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1篇
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仍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因此可将监管权限逐步下放到地方政府。伴随着地方金融活动的日益活跃，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管理也日益频繁，地方政府已逐步开始在地方金融监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的金融监管模式已初露端倪。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金融办对地方金融活动更加熟悉和了解，建立由地方政府金融主导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框架已成为目前国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将P2P借贷和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非正规金融规划地方政府金融办统一监管，符合这一趋势和潮流。当然，全国性的监管指导和统筹也是不可或缺的，“一行三会”(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可根据相应法定职责，负责互联网金融指导性规则的制定、风险监测和预警。
二、金融监管方式：原则导向监管
互联网非正规金融目前还远未定型，发展方向和模式仍有待观察。鉴于发展初期的现状，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监管时，应对出现的一些问题适当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和弹性，采取原则导向监管方式，充分吸收以往新金融行业发展初期的监管经验和教训，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在报章金融系统性风险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支持金融创新，促进互联网金融的稳步发展。
三、金融监管制度：走规范化经营路线，建“安全港”制度
作为资金借贷的中介平台，P2P网络借贷以及众筹融资必须做到不违反规定吸收贷款，不得进行资金放贷业务，其所承诺的利率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红线，这是P2P网络借贷以及众筹融资合法经营的最低标准。纵观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模式可以清楚地发现，在我国，互联网融资平台风险问题不断，与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相互交织，因此在互联网融资监管方面构建“安全港”制度，厘清互联网融资活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将之与非法集资活动区分开来，意义重大，其应包含以下四项核心机制：
1.构建会员邀请机制，避免不特定性。互联网融资平台具有天然的涉众性，容易被界定为非法集资中的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会员邀请机制的构建为这一问题的破解提供了出路。会员邀请制度包括三个步骤，即会员注册、会员筛选和会员邀请。首先，招募会员注，开展风险评估，评估内容可包括投资经验、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其次，依据风险评估结果，筛选出合格投资者；最后对合格投资客户发出相应投资邀请，并开展投资人身份核查。经过三个步骤的处理，互联网融资平台面对的就是特定的合格投资者，避免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的法律风险。
2.构建资金第三方托管机制，避免集合资金。互联网非正规金融的融资领域，无论是P2P借贷还是众筹，其扮演的都应是信息中介而非资金中介角色，在业务中都不应承担任何中转客户资金的角色，资金池模式更应成为，否则，互联网融资台将成为非法集资工具。实行资金大三房托管制度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有了第三方托管后，借款人的资金进出根据用户指令发出，且每笔资金的刘董都需要有用途和记录，这样就能有效防范借贷平台挪用客户资金或者卷款跑路的风险。
3.构建简易信息披露制度，保护投资人权益。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与证券发行交易具有类似性，都属于直接融资的概念范畴，但在监管方面，目前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基本毫无规则制度可言，而证券市场的运行则具有一套缜密的制度安排，而其中信息披露制度在证券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互联网融资平台作为信息中介，融资人作为资金使用方，都具有如实披露融资信息的义务，以确保投资人做出投资决策之前有获取真实、准确信息的机会。
4.构建信息安全保护制度，保护合法权益。互联网融资平台作为信息的交互平台，存在大量身份和交易数据，涉及融资人、担保人、投资人等各互联网融资参与方。构建信息安全保护制度，目的是进一步保护参与个人的隐私和参与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互联网融资参与各方的信息安全，可充分借鉴央行的做法，构建具体的适应互联网融资活动特点的信息安全保护监管机制，进一步明确参与方，特别是融资平台的信息安全保护义务。
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2篇
Abstract：
Financialinnovationisthebreakthroughpointoffinancialdeepening.Asameasureofcontrol,financialregulationcannotonlypromotebutalsorestrainthefinancialinnovation.Differentkindsoffinancialinnovationsdemanddifferentfinancialregulations.The"game"interplayofthefinancialinnovationandregulationpromotesthedevelopmentoffinancialindustrysimultaneously.
关键字：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我国已加入WTO。为了应对WTO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各市场主体只有继续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才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而金融业的竞争又是异常残酷的，因此各市场主体通过不断地金融创新来维持竞争力。频繁的创新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监管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也在不断地调整，本文拟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金融创新的基本理论
1．概念
创新这一概念是本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首次提出的。熊彼特使用“创新”一词是用来定义将新产品、工艺、方法或制度引用到经济中去的第一次尝试。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些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但是金融创新真正成为金融领域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并成为研究的对象，则是80年代的事。虽然金融创新是一个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到目前为止，金融创新一词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阿诺德˙希尔金（ArnoldHeertje）认为：创新，总的来说指所有种类的新的发展，金融创新则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显然，这个定义主要论及金融工具创新。大卫˙里维林（DavidLliewellyn）对金融创新如下定义：金融创新是指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新的金融市场及提供金融服务方式的发展(。这个定义包括了金融创新的几个方面内容即工具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及服务的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谈金融创新。他指出，金融领域存在许多潜在的利润，但在现行体制下和运用现行手段无法得到这个潜在利润，因此在金融领域必须进行改革，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手段方面的改革，这就叫金融创新(。在他看来金融创新显然应该包括金融体制创新，而且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创新。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们对金融创新认识的深入，金融创新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的外延，即金融创新的分类上。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金融创新是指会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工具，新服务方式，新市场以及新体制。
2．理论基础
金融创新是以金融深化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范畴，下面就简单阐述一下有关的基本理论。
（1）金融深化理论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S˙肖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从金融创新的角度将这种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金融先行论论。金融在所有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金融机制一方面会促使被抑制经济摆脱徘徊不前的局面，加速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金融领域本身被抑制或扭曲的话，则会阻碍和破坏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实行金融先行的政策。金融深化理论在分析方法上，提出“财富的研究比货币的研究更为重要”的观点。在以往的经济研究和政策制订中以货币为中心。但金融深化理论认为，要研究经济，最重要的不是流量而是存量，只有研究财富的存量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实力，也才可能看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发展潜力。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它的金融资产量越大。金融资产的大小跟该国的国民收入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越高，经济发展越快。
据此，肖提出金融深化理论，要求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与金融创新的要求正相适应，因此成了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
（2）理性预期理论
理性预期学派是从货币学派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经济学流派，最早提出理性预期思想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斯。70年代初，卢卡斯正式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
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命题有两个：第一，人们在看到现实即将发生变化时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合理的、明智的反应；第二，那些合理的明智的反应能够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据此，政府的责任在于确立一种有利于公众进行理性预期的政策规则，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强硬反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力主经济自由主义，要求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反对金融管制，这与金融创新的要求正相吻合。
(3)利率平价理论
利率平价理论由凯恩斯于1923年在其《货币改革论》中首先提出，后经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发展而成。该理论认为，由于各国间存在利率差异，投资方为获得较高收益，就将其资金从利率低的国家转移到利率高的国家。如甲国的利率水平高于乙国，投资者就会把资金从乙国调往甲国，为避免汇率风险，投资者一般按远期汇率把在甲国的投资收益变为乙国货币，并将此收益与乙国投资所得收益进行比较，从而确立投资方向，两国间投资收益存在的差异导致了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直到通过利率的调整，两国的投资收益相等时，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才会停止(。厉以宁先生指出，利率平价理论研究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以及整个资本的流进流出和它的管制问题，都推动了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而其本身也成为国际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
3．分类
同一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类型划分。如果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结合起来考虑，从金融创新产生动因的角度来划分的话，可以将金融划分为两类：一种是为规避监管而进行的创新，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消极金融创新，另一种是因金融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而进行的创新，我们将它称之为积极金融创新。从金融创新的历史看，金融创新是“放松管制”要求的产物，因此，绝大多数金融创新都可归纳为消极金融创新，但我们不应忽略了积极金融创新，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竞争的压力，积极金融创新已越来越多的产生出来，区分积极金融创新与消极金融创新也有利于我们采取不同的监管制度，以充分利用金融创新的益处而尽量减少其弊端。
二、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
1、概念
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2、理论基础
（1）从一般“市场失灵”理论角度看。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当发挥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金融领域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①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如私人阳台上种植的花草对行为所产生的愉悦作用等，后者如大气污染等。对金融业而言，两种外部性可能都存在。②垄断。某些部门具有很强的由其技术决定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其固定资本又具有很强的长期使用性和沉淀性，因而构成加入壁垒就自然垄断。金融业在本质活动上是规模经济的，因此就会表现追求超大规模，摆脱管理的特征。③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作为交易的双方，对其交易信息的了解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金融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对称现象，这将导致市场主体在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即道德风险问题。
（2）从金融业的特征看。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存在着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监管尤为必要。①金融业是“公共性”产业。金融机构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资金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储蓄，而资金的运用又是面向社会公众，因而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行为、业绩对社会公众产生直接的影响。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是高负债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盲目扩张资产导致资产状况恶化。③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家银行或几家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波及到其他银行形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并危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综上理论分析，我们可以说，金融创新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然产物，而金融监管则是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业的逻辑延伸。经济发展史表明，绝对的自由化和绝对的政府干预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当代大多数国家都采取“自由”与“干预”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至于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则取决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从理论根源上讲，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就象“自由”与“干预”一样，是动态的“博弈”过程，金融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就这样互相作用，作为一对矛盾统一体，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共同促进金融改革的深化。
三、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1．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客观上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作出适当调整。
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使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必然使得金融监管机构的原有调节范围，方式和工具产生许多不适性和疏落，需要进行重新调整。“与金融创新的发展保持同步，已成为监管机构的一个主要挑战”(。
2．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在总体上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从而极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金融创新是将诸多风险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再包装，这种组合后的风险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务显得更加复杂，使金融监管机构难以控制货币及信贷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执行复杂化，一旦风险触发，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危机。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繁衍使得金融市场更加捉摸不定，一些金融创新工具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化解汇率、利率波动的风险，但在实际运用中投机性越来越强。年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的破产都是因为交易员从事金融期货炒作导致巨额亏损引发的。金融创新的高速发展给市场主体提供了巨额利润来源，因此常被一些冒进的金融机构滥用，也常被不法分子利用，给金融业带来混乱。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禁止金融创新，只能相应地调整我们的监管手段，加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
3.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叠与缺位并存(。
现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大都采取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这样，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日益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通常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此外，有的新金融业务处于不同金融机构业务边缘，成为交叉性业务，如储蓄保险是一种既包括储蓄功能又包括保险功能的业务品种，对于这些金融创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
4．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制度出现重大创新。
如前所述，金融创新使传统监管制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各国监管制度出现重大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①监管方式上，从机构监管过渡到功能监管。由于金融机构的全能化发展，传统的以机构为监管对象的方式便不再适应，而应以功能为基础进行监管。②监管标准上，从资本监管到全面性的风险。传统监管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这种监管主要是针对信贷风险的，但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面临着其他各种风险，仅仅对信贷风险进行监管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的目的。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各种风险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各国及国际监管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③内部控制制度的加强。传统监管制度注重外部控制制度，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国及国际监管机构对金融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有效性越来越给予高度重视。
四．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一般影响
1．积极方面
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侧重于指出金融监管的消极影响，但实际上，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亦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学者指出，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产生和发展有保护作用，这一方面的监管可称之为保护性监管(。这种保护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它可以减少交易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交易商品的质量不能经常为所有交易当事人立即了解，确立监管框架，规定共同标准保持最低可信度，可能会减少交易的风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管制度，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阻碍。
（2）某种金融资产的市场组织本身就是公共机构，这样可以更好地公平地执行其职能，现在，大多数证券及期货交易场所采用会员制形式，它们不再作为一家私人公司来担负其市场职责。作为公共机构的市场组织不仅是监管制度的设计的组成部分，同时亦承担着重要的监管职责。
（3）监管可以减少损害新市场发展的过度竞争。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美国早期对证券发行与交易不加管制，结果出现了出售“蓝天”的投机现象，而对上市公司的不加管制更是导致了整个股票市场的崩溃，因而很多创新往往要求同时引入一个监管框架。
（4）监管本身对金融创新有刺激作用。例如，在美国，有许多对银行的特定管制，但却缺乏一个全面集中的公共机构，这种特殊结构构成了美国银行特殊的创新环境，否则，没有官方许可的创新便难以想象。
（5）监管的变化甚至可以导致创新的产生。外汇和资本管制的废除是导致银行选择海外发展和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明显例证。还有，由于利率上限对银行存款的限制，在美国创立了货币市场互助基金。
2．消极方面
事实上，金融监管经常被用来解释金融创新的原因，甚至是主要的原因，哈林顿在谈到美国的金融创新时认为，美国的银行传统上受到很多限制，许多限制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而现代技术使金融在形式上和地理上更容易变化，因此，在美国，新技术便难以避免地用于市场设计规避有关条例和限制跨州银行的管制的方式。事实上，国际市场的许多早期发展可以用美国银行想在国外从事在国内受到限制的业务来解释(。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几乎所有的金融监管都曾被解释为某种金融创新的理由，欧洲债券市场的发展，美国早期的金融创新工具——存款凭证都是很好的例子。
五、金融监管对消极金融创新的影响
金融监管是一个公益性的管制问题，它既有利于受监管的产业（金融业），又有利于不受监管的产业（非金融业），但这种公益性是就整体和宏观意义而言的，从单个或微观金融机构看，金融监管总是通过限制性的方式出现的，在特定条件下，金融制度和体系中的微观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总是倾向于生产更多的“金融产品”，以求得更多的利润。受获利冲动的驱使，金融机构会通过创新的金融工具或经营方式以逃避监管，寻求新的盈利机会，扩大生存空间。这种“个人理性”行为规则在无约束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单纯市场调节的失败和金融体系的灾难性危机，即引起整体的“非理性”。其结果必然是：消极金融创新部分抵消了某些金融监管的预期效果，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内容和结构的金融监管政策。金融监管的公益性决定了金融监管对消极金融创新必须采取积极抑制或规范的对策。否则，金融监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理由。
六、金融监管对积极金融创新的影响
积极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和获利能力，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范围内，针对金融市场需求，主动进行的创新行为。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激烈竞争的压力迫使金融机构积极进行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创新，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形成大批互相竞争的市场主体；推出新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资产，使市场工具多样化。只有市场主体和交易工具的发育成熟，才能有助于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对于积极金融创新，作为国家干预的金融监管应“消极”应对，尽可能地给金融机构创造更多地“自由”空间，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积极金融创新。但是应当注意，积极金融创新也存在产生风险的可能性。因此，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完全放弃监管，任其为所欲为，无约束的“自由”是产生金融风险以至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构建的国家来说，金融创新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既不能以风险为由抑制金融创新，也不能为创新而忽视风险防范，同时还要有效利用金融创新的风险防范功能。
简言之，对消极金融创新应采取“积极”的监管措施，而对积极金融创新则应“消极”监管。
七、我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应对
1．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定要有前瞻性
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要适应金融业未来发展和变化趋势。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当局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和有关措施时，要考虑未来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资产的可能变化等，此外，要建立金融监管的预警系统，加强对金融体系安全性的监测，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2．以鼓励积极金融创新，抑制消极金融创新为原则
3．模式的选择上，应由侧重于外部监管模式向既重视内部监管，也重视外部监管模式转变
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监管无外乎三种类型：一种是侧重于外部监管的美国模式，其特点是金融监管主体可以站在超然的地位监管金融活动，避免部门本位主义，协调部门的立场和目标。二是侧重于内部监管的英国模式。其特点是政府除按必要的国家立法行事以外，较少干预金融活动，对金融业的日常监管主要由金融行业协会等组织来进行。三是侧重于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德国模式。金融创新具有复杂性及危机隐蔽性强的特点。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的弊端的反应往往较迟钝，而金融行业协会则反应灵敏，因此对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需要更多的依据赖于内部监管。内部监管是第一道“防火墙”，外部监管是第二道“安全网”。
总之，随着金融的日益深化，特别是金融创新和开放程度的加深，金融系统风险和个别风险的概率也会相应提高，因此，适时调整金融监管以适应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成为金融监管的迫切任务。金融监管机构应时时掌握创新动态，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参考书目：
①俞天一主编《中国金融运行机制转换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②刘宇飞著《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
③王延科著《现代金融制度与中国金融转轨》中国经济出版社
④王中华万建伟编著《国际金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⑤陆泽峰著《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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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3篇
金融监管的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structure)对监管效率和有效性、对监管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以及实现监管的目标都有直接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且还将分析监管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活动性质和市场发展趋势的变化，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金融市场发展之外的最优监管结构模式。
一、有关金融监管制度结构的争论
有关金融监管的制度结构问题在各国都曾不太受重视，但近年来，该问题在一些国家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人们开始考虑金融监管的效率是否受监管的制度结构影响。
金融监管的结构格局对金融监管成功与否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影响金融监管效率和有效性。第二，影响金融监管责任是否能明确确定，从而影响监管目标的实现。第三，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目标通常不止一个，因此，在监管目标之间存在冲突时，只有监管机构责任明确，才能较好地解决冲突问题。第四，是影响监管成本的重要因素。第五，不必要的交叉和重复监管，对监管成本和监管效率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不同的监管结构在避免这些问题上有不同的优势。
金融监管结构格局对金融监管的成功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但本身并不能保证监管效率和有效性，只是提供实现有效监管的环境。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著名金融经济学家、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Goodhart(1998)和他的同事认为，金融监管结构模式可依据三个不同的准则设立：一个是根据金融机构的特点；另一个是根据金融机构的业务功能；第三个是根据监管目标。以金融机构为准则时，监管机构的划分只根据金融机构的性质而不论其从事何种业务，这在审慎监管中非常合适，因为审慎监管必须以金融机构为监管重心。以功能为划分原则的监管格局只着重于金融业务的类型，而不论从事这些业务是哪些金融机构。他们认为，在实践上，监管结构的设置应该采取矩阵方式。因此，他们提出以监管目标为准则设立监管结构。但无论以什么准则设立监管结构，都会涉及单一监管机构还是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模式选择问题。
(一)单一监管机构模式
主张这种模式的人认为，单一的监管机构负责对系统风险、审慎监管和金融机构行为进行监管具有一系列的优势。第一，可以充分发掘监管成本和人力资源的规模效益。第二，可以发掘监管的范围经济(economicsOfscope)。第三，反映了金融机构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第四，可以避免因监管条例不一致、重复、交叉等问题而产生的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第五，如果金融监管人才短缺，将这些人才集中在单一监管机构可以提高对这些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能够更好地避免这些短缺专业人才流失。第六，在单一的更为简单的监管结构下，监管责任制可以更为明确地确定。
(二)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模式
反对建立单一监管机构模式的观点认为，第一，尽管金融机构业务一体化，金融机构日趋集团化，但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会继续存在，银行、保险、证券公司和衍生市场中介机构之间在金融产品、业务性质和资产转化中的不同特点不会立刻消失。第二，单一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和原则可能不很明确，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之间的差异不能给予足够的认识和区分。第三，如果单一监管机构要对系统风险、审慎监管和商业行为等各个方面负责，这些监管目标和责任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第四，单一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力有可能过于强大，导致、垄断和滥用权力。第五，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可能令社会公众产生道德风险，在投资决策中，对不同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之间明显存在的差异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第六，建立单一监管机构有可能导致信息损失。第七，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说，具有垄断势力的单一监管机构可能产生低效率。
(三)第三条道路
Goodhart(1998)等认为，设立监管结构的最终评判标准应当是这种监管模式在实现监管目标方面体现的效率和有效性，因此，应当根据监管目标设立监管结构。因为，第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地进行。第二，只有在监管责任明确的前提下，才能讨论监管责任制的有效性和透明度。第三，当监管机构明确各自的监管目标，才有可能产生明确的内部控制重点。第四，当各监管目标之间产生冲突时，需要找到冲突解决办法。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第五，对审慎、系统风险、商业行为等方面的监管，需要不同的监管方法和文化，单一监管机构能否有效地做到这些还不是很清楚。第六，批发和零售金融业务之间存在本质差异，需要不同的监管方法进行监管。让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监管批发和零售金融业务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单一监管机构也可以通过内部监管分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做的结果会增加内部交易成本。
根据上述论证，Goodhart(1998)等人认为，监管格局可以监管目标为基础来设立，一个可能的模式是建立这样一个监管体系，它包括一个系统风险监管机构、一个审慎监管机构、一个零售金融业商业行为监管机构、一个批发金融业行为监管机构、若干自律组织、一个竞争监督机构。
二、单一监管机构模式的实践
1997年10月，英国金融监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简称FSA)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对英国金融业的监管，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也于1998年6月正式将银行监管的责任交给FSA。FSA在“金融服务及市场法”的框架下开展监管工作。如果“金融服务及市场法”得到国会的正式通过，将取代现有的《1982年保险公司法》、《1998年金融服务法》、《1987年银行法》以及《1986年房屋协会法》和《1992年友好协会法》。
新成立的英国金融监管局将是世界上监管范围最广的监管当局，监管的范围从独立的金融咨询公司到经营全球业务的投资银行，具体包括审慎监管、商业行为和市场操作。监管对象包括银行、证券、基金管理和保险公司。这样的监管模式虽并非英国首创，瑞典和丹麦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成功地采用单一监管机构模式，但英国是世界金融中心第一个采用单一监管机构模式的国家。
在世界其他地区，日本于1998年6月设立单一监管机构——日本金融监管局(FinancialSupervisoryAuthority)。同年4月，韩国设立极似英国FSA的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澳大利亚于1998年7月成立两个跨行业金融监管机构：一个负责对银行、保险和退休基金的审慎监管(TheAustralianPrudentialRegulationAuthority)，另一个负责对证券公司和金融机构行为规范的监管(TheAustralianSecuritiesandlnvestmentCommission)。在二者之上还设有一个独立委员会，对二者进行协调和监督。加拿大于1987年将银行和保险监管合并，成立金融机构监管局(TheOfficeOftheSuperintendentOfFinancialInstitutions，OSFI)。卢森堡于1997年1月开始对银行和证券业实现单一监管，冰岛也于1999年1月成立单一金融监管机构。目前，世界上有近五六十个国家在金融监管上采用或正朝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迈进。
与这种一体化的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相对应的是多个法定监管机构同时并存的监管模式，目前美国和世界多数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在美国的监管体系中，有联邦当局一级，而且联储、货币审计处(theOfficeOftheComptrollerOftheCurrency)、证监会(SEC)以及CFTC等对各自职权都极力维护，不愿放弃，因此近期美国还不会出现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
监管的国际趋势是监管的一体化，这种模式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个是对市场的敏感度，另一个是监管的有效性。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监管一体化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金融机构对多个监管机构同时并存、监管内容交叉重复、监管要求又不尽相同的监管体系有颇多抱怨。从保护市场的角度看，因为金融机构业务和风险管理的全球化，要求监管体制也要反映这种市场变化，从全球的角度监督金融监管承担的全部风险及其对金融系统稳定的潜在影响。
监管一体化的这种趋势从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上也得到反映。西方七国财长于1999年同意由国际清算银行AdrewCrockett领导，将世界各国的监管当局和中央银行聚集在一起，成立一个委员会，并建议各国派出财政部官员、中央银行官员以及该国主要监管当局作为代表。这个提议还会进一步促进各国监管的一体化进程以适应金融市场和监管全球化的大趋势。
(一)监管成本
单一监管结构的模式优势还反映在监管成本的规模效应上。这种模式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承担的直接和间接监管成本。以英国金融监管局的预算看，1999年的监管预算约在1．5亿英镑左右，是英国金融业年营业额(turnover)的0．003％。
合并监管规则和条例，统一监管报告要求，剔除重复和交叉监管，这些都有利于减少被监管机构的负担，尤其是当监管的实行成本若干倍于支付监管人员工资等“直接成本”时，单一监管机构模式的优势尤为突出。尽管英国金融监管局监管范围比被兼并的9个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略广，但按真实价值计算，FSA1999／2000年度的预算低于合并前各监管机构成本之和。
监管成本不仅体现在货币支出上，还会对金融机构的行为和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种意义上说，金融监管具有类似税收的经济效果。例如，世界各金融中心在吸引国际金融业务方面一直都存在激励的竞争，而降低监管成本，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是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建立单一的监管机构体系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最终提高社会公众包括投资者的利益。虽然Franks(1998)，Goodhart(1988)和Lomax(1987)等人认为，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未必一定能够实现上述种种优势。因为在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中，对各金融行业监管的专业分工还继续存在，例如，银行监管司、保险监管司等，这些监管部门之间仍可能会产生信息交流和协调合作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在多个监管机构同时并存的模式下，这个问题会更严重些。因为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可以将管理结构和内部决策程序有效地统一起来，从而比较容易克服上述困难。
在英国金融监管局成立之前，英国有11个法定监管机构，负责监管不同的金融行业。从1997年10月起，其中9个监管机构被英国金融监管局兼并，并于1998年6月，将银行监管从英格兰银行手中接管过来。在这样的新结构下，不仅将最优秀的监管人才集中起来，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在信息交流、文件记录等方面的效率，还有助于避免重复监管的出现，从而降低监管成本。
(二)资源配置
各国的监管当局对可能产生大规模风险，进而危及监管目标实现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都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开展风险分析。由于市场的不断变动和不确定性，使得比较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之间的风险规模相当费时费力，而且非常困难，因此，有效地配置监管资源是完成这项工作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而单一监管机构的组织结构和管理能力应当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监管资源合理配置(Foot，1999)。
在现代监管体制中，除了外部的立法监管，金融机构内部模型在风险管理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评审金融机构采用的风险估计模型和其他复杂的内部控制系统的质量，需要丰富的金融理论和实践操作经验，拥有这些经验和能力的专业人才是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共同追逐的对象。尤其是当这些人才供给短缺时，有效地留住和利用这些专业人才对实现有效监管至关重要。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在这方面应当具有更多的优势。
(三)调和冲突
监管当局在实现各监管目标时可能会出现冲突，这与政府在实现稳定物价和提高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时可能出现的冲突很相似。Goodhart(1998)和Taylor(1995)认为，对不同监管目标、不同监管责任以及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的冲突，由政府直接进行调节和解决比成立单一监管机构去解决更合适。但实际上，政府部门在解决这类冲突时通常效率很低，因而并不合适。
在多个监管机构的模式中，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冲突可能是由于各自的监管目标和责任不明确，也可能是这些目标和责任相互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监管机构的模式就有明显的优势。单一监管机构可以被赋予明确的监管目标和责任，可以在明确的责任制范围内运作，从而，在监管目标和责任方面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在多个监管机构的模式下，即使各监管机构能够有效的承担各自的监管责任，但汇总起来未必就能得到和谐一致的监管效果。
以英国的监管体制为例。英国财政部和金融监管局的责任都有很明确的分工，财政部制定监管的立法框架，金融监管局则有责任在这个框架之内行使有效的监管。在金融危机出现时，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及金融监管局之间的明确分工和不同责任在1997年的谅解备忘录中有清晰的解释。金融监管局承担监管所有金融活动的责任，并要确保金融机构遵守监管规则。在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金融监管局要审核该金融机构是否面临破产、对其他机构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由私人部门提供援助的可能性。如果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受到威胁，金融监管局则要邀请英格兰银行参与解决。英格兰银行要审核系统稳定性受威胁的程度以及向市场注入资本，发挥最后贷款人功能的必要性。如果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向市场注入资本，那么，财政部就必须介入决策，因为中央银行投入的资本说到底是政府即公众的资金。
(四)监管差异
在多个监管机构模式下，各监管机构采取的监管方法可能各不相同，由于监管条例和规则的不一致，可能造成被监管机构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则可以比较好地避免这个问题的出现(Norgren，1998)。但这不是说单一监管机构必须采用“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做法，因为一刀切的监管方法会增加被监管机构的实施成本，抵消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具有的优势。
实际上，单一监管机构可以将不同的监管目标和监管方法之间存在的冲突通过内部机制消化处理，应当能够对不同的市场、不同金融产品和投资者类型进行合理区分。在制定监管条例和原则时，既要保持充分的一致性，平等地对待所有被监管机构，确保类似的风险接受类似的监管要求。同时，单一监管机构又要充分反映金融市场、产品、投资者群体的差异，保持合理的区分。而监管责任制和复审机制可以避免这种区分不足的缺陷。
(五)监管责任
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尽管在各项市场发展新趋势和新环境下具有许多优势，但也有问题，其中之一是单一监管机构被赋予过多、过强的监管权力，以致可能产生甚至霸气，形成所谓的监管垄断势力(Taylor，1995)。如何避免这些问题，不存在什么简单解决办法。英国政府在“金融服务及市场法(草案)”中提出，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局的立法责任制机制，对这些问题加以强调和重视(HMTreasury，1999)。金融监管局也就如何履行立法赋予的责任向公众发表了大量的文件和报告，还就监管方法和监管标准要求大规模地公开地向社会各方广泛咨询。对如何确保监管条例公平实施的内部程序、如何将监管局不同部门进行分工和隔离，尤其是案件调查人员和厉行实施及惩治人员进行内部的分工隔离等具体做法向社会公众广为公布，征询意见和建议(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1998a，1998b，1998c)。
在这种单一监管机构模式下，英国金融监管局负责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但大部分的前沿具体监管由一系列经金融监管局认可的自律组织和机构承担。这些经认可的机构包括3个自律组织、9个专业机构、6个交易所及2个清算行。“金融服务及市场法(草案)”明确定义了金融监管局的监管目标：维护社会公众对英国金融体系的信心；促进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了解，包括对不同的投资机会和金融服务的风险和收益的了解；确保对投资者提供恰当保护；减少金融犯罪。
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4篇
内容论文摘要：金融创新是金融深化的突破口，金融监管作为一种管制手段对金融创新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不同类型的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在“博弈”互动过程中，共同促进金融业发展。Abstract：Financial innovation i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financial deepening .As a measure of control ,financial regulation can not only promote but also restrain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Different kind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s demand different financial regulations. The "game "interplay of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regulatio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dustry simultaneously .关键字：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我国已加入WTO。为了应对WTO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各市场主体只有继续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才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而金融业的竞争又是异常残酷的，因此各市场主体通过不断地金融创新来维持竞争力。频繁的创新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监管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也在不断地调整，本文拟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初步的探讨。一． 金融创新的基本理论1． 概念创新这一概念是本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首次提出的。熊彼特使用“创新”一词是用来定义将新产品、工艺、方法或制度引用到经济中去的第一次尝试。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些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但是金融创新真正成为金融领域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并成为研究的对象，则是80年代的事。虽然金融创新是一个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到目前为止，金融创新一词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阿诺德˙希尔金（Arnold Heertje）认为：创新，总的来说指所有种类的新的发展，金融创新则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显然，这个定义主要论及金融工具创新。大卫˙ 里维林（David Lliewellyn）对金融创新如下定义：金融创新是指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新的金融市场及提供金融服务方式的发展(。这个定义包括了金融创新的几个方面内容即工具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及服务的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谈金融创新。他指出，金融领域存在许多潜在的利润，但在现行体制下和运用现行手段无法得到这个潜在利润，因此在金融领域必须进行改革，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手段方面的改革，这就叫金融创新(。在他看来金融创新显然应该包括金融体制创新，而且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创新。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们对金融创新认识的深入，金融创新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的外延，即金融创新的分类上。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金融创新是指会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工具，新服务方式，新市场以及新体制。2． 理论基础金融创新是以金融深化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范畴，下面就简单阐述一下有关的基本理论。 （1） 金融深化理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 S ˙肖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从金融创新的角度将这种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金融先行论论。金融在所有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金融机制一方面会促使被抑制经济摆脱徘徊不前的局面，加速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金融领域本身被抑制或扭曲的话，则会阻碍和破坏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实行金融先行的政策。金融深化理论在分析方法上，提出“财富的研究比货币的研究更为重要”的观点。在以往的经济研究和政策制订中以货币为中心。但金融深化理论认为，要研究经济，最重要的不是流量而是存量，只有研究财富的存量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实力，也才可能看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发展潜力。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它的金融资产量越大。金融资产的大小跟该国的国民收入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越高，经济发展越快。据此，肖提出金融深化理论，要求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与金融创新的要求正相适应，因此成了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2）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学派是从货币学派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经济学流派，最早提出理性预期思想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 ˙穆斯。70年代初，卢卡斯正式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命题有两个：第一，人们在看到现实即将发生变化时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合理的、明智的反应；第二，那些合理的明智的反应能够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据此，政府的责任在于确立一种有利于公众进行理性预期的政策规则，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强硬反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力主经济自由主义，要求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反对金融管制，这与金融创新的要求正相吻合。(3) 利率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由凯恩斯于1923年在其《货币改革论》中首先提出，后经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发展而成。该理论认为，由于各国间存在利率差异，投资方为获得较高收益， 就将其资金从利率低的国家转移到利率高的国家。如甲国的利率水平高于乙国，投资者就会把资金从乙国调往甲国，为避免汇率风险，投资者一般按远期汇率把在甲国的投资收益变为乙国货币，并将此收益与乙国投资所得收益进行比较，从而确立投资方向，两国间投资收益存在的差异导致了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直到通过利率的调整，两国的投资收益相等时，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才会停止(。厉以宁先生指出，利率平价理论研究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以及整个资本的流进流出和它的管制问题，都推动了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而其本身也成为国际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3． 分类同一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类型划分。如果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结合起来考虑，从金融创新产生动因的角度来划分的话， 可以将金融划分为两类：一种是为规避监管而进行的创新，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消极金融创新，另一种是因金融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而进行的创新，我们将它称之为积极金融创新。从金融创新的历史看，金融创新是“放松管制”要求的产物，因此，绝大多数金融创新都可归纳为消极金融创新，但我们不应忽略了积极金融创新，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竞争的压力，积极金融创新已越来越多的产生出来，区分积极金融创新与消极金融创新也有利于我们采取不同的监管制度，以充分利用金融创新的益处而尽量减少其弊端。二、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1、 概念 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2、 理论基础（1） 从一般“市场失灵”理论角度看。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当发挥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金融领域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①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如私人阳台上种植的花草对行为所产生的愉悦作用等，后者如大气污染等。对金融业而言，两种外部性可能都存在。②垄断。某些部门具有很强的由其技术决定的规 模经济效益，同时其固定资本又具有很强的长期使用性和沉淀性，因而构成加入壁垒就自然垄断。金融业在本质活动上是规模经济的，因此就会表现追求超大规模，摆脱管理的特征。③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作为交易的双方，对其交易信息的了解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金融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对称现象，这将导致市场主体在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即道德风险问题。（2） 从金融业的特征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存在着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监管尤为必要。①金融业是“公共性”产业。金融机构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资金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储蓄，而资金的运用又是面向社会公众，因而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行为、业绩对社会公众产生直接的影响。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是高负债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盲目扩张资产导致资产状况恶化。③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家银行或几家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波及到其他银行形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并危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综上理论分析，我们可以说，金融创新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然产物，而金融监管则是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业的逻辑延伸。经济发展史表明，绝对的自由化和绝对的政府干预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当代大多数国家都采取“自由”与“干预”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至于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则取决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从理论根源上讲，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就象“自由”与“干预”一样，是动态的“博弈”过程，金融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就这样互相作用，作为一对矛盾统一体，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共同促进金融改革的深化。三、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1． 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客观上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作出适当调整。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使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必然使得金融监管机构的原有调节范围，方式和工具产生许多不适性和疏落，需要进行重新调整。“与金融创新的发展保持同步，已成为监管机构的一个主要挑战”(。2． 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在总体上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从而极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金融创新是将诸多风险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再包装，这种组合后的风险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务显得更加复杂，使金融监管机构难以控制货币及信贷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执行复杂化，一旦风险触发，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危机。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繁衍使得金融市场更加捉摸不定，一些金融创新工具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化解汇率、利率波动的风险，但在实际运用中投机性越来越强。年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的破产都是因为交易员从事金融期货炒作导致巨额亏损引发的。金融创新的高速发展给市场主体提供了巨额利润来源，因此常被一些冒进的金融机构滥用，也常被不法分子利用，给金融业带来混乱。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禁止金融创新，只能相应地调整我们的监管手段，加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3.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叠与缺位并存(。现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大都采取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这样，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日益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通常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此外，有的新金融业务处于不同金融机构业务边缘，成为交叉性业务，如储蓄保险是一种既包括储蓄功能又包括保险功能的业务品种，对于这些金融创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4． 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制度出现重大创新。如前所述，金融创新使传统监管制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各国监管制度出现重大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①监管方式上，从机构监管过渡到功能监管。由于金融机构的全能化发展，传统的以机构为监管对象的方式便不再适应，而应以功能为基础进行监管。②监管标准上，从资本监管到全面性的风险。传统监管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这种监管主要是针对信贷 风险的，但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面临着其他各种风险，仅仅对信贷风险进行监管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的目的。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各种风险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各国及国际监管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③内部控制制度的加强。传统监管制度注重外部控制制度，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国及国际监管机构对金融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有效性越来越给予高度重视。四．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一般影响1． 积极方面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侧重于指出金融监管的消极影响，但实际上，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亦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学者指出，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产生和发展有保护作用，这一方面的监管可称之为保护性监管(。这种保护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它可以减少交易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交易商品的质量不能经常为所有交易当事人立即了解，确立监管框架，规定共同标准保持最低可信度，可能会减少交易的风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管制度，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阻碍。（2） 某种金融资产的市场组织本身就是公共机构，这样可以更好地公平地执行其职能，现在，大多数证券及期货交易场所采用会员制形式，它们不再作为一家私人公司来担负其市场职责。作为公共机构的市场组织不仅是监管制度的设计的组成部分，同时亦承担着重要的监管职责。（3） 监管可以减少损害新市场发展的过度竞争。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美国早期对证券发行与交易不加管制，结果出现了出售“蓝天”的投机现象， 而对上市公司的不加管制更是导致了整个股票市场的崩溃， 因而很多创新往往要求同时引入一个监管框架。（4） 监管本身对金融创新有刺激作用。例如，在美国，有许多对银行的特定管制，但却缺乏一个全面集中的公共机构，这种特殊结构构成了美国银行特殊的创新环境，否则，没有官方许可的创新便难以想象。（5） 监管的变化甚至可以导致创新的产生。外汇和资本管制的废除是导致银行选择海外发展和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明显例证。还有，由于利率上限对银行存款的限制，在美国创立了货币市场互助基金。2． 消极方面事实上，金融监管经常被用来解释金融创新的原因，甚至是主要的原因，哈林顿在谈到美国的金融创新时认为，美国的银行传统上受到很多限制，许多限制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而现代技术使金融在形式上和地理上更容易变化，因此，在美国，新技术便难以避免地用于市场设计规避有关条例和限制跨州银行的管制的方式。事实上，国际市场的许多早期发展可以用美国银行想在国外从事在国内受到限制的业务来解释(。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几乎所有的金融监管都曾被解释为某种金融创新的理由， 欧洲债券市场的发展，美国早期的金融创新工具——存款凭证都是很好的例子。五、金融监管对消极金融创新的影响金融监管是一个公益性的管制问题，它既有利于受监管的产业（金融业），又有利于不受监管的产业（非金融业），但这种公益性是就整体和宏观意义而言的，从单个或微观金融机构看，金融监管总是通过限制性的方式出现的，在特定条件下，金融制度和体系中的微观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总是倾向于生产更多的“金融产品”，以求得更多的利润。受获利冲动的驱使，金融机构会通过创新的金融工具或经营方式以逃避监管，寻求新的盈利机会，扩大生存空间。这种“个人理性”行为规则在无约束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单纯市场调节的失败和金融体系的灾难性危机，即引起整体的“非理性”。其结果必然是：消极金融创新部分抵消了某些金融监管的预期效果，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内容和结构的金融监管政策。金融监管的公益性决定了金融监管对消极金融创新必须采取积极抑制或规范的对策。否则，金融监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理由。六、金融监管对积极金融创新的影响积极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和获利能力， 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范围内，针对金融市场需求，主动进行的创新行为。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激烈竞争的压力迫使金融机构积极进行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创新，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形成大批互相竞争的市场主体；推出新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资产，使市场工具多样化。只有市场主体和交易工具的发育成熟，才能有助于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对于积极金融创新，作为国家干预的金融监管应“ 消极”应对，尽可能地给金融机构创造更多地“自由”空间，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积极金融创新。但是应当注意，积极金融创新也存在产生风险的可能性。因此，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完全放弃监管，任其为所欲为，无约束的“自由”是产生金融风险以至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构建的国家来说，金融创新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既不能以风险为由抑制金融创新，也不能为创新而忽视风险防范，同时还要有效利用金融创新的风险防范功能。简言之，对消极金融创新应采取“积极”的监管措施，而对积极金融创新则应“消极”监管。七、我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应对1． 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定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要适应金融业未来发展和变化趋势。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当局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和有关措施时，要考虑未来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资产的可能变化等，此外，要建立金融监管的预警系统，加强对金融体系安全性的监测，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2．以鼓励积极金融创新，抑制消极金融创新为原则3． 模式的选择上，应由侧重于外部监管模式向既重视内部监管，也重视外部监管模式转变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监管无外乎三种类型：一种是侧重于外部监管的美国模式，其特点是金融监管主体可以站在超然的地位监管金融活动，避免部门本位主义，协调部门的立场和目标。二是侧重于内部监管的英国模式。其特点是政府除按必要的国家立法行事以外，较少干预金融活动，对金融业的日常监管主要由金融行业协会等组织来进行。三是侧重于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德国模式。金融创新具有复杂性及危机隐蔽性强的特点。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的弊端的反应往往较迟钝，而金融行业协会则反应灵敏，因此对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需要更多的依据赖于内部监管。内部监管是第一道“防火墙”，外部监管是第二道“安全网”。总之，随着金融的日益深化，特别是金融创新和开放程度的加深，金融系统风险和个别风险的概率也会相应提高，因此，适时调整金融监管以适应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成为金融监管的迫切任务。金融监管机构应时时掌握创新动态，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参考书目：①俞天一主编《中国金融运行机制转换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②刘宇飞著《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③王延科著《现代金融制度与中国金融转轨》中国经济出版社④王中华 万建伟编著《国际金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⑤陆泽峰著《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⑥秦凤鸣 徐冬编著《金融大震-全球金融角逐与金融制度变迁》济南出版社⑦尚明主编《新中国金融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欧洲投资银行编：《创新、技术和金融》，中国审计出版社1993年版。P1( David.Llewellyn: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System ,in Gilbart Lectures on Banking ,London :Institute of Barkers,1985.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U.R Finan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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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问责制度；独立性
一、国外金融监管问责机制考察
金融监管问责，按照Quintyn等人（2006）的观点，可分为机构问责、归制问责、监督问责和预算问责四个部分。从国外的实践来看，一个完善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的建立首先要考虑金融监管机构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问责关系；其次，这种问责机制还应该建立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联系的基础之上，这样，可以允许他们看到金融监管机构不同方面的工作，创造或培养出对金融监管机构目标以及成绩的广泛理解，从而有助于监管者建立起声誉；最后，监管者自体问责也是必须的。
（一）机构问责
1.与立法机关的问责关系。在西方，议会凭借立法权影响监管活动，负责建立金融监管机构运作的法律框架。金融监管机构向立法机关问责有三个目的：确保金融监管机构具有适当的使命；确定赋予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得到有效履行并有利于实现预期的目标；在需要对立法进行修改时，提供交流渠道。立法机关不应该对金融监管机构行使直接权力，或具体指导金融监管机构如何从事其监管活动。
2.与行政机关的问责关系。行政部门对金融政策的总体方向和制定负有最终责任，并且政府作为规章者，在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董事会成员任命上发挥关键作用，所以，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对相关行政部门负责。
（二）监督问责
即与司法机关的问责关系。金融监管机构决策影响的个人和公司应有通过法院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鉴于金融监管机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对监管措施的司法审议是其问责关系的基石。这种问责形式在事后基础上进行，以确保金融监管机构的行动在法律限度内。英国在此方面具有非常成熟的经验。
（三）归制问责
即如何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及公众负责。大部分金融监管机构是通过向被监管机关征收的费用来获得全部或部分资金的，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向那些为其提供资金的人负责。透明度、协商与参与和承担对监管影响(RIA)的分析是建立和维持此问责的有力工具。
（四）预算问责制度安排
为确保金融监管机构的自，最好让它在财务上独立于政府。要达到这种结果的办法之一是由受监管机构支付监督活动花费。然而，这可能为受监管机构行使不当影响开方便之门。因此，无论获取资金的方式如何，都应该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明确报告资金支出情况。
（五）同体问责的制度安排
在很多国家,金融法律对监管机构治理结构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最高监管权力层至少设置三类部门：第一类是决策部门,一般是监管机构的董事会；第二类是执行部门，直接负责管理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管工作；第三类是监督部门，是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的内部问责人，可要求后者分别就监管决策和执行过程做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并负责对监管机构的治理、财务、人员薪酬、风险等方面进行全面的问责。这三类部门的设置为部门间的互为问责提供了基础。
二、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问责机制的现状与完善：以银监会为例
Quintyn等人(2007)通过对世界32个国家银行监管机构的问责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得出了这些国家在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前后的问责指标得分（以100为满分），其中，这32个国家的平均数改革前为40，改革后为61；中国改革前得分是19，改革后是38，数值相对较低。在实践中，自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各方在完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方面都作出了颇大的努力，但是，仍旧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加以完善。
（一）异体问责
1.当前的金融监管问责视野较狭窄。这是异体问责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现行问责机制大多停留在监管机构内部的等级问责，即上级问责下级,这与民主政治的要求是不相符的。等级问责尽管在效力上具有优势,但如果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上级的责任由谁来问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其结果必然是最高的一级无人追究责任。在我国，无论是银监会、银行，还是立法机构都没有意识到被监管机构可对银监会实施问责。同时，监管部门对公众负责表现得更多的是尽到公布政策的义务，一旦所监管的银行出了问题，在公众如何问责监管机构以及其如何对公众更加负责这点上并没有更多的说明。我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没有赋予利益相关人制定银行规章的动议权,对银行规章起草时是否要听取利益相关人的意见、听取意见采用的形式规定得较为模糊和随意，而对在银行规章审查阶段如何处理利益相关人的意见也是模棱两可（周仲飞，2007）。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与有关部门没有解决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有关。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就必须丰富异体问责的内容。其一，出台保障银行问责监管机构的法律，在制度上确定监管机构应该对上级相关部门、被监管机构以及公众负责，以及这些主体对被监管机构实施问责的较具体的形式。其二，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监管机构内部机构设置上增设一个“行业与公众参与协调办公室或委员会”，成员中有金融业界的代表，同时，也要包括来自学术界、中央银行与消费者协会的代表。此举可以在促进监管机构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广泛的咨询磋商，使前者更加负责且更好地服务于后者。其三，增加对RIA的评估，作为监管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这可以使得受影响各方对新监管政策的影响尤其是成本负担能够有清楚的认识，也可以作为监管机构是否对受影响各方负责的一个指标来进行问责。其四，要加强监管问责透明度建设，保证问责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可以在银监会内部增设监督委员会。2.银监会对国务院负责,但人大和政协有权召开会议听取银监会相关汇报,有义务办理人大政协提交的议案。在我国,人大对银监会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人大会议召开期间银监会有义务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和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监督，监督力度有限。如果把监督银监会能够纳入人大专门委员会（如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财经委员会以其委员的专业知识和时间精力代表人大行使监督权力不失为有效的监督方式。
3.由于我国法院无权对银行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这类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同时，对某些监管措施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而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也含糊不清，这些缺陷使司法救济要作为问责我国银行监管机构的有效手段仍任重道远。在这方面，既能达到司法救济的目的又能保证监管独立性的较好方法是组建专门法庭，由具有银行监管知识的法官来审理案件。
（二）自体问责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体问责制主要采取垂直问责的形式。《银监法》第十二条规定了银监会应公开监督管理程序，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
银监会于2007年1月1号开始试行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履职问责试行办法》（下称办法）对于全面推行依法监管，规范自体问责，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银监会自体问责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需要合理改进。
1.部门设置不尽合理。银监会按照业务的模块横向设立部门,这种结构方式仅适合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对监管决策过程不能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徐慧娟，2007）。应该建立最高决策中心及其（常务）顾问委员会与具体的执行委员会。最后,应考虑设立合适的监督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共同构成监督管理层，使得监管机构的问责机制和内控制度有效和得到推行。
2.问责委员会的设置不尽合理。履职问责委员会根据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作出追究责任、不追究责任或免责的决定，而履职问责委员会组成人员又来自于其内部，独立性很难保证。对此，可以通过设立一个较大范围内的问责委员会的方式来解决自体问责主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问题。问责委员会的部分来自于银行监管部门内部，同时，加入来自金融领域的专家以及银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协会的人选，适当补充（金融）法学方面的专家。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具体承办问责的日常工作。定期（半年或一年）对监管机构的业绩以及监管人员尽职程度进行评价。
3.有免责条款（详见第二十条），但是这只是试行办法，并没有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上来保障对监管人员的法律保护。要真正在法律上建立合适的监管者保护制度。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倡对善意行为免责,且为多数国家采用。但是，法律保护银行监管者,并非免除银行监管者所有行为的责任。工作人员必须在自己职责权限之内根据自己所管理的法律来严谨、忠实地履行工作职责，才能免责。同时，可考虑提供有限的法律补偿，尽量为监管工作人员的尽职工作扫除后顾之忧。
4.对于问责的过程与结果，并没有是否公开的说法。这对于基于最大透明度下的问责来说，与其精神是不相符的。如果只是内部处理，很难保证其有效性。应该逐渐加强自体问责的透明度建设，问题人员的处理，无论处罚或免于处罚，信息都要及时的公开，对于原因也要作充分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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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MF.CodeofGoodPracticesonTransparencyinMonetaryandFinancialPolicies[S].2000.
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6篇
在银行和贷款者之间有着契约，贷款者到期必须连本带利归还银行。银行和储户之间也有契约，到期之时银行向储户还本付息。可是，银行两边的契约的“硬度”不一样。银行和贷款企业之间的契约比较“软”。企业还不出钱来，银行只能靠法律手段逼债，万一贷款收不回来，只好等这家企业破产之后多少拿回来一些。我国的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更软。国有企业还不出钱来而银行一筹莫展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可是银行和储户之间的关系就“硬”多了。除非银行破产，否则储户完全有权力拿回属于自己的资金。在某种意义上，银行把许多家企业经营风险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银行主要面临以下几种风险：
(1)信用风险：即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银行的表内和表外头寸所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
(3)利率风险：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时所面对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了其盈利水平的情况；
(5)操作风险：主要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
(6)法律风险：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
(7)声誉风险：该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
银行不能不发放信贷，可是，只要资金出了银行的大门就有收不回来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绝对避免坏帐是不可能的。坏帐是银行经营的风险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应当用自身的利润来冲销坏帐损失。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资金流通链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麻烦。可是，如果银行的呆帐、坏帐越来越多，甚至资不抵债，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揭露出来。一旦有一家银行失去了资金流动性，就会导发金融危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这家银行储蓄的老百姓往往最后得到消息。当老百姓得知他们的血汗钱有可能被银行给赔掉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简单干脆：尽快把自己的钱取回来。由于任何银行都必然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发放中期或长期贷款。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立即全部返回所吸收的存款。如果众多的储户一涌而上挤兑，马上就把这家银行搞垮了。银行关门势必拖跨许多相关的企业。由于银行之间存在着各种业务联系，一家银行出现的挤兑风潮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金融机构。结果，金融风暴的冲击一波连着一波，最终酿成一场社会风暴。
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的可能，一旦某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即使政府出面干预也未必能够挽救这个机构破产(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当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即使国际力量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够制止危机的蔓延(例如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一家金融机构出现的危机会牵连到其他金融机构，例如，1974年英国由于房地产景气消失而出现银行业危机。日本在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会损害公众对整个金融体制的信心，发生挤兑。例如，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危机。这种负的外部性在区域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严重。[2]
银行业务的本质决定了它需要承担各种类型的风险，因此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银行能妥善地计量和管理风险是银行监管的重头戏。
(二)金融监管的目的
银行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银行的自有资金在其全部资产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重。当银行放贷、投资的时候，主要是在拿别人的钱做生意。按照国际标准，银行的自有资金应当不少于8%。也就是说，银行中92%营运资金都来自于存款和借入资金。如果银行的坏帐超过了资本金，以后再赔钱的话实际上是在亏损别人的钱。因此，一旦储户知道银行坏帐很高，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他们势必会尽快提出自己的存款。如果大量客户挤提存款，将使银行迅速丧失资金流动性。
一般企业亏损倒闭只不过影响与这个企业相关的员工，可是，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相当多的民众，甚至破坏社会稳定。危机蔓延的程度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但以银行领域最为严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Fama认为，如果单单从事资产管理，货币兑换和支付的话，根本不需要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监管。但是，由于银行还进行着把非流动资产转化成流动负债，通过监督贷款和信号传递来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对银行业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否则，金融市场失灵可能会让银行面临恐慌性挤兑。[3]为了平息动荡，中央银行不得不扮演最终支付者的角色，动用国库来稳定局势。一家或者几家银行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最后势必要全体纳税人来负担，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因此应当防患于未然，严格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许多文献一致认为，金融监管可以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一定要对金融机构实行比其他企业更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规定，美国的银行监管制度的目标是：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和有竞争的银行系统服务；保护消费者；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日本国普通银行法》规定金融监管是以银行业务的公正性为前提，以维护信用确保存款人的权益，谋求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并为银行业务的健全而妥善地运营，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目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规定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在政府一般经济政策范围内促进货币稳定及信用，有助于经济成长。在金融管理局认为公共利益所必要时可随时对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或对该金融机构提供建议，并要为确保该要求或建议的效力发出指示。
比较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可见，美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目标比较具体，切实。美国金融监管强调对存款者的保护，稳定金融体系，维护有效的金融体系内的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如果从条文上来讲，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保证所规定的监管目标顺利达成。[page]
(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及时关闭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的主要理由如下：
(1)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银行危机具有一般企业危机所不具有的蔓延性或传染性，如果某一家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出现挤兑，储蓄者会同时怀疑其他银行的信誉，有可能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崩溃，造成整个金融体制的大混乱。
(2)商业银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大量资不抵债银行的存在是货币流通体系的一大隐患，因为一旦商业银行信用危机蔓延，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倍数放大效应将使得大量货币突然退出流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萧条。
(3)及时关闭资不抵债银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向现有银行发出信号：政府的确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对待，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由于政府隐性补贴导致的呆坏帐进一步积累，有利于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效率。
(4)只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才能维系储蓄者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
银行的自有资本代表了银行股东的金融权益。它可以用来缓冲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当以现有风险为基础来计算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经营必然会遭遇到各种风险。如果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那么就难免出现资产损失。银行应当用日常的收益进行抵付。如果日常收益还不能支付资产损失，那么就必须动用银行自有资产。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了自有资本总量，那么就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允许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
在银行监管过程中，最怕的就是银行的经理们说假话。由于种种原因，明明他们放出的贷款已经不可能收回，成为坏帐，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法在银行帐目上做成正常。明明是已经资不抵债，在帐目上却看不出来，似乎一切正常。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银行自有资本10亿元，吸收存款100亿。税后营业收入3亿，坏帐1亿。那么扣掉坏帐损失，该银行的利润还有2亿。银行处于正常盈利状况。如果该银行的坏帐达到3亿，那么该银行就没有任何利润了。如果坏帐达到13亿，实际上，这家银行已经把它的本钱加上利润统统赔光了，那么这家银行就应当关门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民众储蓄的资金也亏掉。假若金融监管机构发现银行的坏帐总额已经接近它们的自有资本，那么，及时让这家银行关门破产，不会对整个金融体制构成任何威胁。银行损失的是股东们的自有资本，储户的钱并没有损失。
怕就怕银行不说真话。通过造假帐，一直亏到20亿、30亿才被发现。就是叫这家银行破产，把它的经理都抓起来，它的自有资金只有10亿，赔光了之后还差几十个亿。怎么办？老百姓把他们的血汗钱放在银行里，如果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当然不会答应。如果政府不出面解决问题，就难免影响局势安定。所以，一旦金融监管失误，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局面。所以，在金融学中，中央银行被称为“最后贷款者”。所以，及时搞清楚银行的坏帐状况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银行已经出现了较高的坏帐率，为了避免破产的命运，该银行的经理人员有可能掩盖真相。通常他们希望再争取一些时间，也许能够在今后的投资中赚取更高的利润来补上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象输了的赌徒一样，产生了一种激励，为了能够再赌一把，他们必然会产生报假帐的动机。同时，他们会更热衷于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如果赢了自然好，如果再输了，就要闯大祸了。
因此，必须提高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要求金融机构能够按照统一的会计准则，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数据。在亚洲金融风暴当中，韩国、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掩盖了大量不良资产，直到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时监管当局才发现问题，但是已经无可挽救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知情权、金融机构报表的质量、统计制度等方面都不如韩国和日本。各类金融机构做假账、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从表面看来国有银行的各项指标都不错，但是各级金融机构的谎言掩盖了系统性风险。幸亏我们的金融系统还有较高的资本流动性，否则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就一定要对违规行为有非常清楚的惩罚措施。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警告，直到出示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罚下。在足球比赛中，出示黄牌或红牌的都是一个裁判员。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负责出示黄牌的应当是信息非常灵通的民营的存款审计公司和存款保险公司，而最后出示红牌的应当是中央银行。若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处理那些经营不当的银行必须要及时、果断。一旦银行资不抵债，立即清理出场。否则，越拖毛病越大。
(四)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金融监管的要害是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干预下就很难保证在监管过程中取得真实信息。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25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第一条原则强调：“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组织监管的每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和充分资源”。这是国际上有关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权威表述。
依照现行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职能，其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须“在国务院领导下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监督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杜绝各级地方和部门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的干涉，保证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银行监管时享有必要的独立性或摆脱政治方面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已改变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级分行，重点加强对辖区内金融业监管。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强调真实性监管。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各级银行的报表的真实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因此，必须改进现有的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
因为金融监管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很复杂的工作，如果不是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机构，就很难有效地承担和进行这种工作。
因为金融监管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如果监管机构没有独立性，其监管过程和目标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那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
因为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系列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果它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监管行为及其目标就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而单纯化，其监管对象即金融机构也很难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多元化。反腐倡廉的监察机制就是这样，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外，还要有反贪局、检察院等多种监督管理机构。单一的监管机制既不可靠，又缺乏效率。如果只有一个监管体系很容易出现信息渠道堵塞的问题。当前，风气甚坏，一旦负责监管的官员无能或者受贿，就很难取得准确的信息。不法奸商、贪官污吏们塞几个红包就“搞定”了。只有金融监管多元化才能够防范在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行贿、受贿，从而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必须建立强制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等级，哪些信息应当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报告，从而保证金融监管当局和民众的知情权。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竭力避免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美国金融监管系统内属于联邦政府一级的机构有四家：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机构监理室。克林顿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1993年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委员会”以取代四家监管机构的功能。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储备银行将只负责货币政策，不再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这一合并，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单一机构的设立将使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出现失误。”直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然是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金融监管也不能只依靠单一途径。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
(五)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毛病有：监管方式单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缺乏监管的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监管力度不够。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尽管负责监管的人数不少，各种监管制度和规定的条文也很清楚，但是，由于监管渠道单一必然带来信息不畅通的弊病，监管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金融监管的任务还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宗旨上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常常相互冲突，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相混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在多重目标中举措不定，缺乏独立执行监管政策的条件。
第三，靠什么激励机制来实行有效的监管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说假话的成本很低，说真话的代价却很高。在当前说假话成风的环境中，法不治众，央行监管局以及下属的各分行、支行监管处的人为什么要在监管过程中得罪人呢？
第四，在1998年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违规监管，1999年监管重点是真实性监管。这些都很必要。关键问题是即使查出来违规事实，发现了假话又能怎么样？就是明知某个银行坏帐逐渐增多，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前不久，规定银行贷款负责人要对贷款终身负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假若银行真的出现了坏帐，拿这个行长怎么办？他就是这么点工资，难道杀了他不成？
由于国家承担了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银行又承担了企业的风险，因此，银行利益并不取决于对风险的检测、评估等一系列财务指标，而是受监管标准和程度的左右。这种非量化的监管方式给监管部门甚至监管人员留有极大的弹性发挥余地，使其可以凭借人为的裁度相机处理国家和银行、银行和企业的矛盾，并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目前，无论是哪一级的金融机构，只要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营业的，最后，出了问题统统由中央银行来负责。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央银行轻易不会发给金融机构营业许可，弄得在许多地方融资渠道不畅通，另一方面，背在中央银行身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由来已久。每当有学术讨论会，总有许多学者严肃地指出上述问题，但是，大多数批评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正是由于对金融监管体制本身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革，使得金融监管的效果并不理想。金融系统大大小小的危机层出不穷，“四面起火，八方冒烟”。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司就象救火队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重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只怕等到金融风险积累在了一定程度，有朝一日集中爆发出来，就要吃大亏，闯大祸了。
[1]本章综合了《民营银行二百问》中有关章节。参加这些章节写作的有陆军、史晋川、董辅仍、杨再平等人。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7篇
政府监管供应商的重点是对其业务运营过程进行监管，监管机构直接对供应商的经营活动进行持续性监管，了解其业务活动的范围，掌握其执行外包合约情况、财务状况、资金用途、服务质量及发包方满意度等情况，及时纠正供应商的违规行为，确保在适度的监管强度下，不降低外包市场的效率，使供应商合法、合规经营，实现外包市场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政府监管机构通过严格监管外包业务运营，可以防范由供应商引发的战略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信用风险、信誉风险和保密性风险，占《金融服务外包文件》中11类风险总数的54.5%［10］。外包业务运营期间，供应商容易出现道德风险，提供与服务水平协议不等值的服务，使业务运营成为金融服务外包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理想状态下，监管机构与供应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进行博弈。但实际上二者的博弈是有限理性的，双方往往难以一开始就能找到最优策略，而是在博弈进行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调整，通过试错优化初始策略。有限理性意味着监管机构和供应商不会采用完全理性博弈的均衡策略，即均衡策略是不断调整和改进的，而不是一次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双方博弈的过程实际上变成了相互模仿、学习，通过试错寻找较好策略的动态复制过程。而具有真正稳定性和较强预测能力的策略均衡，必须能够通过博弈双方在模仿、学习的调整过程中达到，具有能经受错误偏离的干扰，不会因为博弈双方中某一方的策略改变而改变［11］。因此，监管机构与供应商是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进行均衡策略选择，双方的行为策略具有进化博弈论的显著特征。因此，本文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研究政府监管金融服务外包供应商业务运营的有效策略选择。
2业务运营政府监管的稳定策略:理论分析
2．1外包业务运营监管模型建立进化博弈的均衡策略称为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ESS)，由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Smith)和普莱斯(Price)于1973年提出，ESS求解时［12］，假定两类行为主体均采用纯策略，令S和R(S和R均为有限集)分别表示两类行为主体的所有纯策略的集合，φt(s)代表所有在t阶段采用纯策略s∈S的行为主体集合，定义状态变量θt(s)表示在t阶段采用纯策略s的行为主体的群体比例向量。在现实操作中，供应商违规的原因和种类较多，政府监管供应商业务运营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一个博弈模型中对各种情形都加以分析，但最严重和普遍的违规现象是由于供应商的财务状况不佳导致自身倒闭，以及经营质量不好导致其难以为发包方提供等值的服务。因此，综合外包业务运营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和金融监管的经验，以供应商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质量作为监控变量，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供应商(用A表示)与政府监管机构(用B表示)在业务运营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支付矩阵见表1。其中，支付矩阵中前一个函数表示供应商的效用，后一个函数表示金融机构的效用，全部字母都代表大于零的正数。根据前述分析，B对A在业务运营过程中的财务状况(用x1表示)和经营质量(用x2表示)两方面进行监管。R表示A的收益，A在不违规和违规两种情况下的运营成本C1G(x1，x2)和C1B(x1，x2)，以及违规行为被发现时的罚金M(x1，x2)，都是关于两项监管内容x1和x2的函数。供应商违规行为的主要特征是损害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利益获得超额利益，A违规时运营成本较小，即C1G(x1，x2)＞C1B(x1，x2)，进一步有R－C1G(x1，x2)＜R－C1B(x1，x2)。B进行监管的成本为C2，C2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项组成。A不违规时，能够给社会带来正的效用S;如果B选择不监管，A违规会给社会带来负的效用－D。为了反映政府监管强度对供应商的影响，模型中引入了供应商中试图违规的数量比例x，由于政府监管机构在人力、物力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有限性，对供应商实施监管的概率为y。
2．2业务运营监管的进化博弈分析根据表1所示的支付矩阵和进化博弈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到供应商在业务营运过程中选择“违规”和“不违规”策略时的期望效用u1B、u1G和群体的平均效用u1分别。即选择“违规”策略的供应商的期望效用小于整个供应商群体的平均期望效用。那么，选择“违规”策略的供应商由于期望效用较小，会通过试错和学习改为采用“不违规”策略，这样x*=0就能在动态的博弈过程中保持稳定，并且在动态策略调整中能够达到，所以它是一个ESS点。而在x*=1这种稳定点时，只要有一个“违规”的供应商改为采取“不违规”策略，就可以获得高于整个群体的平均期望效用。其他供应商就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不违规”策略。
3监管策略稳定性提升:违规罚金设置
上述分析表明，为了从根本上减少供应商违规的利益驱动，需要减少其违规所得的超额利益，可以结合供应商的财务状况(x1)和经营质量(x2)来研究供应商的成本函数C1(x1，x2)，同时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罚金函数M(x1，x2)，在供应商的运营成本和违规罚金之间建立监管制度，从根本上减少其违规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收取的罚金也可以作为政府监管成本的有效补偿。假设政府根据综合资本充足率、资金使用情况等多项指标设立了供应商外包业务运营过程中财务状况合格的标准为P1，综合各项因素设立业务运营中经营质量的标准为P2。供应商达到设立的标准(xi≥Pi，i=1，2)即为合格，如果未达到(xi＜Pi，i=1，2)且被政府监管机构发现，就会被处以相应的罚金。
3．1供应商的成本函数C1(x1，x2)分析供应商为了满足政府监管机构设立的合格标准P1和P2，会支付相应的运营成本。理想状态下，假设xi＜Pi(i=1，2)时，供应商的成本为0;超过设立的合格标准，即xi＜Pi(i=1，2)后，成本线性单调递增。供应商在财务状况(x1)和经营质量(x2)这两方面超过标准越多，其短期成本必然越大，但是其长期收益更好;另一方面，不达标的成本较低，其短期利益会成为供应商发生风险行为的激励。为减少这样的利益驱动，政府监管机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控制:第一，设立市场准入制度、供应商信用评级、市场退出等一系列监管手段，形成内容完整、协同作用的监管体系，增加供应商风险行为的成本，改变其期望收益函数，从而影响其策略选择。第二，通过奖励优良供应商，促进供应商群体守法合规、诚信经营;对违规供应商进行重罚，形成警示作用。
3．2供应商的罚金函数M(x1，x2)分析以上分析表明，政府监管机构改变供应商违规的期望收益，应通过罚金来约束供应商的策略选择。为此，在实际监管中可以采用这样的惩罚规则:如果发现供应商在财务状况(x1)和经营质量(x2)中某一方面未达标，就对其进行处罚，并根据其程度增加罚金。对于各监管因素xi(i=1，2)，罚金都是随着不达标的程度大小而加速递增;同时，交叉项f(x1)•g(x2)的存在，使得当不达标的监管内容从一项增加为两项时，罚金会加速增加，使供应商再次违规的激励大大降低。据此可以画出罚金M关于监管内容x1和x2的函数图像(图4)。比较供应商的成本函数和罚金函数可见，当供应商达到甚至优于政府设立的合格标准时，会付出越来越大的经营成本;当其运营状况未达标时，一旦被政府监管机构发现就会被处以罚金。针对财务状况、经营质量两项监管内容，可以分别通过图6、图7表示罚金和成本的关系。比较供应商合规经营的成本与违规的罚金可见，对于超过或不足标准的程度都是同样的Δx的情况，罚金会比成本更高。并且随着Δx的增大，两者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如图5所示)。另外，由于罚金函数里交叉项f(x1)•g(x2)的存在，当供应商违规行为增加时，其罚金比成本增大得更多，将供应商的成本函数C1(x1，x2)和罚金函数M(x1，x2)画在三维图中，该趋势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图6)。综上所述，罚金函数的设立可以显著降低供应商违规的激励与动力。同时，罚金也可以作为政府监管成本补偿的重要来源，让违规供应商承担部分监管成本，降低政府监管的成本，增大政府监管的概率与动力，形成通过监管降低监管成本、“以监管养监管”的经济有效监管方式。
4研究结论与启示
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国际金融规则；新动向
一、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新变化
(一)美国金融监管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金融业的变化，美国制定了和修改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规来规范金融市场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变化可以看出美国的金融监管有以下的新变化：
1.开始从分业监管注重统一和综合性监管
美国在分业管理方面，传统的限制变得越来越少，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成为一种趋势。美国在1994年9月颁布了《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1999年11月4日，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金融业综合化混业经营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金融分业和混业之争，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此走向混业。
2.注重风险管理，对银行业实行差别待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注重通过对金融机构的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对系统风险做出评估，并根据客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不断地修改风险评估体系和信用评级。美联储理事会在1996年12月20日又开始实施了一种新的金融机构评级系统“CAMELS”，也就是在原“骆驼评级制度”(CAMEL)基础上增加一个S(SensitivitytoMarketRisk)，即“对市场风险的敏感程度”，美国制定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革法》对资本状况不同的银行实行的差别待遇这样有利于对银行业进行个别重点监管。这种对资本状况不同的银行实行的差别待遇，从监督和自律两方面促使银行去努力达标，从而保证了银行业的正常稳健运行。
(二)英国金融监管新变化
1.金融监管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
1997年英国成立了一家对金融领域实行全面监管的监管机构即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由其取代英格兰银行传统的金融监管职能。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这些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取代了若干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职能，从而成为英国整个金融行业惟一的监管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对英国和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金融监管的目标由安全第一，开始注重安全、效率与成本的统一
英国的金融监管不再完全以限制竞争、维护金融稳定为指导思想，而是适当考虑监管本身所带来的成本，即监管对金融业效率和竞争力的影响。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Bill)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还要求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对金融业影响的收益大于成本。英国1994年就在当时的证券投资委员会建立了专门的成本效益分析部门，现在则由法律规定对任何新的监管举措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目的是帮助监管当局制定更适当的监管措施，避免出现产生违反初衷效果的监管行为。由此可见，虽然监管的基本目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没有改变，但其重心已在转移。监管当局正越来越关注监管中竞争与安全、效率与成本这一矛盾的统一关系。
(三)日本金融监管新变化
1.日本金融由传统的“护送船队方式”开始注重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
日本的传统监管体制被被日本社会比喻为“护送船队方式”，他来源于二战时期负责送粮食和武器的护卫舰队。整个船队的航行速度由最慢的船只来决定。“护送船队方式”的金融监管就是在大藏省的护卫下，以效率最差的金融机构为标准制定各种监管措施。1998年4月1日通过新的《日本银行法》，1998年6月22日成立金融监督厅使日本的监管体制开始走向相对独立。2000年7月诞生了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厅。金融厅一改过去的监管以安全为主的目标，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2.金融监管有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改变
2001年1月，日本撤消金融再生委员会，将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全面的监管金融业务。这标志着日本的监管体制由多元监管向一元监管转变。
二、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新变化与现状
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涉及两个层次：一是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二是如果实行分业监管，银行监管职能是放在中央银行内还是中央银行外；如果实行混业监管，监管机构是放在中央银行，还是另外成立统一监管机构。
1.目前有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例如，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将不复存在，所以在欧元区国家中，一半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
2.大部分国家考虑将分离出来的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统一于一个监管框架(综合监管机构)内，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挪威于1986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和澳大利亚于1998年都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2000年成立了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厅、韩国、新加坡、冰岛相继仿效，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
3.一些国家尽管已经或准备统一监管机构，但在159个国家和地区中，多数国家仍然由中央银行参与银行监管。在中央银行不参与银行监管的国家中：①一些国家(如英国、瑞典、丹麦等国)成立金融服务局的重要原因是，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使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复存在，银行监管职能也就无所谓是在中央银行内还是在中央银行外；②一些目前没有银行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其银行监管职能原来也不在中央银行，而是在其他政府部门；③即使是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出的国家，中央银行仍然以多种形式参与银行监管。例如，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的宏观监管(德国中央银行)；在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备忘录制度(MOU)，固定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英格兰银行与英国金融服局)。这些都说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十分重视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国家之所以在中央银行外单独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因为国内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居主导地位。具体见下面的表格
三、国际金融规则的最新修改
国际银行监管巴塞尔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在1988年制定了第一个《巴塞尔协议》(BaselCapitalAccord)(以下简称为《巴塞尔协议I》)。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银行业发生了重大发展，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巴塞尔委员会开始制定新的《巴塞尔协议》(以下简称为《巴塞尔协议II》)，提出了银行监管的新对策。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目前仍在实行的关于资本充足率的国际标准，即《巴塞尔协I》。资本充足率是银行监管资本与银行风险资产的比率，《巴塞尔协议I》的目标正是促成各国银行监管标准的一致，保护国际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健，并为各银行提供一个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该协议已经被几乎所有的涉及国际银行业务的国家所采纳。《巴塞尔协议I》提出了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及其计算方法。随着金融的创新和发展，银行资本和资产的定义一直在改变。一方面，银行监管资本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核心资本，包括普通股股本和资本公积金等；第二层是附属资本，包括长期次级债券和成熟期超过20年的优先股股本等
《巴塞尔协议I》规定，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总体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另一方面，银行风险资产不仅包括风险加权的资产(risk2weightedasset，如贷款和证券等)，而且包括与资产相当的表外风险(risk2equivalentoff2balance2sheetexposure，如备用信用证，衍生产品契约责任等)。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需要根据不同资产的类型决定其风险权数；在计算表外风险时，表外风险需要换算为相当的资产，并以资产加权方法进行加权。比如，商业贷款的风险权数为100%，而对于住房贷款而言，由于其风险低于商业贷款，所以其风险权数为50%。在风险分类和计算方面，起初的协议主要是关注信用风险的资本，使得银行监管资本要求几乎完全建立在信用风险的基础之上。在1996年该协议修改后，市场风险也明确地成为计算监管资本的一个要素。但是，其他的风险类型，比如运营风险等，仍然处于《巴塞尔协议I》的规制范围之外。
《巴塞尔协议II》远比协议I精细复杂。第一，在现代金融环境下，银行承担多样性的风险，各家银行之间的风险结构和特征可能差异很大，《巴塞尔协议II》需要顾及到具体银行的不同风险情况，从而更加准确地监管银行风险。第二，与协议I不同，《巴塞尔协议II》具有多重目标，包括提升银行的风险管理和估算水平；最大可能地将监管资本额与实际风险额联系起来；加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对话，共同努力决定最佳的风险管理模式；增加银行风险承担情况的透明度。总的来说巴塞尔协议的新变化有：
1.资本充足率规定更精细扩大了风险监管范围
《巴塞尔协议II》修改了《巴塞尔协议I》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提出了新的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详细规则。在新规则下，资本充足率的概念本身并没有改变，仍然是银行资本与其风险资产的比率，而且，最低资本充足率的数值也仍然是8%，银行资本的定义也基本上没有改变。而唯一作出重大改变的地方是对于银行风险资产的定义。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新规则对于银行风险采用了更为全面和敏感的估算方法。一方面，新规则对于信用风险的处理做出了重大修改，对于协议I没有考虑到的资产证券化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另一方面，新规则明确要求考虑银行的运营风险，即由于银行内部程序、工作人员或电脑硬件系统等问题所导致的损失风险。所以，运营风险的范围非常宽泛，实际上是一个兜底条款。除了风险资产类型方面的不同之外，协议I与协议II在风险资产计算方法的选择上也存在重大差异。协议I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对于所有银行都适用一个共同的计算规则；协议II则采用“因人而异”的做法，根据银行的不同情况提供了多种计算规则。
2.开始注重银行监管的激励机制的作用
《巴塞尔协议II》强调了监管者的日常监督及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自治的角色。引入激励机制，银行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达到简单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建立更能够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风险管理程序。充分发挥银行自身的监管积极性。由于监管者对于银行全行业具有宏观的了解，知道各家银行使用的风险管理技术，所以，它们能够帮助各家银行提高内部风险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激励机制的作用下，监管者与银行应当进行持续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并在必要时采取措施。通过激励机制的作用促使银行自己积极地发现并处理所有的重大风险，让监管者能够有效监督并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
3.更重视信息披露与市场约束
《巴塞尔协议II》要求银行进行相关信息披露而引入市场约束机制，以加强对于银行风险管理的监督。这些信息披露能够让市场参与者评估具体银行的风险结构和资本充足问题。银行在资本充足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自主裁量权，有些银行还可以使用自己内部的方法估算风险，比如信用风险基于内部评级的计算方法。监管者的资源和时间毕竟有限，而市场约束机制能够持续地监督银行。通过让市场参与者也能够评估银行的风险，这样可以促使银行谨慎地行使自主裁量权，努力地开发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技术。
四、结论
从以上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新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和国际金融规则的最新修改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监管有以下的新的变化：
1.国际金融监管理念发生新的变化。监管理念由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过渡。由于混业经营的出现，传统的以机构为监管对象的方式受到很大局限性，一些国家因而转向以功能为基础进行监管；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心转向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的权衡。国际上的监管当局越来越重视监管成本与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问题，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虽然监管的基本目标。金融监管理念由原来的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没有改变，但其重心已在转移。监管当局正越来越关注监管中竞争与安全、效率与成本这一矛盾的统一关系，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措施的过程中考虑可能对竞争、效率和金融创新产生的影响，权衡利弊，采取灵活的有应变能力的监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断进行监管创新，以在稳定的前提下创造有利于竞争和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达到安全与效率的最佳平衡。这已成为衡量监管有效性的新标准。
2.国际金融监管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方式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从单一的行政监管向银行内部控制和市场监管三者相结合转变。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更加注重“激励相容”，更加注重从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内部激励相容的方面来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来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以及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内控机制，包括内部和外部审计制度。对银行内部模型管理的认可和通过审查模型来实施监管，代表了随着银行管理方式的变革在监管方式上的重大转变。这一发展趋势与监管者越来越依赖于银行自身管理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同时不仅给银行的经营管理，而且也给监管者实施监管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
3.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发生新的变化。为顺应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许多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正由分散的、多层次的管理体系，向统一的综合性的管理体系过度。监管体制也由分业独立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的趋势转变。现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监管体制上实行一元统一监管或正准备实行向一元统一监管。
4.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发生新的变化。《巴塞尔协议II》的新的规则不但要控制信用风险，而且要控制其他风险，特别是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或称营运风险；新规则也考虑到控制国际银行业的风险，不能只发挥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力量，而且要发挥内部管理约束的力量和市场力量，同时还考虑要具有更为灵活的风险衡量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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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混业经营统一监管途径
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使我国金融机构对混业经营需求日益增强，政府对分业经营的限制开始松动，开始尝试逐步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或为混业经营预留空间。混业经营已呈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就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金融监管何去何从？
1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1.1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监管模式。1983年，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标志着现代金融监管模式初步成形。当时，人民银行作为超级中央银行既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又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这时的专业银行虽然对银行经营业务有较严格的分工，但并不反对银行分支机构办理附属信托公司，并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混业经营模式。1984～1993年，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特征十分突出。20世纪90年代，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增加，以及资本市场和保险业的迅速发展，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成立；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进一步把对证券、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出来；2003年初银监会的成立，使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最终完成，由此形成了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其中，银监会主要负责银行业的监管，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十大股份制银行，以及规模不一的各地近百家地方金融机构；保监会负责保险业的监管；证监会负责证券业的监管；人民银行则负责货币政策制定。2004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公布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明确指出三家监管机构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备忘录》还提出，可以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其它相关部委参加“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会议。《备忘录》的公布标志着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的正式建立，并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备忘录》中提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仍应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按其主要业务的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对子公司和各职能部门，按业务性质实行分业监管。
1.2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
（1）缺乏信息共享和行动的一致性。由于“三会”彼此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各监管者可能对本部门的市场情况考虑的较多，而对相关市场则不太关心。尽管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更多地表现为部门之间利益的均衡和协调，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仍比较有限。
（2）可能产生跨市场的金融风险。当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涉及多个金融市场时，分业监管的模式使得同一金融机构虽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经营，但却面对不同的监管者，缺少统一金融监管的约束，故在决策时缺乏全局利益考虑，容易滋生局部市场投机行为。因此，综合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的不匹配可能产生一些跨市场的金融风险。
（3）致使金融创新乏力。在分业监管模式下，由于各个监管者都选择直接管制的监管方式，对所监管范围内的市场风险过于谨慎，对所有创新产品进行合规性审查，强制金融机构执行其规定的资本要求，从而增加了金融监管的社会成本；而金融机构创新产品研发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又需要背负沉重的创新产品审查成本，则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动力。
2金融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分析
2.1美国模式
在混业经营前提下，美国仍然采用分业监管模式，既没有合并各监管机构成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也没有设立专门针对混业经营的监管部门。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美国仍然采取机构监管的方式，集团下属的银行子公司仍然由原有的(联邦或州)主要银行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和检查。为了从总体上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督，《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美联储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型监管者”，从整体上评估和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对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同时，该法案规定当各具体业务的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的监管措施不当时，可优先执行各监管机构自身的制度，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在协调性和兼容性方面，要求美联储、证券管理机构与保险管理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提供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和各附属子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信息。美联储在履行监管职责时，一般不得直接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附属机构，而应尽可能采用其功能监管部门的检查结果，以免形成重复监管。
2.2德国模式
德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大家公认的，这自然也与它的金融监管制度有关。德国实行的是全能银行制度，即商业银行不仅可以从事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而且可以向产业、商业大量投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具有业务多样化和一站式服务的特点。德国的全能银行能够渗透到金融、产业、商业等各个领域，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为了减少和控制风险，德国政府对全能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监管和一定的限制。例如，规定银行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其对债务负责的资本总额；代客户出售证券可以卖给银行自己，但价格不得低于官价；代客户买入证券可以收购银行自有的证券，但价格不得高于官价等。德国虽然实行全能银行制度，但仍实行分业监管。德国的联邦金融监管司下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局，独立运作，分业监管。德国银行监管的法律基础是《联邦银行法》和《信用制度法》(KWG)。《联邦银行法》目的在于保障银行业的稳定性和债权人的利益，它规定了联邦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权力。《信用制度法》规定了从事信用活动的金融机构，要在哪些方面接受监管。根据规定，德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联邦金融监管局和德国联邦银行。联邦金融监管局是德国联邦金融业监督的主要机构。德国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由于联邦金融监管局没有次级机构，具体的金融监管工作由联邦银行的分支机构代为执行，执行效果反馈给联邦金融监管局。联邦金融监管局和联邦银行的职能界定为：主管权属于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制定重大的规定和决策时，联邦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和联邦银行协商并取得一致；联邦银行和金融监管局相互共享信息。
2.3英国模式
英国的混业经营采用了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英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多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且一般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而证券、保险等业务则通过子公司来经营。同时，英国的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有较严格的防火墙制度，以防止各业务的风险在集团内部扩散。英国的监管体系已由分业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1998年，英国整合了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由其统一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00年又颁布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从而实现了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2001年12月1日，FSA依照《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正式行使其对金融业的监管权力和职责，直接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FSA也获得了一些其前任监管机构所没有的监管权力，例如关于消除市场扭曲或滥用、促进社会公众对金融系统的理解和减少金融犯罪等。
2.4日本模式
日本战后5O多年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是一种行政指导型的管制。大藏省负责全国的财政与金融事务，把持对包括日本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督权，大藏省下设银行局、证券局和国际金融局。银行局对日本银行、其他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各类民间金融机构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证券局对证券企业财务进行审查和监督。国际金融局负责有关国际资本交易事务以及利用外资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这种监管体制的行政色彩十分浓厚，大藏省在监管中经常运用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进行干预。1997年，日本政府进行了金融改革，取消了原来对银行、证券、信托子公司的业务限制，允许设立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混业经营。同年6月，日本颁布了《金融监督厅设置法》，成立了金融监督厅，专司金融监管职能，证券委也从大藏省划归金融监督厅管辖。1998年末，又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与大藏省平级，金融监督厅直属于金融再生委，大藏省的监管权力大大削弱。2000年，金融监督厅更名为金融厅，拥有原大藏省检查、监督和审批备案的全部职能。2001年，大藏省改名为财务省，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监管的职能也分别归属给财务省和金融厅。金融厅成为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从而形成了日本单一化的混业金融监管体制。
比较以上四种模式，美国模式可以称为“双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即中央和地方都对银行有监管权，同时每一级又有若干机构共同行使监管职能。联邦制国家因地方权力较大往往采用这种监管模式。德国、英国模式基本可以划为“单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其优点是，有利于金融体系的集中统一和监管效率的提高，但需要各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和配合。从德国、英国的实践来看，人们习惯和赞成各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和平衡，金融管理部门之间配合是默契的，富有成效的。然而，在一个不善于合作与法制不健全的国家里，这种体制难以有效运行。而且，这种体制也面临同双元多头管理体制类似的问题，如机构重叠、重复监管等。虽然德国和英国同划为“单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但是德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相比，更加强调其银行监管局、证券监管局和保险监管局之间既要相互协作而且还要保持各自的独立。而日本的金融监管事务完全由金融厅负责，因此日本模式可以划为“集中单一金融监管模式”，其优点：金融管理集中，金融法规统一，金融机构不容易钻监管的空子；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率，克服其他模式的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弊端，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但是，这种体制易于使金融管理部门养成官僚化作风，滋生腐败现象。
3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建议
3.1我国的混业监管的模式选择
通过国外模式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德国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即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下设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实行一种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的混合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相互独立，各部门对自己的职能范围较为明确，有利于各部门进行专业化管理。同时各部门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的竞争，从而有效地提高监管效率。其次，由于三个监管部门统一在一个监管当局下，因此有利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能够同时对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从而避免出现监管的真空和重叠，同时也有利于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在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监管资源。再次，我国金融混业的主要形式，即金融控股集团，具有“集团混业、个人分业”的特点，而德国模式下的监管机构设置与这种金融机构设置相对应，因此其监管效果会更好。最后，这种混业监管模式的建立是将我国现有的三个监管委员会进行整合，不需要重新设立或撤销机构，既能减少现行体制下机构和功能重复设置导致的资源浪费，又使得改革的社会成本最低。
具体对我国来说，首先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一个分部，专门负责处理全国金融监管事务，并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抽调人员和资源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受人民银行管辖。其主要职能是：三个监管委员会收集的各种信息和数据汇集到协调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整理和分析，建立相应的金融信息数据库，结果由三个监管委员会共享，并且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的数据库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换；协调委员会没有监管权力，仅负责三个监管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负责召集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会议，并由协调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相关部委进行沟通和联系。为了节约成本，可以成立协调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协调。
3.2建立适合我国混业监管模式的途径
（1）对现行的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进行修改，确立混业经营的合法地位，为金融机构进行混业经营预留空间，并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针对现行的混业经营的机构和方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监管机构有法可依。
（2）构建适应《新巴塞尔协议》的银行业风险监管框架。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具备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式监管特权，也并不强求成员国在监管技术上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原则影响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跨国银行，因而这些原则在事实上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原则。中国作为国际清算成员国，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必须按照《新协议》的要求，针对《新协议》的原则和监管框架及时采取措施，以适应国际银行业监管发展的需要。
（3）转变监管理念，加快监管创新。一是要调整监管目标，二是将监管重心转移到新业务、新品种的监管上来；三是监管手段要创新，改变目前金融监管“救火队”的现状，实现专业化的监管；四是加强金融立法的创新，一方面对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清理，另一方面，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
（4）注重金融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和尊重监管的专业性。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组织形式和业务活动相当复杂，是最体现技术性与专业性的领域。金融监管专业化是必然选择，其运作离不开强大的专家体系。因此，选拔专业监管者必须极度看重专业能力。在机构、人员设置上摒弃“官本位”。
（5）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由于金融业的高风险性，出现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护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两种制度的存在，才能将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从而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杨文云.论中国金融全球化区域化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的协调[J].国际金融研究,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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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志.全球化趋势下中国金融监管的价值选择[N].经济参考报,2006-04-08
4李玲英.新巴塞尔协议与我国银行风险监管制度之完善[J].浙江金融，2006(5)
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国际上,信贷资产转让是获取“消费者剩余”的逐利行为;但是近期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程度上却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异化的背后,展现了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与国外完全不同的金融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并揭示了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背负强化监管和促进金融发展的双重任务。要完成任务,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从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资源,改善基本金融环境。
【关键字】信贷资产转让;异化;金融环境
一、引言
一般意义上,自主达成的交易,必须满易双方对市场条件变化之后产生的“消费者剩余”的追求和瓜分。从国外金融发展历程来看,银行信贷资产转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逻辑,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颇为流行:在交易量上有了重大发展;在交易对手的范围上,由银行同业拓展到了银行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展开。最近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将信贷资产转让推进到了新阶段。随着商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银行业也开始了对信贷资产转让中存在的“消费者剩余”的追求与瓜分,并且所有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形式上与西方的信贷资产转让并无二致。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出现了与国外明显不同的景象,甚至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基于在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创新的目的,本文思考了以下问题:信贷资产转让的基础是什么?中国的资产转让业务呈现与国外不相同的景象,其内在根源是什么?中国监管当局又应该从中获得何种启示?
二、信贷资产转让的理论分析
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是指银行与其他金融同业之间买卖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的业务;其转让对象仅限于同业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可以接受非金融机构为信贷资产转让提供担保;转让标的仅限于同业金融机构向非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产,不包括金融同业的各类权益性资产(张宇哲,2003,《中信银行搭建信贷资产转让二级市场》);转让方式包括有一次性买断和回购。
一般而言,信贷资产转让是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利用。按照现代金融理论,银行是生产金融产品的机构,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实质是银行向社会上的个人和机构通过转让资金使用权而生产金融产品并收取服务费的过程。因为信贷业务的实质仅仅是资金使用权的暂时让渡,所以银行拥有信贷类金融产品的部分控制权,比如银行拥有贷款合同,以保证贷款到期时能够收回资金的使用权。故,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结果就是:贷款者获得了资金的暂时使用权,银行获得了信贷类金融产品的标志物——保证到时收回资金并获取服务费的信贷合约。
从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看,只要两个主体对同一种商品在同一时间的主观评价不同,就存在交易空间,并可能为交易双方带来“消费者剩余”。依此看来,只要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产的评价不同,他们也就具有对信贷合约进行转让的动力。而对同一信贷合约产生不同主观评价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由于某一时点,不同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需求约束不同,而流动性需求往往为硬约束,所以部分银行为了获取流动性,就会降低对已经发放出去但未到期不能收回的信贷资产的评价,而提高对现金资产的主观评价。二是在某一时点不同银行为分散风险而需要调整的信贷合约的区域、行业、企业分布结构的内容不同。对于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对A银行而言,也许是需要增加的项目,但对于B银行而言,也许正好是需要减少的项目。这样一来,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对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主观评价的差异。三是不同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风险偏好发生了相对变化。比如,A银行因为资本结构变化等原因,风险承受能力降低,他们对于风险较高的信贷资产合约的评价就会降低,相反也就可能存在一家B银行会提高对于该合约的主观评价。特别是由于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对国家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企业发展态势的评价的不同,不同银行之间对于同一信贷资产合约几乎不可能存在完全一致的主观评价。由于主观评价的不同,就一定存在“消费者剩余”。只要达成交易的成本低于这一“消费者剩余”,我们就可以肯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肯定会进行这一类信贷合约的交易。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交易成本的显著降低,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以于是就以超乎寻常的高速在增长。
三、中国信贷资产转让的异化
从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里,银行参与信贷合约交易的根本目的是获取不同银行对同一信贷合约主观评价不同而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一种明显的趋利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考察我国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我们就会发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2002下半年,我国央行开始批准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事实上在2002年上半年,就有银行已经秘密开展此类业务(张宇哲,2003,《中信银行搭建信贷资产转让二级市场》)。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呈现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信贷资产转让主要采用回购形式;二是信贷资产转让的期限都很短;三是信贷资产转让协议达成的时间往往是商业银行上报非现场监管资料的前几天甚至当天。其实,正是这三个特征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转让具有与一般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完全不同的涵义。如果极端一些,甚至可以认为,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不是正常寻利行为,而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
第一,具有上述三种特征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并不能够从实质上优化银行的信贷资产结构。因为信贷资产转让采用的是回购方式,相当大一部分转让期限在十天之内。这样一来,卖出行能够改变信贷资产结构的时间就少于十天。这样一个相当短期限的信贷资产结构改变,对于银行业务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这种转让很难帮助银行解决流动性问题。因为回购期限短,信贷资产转让只会带来帐面信息的改变,并不一定带来现金的实际流动。即使有现金流动,除非卖出行面临特殊的支付困难,否则这种确定的非常短期的现金流对银行的流动性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并且,对于如此短期的现金需求,银行完全可以通过交易成本低得多的同业拆借等方式进行,而不必须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因为同业拆借是一个标准化的市场,银行参与该市场的参与成本很低,合约的谈判成本也非常低。相反,在信贷资产转让方面,要涉及很多笔业务,要涉及信贷资产的合约条款和资产状况的确认等等,可以肯定其交易成本很高。
第三,这种转让业务可以有效规避监管。我国目前对银行的监管分为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对于银行日常经营状况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通过非现场监管进行。为此,在我国目前的监管框架中,设计了十项指标,来保证监管者比较充分地掌握银行的经营信息。如果在上报监管信息前夕,银行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只要所转让资产组合适当,完全可以轻易的修改这十项指标。又由于这种转让业务期限极短,在商业银行上报监管信息之后的极短时间,商业银行相关的经营状况又会还原。这样,银行的非现场监管数据事实上就处于严重失真状态。或者说,监管当局掌握的仅仅是银行上报监管数据时的信息,而不是银行日常经营中的信息。
如果银行依据上述非现场监管数据,对相关银行下监管结论,制定监管策略,那可能就会带来严重问题。幸运的是,目前监管当局一方面有多种信息收集渠道,同时还有强有力的现场监管手段,并且初步建立了持续监管的机制与架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上述信息进行甑别。但是,因为甑别成本相对高昂,而监管当局受限于监管资源和监管成本的约束,并不能够完全彻底地对此进行清理。所以,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过这种合法方式掩盖经营信息,逃避监管的。如此一来,我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意义上,就不仅不具备发达金融市场上的信贷资产转让的积极功能,相反异化为合法逃避监管的工具。
四、异化的原因
我国目前正面临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紧迫进程中,同时形势要求监管当局鼓励中国银行业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竞争能力。所以,面对这种异化,我们不能够以“一刀切”的方式叫停。但是,也不能够对此视若无睹。从金融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并找出合适的“药方”才是上上之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之下,在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中,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剩余”供商业银行获取,而规避监管成为信贷资产转让的根本动力。
从金融基本制度环境看,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因为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银行经营者一方面要面临追求短期受益的所有者的压力,比如国家财政增加收入的压力和股东每年分红的压力;另一方面,政企没有在根本意义上完全分开,政府干预金融的现象虽然有在最近几年有明显好转,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银行经营者在某些情况下,要考虑政府当期的一些特殊要求。但是政府的这些要求并不一定完全与银行长期经营战略在时间轨迹上趋同,有时甚至明显背反。再则,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标准意义上的银行家市场,应行经营者面临的不是市场化的约束,其准入与身价不是由市场确定,相反银行经营者面临的只有法律的约束和监管当局的行政约束。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转轨进程中,金融法规与监管框架都处在不停的剧烈变化之中,银行经营者难以形成长期的预期,自然其行为就难以长期化。在行为短期化的基本背景时,银行经营者的行为会发生明显的变异,突出体现在并不关心银行未来的长远发展,而是特别关注银行当期在同业中和监管标者评判中所处的位置,以及银行每年的盈利多少。我们可以预测,凡是能够改善这几项指标的政策,银行会充分利用;相反,对于恶化这几项指标的政策,银行会尽量规避。从金融市场环境看,目前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一组信贷资产主观评价的差异并不大,自然,通过信贷资产转让获取信贷合约“消费者剩余”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而利率浮动范围差别不大。这限制了各个银行充分发挥各自管理不同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行获利的能力。于是,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一组信贷资产定价的差异很小,各家银行都没有为获利目的进行资产转让的交易价值空间。价格管制导致了消费者剩余“租值”的耗散,在此也许获得了另外的例证。
第二,风险评价粗放,差异不大,各家银行缺乏对某一类资产进行专业化管理获利的能力空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银行业目前还处在“跑马圈地”的阶段,各家银行还在以扩张市场份额为核心进行运作。信贷资产管理能力的深度提升,银行经营的集约化,精细化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议事日程上来。对于风险管理,核心也就仅仅是应对监管当局的监管,消解因风险过高带来的监管当局对于该银行发展强加的外部约束。真正为了银行长远健康发展,而强化风险管理的内在动力还明显不足。这样一来,各个银行对于风险管理就显得比较粗放。突出表现在贷款风险分类比较松,没有专门的独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而已有的风险管理部门更注重于不良贷款的清收,而不是对于全部信贷资产的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粗放,使得银行之间对于同一笔或一类信贷资产的风险评价没有太多的本质性差异,自然,他们对于该笔资产的评价差异不会出现太多的差异。当然,不存在他们在承担这些资产转让带来的交易成本之后还能够获益的风险定价空间。从此也可以看出,如果我国银行业经营的根本态势不发生改变,即使利率市场化成为现实,我们也不能够奢望标准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能够顺利出现。
第三,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格局,促成了银行经营战略的同质性,阻碍了银行对信贷资产实行差别化管理的努力余地。中国银行发展的多元化,差别化可以说是监管当局梦寐以求的。为此,监管当局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实际情况并不理想。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拼命突破区域限制,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正全力以赴,要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正一心谋求成为城市商业银行。金融差别化,并没有成为商业银行的追求。相反努力扩大势力范围,获取一切可能的客户资源正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一种时尚和目标。这样就导致了,我国每一家银行都努力做所有的银行业务,而所有的银行都在相同的业务领域进行残酷的“搏杀”。于是乎,银行之间的个性化服务,差别化服务都成为服务于该“搏杀”的工具。当然,这种情况并不非不理性。因为,我国目前的人均GDP还在1000美元左右,而在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能够为金融服务提供盈利空间的潜在客户是相对集中的。目前企业征信体系不完备,个人征信体系又相对缺失,更加大了金融服务的风险和成本。所以,各家银行就努力争取相同的高端客户,互挖墙脚,进而业务趋同。遗憾的是,这种合乎个体理性的行为,一方面降低了我国银行业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弱化了银行真正进行差别化服务的努力。在此,合符逻辑的结论自然就是,银行不会主动出让某一类优良信贷资产,也不会在没有额外补偿的前提下受让某一类高风险不良信贷资产。
总而言之,我国银行利用资产转让业务修改非现场指标,合法逃避监管,正是银行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核心要义之所在。而监管当局批准此项业务时,所希望的银行优化资产组合、改善银行流动性、提高银行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等最多只是副产品。
五、对金融监管的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监管当局出于良好愿望,自觉的启动和放开了资产转让业务;另一方面,资产转让业务“理性”的异化导致非现场监管部分失效。这其实是目前中国监管面临双重目标的典型表现。这个双重目标就是:中国的金融监管不仅仅要负责金融的规范;还要促进金融发展。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同时满足规范和发展的双重目标,是非常矛盾的。因为规范意味着对己有的监管制度的认同和毫不动摇地执行;而发展意味着商业银行某一些突破现有规则和制度的行为应该也必须得到认可。
更进一步说,这其实是在考验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艺术和水平。因为我国目前金融发展处于低水平,又立即要面临残酷的国际竞争,低速发展都不行,不发展就更行不通。但是,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目前的层次上,不规范很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再加之,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金融业已经承受了较多的金融风险,商业银行没有太多的能力承担试错成本。所以,规范,尤其是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规范,避免银行发展落入低效率“纳什均衡”陷阱是监管当局必须面临的现实。
这样看来,我国的金融监管必须坚持双重发展理念。一方面,要以促进中国金融发展为己任;另一方面,在监管中,对于发展中的新问题,要通过发展监管技术和模式的监管发展理念来解决,要主动的促进中国监管事业的发展,使其适应金融发展的形势。决不能受限于监管技术和水平而让金融业“削足适履”。
要促进中国金融发展,必须改变中国金融的制度环境,改善中国金融的市场环境。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的制度环境,中国金融的发展可能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少部分人和地区获取资源的便捷手段,而对改进中国金融业的水平就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的市场环境,中国金融的发展,将更多的变为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业务范围趋同,金融服务的对象一致,对一部分需求主体金融产品供给过剩,对另外一部分需求主体金融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进而出现金融业整体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发展困境。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必须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方向,以及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的资源,通过有效的监管促进金融的纵深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胡美军.中国金融监管的困境解读[J]上海金融研究,2001(6).
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11篇
在银行和贷款者之间有着契约，贷款者到期必须连本带利归还银行。银行和储户之间也有契约，到期之时银行向储户还本付息。可是，银行两边的契约的“硬度”不一样。银行和贷款企业之间的契约比较“软”。企业还不出钱来，银行只能靠法律手段逼债，万一贷款收不回来，只好等这家企业破产之后多少拿回来一些。我国的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更软。国有企业还不出钱来而银行一筹莫展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可是银行和储户之间的关系就“硬”多了。除非银行破产，否则储户完全有权力拿回属于自己的资金。在某种意义上，银行把许多家企业经营风险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银行主要面临以下几种风险：
(1)信用风险：即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银行的表内和表外头寸所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
(3)利率风险：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时所面对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了其盈利水平的情况；
(5)操作风险：主要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
(6)法律风险：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
(7)声誉风险：该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
银行不能不发放信贷，可是，只要资金出了银行的大门就有收不回来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绝对避免坏帐是不可能的。坏帐是银行经营的风险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应当用自身的利润来冲销坏帐损失。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资金流通链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麻烦。可是，如果银行的呆帐、坏帐越来越多，甚至资不抵债，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揭露出来。一旦有一家银行失去了资金流动性，就会导发金融危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这家银行储蓄的老百姓往往最后得到消息。当老百姓得知他们的血汗钱有可能被银行给赔掉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简单干脆：尽快把自己的钱取回来。由于任何银行都必然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发放中期或长期贷款。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立即全部返回所吸收的存款。如果众多的储户一涌而上挤兑，马上就把这家银行搞垮了。银行关门势必拖跨许多相关的企业。由于银行之间存在着各种业务联系，一家银行出现的挤兑风潮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金融机构。结果，金融风暴的冲击一波连着一波，最终酿成一场社会风暴。
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的可能，一旦某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即使政府出面干预也未必能够挽救这个机构破产(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当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即使国际力量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够制止危机的蔓延(例如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一家金融机构出现的危机会牵连到其他金融机构，例如，1974年英国由于房地产景气消失而出现银行业危机。日本在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会损害公众对整个金融体制的信心，发生挤兑。例如，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危机。这种负的外部性在区域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严重。[2]
银行业务的本质决定了它需要承担各种类型的风险，因此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银行能妥善地计量和管理风险是银行监管的重头戏。
(二)金融监管的目的
银行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银行的自有资金在其全部资产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重。当银行放贷、投资的时候，主要是在拿别人的钱做生意。按照国际标准，银行的自有资金应当不少于8%。也就是说，银行中92%营运资金都来自于存款和借入资金。如果银行的坏帐超过了资本金，以后再赔钱的话实际上是在亏损别人的钱。因此，一旦储户知道银行坏帐很高，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他们势必会尽快提出自己的存款。如果大量客户挤提存款，将使银行迅速丧失资金流动性。
一般企业亏损倒闭只不过影响与这个企业相关的员工，可是，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相当多的民众，甚至破坏社会稳定。危机蔓延的程度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但以银行领域最为严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Fama认为，如果单单从事资产管理，货币兑换和支付的话，根本不需要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监管。但是，由于银行还进行着把非流动资产转化成流动负债，通过监督贷款和信号传递来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对银行业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否则，金融市场失灵可能会让银行面临恐慌性挤兑。[3]为了平息动荡，中央银行不得不扮演最终支付者的角色，动用国库来稳定局势。一家或者几家银行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最后势必要全体纳税人来负担，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因此应当防患于未然，严格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许多文献一致认为，金融监管可以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一定要对金融机构实行比其他企业更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规定，美国的银行监管制度的目标是：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和有竞争的银行系统服务；保护消费者；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日本国普通银行法》规定金融监管是以银行业务的公正性为前提，以维护信用确保存款人的权益，谋求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并为银行业务的健全而妥善地运营，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目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规定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在政府一般经济政策范围内促进货币稳定及信用，有助于经济成长。在金融管理局认为公共利益所必要时可随时对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或对该金融机构提供建议，并要为确保该要求或建议的效力发出指示。
比较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可见，美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目标比较具体，切实。美国金融监管强调对存款者的保护，稳定金融体系，维护有效的金融体系内的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如果从条文上来讲，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保证所规定的监管目标顺利达成。
(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及时关闭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的主要理由如下：
(1)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银行危机具有一般企业危机所不具有的蔓延性或传染性，如果某一家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出现挤兑，储蓄者会同时怀疑其他银行的信誉，有可能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崩溃，造成整个金融体制的大混乱。
(2)商业银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大量资不抵债银行的存在是货币流通体系的一大隐患，因为一旦商业银行信用危机蔓延，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倍数放大效应将使得大量货币突然退出流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萧条。
(3)及时关闭资不抵债银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向现有银行发出信号：政府的确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对待，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由于政府隐性补贴导致的呆坏帐进一步积累，有利于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效率。
(4)只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才能维系储蓄者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
银行的自有资本代表了银行股东的金融权益。它可以用来缓冲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当以现有风险为基础来计算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经营必然会遭遇到各种风险。如果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那么就难免出现资产损失。银行应当用日常的收益进行抵付。如果日常收益还不能支付资产损失，那么就必须动用银行自有资产。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了自有资本总量，那么就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允许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
在银行监管过程中，最怕的就是银行的经理们说假话。由于种种原因，明明他们放出的贷款已经不可能收回，成为坏帐，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法在银行帐目上做成正常。明明是已经资不抵债，在帐目上却看不出来，似乎一切正常。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银行自有资本10亿元，吸收存款100亿。税后营业收入3亿，坏帐1亿。那么扣掉坏帐损失，该银行的利润还有2亿。银行处于正常盈利状况。如果该银行的坏帐达到3亿，那么该银行就没有任何利润了。如果坏帐达到13亿，实际上，这家银行已经把它的本钱加上利润统统赔光了，那么这家银行就应当关门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民众储蓄的资金也亏掉。假若金融监管机构发现银行的坏帐总额已经接近它们的自有资本，那么，及时让这家银行关门破产，不会对整个金融体制构成任何威胁。银行损失的是股东们的自有资本，储户的钱并没有损失。
怕就怕银行不说真话。通过造假帐，一直亏到20亿、30亿才被发现。就是叫这家银行破产，把它的经理都抓起来，它的自有资金只有10亿，赔光了之后还差几十个亿。怎么办？老百姓把他们的血汗钱放在银行里，如果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当然不会答应。如果政府不出面解决问题，就难免影响局势安定。所以，一旦金融监管失误，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局面。所以，在金融学中，中央银行被称为“最后贷款者”。所以，及时搞清楚银行的坏帐状况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银行已经出现了较高的坏帐率，为了避免破产的命运，该银行的经理人员有可能掩盖真相。通常他们希望再争取一些时间，也许能够在今后的投资中赚取更高的利润来补上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象输了的赌徒一样，产生了一种激励，为了能够再赌一把，他们必然会产生报假帐的动机。同时，他们会更热衷于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如果赢了自然好，如果再输了，就要闯大祸了。
因此，必须提高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要求金融机构能够按照统一的会计准则，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数据。在亚洲金融风暴当中，韩国、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掩盖了大量不良资产，直到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时监管当局才发现问题，但是已经无可挽救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知情权、金融机构报表的质量、统计制度等方面都不如韩国和日本。各类金融机构做假账、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从表面看来国有银行的各项指标都不错，但是各级金融机构的谎言掩盖了系统性风险。幸亏我们的金融系统还有较高的资本流动性，否则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就一定要对违规行为有非常清楚的惩罚措施。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警告，直到出示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罚下。在足球比赛中，出示黄牌或红牌的都是一个裁判员。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负责出示黄牌的应当是信息非常灵通的民营的存款审计公司和存款保险公司，而最后出示红牌的应当是中央银行。若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处理那些经营不当的银行必须要及时、果断。一旦银行资不抵债，立即清理出场。否则，越拖毛病越大。
(四)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金融监管的要害是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干预下就很难保证在监管过程中取得真实信息。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25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第一条原则强调：“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组织监管的每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和充分资源”。这是国际上有关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权威表述。
依照现行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职能，其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须“在国务院领导下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监督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杜绝各级地方和部门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的干涉，保证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银行监管时享有必要的独立性或摆脱政治方面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已改变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级分行，重点加强对辖区内金融业监管。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强调真实性监管。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各级银行的报表的真实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因此，必须改进现有的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
因为金融监管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很复杂的工作，如果不是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机构，就很难有效地承担和进行这种工作。
因为金融监管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如果监管机构没有独立性，其监管过程和目标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那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
因为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系列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果它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监管行为及其目标就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而单纯化，其监管对象即金融机构也很难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多元化。反腐倡廉的监察机制就是这样，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外，还要有反贪局、检察院等多种监督管理机构。单一的监管机制既不可靠，又缺乏效率。如果只有一个监管体系很容易出现信息渠道堵塞的问题。当前，风气甚坏，一旦负责监管的官员无能或者受贿，就很难取得准确的信息。不法奸商、贪官污吏们塞几个红包就“搞定”了。只有金融监管多元化才能够防范在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行贿、受贿，从而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必须建立强制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等级，哪些信息应当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报告，从而保证金融监管当局和民众的知情权。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竭力避免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美国金融监管系统内属于联邦政府一级的机构有四家：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机构监理室。克林顿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1993年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委员会”以取代四家监管机构的功能。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储备银行将只负责货币政策，不再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这一合并，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单一机构的设立将使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出现失误。”直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然是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金融监管也不能只依靠单一途径。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
(五)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毛病有：监管方式单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缺乏监管的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监管力度不够。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尽管负责监管的人数不少，各种监管制度和规定的条文也很清楚，但是，由于监管渠道单一必然带来信息不畅通的弊病，监管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金融监管的任务还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宗旨上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常常相互冲突，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相混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在多重目标中举措不定，缺乏独立执行监管政策的条件。
第三，靠什么激励机制来实行有效的监管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说假话的成本很低，说真话的代价却很高。在当前说假话成风的环境中，法不治众，央行监管局以及下属的各分行、支行监管处的人为什么要在监管过程中得罪人呢？
第四，在1998年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违规监管，1999年监管重点是真实性监管。这些都很必要。关键问题是即使查出来违规事实，发现了假话又能怎么样？就是明知某个银行坏帐逐渐增多，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前不久，规定银行贷款负责人要对贷款终身负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假若银行真的出现了坏帐，拿这个行长怎么办？他就是这么点工资，难道杀了他不成？
由于国家承担了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银行又承担了企业的风险，因此，银行利益并不取决于对风险的检测、评估等一系列财务指标，而是受监管标准和程度的左右。这种非量化的监管方式给监管部门甚至监管人员留有极大的弹性发挥余地，使其可以凭借人为的裁度相机处理国家和银行、银行和企业的矛盾，并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金融竞争日趋激烈，金融秩序比较混乱。金融领域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当突出，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反不正当竞争与强化金融管理的艰巨任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的表现、成因与强化金融管理的对策。
1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寻租行为的大量存在产生了金融监管的要求。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的腐败体现为利用资金配置权进行两类寻租行为。一是通过对企业配置信贷资金获得第一类寻租收入。这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现场检查中体现为直接从信贷额度中扣除部分金额作为好处费：二是信贷配置上的定价权收入．这实际上是企业在获得贷款后为了维持长期信贷关系交易而支付的持续性成本。银行的寻租程度取决于改革进程中中央银行和财政对银行的转移支付和内控制度的相对力度比较．企业借款行为是在自筹资金和银行借款问进行的相对成本比较。
金融创新要求加强金融监管。国际上．一般将金融不稳定分为两类：一类是金融危机．特征是储户向金融机构挤提存款．导致银行流动性不足，加上市场大量抛售本币。引起货币大幅度贬值。另一类是金融恶化，特征是高比例的不良贷款以及金融体系的资本充足率过低。在近1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15次金融危机．金融恶化则更为常见。为了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中国建立和形成有效的金融稳定机制，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任务。
从金融系统的中坚力量——银行的特点看．在信息不对称以及银行业不完全竞争的作用下，银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需要外部监管力量的支撑来维护稳健经营。这种脆弱性体现在贷款客户可能由于信息优势而欺骗银行、存款客户挤兑行为具有传染性．以及银行自身受到利益诱惑并伴随监管力量弱化而产生冒险冲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银行发生流动性危机以至破产，而一家银行破产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远远高于其私人成本。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银行业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天生的信息不透明特性．市场各方参与者难以准确判断银行的实际经营情况，无法起到有效监管的作用，因此仅凭市场的外部约束不足以保证银行经营的稳健性。为了避免银行破产对客户造成的损失以及对金融稳定的威胁．有必要引入强有力的外部监管者。
从保险业的情况来看，保险监管体系需要制定和完善预警系统、应急系统以及偿付能力监管系统的战略规划，这些规划是提高监管水平．加强监管力量的重要保障。从证券业来讲，监管当局对券商的监督和约束，是规范券商行为，防止券商违规失信的外部约束机制。
2金融竞争与监管的辩证关系
金融竞争与金融监管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金融监督管理(简称金融管理或金融监管)制度先于中央银行制度．它是伴随商业银行竞争而产生、发展的。商业银行天然是竞争性的，但放任的逐利竞争必然会危及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和存款人的利益，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定的金融监管措施。商业银行发展到相当高度便产生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遂成为中央银行重要的职能和手段。在近代金融发展过程中，非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为攫取高额利润．总是千方百计设法逃避当时金融法规的管制。谋求竞争优势，而中央银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稳定金融秩序、保障债权人权益、促进经济繁荣，则总是根据金融竞争的不同性质不断修正现有金融法规或制定出新的金融法规进行新的金融监管。金融竞争与金融监管循环往复矛盾斗争直接导致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和金融结构的不断变动．从而推动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可以说．金融竞争与金融监管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乃是近现代金融领域中的一个普遍规律。
3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
3．1我国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
(1)专业银行在吸收存款、发放贷教、设立机构、挤占结算资金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不正当竞争活动：采取发放高比率揽储费(有的高达50％)、协储费、实物奖品及以贷引存等方式拉储蓄存款或利用对单位实权人物发业务联系费、多种形式的请客送礼、放松开户条件等手段争夺单位存款；在贷款方面主要表现为：采取拆借同业、搞假“委托贷款”、利用“存放同业”科目通过房地产信贷部等附属机构以及劳动服务公司等自办经济实体发放贷款等隐蔽方式，问接避开人民银行的规模管理；使用额外收取利息或利润甚至直接突破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等手段，谋取高利，为照顾地方政府关系、单位关系、人情关系，不惜放松贷款条件发放关系贷款．支持炒地皮、炒股票、炒外汇等投机活动：企图为商业银行化捞取资本．不惜血本．巧立名目，千方百计开后门，大肆增设储蓄网点、信用卡代办处之类的附属外设金融机构，有些银行甚至大兴土木建宾馆、办商场等，展开激烈的地盘争夺战。
(2)金融市场各主体竞争活动混乱无章，其突表现有：违章拆借；社会乱集资行为盛行。
(3)各级人民银行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执法犯法的问题。如自办经济实体，参与炒地皮、炒股票等逐利投机活动，更加剧了不正当竞争。
3．2我国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成因
(1)各商业银行桀骜难驯。我国商业银行都是机构遍及全国的庞大垄断组织．长期以来习惯于同人民银行平起平坐，对央行监管心怀不敬。现有商业银行风险约束极差．根本不存在破产倒闭、丧失产权的后顾之优．用不着对自身的竞争行为负责。因此商业银行敢于藐视金融法规，不惜代价哄抬利率．争夺地盘，盲目竞争。
(2)人民银行监管乏力。这一点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证明：一是观念误差；二是人民银行缺乏独立性：三是人民银行特别是基层行权力与责任不相符。
(3)地方政府不合理干预。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时常纵容、鼓励甚至通过所辖地区金融机构从事违反金融法规的活动。有些地方政府还制定了不少存在保护地方利益的金融管理规定．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了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工作。
(4)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我国的金融市场尚处于起始和发展阶段，各种法规尚未健全和完备，利率、汇率机制还没有完全市场化，金融市场主体缺乏健全的金融法规观念，人民银行监管操作尚不熟练，难以防范和制止不正当竞争。
4强化金融监管的建议
4．1加强人民银行自身建设
人行自身的高效与廉洁是搞好金融监管的关键。当前，人民银行应注意如下几点：树立正确的金融监管思想。纠正“各级政府的银行”观念，牢固树立“中央政府的银行”思想。坚持“全国一盘棋”．克服地方主义思想；坚持依法监管、执法必严的原则，克服畏难退缩、息事宁人的无为思想；摆正两大职能的关系．明确坚持“稳定货币为主．兼顾经济增长”的原则。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及时迅速总结各地金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提出规范管理的建议，使之成为新的金融法规从而为新的金融监管提供依据：力争相对独立的超然地位。在我国暂时不能放弃政府对人民银行控制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界定一些技术性指标以避免政府随意干预人民银行操作。人民银行应彻底放弃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集中全力当好“裁判员”：完善人民银行机构建制。完善内部与社会双向监督制约机制，确保高效廉洁：努力提高金融监管队伍素质。
4．2强化管理，确保银行监管与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协调
(1)包括审慎银行监管在内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对实现金融稳定目标举足轻重。这些金融基础设施除包括审慎的银行监管、运行良好的支付清算系统外，还包括司法制度，会计与审计标准、法人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公事公办”的信贷文化等。而且这些因素间相互联系．共同发挥着作用。因此．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意义重大。
(2)银行监管机构的尽职工作是央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责的一个基础。在金融体系中，资产比重最大的银行体系既是重要的金融中介也是支付工具的提供者．单个银行机构倒闭的风险很容易传播而引发系统风险。因此，独立于央行的银行监管机构的尽职工作．无疑是央行赖以履行金融稳定职责的一个重要基础。
(3)银行监管需要注重央行的宏观政策分析。一说到银行监管，一般会将监管者与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相联系。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是为了减少单个银行机构的倒闭．目标在于控制银行机构的具体风险．对存款人提供保护。但它会不可避免的涉及宏观层面(其目标是控制系统风险，避免银行体系崩溃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应成本)。从宏观层面来看，金融不稳定与个别银行机构偶尔倒闭的现象可能是一致的，因为个别银行机构的倒闭在妨碍金融体系的基本中介功能时就影响了金融稳定。
(4)银行监管机构与央行应致力于建立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在负责银行监管的央行中，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部门往往是隔离的，部门之间的协调由央行最高层负责，高层官员之间的不同意见在央行内部能悄然得到解决。机构分设后，协调这两种职能之间冲突的普遍做法是在央行和银行监管机制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在此情况下，协调机制的运行成本和效率就决定着分设体制能否有效地协调央行职能和银行监管职能之间的冲突，也决定着分设体制是否能优于集中制。
4．3规范、整顿、完善金融市场
(1)加强对货币市场的管理，重点加强拆借市场和国债市场的管理。人民银行一方面应强化依法监管，另一方面应尽快批准组建地区性短期融资中心，进而建立全国性短期融资中心．逐步推行拆借有担保制度．增强人民在短期资金融通中的作用，为间接调控创造条件。
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集权多头;监管主体
一、中日金融监管政策相同点:集权多头式金融监管体制职称论文
2003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由此我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集权多头式金融监管体制。
2000年某国合并了金融监督厅和原大藏省的金融企划局,成立金融厅,全面负责金融制度的计划、立案和金融监管。作为中央银行的某国银行,其职能并没有实质改变。因此,某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仍然属于集权多头式。
二、中国与某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同点
(一)中国与某国金融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的不同
1.中国金融体系的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国家局,是依法进行外汇管理的行政机构。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都在监管范围之内。
2.某国金融体系的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
某国金融体系由中央银行、民间金融机构,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等组成,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民间金融机构为主体,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补充的模式。中央银行是某国银行,其任务是根据国民经济的要求,调节某国银行的业务,调节通货,调节信用以及实施金融政策。
民间金融机构有普通银行,普通银行相当于英美的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其中城市银行面向全国,提供存款、放款、票据贴现、汇兑等业务服务。
(二)中国与某国金融监管政策的现状与问题
1.中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采用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即所谓“一行三会”为主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并建立了银、证、保三方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由于“三会”彼此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所以“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更多地表现为部门之间利益的均衡和协调,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仍比较有限。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混业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晰,现有层次不清楚、不分明的金融监管制度将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
目前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缺乏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如明确的职能定位,信息收集、交流和共享等的安排,无法成为一个长效机制。
(2)监管内容和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目前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机构的审批(市场准入)和合规性(市场经营)上,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对金融机构日常的业务运营、资产质量和财务盈亏状况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监管更是严重缺乏。
(3)监管的方式和手段较为单一
而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行政干预较多,造成在具体操作中随意性大,约束力不强。
(4)缺乏统一的监管制度安排和工作规范,监管成本较高
监管法律规章中有许多内容相互重复,一些相同或近似的经常性监管项目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安排,每开展一次监管活动几乎都要进行监管制度的设计,监管成本很高。
(5)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不健全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是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基础性、根本性保障,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前提。
(6)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督管理存在利益冲突
我国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并成立银监会的理由之一便是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银行监管时的双重角色冲突。
2.某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某国的FSA是统一金融监管机构,还需要对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某国金融监管政策存在的问题:
(1)新FSA缺乏独立性和权力制约
新FSA在拥有金融监管权的同时,也拥有金融政策制定权、立法权,权力过于集中,政监不分,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某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此外,某国政府在赋予新FSA极大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对其监管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新FSA的监管失灵。
(2)FSA没有发挥统一监管者的潜力
由于监管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新旧FSA都没有尽到统一监管者应尽的职责,出现了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真空态势。
三、某国金融监管政策的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金融领域,某国与我国存在许多相似的问题。自1998年开始推行统一监管以来,某国金融监管改革有着深刻的教训,这对我国也很有借鉴意义。
第一,我国的金融混业经营还没有到非进行统一监管不行的地步,因此,金融协调监管模式的第一层次并不是撤销、重组现有的三个分业监管机构,设立新的统一监管机构,而是缔造更加独立、公正、高效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
第二,金融协调监管模式的第二层次是协调监管机制,完善对“三会”的再监管。一方面要完善“三会”“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另一方面是建立中央银行及其他相关政府机构在更高层面上与“三会”进行协调的机制,即对“三会”的再监管机制。
第三,即使再严格的政府监管也有局限性,需要自律和社会监管作为补充,以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因此,要加强金融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重点、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框架建设。
此外,为了提高“三会”监管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还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以及社会舆论等的监督作用,强化它们参与金融市场监管的责任,以尽其微观层面上的风险揭示义务。
四、结束语
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分业监管基础上的金融合作监管,吸取某国统一金融监管中的教训,完善对监管者的再监管,推动金融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重点、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框架建设,建立层次构架分明的金融协调监管模式,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从而提高金融市场运行的效率。
参考文献:
[1]付文阁.某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J].广西大学学报,2003,(2).
[2]宋效中.中日金融政策比较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5.
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14篇
【摘要】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金融业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内外矛盾日益突现,我们应正视金融监管的现实差距和问题,推进金融监管的制度创新,做好新形势下的金融监管工作。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内控机制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
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就必须深入到金融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观念、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起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我国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制定了一套内部控制制度,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内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监管的最高权威地位得到明确。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外部金融监管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功半。
二、建立与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考虑到一些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国家的情况,巴塞尔委员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国家,由于市场约束作用微弱,公开信息披露并不能促进市场监督发挥作用。
因此,监管当局应建立一套全面的监管信息系统,以弥补公开信息披露的不足。应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真实性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创新的监控,建立一套科学的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评估方法体系。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动态分析和综合评估,及早向金融机构发出风险预警信号,确定动态观察指标,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预备方案,及早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网络化建设。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三、实施有效的金融风险监管
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资本定义与构成作出规定,制定出资本充足性比率要求,采取分段考核、分层次管理、逐步过渡的办法,限期达到目标;正确划分银行资产的风险种类,制定能够客观反映金融机构风险状况的资产风险权重和换算系数;建立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察制度,在合理区分资产流动性程度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流动资产比率;完善风险准备金制度,从提高呆账准备金比例和简化报批手续入手。改进监管方式,强化信息传导功能建设,实现监管信息资源共享。完善非现场监管的风险监控指标。根据审慎性监管的要求,可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科学的风险考核指标、规范化的财务报表统计分析指标,以及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预警指标。并运用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手段,加强监管信息的收集、归类、分析和判断。完善非现场监管的系统化建设。实施并表监管,对所辖地区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的业务实施并表监管,明确应报送的报表及项目、数据的填报口径,特别是对某些报表及项目的合并,更应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按照“统一数据采集、统一编码和格式、统一软件开发,实现信息共享”的基本原则,实现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的全国共享,实现对金融机构包括法人和非法人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逐步提高人民银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评判水平。建立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进行定期测算评级,定期公布,以强化金融机构对其经营和风险程度的识别和管理,增强自我约束力。
四、完善我国金融立法
我国急需参照WTO规则,对我国金融业立法做出立、改、废:抓紧填补商业银行的立法真空。加紧制定调节金融市场所需的立法。为了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充分发挥预防、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功能,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必须使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成为有机的整体,成为监管连续过程的相互补充的两个重要环节。非现场监测要为现场检查提供风险信息和目标导向。现场检查要为非现场监测提供实际证据和信息反馈,最后形成统一的监管结论,采取统一的监管行动,尽快实现监管程序的常规化、制度化和全程化。这样可以尽量避免运动性和重复性的检查,避免问题或风险不断积累和蔓延。为了保护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尽量减少社会动荡,有必要建立完善的有问题金融机构事后救济法律制度以及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操作规则。对于上市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条件,应较之其他上市公司更严格,且要贯彻中小股东权益优先这一原则。
金融监管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有两个，一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二是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保证中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两个方面的冲突阻碍了金融监管的目标即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本文试通过论述使得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在金融监管的实务中找到其现实依托，以使法的价值追求与法的本身价值统一。
由于我国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中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其目标，因此，安全和效率成为了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这一法价值定位，具有法律价值的共性，也是为理论学界所通认。
一、金融监管中的法价值追求
在金融体系结构和运行方面，我国选择了银行主导型，这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导致了多年全局性的资源浪费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积累就是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越来越紧迫。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它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监管的一般目标有两个：一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二是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保障中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也决定了金融监管的两个法价值追求：安全与效率。
(一)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之一：安全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有着比其他市场更高的风险性。首先，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成分复杂。为了维护公平、公正、公开、健康的市场秩序，使金融市场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要防止可能出现的欺诈、垄断和不合程序的内幕交易，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排除、抵御市场波动风险。其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是高负债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盲目扩张资产导致资产状况恶化。再次，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是系统性风险非常高的行业。一家银行或几家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波及其他银行形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并危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金融监管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也决定了金融监管所追求的价值之一是金融安全。
(二)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之一：效率
金融市场作为市场机制，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能否具有较高的效率，需要进行监督和管理及必要的引导、干预和调控。金融监管正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试图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规模不经济及外部性等问题。关于完全信息和对称信息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是不能成立的，正是这一原因形成了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造成金融监管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道德风险是由于制度性或其他的变化所引发的金融部门行为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有害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款人(个人或集体)必然会评价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但在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中，个人和企业通常认为政府会确保金融机构安全，或至少在发生违约时偿还存款，因而在存款时并不考虑银行的道德风险。为了解决对道德风险的监督问题，只能由没有私利的政府来提供金融监管这种准公共产品，提高金融效率，克服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表明，金融监管的目标是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由此，金融监管所追求的恰恰是金融稳定基础上的金融效率。
二、金融监管应坚持安全与效率并重
安全与效率是法价值内的一对矛盾。在金融监管中，如何处理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的关系，金融监管的价值目标究竟应当以效率为本位，还是立足于安全的保障，是当下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首先，金融监管应立足于金融效率。金融市场效率是资金在融通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有效性，注重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种最优化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金融市场效率的高低对市场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很大。在高效率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通过自己的效率组合减少其“个别风险”，市场通过高效运作减少其“系统风险”，以使收益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在低效率的金融市场上，市场剔除系统风险的能力很弱，易受外来因素的冲击，投资者也因找不到或不能及时找到效率组合而缺乏抵御个别风险的能力，致使收益与风险波动很大。金融市场剔除风险能力的高低就成为市场效率的主要衡量标准。
其次，金融监管应兼顾金融安全。金融安全首要追求的是金融业的稳定发展。稳定的金融环境使微观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可以准确分析和预测；各交易主体，可以准确评估交易风险和收益。安全与稳定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不排斥效率与竞争。事实上，有序竞争和不断提高的效率可以增强银行业抗击风险的能力。为此，监管者应致力于为银行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制止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确保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市场机会。金融安全正是为提高效率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因而，追求效率与效益的同时必须要兼顾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三、金融监管法价值追求的现实归依
人对法的价值追求，即人通过法这种中介手段所要追求的理想和愿望。就法律的价值而言，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依此传统观点，金融监管法的价值，就是金融监管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因此，我们应尽量从客观出发，以达到主观上美好的理想追求，给主观以现实的依托，使二者能在最大程度和范围内统一起来。要实现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就应当在金融监管的实务中找到其现实依托，以使法的价值追求与法的本身价值统一。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监管往往立足于运用法律、政策的力量，通过采取直接的行政性控制手段，从外部规定整齐划一的监管措施来实施严格的风险控制，应当说这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稳定是短期的和相对的，缺乏可持续性。因为它不仅束缚了银行的自主性。而且大大损害了银行的创造性和竞争力，其结果往往是“风险防范力度加大了，但金融效率降低了”。我国的金融监管正处于转型和开放时期，安全与效率协调并重理念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为此，我国银行监管机构要切实转变监管理念，调整过去那种只注重风险防范而忽视效率的做法，使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具体讲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在监管目标上，要以效率的提高为着眼点，坚持防范风险与促进发展相兼顾。只有提高了效率，得到了发展，才能谈得上防范和化解风险，也才有金融稳定的基础。
2．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目前我国关于内部控制制度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对于内部控制系统是否完善也未予重视，势必使该机制处于虚设的状态。此外，我国尽管组建了全国性的银行业协会，但是其地位和作用尚未予以充分关注。我国应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监管的核心原则》的建议，内部控制应从组织结构、会计规则、对资产和投资等方面来构建。
3．要规范信息披露制度。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事实上是会受制于信息效率这一要素的。一方面，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难以保障金融安全；另一方面，在金融监管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即使加强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控制能力，有利于维持金融秩序，金融效率仍然是低下的。因此，信息披露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尚未制定一套适应当前发展形势的信息披露规定。应尽快建立一套既能体现巴塞尔要求精神又符合我国实际的披露指引。披露指引应特别注意加强对资本充足率、资本结构、贷款质量、盈利能力和市场风险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披露。并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规定有关金融活动信息披露的义务人、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信息披露的原则和标准。此外，还应特别注意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等的披露，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
4．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理是由参与保险的各金融机构向监管当局交纳一定数量的资金，当银行失败或挤兑现象发生时，这批资金即被用于偿付存款。根据传统理论，传染性不是特例，它在任何没有存款保险或独立央行的银行体系中都可能发生。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危机，当局必须对每一银行倒闭提供保护，或通过向存款人提供广泛的保险来避免危机在银行体系中扩散，否则个别银行的倒闭将最终导致整个货币和信用体系的崩溃。
因此，应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机构，增强金融企业、存款人的风险意识，防范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存款保险制度要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企业。
5．完善金融市场的退出监管制度。金融稳定是各国监管的目标之一，但它不应该成为监管当局的最终目标，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追求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稳定是一个全局性的概念，金融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金融机构倒闭，个体金融机构的退出可能是金融效率和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过来金融个体的市场退出，从本质上也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
市场退出是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最后一种处理方式，市场退出对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国民经济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一个健全、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会最大限度减少金融企业市场退出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作用。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是我国金融企业市场退出问题的最主要的金融背景。目前中国缺乏市场的退出机制，对于出现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要该清算的清算，该破产的破产，不能政府一味买单，应使金融风险处于有效的处置体系之下，从而为有效控制风险，实现金融安全与效率奠定基础。加快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有利于及时清理金融体系中的不健康肌体，确保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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