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1 15:34:11

贸易条件论文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1篇

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人类文明诞生后的第一种经济形式是农业经济，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和畜牧业在经济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世界各国彼此分隔。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起，人类社会开始更多地摆脱对大自然的依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和拓展，各种发明和创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层出不穷，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和成熟。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仍然还处在工业经济时代，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仍然以获得工业部门的增长和发展为目标。

然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人类社会又开始悄然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1996年，经合组织发表了一份题为《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和相关的指标。世界银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更是以《知识与发展》为题，认为“知识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知识。……今天，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确实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有50%以上是属于知识密集型的。

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主要由知识创新体系、知识传播体系和知识应用体系组成。在这种经济中，知识取代了农业经济中的土地和工业经济中的传统资本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知识被认为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经济资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作为经济资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种可再生性资源，它很少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可低成本复制，且易于传播处理。

2.经济增长的良性化。一方面，经济周期的弱化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减弱；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新经济”的“一增两低”（即经济持续增长伴随着低失业和低通胀的独特现象）便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特点。

3.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上述两个特征紧密联系，发展的观念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更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益、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更加强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工业经济时代后期开始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作为知识经济重要内容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网络系统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市场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跨国界的生产要素流动。

笔者认为，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才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其中就连走在最前面的美国“新经济”也只是21世纪全球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前奏而已。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门之外。不过，21世纪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贸易条件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阻挡不住的历史必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去积极了解知识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法则，不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和挑战，那么它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原因很简单，发达国家不断使知识的前沿迅速向前推进和知识本身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追赶“一个移动的目标”。

自“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提出以来，围绕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然而，正如保罗·斯特里顿所说的那样，“当许多人对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理论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时候，这个理论的内核很可能在这场猛烈的攻击中得以保存下来。这个内核就是：在世界经济当中，存在着导致从对外贸易和广泛的经济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额归于强国，弱国则在分配过程中自相侵吞。”①结果，贸易条件恶化论不仅没有被，反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贸易条件恶化论可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中心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同样证明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它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于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④。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⑤。

3.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也在下降。汉斯和沙卡等人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⑥。

4.相对而言，国家的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的趋势。1980～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⑦。

以上内容可以说是贸易条件恶论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表现，它们是工业经济时代国际分工的产物。到知识经济时代以后，同样由于不对称的中心—体系，同样由于技术进步在中心和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扩散，同时还由于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在需求收入弹性上的差别，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不会从本质上得到扭转，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核心”内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过中心—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由“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组合转变成了“知识产品—物质产品”的组合，因此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上述4个层次的内容继续有效以外，它还极有可能增加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

5.国家工业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6.国家的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

7.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不过，贸易条件恶化论的上述发展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延续，它还有待实践的证明。笔者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这种发展方向，并不是想渲染一种对“弱国”发展前景的悲观主义，而是想强调这样的事实：处于“弱国”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拉美是其中当然的成员，应当正视“知识经济”的挑战，尤其是要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要比“强国”面临的挑战严峻得多。

【参考文献】

①PaulStreeten,DevelopmentPerspectives,P.217,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1.

②D.Sapsford,"TheStatisticalDebateontheNetBarterTermsofTrade:ACommentandSomeAdditionalEvidence",EconomicJournal,September1985,PP.786.

③IMF,"Adjustment,NotResistance,theKeytoDealingwithLowCommodityPrices",IMFSurvey,vol.23,October1994,PP.350-352.

④HansW.Singer,"TermsofTrad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JohnEatwell,et.al(eds.),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Vol.Ⅲ,P.628,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7.

⑤UnitedNations,MonthlyBulletinofStatistics,Vol.LIV,No.1,January2000,PP.176.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2篇

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的贸易条件问题

5.国家工业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6.国家的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3篇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online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对中国1980年至2006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进行评价。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出口价格指数在大幅度波动中降低，而进口价格指数则是在小幅度波动中提高，并且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降低的程度。正是在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大幅度波动下降、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小幅度波动提高和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下降的程度的共同作用下，1980年至2006年这27年问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总体趋势是有较大波动的下降，与1980年相比，中国贸易条件除1981年都处于恶化之中。这说明中国出口单位价值商品所能获得的单位进口商品是减少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但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波动的幅度看，这种波动具有一定的收敛性，用每5年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做一次移动标准差分析，所得到的标准差变动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是在减轻的。

中国出口增长指数快速持续提高，由1980年的100，提高到了2006年的4430.14，也就是说2006年中国出口商品数量是1980年的44倍之多，年平均提高指数达到了115.70。虽然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在1980年至2006年间有所下降，但幅度仅为17.57％，远不足以能抵消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幅度。因此，在出口商品数量增长的强大推动下，中国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是持续上升的，即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持续改善。这说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在不断提高，中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更高的效率。由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在减轻，特别进入21世纪之后恶化程度明显下降，使得中国收入贸易条件近几年的改善幅度相当大。

二、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分析

根据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全部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从中国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可看出中国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大于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的影响，并且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下降的趋势，相反，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上升的趋势。影响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因素有很多，比较突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工贸易增长迅速

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由1981年的13.3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5,103.55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由5.14％提高到了52.67％；以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口由15.04亿美元增长到了3,214.72亿美元，占总进口的比重6.83％提高到了40.62％。加工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原料和中间投入品主要靠进口，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其价格往往缺乏弹性，且易受出口国垄断，会使中国进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同时加工贸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存在制约，首先，迅速增加了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量，造成出口商之间恶性竞争，使出口价格上涨受到抑制；其次，在目前这种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中，由于中国处于生产的下游或终端，多为简单的加工和组装发展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是跨国公司的“装配车间”。增值率不高导致出口价格难以上涨。相反，随着加工贸易进口需求绝对值迅速增加，导致国内加工企业对国际燃料、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成套设备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鉴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在最近20年中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进而使进口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趋于上扬。

(二)国际市场比较集中

中国的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基本上都高于中国。2006年出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的68.73％，前3个国家或地区占46.48％，仅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就超过了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2006年进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总额占中国总进口的63.60％，前5个国家或地区就占将近一半，达到49.22％。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以至于在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受到较大的影响。如美国经济时好时坏，日本经济则长期表现不佳，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引起的需求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出口市场的经济低迷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使中国出口受阻。

(三)FDI大量流入

中国FDI吸收量由1984年的26.5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1.74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企业进出口比重由原来比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了2006年的58.87％。根据国际收入转移的贸易条件效应一般原理，收入转出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收入转入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改善，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趋于改善。但FDI的净流入并没有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吸收FDI主要流入劳动密集型行业，易造成出口企业的恶性价格竞争。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低素质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导向不能维持国际竞争优势，从而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并造成了中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依赖。二是FDI形成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执行“转移价格”，影响了中国进出口价格。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为了达到减轻所得税负、转移资金和利润、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经营策略。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进口产品的高价位；同时，即使不考虑国家出口退税等支持措施，而把劳动生产率差异、技术水平差距等因素考虑在内，外企的出口价格水平也明显偏低。跨国公司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进口价格却降低了出口价格，在FDI企业进出口比重接近60％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四)关税下降使进口需求扩大

加入WTO后，由于关税大幅度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由于进口需求强劲，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实际进口商品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这一点通过计算进口价格指数能得到很好的验证。一个贸易大国征收关税，能使出口品的相对价格降低，生产者就会生产更多的进口品，而消费者会消费更多的出口品，这样，出口品的相对供给减少，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出口品的世界相对价格会上升，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在关税下降时这一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加入WTO后，关税一直下降，而中国又是一个贸易大国，因此，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三、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对策

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化看，中国近30年参与国际贸易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损失一定的公平获得了更高的效率。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虽然发展成为了贸易大国但并没有成为贸易强国。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能否即提高公平程度又能获得效率呢?针对上述原因，通过以下的努力可有效防止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公平损失程度，保持收入贸易条件的持续改善，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效率获得水平。

(一)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产品差异化程度

中国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制成品。通过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差异化程度。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建立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孵化器，加快知识向高新技术的转化，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的研究开发给予财税支持、资助和信息服务，提高研究高新技术方向的市场性；加强企业与高等院校的科研合作，使高等院校的高新技术成果能较快投入到产业中去，拉近技术主体与市场主体的距离。

(二)鼓励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

鼓励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通过加工贸易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和税收政策结合起来，消除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的体制约束和政策障碍，引导加工贸易向关联度大的产业和经济的纵深环节拓展。发挥内资企业现有的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积极促进内资企业发展加工贸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加工贸易税收政策，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使用国产原材料和零部件，促使加工贸易通过贸易和投资行为从下游装配业到中间产品需求再向上游原材料工业的逐步延伸，提高原材料工业水平，延长国内产业链，推动中国上游产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促使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促进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各种财政金融措施，将加工贸易的发展纳入国家产业政策范畴，实行加工贸易的产业评估制度，提高技术含量和加工深度，鼓励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积极扩大海外市场，避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如东欧、南美洲、非洲、中亚等)及周边国家(如俄罗斯、韩国、东盟、南亚国家等)的贸易往来，使中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减缓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及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偏好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根据需求相似说，发展与他们的贸易关系，不仅出口商品价格不容易下降，还有利于扩大中国商品的出口。根据引力模型，周边国家具有地缘优势，双边贸易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且中国相对而具有较高的发展程度，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比较容易。

(四)有选择地继续鼓励引进FDI

大跨国公司和效率寻求型的FDI能带来的溢出效应更显著，能迅速扩大中间贸易品的出口，使中国比较容易地更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生产体系之中，使中国的贸易政策倾向更稳定。建立包括FDI来源、目的和溢出效果等内容的FDI引进项目评估体系。通过对FDI投资主体的整体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是否具有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体系；通过对FDI引进项目性质的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来华投资是为了巨大的市场还是为比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通过项目预期结果的评估，说明FDI对出口贸易、技术、管理和劳动力等溢出效果如何。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通过与目录相适应的进出口政策和生产税收政策，引导FDI投向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部门，投向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提升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层次。

(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借鉴浙江一些行业协会在协调同类商品出口方面的经验，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出口产品规划，防止国内出口厂商的恶性竞争。由于国内厂商问的恶性竞争，附加值原本就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被压得极低，由此带来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国内福利水平的降低，并加剧了贸易摩擦。国内厂商的单打独斗不但表现在产品的出口上，也表现在对原料的进口上。在国际原料价格大幅提高、际能源争夺日趋激烈的今天，国内厂商应该联合起来面对国际原料供应商，增加自身的谈判砝码。

(六)明确关税政策的目标

在加WTO之后，关税水平调整的余地不大，但可进行关税结构的调整。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WTO要求的关税水平，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处理好进口关税梯度结构和降低关税总水平之间的关系，适当缩小关税的有效保护率与名义关税率之间的差距，尽量减少关税所造成的扭曲效应。对进口需求弹性较高的产品征收相对较低的税率，而对进口需求弹性较低的产品则征收相对较高的税率。弱化关税在增加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适当考虑关税保护就业的作用。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4篇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有恶化的趋势,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贸易条件恶化论”。我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但贸易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1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

(一)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优势由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仍然处于比较优势阶梯的下端,因此不能避免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普遍恶化的趋势。而且,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使得我国企业在出口时的一贯策略就是打价格战,结果导致了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使贸易条件更加恶化。

(二)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企业内贸易的结果

企业内贸易指在同一企业内部所开展的国际贸易,即在跨国企业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跨国贸易行为。就跨国企业而言,对于发生在内部各实体之间的交易价格,完全可以由企业按照整体规划来自主确定。跨国企业在我国采取高价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来达到其减少企业税负、避开风险与管制、调拨资金和有效分摊费用的目的。而外资企业在我国贸易额中已占到1/2强,这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

(三)我国鼓励出口的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鼓励出口的国策,采取了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使得很多企业采取“只外销,不内销”策略,因为出口意味着可以减少成本。同时,这种出口政策也造成了我国出口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者说是恶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强调扩大出口规模,有“一刀切”的现象。

(四)近年来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

我国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高于制造业产品价格。出口方面,产品技术含量高,劳动生产率高,致使某些产品大量出口,从而压低了国际价格。另外,从进口的构成看,对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其占进口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而这些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由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在近几年一路攀升。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而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这也造成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

2提升我国贸易条件的措施和建议

(一)发挥比较优势并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首先,需要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并在确保就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新材料、医疗、生物、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更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其次,需要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和资源丰富的优势,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再次,还应当扩充完善产业链,强化基础工业力量,大力发展零部件加工工业,以降低对加工贸易中零部件进口的依赖性,从而大量降低中间产品高价进口对出口效益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促使贸易条件的改善。

(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以促使外贸企业有序竞争

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使外贸企业有了更大的经营自,除了要继续放开外贸经营权外,还要促进外贸企业的规模经营,鼓励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型外贸企业组建大型的贸易集团,避免“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建设状况,形成规模经营优势,使企业避免以价格竞争为主而采取综合竞争手段进军国际市场。在外贸体制改革当中不仅要大力扶持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实业集团,同时也要为民营企业实业集团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外贸企业之间的竞争走上规范有序的良性发展轨道。

(三)完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

以法律形式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要建立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跟踪、通报机制,我国进出口价格监督、监控机制。取消对三资企业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步化解跨国公司内部化行为对我国市场的扭曲和利益侵害。应积极推进关税体制改革,优化关税结构。应当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减免税政策,并针对整个产业实施关税优惠政策;要给予国内外所有企业国民待遇,以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

参考文献: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贸易条件汇率证实分析

贸易条件反映一国贸易状况,其改善或恶化将直接导致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反映一国实际福利的变动情况。反映货币比价的汇率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贸易摩擦,改善贸易条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不仅包括商品或纯易货贸易条件(N),还有贸易收入条件(I)、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及双边要素贸易条件(D)。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但由于贸易条件(N)最易计算,所以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使用贸易条件这一概念。在一个两国世界中,贸易条件(N)可以表示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和该国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而在一个具有多种贸易商品的世界中,贸易条件定义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该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用Px代表出口价格指数,Pm代表进口价格指数,其计算公式为N=(Px/Pm)100。显然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贸易条件(N)与反映一国货币同国外货币比价的汇率存在着联系。事实上,汇率的变动将不仅通过价格的变化在短期内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而且将会长期通过对进出口商品的数量、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而对贸易条件发生作用。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

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常被引证运用的是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弹性分析法,该方法考察的是在汇率贬值情况下贸易条件是改善还是恶化。之所以用到弹性的概念,是由于货币贬值同时改变了以本币或外币表示的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而决定贸易条件改善与否取决于出口商品本币(外币)上升(下降)的幅度是大于还是小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下降)的幅度。一国货币贬值,该国出口商品可以保持本币价格不变,当然也可以上升。而进口商品由于货币贬值导致本币价格上升、需求下降,国外出口商为了维持一定市场份额,使得本国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有可能下降。用ηDX、ηDM分别表示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ηSX、ηSM分别表示进出口供给价格弹性,则在汇率贬值情况下有如下结论: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恶化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对贸易条件不起作用;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改善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这种弹性分析法建立在外汇市场稳定及其它条件不变前提下,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所谓贸易条件的改善除了从分析中的弹性变化理解外,通常指的是该国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其进口商品价格有所提高,反之则为恶化。其经济学的含义在于单位出口商品能否比原来换得更多的进口商品,若能则表明贸易条件改善,否则贸易条件恶化。汇率贬值无疑成为许多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出口、改善贸易条件的手段。但是贸易条件提高了,也不能因此判定一国贸易状况得以好转。同理汇率升值在一定条件下会降低一国贸易条件,但也不能因此得出一国贸易状况恶化的结论。其原因在于贸易条件的变化是许多对该国和世界其余国家有影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凭单一的贸易条件的变化不能确定这些力量对该国净福利影响的结果,这也成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的缺陷所在。所以我们将在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的基础上分析其数量、结构等方面的效应,从而全面理解汇率变动对贸易收入条件、单边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如此深入揭示汇率变动背后的对贸易条件的一系列作用机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长期动态分析

如前所述,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在短期内将产生直接快速的效果。然而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汇率已成为一国调控经济的重要目标变量,在贸易方面则不仅反映在谋求进出口量的变化上,还需考虑贸易结构、成本、福利及整体状况等许多方面。

短期内,由于信息传递、反应的时滞效应,汇率变动通过价格的变化所产生的数量效应并不会立即显现。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这种效应才得以全面展现。考察贸易收入条件(I),其计算公式为I=(Px/PM)Qx,Px与Pm同商品贸易条件,Qx代表出口量指数,该指标意指以出口为基础的进口量。但是单纯从商品贸易条件(N)的变化上难以反映出贸易收入条件的变化,因为指标I的取值决定于N与Qx的乘积。此外,如果一国出口产业规模效益比较明显,出口量的扩大则会引致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进而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通过贸易换取了更多的国外资源,从而提高了本国的福利。但是对于大国或某种商品的主要供应国而言,其出口的增长有可能引起出口价格的大幅下降,一旦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超过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则贸易收入条件恶化,进而引起贫困化增长。

除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外,由于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因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商品的进出口量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劳动力工资及其他要素成本也因汇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化,使得进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同样发生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将对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产生影响。显然这种影响因素较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化的国内产业与对外贸易政策等决定因素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效果,从长期看,可能有利于本国贸易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于提升贸易及产业竞争力。考察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其计算公式为S=(Px/Pm)Zx,Px与Pm同商品贸易条件,Zx代表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指数。由于企业力图在汇率变动的环境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强竞争力,由此Zx的值可以得到较大提高,即使商品贸易条件下降,但是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依然可以上升。

以上分析表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存在多方面的作用机制。在假设汇率变动而外部世界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变动的影响在短期首先通过价格效应作用于商品贸易条件,其前提必须满足一定的弹性条件。而从较长时间来看,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将发生作用,贸易收入条件将依赖于商品贸易条件及出口量指数而发生变化。此外,汇率变动还将因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生产投入及要素成本的变化而对进出口量及商品结构产生影响,国内企业生产率同样发生变化,进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即使贸易条件下降,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也可能上升。因此整体贸易状况与福利的变化需要综合考虑贸易条件的变化。

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条件影响分析

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人民币汇率在较长时期内的贬值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发展。但是出口量的持续增长不仅加剧了贸易摩擦,且自身的贸易条件也面临着恶化的危险,福利遭受损失,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等已成为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依据分析,选取贸易条件为被解释变量,其影响因素包括汇率以及汇率变动产生的数量效应以及结构成本方面的效应。此处,为简单起见,贸易条件依据通常做法用商品贸易条件(N)代表,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我国贸易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份额(XW)说明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国内零售价格指数(RI)说明汇率变动的成本效应,因此模型为:ψ(TOT)=(REER,XW,RI)。实证选用对数模型,依据下表所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下:

lnTOT=3.4939+0.1474lnREER-0.1030

lnXW+0.0959lnRI

(11.7109)(5.7788)(-2.9078)(2.1815)

R2=0.8470DW=0.6316F=36.9013

查表并对比模型参数可知,该模型通过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检验。从经济学意义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1474%;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份额每变动1%,贸易条件反向变动0.1030%;国内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0959%。由此可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较变量XW与RI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更大,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是显著的,而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与成本效应则由于机制传递、调整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效果则较弱。其中XW与贸易条件的反向变动说明当出口量增大时,我国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增加即人民币升值时,贸易条件得以改善,反之则恶化。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对贸易条件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一般商品贸易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收入条件与单边要素贸易条件非常重要,只有综合考虑多重贸易条件的综合效果,才能较为全面的判定一国贸易条件及贸易整体状况的变化情况。

汇率变动对于贸易条件的影响并非仅是直接单一的作用机制,而是多方面的,包括在价格上的直接反映与作用以及由于价格信号而导致的数量、成本、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从表面上看是价格连锁作用,但是从长期考察却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质的影响,从而在功能上改变或提升了经济实力,因而将进一步推动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与好转。其有益的启示在于,由于存在诸多的前提与限制条件,因此探讨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不能仅停留在短期静态上,需要从长期动态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察,同时需要注意分析的范围和条件,由此即使汇率调整在短期内可能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但从经济发展长期看有可能是有利的。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贸易条件汇率证实分析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恶化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对贸易条件不起作用;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改善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长期动态分析

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条件影响分析

lnTOT=3.4939+0.1474lnREER-0.1030

lnXW+0.0959lnRI

(11.7109)(5.7788)(-2.9078)(2.1815)

R2=0.8470DW=0.6316F=36.9013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1980-2006年的数据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协整分析，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合理流入会使之进一步恶化，汇率变动能够改善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却使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论文关键词】价格贸易条件产业结构 FDI 汇率协整分析一、引言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相对于进口）或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一国的对外贸易状况。本文所采用的是价格贸易条件，又称净实物贸易条件（NBTT）：NBTT=Px/Pm （1）其中，Px和Pm分别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即随着出口商品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如果在报告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增加或减少了，则认为贸易条件改善或恶化了。由上式我们可以看出一国贸易条件受到贸易进出口状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贸易条件会受到多种因素直接和间接的制约。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并没有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反而出现恶化现象。由近几年的贸易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的进口价格指数呈总体上升趋势，而出口价格指数不断下降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不断下滑。二、协整分析 1.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根据上述分析，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将选取1981年～2006年的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指数（NBTTC）、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NBTTM）作为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SI）、外商直接投资（FDI）及汇率（ER）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以上变量都取其对数，这样是为了更容易得到平稳数据且不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考虑到我国近年来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初级产品及工业制成品的比重高低，以历年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我国的产业结构状况（SI）。本文选取的实际汇率数据是由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并按基期为1980=100计算调整而来。FDI是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经过CPI处理后的数据。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NBTTC）及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NBTTM）是根据历年初级产品进出口和工业制成品数量、价格计算出进出口指数，而后根据公式（1）计算而得。 2.实证分析为了避免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造成的“伪回归”现象，本文利用协整分析来考察FDI和进出口贸易结构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因此，我们将通过ADF方法来检验每个变量的平稳性。发现各项变量的ADF检验值均小于临界值，且所有的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可以认为这些序列是平稳的。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我们确定初级产品相关变量的最佳滞后期为3。基于Johansen的特征根协整检验原理，还需要确定检验假设。非约束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轨迹统计量表明（41.26271＞29.79707）应该拒（r≤1）的原假设，对应的接受存在二阶协整关系；最大特征值统计量也拒绝r≤1，即存在二阶协整关系。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NBTTC、LnSI 、LnFDI及LnER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同样我们可以得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NBTTM、LnSI 、LnFDI及LnER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正规化后的长期协整关系分别为： LnNBTTC=8.202504+36.54813LnSI-1.297745LnFDI+5.423616LnER（2） LnNBTTM=8.360100+1.127642LnSI-0.211234LnFDI- 0.318275LnER（3）从长期协整关系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优化对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优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样，汇率对贸易条件的改善起积极作用。然而，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引起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1.297745个百分点的下降。产业结构优化对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优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汇率对贸易条件的改善起消极作用；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引起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0.211234个百分点的恶化。我们用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影响关系时，往往不直接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在随机扰动项上施加一个一次性的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系统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滞后值的影响，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到这个变量，并且通过VEC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变量。从脉冲响应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指数（NBTTC）对来自FDI和产业结构（SI）的一个标准差的扰动，在前几年反应比较强烈，在第十年左右，它们的扰动对NBTTC的冲击趋于稳定；而来自汇率(ER)的扰动一直比较平稳，在第三年已经趋于稳定，中间有点小波动，之后的第十二年又趋于稳定。NBTTM对这三个变量冲击的响应很相似，刚开始都是比较强烈的，到了第九年以后冲击趋于稳定。三、结论及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首先，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所以调整产业结构，尤其出口产业结构是改善我国贸易模式的重要前提。当前我们应当结合我国要素禀赋状况、产业技术水平及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合理流入会使之进一步恶化。应当充分利用FDI对贸易条件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引导其流向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的新型化、精细化产品的开发当中，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质量和技术层次，通过改善产业结构来提高我国贸易条件水平。再次，人民币稳定升值的汇率政策与当前提出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贸易政策是统一的。因此，如果坚持目前的外贸政策，那么人民币的稳定升值是合理的。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促进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参考文献: Krugman P. A Technology Gap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K. Jungenfelt， D.Hague.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Developed Open Economics[C].Lodon:Macmillan Press， 1986 Rodrik Dani.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R].NBER Working Paper， No.11947， 2006 Schott P. K. 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R].NBER Working Paper， No.12173， 2006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8篇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贸易条件贸易条件恶化的相关概述（一）贸易条件恶化的概念贸易条件(TOT，terms of tread)，一般是指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价格之间的比率。由于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种类繁多的所有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因此通常用一国在一定时期如一年内的出口商品商品价格指数同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对比进行计算。用λ表示TOT，则这里，Pm0、PX0表示进出口商品原来的价格，Pm、Px表示考察期价格。因为Pm0/ PX0 是既定数据，所以λ实际由Px/Pm 决定。当λ下降时，意味着Px/Pm下降，这时必须出库更多本国资源才能换回与以前相同的外国资源，称之为贸易条件恶化。（二）贸易条件恶化对我国的影响根据普雷维什-辛格假说：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前者的贸易条件呈现出结构性的恶化趋势。从我国来说，虽近几年来实现了“双顺差”，但IMF统计显示，我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我们是用低附加值、低技术、耗损大量资源的产品和发达国家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交换。虽然从表面上看，我国受益了，但更大的收益是被其他国家拿走。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参与国际分工，对外贸易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收入效应也越来越大。我国是贸易大国，出口量变化可以改变产品世界价格。现大国发生了偏向于出口部门的经济增长，PPF从T0T0移到T1T1 ，产品供给增加，使贸易价格从PW0降到PW1，福利水平从U0降到U1，这就会贫困化增长—贸易扩大反而降低社会福利水平。所以，如果罔顾持续恶化的TOT，我们就会面临如图1所示的情况：持续增长的贸易非但不能有助提高经济收入，反而会不断降低社会福利。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条件影响作用的分析（一）从汇款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短期作用角度分析 1.运用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弹性分析法。关于汇率变动对TOT的影响最常被引证运用的是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弹性分析法，该方法考察的是在汇率贬值情况下TOT是改善还是恶化。我们用SX、SM、DX、DM分别表示出口商品供给弹性、进口商品供给弹性、出口商品需求弹性、进口商品需求弹性。琼·罗宾逊夫人曾论证过这四个弹性之间的数学关系，结论是： SX SM＞DX DM，贬值将恶化本国TOT； SX SM=DX DM，贬值不影响本国TOT； SX SM＜DX DM，贬值将改善本国TOT。 2.进一步解释说明。琼·罗宾逊夫人的论点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所以在此基础上稍做修改，就会得出人民币适度升值对我国TOT的影响分析： SX SM＞DX DM，升值将改善我国TOT； SX SM=DX DM，升值不影响我国TOT； SX SM 从上面的结论可以看出，只要能保证 SX SM=DX DM，那么目前人民币适度升值就能起到改善TOT的作用。这个条件对于我国而言是较容易成立的：一方面，我国的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出口部门和外需增长，因此我国在出口产品的世界供给上要比在进口商品的需求上更有优势，即DM不及SM；另一方面，我国进口产品大都是初级资料、高科技产品，且由于政策上的相关倾向，DX较低，又考虑到我国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在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情况下，可以推知我国SX也会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综合考虑，发现 SX SM>DX DM有成立的可能。因此，人民币顺应内在趋势，进行适当升值，我国的TOT就会得到改善。（二）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长期作用角度分析 1.实证分析方法。上述的弹性分析法是建立在外汇市场稳定及其它条件不变前提下，是一种比较静态的短期分析方法。现在运用实证分析，探讨汇率变动对TOT如何长期影响作用，进一步说明人民币升值对改善我国TOT的积极作用。这里，采用我国贸易条件和实际汇率变动自1994年以来的数据为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我国外贸价格指数的关系加以计量分析，数据见表1。假设两者间存在如下线性关系：y=α+βx+μ 其中，y表示贸易条件变动，x表示实际汇率变动率，μ为干扰项。用EVIEW计量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y=-1.5297-0.3529x (R2＝0.5565) (0.8950)(0.1114) 标准差 (1.7092)(3.6181)T值其中T值大于P（t>1.3971），表明其在10％水平上显著；F值等于10.0369大于5.32，在5％的水平上显著；D.W为 1.3572，表明自变量不存在自相关性。上述回归方程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每贬值一个百分比，我国TOT就会恶化35.29个百分点。 2.进一步解释说明。上述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贸易条件变动具有正相关性：人民币升值，TOT改善；人民币贬值，TOT恶化。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长期内汇率变动对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在价格上的直接反映及由于价格信号导致的数量、成本、结构等方面的变化，长期会对经济产生质的影响。长期来看实际汇率作为价格机制真正发挥作用，人民币顺应趋势进行升值，就会在功能上改变或提高国家经济实力。汇率变动的环境中，企业会力图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进而本国贸易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与优化，贸易及产业竞争力得到提升。通过人民币升值应对贸易条件恶化的政策建议（一）切实认识并协调汇率与贸易条件的互动关系当前我国对外贸易摩擦加剧、贸易条件恶化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诸多现实表明，汇率与贸易条件之间的互动关联急需协调理顺。其着眼点在于短期内人民币有效汇率的适度升值将改善不断恶化的TOT，不仅限制了由于出口量增大而导致的贫困化增长；同时在长期内对国内要素成本与进出口商品结构都将产生影响。（二）加快调整汇率制度的步伐虽然在短期内为避免投机资本的冲击，人民币升值面临诸多困难；但长远观点来看，汇率变动的内在趋势不应该被人为扭曲，人民币必须改变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即我国为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及利益，特别是为提高外贸效益，必须在长期内逐步改革目前的汇率政策，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将行政力量做为一定的辅助手段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改进。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根据《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从2011年起，中国与东盟老六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进出口的600种农产品关税逐步减少，至2006年降为零；与东盟新四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进出口的上述农产品关税也将在2010年降至零。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各国向着相互开放市场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深入，作为中国通向东盟桥头堡的广西正在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广西是水果大省，果树栽培面积居全国第一，产量位居全国第五。广西对越南水果贸易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面临挑战和机遇。文章就广西对越南水果出口贸易问题，论述其在零关税背景下的特点、优劣势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论文关键词】广西；越南；零关税；水果出口一、贸易特点 2011年“早期收获”方案实施后，广西充分利用本地水果资源优势，扩大出口果类品种和出口数量，水果贸易出口越南每年呈增长趋势，并呈现出农贸结合、经贸结合的特点。 (一)出口数量增加、品种扩大。2011年广西出口越南的鲜干水果及坚果166800吨，其中苹果54647.2吨，占32.75％，橘柑橙76700吨，占45.96％；出口总金额4226万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5.36％。2005年、2006年出口形势稳定增长，2007年出口175000吨，出口总金额3643万美元。出口水果品种除苹果、梨是区外货源外，其余都是广西区内生产，如袖子、柑桔、桃、李、大果杨梅、枣、板栗、白果、早熟梨、夏橙等。这些产品是广西的出口优势，是国内其他省份所不能及的。 (二)经贸合作加强。广西在立足生产抓特色、出口靠质量、效益在经营的同时，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发展思路，积极加强与越南相关部门的经贸往来，寻求与越南的广泛合作。2008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在凭祥召开广西水果出口东盟产销对接会议，全区14个地级市、30个柑桔主产县水果及经贸部门主要负责人、62个水果生产、流通和出口大户，以及应邀参会的越南果蔬研究院、越南谅山省水果协会和越南水果进口客商50人共16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强调了双方合作的重要性，增进了广西水果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越南水果贸易商的交流与合作。双方签署的水果流通企业水果贸易备忘录对提高广西水果出口贸易、水果产业的整体效益和助农增收起到重要作用。同年11月，中国广西一越南广宁农业合作东兴联络站成立，在两省区农业信息交流、开展产业和贸易项目合作等领域达成共识，促进了双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三)出口市场形成。以2006年为例，广西对越南的农产品出口额近1.4亿美元，占全区农产品出口总额的40％，其中出口数量最多的五类农产品依次是：未改性乙醇、柑橘、中药材、大蒜和苹果。2006年5月，集水果批发、零售功能于一体。每天可容纳的交易量近百万吨的广西东兴市中越水果交易市场开工建设，解决了市场的需求与专业交易场所不足的矛盾。凭祥口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是广西水果出口越南的前沿通道，建成了天源水果交易市场、恒大综合市场和浦寨物流中心等一批进出口货物集散中心。水果之乡的钦州市在优化优势水果的发展布局，尽快形成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以及品牌化的生产模式，提高市场竞争力上下功夫，完善农产品的生产质量与检测体系，突破水果出口的障碍，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农业协定的相关条款，加大对水果产业的投入，加强水果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研究。保证钦州水果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2008年10月，边陲小镇龙州后来居上，本地生产的鲜水果首次出口越南市场，至2009年1月已出口鲜柑、橙果等近2000吨。 (四)经济和管理部门积极参与。一是广西各级农业、商务、财税、经委、发改委、质监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广西农业部门调整水果种植结构、种植时间，加大对水果产业的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种植、加工与储运水平。2005年推出了“优果工程”，对120万亩的水果基地进行结构调整，推广果树标准化栽培200万亩。质量监督部门加快绿色食品认证和HACCP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扶持和帮助企业生产。二是口岸管理部门的积极配合。海关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制度，实行提前报关、口岸验放、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等便捷通关措施。商检、质检部门严把质量关，检验检疫部门出台了《出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完善了出口水果溯源体系，建立进出境不合格水果召回制度。2009年1月，国家质检总局与越南农林水产质量管理局在南宁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植物检验检疫会谈纪要》，确保双边农产品贸易健康顺利发展。二、优势分析广西水果出口越南有其自身的优势，突出地反映在水果种植面积、水果品种和产量、地理位置上。由于零关税方案的实施，出口水果的关税调节作用已不存在；因此，价格因素也成了广西与越南水果贸易竞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一)种植面积大，产量高。广西山多田少，有大量适合水果生长发育的低山、丘陵和台地，土壤类型丰富，如微酸至中性土壤最适宜柑橘、柚类的种植，红壤适宜油桃的种植，紫色土及河流冲击土适宜西瓜、甘蔗的生长。广西地处南亚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是全国光照水热资源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之一；北回归线以南1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属南亚热带区域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48％，占全国亚热带区面积近四分之一，为规模经营提供了保障。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广西发展水果产业的基础。水果生产是广西农业产业中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广西有热带、亚热带水果种植面积1700多万亩；总产量700多万吨，仅次于山东、河北、广东、陕西之后，水果业每年总产值100亿元人民币以上。柑橙柚、龙眼、荔枝、蕉类和芒果是广西水果生产的五大水果品种，其中2007年，广西龙眼种植面积256.5万亩，产量为40.5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二。 (二)水果品种类多。广西是多种南亚热带果树的栽培起源中心，种质资源十分丰富，现有果树47科，占全国58个科的81％，主要栽培果树有柑桔、香蕉、荔枝、龙眼、芒果、菠萝、李、柚、柿、梨、梅、枣、黄皮、桃、番石榴、木瓜、木菠萝、核桃、野生毛葡萄等。名牌品种有容县沙田柚、融安与灵川金桔、灵山香荔、容县大乌圆龙眼、谷子矮香蕉、恭城月柿、黄腊李、灌阳梨、灌阳长枣、田阳香芒等；特有品种有鸡嘴荔、晚白露龙眼、无核黄皮、薄壳核桃等；优质品种有平南石硖龙眼、木格龙眼、浦北矮香蕉、桂味荔枝等；稀有品有如四季荔、四两果荔枝、露仁核桃等，据市场调查：蜜柑、脐橙、沙田柚和新引种成功的美国提子等水果品种是越南稀缺且受欢迎的品种，白果、板栗、柿饼等干果在越南也十分畅销。 (三)价格因素。缘于自然环境的相似，广西水果与越南水果品种亦相似。实施零关税以前，广西水果虽不具备绝对竞争优势，但通过关税调节可拉大竞争优势。但零关税实施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一优势。以龙眼和菠萝为例，广西龙眼成本价为3元／公斤，越南的成本价仅为1.25元／公斤；广西菠萝成本价0.8元／公斤，而越南的成本价为1.56元／公斤，水果价格优势互有差异。广西和越南在水果在季节和品种上互补性很强，可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出口更多优势水果。2008年11月，桂平市白沙镇在农业部门指导下，引进了台湾西瓜滴灌和配套应用地膜覆盖等“三避”技术，在干旱缺水的秋季发展西瓜种植，平均亩产2.6吨，比露地灌溉种植的西瓜亩产增0.8吨，每吨价格高达1200多元，亩产值达3000多元，盈利近2000元，已有近百吨西瓜销往越南，经济效益甚佳。 (四)地理优势。广西濒临北部湾、与越南毗邻，交通条件优越，海陆空运输便利。海运的北海、钦州、防城港等三大港口与越南各大港业务往来密切；在广西与越南1020公里的陆路边界上，东兴、凭祥、水口和龙邦等4个国家一类口岸直接与越南相连，8个二类口岸和25个边民互市贸易点直接与越南进行经贸活动，加之广西面向东盟大通道的建设。广西利用自身地理优势为广西水果出口越南提供了快捷的服务。坐落于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凭祥物流园。占地面积为1100亩，总投资11亿元，由广西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2006年3月投资建设。物流园的建成将为广西水果出口越南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平台。三、劣势分析广西水果产业和经营管理方式有诸多优势，但不能不看到广西水果产业自身的不足，如水果品牌、质量和经营活动中的信息化程度均存在不少隐患，尤其是在零关税的作用下，竞争形势日益严峻，优劣不保，劣势更加突显。知已知彼，不断进取是广西水果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精品果类数量不多，出口质量有待提高。在水果品种结构上，广西水果主要是季内中熟品种多，早迟熟品种偏少，时令淡季水果发展缓慢，成熟期集中，应市不均衡。虽然通过“优果工程”建设，调整水果结构发展战略取得一定成效，但用经济规模衡量还有不少距离。在水果生产差异化方面，广西与越南差异程度低，由于价格因素，广西水果出口越南难度增大，反而越南水果出口广西增加。如荔枝在我国有20种，越南仅有10种。但广西未能利用荔枝品种差异化提高市场竞争力，国内市场充斥着大量的越南出口荔枝。在出口水果的加工、包装上，采收质量、保鲜工艺、运输包装与国际标准尚有差距。 (二)信息化程度偏低，影响销售效益。广西水果产业有统一的信息系统，也有不少分支信息网点，但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上缺乏权威性和时效性，尤其在出口信息方面。越南有需求，而广西供给跟不上，预见性欠缺。在零关税面前，双方平等，双方有着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商机。当今数据时代下的信息化经济是掌握和实现这一商机的前提。现实生产经营管理中，广西的水果生产商和经销商真正掌握信息和运用信息为数甚少，以传统经验、独打单拼居多，对零关税未来充满期盼，但又无从下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忧虑重重。 (三)品牌意识不强。广西名优水果品牌种类不多，数量增长缓慢，削弱了广西水果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不利于长久高效发展。目前出口越南的广西水果名优产品如漓江牌兴安巨峰葡萄、田阳香芒牌芒果、灵龙牌香荔荔枝、灵水牌储良、石硖龙眼和容县沙田柚等均为广西传统名优品牌。近几年来，广西对水果名优特新产品的培植力度虽有所加强，但与广西丰富的水果资源、有水果大省之称相比成效不大，主要表现在品牌效益不强，优特新产品市场占有率不高。四、发展方向确立广西水果生产和出口越南战略发展思路，以水果市场竞争力为核心，促进水果品种良种化、生产规范化、管理标准化、市场商品化和贸易国际化，保证广西水果高效、有序出口越南，保障企业、企业间和国家间水果贸易正常开展。 (一)水果生产基地建设。广西水果出口越南的规模划、取决于水果生产基地的建设，由水果生产的规模化带动水果出口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水果生产基地建设应以传统的广西水果种植和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相结合，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出口企业带动为突破口，合理布局，不断做大做强。(1)以桂北、桂中、桂东为重点，建立柑桔生产基地；(2)以钦州、玉林、贵港、梧州、南宁市等为重点，斂桂南、桂东南龙眼、荔枝生产基地；(3)以右江河谷为重点，建设右江河谷优质芒果生产带；(4)以桂林、柳州、来宾、河池、钦州、南宁为重点，建立优质时令和落叶果树生产基地；(5)以钦州、防城港和北海为重点，建设菠萝生产基地；(6)以左江流域、防城港、北海、南宁市为中心，建立菠萝、西蕾莲生产基地；(7)以桂林市为中心，建立柿子、罗汉果、白果、葡萄生产基地。 (二)调整水果产业结构。实施品种差异化战略。广西发展桔柑类水果生产有良好的基础，已有不少从国内外引进且国际市场需求量大的椪柑、早熟温州蜜柑、夏橙、脐橙、沙田柚、金桔、加工果汁用的甜橙等优质品种，据悉，国家有关部门已将广西北部列为优质脐橙生产基地。因此，广西应适时调整水果产业规划布局，让这些优质品种成为广西水果产业出口越南的支柱品种，同时，水果品种差异化生产能使广西水果出口避免同质竞争，更好地利用自身资源创造水果出口的品种的最优化和产量的最大化。零关税制度削弱了广西龙眼、荔枝等水果出口越南的竞争力，但广西可根据越南不产梨和少量生产柑桔等水果的特点，扩大梨和柑桔栽培面积，实现水果生产资源和市场战略最佳配置，大力发展梨和柑桔生产；利用零关税制度的有利条件，扬长避短，变劣势为优势，努力开拓越南市场，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梨和柑桔的出口。 (三)树立品牌意识，做大龙头企业。品牌意味着品质，直接影响到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零关税后，广西水果要在越南市场站稳脚跟，必须抓住品牌，实施水果品牌战略，这是广西水果出口越南的关键。目前广西水果产业品牌创建初见成效，如桂越、通天香蕉品牌，灵龙、健美乐、碧水牌、龙武牌荔枝品牌，华丰储良龙眼品牌等，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水果品牌的建立，企业和政府因素不能忽略：企业是创立品牌的基础，政府掌握着丰富资源并能有效地整合资源，引导企业快速发展；二者应紧密配合，共创广西水果品牌。与此同时，同类质量相当的水果产品应考虑通过龙头企业牵头，联合创一个总品牌或几个品牌，防止品牌泛滥。企业、企业集团、行业组织、农贸联合体和政府是广西水果品牌建立并提高广西水果产业的整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四)加快水果产业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客观分析，广西水果生产区域性已初步形成，但生产标准化如以生产为导向的各类水果生产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市场为导向的加工、保鲜和包装、以监控为导向的评估及管理等等仍然缺少统一性和时效性。水果生产安全标准体系为水果产业质量管理的重点，涉及水果生产以及产地环境质量检验检测和监测等领域。广西要在水果生产地建成水果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以生产的标准化要求执行日常检测监督工作，把水果生产标准化贯穿于水果生产、管理和经营的全过程，并适时开展水果生产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区域性和专项性检测。五、结语广西水果出口越南一直是广西对越贸易的重点，要结合实际地分析广西对越南水果出口的优劣势和竞争优势的所在，从整体层面观念出发，勇于面对零关税挑战。以水果生产基地为基础，农贸、工贸相结合，在现代国际物流服务中心的支持下，完善水果生产、商贸经营、市场流通和后续服务体系。同时，加强与越南水果生产和贸易部门合作，建立双向水果贸易网络，实行国际化水果经营模式，共同开辟水果生产和贸易市场。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11篇

为反映农民的公共品需求状况，笔者将目前的农村公共品大致划分成基本生产类、基本生活类和福利保障类三类，在每类中都列出具体的公共品项目，并要求调查户根据其期望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下面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农户排序的统计结果。

（一）基本生产类公共品需求

众所周知，农田基础设施（机井、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种植、养殖、加工等技术和技能的推广培训等)、农业灾害防治（水旱灾害、火灾、病虫草鼠害等）、农业市场与信息服务（集贸市场、农产品买卖行情等）、农业生产资料（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具等补贴）和资金支持等是目前影响农村生产的重要变量。表2是调查农户根据重要程度的排序统计结果。①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农业生产的公共“硬品”需求优先。从表

①调查中对全部调查项目进行分项统计,并赋予各顺序与其序号相同的分值(即排序为第1位记为1分、排序第2位的记为2分,以此类推),用各顺序的被选频数乘以其相应分值,再累加计算总分,依总分值由小到大为序,即总分愈小,排序愈靠前,总分相同时,以第1位被选频数多的选项居前。2可以看出，相比较农业科技、资金支持、农业市场与信息服务等公共“软品”，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排在前两位，充分表明这两类公共“硬品”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础性意义，特别是农田基础设施公共品，直接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因此有近40%的农户将其视为最重要的生产类公共品，总体需求也是名列前茅。

第二，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品需求迫切。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被列为相对优先项的为农田基础设施、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等,说明调查对象中多数人对这三类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品需求迫切，同时也说明这些公共品的现实供给与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集体经济的实力相当雄厚，这为大型水利设施建造、农田整理及大范围推广农业科技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且“强制性”的义务工制度也为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准备了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但在农村改革之后，集体经济迅速瓦解，集体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动员资金和劳力来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现有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产需求，因此，农民对这三类公共品的需求极为迫切。

第三，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较为强烈。尽管资金支持的整体得分排在第4位，但调查结果同时说明将资金支持列在第一位次的有47位农户，仅次于农田基本设施，由此也可窥出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一斑。

（二）基本生活类公共品需求（见表3）

上述基本生活类公共品需求排序的结果表明：

第一，农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最为突出。农村医疗卫生是使农村劳动力得到迅速修复和补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但在目前广大的农村，疾病往往使农民陷入贫困陷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也使农民充分意识到健康对于本人和家庭的重要性，调研中有65%以上的农户将看病就医看作是第一位的需求，总体得分也是远远小于其他生活类公共品，由此可见农民需求的迫切程度。

第二，基本生活公共品需求较高，物质需求优于精神需求。结果显示，农民对看病就医、乡村道路建设、清洁饮水有较高的需求，这充分说明，目前对于农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及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能便利地出行以及能喝上清洁卫生的水。而当前农民收入水平、对时间价值的评估以及环保意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农户更为关注的不是新型能源，而是如何低成本、方便、及时地获取燃料；电视机的基本普及和农村有线电视网的建设也使得单户农民有了自娱自乐的方式和渠道。因此，当前农民对于基本生活需求和基本生活质量的公共品需求优先于能源和文化娱乐项目，对物质类公共品的需求优于精神类公共品的需求。

（三）福利保障类公共品需求（见表4）

从表4和调查结果可以看得出，农民对公共卫生医疗、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而对职业教育、农业保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需求则较弱。这说明当前农民把关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福利需求排在对宏观环境需求之前，农民公共品需求显现了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的特征。

从理性角度看，农民的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在目前阶段，农民更为关注的是涉及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相关公共品，比如要能及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能让自己的子女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权利、能让自己老有所养等等，但对于那些未来十分重要、对整体十分有利的公共品，如职业教育、农业保险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暂时还无法从中受益或受益很少，因而给予了较低的评价。

综上，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主要表现出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即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这四个特征反映了目前农民的现实需求，必须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加以考虑，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

2农场、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分析

农村公共品品种繁多，涉及面较广，为此，问卷设置了10项公共品，让被调查者选出最满意的三项公共品和最不满意的三项公共品。具体的统计结果见表5和表6。

（一）合意的公共品供给

1．公共卫生防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从表5可以看出，农民对公共卫生防疫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最高。第一满意到第三满意分别为35.47％、30.7％、20.11％,三项平均达到28.76％。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专题调查也可以看出，农民对这一“兴起——衰落——重新兴起”的合作医疗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为94.17％，91.63％的农户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总体运行状况表示“满意”，并且有99.57％的调查户选择明年继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契合了目前的农民需求，提高了农

①在我们课题组另一调查小组以县（区）、乡镇为被调查单位的数据汇总中也可以发现农户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较高，莱芜市的平均参合率为87.8%，而历城区则达到了93.5%。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使农民的疾病风险得到部分地分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作为一种恢复性的制度安排，在引起人们对以往制度无限怀念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农民对新制度的信赖程度，因此，尽管这种新的制度设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农民仍对其给与了最高的满意度评价。

2．粮食直补政策

从2004年起，中央政府为了促进粮食生产，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进行了粮食直接补贴的重大改革，这对保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粮食直补项政策改变了过去对农民多“取”少“予”或只“取”不“予”的分配关系，赢得了民心，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因此，农户对这一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前三项平均比例为25.49％，名列第二位。

3．农村基础设施

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切中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害，符合了广大农民的需求，而且在国家统一政策标准①的要求下，各地的基础设施基本都能按照大体相近的标准进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另外，从基础设施的运行效果来看，基本实现了“两进两出”，不仅大大方便了农村的农产品销往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同时也为城市的资金和居民流向农村提供了方便和可能②，因此，基础设施的供给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对其的满意程度较高。

4．农村义务教育

出于文化背景和历史的原因，本次调查的3个省份的农民都特别强调了对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学校布局的调整和校舍达标的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而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也使得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得到明显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大大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农民从中切实得到实惠，因此，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满意度相对较高。

（二）不合意的公共品供给（见表6）

1．农村社会养老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且长期化趋势日趋明显，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只能留在农村，但随着农村土地的逐渐减少和农业经营相对收益的下降，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开始弱化，“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的伦理观念也在受到冲击，这就对农村的社会养老提出了新的更高需求；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并没有在农村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农村社会养老的供求之间出现巨大缺口，因而，农民对其的满意度评价最差。

①如村村通柏油路。

②这也可从蓬勃发展的乡村经济和农家乐旅游中得到部分验证，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的地区，农家乐、农产品开采、生态旅游开展的十分红火。

2．农村金融服务

农户对农村金融服务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可及性差和利率水平高两个方面。调查中，有86.64％的农户没有从正规金融机构贷过款，有87％以上的农户表示当前贷款利率水平“太高”和“较高”。当前在农村金融领域，农业银行在不断收缩营业网点，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对象和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作为主要服务机构的农村信用社，则垄断严重，利率居高不下，服务效率较差。农村金融机构短缺和服务不足，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见图1）。

3．农业科技信息服务

农户对农村科技信息服务的满意度也给予了较低的评价。调查中发现，在遇到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技术难题时，只有9.52％的农户选择了请教政府技术人员这一途径，90%以上的农户认为可获得的信息量不多，有36.1%的农户一次都没有得到县乡农技人员的服务，有近70%的农户认为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表7）。人员补充和培训机制以及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不能满足农民需要的主要制度原因。

4．文化娱乐服务

调查表明，有10.11％的农户把文化娱乐服务排在最不满意中的三项公共品供给的首位，与之相对应，只有1.67％的农户表示对文化娱乐服务表示满意。这可能是由于农村文化娱乐方式单一、集体文化活动稀少、文化娱乐设施匮乏，使农民对文化娱乐服务的满意度较低。

此外，表5和表6还说明，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满意与不满意现象同时并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户对生活类的基础设施如乡村道路、有线电视入户等工程建设表示出较高的满意度，而对生产类的基础设施如农田整治、灌溉工程等供给表示不满的混合效应所致。

（三）公共品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高低主要与公共品规模、公共品价格、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和公共品质量等因素有关。

1.公共品规模

公共品的非厌足性决定了农户对供给水平低下的农村公共品的评价较低。公共品的供给规模并不仅指其绝对量，也包含相对量的涵义，公共品供需缺口会影响到满意程度。笔者发现，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而言，供需缺口都由真实缺口和放大缺口组成，前者是农民的真实需求与现实供给的缺口，后者则是放大需求与现实供给的缺口。尽管我们目前还难以甄别两类缺口的准确分野，估量其规模，但明确两类缺口的存在具有认识和决策的意义。某项公共品供给水平既定时，如存在放大需求，则缺口加大。由此可以部分地解释，供给绝对数量和质量较好的公共品（如农村基础教育）的满意度并不必然排在前两位。

2．公共品质量

农户给予供给存在或数量比较充分的公共品以不高评价的原因在于，农户对此类公共品质量存在诉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权益意识的增强，农村居民公共品消费城乡“均等”的要求凸现。国家对“两免一补”义务教育投入总额远大于对粮食直补投入的数额，但农户对义务教育的满意程度要低于粮食直补，这一方面反映了“负价格”与“零价格”公共品在消费者满意与否决策中的价格因素的较量，另一方面则说明农户开始对某些公共品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调查显示农民对城乡均等的义务教育有强烈认同，要求自己的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一样能享受到素质教育。

3.公共品价格

现阶段，虽然我国农民与公共部门存在公共品购买交易假设条件较弱，但定性分析各类公共品供给满意的程度，可以发现公共品的价格分摊机制影响到了满意度。农民能免费或以“负价格”得到的公共品，抑或分担极小部分价格消费的公共品，其往往隶属于合意的公共品。调查显示，与“零税费”相连的“负价格”性质的粮食直补、近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只承担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价格的“村村通”工程，都属于合意的公共品。当公共部门应供给的公共品以私人品的形式要价，或以较高价格提供公共品时，农户对此类公共品的评价就会降低，因此需要农民自己付费解决的农村养老问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问题等就构成了不合意公共品。

4.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

多项式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见表8和表9）。

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户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防疫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出现下降趋势，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中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户对此类公共品供给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所致。随着年龄上升，被访农户对义务教育的满意概率也出现下降，年龄偏大家庭其子女可能已不属于接受义务教育的人群，农户对自身享受不到的公共品难以给予较高评价，这反映了家庭年龄构成会影响到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

不合意公共品供给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上升，农户对农村社会养老的不满意概率增加，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年龄较长的被访者对关乎自己将来的养老制度安排表现出了更大的关注。随着收入上升，文化消费的支付能力提高，多元的文化消费降低了富裕家庭对农村文化娱乐服务不满意的概率。

这种人口社会学背景对满意度的影响，也说明了政府供给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每一农户的满意度，因为每个农户的受益并不严格相等同。

3、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分析

为全面考察当前阶段农村公共品供求之间的衔接状况，作者根据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强弱以及政府供给的多寡，同时考虑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状况，建立了一个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由此将当前农村公共品分为四类（表10）。

（一）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充分，农民满意度较高

主要有农村卫生医疗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础设施和义务教育。

如前所述，这些公共品都是农民生产、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政府加大此类公共品的供给切实符合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能得到农民的大力拥护。但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对此类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更多带有低层次性、相对性的特征，是对公共品供给“量”上的满意而非“质”上的满意。即尽管这些公共品供给在解决农民就医难、行路难、上学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不容忽视的问题。调查中发现，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乡村卫生院设备不足、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偏低、基本用药目录补偿范围窄、报销率偏低、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依然是困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又如，“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使得农民负担减轻，农民切实得到实惠，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制度、财政支持教育的长效机制仍不健全。再如，基础设施的后期维护还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等等。另外，农民最急需的但不是最不满意的公共品也说明，农民对当前以财力有限的政府为公共品供给主体适时提供公共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如，农民当前最急需的卫生医疗公共品因为政府供给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得需求方对此类公共品的供给表现出了相对高的满意度。

（二）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

主要是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

调查中发现，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层次有提高迹象，在水、电、路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农民对更高层次的公共品显现出旺盛的需求，这也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吻合。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农村金融服务这些公共品供给最不满意说明了农民对政府的少作为或不作为行动的不理解，这固然是公共品供给决策内在的滞后效应所致的供给不足的反映，也恰恰说明在政府公共品供给链条上此类公共品提供是最薄弱的一环。因此，在加强“家庭保障”功能的同时急需探索各种新的、有效的农村养老模式，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针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应建立政府主导公益，市场主导经营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运行新机制；在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引入多种层次、多种所有制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同时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三）农民需求不强，政府供给较少，农民满意度中等

主要有文化娱乐设施、农村能源和一事一议。

这些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的真实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政府在没能深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的情况下提供此类公共品，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成本，而且还不能得到农民的较高评价。调查中发现，这类公共品即使提供给农民，由于不能符合农民的真实需求从而出现了利用率不高、资源浪费的现象。譬如，虽各村均建有体育锻炼设施，但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已使农民十分疲惫，年富力强的农民又大都外出务工，因此这些设施的利用率十分低下；再如，沼气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尽管在经济性、环保性方面优势突出，但由于技术、气候及农作物自身特性原因使得沼气在北方地区难以得到大面积推广，因此，调查中农民对这一新型事物往往表现出排斥，即使在政府补贴情况下部分农户家中建有沼气池，但往往使用率不高。因此，应立足实际，建立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顺畅表达渠道，逐步实现农村公共品供求之间的衔接。

（四）农民需求不强，政府没有提供，农民满意度中等

主要有农业保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农业灾害防治。

此类公共品需供双方均没有行动意图，并不表示就处于供需均衡状态，即使在某一点上暂时处于均衡，也是低水平的均衡，并不具有长期稳定性。因为此类公共品中的大多数外溢性较强，因此，作为具有“父爱主义”特征的政府应先期规划此类公共品供给，做到未雨绸缪。

4、结论

1．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即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从理性角度看，农民的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这四个特征反映了目前农民的现实需求，必须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加以考虑，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

2．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公共品的规模、价格、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及公共品质量。合意的公共品供给有公共卫生防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粮食直补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义务教育。不合意的公共品有农村社会养老、农村金融服务、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

3.影响农民对公共品供给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供给质量、价格以及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等。是否存在放大需求所导致的供需缺口，公共品的供给质量是否与之前有所提高、是否和城市供给质量相同，农民能否以较低“价格”甚至是“零价格”消费公共品，以及农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

4.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将公共品分为四类，即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充分，农民满意度较高；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农民需求不强，政府供给较少，农民满意度中等；农民需求不强，政府没有提供，农民满意度中等。

5．根据公共品供需衔接状况，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程度，实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给策略。对农民急需政府供给不足农民不满意的公共品，迫切需要政府加快建立相应的供给制度；对农民需要政府供给了的农民比较满意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完善此类公共品供给体制、机制和制度，在“质”的方面做文章；对农民无需求而政府供给了的公共品，要总结经验教训深入了解农民无需求的真实原因；对农民目前没有需求动机而政府也没有供给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做出合理预期和远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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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樊丽明,石绍宾.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格局分析——以山东省Z市为例［J］.财政研究，2007(5)：12-16.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基于3省245个农户的调查表明，农民当前最急需的公共品是卫生医疗、农田基础设施；农民的公共品需求有如下特点：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合意的公共品供给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粮食直补政策和义务教育，农民对公共品供给最不满意的是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农村金融。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公共品的规模、质量、价格和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最后，对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进行了分析，并建议根据公共品供需衔接状况、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程度，实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给策略。论文关键词：农户需求;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一、引言关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国内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比如，岳书铭、綦好东、杨学成集中分析了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公共品融资问题［1］；廖清成则从农村公共品供需偏好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中部地区公共品供给问题，并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不但受制于财政制度、体制，还受制于官员的考评机制［2］；张素罗、张义珍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问题［3］；赵宇、姜海臣从主要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切入，表明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质量差已经取代供给数量不足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首要问题［4］。近年来，笔者一直在关注公共品的供给问题［5］，并坚持对山东省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进行连续的调查研究［6，7］，探讨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供给边界以及财政体制完善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结合等问题。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譬如，农民对农村公共品的真实需求及其对供给的满意情况怎样？农村公共品的供需衔接状况如何？为此，本研究设计了三套以农户为调查对象的调查问卷①，2007年7～9月，课题组成员对山东、江苏和河北3省53个村庄的245个农户进行了入户调查。调查数据的处理使用STATA软件。调查样本的地理分布见表1。从收入水平看，2006年，被调查户的人均纯收入4486元（高于全国3587元的水平）其中有79.5％的家庭有来自非农业的收入；从年龄分布上来看，30－50岁的调查对象占62.86％；从文化程度上看，87.75％的调查对象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对调查所涉及的问题能够有较好的理解。以上各种不同角度分类汇总的情况表明，本次调查所选取的对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因此本次调查的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二、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分析为反映农民的公共品需求状况，笔者将目前的农村公共品大致划分成基本生产类、基本生活类和福利保障类三类，在每类中都列出具体的公共品项目，并要求调查户根据其期望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下面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农户排序的统计结果。（一）基本生产类公共品需求众所周知，农田基础设施（机井、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种植、养殖、加工等技术和技能的推广培训等)、农业灾害防治（水旱灾害、火灾、病虫草鼠害等）、农业市场与信息服务（集贸市场、农产品买卖行情等）、农业生产资料（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具等补贴）和资金支持等是目前影响农村生产的重要变量。表2是调查农户根据重要程度的排序统计结果。①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基本结论。第一，农业生产的公共“硬品”需求优先。从表 ① 调查中对全部调查项目进行分项统计，并赋予各顺序与其序号相同的分值(即排序为第1位记为1分、排序第2 位的记为2分，以此类推) ，用各顺序的被选频数乘以其相应分值，再累加计算总分，依总分值由小到大为序，即总分愈小，排序愈靠前，总分相同时，以第1位被选频数多的选项居前。2可以看出，相比较农业科技、资金支持、农业市场与信息服务等公共“软品”，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排在前两位，充分表明这两类公共“硬品”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础性意义，特别是农田基础设施公共品，直接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因此有近40% 的农户将其视为最重要的生产类公共品，总体需求也是名列前茅。第二，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品需求迫切。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被列为相对优先项的为农田基础设施、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等，说明调查对象中多数人对这三类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品需求迫切，同时也说明这些公共品的现实供给与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集体经济的实力相当雄厚，这为大型水利设施建造、农田整理及大范围推广农业科技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且“强制性”的义务工制度也为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准备了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但在农村改革之后，集体经济迅速瓦解，集体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动员资金和劳力来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现有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产需求，因此，农民对这三类公共品的需求极为迫切。第三，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较为强烈。尽管资金支持的整体得分排在第4位，但调查结果同时说明将资金支持列在第一位次的有47位农户，仅次于农田基本设施，由此也可窥出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一斑。（二）基本生活类公共品需求（见表3）上述基本生活类公共品需求排序的结果表明：第一，农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最为突出。农村医疗卫生是使农村劳动力得到迅速修复和补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但在目前广大的农村，疾病往往使农民陷入贫困陷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也使农民充分意识到健康对于本人和家庭的重要性，调研中有65%以上的农户将看病就医看作是第一位的需求，总体得分也是远远小于其他生活类公共品，由此可见农民需求的迫切程度。第二，基本生活公共品需求较高，物质需求优于精神需求。结果显示，农民对看病就医、乡村道路建设、清洁饮水有较高的需求，这充分说明，目前对于农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及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能便利地出行以及能喝上清洁卫生的水。而当前农民收入水平、对时间价值的评估以及环保意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农户更为关注的不是新型能源，而是如何低成本、方便、及时地获取燃料；电视机的基本普及和农村有线电视网的建设也使得单户农民有了自娱自乐的方式和渠道。因此，当前农民对于基本生活需求和基本生活质量的公共品需求优先于能源和文化娱乐项目，对物质类公共品的需求优于精神类公共品的需求。（三）福利保障类公共品需求（见表4）从表4和调查结果可以看得出，农民对公共卫生医疗、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而对职业教育、农业保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需求则较弱。这说明当前农民把关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福利需求排在对宏观环境需求之前，农民公共品需求显现了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的特征。从理性角度看，农民的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在目前阶段，农民更为关注的是涉及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相关公共品，比如要能及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能让自己的子女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权利、能让自己老有所养等等，但对于那些未来十分重要、对整体十分有利的公共品，如职业教育、农业保险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暂时还无法从中受益或受益很少，因而给予了较低的评价。综上，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主要表现出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即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这四个特征反映了目前农民的现实需求，必须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加以考虑，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三、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分析农村公共品品种繁多，涉及面较广，为此，问卷设置了10项公共品，让被调查者选出最满意的三项公共品和最不满意的三项公共品。具体的统计结果见表5和表6。（一）合意的公共品供给 1．公共卫生防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表5可以看出，农民对公共卫生防疫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最高。第一满意到第三满意分别为35.47％、30.7％、20.11％，三项平均达到28.76％。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专题调查也可以看出，农民对这一“兴起——衰落——重新兴起”的合作医疗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为94.17％，91.63％的农户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总体运行状况表示“满意”，并且有99.57％的调查户选择明年继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契合了目前的农民需求，提高了农 ① 在我们课题组另一调查小组以县（区）、乡镇为被调查单位的数据汇总中也可以发现农户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较高，莱芜市的平均参合率为87.8%，而历城区则达到了93.5%。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使农民的疾病风险得到部分地分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作为一种恢复性的制度安排，在引起人们对以往制度无限怀念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农民对新制度的信赖程度，因此，尽管这种新的制度设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农民仍对其给与了最高的满意度评价。 2．粮食直补政策从2011年起，中央政府为了促进粮食生产，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进行了粮食直接补贴的重大改革，这对保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粮食直补项政策改变了过去对农民多“取”少“予”或只“取”不“予”的分配关系，赢得了民心，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因此，农户对这一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前三项平均比例为25.49％，名列第二位。 3．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切中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害，符合了广大农民的需求，而且在国家统一政策标准①的要求下，各地的基础设施基本都能按照大体相近的标准进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另外，从基础设施的运行效果来看，基本实现了“两进两出”，不仅大大方便了农村的农产品销往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同时也为城市的资金和居民流向农村提供了方便和可能②，因此，基础设施的供给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对其的满意程度较高。 4．农村义务教育出于文化背景和历史的原因，本次调查的3个省份的农民都特别强调了对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学校布局的调整和校舍达标的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而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也使得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得到明显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大大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农民从中切实得到实惠，因此，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二）不合意的公共品供给（见表6） 1．农村社会养老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且长期化趋势日趋明显，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只能留在农村，但随着农村土地的逐渐减少和农业经营相对收益的下降，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开始弱化，“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的伦理观念也在受到冲击，这就对农村的社会养老提出了新的更高需求；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并没有在农村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农村社会养老的供求之间出现巨大缺口，因而，农民对其的满意度评价最差。 ① 如村村通柏油路。 ② 这也可从蓬勃发展的乡村经济和农家乐旅游中得到部分验证，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的地区，农家乐、农产品开采、生态旅游开展的十分红火。 2．农村金融服务农户对农村金融服务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可及性差和利率水平高两个方面。调查中，有86.64％的农户没有从正规金融机构贷过款，有87％以上的农户表示当前贷款利率水平“太高”和“较高”。当前在农村金融领域，农业银行在不断收缩营业网点，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对象和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作为主要服务机构的农村信用社，则垄断严重，利率居高不下，服务效率较差。农村金融机构短缺和服务不足，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见图1）。 3．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农户对农村科技信息服务的满意度也给予了较低的评价。调查中发现，在遇到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技术难题时，只有9.52％的农户选择了请教政府技术人员这一途径，90%以上的农户认为可获得的信息量不多，有36.1%的农户一次都没有得到县乡农技人员的服务，有近70%的农户认为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表7）。人员补充和培训机制以及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不能满足农民需要的主要制度原因。 4．文化娱乐服务调查表明，有10.11％的农户把文化娱乐服务排在最不满意中的三项公共品供给的首位，与之相对应，只有1.67％的农户表示对文化娱乐服务表示满意。这可能是由于农村文化娱乐方式单一、集体文化活动稀少、文化娱乐设施匮乏，使农民对文化娱乐服务的满意度较低。此外，表5和表6还说明，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满意与不满意现象同时并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户对生活类的基础设施如乡村道路、有线电视入户等工程建设表示出较高的满意度，而对生产类的基础设施如农田整治、灌溉工程等供给表示不满的混合效应所致。（三）公共品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笔者认为，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高低主要与公共品规模、公共品价格、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和公共品质量等因素有关。 1.公共品规模公共品的非厌足性决定了农户对供给水平低下的农村公共品的评价较低。公共品的供给规模并不仅指其绝对量，也包含相对量的涵义，公共品供需缺口会影响到满意程度。笔者发现，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而言，供需缺口都由真实缺口和放大缺口组成，前者是农民的真实需求与现实供给的缺口，后者则是放大需求与现实供给的缺口。尽管我们目前还难以甄别两类缺口的准确分野，估量其规模，但明确两类缺口的存在具有认识和决策的意义。某项公共品供给水平既定时，如存在放大需求，则缺口加大。由此可以部分地解释，供给绝对数量和质量较好的公共品（如农村基础教育）的满意度并不必然排在前两位。 2．公共品质量农户给予供给存在或数量比较充分的公共品以不高评价的原因在于，农户对此类公共品质量存在诉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权益意识的增强，农村居民公共品消费城乡“均等”的要求凸现。国家对“两免一补”义务教育投入总额远大于对粮食直补投入的数额，但农户对义务教育的满意程度要低于粮食直补，这一方面反映了“负价格”与“零价格”公共品在消费者满意与否决策中的价格因素的较量，另一方面则说明农户开始对某些公共品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调查显示农民对城乡均等的义务教育有强烈认同，要求自己的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一样能享受到素质教育。 3.公共品价格现阶段，虽然我国农民与公共部门存在公共品购买交易假设条件较弱，但定性分析各类公共品供给满意的程度，可以发现公共品的价格分摊机制影响到了满意度。农民能免费或以“负价格”得到的公共品，抑或分担极小部分价格消费的公共品，其往往隶属于合意的公共品。调查显示，与“零税费”相连的“负价格”性质的粮食直补、近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只承担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价格的“村村通”工程，都属于合意的公共品。当公共部门应供给的公共品以私人品的形式要价，或以较高价格提供公共品时，农户对此类公共品的评价就会降低，因此需要农民自己付费解决的农村养老问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问题等就构成了不合意公共品。 4.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多项式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见表8和表9）。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户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防疫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出现下降趋势，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中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户对此类公共品供给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所致。随着年龄上升，被访农户对义务教育的满意概率也出现下降，年龄偏大家庭其子女可能已不属于接受义务教育的人群，农户对自身享受不到的公共品难以给予较高评价，这反映了家庭年龄构成会影响到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不合意公共品供给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上升，农户对农村社会养老的不满意概率增加，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年龄较长的被访者对关乎自己将来的养老制度安排表现出了更大的关注。随着收入上升，文化消费的支付能力提高，多元的文化消费降低了富裕家庭对农村文化娱乐服务不满意的概率。这种人口社会学背景对满意度的影响，也说明了政府供给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每一农户的满意度，因为每个农户的受益并不严格相等同。四、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分析为全面考察当前阶段农村公共品供求之间的衔接状况，作者根据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强弱以及政府供给的多寡，同时考虑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状况，建立了一个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由此将当前农村公共品分为四类（表10）。（一）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充分，农民满意度较高主要有农村卫生医疗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础设施和义务教育。如前所述，这些公共品都是农民生产、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政府加大此类公共品的供给切实符合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能得到农民的大力拥护。但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对此类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更多带有低层次性、相对性的特征，是对公共品供给“量”上的满意而非“质”上的满意。即尽管这些公共品供给在解决农民就医难、行路难、上学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不容忽视的问题。调查中发现，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乡村卫生院设备不足、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偏低、基本用药目录补偿范围窄、报销率偏低、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依然是困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又如，“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使得农民负担减轻，农民切实得到实惠，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制度、财政支持教育的长效机制仍不健全。再如，基础设施的后期维护还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等等。另外，农民最急需的但不是最不满意的公共品也说明，农民对当前以财力有限的政府为公共品供给主体适时提供公共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如，农民当前最急需的卫生医疗公共品因为政府供给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得需求方对此类公共品的供给表现出了相对高的满意度。（二）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主要是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调查中发现，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层次有提高迹象，在水、电、路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农民对更高层次的公共品显现出旺盛的需求，这也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吻合。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农村金融服务这些公共品供给最不满意说明了农民对政府的少作为或不作为行动的不理解，这固然是公共品供给决策内在的滞后效应所致的供给不足的反映，也恰恰说明在政府公共品供给链条上此类公共品提供是最薄弱的一环。因此，在加强“家庭保障”功能的同时急需探索各种新的、有效的农村养老模式，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针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应建立政府主导公益性服务，市场主导经营性服务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运行新机制；在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引入多种层次、多种所有制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同时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三）农民需求不强，政府供给较少，农民满意度中等主要有文化娱乐设施、农村能源和一事一议。这些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的真实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政府在没能深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的情况下提供此类公共品，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成本，而且还不能得到农民的较高评价。调查中发现，这类公共品即使提供给农民，由于不能符合农民的真实需求从而出现了利用率不高、资源浪费的现象。譬如，虽各村均建有体育锻炼设施，但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已使农民十分疲惫，年富力强的农民又大都外出务工，因此这些设施的利用率十分低下；再如，沼气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尽管在经济性、环保性方面优势突出，但由于技术、气候及农作物自身特性原因使得沼气在北方地区难以得到大面积推广，因此，调查中农民对这一新型事物往往表现出排斥，即使在政府补贴情况下部分农户家中建有沼气池，但往往使用率不高。因此，应立足实际，建立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顺畅表达渠道，逐步实现农村公共品供求之间的衔接。（四）农民需求不强，政府没有提供，农民满意度中等主要有农业保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农业灾害防治。此类公共品需供双方均没有行动意图，并不表示就处于供需均衡状态，即使在某一点上暂时处于均衡，也是低水平的均衡，并不具有长期稳定性。因为此类公共品中的大多数外溢性较强，因此，作为具有“父爱主义”特征的政府应先期规划此类公共品供给，做到未雨绸缪。五、结论 1．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即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从理性角度看，农民的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这四个特征反映了目前农民的现实需求，必须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加以考虑，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 2．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公共品的规模、价格、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及公共品质量。合意的公共品供给有公共卫生防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粮食直补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义务教育。不合意的公共品有农村社会养老、农村金融服务、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 3.影响农民对公共品供给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供给质量、价格以及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等。是否存在放大需求所导致的供需缺口，公共品的供给质量是否与之前有所提高、是否和城市供给质量相同，农民能否以较低“价格”甚至是“零价格”消费公共品，以及农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 4.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将公共品分为四类，即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充分，农民满意度较高；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农民需求不强，政府供给较少，农民满意度中等；农民需求不强，政府没有提供，农民满意度中等。 5．根据公共品供需衔接状况，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程度，实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给策略。对农民急需政府供给不足农民不满意的公共品，迫切需要政府加快建立相应的供给制度；对农民需要政府供给了的农民比较满意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完善此类公共品供给体制、机制和制度，在“质”的方面做文章；对农民无需求而政府供给了的公共品，要总结经验教训深入了解农民无需求的真实原因；对农民目前没有需求动机而政府也没有供给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做出合理预期和远景规划。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13篇

Abstract: As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ant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 has had many new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ssu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ence of deterioration of commodity terms of trade and changes of income trade terms to China's manufactured goods trade, taking China's trade in manufactures and terms of it,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gave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for commodity terms of trade, income terms of trade and the changes in exports of manufactured goods in the next years.

关键词: 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灰色预测模型

Key words: terms of trade;income terms of trade;gray predict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5-0108-03

1贸易条件介绍

贸易条件对于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常以商品的贸易条件作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相对于进口)或贸易利益的衡量指标。实际中常用的贸易条件有两种不同形式,即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两者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了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盈利情况。

1.1价格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即一国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交换比价,又称净实物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NBTT)。其公式如下:

NBTT=Px /Pm(1)

式(1)中,Px为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m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其经济学含义为:随着出口商品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

1.2 收入贸易条件由于出口商品的整体进口能力对一个国家更为重要。所以,与一国出口数量相联系的收入贸易条件(Income Terms of Trade,ITT)便被引入到研究中来。其公式如下:

ITT=Qx(Px /Pm)(2)

式(2)中,Qx为出口量指数,收入贸易条件衡量的是出口对进口的购买力,反映了一国绝对进口能力的变化。

2国内学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王如忠[1](1999)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对我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基本趋势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以1980年为基期的1980~1994年价格贸易条件基本呈现出恶化的趋势,但因为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则在不断改善。赵玉敏[2]等(2002)以1995年为基期,计算了我国1993~2000年的价格贸易条件,他们的结论是:我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13%,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是导致我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的主要原因。赵勇[3](2004)提出,由我国海关统计,并采用拉斯帕尔氏公式编制的贸易条件指数看,1993~2003年我国出口价格指数上升了4%,进口价格指数上升了19%,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出现恶化。张根能[4]等(2005)指出,若以1995年为基期,1990~2002年间我国贸易条件指数总体上也是呈下降趋势(其间1994年、1997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是上升)。崔津渡、李诚邦[5](2006)对我国1995~2005年的对外贸易条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结论是:尽管价格贸易条件是在恶化的,但由于出口数量的持续不断增加,使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背离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化,2004年和2005年明显改善。林丽、张素芳[7](2005)研究发现我国近十年来进口价格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1994~2002年上升41%,而同期出口价格指数下降了11%,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曲线持续地向右下方倾斜,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总体下降幅度达37%。高凌云、程敏[8](2006)通过分析得出了贸易条件趋势性的分析,但在具体数据预测上还较少,因此,本文在对1980~2005年这26年的价格贸易条件与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的同时,对其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变动数值进行了预测。

3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及分析

3.1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根据拉斯佩雷斯(E.Laspeyres)的基期价格加权指数,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出口与进口商品的价格根据公式:L=■进行指数化。就指数化后的商品贸易体条件来说,如果在报告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增加或减少了,则认为贸易条件改善或恶化了。根据改革后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如表1所示的数据。

3.2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贸易条件变动原因分析

3.2.1 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增长近些年,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及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的上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进口高档消费品的消费能力日趋强劲,市场需求高级化。随着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外向型程度的提高,国内资源的短缺状况越来越严重,对国外原料、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需求的增长,引起进口价格的持续上升。

3.2.2 跨国公司施行“价格转移”策略外商投资企业为了达到减轻所得税负、转移资金和利润、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进口品的价格却降低了出口品的价格。在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进出口总额比重达55.5%的情况下,其“转移价格”直接导致了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都偏向于从中国之外采购中间产品,这使得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居高不下,外商投资企业依靠母公司内部采购的方式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有极大影响。有资料显示,在华投资的大型跨国公司依靠母公司内部采购的比重平均为30. 4%;欧盟、美国、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依靠母公司内部采购的平均比重分别是50%、29. 4%和25% 。跨国公司的采购是服从其全球市场发展战略的,不但会优先考虑从其公司内部采购,而且使用有别于国际市场交易收入的内部转移收入,特别是存在高估进口收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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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出口企业恶性价格竞争我国出口的产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大多数产品面临近似完全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产品技术更新能力薄弱、品牌核心价值低、同质性替代性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主要采取了价格竞争的手段,大部分出口商品价格不断下跌。出口商品的恶性价格竞争不仅使我国丧失了应得的贸易利益,而且还使我国企业屡屡遭受别国的各种市场准入限制,譬如反倾销制裁等等。

3.2.4 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1980~1996年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1997~2005年,由于出口数量的持续不断增加,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背离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化,但始终在基准线附近变动,2002年以后出口数量的大幅度上升,使得收入贸易条件明显改善。其中,出口数量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我国大规模的加工贸易产业。加工贸易,即进口零部件和生产设备,经加工增值后再出口。加工贸易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壮大后,已占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的兴起,迅速地推动了我国出口数量的增长。

3.2.5 政策因素的影响2002年为预防出口因世界经济复苏形势不明而可能出现的滑坡,我国提早进行了政策准备,明显加快了出口退税进度,加大了对企业出口的信贷、税收、国际结算和保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并积极应对以减轻反倾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放宽了对企业从事进出口经营活动的准入限制,形成了有利于出口良性发展的政策环境。2002年以后由于我国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在局部范围内对出口国形成了商品倾销的现象。中国政府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摩擦对整体贸易状况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存在倾销可能产品出口的政策。在一定上缓解了贸易摩擦的持续,但同时也使得我国的贸易条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是收入贸易条件增幅减小,其次是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明显,并出现了持续恶化的现象。

3.2.6 R&D的影响R&D对收入条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体现:第一,R&D投入提升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进而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第二,R&D投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单位时间内出口产品的生产数量,从而提高我国的出口量指数,提高整体出口产品价值总额,进而使收入贸易条件得以改善。第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数量和种类随着我国对于研发投入地增加而得到大幅提高,这一状况的改善,直接影响到国内消费者对于国外类似产品的需求水平。原来国内没有的产品种类的出现,类似产品的国内的大量生产都会减少国外同类产品的进口量,从而在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的同时,也对收入贸易条件进行了改善。

4贸易条件的变动预测

4.1 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预测由于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呈现指数化增长趋势,但其增长的原因却是受到我国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以及汇率低估,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研发投入增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根据灰色预测系统理论对我国2010年前的价格贸易指数和收入贸易指数进行预测。

4.1.1 价格贸易条件的预测由统计资料分别选取1980,1985,

1990,1995,2000,2005 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如表2所列。

设GM(1,1)预测方程x (0)(k)+ax(1)(k)=b其中:

x (0)=(x (0)(1),x (0)(2),x (0)(3),x (0)(4),x (0)(5),x (0)(6))

x (1)=(x (1)(1),x (1)(2),x (1)(3),x (1)(4),x (1)(5),x (1)(6))

X的1-AGD序列为:

x (1)=(x (1)(1),x (1)(2),x (1)(3),x (1)(4),x (1)(5),x (1)(6))

=(97.866667,195.306667,289.356667,382.423334,

475.473334,570.67334)

设■+ax(1)=b按最小二乘法求得参数a,b的估计值为:

■=-0.239962 ■=174.57231

■-0.239962x(1)=174.57231

其时间相应方程式为:

■(1)(k+1)=825.366105e0.239962k-727.499438■(0)(k+1)=■(1)(k+1)-■(1)(k)

由此可得以下数据:

2010年价格贸易条件预测值为81.12;2015年价格贸易条件预测值为25.19;2020年价格贸易条件预测值为54.66;2025年价格贸易条件预测值为69.46;2030年价格贸易条件预测值为87.94。如表3所列。

预测结论:由于数据在预测过程中存在时间跨度太长的问题,因此2010年以后各年的数据准确性大大降低,无法用具体数值进行分析。但同样可以从预测的趋势上来对我国2010年以后的年份中的价格贸易条件进行分析。通过数据分析我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商品贸易条件依然会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而就具体来说2010年我国的商品贸易条件将会下降到81.12的水平。下降的幅度将达到14.7%。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引起我国政府的重视。在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和减少贸易摩擦的同时更应该多在贸易条件方面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是我国外贸能和谐健康的稳步发展。

4.2 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预测由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呈现指数化增长趋势,但其增长的原因却是受到贸易政策,汇率,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研发投入等多方面因素的系统性影响,因此根据灰色预测系统理论对我国2010年前的价格贸易指数和收入贸易指数进行预测。由统计资料分别选取1980,1985,1990,1995,

2000,2005 年的收入贸易条件,如表4所列。

设GM(1,1)预测方程y (0)(k)+ay(1)(k)=b其中:

y (1)=(y (1)(1),y (1)(2),y (1)(3),y (1)(4),y (1)(5),y (1)(6))

=(100.245,497.94,1020.44,1866.806667,3508.806667)

设■+ay(1)=b按最小二乘法求得参数a,b的估计值为:

■=-0.616388 ■=139.424386

其时间相应方程式为:

■(1)(k+1)=326.195873e0.616388k-226.195873■(0)(k+1)=■(1)(k+1)-■(1)(k)

由此可得以下数据:

2010年收入贸易条件预测值为2788.4518;2015年收入贸易条件预测值为5164.837;2020年收入贸易条件预测值为9566.4423;2025年收入贸易条件预测值为17719.2077;2030年收入贸易条件预测值为32819.9667。如表5所示。

预测结论:根据预测的数据可以得出我国贸易的收入条件从2010年到2030年的系统变动的预测值,通过趋势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收入贸易条件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还会呈现出指数型增长的变动趋势,这与我国的孤立贸易实施促进外贸积极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大因素之一,我国始终都把通过对外贸易来改变国民福利水平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同时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出口产品会逐渐集中到附加值更高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会支持收入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提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着收入贸易条件。在对我国收入贸易条件进行预测的过程中由于时间跨度较大,因此在预测其内会遇到多种外界无法预测的因素影响,但就2020年的预测数据来数,则其数值在很大程度上相比较以后各期是较为准确的。即2010年我国的商品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以1980年未基期)将达到2788.4518比2005年上涨69.8%。

5结论

我国现价段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中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全球的社会化分工存在着的不平等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能占据低端制造业的生产市场,这样必将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中的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点早在6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是证明了的。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有其独特的优势,即人力资源,市场资源,以及潜在的技术资源等等。这就要求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这些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从中发掘我国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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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根能,徐丽秋,徐瑞平.我国贸易条件变化的综合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8).

[5]崔津渡,李诚邦.我国对外贸易条件:1995 年~2005 年状况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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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丽,张素芳,1994-2002 年中国贸易条件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5,(11).

[8]高凌云,程敏.FDI与R&D投入对我国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J].经济理论研究,2007.

[9]董国辉.“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论争与发展[J].南开经济研究,2001,(3).

[10]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科学出版社,2004.

[11]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R]. New York:UNCTAD, 2002.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汇率；新古典主义；净出口；微观基础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2-0036-05

众所周知，汇率决定理论是外汇理论的核心，其理论较为完善，而汇率作为自变量如何影响其它经济变量的分析较为薄弱，尤其是汇率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国际贸易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使资源在国际间转移与交换，既然交换就涉及到交换比率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与出于简易性的考虑习惯用以物易物的古典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从而也把汇率变量从国际贸易领域中剔除出去。然而国际贸易条件和实际汇率就是对交换比率的一种度量，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回避对货币因素的分析，但却不能忽视对汇率因素的分析。因此从理论逻辑上讲汇率本应该属于国际贸易领域，而不应该游离于国际贸易理论之外。并且在浮动汇率制度下，频繁波动的汇率也必将影响到一国的贸易层面。因此无论从理论逻辑上还是现实经济生活中，贸易理论中的汇率变量分析都是值得探讨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汇率变量研究虽然历史悠久，但研究文献数量有限。古典与新古典主义因所处于固定汇率体制中的金本位时期，所以并未给予汇率以足够的重视；凯恩斯主义在总需求分析的框架中研究汇率，因此其汇率分析也必然带有凯恩斯主义固有的缺陷――缺乏较坚实的微观基础；新国际贸易理论在产业内贸易框架中分析汇率变量，缺乏宏观高度。本文基于浮动汇率前提，试在宏观经济层面寻找国际贸易中汇率变量的微观基础，并给出程式化分析。

一、国际贸易理论模型评述

(一)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汇率变量分析

1.斯密在其绝对成本理论中汇率的痕迹

斯密在绝对成本理论中关于汇率的描述为：“假设国际贸易条件为1，即一单位红酒换一单位布匹……”。[1]从描述可知，其人为假定贸易条件为常数，并且为1，故完全忽略了贸易条件的分析；没有分析贸易条件因素，而是单纯设定为一个常数，更没有分析贸易条件变动对贸易的影响。并且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在汇率这一层面的分析是随意的、不科学的，假定贸易条件为1，完全是出于其理论分析的便利与理论的成立。如果贸易条件不是假定为1，而是其它数值，贸易可能就不会在不同国家展开，那斯密所论述的自由贸易能够促进国际专业分工、使每个国家都能增加财富的结论，就可能不复存在。

2.李嘉图与穆勒在比较成本理论中关于汇率的考虑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中关于汇率方面的论述为：“国际贸易发生的条件是国家间比较成本差异的存在，这仅是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国际贸易价格位于有差异的比较成本之间。当两个条件都满足时，专门生产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将使每一个国家都获益。”[2]李嘉图的论述可抽象成下列数学表达式：

穆勒在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比较利益的分配问题。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在差异成本之间确定，在此限内交换，两国均可获利，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确定在哪一点，关系到比较利益的分配问题。比较利益的分配取决于贸易国对交换的商品相互需求强度的对比，在交换中获得比较利益最大份额的是那些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最有利地位、其产品最为国外需求而自己对国外产品最少所需的国家。这就是穆勒的“国际需求方程式”。相对李嘉图而言，穆勒进一步给出了国际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之间成正比关系，但未能进一步分析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之间的具体函数关系。

(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汇率变量分析

“在封闭条件下只有当需求与供给相等时经济才达到均衡，同理，在开放经济中，要达到一般均衡其必要条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需求与供给相等”。[3]以均衡分析为特点的新古典主义同样把均衡引入到国际贸易领域的分析中，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模式，总额以及贸易条件取决于国家间的技术差异、禀赋的不同和消费者的偏好结果等诸多因素，而不能简单地由单方面因素决定，它是一般均衡的结果。新古典主义从生产与消费的均衡中推导出贸易的均衡。也就是说，不能单纯地由贸易决定贸易，而是经济整体的均衡会自然而然地确定贸易模式、总量和贸易条件。开放条件下的均衡并不要求各国国内各自达到均衡，恰恰相反，国际贸易却是建立在各国国内的非均衡的基础之上。从新古典主义论述中，可知新古典主义更注重于贸易条件的决定问题，认为贸易条件由各国的需求与供给共同确定，贸易条件内生于世界市场的均衡。即各国的需求与供给状况决定了贸易条件，因此，在贸易条件决定问题上相对于比较成本理论迈进了一步。但在分析汇率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方面显然受到贸易条件内生性的束缚。

(三)凯恩斯主义关于汇率变量的分析

1.传统凯恩斯学派

金本位制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崩溃，1944年后建立以美元为中心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此协定下，各国政府有义务维持汇率稳定。因此相对于具有自动调节机制的金本位制而言，迫切需要探讨汇率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以国民收入分析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可以运用到开放条件下分析汇率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其分析模型如下：

凯恩斯主义是以国民收入作为对贸易利益核算指标，在其需求分析的框架中得出汇率与国民收入函数关系，但这种分析方法是建立在经验逻辑统计之上，缺乏较坚实的微观基础。

2.马歇尔―勒纳条件

(四)新国际贸易理论关于汇率变量的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出现了许多新的倾向。主要是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以及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又称为行业内贸易)量大大增加。许多国家不仅出口工业产品，同时也大量进口同类工业产品。国际贸易为什么会在相似的要素密集型产品和相似的要素充裕国家之间进行?坎普(kemp)和克鲁格曼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国际贸易现象。这种行业内贸易的好处可以通过扩大市场、增加生产从而降低成本来获取利润。由于国际贸易主要是在两国或多国多厂商之间进行的，因此用博弈论把国际贸易表述为寡头贸易或垄断竞争模型，就能定量研究各种贸易政策的后果。多恩布什和马丁研究了汇率对国际贸易影响。马丁把两国行业内贸易看作为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研究得出结论：当一国货币贬值时，该国厂商的国内销售量与出口量都增加，对手出口量下降，从而使该国总量下降，国内价格上升。由此可知一国货币贬值，贸易使国内消费者利益受损，厂商获利。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得出：在两国行业内贸易中，一国货币贬值，本国净社会福利是增加还是减少是由调整前汇率值和汇率的调整幅度所共同决定的。存在汇率值e*，当e>e*时，货币贬值增加本国净社会福利，当e

综上所述，在分析汇率与贸易变量关系的众多文献中，主要差别集中于以下两点，分析方法与因变量的选择。在分析方法上，马歇尔―勒纳条件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其余都是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模式。在因变量的选择上，古典理论采用实物收入，新古典主义采用国民收入，凯恩斯主义选择了净出口量来反映贸易，多恩布什采取了社会总福利。以上理论的缺陷分别为：古典贸易理论中，斯密、李嘉图和穆勒分别在古典框架中对贸易条件进行了分析，但斯密的贸易条件简单而僵硬。李嘉图和穆勒更多地关注贸易条件的决定机制，也未给出贸易条件与贸易量的具体函数关系。新古典主义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得出贸易条件内生于经济体系中，这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差甚远。凯恩斯主义是以国民收入作为对贸易利益核算指标，在其需求分析的框架中得出汇率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但这种分析方法是建立在经验逻辑统计之上，缺乏较坚实的微观基础。罗宾逊夫人虽然分离出汇率调整对净出口的影响，但分析方法仍旧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同样缺少较坚实的微观基础。多恩布什和马丁分析了汇率调整对国际贸易利益的影响，但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产业内贸易这一分析框架之中，缺乏对宏观经济的总体把握。因此，当分析汇率调整对整体贸易量的影响时，这种优美的分析方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二、国际贸易模型中的汇率变量：始于微观基础的逻辑

本文在分析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汇率问题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进出口额作为因变量，并试图给出国际贸易理论中汇率变量模型的微观基础。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也成为影响决策者行为的变量，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就可以纳入行为人最优选择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中，进口可以看为一国对国外商品的消费需求，出口可以看为国外对本国商品的消费需求。因此国际贸易分析可以纳入开放条件下消费者的最优选择――这一新古典分析框架中进行。这种分析方法既能从国际贸易与汇率的程式化分析中给出两者之间的清晰关系，同时又符合国际贸易这一学科自身的定义：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从而为这一宏观分析提供较理想的微观基础。

(一)消费者最优选择下汇率调整对进口量的影响

模型的前提假设：(1)消费者符合理性假设；(2)汇率外生决定且浮动；(3)国际间贸易忽略交易费用，例如运输费用、关税等；(4)两国模型；(5)完全竞争；(6)小国模型；(7)长期分析两国国内价格可以变动。

三、结论

结论1：根据1.6a式，开放条件下，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进口量是关于实际汇率与实际收入的函数，即汇率的变动将影响进口需求。

结论2：根据1.7式，如果其它情况不变，实际汇率与进口量成反相变动关系。根据1.9式的斯卢茨基方程，实际汇率对进口量的影响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替代效用和收入效应。替代效用表明，当真实汇率变动时，面对新的国内与国际的相对价格，消费者重新在国内商品与国外商品之间进行替代选择。收入效用表明由于真实汇率变动，影响消费者的实际收入，进而影响对国外商品的需求。

结论3：根据1.8式，如果其它情况不变，收入与进口量成正比变动关系。当收入增加时，将对国外商品需求增加：当收入下降时，国内将减少对国外商品的进口。

结论4：根据2.0式，开放条件下，一国最优净出口量是关于实际汇率、本国实际收入与国外实际收入的函数，即汇率的变动将影响净进口。

结论5：根据2.1式，如果其它情况不变，实际汇率与净出口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两国相对的实际收入与实际汇率的水平值。

结论6：根据2.2式，如果其它情况不变，本国实际收入与净出口成负向变动关系。当本国收入增加时，对国外商品需求增加，实际净出口下降。当本国收入下降时，国内将减少对国外商品的进口，实际净出口增加。

结论7：根据2.3式，如果其它情况不变，收入与实际净出口成正比变动关系。当国外实际收入增加时，对本国商品需求增加，实际净出口上升。当国外实际收入下降时，国外将减少对本国商品的进口，实际净出口下降。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册)[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2] 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4)[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

[3] 全国利，李静江：西方经济学说史与当代流派[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Respect to Foreign Exchange Rate

LIUWei1；ZHOU Gao-bin2

(1.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GDUFS，Guangzhou 510420，China；

2.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 510521，China)

Abstract：With foreign exchange rate(FER) fluctuating sharply，the effect of FER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before. Due to during gold parity period，the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st paid little attention on it；Keynesian focus on FER with the aggregation demand analysis tools. Thereby，which reserve the inherent flaw――lack ofsolid foundation of microeconomics； New trade theory argue that FRE in inter-industry frame. But it is lack of the level of macroeconomics，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and formulates the microeconomics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respect to FER.

贸易条件论文范文第15篇

张先锋(1968-)，湖北兴山人，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摘要：文章运用1981―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货物及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实际资本存量的迅速增加和国内生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是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Gmnger原因。文章据此认为，宏观经济内部失衡，投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迫使企业低价出口，是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贸易条件；内外部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4-0020-06　收稿日期：2008-12-29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Prebisch和Singer提出“普雷维什一辛格”命题以来，大量的文献就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进行研究。Findlay(1980)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或投资的增长不仅没有引起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改善，反而引起了贸易条件恶化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Singer(1999)等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替代出口初级产品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其结果只能是转换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价格贸易条件却在不断恶化。Sarkar(2005)的研究表明，韩国制成品的出口结构迅速高度化，其贸易条件却呈下降的趋势，制成品出口结构的改善对价格贸易条件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贸易条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张建华等(2004)将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归结为：进出口商品的需求状况、进出口商品的市场组织状况、汇率和进出口商品的构成状况。曾铮、胡小环(2005)认为，我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位于产品内分工的低价值链部位，是造成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与贸易条件恶化并存的原因。韩青(2006)认为，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外资企业出口是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最重要原因。王平、钱学锋(2007)认为我国长期采取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是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根本原因。韩青(2007)认为，实际汇率、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出口和贸易收支长期都在不同程度地恶化着我国的贸易条件，其中又以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恶化效应最大。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认为，贸易条件恶化是我国对外贸易失衡的一部分，而我国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内部失衡，因此，应把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纳入内外部均衡的框架内加以探讨。

二、内外部均衡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理论分析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在封闭经济中，国民储蓄必然等于投资，投资是储蓄转化的惟一方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储蓄=国内投资+经常账户余额，储蓄一投资缺口直接表现为经常账户余额。因此。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不断扩大正是国内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进而储蓄率高于国内投资率的结果。我国储蓄率偏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改革开放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种福利与社会保障被取消，另一方面，转型时期，我国的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及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由此导致预防性动机储蓄增加；第二，由于税收制度原因，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收入分配过度向政府部门和企业倾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而住房、教育等价格的快速上升对一般消费品产生较强的挤出效应，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第三，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也成为制约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我国投资率偏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国内过高的储蓄率压低了我国金融市场上的贷款利率水平，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成本，推动了投资率的上升。第二，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出于经济增长、税收和就业的考虑，政府采取鼓励民间投资、激励外商投资、放宽金融政策及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激励投资率的上升。第三，国企投资体制改革不彻底，预算软约束没有根本消除。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不很充分，企业的所有者没有拿到应有的红利，这使得企业掌握的营业盈余比较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拥有巨大的土地出让收益，为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提供了资金基础。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低效率，为了保持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迫使投资率必须处于高位。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在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高，但是从长期来讲，过高的投资率会不断形成新生产能力，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第四，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新型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需要固定资产投资较多。在消费需求不足、投资率偏高的情况下，大量过剩产品在国内难以找到销路，势必会低价涌向国际市场寻求出路，使我国出口剧增，在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此同时，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出口退税、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土地供给优惠政策、劳工标准偏低、资源环境的成本没有被企业充分内化等，一方面，这些优惠政策为企业降低成本，低价出口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导致了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出口快速增长是以国内经济失衡为基础。以国内要素市场的扭曲和社会成本增加为代价，并伴随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贸易磨擦增加，而贸易条件恶化，造成企业出口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而工资增长缓慢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国内需求不足和内外部经济的进一步失衡。

根据以往的文献及上述分析，本文把影响我国货物及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因素归纳为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贸易结构变动、汇率变动、加工贸易在货物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国内生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等六个方面。

三、内外部均衡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货物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分别用NBTT、INBTT来表示，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货物出口额(IPR)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额／供业制成品出口额(CPR)来衡量贸易结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用SITC5+S1TC7表示：用加工贸易总额／货物贸易总额的比例(IT／GT)来检验加工贸易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用货物出口贸易总额／GDP的比例(DFF)来表示国内生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用TFP来测度技术进步，用实际资本存量代表资本积累，用REER代表实际有效汇率。

本文所考察的时间区间为1981～2006年，这一时期是我国货物及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本文的1981-2004年货物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数据来自黄满盈(2006)的博士论文《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1981-2004)》，2005~2006年数据按黄满盈的方法算出，并以2000

年为基期调整而来。在估算实际资本存量(k)时，本文引用了汤向俊(2006)核算的1978-2003年我国物质资本存量，2004-2006年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由本文测算。具体方法如下：以1978年为基年，折旧率参考大多数学者的做法选择5％，本年K(1978年不变价)=上年K(1978年不变价)×(1一折旧率)+本年固定资本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对实际资本存量数据进行了统一调整。对于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本文运用C-D函数，假设中性技术进步，规模报酬不变，使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测算，通过回归计算得出ak=0.68885，al=0.3115，并进一步测算出我国历年TFP数值。本文REER的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国际金融统计，其它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二)货物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首先需要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只有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变量才可以讨论它们是否协整。本文对NBTT、IPR、CPR、TFP、RC、IT／GT、REER、DFr的对数值和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l。从表l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对数值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除InCPR在5％显著性水平上外，其它各变量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单位根假设，可见各变量的对数值均为I(1)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　协整检验

虽然时间序列InNBTT、InIPR、InTFP、InRC、InREER、InDFT的ADF单位根检验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它们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协整检验对滞后阶数比较敏感，滞后阶数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虚协整”。本文使用AIC、SC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根据以上准则，可以确定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滞后阶数为2的VAR模型各方程拟合优度很好，回归残差序列均满足正态性，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由于协整检验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以后得到的VAR模型。因此，该VAR模型的滞后期应该等于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即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期确定为1。本文采用Johansen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多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迹统计量接受了r≤5的零假设。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接受了r≤4的零假设。综合起来看以上六个变量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即在95％的概率下，技术进步、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实际资本存量、实际有效汇率、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出口货物贸易总额／GDP与贸易条件的变化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估计出的标准化的协整方程式为：

InNBTT=1.553251LNTFP-0.186008LNRC+

(0.06979)　(0.01170)

+0.356630LNREER-0.015025LNIT／GT+

(0.01643)(0.00905)

+0.273068LNIPR-――0.2029071nDFr

(0.00605)　(0.01611)　(1)

(1)式中括号内为标准差。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在同向变动关系中，TFP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远大于IPR对贸易条件的影响，TFP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我国货物贸易条件变动1.55325个百分点；其次是实际有效汇率，REER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我国贸易条件变动0.356630个百分点：第三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出口的比例，IPR每变动一个百分点，NBTT变动0.273068个百分点。在反向关系中，首先是出口贸易依存度，DFT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我国贸易条件变动0.202907个百分点，其次是资本积累的影响，最后是加工贸易的影响。

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InNBTT、InIPR、InTFP、InRC、InREER、LNIT／GT、InDPTX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对各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根据VAR模型，利用AIC和SC准则对不同滞后期的VAR系统进行评价，得出最优滞后阶数为1阶。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实际资本存量变化、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GDP变化与贸易条件的变动存在因果关系。加工贸易进出HI货物贸易进出总额、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不是贸易条件变动的Granger原因。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技术进步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在所有变量中，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大；第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降低是贸易条件恶化的最主要原因。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采取的人民币汇率低估政策在促进出口增加的同时，也导致商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第三，货物贸易出口总额／GDP、资本积累对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具有重要的负面影响。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依赖程度的提高和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商品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第四，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对货物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表明，贸易结构的高度化并没有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

(三)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1　协整检验

时间序列LNINBTTJnCPRJnTFP、InRC、InMER、LNIT／GT、lnDFF的平稳性检验见表1，JJ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InINBTT、InlPR、InTFP、InRC、InMER、InDFT六个变量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估计出的标准化的协整方程式为：

LNINBTT=0.462426LNTFP-0.119049LNRC

(0.25592)　(0.12193)，

+0.300990LNREER+0.433951LNIT／GT

(0.04188)(0.05451)

+0.613176LNCPR-1.0586461nDFT

(0.18020)(0.06810)　(2)

(2)式中括号内为标准差。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与贸易条件呈同向变动的关系，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GDP、实际资本存量的变动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呈反向变动的关系。

进一步对InINBTY，InCPR，InTFP，InRC，InREER、

LNIT／GT、InDFF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根据VAR模型，利用AIC和SC准则对不同滞后期的VAR系统进行评价，得出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从表5看出，技术进步、实际资本存量、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加工贸易进出H／货物贸易进出总额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GDP与贸易条件的变动存在因果关系。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与贸易条件的变动不存在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技术进步有利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改善。加工贸易进出口占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例的上升有利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改善，其主要原因是加工贸易是我国贸易结构高度化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与加工贸易密切联系的FDI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伴随着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贸易条件有改善趋势；第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GDP的变化率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具有重要影响。在所有变量影响中，该变量前面的系数最大，货物贸易出口总额／GDP每上升1个百分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恶化1.058646个百分点。同时，实际资本存量的增加也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第三，实际有效汇率的降低是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第四，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与贸易条件的变动不存在因果关系。这表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并没有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

四、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1981-2006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二是实际资本存量的迅速增加，三是生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加。从理论上来讲，实际资本存量增加，改变了资本劳动的组合比例，有利于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应该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但由于我国相对需求不足，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投资和出口受到激励，投资与出口快速增长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了生产能力相对过剩。造成了我国企业生产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迫使企业低价出口，引致贸易条件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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