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环境；失衡；原因；解决；生态伦理 

 

人类是地球上生物 发展 和进化的最高产物，是食物链条中最高的一环。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活动、生存方式对于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使得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工业 革命以来，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生产动力规模的扩大， 科学 技术、工程技术手段的发展，创造了大量自然界自身不能自我分解、自我消化的物品，使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发生了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失衡问题。本文试图从生态伦理的视角重新审察环境问题，寻找解决环境失衡的生态化的方法。 

 

一、当今人类面临的环境失衡问题 

环境失衡是指由于人类的活动而造成的地球上各种生物之间、动物与植被之间以及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平衡关系的被打破，造成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被破坏。环境失衡问题实质上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的被破坏，因此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脆弱的发展

2.生态伦理新思维的基本原则 

生态伦理新思维是建立在后 现代 的信息社会，知识 经济 新时代的思维方式，是立足于人类与其它生物，人类与 自然 环境之间的和谐的生存状态的思想方法。 

生态伦理新思维的基本原则是多元思考和和谐共存。多元思考是指从植物、其它动物、人类以及三者共同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四个纬度思考问题，打破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单一思维。 

3.实现生态伦理的途径和方法 

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就是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具体实施： 

第一，转变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旧思想，树立生态伦理新观念。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 历史 文明的进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也曾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随着 工业 化的 发展 ，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痛定思痛后，我们要树立生态伦理新观念，应该意识到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的地位，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二，控制 企业 环境指标。解决生态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是要做好产业引导，把产业发展引导到可持续发展上来，从根本上转变资源依赖上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加大生态效益型产业比重，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第三，加强政府的环境立法和保护环境的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环境保护负责的责任制；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审计制度，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力度，做好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资源开发“三同时”制度。 

第四，加强规划，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平衡。国家要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科学 开展生态建设，继续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对有利于生态保护的长期投资项目在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中央政府主要负责以生态效益为主的天然林、天然草地的保护与恢复和生态功能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投入；各级政府应增加生态环境的投入；积极引入社会各方投资，逐步建立流域补偿、资源开发补、遗传资源惠益共享的生态补偿机制。 

第五，提高民众的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把环境保护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加强对民众的引导，一方面要使生态观念根植于民众，使全民牢固树立生态意识，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以生态眼光、生态要求来指导各项工作。我们应根据生态文化的要求，重新认识主体性的内涵，建构生态主体论，发挥主体协调人—社会—自然关系的作用，使人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新世纪生态危机的警钟时时在耳边响起，共同生存于这个蓝色星球，无论国家元首还是普通百姓，都是地球村的公民，都有义务呵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 

 

[ 参考 文献 ]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环境；失衡；原因；解决；生态伦理

人类是地球上生物 发展 和进化的最高产物，是食物链条中最高的一环。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活动、生存方式对于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使得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工业 革命以来，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生产动力规模的扩大， 科学 技术、工程技术手段的发展，创造了大量自然界自身不能自我分解、自我消化的物品，使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发生了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失衡问题。本文试图从生态伦理的视角重新审察环境问题，寻找解决环境失衡的生态化的方法。

一、当今人类面临的环境失衡问题

环境失衡是指由于人类的活动而造成的地球上各种生物之间、动物与植被之间以及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平衡关系的被打破，造成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被破坏。环境失衡问题实质上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的被破坏，因此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脆弱的发展

2.生态伦理新思维的基本原则

生态伦理新思维是建立在后 现代 的信息社会，知识 经济 新时代的思维方式，是立足于人类与其它生物，人类与 自然 环境之间的和谐的生存状态的思想方法。

生态伦理新思维的基本原则是多元思考和和谐共存。多元思考是指从植物、其它动物、人类以及三者共同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四个纬度思考问题，打破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单一思维。

3.实现生态伦理的途径和方法

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就是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具体实施：

第一，转变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旧思想，树立生态伦理新观念。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 历史 文明的进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也曾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随着 工业 化的 发展 ，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痛定思痛后，我们要树立生态伦理新观念，应该意识到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的地位，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二，控制 企业 环境指标。解决生态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是要做好产业引导，把产业发展引导到可持续发展上来，从根本上转变资源依赖上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加大生态效益型产业比重，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第三，加强政府的环境立法和保护环境的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环境保护负责的责任制；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审计制度，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力度，做好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资源开发“三同时”制度。

第四，加强规划，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平衡。国家要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科学 开展生态建设，继续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对有利于生态保护的长期投资项目在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中央政府主要负责以生态效益为主的天然林、天然草地的保护与恢复和生态功能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投入；各级政府应增加生态环境的投入；积极引入社会各方投资，逐步建立流域补偿、资源开发补、遗传资源惠益共享的生态补偿机制。

第五，提高民众的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把环境保护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加强对民众的引导，一方面要使生态观念根植于民众，使全民牢固树立生态意识，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以生态眼光、生态要求来指导各项工作。我们应根据生态文化的要求，重新认识主体性的内涵，建构生态主体论，发挥主体协调人—社会—自然关系的作用，使人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新世纪生态危机的警钟时时在耳边响起，共同生存于这个蓝色星球，无论国家元首还是普通百姓，都是地球村的公民，都有义务呵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

[ 参考 文献 ]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3篇

环境思潮的发展

然而上述措施并没有阻止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继续恶化，环境问题呈现出愈来愈烈的趋势。与此同时，生态运动也愈来愈高涨，人们似乎已经感受到赖以生存的地球存在巨大的危机。但人们对于问题的根源并没有很清晰的认识，再加上各种利益与诉求的交织，引发了不同阶层不同角度的认识的争论。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作者巴里•康芒纳罗列了各种阶层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有人抱怨人口增长，有人抱怨生活富裕，有人抱怨人的需求，有人抱怨人内在的进取性，有人抱怨各种赢利，有人归罪于教会，有人归罪于技术，有人归罪于资本主义，有人归罪于政治家。①在这纷乱嘈杂的的争论声中，不断地有学者开始探讨环境问题的根源及解决对策。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思想以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为标志，通过考察人类发展的环境限制，指出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将会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并且无法用技术来加以克服。以后生态运动分化为悲观派和乐观派。与相信环境问题能够通过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自我调节而能够克服的乐观派相比，悲观派引导着之后的生态思想研究向问题根源深入。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运动继承了前期生态思想的认识成果，主要有浅绿派和深绿派。两派对待技术和制度的政策主张与路线方针不同，但共同点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当下的技术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以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为标志，在伦理学上继承了早期的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继而发展成生态中心论，即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他认为自然具有不依赖人的独立价值：“自然系统作为一个创生万物的系统，是有内在价值的，人只是他的众多的创造物之一，尽管也许是最高级的创造物。”②这一阶段的环境伦理有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批判笛卡尔、培根以后的西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以及与之俱来的消费主义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认为这是人与自然矛盾产生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环境思潮主要产生于主张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的“红色绿党”与主张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生态路线的“绿色绿党”的分化与争论。绿色绿党以原来的深绿派为主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而红色绿党吸收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以“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克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主张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绿色绿党的主张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制度。

环境思潮的深化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伴随着生态运动的兴起，在90年代通过重新阐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渐趋成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当前主要代表人物有高兹(AndreGorz)、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Grundamn)、大卫•佩珀(DavidPepper)、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前期环境思潮中所批判的技术、异化消费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是抽象的，不是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矛盾的根源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其生产方式。在这种条件下利润是其唯一的生产目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态度，并且伴随着成本外在化的倾向。③由于各个理论家对于资本主义导致自然的异化的论述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农业、工业、资本全球化作为不同阶段的划分依据来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破坏方面的具体形态的特点，因为这恰能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历史变化，对于当今重新认识产业变迁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在此主要从其批判的视角进行论述：

1.农业。土地是人的生存条件之一，但资本主义主义制度迫使土地得以买卖，这必然导致了人的自我买卖。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加强了对自然与人的剥削。④对自然的破坏一方面体现在过度开垦导致了物质变换的裂缝，破坏了生态循环；另一方面城乡分离加剧了土地归还定律的矛盾，即维持地力必须全部归还从土壤中拿走的东西。因为农民没有支配土地的起码的权力⑤，因而无助于解决土壤肥力下降的问题。

2.工业。资本主义为了克服内在的矛盾从而避免经济危机，通过提高技术加紧了对自然的剥削与破坏，并且通过树立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扩大消费，从而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传统绿色理论家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过社会中对自然的控制的观念与消费的异化现象，在此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批判吸收。他们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环境问题，最终目的仍在于保障利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技术与生态学，只会加剧生态问题，而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

3.资本全球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高污染、高耗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实质上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一方面在国内奉行‘环境种族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不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进行新的‘生态犯罪’。”⑥因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环境已经成为一种特权。“据报道，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对有害环境的工业部门的国外投资39%在第三世界国家，日本对‘最肮脏的’产业部门的国外投资有66%-80%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生态殖民主义，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发达国家指责的人口过多与对自然的掠夺造成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扩张的逻辑与反生态的体现。正是通过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树立，缓和了原本经济危机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且全球化生产将矛盾转移给现代化社会的下游，发展中国家。在矛盾转移的过程中，矛盾愈加凸显，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根本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才能成功解决当面所面临的矛盾。

对环境思潮的评析

环境思潮发展历程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辩证发展。最初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环境问题，但这种认识是对感性直观的简单抽象，不是具体的和内涵丰富的认识。继而人们通过理性演绎提出环境主张，但这种主张是思辨而未检验的。通过进一步的实践人们对生态的内涵与技术的本质有了更多的了解，抽象认识进一步具体化，但同时原来意识中的理性主义也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展现出来，对于人们的环境思潮有巨大的影响力。但由于这种哲学无法克服自身的矛盾，并且是思维的一种倒退，而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目标。笔者认为这种伦理观的哲学使命已经完成，虽然对于环境思潮的启蒙宣传仍有积极意义，但如果不批判其局限所在，就难以用科学的理论掌握现实物质力量来奠定未来构建生态社会的基础。“一个致力于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家的根本任务，不是倡导某一套道德信念，而是分析它们背后的各种利益及社会结构，从而可以识别并促进变化的潜在动力。”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吸取与发展了之前环境思潮的理论成果，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发而焕发生命力。作为一个通过在各个方面具体的考察而深入研究环境问题根源的理论体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深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生产领域的矛盾扩展到消费领域，扩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维度，深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维度，以此解答新近几十年出现的环境问题。虽然它的理论还不完善，并且它内部之间的立场并不统一，但是对于指导人们认识环境问题根源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我国，“当前我们的理论研究范式主要是借鉴或认同西方生态文明理论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停留于抽象的价值观视角。”⑨可持续发展理论必须超越思辨的阶段，要丰富其内涵，可以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关于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构建，并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加以批判与吸收，形成我国更具实践意义的理论。

对环境立法的思考

当代环境思潮对环境问题根源的认识为人们处理环境问题的实践确定了方向，也为国家的立法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当代各国的环境法大多处于对环境问题的抽象认识，和倡导新型的环境伦理的阶段。从目前各国的生产实践来看，并没有一部环境法能使人类整体上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对于处在国家层面的环境规范来说，它的发展面临着制度设计的不确定性。经以上对环境思潮简析，进而对环境问题根源的探究，笔者对环境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对于法律的目的，是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环境法学者满足于回答环境保护法应以保护环境为中心，而在国家发展规划层面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以何者为主、何者为先的问题，是不会有最终答案的，不能以简单的条件关系来推出假设的可能情况。从历史的角度看，两者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的实践——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而保护环境，亦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体现。环境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首先是人类社会的整体问题，其次是国家发展的问题，最后是个人的生活问题。因此，不管法律规范如何表述环境法的目的，都不可避免人的实践的总体目的。

第二，由于人们没有明确具体的路径来解决环境问题，所以需要有一定根据来进行具体的制度规范与标准的设计。这牵涉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知识，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生态学、统计学、经济学以及这些学科的交叉学科等。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应该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知识来评价人的实践对环境的影响。只有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入认识，才能创设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的法律规范。

第三，为了法的执行有效，必须充分考虑现实情况并制定良好的规范。如市场机制就是当今时代的现实的生产关系之一，虽然国外学者们指出市场机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甚至对于环境产生过消极影响。但是笔者认为市场机制是我们社会运行的物质力量之一，必须充分考量它的现实意义。如它的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的驱动意义，企业生产的外部性的特质，都应该从物质层面进行深入分析与检讨。不能因为它在历史上对于环境的消极影响而全部抛弃。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环境治理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嬗变及其在农业发展中的应用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嬗变

生态现代化概念一般认为是由德国学者MartinJänicke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柏林州议会辩论中最早提出（郇庆治和马丁•耶内克，2010）。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强调在工业生产中以科技创新来应对环境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关注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及产品消费而转向科技、经济市场、政府三者协调平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全球化影响及制度本身（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三个阶段，研究区域从西欧国家逐渐扩展到中欧、东欧、北美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Mol，2000）。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现代化理论仍处在不断发展完善当中，并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理论（Jänicke，2008）。生态理性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根本，生态理性使人们开始将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视为生态过程，而不仅仅是经济过程。生态现代化理论不断地丰富发展，由单纯地关注科技转向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包含科技、经济和市场、政府、环境运动、环境意识形态五个方面内容（Mol，2010）：（1）科技不仅仅是应对已经产生的环境问题，而是更多地转向环境改善和预防环境危机，将环境保护纳入技术和组织创新的设计当中，而不再过多依靠传统的修复式技术；（2）经济市场要素和组织在环境改善中的作用日益增长，生产者、消费者、信用机构、保险公司、商业协会等成为生态重构、生态创新、生态改善的重要承担者，带来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化，并且将环境成本以货币、价格、供需、产品、服务等清晰地表达出来；（3）政府的角色、位置、运作发生改变，政府管治由从自上到下的命令式的方式转向权力分散下放、更加灵活、更加趋向于公众参与的管治方式，非政府以及跨国、全球性组织和机构逐渐发挥影响；（4）环境运动的角色、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环境运动在环境决策中作用得到显著增强，环境运动指导思想也从单纯的反现代主义转向以合法性、负责任、公开透明、广泛参与为原则；（5）环境意识形态从纯粹地反对经济增长和完全忽视环境保护两个极端转向两者的协调统一，并被广泛接受。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农业发展

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危机同样蔓延到农业当中，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的挑战，现实困境促使人们开始寻求转变农业发展理念。在发达国家，以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石油农业”带来严重的环境危机，产生空气和水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食品安全受到威胁、能源消耗巨大等诸多问题（Kimbrell，2002）。值得关注是，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虽然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快速增加，有效降低了全球粮食价格，大大缓解了一些地区的粮食紧张问题，但是“绿色革命”也引发了土壤退化、化学污染、地下水枯竭、土地盐碱化等环境问题，迫使人们转向环境友好型技术，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Evenson，2003）。此外，“绿色革命”带来生物多样性和地方传统知识的破坏，同时引起贫富分化加深和区域农业发展失衡的问题。“绿色革命”并不是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科学成为农业发展的新理念，而在农业生态理念下进行新的绿色革命不仅要注重科技创新，还应与社会调整或变革结合，农业生态视角下政治、经济、文化转向明显（Altieri，2009）。农业发展研究中存在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的二元分立，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是超越二元论的比较可取的理论分析框架（Evansetal.,2002）。农业生态现代化是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农业发展相结合产生的，日益表现出一种多维、综合的整体性分析框架，逐渐拓展到科技、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空间、政治等多个维度，“弱农业生态现代化”正转向“强农业生态现代化”（HorlingsandMarsden，2011）：科技上，从注重经济驱动科技发展、科技解决问题、物质和能量循环利用，转向需求驱动科技创新、科技适应地方性；经济上，从强调企业化经营、效率优先、追求节约成本，转向推动生产经营网络化、综合化、整体化以及立足于农场水平追求高附加值、多功能农业；生态上，从较多采用生态和基因工程的产业生态视角转向较多采用生物型防护的农业生态视角；社会文化上，从提倡运用现代科技、理性的人地关系转向地方自主内生、人地协同、生产服务化；空间上，从偏重全球化、出口导向、外来资源大量使用，转向关注生产嵌入地方社区，注重本地资源利用；政治上，从自上到下式的单一方向的管治，转向内生扶持政策、参与式方法应用、社区发挥影响以及地方和区域灵活管治。

二、生态现代化视域下农业发展思维

生态现代化理论嬗变过程伴随着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公平问题的继生转换，三个问题日益呈现出交叉、复杂的态势，而西方发达国家多年的环境治理表明，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有赖于公平问题的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涉及农业环境治理问题，而环境治理牵扯到公平问题。生态现代化视域下农业发展思维转向整体统一的系统视角，农业生态现代化关注目标的平衡性、应对的多维性、行动的多元化。

（一）目标层：发展、环境、公平的统一

工业文明时代的科技进步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促使人类中心主义思潮蔓延，引发了深刻的环境危机。人类不得不反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增长受制于环境和社会的原因而存在极限问题，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环境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环境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的反映。从社会公平拓展到环境公平，将完善发展人类内部以及人与自然的正义，走向兼顾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O'Connor，1998），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公平问题的解决。生态现代化视域逐渐从单纯关注环境问题转向环境问题的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生态现代化视域下农业发展寻求发展、环境、公平的统一。以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石油农业”引发严重的环境危机，促使农业发展寻求发展与环境的统一，而环境问题不仅仅与“石油农业”生产技术有关，同样有其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平问题一定程度转嫁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从而加深环境危机。农业环境治理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发展、环境、公平的有机统一。

（二）应对层：科技、经济、生态、文化、空间、政治等多维治理

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公平问题的日益交叉复杂化，对问题应对提出了空前的挑战。生态现代化视域下环境危机发生不仅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环境治理的视角突破科技局限，拓展到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维视角，环境治理应对从单一向多维转向。西方国家环境治理经历了从单纯关注科技创新逐渐关注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过程。发达国家由于基本完成农业现代化，农业发展开始面向农业现代化过程产生的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面对粮食安全和农业收入增加问题，并着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但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已经显现（Pingali，2007）。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中都涉及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使得农业发展问题复杂化。问题复杂性迫切需要全面、系统的分析与应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将环境问题嵌入农业发展本身当中，使农业发展兼顾环境问题，同时指出环境问题有其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从而使农业发展本身不是仅仅停留在科技上，而是拓展到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维度。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农业发展适应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的挑战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

（三）行动层：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协同

生态现代化视域下环境问题的关注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消费领域。面对发展中面临的环境问题，消费领域是整个经济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可持续发展中重要的影响因素。环境治理不仅需要生产方式发生转变，更重要的是消费方式的转变，从而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变。可持续性消费是环境问题应对中的重要策略。消费者本身行为则是可持续消费的关键一环，而个人之间可以通过协作消费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和生产，从而形成新的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生产者与消费者塑造是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两者缺一不可。农业有机生产可以提供健康、天然的不含有毒杀虫剂的高质量产品，同时维持土地肥力和生物多样性，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欧美国家得到相当重视并发展壮大（Badgleyetal.，2007）。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成为生产的目的，消费成为生产的调节器，因而消费者塑造的重要性凸显，成为转变生产方式的重要助推器。生态公民是农业可持续消费的重要驱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促成农业可持续消费的根本力量，可克服一些农业可持续消费面临的重要障碍（Seyfang，2006）。

三、生态现代化视域下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我国农业正处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农业现代化进程仍处在较低水平，农业发展面临环境保护的问题，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随着现代化程度加深将会加剧，农业污染已然不容小视（温铁军等，2013），关系到国家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表明，环境治理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公平问题的解决。农业环境治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面对日益严重的农业环境问题，生态现代化理论为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启示。

（一）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应是发展、环境、公平的统一

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资源相对较少，由此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将会长期存在，而在农业发展中出现的农业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剧人地关系矛盾。当前中国农业仍然以相对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农业经济效益不高，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相对缓慢，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加剧，并引发一系列文化衰落和社会失衡等问题。我国农业现代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一些欠发达贫困地区环境破坏事件时有发生，甚至一些地区形成恶性循环，区域发展公平问题成为不可忽视的根源，这些地区的环境问题根本解决有赖于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面临两大选择问题：一是继续走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先污染再治理”的“石油农业”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二是继续走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强发展、弱公平”的农业发展道路，还是走发展与公平相统一的农业发展道路。中国人多地少，生态环境脆弱，城乡、区域差距巨大，难以承受“石油农业”带来的严重的环境压力以及公平问题带来的环境风险转嫁，必须走一条发展、环境、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新型农业现代化需要多维协调推进

我国农业现代化本身面临多重挑战，生态现代化视域下我国农业发展同样面临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公平问题。当前我国农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一方面造成农业生产中心地资源环境承载负荷过重，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另一方面，造成一些非中心生产地的小农生产者破产并由此引发土地荒芜浪费，同时造成一些小农生产者迫于竞争而加大对土地和资源过度开发，从而引发环境破坏问题。问题的交织复杂性需要多维综合应对：（1）在科技上，在关注环境修复技术的同时应更加注重预防性技术创新，从农业生产设计阶段就考虑不同区域的环境因素，最大程度提前规避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而环境恢复往往耗费更大，并造成不良的现实后果；（2）在经济上，在追求农业生产效率和压缩成本的同时更加关注生产网络化、本地化以及提升产品的品质，以带动本地经济和满足更加多样化的需求；（3）在生态上，在关注以工业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生态技术的同时，应当遵循农业生态理念更多地采用生物型技术，并适应不同地方特性；（4）在社会文化上，在关注依靠科技来专业化生产和协调人地关系的同时，更加主动地根据地方需求展开研究，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和劳动力实现人地协同发展；（5）在空间上，在关注农业外向型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更加注重与本地生产和消费的联结，避免出现“飞地式”发展；（6）在政治上，在关注从上而下的集中、单一的管治手段的同时，应更加注重管治地方化和内生化，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防止区域发展失衡。

（三）新型农业现代化需从生产端和消费端两端并举

我国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且包括农业消费方式的转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业生产走向商品化，市场消费需求在农业生产发展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当前我国更多是关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农业消费方式关注程度并不够，农业消费方式转变迟缓往往拖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一是虽然我国居民对农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相当部分居民仍然趋向价格偏好，对质量较低水平的产品耐受较强，往往使一些落后生产方式得以存在，这些现象在经济落后的地区问题比较严重。二是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一些消费者对国家保护的动植物或者由其生产的产品产生不合理的消费需求，推动一些不合理的产业发展，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破坏了生态环境。三是由于不合理的消费方式，产生了大量食物浪费，耗费大量的农业生产资源，变相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压力，而食物里程的拉长也同样会产生间接的资源消耗。农业现代化生态转型应生产端和消费端两端并举：（1）从生产端来说，农业有机生产与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相契合，应不断推动农业有机生产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着力提高农业有机生产的效率，通过有机农业生产的不断提升来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同时调整和增强农业认证管理机构，加强构建和完善有机认证体系，为农业生产有机化提供良好环境和重要保证；（2）从消费端来说，对于个人而言，应加强环境教育，塑造生态公民，提倡个人节约消费、绿色消费，摒弃过度消费和不当消费行为，而对于整个农业生产网络而言，应充分考虑食物里程因素，构建合理的生产和消费的空间耦合结构，强化农业本地化生产的内生作用，带动本地资源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减少资源间接浪费。

（四）农业生产地方化有助于解决区域农业发展失衡问题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环境观 人与自然 制度变革 可持续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观的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观不是空穴来风，它有着极为深厚的现实基础，即当时社会开始显现的生态环境问题。

在19世纪下半叶，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显露出来，河流污染、森林消失、空气污染等等环境问题已初见端倪。生活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存在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状，并给人们尤其劳动者带来的生态灾难。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以深厚的人道情怀和睿智的哲学眼光，真切关注人类的一般环境问题，并深入考察和认真研究了当时发生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形成了许多精辟的环境思想。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论述，当时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地力枯竭，土地荒芜；河流污染，江河淤浅；森林消失，气候变迁；空气污染；工人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恶化。在一个半世纪前，在生态环境问题开始显现但还不突出的情况下，伟大的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开始密切关注人类生态环境问题。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生态环境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内在要素。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

首先，自然界或者说自在世界构成了人类世界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人在实践活动中把天然自然同化于自身，转化为自己的本质力量，同时又把这种本质力量对象化于人类世界中；人类世界形成后又反过来制约天然自然，不断地改变自在世界的界限。

其次，天然自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转化为人化自然，并在人类世界中延续自己的存在；同时，人化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整个大自然的运动过程。这里会出现两种情况：自然界的运动以其强大的力量强行铲除人化自然的痕迹，使人的活动成果趋于淡化和消失；人化自然改变自然规律起作用的范围和结果，改变了各种自然过程，这就可能产生对人并非有利的负面效应。

第二，物质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辨证统一的中介。

首先，人是能动地面对自然界。人不能像动物那样直接生存在自然界，他是带着自己的需要、目的和意志来能动地改造自然界的。人与自然的现实统一是通过劳动得以实现的。

其次，劳动使“自然之网”出现缺口并一分为二，不断从天然自然中分化出人化自然。物质生产实践虽然不能使自然物的本性和规律发生变化，但却能把人的内在尺度运用到物质对象上去，按人的方式来规范物质转换活动的方向和过程，改变物质的自在存在形式。

再次，劳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人类要达到劳动目的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的目的只有与自然物质固有的规律相一致时，才能得以实现。

第三，文明与自然并非不可和谐共存。马克思恩格斯一直致力于从制度根源、阶级根源、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入手破解文明与自然对抗的世界难题。

首先，从制度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

其次，从阶级层面上看，资本家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其急功近利，不及长远后果，必然导致生态危机。为了生产节约，资本家节约生产条件，置其行为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后果于不顾，这样就势必加速自然环境的污染过程。

再次，从认识层面上看，生态环境问题也有其认识论根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还不能做出科学的预测，所以在当时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具有严重的不可持续性。

最后，从社会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还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这种工业发展的模式以工业城市的崛起和工业门类的过分集中为标志，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直接和最近的经济效益为目的，以大肆消耗自然资源为手段，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推进社会的工业化进程。

三、马克思生态环境观的实践策略

人与自然的“和解”首要的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近代工业化的环境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危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环境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对立，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从而克服生态危机。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还必须实现发展转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生产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生活的现实内容。因此，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11.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问题；发展思路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不仅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战略，也意味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含义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放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回到原生态的生活方式，而是超越和扬弃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和不合理的消费模式，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理念和素质，使人类活动限制在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过程中，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作物质基础，以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为核心理念，以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为根本途径，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根本目标，进行实践探索所取得的全部成果。从生态文明的内涵来看，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是生态文明存在的物质前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遵循的核心理念，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是实现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目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就是要达到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的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和自然都能生生不息，永续发展。

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特别是结合未来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目标任务，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但我国当前还面临着一些生态环境问题：

综合来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探索创新是这一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特征，我国当前依然面临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又表现为以下两点：

1.人祸引发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增多。“人祸”即由人为原因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比如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导致植被急剧减少和野生动植物的灭绝，矿产资源过度开采造成资源枯竭，工业和生活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形成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当前一个亟需关注的现象就是，人祸引发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增多，且生态恶化已开始引发社会稳定问题。

2.环境公益损害赔偿制度尚需完善。

要解决上述问题，完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已经建立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侵权制度，即某种行为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的后果，特定受害人所要求的损害赔偿。二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即某种行为尚未造成但有环境污染或破坏的高度危险，且没有特定受害人的生态环境本身所遭受的损害的排除问题，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综观我国目前已经建立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主要对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人身损害和直接财产损害、精神损害的赔偿，缺乏对环境公益损害、间接财产损害和环境健康损害等赔偿。

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思路

党的十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新要求：“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据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必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这是解决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中存在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任务。要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三大战略格局”，即构建“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格局，“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发展格局，以及“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格局。

（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即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低，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消耗强度高，能源消费供需矛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软肋，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同时，要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

（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由于部分地区对国土空间的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分散开发，带来和造成了森林破坏、湿地萎缩、河湖干涸、水土流失、地面沉降，沙漠化、石漠化和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各种灾害频发等自然生态系统严重受损的问题，因此必须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

（四）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需在五个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一是加强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建设。必须改变唯GDP的观念，增加生态文明在考核评价中的权重，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二是健全基本的管理制度。根据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管理制度缺失的问题，必须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三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四是建立市场化机制，要用市场化办法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五是健全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资源环境是重要的公共产品，对破坏和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要追究责任，进行赔偿。

建设生态文明是历史赋予的重任，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只有动员全社会力量，人人参与、全民行动，才能达成这一伟大目标，最终实现美丽中国的共同梦想。■

参考文献

[1]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

[2] 周生贤.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J].求是，2012（19）.

[3] 郭静利、郭燕枝.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成效和未来展望[J].农业展望，2011（11）.

[4] 廖才茂.新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与实践方向[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9）.

[5] 刘湘溶、罗常军.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光明日报，2012-12-01.

[6] 杨伟民.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N].人民日报，2012-12-12.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

1 问题的缘起

1962年，美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公开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客观上促就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由此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类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愈发地强烈。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召开，来自11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和国际组织代表首次在一起共同探讨环境问题，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并改善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共同努力。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该文件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理论出发点，制定了一份内容详实的行动计划，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基于此，美国于1993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负责制定并执行相关战略，欧盟也于1996年通过了一部关于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基本法。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为治理环境问题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努力，虽然部分国家和地域的生态环境得到相应的好转，但是总体情况仍是不容乐观。如何从根本上治理生态环境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了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难题。

早在十九世纪，生态环境问题就已经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学术创造的年代，英国已经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德、俄、日等国也纷纷通过资本主义革命或者改革加入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工业革命使得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地提高，但是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考察了工业革命后工业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并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到社会问题之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提出了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原则。近年来，社会上总是充斥着一种“马恩过时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已经不能用来处理目前的现实问题。然而，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诸多事物的基本观点、基本看法思入了时代深处，突破了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并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指出其现实意义，不仅能够有效驳斥“马恩过时论”，而且对于指导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也十分必要。

2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这都星散在他们各个时期创作的经典文本之中。但是，由于受到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关注几乎为零。直到上个世纪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益兴起，学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挖掘和阐释才逐步走向正轨。发展至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其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反复阅读，梳理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发展脉络，归纳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他们普遍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生态环境是天然对立的，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具有明显的“增殖获利”原则，其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而非货币，正是因为资本要求将集中起来的货币不断地投入到生产和流通之中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其运行路向可简化为：“生产――流通――获利――生产”。这种循环过程，使得资本不断地被投入到生产，尽可能地去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所以，资本无时无刻都处于增殖变化的运动过程之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海德格尔将资本这种增殖逻辑称之为资本的“进步强制”，资本的“进步强制”一方面从客观上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但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必然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但是，资本在发展过程当中却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有着深刻的内在危机：资本逻辑使得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毫无止境地盘剥自然，引起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2]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的增值逻辑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其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资本家成了“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而“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3]。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曾对德国有机化学家李比希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考量，并创造性地吸收了其“物质变换”的思想。所谓“物质变换”，就是指两种不同物体之间物质、材料的相互交换，“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5]。事实上，资本的扩张往往以牺牲自然和劳动力作为前提，人们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将自然资源变为增殖的载体。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本是无可厚非，但是，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的开发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人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不断地掠夺自然，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较长的循环恢复时间决定了人们无止境地盘剥只能是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3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治对策

目前，世界各地都在积极探寻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行途径，部分发达国家还取得了一些成绩，生态环境状况得到了不少好转。但是，仔细考察这些国家的治理措施后，不难发现其治理思路无非只是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却无法遏制生态环境问题的反复出现，长久以往，势必又会造成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要使得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解”，就必须得“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去改变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性冲突的根本因素。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笔者认为，要根治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克服资本的偏执性增殖。资本的增殖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得人与自然关系不再和谐。因此，要克服资本的偏执性增殖，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是不是社会主义就不会有生态环境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过程中，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也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问题是由社会主义道路所导致。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驾驭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所以，“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6]，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二，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到资本增值逻辑的驱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忽略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问题日渐堪忧。而今，要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治理，就必须转变过去的发展方式，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要完善政府对生态环境的管理职能，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探寻并制定一系列对生态有益的规章制度。各级的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也要加大执法力度，对生态破坏严重的单位和个人要及时予以遏止。

第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在科学技术被资本“绑架”的时代，科技成了“资本化”的人的帮凶，使得自然不堪重负，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科学技术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为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也可以引起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生态破坏“火上浇油”。科学技术到底是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关键就是看人在怎样地运用科学技术。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作用，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对于人类历史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重要力量。所以，要改善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就必须要克服资本的偏执本性，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作用，将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同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6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69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

[7]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22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8篇

关键词：赣南地区；水生态；环境 ；对策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

1赣南地区水生态环境现状概况

1.1水体污染现象较为严重

赣南地区作为脐橙之乡，农业等相关领域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获得了较为可喜的经济收入，这大大地拉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又会产生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水体污染的现象较为严重，由于稀土资源的无序开掘和对农业发展速度的迫切追求，有关农药的使用越来越多，这就对水体的污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造成了水体的酸化和污染。农药和化肥的残留物等，进入河流水体，造成水质变差，这会严重地破坏水环境的平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会导致该地区的水体涵养能力降低，长此已久就会对地区的生态的发展造成阻碍，并进一步地威胁到经济的发展。总而言之，赣南地区的水体污染现象从整体上说已经处于较为严重的局面，这无论是对于生态的发展还是经济的进步都是极为不利的。

1.2水土流失现状不容乐观

赣南地区的生态环境还面临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水土流失现状不容乐观，稀土无序开采和土地的无限制开垦，都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水土流失现象进一步地恶化，使得该地区生态现状变得更为严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变差，对于地区的发展有着很大的阻碍作用。尤其是稀土矿开采废弃地区和果树大面积种植区，水土流失现象更加严峻，会使得大量的有毒物质毫不保留地进入水体，给水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作用。可以说水土流失的现状不够乐观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加速了水体污染的程度，不仅仅会给农业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甚至还严重地威胁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饮水，给人体的健康状况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只有着力地改善水体流失的现状，才能够从根源处改治生态环境的问题，促进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展。

2浅析造成赣南地区水生态现状的原因

2.1片面地追求农业生产的速度

造成赣南地区生态危机现状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片面地追求农业的生产速度，作为脐橙之乡，在脐橙的种植和发展过程中，由于需求量的增加，就会造成扩大脐橙种植的现象，使得大量的土地被开垦，造成了水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大量的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会造成土壤和水体的污染，极大地造成了农业生产发展与生态水环境发展互相不适应的局面的出现。由于土地的面积是固定的，但是农业生产的无限制的需求让经济的发展过于极端，忽视了对于环境的保护，在无形中导致了生态环境越来越差的局面。因此，要想从根本上着力地改善这一问题，就需要做到农业发展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将这两者权衡起来，做到两者兼顾，既要保护环境又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让该地区走向生态发展的道路。

2.2 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

不容忽视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逐步推进，城市化建设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所在。加速城市化建设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这是造成环境污染。水体灾害的根本所在。面对经济的全球化，如果不进行大量快速的经济发展，就很难赶得上时代的潮流，这就造成了经济与环境很难权衡的局面，一时会让人们无法辨别这两者的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说，还需要坚持一条以依靠技术的发展引领城镇走上环境友好的道路，既要重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应该促进环境生态的进步，走和谐发展之路。

3改善赣南地区水生态环境状况的对策

3.1培养保护水生态环境的意识

培养保护水生态的意识是改进赣南地区水体环境的前提，即该地区首先要认识到当地的水生态环境的现状，还要正确地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所在，这是改善和治理水环境的根本前提。如果不能够从本质上看清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就会造成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无容下手，很难从根本上治理水体环境污染。充分地认识到水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明确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的过快增长，而要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为治理当地的水体环境指明道路和方向，建设绿色、生态的发展之路，让经济发展统筹生态进步，生态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的生态园区，促进经济生态的齐发展。

3.2通过建垃圾处理厂等工程来治理水污染

面对日益严峻的水体污染问题，及时地采取对策解决这一问题是最关键的。由于长时间的化肥及农药的使用，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水体污染，造成了水体的酸化、富营养化现象的加重，水质严重地被污染，这些严重地威胁到了整个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对赣南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通过建设垃圾处理厂来进行水体污染的排查，进而达到净化水体的目的。利用先进的工艺来进行废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从整体上改治水体环境问题，促进水生态环境的循环利用，实现生态的友好发展。在进行了污水处理的基础之上还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尽可能地减少水体的污染，这样能够减少处理污水所需要的成本，节约相关的资金，加快赣南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生态发展。

3.3生产过程中节约用水，减少化肥使用，构建生态发展模式

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来进行赣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灌溉，也是有效地整治水体污染的对策之一。在该地区的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通过采用喷灌的技术进行脐橙的灌溉，既能够有效地节约用水，还能够减少由于水体的流动造成的废物污染水体的现象，可以有效地保护水体不再受到废物的污染。其次还要尽可能地减少化肥的使用，尽量多地使用农家肥，这样既能够有效地进行农业的生产，也能够避免对于土壤的破坏，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断绝废物污染水体，从根本上保护水环境，促进生态的建设和发展。将生态的建设和经济的建设统筹兼顾，相互促进，相互配合，逐渐地探索出一条绿色的生态发展之路，促使和谐地区的建设，构建生态文明，努力地与自然和谐发展，从而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

3.4相关部门加强水质监测，及时有效遏制水污染事件

从根本上整治水污染的问题，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水质监测，只有增加相关部门的检测力度，不断地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统一的规划，才能够从整体上保证水体健康和生态的友好发展。选取具有典型特点的测试点进行定期地检测和排查，并制定严格的检测标准和惩治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整体上提高水体的质量，加快赣南地区的生态建设。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就是，进行水体检测要通过定期和抽查两种方式进行，定期检测能够让相关的工作人员养成保护水生态环境建设的习惯，能够长期地将水生态环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局面；通过抽查的方式进行检测，还能够有效地减少由于懈怠所导致的水环境问题，同时要进行多方面的检测，加大检测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水污染的现状。

结语

着力地改善赣南地区的水生态环境对于构建生态文明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要能够较为清醒地认识到水生态环境发展的现状和矛盾，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必要的整合，采取明确的措施进行水生态的保护。首先要培养保护水生态的意识，充分地认识到水环境的保护对于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采取措施进行水污染的治理和清查，并根据赣南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逐渐探索出适合该区生态发展的模式，合理地利用水资源，实现赣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夏宏生、向欣: 城市污染水体水生态环境恢复模式探讨――以广州市城区河涌水环境治理为例；全国水体污染控制、生态修复技术与水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建设交流研讨会；2008

[2] 梁世军、向欣、夏宏生：城市污染水体水生态环境恢复模式探讨[J]; 《水利科技与经济》;2010,(9)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9篇

［关键词］经济哲学；生态；危机；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B0；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6－0007－07 一、厘清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本质差异

从字面意思上讲，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学术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结果就是在对生态危机根源探讨中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而厘清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区别，是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找出其解决途径的重要前提。

生态破坏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当人类作为相对独立于自然的存在出现时，生态破坏就已经开始。自然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至少在人类出现的几百万年前到近代之前，从自动调节的角度看生态系统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在人出现后，生态破坏才开始出现，是伴随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只有当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足以改变生态系统时，才会形成生态破坏。换言之，自然生态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之内，人类活动只能影响而不能破坏生态平衡，当人类的力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并持续强大时，对自然的持续改造就可能使自然生态系统偏离原来的平衡状态，从而造成生态破坏。

虽然生态破坏是贬义词，但其与中性的生态改造、甚至褒义的生态改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在原有的自我调节的生态平衡之上，增加了人类的行为，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当然，从平衡到失衡，再从失衡到再平衡，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调整过程。喜欢这一动态平衡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改善，厌恶这一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破坏。

即便我们不考虑那些因人们态度的不同，而对其究竟是生态改善还是生态破坏而有所争论的情况，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生态破坏，也并不必然地对人类有害。由于生态破坏的本质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调整，那么这种人的行为就应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人的意愿，并且对人是有利的。

例如一个湖泊的生态系统。人类如果只是钓鱼，那么就是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限度之内，就没有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如果人类在湖中大规模养殖鱼类且超过了自然生态的调节能力，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生物种群数量就会减少，甚至原有的一些鱼类就可能会灭绝。这种将物种丰富的湖泊变成物种单一的养鱼池是明显的生态破坏。但是这种生态破坏的行为却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也使从事养殖的渔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然而，如果不仅在湖中养鱼，还在岸边设立工厂，向湖中排放污水，那么，就有可能毒害水中生物，使大量物种消亡，或者使湖水产生富养化而出现蓝藻等的泛滥，湖水变质、变臭、无法饮用等。这就不仅是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使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或者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这种生态破坏，就达到了生态危机的程度。

生态危机并非简单的生态破坏、生态失调、环境恶化，而是指由于人的活动所引起的以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秩序紊乱为表征的生态系统乃至整个生物圈的结构与功能严重失调，以至生命维持系统濒临瓦解，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

生态危机是严重的生态破坏，其严重性在两方面体现出与普通的生态破坏存在质的差异，从生态破坏到生态危机已经不仅仅是量变，二者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是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因而生态系统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或言之，对生态的破坏是持续性的，也正是因为破坏的持续性，才导致了失衡的长期性。严重性的另一方面是生态危机对人类有害而且足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像生态破坏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对人类有利。

那么，既然生态危机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人类还要持续性地破坏生态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就可发现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在更深层次的本质差异。

生态破坏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节过程，因而，生态破坏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人与自然的范畴。而生态危机要解决的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受到威胁的条件下，依然持续地破坏生态的问题。显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非理性选择，而只能归罪于集体的谬误，是人与人在互动过程中，由于合作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集体非理性决策。因此，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应该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

二、对现行生态危机理论的批判

现行与生态危机有关的理论，主要从技术、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然而，这些理论，或混淆概念，或以偏概全，均尚未找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面对生态危机，最早最直接的反应是将其归因于技术的进步。若无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力量不可能强大到破坏自然生态，形成生态危机的程度。在没有形成人类力量的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期望于技术的进一步进步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代仍然流行，例如期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技术的绿色革命等实现环境生态的改善。

但是早在100多年前，杰文斯就已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观点，其在《煤炭问题》［1］中论证说，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例如煤炭，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由于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而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这后来被称为“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悖论在现代社会同样存在，例如电脑是可以节约纸张的，无纸化办公曾经是很多人的梦想，然而现实却是电脑方便了文档的修改和打印，反而大大增加了纸张的消耗。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杰文斯悖论的存在而否定节约资源消耗的技术进步的存在性，有些技术进步的确可以在更好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降低或减少资源的消耗。问题在于人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某些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无法影响其他存在杰文斯悖论的技术进步，而只要这样的技术进步存在，就不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实际上，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提高技术固然就是提高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改造能力，也有可能在局部实现由生态破坏向生态改善的转变。但是在总体上，技术和属于人与人关系范畴的生态危机并无太大关系。对生态危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技术。生态危机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对资源的投入产出关系，而在于人类在整体上形成对技术应用的理性决策。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另一种认识是观念与文化。即认为只要改变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与社会文化，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当前不仅存在着“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绿色思维革命”等呼吁，在学术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研究。例如罗马俱乐部创造人A・佩切伊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人类如果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2］”再如国内的任永堂认为从文化与生态关系角度可以对文化的生态功能概括为：原始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无为型”文化；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改造型”文化；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掠夺型”文化。现时代应该建构“生态协调型”文化［3］。

诚然，最初的生态破坏的确有观念与文化上的问题，改变观念与文化的确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在这一认识中产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从根本上说，观念与文化决不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是简单地将集体理性混同于个体理性的认识，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首先，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无法解释在多元文化存在的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全球普遍性。也无法解释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环境污染和破坏只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的客观现实。其次，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进步同样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伴随着人类力量的日益强大与生态破坏的日益加剧，对生态危机的恐惧必然产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形成普遍的环境保护意识。再次，普遍的绿色思维、尊重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文化并不必然地形成可以导致生态危机逆转的人类行为。当然，没有这种观念与文化，生态危机只能无限恶化，但是这种观念与文化只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便是普遍的绿色思维，也依然属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在所有人都希望改善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缺少合理的决策机制，也未必能形成集体一致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决策。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与将其归结为技术一样是犯了混淆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概念的错误。

与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类似，还有一种生态政治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离开政治的参与，不被组织在政治框架内，问题本身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需要把生态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这一观点促成了把生态危机问题纳入到全球战略规划、政府决策、法制法规、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等呼吁和努力。

从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参与的角度，这一观点并无不妥，并且在现实中也促成了各国环境保护法律的颁行和国际环保的合作等。而且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观点相比，没有混淆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概念，属于在人与人的关系范畴内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则显然忽视了生态危机自身发展的规律，依靠政治力量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在逻辑上也陷入了外因决定论的窠臼。政府只是生态危机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政治力量只是影响环境力量中的一种，而且政治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政治可以改善或恶化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影响政治力量的走向。而且，政治力量只是生态环境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政治力量更多地是扮演着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源利用者与期望生态环境改善的民众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抛开另外两种更重要的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而只谈政治力量，显然有失偏颇。

在全球范围，即便有《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其对各国的约束显然不足。国际的政策协调需要各国利益导向的支撑，缺乏各国一致性的利益支撑，不仅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已经达成的协议也难以落实。这也就不难理解《京都议定书》执行的意义和效果为何并不显著，而且即使《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目标能够实现，与稳定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仍相距甚远。在中国，1984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此后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物总量控制等环境管理制度。然而中国的环境恶化依然难以扭转，最近的雾霾更引起了全球关注。究其原因，政治力量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而法律的贯彻实施则是另一回事。任何法律的实施都是人来完成的，因此法律只有符合利益相关人的诉求才会被认真地贯彻实施。显然，在破坏环境可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条件下，环保的法律被认真贯彻实施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底，生态危机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了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从技术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之后，从经济层面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成为当前最流行的研究方向。在这一方向的研究观点并不统一，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崇尚市场力量的观点认为包含生态环境的资本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严厉地批判了资本化，认为资本逻辑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组成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的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的互相作用中，认为正是资本、资本逻辑、资本制度导致了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理论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资本的效用原则属性是把一切都变成有用的体系，这当然也包括把自然生态环境也当成有用的工具；资本的增殖原则属性则使资本对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资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用是无限制无止境的。因此在资本逻辑下，生态危机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生态危机理论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资本导致生态危机的过程。其中对技术使用方面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与其他理论相比并无新意，而对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方面的分析则极大地深化了对生态危机本质的认识。高兹认为，在追求利润这一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因此，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生态平衡更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4］。阿格尔在给出异化消费概念“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5］”的同时，指出为解决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这种异化消费的无限扩大导致了对资源的无限索取，这是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更进一步，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6］”

生态危机理论揭示了产生生态危机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而且由于其逻辑上的缺陷也使得其结论显得不切实际。首先，自然生态环境的有用性本身就应该可以限制生态危机的产生。既然资本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那么生态破坏达到生态危机的程度，自然生态环境就丧失了其有用性，这同样不符合资本的本质属性。因此资本内在地存在着一种避免生态过度破坏到生态危机程度的自我限制机制。其次，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也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资本逻辑的限制力量。政府、公众、社会团体，乃至法律、社会舆论都可以形成对资本破坏生态环境的限制。第三，资本逻辑并非惟一破坏生态环境的因素。资本逻辑只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中的一种。实际上，只要存在着人类通过生产改造自然的过程，生态破坏甚至生态危机就有可能发生。玛雅文明、楼兰古国等等一些古代文明的陨落就是由于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系统崩溃［7］。第四，当代社会现实并未展现生态危机与资本制度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并非只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地，生态危机体现出与各国发达程度的高度相关：发达国家包括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都普遍较好，而发展中国家则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态问题的形势都更为严峻。尤其是那些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或者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经济都正处于迅速腾飞的阶段。

支持市场化观点的理论来源于科斯定理。认为通过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泛化了科斯定理的使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科斯定理，并用一个污染企业的例子加以说明。科斯定理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清晰的产权可以达成市场的最优化结果。当然，生态问题并不是科斯研究的重点，其所谓的由产权界定而达成的市场化最优结果也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这方面科斯有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确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8］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与产权界定不清晰，从而导致对包含生态环境的社会成本的滥用，而只要界定清楚了排污权的归属，通过市场交易，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就必然由无约束的社会成本转化为有约束的私人成本，从而限制污染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正是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一些环境学家与经济学家大力呼吁要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生态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以此来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

就这一逻辑本身而言，一些生态危机理论对其的批评并不成立。例如福斯特将市场化、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逻辑，称为“建立在环境能够并应当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神话”。市场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是公认的事实，而科斯定理也展现了包含生态环境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机理。福斯特的批评过于武断。而其他大多数对市场化与资本化观点的批驳更停留于技术与价值层面，即认为技术上难以用货币量化生态环境的价值，或强调生态环境的道德价值远高于企业产品，或认为污染的扩散效应导致污染权的界定根本无法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批评也禁不住推敲，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生态环境的货币价值是不需要技术去量化的，而市场所形成的最终结果即便包括了对环境的破坏，其破坏程度也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所共同确定的，在道德上并无不妥。

实际上，通过市场化与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的确过于理想化。例如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即便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中也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产权界定清晰的市场虽然要比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市场更能约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这种市场约束的力量一定可以强大到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吗？对这一疑问，该观点并未能给出任何解释。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虽然也存在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善，但是从总体上讲，人类改造自然是一个先生态破坏，再生态改善的过程。生态破坏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行为参与生态系统动态平衡调节的必然过程。但生态破坏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

然而，一般来讲，破坏生态环境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否则不会有人愿意去破坏生态环境），而改善生态环境则往往会消耗经济资源（如果改善生态环境可以普遍地产生经济价值，生态危机就不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几乎不会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无关紧要的，不会有人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在持续地破坏生态环境可以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条件下，人类在整体上面临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选择时，却大多会形成非理性的集体决策，选择经济价值而放弃生态价值，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这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所在。而生态危机的现实存在，也反证了人类集体决策的非理性。

进一步分析这种集体决策非理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破坏的有力约束，因而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在集体理性与如何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以奥尔森为代表，他认为“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9］。唯一可以不受这一集体行动困境限制的情况是集团的规模足够小：小到即使单个成员购买全部的公共物品，也能使个人收益大于成本；小到“搭便车”行为可以被很容易地察觉并受到谴责。

另一种观点以帕特南为代表，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关系有利于集体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行为。正是因此，他认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10］。

本文无意去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无论是规模的限制还是社会资本的制约，二者在逻辑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均认为只有建立了集团内部对个体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才可能实现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一致。这种逻辑在实质上与科斯定理的产权界定也是一致的。因此，上述理论都表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就不可能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究其实质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而导致的个体理性无法转化为集体理性的集体行动。然而，借助集体决策理论的分析逻辑虽然可以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些理论却并未给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以奥尔森为代表的集团规模限制、以帕特南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界定等莫不如此。

首先，作为普遍性社会问题的生态危机，其利益相关者必然是大量的人群，因此奥尔森的对集体规模的限制并不适用。其次，按照社会资本的观点，社会资本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发展出民主政治，并由此解决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不一致的矛盾。但从历史与现实看各国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与其是否为民主政治并无相关关系。因此，虽然社会资本的发展的确有利于形成集体一致的行为，但还不足以形成阻止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最后，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只是形成集体决策中对生态危机约束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产权界定有利于强化资本的自我约束机制，但是这种约束机制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形成对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

资本的本质属性揭示了资本既会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有用的工具，也会在自然生态环境面临危机而变成无用甚至有害时转变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改善。然而这一自我约束机制的前提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是避免生态危机的一个必要条件。

然而与社会资本类似，通过界定产权而进行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虽然有利于集体一致的产生，但同样其约束力度不足以阻止生态危机的产生。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必然导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市场化，也即通俗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也正是排污权的交易过程形成了对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那么只有排污权的定价足够高，才可能阻止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都可能同时存在）。而生态危机之所以会产生，就在于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也正是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导致了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个体理性无法形成一致性的集体理性，经济价值被过度重视，而自然生态环境价值则被过度忽视。因此，对排污权的定价偏低，才是导致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难以与内在约束共同发生作用，难以阻止产生生态危机的关键。

为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有必要对前述讨论作以梳理。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集体理性决策，而深层次根源则是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危机足够有力的约束。

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在实现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实现集体理性。具体来说，第一就是要实现个体理性，即形成生态环境价值的普遍共识，这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第二就是要对生态环境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这是形成集体决策机制中约束机制的一个前提，这正在逐步地变为现实；第三就应该使排污权的市场定价足够高，这才能形成对生态危机的约束足够有力，这目前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有两个层次的集体决策：第一个层次是排污企业、被污染公众、政治力量与社会团体所形成的集体决策。其中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宣传主要由社会团体完成，对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主要由政治力量进行，而排污权的价格则是在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市场博弈中产生。第二个层次则是被污染公众的集体决策。这一层次集体决策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会随着国家法制、公共管理、社会团体的发展与产权界定的进行而自然得到解决。下面着重分析第一层次的集体决策。

在个体理性与产权界定得到解决的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市场化价格的扭曲成为第一个层次集体决策的关键。而定价的扭曲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导致的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不同。产权的界定形成了人与人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是财富的过大差距依然导致了人与人在事实意义上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在价值诉求上的差异。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污染企业，其诉求完全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只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条件下作为成本计入经济价值。而作为博弈另一方的被污染公众，则同时具备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两种诉求，即一方面希望增加收入，这包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排污权交易所得，另一方面也期望生态环境的改善。

生态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总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就业机会的增加、工资与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等经济价值相关联。而生态危机则正是由于对经济价值的过度重视而导致的对生态环境无节制的破坏。形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市场定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污染企业与每一个被污染公众分别协商定价，另一种是所有被污染公众形成一致性意见后与污染企业进行协商定价。无论哪种定价方式，都需要被污染公众具备强烈的生态环境诉求，即被污染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诉求必须要强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自然生态环境的定价才有可能达到阻止生态危机产生的价格水平。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首先要吃。生存权是人的第一诉求，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其他需求才会得以突显。虽然舍生取义在个体行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少数在经济条件不好时依然强烈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但是对于人类群体，这种行为则是不可想象的。

资本外在约束机制中的被污染公众恰恰是人所形成的群体，因此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经济利益必然成为被污染公众的首要诉求。即便在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被清晰界定的条件下，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在财富上的过大差距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市场交换的扭曲。污染企业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污染的权力，生态危机难以避免。而只有在被污染公众的基本经济诉求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也即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被污染公众才会将生态价值置于经济价值之上，在生态环境的市场化定价中要求的价格才会足以阻止污染企业无节制的生态破坏，避免生态危机。而且在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也可以达成共同承担环境改善成本的集体一致性决策。

上述分析虽然是以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为例进行的，但是适用于任何人类的生产组织形式。因为只要存在着对自然改造的人类生产，就存在着生态被破坏地区的公众对生产过程的制约，这一诉求的强度取决于公众对生态环境诉求的强度，而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公众的经济基础状况。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往往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因为只有在这一阶段，贫富差距才最为显著。而一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贫富差距的缓解，被污染公众的财富积累使得其不再将经济利益作为其首要的诉求，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改善。

这同样可以解释当前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正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才愿意接受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才难以实现污染排放的减少。只有当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经济上的富裕，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导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才会得以避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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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生态性学习 单元学习活动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633.91

文献标识码B

20世纪以来，人们开始通过实验探索学习现象和学习机制的原理，创立各种学习理论，生态性学习理论就是其中的一种。它是用辩证的、整体的、开放的态度还原自然与真实的学习现象。在高中生物必修3的教学中，笔者尝试运用该理论进行单元的学习设计。

1 问题的提出

高中生物必修3《稳态与环境》第6章“生态环境的保护”涉及内容广泛，从人口问题到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目前教材的篇幅有限，呈现的资料也略显陈旧，阐述的是人类对待生态环境的主要观点。如果仅仅围绕教材展开学习，内容空泛，学生感悟不深。众所周知，本部分内容是当今人类生存发展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对待地球家园的问题上，现已明确“不能只索取，不知保护，更不能只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正确观点，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行动如何？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地球环境的现状如何？各个国家地球村的村民又有哪些共识并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可见，环境问题时时发生在身边，而各种关于环境保护的新闻每天都通过网络、报纸向人们传播。教师又应采用何种学习方式让学生了解，进而转化成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共鸣呢？

何为“生态性学习”？由于构成一个学习系统的要素多种多样且相互交叉，因此提出一种对学习整体的、生态的理解。生态性学习理论主要是以生态学为研究基础的，现代性的生态学定义是海克尔在1868年给出的，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而所有的生物适应其所生存的环境，生物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因此，生态性学习理论是换了一种观察人类学习过程的视角，是一种追求整合、适应性的视角。生态性学习理论坚持作为主体的学习者不是消极的受制于环境中的物理刺激，而是有意义的与其学习环境交互作用。主体学习者不意味长时记忆表征知识，不是汲取、存储和再现信息的熟练信息加工者，而是共同体中的一员，强调个体与共同体在学习过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生态学习理论视野中的学习。可理解为信息探测者的学习者通过积极主动地活动、借助有目的的反思实践，对其情景（物质及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给养进行调试的过程。

根据该章知识所呈现的特点及本单元教学的目标，笔者拟定生态学习的理论，渗透生态学习的理念，从整体设计本单元的学习活动。

2 单元学习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笔者把整章书的学习作为一个单元，整体设计该单元的学习活动。

2.1 学习活动设计的理念

以生态性学习理论的指导思想作为学习活动的设计理念，让学习者处于含有真实学习任务的学习环境中，在工具、资源、其他学习者或教师的支持下，借助反思去积极解决这些真实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构建和理解知识点意义，而且可以逐渐完善主体性的自我。因此，笔者设计学习活动的载体是改变一种学习方式，以自主学习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这是生物学研究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由于本部分内容是关于地球的危机问题，有大量丰富的最新信息要比课本的丰富，可以让学生们通过自主学习并分享学习成果，激发兴趣，进而可以了解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

2.2 学习活动的目标和方式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一个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为主题，小组成员分工合作，根据该主题进行自主查找资料，收集、整理与深入分析，在全班汇报，分享本章最新最热的相关知识，体现学习活动的目标“自主学习、知识共享”。

2.3 学习活动的步骤

整个学习活动持续两周，包括学习活动的准备、

2.3.1 学习活动的准备

首先动员学生，明确教学活动将采用的学习方式。其次教师确定学生学习的小课题，并在各班张贴“自主学习的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1）阅读课本P117-P130的内容，熟悉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

（2）以小组合作的形式针对全球性生态环境热点问题收集相关资料、整理，并做汇报。共设以下8个专题：①全球气候变化问题；②水资源短缺问题；③臭氧层破坏问题；④酸雨问题；⑤土地荒漠化问题；⑥海洋污染问题；⑦生物多样性锐减问题；⑧人口问题。全班分8个小组，每组以抽签的方式选定研究一个专题，各组自选研究组长并进行任务分工。

（3）小组派一名代表进行汇报，展现主要结果（可以多种形式展示，如小品、演讲等），报告时间为4 min

最后学生自主形成小组，抽签选定课题，推选组长并做分工安排。

2.3.2 学习活动的实施

小组成员按分工，在课余时间进行知识收集与整理，并统一安排一节网络信息课，让小组成员进行交流及进一步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形成汇报内容提纲，并利用一节课在全班进行知识共享与交流。

2.3.3 学习活动的评价

本次评价的内容见评分表，评价方式包括自评（25%）、小组评价（25%）、组间互评（即汇报部分表现，占50%）。每位学生的评75%分结果记入期末总评成绩，占10分。

3 生态性学习理论对学习实践活动设计的启示

3.1 整体性原则对活动设计的引导作用

“一切事物与一切事物有关”是生态学重要的规律。同样用这一观点来诠释学习系统，学习由多重因素构成，如人、物、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实体。

3.1.1 学习内容的整体性 人教版对该章的命名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具体分为两节：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整章内容主要阐述地球所面临的问题及我们该如何行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笔者在设计该学习活动时，学习内容的小课题源于课本又要进行适当的拓展，从整体角度去划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在分享交流阶段，对地球所面临的问题就会有一个伞面系统的认识。最终达到学习活动的终极日标，让学生关注环境，关注环境问题的最新变化，明确责任和使命，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3.1.2 学习活动设计的整体性

我们对该学习活动的定位为生态性学习，因此在设计整个活动中均注意把握系统性、整体性原则。

活动过程体现整体性。该学习活动历时两周，包括准备阶段、学习交流阶段、分享评价阶段。每一阶段有明确的任务，应有序地完成。准备阶段，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学习的内容，进行选题、分组；学习交流阶段，主要是小组内成员根据选题的内容，利用各种工具，进行组内交流学习，形成关于课题的观点；分享评价阶段，则是组间同学的共享阶段并给予评价。

活动实施体现整体性。活动实施呈现的载体是课堂，以班级为单位，班里的学生又被分成若干小组，课代表、组长则是活动实施的统筹者。这种以群体组织形式完成的学习活动，他们会自然建立起一定的制度，分配角色，相互帮助与相互教授，借助集体的力量，根据学习过程的变化，不断调试，使学习活动系统走向有序。

3.2 适应性原则对活动实施的引导作用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能进行积极调试，达到适应。因此，从生态性学习理论适应原则角度看，教师应设计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该环境应做出富有弹性的变化，以适应每个处于发展中的学习者的特征。

①自主性与合作性的活动组织环境。

根据学习活动的方式，由学生自发组建小组，他们可根据学习活动的要求，选择具有不同特长的学生作为小组的成员，并进行分工，分别承担小组的工作，如资料收集、分析整理、制作PPT、汇报展示等。

②开放性和限定性的活动选题环境。

根据学习目标，设计既开放又有一定限定的选题内容，由小组以抽签的方式进行认定选题。再根据组员的不同特质，进行自主分工。

⑧个性化与共性化的活动指导环境。

根据学习任务要求，在活动实施过程中，教师为学生提供网络实验室，为所有学生提供交流平台。此时，教师可与小组成员进行个别交流探讨，且组员内部也可针对选题做充分的探讨。

④创新与务实的活动展示环境。

在学习活动要求中，教师提倡学生用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呈现他们对课题学习的结果。在展示环节，学生的创新展示：有小品表演式，有激情朗涌式，有广告对比式，有主持互动式，当然也有传统的报告式。不管哪一种方式，都为不同特质的学生提供展示的平台，要形式不是重点，关键是内容要言之有物，要有自己学习的观点与体会，有与大家探究创新的内容。

3.3 多样性原则对学习活动评价的引导作用

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可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展，而生态性学习的多样性，则让学习者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在多样性原则的指引下，多样性的课堂尊重每个学习活动参与者的身份，鼓励每个人先通过自我学习，之后在小组内对话提问、质疑、协商，形成知识学习的共同体。在共同体中相互分享各自的特长，建构新的理解，形成共同的智慧，并在更大的共同学习体中分享。因此，根据多样性原则，教师建立了多样性的学习活动评价机制。

从评价的主体看，分为自评、同组组员互评、不同组组员互评种形式。从评价的内容看，关注其在小组内承担的任务。从评价的比例看，即重视学习的过程（50%），也重视学习的结果（50%）。这些评价要求强调个人的责任，也体现共同分享，更尊重每个个体的发展。

4 生态学习理论对教学实践的反思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11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周围的生态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破坏，而“环保工程”则主要是通过运用高新技术设备，对局部污染进行防治和保护，以此来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基础。尤其是自国家可持续发展方针实施以来，国家的各项建设和发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环境工程的建设和发展不仅有助于改善当前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也为绿色发展、文明发展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创造了良好条件，最终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环境工程和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基本概述

在当前市场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环境问题的存在不仅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性，与此同时，也对国家的整体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1]。因此，要想在当前环境问题愈发严峻的国家发展状况下，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好环境工程建设工作是极为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环境工程建设不仅能保障生态循环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还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2.1水体生态环境工程和可持续发展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水资源保护工作能否落实到实处，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也对工农业和社会整体发展紧密相关。根据大量的调研数据分析可知，由于近年来经济贸易往来的愈发频繁，在多元化市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部分企业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忽视了对水资源的保护。在不同地区水资源污染问题都极为严重，整个水体生态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对于国家的整体发展而言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建设水体生态环境工程，有效改善我国水体生态环境是现阶段国家基层产业机构和相关主管部门的核心发展方向。

2.2建筑环境工程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企业作为当前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其建设规模和建设数量在不断扩增的同时，资源消耗量也在持续上升，最终对企业和国家的整体发展而言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据调查，近年来建筑行业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在推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却也严重地破坏了周遭的生态环境，给社会的整体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加剧了资源污染现象的产生，为经济的持续化运行带来更多的挑战[2]。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在建筑工程领域进行环境工程建设是极为必要的，不仅能有效地减少建筑环境工程造成的污染现象，也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

2.3农业环境工程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作为农业生产大国，在进行农业生产和建设发展过程中，农业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工作能否落实到实处，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也具有深远的影响[3]。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于粮食作物产量需求的不断提高，部分地区为获得更多的耕地往往会开垦山地，破坏周遭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平衡，最终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要想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是农业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

3环境工程与可持续发展统筹建设的优化策略

3.1水体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概述

自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针提出以来，环境保护不再是一个名词和发展口号，而是与人类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的工作。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周遭的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现象极为常见。其中，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水资源环境问题也较为常见，水资源污染、水资源破坏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同时，也为生态持续化发展带来了诸多阻力。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加强水资源环境工程建设是极为必要的。具体而言，一方面，国家基层产业机构和相关主管部门需要对区域内各种水污染现象和问题原因进行思考，在找到污染根源的基础上，制定科学有效的解决办法，以期通过应用合理的净化技术，为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基层产业机构和相关主管部门还需加大对水资源的保护力度，即通过制定完善的保护措施和惩治策略，组织各地水产户进行科学养殖，最终在加强水体生态建设的基础上，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4]。

3.2建筑环保环境工程建设的概述

从目前来看，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建筑工程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与此同时导致了粉尘、噪音及水土一系列污染问题的产生，长此以往，不仅加剧了环境污染程度，更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在保障建筑工程经济建设效益最大化的基础上，降低其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程度，做好环境工程建设工作是极为必要的。相关单位需从能源消耗的科学处理以及对生活垃圾进行科学处理两方面进行思考。具体而言，在进行建筑工程施工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施工单位需提高对建筑环境保护功能和节能功能设计的重视程度，即在建筑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对空调进行全面思考，从节能角度进行设计，从而不断地提高施工作业过程中空调的利用率，规避资源浪费问题的产生；另一方面，在传统施工作业过程中，施工单位往往未能高度重视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在加剧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了巨大的隐患[5]。所以国家和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需针对不同的垃圾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为资源循环利用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3.3农业生产环境工程建设的概述

作为农业生产大国，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农业生产环境工程的建设也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为逐渐提升环境保护的整体力度，需要让各种生态工程在农业发展中得到有效应用。首先，基层产业机构和相关主管部门需加强对环境保护意义的宣传力度，从而在提高各级各部门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基础上，使其明确了解农业开发和生态保护的关系，清楚地认识到循环利用的重要性，从而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条件，同时，也从根本上实现了农业的科学发展；其次，相关产业机构还需不断地完善与农业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并通过加大执法力度，运用具体手段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得到充分的开展[6]。

4结语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12篇

一、马克思学说绿色生态思想的历史缘起

人与自然的矛盾，从人作为主体从事物质生产的那一刻起就已产生。但这一矛盾作为问题，直至作为当今的全球性问题，从而引起人类的普遍关注，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扩张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作为全球性问题的生态危机，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虽然还没有形成，但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即今人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题即已产生。正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形成了马克思的绿色生态理论，这也就是其历史缘起。

首先，当时的生态问题已经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19世纪的西欧，正处于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中，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深有感触，且极为愤慨。这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中有关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的大量详细论述中，得以佐证。比如，恩格斯在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运用了大量的文字揭露了英国工人阶级所处的恶劣环境。他强调，空气被污染、水被污染，“各种各样的灾祸都落在穷人头上”[2]，从而生动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及其对工人身心的摧残。他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了工业化国家出现的生态问题，“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3]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所固有的简单的洁癖，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违反自然的满目疮痍，日益破坏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4]。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甚至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提出了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559

从上面的引证不难看出，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不存在生态环境问题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是立不住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关注当时已经存在的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而且把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生产联系起来，从而深刻揭示了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

其次，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把生态环境的破坏与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指出环境破坏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致使自然资源耗竭，“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熔解铁矿石的时候总是用木炭，而由于森林砍伐殆尽和农业发展木炭的产量愈来愈少，价钱也愈来愈贵。”[6]345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而且不断从城市流向农村，进而造成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和矛盾。

由此，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生态危机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因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的本性，利润增值原则是资本的基本原则。这种利润至上原则诱发了人类对大自然贪婪攫取的欲念，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逐渐演变为资本对自然的占有关系，其结果必然是最大限度地掠夺自然资源、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界倾倒垃圾，最终因人类的过度开发超出了自然界的承载能力而引发生态环境问题，并伴随着资本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而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最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的反生态本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必然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贬低”[6]49。这种贬低，就是把自然界作为资本剥削的对象。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指出：“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而“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权利。”[7]

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实质来说就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关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反生态本质。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带来生态危机，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持续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人类要走出生态困境，必须首先改变被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社会制度。否则，要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那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对生态问题不仅进行了资本批判，而且进行了哲学批判、技术批判和人本批判，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绿色生态思想。

（本文是节选内容，需要发表完整的世界哲学论文，可以联系我们客服）

制度建设要求建立和坚持地方政府的绿色GDP政绩考核模式。设立生态红线，建立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施各级政府领导干部责任追究终身制。有效地实施环境破坏责任追究制度，转变政府职能，打造生态文明性政府，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治保障。

制度建设要求加快环境法制建设，完善现有环境法律体系。按照“资源有偿使用”原则，在法律法规上落实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严格征收各类资源有偿使用费，完善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机制，保证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更好地发挥制度建设的约束和监督作用。

2.提高绿色科技创新能力，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如前所说，马克思学说绿色生态思想注重发挥科技的作用，以实现人文关怀。这种科技被称之为绿色科技。它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能够转变资源的利用形式，进而扩展资源的利用空间，从而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整个社会走向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循环之路。因此，“绿色科技创新是从源头上来进行环境治理，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并为其提供技术支撑”。[11]

而一直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与我国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相背离。因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提高绿色科技创新能力，着眼于防治污染、回收资源和节约能源，加大对水电、风电、太阳能及生物质能等的开发利用，以消除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实现资源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就这需要政府一方面加大对绿色创新技术的政策倾斜力度，利用信贷、税收、补贴等政策手段加大投入，以推动绿色关键技术的研发和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借助资源和生态环境行政管理方面的“强硬”措施，通过严格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排污总量，来“倒逼”技术创新和产业调整，实施绿色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寻找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较优平衡点[12]，以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3.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马克思学说绿色生态思想的着眼点在于全人类或人类总体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从一国的角度说，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必然要求，尤其是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的时代背景下，更应如此。

在环境治理方面，发达国家率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生态技术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因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和对外交流的机会，加强与国外环境大国绿色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的生态技术和生态管理经验，促进本国的生态环境建设。

同时，伴随着全球变暖、臭氧层损耗等环境问题的产生，需要进一步加强各国之间的有效合作，以解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要从单纯注重国家责任转向全方位国际合作，积极参与世界双边的、多边的，以至全球的环境保护行动，推进全球环境治理，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以惠及全球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

4.携手发展中国家，共同反对生态侵略

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对于占世界1/ 4人口却消耗着全球3/ 4资源的发达国家来说，他们的生态状况要比发展中国家好得多。除了发达国家本身对本国环境的精心保护和综合治理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了生态成本，化解了本国的生态危机。他们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直接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有害弃物，或者将本国已经淘汰的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原料仓库甚至垃圾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可以说，作为全球资源的最大消耗者和全球污染最大制造者的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化成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承担起代价，而发展中国家正在替他们承担现代化的代价。

马克思学说绿色生态思想反对部分人对自然的剥削，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侵略，实际是对马克思这一生态理论观点的实践延伸。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携起手来反对生态侵略。在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要坚持按照“共同却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诺并履行与自己增长能力、职责相一致的国际义务，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参考文献：

[1]J.B.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 [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p.Ⅷ.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7.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7.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技术思想;环境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产生的一种绿色思潮,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有学者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人类生态学的真正转向。而在对技术与环境问题的反思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可说是有着与其他绿色思潮迥然相异的致思理路。如果说后者多是从技术所引发的负面效应而陷入仅对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窠臼,那么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是旗帜鲜明地主张对技术的负面效应展开社会批判分析。这一截然不同的理论进路不仅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理论特质,而且对我们反思技术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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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问题的讨论视域中,“技术”历来是一个被给予较多关注的字眼。有学者将技术视为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把技术的进步同环境的破坏联系在一起,进而对技术本身加以全盘否定。如弗·卡普拉就认为:“空气、饮水和食物的污染仅是人类的科技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一些明显和直接的反映,那些不太明显但却可能更为危险的作用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科学技术严重地打乱了,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雅克·皮卡德更是指出:“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的污染以外就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了。技术在慢慢地毁灭人类,人类在慢慢地吞食自然。”与之相反,有的学者则认为虽然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关,但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环境问题必将被很好地解决。如赫尔曼·卡恩就认为,技术虽然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污染,但这种异化现象是暂时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用来治理环境污染的经济实力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及其价值的进一步实现,将能够减少或从根本上治理污染。技术本身将是解决技术在生态自然层面负价值实现的根本动力和手段。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技术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给予了较多关注。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技术的使用如何破坏生态环境、从而造成种种负面效应的揭露。不过,提请我们注意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局限于问题的表层,脱离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维度陷入到对技术本身的批判当中,从而把技术对环境的消极作用看成是单纯由技术本身造成的。换言之,生态马克思主义反对离开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去抽象地谈论所谓技术的“原罪”问题,反对过分夸大技术的自主性和决定力量。他们不是把技术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形而上学“本体”,不是就技术而论技术,而是把技术放在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考察社会背景对它的负面效应所应担当的责任。如奥康纳就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所具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相互联系功能的剖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技术是不会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结论。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相互联系的功能,技术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为它能够提高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和利润率,降低提取原材料和燃料的成本,提高原材料和燃料的使用效率,开发新的消费品,从而提高利润率和促进资本主义积累;其社会和政治功能主要体现为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操纵和控制,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对工人的压榨。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是不断追求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技术的选择就不是以对环境的影响和以生态原则为依据,而是以其对成本和销售额的影响为核心的。在利润的驱动下,技术只不过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手段。由此,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追逐利润的特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必然会带来生态危机,破坏资本的生产条件,使资本主义呈现出自我毁灭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得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

高兹也明确反对技术中性论,在其所著《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高兹指出,随着科技发展以及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当代西方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在摧毁全球的生态体系。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只会致力于发展与其发展逻辑相一致的技术,而且这些技术要符合它的继续统治。资本主义要消除那些不能强化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技术,哪怕这些技术对其所宣称的目标具有较多的合理性。“资本主义只发展那些与其逻辑相一致的技术,这样,这些技术就与资本主义的持续统治相一致了。”如地热与太阳能也是可以利用的能源,它们不仅可以用来供热,也可以用来生产能源,并且生产和输送都简便易行。最主要的是,这些技术从生态角度上说,都是可再生的、安全的、清洁的能源,不会伤害自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人们只要用开发核能一半的费用开发上述自然资源,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统治逻辑不会选择这些技术。高兹以法国政府发展核技术为例,对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选择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法国,发展核能被政府官员和技术官僚们允诺了许多诱人的好处,如可以减少石油消耗,节省电力;可以增加就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减少环境污染等等。但高兹认为,这些完全是“愚蠢的陷阱”和“傻子的圈套”,并指出“核技术代表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选择”。在高兹看来,“核计划可以减少污染”的观点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错误观点,而实施核计划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核放射、核事故、核垃圾,食物链中的核污染等等,都将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伤害。核垃圾的运输和堆放也是一个难题,因为钢筋水泥建筑也挡不住核辐射,即使在国家的长期监督下用“冷却法”处理核垃圾,也需要几百年时间。

福斯特也认为,造成环境问题之原因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在他看来,恰恰是促成技术资本主义使用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生态环境问题。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积累资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停止下来的,它必然追求不断地进行扩张。由此,只有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技术才能得到发展,而不利于其扩张的技术则会遭到排斥。要言之,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只受资本主义短期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的支配,而根本不会从环境和其他 社会方面考虑。即使新的技术能够有效地抑制自然资源的耗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新技术的运用有可能会遇到体制性的障碍,这是因为,技术的运用必须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服从于追求利润让自身增殖的资本的本性。如在能源技术改进中,太阳能技术自然是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一项环保技术,而且太阳能的部分技术已经可以在现阶段实行。但太阳能技术的实施却被旧技术的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地阻止。…资本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从各方面阻止太阳能作为替代能源,虽然有些技术已完全发展到了实用的阶段。公司企业也试图从根本上控制太阳能,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其发展,而是蓄意扼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太阳能当然不属于前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获得改进机会的是那些能为资本带来最大利润的能源技术,而不是为人类和地球带来最大利益的能源技术,太阳能技术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所以,当太阳能技术中的某些部分妨碍了利润的积累时,这些技术就会被隐藏起来。另外,汽车发动机技术的选择也是遵循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众所周知,汽车的高压发动机功率强大,但会排放大量废气;而低压发动机虽然功率小,但不会排放废气。但美国汽车制造商却热衷于生产大功率高压发动机的大型汽车,原因就在于生产大型汽车能创造更多的利润。在福斯特看来,“亨利·福特二世的著名格言‘微型汽车创造微小利润’仍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准则”。由此,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决定了技术革新是从属于资本积累逻辑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能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技术,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的技术。所以,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必然导致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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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认了技术的资本主义选择和使用会造成环境的破坏后,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指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依靠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并不能解决当下的环境问题。

福斯特在剖析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会导致环境恶化的结果后,驳斥了在不改变资本制度的前提下,依靠技术的进步就可走出环境危机的观点和看法。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的改进通常被视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人们倾向于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不断向良,陛的方向发展,似乎不断改进与创新的技术既能够提供改善环境的可能性,又可以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人们普遍相信,降低单位生产能源消耗的节能技术和替代技术等新技术在保证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能防止环境的恶化。因此,依赖“技术的魔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最受欢迎,技术进步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答案之一。如针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美国就寄希望于在不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研发一种“向大气层注射粒子增加阳光回射以及刺激海洋吸收碳元素”的技术。其中包括研究“某种按序排列的巨型吸收条,上面涂有能与二氧化碳发生反应的许多化学物质,从空气中通过时可吸收二氧化碳气体,以及拖着2英里长管道的船队将冷却压缩的二氧化碳泵人海洋深处”。这一技术设想被福斯特称为是“其规模之巨、其愚蠢之极连星球大战的防御系统也自叹不如”。在福斯特眼中,把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看成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燃料效率问题是错误的,因为能让人们避免把二氧化碳以快速增长的速度排到大气中的技术早已存在。例如,公共交通就可以大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且也能让人们更自由和快速地活动。然而,不幸的是,“积累资本的冲动推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沿着最大限度地发展汽车这条路走下去,把它作为生产利润的最有效的方式”。福斯特还对“新技术在解决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能防止环境的恶化”这一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人们惯常认为,新技术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必然会减少对资源的消费量。但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早已得出了被现代生态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杰文斯悖论”的著名命题,即在使用自然资源诸如煤时,生产效率的提高只会导致对这种资源需求的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主要是因为效率上的改进导致了生产规模的扩大。福斯特指出,按照杰文斯悖论,新技术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只会增加而不是降低对这种能源的需求,从而加速对资源的消耗。福斯特认为,那些把环境问题的解决寄托于技术进步的观点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生态本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因为它充其量只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手段。在福斯特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等一切东西都从属于资本扩张和积累的逻辑,由此,技术的改进并不必然带来资源消耗的减少和环境状况的改善。所以,他认为由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而造成的环境问题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技术得到解决,最根本的还是要先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诚如他所言:“在这种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的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

阿格尔也驳斥了在不改变社会关系的前提下仅仅依赖技术的变革就可使环境问题迎刃而解的看法。阿格尔首先对舒马赫的技术思想进行了批评。舒马赫是世界著名经济学者和企业家,被后人尊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先知”。他曾对西方世界的高度密集型技术提出批评,认为资源密集型的大技术和大产业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舒马赫主张一种介于先进技术和传统技术之间的“中间技术”,并认为其能有效地减缓对资源的消耗和破坏。阿格尔对舒马赫小规模技术的思想表示赞同。但他同时指出,舒马赫讨论技术主题的方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舒马赫只注意到技术的负面效应,并没有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加以深刻剖析。“舒马赫未能把他的小规模技术的概念与从质上对主要社会政治制度进行的变革联系起来。……舒马赫没有充分理解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连锁性,因而不能使他对庞大工业的批判成为创造一种技术变革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武器。”在阿格尔看来,技术造成的生态负效应,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实质在于支配技术运用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因此,他更强调社会制度权力的改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

克沃尔也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科学技术革新解决环境问题的致思路向提出了质疑。在克沃尔眼中,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惟一目标,“不增长就死亡”是资本存在的本质,它不允许有任何的限制或边界。在此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只会增加资本求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如,维持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工业体系所需要的能源几乎完全依赖于不可再生的石化燃料,即使科学技术能够增加石化燃料的利用效能并降低其污染的程度,但在资本的逻辑下,也只能是加剧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寻找到更加节省能源的汽车技术,到最后也只是增加了更多的汽车而已。”由此,克沃尔驳斥了依赖科学技术创新就可以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说法,并断言: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消除资本的存在,任何科学技术都无法阻止人类即将面临的能源和环境灾难。

提请我们注意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指认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生态环境表现出负面作用,但他们并不否认技术本身在人类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价值。在他们眼中,技术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以及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和手段,是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想把技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理性动力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求方式和整个社会的生存方式进行彻底的变革,并认为这是“一项首先与社会制度的改造交织在一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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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技术与环境问题关系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技术上的理论进路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中展开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从生态视角对当时的技术进行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态破坏抽象地定格为一个“纯技术问题”,而是极其清醒地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是为了直接获得眼前的经济利益”,这和资本“不增长,就死亡”的逻辑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在资本的逐利本性及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在所难免。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要想调整和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到那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思考所采用的社会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被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沿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充分运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剖析,他们排除了技术本身被看做是生态危机根源的可能性,并把伴随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利润无限追求的必然产物,深刻揭示了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致思理路相同,生态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只有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把技术从异化中真正解放出来。这种对技术的运思路径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可说是一脉相承的,也即不是单纯就技术本身展开分析,而是把对技术的生态批判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如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根据时代条件发生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思想,深化了对技术的生态批判。这体现在,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了技术运用的生态负效应,并指出了技术运用的后果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但总体来看,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技术生态负效应的批判还主要停留在一般性的论述上。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非常具体地论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是如何被资本所滥用,进而造成了生态破坏的后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大大拓展和深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技术进行生态批判的理论空间和维度。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技术思想;环境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产生的一种绿色思潮,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有学者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人类生态学的真正转向。而在对技术与环境问题的反思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可说是有着与其他绿色思潮迥然相异的致思理路。如果说后者多是从技术所引发的负面效应而陷入仅对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窠臼,那么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是旗帜鲜明地主张对技术的负面效应展开社会批判分析。这一截然不同的理论进路不仅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理论特质,而且对我们反思技术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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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问题的讨论视域中,“技术”历来是一个被给予较多关注的字眼。有学者将技术视为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把技术的进步同环境的破坏联系在一起,进而对技术本身加以全盘否定。如弗·卡普拉就认为:“空气、饮水和食物的污染仅是人类的科技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一些明显和直接的反映,那些不太明显但却可能更为危险的作用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科学技术严重地打乱了,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雅克·皮卡德更是指出:“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的污染以外就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了。技术在慢慢地毁灭人类,人类在慢慢地吞食自然。”与之相反,有的学者则认为虽然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关,但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环境问题必将被很好地解决。如赫尔曼·卡恩就认为,技术虽然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污染,但这种异化现象是暂时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用来治理环境污染的经济实力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及其价值的进一步实现,将能够减少或从根本上治理污染。技术本身将是解决技术在生态自然层面负价值实现的根本动力和手段。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技术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给予了较多关注。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技术的使用如何破坏生态环境、从而造成种种负面效应的揭露。不过,提请我们注意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局限于问题的表层,脱离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维度陷入到对技术本身的批判当中,从而把技术对环境的消极作用看成是单纯由技术本身造成的。换言之,生态马克思主义反对离开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去抽象地谈论所谓技术的“原罪”问题,反对过分夸大技术的自主性和决定力量。他们不是把技术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形而上学“本体”,不是就技术而论技术,而是把技术放在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考察社会背景对它的负面效应所应担当的责任。如奥康纳就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所具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相互联系功能的剖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技术是不会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结论。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相互联系的功能,技术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为它能够提高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和利润率,降低提取原材料和燃料的成本,提高原材料和燃料的使用效率,开发新的消费品,从而提高利润率和促进资本主义积累;其社会和政治功能主要体现为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操纵和控制,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对工人的压榨。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是不断追求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技术的选择就不是以对环境的影响和以生态原则为依据,而是以其对成本和销售额的影响为核心的。在利润的驱动下,技术只不过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手段。由此,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追逐利润的特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必然会带来生态危机,破坏资本的生产条件,使资本主义呈现出自我毁灭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得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

高兹也明确反对技术中性论,在其所著《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高兹指出,随着科技发展以及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当代西方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在摧毁全球的生态体系。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只会致力于发展与其发展逻辑相一致的技术,而且这些技术要符合它的继续统治。资本主义要消除那些不能强化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技术,哪怕这些技术对其所宣称的目标具有较多的合理性。“资本主义只发展那些与其逻辑相一致的技术,这样,这些技术就与资本主义的持续统治相一致了。”如地热与太阳能也是可以利用的能源,它们不仅可以用来供热,也可以用来生产能源,并且生产和输送都简便易行。最主要的是,这些技术从生态角度上说,都是可再生的、安全的、清洁的能源,不会伤害自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人们只要用开发核能一半的费用开发上述自然资源,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统治逻辑不会选择这些技术。高兹以法国政府发展核技术为例,对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选择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法国,发展核能被政府官员和技术官僚们允诺了许多诱人的好处,如可以减少石油消耗,节省电力;可以增加就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减少环境污染等等。但高兹认为,这些完全是“愚蠢的陷阱”和“傻子的圈套”,并指出“核技术代表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选择”。在高兹看来,“核计划可以减少污染”的观点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错误观点,而实施核计划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核放射、核事故、核垃圾,食物链中的核污染等等,都将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伤害。核垃圾的运输和堆放也是一个难题,因为钢筋水泥建筑也挡不住核辐射,即使在国家的长期监督下用“冷却法”处理核垃圾,也需要几百年时间。

福斯特也认为,造成环境问题之原因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在他看来,恰恰是促成技术资本主义使用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生态环境问题。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积累资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停止下来的,它必然追求不断地进行扩张。由此,只有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技术才能得到发展,而不利于其扩张的技术则会遭到排斥。要言之,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只受资本主义短期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的支配,而根本不会从环境和其他 社会方面考虑。即使新的技术能够有效地抑制自然资源的耗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新技术的运用有可能会遇到体制性的障碍,这是因为,技术的运用必须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服从于追求利润让自身增殖的资本的本性。如在能源技术改进中,太阳能技术自然是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一项环保技术,而且太阳能的部分技术已经可以在现阶段实行。但太阳能技术的实施却被旧技术的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地阻止。…资本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从各方面阻止太阳能作为替代能源,虽然有些技术已完全发展到了实用的阶段。公司企业也试图从根本上控制太阳能,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其发展,而是蓄意扼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太阳能当然不属于前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获得改进机会的是那些能为资本带来最大利润的能源技术,而不是为人类和地球带来最大利益的能源技术,太阳能技术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所以,当太阳能技术中的某些部分妨碍了利润的积累时,这些技术就会被隐藏起来。另外,汽车发动机技术的选择也是遵循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众所周知,汽车的高压发动机功率强大,但会排放大量废气;而低压发动机虽然功率小,但不会排放废气。但美国汽车制造商却热衷于生产大功率高压发动机的大型汽车,原因就在于生产大型汽车能创造更多的利润。在福斯特看来,“亨利·福特二世的著名格言‘微型汽车创造微小利润’仍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准则”。由此,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决定了技术革新是从属于资本积累逻辑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能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技术,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的技术。所以,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必然导致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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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认了技术的资本主义选择和使用会造成环境的破坏后,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指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依靠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并不能解决当下的环境问题。

福斯特在剖析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会导致环境恶化的结果后,驳斥了在不改变资本制度的前提下,依靠技术的进步就可走出环境危机的观点和看法。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的改进通常被视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人们倾向于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不断向良,陛的方向发展,似乎不断改进与创新的技术既能够提供改善环境的可能性,又可以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人们普遍相信,降低单位生产能源消耗的节能技术和替代技术等新技术在保证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能防止环境的恶化。因此,依赖“技术的魔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最受欢迎,技术进步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答案之一。如针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美国就寄希望于在不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研发一种“向大气层注射粒子增加阳光回射以及刺激海洋吸收碳元素”的技术。其中包括研究“某种按序排列的巨型吸收条,上面涂有能与二氧化碳发生反应的许多化学物质,从空气中通过时可吸收二氧化碳气体,以及拖着2英里长管道的船队将冷却压缩的二氧化碳泵人海洋深处”。这一技术设想被福斯特称为是“其规模之巨、其愚蠢之极连星球大战的防御系统也自叹不如”。在福斯特眼中,把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看成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燃料效率问题是错误的,因为能让人们避免把二氧化碳以快速增长的速度排到大气中的技术早已存在。例如,公共交通就可以大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且也能让人们更自由和快速地活动。然而,不幸的是,“积累资本的冲动推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沿着最大限度地发展汽车这条路走下去,把它作为生产利润的最有效的方式”。福斯特还对“新技术在解决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能防止环境的恶化”这一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人们惯常认为,新技术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必然会减少对资源的消费量。但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早已得出了被现代生态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杰文斯悖论”的著名命题,即在使用自然资源诸如煤时,生产效率的提高只会导致对这种资源需求的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主要是因为效率上的改进导致了生产规模的扩大。福斯特指出,按照杰文斯悖论,新技术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只会增加而不是降低对这种能源的需求,从而加速对资源的消耗。福斯特认为,那些把环境问题的解决寄托于技术进步的观点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生态本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因为它充其量只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手段。在福斯特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等一切东西都从属于资本扩张和积累的逻辑,由此,技术的改进并不必然带来资源消耗的减少和环境状况的改善。所以,他认为由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而造成的环境问题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技术得到解决,最根本的还是要先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诚如他所言:“在这种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的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

阿格尔也驳斥了在不改变社会关系的前提下仅仅依赖技术的变革就可使环境问题迎刃而解的看法。阿格尔首先对舒马赫的技术思想进行了批评。舒马赫是世界著名经济学者和企业家,被后人尊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先知”。他曾对西方世界的高度密集型技术提出批评,认为资源密集型的大技术和大产业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舒马赫主张一种介于先进技术和传统技术之间的“中间技术”,并认为其能有效地减缓对资源的消耗和破坏。阿格尔对舒马赫小规模技术的思想表示赞同。但他同时指出,舒马赫讨论技术主题的方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舒马赫只注意到技术的负面效应,并没有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加以深刻剖析。“舒马赫未能把他的小规模技术的概念与从质上对主要社会政治制度进行的变革联系起来。……舒马赫没有充分理解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连锁性,因而不能使他对庞大工业的批判成为创造一种技术变革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武器。”在阿格尔看来,技术造成的生态负效应,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实质在于支配技术运用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因此,他更强调社会制度权力的改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

克沃尔也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科学技术革新解决环境问题的致思路向提出了质疑。在克沃尔眼中,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惟一目标,“不增长就死亡”是资本存在的本质,它不允许有任何的限制或边界。在此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只会增加资本求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如,维持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工业体系所需要的能源几乎完全依赖于不可再生的石化燃料,即使科学技术能够增加石化燃料的利用效能并降低其污染的程度,但在资本的逻辑下,也只能是加剧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寻找到更加节省能源的汽车技术,到最后也只是增加了更多的汽车而已。”由此,克沃尔驳斥了依赖科学技术创新就可以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说法,并断言: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消除资本的存在,任何科学技术都无法阻止人类即将面临的能源和环境灾难。

提请我们注意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指认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生态环境表现出负面作用,但他们并不否认技术本身在人类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价值。在他们眼中,技术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以及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和手段,是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想把技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理性动力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求方式和整个社会的生存方式进行彻底的变革,并认为这是“一项首先与社会制度的改造交织在一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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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技术与环境问题关系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技术上的理论进路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中展开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从生态视角对当时的技术进行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态破坏抽象地定格为一个“纯技术问题”,而是极其清醒地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是为了直接获得眼前的经济利益”,这和资本“不增长,就死亡”的逻辑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在资本的逐利本性及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在所难免。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要想调整和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到那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思考所采用的社会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被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沿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充分运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剖析,他们排除了技术本身被看做是生态危机根源的可能性,并把伴随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利润无限追求的必然产物,深刻揭示了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致思理路相同,生态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只有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把技术从异化中真正解放出来。这种对技术的运思路径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可说是一脉相承的,也即不是单纯就技术本身展开分析,而是把对技术的生态批判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如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根据时代条件发生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思想,深化了对技术的生态批判。这体现在,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了技术运用的生态负效应,并指出了技术运用的后果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但总体来看,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技术生态负效应的批判还主要停留在一般性的论述上。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非常具体地论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是如何被资本所滥用,进而造成了生态破坏的后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大大拓展和深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技术进行生态批判的理论空间和维度。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范文第15篇

 

一、我国环境保护实践提出环境保护工作需要转型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实践己经提出环境保护必须转型，而且这一需要又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保护工作者自己提出来的。这就说明了我国当前进行环境保护工作转型的客观必要性和现实迫切性。并且他们根据自己近40年来的实际工作经验也提出了实现这一转型的具体思路和途径，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但是我国的环境保护转型和涉及的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件大事，如何才能更准确和有效地实现这一转型，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思考和更深入地进行研究。为此首先需要了解一下环境保护工作转型问题提出的背景。

 

(一)环境保护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世界环境问题凸显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实质是经济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经济与生态这一基本矛盾急剧尖锐化的反映。当时人口、粮食、资源、能源和环境等生态与经济不协调的五大生态经济问题己经明显地显现。“罗马俱乐部”的有识之士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并引起长达十年的“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观点的尖锐争论。随之，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及人民努力寻求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道路，并在实践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形成了遍及全球的世界环境与发展运动。

 

我国自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派团参加了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开始重视环境保护，40年来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至今也还存在很多困难。正如国家环境保护部的同志们估计的那样，地方政府每一次强力推动经济高速度増长都造成环境危机，随之又出现一次又一次的国家环保工作暴风骤雨式的环境整治行动。如此往复就形成了经济増长与环境整治的恶性循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百姓健康屡受威胁、环保部门疲于奔命①为扭转我国环境保护的这一困难和被动局面，他们提出我国的环境保护需要转型。其主要内容是实现“三个转变”：(1)从重经济増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増长并重;(2)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具体的环境保护工作要实现“三个转型”，即从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向更多地借助市场力量转型、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型、从“风暴频刮”向制度建设转型。

 

(二)环境保护转型体现了生态时代的客观要求

 

环境保护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提出不是偶然的，其实质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生态时代的客观要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受生产力发展的推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的发展己经经历了三个时代：以“铁犁牛耕”标志生产力水平的农业时代、以“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生产力水平的工业时代和以“绿色技术”标志生产力水平的生态时代。工业时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工业文明，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时代则要求在生产力继续高度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加强环境保护，以及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提高环境保护工作，包括目前提出研究环境保护工作转型，就必然被提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事曰程。

 

对于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转型，应该看到，上述我国环境保护部门所提出的认识和做法，都是其在近40年来工作中的切身体会。这些实践经验的取得十分宝贵。他们提出的转型思路和设想，特别是作为系统的认识和对策提出，也都是正确的。但是也需要看到，这些思路在我国己经提出多年而在实际工作中却见效不甚明显。这就意味着实施这一转型，并在实践中切实能够取得成效，还需要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为此笔者拟就“环境保护究竟应该怎样转型”的问题，从理论上，包括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谁是保护环境的任务主体?怎样才能建立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内在统一的市场机制等，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更深入探讨。

 

二、认识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保护转型的基础

 

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存在和难于治理，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正确的认的问题，也就被提上环境保护工作的议事日程。

 

(一)环境与环境问题

 

回顾我国40年来环境保护的历程可以看到，人们进行环境保护就是从认识“环境”和“环境问题”开始的。首先，什么是“环境”?由于我们是从人的角度(或人的利益角度)研究问题的，因此对“环境’最简单通俗的解释就是人周围的事物，或人以外的一切事物，也就是作为主体的“人”以外的客体。狭义“环境”的内涵是指自然环境，广义“环境’的内涵则同时包括人文环境。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不同，所指的通常是前者，即主要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一个独立于人而存在的概念，从根本上说属于自然的范畴，其基本特征是本身存在的客观性。虽然“环境”作为一个概念是由人命名的，但作为各种自然物的实体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则早在人类出现之前的远古，就己经是客观存在的了。

 

“环境问题”则是一个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概念。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为自从有了人类之后，才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环境的关系“环境问题”也才能够产生。而从现实生活上说，它又是一个经济范畴。因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经济活动，人从一开始出现，为了生存，就要利用自然资源，进行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核心就是“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人类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人的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压力也日益加大。人类社会初期，“人与环境的关系”(即“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是不矛盾的。而当人类发展经济的压力大到危及自然生态的正常运行，以至它的存在时，就出现了“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即“生态经济问题”和“生态经济危机”)。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由于经济与生态的矛盾逐步显现并日益尖锐，就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随着保护环境(实际上是解决“环境问题”)工作的逐步发展和深入，“环境保护转型”

 

(二)人们认识环境问题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环境问题”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产生，即是由于发展经济破坏了经济与生态的关系引起的。这一事实说明了“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或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同时“环境问题”又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新问题。人们对它的实质以及对如何解决“环境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由表及里，由不完全的感性认识到比较全面的理性认识的过程。具体来说，是从就事论事，单纯着眼于保护环境，到逐步认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从而着眼于“保护环境必须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人们这一认识的深化从1972年到1992年，在联合国召开的关于保护环境的两次大会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

 

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看到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威胁，但着眼点还只是保护环境。为促进问题的解决，1972年6月，联合国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动员和组织各国政府起来保护环境。之后的20年各国政府和人民在保护环境上都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总的情况是，全世界的生态与经济矛盾并没有消除，整个生态环境的状况还在继续恶化，并且愈来愈严重地限制着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对此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与发展(核心就是生态与经济)两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脱离了发展经济，单纯为保护环境而保护环境是保护不住生态环境的。据此，联合国于1992年6月又召开了“环境与发展会议”。这次会议的突出特点是明确地把“环境与发展”(实质也就是把“生态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并把这一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转变明确地标注在大会的名称上，与20年前联合国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的大会名称形成鲜明对照。

 

回顾联合国的两次大会，从“保护环境”到“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相结合”，这是人类在20年保护环境的实践中取得的一个突破性认识。据此大会也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从发展经济出发指导世界保护环境的行动。实际上这就是环境保护的转型，即要求人们认识“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从而把全世界的保护环境行动转向到着眼于如何发展经济和重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上来。然而遗憾的是，会后又一个20年来，由于人们认识上的惯性和行政管理机构分工的局限等原因，致使许多国家的环境保护依然停留在“为保护环境而保护环境，，的原有基础上’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并“以经济手没有认识到这一重要改变的深刻理论内涵，从而使环境保护工作仍然继续处于困境中。

 

四、把保护环境融入发展经济中，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在经麵实践中切实做到保护环境，除在个建立“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的资源利“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中，必须明确认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任务“主次关系”外，也还需要明确认识两者发挥作用的“内外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在这里也提出以下两点认识和对策建议。

 

(一)进行环境保护的两种方式

 

在我国进行环境保护实际工作，不但在进行环境保护的出发点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和做法，同时在进行环境保护的途径和方式上，也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和做法。

 

对此，回顾过去可以看到，长期以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一直是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两者分离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一方面是经济部门和企业，其日常工作就是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是环境保护部门，其日常工作就是保护环境，两者的关系是“油水”关系和“外在”关系，相互截然分开。其特点是在统一的“经济与生态关系”中，把两者割裂，以至对立起来。其结果必然是经常出现两者的不协调。由此，在环境保护的实际工作中，也必然经常出现环境保护滞后于发展经济，不能实现两者并重;经济发展部门是“放火者”，环境保护部门是“消防队”，工作永远被动等等。最终也就使“先破坏，后整治”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破坏资源和污染环境等生态与经济不协调问题无法得到避免。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大量破坏资源和污染环境问题，使人们明确地看到一点，即这种把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分离，以至对立起来的做法不是一个有利的做法。在这方面，笔者曾提出一个思路，就是把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两者内在地结合，以至融合起来，使两者的关系从过去互相分离的“油水”和“外在”关系，转变为两者相互交融的“水乳”和“内在”关系。其特点是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者，从割裂，以至对立的状态，转变为统一，以至融合一致的状态，从而使两者的发展走向协调。由此，在环境保护的实际工作中，也就能够做到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两者并重甚至同步。最终也就能够使“先破坏，后整治”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破坏资源和污染环境等生态与经济不协调问题得到避免。

 

(二)建立“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的资源利用指导思想

 

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实际工作中，切实做到“把保护环境融入发展经济之中”，还需要建立新的具体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对此笔者提出了一用新方针的思路和提法。

 

对于这一观点的提出，首先，笔者认为，利用资源是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的目的，归根到底也就是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使之能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以及后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因此，当前人们在发展经济上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日益尖锐的资源利用和保护的矛盾，即正确认识和处理资源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关系。

 

其次，在现实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要实现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内在统一。对于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统一，笔者的观点是：一方面应该看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两者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是存在矛盾的。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使得消耗资源是无限的，而资源的存量又是有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两者又是能够实现统一的。这是因为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在利用资源的同时，也必须保护资源，从而就使资源利用和保护的矛盾统一得到实现。

 

对于在实践中如何建立能实现资源利用和保护统一的正确指导方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中利用资源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大量实践，笔者提出的思路是，“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对此，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过去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经验可以看到：()把利用和保护对立起来的认识，包括“只利用不保护”和“只保护不利用”，都是错误的;(2)把利用和保护割裂开来的认识，包括“先破坏，后治理”和“边破坏，边治理”，也都是不对的。

 

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应当把利用和保护内在地结合起来。要树立“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的指导思想，把对资源的保护融合在对它的利用之中，使之在利用的同时就得到了保护，从而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防患于未然。笔者在1989年承担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托课题中，就提出了这一观点®。这个提法一提出，就被视为“有价值的新观点”。之后也己经被有关中央文件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在指导工作的重要讲话中采用，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实践中也己被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