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试图从古代书学教育的发展中汲取营养，探讨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发展方向，以期构建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学科框架，推动书法教育从实用化向艺用化转变以及寻求书法启蒙教育的制度化途径。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 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习李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1.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2.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3.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 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4.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建立初级的蒙学教育。如果说西周至两汉书法教育是制度化之上的自觉，那么，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就使书法教育彻底法制化了。从“籀书”“史书”“章程书”“院体”“台阁体”“馆阁体”这一字体、书体的发展线索上，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强大干预。尤其科举制对书法教育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试者书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法人才的培养。 

古人对书法教育制度化的要求与收效对当前不同层次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依旧适用。只有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加之教育行政指令的干涉，书法教育才能在启蒙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文教政策的干预从根本上来说又会远远胜过其他因素对书法教育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万应均.浅谈幼儿书法教育中的情感培养[j].学前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2]董菱.论书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试图从古代书学教育的发展中汲取营养，探讨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发展方向，以期构建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学科框架，推动书法教育从实用化向艺用化转变以及寻求书法启蒙教育的制度化途径。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WWW.133229.COm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习李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1.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2.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3.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4.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建立初级的蒙学教育。如果说西周至两汉书法教育是制度化之上的自觉，那么，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就使书法教育彻底法制化了。从“籀书”“史书”“章程书”“院体”“台阁体”“馆阁体”这一字体、书体的发展线索上，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强大干预。尤其科举制对书法教育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试者书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法人才的培养。

古人对书法教育制度化的要求与收效对当前不同层次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依旧适用。只有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加之教育行政指令的干涉，书法教育才能在启蒙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文教政策的干预从根本上来说又会远远胜过其他因素对书法教育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万应均.浅谈幼儿书法教育中的情感培养[j].学前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2]董菱.论书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试图从古代书学教育的发展中汲取营养，探讨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发展方向，以期构建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学科框架，推动书法教育从实用化向艺用化转变以及寻求书法启蒙教育的制度化途径。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 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习李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1.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2.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3.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 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4.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建立初级的蒙学教育。如果说西周至两汉书法教育是制度化之上的自觉，那么，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就使书法教育彻底法制化了。从“籀书”“史书”“章程书”“院体”“台阁体”“馆阁体”这一字体、书体的发展线索上，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强大干预。尤其科举制对书法教育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试者书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法人才的培养。

古人对书法教育制度化的要求与收效对当前不同层次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依旧适用。只有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加之教育行政指令的干涉，书法教育才能在启蒙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文教政策的干预从根本上来说又会远远胜过其他因素对书法教育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万应均.浅谈幼儿书法教育中的情感培养[J].学前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2]董菱.论书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4篇

一、深谙儿童心理特征的诵读教学理念，以读促写

我国古代蒙学重视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指导蒙童诵读名篇。儿童多记性，古人认为蒙童十五岁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这符合现代心理学理论。私塾先生对阅读教学环节理解透彻，甚至已臻化境。朗读，熟读，精读；教书，背书，理书，讲书，步骤科学，成效卓著。诵读是蒙学的教学传统。如今，高中语文课堂琅琅书声已渐行渐远。诵读是中国几千年童蒙教育实践经验的结晶，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没有发扬光大。有人反问语文教学多读就行了吗？但是，语文教学不多读行吗？叶圣陶说，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读得不熟练，记得不深刻，背得不扎实，何来思如泉涌，应笔而出，滔滔不绝，文章倚马可待呢？北宋诗人苏轼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南宋朱熹说：“凡读书须要字字读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这些观点恰巧契合心理学对人的记忆理解能力的研究结果。

我国古代通行蒙学教本有《三仓篇》《急就篇》《开蒙要训》《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千家诗》（《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诗经》《论语》《孟子》《春秋》《礼记》《千字文》《国语》《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荀子》《昭明文选》《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千家诗》《唐宋家文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史记》等。据《中国历史轶闻》一书中统计，古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要背熟精通几十万字的书，其中《论语》11750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左传》196845字。值得关注的是，古人所说的背诵不是机械记忆，绝非鹦鹉能言，而是辅之以精思、贵通、贵用之法。

华南师大附小陈琴老师致力于小学语文“素读”经典教学的探索。素读经典就是不刻意追求理解所读经典内容的含义，纯粹地读。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是科学的右脑教育法。其一二年级素读目标为：《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声律启蒙》； 三四年级素读目标为：《论语》《大学》《中庸》；五六年级年级素读目标为：《老子》，选读《史记》《资治通鉴》。她的学生在小学毕业达到“背诵十万字，读破百部书，手写千万言”的目标。每天识记100多字，还给学生硕果累累的六年。

作为高中老师虽未能在学生十六岁以前加以引导其大量背诵，但用心理学的观点指导学生吟诵，亡羊补牢，善莫大焉。2013年福建省高考语文《考试说明》背诵篇目增加到三十二篇。这是有识之士的远见，有独到的思考。熟读背诵，是屡试不爽的好办法。中国古典文学成就之高，令世界为之咋舌。文学家灿若群星，哪一个不是背诵顶尖高手。现代文学巨匠鲁迅、茅盾、巴金，其背功已成为美谈。读，只有先“死”后“活”，方能“死”去“活”来。

读，还能有力促进学生写作风格的形成。清代学者崔学古说：“通于《书》，其文必实；通于《易》，其文必深；通于《诗》，其文必逸；通于《春秋》，必断制；通于《礼记》、《周礼》，其文必典雅。”蒙学作文教学关注学生形成写作风格，何其高哉！纵观今日高中生写作现状，这个愿景难以实现，有遥不可及之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如何深刻理解、借鉴古代蒙学诵读的要旨，有效指导高中生实现从读到写的涅槃，老师任重道远。这亦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总复习中，高三学子根据拼音写汉字，而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十二年，学生读在何方呢？笔者忧思之切。每念及汉代扬雄“能读千赋，则能为文”， 笔者扼腕长叹，我们的语文教学特别是作文教学和古代蒙学弟子学文差距多大呢？高中作文教学应特别深入研究借鉴传统语文教育读对写的影响，深入骨髓地理解，厚积方能薄发。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然并非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般的泛读，也非“精耕细作”的精读，恰是系统的“诵读”。刘勰“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量变推动质变。读得不好，怎能写得好？阅读是吸收，其为主；写作是运化，是皈依。高中教师如不能意识到写作的根在阅读，高中作文教学当无法实现质的飞跃。

二、闳中肆外的人文启蒙教育，蒙以养正

先秦至清末，古代蒙学重视启迪儿童心灵和智慧。蒙学教材文质兼美，充满饱满的人文精神，为弟子未来卓尔不群奠定坚实的智力基础。

蒙学教材内容历史演变，简要概括如下：先秦时期，出现我国历史最早的儿童蒙学教材《史籀篇》；西周蒙学以“六艺”为基本学科，学生德、智、体、美等和谐发展，农业、天文、历法、及数学等科技文化知识渗透蒙学；汉代《论语》《孝经》为最通用的经学教材，医学、史学也渗透到蒙学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教育融入玄、黄、老、庄、释、文、史；隋朝科举制成为蒙学教育的指南针，经学化倾向明显；唐代振儒术，容佛道，蒙学教育注入新的元素；宋朝尊孔崇儒，强调了道德启蒙和文化知识；元代蒙学教育普及农业知识和道德教化；明代法律已纳入了启蒙教育的范畴；清代鸦片战争后，蒙学领域教授西方科技文化知识。1898年的蒙学教材《蒙学课本》已破地理上“中国中心论”，强调天外有天，开放胸怀，迎接西学。蒙童人文启蒙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民族人文特色熠熠闪光。

据徐梓《中国传统蒙学书目》统计，蒙学教材为一千三百多种，门类繁多。蒙学对儿童人文启蒙教育闳中肆外。思想内容博大浩瀚，语言表达纵横捭阖，恣肆。人文启蒙教育使蒙童通晓天下人伦事理，精谙古今德教典故，立志建立化成天下的宏大功业。儿童为婴稚，即识人颜色，知人喜怒；其践行“凡出言，信为先”；诫“诈与妄、奸巧语、秽污语、市井气”；引导蒙童珍惜韶华、克尽求学之苦，正所谓“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朱熹在《蒙学须知》讲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塑造童子“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天真纯朴的儿童天性最终发展为他日铸成大器的精神底蕴、一抹亮丽的人格底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古人让蒙童在生活中快乐学习，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具有人文先进性。蒙童练就的蒙学童子功具有可持续性，能良性发展，浸透人文启蒙思想基因，为其将来写作注入了思想和语言的博大动力。

时至今日，须指出的是，许多优秀高中生埋头数理化题海，分配给语文学科的一点点时间又大量花在对高考满分作文的模仿上。虽苦苦耕耘，却一筹莫展，不得其法。没有阅读，高中生学识浅狭，胸中不富，作文无神气基调。清初语文教育家唐彪说：“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当代高中生会须痛饮一碗盛满人文思想的美酒。

若想提升高中生的人文思想，应格外注重学生阅读文本的选择，以崇高的作品塑造鼓舞学子的精神，感化和陶冶学生的情操。否则，贻误无穷。

三、质朴的作文教学法，百锻为字，千炼成句

古代蒙学对作文教学的认识质朴，但作文教学法科学有效。注重文道统一是传统蒙学作文教学的重要指导原则。人文启蒙教育客观上使蒙童在开蒙之初就得到了文德很好的训练。古代蒙学作文训练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

其一，属对、连珠、锤字基本功训练。古人通过语音、词汇训练，修辞、逻辑训练，帮助蒙童弄懂语音平仄、词汇词性、语法结构等写作知识。作文讲究声律和谐、形式美观。

其二，模仿和抄写并用。蒙童模仿前人文章，含有创造的成分。师名家名篇的神，不师其貌，最终自然纯熟；抄写有助于品味前人遣词造句。

其三，培养观察能力。古人把用心观察事物，体验事物上升到写作基本功高度，蒙童善写天地人物情状，粱刘勰提到，“博见为馈贫之粮”。

其四，作文先“放”中“脱换”后“收”。欧阳修称，“作文之体，初欲奔驰”。初写放胆文，抒发胸臆；“脱换”即稍加限制；“收”指终要胆小，文章精雕细刻。文章从气象峥嵘、彩色绚烂，到造平淡，其实乃绚烂之极。

其五，文章不厌改。古人善于保护学生才思，提出随学生立意而改；择精当处，细小笔削地改，以点铁成金：易日经时地改，则自解雌黄。

反思中国古代作文教学法，我们要从中撷取吉光片羽，传承创新高中作文教学。

笔者认为小学初中直至高中语文必须实现教学一体化，要有一盘棋的思维，做好衔接工作。例如，古时蒙童属对，今天高中生做对联，但如何深入对联教学，这是个棘手的问题。笔者要求高一学生恶补《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笠翁对韵》，丰富典故知识、声律知识、自然常识。这种训练如果能提前到小学或初中阶段则更佳。

谈及古人写作模仿和抄写并用，高中老师大有可为。有些学生只看高考满分文章，这是误区。毕竟为考场仓促间所作，学生限于时间和才思，无法同前世和当代名家相比，故仅仅阅读此类文章收效甚微。笔者常年呼吁学生要看名家作品。学生读经书、读史书、读时文，融会变化，是为文的真诀。学生自觉向往酿花为蜜，蜜成不见花；当酿谷为酒，酒成而不见谷时，学生文章就有自家手笔。语文老师必须设计生成一个学生将来发展的空间。高一高二时要多抄写文章。抄同题不同人的文章，思路就能扫除枯涩阻碍；抄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研究其意思、句语、路脉，从而潜移默化，融会贯通。水融之日，则是学生扬眉剑出鞘之时。

晋代陆机《文赋》提出“玄览”一说。“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学生伫中区，颐情志，激起写作精神内驱力，这是足贵的。笔者认识到随物赋形能力对学生来说太难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应试教育如火如荼开展的今天，学生远离自然，远离社会生活，丧失了观察事物、体验事物的审美需求。倘能赏“万类霜天竞自由”，何其妙哉！

古人修改文章的做法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高中作文教学要激发学生兴趣。老师改文章不能将学生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切不可强改，要改出学生之非，改出先生之妙。清末教育家王筠提倡“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笔者深以为是。若能将以前的文章拿出来改，则更有意义。这样的老师难能可贵。学生随写随丢，对自己以往文章妍媸好丑不以为意，这不可取。总之，学生文章多改则能助其深入揣摩、玩味、雕琢。正所谓沿根讨叶，思自转圆。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蒙药学；毕业生；带教；PBL

蒙药学专业毕业生毕业实习主要包括专业选题、文献检索、实验设计、实验操作、数据处理以及撰写论文等多个环节，成熟完善的实习带教方法会使毕业生从毕业实习的各个环节中得到培养与锻炼，可提高蒙药学专业毕业生的专业素养。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1969 年由美国的神经病学教授 Barrows 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目前已成为国际上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法不同，PBL 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主，将学习与更大的任务或问题结合，使学生投入到问题中，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而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基于此，笔者拟在蒙药学专业毕业生实习带教中将PBL教学模式应用于毕业生实习带教的各个环节中，提出基于PBL的蒙药学毕业实习带教模式，为蒙药学及其他学科实习生带教方法的教学改革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1 基于PBL的专业选题

蒙药学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包括掌握蒙医药学的基本理论、熟悉临床用药的基本知识；掌握蒙药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和检测的基本原理和技能；掌握蒙药药理学与毒理学的基本理论与实验技能；熟悉药事管理的法规、政策与营销的基本知识，熟悉药事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蒙药炮制加工、制剂制备和制剂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技能；掌握蒙药及其制剂质量的控制和鉴定分析；了解现代蒙药学发展的动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一定的科研和实践工作能力。即蒙药学专业毕业生在实习期间主要从事蒙药化学、蒙药药理、蒙药方剂及蒙药制剂等相关方面的实验研究。

因此，在实习之初，带教老师可多通过PBL启发学生去思考如何选题。比如，引导学生首先根据自己的专业选取待研究的蒙药，启发学生思考研究选用蒙药的哪方面内容，是倾向于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含量测定，还是倾向于药物的质量控制标准，是倾向于蒙药的药理方面研究，还是蒙药的剂型改革研究等，若是药理方面的研究，是研究抗炎、解热、抗癌还是其他等问题。

2 基于PBL的文献检索与阅读

在初步确立研究课题后，检索文献与阅读文献是接着要进行的重要环节。由于蒙药的相关资料一部分被电子数据库收录，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在电子数据库中查找；而一部分由于蒙文文字的特殊性存在于印刷版的工具书或者材料中。教师基于PBL启发学生搜索当前常用的中文数据库、外文数据库有哪些，并指导通过哪些数据库能下载到蒙药的相关文章的全文而哪些数据库只能看到蒙药相关文章的摘要等；在了解文献数据库的正确使用之后.就要启发学生思考通过数据库检索文献的方法和技巧。同时，指导学生去图书馆或者资料室查找印刷版蒙药相关资料。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掌握文献查阅方法之后，对所下载、复印及借阅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阅读，并进行总结、归纳。同时举办专题研讨会让学生通过讲解文献的方式对所选课题的相关内容初步熟悉，并随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并在纠正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文献阅读的能力，同时指导学生学会将文献内容与所选课题联系起来。

3 基于PBL的实验设计

在专业选题、文献检索与阅读之后，即进入实验设计阶段。此时，基于PBL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安排实验时间、准备哪些实验材料、采用哪些实验方法、需要哪些实验条件等问题。从而使学生为即将开始的实验奠定扎实的实验设计基础。

4 基于PBL的实验操作

实验设计后马上要进入的是具体的实验操作阶段。此时，基于PBL启发学生思考需要培训哪些实验方法操作、具体操作时的注意事项等问题。在此过程中，教师抽出专门的时间给学生演示实验操作，并边演示操作边讲解要点，并指出操作的注意事项，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实验操作技术，从而能更好地完成实验。

5 基于PBL的实验数据处理与实验结果分析

在实验操作阶段完成之后，即进入了实验数据的处理、结果分析阶段。此时，基于PBL启发学生思考选择何种统计软件、利用所选统计软件中的何种检验方法来分析、如何分析统计结果是否存在统计差异、如何制作图表来表示实验结果等问题。通过培养学生独立完成对实习期间获得实验数据的处理、分析能力，为学生今后的科研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6 基于PBL的论文撰写

最后一步进入毕业论文的撰写阶段。基于PBL启发学生思考毕业论文撰写的基本格式、要求，每一部分的撰写要点、注意事项等问题。之后，教师抽出专门时间对学生撰写的论文进行修改、指出存在的不足，帮助学生撰写出更专业的符合要求的毕业论文。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启蒙教学；良好习惯；识字写字

小学低段的学生正处于培养习惯、吸收新事物的学习阶段，美国凯恩斯说过：“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在小学生的启蒙教育阶段，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语文是汇聚了各种文化与人生道理的学科，在语文课堂上从识字、阅读、听说读写等各个方面入手，加强对小学生的启蒙教育。运用各种正确的方式，带动学生自主学习，做好启蒙教育工作，在启蒙教学阶段真正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一、养成良好习惯，塑造优秀榜样

教师在语文课堂上是影响学生最直接的主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小学生模仿，小学生启蒙阶段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教师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榜样作用，因此，教师要懂得运用学生善于模仿的特点，正确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写字的时候应该牢记正确的写字姿势，看书时应该把握眼睛与书本的正确距离，完成作业时应该独立自主等等习惯，小学低段的学生在启蒙阶段尤其要把握正确的学习方式，一旦他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利于他们今后的学习，教师一定要仔细耐心地加以指导。

二、加强培养学生识字写字的能力

小学低段的学生在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辨识能力方面都不太成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时候，对于基础的识字写字需要教师正确的指导，在识字的时候要先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让学生自主积极识字；小学生在写字方面开始存在一定的难度，他们对汉字的理解能力还不成熟，教师一定要多加指导，教他们简单易懂的写字方式，适当地结合学生的生活加以描述，让学生对原本陌生的汉字化解成生活中的某个单词。比如“木”字就是学校校园里的树木，而“森”就是好几十个校园里的树木加起来那么多，这样树木的海洋就被叫做“森”，用这样简单易懂的解释方式不仅让学生分辨出这两个汉字的不同，更加加深了他们对汉字的理解。在识字的过程中，用正确的书写方式告诉学生这两个字的不一样，学生对写字也没有了恐惧感，反而激发了他们学习写字的兴趣，提升他们对汉字的识字写字的能力。

三、提高学生阅读与交流的能力

小学低段的学生基本的语文技能就是能够与其他人进行正常的交流，教师应该在语文课堂上引导学生大声朗读课文，比如在学习新的课文时，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讲一个与课文相关的故事，从学生感兴趣的方面着手，激发学生对新课文的好奇心，让他们积极地阅读，带着问题与热情参与语文教学；阅读的时候，以小组为单位，让每个小组推荐公认阅读读得最好的人，让这些同学在班级里大声朗读，学生在听其他人朗读的过程中学习他人的优点，审视自己的不足，在交流中进步，在竞争中成长，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提高他们与人交流的能力。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应该积极把握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的教学，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习惯，变化教学方式，努力适应小学低段的学习需求，全面培养学生学习的能力，促进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的道德品质、学习能力和身心健康的发展，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这才是做好语文启蒙教学的真正目的，是作为一名教师的职业操守，更是培养祖国下一代的基本要求。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革命论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启蒙文学史^ 写作

【基金项目】盐城师范学院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与课程建设研究”，课题编号：12YCTCJY004。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5-0069-02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曾经一统天下的“革命论”文学史观因为附着了太多功利性而备受质疑，尤其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更是标示着三十年代启蒙论史观的回归，使得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话语频道，“诉说着‘人的文学’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以及文学史在表现它们时所表现出来的美感和质地。”这样，“去阶级化、远离革命，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成了这时文学史叙述的趋势和选择。”[1]

但当时文学史教材写作尚处于“解冻期”，一些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写作中表现出了对“启蒙”和“革命”的纠结，一方面力图突破五六十年代文学史革命论的局限，给予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以客观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摆脱以《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为参照，把思想性置于审美追求之上，注重文学的认识和教化作用的文学史编写思路，表现出了一种启蒙与革命论纠缠的矛盾心态。最典型的莫过于唐|与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该著者力图秉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对“左倾”思潮进行反拨，但限于“乍暖还寒”的特定历史条件以及新民主主义的论述框架和阶级分析的阐释方法构建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的窠臼，编者无法对一些尚未的“”作家的创作实绩作出正面评价，甚至对一些诸如京派等左翼文学之外文学流派的文学史地位也无法客观评价。

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综史性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不难看出著者所秉持的启蒙文学史观，把中国现代文学定位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之中，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要作家专章专节中，著者一反过去一般文学史中介绍作家生平、思想、创作的模式，而是直接进入对作家的定位和对作品的阐释上，增加对作家专“论”的力度，融进了著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的深入而又独特的思考。

“当代文学”实际在40年代初期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设计和规定了文学的性质和历史进程。“当代文学”被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全面展开，因此当代文学史便是描述社会主义史学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的“斗争”情况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更高的文学规范和发展目标。这一基本方向的规定，确定了当代文学的实践方向，也成了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原则。到80年代中期，约有十多部当代文学史出版，主要有：1980年张钟、洪子诚、余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等完成的《当代文学概观》;1983年张炯、朱锫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1985年公仲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等。

而其中最早完成、影响也很大的当代文学史则是张钟、洪子诚、余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等的《当代文学概观》。该著主要是通过对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创作成果的评述，概观三十年来文学创作的状况，在编写体例上与前面提到的一些文学史写法相比略有变化，在《前言》中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做整体描述，不去单写文艺思潮，同时在章节安排上也不按时期划分，而是依照文类分为五编：诗歌创作、散文创作、戏剧创作、短篇小说创作和长篇小说创作。该著最受人称道的是最早在文学史中对新时期的一些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如诗歌中“带有哲理色彩的抒情诗”（即后来的“朦胧诗”），做了明确肯定，此外，该著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和筛选不拘泥于政治性标准，而更加重视作品的“文学性”，因而在当时得到较多肯定，并被许多院校采纳为教材。

总之，当时文学史家所秉持的启蒙文学史观及其启蒙话语实践因其对政治性书写的自觉疏离，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最大限度地贴近了文学现代性，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追求，彰显了文学的审美性，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一度出现继上世纪50、60年代以后的又一次繁盛局面，“实现从革命史教育的急功近利的单一状态向认知、教育、审美等多功能的复合教育转变”，[2]为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受众的知识和欣赏能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忠.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观的互动共生[J].中州大学学报，2013，（10）：1-9.

[2]曹金合.反观与评判―对九十年代以来教材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反思[J].社会科学论坛，2011，（7）：86-95.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8篇

晚清社会的传播困境与语言变革的现实要求

中国言文分离的历史由来已久。言文分离既造成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分隔，也给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不高的社会底层民众的阅读与表达带来障碍。中国文学经过远古时代诗经、楚辞、诸子散文的奠基，到中古时代唐宋诗文的纯熟，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和谐的古典文学。及至明清以降，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变动，古典文学日渐衰微，虽有文人不断打起复古旗号，师法唐宋，以重振古典文学的“道统”和“文法”，但已是落日余晖，盛景远逝。作为传统文学余波的桐城派自清中叶形成以后极力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力图在政治上正风俗、兴教化，在文学上远师《左传》、《史记》、唐宋家，近学归有光，推崇古文义法，但文人所作之文内容空疏，几乎成了变相的八股文。清政府通过强化科举考试，大兴文字狱，窒息一切言论自由，致使大批知识分子只有埋头故纸，皓首穷经，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伺机入侵，清王朝内忧外患，晚清知识分子日渐感到章句之学的沉闷空洞，以及恪守“道统”与“文统”面临的现实困境，认为时代在变，文章不能不因时而变。一些有爱国之心的士大夫和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谋求变革社会，实现富国强民；希望通过对民众的启蒙，唤醒国民的觉醒，让更多中下层国民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来，以实现强国之梦。

启蒙民智，学习西方，达到富国强民，建立现代国家体制的目的就要进行宣传，而晚清知识分子却面临着因文言文的“易读性”差带来的传播困境。占主导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典雅深奥，晦涩难懂，而一般中下层民众则因受教育程度低而难以接受。这种矛盾激发了知识分子通过改造书写语言，降低认知难度来扩大启蒙思想传播范围的想法。他们认为要想实现“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②，就必须对文言文进行改造，通过使文言向白话的转化即实现“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来满足大众接受新知的需要，进而造就适应现代化国家需要的“新国民”。在知识分子看来，白话文是一种拯救历史和民族的现代工具，是一种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富国强民的良方。白话文的存在和传播必须借助与之相应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晚清知识分子从鸦片战争前后创办的外籍报刊和国人自办的报刊中得到了启迪，发现白话报刊是实现白话文广泛传播的最佳载体。白话报刊不但克服了普通民众的阅读障碍，更因其具有大众传播的特性，能公开、直接而广泛地传播信息和知识，当传播的信息达到一定规模时就能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改良思潮，进而达到启蒙的目的。

近代传媒促进了晚清语言的现代化转变

从前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大约20年的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代。无论是作为传播知识和思想的媒介、符号，还是启蒙知识分子的传播观念均经历了根本性转变。传播媒介由文言报刊向白话报刊转变；传播符号由文言文向“新文体”、白话文转变；传播观念则由晚清人文知识分子皓首穷经、埋头故纸转向从近代传媒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寻求富国强民之策。实现一系列转变的前提是必须变革既有的文言文书写体系，建立一套适应现代传媒需求的白话文体系。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非常注重媒介在变革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即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可能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这个时代所呈现的传播形态、传播媒介带给社会的变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近代传媒自西方传入中国后，给晚清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人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近代中文报刊以及《广州纪录报》、《中国丛报》等外文报刊为晚清知识分子和思想先进的士大夫了解西方国家事务以及科学知识与民主思想提供了窗口，拉开了国人通过近代传媒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序幕。西式印刷机的引进，为以近代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扩大了中国民众接触媒介的机会，唤醒了知识分子建立民族国家的希望。正如传播学家施拉姆所说：“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③正是近代传媒的出现，才使晚清知识分子真正认识到现代文明、认识到启迪民智对民族国家崛起的重要性以及建立现代体制国家的可能性。可以说，近代传媒对晚清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典型的是引发了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和运动。

甲午战争后，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已经认识到传媒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和价值，希望通过掌控媒介话语权达到启蒙民智、变革社会的目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等创办的《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湘报》、《知新报》等维新报刊就是这一想法的明证。这些报刊虽然取得了不错的宣传成就，但使用的语言仍是文言文或半文言文，传播范围局限在上层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有违启蒙运动的初衷，也不符合大众传媒对大众化语言的要求。要想实现对民众的启蒙，首先让他们能阅读书报，接受新知，破除文言文带来的阅读障碍，构建一种适应启蒙需要与符合大众传媒特点的语言符号体系。维新变法的思想先驱黄遵宪最早指出言文分离带来的阅读障碍，认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④。他从启蒙民众的现实需要出发要求变革以文言文为主的书写语言，实现言文一致，方便普通民众接受新知。但他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因缺乏媒介的支持而在当时影响有限。

梁启超在主持《时务报》时深切体会到变革书写语言对民众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他针对文言文影响民众阅读和思想启蒙的现状提出了改造旧文体的主张，并在办报实践中通过借鉴王韬等人的报章文体及外国语法创造出一种适应报刊需要的“新文体”，即“时务文体”。这种“新文体”具有“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⑤等特点。

梁启超的“新文体”虽没有摆脱文言文的窠臼，只是一种浅近的半文半白文体，离真正的白话文尚有较大距离，但他在办报实践中已经认识到现代传媒特征对大众化语言的要求，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这种文体进行推广，对后来的书写语言转型和新闻语言的构建带来了深远影响。“新文体”既是适应民众启蒙需要的语言革新，又是适应现代传媒需要的报章语言。

维新时期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主张并通过创办白话报刊实践这一主张的是裘廷梁。他把对白话文的倡导与白话报刊实践联系起来并通过白话报刊扩大了对白话文的宣传。他的系统论述白话文理论的纲领性文章《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就发表在其所办的《无锡白话报》上。裘廷梁认为国家的兴衰与国民的智慧紧密相连，而语言文字与国民的智慧休戚相关。只有彻底地“崇白话而废文言”，国人的聪明智慧才能体现。裘廷梁认为宣传维新变法，开启民智须先办报纸：“今日中国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办报要先办白话报：“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⑥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白话文与白话报刊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白话报刊是达到“言文合一”，推行白话文最为大众化的宣传工具。为了实践这一理论，他和侄女裘毓芬于1898年5月在无锡创办了《无锡白话报》，为扩大影响，从第5期报名改为《中国官音白话报》。裘廷梁把白话报刊与宣传白话文和扩大启蒙影响等同看待，他的白话报与白话文理论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裘廷梁的白话文理论和白话报实践影响巨大，此后标明“白话”或“俗话”的报刊大量涌现，正如有学者所说：“裘廷梁的白话文理论如果不借助于现代报刊的支持，就不会真正演化为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⑦

失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越发深重，亡国的危险使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都认识到创办白话报刊以实现启蒙与革命的重要性。从1899年到1918年，各地新创办的白话报刊多达170种。⑧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用白话出版的书籍以及用白话写成的鼓吹改良或民主革命的小册子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促进了白话文的社会影响与广泛应用。报刊的白话化与表述文字的白话化相互影响与融合，加快了近代书写语言由文言向白话转变的进程。白话报刊的大量涌现表征着白话文作为媒体语言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杭州白话报》认为白话报刊“用顶通行的话，一句一句说出来，包管人看一句懂一句”，让“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⑨，从而使国人“能够不知不觉地把一股英雄气概发泄出来，把一副爱国心肠感动起来”。在这里，白话文、白话报与启蒙宣传三者有机联系，体现出办报者启蒙群体的广泛与传播观念的下移。陈独秀在办《安徽俗话报》时主张：“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语，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语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⑩他所办的《安徽俗话报》使用的语言就是一种基于口语系统的白话，以极通俗的文字表达“开民智”的启蒙主张。《安徽俗话报》刊载的文学作品如民间谣曲、戏曲、白话小说等也基本采用民间流行的曲调、弹词和白话。胡适在回忆主编《竞业旬报》时也说：“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竞业旬报》不仅是胡适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也是他训练白话文的基地，这一经历为他在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文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白话报刊对白话文的促进作用也深刻影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语言。革命党人于1903年创刊的《中国白话报》就用通俗的语言号召国民用革命的手段清王朝，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批判改良主义。陈天华的说唱体作品《猛回头》与长篇白话演说《警世钟》，因其通俗易懂，可以说唱，不仅在学校与军队中大量传播，还深入民间。即使推崇魏晋文的章太炎也曾用白话文为报刊撰写过多篇论文。还有一些名为维新，实则用白话向民众灌输封建道德，以娱乐、取利为目的的白话书刊也很流行。这些白话报刊相互转载文章，给晚清白话文运动造成了很大声势。

近代传媒尤其是白话报刊对晚清语言变革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麦克卢汉在阐述媒介与文字结合产生的作用时所说：“拼音字母意味着权力、权威，意味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字母表和埃及人的莎草纸相结合之后，停滞不前的寺院‘官僚’和僧侣对知识和权力的垄断就结束了。”他进一步指出近代和现代西方的一切文明，似乎都是印刷术产生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印刷术这种人的延伸产生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庞大的市场、普及识字和普及教育。”结合晚清白话报刊对语言的变革及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作用来看，麦克卢汉并没有过分夸大媒介的作用。晚清白话报刊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媒打破了上层社会对知识的垄断，改变了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方式，给民众接受知识，参与启蒙提供了工具。在维新知识分子看来，提倡白话既是维新的政治需要，也是适应媒介传播特征的需要。白话报刊可以做到“以话代文，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今广开民智之助。”白话报刊可以做到言文统一，既为中下层民众阅读提供了方便，也有益于民众启蒙；既为晚清知识分子提供了白话文理论的实践基地，也为书写语言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型奠定了物质基础。

白话报刊在晚清书写语言变革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晚清社会联系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媒介，白话报刊为下层民众接收信息、获取知识、参与启蒙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文言作为主要书写语言的历史局面。白话报刊是晚清语言变革的重要媒介，也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与语言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晚清白话报刊为促成书写语言由文言向白话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构成媒介的三要素是物体、符号和信息。媒介是符号的载体，符号是媒介的表征，相应的媒介要求相应的符号与之相配。但是晚清社会中的言文分离严重制约了人们思想的表达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谋求语言变革，主张书面语与口语的统一以破除民众阅读的障碍。“白话”这一概念被裘廷梁提出后，在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与广泛传播并随着维新变法与民主革命的宣传实践，最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全民族的书写语言。白话报对白话文的提倡促使我国书写语言的通俗化，对现代文学语言的白话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现代文学语言从开始就是以报刊为载体，适应读者需要的，文学语言的变革与报刊语言的出现是同步进行的。白话报刊还促进了我国近代学校国文教育的改变。首先是学习官话，使学校“开始由只教书面语言向既教书面语言又教口头语言的方向发展”。其次是改变了我国国文教科书的书写。1901年、1902年朱树人编的《蒙学课本》与俞复等编的《蒙学课本》先后问世，“行文虽仍为‘文言体’，但文字已较为通俗”，“以儿童是否常见，以笔画繁简，以语句多少为先后排列顺序，是这套国文教科书刻意追求循序渐进的主要依据”。1909年陆费奎还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中提出了把简体字作为正体字使用的主张。可见白话报刊在推动言文合一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无不与传播媒体联系在一起。一定的传媒文化带来一定的语言变革运动和语言方式。”如果没有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与对白话文的大力传播，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最终成功不可想象。

晚清白话报刊适应了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宣传的语言需要。白话报刊与晚清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随着时代的演进，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的进步，以及接受文化传播的对象的变化，原来的文言文体已经不能适应晚清社会变革的需要，白话文既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需要，也是适应现代传媒的宣传要求使然。因为以文言文为书写语言的古代文化凝结着古人的思想，是古代传播方式和媒介方式的体现。由于古代书写工具和传播工具的滞后和简陋，书写语言要求简洁凝练，文言文成就了古代传播媒体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只适合在上层社会传播，对于文化水平不高、识字不多的中下层民众存在许多障碍。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重在启蒙中下层民众，让他们通过看书读报接受新知，白话报刊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传播媒介适时地适应了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宣传的语言要求，满足了对文化水平较低的中下层民众的启蒙宣传需要。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说：“中国的白话报刊从开始诞生，到大量发展，只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它的发展是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政治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紧密联系的。”

晚清白话报刊初步确立了大众传媒的基本语言范式。晚清言文合一的书写主张首经黄遵宪提出后，并未在维新期间的报刊中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即使是《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等维新报刊也是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语言。直到《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平湖州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等白话报刊创办后，加之裘廷梁、陈荣衮等人的理论呼吁才使白话成为维新报刊的主要语言。如果不是借助《无锡白话报》的宣传，裘廷梁的“崇白话而废文言”以及“白话为维新之本”的理论也不会影响如此之大。正是这些白话报的影响才使晚清报刊大量使用白话文。这些白话报刊大量运用民间语言以及口语，具有通俗浅近、平白如话的特点。如《演义白话报》登载的一条讽刺清朝官员求荣丑态的新闻：“那时镇海、定海虽被洋兵占住，洋将留兵不多，大队洋船都到江苏地方去了。可恨刘抚台、奕将军、文参赞、伊大臣、舍钦差这许多大员驻在浙江并无一点儿调度，只是拜天拜地求个议和了事，不肯趁此收复城池，真是可叹！”这是一种基于口语系统的白话，没有文言痕迹，与现在的传媒语言基本一致。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创办的无论是启蒙性质还是革命性质的白话报刊都十分注重语言的浅显易懂，语言的规范性超过了维新时期的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直隶白话报》、《白话新报》的语言“并非仅仅呆板地袭用民间的粗辞鄙语，而是采用了一种糅合着口语、方言、评话语汇的‘杂交’文字”。后来，这些杂交文字逐渐衍变为比文言通俗、较口语精练的语体，有些更升华到“或娓娓道来，畅如流水；或哀婉动人，如泣如诉；或激昂慷慨，神采飞扬”的境地。这种白话文为后来的现代报刊所接受，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从办白话报中接受了白话文的写作训练，并把它们运用到五四白话报的办报实践中，经过五四时期的进一步规范，最后确立了现代传媒的基本语言范式。

注 释：

①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②严复：《原强修订稿》，《文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页。

③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④剪成文：《清末白话文运动资料》，《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辑。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⑥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无锡白话报》，1898年5月11日。

⑦周海波：《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5页，第250页。

⑧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2页，第800页。

⑨宣樊子：《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1901年6月20日。

⑩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31日，第1期。

胡适：《四十自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演义白话报》，1897年12月22日。

方一戈：《辛亥号角中的“白话报”》，《联谊报》，2003年1月4日。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1]章敏.典妻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J].湖南社会科学,2014(1):199-202.

[2]黄晓艳.上海——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地位[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7):103-104.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10篇

眼下文坛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历时两年有余、规模颇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近日却遭冷眼与批评，甚至相当尖刻的否定。如认为人文精神讨论不过是某些“好事者”的一个“最大的神话”；是人文知识分子“边缘焦虑”心理的“炒作”；讨论存在“四大误区”，泛滥“道德浪漫主义”，笼罩“精英气息”“贵族倾向”及“文化冒险主义”。记得1993年6月《上海文学》由王晓明等青年学者提出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这究竟有什么错呢?否则，它也就不会赢得那么多人的参与。讨论之热持续之久，都是多年所罕见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交替时代需要的话题，又为什么遭致批评与否定?我想，问题不在倡导人文精神，而是出在“讨论”上。

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批判了腐败世风、精神萎缩的社会现象与文学现象，功不可没，但它确也出现了批评者指出的某些缺陷。时至今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前一阶段的富有激情的猛烈批判转化为清醒的理论建设。讨论中提出许多亟待梳理与深化的命题，如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该定位在哪里?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关系势不两立吗?人文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中心是什么?人文精神与新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如何?近年来文学作品有没有人文精神?如有，它的表现形态与特征是什么?这一系列极有魅力与冥想色彩的问号，既关系着文学价值及其走向，又令人分明感到它们极难回答，也可能是“自投罗网”，我愿将近期阅读的人文精神讨论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感受与困惑写在下面，算作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讨论吧。WwW.133229.Com

二

人文精神，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了“人文精神失落”。人文精神显然是针对市场经济背景提出的，但它在批评商品社会某些弊端时，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却是偏颇的。它也是这场讨论收获不显、渐遭责难、由热变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怎能不发出危机的呻吟。你看，商业资本的投向不是文学的基础工程，而是灯红酒绿的歌楼舞厅或布设迷津的庸俗影视；书商钱袋对准暴力淫秽书刊，但对高雅艺术却冷眼而吝啬。生存于市场经济环境的人们，当今之日谁能超越金钱的要挟呢?钱，钱，向来将“为稻粱谋”视为耻辱的文学家们，被金钱狂潮弄得斯文扫地。普列汉诺夫说：“在普遍买卖的时期，艺术也成了买卖，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我们要追询的是，市场经济果真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掘墓者吗?在我看来，它带来了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确立了商品地位与价值，当经济与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衡量一切的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浸入了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世俗，通俗降格媚俗，价值关怀也变为纵欲贪婪、“活着就好”的眼下生存状态的渲染，文学载道功能与传统理论价值顿然失色了。可是市场经济终结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确立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与多元的价值观。这不但使三江五岳、五行八作充满了活力，而且与弘扬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也给文学带来从未有过的朝气与自由。打破了单一与独统，激发了个人与个性的创造力，出现了多元互补、充满竞争的文学格局。我很欣赏冯骥才说过的一句话：以往作家挤在一个梯子上，现在作家各有各的梯子。流派多样，强化个性，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这种百轲争游、比翼齐飞的文学状态，显然与充满进取活力的市场经济背景是不能割断联系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经济发达与发展两大板块结构而成的世界文学，统观它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因为商品经济冲击而使它失落与衰败。伴随20世纪钟声而发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到1995年的92位得主中，除来自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外，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享此殊荣的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大江健三朗等这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而且，这些赢得世界文学最高奖励的，不乏蕴含人文精神的杰作。正如福克纳1950年荣获诺贝尔奖时说的那样：“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所以说世界文学历史事实说明，巾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巨大因子。

作为有人文理想的文学家，为了自身生存与写作发展，也不必拒谈金钱或者拒绝金钱于吾门之外。事实上，作家谈钱甚至为赚钱而写出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失落人文精神的污秽不堪的废纸垃圾。巴尔扎克为挣钱偿债而写出的多卷本《人间喜剧》，却是他那个时代批判金钱罪恶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神经有点乖谬，也为金钱急赶稿子，但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勇于将巨额支票付之一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使《白痴》成为批判腐朽社会的不朽之作。契诃夫要求家人，谁提供一个故事素材他就给谁钱，与出版商他更是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所以他的心理与生活方式不能说没有庸俗的东西，连他自己也说，“我意识到我是为钱工作，而钱是我的活动中心”。然而，在他一生发表的那些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恶习。因此，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在金钱与文学冲突中，我不赞同传统的文人固穷论与金钱有害论，尤其反对将这种传统观念视为人文精神，并将它跟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市场经济乃是经过坎坷历史、付出沉重代价而找到的，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与文学倘若要生存和发展，怎能离开金钱?文学家怎能幻想为了人文精神的纯正而生活于象牙之塔?海明威说得实在，“经济上的保障由于使你免于忧虑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以为，将文学塞人钱眼里必然庸俗与堕落；但拒绝金钱而陷入“固穷论”与“有害论”的窘迫境域，静心写作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有道理：“有一些人为了文学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除了才能才华，一个成功的作家还须拥有丰饶的生活积累、深切的人生体验以及包括崇高人文思想在内的其他必备条件。

今日文学与市场经济关系还不仅仅是文人文学与金钱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这一力量巨大的杠杆作用给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市场经济看来给价值观带来了某种混乱，但它击碎了陈旧过时的观念，又提供了新的人文价值观的沃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这些人文精神所主张的基本概念要求，其实是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出发点，只有市场经济破除“官本位”与等级制度才能实现人文的追求。现在，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文人与文学对它只是初期的阵眩与不适应，而市场经济决非是危害人文精神与文学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它创造了张杨人文精神、推进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所以说，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存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乎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恰应该诞生那种拥有人文精神底蕴、探索现代人生存价值的伟大文学。

三

人文精神与新启蒙的关系。在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不知为什么，它轻视与排拒了另一声音的呼唤，这就是有些作家与理论家提出的“新启蒙。”如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中青年学者说，在社会转型期要“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此，文学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启蒙”。声音虽然不算强大，但人文精神讨论把它视为毫不相干却是一大失误。人文主义，西文humanism。启蒙运动为enlightenment，它的词根是启发、照亮、摆脱偏见的意思，如加以引申或通俗点说，启蒙运动是以人文精神照亮蒙昧首，用知识、理性使之摆脱偏见。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看，人文精神与启蒙，原本相生相伴，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离开广泛的启蒙运动，它怎样深入到民众灵魂呢?脱离特定时代的启蒙使命，它就会变得虚泛议论而不知它价值定位在哪里。批评者为什么认为这场人文讨论“玄秘而虚空”，本来具有“建设性的话题，变成了纯粹消费性、宣泄性，甚至表演性的话匣子”?其因盖出于人文精神抽象化，脱离现实社会与世俗环境，只谈终极文化关怀理论而与现实启蒙任务相脱节，致使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具体内涵、定位在哪里，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上关注的中心焦点是什么，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命题变得模糊了。

从历史说，人文主义一词的由来是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的，它也是后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理论的旗帜。当时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的彼得拉克(亦有译为佩脱拉克)，他的名字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彼德拉克原是科隆纳红衣主教的秘书而拥有显位，但他不迷醉于这种彪炳烜赫的生活，宁肯独守于沃克吕滋乡村幽室，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典籍，发现古代文科研究与古代哲学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意义。按西塞罗的说法，那些包括语法、修辞、艺术、历史、涛歌和道德哲学等是一种“人文学科”。而“人文主义是历史学家给15世纪这种整体现象所起的名字，文化的‘再生’或‘文艺复兴’就是人文精神所引起的文化运动”(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它关注入与信仰，人与自然，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价值与民主。从哲学层次讲，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明白点说，在今天，它是探索与回答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它是人文，知识分子要启示民众的生存价值观和对生命意义的质问。

人文主义其实是人类的精神要求与思想现象，在西方与东方的中国它都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人文主义这一词语还未正式确立之前，如文学历史上的屈原《离骚》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中，不是早已流荡着人文精神吗?人文主义当然有其特定的基本内涵，但作为一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期的重要关坎，人文主义几乎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晴雨表，启蒙运动车轮的纤夫，二者不是孤立而是不可分离的。如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中世纪封建的宗教的经院哲学给以致命打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君权与神道的思想武器。从我国历史看，早从孔学的、与古罗马“七艺”相似的“六艺”中，就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文人道德教化与理想人格的“修身”。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其人文精神表现了东西方相似的东西又各有特点。到了现代，在“五四”运动中借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在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又灌注着传统的民族脊梁的人文精神，以启蒙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激荡着人文精神，有着难分难舍的“启蒙情结”。而且这种人文精神并非是人类“道德经”的最高裁判法则，也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批评标准用来对作家作品实施终极的裁决，它总是从人出发调整人文的时代定位与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来，即20世纪人文启蒙的关注点是什么?处于“初级阶段”的今日之中国，人文精神与启蒙应该投射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应观照人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之当下与长久的生存价值理想究竟是什么。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早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即已开始了。但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之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但“小战”从未停止过，世界不同角落时有战火硝烟而损害了清澈澄明的天空。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正在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与大气惨遭污染，土地向沙漠退化。难怪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发出了“地球处于困境”的紧急信号。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思密斯提出警告，全球生态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克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人类面临的危机仍然是哈姆莱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因此，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它明确表述了20世纪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学等人文的乃至技术科学对人之生存危机与生存意义的关注。文学亦不例外。作为人之烦恼、困惑的“润滑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文学，对于20世纪生存价值的探询，它尤应负担更多一些更为沉重的使命。也正因如此，本世纪涌现的名家名著或隐或显地盈灌着对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关注。

在中国，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尤有特殊的意义。其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较，别人有的“二战”浩劫，我们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们还多了一重竟达十年的“文革”灾难，因此对生存价值我们当有更深重的体验。其二，我们特别习惯于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一朝进入工业文明，或者确切点说，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感到眼花缭乱而又十分陌生，于是出现价值观的混乱与人格世风的颓败。它向文学提出尖锐挑战，亟须重建商业社会中的生存信念与价值体系。其三，我们对外开放获得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大量资金的投入，同时西方文化、后现代的生存价值观也随之而来了。其影响正面与负面同时并在，从后者看，如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的消失，真理的消失，正义的消失，尊严的消失，价值的消失)，它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到处可见吗?又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里所描述的思潮，哲学方面有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有如“河滩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人类的那些“瘟疫横行的城市行将崩溃”。他们认为这不只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一切文明的终结，并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另一方面，为强调生命意识而恣写色情、暴力、冲动及非理性行为，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这种轰毁生存意义的思潮，我们在现实生活许多角落及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每个时代都有“大众神经官能症”，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这种时代的官能症状表现为“生存无意义感”。正如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v．弗兰克尔博士在1975年国际笔会专题学术讲演中所言：“今天，人们不像弗洛依德时代那样感到性的挫折，而是面临着存在本身的挫折。今天，也不像阿德勒时代那样存在着自卑感，而是空虚感，一种生存的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所以“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成是生活无意义感的大众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弗兰克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学中播散的生存生活“无意义感”的症状，我们在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总之，对于刚刚跨入市场经济社会门槛，对于生存价值还处于相当“蒙昧”状态的人们，中国当代文学以人文启蒙精神关注生存危机与生存的信念、理想和价值，恰恰是历史赐给我们的使命。

四

新时期文学的人文启蒙思潮的起伏与得失。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那么，90年代的近两年，可以视为第二次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得明白：“所谓启蒙，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又说：“勇敢地去认识吧！坚持自己的理解!”这两次启蒙所针对的都是蒙昧，如果说上一次是从极“左”思潮、文化专制主义与造神运动的蒙昧中解放出来；这次新启蒙主要是面对市场经济这一令人特别陌生特别困惑的商业社会环境与转型期的时代碎片，从新旧杂陈、迷惘紊乱的价值观念的“蒙昧”中走出来，构建以人之生存为中心的良知、法律、道德、信仰、理想诸方面的人文价值体系。与第一个启蒙潮不同，这次文学新启蒙没有宣言没打旗号，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人文精神呼唤中悄然涌动一种志在改变愚盲、浮躁、孱弱、迷乱的精神状态。这次新启蒙的反思意识与上一次的反思文学大不一样，人文知识分子首先是反思自身，不是以“导师”自居，告别“张俊石时代”，而是寻找边缘化知识分子自身弱点与历史定位；同时也反思与寻找处于世纪交替的文学位置与再造辉煌的使命。

新时期的文学启蒙潮虽曾一度断层但前后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近年启蒙的全新涌动，既是第一个启蒙潮的延伸又是对它不彻底性的一个弥补。前一个启蒙潮的功绩与意义，只要读一读“四人帮”覆灭之后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作品就不难理解的。就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好学生谢慧敏与坏孩子宋宝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明显，然而在她与他均把《牛虻》当作“黄书”这一盲点上，表明二者都是蒙昧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书籍，实际是反映了当时开始的文化启蒙。颇有象征意味的是，张俊石作为优秀教师的形象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恰好表现了当时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潮流中的特殊重要性。所以说，《班主任》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其实也是开始了第一个启蒙潮的标志。这场启蒙潮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手执批判武器首先扫荡了长期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氛，将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连接起来，打碎了个迷信与造神运动的蒙昧。启蒙大潮中涌现的像《伤痕》、《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灵与肉》、《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拥有广泛轰动影响的佳作，我们没有必要从经典意义上将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及诗集《爱的梦想》、佩脱拉克《凯旋》、阿里奥斯托《狂怒的奥兰多》等相比较，但你读它们与阅览那些历史名作所感受的冲击力与灵魂震撼力却极其相似。这次启蒙虽未鲜明地提出人文主义，但它用血与泪凝铸的艺术形象却蕴藉着人文精神，强烈要求发现人，把人当人，从神崇拜的蒙昧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场启蒙也有它的盲点与不彻底性，有它的局限与遗憾。当它呼唤人们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解脱出来的时候，文学并未清醒地意识到20世纪人文启蒙所关注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这一最基本的命题。文学在当时也曾为前景开了“药方”，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或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开明的路线。传统与路线固然是重要的，可它无法具体回答已经置身于八九十年代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困惑与价值的失落。即使那些在打破禁区、开辟思想航道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的作家，如王蒙《蝴蝶》所描绘的主人公张思远，当他平反复出担负国务院一位副部长重任之后，对历史有这样一段思考：“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显然，这是作家从开国到粉碎“四人帮”，从坎坷崎岖道路上寻找如何填平“陷阱”、发扬“光荣”的历史联系。”又如李国文的《月食》，小说篇名即象征十年动乱以及“五七”灾祸如同“月食”，悲剧历史结束之后，那“摆脱黑影”的重放光彩的月亮，将“更加明净更加高洁”。这就是说，第一个启蒙潮的文学对于打破历史坚冰是勇往直前的，但它的脚步没有去追寻人之生存危机而依然踟蹰于政治层面上，认为只要回到“十七年”、恢复革命传统与正确路线就行了。

应该说当时批判极“左”路线的文学，也注重人的发现，以人道精神呼唤人性与人的尊严，但它还没有完全超越政治层面，而是借人性与人的尊严去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如宗璞《我是谁?》本是较早较为深刻的表现人性、人道、人的价值的一部小说。即使如此佳作，主人公被变形为“蛇神”“牛鬼”“大毒虫”时，当她渴望加入“人”字形大雁队伍时，那幻想却回溯到1949年春，忆起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怀抱“投奔共产党、投奔人民”那种“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的经历与心迹。韦弥和许多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感情是无比神圣的，但小说那种回首往事却似倾诉与辩白个人冤屈，似乎以个人辉煌历史对于把她打成“牛鬼蛇神”的暴行提出政治抗议。那以大雁队形而对“人”的呼唤，那小说标题所寓示的“我是谁”原可以深一层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价值，如果从这一层面作为出发点，以大写的“人”去批判把人不当人的极“左”路线的本质，《我是谁?》将会超越拨乱反正这一政治框架，而进入人的生存终极关怀的境界。

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的一大遗憾。但它与其说是作家与文学的缺憾，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是历史限制它的思想高度，只能如此而已。然而文学的另一缺憾，却不能归咎别的而应由文学自身承担责任。这就是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提出的—个口号：“文学回归文学”，或“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一块神圣的精神领地，它的独立与尊严自应得到保护与珍视，文学一旦遭遇非文学恶性侵扰必将倒退与堕落。从这一点说，“文学回归文学”口号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不必回避文学的一个特质，即文学离不开精神的支点。这精神支点不是单一的，是人生、社会、经济、道德、哲学等多重价值观念的融会。人们常常对文学严厉地提出“境界”的要求，请问“境界”是什么?文论早已指出，“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所谓“襟抱”与“学识”，显然不可能局囿于纯乎又纯的“文学”。即使今天讨论的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你能说它仅仅是审美的或技艺手法之类吗?所以说，“文学回归文学”的口号既有道理又是偏颇的。“八五”文化热自有其历史功过得失，我在这里不作详论，但当时对西方“新观念…新方法”不深加辨析而无条件的狂热接纳，对“叙事圈套”、“语言颠覆”、“无价值判断”的一片喝彩，在“文学回归文学”口号下，连文学支点、人文精神与作家使命感一起抛掷一边，轰轰烈烈的第一个启蒙潮也随之夭折了。

启蒙的一时断层，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失态是有目共睹的。滑坡、下陷、低谷、危机，这是对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不景气状态的描述。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说，现在的文学存在“无魂的现象”，它反映作家们已经意识到“整个人文精神的衰竭”状态，文学亟须新的启蒙。1993年夏提出的人文精神，实际是知识分子“启蒙情结”萌发的、重新衔接一度断层的启蒙的前沿舆沦，也可以说是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反射作家理论家的良知与启蒙使命感。它的审视目光投向从小农经济方刚步人市场经济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从生存价值的蒙昧中探寻人的活法与铸造那承负跨世纪工程的伟大民族灵魂。奔小康之路自然需要物欲的满足，但人活～世该不该有信仰与道德理想?如果没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民族，能够建成高度繁荣、物质充分富裕而又民主、自由、富强的理想社会吗?面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奢糜之风，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人物欲与精神的价值体系?这一切，无不要求比新时期第一个启蒙潮更为深刻的、任重而道远的文学新启蒙。

五

人文精神、新启蒙与近年文学新形态。人文精神讨论中另一个现象是令人惊诧的，人文精神起初显然是针对令人很不满意的文学状态而提倡的，可是当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却将当下文学事实弃而不顾了。既然人文精神不是虚浮天空而是贯通于文学之中，那么，与其理论上讨论有没有人文精神，还不如面对创作实际，考察它是失落了还是存在于作品之中，当下文学表现人文精神的形态与特征又是什么?从整体说，近年文学不少方面还是令人忧虑的，如虽有许多好看的小说，但缺少有思想的小说；有风格独异的个人性，却罕见时代性与历史感；有形形色色小故事的绘声绘影，却少有大胸襟大风范；有题材多元多样的广度，却少见卓有穿透力的沉甸甸的深度与力度。不过，当平心静气地拨开平淡或平庸的作品，你将会发现，比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文学潜动着回升，有不少佳作问世，它们透露出内在所渗润的人文启蒙精神的新特征：

第一，文学旗帜由写生存状态而趋向为生存与为人生的二者融合。为人生是我们文学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极“左”控制文学时那种假大空理想令人厌恶，但不能因为讨厌它连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价值理想也弃之不顾了。1987年兴起的新写实，它那关注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主题，打通了与世界文学的连接，也是对前次启蒙潮局限所作的弥补。但它仅仅连接了20世纪生存意识的一半即物质生活状态，另一半即人之生存应有什么样的信念与价值观却被略之一边了。以“感情零度”与“原汁原味”所写的实实惠惠“过小el子”的生存故事，消解了社会人生价值。这一半的忽略，恰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由重启蒙而轻启蒙的一种退却，一种倒退。笔者文章中多次提出，不要把写生存与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对立起来，二者不是对立而应融会为一体。近年来，新写实与其他品类作品，在勘探生存状态时开始重视了人之生存的真谛与价值理想，它是作家思想的升华又透出一个讯号，即文学摄取人文精华而开始了新的启蒙。此类作品并不鲜见，如曾写过《烦恼人生》而作为新写实台柱之一的池莉，新春伊始发表的《你以为你是谁》，它所描绘的大哥陆武桥正是池莉小说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沉浮商海而又义肠侠胆，两次动武方式粗野，但那挥动的老拳与对弟弟、李板眼晓明的大义，表现了新写实小说揉入的人生意蕴。新写实曾回避人生哲学，但这部中篇小说题目本身就透出它所追问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的味道。至于说她的新作《化蝶为蛹》，写了一个从孤儿园里长大的小丁，当他成为腰缠万贯大亨之后，又将全部资金投入孤儿院的社会福利事业。他的人生设计与志趣所向，否定了大款流行时尚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寓示当代私人企业家重新选择生存的价值理想。方方的早期作品《风景》已经显示了独特的张力与力度，而她的《一波三折》，对于卢小波由“囚徒”而“大款”，并不是廉价的庆颂，而“我”更为敏感与警惕的是他大款之后那种毫无羞耻感的复仇方式。虽因生活“无常”而感“无奈”，但痛感其“可恶与可怜”，又示以自尊自励、好自为之的人格劝勉。读了这一类作品，你会感到它们不满足写人是怎样的活法，更为注重探求人应该怎样活法，流溢一种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交相浸渗的文学追求。

第二，文学功能由消解与拒绝批判而重振理性批判的伟力。”批判”二字在当代中国文学长期被误用与滥用了，它简直是“打棍子”、“政治宣判”的同义词，一提“批判”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原本意义的理性批判却是文化尤其文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人类就是在批判与建设中前进的。马克思对于哲学辩证法的阐释也有益于理解文学的功能与特性，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反思的时候，其锐利与深度就在于批判。真正意义的文学批判，源于作家对人类生存现状与理想价值的人文关注，出自良知与历史使命感。所以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常常“是人类本性最尖锐最严厉的批评家”。

当然，文学的批判并非是表层生活现象的指手画脚，由于它关怀的是人之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因此它以审视与批判的目光对待现实与现世种种生活状态。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文学陶醉于语言叙事圈套而丢开启蒙时，批判的旗帜也就降落尘埃了。迎合时尚、欺世盗名、拜金媚俗之作泛滥成灾。在此期间，有的作品也见批判锋芒，如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那位曾有理想追求的大学生小林，为什么在几年机关单位与家庭琐事环境中竟然变得意志消沉、心理卑俗呢?我读他的小说感到作者很有才华，从小小“单位”与家庭的琐琐碎碎之中发现磨损人的美好天性的巨大惰力。这是小说闪耀批判之光的方面。但另一面，当它揭示了单位与家庭生存的“怪圈”与惰力之后，它不是给人以忧患与危机感，不是激发那种改变生存环境的奋击精神，而是向这习惯性惰力退让与归顺。你看，小林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卖鸭子干私活赚钱之中得出一个人生信条：“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当他毫无愧意地收下县里送来价值数百元的烤箱时，反倒从这一“启示”中，相信了“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小林就这样从有理想有作为而向庸俗归顺，小说也就从理性批判又退了下来。它透示了生存环境中的怪圈与惰力，却又接受它的诱惑与归降。从这层意思说，《单位》《一地鸡毛》比起作者早期作品《新兵连》也是一种后退，它剖析了“集体”所诱发的妒忌与恶行，但不是适应与归顺，而是以一个个惨剧与悲剧，令人震悸与惊醒。对待生存的缺陷由悲剧式的提醒而喜剧式的顺应，这种文学批判的放弃，多少反映了几年年的人文启蒙精神的起落。

近两年来不少作品重新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在各类品种中以写商海与宦海的“二海”小说相当突出。前者如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写了一个叫寥怀宝的人从乡文书竟然登上副专员的高台阶，在一个不算长的中篇小说里，将“官本位”社会的登龙术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作者的“创作谈”令人深思，谈他在泰山冯玉祥将军墓前看到一个小孩吃力地爬向陵前一级级台阶，“我忽然意识到，这幅图景就是人生的绝妙象征：人艰难地爬完长长的一溜台阶之后，见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是死亡”。这就是作者所以写《向上的台阶》的最初“灵感”与“契机”，小说从批判中寓示，凭借“女人”、“裙带”之类关系与手腕，即使他的官阶爬得更高，等待的不是辉煌而是“坟墓”。至于表现商海的小说那就举不胜举了，笔者去年发表的《走出地平线的新经济小说》曾谈到，这类小说不再眷恋改革与保守的政治模式，而是从日常经济活动展示故事；描写人物也不多是政治观念与权势相争的冲突，而是从经济关系从金钱利益揭示人际关系的亲疏、恩怨与离合，甚至血缘家族以至性爱关系也都浸泡在经济利益冰水之中，动机、行为，这一切无不围绕着金钱这个魔方而旋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这些作品所写的“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如《商界》《单身贵族》《梦醒时分》《落魂天》等，在那经济细节那人物故事批判中含纳着人文的几许蕴味。又如《龙山吟》，作者李肇正是文学新手，但描述的香港董老板在困苦的龙山乡兴办水泥厂时，他与当年插队的知青朋友初恋情人之间，金钱物欲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震撼力。再如张欣的近作《岁月无敌》所叙述的千姿与晓菲两个年轻女演员人生与艺术截然相反的道路，很有启示性。它凝聚着近些年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物欲与精神操守种种冲突的一个缩影。张欣长于写新都市市民与弄潮商海的形形色色，《伴你到黎明》《首席》等小说真切地绘制了商潮泛浮而起的众生相，在咀嚼人生苦涩与命运无常中给予几许真诚几许无奈。《岁月无敌》不同了，它写了母女情长与人间温馨，但透出更多的冷峻。晓菲唱歌名日艺术，不如说是傍大款的一种消闲，肉体与灵魂全卖给了金钱。千姿是张欣过去小说所没有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商海冲荡之中懂得拒绝诱惑拒绝媚俗，用真诚与良知追求艺术的人。千姿与晓菲在双双对比中强化了批判力，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

第三，人与自然关系，原是人文主义要旨之一，可是在这场人文讨论中却完全忽略了人之赖以生存的、日趋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文学作为人学是由两大方面结构而成的，一方面揭示人际关系；一方面还要探求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对于后者，由于长期“阶级斗争为纲”控制文学而被忽略了。即使有的作品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之中，人与自然理应相互依存、彼此和谐的关系却被扭曲了。随同世界与中国生态环境的险象环生，有些作家开始注意环境文学，运用各种艺术样式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忧虑，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陈建功的《放生》以及哲夫的《黑雪》等，都是近几年出现的好作品。像《黑雪》发生的那样极端事件，意在警示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残酷掠夺，必遭大自然的残酷报复。传统哲学以“人类中心论”散播“人是自然的法则”，人类任意摆布自然而作为自我的恣肆享乐。然而在土地、大气与水严重污染面前，不得不认识到中国古人早已道出的“天人合一”的真谛。人与自然如此重要的命题未能进入人文精神讨论的视野，在强调终极关怀时却对当下生存环境不屑一顾，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也表明环境意识的启蒙如此迫不及待。强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环境文学，关键在于思维的变革。环境文学不是简单的一种题材、一个品种的问题，它是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现代哲学的使命是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三大关系，环境文学必须上升到哲学层次而绝非某一特定空间或行当(如乡土文学、明星文学之类)所能框定的。它审视的对象是整个人类与大自然，作家所拥抱的对象是整个地球与人间寰宇。环境文学不仅仅面对当下，而是关怀人类生死存亡的命运。自然观是人类根本性的价值观，如果说文学的历史上对社会制度、宗教、人的尊严与权力有过这样与那样的启蒙，那么，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承担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文学则属于未来的文学。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11篇

眼下文坛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历时两年有余、规模颇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近日却遭冷眼与批评，甚至相当尖刻的否定。如认为人文精神讨论不过是某些“好事者”的一个“最大的神话”；是人文知识分子“边缘焦虑”心理的“炒作”；讨论存在“四大误区”，泛滥“道德浪漫主义”，笼罩“精英气息”“贵族倾向”及“文化冒险主义”。记得1993年6月《上海文学》由王晓明等青年学者提出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这究竟有什么错呢?否则，它也就不会赢得那么多人的参与。讨论之热持续之久，都是多年所罕见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交替时代需要的话题，又为什么遭致批评与否定?我想，问题不在倡导人文精神，而是出在“讨论”上。

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批判了腐败世风、精神萎缩的社会现象与文学现象，功不可没，但它确也出现了批评者指出的某些缺陷。时至今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前一阶段的富有激情的猛烈批判转化为清醒的理论建设。讨论中提出许多亟待梳理与深化的命题，如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该定位在哪里?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关系势不两立吗?人文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中心是什么?人文精神与新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如何?近年来文学作品有没有人文精神?如有，它的表现形态与特征是什么?这一系列极有魅力与冥想色彩的问号，既关系着文学价值及其走向，又令人分明感到它们极难回答，也可能是“自投罗网”，我愿将近期阅读的人文精神讨论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感受与困惑写在下面，算作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讨论吧。

二

人文精神，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了“人文精神失落”。人文精神显然是针对市场经济背景提出的，但它在批评商品社会某些弊端时，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却是偏颇的。它也是这场讨论收获不显、渐遭责难、由热变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怎能不发出危机的。你看，商业资本的投向不是文学的基础工程，而是灯红酒绿的歌楼舞厅或布设迷津的庸俗影视；书商钱袋对准暴力书刊，但对高雅艺术却冷眼而吝啬。生存于市场经济环境的人们，当今之日谁能超越金钱的要挟呢?钱，钱，向来将“为稻粱谋”视为耻辱的文学家们，被金钱狂潮弄得斯文扫地。普列汉诺夫说：“在普遍买卖的时期，艺术也成了买卖，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我们要追询的是，市场经济果真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掘墓者吗?在我看来，它带来了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确立了商品地位与价值，当经济与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衡量一切的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浸入了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世俗，通俗降格媚俗，价值关怀也变为贪婪、“活着就好”的眼下生存状态的渲染，文学载道功能与传统理论价值顿然失色了。可是市场经济终结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确立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与多元的价值观。这不但使三江五岳、五行八作充满了活力，而且与弘扬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也给文学带来从未有过的朝气与自由。打破了单一与独统，激发了个人与个性的创造力，出现了多元互补、充满竞争的文学格局。我很欣赏冯骥才说过的一句话：以往作家挤在一个梯子上，现在作家各有各的梯子。流派多样，强化个性，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这种百轲争游、比翼齐飞的文学状态，显然与充满进取活力的市场经济背景是不能割断联系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经济发达与发展两大板块结构而成的世界文学，统观它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因为商品经济冲击而使它失落与衰败。伴随20世纪钟声而发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到1995年的92位得主中，除来自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外，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享此殊荣的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大江健三朗等这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而且，这些赢得世界文学最高奖励的，不乏蕴含人文精神的杰作。正如福克纳1950年荣获诺贝尔奖时说的那样：“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所以说世界文学历史事实说明，巾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巨大因子。

作为有人文理想的文学家，为了自身生存与写作发展，也不必拒谈金钱或者拒绝金钱于吾门之外。事实上，作家谈钱甚至为赚钱而写出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失落人文精神的污秽不堪的废纸垃圾。巴尔扎克为挣钱偿债而写出的多卷本《人间喜剧》，却是他那个时代批判金钱罪恶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神经有点乖谬，也为金钱急赶稿子，但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勇于将巨额支票付之一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使《》成为批判腐朽社会的不朽之作。契诃夫要求家人，谁提供一个故事素材他就给谁钱，与出版商他更是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所以他的心理与生活方式不能说没有庸俗的东西，连他自己也说，“我意识到我是为钱工作，而钱是我的活动中心”。然而，在他一生发表的那些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恶习。因此，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在金钱与文学冲突中，我不赞同传统的文人固穷论与金钱有害论，尤其反对将这种传统观念视为人文精神，并将它跟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市场经济乃是经过坎坷历史、付出沉重代价而找到的，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与文学倘若要生存和发展，怎能离开金钱?文学家怎能幻想为了人文精神的纯正而生活于象牙之塔?海明威说得实在，“经济上的保障由于使你免于忧虑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以为，将文学塞人钱眼里必然庸俗与堕落；但拒绝金钱而陷入“固穷论”与“有害论”的窘迫境域，静心写作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有道理：“有一些人为了文学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除了才能才华，一个成功的作家还须拥有丰饶的生活积累、深切的人生体验以及包括崇高人文思想在内的其他必备条件。

今日文学与市场经济关系还不仅仅是文人文学与金钱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这一力量巨大的杠杆作用给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市场经济看来给价值观带来了某种混乱，但它击碎了陈旧过时的观念，又提供了新的人文价值观的沃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这些人文精神所主张的基本概念要求，其实是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出发点，只有市场经济破除“官本位”与等级制度才能实现人文的追求。现在，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文人与文学对它只是初期的阵眩与不适应，而市场经济决非是危害人文精神与文学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它创造了张杨人文精神、推进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所以说，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存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乎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恰应该诞生那种拥有人文精神底蕴、探索现代人生存价值的伟大文学。

三

人文精神与新启蒙的关系。在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不知为什么，它轻视与排拒了另一声音的呼唤，这就是有些作家与理论家提出的“新启蒙。”如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中青年学者说，在社会转型期要“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此，文学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启蒙”。声音虽然不算强大，但人文精神讨论把它视为毫不相干却是一大失误。人文主义，西文humanism。启蒙运动为enlightenment，它的词根是启发、照亮、摆脱偏见的意思，如加以引申或通俗点说，启蒙运动是以人文精神照亮蒙昧首，用知识、理性使之摆脱偏见。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看，人文精神与启蒙，原本相生相伴，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离开广泛的启蒙运动，它怎样深入到民众灵魂呢?脱离特定时代的启蒙使命，它就会变得虚泛议论而不知它价值定位在哪里。批评者为什么认为这场人文讨论“玄秘而虚空”，本来具有“建设性的话题，变成了纯粹消费性、宣泄性，甚至表演性的话匣子”?其因盖出于人文精神抽象化，脱离现实社会与世俗环境，只谈终极文化关怀理论而与现实启蒙任务相脱节，致使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具体内涵、定位在哪里，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上关注的中心焦点是什么，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命题变得模糊了。

从历史说，人文主义一词的由来是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的，它也是后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理论的旗帜。当时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的彼得拉克(亦有译为佩脱拉克)，他的名字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彼德拉克原是科隆纳红衣主教的秘书而拥有显位，但他不迷醉于这种彪炳?@赫的生活，宁肯独守于沃克吕滋乡村幽室，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典籍，发现古代文科研究与古代哲学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意义。按西塞罗的说法，那些包括语法、修辞、艺术、历史、涛歌和道德哲学等是一种“人文学科”。而“人文主义是历史学家给15世纪这种整体现象所起的名字，文化的‘再生’或‘文艺复兴’就是人文精神所引起的文化运动”(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它关注入与信仰，人与自然，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价值与民主。从哲学层次讲，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明白点说，在今天，它是探索与回答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它是人文，知识分子要启示民众的生存价值观和对生命意义的质问。

人文主义其实是人类的精神要求与思想现象，在西方与东方的中国它都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人文主义这一词语还未正式确立之前，如文学历史上的屈原《离骚》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中，不是早已流荡着人文精神吗?人文主义当然有其特定的基本内涵，但作为一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期的重要关坎，人文主义几乎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晴雨表，启蒙运动车轮的纤夫，二者不是孤立而是不可分离的。如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中世纪封建的宗教的经院哲学给以致命打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君权与神道的思想武器。从我国历史看，早从孔学的、与古罗马“七艺”相似的“六艺”中，就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文人道德教化与理想人格的“修身”。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其人文精神表现了东西方相似的东西又各有特点。到了现代，在“五四”运动中借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在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又灌注着传统的民族脊梁的人文精神，以启蒙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激荡着人文精神，有着难分难舍的“启蒙情结”。而且这种人文精神并非是人类“道德经”的最高裁判法则，也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批评标准用来对作家作品实施终极的裁决，它总是从人出发调整人文的时代定位与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来，即20世纪人文启蒙的关注点是什么?处于“初级阶段”的今日之中国，人文精神与启蒙应该投射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应观照人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之当下与长久的生存价值理想究竟是什么。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早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即已开始了。但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之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但“小战”从未停止过，世界不同角落时有战火硝烟而损害了清澈澄明的天空。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正在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与大气惨遭污染，土地向沙漠退化。难怪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发出了“地球处于困境”的紧急信号。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思密斯提出警告，全球生态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克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人类面临的危机仍然是哈姆莱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因此，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它明确表述了20世纪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学等人文的乃至技术科学对人之生存危机与生存意义的关注。文学亦不例外。作为人之烦恼、困惑的“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文学，对于20世纪生存价值的探询，它尤应负担更多一些更为沉重的使命。也正因如此，本世纪涌现的名家名著或隐或显地盈灌着对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关注。

在中国，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尤有特殊的意义。其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较，别人有的“二战”浩劫，我们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们还多了一重竟达十年的“”灾难，因此对生存价值我们当有更深重的体验。其二，我们特别习惯于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一朝进入工业文明，或者确切点说，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感到眼花缭乱而又十分陌生，于是出现价值观的混乱与人格世风的颓败。它向文学提出尖锐挑战，亟须重建商业社会中的生存信念与价值体系。其三，我们对外开放获得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大量资金的投入，同时西方文化、后现代的生存价值观也随之而来了。其影响正面与负面同时并在，从后者看，如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的消失，真理的消失，正义的消失，尊严的消失，价值的消失)，它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到处可见吗?又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里所描述的思潮，哲学方面有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有如“河滩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人类的那些“瘟疫横行的城市行将崩溃”。他们认为这不只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一切文明的终结，并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另一方面，为强调生命意识而恣写色情、暴力、冲动及非理，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这种轰毁生存意义的思潮，我们在现实生活许多角落及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每个时代都有“大众神经官能症”，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这种时代的官能症状表现为“生存无意义感”。正如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v．弗兰克尔博士在1975年国际笔会专题学术讲演中所言：“今天，人们不像弗洛依德时代那样感到性的挫折，而是面临着存在本身的挫折。今天，也不像阿德勒时代那样存在着自卑感，而是空虚感，一种生存的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所以“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成是生活无意义感的大众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弗兰克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学中播散的生存生活“无意义感”的症状，我们在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总之，对于刚刚跨入市场经济社会门槛，对于生存价值还处于相当“蒙昧”状态的人们，中国当代文学以人文启蒙精神关注生存危机与生存的信念、理想和价值，恰恰是历史赐给我们的使命。

四

新时期文学的人文启蒙思潮的起伏与得失。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那么，90年代的近两年，可以视为第二次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得明白：“所谓启蒙，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又说：“勇敢地去认识吧！坚持自己的理解!”这两次启蒙所针对的都是蒙昧，如果说上一次是从极“左”思潮、文化专制主义与造神运动的蒙昧中解放出来；这次新启蒙主要是面对市场经济这一令人特别陌生特别困惑的商业社会环境与转型期的时代碎片，从新旧杂陈、迷惘紊乱的价值观念的“蒙昧”中走出来，构建以人之生存为中心的良知、法律、道德、信仰、理想诸方面的人文价值体系。与第一个启蒙潮不同，这次文学新启蒙没有宣言没打旗号，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人文精神呼唤中悄然涌动一种志在改变愚盲、浮躁、孱弱、迷乱的精神状态。这次新启蒙的反思意识与上一次的反思文学大不一样，人文知识分子首先是反思自身，不是以“导师”自居，告别“张俊石时代”，而是寻找边缘化知识分子自身弱点与历史定位；同时也反思与寻找处于世纪交替的文学位置与再造辉煌的使命。

新时期的文学启蒙潮虽曾一度断层但前后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近年启蒙的全新涌动，既是第一个启蒙潮的延伸又是对它不彻底性的一个弥补。前一个启蒙潮的功绩与意义，只要读一读“”覆灭之后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作品就不难理解的。就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好学生谢慧敏与坏孩子宋宝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明显，然而在她与他均把《牛虻》当作“黄书”这一盲点上，表明二者都是蒙昧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书籍，实际是反映了当时开始的文化启蒙。颇有象征意味的是，张俊石作为优秀教师的形象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恰好表现了当时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潮流中的特殊重要性。所以说，《班主任》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其实也是开始了第一个启蒙潮的标志。这场启蒙潮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手执批判武器首先扫荡了长期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氛，将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连接起来，打碎了个迷信与造神运动的蒙昧。启蒙大潮中涌现的像《伤痕》、《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灵与肉》、《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拥有广泛轰动影响的佳作，我们没有必要从经典意义上将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及诗集《爱的梦想》、佩脱拉克《凯旋》、阿里奥斯托《狂怒的奥兰多》等相比较，但你读它们与阅览那些历史名作所感受的冲击力与灵魂震撼力却极其相似。这次启蒙虽未鲜明地提出人文主义，但它用血与泪凝铸的艺术形象却蕴藉着人文精神，强烈要求发现人，把人当人，从神崇拜的蒙昧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场启蒙也有它的盲点与不彻底性，有它的局限与遗憾。当它呼唤人们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解脱出来的时候，文学并未清醒地意识到20世纪人文启蒙所关注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这一最基本的命题。文学在当时也曾为前景开了“药方”，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或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开明的路线。传统与路线固然是重要的，可它无法具体回答已经置身于八九十年代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困惑与价值的失落。即使那些在打破、开辟思想航道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的作家，如王蒙《蝴蝶》所描绘的主人公张思远，当他复出担负国务院一位副部长重任之后，对历史有这样一段思考：“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显然，这是作家从开国到粉碎“”，从坎坷崎岖道路上寻找如何填平“陷阱”、发扬“光荣”的历史联系。”又如李国文的《月食》，小说篇名即象征以及“五七”灾祸如同“月食”，悲剧历史结束之后，那“摆脱黑影”的重放光彩的月亮，将“更加明净更加高洁”。这就是说，第一个启蒙潮的文学对于打破历史坚冰是勇往直前的，但它的脚步没有去追寻人之生存危机而依然踟蹰于政治层面上，认为只要回到“十七年”、恢复革命传统与正确路线就行了。

应该说当时批判极“左”路线的文学，也注重人的发现，以人道精神呼唤人性与人的尊严，但它还没有完全超越政治层面，而是借人性与人的尊严去拨乱反正、冤假错案。如宗璞《我是谁?》本是较早较为深刻的表现人性、人道、人的价值的一部小说。即使如此佳作，主人公被变形为“蛇神”“牛鬼”“大毒虫”时，当她渴望加入“人”字形大雁队伍时，那幻想却回溯到1949年春，忆起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怀抱“投奔共产党、投奔人民”那种“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的经历与心迹。韦弥和许多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感情是无比神圣的，但小说那种回首往事却似倾诉与辩白个人冤屈，似乎以个人辉煌历史对于把她打成“牛鬼蛇神”的暴行提出政治抗议。那以大雁队形而对“人”的呼唤，那小说标题所寓示的“我是谁”原可以深一层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价值，如果从这一层面作为出发点，以大写的“人”去批判把人不当人的极“左”路线的本质，《我是谁?》将会超越拨乱反正这一政治框架，而进入人的生存终极关怀的境界。

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的一大遗憾。但它与其说是作家与文学的缺憾，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是历史限制它的思想高度，只能如此而已。然而文学的另一缺憾，却不能归咎别的而应由文学自身承担责任。这就是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提出的—个口号：“文学回归文学”，或“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一块神圣的精神领地，它的独立与尊严自应得到保护与珍视，文学一旦遭遇非文学恶扰必将倒退与堕落。从这一点说，“文学回归文学”口号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不必回避文学的一个特质，即文学离不开精神的支点。这精神支点不是单一的，是人生、社会、经济、道德、哲学等多重价值观念的融会。人们常常对文学严厉地提出“境界”的要求，请问“境界”是什么?文论早已指出，“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所谓“襟抱”与“学识”，显然不可能局囿于纯乎又纯的“文学”。即使今天讨论的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你能说它仅仅是审美的或技艺手法之类吗?所以说，“文学回归文学”的口号既有道理又是偏颇的。“八五”文化热自有其历史功过得失，我在这里不作详论，但当时对西方“新观念…新方法”不深加辨析而无条件的狂热接纳，对“叙事圈套”、“语言颠覆”、“无价值判断”的一片喝彩，在“文学回归文学”口号下，连文学支点、人文精神与作家使命感一起抛掷一边，轰轰烈烈的第一个启蒙潮也随之夭折了。

启蒙的一时断层，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失态是有目共睹的。滑坡、下陷、低谷、危机，这是对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不景气状态的描述。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说，现在的文学存在“无魂的现象”，它反映作家们已经意识到“整个人文精神的衰竭”状态，文学亟须新的启蒙。1993年夏提出的人文精神，实际是知识分子“启蒙情结”萌发的、重新衔接一度断层的启蒙的前沿舆沦，也可以说是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反射作家理论家的良知与启蒙使命感。它的审视目光投向从小农经济方刚步人市场经济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从生存价值的蒙昧中探寻人的活法与铸造那承负跨世纪工程的伟大民族灵魂。奔小康之路自然需要物欲的满足，但人活～世该不该有信仰与道德理想?如果没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民族，能够建成高度繁荣、物质充分富裕而又民主、自由、富强的理想社会吗?面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奢糜之风，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人物欲与精神的价值体系?这一切，无不要求比新时期第一个启蒙潮更为深刻的、任重而道远的文学新启蒙。

五

人文精神、新启蒙与近年文学新形态。人文精神讨论中另一个现象是令人惊诧的，人文精神起初显然是针对令人很不满意的文学状态而提倡的，可是当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却将当下文学事实弃而不顾了。既然人文精神不是虚浮天空而是贯通于文学之中，那么，与其理论上讨论有没有人文精神，还不如面对创作实际，考察它是失落了还是存在于作品之中，当下文学表现人文精神的形态与特征又是什么?从整体说，近年文学不少方面还是令人忧虑的，如虽有许多好看的小说，但缺少有思想的小说；有风格独异的个人性，却罕见时代性与历史感；有形形小故事的绘声绘影，却少有襟大风范；有题材多元多样的广度，却少见卓有穿透力的沉甸甸的深度与力度。不过，当平心静气地拨开平淡或平庸的作品，你将会发现，比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文学潜动着回升，有不少佳作问世，它们透露出内在所渗润的人文启蒙精神的新特征：

第一，文学旗帜由写生存状态而趋向为生存与为人生的二者融合。为人生是我们文学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极“左”控制文学时那种假大空理想令人厌恶，但不能因为讨厌它连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价值理想也弃之不顾了。1987年兴起的新写实，它那关注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主题，打通了与世界文学的连接，也是对前次启蒙潮局限所作的弥补。但它仅仅连接了20世纪生存意识的一半即物质生活状态，另一半即人之生存应有什么样的信念与价值观却被略之一边了。以“感情零度”与“原汁原味”所写的实实惠惠“过小el子”的生存故事，消解了社会人生价值。这一半的忽略，恰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由重启蒙而轻启蒙的一种退却，一种倒退。笔者文章中多次提出，不要把写生存与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对立起来，二者不是对立而应融会为一体。近年来，新写实与其他品类作品，在勘探生存状态时开始重视了人之生存的真谛与价值理想，它是作家思想的升华又透出一个讯号，即文学摄取人文精华而开始了新的启蒙。此类作品并不鲜见，如曾写过《烦恼人生》而作为新写实台柱之一的池莉，新春伊始发表的《你以为你是谁》，它所描绘的大哥陆武桥正是池莉小说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沉浮商海而又义肠侠胆，两次动武方式粗野，但那挥动的老拳与对弟弟、李板眼晓明的大义，表现了新写实小说揉入的人生意蕴。新写实曾回避人生哲学，但这部中篇小说题目本身就透出它所追问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的味道。至于说她的新作《化蝶为蛹》，写了一个从孤儿园里长大的小丁，当他成为腰缠万贯大亨之后，又将全部资金投入孤儿院的社会福利事业。他的人生设计与志趣所向，否定了大款流行时尚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寓示当代私人企业家重新选择生存的价值理想。方方的早期作品《风景》已经显示了独特的张力与力度，而她的《一波三折》，对于卢小波由“囚徒”而“大款”，并不是廉价的庆颂，而“我”更为敏感与警惕的是他大款之后那种毫无羞耻感的复仇方式。虽因生活“无常”而感“无奈”，但痛感其“可恶与可怜”，又示以自尊自励、好自为之的人格劝勉。读了这一类作品，你会感到它们不满足写人是怎样的活法，更为注重探求人应该怎样活法，流溢一种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交相浸渗的文学追求。

第二，文学功能由消解与拒绝批判而重振理性批判的伟力。”批判”二字在当代中国文学长期被误用与滥用了，它简直是“打棍子”、“政治宣判”的同义词，一提“批判”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原本意义的理性批判却是文化尤其文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人类就是在批判与建设中前进的。马克思对于哲学辩证法的阐释也有益于理解文学的功能与特性，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反思的时候，其锐利与深度就在于批判。真正意义的文学批判，源于作家对人类生存现状与理想价值的人文关注，出自良知与历史使命感。所以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常常“是人类本性最尖锐最严厉的批评家”。

当然，文学的批判并非是表层生活现象的指手画脚，由于它关怀的是人之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因此它以审视与批判的目光对待现实与现世种种生活状态。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文学陶醉于语言叙事圈套而丢开启蒙时，批判的旗帜也就降落尘埃了。迎合时尚、欺世盗名、拜金媚俗之作泛滥成灾。在此期间，有的作品也见批判锋芒，如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那位曾有理想追求的大学生小林，为什么在几年机关单位与家庭琐事环境中竟然变得意志消沉、心理卑俗呢?我读他的小说感到作者很有才华，从小小“单位”与家庭的琐琐碎碎之中发现磨损人的美好天性的巨大惰力。这是小说闪耀批判之光的方面。但另一面，当它揭示了单位与家庭生存的“怪圈”与惰力之后，它不是给人以忧患与危机感，不是激发那种改变生存环境的奋击精神，而是向这习惯性惰力退让与归顺。你看，小林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卖鸭子干私活赚钱之中得出一个人生信条：“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当他毫无愧意地收下县里送来价值数百元的烤箱时，反倒从这一“启示”中，相信了“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小林就这样从有理想有作为而向庸俗归顺，小说也就从理性批判又退了下来。它透示了生存环境中的怪圈与惰力，却又接受它的诱惑与归降。从这层意思说，《单位》《一地鸡毛》比起作者早期作品《新兵连》也是一种后退，它剖析了“集体”所诱发的妒忌与恶行，但不是适应与归顺，而是以一个个惨剧与悲剧，令人震悸与惊醒。对待生存的缺陷由悲剧式的提醒而喜剧式的顺应，这种文学批判的放弃，多少反映了几年年的人文启蒙精神的起落。

近两年来不少作品重新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在各类品种中以写商海与宦海的“二海”小说相当突出。前者如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写了一个叫寥怀宝的人从乡文书竟然登上副专员的高台阶，在一个不算长的中篇小说里，将“官本位”社会的登龙术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作者的“创作谈”令人深思，谈他在泰山冯玉祥将军墓前看到一个小孩吃力地爬向陵前一级级台阶，“我忽然意识到，这幅图景就是人生的绝妙象征：人艰难地爬完长长的一溜台阶之后，见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是死亡”。这就是作者所以写《向上的台阶》的最初“灵感”与“契机”，小说从批判中寓示，凭借“女人”、“裙带”之类关系与手腕，即使他的官阶爬得更高，等待的不是辉煌而是“坟墓”。至于表现商海的小说那就举不胜举了，笔者去年发表的《走出地平线的新经济小说》曾谈到，这类小说不再眷恋改革与保守的政治模式，而是从日常经济活动展示故事；描写人物也不多是政治观念与权势相争的冲突，而是从经济关系从金钱利益揭示人际关系的亲疏、恩怨与离合，甚至血缘家族以至关系也都浸泡在经济利益冰水之中，动机、行为，这一切无不围绕着金钱这个魔方而旋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这些作品所写的“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如《商界》《单身贵族》《梦醒时分》《落魂天》等，在那经济细节那人物故事批判中含纳着人文的几许蕴味。又如《龙山吟》，作者李肇正是文学新手，但描述的香港董老板在困苦的龙山乡兴办水泥厂时，他与当年插队的知青朋友初恋情人之间，金钱物欲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震撼力。再如张欣的近作《岁月无敌》所叙述的千姿与晓菲两个年轻女演员人生与艺术截然相反的道路，很有启示性。它凝聚着近些年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物欲与精神操守种种冲突的一个缩影。张欣长于写新都市市民与弄潮商海的形形，《伴你到黎明》《首席》等小说真切地绘制了商潮泛浮而起的众生相，在咀嚼人生苦涩与命运无常中给予几许真诚几许无奈。《岁月无敌》不同了，它写了母女情长与人间温馨，但透出更多的冷峻。晓菲唱歌名日艺术，不如说是傍大款的一种消闲，肉体与灵魂全卖给了金钱。千姿是张欣过去小说所没有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商海冲荡之中懂得拒绝诱惑拒绝媚俗，用真诚与良知追求艺术的人。千姿与晓菲在双双对比中强化了批判力，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

第三，人与自然关系，原是人文主义要旨之一，可是在这场人文讨论中却完全忽略了人之赖以生存的、日趋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文学作为人学是由两大方面结构而成的，一方面揭示人际关系；一方面还要探求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对于后者，由于长期“阶级斗争为纲”控制文学而被忽略了。即使有的作品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之中，人与自然理应相互依存、彼此和谐的关系却被扭曲了。随同世界与中国生态环境的险象环生，有些作家开始注意环境文学，运用各种艺术样式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忧虑，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陈建功的《放生》以及哲夫的《黑雪》等，都是近几年出现的好作品。像《黑雪》发生的那样极端事件，意在警示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残酷掠夺，必遭大自然的残酷报复。传统哲学以“人类中心论”散播“人是自然的法则”，人类任意摆布自然而作为自我的恣肆享乐。然而在土地、大气与水严重污染面前，不得不认识到中国古人早已道出的“天人合一”的真谛。人与自然如此重要的命题未能进入人文精神讨论的视野，在强调终极关怀时却对当下生存环境不屑一顾，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也表明环境意识的启蒙如此迫不及待。强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环境文学，关键在于思维的变革。环境文学不是简单的一种题材、一个品种的问题，它是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现代哲学的使命是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三大关系，环境文学必须上升到哲学层次而绝非某一特定空间或行当(如乡土文学、明星文学之类)所能框定的。它审视的对象是整个人类与大自然，作家所拥抱的对象是整个地球与人间寰宇。环境文学不仅仅面对当下，而是关怀人类生死存亡的命运。自然观是人类根本性的价值观，如果说文学的历史上对社会制度、宗教、人的尊严与权力有过这样与那样的启蒙，那么，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承担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文学则属于未来的文学。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声律启蒙》；蒙学教材；教育价值

中国的蒙学教材自周代起就已经产生，在漫长的历长河中，积淀起了一大批博大丰厚的读本，它们以简约的笔墨精要地勾勒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以其综合性和实用性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众多的传统蒙学教材中除了广为流传的“三”“百”“千”外，还有一部《声律启蒙》也颇具特色。《声律启蒙》是封建社会中后期出现的蒙学读物，编排上相当规范，表现出一种形式上的精致与思想内容上的深刻，对于现代语文教育，不仅具有历史参照的功能，也具有很高的现代教育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传承价值

作为世界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尚存的国家——中国，文化传承几千年仍然能弘扬光大，其中必然有着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而蒙学教材作为文化传统的典范性文本，是传承、延续传统文化的一种必要的方式。《声律启蒙》作为我国优秀的启蒙读物，是诗词理论上的一个瑰宝，它将传统道德思想和人文历史知识巧妙地融入短小精湛的对句中，比如“仁对义，让对恭，禹舜对羲农”就描写了伏羲神农所开创的仁义爱民和以德化民的治国思想，以及尧让位于舜等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公无私的美好传统品德。在蒙童阶段学习《声律启蒙》，正是接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恢复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觉价值的过程。

二、促进文言文教学的价值

多年以来，文言文的教学一直是困扰语文教学的一大难题。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就提出过一个很有见地的解决办法：假如我们肯定了受过普通教育的青年应该具备初步的阅读一般文言的能力这个前提，那么，前人运用韵语知识这条经验，也许很有参考之处。

现代的小孩从小接触的就是普通话，如果直接学习相对经典的文言文，其难度是很大的，在白话和经典的学习之间必须有过渡性的训练。所以，让孩童熟读背诵一批文言韵语读物，如《声律启蒙》，初步培养文言语感，熟悉古代文化常识，能有效地奠定文言阅读能力的基础。所以，纯粹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儿童从小就接触并学习《声律启蒙》，可以通过记诵熟悉一些文言句式和文言虚词的使用方法，这对他们今后的文言文学习是大有益处的。

三、编写语文教材的借鉴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独具特色，编写经验极其丰富，给当前语文教材的编写以重要的启示和必要的借鉴，总的来看，《声律启蒙》的编写有如下几点经验值得借鉴。

1.知识教学和品德培养紧密结合

《声律启蒙》这一古代蒙学教材能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年龄结构、知识程度、将识字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及伦理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文道统一的原则。第一，在教材知识含量上，《声律启蒙》知识集约，信息量大，天文地理，历史典故，道德礼仪，名物常识……简直无所不包。儿童使用这样的教材，在语言学习的同时还掌握了大量的实用知识，增长了见闻，可谓一举两得。而现代教育实行分科教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注重汉语言的“听、说、读、写“的训练，编排上突出了语文学科的特点，无意中却降低了教材的知识含量。其次，全书虽以识字和学习韵律为主，同样也涉及道德品质的培养内容，例如：“读书甘刺股，煮粥惜焚须。韩信武能平四海，左思文足赋三都”、“孟训文公谈性善，颜师孔子问心斋”等，尽量充实着中国古代的道德教义的内容，熟悉这些内容对于儿童道德人格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充分运用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

汉字有四声之分，四声不但含有节奏性，还能区分音质、区别意义。古人在作诗作词时对音律、节奏就有严格的规定。语调升降、平仄声调的配合、双声、叠韵、叠音以及押韵等语音修辞手法的运用，都可以形成抑扬顿挫、回环往复的旋律美。我们知道，在识字教育阶段，如果让儿童去学一个不直接表音的单字，那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枯燥乏味，引不起学习兴趣，勉强的学了，也不容易记住。《声律启蒙》充分利用了汉字的特点，多用韵语，读来朗朗上口，听来铿锵悦耳，提高了易读易记的水平，使儿童在记诵的过程中受到了语言美、声音美的感染熏陶。在形式上，《声律启蒙》不仅充分运用汉语的特点，便于儿童诵读，满足了儿童学习识字的需要，它还隐含了各种语文能力的学习。除了文言句式、虚词用法的学习，还兼含文章章法、表达方式的学习。

3.力求符合儿童年龄和心理特点

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孩童阶段的教育应该重视对基本知识的熟读牢记。背诵一定数量的声律知识，能培养和锻炼学童的记忆力，还能积蓄词汇，学习表达方式和加强语感，又能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声律启蒙》一书除了形式上适合儿童诵读，选材也特别注意浅显易懂，形象具体，生动活泼，贴近生活，大量选取了历史故事、典型人物、民间传说、流行趣事，这些兴趣盎然的内容，极易引发儿童爱读、乐读的积极性。所以说，我们编写语文教材要充分考虑到课本的趣味性与多样性，让学生提高阅读和背诵的兴趣。

总之，《声律启蒙》作为古代蒙养教材，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凝结了中华民族几百年甚而上千年的智慧和心血。为现代人特别是中小学生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其中虽不乏不合时宜的内容和一些封建性的东西，但它在编写方法，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值得今人借鉴、利用。

【参考文献】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13篇

写作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有很多困难，首先就是理论上的障碍，造成文学思潮史的研究混乱不堪。在中国的文学理论语境中，文学思潮概念来自前苏联，是附属于“创作方法”论的。苏联文学理论认为，有两种基本的反映现实的方法，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它们分别被规定为客观性、写实性与主观性、抒情性。文学思潮是由创作方法决定的，是创作方法的历史表现。于是，就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主）与浪漫主义（次），文学史就被描述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替或者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而其他文学思潮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现代主义等则被贬低、被排除或者被否定了。这种文学思潮观抹杀了文学思潮的历史性，使之成为一种风格学的概念，从而虚构了一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循环交替的文学史，掩蔽了文学史的真实的内涵。那么，如何界定文学思潮，从而找到文学史构造的核心呢？我认为文学思潮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现代性即时间性的自觉，它启动了历史。因此，现代性发生前没有文学思潮出现（虽然有文学的风格、流派的演变），只有现代性产生后才有文学对它的反应，而这就构成了文学思潮。由此，就应该从现代性角度考察和界定文学思潮，从而就产生以下关于文学思潮的定性：新古典主义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国家理性）；启蒙主义是对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启蒙理性）；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反对现代城市文明、工具理性和世俗化）；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二次反叛（揭露和批判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审美主义批判；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理性的身体性和符号化的解构。

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另一个障碍是已经定型的中国文学史的叙述。由于苏联文学“创作方法”论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这样被阐述的：五四文学思潮属于现实主义（鲁迅与文学研究会）和浪漫主义（郭沫若和创造社），五四以后的“革命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更高发展。新时期以来，学界逐步抛弃了这种简单、僵化的文学史叙述，但由于没有找到新的理论基点，特别是对文学思潮的理解混乱，因此往往采取了只考察文学现象而不谈文学思潮的叙述方式，比如新时期文学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流派，但却避免作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判断。这种叙述方式注重了微观分析而丢弃了宏观叙述，虽然克服了以往机械的文学思潮划分（主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分法），但也导致文学史的构造缺乏主干，所以仍然不像“史”。当然，仍然存在着用过时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概念描述的现代文学史，但这种文学史叙述显然已经不具有合理性了。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我把五四文学思潮定位于争取现代性（科学、民主）的启蒙主义，把五四以后的革命现实主义定位于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古典主义，而把新时期文学思潮定位于启蒙主义的恢复。同时，在五四以后和新时期后期、后新时期也并存着反现代性的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在新的文学史叙述中，对启蒙主义和革命古典主义的定性最为重要，也最富于挑战性。启蒙主义历来被定性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而不是文学思潮，无论是在世界文学史还是中国文学史上都没有它的位置，新古典主义之后就是浪漫主义。虽然柳鸣九先生曾经提出欧洲17世纪文学属于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并没有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也没有被学界主流认可，更没有用于命名中国文学思潮。我认为，存在着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它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欧洲17世纪和中国五四、新时期文学都属于启蒙主义。

此外，对“革命现实主义”即革命古典主义的认定同样重要。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但当时还仅仅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共同性——理性主义着眼，而缺乏理论上的论证。现在进一步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界定新古典主义和革命古典主义，认为新古典主义是对现代民族国家雏形（“绝对主义国家”）的想象，而革命古典主义是对以革命手段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革命古典主义是新古典主义的变体。欧洲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法国大革命中演变为革命古典主义，这个传统被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承，并且传播到中国，演变为中国的革命古典主义（从革命现实主义到“两结合”与“样板戏”）。这样就对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思潮有了明确的定性，并且揭示了它的历史渊源和演变线索。转贴于

以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把五四文学到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演变看作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征，这是单线历史观的产物，不能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在规律。我认为，应该分析中国现代史的特殊性，这就是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争取现代性就意味着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现代文明；而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状况以及现代性的外迫性，争取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也就要排斥现代西方文明。这样，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两个历史任务之间就发生了冲突。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揭示了中国现代史的根本矛盾，从而对“救亡压倒启蒙”作了深度的理论阐释。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理论出发，我认为五四以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压倒和取代了建设现代性的历史任务，也导致了反现代性的历史运动；“文革”后建设现代性的历史任务重新提到日程上来。因此，也导致了这样一个文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五四以后，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取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而新时期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又取代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进行了深度的阐释。同时，运用这个理论，也对其他非主流的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规定性进行了阐释。

写作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的最后一个困难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外源性和后发性，因此与西方不同，各种文学思潮不是相继出现、区分鲜明，而是同时出现、同时存在；它们纠结在一起，互相影响、彼此渗透，界限不那么清晰，甚至一种流派、作家、作品往往有不同的倾向和多种文学思潮的元素，如老舍不同时期的创作就具有启蒙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倾向；茅盾的《子夜》既是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之作，又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因此，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研究极其纷乱歧异，对同一个流派、作家、作品的定性纷争不绝，难以形成共同的叙述；至于各个思潮之间的消长、替代更难以得到充分、清晰的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这一情况，也造成了文学思潮史写作的巨大困难。这就要求在运用现代性理论重新定义文学思潮概念的基础上，紧紧地抓住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这一核心，比较明晰地划分各种文学思潮及其流变，确定各个流派、作家、作品的性质，并考察和揭示各种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文学思潮内部的复杂性、多向性。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14篇

一、《月光启蒙》“启蒙”了什么

以下是《月光启蒙》第二课时的教学设计。

在教学中，教师通过点拨语、过渡语、小结语总结出板书：动，活动得到学生的喜欢；教师还组织学生丰富文中没有提到的其他民间故事；通过“母亲不识字，却用歌谣、故事、谜语……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一句激发学生思考并回答了“为什么用‘月光启蒙’作为课题”的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始终积极参与活动，发言踊跃，教师点评精当，应当说这是一堂好课，达到了预设目标。

二、教学“启蒙”的得失在哪里

这一份教学课例具备以下几个较明显的特点。

第一，目标设定小而实，注重朗读、涵泳来体会文章情感。

第二，能够抓住文章的重要内容“歌谣、童谣”来展开教学。通过组织朗读、表演歌谣、童谣使教学充满童趣。

第三，活动安排得当，3个活动分别安排一个重点：“品读歌谣，启悟诗情；讲讲故事，（）；猜说谜语，（）”，尤其通过阅读期待留给学生一个（），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第四，教学流程清晰。“品读歌谣———讲讲故事———猜说谜语”按照课文叙述顺序进行，使得文本和活动保持高度一致，对于训练学生有条理地阅读和思考有帮助。

第五，教学关注学生语言的运用，在“检测反馈”中安排学生想象表达，可谓匠心独运。

但是，对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和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笔者认为，该课例也存在以下几个不足之处。

第一，文体意识不强。“教材无非是个例子”，选入教材的文本在文体上都有显著的特点。文体的价值在于学生语文素养的积累过程中接触和认识不同的典型文体，并学会写作。

其一，补题目明线索。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课始出示课题“月光启蒙”让学生扩充为句子：（谁……）（在……）月光（用……）启蒙（谁……）（什么……）。学生可以很轻松地把句子逐步补充为：母亲每天都在月光下用童谣、民谣、民间传说、谜语启蒙我爱上文学、热爱生活……于是，谁启蒙和用什么启蒙这两条线索轻松出现在学生眼前，课文脉络自然清晰。同时，文章重点“启蒙了什么”也跃然而出。至此，“线索”和“重点”这两个教学难题迎刃而解。

其二，抓启蒙明真情。

作者母亲如何启蒙孩子的？这种启蒙中渗透着母亲怎样的情愫？引导学生关注描写母亲“启蒙”时的句子，共有3处：

（1）母亲忙完了一天的活计，洗完澡，换了一件白布褂子，在院中的干草堆旁搂着我，唱起动听的歌谣。

（2）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的和风，小溪的流水。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

（3）此时明月已至中天，母亲沉浸在如水的月色里，像一尊玉石雕像。

从以上3句话，我们可以品味到月夜母亲对我启蒙时的“真情”：

（1）母亲为什么要“换上一件白布褂子”？为什么一定是“搂着我”？这一“换”一“搂”透露出两点：母亲是个热爱生活的人（爱整洁），母亲是爱我的（整洁的白褂子是为了不把脏东西粘在孩子身上，搂着我不正是说明爱我吗）。

（2）母亲的嗓音是甜的，为我吟唱着；母亲的歌声是温柔的，拂过我的脸、流进我的心；母亲的歌儿是香的，浸满浓浓的爱。

（3）母亲在月光下是那样纯净，那样美好，那样圣洁———月光如水，母亲是玉石雕像，神圣、无瑕、崇高！

这3处描写包含着浓浓的情感，这是值得师生通过反复朗读、细细体味的。

其三，抓内容明启蒙。

母亲在月光下启蒙了我哪些内容？初看就是“文学”，细看就是“诗歌”。其实，这样理解是肤浅和片面的，我们透过月光下母亲吟唱和言说的内容可以发现更深更广的东西。

（1）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再苦也要干干净净活，如：“月亮出来亮堂堂，打开楼门洗衣裳，洗得白白的，晒得脆脆的。”

（2）要对未来生活要充满信心。现在苦，只要挺住，只要勤劳，就会有好日子：“月儿弯弯像小船，带俺娘俩去云南，飞了千里万里路，凤凰落在梧桐树。凤凰凤凰一摆头，先盖瓦屋后盖楼。东楼西楼都盖上，再盖南楼遮太阳。”

（3）要怀有真挚的感情。人不要为世俗所裹挟，纯洁的情感值得终身守护：“母亲唱累了就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讲牛郎织女天河相会的故事……高深莫测的夜空竟是个神话的世界。”母亲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动人故事？这是要给孩子从小灌输一种理念：要怀有真挚的感情，纯洁的情感值得终身守护。

（4）文学要幽默风趣才让人喜欢。“她又为我唱起了幽默风趣的童谣，把我的思绪从天上引到人间……”

（5）文学来自于生活，要善于观察生活。“母亲笑着说：‘你真笨，这是咱种的花生呀。’”这一个“真笨”，不是说孩子脑子笨，而是说孩子不会观察生活，要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就“不笨”。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月光启蒙其实是启蒙作者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如何写作。这样的启蒙才是真正让作者受益终生的启蒙，也才是作者至今难忘的。

其四，抓文体明特色。

散文的特色是“形散而神不散”，这篇文章尤其如此。

先说“神”。通读全文，似乎重点在最后一段，但是，这不是文章的灵魂所在。我们不妨关注开篇的语言：“童年的夏夜永远是美妙的。”我们细细品味“童年、夏夜、永远、美妙”这4个关键词在全文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作者为什么说“永远是美妙的？”“美妙”在文中有所指么？

抓住这个第一句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这句话在全文是“精要所在”。

全文就是写的夏夜，就是写童年的夏夜，就是写的童年的夏夜的“美”和“妙”：“母亲之美”（母亲整洁之美———洗完澡，换了一件白布褂子；母亲嗓音之美———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母亲形象之美———像一尊玉石雕像），还有母亲启蒙的“童谣、民谣、故事、谜语”之妙（原文中有，不再赘引赘析）。尤其值得揣摩的是“永远是美妙的”之“永远”，这是终身难忘、永久回忆的“美妙之事”，其中浓浓情感令人怦然心动。此为文章之“神”，开门见山而出。

那么，全文中这种情还有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包含在那些“童谣、民谣、故事、谜语”中的“化育”之情，还可以在3次直接描述母亲的句子中体味到，而且文章中有两句尤其包含深情：

（1）黄河留给家乡的故道不长五谷，却长歌谣。

（2）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

一个“长”，写出浓浓的乡情、浓浓的心情———歌谣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泥土里长出，从歌者的心灵中长出。因为有情，连歌声都散发着芳香。通感的描写恰到好处地得到领悟：没有情的歌谣是苍白的、单调的、肤浅的。直到文末，作者点题，仍然是满怀感激之情。

可见，一个“美妙”之“情”字贯穿全文，此为“神不散”。再看“形散”：这篇文章展示了4幅画面：唱歌谣、讲故事、唱童谣、猜谜语。这4幅画面，看起来没有相当的联系，甚至可以互相变动顺序也无妨大碍，但是，这4幅场景都凸显一个“情”字：唱歌谣———热爱生活之情；讲故事———追求美好感情之情；唱童谣———幽默风趣之情；猜谜语———母子亲近之情。这就是“形散而神不散”。

其五，学语言练表达。

除做好上述几个方面，教师不妨开展背诵积累优美语言的活动，比如，朗读背诵课文第一、第四、第五自然段；改写第一、第十四自然段。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15篇

王四新先生在他今年的新著《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中对“表述自由”做了专业化的讨论。所谓专业化，是指书中对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或表述自由从法律方面做了专业阐述，因为涉及的问题新且十分重要，所以很值得一读。

法律条文很枯燥，我们可以以具体形象的事例把法律具体化。我把问题集中在――想法的自由问题。我想起了法国启蒙早期学者蒙田说过的一段话：“最近我退隐在家，决定尽量好好休息，不管他事以度余生，仿佛让我的思想无所事事，自由地运转和休息，这是对它的最大爱护 但我觉得事与愿违，我的大脑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

上面一段话包含着怎样的启蒙密码呢?任何人也没有能力制止另外一个人怎样想，这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让每个人都放开胆子去想，想到的能力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这是其一；其二是说，为什么这些胡思乱想的随笔在笔录下来之后就成为了不朽的启蒙著作，而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的让人们生厌的套话肯定没有生命力，肯定不能成为思想启蒙的作品呢?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

不过，我还是要在这里批评一下季羡林老先生在《蒙田随笔全集》的中文版序言中对蒙田上述言论的评论。因为季先生没有探究蒙田精神的启蒙之处，所以认为他这段话是“很奇怪而不近人情的想法……有点近似于矫情。”实际上，蒙田这段话不是矫情，恰恰是他最诚实的想法，因为他的随笔就是这样写成的，他自己也并没有把自己这些文字太当回事，情致所在，写下来未必不是一种解脱?“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也并非故意扭捏作态，而是因为随笔的内容对当时正统的议论来说，不仅是怪异的，而且甚至是“非法言论”。也就是说，虽然任何人也控制不了另外一个人怎样想或者脑子里怎样“跑火车”，但是这些胡思乱想不可以写出来，更不能在公共出版物中传播。

总之，蒙田的思想乱麻。他那像脱缰野马一样的念头多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可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有写作的冲动，不吐不快，写出来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日后自己阅读。给自己留下些愉快。就像对现在充满套话的电视节目，我是几乎一律不看的，有那个时间还不如留着给自己“”。

还是说蒙田，他的那些大胆的想法当时法国专制的君主制度不喜欢，也就是不让变成铅字发表，但是固执的蒙田全当是在写日记――这谁都管不着吧。我也喜欢乱七八糟地想事情，所以也这样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蒙田(他是从法国波尔多市长的位置退休在家养老的，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离休干部”)不去惹这个麻烦，从此在家整天浇花养草，我们今天的读者，就再也看不到蒙田这些妙趣横生的深刻文字了，岂不是太可惜啦!

联想到《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以及已经盛行了好几年的以“博客”为代表的各种网络自由的书写形式，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书写欲望――只要你能想得到，就可以自由地写出来，这是蒙田当年做梦都想不到的。

从法律角度，“表述自由”属于人的一个基本权利，是由我们国家的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就是人权。具体说的，“表述自由”还涉及到人的隐私权，我把它理解为“想法的自由问题”。这个问题有如下重大的意义：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忽视了“想法的自由问题”，也就是不鼓励公民的独立思考，就会使人民渐渐地丧失这样的能力，因为在全体人民中类似蒙田这样无法拦住的思想天才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如果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不鼓励独立思考，以后有一天我们问：我们当代的思想大师与某些民族比起来为什么如此之少?答案只能是因为在长期的精神习惯中，人们已经渐渐地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可悲的是，我们现在的风气只是单纯地和别的国家比谁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更高，而不比我们国家现在究竟出了多少国际公认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每年的诺贝尔各项奖项公布之日，都是让有关行业或部门从业人员嘴里感到酸溜溜之时。

结论：创造性的能力，只能来自于与众不同的思想能力!

什么是启蒙

在幽默之余，我还想来点严肃且困难的。就是在人们私下的想与公开的说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这就是“启蒙”。“启蒙”一词的原义是“光明”，从暗到明，精神来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空间。启蒙就是使人类从自身所遭受的幼稚状态中解放出来。所谓幼稚就是说，一个人倘若没有其他人的指导，就没有能力使用自己的理解力。这种幼稚是自虐的，因为它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力，而在于如果没有别人的引导，就没有决心和勇气使用自己的理解力。

要敢于成为一个智者，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箴言!这里我强调独立思考的勇气，没有人天生有权利教育你如何思考；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已经习惯于在别人目光的教育下思考，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人或不成熟的民族。启蒙并不是告诉你如何思考，而是启发人说，你原本就已经有充分的理智，只是精神上被管制的习惯使你既懒惰又没有勇气使用你的理智，于是启蒙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思考的胆量问题。换句话说，要开拓你自己的精神家园!

放开胆量，扩展你的精神空间，因为它是我们的“意志自由”的真正注解。精神的胆量是智慧本身的素质问题，启蒙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要容许人们思想方式、说话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开拓自己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精神专制是可怕的“偏见”。之所以称其为“偏见”，是因为它只容许精神朝着一个方向，即精神专制者所容许的方向。那么，启蒙的效应如何呢，如果每个人都放开思想的胆量，就会出现无数个“他者”，或无数相互冲突的方向，其相互争论就不可避免，这正是启蒙所希望看到的局面。要对每一个“他者”宽宏大量，要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如此而已。

启蒙最重要的使命是变革个人和民族的精神风俗，而精神上的专制只是被用来产生大批不思考的老百姓。换句话说，启蒙不仅是社会制度的变革，更是思想方式的变化――这是一个渐渐的过程。而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之所以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乃在于中国人的精神风俗几千年不变。就这个意义而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内部只有改朝换代，没有启蒙。

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按照习惯思考、说话、行为的。如果把启蒙理解为克服习惯的过程，那么最先的变革的领域可能是从念头或思想开始。

当然，一个人除了他自己内部的精神之外，没有人知道他内心发生了什么――这句话包含着很复杂的问题：

首先，虽然一个人自己不说，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但是自己内部的精神或独白也存在一个胆量的问题。对一个习惯于在精神专制下思考的人来说，他的念头很难复杂起来。换句话说，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敢想。也许最初是敢想的，但由于周围环境不容许，所以念头渐渐消失了。最后终于因为不敢想而懒惰，而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所以在专制制度下生活的人通常容易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