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政策论文范文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汇率机制政策选择
一、解决世界经济矛盾的着眼点既不能盯着中国汇率，也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的调整
过去的十年，中国占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比重一般在20％～25％的区间浮动，2004年的比重比1997年还有所下降。尽管2001～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上升了4.68个百分点，但同期美国与日、韩、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下降了7.06个百分点。而且，虽然美国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逆差额上升，但比重也在下降。可见，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全局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
2000～2004年，中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增加了78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却增加了350亿美元，加上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中国2004年的贸易顺差仅比2000年增加80亿美元。如果计算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转口贸易，中国与美国、欧盟2000～2004年的贸易顺差增加了770亿美元，但与日本、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却增加了1040亿美元，总的看来，这几年反而是增加了650亿美元的逆差。
进一步看，外资企业可以解释中国对主要国家贸易差额的70～80％，中国贸易差额是全球企业资源配置的结果，尤其是亚洲国家产业链转移地结果。1999年，中国为出口加工目的而进口的产品中，25％来自日本，20％来自中国台湾地区，20％来自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但只有5％来自美国，7％来自欧盟。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却有26％直接销往美国，如果加上经中国香港地区转出口的产品，美国的份额可能略微超过30％，欧盟则分别是14％和19％。这表明，中美贸易失衡事实上是亚洲地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造成这种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两个地区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即美国的高消费和亚洲地区的高储蓄，同时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后，生产分工模式变化的必然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汇率水平。因此解决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眼睛不能光盯着中国的汇率水平。
二、各国经济货币领域的合作是解决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无奈选择
如果中国将借给美国的部分资金用于国内发展，可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但美国如果不是大幅度提高利率，美国也无法轻易弥补资金缺口，而大幅提高利率却会严重损害经济。当然，美国经济的衰退，最终也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因此，美国应认真反思自己的经济政策，主动加强与各国的经济、货币磋商，而不是简单地往国际社会转嫁国内的经济矛盾。就具体合作内容而言：
1、在实体经济方面：经济结构调整
既然短期内改变世界经济失衡、调整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当今应加大世界经济两大引擎中国与美国的协调，防止经济衰退，为双方经济结构乃至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调整赢得时间。近期，中美应在加强磋商的基础上，分别出台一些措施缓解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从国际的视野进行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应该而且有能力，共同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
美国：应逐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市场利率，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美国目前有能力通过缓慢地结构调整解决美国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关键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大国的责任。中方决策者应清醒认识，汇率之争是国家利益之争。G20北京会议美方对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要求，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效率，但这仍不是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性措施。
中国：要放在国际视角下解决好中国的汇率问题，不仅仅是水平问题，也不仅仅是机制问题，是涉及中国结构调整和诸多方面改革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应做好以下七件事：
第一，进一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继续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内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且外汇储备不高，为了控制外汇风险，国家采取了严格的资本、外汇管制，严格限制外汇资本的流出以及各市场主体外汇持有量，将大部分外汇资源集中于国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市场主体大量合理的用汇需求被强行压制。当前，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有可能从体制的角度重新思考与安排各项外汇管制政策，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市场主体各项原先被压抑的合理外汇需求，进一步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重新将外汇资源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布。考虑中国结构调整尚需较长时间过程的特征，可在继续主动保持人民币有略微升值压力的状态下，近期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
一是进一步放开企业持有外汇比例的限制，推行企业意愿结汇制，增加企业持有量。随着市场主体管理外汇风险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二是逐步放宽对银行结售汇头寸的限制，提高金融机构在自由外汇市场上资金运用的自主性。
三是随着企业、金融机构、个人持有的外汇量增大，汇率风险的加大，应不失时机的推进外汇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主动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只要保持人民币资本项下有限兑换的前提，充分竞争市场中的金融与外汇衍生工具和其他各项金融产品、风险管理产品都可以大胆的引进，积极地试点，进一步放松国内外汇管理政策，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从根本上保持人民币的基本稳定。
四是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适时推出美元做市商制度。当前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是由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制、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及人民银行直接入市买卖外汇，在外汇市场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三个部分组成。在这种调控机制下，市场主体的外汇持有意愿受到一定的抑制，人民银行的市场操作对象的影响仅局限于现期汇率。在逐步推动企业意愿结售汇制和逐步放宽对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限制的同时，可在美元/人民币市场上，借鉴外币对交易，引入美元做市商制度，提高人民银行调控的灵活性。公开市场操作可先局限于这些做市商。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既可采取现货交易，也可灵活采取远期、掉期等交易方式，既影响即期汇率，也影响远期汇率，进一步做活境内的外汇市场。
第二，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
无论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看，还是从保证当前我国汇率机制改革成功的角度看，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国仍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但我国在具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重性质的贸易融资方面，资本管制仍存在一定的漏洞，例如对非居民在中国境内个人购房、买商业地产资本投资性质的外汇收支没有任何管理办法。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外资进入境内房地产市场都有不同程度限制的背景下，我国却使境外“热钱”通过上述渠道大量流入境内房地产。“管住了前门，但未管后门”，进一步给人民币升值制造了压力。因此，我国一方面要调整国际收支的统计方式，区分居民和非居民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加强对外资进入房地产状况的监测基础上，尽快出台有关管理办法，加强海外房地产资金流入的监管。进一步细化对于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管理。根据外汇市场的发展状况和资本有限流动的进展，有必要时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以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第三，坚持引进外资的质量，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顺差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当前应在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基础上，坚持引入外资的战略性安排，重视技术与管理的引进，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在此方面，一方面要加快改善国内融资体系和放开境内各种市场化融资工具的限制，另一方面要政策导向企业，中国境内不缺资金，要充分利用国内资金，减少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替换后的收益代价。同时，还应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引进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实现平等“国民待遇”，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与此同时，加快调整原先控制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制政策。统筹制定企业“走出去”战略，以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市场策略与海外经济取得互利共赢的局面。当然，这种调整仍应服从于整个资本帐户逐步开放的战略，放松企业“走出去”管制绝不能简单等同于资本管制的完全放开，要防止人民币预期发生反转时，国际游资利用制度漏洞的大量外逃。第四，要确立放慢海外上市节奏，积极发展本土资本市场的战略安排
虽然我国是全世界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资金的低效、不合理分配，导致相当一部分优秀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无奈之下不得不借助国际金融市场筹资。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不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长期战略。因为海外上市筹得的外币资金在外汇市场转换成人民币后投入使用，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不但使我国加大了储蓄的盈余，承担了额外的汇率风险，削弱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为大国经济战略的实现必须有大国资本市场的配合，历史上还未出现一个大国经济的发展依附于另一国家资本市场的现象。而且，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制中，国人已经承担了大量的改革代价，但如果国人不能享受改革收益的回报岂不是怪现象？而且，只要处理妥当，让国人享受改革成果的回报，不会影响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初衷。因此在当前，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和健全我国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作为近期的策略安排，一是应积极鼓励中小企业、风险投资企业的海外上市（当然仍不排除在境内改善对其的相应融资环境）；二是在国有大银行上市筹资中，面对是否“贱卖”的争论，最好的办法，尽快发展境内私人股权基金作为第三方，与境外投资者竞争入股，包括筹集外汇资金入股；三是在支持、调控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对房地产信托基金，相关部门要提高工作效率，尽快实现“与其放任不管海外的REITs，不如发展中国的REITs”。
第五，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手段
针对中国近期出现“松货币、紧信贷”局面，信贷增速在下降，但市场货币宽裕，货币市场利率不断走低，对冲成本下降，而且鉴于间接融资为主格局变化的缓慢性，对充分关注中国经济2006年下半年乃至2007年经济周期中可能出现下滑的中国中央银行来说，提供了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的空间。中央银行对冲操作手段的灵活艺术运用和经验的积累，将有助于中央银行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目标的实现。
第六，增加双边贸易协定，提高亚洲区内货币的结算功能
近十年在亚洲地区，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区内贸易比重越来越高，但即使是纯粹的区内贸易，其结算货币主要使用美元。在各国基本盯住美元的结算货币安排下，有助于降低各国之间的汇率波动，有利于区内贸易的发展。然而随着区内各国汇率与美元的固定关系弱化，无序的浮动并不能保证各国间汇率的稳定，不利于区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中国已与大多数东亚国家建立了双边贸易协定，完全有余地进一步扩大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双边贸易协定，并推广到多边、区域贸易协定，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区内贸易中的结算功能，或者如本文最后所述，进一步探讨东亚货币体系的安排，减弱美元汇率不稳定的负面影响，这是保持人民币在体现市场供求原则下保持基本稳定的另一战线上的重要思考。
第七，更重要的是应长期坚持并积极落实内需主导战略
研究世界经济史和大国兴衰史可以发现，内需主导战略是大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内需主导并不排斥适度保持一定程度的外需，内需主导并不是简单支持一时过度的投资增长。内需主导是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总体关系而言，是基于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趋势，为保持世界经济的基本平衡和中国经济自身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基于世界经济史中大国兴衰史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一项大国战略安排，是和平崛起的需要和必然。因此，确立内需主导战略，构筑经济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新的历史时期一项不可忽视的重大任务。通过落实内需主导战略，统筹解决国内收入分配、投资与消费、经济开放与安全等重大经济问题。减少中国“和平崛起”中国际社会的摩擦与噪音。如何落实内需主导战略？反思中国目前的内需不足，有各方面的原因。
为此，在近期内起码应重点思考以下六项工作：一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处理“国富民穷”与“让富于民”的关系，或者说“国富民穷”与“民富即国富”的关系，“让富于民”，加快完善社保、医疗、教育、就业、税收等影响居民消费的体制环境。二是鉴于我国投资每增长1％，可拉动GDP增长0.2％，居民消费每增长1％，可拉动消费0.8％的状况，必须出台相关政策，转变政府职能，突出政府的公平职责，减少政府投资支出，扩大政府在社会公平方面的支出。三是趁目前几年外汇储备较多，汇率升值压力较大时期，将一部分外汇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譬如解决体制转轨中的历史痼疾、社保的巨大缺口和海内外重大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科研、人才等领域的战略性投资，以降低国内储蓄率。四是调整引进外资的相关政策，确保重点引进技术与管理，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五是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促进个人消费信贷。六是进一步理顺市场价格体制，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挖掘消费需求。
当然，即使以上政策决策无误，同样不排除这些政策被人利用的可能性。为此，还应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根据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进行灵活调整。
2、货币体系方面：逐步增强世界货币发行的约束
第一，从方向上看，全世界应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货币体系，逐步从目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过渡到多个货币共同竞争的货币体系，最终达到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增强对作为国际货币储备货币发行的约束，减弱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对世界货币发行目标的干扰。在世界经济“多极”发展态势中，创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经济环境。
第二，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保持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国际组织要关心G20北京会议提出的相关国家参与权的分配改革，但鉴于目前世界上对冲基金欺诈丑闻频频暴露的状况，国际组织首先更应加强对包括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等国际游资的监管，加强透明性，减少世界外汇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波动。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从全球经济来说，人民币汇率的适当升值并非是解决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唯一救命稻草，国际社会也完全没必要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我国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但国际资本通过各种变通的渠道流入我国的趋势并未逆转。结果使我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打了折扣，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与预期目标不相匹配。由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为了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政策执行效果的有效性，有必要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一、通过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的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独立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相对稳定的汇率三者不可兼得，即存在所谓“不可能三角”关系。我国奉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意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条件下的基本稳定。事实上，汇率管理有余，浮动有限，汇率较为稳定，使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累积，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在寻求规避本国风险，追逐国际套利机会的背景之下，更是窥歔中国。我国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但国际资本通过各种变通的渠道流入我国的趋势并未逆转。
二、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不会改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从比较优势理论看来，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工业化进程中建立了相对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低成本，虽然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在内的生产要素成本正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我国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形成上下游垂直产业关联关系，这与横向产业格局下辖依靠价格竞争情形有所不同，决定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会因为汇率适当变动以及国内生产成本有所上升而发生根本逆转。也就是说，汇率变动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不大，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国际产业竞争力格局，反而会改变提高我国的贸易条件，对中国有利，更何况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汇率本身的必然升值。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汇率升值人民币汇率改革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
汇率制度是一国的货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和改革是一国内政。总理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中国的，每个国家完全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和合理的汇率水平。”“我国人民币的汇率制度改革只会根据我国经济条件进行，而决不会屈从外界压力。”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就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需要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之中，总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1.1949年～1952年，汇率制度为爬行钉住（钉住内外物价比），汇率政策目标为扶持出口，兼顾进口，汇率水平是高频率地调整。
2.1953年～1972年，汇率制度为钉住单一货币美元，汇率政策目标为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汇率水平不变。
3.1973年～1980年，汇率制度为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政策目标为维持人民币坚挺，汇率水平是汇率稳中有升。
4.1981年～1984年，汇率制度为钉住一篮子货币(双重汇率），汇率政策目标为扶持出口，增加外汇，汇率水平是持续下跌。
5.1985年～1993年，汇率制度为从爬行钉住到管理浮动（以钉住出口换汇成本为主），汇率政策目标为平衡国际收支，汇率水平是持续下跌。
6.1994年～2005.7.20，汇率制度为钉住单一货币美元，汇率政策目标为维持汇率稳定，汇率水平是基本稳定。
7.2005.7.21以后，汇率制度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政策目标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汇率水平是稳中有升。
二、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度升值2％，汇率为1$=8.11RMB。
通过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沿革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基本上都是采用钉住汇率制度，然而此次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却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不是之前许多学者所建议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究其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我国经济规模增大，经济实力增强。采用钉住汇率制度的前提之一就是经济规模小。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据世界银行的排名显示，中国2004年GDP达到1万6千多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算），位居世界第七。这么大的经济规模无论是钉住单一货币还是钉住一篮子货币都是不合适的，别的国家也不愿意。现在世界上GDP排在前10位的国家除我国外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因此，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和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2.我国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发展壮大。实行钉住汇率制度的前提之一就是金融市场不完善，外汇市场规模小。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成绩显著，外汇市场自1994年成立以来，外汇交易量由当年的4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000多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五倍。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外汇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我国不再适宜采取钉住汇率制度。
3.我国加入WTO后逐渐对外开放的需要。随着我国加入WTO开放时间表的逐渐临近，我国即将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资本管制也将成为历史。根据著名的三元悖论，随着我国对资本管制的逐渐放开，如果仍然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就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而作为大国为了维持与外国货币的固定汇率而使国内政策受到约束是不现实的。
三、决定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中，汇率的调整是关键的一环。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改革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度上升2％，汇率为1$=8.11RMB。随后，人民币一直小幅连续攀升，2006年4月已经突破8.00RMB。那么汇率制定在什么水平才是合理的？汇率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
一般认为，决定与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长期和短期两方面。长期因素主要有：
1.购买力平价。这一理论认为:在不兑现纸币制度条件下，各国货币间的比价应以各自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为基础进行计算，汇率变动的原因在于购买力的变动。一般来说，一国货币的购买力是该国商品劳务的物价水平的倒数。这样，汇率水平及其变动归根到底是由两国物价水平的比率及变动所决定的。
2.通货膨胀。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通货膨胀水平与汇率水平发生紧密联系。一国通货膨胀水平上升，该国货币就会贬值；反之，货币升值，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
3.一国经济状况。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体现在GDP的增长，我国国内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压力。
4.国际收支。国际收支状况集中地反映了外汇供求状况，而外汇的供求状况直接对汇率的变动发生影响。经常账户盈余时，其货币有升值的趋势，当一国经常账户出现赤字时，其货币有贬值的压力。
5.国内外经济增长差异。国内外经济增长的差异对汇率的影响是多重的。从经常项目角度看，较高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收入和进口的增长，同时，较高的经济增长常常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成本的降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进而支持出口的增长。但是，这里存在着种种复杂情况，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出口增加而推动的，或者由于对该国商品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导致出口增长的，从而经济增长加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出口超过进口，其汇率不跌反升，从资本项目的角度看较高的增长率会形成对国际资本的较大需求，以及对国际资本的较大吸引力，从而在较长的时间内支持本国货币的汇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支持人民币汇率的关键性、根本性的因素之一。
短期因素主要有：中央银行的干预、国际间利率的差别、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预期因素等。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政策建议
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必须成为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中国对国际货币政策的辩论采取冷淡态度，或全然漠视外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将有可能导致贸易伙伴国不满，为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提供借口。
汇率是一国经济体系当中的一个关键变量，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十分关键和敏感的问题。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都有其优缺点，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必须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我国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应该根据“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汇率改革目标，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汇率改革原则，根据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的需要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有条不紊地推进我国人民币的汇率机制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机制能够真正地有助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下是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政策建议：
1.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实现人民币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浮动。人民币实现浮动汇率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应该随着资本项目的开放而不断推进。从长期看，应增加汇率的弹性，扩大汇率的浮动空间，逐步过度到人民币的独立浮动。短期内应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名副其实，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增加弹性和灵活性，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减少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逐步放宽对外汇率浮动幅度的限制。
一是建立人民币汇率目标区，根据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实际情况和宏观经济形势，设置目标区的上下限，保持人民币长期调节的灵活性及短期汇率的稳定性，使中央银行有更大的汇率干预空间。
二是扩大各银行零售业务的汇率浮动幅度，放松对外汇率浮动幅度的限制，为银行营造一个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竞争环境，促进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更加科学化、理性化。
三是改进和完善中央银行的干预机制，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除非当市场汇率由于受某些因素的影响，形成趋势性的、较长时期内的低估或者高估，并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中央银行才入市干预。这样有利于货币政策操作实现内部平衡目标，有利于积极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作用，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2.要逐步完善外汇市场，改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提高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开放外汇市场，改革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过度到意愿结售汇制，放宽外汇市场的准入限制，真正履行我国经常项目人民币可兑换的承诺，增加市场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买卖，避免大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增加交易外汇币种，发展远期交易、调期交易，回购交易、外币期货期权等交易手段，便利企业和银行规避外汇风险，促进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科学化。远期外汇交易等虽然可以规避风险，但也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所以开办这些外汇交易，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规定严格的交易规则和程序，切实加强管理，防范和化解外汇风险。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一、中国人民币政策的历史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从绝对由官方决定汇率过渡到名义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发展过程，其间经历了以下阶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当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19％，然而外汇短缺，外汇收入主要靠私营企业和海外汇进的侨汇，其中侨汇约占外汇收人的一半左右。由于当时物价变化，为了使创汇企业和依靠侨汇收入的人民不至于亏损和生活困难，政府以内外物价主要是国内物价为依据，不断调整人民币汇率。
从1953年至1972年：中国的经济状况波动很大，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比较简单。当时因为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府实行了人民币盯住英镑的汇率制度。由于当时中国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较重要，人民币还实行了盯住卢布的汇率政策。这段时间人民币汇率的主要特点是盯住英镑和卢布的双重汇率制度。
从1973年至1980年：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币汇率却保持坚挺。当时国际上，一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一个是尼克松访华，前者结束了国际上主要货币固定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后者部分打开了中国的封闭的国际环境。相应地，人民币汇率也作了改变，改成了盯住一揽子货币。
从1981年至1984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阶段，在汇率制度安排上，人民币实行了复汇率制度，在官方公布的汇率之外，还实行了贸易内部结算价格。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为1美元兑换2.8元人民币。
从1985年至1993年：外汇管理制度实行了改革，政府允许企业创汇按比例留成，多余外汇可以到官方的外汇调剂市场交易，因而在官方公布的汇率抄I、，又产生了人民币调剂汇率。人民币公布汇率和调剂汇率在这期间都不断地下调。这期间主要也是复汇率制度。
从1994年至今，中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确立了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最终目标。首先在继续对外汇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的同时，实行经常项目有条件的可兑换。1996年，中国接受国际货币组织第八条款，实现经常项目的安全可兑换。这期间，人民币汇率实行了名义上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特别是自1997年后，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保持在8.27-8.28的位置。
二、人民币汇率定位的理论分析
面对有关中国人民币政策的各种争论，最需要论证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或高估，需要当局做出调整。对此，可以参考三种货币汇率理论：
1.购买力平价理论（TheTheoryofPurchasingPowerParity）。购买力平价理论，简称PPP理论，是西方汇率理论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其强调经常项目对汇率的决定作用，将商品、劳务的价格与汇率联系在一起。该理论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一卡塞尔1922年发表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与外汇理论》中提出的，为当时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恢复汇率稳定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为后人进行新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进行的计算表明，人民币的币值被严重低估了。例如：世界银行曾经公布的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的2000年世界GDP汇总表中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按实际汇率计算的四倍，这意味着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出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大概为2：1.国际理论界长期的实证结果表明：购买力评价理论从长期来看是比较合适的，但在短期内是失效。因此，单纯的以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论证人民币应该升值是不全面的。
2.实际均衡理论（TheTheoryofRealEquiliPium）。实际均衡理论是通过选择经济体实现经济基本均衡的一个时点，分析此后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通常选择相对生产力及价格水平变动趋势），从而确定经济体货币汇率相应变化以保持基本均衡的一种理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中国在五年前货币被合理定价，经济处于实际均衡点，鉴于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很低，同时生产力的增长远高于其它邻近国家，实际均衡理论就可以测算出人民币相对于区域内其它邻近国家的货币应该升值多少来保持其币值的合理定位和经济的基本均衡。从理论的严密性上来说，实际均衡理论在分析测算货币汇率变化时比购买力平价理论更加准确一些。
实际均衡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时非常成功，但是却不太适用于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在一些例如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中，由于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以及迅速的经济开放和结构调整使得确定一个历史基本均衡点及正确判断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动趋势这项工作很难操作，也使得实际均衡理论在不同均衡点对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测算结果往往会不一致。因此，实际均衡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阐述也没能得到学术界的一致接受。
3.国际收支理论（TheTheoryofBalanceofPayment）。国际收支理论的理论基础，着眼于一国官方储备的变化，如果外汇当局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大量外汇，这就意味着外汇市场在当前价位上供大于求，也就是说该国货币的汇率被低估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经济学家更多地采用商品和服务贸易收支及中长期的资本流量两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如果这两个指标长期显示盈余，货币就面临升值的压力，反之，则面临贬值的压力。
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已经连续六年保持着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顺差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净流人，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也显示在过去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100多亿美元增长到了3800多亿美元，尤其是在最近两、三个季度，官方储备在以每月平均增加90亿美元左右创纪录的速度增长，预示着人民币正经受着升值压力的考验。
三、国内政策环境及应对措施分析
当今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汇率体制，即自由浮动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是自由浮动汇率。中国自1994年外汇改革以来，一直采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被迫改为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具有明显的固定汇率的特征。无论是从长期的角度，还是短期的角度，人民币汇率都存在着升值的压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中国经济持续走强的必然结果，但从短期来看，更多是体制性因素的作用，根源还在于现行汇率的体制。
按照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理论上应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中央银行按前一营业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加权平均汇率，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港币、日元的基准汇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买卖价可以在基准汇率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对港币和日元亦可以在1％的幅度内浮动。同时，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会员制，由包括央行在内的342家中外金融机构组成，是一个金融机构之间调剂外汇头寸、买卖外汇的同业市场。
理论上而言，这个市场能够反映人民币和外币之间的供求关系。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严格的外汇管制压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外汇需求，而作为外汇业务的垄断者一中国银行在强制结售汇的制度安排下又只能把外汇卖给中央银行；第二，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的交易品种过少，买卖差价过低，会员的获利空间极为有限；第三，中央银行的过度干预进一步降低了市场活力和参与该市场的热情；第四，长期的习惯意识使外汇管理层更多地注重外汇储备，不注意清偿能力，偏好于货币储备，特别是官方储备，而不注重民间储备和基础性物资储备。这些体制性因素一方面强制性放大了外汇供给，另一方面又人为地缩小了外汇需求，增大了使用国际收支理论，对中国市场进行分析的难度。不难理解，人为地干扰外汇供求关系必然导致汇率偏离均衡价格，扭曲货币的真正市场价格，而扭曲的价格，又必然大大降低外汇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引发一系列的副作用。
货币的价格就是汇率，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真正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实现市场有效均衡的汇率形成机制，应该说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做到了心中有数的。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领导认为在汇率实现充分浮动之前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比较充分地开放贸易经营，服务贸易相对开放；二是消除对资本项目的过度管制，市场真正发挥决定作用；三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顺利进行，主要问题初步得到解决，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实质提高。因为只有实现贸易自由化，经常项目下的外汇供求才能真实体现；进一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供求才能真实体现；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扩大汇率浮动的范围，真实供求关系下形成的货币价格才能避免出现扭曲的价格；国有银行的改革到位，才能不用避免开放外汇市场后由于汇率波动而引发的金融动荡。
四、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走向预测
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改革目标是十分明确，如果要真正实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就必须建立一个真实反映供求关系的外汇市场，有一个实质性的汇率浮动范围。但对于一个新兴加转轨的、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无论是汇率本身的调整，还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节奏，都有一个时机的选择问题及成本问题。随着经济的日趋成熟，中国迟早会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自由浮动，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中国距离真正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鉴于其它国家的经验，市场分析人员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近期的走向做出了如下五种预测：
1.管理当局行政外汇市场，一次性调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继续保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制。
2.管理当局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停止所有的政策干预，采用自由浮动汇率，使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因素来决定。
3.继续保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并逐渐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增加汇率形成过程中的市场因素。
4.继续采用盯住汇率的方法，但转而盯住一揽子的世界主要货币。
5.继续保持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和汇率水平，官方不公开宣布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但引入二系列边际性的措施减少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可以预见的是，经济政策的联系性和稳定性是中国的核心领导层在制订宏观决策时的一贯原则，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领域不可能例外，因此第一种和第二种做法近期在中国没有可能性。
由于目前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过高，压力过大，从稳定汇率的战略出发，中国政府不大可能在近期对汇率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现阶段应该更多倾向于一些边际性的调整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就是第五种做法。实际上，中国政府近年来已经将付诸了很多努力缓解人民币的失值压力，例如实行多年的企业强制结汇被改为自愿结汇；去年已经出台的Q皿政策和即将出台的QDU政策；放宽境内企业的境外投资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的融资；放宽个人换汇及国际汇兑等等。这些手段会有助于增加外汇需求，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使人民币汇率更接近真实的均衡价格，但汇率形成机制的核心问题尚须解决，因此第五种办法只是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中的过渡手段。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中国人民币政策的历史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从绝对由官方决定汇率过渡到名义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发展过程，其间经历了以下阶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当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19％，然而外汇短缺，外汇收入主要靠私营企业和海外汇进的侨汇，其中侨汇约占外汇收人的一半左右。由于当时物价变化，为了使创汇企业和依靠侨汇收入的人民不至于亏损和生活困难，政府以内外物价主要是国内物价为依据，不断调整人民币汇率。
从1953年至1972年：中国的经济状况波动很大，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比较简单。当时因为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府实行了人民币盯住英镑的汇率制度。由于当时中国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较重要，人民币还实行了盯住卢布的汇率政策。这段时间人民币汇率的主要特点是盯住英镑和卢布的双重汇率制度。
从1973年至1980年：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币汇率却保持坚挺。当时国际上，一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一个是尼克松访华，前者结束了国际上主要货币固定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后者部分打开了中国的封闭的国际环境。相应地，人民币汇率也作了改变，改成了盯住一揽子货币。
从1981年至1984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阶段，在汇率制度安排上，人民币实行了复汇率制度，在官方公布的汇率之外，还实行了贸易内部结算价格。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为1美元兑换2.8元人民币。
从1985年至1993年：外汇管理制度实行了改革，政府允许企业创汇按比例留成，多余外汇可以到官方的外汇调剂市场交易，因而在官方公布的汇率抄I、，又产生了人民币调剂汇率。人民币公布汇率和调剂汇率在这期间都不断地下调。这期间主要也是复汇率制度。
从1994年至今，中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确立了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最终目标。首先在继续对外汇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的同时，实行经常项目有条件的可兑换。1996年，中国接受国际货币组织第八条款，实现经常项目的安全可兑换。这期间，人民币汇率实行了名义上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特别是自1997年后，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保持在8.27-8.28的位置。
二、人民币汇率定位的理论分析
面对有关中国人民币政策的各种争论，最需要论证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或高估，需要当局做出调整。对此，可以参考三种货币汇率理论：
1.购买力平价理论（TheTheoryofPurchasingPowerParity）。购买力平价理论，简称PPP理论，是西方汇率理论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其强调经常项目对汇率的决定作用，将商品、劳务的价格与汇率联系在一起。该理论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一卡塞尔1922年发表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与外汇理论》中提出的，为当时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恢复汇率稳定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为后人进行新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进行的计算表明，人民币的币值被严重低估了。例如：世界银行曾经公布的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的2000年世界GDP汇总表中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按实际汇率计算的四倍，这意味着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出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大概为2：1.国际理论界长期的实证结果表明：购买力评价理论从长期来看是比较合适的，但在短期内是失效。因此，单纯的以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论证人民币应该升值是不全面的。
2.实际均衡理论（TheTheoryofRealEquilibrium）。实际均衡理论是通过选择经济体实现经济基本均衡的一个时点，分析此后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通常选择相对生产力及价格水平变动趋势），从而确定经济体货币汇率相应变化以保持基本均衡的一种理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中国在五年前货币被合理定价，经济处于实际均衡点，鉴于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很低，同时生产力的增长远高于其它邻近国家，实际均衡理论就可以测算出人民币相对于区域内其它邻近国家的货币应该升值多少来保持其币值的合理定位和经济的基本均衡。从理论的严密性上来说，实际均衡理论在分析测算货币汇率变化时比购买力平价理论更加准确一些。
实际均衡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时非常成功，但是却不太适用于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在一些例如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中，由于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以及迅速的经济开放和结构调整使得确定一个历史基本均衡点及正确判断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动趋势这项工作很难操作，也使得实际均衡理论在不同均衡点对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测算结果往往会不一致。因此，实际均衡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阐述也没能得到学术界的一致接受。
3.国际收支理论（TheTheoryofBalanceofPayment）。国际收支理论的理论基础，着眼于一国官方储备的变化，如果外汇当局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大量外汇，这就意味着外汇市场在当前价位上供大于求，也就是说该国货币的汇率被低估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经济学家更多地采用商品和服务贸易收支及中长期的资本流量两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如果这两个指标长期显示盈余，货币就面临升值的压力，反之，则面临贬值的压力。
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已经连续六年保持着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顺差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净流人，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也显示在过去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100多亿美元增长到了3800多亿美元，尤其是在最近两、三个季度，官方储备在以每月平均增加90亿美元左右创纪录的速度增长，预示着人民币正经受着升值压力的考验。
三、国内政策环境及应对措施分析
当今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汇率体制，即自由浮动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是自由浮动汇率。中国自1994年外汇改革以来，一直采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被迫改为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具有明显的固定汇率的特征。无论是从长期的角度，还是短期的角度，人民币汇率都存在着升值的压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中国经济持续走强的必然结果，但从短期来看，更多是体制性因素的作用，根源还在于现行汇率的体制。
按照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理论上应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中央银行按前一营业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加权平均汇率，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港币、日元的基准汇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买卖价可以在基准汇率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对港币和日元亦可以在1％的幅度内浮动。同时，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会员制，由包括央行在内的342家中外金融机构组成，是一个金融机构之间调剂外汇头寸、买卖外汇的同业市场。
理论上而言，这个市场能够反映人民币和外币之间的供求关系。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严格的外汇管制压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外汇需求，而作为外汇业务的垄断者一中国银行在强制结售汇的制度安排下又只能把外汇卖给中央银行；第二，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的交易品种过少，买卖差价过低，会员的获利空间极为有限；第三，中央银行的过度干预进一步降低了市场活力和参与该市场的热情；第四，长期的习惯意识使外汇管理层更多地注重外汇储备，不注意清偿能力，偏好于货币储备，特别是官方储备，而不注重民间储备和基础性物资储备。这些体制性因素一方面强制性放大了外汇供给，另一方面又人为地缩小了外汇需求，增大了使用国际收支理论，对中国市场进行分析的难度。不难理解，人为地干扰外汇供求关系必然导致汇率偏离均衡价格，扭曲货币的真正市场价格，而扭曲的价格，又必然大大降低外汇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引发一系列的副作用。
货币的价格就是汇率，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真正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实现市场有效均衡的汇率形成机制，应该说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做到了心中有数的。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领导认为在汇率实现充分浮动之前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比较充分地开放贸易经营，服务贸易相对开放；二是消除对资本项目的过度管制，市场真正发挥决定作用；三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顺利进行，主要问题初步得到解决，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实质提高。因为只有实现贸易自由化，经常项目下的外汇供求才能真实体现；进一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供求才能真实体现；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扩大汇率浮动的范围，真实供求关系下形成的货币价格才能避免出现扭曲的价格；国有银行的改革到位，才能不用避免开放外汇市场后由于汇率波动而引发的金融动荡。
四、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走向预测
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改革目标是十分明确，如果要真正实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就必须建立一个真实反映供求关系的外汇市场，有一个实质性的汇率浮动范围。但对于一个新兴加转轨的、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无论是汇率本身的调整，还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节奏，都有一个时机的选择问题及成本问题。随着经济的日趋成熟，中国迟早会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自由浮动，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中国距离真正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鉴于其它国家的经验，市场分析人员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近期的走向做出了如下五种预测：
1.管理当局行政外汇市场，一次性调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继续保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制。
2.管理当局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停止所有的政策干预，采用自由浮动汇率，使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因素来决定。
3.继续保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并逐渐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增加汇率形成过程中的市场因素。
4.继续采用盯住汇率的方法，但转而盯住一揽子的世界主要货币。
5.继续保持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和汇率水平，官方不公开宣布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但引入二系列边际性的措施减少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可以预见的是，经济政策的联系性和稳定性是中国的核心领导层在制订宏观决策时的一贯原则，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领域不可能例外，因此第一种和第二种做法近期在中国没有可能性。
由于目前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过高，压力过大，从稳定汇率的战略出发，中国政府不大可能在近期对汇率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现阶段应该更多倾向于一些边际性的调整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就是第五种做法。实际上，中国政府近年来已经将付诸了很多努力缓解人民币的失值压力，例如实行多年的企业强制结汇被改为自愿结汇；去年已经出台的Q皿政策和即将出台的QDU政策；放宽境内企业的境外投资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的融资；放宽个人换汇及国际汇兑等等。这些手段会有助于增加外汇需求，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使人民币汇率更接近真实的均衡价格，但汇率形成机制的核心问题尚须解决，因此第五种办法只是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中的过渡手段。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在汇率研究范围内有不少问题可供选择，本文以汇率均衡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汇率均衡研究在西方汇率理论中仍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自然也就是一个很有“挖掘”潜力的理论课题。如果我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取得不同于西方理论但又高于西方理论的汇率均衡研究成果，将是有理论意义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为数不多的汇率研究中，尚没有发现对汇率均衡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可以说这还是一个“空白”领域。而现实是，经济发展中总存在着“均衡”运行的问题，西方国家如此，我国也是如此。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就强调经济总体和各部门之间的平衡，现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更需要重视经济的均衡运行。而经济的均衡运行是由许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组成的，汇率便是其中之一。汇率均衡是保征我国对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条件，对国内经济的其他方面也将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论分析为前提，以中国现实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汇率均衡理论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我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浏览了国内外关于汇率研究的大量文献和搜集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论述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分为汇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汇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两大部分。
主要内容如下（按各章顺序）：
首先，对全文的中心议题、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及有关概念作概括说明，并对西方汇率理论中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绍，这些构成绪论的内容。
在上篇中，我们首先将汇率均衡纳人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中，建立了汇率这一经济变量与经济其他主要方面之间的均衡关系。这些均衡关系包括；汇率与价格水平的均衡、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货币供求的均衡、汇率与利率的均衡、汇率与国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汇率与财政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资本流动的均衡。这些内容是我们论证汇率均衡的理论基础。
在阐述了汇率与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之后．我们又将汇率均衡置于汇率政策目标下，对汇率政策进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汇率均衡既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又是一种目标体系．它应成为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辅助宏观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实现。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汇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对此，我们进行了3个层次的分析，包括：内部均衡与对外均衡、局部均衡与总体均衡、短期均衡与中长期均衡。
汇率均衡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内容既会因汇率及各种经济变量的变化而不同，也会因汇率政策的调整而不同。汇率政策调整对汇率均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于汇率政策取向上。汇率政策取向是一个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概念，它引致汇率均衡向着某一个由政策确定的方向变化，这个方向有时是根据客观经济变化而定的，更多的时候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作出的决策。无论如何，取向性的汇率调整可能会导致汇率均衡在现象上出现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确的，是符合经济发展目标的，这种“偏差”就是汇率均衡过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进行了宏观经济环境下和汇率政策条件下的汇率均衡分析之后，我们对有关的汇率指标作了系统性的分析。这些指标包括：购买力乎价、实际汇率、有效汇率（多边有效汇率和双边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等，还有可以估价汇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国际收支法。它们能够从不同方面分别测量汇率的真实水平或客观水平。作为量化的汇率指标，它们可以为汇率均衡程度检测、汇率政策调整提供明确的、可行的依据。
在上篇的一般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展开了人民币汇率的特殊均衡分析。这构成下篇的内容。
首先，对于人民币汇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简要说明。人民币汇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汇率目标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应地，人民币汇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对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分析，是从其历史回顾开始的。在第7章中，我们系统地介绍了人民币汇率的演变过程，同时对伴随人民币汇率历史变化的原因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人民币汇率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体制的许多方面都密切相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汇率政策与我国贸易体制、价格体制、货币供求关系、财政税收等方面表现出日益密切的相关趋势。一方面，汇率政策对于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影响或制约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对汇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标内容上、政策手段上都进行相应的变革。
在论文的第9章中，我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各种指标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之评价、人民币实际汇率分析、人民币有效汇率分析、出口换汇成本分析、以及对作为“平行汇率”的贸易内部结算价、黑市汇率、外汇调剂市场汇价进行的分析。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官方名义汇率所不能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可以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真实轨迹及其存在的问题。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为汇率政策的历史评价、汇率政策的改革调整和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检测提供现实的依据。
根据上篇理论分析的思路，我们在第10章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分析。人民币汇率均衡是我国汇率政策的目标，它与一般理论分析下的汇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内容，就其本身而言，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内容。我们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步骤划分出近期的和中长期的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标适应干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是汇率政策改革的现实选择。它取决于3个大前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外向型贸易发展战略，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长期的均衡目标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汇率政策目标选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较远期的目标方向。可以设想的是，中长期汇率均衡目标将是一个包含更多变量的、较宽的汇率目标区间，是由许多个近期目标区域构成的连续运行轨迹。
在论文的最后一章，即第11章，我们就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有关问题作了探索性的分析。这些问题包括：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探讨；统一汇率形式、建立健全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可兑换性的探讨。这是目前我国外汇体制与政策改革中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这些方面提出的观点或建议是在本文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一定研究的基础上阐述的个人观点，也是作者希望将汇率理论研究运用于现实分析的具体体现。
论文在就上述各方面进行了论证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l）汇率是宏观经济体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价格形式”，汇率均衡也就应体现出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内在的、有机的“因果链”关系，而不只是一个汇率水平问题。由此决定了汇率均衡研究必须从汇率与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入手，将其纳人宏观经济体系的“大环境”中进行。
（2）汇率均衡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从汇率政策角度来研究，它就是一种目标体系。汇率政策必须以汇率均衡为目标来确定其具体内容、手段和调整方向。而作为目标体系的汇率均衡应是全面的、动态的、多层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所决定，又因各种经济因素和政策取向的变化而不断地得到调整。
（3）汇率均衡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是量化的汇率均衡水平。由于汇率均衡是一个全面的、动态的概念，均衡汇率作为具体化了的目标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水平点”，而只能是一个由不同时间长度等因素决定的、宽域不同的、动态的、最佳汇率区间，这个目标区间就是汇率政策的“目标靶”，而且是一个可移动的“目标靶”。
（4）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同样存在着汇率均衡问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币汇率均衡研究在内容上、方法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对其评价也没有一致的标准。特殊的经济体制造就了汇率均衡以特殊的内容和含义。对人民币汇率均衡进行的特殊分析应着眼于目前和近期的发展，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汇率均衡已成为经济均衡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条件之一。汇率政策应该树立汇率均衡的目标体系，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确立其内容。为了实现人民币汇率均衡这一政策目标，改革汇率调节机制、发挥汇率的市场调节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汇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导，但政策取向不应以主观决策为主，而应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作出有利于市场经济改革的选择。
在整个论文的构思写作过程中，作者力求对汇率均衡这一题目进行有创见性的研究。指导思想有两条：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虽借鉴它们的一些基本理论，但重在用科学的、辩证的方法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二是将理论研究服务于现实经济生活，唯其能为我国的汇率政策和经济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试图作突破性的研究，这些方面是：
（l）将汇率纳人宏观经济体系中，确立汇率与多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由此得出了更为全面的汇率均衡概念。
（2）指出汇率均衡与均衡汇率之间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提出汇率均衡作为目标体系，是一个动态可调整的特定汇率区域的论点。
（3）提出汇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这一概念，对政策取向的特征、含义及其客观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4）对于西方汇率理论中出现的一些汇率指标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们观念中对这些指标模糊的或错误的认识。
（5）对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进行了系统的应用分析，其中有些是应用国际上已有的指标模式进行的现实分析，有些则是对我国外汇体制下的特殊汇率指标进行的分析。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币汇率存在的偏差和汇率体制存在的问题。
（6）对当前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论述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不少属于因个人理论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导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观条件限制所致。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没有得到更理想的发挥或更深人的论证。这些地方主要包括：
对于汇率均衡的目标模式，本文只是着重了涵义和基本思路和刻划，而没能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汇率均衡理论还缺乏数量分析方法的进一步论证；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三元悖论 独立性 汇改
根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不可同时实现。“三元悖论”不但阐释开放经济中三大金融目标不可兼得的矛盾性，而且成为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根据“三元悖论”理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汇率制度的变化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之间是否存在严格的此消彼长关系？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施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不再钉住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定价，放宽汇率波动范围。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加，定价更加市场化，然而汇改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影响如何？这一问题值得研究。
一、文献综述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克鲁格曼在“亚洲发生了什么”一文中阐述了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资本流动情况下的固定汇率制度，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原则，“三元悖论”即不可能的三角，指的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这三者之间不能共存，三者只能择其二。然而，“三元悖论”在使用上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货币政策是相对独立的，要保证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是很难实现的；其次，在汇率制度方面，有些国家是有管理的自由浮动，比如说我国这种介入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间的体制，克鲁格曼并没有纳入思考范围中。最后，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也是一种极端情况，部分的资本开放也是一种中间状态，并没有纳入“三元悖论”范围中。不难看出，“三元悖论”没有论及有关介于固定、浮动之间所谓的“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Frankel，1999)。胡祖六（2003）根据资本完全流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这三个开放宏观经济目标不能同时实现的“不可能三角”命题判断中国出现了资本完全流动、汇率稳定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不独立现象。在汇率制度选择方面，Eichengreen（2003）的研究指出，中国加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趋势不可逆转，只有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才能完全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且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独立。
上述文献，讲述了“三元悖论”及其缺陷，并对其在中国进行了实证研究，论证了固定汇率制的不稳定性，以及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的必然趋势，然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当资本流动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如何变动的，却很少提及，这正是值得本文研究的地方。
二、模型结构与数据说明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中央银行为实现通货膨胀目标而调控货币供给量的决策独立于本国政府机构，不受其干预；另一方面是当一国经济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乃至完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本国货币市场利率是否受到资本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和国际市场利率冲击。我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保持较低的通胀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相对而言，在一些发达国家，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成为了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在我国国内政府机构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影响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支出(FR)来衡量，因为如果央行缺乏独立性，就会随着国家财政支出的增加而扩大基础货币供给，通过乘数效应，扩大货币供给；而国外市场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可以通过外汇储备(FER)的变化来衡量，因为在固定汇率制下，意外的外汇供需变动会影响汇率,因此可以通过外汇储备的变动情况来衡量央行货币供给的独立性；而当央行以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将成为影响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我国加入WTO后的十年为研究区间（2001年到2011年），假设我国资本流动的管制总体不变，在此基础上，因2005年7月21日开始汇率改革，人民币开始进入升值通道，以2005年8月为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转变的转折点，研究汇率制由固定向浮动转变的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变动情况。选择FR、FER、CPI和M1四个变量2001年到2011年的月度数据建立模型，检验各个指标对货币供给量M1的影响：
M1t=C+αFRt+βFERt +γ1CPIt+γ2CPIt-2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CEIC）、CSMAR数据库以及中国财政年鉴整理而得，其中，M1、FR、FER、CPI分别代表货币供给量M1的环比增长率、国家财政支出的环比增长率、外汇储备的环比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环比增长率（相关数据由收集到的数据以2001年1月为基期计算而得）；考虑到CPI对货币供应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回归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选取当期和滞后两期值。
三、计量结果
1.平稳性检验
运用Eviews 5.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可知四个序列都是平稳的。
备注：*表示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2.货币供应的独立性检验
对模型做OLS回归,再对模型的残差序列做ADF检验,以检验模型设计的合理性。对2001年1月到201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
M1t=0.0084+0.1559FERt+0.0120FRt-0.0037CPIt-0.0059CPIt-2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汇率制度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在资本高度流动条件下，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经济学家对于汇率制度的看法发生了深刻变化。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条件下的可持续性和对危机的防范能力，成为判断一国汇率制度是否适当的重要标准，介绍这方面的主要理论及其学术讨论情况。
一、导言
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经过制度改革初期的大幅贬值后，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在近10年的时间跨度里始终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中，而且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汇率变化缺乏弹性。人民币汇率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为一种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2005年7月21日后，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不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货币不等于钉住一篮子货币，它还学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二、外文文献综述
（一）“原罪论”及其意义
Hausmann，PanizzaandStein在2000年以及EichengreenandHausmann在1999年阐述，在“原罪论”的假说中，原罪是指这样一种状况：一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本币进行长期借贷。由于金融市场的这种不完全性，一国的国内投资不出现货币错配，便出现期限错配。因此，企业面临一种“魔鬼的选择”：要么借美元而招致货币错配，或者用短期贷款来做长期用途而出现期限错配。这种情况其实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几乎在所有非经合组织国家中都有发生。
“原罪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就是，在存在原罪的情况下，由于汇率难以浮动，政府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又会陷入两难，再加上无论现有的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都无法解决原罪问题。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把部分美元化变为全部美元化。换言之，根据这种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当干脆没有汇率，方法是放弃本国货币而采用某种国际货币，实行美元化或某种类似于欧元的制度。
（二）“害怕浮动论”假说及其分析结果
Calvo和Reinhart(2000)提出了“害怕浮动论”。所谓的“害怕浮动”，可定义为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归类为实行弹性汇率制的国家，却将其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的一个狭小幅度内，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大规模的汇率波动存在一种长期的害怕。“害怕论”的主要发现，可归纳为四点(Reinhart，2000)：（1）那些声称允许其货币自由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其货币大部分并未能真正浮动。（2）这种很低的汇率可变动性，是由政策行动有意识地造成的，因它们的国际储备的变动性相当高，而在典型的浮动汇率制下，这不应当发生。（3）在这些国家中，名义和实际利率的变动性异乎寻常地高，与那些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国家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4）由于那些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类属于管理浮动制的国家同实行一种不具公信力的钉住汇率制很相似，因此，所谓的“固定汇率制已死”的说法是一种迷思(myth)。相反，害怕浮动的现象非常普遍深入，甚至在一部分发达国家中也存在。
（三）“中间制度消失论”及围绕它的理论争论
在目前关于汇率制度的新理论中，“中间制度消失论”争议最大，最富挑战性。该理论的要点是，唯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制或是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度，包括“软”的钉住汇率制如可调节的钉住、爬行钉住、幅度(目标)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制，都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因此，未来我们将会看到，各国不是选择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就是选择“硬”的钉住汇率制。“中间制度消失论”认为，日益增长的资本流动性，使政府对汇率的承诺变得十分脆弱。Summers(1999)认为，由于资本自由流动下的“三难问题”(trilemma)，中间制度应让位于自由浮动汇率制，或者真正的固定汇率制。这一原理指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这三个目标，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
三、中文文献综述
（一）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张广裕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2005年）一文中阐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表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代价是使一国的货币政策丧失独立性，成为一种内生的、附属于汇率政策的被动的工具。从整体上看，不利于在国际金融交易不断扩张的时代保持国内的宏观经济稳定。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固定汇率制下资本完全流动情况的结论是：一国无法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利率无法背离那些在世界市场上通行的利率水平。实施独立货币政策的任何尝试都会导致资本流动，并且需要干预，直至利率重新回到与世界市场上的利率水平一致时为止。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外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逐步放弃钉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在具体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实行一种有限度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在允许的目标区内，中央银行对汇率的浮动不加干预，名义汇率的变化由市场供求来决定。这是一个能够比较有效地发挥市场供求机制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又有利于防止汇率不稳定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可以以此作为目标模式和加以借鉴。
（二）汇率目标区理论
姜凌、韩璐在《汇率目标区理论与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思路》（《经济评论》，2003年第2期）中阐述，汇率目标区理论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用在世界贸易中占最大比重的工业国家的货币来建立一个汇率目标区，在这个“区”内有一个中心汇率(基本汇率)，并在中心汇率附近确定一个汇率波动的范围，实际汇率对中心汇率的偏离幅度要确定下来，有关国家正力求使汇率的变动不超过这个区域。
我国应由中央银行建立起人民币基准汇率的生成模型，确定一个与国际收支长期形态相适应的基础均衡汇率(FEER)，即期汇率围绕着这一基础均衡汇率波动，波动幅度有上下限限制。在确定目标汇率的范围或波动幅度时，可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国内进出口商品物价水平的变化情况；二是出口状况；三是我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四是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汇率目标区边界内，中央银行应尽量减少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促进和完善市场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变动的灵活性，充分发挥汇率政策调节外部平衡的作用。
（三）最优汇率制度选择理论
岳华在《最优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与政策判研基于目标区经典模型的修正》（2006年7月），阐述最优汇率制度选择有两个标准，一是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能实现金融稳定。从定性角度比较固定汇率制、自由浮动汇率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及汇率目标区制等4种形式，它们各有利弊：固定汇率制能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营造比较稳定的经济环境，但致命缺陷是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加金融脆弱性。自由浮动汇率制有助于吸收或消化外部和内部冲击产生的不良影响，有助于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易引起汇率较大波动，进一步导致金融危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汇率目标区制都具有灵活性和稳定性，相比较而言，汇率目标区制透明度更大，政府与市场互动确定均衡汇率水平，有助于稳定投机，但存在的问题是难以计算均衡汇率，如果政府不具有公信力或者政策协调机制无效，将会引发巨大的投机性攻击。超级秘书网
四、评论、新思路
中国的外汇市场是一个供求关系不对称的市场，即一定制度约束下的充分外汇供给和部分外汇需求相作用的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从政策上弱化人民币升值的预期。（1）汇率政策成为货币政策中心针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央行提出将协调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控制，合理控制货币信贷增长，维护总量平衡。（2）适时调整汇率水平汇率政策的核心是汇率水平的调整或汇率变动，汇率作为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在调节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关键在于适时调整汇率水平，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的独特作用。（3）大力发展外汇市场、汇率衍生品市场大力发展国内外汇市场，逐步放开外汇交易。由于中国采用了更为灵活的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波动幅度将渐渐增大，汇率风险问题会显得更为突出，迫切需要开办银行间、银行与其它交易主体间的远期交易、掉期交易、货币互换、外币期货、期权等金融风险管理业务，增加外汇交易工具，以满足企业对冲外汇风险的要求。
参考文献：
[1]Baxter，M.，andA.Stockman(1989):“BusinessCyclesandtheExchangeRate2regimes:SomeInternationalEvidence.”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Vol.23，pp.377-400.
[2]Calvo，GuillermoA.，andCarmenM.Reinhart(1999):“FixingforYourLife.”BrookingsradeForum2000，No.1，pp.1-58.(2000):“FearofFloating.”NBERWorkingPaper7993.
[3]Chang，RobertandAndresVelasco(2000):“FinancialFragilityandtheExchangeRateRegime.”JournalofEconomicTheory,Vol.92，No.1，pp.1-34.
[4]易纲（2002），《汇率制度的选择和人民币有效汇率的估计》，中国人民银行评论员文章第2期.
[5]姜凌、韩璐（2003），《汇率目标区理论与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思路》，《经济评论》第2期.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 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 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 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 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 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 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 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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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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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undell，R．A．，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J?．IMF Staff Papers 9．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汇率特性；政策工具；三位一体兼容性
汇率是以另一国的货币表示的某国货币的价格，简单地说就是两种货币之间的比价，这一价格可以被视为任何一个特定时期内本外币的需求和供给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某些货币制度安排下汇率价格是固定不变的，这时对汇率的研究局限于贸易流通和贸易平衡；而在另一些货币制度安排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汇率是波动的，这种波动会对贸易结构的调整产生长期效应，从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发展、外部均衡的实现、经济的增长以及国家间利益的冲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研究文献涉及到的汇率被作为政府政策的目标，而有些研究文献又将汇率认作为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一种政策工具。那么，汇率到底是政策工具还是政策目标呢?
一、汇率：政策目标还是政策工具
根据丁伯根法，一个政策目标至少要有一个相应的政策工具，罗伯特•蒙代尔（2002）也指出“将目标（政策目标）和工具（政策手段）加以区分，对检验经济政策体系的内在一致性极有帮助，这一点早有定论。为实现某个既定目标，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工具。为实现相互独立的目标，必需的有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为实现相互独立的不同目标，必需的有效工具个数至少要等于目标个数。如果一个政策体系包含的政策目标的数量多于政策工具的数量，将至少有一个目标无法实现。但是，如果一个政策体系包含的工具个数多于目标的个数，那种实现这一组目标的途径就不止一条了。所以，如果政策体系的目标个数不等于工具个数，一般而言，该政策体系就不会有唯一确定”。［1］政策目标必须至少有相等的政策工具才能实现这一著名的丁伯根法，对政府选择内在一致的经济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只要政府选择了与目标正好相等的政策工具，就能够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为政策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有相等的政策工具，还要保证政策工具能够对目标产生足够的影响，也就是要使政策工具具有有效性；此外，政策目标的一致性还要求多个政策工具和多个目标之间相互协调。
尽管如此，要将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很清晰地区分开来还是极为困难的。通常人们将政策目标界定为人们“关心”的变数，而工具是那些“不关心”的变数。问题在于，政府对哪些是它所关心的变量，哪些是他不关心的变量做出选择也决非易事，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成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选择。
导致难以区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另一个原因是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都具有不同的等级结构，某些工具要实现的目标，只不过是另一个政策层次的工具，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利率、货币供给量和价格水平同时既是政策目标又是政策工具。而一群人的政策目标可能又是另一群人的政策工具。此外，政策工具的自由调节是受经济制度安排的影响的，在一种制度下安排是政策工具，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就可能成为政策目标了。
汇率恰恰具有这样的双重特征，在某些制度条件下，它是一种政策目标，在另外一些制度安排下，它可能又会成为政策工具。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已十分成熟，并且开放程度很高，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深入，资本市场能迅速地对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变动做出反应。例如克林顿政府时美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让美元成为强势货币，作为货币市场信号的利率处于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与欧元区的利率相比)，较大的利差导致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币的供给增加必然会导致本币升值。美元在外汇市场上的币值走强，这既保持了外汇市场中的汇率的自由浮动，又能通过利率工具引导资本流向实现其强势美元的货币政策目标，此时的汇率更多地具有政策目标的成份，因为这一过程反映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配置是根据“有效市场分类原理”进行的。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一般都不会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让汇率稳定，而更多地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②
笔者认为，当汇率作为政策目标时，它呈现中性；当汇率作为政策工具时，它表现为非中性特性，并将其一般化表述为策略汇率（strategic exchange rate）。
二、资本完全流动：蒙代尔不兼容性定理及其变体
罗伯特•蒙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不兼容三位一体”(Incompatible Trinity)理论，他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货币政策能够用于实现某个外部目标如汇率，或者某个内部目标，如价格水平，但却无法同时实现两个目标。也就是说资本自由流动，外部政策目标（如汇率政策目标）和内部政策目标（如价格水平）这三个目标不能在同一时间达成。这就是所谓的不兼容三位一体。Rodrick（2000）从政治方面提出了“三维困境”的观点，他认为，国际经济一体化、国家的地位和影响深远的论说是无法共存的，必须在这三者中间选择两个。所谓影响深远的论说，是指被民主所控制的政治体制会对时下流行的各种条件作出的反应，并且这种反应是通过一种不受限制的调节的政治生活表达出来的。［2］Whitman(2003)认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将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包含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优货币区”方案扩展成为一个“最优政策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最优宏观政策区域，构成一种分析结构。［3］
最优货币的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首次提出之后，围绕着这种方案的争论，主要发生在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这两种不同汇率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国内政策目标的实现，政府能够放弃的只能是汇率政策目标，即放弃固定汇率制，让汇率自由浮动。
显然，蒙代尔（1961）的关于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很简明的。最优货币区必须要与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区域相吻合，这就意味着最优货币区似乎应该是小的经济体，只有这样，劳动流动才能在区内的不同的职业岗位以及不同的地理区域间完全流动。［4］此外，最优货币区的产品必须是同质的。显然，这种最优货币区一定是高度开放的，对外贸易部门在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经济体不仅严重依赖外部世界，而且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十分敏感。而麦金农（1963）直截了当地指出，汇率的灵活性需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在高度的开放经济中放弃对国内价格水平的控制，并因此忽略价值的流动性和国内货币的普遍可接受性。［5］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蒙代尔和麦金龙也各自就他们提出的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也就是从那以后，经济学界的研究也超越了简单的静态凯恩斯模型和价格弹性假设。即使是这样，也无法解决所谓的“蒙代尔―麦金农”之谜（Mundell-Mckinnon paradox）。
按照蒙代尔的观点，最优货币区必须要与相同区域内的劳动的流动性高度重合，并且，劳动还会要求更高的流动性。小的、同质的经济最终要变成高度开放的经济，最优货币区内的成员国就要放弃以独立的货币政策作为稳定工具。而麦金龙持相反的观点。麦金农认为，只有自我相对封闭或者自给自足的经济才能够较好地独立运用货币政策，并且与这种经济相关的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大致上可以与国内相对价格的控制相兼容。麦金农认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经济中，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与对国内价格水平的控制可以三者相兼容，一旦丧失了对国内价格水平的控制，国内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人们对该国货币的信心也就会丧失。［6］
三、资本不完全流动：“三位一体兼容定理”
如果仔细比较一下蒙代尔的三位一体不兼容定理和麦金龙的三位一体兼容性定理，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就是假定前提上的差异。蒙代尔的三位一体不兼容定理假定的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小的经济体在最优货币区内的行为，这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之高不仅可以使资本在区内能够高度流动，甚至劳动都可以在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地区高度流动。资本高度流动意味着即使区内各国能够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作为稳定工具，这种政策也很难发挥效应，因为高度的资本流动可以迅速消除各国间的利率水平的差异，成员国的独立的货币政策无法对国内价格进行快速地调整。
其一，在浮动汇率制，资本的国际间的流动会导致相关经济体的汇率产生波动。例如， 一国央行宣布提高利率，本国与外国的利差会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到本国，只要此时的利差可以抵补汇率波动产生的风险，资本就会不断由外国流入本国，直至两国利率相等；而资本的净流动使得该国外汇供给增加，汇率浮动下，可以表现为本币的升值，此时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稳定国内价格水平的政策的确无法实现三者兼容。
其二，在固定汇率制下，是截然不同的情形。国际资本的净流入意味着本国资本账户是顺差，出现了国际收支的盈余。 也就是在外汇需求不变的条件下，外汇的供给增加了，如果是浮动汇率制，本币会发生升值，不利于出口但有利于进口。不断减少的出口和不断增加的进口最终会使国际收支平衡。但是，该经济体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只能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本国的进口，增加国内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支出，才能保证汇率价格固定不变。但增加国内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支出必然会导致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此时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稳定国内价格水平的政策（即财政政策）也是无法兼容。因此，无论是在浮动汇率制下还是在固定汇率制下，只要资本是完全流动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难以同时产生效应，政府如果必须选择其中两个政策工具，就必须放弃另一个政策工具。按照蒙代尔的最适货币区方案，此时的最适货币区方案内的各成员国政府或货币当局必须放弃货币政策工具。然而，对于该货币区各经济体而言，自然就选择了汇率作为调节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
但是，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③我们仍然以一国央行提高利率为例，该国通常为发展中国家，其利率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外国资本设法以各种渠道流入到该国。由于该国资本市场不开放，对资本帐户进行管制，但通常这种管制并不是不允许外国资本的流入，而是对流入的外国资本予以区别对待。对于直接投资（即长期资本的流入），限制较少。对于短期资本的流入（也就是所谓热钱/游资的流入）或本国资本的流出，限制较多。在汇率制度的选择方面，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管理浮动汇率制，并将本币汇率的低估作为一种竞争力。由于资本不完全流动，本国与外国的利差不会消失，独立货币政策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部分资本的流入会导致本国外汇供给增加，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本币理应升值，但是，该国却利用管理浮动汇率制将本币低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而出口是该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外，国际投机者已经意识到该国本币被低估，国际资本以各种渠道进入该国，使资本账户的余额为顺差，这与该国通过出口获得的高额经常项目的顺差叠加起来，构成了该国巨大的国际收支的顺差，为了解决外部经济平衡的问题，该国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开放资本账户。这样可以稳定甚至可以降低本币的币值，从而解决因本币升值所产生的问题；另一个选择就是保持对资本账户的限制，让本币缓慢地升值，并藉此来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国内的稳定价格目标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减少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来实现。显然，在这种条件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是可以同时产生效应的，其基本前提就是资本不完全流动。这与麦金农所描述的情形完全相同，在一个相对自我封闭或者是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如国际资本不完全流动），政府可以同时采用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灵活的汇率政策和控制国内价格水平的政策（如财政政策）。而只有这三种政策相互兼容，并控制了国内的价格水平，才能保证人们对该国货币的信心。本文将这三种政策的相互兼容称为“三位一体兼容性定理”（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其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国际资本的不完全流动。
在汇率中性的条件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能够相互兼容的基本条件是国际资本的不完全流动，这就是蒙代尔不兼容性定理的一种推理。这一推论成立， 上面所述的麦金农兼容性定理亦成立。
重要的是，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形下，麦金龙的三位一体兼容性能够成立，此时，汇率不仅成为体现一国内部经济均衡和外部经济均衡的重要指标（政策目标），同时又是一国政府或货币当局进行干预行为的重要的政策工具。这样，就一国内部而言，汇率的决定体现的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从外部来看，汇率的决定是一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博弈的产物。于是，汇率的工具属性就凸现出来了。
四、结 语
汇率无疑是一种最复杂的经济学变量，人们对其深层本质的了解只能说是略知一二， 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汇率不但具有政策目标意义，也富含政策工具属性。本文开启这一问题， 是为了更深入地对汇率的基础理论进行新的探索。
汇率中性是一种理想状态，是理论抽象之物，实际的汇率行为应是非中性的，因为汇率的本质特性是非均衡的, 企图寻找均衡汇率的努力大多会归于失败。而汇率的非均衡性源自于汇率行为的非线性与非平稳性，这种特性对我们进行汇率数据的处理与计量经济模型建模时尤其必须引起重视。
汇率的工具属性其实就是汇率中性的偏倚（bias）。严重的偏倚致使中性汇率扭曲成为非中性汇率。汇率的非中性是汇率的现实常态，人们观察到的汇率行为都是非中性的。譬如，汇率的波动与调整对各个行业的作用效果是不同的， 反应也是不同的，这使得汇率的工具属性凸现出来，而且日益显现出强大的政策功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成为取代关税而成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
仅有现存的汇率概念已不足以描述当今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与秩序，扩充汇率概念系统已成理论发展的必然。我们目前可以利用现有的汇率概念分析国际贸易流、国际资本流，但是我们不能够解释一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通过选择不同的汇率结构，改变汇率的定值方向，直接影响外汇市场交易者的预期形成，从而影响汇率变化的基本原因。汇率的经济功能的释放需要深入地对汇率的基础理论进行新的探索，寻找一种基于非中性的常态汇率的基本概念――策略汇率，并给予严格的定义。
策略汇率是对均衡汇率的一种偏离，但它恰好与官方干预汇率的目标相反，因为后者通常是通过官方干预外汇市场，试图恢复为均衡汇率状态。策略汇率大部分产生于资本不完全流动的市场中，因为此时汇率是一种政府政策工具，而不是政策目标。由于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经常项目的不平衡（逆/顺差）不能通过资本项目（顺/逆差）来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并且当这种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引起的国际收支差额足够大时，政府通常运用外汇市场上的管理浮动汇率，对本币汇率的定价进行干预。干预的目的不是修正“错误汇率”，让其朝着所谓“正确汇率”的方向收敛，而更多体现在政府试图利用汇率，来实现其经济、政治目标，这时的汇率就只是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用来实现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政府在确定汇率比价时清楚地知道这一汇率是偏离均衡的，并且也清楚地知道利用这种汇率与均衡汇率间的偏离将要实现的政策目标以及将要付出的代价。显然，这一非均衡的汇率性质，作为外汇市场的价格信号，它对资源的配置只能是次优的。
注 释：
① 这种区分是汇率理论发展的关键，这归功于蒙代尔的开创性研究。在蒙代尔之前，汇率只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人们主要研究的政策工具是关税，而不是汇率。参见蒙代尔《国际宏观经济模型》第三章：政策选择的本质。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北京。
② 笔者认为,蒙代尔的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均实行固定汇率制，维护汇率的稳定自然就成为政府的政策目标。
③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市场制度不健全，资本市场的开放意味着高风险。因此，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形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取了泰国等国开放金融市场的教训，对资本账户还是实行管制。参见Tran Van Hoa所编的 “Competition Policy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Major Asian Economies”, Edward Elgar出版社，2003年。
主要参考文献：
［1］Mundell，R., 2003, Currency Area，Exchange Rate Systems，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in Slvastore D. al et，(ed.) The Dollarization Deb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Rodrik D., 2000,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Next Century, Working Paper , Harvard University
［3］Whitman,2003,From Trade Liberalization to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Clash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Goods“, Michiga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4］Mundell，R.,1961,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 Econ. Rev., (51).
［5］Mckinnon,R I.,1963,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Econ.Rev.,53.
［6］Mckinnon,R I.,2002,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the European Experience.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10(2).
Exchange Rate Traits and A Corollary of Mundell's In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
He Qiongjuan
Abstract: By studying difference between Mundell's In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 and Mckinnon's 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y are mutual equivalent in the circumstance of incomplet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 which can provide a good explanation on Mundell-Mckinnon Paradox.
Behavior of exchange rate is non-neutrality when exchange rate policy instrument is applied rather than policy goal of stabilizing exchange rate, and non-neutrality exchange rate is common in a real world.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汇率承诺；政府救助；货币投机；序贯博弈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04607
一、 引 言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业遭到重创。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陆续开始投入政府救助资金，以防止国内银行业的破产，帮助国内金融体系和陷入债务危机的私人企业尽快度过难关。在中国最近几年的银行业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曾陷入不良资产清理的困境，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政府救助措施，如证券公司接管和政府直接注资等，这些措施的实质是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政府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等来实施的政府救助行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汇率预期的变化会导致投机者针对本国货币的投机攻击，而政府在采取利率政策抵制投机攻击的同时，有可能进一步影响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例如，提高利率会抑制投资，从而增加失业率。根据俞乔［1］的实证研究，公众对当局在维持固定汇率体制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失业，需求不足，等等)之间选择的预期变化将可能导致市场信心的危机，从而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因此，在控制金融危机对经济基本面冲击的过程中，汇率政策是与政府救助机制紧密相连的组成部分。
中国自2005年7月实行汇率体制改革后，无论是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是从实际有效汇率的角度看，人民币都已实现大幅升值。但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实行稳定汇率政策。2008年底到2009年3月，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承诺目前仍将实行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汇率政策。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09年11月曾表示“人民币的汇率要保持基本的稳定”。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也指出，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然而，自2009年3月以来，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汇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但人民币是为数不多的未升值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之一。在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和美元指数进入上升通道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又重新成为热点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曾最新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呼吁中国应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报告指出，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以及更加重视把通胀作为关注目标，可以使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好地适应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实际汇率升值将有助于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对本地需求的依赖。奥巴马最近也表示，中国和亚洲将会继续是美国出口的庞大市场，但必须处理汇率问题，以确保美国产品不会面对“庞大的竞争不利因素”。
面对外部多方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若中国采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策略，则显然违背了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做出的稳定汇率承诺；若中国继续维持现有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则要承受各种压力。然而，隐藏在这种进退两难的表象下的是中国政府在面对金融危机时的一种理性均衡策略。中国目前的稳定汇率政策是对危机前的稳定汇率承诺的兑现，它可以有效稳定市场汇率预期，抵制随时可能到来的货币投机行为。2010年初的希腊债务和货币危机刚刚得到初步平息，其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货币投机行为。
本文在Mundaca［2］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稳定汇率承诺特征的序贯博弈模型，通过博弈均衡理论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货币投机冲击下的政府救助和汇率承诺的作用机制，提出一种结合政府事前汇率承诺的政府救助机制，分析“自实现”的稳定汇率承诺的作用机理，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Holmstrom和Tirole［3］在关于内部流动性与外部流动性的研究文献中，强调了政府提供救助在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必要性,提出了内部流动性可以充分满足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流动性需求的必要条件，如果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就需要以国家政府或IMF为代表的LOLR提供外部流动性支持。
Burnside等［4］研究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外汇基金风险对政府相机救助决策的影响。其中，政府救助相机依赖于商业银行是否宣布破产。他们指出，如果商业银行所投资的外汇基金发生贬值时，政府保证偿付其损失，那么，这将导致商业银行完全把自己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中。这是因为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了担保，当其所持有的外汇基金资产发生贬值或预期发生贬值时，可以通过申请破产而获得政府救助保护。同时，政府的这种救助担保很容易诱发“信念自持”（self-fulfilling）现象。由于政府保证当商业银行宣布破产时，就会通过外汇储备向商业银行提供外汇形式的政府救助，这样，当银行预期到所持有的外汇基金将会贬值而申请破产时，如果政府立即向银行注入外汇救助，必然导致外汇供给的增加，使外汇贬值预期实际发生。显然，这是由于政府不恰当的救助行为所导致的。
Obstfeld ［5-6］建立了一个包含内生汇率政策的货币危机模型，并假定政府根据对社会福利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来决策是否保持固定汇率政策，结论表明，多重均衡的存在将导致一种由“自实现”的预期引发的货币危机。在此模型中，市场预期是事前（即经济冲击发生之前）形成的，政府保持或放弃固定汇率的政策选择是事后做出的，这样，政府的政策很难影响市场预期。
本文在模型中将分析事前的汇率承诺对于促进多重均衡收敛的作用，并将具有事前救助承诺的救助机制与事后的救助机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Mundaca［2］率先提出了一个序贯博弈分析框架，将政府救助和汇率作为内生的决策来考虑，并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时的最优政府救助比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作为模型局中人之一的企业被限定在国际市场上借入外币进行投资的私人部门，这仅仅适用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国情，不适用于中国以出口导向型企业为主的国情。
国内学者对政府救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监管声誉损失等。李剑［7］在Sachs［8］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博弈分析，讨论了危机发生后，由于IMF救援计划的内在缺陷及国内外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使得IMF的救助行动陷入困境问题。巴曙松和陈华良［9］认为，对于金融机构违规破产，政府不合理的救助行为会极大地损害其监管声誉，降低监管威慑力，造成政府救助政策成本的提高和社会总财富的持续减少。其他相关国内文献主要以国外经验的总结为主。
政府救助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一个重要缺陷。但是，中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政府救助可与汇率政策相互配合。在国内现有文献中，还未出现将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与经济基本面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证文章，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对均衡政府救助机制的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在政府提供危机救助的同时，适当的汇率调整可以平衡道德风险问题。
三、 序贯博弈模型与多重均衡的收敛
本文将对Mundaca［2］模型进行改进，构建符合中国目前汇率政策特点的序贯博弈模型，并针对多重均衡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汇率承诺对于优化政府救助路径、促进多重均衡收敛的意义。
首先，构造序贯博弈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的博弈树。其中，M和Q分别表示政府的两种决策选择，即保持固定汇率和放弃固定汇率；S和NS分别表示投机行为和无投机行为。
图1 无救助承诺与存在救助承诺下的博弈树
博弈局中人有3个：一是中国政府，将在阶段1保持固定汇率政策，并进行救助承诺或不承诺，同时承诺在金融危机刚发生时的阶段3维持固定汇率政策，在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加剧并导致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阶段4选择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二是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私人部门），它们将在阶段2决策投资水平；三是市场上的货币投机者在阶段2根据市场预期选择是否投机。对博弈树中各阶段的决策过程和相关假设进行如下说明：
阶段1：自然产生关于货币投机行为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冲击概率，所有的经济人获得该先验概率的信息。假设到达博弈的最后阶段，金融危机的冲击爆发，该冲击分为两种：一是对经济基本面冲击影响较小的有利冲击s2，其发生概率为1-π；二是对经济基本面冲击较大的不利冲击s1，其发生概率为π。
政府在该阶段将公布对于私人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是否承诺救助，并且公布其承诺的汇率政策。对于汇率政策，政府在阶段1承诺将一直保持固定汇率，直到阶段4的经济冲击发生时再决策是否继续保持。该假设的依据是，2008年底到2009年3月，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承诺目前仍将实行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汇率政策。
阶段2：市场投机者先形成阶段4的汇率预期Ex，并根据汇率预期决定是否进行投机。因此，如果Ex＞，或Ex＜，则投机行为发生。其中，Ex表示预期汇率水平，表示固定汇率或长期均衡水平。
出口导向型的私人企业再向商业银行借入人民币进行生产投资，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获得美元等外币收入，并用外币收入偿还贷款债务。私人企业根据预期投资净回报最大化原则决定投资水平。
令K表示私人企业投资水平，x（si）表示冲击si（i=1或2）发生时的汇率水平的自然对数，汇率以1元人民币所购买的美元数量计算（下同）。Ri（K）表示当阶段4中的冲击si发生时投资K的总回报，并且满足下面的假设条件：当不利冲击s1发生时，R′1（K）＜0，R″1（K）＜0；当有利冲击s2发生时，R′2（K）＞0，R″2（K）＜0。当不利冲击s1发生时，私人企业借贷成本将提高，并且，当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全球市场，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市场萎缩，销售收入回收困难，合同违约率大幅上升，边际回报R′1（K）在短期内为负值，随着K的提高边际回报下降程度将恶化，即R″1＜0。当有利冲击s2发生时，边际回报R′1（K）为正值，但边际回报递减。在这些假设下，当私人企业预测到阶段4不同的冲击所导致的不同救助比例和汇率水平时，其净回报NR和期望净回报E（NR）分别表示如下：
NR=（1-（si））（x（si）/）Ri（K）（1）
E（NR）=π（1-（s1））（x（s1）/）R1（K）+（1-π）（1-（s2））（x（s2）/）R2（K）（2）
式（1）说明私人企业的净回报受到汇率水平和政府救助比例的影响；（x（si）/）Ri（K） 说明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私人企业不利冲击发生时债务增加，而有利冲击发生时总回报保持不变；（si）表示阶段4的冲击si发生时政府救助的比例。当有利冲击发生时，政府无需实施救助。因此，0≤（s1）≤1，（s2）=0。若将标准化为1，则式（2）可以转化为式（3），得到私人企业在阶段2的支付函数。
E（NR）=π（1-（s1））（x（s1））R1（K）+（1-π）（x（s2））R2（K）（3）
阶段3：政府保持固定汇率体制，并抵制投机攻击。在该阶段，投机攻击已经形成，政府理论上可以有两种决策选择，即保持固定汇率（M）和放弃固定汇率（Q）。目前，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稳定承诺在该阶段得到兑现，这就排除了放弃的选择。
政府在阶段3开始实行抑制投机攻击的措施，假设主要措施是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当阶段2形成的汇率预期与长期均衡汇率不一致时，调整利率可以有效减少投机攻击损失。但是，利率调整具有两面性，利率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国内投资成本而影响失业率，如提高利率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从而给政府带来基本面的损失。假定利率调整过程遵循式（4），利率变动对阶段3中非结构性失业率的影响为式（5），从而构造出阶段3的政府期望损失函数为式（6）。
r=g（Ex-）（4）
其中，g是正系数，而（Ex-）表示在阶段3和阶段4的投机攻击强度。
u3-=α2r（5）
其中，u3表示阶段3的实际失业率；表示自然失业率；α2为正参数。
V3（si，Ex，x（si），（si））=a1（u3-）2+E（V4）（6）
其中，V3（si，Ex，x（si），（si））是阶段3的政府期望损失函数；E（V4）是阶段4的政府期望损失函数；α1为正系数。
阶段4：随机性的经济冲击将在该阶段形成并发生，这将影响就业和企业的投资回报。当承诺予以救助时，政府将具体实施阶段1所确定的承诺救助比例和汇率；当无救助承诺时，政府首先理性地选择放弃固定汇率（Q）或保持固定汇率（M）。然后，政府将通过最小化阶段4的损失函数V4来确定最优救助比例与汇率。
我们构造政府在该阶段社会福利损失函数V4，假设阶段4的非结构性失业率由式（7）来决定。
u4（si）-=α1［x（si）-］+α2r+si-α3［1-（si）（x（si）/）Ri（K）］（7）
其中，α1、α2、α3均为正参数。α1［x（si）-］表示汇率变化对于失业率的冲击，它代表了一种非结构性失业程度。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导向型私人企业经营困难和市场萎缩，非结构性失业率因此上升；α2r表示利率变化对失业率的影响；-α3［（1-（si）（x（si）/）Ri（K）］表示企业净回报损失对失业率的影响。当有利冲击发生时，由于R2（K）≥0，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在下文的分析中不妨设R2（K）=0。
阶段4的社会福利损失函数由3部分构成，即非结构性失业损失、政府救助总支出和放弃固定汇率的成本，它们分别对应于式（8）中的3项。
V4（si，Ex，x（si），（si））=a2（u4-）2-（si）（x（si）/）Ri（k）+λC（8）
其中，a2为正参数；C为取消固定汇率体制的成本，如政府信用的损失；λ是一个哑变量，当放弃固定汇率时，λ=1，否则，λ=0。
其次，我们求解均衡的政府救助路径。
从图1可以看出，博弈从阶段2开始分叉，阶段2到达阶段4有两条路径：一是投机分支S；二是无投机分支NS，每个分支都具有3个最终节点。需要说明的是，在无政府救助承诺的条件下，进一步通过纳什均衡策略构成条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剔除非均衡节点（6）、（7）和（9）、（11）。为便于讨论和应用，将具体结论归纳为命题1和命题2（其证明过程可向作者索求）。
命题1：若无政府救助承诺，并且，市场预期汇率Ex等于固定汇率，从而不会导致投机攻击发生，则在汇率转换成本C充分高时，理性预期均衡只与终节点（8）相容，该节点对应的汇率政策是x（s1）=x（s2）=。
命题2：若无政府救助承诺，并且，市场预期汇率Ex高于固定汇率，从而导致投机攻击发生，则在汇率转换成本充分高时，理性预期均衡只与终节点（10）相容，该节点对应的汇率政策是x（s1）≠，x（s2）=。
在命题1和命题2结论基础上，对博弈的不同路径下均衡策略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在政府不进行救助承诺的情况下，与理性预期均衡相容的终节点有两个，从而产生两条政府救助的均衡路径。这种多重均衡现象发生在博弈的第一阶段。只有当博弈过程进行到阶段3时，政府才能观测到投机行为的发生，从而才能形成惟一均衡的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Obstfeld［5-6］建立了一个内生汇率政策的货币危机模型，其中，政府根据对社会福利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来决策是否保持固定汇率政策，结论表明，多重均衡的存在将导致一种由“自实现”的预期引发的货币危机。因此，多重均衡的存在容易导致货币危机的发生，从而加剧金融危机，使经济基本面进一步恶化，这是政府应当避免的。
从两种均衡路径的形成过程来看，促进市场形成一个固定汇率预期（即Ex=），可以促使博弈过程收敛到一个惟一的理性预期均衡节点（8）。基于这一点，政府可以在博弈的阶段1公布一个强有力的承诺：无论阶段4的冲击如何，都将坚持稳定目前的汇率水平。这样，如果政府拥有较高的政策信用，市场将形成保持固定汇率的预期，消除投机行为的发生，使博弈进入无投机行为的分支。由命题1可知，一旦进入无投机行为的分支，政府的均衡汇率政策将是（M，M），从而使得政府实施承诺的汇率政策自动成为一个均衡决策，产生一种“自实现”承诺。
当前，中国政府多次公开承诺保持汇率的稳定，就是一种保持市场汇率预期稳定的一种非常有利的承诺，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自实现”承诺的重要性。它将有效地抑制潜在的货币危机，并在可能发生的新一轮危机到来的时刻，使中国能够摆脱多重均衡发生的困境。
第二，根据命题2的结论可以看出，当市场对于汇率的预期Ex＞已经形成时，惟一的理性预期均衡是：在阶段4，当有利的经济冲击发生时，政府维持固定汇率不变；当不利的经济冲击发生时，政府应放弃固定汇率。这表明，如果金融危机已经促使货币投机行为发生，政府的固定汇率承诺将不会改变市场预期，该承诺将不会“自实现”。最终，政府的最优汇率政策相机依赖于阶段4的经济冲击类型。
四、 汇率承诺与政府救助的博弈均衡分析
政府救助承诺指的是政府在阶段1预测到投机攻击的发生后，通过期望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来确定救助比例，并予以公开承诺，在阶段4实施承诺。无承诺条件下的政府救助是指政府在阶段4采取利率政策抵制投机攻击，并通过阶段4的实际损失函数V4的最小化来确定救助比例。因此，两种政府救助类型反映了政府对投机攻击的不同预期。那么，当政府预测到投机攻击即将发生后，采取政府救助承诺机制与采取无承诺的实际救助在决定机制上具有哪些不同点？实施效果有什么区别？我们首先通过理性预期均衡的求解方法来推导两种不同的决定机制进行比较分析，然后通过数值模拟方法来检验政策的稳健性，并进行对比分析。
我们推导决定两种最优救助比例与汇率水平的方程系统。两种情况下的最优政府救助比例的确定均需要考虑以下过程：由于私人企业具有理性预期，因此，阶段2中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会依赖于最优的政府救助比例和最优的汇率水平；最优的政府救助比例和阶段4的最优汇率水平又会依赖于最优投资水平，因为它们的确定是发生在阶段2之后。
首先，在无政府救助承诺的情况下，最优的政府救助比例与汇率是由非线性联立方程组（9）、（10）、（11）共同决定的，并受到0≤≤1的限制。一般地，该方程系统的解没有解析表达式。
发生投机攻击后，阶段4的政府将观测到阶段2中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K^，通过福利损失V4的最小化来确定最优救助比例与汇率水平(s1)。将式（7）代入式（8），并令=1，使用一阶条件可以得到决定和(s1)的方程：
=1-2a2α3s1-1+2a2α3((s1)-1)(α2gπ+α1)2a2α23(s1)R1(K^)（9）
(s1)=R1(K^)+2a2［α2gπ+α1-α3(1-)R1(K^)］(α2gπ+α1)+2a2s1［α2gπ+α1-α3(1-)R1(K^)］2a2［α2gπ+α1-α3(1-R1(K^)］2（10）
通过最大化私人企业的期望净回报，得到阶段2的最优投资水平K^，并对式（2）求一阶条件，得：
R′1（K^）R′2(K^)=-(1-π)x(s2)π(1-)(s1)（11）
根据式（11）得到K＞0,KX（s1）＜0（具体证明可向作者索求）。这样，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在稳定汇率水平的条件下，实施政府救助会导致投资者道德风险的产生。汇率水平保持不变时，政府提高救助比例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并且，根据假设R′1(K)＜0，道德风险问题会给私人企业带来更大的债务风险，进而导致基本面的进一步恶化。同时，还可以看出，政府在危机初期保持固定汇率的承诺虽然可以促使惟一均衡的形成，但是，也会附带一定的道德风险成本。
第二，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实施了一定比例的政府救助后，如果政府急于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道德风险问题，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基本面的进一步恶化。因此，通过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政策不适用于中国目前面临的形势，政府目前的汇率稳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道德风险带来的基本面损失。
第三，建立有效的政府救助机制，需要同时考虑政府救助政策与汇率政策的相互配合，只有两者的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救助机制的功能，在抵制投机行为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经济基本面的损失。
其次，考虑政府对救助进行承诺的情况。此时，政府在阶段1的期望损失函数V1与阶段3的V3(si,Ex,x(si),(si))相似，但是，政府通过理性预期可以预测到后续阶段中的最优决策K^、(s1)，因此，V1=V3(s1,Ex,(si),(si))。政府通过期望损失函数V1的最小化来确定最优的承诺救助比例，还需要考虑后续阶段的决策对V1产生影响的3条路径，其满足的一阶条件如下：
V1+V1K K+V1x（s1）x（s1）K K+x（s1）=0（12）
因此，最优的政府救助承诺比例与汇率是由式（10）、（11）、（12）组成的非线性方程组来确定的。
由于两种情况下的救助比例与汇率水平均无法用解析表达式来刻画，为进行对比分析，我们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反映。因此，我们采用Mundaca［2］模型中对私人企业投资回报函数的解析表达式（13）。
Ri（K）=γiK-δiK2i=1，2（13）
并在控制条件为0≤≤1、K＞0、x(s1)＞0的前提下，赋予参数如下初始值。
=1,a1=a2=0.6,α1=2,α2=4,α3=1,g=0.7,π=0.5,s1=0.25,γ1=0.2,γ2=2,δ1=0.8,δ2=0.08
为考察模型参数的变动对中国最优救助比例和汇率的影响，我们在控制误差条件下令主要的政策参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动，以此来检验基本结论的稳健性。将具体的模拟结果归纳起来，我们得到如下的稳健性结论：
第一，无论政府是否承诺救助，最优的政府救助机制都将要求汇率不贬值甚至升值来予以配合。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在予以救助的同时，还需要防范私人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所导致。
第二，在政府预测到投机攻击即将发生时，政府承诺救助条件下的最优救助比例和汇率水平都小于无承诺条件下的情况。同时，私人企业的投资水平在有政府承诺的情况下的水平略高。可见，政府承诺救助可以减少救助成本，能起到恢复投资者信心的作用。
第三，当α1增大时，失业率对于汇率变动的响应增大。此时，在政府承诺救助下，最优汇率水平下降，最优政府救助比例也略有下降，这显示了政府削减失业损失的政策倾向是汇率政策，此时，货币贬值的汇率政策对于降低失业率的效果更加明显。一方面，它可以降低［x(si)-］，从而减少失业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私人企业的净回报损失来减少失业率。但是，后者是与救助比例相结合的，而政府救助比例的小幅下降可能是出于对政府信用的重视而导致的下降。在无政府救助承诺下，最优救助比例与汇率水平同时提高，说明政府无须考虑信守承诺，而倾向于使用政府救助政策来减少失业。同样，汇率的提高可以平衡道德风险。
第四，当α2增大时，失业率对利率变动的响应增大。此时，在政府承诺救助下，最优的汇率水平与救助比例均会提高，说明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优选择是使用政府救助政策，并辅以汇率政策予以配合。而在无救助承诺下，汇率水平与最优政府救助比例同时下降，说明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优选择是使用汇率政策。
第五，当α3增大时，失业率对私人企业的未偿还债务的响应增大。此时，两种情况下的最优政府救助比例与汇率都将上升，说明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使用政府救助政策，并辅以汇率政策予以配合，因为政府救助政策可以直接使企业的未偿还债务同比例地减少，从而产生直接的政策效果。
第六，当随机的经济冲击强度s1增大时，两种情况下的政府最优救助比例都将提高。
五、 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和数值模拟，对货币投机冲击下的汇率稳定承诺和政府救助机制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得到了相关的结论和政策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应建立政府救助与汇率政策相配合的救助机制。合理、有效的政府救助机制是一个政策系统，需要汇率政策的配合，因为政府救助政策与汇率政策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在抑制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冲击，特别是对于中国出口企业的债务危机和失业问题的过程中，单一地使用汇率或政府救助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损失的最小化，甚至还可能恶化经济基本面的表现。
第二，应高度重视汇率稳定承诺的时机选择与公信力。在金融危机形成初期，市场关于汇率的预期形成之前，政府稳定汇率的承诺是一种“自实现”承诺，可以促使博弈过程中多重均衡收敛，防止市场信心的起伏，从而阻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由于中国政府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下，一直采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已经进入了一种单一的均衡路径，这样，虽然金融危机导致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证券市场）受到较大冲击，但是，近来证券市场的表现已出现改善的迹象。可以预见，市场信心将随着政府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和产业复苏计划的实施会比较快地得到恢复。
第三，在构建有效政府救助机制的过程中，一定比例的事前救助承诺可以减少实际救助的比例，节省财政支出，用于增加刺激经济复苏计划的预算。但事前的救助承诺只适用于市场出现严重的投机攻击的情况。本文模型中的政府救助承诺是建立在政府预期投机攻击即将发生的条件上，因此，政府应在一定的金融预警机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否则，无条件的政府救助承诺将导致巴曙松和陈华良［9］所指出的金融监管信誉的损失。
第四，在政府救助机制中，人民币小幅升值虽然可以有效地对私人企业在接受救助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危害予以平衡，但同时也会导致对于经济基本面的不小冲击，应该对两方面进行权衡，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损失的最小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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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着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着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着,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13篇
我国汇率制度弹性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基于1994年1月―2011年9月数据的实证研究收稿日期：2012-01-12
作者简介：苏华山（1981-），男，江苏徐州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劳动经济学。
苏华山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摘要：使用月度数据实证分析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探讨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可发现：以短期存款利率代表官方利率，以同业拆借利率代表市场利率，分析两种国内利率对于世界利率的敏感程度，结果表明官方利率独立性较强，而市场利率独立性很弱。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两种利率独立性大幅提高；鉴于两种国内利率都有缺陷，对货币供给量对国外利率的敏感性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具有中等的独立性，汇率制度改革后货币独立性显著提高；通过分析货币与外汇储备的关系，可发现冲销操作仍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汇率制度；改革；货币政策独立性；利率
Flexibility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Regime and Independence of Monetary Policy
-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1994―2011 Monthly Data
SU Huashan
(Peking Univeristy, Be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China’s monetary independence with monthly data since 1994, and discusses the impacts of the 2005 exchange rate regime reform on the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ce. China’s official and market interest rates are represented respectively by shortterm deposit interest rate and interbank offered rate. According to the sensitivity of the two domestic interest rates to the world’s interest rate, official interest rate is independent while market interest rate is not. After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reform, both interest rates are more independent than ever. Since both are imperfe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sensitivity of monetary supply to foreign interest rate. The result shows that monetary policy is moderately independent, while much more independent after the 2005 exchange rate regime reform.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currency and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it is found that the sterilization operation sti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Exchange rate regime; reform;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ce; interest rate
一、引言
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我国官方宣布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规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每日波幅为±03%，允许汇率浮动的区间很窄。如图1所示，事实上，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实际波幅远小于±03%，尤其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完全钉住单一美元，波动接近于0。2005年7月21日，我国宣布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与改革之前相比，官方公布的每日汇率波幅仍为03%，然而，根据每日汇率波动数据，波幅明显增大，时常能够达到03%的区间上下限。2007年5月央行将人民币汇率波幅扩大为±05%，汇率波动也时常达到05%的上下限，自2005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23%。因此，尽管改革前后，官方宣布的汇率制度并无太大变化，然而，如果根据事实的（de facto）判断标准，可以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有所提高，但仍与美元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
来源：根据IMF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绘制
图11994年1月―2011年10月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不能共存，最多只能实现其中两者的组合。近年来，我国对资本管制逐渐放松，跨国资本流动增加，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在我国的汇率制度下，理论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很大限制。此外，汇率制度改革之后，汇率浮动区间增大，理论上货币政策独立性应有所改善。然而，这只是一种大体的判断，由“不可能三角”理论并不能精确地得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强弱，理由如下：1“不可能三角”理论阐述三种极端状态不能共存，但对于各种中间状态，无法准确判断。我国资本处于部分管制状态，既非完全流动，也非完全管制；汇率制度既不是货币局式的硬固定，也不是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改革前后，尽管弹性有所变动，但都属于中间汇率制度。根据Frankel(1999)提出的“半独立、半稳定”的可能性，我国货币政策应该处于部分独立的状态，但独立性如何，无法精确判断。2“不可能三角”理论源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该模型的结论最适用于小国。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总产出、国际贸易、外汇储备规模都很庞大。虽然我国货币不是可兑换货币，但是，并不能将我国当做典型的小国来分析。因此，“不可能三角”可能对我国并不完全适用。汇率改革之后，我国汇率弹性增加，但弹性仍然有限，对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无改善，或者有多大改善，也无法直观判断。
需要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准确地得出上述问题的结论。本文使用1994年―2011年的月度数据，从利率的独立性和货币供给量的独立性两个方面，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程度，并进一步分析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是否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文献综述
根据传统的观点，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采取固定汇率制，则本国利率必须追随世界利率，以保持汇率稳定，所以本国利率对世界利率是高度敏感的。在浮动汇率制下，则可以通过调节国内利率，调控国内的需求和就业。所以，汇率制度弹性越小，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差。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提出，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由于政府缺乏公信力、通货膨胀的高度传递、货币替代、外币债务等问题，因此，这些国家普遍存在“浮动恐惧症”（Hausmann et al 2001; Calvo 和Reinhart, 2002）。无论这些国家的政府宣称采取怎样的汇率制度，都无法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Shambaugh (2004)进一步提出了资本开放与货币独立的两难困境，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只有在封闭的情况下，才能独立实行货币政策。然而，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实现了资本自由化，所以，很难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即使它们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也无法有效抵抗国外的冲击。在浮动汇率下，由于存在风险溢价，且风险溢价受到国际利率的影响，与固定汇率制相比，国内利率对国际利率更加敏感（Frankel et al 2002）。
在实证研究方面，一部分文献的结果与三元悖论不一致。例如，Frankel (1999)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的汇率制度和货币独立性，结果是，采取钉住汇率制的国家，与中间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相比，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没有表现得更差。Hausmann（1999）的研究结果显示，在1997―1999年间，采取钉住汇率制的阿根廷，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反而高于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墨西哥。然而，另外一部分文献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三元悖论。例如，Frankel(2002)使用PSS方法研究了90年代20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探讨对国外利率冲击的反应的调整速度是否一致，结果表明在长期内，无论采取怎样的汇率制度，对国外利率的反应都是完全的。但是，在短期内，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对国外利率的反应较慢，表明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强。Shambaugh (2004)在考虑资本管制和其他控制变量的基础上，采取协整的方法，证实采取钉住汇率的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更差。Borensztein et al (2001) 表明在实行固定汇率制的香港，其利率对美国利率的敏感性远大于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新加坡。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并无稳健一致的结论。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却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具有一些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照搬“三元悖论”等传统观点，结论可能存在严重偏差。就中国而言，是不是也存在上述新兴市场的两难困境？在缺乏弹性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如何？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后，是否能够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目前，国外对于我国这些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接下来对国内有关研究的情况进行概括。
龚刚和高坚（2007）构造了一个针对中国的特别的模型，试图从理论上阐明，未来资本完全开放之后，通过人为的限制措施，使金融资产之间不可相互替代，这样既可以维持固定汇率制、又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然而，即使这个结论能够成立，这些人为的限制措施是否可行也值得怀疑，因为这将降低金融市场交易的效率，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可能是巨大的。邓永亮和李薇（2010）使用1996年―2008年季度数据，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货币渠道起作用，增大汇率波动弹性，能够减少货币供应量，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然而，此文使用的是实际有效汇率而非名义汇率，因此，所论述的汇率弹性不是标准意义上汇率制度的弹性，也没有探讨汇率制度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孙华妤（2007）研究了汇率制度改革之前，我国采取钉住汇率制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他文献则主要使用“三元悖论”进行一些定性分析和统计分析。
三、理论分析
（一）利率独立性理论模型
目前，国外分析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多都是根据利率平价条件，分析国内利率对国外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以判断货币独立性的强弱。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更多地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之所以较少采用货币供给量指标，是因为货币供给量具有多个层次，难以确定哪个层次能够更好地代表货币政策。而且，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货币供给量的统计难度提升，准确度下降。所以，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利率的升降更能准确的代表其货币政策的走势。利率平价条件如（1）式所示，其中it表示国内利率，i*t表示国际利率，Et(et+1－et)表示预期名义汇率变动，δt表示国家风险升水。在完全固定的汇率制度下，预期汇率变化为0。如果风险升水恒定不变，则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的变化完全一致。
it=i*t+Et(et+1－et)+δt（1）
根据上述原理，为了检验国内利率对国际利率的敏感性，可以构造如下计量方程式：
it=α+βi*t+εt（2）
根据（2）估计出的参数β越大，则说明国内利率对国际利率的变化越敏感，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差。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如果国内外资产的风险状况相同，那么资本的跨国套利行为将使国内外利率变化完全相等，即β=1。在浮动汇率制下，国外利率变化时，由于名义汇率可以立即变动，吸收了部分或全部的冲击，所以理论上β较小，甚至接近于0。
然而，（2）式仅考虑了国内利率对于国外利率冲击的反应，没有考虑利率对于国内经济的反应。对于资本管制的情形，由于货币政策未完全失去独立性，因此，央行仍然会根据国内的产出、失业和通货膨胀等情况的变化，调整货币政策。鉴于此，在（2）式的基础上，用产出缺口代表国内的经济状况，将其也列为解释变量，可得（3）式。其中，yt表示实际产出，y*表示潜在产出，yt－y*表示产出缺口。
it=α+β i*t+φ (yt－y*)+εt（3）
根据奥肯定律，产出缺口和失业率同向变动，因此，也可以用失业率代替产出缺口。此外，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反向变动，所以，又可以用通货膨胀率代替产出缺口，模型变为（4）式，πt表示通货膨胀率。由于我国产出的月度数据难以获取，失业率的数据质量不高。而通货膨胀率的月度数据完整，质量较高，因此，用（4）式作实证研究可行性更强。当然，由于所用利率为名义利率，所以，通胀率还通过费雪效应影响利率。总之，通胀率能够较好的起到控制变量的作用。
it=α+β i*t+φ πt+εt （4）
（二）我国利率对货币政策的偏离
尽管在国外的研究中，利率变动能够很好地代表货币政策的走势，可以用利率的独立性代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变动能否代表货币政策，还需仔细斟酌。我国官方基准利率由央行制定并下达执行，经常滞后于货币政策走势，可能偏离货币的真实供求关系，甚至出现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同向变化的情况，可以称为利率与货币政策的偏离。利用非市场化的利率研究货币政策独立性，结果是不准确的。例如，当国际利率上升时，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通过提高准备金率或者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资金，减少了货币供给，但是，却保持官方利率不变，这种情况在中国经常出现。由于货币供给减少，市场利率上升。除了银行存贷款之外，其他金融工具的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如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市场、债券市场、民间借贷市场等。一部分资金从银行流出到上述国内金融市场，另一部分资金流到国外，但规模可能有限。
如图2所示，在国外利率冲击下，官方利率不变，或变化滞后，但是，货币供给量变化以及国内市场利率的变化，仍可以维持汇率稳定。
图2国外利率冲击下的一种干预的情形基于上述分析，同业拆借利率、回购利率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以下简称市场利率）更能反映央行货币政策的动向。分析这些市场化的利率对国外利率的敏感程度，能够更准确地得出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状况。在下文的实证研究中，将分别研究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的独立性，通过对比，验证上述假说。
（三）货币供给量独立性理论模型
现阶段我国仍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市场化较低的利率相比，货币供给量能够更好的代表我国的货币政策走势。所以，可以用货币供给量的自然对数mt代替（4）式中的国内利率，得出（5）式：
mt=α+β i*t+φ πt+εt （5）
用货币供给量对国外利率的敏感程度进一步检验我国汇率制度的总体独立性，并分析汇率制度改革对货币独立性产生的影响。至于通胀率与货币供给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则可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采用月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月度数据具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方面，与年度或季度数据相比，数据频率较高，样本容量较大，能够提高计量分析的质量。另一方面，和日数据相比，能够排除短期噪音的干扰。其中，国内利率、货币供给量、外汇储备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其他的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IFS数据库。以3月期活期存款利率i1和7日银行间同业拆解利率i2代表国内的利率水平，以美国短期国债利率i*代表世界利率，以月CPI同比增长率代表通货膨胀率π。银行间7日同业拆借利率的样本区间为1996年1月至2011年9月。其余变量的样本区间均为1994年1月―2011年9月。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和统计检验的失效，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估计之前，需要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i1和i2分别表示中国3个月期存款利率和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i*表示美国短期国债利率，π是以CPI同比增长率表示的通货膨胀率，m表示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 res表示外汇储备的自然对数。下面使用ADF和KPSS两种方法检验各变量是否平稳，如两种检验结果至少有一种是平稳的，则将该变量作为平稳变量处理。如果两种检验结果都不平稳，则认定该变量不平稳，进一步对其差分进行检验，以确认其是否为1阶单整序列。根据Schwert的建议，最大滞后阶数pmax=12(T/100)1/4，本研究中样本容量T为213，因此最大滞后14阶。然后，根据AIC、SBIC和HQIC等信息准则，在1~14阶之中综合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除外汇储备res为1阶单整之外，其余变量均为平稳序列。
表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检验形式（c, t, p）ADF单位根检验KPSS平稳性检验是否平稳i1（c, 0, 4）拒绝单位根假设*拒绝平稳性假设***平稳#Δi1（0, 0, 3）拒绝单位根假设***不拒绝平稳性假设平稳i2（c, 0, 8）拒绝单位根假设*拒绝平稳性假设***平稳#Δi2(0, 0, 6)拒绝单位根假设**不拒绝平稳性假设平稳i*(c, t, 8)拒绝单位根假设**不拒绝平稳性假设平稳Δi*（0, 0, 3）拒绝单位根假设***不拒绝平稳性假设平稳π(c, 0, 13)拒绝单位根假设***不拒绝平稳性假设平稳m（c, t, 12）拒绝单位根假设**不拒绝平稳性假设平稳Δm（c, 0, 14）拒绝单位根假设**不拒绝平稳性假设平稳res(c, t, 3)不拒绝单位根假设拒绝平稳性假设***不平稳Δres（c, 0, 3）拒绝单位根假设***不拒绝平稳性假设平稳说明：前缀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形式（c, t, p）中的三项分别表示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表示在1%水平拒绝原假设，**表示在5%水平拒绝原假设，*表示在10%水平拒绝原假设。如最后一列标上#，表示只有一种检验认定该变量平稳。
（三）国内利率对国外利率的敏感性
1GMM估计
对上文中的（4）式进行估计，以分析我国的利率究竟对国外利率更敏感，还是对国内经济变动更敏感。因为模型中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所以，可以直接对其进行GMM估计。美国利率i*和通胀率π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2，所以，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模型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内生性问题。从理论上讲，因为中国和美国存在紧密的经济贸易联系，那么，一些遗漏变量可能导致国外利率i*t可能与扰动项相关。如果存在内生性问题，则估计的结果是不一致的。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选择美国广义货币供给量USM2，及其1-4阶滞后项作为美国利率的工具变量。因为美国货币供给直接影响美国利率，与美国利率相关性很高，但是，不会直接影响中国利率。
美国利率i*与USM2及其1-4阶滞后项的相关系数都为 -077，相关性很高。同时，使用Durbin-Wu-Hausman检验，在1%水平拒绝原假设，表明i*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接下来，使用GMM方法进行估计，当存在异方差时，GMM方法更为有效。以i1作为因变量时，对总样本估计之后，进行过度识别检验，Hansen J统计量的p值为068，以i2作因变量时，Hansen J统计量的p值为1，不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变量的假设。综上所述，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恰当的。
此后，用同样的方法，再估计汇率制度改革前后的两个子样本，比较汇率弹性增加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否增强。根据图1，谨慎起见，将改革前子样本的区间定为1997年1月―2005年7月，改革后子样本的区间为2005年8月―2011年9月。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利率独立性的GMM估计的结果
解释变量总样本改革前改革后i1估计值i2估计值i1估计值i2估计值i1估计值i2估计值常数项098***-162***092***-256***162***168***i*032***145***035***173***-002-005π018***006***007***067***019***029***说明：***表示在1%水平显著，**表示在5%水平显著，*表示在10%水平显著。
上述6个估计的F检验表明，方程总体上都是显著的。拟合优度R2分别为077、025、023、013、073和072。t检验表明，汇率制度改革，国外利率的系数不显著，且估计出数值接近于0，Wald检验不能拒绝系数β=0的原假设。其余所有参数在1%水平下均显著。
2估计结果分析
首先，从总样本的估计结果来看，使用官方利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估计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以官方利率i1作因变量时，i*的系数为032，数值远小于1，表明总体而言我国官方利率的独立性较强，同时，对π的系数为018，这表明官方利率对国内经济波动做出积极的反应。然而，以同业拆借利率i2作因变量时，i*的系数高达145，同时，π的系数仅为006，几乎接近于0，表明市场化的利率对世界利率的变动极为敏感，但对国内经济波动不敏感，该利率的独立性很弱。这初步验证了第二部分的假说，官方利率市场化程度低，滞后于真实货币政策，甚至于货币政策走势相反。官方利率独立性强，并不能充分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强。如果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同业拆借利率代表货币政策的真实走势，那么，可以说，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唯美国利率马首是瞻，几乎不能用于调控国内经济。
其次，根据汇率制度改革前的子样本的估计结果，两种国内利率对世界利率的敏感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独立性较强，后者对世界利率极为敏感。i*的系数都大于总样本，这表明，在完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差。此外，官方利率对国内经济敏感程度很弱，表明改革前官方利率尽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利率工具并未很好的用于调节国内经济波动。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对国内经济波动较为敏感，表明货币政策仍能够用于调控国内经济。两种利率之间的差异，潜在的反映了官方利率与货币政策走势的偏离。
再次，根据汇率制度改革前的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在以i1和i2作因变量的估计中，i*的系数很小，统计上不显著，且不能拒绝等于0的假设。这表明，汇率制度改革后，我国的两种利率独立性大幅提升，几乎完全独立于世界利率。同时，两种国内利率对国内经济波动的敏感度差异缩小了，表明官方利率与货币政策走势背离的情况得到了改善。总而言之，改革前后的子样本估计结果表明，汇率制度弹性的增强显著地提升了我国利率的独立性。
（四）货币供给量对国外利率的敏感性
为了克服利率市场化不足的缺陷，接下来，直接使用狭义货币供给量的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使用上文（5）式的模型进行估计，解释变量和上文中的利率独立性分析中相同。在原有工具变量的基础上，由于货币供给量与通胀率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所以，通胀率可能与误差项相关。将通胀率的1-5阶滞后项也作为工具，根据经济理论，货币供给不会影响过去的通胀率，同时，通胀率与其各阶滞后项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95以上，所以，可以用通胀率滞后项作工具变量。总样本的过度识别检验p值为091，表明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m独立性的GMM估计的结果
解释变量总样本改革前改革后估计值标准误估计值标准误估计值标准误常数项1271***0091167***0061230***003i*-049***002-023***002-017***001π-001*000001001002***001说明：***表示在1%水平显著，**表示在5%水平显著，*表示在10%水平显著。
从总样本来看，各参数统计上均显著，国外利率和通胀率的参数为负，符合理论预期，即国外利率上升时，表示货币紧缩，国内也随之减少货币供给量。通胀率上升，经济过热，也应该紧缩货币。然而，从参数的大小来看，平均而言，世界利率每提升1%，我国狭义货币供给量紧缩049%，根据费雪方程式和货币数量方程，假设实际利率、总产出和货币流动速度不变，如果利率完全市场化，则等价于国内利率提高049%，货币独立性低于上文使用官方利率的估计结果，但高于使用银行间拆借利率的估计结果。但是，货币供给量对于国内经济波动的反应敏感度偏低。
然后，比较汇率制度改革前后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货币供给量对国外利率的敏感程度有所下降，表明货币独立性提升，但是，提升的幅度相对较小。改革后，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的调节作用轻微提升。
（五）外汇储备、冲销操作和货币政策独立性
尽管货币供给量能够较好的代表我国货币政策走势，但是，使用货币政策对国外利率的反应，由于两者单位不一样，因此，得出的系数无法直接判断独立性大小。使用费雪方程式和数量方程式进行转换，需要借助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可能失去一定的准确度。接下来，进一步探讨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量之间关系，从冲销操作效果的角度探讨货币政策独立性，作为对上文的结论的补充。从理论上将，外汇储备的变动是官方外汇市场干预的结果，外汇储备变动越多，外汇干预导致的货币供给波动越大，而这种货币变动与国内宏观经济状况无关，所以，这表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差。然而，货币当局一般会对外汇储备变动引起的货币波动进行反方向的冲销操作，使得货币变动与外汇储备变动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如果货币变动对外汇储备变动不敏感，则意味着冲销操作效果很好。反之，则效果不好。
接下来，构造计量方程对此进行估计，如（6）式所示。其中，res为外汇储备自然对数。在此模型中，以通胀率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拒绝了工具变量外生的假设，所以不能采用。改用因变量的1-5阶滞后项作为通胀率的工具变量，通胀率与工具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4，Durbin-Wu-Hausman在1%水平下拒绝了CPI外生的假设，表明通胀率与扰动项相关。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为03，表明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可以采纳。使用GMM方法估计总样本和改革前后的子样本，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mt=α+β rest+φ πt+εt （6）
表4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对数模型的GMM估计
解释变量总样本改革前改革后估计值标准误估计值标准误估计值标准误常数项707***018357***094485***019res052***002097***013075***002π-006***001-017***005-002**001说明：***表示在1%水平显著，**表示在5%水平显著，*表示在10%水平显著。
为了分析是否存在弱工具问题，将估计结果与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LIML）的结果比较，参数估计结果相差极小。因LIML方法对弱工具变量仍然稳健，可认为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此外，由于模型中外汇储备res不平稳，其他变量均平稳，对估计结果的残差进行ADF检验，在1%水平拒绝单位根假设，表明残差为水平平稳序列，不存在明显的伪回归问题。
从总样本来看，狭义货币供给对外汇储备的弹性为052。对比汇率制度改革前后的子样本，发现汇率制度弹性提高以后，狭义货币供给对外汇储备的弹性从097下降到075，货币供给的独立性显著增强了。但是，从弹性并不能直观判断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强弱，接下来，将（6）式中货币供给和外汇储备由对数形式改为水平形式，如（7）式所示，M表示狭义货币供给，RES表示外汇储备：
Mt=α+β RESt+φ πt+εt （7）
通胀的工具变量仍未m的1-5阶滞后项，Hansen J 检验p值为046，表明工具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使用GMM估计的结果如表5所示：
表5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水平模型的GMM估计
解释变量总样本改革前改革后估计值标准误估计值标准误估计值标准误常数项429303***12469158997***54977448892***20856RES76***009199***2873***01π-24456***3194-97038**38039-1726111198说明：***表示在1%水平显著，**表示在5%水平显著，*表示在10%水平显著。
由总样本回归结果可知，平均而言，外汇储备每增加1美元，则狭义货币供给量增加76元（人民币）。样本期平均货币乘数，即M1/M0的均值为41，如没有冲销操作，外汇储备每增加1美元，根据8 RMB/USD的平均汇率，则基础货币应增加8元，M1应增加328元。将估计结果与无冲销结果相比，发现我国冲销操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冲了75%以上的外汇占款，货币政策仍保持了较大的独立性。然而，根据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改革前后的参数估计结果相差一倍以上，表明货币改革显著地提高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五、总结
鉴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低的特点，官方利率经常滞后于货币政策走势。所以，官方利率的独立性不能完全代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状况，为此，本研究采用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国外利率的独立性、货币供给量对国外利率的独立性进行佐证，以上几种分析各有优势，通过比较，可以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根据总样本的估计结果，在1994年以来，官方利率相对于世界利率的独立性处于中上等的水平，但是同业拆借利率的独立性极差。同业拆借利率更接近于市场利率，更能够代表货币政策动向。但是，由于样本期同业拆借市场仍处于发展完善之中，规模相对较小，可能对国外利率可能存在过度反应。两种利率的独立性差距较大，真实的货币独立性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处于中等水平。货币供给量对国外利率的敏感性的估计结果验证了这个猜想。
此外，比较货币政策改革前后的结果发现，汇率制度改革以后，随着汇率波动弹性的增加，官方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的独立性都大幅提升，汇率制度改革后，两种利率几乎完全独立于世界利率，这个结果有些超乎预期。虽然从理论上讲，汇率弹性增加，利率独立性将提高，但是，毕竟我国汇率制度弹性还较小，因此，利率完全独立的可能性不大，这可能与样本容量不够大，以及两种利率本身的缺陷等因素有关。尽管如此，仍可以确认汇率改革显著提高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随后的货币供给量独立性分析表明，汇率制度改革之后，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所提升，但改善的幅度并不大。
最后，分析货币供给量与外汇储备之间的关系，表明我国冲销操作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我国货币政策仍具有中等独立性的原因之一。汇率制度改革以来，货币供给对外汇储备的敏感度大幅下降，表明汇改以来，随着外汇占款的急速增加，为了防止货币过度膨胀，冲销操作的力度增强了。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表明在资本部分管制的情况下，我国的货币政策能够保持中等的独立性，冲销操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汇率制度弹性的增加能够显著地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可能三角”理论适用于我国。如果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那么单方向冲销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冲销的成本和难度都在增加，加上我国资本开放进程的加快，若要继续维持一定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提高汇率制度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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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协调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0102
1 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关系
1.1 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2005年以来，在汇率政策上我国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介于固定与浮动之间的汇率。由于人民币在资本流动上还不能自由兑换，并且沿革管制国际资本流动，同时还没有实现所谓的完全市场化，使得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资本处于不完全流动状态。
因而我国相关部门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局部、关键的改革。通过分析汇率政策对货币供应量、对中央银行产出以及利率的影响，认真审核现行的汇率与货币政策，进而对我国货币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一是在汇率市场化的前提下，有利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第二是增强货币政策效应效力，保证中央银行能够及时地执行政策。第三是扩大拓展货币政策可调控空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尤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加强其外在约束力。第四是有利于减轻我国货币政策实施难度、并降低货币政策操作执行风险。第五是促进我国货币政策既定的四大宏观目标的实现。
1.2 货币政策对汇率政策的影响
开放条件下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主要取决于经济体系中的实际变量和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自2003年至今，由于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的状态，致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又由于我国是外汇管制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基础货币，为减轻压力，央行必须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回笼货币。央行的被动货币政策必定影响其政策的有效性。国际贸易对货币的内生性路径表示如下：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被动增加回笼货币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失效。
货币政策的主要形式是改变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应量。当其发生变化时，相应的利率也随即改变，其中利率只是作为一个中间变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外汇市场上本币供给量的上升，进而导致本币对外币有贬值倾向。紧缩的货币政策则会引起该货币市场流通量减少，提高利率，币值上升；该货币利率上升，会引起人们对其兑换获取套利收入，使得该货币需求增加，币值上升。
1.3 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
一般认为，我国货币和汇率政策发生冲突始自1994年，后来我国发生了三次较大的冲突。第一次冲突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与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1994年至1996年），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外部目标与所采取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发生强有力的冲突。第二次冲突主要表现为抑制人民币贬值的汇率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目标（1998年至2000年），第三次冲突表现为维护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和控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2001年至2008年上半年）。
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在政府不加干预而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前提下，也就是浮动汇率下无论资本自由流动与否，为了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国际收支得到平衡，货币政策有效；而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是无效的。因此，1999年克鲁格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出所谓的“三元悖论”，即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大金融项目不能同时实现。只能进行以下三种选择：第一在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时，必须放弃汇率的稳定性，来实施浮动的汇率制度。第二在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时，必须放弃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并需要实行资本管制。第三在保持本国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时，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本国货币政策的变动随着资本的流动变化而抵消效果，继而本国货币丧失了自身的自主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重要特点是资本项目完全流动，三元悖论说明了有效协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是很困难的。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目前处于图形的右上半部分。在三元悖论的背景下，我国目前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定要保持汇率具有一定的弹性，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
2 协调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建议
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并且这种矛盾是任何国家包括实行浮动汇率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无法完全避免的。因为任何国家的浮动汇率实际上都是有管理的浮动，任何政府都不会任由本币汇率无限制地浮动。因此，尽管目前我国的汇率改革已经跨出历史性的一步，但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协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还需以下措施：
2.1 推进结售汇环节的市场化、实施综合的货币政策
为了实现真正的汇率市场化，由现阶段的强制结售汇制度转变为意愿结售汇制度，是我国目前汇率制度所需要做的。即让更多的市场主体通过自身的需要，依照自身的真实情况进入外汇市场进行充分交易。让各大企业按照自身需要持有外汇并且承担相应的风险和收益。这样一来，既有利于推动外汇的市场化进程又有利于缓解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压力，进而使外汇市场真实反映实际供求关系。
为防止出现“米德冲突”，不但要防止通货膨胀等简单的货币政策，还需要适当的汇率浮动区间相配套的汇率政策，同时刺激国内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根据经济金融运行情况，把利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政策工具相结合，合理运用并按照总量适度、审慎灵活、定向支持的要求，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运用相关的逆回购、正回购和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货币政策，调节好各项关系，优化结构，引导金融部门更有针对性采取措施，注重适时适度的预调和微调。
注重信贷资源优化配置，使之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引导金融机构能够及时把握信贷投放结构和节奏，能够行之有效的做到有保有压，有扶有控。
2.2 保持适量的外汇储备、完善相应的货币市场和利率传导渠道
外汇储备有利于国家平衡本国国际收支、稳定本国汇率、抵御一定金融风险并且拥有保持清偿能力。但并不是外汇储备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本国自身经济情况持有适量外汇储备。释放市场需求，以市场供求定价，适当减少外汇储备，实现外汇的保值增值，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人才，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建立数据模型，购买先进的设备，同时促进国内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并且完善利率的形成和传导机制，努力营造利率市场化条件，加强货币市场各部分联系，完善同业拆借的市场业务和资本市场，形成一套健全的利率风险预测机制。在实施关于利率市场化过程的同时要加强银行的监管力度，增强利率的引导作用，相应的扩大其市场的交易主体，保持稳定的利率水平，相继发展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并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通过干预和合理的管理来进一步实现汇率的稳定。继续贯彻并落实利率市场化政策，提高效率，并运用相关措施协调价格型调控和数量型调控，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2.3 完善汇率的形成制度、认真引导公众预期
在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我国央行市场利率调控水平，改善央行对外汇的操作方式，适当扩大人民币的浮动区间，进而保证在我国货币政策在为实现国内宏观调控目标时人民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被削弱。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并且维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不以扭曲市场机制为代价，通过适当干预管理手段来保证开放条件下我国金融机构的稳定，与国际形势相结合，提高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增强对我国人民币的信心，为其完全自由兑换打下坚实基础。
首先，加大有关信息的透明度，公开和准确的披露参与者的交易信息；改善有关信息不对称的缺陷。其次，正确、准确、及时披露当前公关经济运行情况，从而采取合理正当的解决措施，引导公众的宏观经济向好的预期发展。最后，完善国内金融市场，规避相应汇率风险，合理适时调整外汇储备，加强政策国际协调。
3 结论
本文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的矛盾角度分析了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现状，并且提出建议，从几方面来缓解矛盾，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改革提供了合理的建议，从理论的角度论证了两者之间的可以通过内部体制改革进行相互协调发展，为国家的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保持经济增长，稳定就业，保持物价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服务。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崔晋华.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汇率博弈[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4]蓝天奇.中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研究[J].现代营销，2013，（1）.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人民币跨境使用 MEC均衡 “不可能三角”理论
自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开始试点，三年来，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已超过4万亿元，跨境投融资人民币结算也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已成为我国国际结算的第二大币种。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关于在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全实现之前，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顺序是否合理、步伐是否过快的质疑。持汇率市场化优先的观点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有风险的，只有价格合理以后，资本大进大出的可能性才会消除，大量的投机活动才能够避免，这两者完成后方可考虑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持资本项目可兑换优先的观点认为只有实现了可兑换，供求充分表现出来，汇率找到真实的价格水平，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和资源配置的功效，其后方可考虑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还有观点认为人民币跨境使用会放大资本流动风险，增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降低政策有效性，因而主张谨慎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跨境使用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之间是否有必须遵循的先后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如何，对货币政策调控有怎样的影响，可能基于不同的立足点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本文以“不可能三角”理论引申的MEC均衡为前提，构建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衡量模型，通过将汇率纳入模型进行理论推导，证明汇率弹性增强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提高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也即人民币跨境使用，但相互间不存在先后关系。利用开放经济IS—LM模型研究人民币跨境使用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人民币汇率弹性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影响，结果显示影响均是积极正向的，人民币跨境使用改善了MEC均衡，提高了政策组合的效率。
一、“不可能三角”理论及MEC均衡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实现两个，即“不可能三角”理论。
蒙代尔本人曾强调“不可能三角”理论体现最好的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他们均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在实施财政扩张时能够保持货币紧缩，很少有发展中国家适合同样的结论。国内有观点认为，在全球化和资本高度流动的今天，即使浮动汇率制也不能保证资本流动均衡，更不能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可能三角”可能已演变为“不可能两边”，即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选择，甚至“不可能一点”，即不可能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还有观点认为欧元区的实践似乎否定了“不可能三角”，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相当于各成员国保持一比一的永恒的、固定的货币兑换关系，等于是固定汇率的极致形式；由于是同一种货币，所以资本在各成员国之间流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相当于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欧洲央行的存在，使得各成员国完全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的这个三角组合，就是固定汇率、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完全丧失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结合，但欧元区还是陷入了目前的困境。
“不可能三角”理论认为政策组合只存在三种情形，也称“角点解”（如图1），区域4为不可能三角，1、2、3部分是相互兼容的三角形，各代表一个角点解，其它政策组合都是不存在的或不可持续的，导出的政策涵义就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实际情况更多的是政策间彼此的协调和折中，即“中间解”。构造指标体系（M，E，C），分别衡量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资本流动自由度，M、E、C∈[0，1]，将“不可能三角”扩展，即从角点分析扩展为量值分析。如图2所示，三角形中任意点Y（M，E，C）到三边的距离分别是1—M、1—E、1—C，设等边三角形的高为1，可以得到（1—M）+（1—E）+（1—C）=1，即M+E+C=2。不论三个变量取值如何，MEC等式暗合了“不可能三角”的内涵，处于均衡状态，称之为“MEC均衡”，均衡的具体形态因变量的值不同而有所差异。
利用MEC均衡，可以对一些经济事件的内在成因进行新的解读。比如目前欧元区的困境，虽然欧元区国家在欧元区内以汇率固定、资本自由流动和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组合实现了MEC均衡，但在欧元区外，却以欧元与其他货币汇率的不稳定、欧元区内外资本流动不完全自由和欧元区国家普遍丧失独立货币政策的形式违背了MEC均衡，危机的发生从而不可避免。同理，对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有的观点认为是钉住汇率制度，有的观点认为是资本项目尤其是离岸市场开放过快，等等，而从MEC均衡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实施盯住汇率制度的同时过快开放资本项目，导致了对均衡条件的偏离，是政策协调而不是单一政策出了问题，危机实质上是对这种偏离的一种破坏性修正。
由此可以看出，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单个政策变量处于什么状态不应该成为界定其是否合理的标准，必须在MEC均衡的框架下，才能说政策组合达到了最优。这启示我们就人民币跨境使用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关系看，未来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会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会日益完善，这些将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创造更广阔的空间，但在承认MEC均衡约束存在的前提下，C和E两个变量值的变化势必导致M即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变化，使货币政策操作相应进行调整，对人民币跨境使用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到底如何，本文将通过构建人民币国际化定量指标来进行推导。同时，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扩大，将使我国经济主体越来越多地以本币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和国际借贷，从而增强应对汇率波动的主动性，提高抵御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需求、货币供应量、资产价格冲击的有效性，改进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即会优化MEC均衡。
四、结论
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先后关系，目前我国同时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跨境使用，既符合我国的国情，有效利用了外部机会窗口，也是具有理论基础的。持续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主要障碍不是汇率是否自由浮动、不是资本项目是否可兑换，而是我国能否协调处理好改革开放的整体关系，确保我国经济实力的全面稳定增长和战略影响力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孙国峰.第一排：中国金融改革的近距离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380
[2]易纲，汤弦.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的一个理论研究[J].金融研究.2001（8）：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