宗教密切相关，在圣经中，gold 出现了大约500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达“Now Abram had great wealthof cattle and silver and gold”。金在圣经中象征着权势。在中国，金也广泛应用于宗教中。比如说，在佛教盛行的265-589年，大量的金子用于建造雕像，寺庙，在佛教经文中也有很多关于金的描述。

尽管有关金的文化在中国和西方大致相同，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在英文中，金都与财富直接相关，可是在中文中并不是，比如说金风是指秋天的风，金戈铁马是战争的标志，鸣金收兵是指打锣并召回部队。金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提取和冶炼需要很大功夫，还因为它拥有可切割性，耐腐蚀性，持久性以及携带方便等等其他金属无法比拟的优势。金能够使用在很多地方，如经济，装饰，电子，航空，天文等等。此外，金在调节经济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视。

1.2 中西方玉文化差异

黄金所扮演的角色在西方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乎相等。但是玉石在中西方文化中占有不同的地位。事实上，玉在中国蓬勃发展，可在西方文化中却很少有玉文化的踪影，因此在韦氏词典中，只有12种关于玉的解释，而其中9种都与它的物理性质有关。

在中国文化中，玉文化是独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文化。中国自西周以来，儒家就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用玉蕴含的道德来规范人的言行。在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玉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中融物质与精神甚至多种品格的特殊文化。中国玉文化不仅有上万年的悠久历史，重要的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玉文化之“象”和“脉”均在。虽然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人的“玉之情结”仍在，中国文化的“玉之品格”仍在，它仍然是中国文化最值得传承和重视的部分。

2. 中西方金玉文化差异的原因

虽然玉文化在西方的缺失和在中国的繁荣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来讲，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所致。免费论文。也就是说，这是由中西方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特定的思维方式的不同所决定的。

2.1 伦理思维与认知思维

中国伦理思想，是君主和大臣之间，父亲和儿子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保持伦理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制度。中国的先哲思想，尤其是在中国半封建的地理条件和小农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儒学思想，使大部分中国人热切地关心道德素养以及政治生活，而不是探索大自然的无穷奥秘。玉石光彩的外表，滑而坚硬的质地，令人愉悦的声音使它成为中国伦理思想的代表，它不仅仅是一块华丽的石头，它被赋予更加深刻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玉石与政治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西方的思维方式往往是趋向认知型的，古希腊开放的海洋地理条件以及它的周边区域，尤其是其手工业，商业，海洋业的发展，使古希腊的哲学家对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时，哲学家及科学家都争先恐后对神秘的自然界展开探索，他们以此为兴趣和任务，因此在那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亚里斯多德，培根和皮亚杰。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人在试验的基础上发展了他们的认知思维模式。人们平静对待自然现象，并且尝试通过深入研究来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和内在属性。他们也会像中国人一样研究玉石，但仅仅是客观地研究它的物理属性，比如说玉石的物理性质以及它与其他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总之，认知型思维的人仅仅是把玉石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物质，而非其他任何与社会文化相关的产物。

2.2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

通常，善于综合思维方式的人认为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社会秩序和普遍的秩序都处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更加注重一个整体与各个成分之间的协调能力，而并非单独的个体。在古代，中国人会从自己的直接经验中发现所有的事物都是对称的，所有的事情都具有双面性，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对立。一个人只有充分考虑到事物的双面性，兼顾到任何一面，让他们之间成为对称的整体，他才能对事物保持一颗愉悦的心情，从而获取平衡感。这源自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譬如说孔子视黄金如粪土，崇尚中庸和和谐，反对冲突等等。视黄金为粪土的观点恰恰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也是道教的主旨所在。伟大的道学家庄子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非独立的个体。庄周梦蝶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庄子之所以选择蝴蝶，是因为他认为万事万物都以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力存在，这种强大的内力能够使它们相互竞争，得以繁荣。大的生物如此，而细微的生物更是如此。把自己和蝴蝶联系起来，庄子阐明了自己天人合一的思想。免费论文。

玉石富有光泽但并不耀眼，表面光滑柔软，富有棱角但并不锋利。小小的瑕疵使玉石愈发动人，可谓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而这正与一个人高尚的品德交相辉映。玉石的柔和光滑象征着一个人富有仁爱之心。玉石光滑的棱角象征着一个人拥有足够的个性，但同时能够做到温和谦逊，而并非炫耀武断。它的瑕不掩瑜象征着一个诚实的人毫不掩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之处。总之，再也没有比玉石更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美德的东西了。

与综合性思维不同，西方人更加注重分析性思维。也就是说，他们要了解一个事物，必须要从构成这个事物的若干要素着手，了解每个要素的性质，功能，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所有的要素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区分，相互对立。因此，西方人始终认为自然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它能够被人类社会所征服。在人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更加强调人类在社会中的主观能动性。这与传统中国思想中强调的人类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免费论文。

由此可见，对于西方人来说，玉石只是一个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美观的石头。它可以供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研究，也可以供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在特殊的地点展开考究，更可以供喜好收藏的人在市场上购买并且欣赏。除了是块美观的石头外，玉石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文化意味而言。

2.3 求同性与求异性

两千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由集中的氏族制度来主导，也就是社会规范以及个人信仰的统一性。从统治阶级到被统治阶级，人们按照大致相同的思想模式思考。他们应该按照同样体裁的文章，表述同样性质的观点（连,2002）.任何反对的声音都被认作是异端，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式求同性思维。它注重求同，拒绝求异。求同性和我们之前所说的伦理性，整体性一起构成了中国集体思维的特点。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谐观。玉石诸多独一无二的良好品质恰好吻合了人们对于和谐概念的追求，并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玉也就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逐渐发展成为蔚为大观的玉文化。

与中国的传统思维不同，西方人认为，对待一个问题应该从不同角度出发，并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连, 2002)。自古以来，西方思维模式一直随着时代和科学与民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因此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产生了。不同的思想之间可能会充满冲突。例如，经验主义的代表者培根和洛克主张归纳法，贬低亚里士多德的推论法;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赞成推论法，贬低归纳法(连,2002)。 在很大程度上，个人主义源自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发展而来的科学。那些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人，很少对自己的观点产生过犹豫，相反，他们会提出不同的论调并对权威持怀疑态度。在玉的自然属性中，似乎很难找到玉所代表的和善与西方人个性中的侵略性相似的特点。

3.金玉结缘—中西文化的融合

在北京奥运会上，金和玉的完美结合让人眼前一亮。奖牌正面为插上翅膀站立的希腊胜利女神和希腊潘纳辛纳科竞技场，奖牌背面的边缘为金属，中心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臂造型的玉臂。玉器是中国玉礼器之首，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四方”。中国自古传承着一句“化干戈为玉帛”的名言，“干戈” 指古代战争和兵器。玉帛是指玉器和纺织品，是会好友的礼物，隐喻和平。将和田玉镶进奥运金牌，表明着中国人民希望和平的美好愿望。它为奖牌加入了中华民族的体温，加入了情感联络，是中西方文化合璧中最灿烂的一朵奇葩。

参考文献：

[1]郭洁敏.当今国际关系中文化融合的新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5,(10).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李静.借奥运之风，弘扬中华玉文化.艺术市场,2007,(6).

[5]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2).

[6]朱怡芳.文化密码：中国玉文化传统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2).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珠宝玉石鉴赏；通识教育；实践能力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4.079

1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普通大众对珠宝玉石的购买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在急剧的增加。珠宝玉石是继住房后的又一投资热潮，所以现实版的《疯狂石头》在不断上演，“天价钻石”、“天价翡翠”、“天价和田玉”等宝石热炒事件层出不穷。同时电视媒体上的鉴宝节目也不断冲击着大众的视觉，如中央电视台的《鉴宝》、北京卫视的《天下收藏》、河南卫视的《华豫之门》等节目。这些宝石热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更是人类高层次的本能需。人对珠宝玉石的喜爱是在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上，利用珠宝的稀缺性来寻求安全需求，利用珠宝的美丽性来寻求社交需求。

在国家不断出台文件，推进素质教育和提倡通识教育的大环境下，《珠宝玉石鉴赏》作为文理交叉的课程走进了各个大学的通识课堂。目的旨在提高大学生对珠宝玉石的认识，加强学生走向社会应对珠宝玉石相关问题的能力，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但由于《珠宝玉石鉴赏》涉及地质学、矿物学、宝石学、历史学、文学、美学等众多文理学科交叉，同时通识课程又是面向全校不同院系，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必然不能遵循专业课教学方法，进行理论-案例-实践的教学方法，而应从培养能力的核心诉求，来切实提高大学生的珠宝玉石相关能力。

2 理论教学

基础理论教学主要为宝石概述，讲解宝石相关的定义、分类、特征、资源、成因、工艺、市场等基本知识，这是宝石鉴定的基础知识，同时也是加深对宝石的宏观认识，为后面的分类理论教学奠定基础。

2.1 宝石定义

宝石定义古今中外各不相同，精准的宝石定义理解，能有助于理解宝石的内涵。宝石定义的发展，中外定义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对宝石的理解，同时也体现了各自的文化差异。

如西方国家传统上认为宝石主要是美丽的矿物和部分岩石，而我国传统上认为美丽而稀少的石头就是宝石。这种传统的差异既体现了不同民族生存环境的不同，同时也跟不同民族的性格有关。西方人直接热情，东方人含蓄优美。而最新的国家标准则认为：美丽、耐久、稀少，具有工艺价值的矿物单晶体和集合体为宝石。这是借鉴西方地质科学的研究成果。

2.2 宝石分类

宝石分类是个重点，建立了系统的宝石分类，就能从宏观上了解宝石。传统出于颜色、地名、国别等因素对宝石的分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和深入，自然界发现的宝石种类越来越多，单凭宏观的印象对宝石进行分类命名，会使人产生纷繁和迷乱。因此有必要按照宝石的本质，从化学特征角度进行宝石分类。

结合宝石相关主要教材和国家最新标准，珠宝玉石主要分为宝石和玉石两大类，宝石主要包括钻石、红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等常见宝石；玉石主要包括翡翠、和田玉、独山玉、岫岩玉、绿松石、石英质玉石、碳酸盐质玉石等常见玉石；有机宝石如珍珠、珊瑚、琥珀、象牙等皆归入宝石类；而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鸡血石等四大印章石和歙砚、端砚、洮砚、红丝石等四大名砚及观赏石类皆归入玉石类。

2.3 宝石特征

宝石的特征应从化学特征、结晶特征、物理特征三方面进行讲解，因为宝石是由元素组成，不同元素的性质不同，相互之间结合方式不一样，其结晶学特征也不相同，这也导致宝石所表现的宏观物理特征各具特色。如钻石和石墨都是碳原子组成，当碳原子组成正四面体结构时为金刚石，组成六边形平面结构时为碳原子，正因为这种结晶特征的差异，所以导致金刚石和石墨的颜色、光泽、硬度、密度等物理特征也各不相同。

化学特征、结晶特征、物理特征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授课时重视三者关系的同时，要着重详解物理特征，尤其是宝石光学性质和力学性质。光学性质中着重分析颜色、光泽、透明度、折射率，力学性质中应着重分析硬度、密度、解理、断口。因为这些性质即常见易懂，又提纲挈领。如市场上常听到的“水头”包含了宝石的透明度、矿物水等因素，“地”包含了宝石的结构、包体、杂质、裂隙等因素。对物理特征的系统分类和详解，并与市场上的“习语”相对照，这既有利于系统掌握宝石肉眼鉴定的知识，同时又有利于宝石的市场选购。

2.4 宝石资源与成因

宝石资源部分应从宝石的世界分布状况和中国分布状况来讲解，同时要强调各个地区的优势宝石。如世界主要的宝石资源集中在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但非洲以钻石为主，亚洲以彩色宝石和玉石为主。中国虽然宝石种类较为齐全，但宝石级的相对较少，最具有优势的宝石矿种为橄榄石、各种玉石、珍珠，所以中国被称为“橄榄石之国”、“玉石之国”、“珍珠之国”。

宝石资源的分布受宝石成因的控制，宝石成因主要分为内生成因（宝石）：与岩浆活动和火山活动有关；外生成因（印章石、砚石）：与近地表成矿作用有关；如欧泊、玉髓、绿松石、孔雀石、钻石、翡翠、软玉、绿柱石、石榴石等。变质成因（玉石）：岩石在地壳内应力的作用下（如构造运动引起的温度、压力、岩浆、热液等的作用），使其物质矿物成分、矿物组合、结构和构造发生变化而形成新的矿物群体。如翡翠、石榴石、硅化木等。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地域覆盖广 此次培训班共招收学员八十余位，分别来自全国十余个省市自治区，涵盖了行业的方方面面，有奇玉石收藏家、玉矿开采商、玉石经营者等等。

酒泉市文物管理局的重视 此次培训班也受到了酒泉市文物管理局高度重视，酒泉市文物管理局局长杨永生、酒泉市文物管理局调研员段应君、酒泉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吴华等出席了培训班的开班典礼，还率领班子及全局工作人员全程参加培训，夯实玉石收藏鉴赏知识。

理论实践相结合 此次培训班特设精品石展台，鼓励学员携精品石前来参加培训，意在形成讨论交流氛围，将课上所学理论与藏品实际结合起来。张家志教授讲授的《黄龙玉知识与鉴赏》课后，就精品石展台上的黄蜡石展品进行有益的探讨；肖永福教授讲授的《翡翠知识及鉴赏》课上，肖教授特意准备的一批翡翠实物课件，让学员们热情高涨、眼界大开；易爽庭教授讲授的《和田玉知识与鉴赏》课上，有酒泉本地学员带来一批自己收藏的和田玉用作课件，也对学员们深入理解授课内容有了直观深刻的认识。肖永福教授主动增授的《翡翠赌石》课程，辨假赏真、眼见手摸，学员们大呼过瘾。

玉石理论家庭化、参培学员层次高 本期培训班延续了首届培训班夫妻、父子学习的传统，此次培训班也有夫妻、父女、父子同班学习的好现象。在培训班学员中有离、退休厅局级老干部四人，年龄最大的76岁，当今收藏走进家庭，收藏成为了一种家庭共有的爱好和投资行为，共同学习也就顺理成为收藏风尚。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环太平洋三大玉文化板块

考察世界古代人类文化，使用玉器的地区和族群主要有东亚的华人、中美洲地区的古印第安人以及新西兰一带的毛利人。他们不同程度地创造了自己的玉文化，形成了著名的环太平洋三大玉文化板块。

在这三大板块中，对于古老的中国玉文化，研究的学者颇多；但对于其他两个玉文化板块，我们的学者却关注得不多。环太平洋地区是地球板块运动最剧烈的火环带。黄翠梅、叶贵玉女士根据世界闪玉矿（Nephrite）与辉玉矿（Jadite）的分布，认为真正形成玉文化的地区集中在环太平洋的三个区域――东亚、中美洲和南太平洋岛屿。按照玉器出现的时间顺序，最早的是东亚闪玉文化圈（公元前6200年至今），其次是中美洲辉玉文化圈（公元前1800年～公元1521年），最后是毛利人居住的纽澳一带和南太平洋岛屿的南太平洋闪玉文化圈（公元1200年至今）。后两个玉文化圈，无论从自然条件、人种起源的DNA证据，还是从有形和无形的文化基因（包括玉器造型、仪式及审美倾向）来看，极有可能最初都始于一源，即东亚玉文化圈。而启动东亚和世界玉文化引擎的则是中国。

从对中美洲玉文化的亲身考察出发，笔者认为中美洲并非辉玉文化圈，而应称之为以绿石为主的玉文化圈。东亚玉文化圈在三大玉文化圈中起源最早，分布最广，延续的时间也最长。其核心为中国，早期还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列岛、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大陆及岛屿地区（如越南及菲律宾地区）。在除中国之外的这些地区的玉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玉器是玉块，且其发展大都受到了中国玉文化的影响，延续的时间并没有中国长。中美洲玉文化圈的分布主要在墨西哥及连接北美与南美的狭长地带，包括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伯利兹等地。其中，墨西哥、哥斯达黎加是主要地区，整体区域内分布着各种文化。南太平洋玉文化圈开始的时间较晚，延续时间不长，包括了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澳大利亚、印尼苏拉威西岛、新几内亚岛等地。这些地区主要出产透闪石玉，玉料与中国玉基本一致，但多以绿色闪石玉为主，主要玉器为斧、凿一类的工具，巴图棒之类的礼仪用玉，人形的颈饰以及鱼钩形器等具有装饰功能的玉器，其使用者主要是原始的土著毛利人。目前，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DNA的证据均显示出，毛利人与五千年前居住在中国东部沿海和台湾地区的居民有密切的联系，其玉文化也深受东亚玉文化的影响。

2012年是中墨两国建交四十周年。故宫博物院和墨西哥国家考古与历史局（INAH）为此联合举办了“山川菁英――中国与墨西哥玉石文明展”大型玉器展览。故宫博物院遴选出100件（套）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玉器藏品；墨方则从全国多个博物馆所藏的玉石器中也遴选出100件（套），穿越了中美洲三千多年的时空，包括著名的奥尔梅加文化、玛雅文化及墨西加文化玉石器。这是世界上两个古老玉文化板块之间的第一次文化碰撞与对话。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与“绿石崇拜”

中国古代玉文化概念中的玉，主要是指闪石玉；而在中美洲，玉文化并非是指纯粹的辉玉文化，玉的概念也十分宽泛，主要是指绿色石头。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解释为：“玉，石之美者，有五德。”这五德是春秋时期孔子所认为的玉之“十一德”的简化，从中可以看出古人眼中“真玉”的含义有两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一曰“石之美”，二曰“有五德”，缺一不可。故《说文》中有六十多个从玉的字，但定义却有“美玉”、“玉也”、“石之似玉者”、“石之次玉者”、“石之美者”之分。

中国古代真正的玉之含义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锁定在地矿学中的透闪石玉上，英文名为nephrite，以和田玉为代表。蛇纹石、长石、叶蜡石、石英岩之类的矿物则被称为“珉”，春秋时期就有“贵玉贱珉”的思想。此外，对于水晶、玛瑙、绿松石等似玉的美石，在古代文献中均有特定的称呼。除上述名称外，还有“水精”、“水玉”、“赤玉”、“碧靛”等。虽贯之以“玉”的后缀，但并不将其与真玉混淆。清代开始流行的翡翠属辉石玉矿物，它并非国产，而是从缅甸输入。在清代中后期，翡翠成为达官贵人追捧的对象，但人们多将其归入珍宝一类，并赋予其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实际上，翡翠并非中国传统玉文化的载体。中国的闪石玉颜色多样，有白玉、青玉、碧玉、黄玉、墨玉等等。史前时期，人们多崇尚绿色的玉。汉代以后逐渐推崇白玉，尤以和田玉中的羊脂玉为最佳。

中美洲古文化中玉的概念，更多的是社会文化角度的广义的“玉”，主要是指各种绿色的石头。如著名的奥尔梅加文化、玛雅文化、墨西加文化虽然都有辉煌的玉文化，但是玉的概念十分宽泛，包含了多种材料，如各种岩石、翡翠（辉石玉）、蛇纹石等，但还未见闪石玉。中美洲重要的辉石玉――翡翠出产于危地马拉蒙塔瓜河谷。

墨西哥大庙博物馆（Museo　del　Templo　Mayor）的绿石头专家梅尔加（Melgar）先生曾给笔者展示过各种玉料的标本，并告诉笔者，中美洲被称为玉（Jadite）的古代玉料种类达二十余种之多。在其展示的标本中，就有辉石玉、蛇纹石、纳长岩等。笔者在考察墨西哥的博物馆后发现，中美洲古印第安人对玉的喜欢基本上属于绿石头崇拜。人们看到玉石清新的颜色就会联想到绿色、植物、生生不息，以及生长轮回，认为它们与水、肥沃、丰饶有着宗教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对一切绿颜色的石头都非常感兴趣。普通的大块绿石头，如蛇纹石之类的多被雕琢成大型的石雕，而较为难得且珍贵的辉石玉（翡翠）则多被制成小件的精美饰品、玉珠或嵌于面具之上。

在地位较高的部落酋长的大墓中，出土的色彩艳丽的辉石玉会多些，但也有大墓中不见辉玉，只见绿石头的现象。这是否说明，在中美洲，人们并没有严格地将翡翠从绿色石头中分离出来，只是因为翡翠比一般的绿石头更为鲜艳好看，高等贵族如有可能就会占有较多这样的绿色石头？但是这种在玉料上的等级分别并不像古代中国那样严格，中美洲的人们也不像中国古人一般有着较为严格的用玉制度。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经将玉与石区分开来。在各个重要的文化区域内，都形成了以闪石玉为主流的玉器品种。商周以后，闪石玉逐渐成为真正的玉文化载体。

笔者没有对中美洲用玉进行过全面考察，所以不敢妄说辉石玉在中美洲古玉文明中所占的比例，但笔者看到中美洲三个文化中被称之为玉的制品，大多并非真正的辉石玉（Jadite），当然，这还需要更多的地矿部门的检测。所以，笔者认为将中美洲称之为辉玉文化圈还有待商榷，称之为以绿石为主的玉文化圈则较为合理。

敬神、通天的宗教礼仪功能

中美洲玉文化出现及兴盛的时间比中国晚，但部分玉器的造型与使用功能与古代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玉器在敬神、通天方面的宗教礼仪功能是两地玉文化的核心。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的多个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玉器。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器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距今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之后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等多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均出土了大量玉器，并且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玉文化。进入夏商文明以后，玉文化更是在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一直延续至今，经久不衰。

中美洲的玉文化发展主要集中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上，即奥尔梅加文化（Culture　Olmec，公元前1800年～公元400年）、玛雅文化（Culture　Maya，公元前1500年～公元1521年）以及墨西加文化（Culture　Mexica，公元1200～公元1521年）。奥尔梅加文化可以说是中美洲文明的始祖，其玉器发展的兴盛期在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800年，相当于中国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这个时期的玉雕作品主要有玉雕人首、人像以及斧钺造型的玉礼仪工具等。类似的玉雕作品，在中国的新石期时代就已经出现，比奥尔梅加文化要早约2000年以上。而中美洲著名的玛雅文化，持续的时间较长，主要分为前古典期（公元前1500至公元250年）、古典期（公元250年至900年）、后古典期（公元900至1521年）三个时期，其中玉器开始制作于前古典期的中期，但是兴盛的时期主要在古典期，相当于中国的西周至唐这一阶段。许多玉人像的造型和奥尔梅加文化相似，也有类似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造型。墨西加文化又称阿兹特克文化（Culture　Aztec），起始年代较晚，又在西班牙的殖民侵略下消亡，文化中心就在墨西哥城，其玉器兴盛的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南宋晚期至明代中期。目前，墨西哥还保存着相当多的墨西加文化遗迹。

虽然中国和中美洲两个玉器文明的出现及使用有早晚之别，但玉器的宗教礼仪功能是两地玉器文明中最为相似的部分。玉器是否具有礼仪性，也是我们判断一个使用玉器的族群是否发展出玉文化的主要依据。

玉作为通神或者祭祀祖先的重要载体，在两个文明的各种宗教礼仪场合被广泛使用。虽然中国人认为玉是山川之菁英，古印第安人认为玉石是上天之石，但两者都认为玉与神灵、健康以及美好的事物相关，把玉石当作人类与神灵世界沟通的媒介。玉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些非同一般的特征也使得玉器成为等级、身份及权力、权威的象征。

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人们就已经能够明确地将玉与石进行区别。那时，以玉制成的各种生产工具及武器虽然在造型上模仿一些有实用功能的石器，如斧、凿等，但实际上玉质品大多没有实用功能，而是一种军事和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在中美洲，人们并不对玉与石进行严格区分，虽然部分以翡翠及绿色石头制成的工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但是许多玉斧上刻有神像，是一种具有礼仪性的物品。这一点同中国早期玉质工具的功能非常相似。

等级制度的体现

在两种文明中，无论是人体佩戴用玉还是器物装饰用玉，其作用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多的是一种礼仪及等级制度的体现。

高等贵族大量佩戴玉器，通过玉来显示其等级身份，以及与普通民众不一样的权力。在中国，玉是贵族所追求的一种品德的象征。《诗经》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孔子最早在《礼记・聘义》中就说：“君子比德于玉”，并将玉归结为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德性，比之于君子，从而要求“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反之也成为约束君子德行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奠定了中国古代玉文化的理论基础，实际上也是儒家道德规范的一种反映。中国玉文化之所以绵延几千年不衰，与儒家玉德观的形成及贵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美洲的玉器文明，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对玉的功能进行系统的总结，但是通过壁画及各种雕塑人物所佩戴的装饰玉器，也同样表达了等级及权威的观念。

丧葬用玉与陈设用玉

所谓丧葬用玉，是指为死者入葬而专门制作的玉器，不同于死者生前所用的玉器。两种文明的丧葬用玉体系十分相似，而且丧葬用玉在两种文明中都十分发达。专门的葬玉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如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末虢国2001、2009号墓都出土了数量可观的葬玉。战国时期，葬玉有了较大的发展。两汉时期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用玉制度，主要有玉衣、玉覆面、玉套、玉窍塞、玉玲、玉握、玉枕、镶玉棺和丧葬用玉璧等，人们认为使用它们可以使尸身不朽、灵魂不灭。魏晋以后葬玉逐渐衰弱并消亡。

在中美洲的古文化中，为逝者专门雕琢的小神像常常陪葬在墓中。人们认为，死亡只是从一个生命到另一个生命的转换过程。绿石珠是死者最常用的陪葬物品之一，常常被放于被葬者的口中。人们认为它能够帮助逝者前往另一个生命。这一点与中国汉代在死者口中放置玉蝉啥的用意是一致的。另外，墨西哥湾的奥尔梅加文化最早出现了丧葬用面具，有的面具眼睛和嘴巴留有空隙，以便死者在另一个生命里呼吸。后来，中美洲的其他文化也将这类面具用于丧葬仪式中的逝者。这类面具的作用与中国西周时期开始出现的玉覆面相似。

在陈设用玉方面，两地有着较大的差别。早在先秦以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日常及陈设用玉，但因原材料的限制，器型不是很大。汉代以后，随着与西域的互通，和田玉开始大量进入中原，日常陈设用玉渐大渐多。明清时期，各种器物雕件及玉质器皿尤为丰富。乾隆皇帝对玉器的喜爱，更使玉质陈设器成为宫中各个宫殿中主要的陈设用器。相比之下，在中美洲，陈设用器并不发达，日常用玉中也只有少部分的玉质工具。由于原材料稀少及玉石价值高昂，它们被最大限度地用于制作祭祀器物或者为逝者所用的珍贵物品。

治玉工艺

在治玉工艺上，虽然中美洲古老玉文化与中国玉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中国的治玉工艺是随着工具的进步而进步的，经历了石质工具、青铜工具和铁质工具阶段，同时发明了治玉最重要的工具――砣机，钻孔工艺亦十分发达。但笔者考察墨西哥古老的治玉工艺时发现，那里最发达的是石质工具的使用和钻孔技术的应用，金属工具的使用似乎并没有出现。这可能与中美洲古文化在公元1521年消亡前还处于铜石并用阶段，且金属工具并未普及有关。

另外，中美洲的治玉技术似乎没有完全从治石技术中真正分离出来，许多治玉方式还保留着治石技术的传统。在墨西哥，目前还保留着制作石器及石工具的传统，虽然制作出来的产品已经变成了旅游纪念品。在墨西哥城郊外一处制作手工艺品的工场里，笔者还看到了工人徒手打制石器的场景。这些石器大多是用当地十分多见的黑曜石制作而成，采取的是中国史前北方常见的细石器制作方法――打制法与剥制法。工人们非常熟练，一会儿功夫就能打制出一个石斧或石矛出来。在古文化时期，打制的尖状器可以作为钻孔或刻划线条的工具使用，石叶则可以制作成石刀，它们都可以作为治玉工具来使用。在中美洲古老的玉文化中，这些石质工具的使用似乎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

和中国一样，那里的钻孔技术使用广泛。在大庙博物馆，绿石头专家梅尔加先生给笔者演示了玛雅人及阿兹特克人治玉工艺中的钻孔技术，使用的钻具及技术原理和中国的钻孔技术是一致的。在对一些硬玉料的钻孔过程中，也会使用解玉砂。在古老的印第安玉文化中，钻孔技术似乎随处可见，如大量用于玉珠上的钻孔。印第安玉文化不仅大量使用实心裎钻，还发明了管钻技术，所用的可能也是竹管、骨管一类的物质。

但是，中美洲并没有如中国一般出现治玉砣机。梅尔加先生告诉笔者，目前没有发现砣的痕迹，古老的玛雅文献中似乎也不见砣的记载。这一点，从中美洲的玉器中也能找到证明。墨西哥出土的玉器，真正精工细琢的并不多，小件的辉石玉虽然雕琢的较多，但细看线条还是较为粗糙，不似中国的金属砣具已经能够制作出细腻流畅的线条。此外，许多硬的辉玉即使是用来制作较高等级的面具，也多被切割成玉片镶嵌在面具模型上。施有细密精湛工艺纹饰的器物不是很多，例如目前发现随葬玉器最丰富的墓葬，是位于铭刻神庙（Palenque）下的帕卡尔大帝（King　Pacal）的墓葬。帕卡尔大帝脸上所戴的面具就是由大小不等的各种形状的翡翠片拼镶而成，颈部、肩部、手上所戴的翡翠珠、管、戒指均只要钻孔、磨圆就行，没有雕琢纹饰。在中美洲，使用普通的石质工具就能进行片切割，镂雕工艺也只要进行切割对磨或钻孔技术即可实现。当然，解玉砂的使用在两个玉器文明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玉器制作的最后打磨、抛光工序，二者也有着十分相似的处理过程。

综上所述，中美洲虽然形成了当地辉煌的玉文化，但似乎没有如中国一般形成“器”的文化，即玉器在雕琢技巧上的高度发展。主要原因就是工具的革新进步没有跟上，金属工具没有广泛使用，治玉和治石工艺没有完全分化出来，治玉工艺相对原始，基本还停留在中国玉文化的新石器阶段。只是中美洲的玉雕工艺也包括了切割、成型、钻孔、粗略刻划纹饰、镂空、打磨和抛光等主要治玉工序。从实物看，古老的印第安人已经掌握了相当出色的打磨与抛光技艺。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指出：可利用美术课程资源，供学生自学或合作学习时使用，它对激发和提高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养成终身热爱美术的情感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一边利用网络充实自己的玉石知识，一边思考着如何利用身边有限的资源，带领我的学生们主动地了解有关玉石的历史知识和怎样积极地去探讨玉石的文化底蕴。

一、课前资料的收集能充实学生的学识

既然学校内可利用的资源较少，何不在广阔的校外环境中让学生有针对性地去找有关知识呢？于是，在第一堂鉴赏课结束时，我要求学生们留意身边有关玉石的知识。可以通过从校外书店、学校图书馆、网络媒体、杂志和对玉较有研究的人士等资源去获得。

二、自读后的小组交流合作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美术新课标理念告诉我们：要注重通过学习方法和过程来提高美术素养。导入新课后，我告诉学生玉石的鉴赏与当时的社会观念、生活环境等有关。玉石的历史发展在课本上介绍了一些，与其我介绍，不如大家分组自读（学生们大为赞同），完毕后结合课前收集到的资料，小组相互讨论和交流所得。想不到的是，学生们居然非常认真地去做了。那讨论时浓厚的学习气氛让我体会到教学的本质是交往，是交往过促中思维的激活、碰撞和闪光。

三、运用游戏促进学生与知识的互动

新课标改革提倡“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获得结论。教学是一种交流与合作，也是一种互动与生成。学生们通过资源获得了知识，现在的他们也是身边资源的一种。通过小组的互动与全班学生的互动，甚至是和教师间的互动，可以使这些资源不断得到扩大和丰富。我便设计了“考考你”的游戏，小组提出共同探讨未得答案的问题，也可以利用小组已有的知识来考其他组的成员，或者考老师。学生们兴奋极了，热烈地讨论，投入的劲头深深感染了我。他们的问题五花八门：和氏璧现在在何处？中国玉产量最多的地区是哪儿？最好的玉是什么玉？最大的玉有多大？古代没有先进设备，如何制造精美作品？如何鉴别真玉假玉？玉是怎样形成的？玉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色泽吗？……学生们踊跃发言，小组配合特别默契，课堂学习气氛浓厚而高涨。

四、分组协作探讨使学习自主性得到提高

意犹未尽之时，我告诉他们：几千年来，人们敬玉，爱玉，赏玉，戴玉，对玉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玉在国人心中象征圣洁，高贵，美丽，坚贞。玉文化是神秘的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借助身边所有的资源，包括各种课本（字词典、语文、地理、历史等等），分组从成语、古代诗词、历史名人、乐器名、地名等不同方面共同探讨玉石文化的底蕴。我要求他们找出含有玉的内容，归纳古代玉的用途和象征的含义。学生们欢呼着忙开了……

五、利用成果展示肯定学生自主学习的成绩

一段时间后是小小的成果展示汇报。我请学生们将自己小组的研究成果向全班介绍……学生们很积极地发言，很认真地倾听，在这过程中他们不但理解了中国玉石文化的底蕴，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动探讨学习的行为方式得到了肯定，这对于培养他们以后的良好学习习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六、课件欣赏进一步开阔学生的视野

课件教学一直是学生喜欢的学习方式，因为美术课件便于更直观地进行审美教育。它可更大范围地展现世界民族文化，让学生开阔视野，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提高美术鉴赏水平。

七、自我评价使学生的能力得到锻炼和延伸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Award-presenting Ceremony of Superb Craft Award of the

Seventh Chinese Jade Carving and Stone Carving” will be

held at Shanghai Exhibition Centre on September 18. With

the theme of “Lofty Dream in Shanghai”， this grand event

will embark on the journey for “Renaissance of the Chinese

Jade Culture”.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上海海派玉雕文化协会等单位承办的“2014中国玉雕品牌博览会、海派玉雕艺术大展暨第七届中国玉石雕神工奖”于9月18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开幕。本届神工奖，以“海上逐梦”为主题，开始了“中国玉文化复兴”的追梦之旅。七大亮点，令人注目。

中国高度 品牌战略

本届神工奖，标举玉雕品牌，把玉雕品牌博览会列于标题最先位置，是一种战略决策。这是第一次将玉雕品牌建设作为玉雕发展战略提出，其意义极为重大。

第七届中国玉石雕神工奖在去年第一次评出海派玉雕品牌工作室的基础上，又首次推出中国神工品牌标杆，把品牌建设提到中国高度，在玉雕品牌建设领域内，开拓一片新天地，起到一种引领作用。

此外，将玉雕品牌建设和非遗项目的传承结合起来，以传承项目为主线，让传承人的品牌工作室在海派玉雕的传承中起到导向作用。

同时，继续评选中国神工价值人物和中国神工创新英才，突出表现大师的创造性、艺术性、思想性，突显人在玉雕创作中的本体作用，强调他们的创造对玉雕文化艺术的贡献。

搭建平台 活态传承

海派玉雕作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传承发展一直是神工奖的主旋律。经过六届神工奖的成功实践，神工奖已成为海派玉雕活态传承的展示平台。

随着部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队伍的扩大，他们已成为神工奖作品展评的主力军，神工奖成了他们展示成果的舞台。不仅如此，他们的徒弟、徒孙们也已成为大展的生力军，令人振奋。

今年的神工奖，首次推出《传承人：进行时》图文特别展，演绎海派玉雕和传承人的风采。图文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将形象展示传承人当下进行活态传承的生动景象，是一大看点。

同时举行海派玉雕非遗系列丛书第一本《海派玉雕新传人》新书首发仪式。该书选取34名海派玉雕大师新秀的资料编写成册，将他们的传承谱系、技艺特点及艺术价值梳理总结，从一个角度展现海派玉雕传承发展的脉络，是薪火相传的时代记录，具有鲜活的当下性。

层层筛选 确保质量

本届神工奖旨在打造“精品神工”、“文化神工”，切实提高展评作品的质量。

一是设高门槛，严格初评程序，加强筛选。评委会领导深入全国主要玉雕产区，和当地玉石雕组织共同进行初评，优中选优，保证了展评作品的质量，也把服务送上门，方便了当地的工作。

二是严把评审质量关，做到规范化、科学化，调整各奖项的比例，提升金奖的含金量，真审、真评，确保评审的公平、公正、公开。在评审中注重文化创意、文化内涵，确立精品意识，调动大师们创造传世精品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三是加强评审的监管，严格程序，严肃纪律。强调“三真”：真人、真作、真评，严禁冒名顶替、张冠李戴，以正视听。要保护原创、保护知识产权。一旦发现问题，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理论奠基 评论导航

第七届玉石雕神工奖，提出“海上逐梦”的主题，这个梦，就是中国玉文化复兴之梦。

如何逐梦？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行动是盲目的行动。今年的神工奖中国玉雕上海论坛的题目是《变局中的中国玉石雕》，就是在大变革时代的背景下，邀请国内著名的玉文化学者、评论家、艺术家再聚首，将大变革时代中国玉雕的现状、变革、机遇等问题，跨界交流，围炉论道，建言献策，谋求共识，并探求实现中国玉文化复兴之梦的方向及途径。

同时，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扶正纠偏，展开多方面的玉雕文化艺术评论。去年，《2013中国玉石雕神工奖作品精选集》首开“中国玉雕艺术评论家点评专页”，十二位玉雕艺术评论家的点评，受到玉界一致赞誉。今年，随着中国玉石雕艺术评论家队伍的壮大，将在更多方面、更大范围内开展玉雕艺术评论工作。要形成健康积极的评论氛围，保证玉雕事业的良性发展，为实现玉文化复兴的玉雕梦奠定舆论基础。

多元发展 扩展格局

神工奖发展到今年的第七届，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格局。不仅全国各地主要玉雕产区、主要玉雕流派均参加神工大展，加拿大等国外的玉雕大师也积极参加展评。向世界发展，是今年神工奖的一个新态势。

在参加展评的大师队伍中，既有精致、完美、无愧于中国玉石文化和玉石雕艺术榜样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部级非遗传承人的精品，也有省、市级玉雕大师风格鲜明、成熟的艺术品。而一大批年轻玉石雕大师内邃深邃、具有丰富想象力的精品佳作，也令展会生辉。创新意、推新人，出新作，使玉坛新人辈出，代有传人，长盛不衰。

参展参评的玉石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多样。既有白玉、翡翠、昆仑玉、独山玉、金田黄、水晶、玛瑙、灵璧石等传统玉石品种，也有南红、北红、金华玉、鸡血玉、福彩冻石、琥珀、绿松石等较新和过去展示很少出现的门类、花色，琳琅满目。

精品璀璨 追求卓越

作品乃展会之本。本届神工大展，许多夺人眼球的精品闪亮展会，充满艺术魅力，给人以高雅的视觉享受。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洪新华的《骑虎降龙》，在保持“新、奇、特、绝”风格特色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海派玉雕特级大师袁耀的《竹枝词》，利用绿白相间的冰种翡翠，刻画出“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晴”的诗情画意，独特的微雕技艺，堪称一绝。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海派玉雕特级大师王平的《童子拜观音》，工艺极为精湛，充满艺术感染力。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海派玉雕特级大师黄罕勇的《四神》，以四方不同造型的印章组成，充满创意。上海聚福堂玉雕传承社陆永福等，为重现海派炉瓶的辉煌做了大量的努力，现已初现曙光。这次送展的《兽面壶》可窥此中一斑。

许多玉雕大师继续发扬关注当代的神工奖传统，创作了许多反映当下题材的好作品。坚持原创精神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崔磊，他新创的《驾驭》，以古代将军狩猎的壮阔场面，寓意当代领导者应该具有的决策风格。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铁成，曾参与故宫古玉修复，这次将他参与设计的《奥运微宝典藏版》参加展评。

这几年在神工玉坛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玉雕大师，仍保持强劲的创作势头。去年荣获工艺大奖的海派玉雕特级大师马洪伟，今年展评的仿青铜器《薰炉》，仍保持工艺精湛的特点，且又有突破。海派玉雕大师曹春华的水晶雕《诵经罗汉》、《点化罗汉》，过去在神工奖展出时，受到一致好评。这次十八罗汉一起展出，其宏大的法阵，其充满当代审美意念的创造性，令人震撼。

接地亲民 精彩纷呈

神工奖展出期间，正是上海市民文化节开展之时。作为上海市民文化节九月的重头戏，神工奖组委会安排了一系列广大市民可积极参与的活动，意在让广大市民与高雅的玉雕文化亲密接触。

9月20日――21日，在中福古玩城举行新玉种推介会。活动采取演讲与展出结合的方式，对所推介的新玉种南红、北红、金华玉，既有生动具体的讲解，又有现场作品展示，会令你受益匪浅。

展出期间，开展第三届“神工美玉摄影大赛”活动。这次活动，在历届基础上，加强展出现场的场景摄影内容，既有夺人眼球的作品摄影，又有生动感人的各种场景，丰富多姿。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一、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前，玉树境内的摩崖石刻研究散见于各类游记和人物传记之中，尚未发现有专题整理或研究的成果。迄今为止，关于文成公主凿刻摩崖石刻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追溯的最早的内容成书于1388 年，在萨迦・索南坚赞的《王统记》中记载： “这期间汉妃（ 文成公主） 为首的吐蕃众臣到达丹玛岩石脚下，在摩崖上凿刻了七尺高的弥勒菩萨及《普贤行愿品》。在此恭候论相（ 禄东赞） 一个月，还未到达。”1958 年结古寺的高僧桑杰嘉措用藏文撰写了《文成公主所刻多堆圣境贝库大日如来佛像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专题研究贝库摩崖遗产的成果，从石刻艺术层面分析阐述了大日如来佛和菩萨的摩崖石刻是在吐蕃时期，文成公主进藏途进此地时命随行工匠雕刻，且认为主宗是绿度母的化身文成公主自己，石刻完全属中原风格，雕刻时间是在公元638年。1988 年7 月27 日西北民族藏学院大学的聂贡・贡却次旦（ 高瑞） 和白马奔先生深入玉树结古镇，通过实地调查临摹岩画及题记，连同勒库的岩画一并在《中国藏学》藏文版上发表了《玉树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该文主要依据摩崖题记中所载吐蕃赞普、建造者和工匠等主事人的姓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贝库大日如来佛像石刻于806 年，即赞普赤德松赞在位期间，绝非两位公主所造。

1993 年8 月，国际藏学知名学者桑丹・卡尔梅和德格才让先生到玉树结古镇进行田野调研，在高瑞和白马奔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为补充分别撰写了《结古地区赞普赤德松赞时期摩崖文献之考》和《再论玉树贝库大日如来庙吐蕃摩崖造像及石刻》。其中桑丹・卡尔梅先生主要从文成公主庙的失实由来及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佛之信仰等方面补充完善了贝库摩崖石刻的时间问题。而德格才让先生利用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敦煌文献P. T. 996《善知识噶俄宁波堪布之续略》，第一次明确了建造贝库摩崖石刻题记中的主持人大译师・益喜阳比丘的生平略传，同时，该文中不仅考证了玉树结古镇地区的贝、勒库两处摩崖石刻均由大译师・益喜阳比丘主持下凿刻完成，而且建造了昌都察雅县仁达等地不少摩崖石刻。并且，这些摩崖石刻都有重大的历史背景，即： 806 年为庆贺赞普贵得子嗣，祈愿赞普父子长寿并证无上菩提果位，建造贝库石刻； 814 年西方噶逻突厥国王为吐蕃和好派遣使臣跪拜顶礼赞普，建造勒库石刻。以上三篇重要论文对玉树地区的贝、勒库两处的摩崖石刻文献的研究，在藏语学术界基本形成了定论。故此瑞士藏学家艾米・赫勒在第七届国际藏学会上的论文《公元8―10 世纪藏东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谢继胜的《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以及霍巍的《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等主要成果沿用以上观点。

1958 年赵生琛先生在《文物参考资料》第10 期上对玉树摩崖石刻作了简单报道，又在《青海古代文化》中亦有阐述，并曲解为大日如来佛即文成公主，而菩萨则为公主之侍女。对此， 1998 年汤慧生先生发表的《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中作了科学的修正，同时提供贝库、勒库两处的明晰图片，从艺术风格和建造年代方面展开考究。然而，该文在两处摩崖石刻的断代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把贝库摩崖石刻断代为742 年，勒库摩崖石刻断代为文成公主命人所刻或公主途径此地之后人们勒石以志。此外，还有蒲文成先生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 、谢佐等编著的《青海金石录》 、王尧先生的《青海玉树地区贝考石窟摩崖吐蕃碑文释读》。截至今日，两处摩崖石刻的建造年代和文化定位，主要形成了文成公主凿刻之说和吐蕃赤德松赞时期由大译师・益喜阳凿刻之说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2008 年桑德布金从玉树摩崖石刻的具体分布情况、雕刻摩崖石刻时吐蕃在位赞普、石刻主持者及其他重要工匠、唐朝公主与玉树摩崖石刻关系、摩崖石刻后期修缮对年代考究的影响、造像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确定为公元9 世纪由大译师・益喜阳比丘的主持下奉吐蕃赤德松赞之命雕刻成的学术观点，该文是梳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和田野调研相结合而完成的最详尽的成果。

二、结语

贝库和勒库的摩崖石刻属于宗教艺术，是益西央大师和其他工匠等精通吐蕃民族传统文化的佼佼者，在河西走廊吸收借鉴中原及中亚各种文化艺术风格的具体体现，是吐蕃化或藏族化艺术的开始，对后弘期藏传佛教艺术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谢继胜.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J].中国藏学，2009（01）.

[2] 汤慧生.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J].中国藏学， 1998（01）.

[3] 桑德布金.玉树地区吐蕃时期摩崖石刻考述[J].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06）.

[4] 夏吾李加.玉树地区石刻文献遗产整理研究述评[J].青海社会科学，2011（05）.

[5] 席琳.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

玉石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当时，只是关注经过河西走廊一带向中原传播输送的物质文化因素，如小麦、黄金、家马和马车等，对齐家玉器起源的外来影响因素估计不足。学界目前的看法是，齐家文化的前身马家窑文化并没有玉礼器生产的传统，应该是接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才有齐家玉器的规模性生产和使用情况。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根据史前玉器下料切割的技术分析，认为片切割技术是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起源，经过中原龙山文化和陕北的石峁文化，逐步传播到西北的齐家文化的。换言之，史前玉礼器文化及其加工技术是自东向西传播的。

与此相对，还存在一条反向的文化传播之路，即中原玉文化建构所需玉料资源自西向东的传播。考古发掘表明，中原地区缺少玉矿资源，中原地区以南的河南南阳地区虽有独山玉矿，远古时却很少为中原文明玉礼器生产所使用。从二里头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玉器标本看，只有一两件玉器能够确认是用独山玉制作的。受到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使得距今7000～5000年前中原地区影响力最广大的仰韶文化都不能像同时期或稍晚的中原以外文化——如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发展出规模性的玉礼器生产传统。迄今见到的仰韶文化玉器大都属于玉制的工具或小件装饰品等。直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临汾下靳村和芮城坡头村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大件组合性玉礼器体系，方才第一次登场中原地区。随后又有更加成熟多样的玉礼器体系出现在中原腹地——距今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玉器，使得50多公分长的大玉璋和60多公分长的大玉刀首次在中原的国家政权所在地登场，并通过二里头文化的承上启下作用，建构出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玉礼器传统。

二里头玉器生产的玉料来源是怎样的？专门研究二里头玉器的学位论文《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认为：“二里头遗址附近并无玉矿，制作玉器的玉料需从远处输进。”但是，究竟从何处输进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玉器的材料来源，以及临汾下靳村墓地和芮城县坡头村墓地的玉器材料来源。有一点大致能够推测的：五六十公分以上的玉礼器制作需要耗费相当大体积的优质玉料，目前看来，惟有甘青地区出产此类玉料的可能性最大。1974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梯形四孔玉刀，长54厘米；2002年，青海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三孔大玉刀，虽已残缺，仍有33厘米长，推测全长达66厘米。这表明甘青地区出产的所谓“祁连玉”材料，真正具有供应大件玉礼器生产的充足条件。如果从鉴玉的感觉经验看，二里头和陶寺玉器（包括下靳和芮城的史前玉器）原料，从色泽和纹理特点上确实近似祁连玉。

陶寺遗址的发掘者之一、考古学者高炜分析指出：陶寺遗址墓地已发掘的1309座墓中，共发现有随葬玉石器的墓200多座，各类玉石器800多件。据中国地质科学院闻广教授做的矿物学鉴定，其中真玉（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有98件，占比不到1/10；半玉和假玉（似玉美石）439件，约占半数，包括大理石、蛇纹石、滑石、白云母，石英岩、绿松石等。从玉料来源看，环顾晋南地区及黄河中游地区，迄今未见出产软玉的报道。关中的蓝田玉是蛇纹大理石，南阳独山玉是黝帘石化的钙长石。陶寺用玉的产地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中原玉礼器生产的原材料来源悬而未决，但是有关中原玉礼器形制的和攻玉技术的来龙去脉却有较为明确的文化传播论观点：来自山东大汶口文化和东南方的良渚文化，在玉礼器器形上影响到陕西关中的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齐家文化。高炜的判断是，在可判明的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有钺，但迄今未发现璧、琮。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玉璧大量出现并用于随葬；琮的出现，是陶寺文化晚期（公元前2300年以后）的事，尚无明确证据能再提前。

考古发现还表明，逾往西，璧、琮的出现时间逾迟。华县梓里的两个碳14数据高精度校正年代分别是公元前2335～前2044年和公元前2011～前1794年，从而可知该遗址璧、琮的时代同陶寺晚期相当。临潼康家遗址出土的玉璧也大致同时。宝鸡石咀头东区M2出土的残璧，从共存的单把鬲、双耳或三耳陶罐看，应与陶寺文化最晚阶段的遗存或齐家文化的年代相当。神木石峁玉器的年代，如前所述，约在公元前2000年或更晚些。至于甘肃永靖秦魏家、武威皇娘娘台和青海柳湾齐家文化中钺和璧（以石璧为多）大致应属于公元前2000～前1600年间的遗存。黄河中上游地区玉器出现的时序，大致可标示出自东部沿海地区向西传播的轨迹。这一观点和考古学界认为齐家文化族属人口自东向西运动的观点，似乎有不谋而合之处。齐家文化先民的族属，一般认为和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一样，属于氐羌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