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论文范文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1篇

流动式《法律援助》教学统一规范的缺失引发教学过程一系列问题：教学准备不周全。教师随意安排教学的时间和地点。想什么时间去就什么时间去，想去哪里就去那里，导致正常教学秩序时常被打乱。不重视宣传环节。以至于许多希望得到援助的公民因没有获得援助信息而失去受援机会。缺乏必要调查。对可能遇到的援助对象、需要援助的事项和内容，缺乏必要了解，致使学生只能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参与援助教学。与地方联系不够。被相关职能部门勒令撤摊现象时有发生便是例证。实践操作走过场。进入实践操作环节，多数师生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效果好坏，对教学质量鲜有关注，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成了基本样态。简言之，重形式，轻实效。具体写照是摆摆摊子，发发资料；随意着装；大多数学生看热闹，少数学生接受民众来访；对民众提出的问题由于事先缺乏必要准备，完全靠临场发挥，往往空话连篇，不着边际，很不专业，致使民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如此应景式援助活动根本谈不上高质量教学。总结归档被忽视。实践操作完毕，既不重视总结，也不重视评价。总结方式即是将教学图片按序装订成册，以证明师生实施了《法律援助》教学。至于教学过程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并未引起关注。评价方式基本是给全体学生一个档次成绩。根本不去对学生进行差异化评价，学生表现好坏一个样，参与与不参与一个样，这对表现优秀的学生而言无疑是极不公平的。严重挫伤了来年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教学的积极性。综上所述，流动式《法律援助》教学目前为止恒定在低水平层次便不足为奇。

二、构建流动式《法律援助》教学规范之设想

（一）管理层面流动式《法律援助》课程设置规范

1、开设方式，应当以独立开设为选项。依附于理论课程而存在，予人的第一印象：流动式《法律援助》课程只是理论课程的附属品，在课程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不如理论课重要。这样的理念支配下，绝大多数教师并没有对流动式《法律援助》教学价值予以足够重视，行为选择上，往往不愿去指导学生开展流动式《法律援助》，即使开展了教学，大多也是敷衍塞责。根本达不到设置流动式《法律援助》目的——淬炼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只有独立开设，才能凸显流动式《法律援助》这门实践课的重要性，才能引起广大师生重视，从而，认真对待流动式《法律援助》，使流动式《法律援助》从活动课转化为专业实践课，成为拉动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

2、开设时间，最佳选择应在第五学期。高质量流动式《法律援助》教学须有两大前提：一是学生掌握必要专业理论知识。学生在没有掌握必要专业理论知识情形下开展法律援助，根本满足不了援助对象的需求。从各高校课程设置情况看，第五学期，法律援助所需主要专业知识课程——刑、民、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课程以及《律师实务》、《法律文书》大多开设完毕。换言之，这时的学生基本掌握了流动式《法律援助》所需专业知识。二是学生对法律援助有较高积极性。学生积极性受多种因素影响，最不能忽视的是牵系学生命运因素，如司法考试、考研、寻找工作。第六、七、八学期开设流动式《法律援助》显然与司法考试、考研、寻找工作相冲突，学生少有兴趣参与法律援助教学自然可以理解。据此，选择第五学期这一时间段开设流动式《法律援助》是最理想的。

3、学时设定，宜为24学时。内含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和行政法律援助各8学时。学时设定是否科学，关键取决于是否与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相匹配；是否与这门课程实际所需时间相衔接。从重要性的角度说，学界关于法学本科实践课与理论课同等重要之观点基本达成共识。特别是在教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流动式《法律援助》作为实践课，理应比一般性讲座型理论课程学时（基本设置为18学时）多一些。以课程所需实际时间为视角，一次法律援助，准备工作，含援助策划、信息宣传、制作调查笔录、讨论分析、形成法律援助书，至少2个工作日。实践操作阶段，至少0.5个工作日（如果选择外地则至少1工作日）。总结归档阶段，至少1工作日。按一个工作日8小时计算，至少28小时。花费28小时，计算为8学时，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过多嫌疑。因此，三次法律援助计24学时是合理的。

4、学分设定，宜为1.5学分。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和行政法律援助各占0.5学分。之所以这样设定，是以目前理论课学分设定规则（18学时配置1个学分）为考量。将24学时确定为1.5学分虽略高于理论课课学时与学分比，但更能彰显教学管理者对实践课的重视。符合提升实践教学地位大趋势，导向是正面而积极的。

（二）实施层面流动式《法律援助》教学规范

1、准备工作之规范。（1）制定《法律援助策划书》。涵盖教学时间、地点、分工、目的、内容等。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地点问题，最好安排在本校所在地区的各县（市）政府所在地；一次法律援助选3个县（市）；三次法律援助最好选择不同县（市）进行，理想状态是1县（市）1援助。分工问题，一次法律援助将全体学生分为三个小组，即刑事法律援助小组、民法律援事助小组和行政法律援助小组。每位学生应参加三次不同的法律援助教学。内容问题，每次每县（市）设定1个主要方向，或刑事法律援助或民法律援事助或行政法律援助，主要方向设定尽可能与所在县（市）高发案件相衔接。（2）制作统一的《法律援助调查笔录》格式。《法律援助调查笔录》格式应当涵括调查时间、地点、调查人、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如姓名、性别、住址、联系方式等。案件名称、案情经过、结果。调查对象希望解决的问题等。（3）开展法律援助前广告宣传。与拟开展法律援助所在县（市）的党委、政府取得联系，委派2位学生，借助网络媒体、当地传统媒体和广告栏等法律援助教学信息，重点介绍法律援助前调查的地点、时间、援助的主要方向以及正式开展法律援助的时间、地点，带队专家教授基本情况等。（4）进行法律援助前调查。指派2-3位学生，带上纸质的空白《法律援助调查笔录》，在县（市）中心地带摆摊设点接受民众来访，填写《法律援助调查笔录》。设置法律援助前置程序旨在为高实效、针对性开展法律援助提供前缀。（5）制作《法律援助书》。调查完毕，在教师指导下，小组全体成员根据《法律援助调查笔录》，讨论分析案情，制作《法律援助书》。《法律援助书》主要含括案件名称、案件来源、案情简介、案件分析、解决思路和办法等。（6）做好援助联系工作。一是与拟开展法律援助所在县（市）党委、政府联系。二是与相关法律实务部门联系。三是根据《援助调查笔录》提供的联系方式与援助对象联系。与地方党委、政府联系，才能保障教学有序进行。与相关法律实务部门联系，争取法律实务部门派员支持，可以消解一些教师和学生均难以解决的问题，益于教学质量提高。与援助对象联系，可以确保法律援助教学不走过场，使法律援助教学取得实效。

2、实践操作之规范。（1）援助方式规范。援助方式应实行定向援助与随机援助相结合。定向援助是对已经掌握援助对象的援助。随机援助是对临时到来援助对象的援助。实际操作中，应以定向援助为主，随机援助为辅。对定向援助对象除了发放《法律援助书》之外，还要做认真解释工作，确保援助对象满意而归。对临时到来的援助对象要仔细倾听他们的诉求，尽可能让他们得到满意答复。（2）援助内容规范。要以主要方向援助为主，同时兼顾其他方向。对属于事先设定方向的问题，要有问有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充分展示法律专业素质，争取不给援助对象留下遗憾。对其他方向的法律问题，要认真记录，可以准确进行答复的，当场答复，对模棱两可的，千万不要乱说一通，糊弄援助对象，正确的做法是留下联系方式，作出事后尽快答复的承诺。（3）援助仪态规范。一是统一作装，二是尽可能使用普通话。三是行为举止端庄、谦逊、耐心、细心。毕竟从事法律援助教学活动代表的是学校形象，所展示的大学生风采。任意作装与人的印象是不正规，难以取得援助对象信任。不讲普通话可能的后果是你说得苦口婆心，天花乱坠，却没有价值。因为援助对象没有听懂你的意思。援助过程中，没有耐心，不够细心，甚至表现出高人一等，不仅会让援助对象失望而归，而且会使高校和大学生形象蒙羞。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社会律师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一、二、三期

3、房保国编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国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条例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社会律师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25981425235（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㈠宣传力度不足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4篇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1]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

[2]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

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3]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 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等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4]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5]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中国法律援助现状

1.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2.司法救助的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我国当前的司法救助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司法阳光工程，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司法救助在立法体制上得到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司法救助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司法救助领域单一、手段单一。我国当前施行的司法救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诸如当事人对诉讼文书的复印、执行阶段的救助等方面较少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全面性。第二，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并未完全建立，地域差距明显。司法救助专项基金是为救助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第三，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之间缺乏联通性。在施救主体上，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因此在申请手续、申请材料等方面，两者缺乏相互之间的承认，受援人如果想要获得救助和援助，便要提出两份不同的申请材料，分别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援助的本意。第四，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存在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当在或上诉时提交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

3.社会团体及法律院校救助的现状

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社会团体对我国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自身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社团专门法律援助人才欠缺。直接导致了其每年所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其次，社会团体法律援助组织的大量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最后，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专项经费或者经费有限，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我国各类法律院校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基地，是法律人才的培育摇篮。近年来，许多法律院校纷纷建立了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将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许多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非政府的力量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而且具有多种良好的社会效应。

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其理念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6]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7]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8]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9]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

五、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10]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应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

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11]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六、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四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2]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第6期

[3]《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4]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第10期

[5]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第4期

[6]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第8期

[7]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8]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版，第132页

[9]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3月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法律援助在中国实施多年，作为政府行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作为制度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存在自身的困境。法律援助具有宪法实践属性，因此，在宪政视野下剖析和解决法律援助问题，探寻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关键词]法律援助；宪法；宪政；政策偏好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制度在中国已经推行多年，它和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一样，被列入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在“有限政府”理论的意义上，这种公共财政行为，已经将法律援助纳人宪政范畴进行实践。法律援助既是政府政策博弈的过程。也是法治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其中蕴含的制度设计意义不可小觑。法律援助从(政府)行为到(法律)制度的实践模式，具有宪法意义和宪政效应．它对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明显的作用。 一、法律援助的宪法实践属性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法学界一般认同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概念定义，即“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因此，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 法律援助不只是保障人权、公民权的途径，其本身也属于人权、公民权的范畴。法律援助的实践，不因尚未实现宪法上的规范性而有所减灭。也正是这一实践，反映了宪法的适应性和实践理性。不过，法律援助具有的宪法实践属性，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规范的实践，而是回归到人权保障的意义上。作为宪法性行为，先于规范(如宪法文本)和规范救济途径(如违宪审查)而在实践中存在，践行宪法理念．使得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治理这两个层次的价值目标趋于一致。法律援助既贴近公民生活，又触及政府行为的决定生发机制——财政。确定法律援助作为宪法实践的属性．突破了以往从违宪审查或宪法诉讼研究宪法实践的单一维度的思考模式，是宪法适应性的最好注脚。 当然，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宪法实践，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也具有一定的规范意义。法律援助在法律文本之内。为宪法规范提出新的命题。这已经在一般宪政发展史中获得了经验上和规范上的支持。 二、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实践 从法治国家发展的进程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一直围绕着“帮助贫困者享受法律权利”这一目标，各国通过法律，甚至通过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确立和规范法律援助制度。应当说，国外法律援助是在宪政制度的保障下得以发展和完善的。 早在1424年，苏格兰的一项法规创立了穷人登记册，据此，在册者提出诉讼可以免费得到法律顾问或人的帮助。1495年，英格兰承认穷人享有免付诉讼费的权利，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依据《最高法院章程》对不能支付民事诉讼费用的人给予法律援助。英格兰还对所诉刑事案件请求辩护人帮助的问题作了专门规定。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人权观念普遍传播，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政治权利，在英国的《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中首先得到确认。并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英国于1948年制定了《法律援助法》，这是世界上法律援助最为完善的法律之一。经过多年的实践。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行轨迹。其理论基础是：基于政府有义务确保公平的司法程序、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的公正原则，给予公民实际的法律援助。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获得普遍认可。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把该价值确定为一项主要原则，而法律援助制度也作为重要的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公民有权得到法律援助．并由国家将法律援助写入宪法，使法律援助成为一种国家责任。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每个人均可以按照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合法权益。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任何情况下，辩护均为不可破坏之权利。贫穷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之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证之。”日本宪法第37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任何场合都可委托有资格的辩护人。被告本人不能自行委托时候，辩护人由国家提供。”德国宪法第101条、第103条和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则间接规定了这项权利。为了把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还制定了关于法律援助的专门法律。比如，美国制定了《州公共辩护法》和《法律服务公司法》；法国19 72年通过了《审判援助法》，日本制定了《法律援助法草案》等。 法律援助的立法也呈国际化的趋势。一些国际性条约都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世界人权宣言》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价值。并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在受刑事控告者权利保障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条款。①该公约第26条还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视。根据该条，各国不仅要规定平等地保护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还应承诺给予有效的保护。 从上述法律援助在境外以及国际立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与人权保障和政府(国家)责任密切相关的制度，蕴涵着宪政的价值。 首先．平等是法律援助的价值来源。法律援助制度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普遍宪法原则的具体化、制度化。无论是早期将其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还是一战以后法治文明的成果，法律援助对于贫困者来说。一直都以法律资源的平等享有为中心的，这也是法律援助的价值来源，不因其具有政治属性还是法律属性而发生偏差。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援助内在地蕴藏了超脱于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人权精神，人权保障正是法律援助的内核。 其次．政府是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纵观法律援助一般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援助经历了从社会责任上升为国家责任的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15世纪法律援助在英国产生到19世纪末以前。在该阶段，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收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法律援助被定位为社会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从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观念进一步普及，人民的权利意识提升，人权保障运动不断高涨，法律援助制度因而成为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 第三．宪政是法律援助的发展路径。在宪政法治的制度背景下。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负有法定的职责实施法律援助计划，构建法律援助制度。这就需要通过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对法律援助行为做出专门的规定．法律援助问题就不可避免的进入宪政视域。 三、中国的法律援助立法及其困境 与境外法律援助发展的一般进程比较，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没有经过社会责任的阶段，而直接从政府责任的阶段开始。 中国自1994年起开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相继颁布．从刑事司法救助和律师辩护收费的角度规定了实施法律援助，但缺乏系统的法律援助基础法律规定和实施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直接救助功能的实现。1997年4月，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对此状况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作用。l999年，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该通知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公民在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工伤等方面提起民事诉讼时可依法获得法律援助，可以缓、减、免交诉讼费。该规定不仅将传统认识中的生、老、病、死的生存问题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还将劳动就业作为法律援助解决的核心问题，为解决一段时间以来积聚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救济措施。 国务院2003年颁布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成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以来，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机构设置到财政投入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颁布该条例实施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将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具体化。通过该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生改善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明确肯定，这为法律援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中国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一直是在法治的轨道上逐步推进的。但是，中国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发展至今，其实施和制度运行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不能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究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法律位阶较低，受政策偏好影响较大，易偏离宪政法治的轨道。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 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对法律援助的规定散见于个别法律，但因缺乏基础法律而使其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而《法律援助条例》的法律位阶较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实施的公共政策时，会基于不同的考虑。这样法律援助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受政策的偏好影响较大。这种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进，在宪政运作模式不成熟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法律援助可持续发展来看。这种模式因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部门的短线利益，使得法律援助不能有效的推进。另外，法律性弱而政治性强使得法律援助缺乏深刻的宪政内涵。其发展很难突破政治过程的局限，随之而生的机构编制、财政投入、社会组织管理等问题，都使法律援助容易偏离宪政法治轨道。 第二。法律援助社会参与度低，有悖于宪政民主的本意。法律援助较之其他服务方式(如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在财政投入、机构设置、公众知晓率、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公众参与度。而较低的公众参与度，使法律援助制度多停留于公共政策层面而无法得到公民社会的普遍认识、理解和运用。这与事实上法律援助社会需求的广泛性相悖离，阻碍了法律援助的平等价值的实现。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我们或许可以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得到解释：政府与社会之间缺少必要的“交往行为”，使得“交往行为”的理解、合作和社会化等功能都无法发挥作用。法律援助的社会低参与率，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政府的“独角戏”。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政府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加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 四、中国法律援助的宪政发展路径 如上分析．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仍然处于制度设计阶段。法律援助立法的位阶、法律援助权的确立和保障、法律援助的实施等问题都还没有系统、明确的规定。今后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应该在宪政框架下进行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首先，应当明确政府的责任，限定政府的权力。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律援助更集中地表现为政策措施的调整，而不具有现实的法律性，这不符合法律援助的目的与价值。宪政法治的实现，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法治运作中的责任，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法律援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在公民运用法律对抗公共权力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应制定一部具有较高位阶的法律援助法。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法律援助的关系，即政府(国家)和公民之间存在着提供和享受法律援助的法律关系，政府(国家)负有为社会的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而社会的贫弱者享有政府(国家)提供法律援助的权利。这样。才能改变以往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发挥刚性法律的强制作用，为政府权力设定行使的边界。 其次，确认法律援助权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权利保护是宪政的核心，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律援助只有实现了权利的法定化。才能获得更为有效的保障。由于中国未将获得法律援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致使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缺乏纲领性指导文件，法律援助更容易受到政府偏好和利益集团游说的影响，唯有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法律援助权，挖掘其宪法权利的意义，加以实证，法律援助制度才可能在全国得到普遍的实施。法律援助权的设立，将使法律援助更具有权利的放射效应——对公权力产生一定的拘束力，从而进一步推动基本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完善，法律援助也因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公共财政的支持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6篇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1]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

[2]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

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3]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 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等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4]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5]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中国法律援助现状

1.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2.司法救助的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我国当前的司法救助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司法阳光工程，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司法救助在立法体制上得到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司法救助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司法救助领域单一、手段单一。我国当前施行的司法救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诸如当事人对诉讼文书的复印、执行阶段的救助等方面较少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全面性。第二，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并未完全建立，地域差距明显。司法救助专项基金是为救助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第三，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之间缺乏联通性。在施救主体上，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因此在申请手续、申请材料等方面，两者缺乏相互之间的承认，受援人如果想要获得救助和援助，便要提出两份不同的申请材料，分别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援助的本意。第四，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存在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当在起诉或上诉时提交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

3.社会团体及法律院校救助的现状

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社会团体对我国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自身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社团专门法律援助人才欠缺。直接导致了其每年所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其次，社会团体法律援助组织的大量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最后，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专项经费或者经费有限，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我国各类法律院校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基地，是法律人才的培育摇篮。近年来，许多法律院校纷纷建立了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将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许多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非政府的力量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而且具有多种良好的社会效应。

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其理念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6]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7]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8]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9]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

五、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10]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应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信访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

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11]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六、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四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2]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第6期

[3]《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4]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第10期

[5]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第4期

[6]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第8期

[7]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8]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版，第132页

[9]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3月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江西省，法律援助，现状，对策

一、法律援助的历史及制度化分析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法援援助（legallaw）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起初是由当时的法律工作者出于社会公益的角度的个人慈善，当时的援助只是基于社会公德、良心和正义，并非一个系统，受限制的行为。法援的起源正是根源于人的公德心和社会属性所体现出来的，无组织性的法律援助活动。但是这种社会良心及正义的价值追求也是法援不断发展的彻动力。到20世纪10年代关于法律援助的作用的法律服务的观念，开展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其内容也从提供诉讼程序中的和辩护的需要而拓展到国家法制运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的对经济困难、国际道义，人权的实现而难以通过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者提供帮助，提供法律咨询也越来越认为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一种法律援助方式，由于国家有责任保障每个公民诉讼法律，寻求司法救济及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向经济条件较差或处境不利的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法律授助主要是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并始终朝向社会化发展，法律体系的不断构建的趋于进步和完善，正是基于国家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提高，体现了从社会的民主化，法制的主导途径而延伸到法的公正、公平、公开宗旨的伸张。

政府在提供及完善法援体系彰显了以依法治国为政府政策指向，这也是现代各国政府在开展民主政治化及法制化进程中以完善法律体系及规范法律行为的具体行动，通过具体的法援开展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通过司法正义实现社会正义，进而成为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通过法核心的法律扶养的社会行为、以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弱势群体及特殊人群因经济、政治、语言的差异，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政府通过制定法，完善法，保障法的实施，帮助人们用文明、理智、规范的方式解决社会通向文明的步伐，用来规范、减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法律援助行为不仅自身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更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现代化的务实的政府正是借助于这样一种规范化、文明化的法律措施，来维护管理，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及其社会文明的构建。

在社会文明入规范，司法公正，控制政府运行成本的基础上，法制援助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其存在是（1）权利保障之要求：公众对法院诉求无非与保障其私有权利为基础的扩展，经济、文化、政治的差距使人们不能有效的应用法正义武器，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面则可能会滥用优势，做出机会主义的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对抗弱势方的法律行为维护之权利，正是出现这样的不平等，法援即保障处于劣势的权利行使者权利维护，提高法之公正性基本权利的维护地位。（2）实现控辩的平衡：主体间的地位不平等，必须要增加交易成本，弱势群体对于实现权利的漠然，加剧社会的矛盾激化，法援的出现和完善可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不平衡的现实，为权利的实体提供制度的保障。（3）扶贫助弱法制化发展之必须：程序的公正进而维护实体的公正，进而维护相对的正义价值体系，弱势群体在社会体制化运行中，缺乏所必要的条件追求受侵害的权益，政权就必须要以公力救济来促进司法公正，降低维护社会秩序运行的成本，提高整体运行的效益和安全。（4）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最优：制度的安排决定了经济效率，由于一种制度安排的效率可能不用于另一种，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寻找原因，法援的产生是配合了社会环境及生产力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迫使法援的完善，在国家制度的框架下加以确认的一套能使转化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节约交易成本，帮助社会成员安全、快捷、有序地进行效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的规范体系，这种制度的完善遵循成本最低，最有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其建立和完善对于文明法制社会的必然性。

以理论化的体系，国家的政治到社会道德，司法的追求，及其制度建立的成本核算，进而从各个层面理论化的提出法援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发展需要，从起源时的个人道德主义到制度化的建立和普及，法援体系从个人自主的行为上升到政府行为，从慈善行为到个人的基本权利，彰显了法援制度上的优越性和可塑性，但面对社会制度的变迁，以保持动态的信息观，加强对法援体系的再构完善。

二、随着中国以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法援制度不断的健全，建设不断的深入。江西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法律援助工作。

“和谐社会”的法律条件就是建设以和谐、发展为目的法律系统工程，使该系统工程在社会结构、法律要素及运行匹配条件方面符合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基本要求。只有法律系统工程运行良好，形成稳定的社会运行机制，也才能构建理想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必须有统一的秩序价值：稳定、和谐、发展。这个价值是最高价值，不同层面的规则价值都要服从这个价值来构建。法律援助的体系化正是服从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追求社会的稳定、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在结构设计上符合基本的衡平性，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政府资源的高效使用。

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是在94年3月陆续在北京、广州、上海、青岛等城市试点，起步较晚，起点低，其构建是以区域为单位的法律援助的机构满足了部分公民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了全面的铺开法援工作在全国的推广，司法部于96年12月批准成立了国家法援中心，下辖于司法部积极开展区域化的法援中心的建设，03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这项制度的顺利运行，在政策、法制的范畴内规范了法援的发展方向，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法援的发展依托于政府的政策指向，经济水平，重视程度，整体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法援发展的缓慢。据03年数据表明，全年全国共需法律援助条件70万件，实际援助不足四分之一，全国法援案件平均每件国家支付60元至70元，而平均300元的实际成本相去甚远，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每年不足6分钱，投入的不足往往是法援的整体质量不高难以保证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导致为数不少的法律从业者规避法律援助服务的现象。

江西省地处中国中部，优良的革命传统孕育了一代代辛勤的建设者，但由于传统的农业大省思路，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和水平在全国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经济的欠发达制约了法援工作的进步，面对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增多，以研究江西省法援工作的现状和对策为突破口，具有典型的推广价值和普遍性。

省政府在其工作报告中指出“以建设和谐平安江西，共创富民兴赣大业”为主题，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保社会和谐平安。深化全民普法教育，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和完善群体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化解矛盾的排查调处机制和运转高效的处置机制。江西省法律援助中心自2000年底成立，2001年初开始运作，最初以开展组织机构的建设为突破口，加大管理法援案件和法援宣传及经费的保障力度至今基层组织机构建设已完成，保证到了三级（省、市、县）网点的建设，在目前的法援实践中，已经建立了统一的申请、统一审查批准，统一的指派办案中。统一的指派办事件，统一监督（五统一体制），有条件的法援中心设立了网上受理援助事件。经过全体法援工作者努力，江西省法援在机构建设，制度的制定和规范、统一的思想、不断创新的工作思想的前提下保障部分法援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但现实摆在江西省法援工作者更多是资金的瓶颈，人力资源的不足，机构基础建设薄弱，援助工作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机制不完善，专职法援工作者的职业身份和社会保障。困难和困惑，制度的先行，实际的制约，老区人民一双双渴求公正的眼神，一桩桩公民在没有得到法援帮助权利无法伸张的事实，短时期内需要建立一个有地方特色，可推广性的法援制度，摆脱目前的困境。

三、对于江西省法援的思考及对策

（一）认真学习宣传《法律援助条例》，进一步提高对法律援助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政府和律师的责任感。

法律援助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大《条例》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制度深入人心，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通过采取形式广泛宣传，使各级党政领导更加重视法援工作，使社会各界认识到法援的重要性，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使需要帮助的群众，了解并实际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形成全社会都关心，支持参与法律援助的发展，通过宣传和汇报争取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提供经费支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等领导重视，主动与财政部门沟通，落实各级政府对法援的财政支持，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政府对法援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并随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加经费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做为法援主力军的从业律师们，面对着援助人数少，资金不足等因素始终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法律服务需求，这样就决定了律师自动提供法律援助的空间和舞台，加强宣传《条例》，以一个法律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感出发。同时具有责任和义务的国家对于从业者与法援条件的补贴不足并非是逃避法援条件的根本原因，关键是律师缺乏责任感及利用法律援助来做为自身宣传的最好平台的意识。加强《条例》的宣传目的就是政府、社会、个人三位一体的思想统一充分重视和支持法援开展。

（二）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三）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江西省的大多数开设法学教育专业的学校也纷纷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其主要的课程设置包括了法律实务的讲授、典型案例的讨论和协助执业的律师和教师办理案件，学生通过课程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和高校教师的指导，有能力并迫切的希望服务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中。

（四）以实际出发，高起点设定法援的准入制度，培训制度及福利及保障制度，营建法援的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外部因素是法援开展的重要原因，自身的造血机能是其发展的源动力，高起点的设定其准入，培训及福利保障制度，根据省情把握尺度。（1）准入制度，以省情，法学教育为坐标的基础上，法援需要一个准入的机制的设定，律师行业在其准入制度以国家司法考试为框架，结合《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保证了中国律师的良性发展，除律师外，专职的法援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和律师行业有较大的差距，合理的法援人才及准入构架是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主要组织者，以广大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专职工作人员为主要提供者，以社会法律援助志愿者为补充的人力体系，对于身份定位不明显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援助专职工作人员以学历，素质上的设定保障整体质量。（2）培训制度，培训制度基于人力资源状况的现实，利用高校的教学资源和援助思想观，不断加强法律实务学习，政策法律强化为基础的培训体系。充分利用法援的实践平台，辅助开展实务和理论研究。（3）福利及保障制度：高效率、高质量的法援体系的设定，必须高度重视从业者的待遇及地位，专职法援工作人员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目前的法援实施办法设有具体的操作指引，法律援助经费尚未单独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导致部分地方法援机构难以为继，人才流失，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在现有条件下通过与地方的合理协调和法援工作者的身份设定，将他们的福利及保障纳入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障体系中来，给予人事编制指标。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会团体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农民律师司法所

一、法律援助的渊源及发展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AccesstoJusticeAct）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法律服务局也被法律服务委员会所取代，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两个重要职能便是更好地控制预算和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影响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为保证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法律服务委员会设计了一套专家质量评分标准，用于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提供者要想成为签约事务所，必须获得一定的质量分数。而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则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质量，比如采用大案管理体系，与律师事务所单独签订合同，或建立专业名册制度，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办案经验的律师才能参与办案。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目前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洛克说，“法律的目的是对受法律支配的一切人公正地运用法律，借以保护和救济无辜者”。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法律援助在国内外虽有许多种内涵界定，但其实质正如肖扬在1996年第7次部长办公会上所讲的：“法律援助，简言之，就是为弱者、残者、少者、贫者提供法律救济、法律帮助，保护司法人权，实现司法公正，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从援助主体上看，法律援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例如《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5]；广义的法律援助指包括司法救助在内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间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6].即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狭义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民间组织救助三大块内容。从受援主体上看，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或残疾者提供的法律帮助，换句话说，为经济上贫穷，智能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需要法律援助帮助的人，提供免费或者减少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7].

（一）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2003年《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事务主要由各级法律援助中心承办。至2005年12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31298个，法律援助专职人员11377人，其中职业律师约5029人。1999年至2006年9月，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受理各类案件1224207件，受援人员2204403人。自1996年以来，我国许多律师事务所也同时承接法律援助事务，《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更是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规定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近年来，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迅速增长。据统计，1999年，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91726件，2005年迅速增长到253665件，年增长率达到了25%；1999年受援人数为190545人，2005年增长到433965人，年增长率达到了18%.

狭义法律援助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发展中所遇到的弊端和困惑。第一，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整体水平不高。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布局采取了量化的办法。例如在荷兰，政府要求保证申诉人1小时内能够到达最近的一个法律援助机构，5公里之内就应该有一个机构可以受理申请。再比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法律服务公司，其大部分工作就是促使为每1万个穷人提供2个律师，以使美国各地都有法律援助9.而在我国，截至2005年底，尚有200左右的县、市（区）没有律师，全国每10万人才分享1名法律援助专职人员提供的服务，每24万人才分享1名职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在财政经费方面，西方国家每年大都会划拨巨额财政用于法律援助，例如英国与荷兰法律援助的年度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英国的法律援助开支是全世界最高的，约合每人30英镑，丹麦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5%.南非的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拨付，2005年的法律援助经费合计人民币4亿5千万元左右，而当年南非全国总人口约4千余万，人均拥有法律援助经费近10元。而我国2005年度各级财政用于法律援助的拨款总额为26220万元，以我国12亿人口为基数，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1元。

第二，我国国内个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财政上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也相对较为充裕，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以2005年为例，广东省用于法律援助的总经费超过了3000万元，山东省首次超过了2000万元，浙江、江苏也均超过了1500万元，河南、上海、重庆、辽宁、北京、福建的法律援助经费均超过了1000万元，上述10省法律援助经费总和占到了当年全国法律援助总经费的61.3%，而中西部很多省份当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总额只有两三百万元。

第三，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高。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专家罗伯特。L.施潘根伯格认为，“没有至少为成本提供补偿，不存在来自法庭指定的没有数量限制的案件的压力的保证，私人职业律师中除了那些最没有经验的或最不合格的律师外，可能会一起放弃为贫困者提供辩护”[10].据统计，2005年全国12万名专兼职律师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8299件，人均不到1件，相当多的律师并未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对法律援助工作来讲是一种资源浪费。第四，律师办案补贴增长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全国尚有部分地区没有出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或者制定办案补贴标准，仍有相当多的地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律师办案费用补贴机制不一是重要原因。几乎所有地方的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均是按照每案一定数值发放补贴，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案件所发生的费用采取的是“实报实销”的办法，实际发生的费用可能要高于办案成本[11]，这样就造成了许多律师自己贴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局面，加之中西一些地方办案补贴更本无法到位，大大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最后，法律援助的社会捐助和行业奉献未能持续有效深入开展，法律援助资金过分单纯依赖于财政拨款。一些地方挤占、挪用、截留法律援助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12].

（二）司法救助的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罗马法中称之为“穷人规则”（poolpersonrules）13.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开始关注国际司法救助问题，1896年制定的《海牙民事诉讼程序公约》中就专门涉及到国际司法救助的问题，该公约历经修改，最终于1980年被《国际司法救助公约》所取代。

我国当前的司法救助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司法阳光工程，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新中国最早的关于司法救助的法律文件始于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我国诉讼法中有关诉讼费用“缓、减、免”方面的规定，也是司法救助的体现。近年来，伴随着“和谐司法”、“司法为民”等理念的提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纷纷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司法救助为弱势群体服务，如何通过司法救助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这两个规定的颁布，对规范司法救助工作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8月14日公告施行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更是对司法救助进行了里程碑式的发展，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凭一张欠条就可以直接到法院打劳资纠纷官司，这在要求仲裁前置的时代是不敢想象的。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草案）》，该办法将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办法》专章规定了司法救助的主体、条件等内容，其中对减免诉讼费用分别规定了具体的适用情形。

司法救助在立法体制上得到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司法救助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司法救助领域单一、手段单一。我国当前施行的司法救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诸如当事人对诉讼文书的复印、执行阶段的救助等方面较少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全面性。第二，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并未完全建立，地域差距明显。司法救助专项基金是为救助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我国到目前为止，东部沿海省份关于司法救助专项基金的发展势头良好，截至2006年12月，浙江102个法院已经全部建立了司法救助基金，全年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缓、减、免收诉讼费2917.96万元14.但许多中西部地区的法院并未起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施行。第三，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之间缺乏联通性。在施救主体上，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因此在申请手续、申请材料等方面，两者缺乏相互之间的承认，受援人如果想要获得救助和援助，便要提出两份不同的申请材料，分别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援助的本意。第四，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存在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当在或上诉时提交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但在实践中，求援的当事人大多来自农村，有的是外来打工人员，让他们去相关部门开具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存在困难。况且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并未明确当事人应提供的是哪一级政府所属部门开具的证明，因此给当事人求援和司法机关施援都带来了较多困难。

（三）社会团体及法律院校救助的现状

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立法上肯定了社会团体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作用。

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方式，一般是通过设立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的方式，利用本社团资金、人员、设备、场所等条件，为本社团成员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到目前为止，我国妇联已建立其自身的法律援助组织2800个左右，全国工会已建立法律援助组织3000余个。除对个案提供指导和帮助之外，在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例如“三八妇女节”、“全国助残日”等，各级社会团体还组织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活动，积极开展宣传、法律咨询等活动。

社会团体对我国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自身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社团专门法律援助人才欠缺。法律援助是一项专业性相当强的工作，需要具备一定业务素质的人才能胜任。而我国各类社会团体中专业人才缺乏，使得在客观上影响了其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以法律援助工作开展较好的广东省为例，截至2004年，全省妇联共有144个法律援助组织，但整个系统仅有15名律师，而且大多集中在广州、深圳等发达的城市，有的地市的妇联组织则一名律师都没有，广东如此，那么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也可想而知了[15].其次，由于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欠缺，直接导致了其每年所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为208347件，其中社会组织人员承办的为5884件，仅占当年案件总量的2.8%.由于欠缺专业人才，广大社会团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形式也大多限于提供法律咨询、法律调解等，而参与刑事辩护和诉讼则非常少。再次，社会团体法律援助组织的大量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以山东省为例，2005年全省有省、市、县三级政府法律援助机构157个，但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部队、狱所等部门和单位所成立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却达883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官方法律援助机构的主导地位，而且由于社会团体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于政府，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政府的资源。最后，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专项经费或者经费有限，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我国各类法律院校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基地，是法律人才的培育摇篮。近年来，许多法律院校纷纷建立了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将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许多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非政府的力量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而且具有多种良好的社会效应[16].在国外，法学院校的学生和教员志愿参与法律援助的情况非常普遍，其组织形式在美国称之为“诊所”，在荷兰称为“法律商店”。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诊所”教育的创始人小查尔斯丁。奥格利特里认为，法学院的“诊所”教育有四个基本作用，即：“为社区贫困者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法律教学人员的一种有用的教学工具；作为法律教学人员的一种潜在资源；为学术界和学生提供了实践与认识社会的窗口”[17].近年来我国法律院校参与法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扩大，一方面将法学教育与社会实践较好地结合了起来，另一方面为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

二、农民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工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农民工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多种复杂因素。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浓厚的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等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中国自古就有“和为贵，好谦让”的民族传统，儒家思想历来倡导道德教化，反对事断于法，在封建农业的经济基础下，在天人合一的信念依托下，在德主刑辅的司法理念指导下，普通国人往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衙门面对威严的司法官，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人伦亲情的乡土社会中，诉讼无疑会破坏温情脉脉的和谐关系。“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建国以来，我国虽在立法上对农民的平等权加以了保护，但基于长期封建思想的影响，农民对平等、自由等权利意识仍然相当薄弱。

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从“一五”到“五五”共五个阶段21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方面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例如某司法厅编印了“农村普法读本”，该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

三、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等手段有力地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通过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的，强力行政权的存在使国家政权在与农民的关系中起到了威慑的作用。更为消极的是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倾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仍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机关的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思维。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的组织，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容易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出现了学者所说的“国家真空”，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一直以来是中国农村社会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的宗族势力在处理村族事务中，更多依赖家族权威而不是法律。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以宗族为核心的经济集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如何因势利导地利用农村中这一社会现实，一直以来也是我国农村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和《民事诉讼法》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都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因一方反悔而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但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的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而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

四、农民法律援助的几点思考

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农业、农村和农民”是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国家扶贫开发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我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610万，还有5000万人是没有稳定解决温饱的低收入人群，两者合计有7600多万人[18]，而这些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失地农民的境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按照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计，目前全国约有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贫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社会群体[19].随着城乡差别的扩大，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部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经有1.5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由于农村贫困人口、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较差，他们往往成为社会强势群体的侵害对象，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时代主题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民法律援助体系已经成为了现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00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建立法律援助体系；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了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中国法律援助体系建立的基本指导思想应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体系。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部分之一就是对农民的法律援助。而我国农民社会的法律援助机制的架建，在尊重历史、照顾习惯和传统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一）建设全方位、多渠道、点面结合的农民法律援助机制体系

首先，应根据各援助主体的性质和职能，有重点地为农民提供专项法律援助。①要充分发挥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我国12万律师是法律援助的主力军，要进一步完善律师办案补贴制度，努力避免办案补贴不到位和办案补贴低于办案成本的情况出现。要进一步将法律援助工作确定为律师的一项社会义务，或者通过一些行政手段，使律师严格贯彻我国《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所确定的法律援助义务。我国律师目前对法律援助义务的认识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美国的律师职业责任规范条例中规定，每名律师每年应自愿做50小时的免费工作。加州律师协会还通过决定，把5月作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月。加拿大政府则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收费标准进行了封顶限制，律师界也明确提出了律师的责任，“律师应当以低于平时的价格提供法律援助服务”[20].德国《律师法》明确规定了律师有提供民事、刑事、咨询等法律援助义务。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格兰和威尔士都有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刑事法律援助行动，用义务的方式来弥补政府经费的不足。

②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法律援助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来看，参与援助的社会团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上述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一般都通过设立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的方式，由其所属的人员对外以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的名义开展工作。囿于专业人才的缺乏，其参与援助的活动形式一般仅限于法律咨询、法律文书、非诉讼等形式，很少出现直接诉讼和刑事辩护等形式。因此要大力培养、接纳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参与社会团体的法律援助活动。

③要充分发挥法律院校在校师生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高等法律院校的教师是法学理论的探索者，完全有能力指导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实践活动。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559所（这一数字不包括独立院校以及各类法学专科院校），法学专业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合计达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法学博士研究生6000多人[21].法律专业的学生对社会实践感兴趣，有热情，如果能把这些人组织好，将对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其次，现有的专职法律援助机构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的法律援助应主动给农民以更多的关注，即变被动服务为积极主动服务。中国农民普遍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主动维权的意识不强；少数虽想维权，但不知向何处申诉或无力申诉。因而客观上农民享有的法律援助还不够普遍，以致于造成事实上法律服务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为此，当前各级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对农民法律援助的重点是有针对性地、制度化地进行法律宣传和咨询，使之成为经常性和普遍性的活动，使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得以提高，知道权利何在，如何维权。继而在此基础上，提供各种诉讼服务，帮助农民实现其合法权益。

再次，进一步完善司法救助的途径和方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专门的司法机关，应当探索如何更好的为弱势群体服务。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主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要提倡更耐心一点地倾听弱势一方的声音”。完善司法救助必须进一步更新司法理念，改革司法体制，拓宽司法救助的范围和领域，将司法救助的领域从诉讼前和诉讼中逐步拓展到诉讼终结后的执行阶段，例如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对部分申请执行人进行经济救助或救急资助等。进一步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司法救助专项基金，从而为司法救助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二）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扎根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采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式，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司法所在农村开展法律服务工作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客观的需求。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因此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方面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另一方面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关系、改善办公条件及解决办公经费，同时便于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升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意识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律援助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仅2004年，全国各地司法所就调解疑难纠纷51.7万件，协助基层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近50万件，宣讲法律近54万场次，受教育人数约2.9亿人次，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2307万次，制止群体性上访和械斗10万次[22].如果将其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2004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40982个，共有96000名工作人员为基层群众提供各类法律服务。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三）建立国家财政支持与社会慈善行为相结合的法律援助模式

纵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形式大体有两种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主要靠政府资助的独立的私人团体进行的法律援助，具体由律师协会、各种私人基金会、律师个人等进行，国家对法律援助局限于原则指导和财政支持，受援对象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特定阶层。二是以瑞典和丹麦等国为代表的，将法律援助纳入国家的福利制度体系，由国家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雇佣专门的人员进行法律援助工作，其法律援助面向全社会。在这种体制之下，法律援助作为国家的一种责任得以充分体现，但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压力相对较大。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目前难以单一照搬瑞典丹麦模式，或者英美模式。首先，我们还缺乏由国家负担大规模法律援助费用的经济实力，不可能立即采纳瑞典丹麦模式。其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不应当长期将法律援助局限于特定社会阶层的少数人，相反地，应当逐步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以更大范围地保障人权，特别是更好地保障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人权，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这也不是英美模式可以解决的。权宜之计就是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同时辅之以动员社会力量，取得社会各界人士的慈善捐助。这样既体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原则，又有助于解决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问题，使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也使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变得真正有效和温情。

参考文献：

[1]、种若静：《英国司法体制分析及理论探讨》，司法部重点科研课题《中外司法行政体制比较研究》报告，中国司法网2002-6-8

[2]、（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10页

[3]、（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13页

[4]、（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罗森塔尔：《与权利》，三联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36页

[5]、段正坤：《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6]、王书君、苗存文：《法律援助主体刍议》，载《泰安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7]、肖扬：《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步骤》，载肖扬顾问、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8]、以下数据参见丛卉：《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统计分析》，载《中国法律援助》2006年第2期，第31页

[9]、参见宫晓冰：《外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第74页、132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0]、参见罗伯特。L.施潘根伯格：《美国的贫困者辩护制度》，载宫晓冰主编，杨诚、郑自文副主编：《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29-543页。

[11]、参见丛卉：《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统计分析》，载《中国法律援助》2006年第2期，第34页

[12]、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关于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调查与研究》，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2期，第69页

[13]、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2页

[14]、余建华、裘茂金：《浙江普遍建立司法救助基金》，参见《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31日第1版

[15]、洪笃凯：《关于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思考》，载《中国法律援助》2005年第5期，第35页。

[16]、宫晓冰、郑自文：《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17]、参见小查尔斯丁。奥格利特里：《对中国实施获得律师辩护建议的模式与方法》，载宫晓冰主编，杨诚、郑自文副主编：《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页。

[18]、赵永平、顾仲阳：《农村贫困人口减了一半》，载《人民日报》2005年12月7日第2版

[19]、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20]、参见莫琳。A.马洛尼：《从加拿大省级政府的视角看政府在提供法律援助中的作用》，载宫晓冰主编，杨诚、郑自文副主编：《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会团体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农民律师司法所

一、法律援助的渊源及发展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AccesstoJusticeAct）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法律服务局也被法律服务委员会所取代，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两个重要职能便是更好地控制预算和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影响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为保证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法律服务委员会设计了一套专家质量评分标准，用于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提供者要想成为签约事务所，必须获得一定的质量分数。而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则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质量，比如采用大案管理体系，与律师事务所单独签订合同，或建立专业名册制度，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办案经验的律师才能参与办案。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目前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洛克说，“法律的目的是对受法律支配的一切人公正地运用法律，借以保护和救济无辜者”。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法律援助在国内外虽有许多种内涵界定，但其实质正如肖扬在1996年第7次部长办公会上所讲的：“法律援助，简言之，就是为弱者、残者、少者、贫者提供法律救济、法律帮助，保护司法人权，实现司法公正，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从援助主体上看，法律援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例如《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5]；广义的法律援助指包括司法救助在内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间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6].即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狭义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民间组织救助三大块内容。从受援主体上看，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或残疾者提供的法律帮助，换句话说，为经济上贫穷，智能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需要法律援助帮助的人，提供免费或者减少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7].

（一）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2003年《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事务主要由各级法律援助中心承办。至2005年12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31298个，法律援助专职人员11377人，其中职业律师约5029人。1999年至2006年9月，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受理各类案件1224207件，受援人员2204403人。自1996年以来，我国许多律师事务所也同时承接法律援助事务，《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更是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规定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近年来，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迅速增长。据统计，1999年，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91726件，2005年迅速增长到253665件，年增长率达到了25%；1999年受援人数为190545人，2005年增长到433965人，年增长率达到了18%.

狭义法律援助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发展中所遇到的弊端和困惑。第一，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整体水平不高。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布局采取了量化的办法。例如在荷兰，政府要求保证申诉人1小时内能够到达最近的一个法律援助机构，5公里之内就应该有一个机构可以受理申请。再比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法律服务公司，其大部分工作就是促使为每1万个穷人提供2个律师，以使美国各地都有法律援助9.而在我国，截至2005年底，尚有200左右的县、市（区）没有律师，全国每10万人才分享1名法律援助专职人员提供的服务，每24万人才分享1名职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在财政经费方面，西方国家每年大都会划拨巨额财政用于法律援助，例如英国与荷兰法律援助的年度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英国的法律援助开支是全世界最高的，约合每人30英镑，丹麦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5%.南非的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拨付，2005年的法律援助经费合计人民币4亿5千万元左右，而当年南非全国总人口约4千余万，人均拥有法律援助经费近10元。而我国2005年度各级财政用于法律援助的拨款总额为26220万元，以我国12亿人口为基数，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1元。

第二，我国国内个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财政上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也相对较为充裕，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以2005年为例，广东省用于法律援助的总经费超过了3000万元，山东省首次超过了2000万元，浙江、江苏也均超过了1500万元，河南、上海、重庆、辽宁、北京、福建的法律援助经费均超过了1000万元，上述10省法律援助经费总和占到了当年全国法律援助总经费的61.3%，而中西部很多省份当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总额只有两三百万元。

第三，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高。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专家罗伯特。L.施潘根伯格认为，“没有至少为成本提供补偿，不存在来自法庭指定的没有数量限制的案件的压力的保证，私人职业律师中除了那些最没有经验的或最不合格的律师外，可能会一起放弃为贫困者提供辩护”[10].据统计，2005年全国12万名专兼职律师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8299件，人均不到1件，相当多的律师并未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对法律援助工作来讲是一种资源浪费。第四，律师办案补贴增长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全国尚有部分地区没有出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或者制定办案补贴标准，仍有相当多的地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律师办案费用补贴机制不一是重要原因。几乎所有地方的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均是按照每案一定数值发放补贴，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案件所发生的费用采取的是“实报实销”的办法，实际发生的费用可能要高于办案成本[11]，这样就造成了许多律师自己贴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局面，加之中西一些地方办案补贴更本无法到位，大大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最后，法律援助的社会捐助和行业奉献未能持续有效深入开展，法律援助资金过分单纯依赖于财政拨款。一些地方挤占、挪用、截留法律援助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12].

（二）司法救助的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罗马法中称之为“穷人规则”（poolpersonrules）13.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开始关注国际司法救助问题，1896年制定的《海牙民事诉讼程序公约》中就专门涉及到国际司法救助的问题，该公约历经修改，最终于1980年被《国际司法救助公约》所取代。

我国当前的司法救助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司法阳光工程，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新中国最早的关于司法救助的法律文件始于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我国诉讼法中有关诉讼费用“缓、减、免”方面的规定，也是司法救助的体现。近年来，伴随着“和谐司法”、“司法为民”等理念的提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纷纷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司法救助为弱势群体服务，如何通过司法救助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这两个规定的颁布，对规范司法救助工作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8月14日公告施行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更是对司法救助进行了里程碑式的发展，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凭一张欠条就可以直接到法院打劳资纠纷官司，这在要求仲裁前置的时代是不敢想象的。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草案）》，该办法将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办法》专章规定了司法救助的主体、条件等内容，其中对减免诉讼费用分别规定了具体的适用情形。

司法救助在立法体制上得到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司法救助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司法救助领域单一、手段单一。我国当前施行的司法救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诸如当事人对诉讼文书的复印、执行阶段的救助等方面较少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全面性。第二，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并未完全建立，地域差距明显。司法救助专项基金是为救助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我国到目前为止，东部沿海省份关于司法救助专项基金的发展势头良好，截至2006年12月，浙江102个法院已经全部建立了司法救助基金，全年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缓、减、免收诉讼费2917.96万元14.但许多中西部地区的法院并未起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施行。第三，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之间缺乏联通性。在施救主体上，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因此在申请手续、申请材料等方面，两者缺乏相互之间的承认，受援人如果想要获得救助和援助，便要提出两份不同的申请材料，分别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援助的本意。第四，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存在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当在或上诉时提交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但在实践中，求援的当事人大多来自农村，有的是外来打工人员，让他们去相关部门开具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存在困难。况且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并未明确当事人应提供的是哪一级政府所属部门开具的证明，因此给当事人求援和司法机关施援都带来了较多困难。

（三）社会团体及法律院校救助的现状

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立法上肯定了社会团体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作用。

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方式，一般是通过设立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的方式，利用本社团资金、人员、设备、场所等条件，为本社团成员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到目前为止，我国妇联已建立其自身的法律援助组织2800个左右，全国工会已建立法律援助组织3000余个。除对个案提供指导和帮助之外，在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例如“三八妇女节”、“全国助残日”等，各级社会团体还组织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活动，积极开展宣传、法律咨询等活动。

社会团体对我国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自身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社团专门法律援助人才欠缺。法律援助是一项专业性相当强的工作，需要具备一定业务素质的人才能胜任。而我国各类社会团体中专业人才缺乏，使得在客观上影响了其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以法律援助工作开展较好的广东省为例，截至2004年，全省妇联共有144个法律援助组织，但整个系统仅有15名律师，而且大多集中在广州、深圳等发达的城市，有的地市的妇联组织则一名律师都没有，广东如此，那么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也可想而知了[15].其次，由于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欠缺，直接导致了其每年所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为208347件，其中社会组织人员承办的为5884件，仅占当年案件总量的2.8%.由于欠缺专业人才，广大社会团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形式也大多限于提供法律咨询、法律调解等，而参与刑事辩护和诉讼则非常少。再次，社会团体法律援助组织的大量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以山东省为例，2005年全省有省、市、县三级政府法律援助机构157个，但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部队、狱所等部门和单位所成立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却达883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官方法律援助机构的主导地位，而且由于社会团体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于政府，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政府的资源。最后，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专项经费或者经费有限，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我国各类法律院校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基地，是法律人才的培育摇篮。近年来，许多法律院校纷纷建立了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将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许多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非政府的力量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而且具有多种良好的社会效应[16].在国外，法学院校的学生和教员志愿参与法律援助的情况非常普遍，其组织形式在美国称之为“诊所”，在荷兰称为“法律商店”。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诊所”教育的创始人小查尔斯丁。奥格利特里认为，法学院的“诊所”教育有四个基本作用，即：“为社区贫困者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法律教学人员的一种有用的教学工具；作为法律教学人员的一种潜在资源；为学术界和学生提供了实践与认识社会的窗口”[17].近年来我国法律院校参与法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扩大，一方面将法学教育与社会实践较好地结合了起来，另一方面为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

二、农民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工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农民工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多种复杂因素。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浓厚的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等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中国自古就有“和为贵，好谦让”的民族传统，儒家思想历来倡导道德教化，反对事断于法，在封建农业的经济基础下，在天人合一的信念依托下，在德主刑辅的司法理念指导下，普通国人往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衙门面对威严的司法官，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人伦亲情的乡土社会中，诉讼无疑会破坏温情脉脉的和谐关系。“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建国以来，我国虽在立法上对农民的平等权加以了保护，但基于长期封建思想的影响，农民对平等、自由等权利意识仍然相当薄弱。

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从“一五”到“五五”共五个阶段21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方面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例如某司法厅编印了“农村普法读本”，该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

三、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等手段有力地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通过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的，强力行政权的存在使国家政权在与农民的关系中起到了威慑的作用。更为消极的是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倾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仍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机关的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思维。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的组织，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容易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出现了学者所说的“国家真空”，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一直以来是中国农村社会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的宗族势力在处理村族事务中，更多依赖家族权威而不是法律。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以宗族为核心的经济集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如何因势利导地利用农村中这一社会现实，一直以来也是我国农村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和《民事诉讼法》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都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因一方反悔而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但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的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而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

四、农民法律援助的几点思考

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农业、农村和农民”是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国家扶贫开发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我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610万，还有5000万人是没有稳定解决温饱的低收入人群，两者合计有7600多万人[18]，而这些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失地农民的境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按照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计，目前全国约有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贫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社会群体[19].随着城乡差别的扩大，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部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经有1.5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由于农村贫困人口、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较差，他们往往成为社会强势群体的侵害对象，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时代主题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民法律援助体系已经成为了现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00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建立法律援助体系；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了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中国法律援助体系建立的基本指导思想应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体系。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部分之一就是对农民的法律援助。而我国农民社会的法律援助机制的架建，在尊重历史、照顾习惯和传统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一）建设全方位、多渠道、点面结合的农民法律援助机制体系

首先，应根据各援助主体的性质和职能，有重点地为农民提供专项法律援助。①要充分发挥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我国12万律师是法律援助的主力军，要进一步完善律师办案补贴制度，努力避免办案补贴不到位和办案补贴低于办案成本的情况出现。要进一步将法律援助工作确定为律师的一项社会义务，或者通过一些行政手段，使律师严格贯彻我国《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所确定的法律援助义务。我国律师目前对法律援助义务的认识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美国的律师职业责任规范条例中规定，每名律师每年应自愿做50小时的免费工作。加州律师协会还通过决定，把5月作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月。加拿大政府则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收费标准进行了封顶限制，律师界也明确提出了律师的责任，“律师应当以低于平时的价格提供法律援助服务”[20].德国《律师法》明确规定了律师有提供民事、刑事、咨询等法律援助义务。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格兰和威尔士都有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刑事法律援助行动，用义务的方式来弥补政府经费的不足。

②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法律援助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来看，参与援助的社会团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上述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一般都通过设立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的方式，由其所属的人员对外以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的名义开展工作。囿于专业人才的缺乏，其参与援助的活动形式一般仅限于法律咨询、法律文书、非诉讼等形式，很少出现直接诉讼和刑事辩护等形式。因此要大力培养、接纳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参与社会团体的法律援助活动。

③要充分发挥法律院校在校师生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高等法律院校的教师是法学理论的探索者，完全有能力指导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实践活动。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559所（这一数字不包括独立院校以及各类法学专科院校），法学专业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合计达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法学博士研究生6000多人[21].法律专业的学生对社会实践感兴趣，有热情，如果能把这些人组织好，将对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其次，现有的专职法律援助机构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的法律援助应主动给农民以更多的关注，即变被动服务为积极主动服务。中国农民普遍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主动维权的意识不强；少数虽想维权，但不知向何处申诉或无力申诉。因而客观上农民享有的法律援助还不够普遍，以致于造成事实上法律服务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为此，当前各级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对农民法律援助的重点是有针对性地、制度化地进行法律宣传和咨询，使之成为经常性和普遍性的活动，使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得以提高，知道权利何在，如何维权。继而在此基础上，提供各种诉讼服务，帮助农民实现其合法权益。

再次，进一步完善司法救助的途径和方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专门的司法机关，应当探索如何更好的为弱势群体服务。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主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要提倡更耐心一点地倾听弱势一方的声音”。完善司法救助必须进一步更新司法理念，改革司法体制，拓宽司法救助的范围和领域，将司法救助的领域从诉讼前和诉讼中逐步拓展到诉讼终结后的执行阶段，例如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对部分申请执行人进行经济救助或救急资助等。进一步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司法救助专项基金，从而为司法救助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二）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扎根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采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式，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司法所在农村开展法律服务工作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客观的需求。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因此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方面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另一方面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关系、改善办公条件及解决办公经费，同时便于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升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意识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律援助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仅2004年，全国各地司法所就调解疑难纠纷51.7万件，协助基层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近50万件，宣讲法律近54万场次，受教育人数约2.9亿人次，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2307万次，制止群体性上访和械斗10万次[22].如果将其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2004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40982个，共有96000名工作人员为基层群众提供各类法律服务。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三）建立国家财政支持与社会慈善行为相结合的法律援助模式

纵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形式大体有两种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主要靠政府资助的独立的私人团体进行的法律援助，具体由律师协会、各种私人基金会、律师个人等进行，国家对法律援助局限于原则指导和财政支持，受援对象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特定阶层。二是以瑞典和丹麦等国为代表的，将法律援助纳入国家的福利制度体系，由国家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雇佣专门的人员进行法律援助工作，其法律援助面向全社会。在这种体制之下，法律援助作为国家的一种责任得以充分体现，但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压力相对较大。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目前难以单一照搬瑞典丹麦模式，或者英美模式。首先，我们还缺乏由国家负担大规模法律援助费用的经济实力，不可能立即采纳瑞典丹麦模式。其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不应当长期将法律援助局限于特定社会阶层的少数人，相反地，应当逐步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以更大范围地保障人权，特别是更好地保障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人权，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这也不是英美模式可以解决的。权宜之计就是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同时辅之以动员社会力量，取得社会各界人士的慈善捐助。这样既体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原则，又有助于解决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问题，使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也使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变得真正有效和温情。

参考文献：

[1]、种若静：《英国司法体制分析及理论探讨》，司法部重点科研课题《中外司法行政体制比较研究》报告，中国司法网2002-6-8

[2]、（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10页

[3]、（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13页

[4]、（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罗森塔尔：《与权利》，三联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36页

[5]、段正坤：《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6]、王书君、苗存文：《法律援助主体刍议》，载《泰安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7]、肖扬：《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步骤》，载肖扬顾问、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8]、以下数据参见丛卉：《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统计分析》，载《中国法律援助》2006年第2期，第31页

[9]、参见宫晓冰：《外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第74页、132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0]、参见罗伯特。L.施潘根伯格：《美国的贫困者辩护制度》，载宫晓冰主编，杨诚、郑自文副主编：《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29-543页。

[11]、参见丛卉：《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统计分析》，载《中国法律援助》2006年第2期，第34页

[12]、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关于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调查与研究》，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2期，第69页

[13]、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2页

[14]、余建华、裘茂金：《浙江普遍建立司法救助基金》，参见《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31日第1版

[15]、洪笃凯：《关于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思考》，载《中国法律援助》2005年第5期，第35页。

[16]、宫晓冰、郑自文：《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17]、参见小查尔斯丁。奥格利特里：《对中国实施获得律师辩护建议的模式与方法》，载宫晓冰主编，杨诚、郑自文副主编：《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页。

[18]、赵永平、顾仲阳：《农村贫困人口减了一半》，载《人民日报》2005年12月7日第2版

[19]、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20]、参见莫琳。A.马洛尼：《从加拿大省级政府的视角看政府在提供法律援助中的作用》，载宫晓冰主编，杨诚、郑自文副主编：《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2005年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2005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2002年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2004年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2005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1年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200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2003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2001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2005增长到559所，2007年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11篇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救助，是由国家通过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是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法律援助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经济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给予减、免费用的法律帮助。这一制度的建立，不但是国家对公民法律诉求的一种扶助，更是缓解转型期间社会矛盾，减轻贫富差距拉大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压力的有效方式。有效的保障弱势公民的法律诉求得到满足，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将对我国社会现状的改善起到关键性作用，将对推动我们国法治的不断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将对我国自身法治环境与现状予以极大的改善，更将对我国法学人才的教育与培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一）我国法律援助的模式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律师行为援助为辅。选择这样的模式主要是由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决定的。我国没有较多的社会援助组织，政策导向对律师事务所没有倾斜，缺乏法律援助的社会基础。

（二）资金来源

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是法律援助机构的生命之泉，没有资金支持，法律援助将不会成为一项事业，也不会对社会有所贡献。国际上普遍的做法是法律援助的费用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财政拨款；二是从律师管理费、公证业务收费以及律师协会、公证协会的会费中适量提取；三是民间捐助；四是受援者从胜诉获得的收益中返还适当部分。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也是多元的：包括政府拨款、行业奉献、社会捐助。我国有关法律只规定了在诉讼中由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用,而未规定由其承担胜诉方的律师费用,又因为提供法律援助是减免律师费的,所以可规定由败诉方承担因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用,并将这些费用的一部分作为法律援助基金。此外,由于接受法律援助的案件一般是胜诉可能性较大的案件,因此可以规定直接从胜诉所获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

（三）对象范围

《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对象和范围以及申请条件作了统一规定。

1．民事、行政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例规定了需要的民事、行政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2．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刑事诉讼中，法律援助的范围有两类：一种是公民因经济困难而享有的法律援助，另一种是不受经济条件限制的法律援助。后一类型是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就可以适用法律援助。当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四）法律援助的方式

目前，法律援助的主要有：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用；减交、免交律师费用；减交、免交公正费用。有的提出，律师费用、公证费用的缓交也应当作为法律援助的形式加以肯定。而许多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是律师则认为，法律服务费用的缓交、减交不应当作为法律援助的形式加以提倡，不少律师事务所对律师缓收或减收当事人费用的审批也是非常严格的。

三、法律援助的不足之处

（一）机构设置不规范，法律援助专业队伍力量薄弱。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存在敷衍、懈怠情绪。实践中，有不少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如办理收费案件那样态度热情、认真负责，对当事人有敷衍懈怠情绪。有的律师事务所把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案件交给新上岗或案源少、办案经验相对缺乏的青年律师，这也是影响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又一原因。现行法律援助制度分配案件时没有考虑律师的专业，这也是导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一个原因。目前，援助案件不分性质，按行政区域分派到各个律师事务所。由于各律师事务所的专业不一致，每个律师的专长和技能也各不相同，随机分配案件必然导致跨专业操作，使律师无法最大限度发挥其专长，从而影响了律师的办案质量。

（二）专项经费不足，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广东省的有些县市未能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或预算严重不足，由于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贫困县的法律援助工作有了很大改善，但没有列入财政转移支付的经济欠发达市、县法律援助不足。

（三）法律援助规定执行涉及多部门，一些政策难以落实到位。

例如，在执行《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过程中，个别基层法院对应该允许受援人缓交诉讼费的，人为设置障碍，有的甚至以种种理由不执行该规定；在执行九部委《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的意见》过程中，部分工商、房产主管等部门在提供法律援助案件取证等程序所涉及的行政服务时，收取200元以上的查询、保密费，超标准收费造成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成本高”。几乎所有地方的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均是按照每案一定数值发放补贴，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案件所发生的费用采取的是“实报实销”的办法，实际发生的费用可能要高于办案成本，这样就造成了许多律师自己贴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局面，大大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有些律师为减少成本支出而忽略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从而降低了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影响到受援人的利益。

（四）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偏窄。

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和未成年人,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尽管《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判阶段均可以(而不是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实际上这种情况所占的比例很低。

在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六条事项。(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4)请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扶养费的;(5)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6)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这样的范围是很窄的，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公民在诉讼中获得法律援助的比例是很小的。大量的案件的案件需要法律援助却得不到法律援助。

四、改进的建议

（一）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各地为民办实事项目，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法律援助条例》，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各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加强领导，加大投入，确保条例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各级政府将法律援

助机构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成为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为民办实事的窗口；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列入每年的执法检查或专题审议计划，推动各级政府认真落实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

加强法律援助专职队伍建设，充实接待、办案力量。根据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需要，配备专职律师。专业人员不足的，面向社会招录或从司法行政机关选调。新调进或录用人员应具备法律执业资格。建立统一的法律援助服务标准，保证规范化运作，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完善法律援助案件指派制度是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措施案件指派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在组织机构内部法律援助人员保质保量完成自身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同时，将剩余的其他案件指派给社会律师承办，以减轻自身办案压力的过程。案件指派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案件办理质量和受援人切身利益。指派给社会律师的案件太少，就会加大自身工作压力；反之，则会使社会律师负荷过重。因此，要积极探索和建立案件指派制度，充分考虑双方的承受能力。为保证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真正落到实处，还要积极探索法律援助最低义务量制度，可以允许律师以出资相抵或值班接待等方式转移承担义务。在具体指派时，应充分考虑各类法律服务机构的执业性质和承办律师的专业特长，做到分案科学、指派到位，保证法律援助办案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

（二）采取多渠道、多措施加强法律援助经费投入法律援助经费是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又是发展中国家,援助经费极其匮乏。为此,在援助经费上可采取以下措施解决经费不足问题。

1.财政拨款。目前,财政拨款是解决我国贫困群体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的主要方式。在拨款方式上,应根据我国各行政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由司法部会同人民代表大会,科学界定贫困群体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改变简单套用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做法。达到该标准的地区,由法律明确规定由同级财政拨付。未达到该经济标准的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同支付。

2.费用分担。如果受援人的收入高于经济困难标准,但又不能完全承担诉讼费时,可以采取由当事人承担其有能力承担部分,不足部分可以申请获得法律援助。

3.社会捐助。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全国性的贫困群体法律援助基金会,一些省、市、自治区也设立了法律援助基金。这些基金的汇集将有利于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实现

社会对法律援助的责任。

（三）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与扶贫济困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一是要把法律援助作为司法救助体系的重要内容，纳入社会救助体系，统一谋划，有所侧重。二是加强司法行政、法院、检察和公安机关、工商、房产、土地等国家行政机关要相互支持、密切配合，要在探索建立相关法律咨询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的对口衔接，逐步建立法律援助各环节的管辖权互通、审查互免、办理互惠、案件撤销互告机制，方便群众诉讼。三是督促法律援助机构要改进工作作风，主动介入，超前服务，对《条例》规定的范围和对象，建成信息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法律援助质量。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国家财政还不能负担大规模法律援助费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应当长期将法律援助局限于特定社会阶层的少数人。相反地，应当逐步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以更大范围地保障人权，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在经费方面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同时辅之以动员社会力量，取得社会各界人士的慈善捐助。这样可以使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更快更好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法律援助制度。

（四）提高法律援助覆盖面的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12篇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2005年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2005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2002年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2004年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2005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1年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200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2003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2001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2005增长到559所，2007年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13篇

主题词：法律援助 服务质量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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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法律援助是司法行政机关改善民生、服务民生的一项“民心工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事业的生命线，关系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法律援助制度法治、平等、公正等基本价值的实现，随着法律援助的不断宣传和普及，法律援助已逐渐被人们了解，受援的当事人对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是当前法律援助工作者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一些地方给法律援助下达目标和任务，着重从法律援助的数量来考核法律援助工作，导致了法律援助机构追求法律援助的数量，而忽视了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影响了法律援助的健康发展。

法律援助中心承担了法律援助接待咨询、受理、审查、指派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案件信息的录入及法律援助的指导、管理等工作，有限的人员只够忙于应付日常事务，对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就缺乏足够的、有效的监督。

法律援助工作者法律知识不够熟练。不能很好地将法律知识运用到法律援助案件中，在案件办理中，致使定性不准、适用法律关系错误，从而影响了法律案件的质量。法律援助工作者还缺乏专业知识，办好一个案件除必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心理、医疗等方面的知识和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如医患纠纷这些年逐渐增多，而从事这块的专业的法律援助人员少，擅长打医疗官司的律师又不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类案件的质量。

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贯穿案件的始终，从法律援助的受理、当事人的见面谈话、调查取证、出庭等方方面面，都涉及法律援助服务案件质量，必须重视。有的法律援助工作者对简单案件的，没有从全方位来考虑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单凭自己的经验来办理，与援助当事人见面交谈少，风险告知简单、调查取证不够仔细，庭前审查证据流于形式，导致准备不充分、仓促上阵，临时出庭、临时辩护。如果法律援助工作者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都会影响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甚至导致援助当事人投诉。因此，强化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法律援助责任意识教育，不论简单或复杂的案件，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都要认真负责，心中都要树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责任认识，杜绝重形式、走过场、敷衍了事的现象。

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普遍低，一些案件的补贴费不够承办人的交通费、证据的复印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律援助工作者办案的服务质量。

根据以上存在的现象和原因，为了使法律援助这项民心工程健康发展，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一是建立以基层司法所为补充的法律援助队伍。基层司法所直接面向城市街道、农村，法律援助是司法所的一项重要工作，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工资收入有保障，不像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人员靠服务的案件来生存。因此，应把基层司法所的人员全部纳入法律援助队伍中，鼓励司法所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二是建立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是指在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中执业的律师，是法律援助机构的正式工作人员。他们与社会律师的区别是有工资收入，不靠办案收费生存，他们的职责就是为受援人服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避免社会律师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对法律援助案件敷衍、不负责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

法律援助中心是法律援助的管理和指导机关，法律援助中心应定期开展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工者参加的以法律援助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为内容的教育和培训，严肃法律援助的各项制度和纪律。

1、建立质量评估制度

法律援助机构定期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集中评估，对具体案件作出优秀、合格、不合格的评定，对不合格的案件，对评估一件不合格的案件，由法律援助承办人作出书面意见，二件不合格的，给予法律援助承办人告诫，三件不合格的，取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资格。

2、加强案件过程的监督

首先一次性告知。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受援人和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的权利义务和监督电话等；其次跟踪办案进程。法律援助中心由专人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向受援人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三是建立承办人员报告制度。承办人员在开庭前或定期就证据收集情况、（或辩护）的主要观点、案情分析意见等内容向法律援助中心报告；四是出席旁听审理。每月有计划地随机抽查部分案件参与旁听，通过个案的有效监督普遍的警示作用；五是建立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对在受理群体性法律援助案件、有较大影响的疑难、复杂法律援助案件，实行案件集体讨论，对案件进行分析研究，在分析研究中准确确定案件当事人主体、法律关系、法律的适用，确定承办方案，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3、注重办结案件管理

一是审查案卷。查看卷中材料是否齐全、谈话笔录、调取证据是否符合要求，起（上）诉述、答辩状、词、辩护词等法律文书使用法律是否正确等；二是回访当事人。采用案件质量跟踪卡、法律案件回访单等形式，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的办理程序、服务质量、事实认定、应用法律等问题向受援人征求意见和进行跟踪监督；三是走访案件的承办机关。定期走访听取他们对法律援助承办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办案质量。

为充分调动法律援助人员注重法律服务质量的积极性，法律援助机构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定标准，法律援助机

构建立案件补贴与案件服务质量挂钩的办法。根据案件办理情况，对承办人员的办案质量进行评估，确定优秀、合格、不合格的质量等级。对质量不合格的法律援助案件下调案件补贴40％，对质量优秀的法律援助案件上调案件补贴30％，用质量评比和奖励处罚制度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法律援助机构要定期对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通报，结合法律援助案件检查评比的结果，服务质量好的案件，予以表扬；对服务质量不好的案件，予以通报批评，责令法律援助人员提出书面的整改措施，防止再次发生。

法律援助机构应从案件的受理、办理的程序、与当事人的交谈技巧和语言、怎样进行风险告知、证据的收集审查及法律知识对法律援助人员进行专业的业务培训，培训的方式要多样化，注重实际效果。

承办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违纪违规情况而被投诉的，法律援助机构逐一查清事实，并及时向投诉人反馈信息。凡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违纪违规、严重不负责任，使受援人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14篇

一、法律援助制度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它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得以实现，对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目前已被在世界上140个国家所接受，并作为一项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载入了《世界人权公约》，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法律建设的日臻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亦更加完备和健全。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大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到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大到预防性服务，法律援助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对本国公民必须承担的一项国家责任。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4年，1995年11月9日，我国首家政府投资设立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业务的律师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1996年7月，司法部成立了国家法律援助中心，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也获准成立。1996年后陆续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继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基本原则和框架作出了明文规定。司法部于1997年5月颁布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最高法院、司法部1997年5月下发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1999年4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7月，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7月，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此外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方也出台了各自的法律援助试行办法。至上半年，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5000多个。

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追求，或者说，其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其理论根据有如下几点：第一，出于人道主义和慈善的理由，需为社会中的弱者和穷人提供法律服务。历史地看，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也是各种社会集团权力斗争和利益平衡的产物。现代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更是集中体现了保护弱者以对抗力集团，保护公民社会利益而限制政治公权的价值取向。第二，提供这种服务，是为保证司法机器的恰当运行、实现司法公正所必不可少。在法治国家，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护皆有赖于司法途径（即司法救济），则司法公正是至为重要的。司法公正的内涵是以正当程序达成实质正义，正当程序包括了两个基本点：任何公民都有依其需要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和诉讼中当事人地位的实质平等。法律援助制度正可成为支撑正当程序的基石，诉讼费用的援助消除了阻滞贫困公民向法院起诉的障碍，律师援助创造出当事人地位实质平等的结果。第三，法治国家里，公民的平等权首要的和集中的表现为法律面前的平等，即平等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当今世界各国宪法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法律援助待遇在分配上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平均，但各社会成员在享受这种待遇的机会和权利上呈现着显著的机会均等和利益均享，如任何一位社会成员，当其无力支付聘请律师费用而又需要律师帮助时，都可以均等地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和权利，而这种将相对稀缺的律师服务资源从高收入阶层转到贫困者身上的过程，也就是公平分配社会权利资源而实现“福利国家”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过程。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只是刚刚起步，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法律援助主体力量不足，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000万。如果按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0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按万分之三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有3万多件。另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调查结果，我国残疾人6000万，按1‰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18万件。另外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约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9240万，按1‰计法律帮助，有9.2万多件案件需要办理。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有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因为以上的计算比例可能大大低于世界的比例，绝大多数的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件-2件案件计，现有10万多名律师只能办理10万-21万件案件。可见，法律援助的现实是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根据《律师法》和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的通知》的规定，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 者。目前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组织形式包括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和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律师无疑是提供法律援助的主要力量。但是，律师在提供法律援助中存在以下问题：专职的法律援助律师少；普通律师缺乏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总体上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由于律师力量不足，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工作跟不上，受援率较低，只有65%。总之，供需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

2、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司法救助范围的倾向。

因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够具体明确，加之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司法理念不一，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滥用司法救助，对一些不够司法救助条件的当事人适用司法救助，诉讼费实行减、缓、免的比例过高。二是限制司法救助，一些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本应当得到但没有得到司法救助，造成制度的虚置。另一方面，对于受援助者的条件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实际上就大大限制了受援者的范围，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

3、法律援助的经费短缺，人民法院负担过重。

关于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各国无一例外地都由政府拨款支持这一事业。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主要是政府行为，原则上应由各级政府纳入年度财政开支预算，每年拨出专项援助经费，以体现国家对受援者承担的责任。法律援助又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可以考虑设立一项专门用于法律援助的基金，接受社会上热心此项事业的公民和单位的自愿捐助，包括国内外的捐助。此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从律师协会的会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法律援助基金，以体现律师协会对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但是，由于中国还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国家财政压力很大，所以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国内还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社会捐助机制，社会捐款助的途径还不通畅，尽管一些援助机构能够从国外基金会获得一定的资助，但是国外资金的不稳定和不充足性，使得靠国外的资金来源只能是权宜之计。因此，各法律援助机构，尤其是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大多都面临着经费严重不足的局面。法院收取诉讼费用是国家财政行为，诉讼费用的收取可以弥补国家财政为办理案件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目前，法院的各项审判设施都逐渐进入更新换代期，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难免导致法院办公经费与司法救助之间产生互为消涨的关系而影响了司法救助制度应有作用的发挥。

4、立法滞后，现有制度操作性不强。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主要规定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最高法院、司法部的几个通知等，表现为形式分散，不甚集中，较为凌乱，操作性不强，而没有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如《法律援助条例》的受援对象是公民，而最高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的受援对象是当事人，受援对象是否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明确。再如，最高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第2条要求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从实际情况来看，当事人既然向法院起诉，当然认为自己的案件符合有关条件，然而是否如此最终需要立案法官进行判断。可是一般而言，案件事实情况，只有经过开庭审理法官全面掌握了案件证据情况之后才能确定，要求法官在案件受理环节就作出当事人是否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判断，过于苛刻，缺乏合理依据。第4条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据材料。”在审判实践中，因为对救助范围的11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应提交什么样的证据材料，应由哪一级部门出具证明材料，是民政部门出具，还是所在地的办事处、乡镇出具，或是单位出具？没有详细的规定，所以不好把握。

除以上几点之外，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面临着许多外部问题，尤其是政府部门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普通老百姓对于法律援助服务的具体内容也并不真正了解，甚至社会舆论对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仍有偏见。

三、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理性思考。

1999年通过的中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通过的中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援助制度要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确保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在实现法治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应当制定法律援助法，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期对制定法律援助法有所裨益。

1、法人和其他组织、外国人应列入法律援助的对象，拓宽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

法律援助的对象，作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和实际享受援助受援主体，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援助对象包括哪些人的问题，西方社会不论采用哪一种法律援助制度模式的国家，几乎都将援助对象限制在公民或自然人的范围内，法人和社会组织一般不能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法人能否成为受援对象的问题，立法不是十分明确，而我国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援助对象只限制在自然人的范围；有人主张援助对象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其理由是第一、从完善诉讼民主机制，确保司法公正，以及化解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角度看，有关问题所涉及对象主要还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第二、现实社会中，既存在严重经济困难，又急需法律援助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并不鲜见，其数量和困难程度也不低于自然人。第三、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法人作为司法救助的对象，有先例可循。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定阶段针对特殊的案件，做出过司法救助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3月17日法函（）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减收积压房地产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的请示〉的函》，同意到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这类案件的司法救助对象大都为各商业银行等法人。对于外国人、无国籍人能否成为法律援助对象的问题，学者也有不少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是自然人，不论其是何国度的，只要在居住国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帮助，并符合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都应当成为被援助的对象；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就共同的法律援助制度来说，只有某一国家自己的法律，才能承担对本国公民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外国人、无国籍人不应不分条件、不加区别地一律成为某国家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很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对于外国人是否可作为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这一问题比较复杂。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对刑事案件被告人中经济困难的外国人给予法律援助，因为这涉及到我国刑法的公正实施问题；对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外国当事人，如系经济困难的，则应由其所属国籍的国家提供法律援助费用，或者由两国签订了法律援助的司法协助协议相互减免有关费用。”⑦笔者认为，对于无国籍人，从人道主义出发，只要他居住在我国，符合我国法律援助的条件，应视其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

2、采用属地主义标准，完善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

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即对于如何确认援助对象的标准，世界各国由于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法律援助立法上的差异，对法律援助对象的确定标准有所差异。但共同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经济标准，即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必须达到法律所规定的贫困线（即低于该国或当地政府确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二是案情标准，即申请人确实有提出诉讼的理由，而且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权利已经受到侵害或者正在受到侵害在对第二个标准进行审查时，各国均趋向于不能过分严格，不能要求法律援助申请人须有绝对胜诉的把握。即使也有败诉的可能，也就提供法律援助。在美国，凡是收入在贫困线的125%以下，均可申请法律服务公司给予民事法律援助。对刑事被告，所有可能被判刑的，未聘请律师，公设辩护机构都要向其提供法律援助。在英国，民事法律援助比刑事法律援助的审查标准更为严格。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者必须经过资力调查和案情调查。资力调查中，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扣除所得税后的”收入和“可自由动用的”资本低于规定的标准。案情调查中，申请者必须“基于合理的理由参与诉讼程序”，并且不能“在该案的特定情形下不合理地接受法律援助”。我国没有法律援助的统一立法，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地方确定法律援助对象，所遵循的原则和标准有较大差异。从广州、上海、武汉、北京这四个法律援助工作起步较早，成绩较大的大城市的经验来看，各地确定法律援助对象也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求申请人须为经济困难的公民，二是要求申请人须为已经立案的案件当事人（非诉讼案件除外）。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如何来确定具体的援助对象，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认定援助标准的冲突。一种是“属人原则”，以广州市为代表。即以公民的户口所在地和居住地为标准来确定援助对象。另一种是所谓的“属地原则”，以武汉市为代表。即以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发生地为标准来确定援助对象。笔者将二个标准进行比较，认为属地主义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属人主义有其局限性。第一，属人主义具有浓厚的地方本位色彩，而这种地方本位色彩所表现出来的狭隘性，与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以及保障公民法律服务权利的平等，消除公民由于经济困难而导致的法律服务权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基本宗旨是相违背的。不仅如此，这种标准确立的结果，必然导致法律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第二，属人主义的标准与目前异地交往增多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客观情况也不相吻合。随着人员流动的增大，诉讼和非诉讼事务的发生，往往都不在当事人的户口所在地。以属人原则为标准来确定援助对象，必然使大量急需法律援助的非本地居民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第三，属人原则将造成较大的浪费。因为以属人原则来确定援助对象，如果涉及本地居民在外地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援助，异地办案必然造成较大的经济花费，这也不利于有效地节约援助资金。实行属地原则，有利于国家节省人和力、物力。第四，当前由于人口是由农村流向城市，流向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总的说来，实行属地原则，城市和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对非本地人的援助要多些，这是扶贫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第五，外地人员到本地来务工，是对本地的发展作贡献，他们遇有需要法律援助的情形，理应依法为他们提供好的法律服务，优化务工环境。在实行属地主义原则中，如何确定“经济困难”的标准是关键。笔者认为，凡当事人有家庭负担的，按其家庭成员经济居住地的标准，如果没有家庭负担的，按其家庭成员经济居住的标准来确定是否无力支付律师费用。实行属地原则，不应当以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去衡量外地当事人经济是否困难。

3、规定法律援助的机构为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机构，明确法律援助的机构的性质。

《法律援助条例》第5条规定：“直辖市、设区的市或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并规定了其主要职责。但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和组织结构没有明确规定，立法的不完善，导致法律援助机构在设置及运作过程中缺乏法律依据，性质不同，模式不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存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实践中存在三种模式。一是代表各级政府的法律援助管理型机构，如1997年5月26日成立的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及各地司法局下属的法律援助中心。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职责包括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援助规章制度、中长期发展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协调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事宜等。江苏、广西等将法律援助机构确定为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二是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机构，如广州市成立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隶属司法局，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广州市的法律援助工作。该机构既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机构，又是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实施机构。三是各地律师协会成立的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如武汉市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主要是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机构，实施法律援助的具体机构是各律师事务所。此外，司法部还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与“12348”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合署办公。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也比较可行。(1)为保证那些影响较大、案情复杂，耗费时间长的法律援助案件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须由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直接办理。因此，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年月有一批不但业务精，而且没有后顾之忧的公职专家队伍来承办这些案件；(2)各地原来占国家编制的律师事务所中，已经逐步转变为不占国家编制的律师事务所，空下来不少编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公职律师队伍不需另外再增加编制，不会向国家精简人员的精神矛盾；(3)近几年，我国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增长较快，涌现出一大批愿意拿国家薪水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法律专业人员，从而使建立公职法律援助队伍和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直接办理部分法律援助案件成为可能；(4)法律援助机构拥有一批公职律师并直接办理部分法律援助业务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做法，如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援助署，美国的联邦法律服务团及联邦和各州的公设辩护机构。

4、扩大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规定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的责任形式。

关于法律援助主体的界定问题，国外有两种基本做法：一类是只有律师或专门的法律援助机关从事法律援助。又可细分为所有的律师均有义务，如德国；只有专门从事法律援助的机关才有义务，而其他律师只凭自愿参加，如日本、英国及瑞典等北欧国家。另一类则除了专门的法律援助组织外，还包括其他非营利组织，兼职律师事务所（即正常营业外也从事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比较而言，第一类有利国家调控，但对国家拨款依赖相对较大；第二类则能广泛利用社会力量进行法律援助，缺点是国家的调控能力不如第一类国家。而从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来看，各地法律援助主体皆有各自特点，如广州成立由市政府财政拨款并由专职律师组织的法律援助中心；上海浦东规定所有律师每年至少承办1件法律援助案，费用由律师事务所自行承担；郑州由各律师事务所自行制定并实施法律援助计划；武汉大学成立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等等。这些援助主体都有着各自鲜明优势和特色，在我国目前经济欠发达，国家财政难以承担一切法律援助费用的情况下，走援助主体多元化道路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中，也将法律援助主体的范围界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其他团体、组织、学校的志愿者等。但《通知》对具体形式、权利、义务等缺乏相关规定。我国目前法律援助的巨大需求和律师和现状也决定了法律援助的主体不能局限于执业律师。对于全国13亿人而言，我国现有的10多万律师，仅折合10多万人中拥有一个律师，再加上律师分布与法律援助需求并不呈正比相关分布，更加剧了供求矛盾。

综上所述，我认为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及责任形式应为：（1）、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由国家财政支付其工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费用皆由国家财政负担；（2）、合作、合伙开业的执业律师，规定律师事务所每年应承担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定最低数量，法律援助中心补贴其适当比例的费用（3）、从事法律援助的非营利机构及志愿者，应由法律援助中心核准成立，工作人员可以从当地声誉好的退休司法官员、法律院校师生、其他志愿者中选取，法律援助中心可以解决其适当比例的经费开支；（4）、加快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建设，目前北大、武大、复旦、华政、中南等院校都成立了学生法律援助组织，但均有待进一步引导规范。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应在法律援助中心登记，并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导监管。

5、多渠道筹集法律援助的资金，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

法律援助是从经济上的帮助入手，以达到保护公民的诉权，使其能够公平地得到司法救济之目的的一种法律制度。这一制度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是经济来源——即资金。法律援助制度既然是关系到全国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够平等地、切实地得以实现的一项广泛的社会法制保障建设工程，某经费来源就应当多渠道、多层次筹措，仅由某一方或某一层次来解决，不仅不现实，而且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国外适合我国实际的一些成功作法，解决我国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1）、政府财政支持。政府的财政投入都是其中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原因是法律援助作为对社会弱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扶持，本质上是现代法治国家应承担的一种国家义务，况且财政投入拨款列入国家预算，受法律保障和财政机关的监督，其投入和运作具有稳定性、可靠性等其他资金来源无法比拟定之优点。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将政府拨款列为主要资金来源，但未作具体规定。因此我国应考虑有关法律援助中政府财政支持的具体方式和途径。笔者认为政府给予经费支持可以有多种方式：第一，财政拨款。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拨款应拨付法律援助专款，主要用于扶持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工作，以保证全体公民平等地享有最低标准的法律援助。第二，政策上的支持。规定律师交纳的税收的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加拿大规定的比例为75%）；对社会各界用于法律援助的捐款给予免税的优惠及其他相关的鼓励政策，如特许发行法律援助的等；制定相应政策，允许法律援助机构对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受援人收取一定数额的费用等。

（2）、受援人分担费用和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费用。第一，受援人分担费用。这一措施的实质是，就涉及经济方面的援助案件而言，国家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帮助某些当事人“讨回了公道”。当事人也据此获得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收益。收益人应当从自己所获得的钱财中拿出一部分，以偿还部分法律援助费用。根据受援人经济状况，采取受援人分担费用提供法律援助是各国的通行做法。但受援人因败诉、或胜诉但未因此而获得经济收益时而免于分担费用，我国也应由财政部门、物价管理部门制定有关政策，让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受援人根据自身能力分担费用。该费用享受有关税费优惠政策，纳入整体法律援助的经费管理中，专用于办案。第二，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费用。在香港地区，受援人若在民事诉讼中胜诉，败诉的对方当事人被法院裁定必须支付受援人的费用，并且将赔偿金缴到法律援助署中，受援人已经支付的分担费用就可以被发还。在瑞典，当受援人胜诉时，对方当事人通常有责任偿还其全部的法律援助费用，其中包括依照法律规定应由受援人承担的费用分担。最高法院、司法部下发《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办案必要开支，受援方列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判决由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此项规定的落实，将大大减少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压力。

（3）法律服务行业的奉献。在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过程中，法律服务业负有特殊使命。表现为：要求法律服务者个人提供一定量的无偿法律援助义务，也可准许法律服务者用捐赠资金的方式来代替免费服务；法律服务机构组织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等等。

（4）社会支持。社会力量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有多种方式：第一，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个人、组织、团体直接向法律援助基金会捐款。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已于1997年5月26日正式成立。各省、市、自治区也可根据本地区条件依法设立各省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地（市）、县也可视各地的情况，设立相应的组织。基金会的基金用途是，在保证基金会本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基金的增值部分，来资助符合基金会宗旨的活动和事业。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目前接受社会捐赠的范围仅限于境内，不得接受国外、境外的捐赠。显然该规定已不符合社会发展和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允许接受国内外的有益于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第二，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联络一些基金会以及拥有经费的民间组织或社团组织设立某些特定项目的法律援助，如残疾人、消费者、外来务工人员等。第三，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法律援助，就如同爱心助学，将需要援助的案例刊登于报纸，寻求捐款。

（5）司法保险。可借鉴意大利和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挪威等国推行的诉讼保险制度，即公民个人预料到将来可能介入诉讼纠纷，在还没有发生诉讼纠纷前，每月或每年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司法保险费用，一旦将来发生诉讼事项，便可通知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包括聘请律师费在内的一切诉讼费用。在司法保险的法律关系中，保险公司成为法律援助资金的相对承担者，从而减轻国家负担。

6、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处理好司法救助案件。

如何让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能打官司，打得起官司，并且最终能够保证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法官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公正、高效地处理好司法救助案件。

法律援助论文范文第15篇

一、法律援助制度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它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得以实现，对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目前已被在世界上140个国家所接受，并作为一项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载入了《世界人权公约》，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法律建设的日臻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亦更加完备和健全。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大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到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大到预防，法律援助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对本国公民必须承担的一项国家责任。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4年，1995年11月9日，我国首家政府投资设立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业务的律师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1996年7月，司法部成立了国家法律援助中心，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也获准成立。1996年后陆续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继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基本原则和框架作出了明文规定。司法部于1997年5月颁布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最高法院、司法部1997年5月下发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1999年4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7月，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7月，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此外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方也出台了各自的法律援助试行办法。至上半年，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5000多个。

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追求，或者说，其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其理论根据有如下几点：第一，出于人道主义和慈善的理由，需为社会中的弱者和穷人提供法律服务。历史地看，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也是各种社会集团权力斗争和利益平衡的产物。现代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更是集中体现了保护弱者以对抗力集团，保护公民社会利益而限制政治公权的价值取向。第二，提供这种服务，是为保证司法机器的恰当运行、实现司法公正所必不可少。在法治国家，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护皆有赖于司法途径（即司法救济），则司法公正是至为重要的。司法公正的内涵是以正当程序达成实质正义，正当程序包括了两个基本点：任何公民都有依其需要向法院的权利和诉讼中当事人地位的实质平等。法律援助制度正可成为支撑正当程序的基石，诉讼费用的援助消除了阻滞贫困公民向法院的障碍，律师援助创造出当事人地位实质平等的结果。第三，法治国家里，公民的平等权首要的和集中的表现为法律面前的平等，即平等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当今世界各国宪法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法律援助待遇在分配上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平均，但各社会成员在享受这种待遇的机会和权利上呈现着显著的机会均等和利益均享，如任何一位社会成员，当其无力支付聘请律师费用而又需要律师帮助时，都可以均等地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和权利，而这种将相对稀缺的律师服务资源从高收入阶层转到贫困者身上的过程，也就是公平分配社会权利资源而实现“福利国家”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过程。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只是刚刚起步，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法律援助主体力量不足，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000万。如果按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0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按万分之三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有3万多件。另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调查结果，我国残疾人6000万，按1‰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18万件。另外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约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9240万，按1‰计法律帮助，有9.2万多件案件需要办理。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有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因为以上的计算比例可能大大低于世界的比例，绝大多数的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件-2件案件计，现有10万多名律师只能办理10万-21万件案件。可见，法律援助的现实是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根据《律师法》和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的通知》的规定，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 者。目前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组织形式包括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和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律师无疑是提供法律援助的主要力量。但是，律师在提供法律援助中存在以下问题：专职的法律援助律师少；普通律师缺乏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总体上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由于律师力量不足，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工作跟不上，受援率较低，只有65%。总之，供需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

2、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司法救助范围的倾向。

因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够具体明确，加之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司法理念不一，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滥用司法救助，对一些不够司法救助条件的当事人适用司法救助，诉讼费实行减、缓、免的比例过高。二是限制司法救助，一些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本应当得到但没有得到司法救助，造成制度的虚置。另一方面，对于受援助者的条件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实际上就大大限制了受援者的范围，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

3、法律援助的经费短缺，人民法院负担过重。

关于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各国无一例外地都由政府拨款支持这一事业。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主要是政府行为，原则上应由各级政府纳入年度财政开支预算，每年拨出专项援助经费，以体现国家对受援者承担的责任。法律援助又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可以考虑设立一项专门用于法律援助的基金，接受社会上热心此项事业的公民和单位的自愿捐助，包括国内外的捐助。此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从律师协会的会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法律援助基金，以体现律师协会对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但是，由于中国还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国家财政压力很大，所以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国内还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社会捐助机制，社会捐款助的途径还不通畅，尽管一些援助机构能够从国外基金会获得一定的资助，但是国外资金的不稳定和不充足性，使得靠国外的资金来源只能是权宜之计。因此，各法律援助机构，尤其是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大多都面临着经费严重不足的局面。法院收取诉讼费用是国家财政行为，诉讼费用的收取可以弥补国家财政为办理案件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目前，法院的各项审判设施都逐渐进入更新换代期，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难免导致法院办公经费与司法救助之间产生互为消涨的关系而影响了司法救助制度应有作用的发挥。

4、立法滞后，现有制度操作性不强。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主要规定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最高法院、司法部的几个通知等，表现为形式分散，不甚集中，较为凌乱，操作性不强，而没有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如《法律援助条例》的受援对象是公民，而最高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的受援对象是当事人，受援对象是否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明确。再如，最高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第2条要求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从实际情况来看，当事人既然向法院，当然认为自己的案件符合有关条件，然而是否如此最终需要立案法官进行判断。可是一般而言，案件事实情况，只有经过开庭审理法官全面掌握了案件证据情况之后才能确定，要求法官在案件受理环节就作出当事人是否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判断，过于苛刻，缺乏合理依据。第4条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据材料。”在审判实践中，因为对救助范围的11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应提交什么样的证据材料，应由哪一级部门出具证明材料，是民政部门出具，还是所在地的办事处、乡镇出具，或是单位出具？没有详细的规定，所以不好把握。

除以上几点之外，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面临着许多外部问题，尤其是政府部门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普通老百姓对于法律援助服务的具体内容也并不真正了解，甚至社会舆论对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仍有偏见。

三、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理性思考。

1999年通过的中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通过的中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援助制度要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确保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在实现法治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应当制定法律援助法，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期对制定法律援助法有所裨益。

1、法人和其他组织、外国人应列入法律援助的对象，拓宽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

法律援助的对象，作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和实际享受援助受援主体，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援助对象包括哪些人的问题，西方社会不论采用哪一种法律援助制度模式的国家，几乎都将援助对象限制在公民或自然人的范围内，法人和社会组织一般不能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法人能否成为受援对象的问题，立法不是十分明确，而我国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援助对象只限制在自然人的范围；有人主张援助对象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其理由是第一、从完善诉讼民主机制，确保司法公正，以及化解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角度看，有关问题所涉及对象主要还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第二、现实社会中，既存在严重经济困难，又急需法律援助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并不鲜见，其数量和困难程度也不低于自然人。第三、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法人作为司法救助的对象，有先例可循。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定阶段针对特殊的案件，做出过司法救助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3月17日法函（）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减收积压房地产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的请示〉的函》，同意到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这类案件的司法救助对象大都为各商业银行等法人。对于外国人、无国籍人能否成为法律援助对象的问题，学者也有不少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是自然人，不论其是何国度的，只要在居住国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帮助，并符合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都应当成为被援助的对象；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就共同的法律援助制度来说，只有某一国家自己的法律，才能承担对本国公民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外国人、无国籍人不应不分条件、不加区别地一律成为某国家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很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对于外国人是否可作为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这一问题比较复杂。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对刑事案件被告人中经济困难的外国人给予法律援助，因为这涉及到我国刑法的公正实施问题；对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外国当事人，如系经济困难的，则应由其所属国籍的国家提供法律援助费用，或者由两国签订了法律援助的司法协助协议相互减免有关费用。”⑦笔者认为，对于无国籍人，从人道主义出发，只要他居住在我国，符合我国法律援助的条件，应视其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

2、采用属地主义标准，完善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

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即对于如何确认援助对象的标准，世界各国由于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法律援助立法上的差异，对法律援助对象的确定标准有所差异。但共同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经济标准，即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必须达到法律所规定的贫困线（即低于该国或当地政府确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二是案情标准，即申请人确实有提出诉讼的理由，而且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权利已经受到侵害或者正在受到侵害在对第二个标准进行审查时，各国均趋向于不能过分严格，不能要求法律援助申请人须有绝对胜诉的把握。即使也有败诉的可能，也就提供法律援助。在美国，凡是收入在贫困线的125%以下，均可申请法律服务公司给予民事法律援助。对刑事被告，所有可能被判刑的，未聘请律师，公设辩护机构都要向其提供法律援助。在英国，民事法律援助比刑事法律援助的审查标准更为严格。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者必须经过资力调查和案情调查。资力调查中，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扣除所得税后的”收入和“可自由动用的”资本低于规定的标准。案情调查中，申请者必须“基于合理的理由参与诉讼程序”，并且不能“在该案的特定情形下不合理地接受法律援助”。我国没有法律援助的统一立法，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地方确定法律援助对象，所遵循的原则和标准有较大差异。从广州、上海、武汉、北京这四个法律援助工作起步较早，成绩较大的大城市的经验来看，各地确定法律援助对象也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求申请人须为经济困难的公民，二是要求申请人须为已经立案的案件当事人（非诉讼案件除外）。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如何来确定具体的援助对象，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认定援助标准的冲突。一种是“属人原则”，以广州市为代表。即以公民的户口所在地和居住地为标准来确定援助对象。另一种是所谓的“属地原则”，以武汉市为代表。即以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发生地为标准来确定援助对象。笔者将二个标准进行比较，认为属地主义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属人主义有其局限性。第一，属人主义具有浓厚的地方本位色彩，而这种地方本位色彩所表现出来的狭隘性，与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以及保障公民法律服务权利的平等，消除公民由于经济困难而导致的法律服务权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基本宗旨是相违背的。不仅如此，这种标准确立的结果，必然导致法律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第二，属人主义的标准与目前异地交往增多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客观情况也不相吻合。随着人员流动的增大，诉讼和非诉讼事务的发生，往往都不在当事人的户口所在地。以属人原则为标准来确定援助对象，必然使大量急需法律援助的非本地居民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第三，属人原则将造成较大的浪费。因为以属人原则来确定援助对象，如果涉及本地居民在外地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援助，异地办案必然造成较大的经济花费，这也不利于有效地节约援助资金。实行属地原则，有利于国家节省人和力、物力。第四，当前由于人口是由农村流向城市，流向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总的说来，实行属地原则，城市和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对非本地人的援助要多些，这是扶贫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第五，外地人员到本地来务工，是对本地的发展作贡献，他们遇有需要法律援助的情形，理应依法为他们提供好的法律服务，优化务工环境。在实行属地主义原则中，如何确定“经济困难”的标准是关键。笔者认为，凡当事人有家庭负担的，按其家庭成员经济居住地的标准，如果没有家庭负担的，按其家庭成员经济居住的标准来确定是否无力支付律师费用。实行属地原则，不应当以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去衡量外地当事人经济是否困难。

3、规定法律援助的机构为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机构，明确法律援助的机构的性质。

《法律援助条例》第5条规定：“直辖市、设区的市或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并规定了其主要职责。但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和组织结构没有明确规定，立法的不完善，导致法律援助机构在设置及运作过程中缺乏法律依据，性质不同，模式不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存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实践中存在三种模式。一是代表各级政府的法律援助管理型机构，如1997年5月26日成立的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及各地司法局下属的法律援助中心。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职责包括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援助规章制度、中长期发展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协调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事宜等。江苏、广西等将法律援助机构确定为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二是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机构，如广州市成立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隶属司法局，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广州市的法律援助工作。该机构既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机构，又是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实施机构。三是各地律师协会成立的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如武汉市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主要是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机构，实施法律援助的具体机构是各律师事务所。此外，司法部还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与“12348”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合署办公。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也比较可行。(1)为保证那些影响较大、案情复杂，耗费时间长的法律援助案件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须由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直接办理。因此，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年月有一批不但业务精，而且没有后顾之忧的公职专家队伍来承办这些案件；(2)各地原来占国家编制的律师事务所中，已经逐步转变为不占国家编制的律师事务所，空下来不少编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公职律师队伍不需另外再增加编制，不会向国家精简人员的精神矛盾；(3)近几年，我国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增长较快，涌现出一大批愿意拿国家薪水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法律专业人员，从而使建立公职法律援助队伍和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直接办理部分法律援助案件成为可能；(4)法律援助机构拥有一批公职律师并直接办理部分法律援助业务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做法，如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援助署，美国的联邦法律服务团及联邦和各州的公设辩护机构。

4、扩大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规定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的责任形式。

关于法律援助主体的界定问题，国外有两种基本做法：一类是只有律师或专门的法律援助机关从事法律援助。又可细分为所有的律师均有义务，如德国；只有专门从事法律援助的机关才有义务，而其他律师只凭自愿参加，如日本、英国及瑞典等北欧国家。另一类则除了专门的法律援助组织外，还包括其他非营利组织，兼职律师事务所（即正常营业外也从事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比较而言，第一类有利国家调控，但对国家拨款依赖相对较大；第二类则能广泛利用社会力量进行法律援助，缺点是国家的调控能力不如第一类国家。而从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来看，各地法律援助主体皆有各自特点，如广州成立由市政府财政拨款并由专职律师组织的法律援助中心；上海浦东规定所有律师每年至少承办1件法律援助案，费用由律师事务所自行承担；郑州由各律师事务所自行制定并实施法律援助计划；武汉大学成立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等等。这些援助主体都有着各自鲜明优势和特色，在我国目前经济欠发达，国家财政难以承担一切法律援助费用的情况下，走援助主体多元化道路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中，也将法律援助主体的范围界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其他团体、组织、学校的志愿者等。但《通知》对具体形式、权利、义务等缺乏相关规定。我国目前法律援助的巨大需求和律师和现状也决定了法律援助的主体不能局限于执业律师。对于全国13亿人而言，我国现有的10多万律师，仅折合10多万人中拥有一个律师，再加上律师分布与法律援助需求并不呈正比相关分布，更加剧了供求矛盾。

综上所述，我认为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及责任形式应为：（1）、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由国家财政支付其工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费用皆由国家财政负担；（2）、合作、合伙开业的执业律师，规定律师事务所每年应承担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定最低数量，法律援助中心补贴其适当比例的费用（3）、从事法律援助的非营利机构及志愿者，应由法律援助中心核准成立，工作人员可以从当地声誉好的退休司法官员、法律院校师生、其他志愿者中选取，法律援助中心可以解决其适当比例的经费开支；（4）、加快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建设，目前北大、武大、复旦、华政、中南等院校都成立了学生法律援助组织，但均有待进一步引导规范。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应在法律援助中心登记，并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导监管。

5、多渠道筹集法律援助的资金，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

法律援助是从经济上的帮助入手，以达到保护公民的诉权，使其能够公平地得到司法救济之目的的一种法律制度。这一制度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是经济来源——即资金。法律援助制度既然是关系到全国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够平等地、切实地得以实现的一项广泛的社会法制保障建设工程，某经费来源就应当多渠道、多层次筹措，仅由某一方或某一层次来解决，不仅不现实，而且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国外适合我国实际的一些成功作法，解决我国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1）、政府财政支持。政府的财政投入都是其中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原因是法律援助作为对社会弱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扶持，本质上是现代法治国家应承担的一种国家义务，况且财政投入拨款列入国家预算，受法律保障和财政机关的监督，其投入和运作具有稳定性、可靠性等其他资金来源无法比拟定之优点。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将政府拨款列为主要资金来源，但未作具体规定。因此我国应考虑有关法律援助中政府财政支持的具体方式和途径。笔者认为政府给予经费支持可以有多种方式：第一，财政拨款。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拨款应拨付法律援助专款，主要用于扶持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工作，以保证全体公民平等地享有最低标准的法律援助。第二，政策上的支持。规定律师交纳的税收的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加拿大规定的比例为75%）；对社会各界用于法律援助的捐款给予免税的优惠及其他相关的鼓励政策，如特许发行法律援助的等；制定相应政策，允许法律援助机构对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受援人收取一定数额的费用等。

（2）、受援人分担费用和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费用。第一，受援人分担费用。这一措施的实质是，就涉及经济方面的援助案件而言，国家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帮助某些当事人“讨回了公道”。当事人也据此获得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收益。收益人应当从自己所获得的钱财中拿出一部分，以偿还部分法律援助费用。根据受援人经济状况，采取受援人分担费用提供法律援助是各国的通行做法。但受援人因败诉、或胜诉但未因此而获得经济收益时而免于分担费用，我国也应由财政部门、物价管理部门制定有关政策，让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受援人根据自身能力分担费用。该费用享受有关税费优惠政策，纳入整体法律援助的经费管理中，专用于办案。第二，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费用。在香港地区，受援人若在民事诉讼中胜诉，败诉的对方当事人被法院裁定必须支付受援人的费用，并且将赔偿金缴到法律援助署中，受援人已经支付的分担费用就可以被发还。在瑞典，当受援人胜诉时，对方当事人通常有责任偿还其全部的法律援助费用，其中包括依照法律规定应由受援人承担的费用分担。最高法院、司法部下发《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办案必要开支，受援方列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判决由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此项规定的落实，将大大减少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压力。

（3）法律服务行业的奉献。在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过程中，法律服务业负有特殊使命。表现为：要求法律服务者个人提供一定量的无偿法律援助义务，也可准许法律服务者用捐赠资金的方式来代替免费服务；法律服务机构组织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等等。

（4）社会支持。社会力量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有多种方式：第一，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个人、组织、团体直接向法律援助基金会捐款。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已于1997年5月26日正式成立。各省、市、自治区也可根据本地区条件依法设立各省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地（市）、县也可视各地的情况，设立相应的组织。基金会的基金用途是，在保证基金会本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基金的增值部分，来资助符合基金会宗旨的活动和事业。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目前接受社会捐赠的范围仅限于境内，不得接受国外、境外的捐赠。显然该规定已不符合社会发展和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允许接受国内外的有益于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第二，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联络一些基金会以及拥有经费的民间组织或社团组织设立某些特定项目的法律援助，如残疾人、消费者、外来务工人员等。第三，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法律援助，就如同爱心助学，将需要援助的案例刊登于报纸，寻求捐款。

（5）司法保险。可借鉴意大利和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挪威等国推行的诉讼保险制度，即公民个人预料到将来可能介入诉讼纠纷，在还没有发生诉讼纠纷前，每月或每年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司法保险费用，一旦将来发生诉讼事项，便可通知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包括聘请律师费在内的一切诉讼费用。在司法保险的法律关系中，保险公司成为法律援助资金的相对承担者，从而减轻国家负担。

6、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处理好司法救助案件。

如何让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能打官司，打得起官司，并且最终能够保证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法官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公正、高效地处理好司法救助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