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论文范文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1篇

作者：谭旭红 杜真芝 单位：黑龙江科技学院

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补偿的现状及问题

产权界定不明，补偿主体不清科斯定理认为，在存在外部性问题时，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且产权是明晰的，那么不论谁是产权的主人，通过市场都能实现最优配置。从科斯定理出发，处理好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生态问题就应该从研究矿产资源的产权制度结构、产权主体等方面进行。明确补偿主体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前提，矿产资源开发过程具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的双重特点。一方面，在稀缺性资源的利用过程中，矿业开采能够解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税收，带动矿区产业发展和矿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矿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矿区及周边环境恶化，包括空气、土地、水、矿石废弃物等污染，水资源的洁净度受到威胁、地表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及采空区地表塌陷等问题。因此，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十分重要而紧迫。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实行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归属国家，国务院代表国家对矿产资源行使所有权。从形式上看，我国矿产资源产权是非常清晰的，产权结构比较合理，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矿产资源在开采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矛盾，土地国有、政府分级行使土地权利的模式造成中央政府与资源富集区政府的所有权行使权责不明，矿产资源的分配关系从属于权力关系而不是产权关系，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资源富集区为了能够从矿产资源开采中获得更多利益，以弥补由于资源开发所承担的公共服务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就会过分利用其管理权限，越权审批“违法许可”招商引资，掠夺式开发，造成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一系列矛盾无从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补偿法律法规不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也要承担其民事责任。《宪法》和《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就为矿产资源开发中因生态环境恶化而受到财产、人体健康损害的公民获得赔偿提供法律依据。基于以上国家基本法，制定和出台了有关矿产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涉及矿产资源生态环境损害补偿的法规政策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以及《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的若干政策指导意见》等［3］。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都对开采企业因矿产资源开采给他人造成的若干政策赔偿做出了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因开采而对他人造成损失的，采矿企业应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是，研究这些法律法规后，我们发现，它们仅对因采矿造成的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破坏的补偿问题提出原则性的标准，如提出了“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赔偿”等原则，但是均没有提出统一的评估方法、赔偿标准和具体的补偿办法。例如对于《土地复垦法》中规定“谁破坏谁复垦”原则，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实施办法，但并没有使矿区复垦率提高，我国煤矿塌陷地的复垦率依然较低，分析原因，除了复垦标准要求不明确、多头执法等原因外，没有建立合理有效的补偿机制也是重要原因。由于缺乏统一补偿标准和赔偿办法，缺乏环境损害补偿机制，这就导致当采矿中出现生态破坏的时候采矿企业以无具体赔偿标准为由推诿，不予赔偿;而政府又没有严格的法律和政策依据要求采矿企业进行赔偿，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矿产资源开发的外部成本得不到有效补偿，而矿区居民和我们的后代不得不遭受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立法，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

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明确补偿的主体与责任，加强矿产资源规划与开采管理矿产资源开采过程是自然和经济和谐统一的过程，不仅需要经济补偿，而且应当充分考虑其生态价值补偿。目前，我国现有的各种矿产资源税费征收办法主要是偏重于补偿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或者解决资源耗竭性补偿问题，因而都是经济补偿，而缺失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制度，从而导致大量旧矿、贫矿废弃，影响了生态环境。根据中国矿产资源开发的特点，应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明确矿山环境恢复的责任主体。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过程中，责任主体相对比较明确。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主要得益方是国家和采矿权人(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他们应该作为补偿者。矿产资源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及人民应该作为被补偿者。补偿者有责任为被补偿者提供多渠道的补偿途径，同时被补偿者有义务切实地履行监管职责，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和恢复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明确补偿主体时应区分新建矿山和废弃矿山补偿主体，新建矿山的责任主体十分明确，就是造成环境破坏的开采者，在开采的同时，他们有责任和义务修复、治理生态环境。而对于废弃矿山，由于企业主的变更，很难明确其责任主体，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矿山开采受益者明确的废弃矿山，可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解决这部分废弃矿山的治理和恢复问题;二是对于收益人无法明确的废弃矿山，应由政府来担当治理主体，作为资源所有者代表的政府有责任恢复及治理废弃矿山［4］。健全生态环境法律保护机制可操作性我国《环境保护法》已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针对矿区土地复垦问题，《矿产资源法》、《土地复垦条例》、《水土保持法》都规定了“谁破坏，谁复垦”、“谁复垦，谁受益”的原则。这些法律、法规虽然基本明确了矿山生态环境恢复补偿主体，但却没有明确界定破坏者的具体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明确复垦者享有的具体权利，这样就大大挫伤了复垦者的积极性［5］。同时，对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如何补偿的问题都没有具体的明文规定和量化运行的具体细则，这使得矿区的生态环境恢复没有形成强制要求，环境的破坏者及污染者便可以逃避责任，这样造成了目前仍然有大部分矿山生态难以恢复以及矿区开采者与群众的纠纷时常发生的困境。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矿山恢复的先进经验，完善法律、法规，使复垦政策与立法细致、明确和更具可操作性，同时明确补偿主体的权利与责任。例如，在矿区批复开采之初就应该以法律形式确定矿区生态恢复、治理的责任主体，对于开采后出现的矿区生态环境破坏，由矿主进行修复，国家通过建立治理基金的方式组织恢复建设。此外，应该对矿山土地复垦做出明确的程序和办法规定:在矿山开采过程中，按照开采的先后顺序将矿土堆放在一边，开采后还原土地时，再按先后顺序回填各表土层，土地还原后采矿单位才把土地移交给当地政府。建立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矿产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对项目实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并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对策和措施建议。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等。(1)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根据矿山建设规模、开采方式、矿山地质条件及矿业活动与地质环境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按照矿山活动可能影响到的周边区域作为评估范围的原则，结合矿山地质环境特点、水文地质特征、开采范围及制约关系、矿井废水污染影响、地下水疏干范围、地下采空区影响、废石渣堆积分布范围等诸多因素，建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体系，从而构建比较完善的评价体系。建立完善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标准体系。通过建立覆盖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标准体系，同时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标准的修订工作，使其能够切实满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最终做到技术标准统一明确、适用范围广的标准体系，以实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目标。(2)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支持矿产资源。运用先进的现代技术，建立矿山环境灾害预测和控制管理信息系统。转变过去传统的资源管理手段，而是建立动态的资源监测系统，定期收集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的动态信息，从而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生态环境的动态监测能力［6］。矿山开采往往引发地面塌陷、泥石流、裂隙、滑坡、地下水位变化、大气污染、地表水污染、尾矿坝状况、土地荒漠化、土地的荒化等人为地质环境问题，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采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建立地理信息系统，从而对这些人为灾害进行实时监测，有助于研究矿山资源开发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并对治理结果进行客观评价和监督。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对灾害发生地进行精确定位;遥感(RS)技术可以利用矿区的多时相遥感图像进行叠加分析，从而获取矿区不同时期的地貌破坏程度、塌陷区的面积、形态、矿业废弃物的类型以及分布状况、环境污染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则可以对矿山灾害数据信息有效地进行空间分析，以便管理人员迅速掌握灾情［7］。为矿产资源开发勘探、开采、生态恢复与治理等环节提供精确的科学依据，应建立矿山环境地质灾害动态监测和管理信息系统。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来看，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首先是劳动价值和价格理论。自然资源的价值由其内在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和外在的数量有限性与稀缺性决定。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一是体现在直接劳动耗费;二是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重置劳动耗费。正是经过人类劳动—对资源的培植、修复、保护、再生等在资源及其产品中凝结了价值，在这个价值决定的价格基础上，加入由资源所有权垄断而决定的那部分价格，构成了资源价格的全部内容。

累积效应不仅使区位内(边缘地或中心地)的经济与生态矛盾增强，也使区位之间，特别是边缘地与中心地之间的经济与生态矛盾扩大、加剧。莱斯特·布朗指出，大自然也是依赖于平衡的，“经济赤字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借贷，生态赤字却是我们取自子孙后代”。因此，我们的经济“一定要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如果违背这个原理，就一定会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终致崩溃。我国政府多次强调“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遗传资源惠益共享机制”，“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提高生态补偿接受者—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生态保护积极性，把生态保护内化为各个人的持续行为;同时也使支付者承担了成本，养成资源有价、使用付费的观念和习惯，形成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这是边缘地分享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利益和效应的有效机制或途径。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来看，资源价值与价格理论是生态补偿及其价格决定的理论基础之一。

一、价值及其源泉新探

“价值”既是哲学领域的重要范畴，又是经济学领域的基本范畴，更是日常用语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其词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1.日常含义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2.哲学含义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当客体对主体有积极意义时就有正价值，反之则为负价值。3.专指商品价值，即“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它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可以说“价值就是劳动”，就是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即支付的劳动成本。劳动成本越低即价值量越小，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人类的生产能力越强。由于“人与自然是共存、共生、共荣的关系。”因而自然本身既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又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生态价值”，“善待、保护自然就是关爱、保护人类自己，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伤害自然必定伤害人类，破坏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己。”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把自然的这种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和统一性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价值，辩证的(矛盾斗争的)价值，以及宗教象征价值等并强调，“人们不可能对生命大加赞叹而对生命的创造母体却不屑一顾，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这整个源泉—而非只有诞生于其中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大自然是万物的真正创造者。这个价值的源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自然资源的这种价值除了来自于其本身属性能够满足人类需求之外，还受其数量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制约。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由其内在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和外在的数量有限性与稀缺性决定。

的确，作为存在物，大自然及其相应的自然资源必然对人有用，从而形成价值(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说，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价值是属人的，“就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我们说某一事物具有价值，就是也只是因为它能满足主体的需要、符合人的利益。离开人类的利益和需要，我们并不否认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如占据特定生态位的生物)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但绝不能说它们具有什么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毫不相干的‘内在价值夕!这些自然事物能够起到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因而被人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恰恰是因为生态平衡符合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倘若地球上根本不曾有人类，那么，即使生态系统再完整、稳定、平衡，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即使整个生态系统都彻底崩溃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种满足关系是果而不是因，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其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方式、方法、程度等等，都要依赖于人的发掘、赋予和实践，也就是说，没有人的劳动，自然的效应是盲目的、间接的，甚至无效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还是要回到劳动价值论中来认识。

二、自然资源的劳动价值源泉

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物质条件，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经人类劳动加工的人化自然资源，二是未经人类劳动加工开发的原生自然资源。由于自然资源本身的效用—存在价值或意义，使人类无法离开自然而独立存在，马克思认为，“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料，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所以，必须维持自然资源的存在，那么，如何维持其存在呢?是劳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一方面，通过劳动开发自然资源，使其满足人或人类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还是要通过劳动重置这些被消耗了的资源，以延续其存在，才能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利用和人本身的持续发展。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不是来自于其本身的价值或价格，而是来自于人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曾说“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

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看，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劳动耗费。商品价值取决于人的劳动耗费，没有人的劳动耗费，或说人的劳动支出，就没有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也就没有商品的价值，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真谛。“由于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这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活劳动的自然恩惠”。“一切商品(包含劳动在内)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那么，劳动是怎样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呢?“劳动被使用，被推动，因而工人的一定量体力等等被耗费了，结果是工人筋疲力尽。但是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同时从活动形式转变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在对象形式中被固定，被物化。这就是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也就是劳动的消耗过程，正是人类劳动的耗费，一方面在具体的有形的形式下支出，把生产要素转化为有形的商品或服务，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劳动的耗费、凝结或物化，作为同质的人类劳动耗费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西斯蒙第就曾说:“不管自然恩惠如何大，也不能白白送给人们任何东西;……大凡不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劳动而产生或获得价值的东西，不论对人类生活怎样有利、怎样重要，绝不是财富。马克思也指出:“机器和自然因素能大大增加一国的财富……但是……它们不能给这种财富的价值增加任何东西。

二是对自然资源的重置劳动耗费。由于自然资源的独特性质，使其必须不断地得到重置，即被再生产出来。“无论是可再生资源还是可耗竭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消耗掉的自然资源也应该得到补偿或替代。其中，可再生资源只有在其利用速度超过再生速度时，才需要人力资本的投人进行强制性恢复;而可耗竭资源则只能依靠替代品的研发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因此，重置可再生资源(复原型重置，即把资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或水平，更新型重置，即重置后的资源强于重置前资源的规模、功能、状态或水平)和可耗竭资源(替代型重置，即用新的资源代替已消耗的资源)的劳动耗费及其相应的各种投入必然是该资源价值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一切商品，包括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不仅是其直接劳动耗费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重置劳动耗费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它能够被生产的那段劳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须的劳动时间。“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和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改变了条件再生产同一物质资本一般需要加倍的时间，或者相反，只需要一半的时间，那末货币价值不变时，物质资本价值及利润加倍或减半。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再生产资源而消耗的人类劳动决定的。原始自然资源的价值是按照再生产该资源所预期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决定的。

三、创造自然资源价值的劳动形式

生产物质商品、提供服务或再生自然资源等创造价值的劳动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形态等条件下是不同的，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即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范围是不断扩展的。“凡是创设、增加、转移和保存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都必然形成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所谓创造使用价值是指通过劳动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一种人们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一种新的使用价值。所谓增加使用价值就是指通过劳动原有使用价值的功能得到提升或使用范围得到扩展。所谓转移使用价值，一是指使用价值的存在状态的转移，即通过劳动使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变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二是指使用价值存在空间转移，即通过劳动把使用价值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保存使用价值包括一是延续性保存，即通过不断附加劳动使原有劳动成果随着生产过程的延长而不断地得到延伸、保存，如钢铁工人把采矿工人的劳动保存在其劳动产品中，制造工人又把钢铁工人的劳动保存下来，随着劳动过程的延长，价值和使用价值保存的链条也不断拉长，特别是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价值和使用价值保存的链条很长，甚至很难寻找到它的源头，也无法计量它的价值;二是存在性保存，即要保存使用价值而不得不附加新的劳动，增加价值，如文物的保护，要完整地保存其原有使用价值而不得不增加新的劳动，否则就会因为腐化、污染而使其使用价值丧失，所以文物是在保存中不断增加价值的，而不是因为时间本身或使用价值本身就增殖了其价值。在自然资源的劳动中，无论是直接劳动耗费还是重置劳动耗费都具有创设、增加、转移和保存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属性，即具有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的属性，从而使资源及其产品具有价值。在商品的价值组成中，除了劳动价值外还包含了原料、资本、技术等各种投人要素价值，使其各种投人要素价值得以补偿。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荃础上，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论的荃本理念。在循环经济活动中人们以复杂劳动创造了价值，复杂劳动主要包括通过科技创新对工业工艺流程进行改造，通过系统工程协调工业布局。人们不仅在循环经济中创造了价值而且保护、节省和储存了生态价值，因为循环经济拓宽了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出率，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传统工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在于没有解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平衡关系，对劳动价值的单一追求，意味着对生态价值的忽视，这是工业经济发展思路狭隘的致命之处。生态经济价值是循环经济富有特色的价值形态，体现了循环经济将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兼顾和融合的特点，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视野即经济活动应该具有环境良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经济价值是在劳动价值与生态价值对立关系基础上实现统一关系的产物，体现了经济领域中的价值关系辩证法。

一、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

将经济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做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经济与价值的关系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的价值论贡献是伟大的，主要在于劳动价值论。当考察当下人类遇到的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时，我们发现仅仅以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现时代的自然资源、劳动、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当时的研究条件和应用条件，重点揭示了微观领域的劳动价值关系，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计的处理。随着经济学的深人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的拓展，经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范畴。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这里承认了经济财富的全面价值来源在于人类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遗憾的是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价值，却没有赋予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价值，而仅仅是承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相容的关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价值是无法计量和难以比较的，而经济学基本上沿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没有重视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因为其与人类劳动的区别，还因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较的特征。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没有价值当然也不能以数量进行比较的财富来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忽略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的理论创造，也不能无视现实的要求。立足于现实，从逻辑上说，生态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我们仅仅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谈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前提与生态价值论是不同的。比如说，以前人们说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该结论显然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违背常识的。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都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将价值的含义作了狭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把价值的常识理解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value:qualityofbinguseful。:desir-able:有用性，重要性，价值”。从常识的角度来说，价值既包括可以数学计量的劳动价值，也应该包括不能数学计量的，如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概念中，汉语构词是偏正结构，暗示了“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理解。由于马克思明确划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就造成了学术界对自然物价值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谈到的价值不是“价值”，而是劳动价值，用劳动价值代替价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因为就概念来说，价值的宽泛含义显然不是劳动价值所能涵盖的。但是把马克思理解的价值表述为“劳动价值”，那么自然物的价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类的劳动创造，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显然是具有价值的。既然自然物有价值，那么保护环境和节省利用自然资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说自然资源没有价值，那么就可以浪费自然资源了，这根本说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问题，我们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不是一般所指的“价值”。从逻辑上说，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应该包括所有的价值形态，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在劳动价值之外，就能够承认生态价值的存在了。生态价值的存在证明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来说是有价值的。从哲学角度来说，自然资源作为客体满足人类作为主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价值是我们保护环境的价值前提。没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肯定，循环经济的保护环境初衷是不可思议的。

自然环境不仅具有价值，而且具有人类所不能创造的价值。人类凭借自己的脑力和体力，长期致力于经济财富的创造，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创造巨额财富使得人类对自己的创富能力的认识急剧膨胀，人类获得了有史以来最积极的自信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创造一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创作力不能代替自然界的创造作用。美国科技界启动“生物圈2号”工程，目的是再造一个人类的生态系统，可是最终失败了。“生物圈2号”工程的失败让我们懂得，目前自然界是人类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实事求是地说，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创造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人类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在很多的方面并没有考虑到自然界生态循环的规律要求，比如工业流程的孤立设计就与物质、能量的自然生态循环相违背。人类与自然不协调的经济行为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及其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告诉人们，人类应该在自然界面前谦虚一点，人类经济行为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自然界的规律要求，人类的创造不能取代自然界的创造。人类社会不过是整个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个系统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取决于自然界的选择，这就是“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体现在真、善、美多个方面。“真”的价值体现在人类科学研究、模仿自然界智慧等方面。“美”的价值就是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审美对象、影响人类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宗教等方面，其中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本文的主题之一。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绝不仅限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的自然资源价值，比如森林作为木材的价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自然界经济价值的发挥取决于生态条件的状况。直接来自于自然界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是生态资源，同一资源综合地发挥着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由于生态价值的作用，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不仅体现为自然界对当代人类的价值作用，也包括自然界对人类后代的价值作用。人类后代的命运寄托于现有的自然资源能否有效的保护，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才能保证人类后代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其他价值。生态价值是自然资源的基础价值，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价值的缺失将大大降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耕地的沙化就大大降低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人类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种的延续，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条件。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上，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有利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发挥。

广义而言，生态价值不仅包括自然界对人类的生态价值，还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对人类正面的价值作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界—人类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人类对自然界具有价值关系，人类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都体现了对自然界的良好价值。

二、循环经济:创造价值

既然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那么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以及人类创造的劳动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系统所涉及的价值类型至少包括生态价值和劳动价值。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是三类: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当然与此相应地就产生了三大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资本价值以及劳动力价值。从终极源头来说，资本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主要包括两类价值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在价值创造方面，必然具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循环经济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循环经济作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它创造的价值必然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自然界创造的价值。自然界创造的价值集中于人类经济活动开始之前。经济活动开始之后，主要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无论这种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要比传统经济更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循环经济创造价值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和策略智慧。由于科技含量的提高，’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由人类的复杂劳动带来的。

循环经济中的人类复杂劳动是立足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等生态目的的劳动。具体来说，包括各经济环节的技术改造、工业流程重组、产业衔接整合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循环经济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经济环节的微观部分，而是经济运行的宏观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为了发展循环经济，我们要改造工业流程，对工业环节进行技术改造，最终要实现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良性对接。

循环经济创造价值，“创造”一词在这里的意思决不仅仅是源头性的产生，还包括价值的储存和转移。在循环经济中，人们的劳动创造经济价值。人类节省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行为也是劳动，创造的是生态价值。人类的循环经济行为阻碍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对自然环境是有益的，这反过来又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态价值。当然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还是经济价值。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在循环经济中被节省、储存和循环，体现在不同层次的生产成品上。人类减少污染排放而产生环境价值，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相对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方式，循环经济变相地创造了生态价值。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自然资源利用率，就会延长自然资源的存续和保护环境，所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显著的生态价值。

具体来说，循环经济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原材料、能源开发环节。在该环节，循环经济由于置人了保护环境的理念，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回采率，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重视开发可再生能源，而避免了由于大规模开发不可再生资源而威胁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区别和采取不同策略，就是基于循环观念的引人和理解。实际上不可再生资源就是资源循环生成极其缓慢的资源;可再生资源就是循环生成比较快的资源，如风、太阳能等。循环生成缓慢的资源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具有维持环境稳定和完整的生态作用，其开采和使用应该降低，否则生态环境将面临较大威胁，人类将难以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相反，循环生成快的资源具有无限的可利用量，并且大规模利用不影响环境的美丽、完整和稳定，没有明显的生态负面作用，并且充分利用了不断循环产生的大量资源和能源，为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2)工业“三废”的回收利用环节。适度延长工业流程，整合工业布局，对工业“三废”进行再加工和深加工，既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品产出率，又减少了污染排放，对生态环境具有增益作用。比如糖厂的甘蔗渣和甜菜渣可以用来造纸，造纸排放的废水可以用作水泥制造。(3)消费品报废后回收再利用环节。随着经济发展，报废的消费品数量日益增大，其占有的可利用资源相当可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加强对报废消费品中可利用资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比如报废的家用电器，其中有很多零部件具有回收利用的价值，另外像汞等有毒的物质会因为不回收而污染环境。

总之，循环经济是将经济过程的循环与生态系统的循环融合起来，协调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减少两个循环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三、生态经济价值:循环经济的价值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诞生的背景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到循环经济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传统工业经济以“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该经济模式具有显著的生态和社会负面效应，从而引发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心。为了确保人类的经济前景，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循环经济从微观上说，起步于工业流程的生态设计.如清洁生产，还有垃圾等工业排放物的再利用，但是由于经济属于宏观范畴，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过工业工程，在单一的工业工程之外，循环经济发展了不同的工业工程之间的复合设计、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业工程循环设计，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设计，最后是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复合设计和循环运作。这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反映了循环经济由循环工艺到循环经济的发展历史。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区别的关键在于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即在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中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目的。传统经济模式的目的是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生产和销售更多的商品，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由于人们对成本的理解是狭隘的，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利用了甚至是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环境，总之是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循环经济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兼顾了生态环境的规律要求，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利用，同时减少了排放物，有利于环境净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价值观上，循环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差别是明显的。传统工业经济只追求经济价值，没有考虑生态价值等其他价值的意义。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这种对多种价值的兼顾使得我们发掘出这样一种价值，即生态经济价值。所谓生态经济价值就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融合的价值形式，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共生、兼顾的产物。循环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原有经济模式的调整，意味着过高的经济增长会出现减缓甚至是负增长，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就是暂时牺牲部分经济价值，保护和发挥更大的生态环境价值。这是对过去片面强调经济价值的一种纠偏，纠偏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平衡。我们知道健康的必然是相对平衡的，相对平衡的经济活动、价值结构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单一地体现了经济价值，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补充体现了生态价值，这是对传统经济的价值结构的有效调整。由此可提出如下问题:有没有一种经济模式单一地体现生态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在比较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没有意义。因为经济价值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价值，取消了经济价值，也就无所谓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和经济模式了。

人类现在的经济活动之所以要兼顾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一个系统，相比较生态系统来说，它只是一个微观的系统，该系统的健康运行要受到其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活动的环境就是包括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在内的宏观系统。有人说，经济学家把生态环境当作经济活动的一个微观系统来研究，而生态学家则把经济活动当作生态系统的一个微观部分来研究。这话说的是对的，学科研究的视角差异必然造成世界理解的差异。简单比较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谁比谁更宏观，没有太大的意义。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不是一个谁包含谁的关系。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一个交叉关系结构，两个系统有一个巨大的重合部分。如果说这两个系统没有重合的部分分别体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那么这个重合的部分就体现了生态经济价值。只有这一部分才最有价值，真正体现了这两个系统关系发展的前景，体现了人类对经济发展的期望。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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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的合理性；现展观的反自然性质；新人道主义价值观

Abstract:Thetwoprinciplesinmodernwesterndevelopmentvalues,“developmentisnecessarilyrational”and“weshoulddowhatwecando”,giverisetothevalueandethicalcrisisinmoderndevelopmentperspectives.Theprimarylogicofindustrialproductionandmarketeconomydeterminestheantiecologicalnatureofmoderndevelopmentvalues.Theabstracthumanisticvaluesshowoblivionofhuman,whilesustainabledevelopmentneedssupportfromvaluesthattakehumanexistenceintoaccount.

Keywords:rationalityofdevelopment;antinaturalnatureofmoderndevelopmentvalues;neohumanisticvalues

一、价值的遗忘：发展“天然合理论”

西方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现展观最根本的危机是发展问题上的价值观危机。当代世界之所以会出现人的“生存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的发展模式只有动力机制（如追求无限占有、消费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自由竞争）而没有发展的自我评价机制。它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即发展的技术问题），而对于“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的目的论和价值论问题却漠不关心。社会发展的理论被看成只是研究“社会如何发展得更快”的“科学”，却忽视了社会“应当怎样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这个哲学的和伦理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1]。

现展观的“发展”概念不同于“运动”、“变化”概念，它是一个包含着价值预设的概念。运动和变化只是表示事物同原初状态不同，无论是位置上的不同（运动）还是性质上的不同（变化）都不具有“方向”的意义：运动和变化既可以是向这个方向上的，也可以是向另一个方向上的。方向对这些概念来说是一个外在的因素。但是，发展概念却不仅具有“与原来不同”（运动和变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方向”上的预设：它是向着某种确定方向的变化。这样，在发展概念中就内在地包含了一种价值预设：发展唯一确定的方向就是具有积极价值含义的方向,即“向上的”、“进步的”、“好的”方向。向着这个方向上的变化就是发展，而与此相反方向上的变化就是“反发展”，即“倒退”。因此，发展就是这种确定价值的积累和向这种终极价值目标接近的变化过程。发展概念已经否定了变化方向可以逆转的循环论的“轮回史观”，确立了单向度的、直线式的、无限进展的发展观。具体地说，现展观预设的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生产力的高效率、经济的高增长、消费者的高消费。

既然发展本身包含着价值预设的概念，那么，发展本身就是“天然合理的”了：只要发展就是好的；而“不发展”或“反发展”则是“天然不合理的”，天然“不好的”。因此，建立在“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样一个哲学信念基础上现展观就否定了对人的发展实践进行评价、约束和规范的必要性。

当然，传统发展模式也并非排斥一切评价。但是，它推崇的只是“技术理性的评价”（如工业生产中的生产效率的高低、经济增长和消费的指标）。这种评价只是对发展程度的评价，丝毫没有涉及作为手段的发展对人的意义问题。这种评价不仅不涉及发展的目的性价值问题，而且还排斥和遮蔽了这个问题。因此它只与“如何发展得更快”相关而同发展的目的性价值无关。为了保证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消费指标的增长，资源的挥霍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都被看成为了发展而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这种“代价”不仅被看成是“必然的”，而且被看成是“必需的”。这样，物的尺度就取代了人的尺度，本来是作为手段的经济增长本身却被当成了发展的目的。其结果是：发展背离了人，经济的增长背离了发展的可持续性。西方现展观因对手段的迷恋而导致对价值的遗忘，直接导致了发展的“价值危机”：我们“做”的越来越多，而“想”的却越来越少；我们探索科学和技术的大脑越来越复杂，而我们思考价值和伦理的大脑却越来越简单。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展观，地狱与天堂的界限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把无止境地追求对自然界的掠夺和对自然资源的挥霍叫做“文明”、“进步”，却没有看到这正是把人类推向悬崖峭壁的罪恶之手。在这种好坏善恶不分的情况下，我们发展得越快，我们就越接近地狱之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醒悟，那么，总会有一天，即使我们侥幸没有踏入地狱的门槛，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也会与地狱相差无几。

这种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价值缺失，直接根源于近代西方主体性形而上学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当笛卡儿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其哲学出发点的时候，他也就在宇宙中确立了“我”的中心地位，同时把自然界的其他存在者都看成了依赖于“我”的存在。从此，人成为主体，成为宇宙的最高存在，而一切其他存在物则被看成是人的客体或对象。人把世界对象化了；世界也只是作为人（主体）的它者（对象）而存在，是被主体按照自己的本性“规划”成的存在，是为了人而生成的存在。在这种哲学中，“人为自然界立法”，而自然界则失去了存在论的根基，成为只有依赖于主体才能获得意义的存在。既然近代主体性哲学已经把自然变为满足人的物质欲望的工具，那么，人无论怎样对待自然界就都是“应当”的，即合乎道德的；对人的发展行为也就无须进行评价和规范了。

在这种行为无忌、价值缺席的境况下，我们亟须对我们的发展观和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哲学的反思和价值的评价，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进行伦理的约束和规范。只有如此，我们的行为才表明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智慧生物，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用自己的智慧拯救我们人类自己。

二、背离自然：现展观的“反生态价值观”

在上述意义上，发展概念与进步概念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即他们都是指向某种价值预设的，因此，发展就意味着“进步”。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概念的价值预设就是生产力越来越高，经济的规模、范围越来越大，经济效率越来越高，人均消费越来越多。这种价值预设被说成是“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幸福指数的增长”。

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现展观是工业社会的发展观。工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是“制造”，而“制造”的基本逻辑是：首先把某些自然物从自然界的整体联系中割裂出来，消除它与自然界整体之间的“自然联系”，然后再按照人的欲望和目的，以文化的、文明的“非自然形式”重新“组装”，其结果就是工业生产制造出来的“产品”。这种产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化自然”或“为我的自然”。支配着这个过程的逻辑，就是用人的“文化秩序”、“文明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逻辑。这是一个通过发展实践对自然界实行的“去自然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品中的自然秩序被打乱、消除，代替它的是一种“非自然的”、“反自然的”世界秩序。

因此，工业生产的过程是以破坏自然秩序为前提的活动过程。当人们在制造产品的实践中把自然对象从自然界的整体联系中割裂出来时，本来的自然秩序就受到了人为的破坏。因此，工业生产的实践方式在本性上就是反生态的。诚然，在生产规模较小、生产力较低的条件下，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还能够消除生产实践造成的恶果。但是，当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规模无限度扩大时，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将无力回天。个别的、少数的实践后果长期积累，就必然造成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自然平衡，造成生态灾难。可见，有限度的工业生产并非必然造成生态破坏，但如果工业生产无限度增长，造成生态系统的瘫痪就是早晚的事。

工业生产的基本经济形式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正是这种经济形式使得现代社会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成为无限度的。单就推动经济增长来说，市场经济具有其他任何经济形式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巨大优越性。这是因为它有一种推动经济无限度增长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不是来自经济外部的推动，而是来自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机制。在市场经济下，经济的增长既是快速的，又是没有极限的。为什么市场经济自身具有高速增长的内在驱动力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不仅对经济主体的能力进行了系统的培植，有利于人的主体能力的提高，而且也为人的主体能力的充分发挥创造了优越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以及自由竞争的机制都为经济的无限度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动力。“拒绝限度”——增长的无限度，是现代西方发展观的基本观念，也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共同特征。[2]

市场经济具有一种推动经济无限度增长的内驱力，却不具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内在机制。由古典经济学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基础性的规律。劳动价值论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实际上就是把商品的价值完全归结为劳动的价值。这样，生产商品所耗费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就被排除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之外。在经济学的计算中，自然资源被作为无价值的东西而不予考虑。这种“资源无价值”的错误假定又根源于“资源无限”的错误假定。自然界被看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仓库。既然资源无限，那么，生产多少商品以及商品的价值就与自然资源无关而只与人的劳动相关。这种经济学不可能关注资源的节约而只能关注时间的节约；它的基本规律就是节约时间的规律；时间成为这种经济学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财富”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科玉律，资源的节约始终不能成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内在机制。

通过我们对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的分析，现代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质已经昭然若揭。

三、生存的遗忘：抽象的人道价值观的危机

以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的《新发展观》为代表的发展观，强调发展是“以促进该共同体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即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这种以人为目的的发展观，对于那种“发展天然合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因为在这种发展观中，发展本身已经不再被看成目的，而是被看成手段，人才是发展的目的。这就为对发展本身的反省和评价提供了一个价值论的基础。

但是，“发展是为了人”的口号本来就是西方传统的、抽象的人道主义的一个口号，因而它不能回答和解决当代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西方现展观正是以“一切都是为了人”为理由开展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都可以被冠冕堂皇地冠之以“为了人”的理由。因此，说“发展是为了人”是没有错的。但这个判断没有解决任何当代问题。因为它所说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说发展是为了人，关键是为“什么样的”人？是为了人的“什么”？它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人类？是为了穷人还富人？是为了人的眼前利益还是为了人未来的长远利益？是为了人的健康的可持续的生存还是为了挥霍性享乐？这才是解决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关键所在！

“发展是为了人”的口号之所以不能解决当代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念。文艺复兴所张扬的人文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近代的主体性哲学更是把人的地位推向了顶峰，使人成为绝对的主体，使世界成为围绕人旋转的、没有存在论根基的世界。这种“以人为本”的哲学正是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正是这种时代精神，为现展观所体现的“征服自然”、“改天换地”、“无限增长”、“无限进步”的价值观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因此，抽象地说“发展是为了人”和“以人为本”，是属于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还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观念，对于解决当代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离开了对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关注，“发展是为了人”和“以人为本”就仍然是一个抽象的口号。

人这个物种的“可持续生存”应当是发展的终极目的或终极价值。合理的发展，应当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之上的发展。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认为：“任何生命都把自己的生存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这是生命世界里的原则。肉体的一切机能,都是为了维持生命的目的而组成的；心灵的活动也是为了能够本能地逃脱生命的威胁,甚至是为了能够事先觉察并逃避这种危险而巧妙地形成的。”[3]同其他一切生命一样，人作为一个生物体，生存也应当成为他一切活动的最高原则或终极原则。生命是人的一切活动的载体，离开了生命，人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虽然作为人特有的生存方式的社会历史与一般生物的生存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但“活着”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始终是基本的、首要的和终极的。

从生存论的价值观出发来评价发展的合理性，对于当代面临生存困境的人类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当代人类在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造成的。而我们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主要的原因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健康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人的挥霍性消费。这种挥霍性消费并不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它或者是为了获得一种物质消费的，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相互攀比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为了满足“非必需”的、“非生存”的消费的发展，本身就不具有“生存的合理性”。根据生存的价值原理，个体生存的“必要消费”是必须满足的，但个体的“非生存消费”则是不必要的；在生存利益同非生存利益发生冲突的条件下，必须以牺牲“非生存利益”来保证“生存利益”，而不是相反。但是，西方现展观正是以牺牲种的生存利益来保证个体的非生存利益。这种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就是对生存的遗忘和背离，特别是对人类种族生存的遗忘和背离。根据生存论原理，我们的发展必须以满足个体和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基本需要为目的，反对以个体的非生存利益取代人类种族的生存利益的价值取向。

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和挥霍，人类已经陷入了资源匮乏和环境危机。这些危机说到底是人类的生存危机。既然是生存危机，那么这种危机的解决，也只有依赖于生存论的原理，而不能依赖于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原理。我们不能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贪婪和享乐，无限制地挥霍掉子孙后代用来满足他们的健康生存基本需要的自然资源。我们应当节约自然资源，把我们的生产和消费限制在满足我们的健康生存需要的限度内，以便使人类这个物种能够在地球上持续地生存下去。

把生存论作为评价发展的合理性的终极价值尺度，要求发展必须以下面两点作为它的价值目标：

第一，发展要以保证所有个人的健康生存的需要为目的。为此，发展必须遵循“基本需求战略”，优先生产和发展那些满足人民大众健康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贫困的消除和所有人的健康生存应当成为评价发展的好坏和发展程度的价值尺度。

第二，限制那些为了少数富人的挥霍性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我们之所以必须限制为了少数富人的挥霍性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的生态系统能够承受人类对它的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为了少数富人的挥霍性消费和享乐而进行的生产，无疑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丧失掉他们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从而使人这个物种（人类）失去可持续生存的机会。

生存论的价值观应当包括个体的生存和人类物种的生存两个方面。如果说，生存的原则是生命的最高原则，那么，种的生存则是生存原则中的最高原则。在个体和种族的关系中，种族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在许多物种中，都存在着为了保存物种的延续而牺牲个体的现象。当然，一般生物并没有明确的目的。生物个体为物种的延续所作的牺牲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物种长期进化的结果，在生物个体表现为一种本能。

人作为生命体也不能违背一般生命的基本原则。“种族生存利益的满足”也应当成为人的最高价值原则，否则，这个物种就会灭亡。但是，由于人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生物本能，表现为文化的、文明的、历史的生存方式。这就为人类行为以个体利益取代物种利益提供了条件。我们看到的人都是个体的人；个体的利益是时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现实的利益。而物种的利益却离人们的生活那么遥远，以致被文化、文明所遗忘，被个人利益所遮蔽。特别是当文明的发展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取代了群体本位的价值观，人的生存利益就完全被个体利益所取代，物种的生存利益早已退到了被人类遗忘的角落。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意识形态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意识形态，因此，在“个人本位”支配下的一切人类行为，都必然表现为对物种的生存利益的遗忘，甚至为了追求无限膨胀的个人利益的满足而不惜以牺牲物种的生存利益为代价。

为了满足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贪婪追求，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造成了资源匮乏，并使得地球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这正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人的种族利益的典型表现，因为足够的地球资源和稳定的生态系统是人这个物种生存的基本条件。种的生存利益的实现之所以成为人的生存的最高原则，是因为种的生存是个体生存的延续，只有保持物种的生存，才有绵延不断的个体的生存；如果失去了种的生存条件，也就意味着个体的生存失去了延续的可能性。因此，在种族的生存中就内在地包含着个体生存的持续性。要实现人的个体生存的持续性，就必须把种的生存利益的实现作为生存的最高原则。

要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我们就必须超越西方传统人道主义，确立一个以人类种族生存利益为核心的新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93.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5篇

“自然资本”一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Pearce和Turenr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中将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的资本称为人造资本，进而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自然资本，从此开启了学术界对于自然资本的研究。1993年英国伦敦大学环境经济学家Pearce在他的著作《世界无末日》中提出用自然资本和另外两种资本来估算可持续发展能力，Turner也提出了将自然资本作为可持续性评价标准的观点。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扩展衡量财富的手段》的研究报告，将资本划分为4个部分:人造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出一个国家的财富应该包括自然资本，并将土地、森林、湿地等作为自然资本的组成部分，对世界各个国家的自然资本的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2000年，保尔•霍根等出版了题为《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的论著，自然资本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世界上知名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并逐渐为大多数专家、学者和管理者所接受。2011年联合国《迈向绿色经济》报告中认可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认为自然资本是人类福祉的贡献者，是贫困家庭生计提供者，是全新体面工作的来源①。然而到底何为自然资本?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学者们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包括自然资本(产)、生态资本(产)、环境资本等，但本质却基本接近，他们对于自然资本的论述大致从三个角度进行。

1.将自然资本直接等同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斯梅尔•萨拉丁认为自然资本指一切自然资源。EISerafy(1989，1991)指出生态环境提供环境产品和服务就是自然资本，把自然资本分为可再生的自然资本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本。刘思华(1997)认为生态资本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总量(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和环境的自净能力、生态潜力、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使用价值②。Hawken(2000)指出自然资本可以被看做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总和③。王健民等(2002)认为，生态资产从广义来说是一切生态资源的价值形式;从狭义来说是国家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并能带来直接、间接或潜在经济利益的生态经济资源从生态资产价值的角度，指出生态资产的构成包括生物资产、基因资产、生态功能资产和生境资产(以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适宜度来度量其价值)四大方面④。

2.将自然资本界定为一种有用的资源和环境存量。

Constanza等(1997)认为“资本”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存在的物资或信息的存量，每一种资本存量形式自主地或与其他资本存量一起产生一种服务流，这种服务流可以增进人类的福利⑤。Daily(2000)认为自然资本是指能够在现在或未来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本的存量⑥。黄兴文等(1999)将生态资产定义为“所有者对其实施生态所有权并且所有者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生态景观实体”⑦。董捷(2003)指出所谓生态资本是指产出自然资源流的存量，也就是能为未来产生有用商品和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存量⑧。

3.将自然资本范围扩大到纯自然资本和人造自然资本。

孙冬煌等(1999)认为自然资本是指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其实物形态包括各种自然资源、环境的净化能力、臭氧层以及各种环境和生态功能等。按照是否有人类劳动投入，又可分为纯生态资本和人造生态资本⑨。李萍，张雁(2001)将环境资本分为有形生态资本(或硬环境资本)与无形生态资本(或软生态资本)。有形生态资本主要包括土地、水、矿产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交通、电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硬环境;无形生态资本则更多地强调制度(或体制)、机制、观点等因素⑩。武晓明等认为生态资本是指人类花费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其实质就是自然的生态资本存量和人为改造过的生态环境的总称瑏?瑡。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自然资本的研究角度不同，然而关于何为自然资本的结论则有几点共识:其一，自然资本不仅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生态环境质量要素，具备一般资本的特性，即增值性。其二，自然资本都具有价值，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认为自然资本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其三，自然资本能够带来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

二、自然资本的特殊属性

自然资本是生态经济时代的特殊资本，作为自然和资本结合的概念，自然资本兼具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和资本的一般属性，既遵循自然规律也遵循市场规律，具有二重性。同时也表现出自然资本自身所独有的，不同于人造资本或者其他资本的特殊属性。

1.自然资本具有不可替代性。

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主要指其不可被人造资本或者其他资本所替代，自然资本包括自然资源资本与生态环境资本两个方面，它们均具有不可替代性。自然资源资本的自然再生产周期较长，且受到各种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因素影响，其供给数量难以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增长。生态环境资本可以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例如良好的空气、优美的环境、净化大气、调节气候等，这种资本更具有不可替代性。美国“生物圈2号”计划的失败就是很好的例证，表明人类即使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可能替代自然所提供给人类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自然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自然资本具有刚性和有限性，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因此，有限的自然资本供给能力与无限的人类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就成了自然资本运营中必须重视的挑战。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必须建立起自然资本的补偿和投资机制，通过自然资本的补偿机制实现自然资本的保值功能，通过自然资本的多方投资机制，实现资本的增值功能，从而保证自然资本能够满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

2.自然资本存在形式具有多样性。

不同于人造资本主要存在于技术化、劳动化的物品中，自然资本的存在形式更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自然资本既可以以具体的资源形式存在，也可以以生态系统服务的形式存在;既有物化的存在形式，也有非物化的存在形式。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对自然资本的基础成分和典型服务进行了简要归纳，足以体现自然资本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就自然资源的存在形式来讲，资源的多种形态与生物的多样性决定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同时，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形态又使得自然资本不断变化，决定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加剧了评估难度。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目前关于自然资本价值的评估方法虽然很多，包括意愿调查法、享受价值法、旅行费用法、重置成本法、影子价格法、机会成本法、能值分析法等，然而由于这些评估方法的应用范围、使用标准不尽相同，无法对形式多样的自然资本进行良好的价值评估和定价。因此，目前的生态经济理论研究要建立起一个系统的、适应自然资本特殊属性的定价和评估体系，只有实现自然资本的量化和货币化，才能使自然资本进入市场流通，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

3.自然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特性。

传统经济学家之所以未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之中，不仅是因为他们深信人造资本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稀缺性因素，同时也因为自然资本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所谓的公共产品特性是指自然资本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且某些自然资本(例如清新的空气)在产权界定上属于国家资本甚至全球资本，明显具有不同于其他资本形态可以私人拥有的特性。一直以来自然资本的边界并不清晰，在数百年的工业经济发展中担当了公共产品的角色，如今工业经济产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自然资本的负外部效应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类陷入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困境中，这些都是自然资本无法明确边界，确定产权所产生的结果。自然资本要发挥作用，实现保值增值就必须明确产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自然资本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产权界定只能是使用权、保护权、收益权等产权的界定。同时，也应根据不同的资本形态确定不同的产权，形成多种产权相结合的一个产权体系，从而化解自然资本的“公地悲剧”，充分发挥自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自然资本的特殊属性为自然资本的运营带来了现实挑战，其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自然资本不仅稀缺且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替代物，必然会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本供需不平衡，甚至供不应求的挑战，要破解这一挑战必须建立补偿和投资机制，实现其保值增值。存在形式多样性会导致难以估算自然资本的价值，而价值估算和清晰定价又是自然资本补偿的前提，因此必须迅速建立起定价和评估系统。公共产品特性导致自然资本成为无偿使用的公共产品，边界模糊，因此需要诉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权制度改革来确立清晰的产权，为自然资本的有效运营做好准备。

三、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学理论的生态变革

自然资本的提出引发了资本结构的深层变革，为生态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奠定了生态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在经济增长的稀缺性要素、资源价值、研究范式以及发展目标等四个方面影响着传统经济理论向生态经济理论的生态变革。

1.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增长的稀缺性要素

从人造资本到自然资本的变革传统经济学以“资源稀缺”为最基本的假定，主张对经济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但是传统经济学所主张的“资源稀缺”只是特定的“资源稀缺”，即认为人造资本是稀缺的，同时认为稀缺资源都具有可替代性，即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或其它资源来代替，当一种稀缺要素的供应量逐渐降低，或者其价格高到无法接受时，经营者就会寻找新的替代物。而现实中有些资源很难找到替代物，尤其是在自然界中，无法为不可再生资源找到替代物，即便是可再生资源，如果使用量超过其再生能力，它也将变成不可再生资源，而无法找到其替代物。因此人们才开始关注并重视自然资本。自然资本的提出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约束条件，延伸了传统经济学的关注范围，成为生态经济学之所以区别传统经济学的最关键因素。生态经济学理论将自然环境视为一种资本，认为自然资本是有限的、稀缺的和不可替代的，相对于人造资本，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现时代的稀缺要素，并将其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之中，试图解决人类需求无限性和生态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同时，生态经济学并未完全抛弃人造资本，认为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具有互补关系，快速地消耗自然资本会使人造资本变得越来越有限制性，主张强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2.自然资本引发资源价值从单一价值体系到多元价值体系的变革

经济学的价值理论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逐渐演化，价值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期的价值体系均属于单一价值体系，农业经济赖以发展的主要是原始的自然资源，部分可以转换为交换价值，因此其价值形态主要是以实物价值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工业经济时期，经济发展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资源基础上，化合物资源所产生的人造资本具有可分割性和排他性，能够进行充分的市场定价，因此工业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是以货币为主的价值体系。随着能源环境的约束以及自然资本概念的提出，人类逐渐进入生态经济时期。由于支持生态经济的能源资源来自复杂的生态系统，主要以可再生生态资源为主，具有多样混合性质，决定了生态价值的多元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既包含可货币化的价值，比如目前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就是将碳排放量实现了市场定价，表现为一种货币化的价值形态;也包含不可货币化、不可交换的使用价值形态，比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减灾、净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等;还有已经融入生态自然一部分的文化价值，其具有遗产价值的特性，比如自然景观、珍惜物种等。生态经济所追求的最大化价值，应该是可货币化的价值、使用价值与遗产价值等均衡基础上的综合最优价值。自然资本理论的提出，使得生态系统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导致传统单一价值体系丧失了对复杂生态系统的解释力。因此，突破工业经济时代的单一货币价值的实现和评价体系，是加快传统经济学向生态经济学变革的一大重要变量。

3.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学研究范式从单一范式到系统范式的变革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最优的分配方式及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充分地表明其关注的重点是经济系统，注重对经济系统本身内在规律的研究，常常在研究过程中将经济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舍去，不同程度地忽视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可以说传统经济学是一种线性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一种只进行纯经济学研究的单一范式。随着由此带来的能源环境危机的加剧，以及自然资本概念的提出，经济学家开始在研究过程中将作为常量舍去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还原，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认为经济系统只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系统过度扩展必然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本，导致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最终影响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中也逐渐将系统科学整体研究的思维方法导入经济学的研究中，使经济学研究走出工业经济时代追求局部最优、短期最优的思维局限，走出单纯经济的研究思路，从单一范式向系统范式转变，促进传统经济学向生态经济学的变革。

4.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发展目标从单一追求

经济效益到同时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变革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前提、逻辑起点以及研究范式等，都最终导致其发展目标只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认为无限的物质需求才是人类的最大需求，为了满足物质需求必须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传统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有限的人类认知和追求生存的人类需求，使得人们认为只有无限增长的经济才能保证人类的持续发展。然而不断恶化的环境给了人类当头一棒，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环境也影响人类的生存状况。随着自然资本的提出，经济学家们倡导进行自然资本的保护和投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修复生态环境，甚至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来满足人类日益多元化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由此，经济发展的目标逐渐从单一追求经济效益，发展到同时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自然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

生态经济学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平台上提出了自然资本，将其嵌入经济发展中，为生态经济的内生发展模式提供了核心变量，将外部成本内化为生产动力，催生和支撑了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联合国环境署于2011年的《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绿色经济是基于自然资本增值的经济，这里的绿色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上提出，要健全和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为自然资本的产权明晰化提供了战略和制度保障，开辟了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1.自然资本推动生态产业的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人造资本，而生态经济的发展将依靠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资本，基于自然资本的生态经济与基于人造资本的工业经济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工业经济时代建立在人造资本基础上的产业，是造成环境污染、导致负财富效应的产业，而正在兴起的自然资本将引导的产业，则是同时满足经济收益和生态收益的产业。通过明晰自然资本的产权，可以发挥自然资本的优势，真正实现经济效益;建立自然资本定价体系，健全自然资本补偿机制，实现生态破坏成本的内在化，可以发挥自然资本的保值功能;加强自然资本投资积累机制，提高自然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例，有助于实现自然资本的增值功能。通过对自然资本的一系列的改革，将会从制度和机制上发挥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推动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生态产业的发展。这些生态产业主要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传统产业生态化的产业，在传统产业中加入自然资本考量，对其进行改造，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第二类产业是以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资源为基础的新能源产业;第三类是满足低碳消费的生态产业，例如生态旅游业、生态住宅等;第四类是发挥中国五千年生态农耕文明优势的生态农业。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产业将极大地促进生态经济的迅速发展。

2.自然资本促进生态市场模式的形成。

在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中，充分竞争是市场均衡的唯一机制和动力，这一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工业经济建立在人造资本基础之上，基于竞争动力的市场理论只适用于人造体系的经济系统中。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平衡不是单一的达尔文式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是竞争与共生相互作用机制的结果。由于生态经济是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经济，生态经济资源的配置需要的市场自然不再是单纯竞争的市场，而是在竞争与共生制衡基础上的新市场。事实上，市场经济从其诞生第一天起，竞争与共生两个机制就同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工业经济时代的时代背景、资源特性、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更需要竞争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生态经济时代，市场模式将是共生与竞争组合形成多种类型的新市场模式(见表3)，其中纯竞争和纯共生将产生两种模式，即内部共生与外部竞争相结合，外部共生和内部竞争相结合。

3.自然资本有利于生态国民财富体系的建立。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周秦时期 生态伦理文化 生态治理 生态文明

周秦时期又称为先秦时期，在学者们的描述中，它大致可包括有文字考证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为中国伦理文化奠定了基本的学术品格和价值态度。尽管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已难以寻觅，但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传世文献中依然映衬出当时人们对待生态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人们道德生活的文献资料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文献所做的各类注解，特别是已经出土并考释了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各类帛书、竹书所记述的周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宝贵遗产为我们考证当时的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

一、周秦时期的生态治理思想和政令法律

周秦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使当时统治者在生态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

（一）“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

周秦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典故，典籍记载中反映了大禹治水充分发挥了水流就下的性质，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便利，形成了“因”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性智慧。“因”的普遍性表现在：其一，它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因物、因民、因礼、因地等；其二，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跨越各个学派，是各家共同的主张。基于“因”的普遍思维方式，周秦时期在生态伦理文化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

“因天”“因天地之道”。“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管子》）。“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要求人遵循自然规律。

“因时”。“因时”就是顺应时令的变化，是切人自然、与自然相适应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因天道”的形式。“春采生，秋采菔，夏处阴，冬处阳”（《管子》），这些都是“因时”的观念。基于对天道运行和对动植物作用的认识，周秦时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有“斧斤以时人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内容，《荀子・王制》也有“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取之有度”的思想。

（二）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

周秦时期“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和“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促进了当时统治者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建立。无论是当时的周朝还是其后的春秋战国，各国君主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都有明确的政令法规强调要按照“天地之道”实施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在周代专门设有保护鸟兽、山林、湖泽及产物的官员，如“野虞”“山虞”“泽虞”“水虞”“林衡”“川衡”等。《礼记・月令》中明确指出“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对每个月进行的保护树木和动物的活动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并说明了违反禁令可能招致的后果。与此相近或相同的内容还出现在《吕氏春秋》《管子》《逸周书》中。根据目前我国的考古发现，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其中的《田律》里面列有非常详细的保护林木的条文，这部分内容是在继承《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自然状况和政治环境进一步完善的法律条文。

二、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周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政治、文化精英们生态治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形成了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一）“生生”的价值取向

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思想渊源于《周易》和《道德经》，作为中国儒家和道家两部最早的经典，生态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分别被表述为“生生”和“自然”，《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话中的“天地”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含义，而德是“天地”的性质，它反映了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本真状态。《易传》又说“生生之谓易”，这里的“生生”则呈现出我们现在所讲的“生态”，它是宇宙过程的真实意义和深层本质，也是儒家所说的“天地之道”“天地之心”。这种“生生”的价值取向在道家那里则表述为“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都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被人任意支配。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共同体

道德共同体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表述希腊城邦道德生活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他那里道德共同体是讲人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而在周秦时期经典作家的表述中，这种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就已包括天地万物在内，在《尚书》《周礼》《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中，都提倡对动植物乃至山川大河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德及禽兽”“泽及草木”“禽兽草木广裕”“恩及于土”“恩及于金石”“恩至于水”“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从儒家“仁”的概念的演进来看，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郑玄在解释仁时说，“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这些思想使天地万物在统一的德性范围内给予了诠释。

（三）“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

周秦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文化气质，并演变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品格和价值态度，其中最重要的和显著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核心思想和最高命题。《中庸》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就是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实现人的本性和天地万物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帮助天地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过程。因此，“与天地参”不仅是道德实践的过程，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

（四）“应时而生”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是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运用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可以表示时间的划分，如年、季节、月份、天、每天的十二时辰等，也可以表示某个时刻的情景、场合、机会、机遇等，其生态伦理意义在于它对天地万物自然规律的划分是以万物自身运行的节律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阶段人应采取的活动做出了符合生态原则的规定，从而成为生态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时”的规范要求是和天地人这个道德共同体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德性要求以及“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时”成为有德性的人应该做什么的价值指向，如在《易传》中，节卦彖辞说，“天地节而四时成”。“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说，大人的德性合于天地，光明同乎日月，行为一致于四时的顺序，后于天时行动，仍能够符合于它。《中庸》中记载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遵循世界，因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进行活动。也正因为此，“时”所产生的规范准则才会在《礼记・月令》中系统地呈现，并根据天地万物的规律，对每一个月份都做出了关于保护树木、保护禽兽的规定，形成了一种以“时”为规范的道德行为体系。

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呈现出开创性、制度性和自觉性的基本特点，使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一开始就有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远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保护思想，它为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政令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引起现代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高度关注。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泽和罗尔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都不仅反映了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思想成熟早，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先河。周秦之后的社会贤达们都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自然之道的顺应、对天道和人道的一致作为伦理道德的自觉要求。

三、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

周秦时期的伦理文化既是我国古代伦理文化形成的开端，又是我国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发端于夏商周，系统阐发在春秋战国，此后无论是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还是宋明清时的宋明理学中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都是在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自然取向、价值取向、道德取向下丰富和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特点。周秦时期先哲们所思考、创造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生活痕迹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生活态度、人际关系、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当人类进入21世纪，当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困境，使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工业文明所面l临的困境使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日益彰显，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后世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学术传承

现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生态文明的思想，其实这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在西方关于生态问题的学术传统中由于主客二分，他们往往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两个截然分立的实体，因而是用环境伦理来整合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体系。而今天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在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所提出的一种国家治理理念，这种治理理念需要一种学术传统的支撑，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是这种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的“天人一体”道德境界和“万物一体”的生态理念以及“应时而生”的道德原则，为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创建了一种生态伦理的学术体系，它把“天、地、人”作为整个学术体系中的相互联系共存的支撑点，使“天地万物为一体”，自然不是人的一个现成的、完成了的外在的他者，而是相互联系、发展和共存着的我者，“天地”“生生不息”，人性“日生日成”。《周易》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大有深意，它说明自然和人都是在形成中生成的，二者相联系的本质是人因其有意识和能动性，而在对自然的深入理解和主动顺应中帮助自然发展，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帮助自然与发展自身的统一，《中庸》说为“与天地参”，张载说“为天地立命”，王夫之说为“延天佑人”，都是有着深刻意味的。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思想和生存智慧，促使中华文明在此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至今仍闪烁着启示生态文明发展的思想光芒。

（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生存智慧

生态伦理文化是一种解决生态危机的生存智慧，它来自于人类的宇宙经验。人类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误区是对世界的认识，当人类把世界看作人之外之物，把天地万物看作一种上帝的恩赐和人类特有的享受之物，那么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对立之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它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用“天人合一”的命题给予统一，把人生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与地球万物的生存意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世界视作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万物的过程，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都是在这一运化过程中产生形成的。“究天人之际”在周秦伦理文化中是中国哲学所贯之始终的主题，并且始终围绕人生境界、人生意义进行探讨。周秦时期的圣贤们保持敬畏自然的心态，始终遵循自然规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除了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外，荀子也提出“天行有常”，自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制天命而用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之。因此，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万物的发展演变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所提出的生存之道和解决生存危机的伦理智慧。史怀哲认为，“中国伦理思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功绩……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近代西方学者所要努力达到的“符合理性的理论世界观”，“孔子及其后来者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三）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普适文化价值取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西方探究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共同的主题，然而各自在学术观点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分野。西方学术传统中主客二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中国学术传统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难究孰高孰低。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态伦理问题则要求中西方之间学术互补，寻求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从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引生发展出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这种对话和整合提供了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生态理想。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从人的地位和价值来“究天人之际”，使得天地人之间形成了统一的生态价值取向。人的价值是周秦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它体现在继天地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离开了与天地共仁的价值取向也就实现了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价值。周秦生态伦理思想还体现在对人与自然物之间不同价值的认识上，一方面肯定人比自然物如草木、禽兽有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认为这种更高的价值在于人的德性价值。儒家将人视作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肯定人具有“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传・彖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的能力与价值，实质上是肯定人对自然运化的引导和调整作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文化一样，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肯定人与天地各有自身的作用、职分，人与天地同属于一个系统整体，强调人与天地的协同运化，将人的作用定位于辅助天地、成就万物方面，不仅注意建立、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注重维持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保护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繁荣。

（四）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处理生态关系的合理维度

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孔子首先提出仁者“爱人”，确立了仁的基本内涵。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这种核心思想到了汉代郑玄那里又把仁爱的对象扩展到外物，“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宋明时期，理学家把仁从四德之一上升为“全德之名”，把《易传》的“生生之德”“生意”作为“天地生物之心”，又作为人心之仁的内涵，使人心之德性与外部世界生生的本体统一起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仁的对象由人扩展到外部世界，“恩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国主山川”等方面，由人与自然具体化为人与动物、植物、土壤、山川等命题。在周秦伦理文化中儒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最丰富。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对自然万物的喜爱和观察可以给人提供思想道德的启示，因此，自然有道德教育的作用。除此之外，孟子基于他的性善论和四端说，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人在看到动物遭受痛苦的时候，不仅会生出不忍的同情心-而且还应该自觉履行人对动物所负有的道德义务.在狩猎的时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能赶尽杀绝。这些命题提供了处理人与生态关系的维度。与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表明了中国生态伦理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五）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超越与整合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思路

西方环境伦理学起步较早，但他们在初期都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倡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下来探讨生态环境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但是，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环境伦理学家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怀疑，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能否给环境保护实践提供充足的道德保障和理论支撑的质疑，展开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并形成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

由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观点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在哲学认识上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即他们都没有“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它应有的尊重”。而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提供了一条超越与整合的新的认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下的生态中心主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周易・说卦传》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视野中，天、地、人三道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个道德共同体内，人除了对他人，对宇宙自然万物都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

（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参考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7篇

在生态伦理实践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强权与不公是生态失衡的深层原因，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是使人与自然协调的前提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使无产阶级摆脱剥削和压迫、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而展开的，并把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人类奋斗的理想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人平等，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通过人的解放来实现大自然的解放，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意义的和谐相处。因此，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伦理。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生态伦理建设让人民大众看到了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从生态伦理的维度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认可与接受。

二、生态伦理焕发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充满艰辛又充满创造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支撑与推动。同样，一种伦理价值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同样需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其丰厚底蕴。我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伦理的精髓思想，为当今中国生态伦理学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这些理念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已渗透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党的十报告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沉淀着传统文化浓重色彩的生态伦理价值被国人接受。专家、学者以及教育工作者再次从中华民族巨大的文化库藏中挖掘生态伦理的思想宝藏，并努力在实践中将其融入到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根植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对于祖国的热爱通过文化传承与发展而表露无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再次焕发了瑰丽的色彩。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积极奋斗、努力实践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改革创新既是一个时代的实践精神，又是一个时代的实践活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对当下中国经济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改革创新需要有生态伦理的牵引和约禁，人们的行为不能突破生态伦理的实践理性。生态伦理如此重要，如何使其获得人们认同并成为他们行为的实践原则，还需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引领和推动。在改革创新的实践活动中，把生态伦理逐步纳入时代精神的培育中，成为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品格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坚守与建设生态伦理再次焕发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已然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加了新的亮点。

三、生态伦理契合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责任品质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十；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7-0016-02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形势下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目前，全国上下都在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各项工作，在如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上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但无论何种实现途径，归根结底都是建构在实践的基础上，而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以造福人类自身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取得的全部成果，这实质上就是人们实践的过程。因此，在实践中搞好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基础上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新突破。

1."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在实践基础上的一次伟大理论创造

马克思说，哲学是现世的智慧，是"文化的灵魂"。哲学智慧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伟大的实践必然伴随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必然包含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坚持从实际出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实现了辩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有机统一。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人类真正科学地认识了人类所面对的世界的本质、存在状态，并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一系列的科学理论，有效地促进人类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到形成人类的共识，再到全面的深入贯彻实施，无不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运用，是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针对生态恶化、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作为党的执政理念写进了党的行动纲领。党的十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标志着生态文明"理念从提出，到形成人类的共识，迎来了全面的深入贯彻实施的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2.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在实践基础上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总结、反思和创新

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类追寻的永恒话题，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程看，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三个时代，在原始文明阶段，人类科技水平不高，认识能力有限，对大自然的奥妙缺乏深刻的认识，敬畏自然、顺从自然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理念。

人类进入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后，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社会制度的完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由于人性的贪欲无限膨胀，自然资源不断枯竭，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各种生态问题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据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排放废水总量400多亿吨，超过了环境的容量，导致全国约50%的地区浅层地下水收到污染，3.6亿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在全国330多个城市中，70%处于或超过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空气污染严重，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出现了大面积的雾霾天气，PM2.5指标严重超标，严重有损人类的身体健康。另外，我国水土流失严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超过20亿亩，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荒漠化、石漠化、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不断呈现出来。进入20世纪80、90年代，人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始对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由此可见，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看，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在实践基础上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总结、反思和创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3.生态文明建设是指引人类实践走向未来的哲学明灯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以造福人类自身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取得的全部成果。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以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未来人类持续发展为着眼点，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存共荣的进步状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如下哲学价值：

（1）生态文明建设启示人类实践活动要把握自然界的物质性。要从实际出发，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互惠共生、和谐发展。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文明"，但却蕴藏着"生态文明"的丰富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强调认识自然界物质性，"自然界，他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真正复合"。 可见，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指导人类实践必须认识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必须承认自然的客观性，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遵循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自然界客观规律制定出科学的政策，不违背最自然规律，否则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

（2）生态文明建设启示人类实践活动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创新意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生态文明的建设启示人类在实践中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联系的普遍性、客观性和多样性，坚持适度的原则，正视人与自然的矛盾，根据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破解生态瓶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始终把生态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同时，生态文明建设启示人类在实践中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证的否定和革命的批判，坚持创新驱动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9篇

生态文明不是大自然的附属品，而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专业化分工不断发展跃迁的产物。它秉承“道法自然”和“人道相宜”价值导向，摒弃过度地向大自然无情索取的败德行为，以大自然生态圈整体运行规律的宏观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要求人们坚持“自然生态优先”原则，一切按自然生态规律办事。一句话，一切经济社会发展都要依托生态环境这个基础，从环境承载力的实际出发，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协同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价值诉求始终与人类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相联系，并契合人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我们今天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促进产业结构提档升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真实的价值归依。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和个人的生产活动受限，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从根本上压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与人类社会以往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在命运上具有明显的区别。以往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建立在高度抽象的人的基础上，关注人的外在之物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的现实存在，而且只有少数人才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因此人与物的关系被割裂开来，人与人的对立逐渐尖锐起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更替演进，这种重物轻人、重少数人轻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也逐渐被历史淘汰。而以人为本关注的是人本身，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保持了明显的同一性，区别仅仅在于程度不同。[1]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要从顶层制度设计入手，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为抓手，大力发展高新、绿色、环保、低碳产业，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项目，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开发和推广环保、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污防污的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我国是一个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不断强化的发展中大国，资源供给长期偏紧，浪费资源的现象比较严重，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不失为从整体上进一步提高各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与资本和技术驱动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不同，人的发展要求是第一位的，人自身的发展始终与循环经济、循环利用、绿色消费等遵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的价值理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态文明建设要把人的需要放在首位，考虑人与自然环境的匹配，做自然环境的好朋友和守护人。不论生产力水平和专业化分工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联系不仅从来没有中断过，反而更加紧密、全面。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主人，从诞生起就开始接受大自然的馈赠，依靠大自然提供的水、空气、土壤等繁衍生息，当然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在这种意义上，生态文明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自然界的良性循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把尊重自然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不论是人化自然，还是自然的人化，都必须体现这个原则。“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2]工业文明虽然为我们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让我们远离疾病、灾难和压迫，享有尊严、富裕、平等和自由，但同时也带来了无限度的向大自然的索取，导致诸如全球变暖、臭氧层被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资源能源短缺、物种灭绝等资源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危及我们人类自身的安全。“一个建立在达尔文的进步观上的世界观存在着深刻的局限性，因为它集中关注的是我们的特征，而不是我们的生活，并且它要求改造我们自身而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些局限性在今天的世界尤其明显，现在到处可见各种诸如贫穷、失业、流离失所、饥荒和流行病之类可以补救的剥夺、环境破坏、物种濒危、持续的动物虐待以及大多数人类普遍恶劣的生活条件。”[3]因此，我们对自然的改造应当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在获得人类自身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创造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从而实现我们人类的根本利益。我们知道，人类个体的需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归结起来无非是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两个大的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极端高温事件、城市内涝、局部洪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都会破坏我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危害我们的身心健康，而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不仅能够淘冶人们的生活情趣，提高个人的幸福指数，而且还能净化人的德性，养成爱护环境、尊重自然的良好素质。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由来已久，人们在审视自然美的同时，也会自觉意识到生态环境对于人的意义，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两面，和则两悦，损则两伤。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一般情况是，在较低发展水平上，环境状况比较好，自然界基本上保持原始状态。当经济开始起飞时，经济增长迅速，同时环境开始恶化。但实现工业化之后，环境又会得到改善。例如，英国伦敦在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经济发展加速，环境污染相当严重，有“雾都”之称，但是近几十年来，由于重视环境保护，伦敦的上空又重见蓝天白云。事实上，环境的恶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而不是主观上的认识水平问题，也不是制度、战略和政策的失误造成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环境恶化现象的发生。[5]（P213）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是一项须臾不可动摇的基础性原则。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文明建设还要把尊重自然规律和发挥人的首创精神结合起来，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自觉地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发挥人这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总开关，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体现科学发展观这一本质要求，只有尊重客观规律，生态文明建设才有现实的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遵循可持续发展路径

作为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很长，它伴随着我们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辉煌历程，从来没有停歇过。关心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的人认为，自然资源的基础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其中通常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规划有助于维持生态过程的发展活动，例如土壤肥力、废物消化及水和营养物的再循环。我们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自然规律，倡导绿色消费，鼓励资源节约利用，其最终目的既不是为了做自然的仆人无能无为，也不是要凌驾于自然之上为所欲为，而是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得益彰的理想愿景，实现我们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可否认，人类通过利用化石燃料和制造材料解决的每一个科学问题，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对自然的胜利和对经济进步的贡献，但同时也可能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威胁。20世纪70年代，人们担心大的环境问题将与资源短缺联系在一起。进入新的21世纪，有一种挑战我们无法回避，即我们用来解决资源短缺的方法，包括使用自然资源的替代品、更清洁的环境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都可能会引起下一代的环境问题，从而导致“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无从谈起。正如迈克尔•雷德克利夫特所言，“北方国家把许多有毒的废弃物倾倒在贫穷国家，把肮脏的技术推广到贫穷国家，而北方国家的许多需求，像能源、食品和矿石，都来自贫穷的南方国家。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富裕和中产阶级人群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因为采用了以大量的自然资源来满足需要的发展方式。而这种方式最终会导致代内不平等和代际不平等，我们现在的掠夺，是以将来作为巨大的代价。”[6]目前，不论是土地、水资源的有效供给水平，还是人均资源的拥有量，我国的资源保障水平和能力都比较脆弱，生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据相关部门统计，大江大河治理效率低下，黄河等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以上；土地沙化、盐碱化现象进一步恶化，全国有荒漠化土地面积39.54亿亩，对4亿多人口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北方等缺水城市不断增加，许多城市人口基本生活用水难以得到保证；北涝南旱、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仍，每年都有近4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灾害的影响。整体来看，加强水土保持工作、防沙治沙、植树造林、打造绿色生态屏障的工作刻不容缓。许多国外媒体评论说，现在中国的生态现状和复杂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目前所要应付的挑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里所遇困难的总和。中国照搬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已经没有出路，要依靠自己的经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社会。不可否认，“中国政府严格地控制生态保护区和生态能力弱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补偿，对这些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支持，以使其避免盲目发展。并且地方人口理性地向富裕地区迁移，以降低其原居住区的人口压力，鼓励拥有大量自然资源且没有环境问题的地区实现经济增长。最后，还鼓励最发达的地区按照环境能力有计划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加快生态重建、污染物处理和减少资源的消耗，从而保持这些地区的发展速度。”[7]（P109）因此，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停留在规划层面，要通过转方式调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摈弃那种大兴土木式的上项目、铺摊子的急功近利行为，让生态文明建设规划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在如何缓解资源环境压力面前，我们每个人最为重要的行动就是节约，节约就是最好的保护。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大消费时代，但资源有限，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消费无度的基础上，而转变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节约，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可持续消费，可持续意味着节约。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包袱沉重，需要偿还的生态欠账太多，因此党的十从战略高度对如何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了“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的明确要求。当前，绿色经济浪潮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各种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型汽车、节能建筑会不断涌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绿色发展、循环发展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政府要搞好统筹规划工作，开源节流，为绿色产业、绿色技术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为“绿色革命”输血，促进绿色生产技术的开发应用与示范。应该说，同单纯的政策号召与政府强制措施相比，价格机制在促使人们合理利用资源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既可以避免道德说教的软约束，又可以大大降低高昂的监督和强制执行成本。因此，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制度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刻不容缓。好的决策往往是成功的一半，只有彻底改陈孝兵：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变低成本甚至无偿使用生态产品的做法，综合运用财税等经济手段，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

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公平公正原则

（1）国家范围内同代人的公平。当今世界的现实使一部分人富足而大部分人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状态。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此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权和发展权，把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优先解决的问题来考虑。（2）国家之间公平分配有限资源。目前的现实是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国家占用了地球的大部分资源，其消耗的能源、钢铁和纸张等占全球的80%。（3）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间的纵向公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忽视后代对资源、环境要求的权利。[5]（P225-226）我们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公平公正主要表现为，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前提下，创新生产生活方式，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改善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代际公平公正表现为一种奉献精神，当代人要为后代人着想，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绿色可持续的生态环境遗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公正原则，还需要完善绿色消费政策，通过消费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不断拓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融合发展的新的空间。生态文明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或者产业这些生产领域，还要兼顾消费品、消费习惯和消费政策的吸纳作用。绿色消费不仅要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需求和身心健康，而且要满足我们子孙后代的消费需求，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公正。绿色消费不只是简单地倡导消费绿色产品，而是从满足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出发，以保护消费者健康权益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统称。绿色消费以适度节制消费、避免或者减少对环境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体现生态意识，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相契合，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消费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而且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一方面，绿色消费以绿色环保为核心，远离各种污染，契合了当今社会转变消费方式、崇尚健康节能的新潮流。绿色消费关注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消费感受，主张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不攀比、不崇洋、勤俭节约、健康向上的良好习惯；遵守社会公德和乡村民约，热爱自然，绿色出行，特别要注重生活中的细节问题，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另一方面，绿色消费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方面，以绿色为标志的消费活动对深化两型社会建设有着特殊的支撑作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依靠系统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依靠先进环保技术、资源利用技术的研发应用作后盾外，更要依靠全民健康文明的绿色消费方式。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现状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产业的废弃物造成的；另一类是由城市居民的浪费造成的。其中第一类只要找到了成为污染源的工厂和废弃物质，控制其散播途径，是比较容易防止的。但是第二类由城市居民的消费生活引起的污染却很麻烦。所有人都在以某种形式加重污染的发生，而且污染物的种类也极其复杂。只有当追求环保、节俭、健康和适度消费的绿色消费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时，我们倡导的全民参与保护环境、控制污染，建设两型社会才有了最广泛的最可靠的社会基础。在践行绿色消费的具体实践中，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的关系也关系到公平公正原则能否实现。消费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竭动力，人类一刻不能停止消费，也就一刻不能停止生产。长期以来，我们漠视了绿色的概念，恪守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的定律，没有重视生产和消费本身还有一个内涵扩张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并日益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资本、技术、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的趋势日益凸显和加深，各种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层出不穷，绿色食品、绿色建筑、节能汽车等极大地丰富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内涵。毋庸置疑，有什么样的绿色消费市场，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绿色生产动力，绿色消费越来越成为引领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应该承认，以绿色消费为核心的绿色生产力为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新路。

四、生态文明建设强化社会责任感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10篇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的发展提出以尊重自然与生态的发展规律为前提，实现人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这就要求人类通过科学的发展方案，在实现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保持生态建设的同步发展，使人类社会必然要依靠的生态环境能够为人类提供可持续性的发展支持。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环境下进行一味的经济利益追求所提出的反对与批判，指出以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论为基础，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深化生态文明思想

以马克思主义的的理论来看待当今社会的国家生态建设，具有非常显著的理论参考意义。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并且具有非常科学与完善的特点。因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部分进行学习与认识，可以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支持。

（二）对全球生态建筑发展的价值

国际上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文明建设观点，通过生态建筑来体现城市的生态建设是非常直接的形式。目前在全球生态文明建筑的建立及建设过程中，已经较广泛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建设的理论，这就为全球化的生态环境优化提供了最直观形式的支持。

（三）对我国生态建筑建设的价值

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起步相对世界范围来说处于较晚的状态，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全面建设速度却在进行着突飞猛进地发展状态。面对我国坚持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还需要进行生态建设方面的不断努力，以适应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与影响，并且以保持生态稳定发展为前提，进行国家的生态化建筑建设。

三、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下我国城市建筑现状

（一）粗放式建设模式尚在

虽然在市场经济水平发达的当今社会，我国的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并且随着建设技术水平与先进建筑材料的研发，为建筑的建设模式提供了越来越多变的发展环境。但目前我国城市建设模式仍然是以粗放式运作方式来实行的，并没有将有效的建筑技术与先进的建筑材料普遍的应用，为城市生态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二）生态城市建设片面追求整齐

目前我国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设想是为了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保持国家与社会良好的发展方向而进行的正确理论设想，但是在具体的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对于生态化建筑的专业性因素关注较少，因此常常将注重表面的整齐外观而进行城市建筑的设计，缺乏关于生态城市目标的具体化措施，目前我国在生态城市建设的工作上还处于理论阶段，并没有真正的将生态建设落实到城市建筑的设计上来。

（三）生态建筑缺乏公民参与性

由于生态化发展目标是与全国人民切实相关的发展战略，因此需要针对城市的生态建设征求大众的意见，使生态化城市建筑的设计和实施增加大众的参与性。由于生态建筑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与国家，因此全民参与对生态建设的实施是非常重要的，仅仅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努力来建设生态化城市建筑，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维护和改善的要求。

（四）生态建筑缺乏地方特色

所谓生态建筑就是要求根据本地区或城市具体的生态环境需求，进行建筑规划与建设，为保证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方向，及促进生态环境向更好的方向转变而提供支持。目前我国在生态城市的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其造成的主要因素是以统一的生态建筑标准来实施城市建设规划，因此需要加强对城市化生态建筑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相应调整，建立以自身特点为基础的城市生态建筑。

（五）沿海地区“鬼楼”偏多

沿海地区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城市，在取得可观的经济建设成果之后，其生态城市建设的要求也是极其明显的。不过目前我国沿海城市在生态建设的规划上存在着许多不符合自身城市建设标准和需求的现象，导致规划不合理，出现了普遍的“鬼楼”现象，即盲目的开发与生态建筑的规划，使建筑成为空有其表的摆设，实用性价值偏低。

四、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下生态建筑展望

（一）以人为本，实现建筑生态化

要建立生态化的建筑就应当本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由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持人类生存环境的优化发展，使生态能够有更良好的发展和运行状态，因此在实行生态建筑的设计和规划时，必须要首先遵守以人为本的原则，从建筑的设计理念到功能效应，从城市的规划设计到建筑资源的利用开发，都应当时刻秉承以人为本的生态发展原则，为创建生态化城市及更加文明与和谐的环境提供保障。

（二）加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高公民参与度

在进行生态城市建设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除了要遵从自然的发展规律外，还应当正确的对待公众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参与程度。生态城市建设从建筑方面来说，主要要求其建筑设计、材料、工艺、建筑功能等符合生态化和自然化的标准，要实现生态化建筑建设，还要加强公众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参与，一方面通过建筑的生态化特点保持生态环境，另一方面通过人文参与使生态环境能够有良好的发展方向。

（三）加强生态建筑的国内外合作

生态化建筑的意义不仅在于建设生态化城市或者国家，更是一个与全球居民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复杂事物，生态环境的全球化特点决定了要实现生态城市建设就要加强与国外其它国家的合作，通过国际范围的生态建筑规划意见及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统一，来实现国内外共同合作，来创造生态化城市。

（四）尽量杜绝“鬼楼”出现

沿海城市由于设计规划不合理而造成普遍出现的“鬼楼”现象，不仅是对生态城市建设发展的严重阻碍，更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生态化建筑的目的就是保持城市的生态化发展方向，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提供物质和资源的保障，而大量出现的“鬼楼”无疑在大量的资源浪费同时，造成了对可持续发展城市战略目标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建设生态城市的基本规划上应当以更加现实的、具有较强实用性，并且与生态保持及可持续发展能够相互促进的规划模式，使“鬼楼”建筑被杜绝，强化资源的可利用率，实现全面生态发展对城市建设要求的满足。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云南省；生态旅游；文化价值

[作者简介]者丽艳，昆明医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云南昆明650031；朱雄，广州国电京信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广州510623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1-0064-04

一、云南省民族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生态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热点，也是21世纪一个极为重要的旅游经济增长点。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是生态旅游的关键，云南省旅游要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旅游开发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更好地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生态旅游发展。发展民族生态旅游成为云南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民族生态旅游是一种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融入当地真实质朴生活，欣赏当地的自然风光，体验当地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为当地提供有效经济支持的新型旅游形式。民族生态旅游在让旅游者领略原始生态的自然景观、体验民族文化风情的同时又充分保护旅游需求的生态和文化环境。10多年来，云南省正是以秀丽雄奇的自然风光、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促进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云南省旅游在发展中坚持因地制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理念，打造出一批蜚声海内外的旅游品牌。当前云南省的旅游业已成为仅次于烟草业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据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云南省旅游外汇收入增长了1035倍。2008年，全年接待海外游客250万人次，增长12.7％，旅游外汇收入9.5亿美元，增长10.5％；接待国内游客9500万人次，增长5.7％，国内旅游收入600亿元，增长11.2％。

但是2009年以来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旅游作为一种非必需性消费品，受到很大影响，我国旅游业也出现下滑，据国家旅游局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入境游人数明显下降。金融危机及其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对我国入境旅游收入、旅游企业投资和国内旅游消费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云南省来看，据媒体报道，2009年10月以来，丽江、香格里拉等地境外旅游团数量急剧减少。香格里拉部分景点已经被迫关闭。丽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统计的数据表明，2008年和2007年相比，欧美国家前往丽江旅游的人数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中法国、澳大利亚下跌率分别为40％和20％。2009年前8个月，昆明石林景点人流量下降了30％；大理平均比去年同期下降30％。36％。作为云南省资历最老的龙头旅行社，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去年的总收人才达到4.5亿元，同比已经直降40％。据了解，云南省其他几大旅行社的营业收入降幅情况也大致如此。云南省旅游业每年接待的欧美游客，有60％～70％是由昆明国旅引入的。而昆明国旅到目前接到2010年的欧美日韩订单几乎为零。

面对危机和困难，中国国家旅游局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已经并将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旅游业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中国旅游部门将吸引各类资金，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大力发展国内旅游，推动开发一批高水准的旅游景区，开发一批旅游休闲度假产品，促进国内旅游消费；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与包括世界旅游组织在内的各国际旅游组织广泛开展交流合作，促进客源互送，实现合作共蠃；促进旅游行业自身能力建设，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增强全行业应对危机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全面提高旅游行业的质量、结构和效益；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持从业人员队伍稳定。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认真审视云南省的旅游市场会发现，云南省入境旅游人数急剧下降，但国内游客数量却有所上升。针对目前全球大环境的实际情况，云南省的旅游业既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又有新的机遇，云南省旅游业应积极进行旅游业内部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重组，旅游市场重新定位，旅游产品开发、创新，对服务体系、价格体系等有更规范的管理，加大旅游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全面提高旅游行业的质量、结构和效益，一些老景区也要适时推陈出新。总之，应当尽快与国家大政策相接轨，积极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云南省旅游业从上到下各个环节都应当及时调整策略，以应对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旅游业形势之下，根据云南省的实际，它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成为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宝贵旅游资源。特色是旅游的灵魂和生命。坚持特色发展，提高旅游吸引力，云南省应该牢固树立发展旅游经济就是发展特色经济的思想观念，从加快全省特色经济发展的高度出发，充分发挥云南省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把旅游资源开发与现代科技、体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优势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云南省旅游业应该在加强民族生态旅游文化深度挖掘方面多做文章，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拓展国内旅游市场和未来的入境游市场，开发更具特色和竞争力的旅游产品，进一步加快云南省特色旅游发展的步伐，永葆云南省旅游的吸引力。

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是当代旅游发展的新趋势，文化性是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无论是旅游开发、旅游经营活动还是旅游消费行为都具有文化性。理论和实践均表明文化是旅游的根与源，旅游是文化的形与体，文化内涵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业要可持续发展，文化是关键，发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开发和挖掘云南省地方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会大大提高旅游资源的文化品位，加速旅游业的发展。

二、云南省旅游资源特别是人文生态资源优势

云南省拥有特色鲜明的高山湖泊、高山峡谷、雪山冰川、石林溶洞、热带雨林，构成了类型齐全、规模宏大、品位极高的自然景观，是典型的生态旅游资源大省。从资源分布状况看，云南省的滇中旅游区以及滇西北、滇西南、滇西、滇东南和滇东北六大旅游区域中，大部分旅游资源都是属于生态旅游资源类型。截至2004年，共拥有lo个部级风景名胜区、49个省级风景名胜区、26个部级森林公园、7个省级森林公园、6个部级自然保护区、4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在已建立的1个部级旅游度假区和8个省级旅游度假区中，有大量的生态旅游产品。如石林世界地质公园、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梅里雪山、腾冲地热温泉、元阳哈尼梯田等，还有大批农业观光、农家乐等生态旅游产品。云南省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并具

多样性及高质量的特点，其通达性良好，且与文化价值有密切的联系，十分有利于发展生态旅游。同时也为我们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深挖其文化内涵，赋予更多的文化色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方面，云南省独特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富饶秀丽的边塞风光造就了云南省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不仅在国内独树一帜，在国际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云南省是亚洲几大文化板块的结合部，以形态多样的少数民族本土文化自立，兼容汉、藏、巴蜀、荆楚、南亚、东南亚文化的精华，形成异彩纷呈的多元民族文化。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乃强。52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景观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为典型最为集中的，这也是云南省旅游业的一大特色。各民族的居住环境、文化沿革受外来影响的程度都不一样，在语言、文字、习俗、绘画、音乐、宗教、建筑、服饰等方面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少数民族的习俗、节庆活动、民族婚恋、日常生活方式和崇信的宗教等种类多样，充满着神秘色彩和乡土气息。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民族居所、日常生活用品都具有很强的美学价值，民族歌舞、民族餐饮、民族工艺以及民族体育等均魅力无穷。

云南省拥有5座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15个独有的少数民族，如傣、独龙、阿昌、景颇、德昂、基诺等。云南省境内众多块状交错的民族区划，经济文化发展各异的少数民族，创造了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彝族、白族创造了云南省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南诏、大理文化，丽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交界，是“茶马古道”南北交汇的枢纽，民族文化也在此处融合。纳西族先民创造的东巴教以及东巴文化(世界上唯一现存的象形文字)是这一区域的文化特色，泸沽湖畔摩梭人――女儿国――独特的民风、民俗、民居令中外游客叹为观止。而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迪庆形成了一个以雪域文化与藏传佛教为核心的区域文化。如此众多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文化吸引了海内外的游客。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益明显，旅游产业已成为云南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三、文化在云南省民族生态旅游中的价值

在民族生态旅游中，加强民族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文化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提升旅游资源的品位、主导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资源开发三个方面。

(一)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品位。首先，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的知名度。一旦旅游资源被赋予某种文化内涵，其知名度就会随着旅游资源的文化传播而迅速提高。如中甸更名为“香格里拉”后给当地旅游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昆明大观楼的长联，被称为天下第一长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很高的艺术价值，赢得了文化界很高的赞誉，引来无数游客。据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和媒体的报道，《阿诗玛》形象累计给云南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000亿元。大理“三道茶”每年直接创利2000万元，这就是文化与旅游经济有机融合并放大其价值的审美需求效应和人文产品的消费效应。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内涵，有的是旅游资源本身具有的，有的需要开发者的深度挖掘甚至创造，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就是通过发掘或创造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来提升其知名度。其次，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的附加值。旅游资源的附加值必须通过对旅游资源的深加工才能体现出来。当旅游者把旅游资源当作一种文化来消费时，其文化旅游资源的附加值就体现出来了，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这种文化的价值显而易见。如电影《阿诗玛》的艺术扩散效应与石林这一著名的世界奇观，电影《五朵金花》与美丽神奇的大理蝴蝶泉，“纳西洞经古乐”与丽江，使旅游者既饱览了当地的自然美景，又增添了一份对文化的体验与向往。这些都是由于文化增加了旅游资源的附加值而带来了良好的经济价值，最后，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既取决于资源本身，也取决于其文化内涵。旅游资源中的文化一旦形成，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吸引游客的魅力，时间越久其文化价值体现得越明显，越能够吸引旅游者，如“风、花、雪、月”的文化形象对大理旅游发展的影响充分体现了文化对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作用。

(二)文化主导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资源开发。首先，文化能主导旅游形象定位。文化是旅游形象的灵魂，其对旅游形象定位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旅游形象的构建。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构建文化旅游形象，不同的文化旅游地有不同的代表性文化，分为无形的代表文化和有形的代表文化。如昆明四季如春，鲜花不断，“春城”就成为其有形的文化旅游形象。二是文化旅游形象的重塑。文化旅游形象重塑是由于原有的文化旅游形象已经过时，所以要对原有的文化旅游形象进行重新定位。其次，文化能主导旅游资源开发。对于文化创造的旅游资源开发，是在旅游资源进行定位的资源上，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物化成产品的过程，也是将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外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由文化主导的。文化对旅游开发的主导作用是旅游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如纳西族东巴文化就是丽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将东巴文化与其优越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开发，构成了丽江文化旅游开发的“核心文化内涵”。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趋势，就是文化、教育、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当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竞争。综观国内外具有生命力和强大竞争力的旅游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注重旅游发展中文化和文化审美的投入，又重视提高其文化内涵和影响力的发掘。

(三)文化赋予旅游资源强大的生命力。追求文化底蕴和文化含量，已经成为中外旅游业的共同行为。旅游业行家提出要抓四个注重，即注重文化内涵、注重文化形式、注重过程的文化性、注重细节的文化性。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纽拜说：“风景不是自然物，而是存在于自然和人类生活的交接面上。”世上并无绝对意义上的自然风景，一处风景的魅力长存，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丰厚的文化底蕴的维系，没有文化赋存的旅游资源是没有生命力的。试想如果没有电影(阿诗玛》的艺术扩散效应，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美丽的传说?有多少人认识石林这一著名的世界奇观?如果没有电影《五朵金花》，又有多少人知道美丽神奇的大理蝴蝶泉，看到那美丽的银苍玉洱?如果到丽江看不到“大研古镇”，听不到“纳西洞经古乐”，丽江还会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吗?近年来，每年到石林、大理、丽江参观、游览、度假、休闲、开会的人数均在几千万人次以上，给这些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已经形成了融合自然景观一人文历史一文化名品影响力于一体的文化景区。将优秀的地方民族人文旅游资源以恰当的形式奉献于游人，使他们充分领略其浓郁的文化氛围，受到启示和教育，获得体验和熏陶，旅游者就会得到

一种满足，就会将旅游业推向新的层次和高度。

(四)文化对旅游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旅游研究专家在一次抽样调查中得知，外国旅游者心目中的中国旅游第一吸引物，认为是风光名胜的占30％，认为是民族文化的占70％。在美国人中，27％的人每年要把数十亿美元花在文化旅游上。文化是旅游和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业经营的就是文化，销售的也是文化。在当今旅游活动类型多种多样，如观光旅游、寻根旅游、休闲旅游、会议旅游、探亲访友旅游、宗教朝圣旅游、度假疗养保健旅游、体育与探险猎奇旅游、海底文化沙漠旅游以及各种专项旅游、兴趣旅游等等，旅游者无论参加哪一种类型的旅游活动，其旅游的目的都是为了了解世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因此，旅游的主旨和内涵，主要是文化，具有文化才能耐人寻味，从而对游客具有无限的吸引力。

(五)增添旅游文化含量可以加速云南省旅游产业化进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旅游者的文化旅游需求日益增加，不断追求文化碰撞与互动的体验。云南省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及其多重特性，正好迎合这种特殊的旅游需要，能够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要，云南省民族生态旅游文化的深度挖掘将促进云南省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优势更快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如果下功夫提高旅游资源的人文品位，挖掘文化内涵，就会使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更丰富，人们前来获取和共享知识、信息的欲望就会愈强烈，从而增大客流量，增加旅游消费项目，提高旅游消费水平，开辟境外客源，发展国际旅游。“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全人类的。”对民族文化差异进行探索的价值情趣。是引导现代旅游业客流走向的神奇魔棒，以名山、名水为依托，充分开发利用民族文化旅游，会吸引大量境外旅游者。民族人文旅游开发和再生产所需投入不多，是一种低耗高效的经营途径，极有利于旅游产业化的发展。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 关键词:生态文学　人的文学　生命的文学　生态责任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丈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 自然 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反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

世纪之交，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热潮。综观众多学者、专家的论述，大多是谈论它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而较少关注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及其内在伦理价值诉求。显然，在生态文学热潮中，生态文学的写作远远滞后于理论探讨。而“之所以会出现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而且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阳因此，生态文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积极的现实姿态参与着

生态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在其生态伦理道德语境中，对生态、生命理想状态的文学畅想仍是其自觉的伦理价值诉求。因此，“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 自然 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所以，在文明与文化的批判中，生态文学不仅要心怀地球、放眼宇宙(毕竟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还要在更大限度内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张扬新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畅想生命美好的未来。

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不但有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而且外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的现实存在形态。也就是说，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必然地要求我们的作家改变固有的写作模式，开始真正意义的生命书写。在文学的 历史 长河中，虽然不乏对自然物的歌咏和赞美、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生态意识。但总体而言，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不是为了生命而礼赞生命，也并非真正为自然物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自然仍旧作为人的背景而存在。因此，他们很少有自觉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书写。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认为，如果文学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来展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因为他仍然属于“人的文学”，仍然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做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m(t)(ps-9)应该说，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我们有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如郑义的《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13篇

数据获取

本研究以焉耆盆地1990年、2000年与2011年同一时期Landsat影像基本信息源。首先，利用焉耆盆地1∶10000地形图对2011年的遥感图像进行几何校正，然后以2011年的图像为基准，校正1990年和2000年的图像，使该3景影像具有相同的地图投影方式，RMS校正误差均在1个像元以内。根据研究区的特点，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水域（包括湖泊、水库、河流、渠道、滩地）、湿地（经常积水或渍水，生长湿生植物的土地）、草地、耕地（旱地农田）、城镇用地（城镇聚落、村落聚落）与未利用地（荒漠、沙地、盐碱地、裸岩）。在ArcGIS支持下按照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建立解译标志，通过监督分类和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方法，获取了研究区1990年、2000年和2011年土地利用变化图与相关数据。基于野外调查采样点的数据与研究区的地形图和土壤图，利用ENVI软件对遥感影像分类结果进行精度检验后得出3个年份的总精确度和Kappa指数等均大于0．84，其分类结果符合精度要求。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国内外众多学者已重视并开展了不同尺度以及单个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单项服务的价值评估研究。如Costanza等的研究成果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原理与方法从科学意义上得以明确。谢高地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参考Costanza等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本研究采用谢高地等的研究成果，结合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实际情况，对焉耆盆地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其公式为：式中：ESVk，ESVf，ESV———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f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与区域总生态服务价值；Ak———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面积（hm2）；VCkf———k种土地利用类型、f种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元／（hm2•a）］。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如表1所示。

敏感性分析方法

借用敏感性指数（CoefficientofSensitivity，CS）以确定生态服务价值随时间变化对价值指数变化的依赖程度［18］，以此来检验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是否适合本研究区。将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价值指数分别调整50％，来衡量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如果CS＞1，表明生态服务价值相对于CS是富有弹性的；如果CS＜1，生态服务价值则被认为是缺乏弹性的，比值越大，表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的准确性越关键。敏感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式中：ESV———总生态服务价值量；VC———价值系数；i和j———初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调整后的价值；k———土地利用类型；CS———敏感度。

结果与分析

1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分析

对比1990年、2000年与2011年三期影像解译数据（表2）可以看出，1990—2011年间，焉耆盆地土地利用变化明显，城镇用地增加了7080hm2，年变化率最大，为4．93％；水域面积增加了3487hm2，年变化率最小，为0．16％，主要是因为水域总面积在土地利用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占15％左右），是研究区内比较稳定的土地利用类型；湿地面积增加了4934hm2，年变化率达0．50％；草地面积减少了10415hm2，年变化率达2．25％；未利用地面积减少了14590hm2，年变化率为0．32％，由于未利用地在研究区土地利用中所占的比重最大（约占50％），也属于比较稳定的土地利用类型。1990—2000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水域、湿地、耕地与城镇用地面积增大，草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减少。2000—2011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耕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增大，其它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减少。总的来说，1990—2011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水域、湿地、耕地与城镇用地面积增大，草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减少，未利用地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大，水域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小。

2生态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

运用公式（2）—（4）计算焉耆盆地生态服务价值与功能（表3—4）。由表3可知，焉耆盆地生态服务价值从1990年的821400．0万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867300．0万元，增加了5．59％，达45900．0万元，每年净增加生态服务价值达30．23元／hm2。1990—2000年间，焉耆盆地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大，变化率为37．93％，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小，变化率为5．72％。

2000—2011年间，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大，变化率为14．94％，未利用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小，变化率为2．17％。总体来说，1990—2011年间，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大，其变化率高达47．21％，水域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最小，变化率为3．31％。研究区内湿地与水域合计生态服务价值占研究区总生态服务价值的80％以上，表明湿地与水域在研究区生态服务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增加主要是由湿地与水域面积的增加而引起的。139第6期麦麦提吐尔逊•尔逊等：焉耆盆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由于湿地与水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也远大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其面积的增加导致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其中湿地面积净增加4934hm2，生态服务价值净增加27380．0万元，对研究区生态服务价值增加的影响最大；水域面积净增加3487hm2，生态服务价值净增加14180．0万元，对生态服务总价值的增加的贡献也较大。

表4中各生态服务功能估算价值（ESVf）对研究区总生态服务价值的贡献率进行了排序，并获得了各生态服务功能对总生态服务价值贡献的变化状况。可以看出，各生态服务功能对区域总生态服务价值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废物处理、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娱乐休闲、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形成、食物生产、气体调节和原材料。废物处理与水源涵养为研究区内生态服务价值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两种生态服务功能类型。

3敏感性分析

利用公式（5），把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分别上下调整50％，计算了研究区1990年、2000年与2011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敏感性指数。结果表明，1990—2011年间，湿地和耕地敏感性指数呈增长趋势，水域、草地和未利用地敏感性指数呈减少趋势，表明湿地和耕地的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变化会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产生放大作用，水域、草地和未利用地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变化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产生了缩小作用。草地与未利用地的敏感性指数很小，均小于0．02，表明草地与未利用地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变化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的变化影响不大。耕地敏感性指数呈现先减少后增长趋势，表明高密草的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变化在1990—2000年间对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产生缩小作用，而在2000—2011年间对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产生放大作用。水域的敏感性指数最大，均大于0．51，这是因为水域在研究区内的分布面积与生态服务价值较大。草地与未利用地敏感性指数的调整对区域生态服务价值估算的影响很小，即草地与未利用地的敏感性指数分别上下调整50％时，估算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率均小于1％。总体来说，不同年份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的敏感性指数的变动小，而且均小于1，表明研究区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是缺乏弹性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

结论

（1）焉耆盆地1990—2011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水域、湿地、耕地与城镇用地面积增大，草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减少，未利用地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大，水域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小。

（2）焉耆盆地在1990年、2000年与2011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821400．0，937140．0，867300．0万元，生态服务价值增加了5．59％，达45900．0万元，每年净增加生态服务价值达30．23元／hm2。研究区内湿地与水域合计生态服务价值占研究区总生态服务价值的80％以上。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大，变化率为14．94％，未利用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小，变化率为2．17％。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的增加主要是由湿地、水域总面积增加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大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而导致的。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生态环境价值 评价理论 评价方法 实现路径

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近年来，生态环境价值的研究引起了广泛重视，人们开始讲生态环境价值、算生态环境价值、用生态环境价值，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们提高对生态环境价值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 生态环境价值何在

生态环境价值，表示的是主客体间关系，即主体有某种需要，而客体能够满足这种需要，那么对主体来说，这个客体就有价值。在人类和生态环境这一对关系中，人类是主体，生态环境是客体，生态环境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发展以及享受所需要的物质性产品和舒适。因此，对人类来说，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而且，由于人类的需要大体是按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的顺序逐步发展的，所以，生态环境的价值也就会越来越大。

目前，对于环境价值或生态价值普遍认可的一种解释是Daily在1997年的专著《Nature's Services：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中所提出的，环境价值（有学者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或“生态系统服务”）一般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物种支撑和维持人类生存的条件和过程。国内学者关于生态环境价值的分类比较一致，将其分为直接利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四种。国外学者关于生态环境价值的分类有多种：如二分型和五分型等。

生态环境价值的产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天然生成；二是人类创造。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没有劳动参与的东西没有价值；不能进行交易的东西没有价值。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生态环境是有价值，只是它的价值很难计算。生态环境价值首先决定于它对人类的有用性，其价值大小则决定于它的稀缺性（体现为供求关系）和开发利用条件；不同的丰度、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质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时间，都对环境价值的大小有所影响。如何评价生态价值一直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对生态价值的评估主要是使用生态环境经济评价技术，它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对生态环境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进行定量评价，并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以此反映生态价值量的规模大小。

从1985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资源环境问题的只益突出以及对传统资源价值的反思，逐步开展对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资源价值理论多达10多种，如双重价值论、有限资源价值论、价格决定价值论、使用价值决定论、劳动价值泛化论、天然资源无价值和已开采资源有价值论、三元价值论、服务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均衡价值论、价值无用论和稀缺价格论等。关于生态环境价值的评估方法也多种多样，如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边际机会成本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影子项目法、享乐价值法和条件价值法等。

长期以来，人们受“环境无价，自然天成”观念影响，不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随心取用，毫无节制。因此，要节制人们的行为，就必须把自然资源纳入成本，要收费取用，限量取用。而这一切，都必须以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核算为依据。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使用制度，就必须采用有偿使用的经济手段。森林、矿产、土地、水和其它环境资源，都必须有偿使用，应交付资源使用税，应通过法律建立资源成本的概念和会计核算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在免费使用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人类浪费和破坏资源的种种恶习。

2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确立生态环境价值观

人类需要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树立符合自然生态原则的生态环境价值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有生态环境价值观。我国生态环境价值观的确立有其外在和内在的依据。国际上，联合国《我们的共同未来》（1987年）、《21世纪议程》（1992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国际上开启确立生态环境价值观的突出标志。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下，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也逐步开始关注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相继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白皮书》（1994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2000年）、《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2000年）等文件。并在国家“九五”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为我国生态环境价值观的确立奠定了制度基础。

国内生态环境的现实是我国生态环境价值观确立的内在依据。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资源低、资源浪费大、环境污染严重。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发展，早日实现现代化。但是，依靠高投入的产出，不仅导致了资源供需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也制约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再加上长期以来对GDP的盲目崇拜，导致很多地方官员不惜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度、高数量。在取得所谓高“GDW”的同时，却是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面对这种状况，我国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确立生态环境价值观。党的“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说，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3 实现生态环境价值的路径

3.1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实现生态环境价值的核心

科学发展观并不单单要求我们重视保护自然环境、重视生态平衡，而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出发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协涮发展以及保持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平衡作为各方面发展的前提条件。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要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统一起来。坚持走生态效益、礼会效益、经济效益良性循环和统筹协调全面发展的创新之路，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向生态文明社会转型。一是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顾全大局的政治素质，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二是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树立生态文明的先进理念；三是通过宣传教育促使全民参与保护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过低碳生活的生态实践，在实践中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

3.2要让生态环境价值化

让生态环境价值化，就是要在全社会牢固确立生态环境也是有价值的这一基本认识，并在制度安排和战略举措上，全力保障这一认识的价值实现。要让生态环境价值化，一是要明确并保护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必须确认每个中国公民都有享用纯净饮用水、新鲜空气和蓝色天空的天赋权力，且这一权力也赋予了子子孙孙。任何一个企业或者利益群体都不能损害公民的这一“天赋人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仅要发挥监督和裁判的功能，还要大力鼓励公民的维权行动。二是要让损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付出足够的代价。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将生态环境损失所导致的成本，体现到企业的收益表里，表现在制造品的价格表中。要建设生态文明，就要让生态环境价值化、货币化、资本化，对高污染行业、企业课以重税。对玩“猫提老鼠”游戏的偷排企业，一旦抓住则开出天价的罚单，使得其被抓的概率乘以高额罚款，要大大高出其偷排的收益，如此才有足够的威慑力。还应稳步推进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探索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等制度创新。

3.3要建立EDP（又称“绿色GDP”）体系

现行GDP只反映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成果，不仅不考虑自然资源的消耗，还把控制环境损失的费用视为收入。另外，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生产成本增加，比如医疗费用的增加，都被看成是付费者收入的增加。在现行统计中，只有环境破坏导致目前生产的减少和直接生产成本增加时，才把它归入减少收入中，其它的环境破坏都无法在国民经济中反映出来。因此，联合国于1993年推出《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这是一份与国民经济核算框架（SNA）相关联的卫星账户体系。将环境与自然资源综合在SNA的关键概念和账户中，并调整了现行GDP和国民收入，建立了以EDP估算为中心的环境经济货币核算体系，其基本思路是要核算经济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即在经济过程中对环境的利用价值并将此环境成本纳入SNA，从现行GDP总量中予以扣除，以得到充分反映环境的作用。真正体现经济成就的绿色GDP。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生态美学；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生态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2-0046-06

[作者简介]岳友熙（1967―），男，山东高密人，文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循环经济软科学研究基地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生态文化等研究。（山东淄博 255049）。

[基金项目]山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培育工程）“美国生态想像理论、方法及实践运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曾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经费的资助。

Title： On Three Theoretical Bases of Eco-aesthetic Construction

Author： Yue Youxi

Abstract： Eco-aesthetics i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applied subject of aesthetics which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enlightenment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and aesthetic ideas. Eco-aesthetics is a new form of aesthetics based on ecological existentialism， eco-environmental value theory， and eco-environmental ethics. It takes 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as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eliminat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breaks the thinking way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of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ranscends anthropocentrism， and it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people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eco-aesthetics； eco-existentialism； eco-value theory； eco-ethics

一、“生态美学”的基本内涵

所谓生态美学，主要是指生态学和美学联姻而产生的一门学科，它是在当代生态观念、环境观念、美学观念的启迪下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的跨学科性的美学应用学科。它是从美学的角度，用审美的态度、观点和方法，研究人与自然的生态现象、生态关系和生态规律的科学。生态美学是生态本体论在美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具有很大的初创性和开拓性。生态美学不但注重对自然的定性（即存在的本性）研究，在对自然内在生命本质的考察中重构其哲学基础，因此属于物性论范畴，而且带有更多的审美意味，注重对自然外在形式（即存在的表象）的观照，因此属于现象学的范畴。与此同时，它还更侧重自然与人的现实生存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以生态环境为中心，对自然进行价值定位和实践再造（存在的价值）。生态美学覆盖了人类对自然进行审美观照的三个维度：即以真为美、以善为美、以美为美；包括以知性重解自然、以情感观照自然、以意志再造自然等三种具体方式。

对生态美学来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审美观。生态审美观是一种全新的审美观，它在自然审美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其一，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和形成，是以对“生态”的理解为前提的。这里所谓的生态，既不是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亦不是仅指单一的人与自然的自在状态，而是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的整体化的系统联系上。例如，德国美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在”的诗意的存在方式，就是一种生态审美的存在。其二，生态审美观不是从生命的某一部分或生命的个体来孤立地、机械地看自然美的性质，而是从生命的有机整体、有机联系来综合审视自然美。其三，生态审美观不单按照人的价值或者说自然的外在价值来看待自然美，而且也按照自然的内在价值来看自然美。自然美不单为人而美，也为其自身而美。其四，生态审美观不单从自然人化的维度来看待自然美的产生，而且还从自然创化的维度来审视自然美的产生。大自然的进化，是一种自组织的进化。在大自然的自组织进化过程中，美是自然选择的目的，是自然进化的方向。其五，生态审美观不单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内部心理等方面的统一来看待和谐，而且从整个宇宙，至少是从整个地球上生命的有序存在与运动来看待和谐，并赋予和谐以新的解释与涵义。其六，生态审美观不是将艺术美视为最高的美，而是将自然生态美视为最高的、典范的美。生态哲学中生态本体论的宇宙观，意味着哲学思想的一场革命，生态美学中生态审美观，也将全面地重塑人的观念，彻底刷新人的生活。这是人类思想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人类思想的巨大进步。

生态美学以“生态环境美”范畴的确立为核心，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生态审美创造为目标，以期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相互和谐、真善美相互统一的自由审美人生境界。生态美学体现了生态文明时代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现实关注，以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生态本位的审美观，既来源于对中国古老的传统生态哲学深层智慧的开掘，又来源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有机统一观念的借鉴；既是对传统美学审美观的超越与挑战，又为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提供了百年不遇的大好契机。

二、生态美学构建的哲学基础

生态美学是以生态存在论为哲学基础的美学。“生态存在论”主要是建立在“存在论”哲学、生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的新型理论，它肯定存在是世界本然的存在状态和方式，反对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找存在的本质和依据；主张结合古代直观整体论和当代生态科学、复杂性科学的成果，将存在理解为包含人、社会在内的整个大自然的存在，即把存在看作是由“人―社会―自然”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统一有机系统整体。“生态存在论”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生态存在论继承了系统论的整体性特征，认为生态存在不是人、社会和各种其他自然事物的零散的存在，而首先应当是整体性的存在。它在肯定人、社会和各种自然事物等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构成生态存在整体的基础上，否定生态存在整体等于各部分事物和人简单相加之和的机械观念，坚持生态存在系统具有自身特定的质，是由人、社会和各自然事物等内在各要素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生态整体；特殊生态系统又存在于更高一级生态系统环境中，受更高一级生态系统规律、状况、发展趋势的影响，这种生态系统的整体特性就是其从所处系统环境中获得的质的规定性。第二，生态存在论认为，人、社会和各种自然事物的生态存在具有有机性，它们是有机系统整体。它从生态科学观念出发，肯定人、社会和各种自然事物的生态存在的有机性，而且把有机性理解为生命、生态系统自身具有的自组织、自调节、自选择能力，把整个世界描绘成由人、社会和各种自然事物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不断进化的有机的统一体。第三，生态存在论认为，人、社会和各种自然事物的生态存在具有过程性。从自组织理论出发，把存在如实地描述为关系性的、过程性的和实体性的存在的统一，把自然生态过程视为统一的自组织运化过程，坚持不同层次的“实体存在”、不同层次事物之间的联系都是在统一运化过程中形成、演化的观点。①

“生态存在论”是建立在生态科学、复杂性科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的新型理论，是对科学理论的概括和升华。它是对近现代机械论世界观、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否定，是在更高层面上对古代有机整体论的扬弃和复归。“生态存在论”包括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和自然观，是建立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态文明时代精神的必然产物。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存在论”哲学在社会实践领域的具体应用。以“生态本体论”为基础的生态美学作为一种新的美学范式，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有机统一的新的科学的美学范式。生态美学针对现代性过分强调自然的人化，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偏颇，还强调人的自然化，重视自然生态规律，把人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存在和演化规律；同时，生态美学又肯定人与自然万物的差别，肯定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的认识实践能力和人的智慧，肯定生态美学建设是建立在人的现实认识实践基础上，主要依靠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反思、协调和重构。生态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人类对消除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异化要求的时代呼唤，是生态本体论时代的精神体现。

三、生态美学构建的价值论基础

生态美学是以生态环境价值论为基础的美学。生态环境价值论，就是人类在生态本体论时代对人与自然万物及其生态系统的价值关系独特新颖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它主要是针对近现代人类本体论时代的主观主义工具价值观，肯定价值的客观存在，重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态环境系统的价值，并重新阐述人与生态环境的价值关系。生态环境价值论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传统的价值论进行反思，在新的自然科学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型价值论。它从价值论的学术框架出发，对生态系统、人的生态环境以及其中多样化生物的价值进行探讨，结合生态保护的要求改造已有的价值论或为价值论提供新的内容。它是对人类本体论时代价值观的突破和超越。生态环境价值论主要是哲学、文化意义上的价值论，主要探讨的是价值的本质、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等问题。它在首先承认人是自然界当中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特殊存在的基础上，肯定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肯定人和自然万物及其生态环境系统都具有自身存在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并认为它们都可以成为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它们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既有区别，又是内在统一，即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同时，它还确定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生态环境价值论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对“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态环境的价值”两个概念的内涵的讨论当中。所谓“生态环境价值”，就是指人与周围的生态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所具有的自身内在的有机价值。它是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包括人）天生地就具有消纳废物、维持生命和调节平衡的生态价值，是生态环境系统维护生态环境系统自身稳定、完整和美丽而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它反映的是人与周围的生态环境具有本源性和本然性的联系。而所谓“生态环境的价值”，在广义上是指生态环境系统及其要素对其周围的其他要素（包括人、自然事物、子系统、母系统等）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或体现出来的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在狭义上，则是指生态环境系统及其要素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或体现出来的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即只是相对人来说的。“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态环境的价值”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是相互对立的。然而，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内在统一的。①

生态环境价值观是对宇宙本体论价值观的补充和发展，是对人类本体论价值观的突破和超越，它是生态环境美学赖以产生和形成的价值论基础。传统哲学认为，价值客体可以是自然物、人创造的财富，也可以是社会、组织和个人；但是，价值主体却只能是个人、群体和社会，或者说只有人才有资格成为价值主体。这种人类本体论价值观的偏颇和现代科技的片面发展，给“人――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障碍。因此，人类需要重新反省自身的价值观，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家“赞天地之化育”之精神，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不但肯定人是生态环境价值主体，而且强调其他生态环境各要素也可以作为生态环境的价值主体；不但要考虑到人类自身的目的和价值，而且也要考虑到其他生命体、生态环境系统、生物圈的内在价值，从维护和促进生态环境系统和地球生物圈的生存和发展高度，把自身的内在价值最大限度地转化成对生态环境系统和生物圈的工具价值，在人与生态环境系统共生共荣、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使自身的内在价值得到全面而深刻的实现。从生态环境价值论来看，价值主体的内容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理解，认为生态环境系统各要素都可以成为生态环境价值主体。生态环境价值观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由世界的主宰变成了生态环境系统当中的普通一员。人类在利益上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但在文化上人类仍然是世界的中心），人类由人类本体论时代转向了生态本体论时代，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类的价值观发生了彻底转变，即由人类本体论价值观转向了生态环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价值主体超越了传统价值观的评价主体，认为价值主体不单是人，也可以是人之外的其他生态环境要素。生态环境价值观不但从认识论角度，在肯定人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强调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还从生态存在论角度，把人与其周围的生态环境系统看作一个最大的完整的生态环境总系统，肯定了这个生态环境系统的内在的有机的生态环境价值。并进一步强调生态环境的价值与生态环境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它认为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态环境的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都是生态环境系统进化的结果。生态环境系统的各个因素都对维持生态环境系统的完整与和谐做出了贡献，因此都具有生态环境的价值。作为人类的文化现象，生态环境价值是人类超越自我，借助人的洞察力对生态环境价值关系进行分析的产物，不是人类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价值的判断和评价，而是将人类自身融合于生态环境系统当中的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存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生态环境价值论的提出使人类对自己的主体地位进行反思，迫使人类矫正自己对待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态度和行为，这对保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利益具有重大意义。①生态美学就是以这种生态环境价值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型美学。

四、生态美学构建的伦理学基础

生态美学是以生态环境伦理学为基础的新型美学。“生态环境伦理学”也被称为“生态伦理学”，是一种主张把道德关怀（moral consideration）扩展到人之外的各种非人类存在物身上去的伦理观点和学说。它是在对传统伦理学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它的继承、发展和超越。其理论核心是承认各种非人类存在物拥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及人类必须予以尊重的“生存权利”，并把它们的这些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而非人类的利益）作为判断人们对它们的实践行为在道德上是否正确的终极标准，作为对人的实践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重要依据。②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新型的伦理思潮或价值观。生态伦理学的革命性和新颖性，主要体现在它肯定了各种非人类存在物拥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和人类必须予以尊重的生存权利，空前地扩大了“道德共同体”或“道德联合体”（moral community），为今天我们正确理解“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提供了新型的道德根据。③生态伦理学将道德共同体扩展到了包括自然界一切无生命的存在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对人的固恋（fixation），把伦理学的视野从人类扩展到了更宽广的大自然，使道德联合体（moral community）的范围从人类自身扩展到人类之外的其它非人类存在物，从而拓展了伦理学的范围，使其实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这种把道德共同体扩展到了包括自然界一切无生命的存在物的伦理思想，就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终结和新的自由主义的开山。④

生态伦理学是一种具有不断开放性的伦理学，它要求人类应该有一种伟大的生态伦理情怀：对他人的关心，对动物的怜悯，对生命的爱护，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他应当与某种永恒的东西“照面”，把生活的意义与某种比个人更宏大的过程联系起来。这种永恒的东西和伟大的过程就是生命（包括人的生命）的生生不息和绵延不绝，就是大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上苍之“大生”和“广生”之美德。我们甚至认为，由于大自然或地球是所有事物的“生命摇蓝或生养环境”（originating matrix or parental environment），所有的事物都是大自然创造的；哪里存在着积极的创造性，哪里便存在着价值。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伦理学仅仅限制在地球的范围内，宇宙是我们所占据的地球的生命摇蓝，我们应当把它也包括进最终的伦理王国中来，超越“地球中心论”或“地球沙文主义”，走向“宇宙伦理学”。⑤

生态伦理学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权利平等的同时，还承认人类具有不同于自然的其它物种的特殊性，承认人类具有高于其它物种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人类具有思维能力，有理性。而人的理性就表现为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对自己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他能够对自己的需求加以控制，能够限制自己。当前，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已经向人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使人类的活动能够与自然的存在相适应，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圆融共舞的共同体。⑥

生态伦理学就是我们建立生态美学的重要基础之一，它在生态美学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和指导作用。它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突破主客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重建理性，重建主体性，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辩证关系，为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生态美学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尽管这种思想上的改变在越过一定界线以前很少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一旦关键的认识改变以后，巨大的变化就会像洪水般立刻涌现。我们的生态美学就会轰轰烈烈地建立起来，人类就会迈入真正的生态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