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经济论文范文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美女经济；女性地位；符号

近年来，“美女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视角的关注，“美女经济”一词也因而被越来越多地使用。那么，何谓“美女经济”?它因何而起?它与女性的当下生存状况又是何种关系?

一、何谓“美女经济”

“美女经济”是指与制造美女、维持女性美貌有关的经济活动，它包括女性保健品和化妆品的生产、销售及消费，女性美体、塑身、整形美容等营业场馆的开办和消费以及有关如何成为美女之类的专业指导书籍的出版与销售。近年来，这类经济活动的繁荣已是有目共睹。根据有关报道，整形美容已经成为中国居民继买房、买车、旅游之后的第四个消费热点，全国美容消费近年年均突破200亿元。

从表面看来，美女经济的兴起是女性追求美的必然产物，它有助于女性保持容颜，给女性带来自信，其受益者似乎毋庸置疑是女性自身。但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女性对自身形象的关注从来就不单纯只是女性自身意愿的表达，其背后总是有着更为深刻、更为隐蔽的社会原因。

二、美女的标准及“美女经济”的动因

不同历史阶段，美女的标准不一。《诗经·卫风·硕人》中对美女的描述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国风·周南》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汉书·马廖传》中有“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记载；唐朝则有对妇女身段丰腴的要求……缠足可以说是一场全社会的对女性身体进行人工改造的运动，它究竟始于何时，史学界说法不一，但在女人缠足的原因上，人们基本达成共识，即认为缠足之后的女性更符合中国男子眼中的美女标准，可使她们成为更令男性满意的、理想的泄欲工具。

由此看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美的标准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上有以胖为美的阶段，也有以瘦为美的时期。但纵览整个中国时尚变迁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时尚主题强调的是女性的不同部位，崇尚的是女性的不同韵味，但由男性来设定女性美的标准这一点却是始终如一的，它是贯穿整个时尚历程的中轴。

今天的女性，换肤、抽脂、美容整形，她们对自身外形的改造可谓是全方位的。因为得益于各类高科技，其过程可能不及古时的缠小脚惨痛，但当事人仍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忍受一定的痛苦，媒体有关因美容而给当事人带来伤害的报道也屡见不鲜。尽管如此，女人们仍趋之若鹜，究其原因，是因为“做女人挺好”“让男人一手无法把握”“好身材要保持”“做女人要懂得珍惜自己”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作为欣赏主体的男性群体在通过媒体向女性反复灌输、强调着他们对女性美的诉求：挺拔、丰满、苗条、漂亮，其潜台词是：不具备这些的女人，就是不达标的女人，那自然不是男人的所爱。由此可见，虽然美的标准因时而异，但女性为取男性之悦而美、按男性的要求塑造自己这一点，却是始终如一。只不过这种要求已借助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为女性所接受、吸收和融入，再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女性自身也将之视为她们自我意愿与天性的自然表达。

美貌就这样在男性有意识的引导和女性集体无意识的参与之下成为一种资源，一种换取男性肯定、欣赏的资源。因女性美貌的形态的不稳定性，那么选择最佳时机、及时充分地完成交换成为其价值实现的关键。于是，拥有这种资源的女人“天生丽质难自弃”，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其外在形态，而不具备这种资源的女人或资源相对贫乏的女人，则想方设法在原有基础上做些修整工作或干脆以人工替代天然。于是乎，制造美女的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美女经济”因此红红火火以至炙手可热。具体而言，“美女经济”繁荣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传统文化中夫权观念的影响是“美女经济”产生的动因。“用年轻美貌来衡量女性的价值是夫权社会的一个根本标志。”传统社会的女性因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处于男性的附庸地位，她们只能通过满足男性的审美需求为自己谋求一小片生存空间。而男权社会赋予男性的至高地位使男性在重视女性生育功能的同时，更倾向于突出女性的美丽纤弱以满足并显示自己的强悍与威严。对女人美貌的关注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美女的不同方式的消费也并非当今时代的创新(如昔日对歌妓的消费)。今日对女性容貌的过度关注与消费，不过是传统文化中男权观念的延续。这种文化的延续性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为意识形态的力量所抑制，“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铁姑娘”曾被认为是美丽的女人。而这种看似对传统文化进行颠覆、将女人放在与男人平等地位的运动事实上与传统文化中借助裹小脚以摧残女人的男权思想遵循的是同一种逻辑，即以男性的设计为准、在漠视女人自身存在与意愿的基础上形塑女人。从实质上来看，传统文化中的男权观念从未中断过，因此，当外部环境一旦适宜，对女性美貌的需求与消费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也就容易理解了。

其次，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是“美女经济”繁荣的契机。从人的观念上看，伴随商品经济而来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昔日计划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及价值的一元同构已失去其存在的根基。计划经济时期被刻意淡化的自我重又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人的各种需要有了得以满足的宽松的社会环境，甚至还被当作商品经济得以繁荣的要素。从手段及技术来看，科技与信息的发展为女性按既定标准形塑自身提供了可能。如同其它产品的大工业生产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美女的制造也备了批量生产的能力。

此外，媒体的宣传及炒作与商家在利润趋动下的适时而动使“美女经济”的潜在商机成为现实的荣经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为美女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可能，而媒体在将这种可能为现实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借助广告、电视剧等人们易于且乐于接受的形式，将美女的最新准及各种有关如何成为美女的信息传输给人们，其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及效度之高都是以往时代所法比拟的。另外，媒体的富有煽动性的语言也契合女性在对美的追求方面的求同心理与求异心理，它女性带来

三、美的标准内化为女性自身美的标准

美的标准只有为女性接受并内化为她们自身对美的诉求才能使她们成为当今“美女经济”的积极愿的参与者。那么，那些并非轻易达到的标准是如何为女性接受并成为她们追求的目标的呢?

美女的标准为女性所接受是借助多种途径实现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我们前已述及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会化主体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借助种种手段，通过种种渠道，出于不同意图，随时随地向社会化的客体灌输着有关做女人的标准。作为社会化客体的女性就是在这个几乎无孔不入、从不停歇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社会的标准(男人的标准)作为自我的标准加以吸收。于是，在社会不同主体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合谋”之中，“我要做美女”成为了全体女性的共同心愿。

社会化过程之外的另一有效途径，就是容颜与女人收益的挂钩。这些收益包括金钱、地位以及自我感觉、婚姻幸福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收益，这一点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传统社会的女性生命存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上，而这一价值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就是做一个符合男性欣赏标准的女性，以顺利地进入一个理想的婚姻。如若能达到这一点，那就等于一个女人的终生“有了依靠”。正因为如此，女性嫁于他人又被形象地称为“托付终生”。所以古代女子所受家庭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如何在容貌装束、行为举止方面符合男性的要求。如果她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往往会为她带来很大收益。而如能艳冠群芳，她还有机会被“一朝选作君王侧”，不仅自己享尽荣华富贵而且荫及兄妹亲族，其收益的丰厚具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今天，容貌在女性收益预期上也表现出极大威力，婚前如此，婚后亦如此。就婚前而言，“男性在择偶时年轻美貌成为第一选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主旨并未因时光流转而发生实质性改变，改变的只是“何谓窈窕淑女”的具体标准而已。就婚后而言，当今，来自婚姻之外的种种诱惑使婚姻变得异常脆弱。“婚外情是当今婚姻破裂、夫妻离异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已成为众多青春不再的已婚女性的最大担心。有了钱的男人包二奶、养情妇、找，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而针对有权男人的性贿赂也已成为社会腐败丑恶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虽然当今社会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男性的这类行为仍持批评态度，并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但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这种舆论约束力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会已大大减弱。这种变化对婚姻中的女性影响很大，“……对丈夫拥有资源的妇女来讲，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面对自己不可抗拒的不断增长的年龄，无法改变的外貌，她们很容易产生自卑感和较低的自我评价。”而那些被称作“第三者”的女人之所以能够轻易达到目的，大多凭的就是青春貌美这种稀缺资源，不具备这种资源的女人或曾经拥有这种资源但现在已随时光流逝的女人都感受到了它的威力或威胁。

而社会在分配婚姻之外的其它社会稀缺资源时，针对女性也往往附加上与容貌相关的条件。就业形势的严峻是当今男女就业者面临的共同难题，但女性的困境又远远大于男性。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将形象好、气质佳等作为女性聘用的必备资质。而这也是女性参与美容塑体的重目的之一。

四、“美女经济"与作为符号的女人

对美的欣赏抑或偏爱本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当女性迫于有形无形的压力，只能按一定的模式来美化自己的时候，当男性的成功就能够代表一切，而女性不美只能被视为缺憾的时候，“美女经济”的存在事实上昭示了女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被支配与被控制的被动状态。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在探讨支配问题时使用了“符号暴力”这个概念，它揭示了支配关系发挥作用的机制，即：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有时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而是认可这种暴力，“符号暴力”就是借助这种误识顺利完成的。

女性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及对社会分配机制的体认，视美化自我为女性义务，将漂亮视为女性的必备特征，积极参与“美女经济”。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暴力”又一次成功地、不露痕迹地在女性的“误识”中实施着男性权力对女性的支配效能。

如果说传统的夫权社会对女性容貌的关注、对美貌的消费是男性权力的一种表达的话，那么，在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今天，这类消费在原有特征的基础上又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那就是：在“符号暴力”的支配下，作为消费品的女人事实上也已演化蜕变成为了一种符号。

波德里亚称今天的社会为消费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消费不再仅仅是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消费的过程也不再仅仅是体现商品使用价值的过程，它已成为一个符号交换与交流体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分层结构被生产和体现，消费成了社会成员显现自我社会阶层及识别他人社会阶层的符号，消费的象征意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明显。与此同时，消费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当对普通消费品的消费不足以拉开人们在社会分层的差距时，对稀有物品的消费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少数有超强消费能力的群体的选择。美女就在此背景下作为稀缺物品蜕变为识别男性社会阶层的符号之一。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后代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地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尺度，并区分了动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指的是物的尺度，也就是客体的尺度。“内在的尺度”指的是人的尺度，也就是主体的尺度。动物只能够按照一个尺度，也就是自己的物种的尺度进行活动，如蜜蜂只能造出蜂巢，不能造出其他的物种的穴居或住所，海狸也只会建造出有一道堤坝的住宅，其他形式的住宅则建造不出来，蚂蚁也只能掘出蚁穴。这种生产活动只是动物根据自己的种属的需要和尺度进行的本能活动，是属于肉体的片面的活动，动物不能够按照任何一种自身之外的种属的需要和尺度进行生产活动，它们只能机械的按照自己的本能去适应自然环境，不能改造自然。而人类则可以按照两个尺度，也就是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一起来进行劳动生产。人可以建造出自己住的房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识或特定精神文化的需求建造出类似蜂巢的建筑，可以在河边海边建造出堤坝，也可以在战争时期挖掘出洞穴进行避护。人的生产活动时自由地不仅仅局限于肉体需要的活动，人的活动具有自觉的、有意识的特点，人的活动也是自由的、有创造力的活动。人可以因为根据自己的目的来改变自然界，支配自然界。因此，人能够超越动物，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活动，并且将自己的内在的尺度结合起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所以人的生产劳动过程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客观的规律性，一方面是主体的目的性。“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这句话反映了人的生产活动是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的统一。审美是人的生产活动的一种，也包含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审美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实现的统一

外在物种的尺度与内在人类的尺度如何达到统一呢？它们在实践的过程中达到了统一，审美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了实现。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也是主体与客体产生关系从而达到统一的关键之所在。实践的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既否定了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属性的观点，也否定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物质属性的观点，他认为人既有精神意识的属性也有物质自然的属性。我们应当把两者统一起来。蒋孔阳先生认为“正是自觉性、目的性和创造性等特点，是人的本质力量突破自然地物质束缚，向着精神的自由王国上升，人除了有自然地本质力量之外，更有精神的本质力量。”这种解读很好的解释了马克思说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因为实践的过程不是静止的，人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超越自然，超越自己。人的审美感受力也在不断地丰富，对象美的领域也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不断地扩大。马克思从宏观的角度阐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但并没有具体说明人的本质力量有具体哪些。不过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到人的本质力量是多种多样的：“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审美过程也是人的多种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其中一种过程和表现，并且使人和对象在审美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统一。从客体方面来看，“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在审美实践中，对象的性质也就是客体的独特的性质，对象的性质与人的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性质达到了统一就是审美实践的过程。对象中存在着美的客观性，比如对称、和谐等美的客观法则。从主体方面来看，“对象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主体的本质力量是审美实践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一方面—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念，国民在思想价值观方面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模式。而经过国内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对于高校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越高，而且是越来越快的步伐更替着，这也就造成了教师资源缺乏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影响了师生之间沟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个教学的失败，使学生对这么学科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缺乏兴趣。造成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几方面：（1）客观原因。“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其实一个抽象且缺乏乐趣的学科，并且跟我们的生活联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数的学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2）教学方法陈旧。通常情况下，教师是根据以往的教学思想在备课，讲述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学生针对这门学科的主动性问题，总是按照一贯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让学生被动的接受，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课堂内容结束后，教师忽略了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往往课程结束后，学生也就下课了，这样就是去了课堂的作用，使学生学不到这门课的精髓所在，所以寻找新的教学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观原因。学习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为传授者与接受者，双方都存在问题。作为接受者的学生而言，其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认为这是一门不适合自己的课程，也就忽略了其学习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师素质。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在延续以往的教学方式，一切从基本内容开始，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进而推论出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教学方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对于现今的教学来说，单纯的讲述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了，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教完内容为任务，要以教会学生使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中去，融入到学科中为主要教学目标。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实践

2.1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讲的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知道不多、分析不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扩展，进而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和讲解。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量避免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讲的内容重复，相反倒要与之实现科学的衔接。我们在讲授到垄断至今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候，经常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维方式上拓展了空间，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样的间题时，必须有缜密的理论、严格的逻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笼统地教条式地回答只能使学生产生更大的疑间和困惑。2.2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的基本状况，教学内容部分发生了变化，虽然大体内容不变，但是其教学任务也是相当繁重，头绪繁多。其中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原则;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2.3通过以上教学内容改革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其教学结果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尽管对于老师而言，教学任务增加了，备课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备课方式，使老师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断得到完善。通过备课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归纳总结，以及概括吸收，不仅促进了教师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性，同时也解决了在课堂中出现的意外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教学内容的变化，让课堂的教学内容发现了新的东西、活的东西，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意识。并且学生自己也会去反问老师一些关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使老师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学生之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减轻了教学困难。使那些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开始接受这门抽象、晦涩的学科。

三、新世纪政治经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记住根据课堂内容跟课堂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来设计备课内容，对此我们规定了一下原则: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将改革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3)坚持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灌输原则;4）坚持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好的教学方式传承下去，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目标，关注实际问题，用正确的思维跟思考方法去面对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结语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学科划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专业素质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高等院校经济学学科划分及课程设置，提出我国经济学专业本科学生专业素质教育的一些改革思路。

一、经济学学科划分中的基础学科地位

学科分类的不断变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学科的分类及变化上不仅可以看到学科发展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该学科领域中基础学科的重要地位。同时，学科的划分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学科构成的基本内容，它为教育工作者根据学科的内容、特征制定适合于本学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考核制度奠定了基础。

1980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研制的学科分类系统(CIP)由教育部颁布后，经过1985年、1990年和2000年的3次修订，CIP适用于研究生专业、本科专业、专科专业、职业技术专业等；从2002年开始，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处与大学招生委员会协作制定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学科专业分类体系JACS(the JointAcademic Coding System)，它通用于研究生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属的日本科学基金制定了学科分类，并根据学科研究动向和申请件数大约每5年调整一次：我国除了国务院学位办对学科进行了划分外，国标学科代码表(GB/T13745―92)对详细的科目也进行了编目。从经济学学科的划分看，可以看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美国和英国的学科分类具有较强的相似性，都强调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从美国的情况看，他们将经济学划分为经济学(综合)、应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定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国际发展、国

伏润民，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院长，教授。际经济学等六个领域。其中，“经济学(综合)”实际上是由主流学派的核心内容“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主要内容所构成；应用经济学虽然没有明确的细分，但是从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实际运行看，它涵盖了经济学具体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与国际发展、国际经济学的单独列出是为了强调这两门学科在经济学中的独立地位，计量经济学与定量经济学则是学习经济学与分析经济问题的工具。

英国将经济学划分为应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系统。除了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系统外，英国的经济学学科设置与美国的设置基本相同，强调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工具。

第二，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具有一定相似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一方面，两个国家都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学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中国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所涵盖的领域较宽，日本的相对较窄。另一方面，日本将经济学说・经济思想、经济统计学、经济史、经济政策、财政学・金融论等领域与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并列，形成与我国类似的二级学科，然后再进行细分。从这些学科构成的详细内容、学科研究特点上看，日本将难以归类到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中的“经济统计学”、“经济史”和“经济政策”独立出来形成二级学科比较合理。此外，将经济学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国家，几乎都将“财政学”与“金融论”归入应用经济学，而日本则将其从应用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二级学科。这种划分虽然难于寻找到科学的依据，但它突出了这两个领域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

第三，学科的分类是一种学科指导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计划。在美、英、日等发达国家，高等学校具有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权力，国家对学科的分类只是学科发展方向的一般指导，并不对各高等学校进行强制性实施的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法》虽然也赋予了高等院校自主设立学科的权力，但是对学科的发展与申报上仍然实施强制性的要求，高等学校具有的自只是体现在各学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上。

从国内外经济学科划分的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各国在学科划分上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是遵循了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从学科自身所涵盖的内容特征、研究方法特点进行粗线条划分。例如，从内容特征划分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从研究方法特点上划分的计量经济学、经济统计学等：二是从具体科目在经济学学科中的重要性进行划分。例如，美英国家强调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日本强调的是经济政策、财政学和金融论等。此外，主要发达国家在学科划分上所采用的指导性而非强制性思想，为学科的延伸与发展、新兴学科的产生留下了空间。

总之，学科的划分，不仅有利于学科管理、预见学科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具体学科的内容特征与性质，从而为形成适合于该学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奠定了基础。

二、美、英、日、中经济学课程设置的比较与启示

课程设置是根据学科涵盖内容以及学科特点制定的培养内容，因此，科学性和合理性课程设置是直接关系到学生素质培养目标能否实现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总体上看，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一，美、英、日和我国在经济学入门课程及学习经济学必备的数量基础课程的设置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学入门是学生学习专业基础课程的基础，美、英、日的入门课程是通过“经济原理”(日本称为“经济原论”)这门课程来完成。我国的大部分高校几乎没有开设“经济原理”课程，而是直接进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专业基础课程，这种设置使学生在理解专业基础课程时存在较大的难度。另一方面，美、英、日在课程设置上非常强调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学习的必备知识，而且很多必备知识成为选择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前提条件。例如，美、英、日的很多大学，主修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选择专业基础课“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之前必须修完“经济原理”，同时必须修完“Mathematical methods(Calculus/linearalgebra)”，并获得一定的学分后才能选择“微观经济学2”等专业基础课程；如果没有修完“FundamentalMethod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概率论”等课程是不能选择更高级次的课程。而我国针对学生选课并未在必备知识课程、专业课程选择顺序上作出强制性的要

求，很多低年级或者未修完必备知识课程的学生经常选择高年级或者高级次的专业课，这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极其不利。

第二，美、英、日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层次性教育与我国形成鲜明的对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学科中最基本的理论课程，美、英等国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1、2”、“中级应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以及“高级宏观经济学”三个层次；日本很多高校将“微观经济学”分为3个级次，“宏观经济学”分为5个级次，尽管后两个级次的“微(宏)观经济学”的对象是研究生，但是对于完成必备课程学习的高年级本科生也可以选修。从具体使用教材的内容上看，“微观经济学1、2”、“中级应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在内容上保持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但是层次难度却有明显的差异。前者主要通过图示、语言以及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各种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使学生理解、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后者是通过模型进行推导证明经济学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外，后者在内容上还增加了经典政策分析案例、对某些问题的多种学术观点和分析方法的介绍。“高级微(宏)观经济学”则只是针对某个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探讨，例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专题的研究。原则上，“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基本只作为选修课。

我国只设立了“微(宏)观经济学”一个层次的课程，难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学校使用的“微(宏)观经济学”教材的难度只相当于国外入门课程“经济原理”或“初级微(宏)观经济学”的水平。教育部推荐的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的“微(宏)观经济学”难度水平大体相当于国外的中级水平，但是，在应用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的案例介绍、政策分析等分析领域显得比较薄弱。

美、英、日与我国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设置，不仅反映在难度上的层次差异、学生对基础课程的逐步深入了解和接受程度，而且在学时的安排上也反映出较大的差异。美、英、日分层次“微(宏)观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课的学时安排(包括讨论课在内)周学时大约在4～6学时，我国的“微(宏)观经济学”周学时安排一般为4学时，如果考虑级次计算，美、英、日三国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时大约相当于我国的3～4倍，由此可以看出国外对基础理论教学的重视程度。

第三，强化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技术教育是美、英、日和我国经济学课程设置上的另一个重大差异。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和趋势是数理分析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应用。美、英、日三国在经济学的课程设置上十分强调实证分析技术方法的教育，他们的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几乎包含“统计分析”、“数理统计”、“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概率论”和“博弈论”等强调实证研究技术方法的课程，而且有的课程还分层次进行教学。例如“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就分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两个层次，前者为理论部分的学习，主要强调基本原理及数学推导，后者主要强调实证应用分析。

我国很多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在实证分析技术的教学上显得非常薄弱。一方面，很多大学经济学专业设置的数学、数理统计等课程较少，而且教科书中缺乏经济学的典型案例，使经济学必备的数理课程与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严重脱节；另一方面，作为实证研究必须具备“计量经济学”课程只是从理论和基础的模型推导上进行学习，实证应用分析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四，美、英、日三国经济学专业应用性课程的多样化和一些新兴课程设置的明显增多。应用性课程(也可以理解为专业课程)的划分美、英、日三国和我国也有一定的异同。我国和美、英、日三国对应用性课程界定的共性主要表现在根据行业特征划分，例如，产业经济学(美英强调产业组织、日本强调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中国更加重视产业政策)，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另一方面，美、英、日三国的应用性课程还从行为者主体进行划分，例如，政府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这种划分上的差异，不仅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范围，而且很多课程更加贴近现实，内容丰富和便于理解。此外，美、英、日三国，尤其是美国的很多大学将医疗服务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心理经济学、非营利组织经济学等新的课程纳入经济学的课程设置，这种设置反映了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的不断扩大和延伸。

总之，从课程设置上看，美、英、日在经济学基础理论教育、技术分析手段的培养上明显强于我国，这不仅是经济学学科的内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具备很强的技术分析能力。

三、美、英、日、中教学方法、考试方式的比较与启示

课程设置体现了学科内容的构成体系，同时也从不同的层面强调了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的重要性；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重要手段；恰当考核形式的选择则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式。从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学专业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的选择上看主要存在以下差异。

第一，美、英与日、中国在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学理论教学方法可以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教师的课堂面授。一般而言，美、英国对基础理论的教学基本上由教授(在英国相当于教授资格的讲授等)承担，面授时间一门课程总学时的一半左右。二是助教组织讨论和习题训练。在美国和英国的很多高校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中，除了教授的面授外还配备1～2名助教承担组织讨论和习题训练指导。讨论的内容主要对最新学习内容的理解，习题训练是包括教科书罗列的习题内容，这部分学时占总学时一半左右。美国和英国大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考试通常对面授内容进行闭卷方式，分数占总成绩的50％：讨论课和习题练习课作为平时成绩，占总分数的50％。

与此相比，日本和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则基本采用单一的面授和闭卷考试形式，对基础理论课教材所罗列的习题并不强制性的要求完成。这种教学方式的差异必然导致学生对基础理论掌握程度的差异。然而，由于日本基础理论课程的层次性很强，学生的基础理论功底又明显强于中国学生。

第二，在技术分析方法的教学上，美、英、日等国家明显强于中国。如前所述，美、英、日国家在课程设置中将“计量经济学”分为理论层面的“计量经济学”和强调应用的“应用计量经济学”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是对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推导方法进行教学，后者则是在汇编微宏观大量数据库的基础上，利用TSP、SPSS等软件对各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增强学生的分析能力，尤其在应用软件进行实证经济分析过程中的技巧解答，包括理论模型的修正、替代变量的选择、异常数据的处理等都包括在教学内容中。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使学生巩固经济学理论基础，而且可以通过实证分析印证理

论、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然而，我国对“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只停留在理论部分的学习，对实证分析的教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尤其是实证分析中的一些技巧问题)，这是我国在经济学学生素质培养方面的一个重大缺陷。

在理论部分的教学方法与考试方式上，中外国家大体相同，主要通过采用面授和闭卷方式。应用性技术分析方法的考核上，美、英、日主要由两个部分成绩构成，一是课堂出勤与课题练习成绩约占30％～40％，期中和期末成绩占60％～70％。

第三，教学中有无“讨论发表会”或“研究讨论会”(seminar)是美、英、日与我国的重大差异。美、英、日在教学中有学术发表会或研究讨论会，而我们则没有。研究讨论会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学习讨论本学科具有重大影响学术论文；二是分析现实中重大的经济事件；三是对学生的研究成果(包括课题研究、毕业论文的前期研究内容等)进行分析和讨论。学术发表会或研究讨论会在美、英、日的教学作为一种规范的教学方式被直接纳入教学计划，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学术发表会的教学形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会如何阅读和分析学术论文，而且可以同学间分享学术观点，对学生分析能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美、英和日、中国的大学在学生综合能力的考评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美国和英国对学生综合考评大约采用四种形式：一是规定课程完成后学分加权必须达到一定分数和级次；二是独立研究必须达到规定的级次；三是经济学综合考试必须达到一定的级次(美国尤其重视该项内容)；四是毕业论文的合格。而中国和日本主要采用规定课程必须达到一定的学分、毕业论文必须达到合格就准予毕业。由此可以看出，美、英国家的评价方式明显比日中国家更加复杂和严格。

四、提高我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素质教育的思路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将经济学专业学生素质的培养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奠定扎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二是掌握从事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基本技术手段；三是形成对经济政策和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四是具备对本国和世界经济的描绘性知识。而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都应该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结合美、英、日和我国的经济学专业的培养方式，我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素质教育改革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都有最基本的核心理论，而专业课程(或者应用性课程)则是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具体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就经济学而言，最为基础的理论课程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我国经济学专业的教育应借鉴美、英、日的经验，强化基础理论的学习，包括区分课程设置的级次、增加课程的学时、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第二，强化经济学技术分析方法的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数理方法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应用，只有掌握经济学的技术分析方法才能看懂经济学论文、才会用严密的逻辑去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才能用实证研究去印证理论和指导实践。因此，我国的高等院校必须强化经济学技术方法的学习与应用，一方面在课程的设置上应该增加诸如“应用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另一方面应该加强经济类基础数据库的建设来满足教学的需要。

第三，强化对现实经济的理解与分析。国外的经济学教学经常穿插对现实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例如，美国的大学要求经济类学生每天必读《华尔街日报》，英国的学生必读《金融时报》，日本的学生必读《日本经济新闻》，在课堂上老师也经常对这些报纸中刊载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进行分析。为此，在目前我国没有一份权威性经济类报纸的情况下，老师要收集和要求学生收集社会经济问题和现象在教学中进行分析，培养学生对经济问题和现象的敏感性。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美丽生产力

早在1951年，“世界小姐”比赛就在英国起源。经营学苑舞厅的英国人埃里克·莫莉利用选美比赛，吸引了参加“大不列颠节”的游客跨过滑铁卢大桥来跳舞。当时，学苑舞厅门庭若市，声名鹊起。聪明的美国人嗅到商机，第二年也紧接着举办环球小姐比赛，与“世界小姐”隔洋叫板。1960年，国际小姐大赛也在美国加州诞生了。三大国际选美赛事刮起的美丽旋风，吸引了世人眼球，也带来了商机。

凭借赛事推广活动，埃里克将麦加公司从一家小企业经营成为全国顶级的娱乐和餐馆企业。依靠电视转播、版权售卖、广告、赞助等商业活动，三大国际选美赛的收入所得不亚于体育赛事。每当举行之日，各国政要、社会名流、商界巨子、艺坛明星纷至沓来，盛况空前，由它所带动的旅游、经贸、文化交流等各项产业也随之发展。

当稀缺的美女与飞速发展的经济结合，便会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美丽经济，围绕稀缺美女进行财富创造和分配。美丽经济正在全球方兴未艾，形成新的产业潮流。

美丽“遭遇”经济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中许多产品都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为人们熟悉的美丽同样也可以作为一种产品、一种文化，还可以作为一种消费。当美丽从生产到营销再到文化形成整体链条，它就会演化成一条文化经济产业链。

如果继续深入分析下去，会发现美丽经济文化产业链融合了“品牌文化”、“创意文化、“商业文化”三大文化内涵，这使得它不仅不应局限于某一个细分行业，而应该是一个值得共同探讨的，具有无限延伸空间的文化发展话题。

东方美丽经济高峰论坛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下启动，旨在探讨一种全新的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模式，为现代生活带来更多精彩。

美丽和经济，看似两个毫不相干的词汇，为何会在一起出现，何又为美丽经济？高峰论坛上，有嘉宾表示：“东方美丽经济高峰论坛是一次创新性很强的发展模式探讨会，用文化培育美丽，然后用美丽来推动经济，从而丰富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独特的前瞻性和创新意义。”

其他与会嘉宾也纷纷表示：在文化为王的当下，美丽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概念被提出来是我国市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体现。只有不断创新，多角度分析推动经济发展的背后力量，才能发现更多新颖、有效的运营模式，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美丽打造财富

事实上，本次经济高峰论坛不仅探讨美丽带动经济的发展模式问题，分析“美丽经济文化产业链”的有效价值。同时它还是一次强强联动的国际性战略合作，通过有效地整合各方资源，群智群策，集百家谋略，汇千家睿智，横跨政商、文化、娱乐等多领域。如此不仅可以发展美丽经济文化产业，还能让东方文化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绽放自己独有的魅力。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女性主义经济学》由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路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季刊，每年4期，但期数并不固定。杂志比较固定的栏目有“原创论文”、“书评”、“信息公告”（会议、获奖、论文要求、研究计划公告），还有一些不定期的栏目，如“对话”等。该杂志有印刷版与电子版。其主编为戴安娜・斯特拉斯曼，副主编共25位，其中美国17位，英国5位，加拿大1位，荷兰1位，印度1位，主要来自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其享有盛誉的编委会共41名成员，集合了很多经济学家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包括阿玛蒂亚・森(Amatya Sen)和其他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具体构成为：美国23位，挪威2位，意大利1位，西班牙1位，加纳1位，巴西1位，英国2位，阿根廷/墨西哥1位，澳大利亚1位，瑞典2位，加拿大2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位，荷兰1位，马来西亚1位，智利1位。其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在杂志的办刊方向、栏目设计、议题选择以及文章筛选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杂志的学术质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本国际性的权威学术杂志，所投稿件的语言可为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如果以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提交的论文被编辑部录用，还需提供一份论文的英文翻译稿。其所有文章都实行同行评审，论文录用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论文要在充分阅读、研究大量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完成；语言宜清晰简练，通俗易懂，必须适应杂志宽泛的国际读者群；论文要以创新的方式跨越学科之间的边界，其观点要对女性主义经济学有重要贡献。[1]《女性主义经济学》因其公认的高质量和内容、以及主题方面的重要性曾荣获美国1997年度“最佳新期刊奖”。[3]2005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在最优秀的妇女研究期刊中排名第二位，依照汤普森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在175个经济学期刊中，它排名第二十位。其排名高于有着长久历史的著名经济学杂志，如《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世界发展》和《经济学杂志》，它也仅比美国的经济学会的旗舰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低5位。[4]目前，这本杂志在世界五千多个图书馆和机构可以看到，有大约600个个人订户，且半数以上的读者和机构订户生活在美国之外。[5]

作为一本具有创新性的女性主义学术杂志，《女性主义经济学》欢迎各种不同的学术声音，鼓励批判性的学术交流，其研究注重将女性主义者在理论、历史和方法论方面的成果延伸到经济学和经济研究领域，并吸取人类学、文化研究、批判种族理论、地理学、历史学、法律、文学、哲学、政治学、后殖民研究、公共卫生、心理学、科学与社会研究、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和视角，[5]对经济学学科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模型、主题、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对经济学知识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进行深入分析，考查经济学知识被建构和合法化的过程，考查经济当中性别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对诸多不同领域（包括那些并不直接与性别相关的领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体现了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向经济学领域的渗透和发展。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具有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其目标不只是为了产出和发展更多具有阐释力和创新性的理论，而是致力于改善所有孩子、妇女和男人的生活境况。[1]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的另一个集中关注是：对那些影响孩子、女人和男人生活的各种经济问题进行女性主义的探讨。总之，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扩大和丰富了经济学话语，并吸引了许多专业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

《女性主义经济学》探讨的主题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论探讨、女性与全球化、妇女与财产、性别和老龄化、经济学教学改革、经济学界中的联盟和性别、女经济学家的地位、性倾向等许多方面。家庭问题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庭研究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贝克尔和舒尔茨等人的“新家庭经济学”以及博弈论进行了批判，对贝克尔“新家庭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如揭示了家庭关系的父权制基础、妇女的依附地位和家庭中的利他主义行为，予以利用并形成政策以提高妇女的地位；提出女性主义的新的替代性分析方法，如“协作性冲突分析法”(cooperativeconflicts approach) ，它吸收了博弈论中合作交易的某些思想，如合作会使交易双方获益，对合作收益的分配取决于交易各方的“威胁”或“退出”。研究认为，在婚姻和家庭内部“威胁”或“退出”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协商能力，儿童、外部共同体（community）、文化等因素影响着家庭交易的结局以及婚姻/家庭内的个体行为。“协商和性别关系：在家庭内外”一文指出，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替代性模型为分析性别关系以及性别不对称是如何被建构和被挑战的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但它们忽视了家庭内部性别动态的一些重要方面：什么因素（尤其是定性因素）影响了协商能力？社会标准和社会认知在协商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妇女是否比男性较少为自利动机所推动，这会影响协商结果吗？文章认为，绝大多数针对协商的讨论几乎没有谈到家庭之外的性别关系，以及家庭内外协商能力的联系。指出了它们的复杂性质以及在决定家庭内部动力学结果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协商方法从家庭扩展到市场、外部共同体以及国家这些相互衔接的领域。[6]二是对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家务/无酬家务劳动、家庭政策/计划、工资/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儿童看护问题进行性别分析和思考，如“家庭计划的性别分析：超越女性主义和人口控制争论（1996，2）”、“1870-1930年美国的家庭服务业和经济增长（1996，1）”、“丈夫、妻子和家务劳动：斯坦福和东京大学的毕业生比较（1998，3）”、“工资工作、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1995，2）”、“对荷兰无酬工作重新分配的设想（1996，3）”、“基于帮助工作父母的一项福利改革（1995，2）”、“对帮助工作父母计划的思考（1995，2）”、“关于帮助工作双亲的计划：一些可能性和问题（1995，2）”、“照护劳动的悖论（1995，1）”、“美国和法国政府对有孩家庭的支持（1997，1）”、“欧洲照护制度比较（2004，1）”。另外，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如工资差距、职业分割(occupationalsegregation) 以及职场性别歧视等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杂志还加大了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相关现象的关注。关于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的探讨，也有不少的研究。例如，“经济学研究需要跨越方法的边界（1997，2）” 、“将性别引入市场（1996，1）”、“将公正引入性别分析（2000，2）”、“焦点群体：对性别省思方法的贡献（1997，2）”、“第一世界/第三方标准：经济学生产边界的女性主义批评（1997年，3）”、 “女性主义思考能使经济学更加客观吗？（1995，1）”。

《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自创刊以来就一直注意集中讨论某一议题，如1995年第2期的儿童看护问题研究、1997年关于性倾向问题的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与思考等，或在一期杂志中集中几篇文章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进行介绍与评价，如1998年第3期，就以简短传记、访谈和论文的方式对著名的经济学家、IAFFE创始人之一的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进行介绍，对其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进行了评述。近年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地区的转型经济现象和热点经济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开始以系列论文或专刊的方式予以关注和讨论。在转型经济研究方面：1989年中欧、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瓦解和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失业增加、工作条件更为恶劣、养老金减少、健康和孩子照护方面的公共开支削减的状况，转向市场经济对男人和妇女的福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妇女。系列论文“中欧、东欧的性别与变化”，旨在探讨与这些过渡相关的多种问题，如这一地区转型经济如何改变了妇女和家庭的经济地位，以及经济制度在塑造性别角色方面的作用，等等。已经刊发的文章有“解释偷税漏税中的性别差异――以阿尔巴尼亚蒂朗岛为例”、“转型经济中的女企业家――以立陶宛和乌克兰为例”、“妇女与其伴侣之间的经济关系：重新统一后的东西德比较”。另外，作为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经济充满活力，经济成就世界广为注目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制度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女性同经济之间的关联也成为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2007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出版了以“性别、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 为主题的专刊（3-4期合刊），集合了12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农村的土地管理及所涉及的性别问题；计划生育和土地政策执行过程、效果的性别偏差及其影响；农村妇女参与市场工作的工资不平等、参与市场工作是否提高其家庭地位；中国农村的性别流动和劳动力过剩；转型中国卫生保健政策改革的性别公平；宿舍劳动体制产生的性别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思考；中国消费文化的性别化发展、中国的“美丽经济”等。其二，以专刊的方式专题讨论一些妇女问题。如2005年专刊（第2期）主题为“性别与老龄化”（8篇），2006年专刊（第1期）主题为“妇女和财产” （10篇文章）。2008年，《女性主义经济学》计划出版三个专刊：“无酬工作、时间使用、贫困和公共政策”、“艾滋病、性与经济发展”以及“不平等、发展与增长”。 “不平等、发展与增长”专刊，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市场自由化的日益增长，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扩大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工资差距与经济迅速增长同时发生，另一方面，在一些工业化国家，性别工资差距改革与日益增长的阶级、种族和人种不平等相关联。尽管民族国家尝试通过形形的政策（劳动市场、社会、货币、财政和工业政策）规避不平等，但市场自由化已经削弱了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成就。《女性主义经济学》编辑部认为，尽管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得出宏观经济具有性别化影响，然而，理解社会群体之间与性别、阶级、种族、宏观经济包括就业、输出、增长和发展相关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证据是必要的。将性别融入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努力发展更多的性别平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需要对这些批判性问题的更为详细的关注。该专刊将提供一个分析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不平等、再分配和增长的论坛。研究主题包括全球化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以及通过阶级和种族与不平等的联系；性别不平等（福利、收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对无酬劳动的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性别；福利不平等的评估（健康、教育）；再分配政策、发展和增长；平等的就业机会政策、家庭友好政策、社会安全网络和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保险和性别不平等；区域和全球对不平等的反应；等等。

当然，《女性主义经济学》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有限。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呈现自身，但事实仅仅关注男性的生活和利益，忽视、低估或歪曲妇女的生活和利益，存在严重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和讨论平台，《女性主义经济学》在创办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和性别偏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判和挑战，冲击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就其研究成果以及相邻学科的学者对其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投入来看，《女性主义经济学》是欣欣向荣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说自话现象，其理论贡献对这个日益保守的主流经济学专业核心影响有限。其二，美国/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非常用心地避免这种倾向，如其编辑政策：鼓励世界各国学者就女性主义经济观点展开对话和争论，尤其欢迎来自南方国家以及关心经济问题的非经济学家的论文；论文要适应更加宽泛的国际读者，而非仅仅某个特定国家的读者。在实践层面上，它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的论文给予了比较强有力的支持，也确实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非美国论文；另外，它还要求作者对论文中所有具有北美特性的术语进行解释（如Medicair or K-12），以使其内容能在不同学科、文化、阶级和国家间获得理解并进行讨论。但是，无论从杂志的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会和发表文章的作者构成，还是从研究兴趣、研究议题来看，尽管趋势是在改变，但其美国/欧美中心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论文很少，与第三世界学者不能形成有效和成规模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其三，对性别分析过度重视，在引入民族、种族、阶级等视角综合研究方面相对不足，进而影响到对社会关系的深层次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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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AFFE. 省略/ - 12k - 网页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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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yb.J. Almond.Feminist Economics Rises in Journal Rankings [EB/OL].

media.rice.edu/media/NewsBot.asp?MODE=VIEW&ID=9250& - 18k - 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总结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认识美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判断美国经济的走势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了“微波化”的趋势(见图2)，因此这种讨论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对近20年来美国这一领域最新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二战前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比较；第二部分评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献，这一时期主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大稳定”问题；第三部分从跨国比较、公司等角度进行补充和丰富；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

一、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早期研究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美联储主席的bums(1960)很早已经认识到，二战以后到1959年美国共经历了4次衰退，其衰退的程度比战前温和许多，他乐观地预测美国经济正在稳定化的方向迈进。bums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促进了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日益加强；失业保险、退休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平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过度波动；就业结构也在变得稳定，管理人员、工程师、科研人员、财务(金融)等白领行业的就业比重逐渐加大，与制造、建筑和运输等传统行业相比，白领行业受经济衰退的冲击相对较小；“大萧条”以后建立起来的存款保险制度等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以防止金融恐慌的扩散。与当时经济学界的思潮相一致，bums重视政府的干预和需求管理政策，其观点带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尽管后来70—80年代出现了“滞胀”和数次经济衰退，但是当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们回顾经济周期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认同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周期比二战之前稳定了，即使是扣除战前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特殊时期，20世纪50—80年代的经济波动也小于1893—1940年。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各个角度对波动性下降的原因进行解释。

gordon(1986)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的论文集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其中有数篇文献涉及到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与bums(1960)相似，gordon在论文集序言中强调政府规模的扩大、逆经济周期的调节政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作用。taylor(1986)采用当时比较新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方法，认为二战之后的外部冲击比战前减小了，而冲击的扩散机制本身并没有弱化，因此taylor认为是外部冲击的减小导致了周期的稳定化。这一时期一个争论的话题是工资(价格)粘性问题，随着工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美国的工资(价格)的粘性在战后有所增强，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在工资(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名义冲击会造成实际产出的波动，因此工资(价格)粘性是经济波动的一种根源，但是delong与lawrence则认为工资(价格)粘性的增强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其主要论点是在弹性价格下，实际利率会剧烈波动，因此对实际产出带来冲击。

zarnowitz(1992)的专著对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做出了全面的总结，他分8个类别列出了18种可能的因素，有的因素在bums(1960)中已经有所提及，有的在当时则是比较新颖的假说：比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库存投资的波动性降低；公众对国家克服经济衰退的信心有所加强，这种心理预期有利于摆脱衰退；居民需求偏好的稳定性等等。zarnowitz同时也对过去的一些假说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比如关于政府规模问题，历史上国防开支对于美国克服经济衰退有过重要作用，人们也普遍接受有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是二战后50—60年代美国“黄金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沉重而笨拙的“政府之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谴责，这种观点转化无疑反映了新兴的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等学派的主张。此外，zarnowitz对前人强调的一些因素如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社会保障、就业结构的变化、金融稳定的作用等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从统计

数据上给予了新的支持。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80年代美国经过努力成功地克服了通货膨胀的困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weber(1997)提出和研究了美国经济波动微波化问题。mcconnell与perez-quiros(2000)采用统计检验，发现美国经济的波动性存在结构突变，突变点发生在1984年第1季度，在突变点之后美国经济波动性显著变小。kim与nelson(1999)的计量分析也曾得出类似的结论。正是这两篇文献又引发了近期美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的热烈探讨。紧接着，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指出美国gdp季度增长率的标准差从20世纪50年代的1.5%下降到了90年代的0.5%。stock与watson(2002)的统计检验也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22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存在突变性下降。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会显著增强？最直观的一个解释是80年代以后没有发生70年代那样严重的石油危机，或者说这种现象是好的运气带来的；有的学者则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货币政策，认为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经济波动；有的学者则侧重研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问题；有的则强调金融创新的贡献等等，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讲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可上述因素从理论上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更主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下面分6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评述。

(一)外部冲击的减弱(“运气说”)

主张经济周期稳定化“运气说”的主要有stock与watson(2002)、ahmed与wilson(2004)以及blanchard与simon(2001)等，这些研究一般都采用上文中提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把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看作是外部冲击。实证结果显示，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80—90年代回归误差项的方差变小了，因此就说明是外部冲击减弱了。stock与watson(2002)的分析认为，如果将50—70年代的误差项方差代人80—90年代的回归模型，则80—90年代的波动性会接近50—70年代的水平。他们运用这种反拟法(counterfactual)证明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的减小造成的，因此主张“运气说”。

向量自回归模型注重数据拟合，它以变量本身的滞后期做解释变量，理论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模型估计出来的误差项往往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冲击。因此正如dynan等(2005)所指出的，这种分析方法尽管有所帮助，但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cecchetti等(2006)指出从现实看外部冲击是否减弱是值得商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和亚洲先后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也曾经引发巨大的金融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石油价格也出现过剧烈起伏，因此cecchetti等认为这种“运气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二)信息技术与库存管理改善

美国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解释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kahn等(2002)注意到美国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波动性有明显下降，但是其销售额波动性并没有下降(或者说是最终需求的波动性并没有下降)，因此认为信息技术和市场预测技术的改进使厂商可以预先应对市场的波动，平滑生产，防止产出的剧烈波动。kahn等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厂商有一个预

期的存货一销售比例，根据厂商对需求冲击的认知程度分为“低信息”和“高信息”情形，在“高信息”情形下同样的需求冲击可以产生较小的生产波动。

国内学者对于“新经济”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关系也有一些讨论，如宋玉华(2002)、陈继勇和彭斯达(2003)等等，他们指出在新经济条件下，投入要素的知识化使得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了；管理的网络化和生产组织的柔性化(比如just-in-time式的库存控制方式)使厂商可以快捷地应对市场需求。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三)产业结构演进与宏观稳定

如果经济结构中波动性小的成分占的比重增大了，就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稳定。这种关系在早期有所讨论，最近的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一定的分歧，如blanchard与simon(2001)按照支出法gdp(投资、消费、政府开支和净出口)的分解方法，否认了结构变动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贡献，认为是每个组成部分自身波动性的减小造成了整体经济的稳定。但是eggers和ioannides(2006)从直觉上坚持相信产业结构演进对宏观稳定的促进作用，认为过去的文献低估了这种效应。他们按照1位标准产业分类将gdp分为10个产业，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清晰地显示，产业结构的演进对经济稳定贡献的比例高达50%，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波动性较大的制造业比例显著下降，相对稳定的金融业和服务业比例有所上升。因此有力地证明了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稳定的促进作用。eggers和ioannides认为这种结论与gdp的划分方法有很大关系，blanchard与simon按照gdp的支出法来划分，但是美国支出法gdp的结构在过去50年里变化并不大，所以很难考察结构变动对经济稳定的影响。

强调产业结构与信息技术的文献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是其缺陷在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很多计量检验却认为美国宏观经济波动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存在突变性下降，渐进的演进很难解释这种突变性下降，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尚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四)货币政策的成功

关于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能够起到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各种经济学流派之间一直存在长期的争论。但是绝大多数文献都承认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政策操作是比较糟糕的，而经济学界普遍对80年代以来沃尔克—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尤其是格林斯潘时期，其灵活的调控方式、对央行独立性的坚持、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使其赢得了“世界经济指挥”的赞誉。clarida等(2002)对美国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指出在70年代，当预期通货膨胀上升的时候，美联储相对小幅的加息不足以抵消这种预期，从而引起实际利率下降，进一步引起总需求上升和通货膨胀上升，因此这一时期存在着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而沃尔克—格林斯潘时期的调控方式则明显不同，联邦基金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反应力度显著加大了，或者说货币政策的敏感度提高了，同时货币政策的信誉也比以前有所改善。

(五)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稳定

在过去50年里美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涉及信用评估技术的改进、消费信贷的普及、信贷二级市场的发展，此外金融管制方面比较著名的有20世纪80年代初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废除(即q条款的废除)等等，一些学者研究金融创新对美国宏观稳定的影响，如dynan等(2005)指出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如消费信贷(或者小企业贷款)的普及，它一方面可以减弱家庭和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从而起到平滑消费和生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他们方便地获取资金进行投机，因此理论上对经济稳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jermann与quadrini(2006)强调债权与股权的转换问题，当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可以通过出售股权来清偿公司债务，如果这个过程非常顺利(或者说交易成本较低)，则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较小；反之如果这个过程并不顺畅，则公司被迫变卖资产或解雇工人以缓解债务压力，从而对产出产生较大的破坏作用。jermann与quadrini认为金融市场的完善使得美国的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债务重组与股权融资更加顺利，从而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jermann与quadrin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验证。

(六)来自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重视微观基础，强调经济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这一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现在已经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典型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的随机扰动是经济波动的根本来源，例如arias等(2006)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就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pp)波动性的下降是美国经济稳定的最主要原因，其贡献率高达50%。leduc与sill(2003)通过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加入能源部门，强调tfp和能源价格稳定这两个因素对美国经济稳定的作用；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对于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有较大贡献，但是对于实际产出波动性的下降贡献不大。尽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针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关于这一理论的评价可参见龚刚(2004)。

 

三、基于国别层面和公司角度的研究

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并非只发生在美国，根据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七国集团中除了日本以外都存在这种趋势，只是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更加典型。因此这一问题可以放在跨国背景下研究。kraay与ventura(2001)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从产品市场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使得他们的产品有更强的市场支配力量，有更低的价格需求弹性，因此发达国家受需求冲击的影响较小；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他们的传统技术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受需求冲击的影响会比较大。从劳动力市场看，发达国家的产业主要依靠技术程度较高的熟练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比较小，即使需求增加熟练劳动力也不可能过快增长，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供给弹性较大的非熟练劳动力，当市场需求波动的时候，这种劳动力的就业也会大幅度波动。kraay与ventura(2001)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验证。此外，cecchetti等(2006)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性进行了跨国比较，证实金融深化、央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会减小增长波动性，而贸易依存度对增长波动性的影响不显著，换言之，经济开放程度对宏观稳定性的影响从经验上看是不确定的。

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美国宏观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同时各种公司指标的波动性却在加大，如comin与philippon(2005)计算表明，公司的销售额、雇员、股本回报率等指标的波动性显著地加大，公司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的时间也比过去显著缩短，这说明公司间的竞争比过去激烈了。那么宏观波动性的下降和公司层面上波动性的上升是否是一种巧合呢？philippon(2003)建立的理论模型认为，正是公司间竞争的加剧使这两种现象间存在联系。后来comin与philippon(2005)的研究进一步给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结论，比如他们证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美国对航空、市政、铁路等行业管制的放松使这些行业的竞争程度显著增加；研发(r&d)密集型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公司指标的波动性也较大；研发密集型行业与其他行业增长的相关程度较低；comin与philippon(2005)还发现，在oecd国家中公司层面的波动性和宏观经济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就进一步佐证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四、结论与启示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文献，可以看出与早期的研究相比，最新的文献已经基本摆脱了过去纯粹的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手段被广泛采用。各个派别都试图找出导致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主导性原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各种原因之间还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要确定各种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是很困难的，相信这场争论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通过评述以上文献，可以对美国经济的特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相信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减弱带来的，那么当相对温和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如果相信产业结构、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等因素的作用，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如果将经济周期稳定化归功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那么无疑对将来的货币政策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场争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的稳定化问题，国内学者亦有所探讨。刘树成(1996)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型转化为“高位—平缓”型，“高位”说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力”增强，“平缓”说明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张立群(2006)将中国经济波动的“微波化”归因于经济短缺现象消失、市场机制完善、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三大因素。但是一般来讲，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等有密切关系，中国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总结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认识美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判断美国经济的走势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了“微波化”的趋势(见图2),因此这种讨论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对近20年来美国这一领域最新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二战前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比较;第二部分评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献,这一时期主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大稳定”问题;第三部分从跨国比较、公司等角度进行补充和丰富;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

一、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早期研究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美联储主席的Bums(1960)很早已经认识到,二战以后到1959年美国共经历了4次衰退,其衰退的程度比战前温和许多,他乐观地预测美国经济正在稳定化的方向迈进。Bums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促进了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日益加强;失业保险、退休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平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过度波动;就业结构也在变得稳定,管理人员、工程师、科研人员、财务(金融)等白领行业的就业比重逐渐加大,与制造、建筑和运输等传统行业相比,白领行业受经济衰退的冲击相对较小;“大萧条”以后建立起来的存款保险制度等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以防止金融恐慌的扩散。与当时经济学界的思潮相一致,Bums重视政府的干预和需求管理政策,其观点带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尽管后来70—80年代出现了“滞胀”和数次经济衰退,但是当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们回顾经济周期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认同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周期比二战之前稳定了,即使是扣除战前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特殊时期,20世纪50—80年代的经济波动也小于1893—1940年。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各个角度对波动性下降的原因进行解释。

Gordon(1986)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的论文集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其中有数篇文献涉及到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与Bums(1960)相似,Gordon在论文集序言中强调政府规模的扩大、逆经济周期的调节政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作用。Taylor(1986)采用当时比较新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方法,认为二战之后的外部冲击比战前减小了,而冲击的扩散机制本身并没有弱化,因此Taylor认为是外部冲击的减小导致了周期的稳定化。这一时期一个争论的话题是工资(价格)粘性问题,随着工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美国的工资(价格)的粘性在战后有所增强,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在工资(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名义冲击会造成实际产出的波动,因此工资(价格)粘性是经济波动的一种根源,但是Delong与Lawrence则认为工资(价格)粘性的增强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其主要论点是在弹性价格下,实际利率会剧烈波动,因此对实际产出带来冲击。

Zarnowitz(1992)的专着对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做出了全面的总结,他分8个类别列出了18种可能的因素,有的因素在Bums(1960)中已经有所提及,有的在当时则是比较新颖的假说:比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库存投资的波动性降低;公众对国家克服经济衰退的信心有所加强,这种心理预期有利于摆脱衰退;居民需求偏好的稳定性等等。Zarnowitz同时也对过去的一些假说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比如关于政府规模问题,历史上国防开支对于美国克服经济衰退有过重要作用,人们也普遍接受有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是二战后50—60年代美国“黄金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沉重而笨拙的“政府之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谴责,这种观点转化无疑反映了新兴的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等学派的主张。此外,Zarnowitz对前人强调的一些因素如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社会保障、就业结构的变化、金融稳定的作用等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从统计

数据上给予了新的支持。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80年代美国经过努力成功地克服了通货膨胀的困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Weber(1997)提出和研究了美国经济波动微波化问题。McConnell与perez-Quiros(2000)采用统计检验,发现美国经济的波动性存在结构突变,突变点发生在1984年第1季度,在突变点之后美国经济波动性显着变小。Kim与Nelson(1999)的计量分析也曾得出类似的结论。正是这两篇文献又引发了近期美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稳定

化问题的热烈探讨。紧接着,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指出美国GDP季度增长率的标准差从20世纪50年代的1.5%下降到了90年代的0.5%。Stock与Watson(2002)的统计检验也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22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存在突变性下降。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会显着增强?最直观的一个解释是80年代以后没有发生70年代那样严重的石油危机,或者说这种现象是好的运气带来的;有的学者则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货币政策,认为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经济波动;有的学者则侧重研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问题;有的则强调金融创新的贡献等等,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讲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可上述因素从理论上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更主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下面分6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评述。

(一)外部冲击的减弱(“运气说”)

主张经济周期稳定化“运气说”的主要有Stock与Watson(2002)、Ahmed与Wilson(2004)以及Blanchard与Simon(2001)等,这些研究一般都采用上文中提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把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看作是外部冲击。实证结果显示,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80—90年代回归误差项的方差变小了,因此就说明是外部冲击减弱了。Stock与Watson(2002)的分析认为,如果将50—70年代的误差项方差代人80—90年代的回归模型,则80—90年代的波动性会接近50—70年代的水平。他们运用这种反拟法(Counterfactual)证明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的减小造成的,因此主张“运气说”。

向量自回归模型注重数据拟合,它以变量本身的滞后期做解释变量,理论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模型估计出来的误差项往往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冲击。因此正如Dynan等(2005)所指出的,这种分析方法尽管有所帮助,但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Cecchetti等(2006)指出从现实看外部冲击是否减弱是值得商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和亚洲先后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也曾经引发巨大的金融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石油价格也出现过剧烈起伏,因此Cecchetti等认为这种“运气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二)信息技术与库存管理改善

美国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解释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Kahn等(2002)注意到美国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波动性有明显下降,但是其销售额波动性并没有下降(或者说是最终需求的波动性并没有下降),因此认为信息技术和市场预测技术的改进使厂商可以预先应对市场的波动,平滑生产,防止产出的剧烈波动。Kahn等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厂商有一个预

期的存货一销售比例,根据厂商对需求冲击的认知程度分为“低信息”和“高信息”情形,在“高信息”情形下同样的需求冲击可以产生较小的生产波动。

国内学者对于“新经济”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关系也有一些讨论,如宋玉华(2002)、陈继勇和彭斯达(2003)等等,他们指出在新经济条件下,投入要素的知识化使得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了;管理的网络化和生产组织的柔性化(比如Just-in-time式的库存控制方式)使厂商可以快捷地应对市场需求。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三)产业结构演进与宏观稳定

如果经济结构中波动性小的成分占的比重增大了,就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稳定。这种关系在早期有所讨论,最近的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一定的分歧,如Blanchard与Simon(2001)按照支出法GDP(投资、消费、政府开支和净出口)的分解方法,否认了结构变动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贡献,认为是每个组成部分自身波动性的减小造成了整体经济的稳定。但是Eggers和Ioannides(2006)从直觉上坚持相信产业结构演进对宏观稳定的促进作用,认为过去的文献低估了这种效应。他们按照1位标准产业分类将GDP分为10个产业,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清晰地显示,产业结构的演进对经济稳定贡献的比例高达50%,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波动性较大的制造业比例显着下降,相对稳定的金融业和服务业比例有所上升。因此有力地证明了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稳定的促进作用。Eggers和Ioannides认为这种结论与GDP的划分方法有很大关系,Blanchard与Simon按照GDP的支出法来划分,但是美国支出法GDP的结构在过去50年里变化并不大,所以很难考察结构变动对经济稳定的影响。

强调产业结构与信息技术的文献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是其缺陷在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很多计量检验却认为美国宏观经济波动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存在突变性下降,渐进的演进很难解释这种突变性下降,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尚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四)货币政策的成功

关于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能够起到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各种经济学流派之间一直存在长期的争论。但是绝大多数文献都承认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政策操作是比较糟糕的,而经济学界普遍对80年代以来沃尔克—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尤其是格林斯潘时期,其灵活的调控方式、对央行独立性的坚持、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使其赢得了“世界经济指挥”的赞誉。Clarida等(2002)对美国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指出在70年代,当预期通货膨胀上升的时候,美联储相对小幅的加息不足以抵消这种预期,从而引起实际利率下降,进一步引起总需求上升和通货膨胀上升,因此这一时期存在着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而沃尔克—格林斯潘时期的调控方式则明显不同,联邦基金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反应力度显着加大了,或者说货币政策的敏感度提高了,同时货币政策的信誉也比以前有所改善。

(五)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稳定

在过去50年里美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涉及信用评估技术的改进、消费信贷的普及、信贷二级市场的发展,此外金融管制方面比较着名的有20世纪80年代初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废除(即Q条款的废除)等等,一些学者研究金融创新对美国宏观稳定的影响,如Dynan等(2005)指出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如消费信贷(或者小企业贷款)的普及,它一方面可以减弱家庭和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从而起到平滑消费和生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他们方便地获取资金进行投机,因此理论上对经济稳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Jermann与Quadrini(2006)强调债权与股权的转换问题,当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可以通过出售股权来清偿公司债务,如果这个过程非常顺利(或者说交易成本较低),则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较小;反之如果这个过程并不顺畅,则公司被迫变卖资产或解雇工人以缓解债务压力,从而对产出产生较大的破坏作用。Jermann与Quadrini认为金融市场的完善使得美国的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债务重组与股权融资更加顺利,从而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Jermann与Quadrin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验证。

(六)来自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重视微观基础,强调经济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这一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现在已经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典型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的随机扰动是经济波动 的根本来源,例如Arias等(2006)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就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PP)波动性的下降是美国经济稳定的最主要原因,其贡献率高达50%。Leduc与Sill(2003)通过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加入能源部门,强调TFP和能源价格稳定这两个因素对美国经济稳定的作用;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对于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有较大贡献,但是对于实际产出波动性的下降贡献不大。尽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针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关于这一理论的评价可参见龚刚(2004)。

三、基于国别层面和公司角度的研究

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并非只发生在美国,根据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七国集团中除了日本以外都存在这种趋势,只是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更加典型。因此这一问题可以放在跨国背景下研究。Kraay与Ventura(2001)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从产品市场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使得他们的产品有更强的市场支配力量,有更低的价格需求弹性,因此发达国家受需求冲击的影响较小;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他们的传统技术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受需求冲击的影响会比较大。从劳动力市场看,发达国家的产业主要依靠技术程度较高的熟练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比较小,即使需求增加熟练劳动力也不可能过快增长,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供给弹性较大的非熟练劳动力,当市场需求波动的时候,这种劳动力的就业也会大幅度波动。Kraay与Ventura(2001)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验证。此外,Cecchetti等(2006)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性进行了跨国比较,证实金融深化、央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会减小增长波动性,而贸易依存度对增长波动性的影响不显着,换言之,经济开放程度对宏观稳定性的影响从经验上看是不确定的。

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美国宏观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同时各种公司指标的波动性却在加大,如Comin与Philippon(2005)计算表明,公司的销售额、雇员、股本回报率等指标的波动性显着地加大,公司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的时间也比过去显着缩短,这说明公司间的竞争比过去激烈了。那么宏观波动性的下降和公司层面上波动性的上升是否是一种巧合呢?Philippon(2003)建立的理论模型认为,正是公司间竞争的加剧使这两种现象间存在联系。后来Comin与Philippon(2005)的研究进一步给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结论,比如他们证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美国对航空、市政、铁路等行业管制的放松使这些行业的竞争程度显着增加;研发(R&D)密集型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公司指标的波动性也较大;研发密集型行业与其他行业增长的相关程度较低;Comin与Philippon(2005)还发现,在OECD国家中公司层面的波动性和宏观经济波动性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这就进一步佐证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四、结论与启示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文献,可以看出与早期的研究相比,最新的文献已经基本摆脱了过去纯粹的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手段被广泛采用。各个派别都试图找出导致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主导性原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各种原因之间还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要确定各种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是很困难的,相信这场争论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通过评述以上文献,可以对美国经济的特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相信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减弱带来的,那么当相对温和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如果相信产业结构、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等因素的作用,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如果将经济周期稳定化归功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那么无疑对将来的货币政策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场争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的稳定化问题,国内学者亦有所探讨。刘树成(1996)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型转化为“高位—平缓”型,“高位”说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力”增强,“平缓”说明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张立群(2006)将中国经济波动的“微波化”归因于经济短缺现象消失、市场机制完善、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三大因素。但是一般来讲,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等有密切关系,中国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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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vans, grant, christopher hutton and khun eng kuah, eds. 2000.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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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郭南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德]赖特•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8][日]竹内宏：《活的经济学——走遍世界谈经济》，熊辉，张丽曼译，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9][日]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日]稻盛和夫，梅原猛：《回归哲学——探索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卞立强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11][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12][日]长谷川启之：《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郑树清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

[13][美]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二卷），武汉出版社，2002。

[14][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5][美]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黎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16][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引力模型；要素禀赋；重叠需求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中美贸易关系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贸易联系也十分紧密。而且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的贸易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中美贸易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改善利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通过引力模型、要素禀赋理论以及重叠需求理论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深化对中美贸易规模演变机理的认识，从而为中美之间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健康、良性发展提供理论指引。

二、基于引力模型的影响因素

引力模型的思想源于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认为两国贸易额与其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两国距离成反比，简单的可以表示为：

贸易规模=GDPX GDPY/DXY

（GDPX：X国的经济规模 GDPY：Y国的经济规模 DXY：X国与Y国的距离）

基于引力模型，我们对中美贸易规模的变化进行研究。

从上面的图片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中国的GDP逐年上升，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美国的GDP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也在逐年增加，明显看到中国GDP、美国GDP和中美两国的贸易额都是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我们从图中得出的结论和引力模型一致，即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GDP正相关，与两国间的距离负相关。中国是经济不断迅猛发展的人口大国，并且增长势头十分强劲，并且中国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经济规模十分庞大。而一国经济规模越大，其购买能力就越强，即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GDP正相关。距离其实是一个常数，随着通信、运输技术的不断革新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距离对双边贸易规模的制约性在不断地下降。

三、基于要素禀赋理论的影响因素

要素禀赋，这里是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这是一个相对比例的概念，与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绝对数量无关。要素禀赋理论最初由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后经萨缪尔森等人不断完善，这一理论由H-O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三个主要部分构成。H-O定理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在中美贸易中，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产生了比较优势，促进了双边贸易的产生。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报告：美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24.63美元，而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只有70美分。除此之外，技术差异也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将产品划分为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在初始期比较优势是研究和开发；在成长期，决定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因素是资本；而在成熟期，非熟练或半熟练劳动则成为决定比较优势的最主要力量。所以就中美贸易的发展来看，美国主要是处于技术的研发以及资本投入的阶段，然后进行了产业转移到中国，而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制造业进行出口。

四、基于重叠需求理论的影响因素

要素禀赋理论从供给方面探讨国际贸易，而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重叠需求理论是从需求方面探讨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其核心思想是：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由两国的需求结构与收入水平决定。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均GDP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1952年，中国人均GDP约为54美元，美国人均GDP为2283美元，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35%。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32美元，美国人均GDP为48352美元，这一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1.23%。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中美两国重复需求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因而依据重叠需求理论，如果其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则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新的重复需要的商品便不断出现，贸易也相应的不断扩大，贸易中的新品种就会不断出现。而且在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中，国际贸易通过商品价格的均等化，会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所以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的工资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相比以前来看，对美国产品的消费在日益增加。

参考文献：

[1]李坤望.国际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6）.

[2]保罗・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海闻译国际经济学（第六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02）.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摘要]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性影响力已经在全球经济的沉浮中得到深刻揭示。这种对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力量，来自于美国所独有的金融霸权。本文基于对当今时代美国金融霸权三大表象及两大支柱的分析，结合政治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美国所独有的社会价值观念成为支撑美国经济金融领域霸权形式存在的根本性因素。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传播与权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015-03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仍停留于初级阶段。在理论本体方面局限于国外尤其是北美理论的引介，尚未建立起基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体系。在产业研究方面，虽然提出了有别于主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新范式，显示出该学派理论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研究范围的广度和研究问题的深度仍有待加强，且由于本土化理论框架体系的缺失，套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往往不能准确的分析出我国传播领域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阶级结构、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关注显示出该学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价值追求，但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实践性，相较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较少参与媒体改革等抗争和替代性传播实践，且学术成果对传播实践的影响力有限。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缘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大陆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一直处于学术地带的边缘，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等条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深厚而广泛的知识积累之上，需要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分析，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准备不足。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开放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我们相信上述限制条件将会逐渐消减。

参考文献：

[1] 李琨.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现实意义[J].国际新闻界，1999（3）.

[2]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J].现代传播，2002（1）.

[3]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J].当代传播，2004（1）.

[4]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2008（5）.

[5]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渊源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

[6]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7]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J].国际新闻界，2001（3）.

[8] 郭镇之.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J].国际新闻界，2002（1）.

[9] 陈世华.媒介帝国主义和思想管理：重读赫伯特・席勒[J].国际新闻界，2013（2）.

[10] 杨茵娟.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4（6）.

[11]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2] 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3] 陈卫星.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概念转型[J].国际新闻界，2009（8）.

[14] 高亢.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作用机理的思考[J].现代传播，2013（5）.

[15] 谢进川.媒体改革运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0（6）.

[16] 黄源清.微博控制的维系与消解――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微博研究[J].前沿，2012（22）.

[17] 蔡骐，谢莹.受众视域中的网络恶搞文化[J].新闻与传播转研究，2008（3）.

[18] 刘燕南，文卫华.论“三次售卖”――兼谈电视互动节目中的受众权益问题[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9）.

[19] 罗锋.论版权贸易逆差：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J].国际新闻界，2010（5）.

[20] 胡冀青，汪睿.新闻专业主义批判：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现代传播，2013（10）.

[21]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22] 黄典林.“限娱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J].视听纵横，2012（3）.

[23] 宋晶.全球化语境下中印媒体对社会冲突的再现之比较――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8）.

[24] 赵月枝.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2）.

[25] 冯建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另类媒体――以韩国和委内瑞拉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9（8）.

[26] 吴晓迪.美国广播电视业的所有权集中化――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2）.

[27]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分析[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1）.

[28] 王殿英.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公民权[J].当代传播，2013（3）.

[29] 刘晓红.大众媒介与公共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及启示[J].新闻界，2005（3）.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着《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 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