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教育论文范文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徽州教育； 徽州政治； 徽州经济； 徽州文化
中图分类号：K295.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09-138-002
徽州位于现今安徽省南部，地处皖、浙、赣三省结合部。西周以前，据地方志记载，属《禹贡》所说的扬州之域。唐初改新安郡为歙州，属江南西道。唐代宗年间，新置祁门县、绩溪县，从此奠定了徽州“一府六县”的行政格局。宋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属江南东路。元代属江浙行省，明代直隶南京。
徽州处万山之中，崇山峻岭，环峙而立，形成自然的地理屏障。千米以上的山峦分布在徽州的四境。主要有黄山山脉、天目白际山脉、九华山脉和五龙山脉等，且群峰突兀，如莲花峰、天都峰、清凉峰、五龙山、六股尖、牯牛降。徽州境内又由低山和丘陵围合成大小不一、为数众多、山环水绕的谷地、小盆地，同样具有山岭环峙的特征，成为各县的境域、镇域和村域。”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对徽州地理形势的高度概括。徽州最大的水系是新安江，新安江是钱塘江的上游，顺新安江东下可达杭州。康熙《休宁县志·汪伟奏疏》中有“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的叙述。另外，由北部绩溪境内的徽溪、乳溪顺流而下可至芜湖，西部祁门则由阊江入鄱阳湖。[1]
一、发达的徽州教育
1.发达的古代徽州教育
徽州历史上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府县学、书院、社学、私塾、文会极为昌盛。如书院，据有人统计，自宋至清，徽州六县共建书院、精舍、书屋、书堂等共260多所，其中，宋代11所，元代21所，其余皆明清；社学，明洪武八年正月诏书天下立社学“，延师儒，教民间子弟。”是徽州六邑有社学462所，康熙时，则达562所。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十户之村，无废诵读”，就是当时徽州文风昌盛的写照。由于教育发达，人才也就辈出。据统计，仅徽州本籍中进士者，宋代624名，明代392名，清代 226名；再加寄籍外地的一起，则就多得惊人。状元也很多，如仅清代，本籍加上寄籍合计17人，占全国总数的14.9%，仅次于苏州府，全国名列第二。人才的辈出，以致徽州历史上“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一科同郡两元者”等之说。发达的教育，是徽州文化得以繁荣的温床。[2]
2.发达的近代徽州教育
近代的徽州教育在明清发达的徽州教育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的转型，仍然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首先，近代徽州教育出现了许多的新式学堂，以歙县为例，建立的较大新式学堂有：新安中学堂，在府城内改旧试院为校舍，光绪三十一年创立，呈请两江总督宪李批准。紫阳师范学堂，在县城紫阳书院内，光绪三十二年许承尧营创，初新安中学借紫阳书院开学，以年齿稍长，文理清通者入师范科，并附设师范传习所。其次，职业教育渐渐的发展。早在明清，徽州教育的内容就并非之拘泥于四书五经，凸显出一定的职业教育倾向，服务于徽商后备力量的培养，例如编印《士商类要》、《一统路程图记》等商业教科书，到民国吴日法又编印了《徽商便览》，于是就有江南一带“徽州算盘，绍兴刀笔”之谚，徽商教育子弟尤其注重识字和算术。[3]再次，女子教育发展。近代徽州教育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束缚，出现了女子私塾、小学堂等女校，成为徽州近代教育的一大特色。到清末、民国时期，女私塾又逐渐演变为女校。1922年，屯溪创办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徽州女子小学堂办学达到鼎盛。[4]最后，近代徽州还出现了一些教会学校。以歙县为例，“耶稣堂，邑有基督教新教自光绪二年始至二十一年有教士唐进贤来徽赁居府城小北街，进贤英国苏格兰人，获有硕士学位，制行纯笃与邑人士颇相洽，二十六年乃设学于教堂内。自为教授，勤恳不倦，以是益重之。其高材生在国内外各大学卒业者皆有声于时。进贤旋购所赁宅为教会公产，即今之礼拜堂，后复于小北街购基地建教士宿舍一所。”[5]
二、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1.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
教育是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共同发展，处在一个和谐的机体之中。大家都说教育是阶级的工具，我们社会的统阶级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教育为政治宣传和教化民众，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引导作用；同时政治的繁荣发展也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文化是教育的基础，教育是在文化的基础之上发展的，同时教育对文化又具有选择与批判、传承与传播、适应与创新的作用。经济为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经济的繁荣昌盛促进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同时也为教育提供了很多先进的教育手段和方式；教育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宏观角度考虑，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为：教育提高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又从两个路径影响经济的增长：一是作为独立投人要素的人力资本的提高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提高促进了国内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水平和对国外技术的采用，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所以，教育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徽州发达的教育也是其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
2.徽州安定的政治社会
徽州的政治发展与安徽省，与我们国家的政治发展是一致的，徽州处于山区，受外界的干扰不多，古代的战乱对徽州的影响较少。东汉末年以后，由于北方战乱频繁，中原一带的名家士族纷纷渡江南迁，许多人在徽州建立了避难安居之所。他们一方面带来了发达的中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从而整合、改造了原徽州本土的丛林经济；另一方面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以教化乡里，礼授社会，以“起学校、习礼容”，习俗由此渐变。“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南宋以后，一个重文重教的社会习俗已在徽州形成。重视教育成为徽州千百年来的传统。近代社会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徽州融入了和谐的大家庭，还受到了很多的经费支持。
3.徽州发达的经济
徽商和旅游是徽州经济腾发的两大支柱。徽商自南宋时崛起，至明清而雄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有所谓“无徽不成镇”之说。他们经商人数很多，范围也很广泛，在央视节目“远方的家”中我国西部的南山，海拔很高，去的人也很少，可是那里小镇上的店铺都留下了徽商的足迹。
自古以来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境内保存着徽派古建筑300余处。古建三绝（古祠堂、古牌坊、古民居）星罗棋布。现有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处（潜口民宅博物馆、罗东舒祠、呈坎古建筑群、老屋阁和绿绕亭），国保文物拥有量居全省第一，享有“徽派古建长廊”、“文物之海”的美誉。区政府所在地岩寺是南方八省游击队的集结地、新四军的成军地和东进抗日的出征地，是两条“全国红色旅游线路”的出发地，是“安徽省红色旅游十佳景点”之一。
徽州发达的经济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他们需要教育为他们培养优秀的经商人才和一大批高素质的市民去接纳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徽商丰富阅历也给徽州的教育带去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一些先进的教育工具。
4.丰富的徽州文化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顾名思义，徽州文化也是非常宽泛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总结为徽州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物质文化主要有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菜等。精神文化主要有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州民俗、徽州方言等。徽州的教育深受这些的影响，在教学内容上，徽州的教育除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外，许多还包括了有着徽州地方特色、极具实用和职业教育的内容。如徽州是明代珠算大师程大位的故乡，而徽州人又有经商的习俗和传统，故珠算教育在徽州既具条件又深受人们欢迎；再如新安医学源远流长，影响极大，许多先生在教学时，往往有针对性地教授一些医药知识等。
徽州的教育家及教育理论也层出不穷，影响极大。朱熹就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其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授业解惑，两次回徽省墓，皆事讲学，从学者众，论定高足12人，创建自己的教育理论，主讲白鹿洞书院时，制定5白鹿洞书院揭示6，对后世影响极大。婺源人江永毕生淡泊名宦，致力于讲学，戴震就是其高足之一。而被主席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歙县人陶行知则是近代徽州教育的杰出代表。[6]
徽州发达的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就是在徽州稳定的政治社会、发达的经济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像朱熹、陶行知、戴震这样的大家给徽州的教育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参考文献：
[1][2]郭志俊.明清徽州教育和人才培养[J]理论建设，2010（2）：65-67
[3]胡晓飞.论近代徽州教育，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2（7）：73-76
[4]营建志.学校[M]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5]江巧珍.徽州女校述略[J]安徽史学，1995（4）：38-52
[6]刘伯山.发达的徽州教育[J]人民日报，2010（10-27-2）
[7]刘伯山.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历史地位[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28-32
[8]经传方.文化转型与徽州教育[J]黄山学院学报，2003（2）：26-31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2005年5月中旬和2007年12月上旬，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先后举办了两届安徽地方音乐研讨会，并成立了安徽地方音乐研究中心，邀请了十多位安徽地方音乐的专家学者，就安徽地方音乐现状、安徽地方音乐与我省高校音乐教育实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形成了关于建立安徽地方音乐资料库、建设安徽地方音乐课程体系以及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等若干措施。
一、立足研究基地，构建安徽
地方音乐资料库
以安徽地方音乐研究中心为基地，把设有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高校作为安徽地方音乐学习和研究的主力军，建立田野调查制度。把全省划分成皖北、皖中和皖南三个区域，成立了十多支研究小分队，选派多名有经验的教师带队，以各地地方音乐研究专家和民间艺人为点，收集各地相关音乐资料。如对安徽黄梅戏的考察，我们不仅向享受国家津贴的著名专家时白林先生请教，还深入黄梅戏集中演出的安庆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以便全面了解该剧种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在对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涂民歌采集时，我们一边采录当地民歌手的演唱资料，一边向他们学习这些民歌曲调和演唱特点，切实领会这些集劳动、风俗、娱乐于一体的乡土音乐。通过几年的实地考察和向地方音乐家、民间艺人们的学习，我们收集了许多安徽地方音乐文献资料，采集了大量鲜活的音像和图片资料，现有文献资料近120万字，图片1800多张，音像资料70多个小时，访谈记录900多分钟，还有大量各个乐种的乐谱资料等，安徽地方音乐资料库已初步建立。
二、整合音乐资源，建立
可行性特色课程体系
合理整合音乐资源，规范使用研究成果，及时有效地使这些成果付诸于教学实践环节之中。我们把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汇总、分类、筛选，编印成册，立足基础课程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开发主体课程模块。如目前正在建设的是以《安徽地方音乐历史》、《安徽地方音乐概论》、《安徽地方音乐美学概论》三个课程为主的课程模块。《安徽地方音乐历史》是对安徽地方音乐历史发展过程的梳理和阐述，关注安徽地方音乐发展脉络，讲述安徽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音乐现象、音乐活动、音乐人物及其作品等。《安徽地方音乐概论》主要立足乐种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状况，涉及安徽民歌、说唱音乐、民间歌舞、乐器与器乐、戏曲、宗教音乐等范畴，注重乐种的形态、内容、发展现状等方面的阐述。《安徽地方音乐美学概论》是从文化和审美层面予以分析，理清安徽地方音乐与我国其他地方音乐在文化和审美层面的异同点，通过这些异同点来探寻安徽地方音乐的美学根源和审美趋向，以此丰富安徽地方文化的美学意义，折射出安徽民众的精神索求和音乐情结。这一课程模块的构建集中体现了对安徽地方音乐文化的系统性研究，它与我们已经开设多年的《安徽民歌演唱》、《安徽地方戏曲演唱》、《安徽民间器乐演奏》等课程共同构成了安徽地方音乐课程体系。
三、丰富教学手段，采用多样
化、多层次的教学模式
在实施安徽地方音乐课程教学过程中，我们努力丰富教学手段，采用多样化、多层次的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如组建对安徽地方音乐感兴趣的学习小组等；民族民间音乐方向课程与技术课程相结合，如声乐教学与地方民歌和戏曲演唱结合、民乐演奏教学体现安徽本土器乐内容等；专题讲座与现场演示相结合，如邀请安徽地方音乐专家和艺人为学生授课和演示、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依托每年一度的艺术周邀请专家和当地民间艺人开展专题讲座与教唱民歌等活动。另外还组织学生参加农民歌友会。
四、结合课程标准。建立
可操作性评价体系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调整评价体系，在保留考试和各种考查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使评价方式多样化。如音乐学专业学生对于安徽地方音乐学习需修满4个学分64课时，非音乐专业学生需修满2个学分32个课时；学生在省级民歌或戏曲演唱或器乐比赛中获奖可获得2个学分，对安徽地方音乐研究有新见解的文章达8000字可获得2个学分等。
五、汲取丰富养料，形成鲜活
生动的研究成果
地方传统音乐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音乐语汇、独特的表现形式，这些无疑构成了丰厚的专业音乐创作营养园地，极大地促进了专业音乐创作。近年来，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并且成果颇丰。如安徽师范大学的合唱教学中，许多作品来自对安徽地方音乐的改编。根据民歌改编的有《摘石榴》、《山歌好唱口难开》、《风里传来桂花香》、《太阳出山来》等十几首；根据戏曲唱段改编的有《采茶调》、《对花》等。另外，本校教师还根据安徽地方音乐元素创作了器乐曲《缘》(张建华作曲)和歌曲《牛歌》(张春林作曲)等。此外以研究安徽音乐为主的研究生论文也有几十篇，如《安徽目连戏唱腔研究》、《安徽无为县昂家庐剧戏班调查》、《安徽大鼓研究》、《巢湖民歌研究》、《当涂民歌演唱研究》等；本科生毕业论文也有近百篇涉及安徽地方音乐内容。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均汲取了安徽地方音乐的丰富营养。
六、丰富校园文化，有效充实
高校文化建设内容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安徽；近代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史；求是学堂；省立安徽大学；国立安徽大学；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2-0092-07
收稿日期：2015-04-03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江淮分水岭区域文化特点研究”（SK2016A066）；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皖江地区古代书院文化研究”（AHSK11-12D220）；滁州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安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2015qd38）。
作者简介：刘海涛（1974-），男，安徽潜山人，教育学博士，滁州学院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周川（1957-），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明清时期，安徽高等教育十分发达。明朝和清朝初期，安徽跟江苏、上海合称“江南省”。每期科考，江南省的上榜人数占了全国的近一半，有“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的美誉[1]。清代顺治三年（1646）至清光绪三年（1877）前后230年，科举考试98榜，安徽共录取进士1 142名，其中一甲状元9人，一甲二名榜眼7人，一甲三名探花4人，位列全国各省第三[2]。清朝徽州府所属6县共录取进士516人，其中状元17人，以府计，仅次于苏州府的24人，居全国第二。在徽州府的17名状元中，休宁县为13人，若以县计，则远过吴县的4人，位列全国第一[3]。但安徽省进入近代以后发展日益缓慢，到1947年，安徽高校数和大学生数分别占全国的1.45%和1.5%，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P642）。探寻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对于全面了解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面貌，促进当代省域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一、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概述
自1898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将安徽省学敬敷书院改为官办求是学堂（标志安徽进入近代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败亡，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
（一）清末发展阶段
从1898年安徽求是学堂成立并招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安庆随后爆发独立革命，安徽省高等学堂全部停办，安徽高等教育中断），此阶段为清末安徽高等教育阶段。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是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继续失利，西洋诸国庞大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使闭关锁国的清朝举国震惊，认识到中外技术的差距。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洋务派开展“自强运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轮船、枪炮制作技术，试图建立现代工业、现代交通、通讯业，并创办一系列新式专科学堂――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开始向现代转型。安徽巡抚邓华熙①（其出生地广东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地区）是清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同乡，跟康梁交往密切，在清政府中属于维新改革派官僚。1896年，邓华熙担任安徽巡抚后，跟当时芜湖道袁昶一起率先对安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事务等进行一系列改革，使安徽在当时全国各省改革中走在前列。1897年，邓华熙上奏政府，指出要学习西学必须废除原有的书院，设立新式学堂：“今之讲求实学，必须实事求是。但于旧有书院令其兼习，究虞造就难成。应请各省均于省城另设学堂，学生自十三岁至十五岁止，择其读过经书，略通文理、姿性聪颖，体质结实、身家清白者，核实考选，入堂肄业。”[5]经清政府同意，1898年6月求是学堂正式开办。戊戌后，安徽求是学堂因已经办出成效，没有被关闭。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宣布重新启动新政，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6]1902年4月，安徽巡抚王之春按照要求改求是学堂为安徽大学堂。1904年1月，清廷颁布实行《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省市将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安徽于当年4月改安徽大学堂为安徽高等学堂。1906年，巡抚恩铭聘请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担任学堂监督（校长）。严复按照当时高等学堂的惯例整顿学堂，设置预科和师范科，强调外语教学和算学，大大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声誉。到1911年止，安徽共建设了高等学堂和各专业学堂9所（见表1）。
据1909年第一次教育年鉴统计，安徽1909年有专门学堂7所，仅次于直隶（18所）、四川（10所）、江宁（9所），和江苏、湖南并列第4位；学生总数为1 144人，仅次于直隶（4 028人）、四川（1 511人）、河南（1 373人）、广东（1 339人）、江苏（1 182人），位列第6名[7]。安徽高等学堂开办本科时间和坚持时间都处全国前列[8]。
（二）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11年，安徽安庆紧跟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受混乱的政治影响，高等学堂全部停办。1912年6月，安徽绅士刘希平、光明甫、程滨遗等筹资创办私立江淮大学，接收原安徽省立法政学堂、安徽公立法政学堂和安徽私立法政学堂的学生，同时接收安徽高等农业学堂和安徽高等学堂失学青年。江淮大学分文法两院，其中法学院设政治、经济、法律3系。当时有学生千人以上，规模较大。但学校系仓促成立，接收的又是各关闭学堂的失学青年，存在入学资格不一、教学管理混乱、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等情况。1915年，安徽私立江淮大学在教育部督学的建议下，改为由教育部注册、省政府拨款的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自1916年首批本科生毕业，到1926年该校共培养10届本科毕业生。1926年，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因发生被军阀取缔，校舍成为战地医院，安徽高等教育再次中断。
此阶段，安徽试图创办综合性大学：安徽大学。从1921年开始筹办，到1928年正式开学前，近8年时间里安徽曾3次组建安徽大学期成会、安徽大学筹备会、安徽大学筹委会，但由于经费、政治动荡、人员更替频繁等原因，学校始终没有建立起来[9]。
这一时期，安徽高等教育陷入低谷，学生数、办学经费额、高校数等都居于全国末位。1923年，全国各省区专门以上学校校数及学生数表显示，安徽省以171名大学生、每校均生89.5人排名全国倒数第2名（除去热河、绥远、察哈尔和新疆没有统计数据）[10]。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8年，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安徽大的政局亦开始稳定。同年，省立安徽大学②成立。省立安徽大学筹备时计划开设文、理、法、工、农5个学院，第一期先开设文、法、农、工4个学院。但筹备之初即不顺利，除了刘文典负责的文学院筹备按时结束、顺利招生外，法学院招生人数不够，工学院只招录合格新生3名，其余均没有开办起来，最后合并成文法学院。当时，学校暂未设校长，由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刘文典校长职权。由于生源质量较差，第一学期只招收预科，第二年才招到合格本科新生131名。1928年底，安徽大学发生，刘文典因处理不当冲撞被免，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兼任校长。程天放创办了理学院，并把文法学院拆解为文学院和法学院。至此，省立安徽大学符合了教育部“有三个学院才能称为大学”的规定，真正建立起来了。1935年，教育部裁撤国内包括安徽大学在内的大部分高校的法学院。同年，安徽大学开始筹建农学院。到1937年底，安徽大学建成为包括文、理、农三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获得10.24万亩学田的资助，在校生在300～400名之间波动。经过10年的发展，省立安徽大学已经获得较好的发展。但因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安庆1938年被占领，安徽省政府于1939年关闭安徽大学。至此，安徽高等教育再一次中断。
1940年，随着战局日趋稳定，安徽省政府决定筹建安徽建设学院，并成立安徽建设学院筹备委员会。随后，教育部颁布《游击区及接近前线各省市设立临时政治学院办法》，要求各有沦陷区的省份设立临时政治学院。于是筹备中的安徽建设学院改为安徽临时政治学院，于1941年10月正式成立并招生，一年后改为安徽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3年9月，该校扩建为安徽学院，并于皖南休宁县设立皖南分院，到1947年底有学生900人。
1946年，教育部决定恢复中断的安徽大学，并升格为国立，定名“国立安徽大学”，设立文、理、法、农4个学院12个系。到1947年底，该校有本科生1 227人[11]（P642）。
1947年9月，安徽省政府将位于蚌埠的省立蚌埠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迁到淮南，升级为省立工业专科学校，设置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电机工程三科，有教职工57人、学生431人。到1949年，安徽共有高等学校三所，在校学生2 502人，分别占全国的1.45～1.5%，远远低于全国的省均水平[4]（P642）。
二、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一）起步早，起点高，但屡次中断，发展迟缓
安徽新式高等教育筹备于1897年， 开办于1898年春，比“百日维新”关于兴办新式学堂的教育改革命令颁布还要早几个月， 比清政府下令在全国普遍设立新式学堂早4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在奏折中指出：“现议经济岁科，专就学堂录送；而各省学堂，除直隶、湖南、安徽等省外，尚末推行。”[11]可见，至少在1898年戊戌新政时，安徽高等教育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在随后的几年里，安徽一直紧跟全国高等教育的步伐。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宣布重新启动新政，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6]（P1293）半年后的1902年4月，安徽巡抚王之春按照要求改求是学堂为安徽大学堂。1904年1月，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要求京师设立大学堂，其余省市将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安徽及时跟上，于4月改为安徽高等学堂。1909年安徽高等学堂裁撤预科，开办本科，这在各省学堂中也算比较早的[8]（P13-14）。
安徽高等学堂办理起点算是较高的。面对西方先进文化，邓华熙不像大多数守旧官员一样机械理解“中体西用”原则主张改造旧有书院，他主张直接从西式学堂入手，认为“旧有书院令其兼习，究虞造就难成”，显示其对传统书院局限的理解和对西学的期望。他开始奏办的不是中学堂，而是直接创办二等学堂，其目的就是为给京津头等学堂供应优质生源。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设计，二等学堂也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安徽求是学堂建立后，顺应社会发展，先后演化为安徽大学堂和安徽高等学堂。1906年，巡抚恩铭聘请具有在英国留学多年，在学术界知名度极高的严复任监督。严复大胆改造学堂，提出以外语和算学为中心的课程改革，真正抓住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突破的核心，并于1909年顺利开办高等本科教育。安徽高起点创办高等学堂，为安徽省和全国造就了众多国之精英，例如民国著名政治家柏文蔚，历任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和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的王星拱教授，为安徽近代公路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刘贻燕教授、程振钧教授等。值得一提的是，随后很多年，甚至到1924年安徽省筹办安徽大学时，省内还有众多教育界人士认为安徽没有设立大学的基础和需要，反对设立安徽大学，主张先建设中学。
虽然安徽高等教育开办早、起点高，但其后却发展非常不顺。从1898年建立求是学堂开始，安徽高等教育经历了3次中断。
第一次中断是1911年安庆独立时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形势迅速影响到安徽。安庆革命党人吴D谷、韩衍、管鹏等推举讲武堂教官胡万泰为总指挥，准备发动起义，安庆巡抚朱家宝则积极准备抵抗。此时改良派安徽谘议局居中调停，朱家宝宣布独立，任正都督，革命党人王天培任副都督。但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安庆独立不久，朱家宝和王天培矛盾激化，王天培失去副都督之职，安庆被朱家宝控制。革命党人吴D谷赴九江请求援兵，导致九江地方军阀浔军进入安庆发生兵变，士兵大肆抢劫商铺及居民达一周之久。安庆城内包括高等学堂、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在内的所有学堂为躲避战祸全部关闭，安徽高等教育因此中断。
第二次中断发生在1926年，安徽军阀陈调元关闭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简称法专）。这所学校由安徽私立江淮大学发展而来，由左派人士光明甫、刘希平等创办，富有革命传统。1921年，校长光明甫带领学生争取教育经费时，发生了军阀马联甲殴打学生致2名学生死亡的“六二惨案”。该校随即爆发了“六二”，要求惩办杀人凶手、保障教育经费独立。经过一年多抗争，该校终于取得胜利，办学经费从70万增加到150万。在随后驱逐军阀控制的省长李兆珍运动中，光明甫和法专均起领导作用。1926年1月，中国共产党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支部成立。不久，中央任命光明甫、朱蕴山、周松圃等9人成立（左派）安徽省临时省党部，但领导的拒绝承认。法专学生在光明甫以及中共法专党支部的领导下发动，游行示威。10月，安徽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军阀陈调元下令镇压，查封了法政专门学校，通缉捉拿光明甫。至此，安徽高等教育再次中断。直到1928年4月安徽大学成立，安徽高等教育才开始恢复。
安徽高等教育第三次中断发生在1939年至1941年，日寇占领安庆时期。1936年10月，湖北省长杨永泰遇刺身亡，安徽省长刘镇华受此刺激精神失常无法处理政务，于1937年5月被免职。期间，日本逐步进逼中国，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受省政府直接管理的安徽大学由于省政府瘫痪无人过问，安徽省教育厅跟安徽大学关系一直不顺，安徽大学校长李顺卿面对危机，既没有做好大学内迁的准备预案，也没有筹措到必要的搬迁经费。到1938年日本进逼安庆时，省教育厅制定《安徽大学非常时期保管办法》6条，核心条款如下：“一、安徽大学因受抗战影响，校务不能继续维持时期适用本办法。二、保管期间，由省政府委派保管员二人，一负责保管安庆校产，一负责保管运出省外资产。”其核心思想是保存校产而不是学校内迁。当日本攻占安庆时，校长李顺卿以到重庆教育部寻找资金为由离开安徽大学，滞留重庆不归，校长、生物学院院长汪洪法带领安徽大学部分师生先后撤到安徽金寨、湖北沙市等地方。1939年，在安徽省教育厅的建议下，安徽大学被解散。本来发展良好的安徽高等教育再一次夭折。
（二）受经济制约较大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除清末经费尚能保证外，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高等教育受到经济制约极大。从现存史料可以看出，清末安徽举办高等教育经费都从政府财政经费支出，并无拖欠的记录。到1912年北洋政府主政开始，安徽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渐严重不足。军阀倪嗣冲1913年8月开始统治安徽，9月就下令停办教学成绩显著的徽州第五师范学校，将教育经费移办团练[12]。随后他于1914年命令“全省中小学停办一年”[13]（P371）；1916年5月11日，他又下令凡用公款办学的学校一律停止，其款项移作办理团防[13]（P376）。1918年5月，倪嗣冲申请北京国民政府增拨军费30万元未果，遂将全省教育、行政经费挪作军费，导致全省4月份以来停拨教育、行政经费[13]（P383）。1920年，倪嗣冲竟将全省结余的77万元教育经费，纳入私囊。③倪嗣冲几次三番将教育经费挪作军费，除去其鄙视新教育、政治保守以外，安徽经济疲敝、财政异常困难也是直接原因。1921年，蔡晓舟等人发起成立“安徽大学期成会”开始筹备创建安徽大学[14]，并在省长许世英和教育厅长杨乃康支持下于1922年成立安徽大学筹备处，后因筹办经费从中小学经费中切割，遭到中小学界强烈反对而作罢[15]。1923年，江鲁鋈问〗逃厅厅长，计划将安徽大学筹备经费从国税项目下支付，并成立安徽大学工科筹备组。但江卤救苏揖阀吕调元索要拖欠的教师薪金时，因遭军阀吕调元殴打愤而辞职，致使安徽大学筹备再次中止。1924年8月，教育厅长卢殿虎重拾筹办安徽大学事宜，和财政厅长胡思义提议以厘金和烟酒附加税专款固定作为大学筹办基金。对此，当时军阀马联甲勉强同意。但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军费大量增加，筹备经费又被挪用。直至1928年北伐胜利，安徽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安徽大学才宣告成立。但成立后的安徽大学同样因经费缺乏而发展缓慢，甚至发生了两次因为教师薪金得不到保证的索薪风潮，迫使校长何鲁和程演生因无力筹措经费而辞职[16]。后来，安徽大学于抗战时期解散，最基本原因也是因为李顺卿无法筹措足够的内迁经费。
（三）受政治干扰严重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受政治影响极为严重。由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刚刚开始起步，且办高等教育是花费巨大的公共事业，除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区域中心城市，一般省高校数量不多，大多数省仅有一所省立大学。因此，政局及政客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往往决定省立大学的生死，也就基本决定省域高等教育的生死存亡。清末安徽高等教育发展顺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898年到1911年间安徽政局基本稳定；从邓华熙到王之春、恩铭、勋诚等几任巡抚，都是以开明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对高等教育十分重视，大力支持并亲自举办高等学堂。如邓华熙两次上书，在全国率先创办省立高等学堂；王之春将求是学堂改为安徽大学堂，随后改为安徽高等学堂；恩铭和勋诚先后都支持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的改革。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政治高度动荡，各路军阀、省长往往任期不到1年，甚至不到一个月。在这种背景下，军阀、省长只能关心自己的位置，毫无精力顾及高等教育，任何关于高校的办学计划、经费筹措都无法落实。倪嗣冲于1913年下令裁撤教育厅，降为教育科，归并为内务司下，并于1914、1916和1918年三次下令停办公办学校，将教育经费挪作军费[4]（P371-383）。1916年，教育部同时视察山东和安徽高等教育办理情况，发现山东省有省级教育行政人员15人，道级别以上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人员达到30人，而安徽只有省级7人，道级没有专人负责[1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省长依然变动极为频繁，如1929年9月杨亮功到安庆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起至次年6月辞职不到一年间里，安徽省换了6位主席，平均每人任期不到两个月[18]。省长更换后，大学校长一般也跟着换，安徽大学从1928年到1939年间，换了9任校长，平均任期仅一年。安徽大学校长跟省长个人关系是否密切是安徽大学能否得到发展的直接因素。刘文典因为跟教育厅长关系不睦，在处理时得不到教育厅和省长的支持，导致被罢免；何鲁和程演生因为得不到省长支持，无法解决教师薪金而被迫辞职；程天放因为跟时任省长陈调元关系密切而被任命为教育厅长兼安徽大学校长，顺利建成法学院和理学院，而一旦陈调元被排挤出安徽省，程天放旋即辞职。当陕西军阀刘镇华坐镇安徽，立马聘请跟自己关系密切的傅铜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傅铜不仅要到前任校长未能索要回来的政府所欠经费10万元，而且多得到6千元用于购买仪器设备。他还成功从省政府手中获得10.24万亩农田作为农学院试验场，年收益达70万元，一举扭转安徽大学办学经费短缺之困。而安徽大学1939年被解散，跟教育厅长与安徽大学的矛盾也有一定关系[19]。
三、启示
（一）强大的经济基础是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高等教育是耗资巨大的事业，无论校园校舍建设、聘请名师硕儒、采购科学仪器设备等一次性投资，还是维持高校正常运行的持续性投入，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需要有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做保障。明清时期以徽商为代表的安徽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富裕，能够供养大量书院及生员；清末在经过太平天国动荡后人地矛盾得到缓解，社会稳定，经济恢复迅速，省级财政充裕，所以，清末高等教育发展顺利。而到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困顿；安徽军阀混战及苛捐杂税，严重阻碍了安徽工商业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内国际战争频繁，政府无力发展生产，导致此阶段安徽经济持续凋敝，政府财政收入严重不足，无力发展高等教育，甚至发生军阀倪嗣冲下令停办所有学校、节省经费举办团练等私人武装的事情，更有教育厅长江抡沂〕に饕教师薪金被殴打，安大校长何鲁、程演生无法筹到教授工资而被迫辞职等种种。试想，连学校教师工资尚且得不到保证，何谈高等教育的发展呢？
现代社会高等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花费更加巨大。从现代国际和国内高等教育地区分布来看，也很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国际上经济高度发达的美、英、法、德、日、韩等经济体，其高等教育十分发达。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的京沪、江浙地区的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经济相对薄弱的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就比较缓慢。那种认为“穷国办大教育”，期望少投入多产出的想法更多的是主观良好的期望，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想办出优质的高等教育无异于痴人说梦。实施教育强省，科教兴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最基本应落实在经济支持的层面上。只有真正长期有效、可持续地投入，保障教师能有尊严、体面地工作，高等教育才能得到良好发展。
（二）稳定而适度的政治环境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直接决定因素
首先，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为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高等教育是见效缓慢，且花费巨大的事业，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等教育培养社会精英，提供社会需要的先进科学技术，都是进展缓慢的事业，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积累。欧美大学有如今的辉煌，与其几百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分不开。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性，正所谓“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学政是地方政府的最核心工作之一。清末政府在各种政策中摇摆，但对于办理高等教育却坚定不移。唯一成果即高等教育政策，如京师大学堂以及安徽求是学堂都没有受到冲击。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仍是废科举兴学堂。清末安徽政局比较稳定，几任巡抚，从邓华熙到王之春、恩铭、勋诚和朱家宝都把发展高等学堂做为自己施政的重点，因而清末高等教育发展顺利。而北京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局高度动荡，中央政府无法约束地方，高等教育采取放任态度，导致地方高等教育发展受地方政局影响极大。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被皖派军阀控制，从1912到1928年，16年间更换省政府领导人达40多次，从1929年9月到1930年6月，安徽省长更换了6次，平均每人任期不到2个月，而安徽大学从1928到1938年10年间更换了9位校长。政治的动荡导致高等教育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执行，安徽大学筹备期长达8年，久议不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任省长和教育厅长的决议还没得到执行就下台，下任则另起炉灶，重新洗牌。
现代西方高等教育政策大多数是长期稳定的，高校校长任期很多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教育政策是现代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稳定发展的基石，也被我国建国以来的实践反复证明。
其次，政治具有的强大力量会干扰高等教育的进程，高等教育应该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政治因其具有巨大的能量，处于社会运行的核心，能直接决定社会运行中的各种活动的命运。办理高等教育所需要的一切，从政策到资金，从校舍到人员设备，无不需要政治的保障。民国时期的“教育独立”“经费独立”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近代安徽高等教育跟政府的密切联系使其发展跌宕起伏，命运多舛。因此，高等教育不能远离政治，但也不能过于靠近，应保持一定距离。高等教育需要建立一定的规则体系（如相关法律、大学章程）加以保障，使高等教育在规则保护下，相对独立运行，既能得到政治的正面支持，也能减少政治波动的负面干扰，保持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三）高等教育要密切契合社会的发展，回应社会的需求
高等教育从其诞生的一刻起，在和社会同时发展时，慢慢演化出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并以此指导其进一步发展。但“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无论是政治论还是认识论，高等教育首先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必然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巨大制约。高等教育一定不可陶醉于自身规律，指望可以超越或者独立于当时社会而独立发展。17～18世纪英国牛津、剑桥坚守其“高贵”的“人文主义”办学理念，甘当“象牙塔”，不屑于回应当时沸沸扬扬的工业革命对应用技术的渴求，导致其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大大落后于德法。近代安徽高等教育之所以发展曲折，其中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当时安徽高等教育并没有深刻契合当时安徽社会的发展，导致其办学如水上无根之浮萍。民国以来，安徽政局高度动荡，经济发展停滞，社会最根本的渴求是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而安徽高等教育在此进程中难以发挥力量。从私立江淮大学、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到后来的省立安徽大学，学校开设的主要是政治、法律、文学等学科，其培养的人才对当时安徽政局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政法类等人文社科学生相比理科学生思想更活跃，注重、思想而不注重科学技术的提升，学校以政法类学生为主，学校相对容易兴起、学生运动等，使学校发展更加不顺。安徽民生最需要的农学院是在政府的强力压迫下才建立起来，工科大学只是在1947年才开始筹建，其余如商科、医科等社会急需人才则无培养机构。民国安徽高等教育犹如无根之萍，没有深深扎根社会的土壤，民众对此类高校的兴衰成败并不放在心上，军阀、政客则可借此上下其手，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当下，我国正在积极吸收西方先进制度和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谋求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在此进程中，盲目追求西方的“制度圣经”或者固守本国传统经验都并不现实，只有立足于当下的创造性实践才有可能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径。高等教育也是如此，不顾中国的国情而追求“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不顾我们的传统而一味渴望绝对的“学术自由”，下场自是可以预料。面对世界独一无二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应主动积极适应现代化进程，在此进程中创造性地发展理论，并以此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才有可能开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只有主动适应社会发展，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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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徽州故乡的早年生活
1891年，陶行知诞生于安徽歙县城西的黄谭源村。与同属徽州府的另一位近代教育名家胡适，除同庚之外，也同样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旧式大家族。陶行知的先祖，由浙江绍兴迁居徽州，到他父亲陶槐卿一代，已呈积弱贫困之象。陶槐卿以秀才之身，务农乡间，陶行知母亲曹翠仂为补济家用，在城内教会办的崇一教堂做佣工。幼年小名和尚（大名文jun）的陶行知，聪颖早慧，五岁时在邻村秀才方庶咸处免费开蒙读书，七岁时随父去休宁万安的吴尔宽先生的经馆伴读，曾熟读贯穿儒家思想的《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左传》与《四书》、《五经》等，大约十一岁时，在歙县航埠头一学馆听前清贡生王藻讲经。后因父亲为耶稣教内地会员的关系，被教会新办的崇一学堂校长英国人唐俊贤赏识，15岁免费入读城内的崇一学堂。该学堂除教授中国历史和国文外，还开设数学、理化、英文、医学常识等课程。陶行知用两年时间，即读完中等教会学校的三年课程。早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西学基本知识的学习，为陶行知日后的进一步深造，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1908年，17岁的陶行知，抱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宏大理想，离开黄谭源，远赴杭州，考进广济医学堂，拟实现其“医药救人”的志愿，而折射在心田里的是徽州故土父老乡亲的无限期待和冀望。
“古城岩下/水蓝桥边/三竿白日/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的面上/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张大嘴/隐隐约约的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才慢慢的转回家去。”
倾心推动安徽教育与社会进步
1910年，陶行知改入南京汇文书院（后改并称金陵大学）文学院，四年后以成绩第一名毕业。他在大学本科论文中，即充分认识到“教育是建造共和最重要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归于失败”。为此，1915年秋，在取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硕士学位后，又投拜著名教育家杜威门下，专心研究教育。1917年，这位被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胡适推重为留美中国学界“不可多得人才”的陶行知，归国即全身投入到中国的教育改造和社会进步事业，对故乡安徽的教育和社会进步，尤其倾心而为，不辞劳苦。
1921年8月，陶行知赴安庆参加本省教育人士邀请的旅外皖籍学者暑期讲演会，为了改变安徽教育落后混乱的状况，他联合胡适、梅光迪、蔡晓舟等人，公开发表《根本改造安徽省教育会宣言》，力主用民主、合议、分权的委员制，取代武断官僚式的会长制，并参加省教育会筹备处。
1923年，陶行知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主要发起者和主持人，在全国大力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他认为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以实现“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的目标。为此，他不仅在北平、南京动员胡适、姚文采、洪范五等同学、友人响应，还在自家中设立了一个以父亲字号命名的“笑山平民读书处”，安徽是他重点推广的地区之一。他鼓动安徽省教育厅江彤侯、安徽省公署江爱吾、安徽省第一监狱袁烈青等去试验推广；帮助芜湖成立了芜湖平民教育促进会，发展有二十多位干事，“专司推广平民读书处之责”。还在芜湖与徽州同乡共同草拟《徽州推行平民教育八条》，甚至亲自给省教育厅两位六十五岁的夫役讲了两堂平民教育的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10月，他组织成立了安庆平民教育促进会，向中等学校师生、公务警察、商人宣讲平民教育的宗旨和社会意义。当月28日，他还组织领导了著名的省会安庆17000多人参加的平民教育集会大游行。赠送《平民千字文》教本给旅沪不识字歙县同乡，以达到旅沪乡友“一年内无人不识字”的目标。
1923年9月，陶行知召集安徽旅宁同乡会、安徽旅宁同学会等同乡组织，发起成立了南京安徽公学，这是安徽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重大史事。他亲自出任校长，以旅宁安徽会馆为馆舍，选聘南京高师、金陵大学等皖籍高材生为老师，树立“科学的精神、美术的精神、大丈夫的精神”，贯彻“勤俭办学、用钱必当”“共事共学、民主建校”“后生可畏、师道可经”的办学方针，用“共学、共事、共修养”的办法，办“真正的教育”。此校历经艰辛困难，二十多年历史中，为安徽培育了一大批优良人才，成为今日南京六中这所江苏省级重点中学百年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彪炳史册。
陶行知也是1920年代安徽女子教育的积极推动者，在他积极倡议下，于1922年设立屯溪隆阜安徽第四女子师范，成为徽州区域社会新女性的摇篮。
作为一位教育家，陶行知清楚了解民初以来安徽教育的落后状况，为此，他曾给歙县的知事写信，要为“数十万歙民请命”。1924年，他写信给安徽教育厅长卢绍刘，提出平民教育10条，劝卢绍刘要着眼于安徽教育进步：“还要做三千万人民之教育厅长，做平民教育厅长。”在他三十年起的普及教育的“小先生制”活动中，陶行知不仅介绍骨干教师指导安徽六个师范区的推广工作，还亲赴安庆演讲小先生制推行的社会意义。在1934年安庆省立安徽大学一次题为《关于普及教育问题》的演讲中，他声称放弃自己原来的“知行”名，改为“行知”。“我现在的名字叫陶行知，让我先来介绍自己，陶行知出生才三个月，可以代表我的思想的转变”，即转向“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教育观。正是在他的不懈奔走之下，这一年安徽把小先生制列入全省普及教育计划，吸引了不少外省、县前来参观和研究小先生制推广经验。陶行知指导组织的旅淮新安小学及其开展的新安儿童旅行团等活动，也为安徽教育界增添了光彩。
曾经身受徽州十七年家乡教育的陶行知，到1940年代，已成为备受世界关注的中国著名教育家。这位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平民教育家和民主主义志士，被业师，闻名世界的教育大师杜威公开夸赞：“陶行知是我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至今，仍有多达八成的徽州人，把陶行知与胡适、戴震等看作是可以代表徽州文化形象的文化符号。
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京举行
1月9日由中国新闻周刊社、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京召开。
论坛上首先是颁了2010年最具责任感的企业奖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海洋石油、中粮集团、中国中钢集团、中国南车集团、中国平安、联想集团、大众汽车集团、现代汽车和安利等十二家企业获得了2010年的最具责任感企业的奖项。
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国家发改委秘书长赵家荣、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钟攸平分别阐述了各自观点。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排球运动，安徽省，现状，前景
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经历了发展提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回归原点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九十代末期）、重新起步阶段（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近几年，安徽省不仅恢复了青少年排球锦标赛，而且将排项球目列为省运会比赛项目。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校业余排球队应运而生，群众排球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然而目前安徽省排球运动还仅仅停留在“业余”阶段，运动水平较低。对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既可以找出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的优势与不足，也有助于看清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前景。
1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现状
1.1安徽省体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
体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是一个项目发展的重要前提。体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主要体现在相关活动的组织情况及配套政策情况。赛事组织方面，安徽省继2001年恢复青少年排球常规赛后，2006年又将排球列为“安徽省第十一届运动会”比赛项目。毕业论文，排球运动。裁判员培养方面，为进一步提高我省排球裁判员的水平，培养高水平裁判员，2006年及2009年安徽省体育局举办了两次裁判员培训，并组织了国家一级裁判员考试。政策方面，2004年及2005年安徽省相继出台《安徽省体育专项特色学校（班）管理办法》[1]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体教结合工作的意见》[2]。这些既是安徽省体育主管部门重视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安徽省排球运动新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1.2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的群众基础
1.2.1学校排球是排球运动发展的重要基地
目前，安徽省的排球人口主要集中在学校，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形成的，一方面，随着相关排球赛事的举行，一些中学及高校相继组建了自己的排球队。排球赛带动了排球运动在学校的普及与发展，例如2001年安徽省青少年排球常规赛只有8支队伍参赛，如今安徽省有16支队伍活动在常规赛赛场；另一方面，自2003年起安徽师范大学增加了以“二级及以上运动员”为基础条件的排球项目运动训练专业招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那些有排球天赋并且有意向走体育专业的学生，也使部分家长、教师开始鼓励学生从事排球训练。
有了更多的动力支持，学生及教练员的训练积极性普遍提高，因此学校不仅是排球人口的集中地，学校排球运动水平也代表着安徽省排球运动的最高水平。随着训练水平的逐步提高，部分球队参加一些全国性的排球赛事。毕业论文，排球运动。这不仅是对安徽省排球运动水平的锻炼与考核，也让省内外的一些人士开始注意到安徽省排球运动的恢复与发展。在比赛中，一些代表队通过不断的磨炼，也渐渐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2006年在张家口举行的“全国中学生排球赛”上安徽省男排代表队芜湖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取得了第八名的好成绩。此外，2006年滁州体校两名女队员还被选入八一队。学校排球运动的良好发展不仅为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无尽的活力，也带来了无限生机。
1.2.2群众排球是排球运动发展的重要土壤环境
群众广泛参与是排球运动发展的显著标志。从群众排球组织来说，目前安徽省有“排球基地”和“会友排球”两个排球俱乐部，分别位于合肥市和芜湖市，其成员既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也有教师、学生，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从群众排球竞赛来说，安徽省部分县（市）每年开展全县（市）排球赛，也有部分县（市）联合主办排球竞赛，例如，皖北排球赛、肥东县排球赛。这类比赛由于竞赛队伍包括企事业单位、学校及机关，因此不仅吸引了群众运动员的广泛参与，而且吸引了很多群众观众。此外，还有针对于中老年群众开展的“全省中老年气排球比赛”，这让一些中老年群众也积极参与到了排球运动中来。因此，目前安徽省参与排球运动的群众广泛，不仅职业多样化，而且年龄跨度大。近几年，安徽省还协办了世界女排大奖赛、步步高排球联赛等一些大型的排球赛事，为群众进一步了解排球运动创造了机会与条件。
此外，各个市县基层领导的重视也是近几年安徽省群众排球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1．3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的不利条件
1.3.1 经济条件的制约
安徽省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用于排球项目发展的资金相对较少。安徽省学校业余排球队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体育主管部门、学校及按月收取的学生训练费，拥有赞助的运动队很少，部分球队每年可以支配的经费只有3-5千元。可以说，经费不足是影响安徽省学校业余排球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毕业论文，排球运动。资金不足，也导致了一些有才华的教练员、运动员外流。而对于群众性排球组织来说，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会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群众的参与。
1.3.2主管部门管理不完善
良好的管理体制是排球运动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缺少对排球竞赛的管理，省内比赛机会少，参赛队伍也很少；缺少对学校体育课的管理，部分学校的体育课依旧沿袭“放羊式”教学，限制了学生对排球运动的了解和兴趣发展；缺少对群众排球组织及学校排球队的监管，制约了它们正规化发展的速度。
1.3.3教练员队伍整体水平不高
教练员的水平关系着球队的质量和发展进程。目前安徽省从事排球训练的教练员人数还不多，兼职教练员技术相对欠缺，而专职教练员学历又相对较低，科研能力也不高，且多数从事业余排球训练的教练员带队时间较短，平时参加的培训学习也很少。这对排球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建议
2.1完善排球运动发展体系
完善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体系，首先要坚持在学校中开展以“小学选苗子、中学打基础、大学出成绩”为指导思想的一条龙培养体系，使得排球人才的培养在数量、质量纬度上和谐、持续发展。毕业论文，排球运动。建立一条龙培养体系，仅仅依靠一支球队或者一个学校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的共同努力，要避免短期效应的做法，保证训练过程的科学性。毕业论文，排球运动。
2.2提高教练员的执教效能
各地球队及群众排球俱乐部，可以通过建立选拔、考核制度，公开招聘教练员，也可以采用竞争上岗制，促进教练员之间的良性竞争。各主管部门要为排球教练员参加培训、学习创造条件，加速形成一支结构合理、高效精干的教练员队伍。此外，也可以在增加外省人才引进的同时，加强与省内外教练员培训机构的联合，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培养。
2.3加强区域合作
以竞赛为纽带，加强区域球队之间的合作，以赛带练，以赛促练，既能增加比赛机会，又能活跃排球市场。目前，安徽省除了青少年排球队及群众排球俱乐部外，还有一些高校组建了业余排球队。因此，鼓励实力相当的排球队之间进行比赛交流，加强球队之间的合作，是提高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式。
2.4以宣传为媒介，提高排球运动的“知名度”
安徽省排球运动的群众知名度低，尤其是体育意识薄弱的市县。省市体育部门要鼓励媒体多对排球赛事、赛程及排球运动健身、娱乐价值进行宣传，营造良好的排球文化氛围，同时也可以提高排球队及运动员的知名度，增加其社会价值，吸引企业和商家对于“品牌效应”的投入。
2.5争创高水平运动队，并鼓励企业办队。毕业论文，排球运动。
竞技排球的发展是排球运动发展的最高形式，而竞技水平的提高主要体现在运动队的竞赛成绩。因此组建高水平运动队是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的重要途径。2006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全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综合评估结果中，安徽省没有一个学校能招收排球运动员，这说明安徽省高校办高水平排球队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因此，体育主管部门要鼓励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为有意向办队的高校充实排球师资、改善训练环境提供条件。体育主管部门也可以与高校联合办队，为高校配置体育系统的资深教练员，或提供技术指导，尽快完善办队条件。
此外，体育主管部门要利用政府效应，宣传排球运动，举办全省性排球赛，鼓励企事业参赛。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排球运动水平，而且能解决优秀运动员的就业问题。
3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前景展望
排球运动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需要体育系统、教育系统及社会多方面的支持与努力。虽然我省排球运动重新恢复的时间并不长,且还没有被人们广泛关注,但是随着各级主管部门对排球运动重视程度的增加，随着学校业余排球队的稳步发展，群众排球运动的逐步深入，接触这个项目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也必然会实现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安徽省体育专项特色学校（班）管理办法[R].安徽省竞技体育网,2005-11-17
[2]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体教结合工作的意见[R].安徽省竞技体育网,2004-12-13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排球运动，安徽省，现状，前景
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经历了发展提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回归原点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九十代末期）、重新起步阶段（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近几年，安徽省不仅恢复了青少年排球锦标赛，而且将排项球目列为省运会比赛项目。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校业余排球队应运而生，群众排球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然而目前安徽省排球运动还仅仅停留在“业余”阶段，运动水平较低。对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既可以找出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的优势与不足，也有助于看清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前景。
1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现状
1.1安徽省体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
体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是一个项目发展的重要前提。体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主要体现在相关活动的组织情况及配套政策情况。赛事组织方面，安徽省继2001年恢复青少年排球常规赛后，2006年又将排球列为“安徽省第十一届运动会”比赛项目。毕业论文，排球运动。裁判员培养方面，为进一步提高我省排球裁判员的水平，培养高水平裁判员，2006年及2009年安徽省体育局举办了两次裁判员培训，并组织了国家一级裁判员考试。政策方面，2004年及2005年安徽省相继出台《安徽省体育专项特色学校（班）管理办法》[1]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体教结合工作的意见》[2]。这些既是安徽省体育主管部门重视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安徽省排球运动新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1.2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的群众基础
1.2.1学校排球是排球运动发展的重要基地
目前，安徽省的排球人口主要集中在学校，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形成的，一方面，随着相关排球赛事的举行，一些中学及高校相继组建了自己的排球队。排球赛带动了排球运动在学校的普及与发展，例如2001年安徽省青少年排球常规赛只有8支队伍参赛，如今安徽省有16支队伍活动在常规赛赛场；另一方面，自2003年起安徽师范大学增加了以“二级及以上运动员”为基础条件的排球项目运动训练专业招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那些有排球天赋并且有意向走体育专业的学生，也使部分家长、教师开始鼓励学生从事排球训练。
有了更多的动力支持，学生及教练员的训练积极性普遍提高，因此学校不仅是排球人口的集中地，学校排球运动水平也代表着安徽省排球运动的最高水平。随着训练水平的逐步提高，部分球队参加一些全国性的排球赛事。毕业论文，排球运动。这不仅是对安徽省排球运动水平的锻炼与考核，也让省内外的一些人士开始注意到安徽省排球运动的恢复与发展。在比赛中，一些代表队通过不断的磨炼，也渐渐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2006年在张家口举行的“全国中学生排球赛”上安徽省男排代表队芜湖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取得了第八名的好成绩。此外，2006年滁州体校两名女队员还被选入八一队。学校排球运动的良好发展不仅为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无尽的活力，也带来了无限生机。
1.2.2群众排球是排球运动发展的重要土壤环境
群众广泛参与是排球运动发展的显著标志。从群众排球组织来说，目前安徽省有“排球基地”和“会友排球”两个排球俱乐部，分别位于合肥市和芜湖市，其成员既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也有教师、学生，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从群众排球竞赛来说，安徽省部分县（市）每年开展全县（市）排球赛，也有部分县（市）联合主办排球竞赛，例如，皖北排球赛、肥东县排球赛。这类比赛由于竞赛队伍包括企事业单位、学校及机关，因此不仅吸引了群众运动员的广泛参与，而且吸引了很多群众观众。此外，还有针对于中老年群众开展的“全省中老年气排球比赛”，这让一些中老年群众也积极参与到了排球运动中来。因此，目前安徽省参与排球运动的群众广泛，不仅职业多样化，而且年龄跨度大。近几年，安徽省还协办了世界女排大奖赛、步步高排球联赛等一些大型的排球赛事，为群众进一步了解排球运动创造了机会与条件。
此外，各个市县基层领导的重视也是近几年安徽省群众排球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1．3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的不利条件
1.3.1 经济条件的制约
安徽省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用于排球项目发展的资金相对较少。安徽省学校业余排球队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体育主管部门、学校及按月收取的学生训练费，拥有赞助的运动队很少，部分球队每年可以支配的经费只有3-5千元。可以说，经费不足是影响安徽省学校业余排球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毕业论文，排球运动。资金不足，也导致了一些有才华的教练员、运动员外流。而对于群众性排球组织来说，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会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群众的参与。
1.3.2主管部门管理不完善
良好的管理体制是排球运动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缺少对排球竞赛的管理，省内比赛机会少，参赛队伍也很少；缺少对学校体育课的管理，部分学校的体育课依旧沿袭“放羊式”教学，限制了学生对排球运动的了解和兴趣发展；缺少对群众排球组织及学校排球队的监管，制约了它们正规化发展的速度。
1.3.3教练员队伍整体水平不高
教练员的水平关系着球队的质量和发展进程。目前安徽省从事排球训练的教练员人数还不多，兼职教练员技术相对欠缺，而专职教练员学历又相对较低，科研能力也不高，且多数从事业余排球训练的教练员带队时间较短，平时参加的培训学习也很少。这对排球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建议
2.1完善排球运动发展体系
完善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体系，首先要坚持在学校中开展以“小学选苗子、中学打基础、大学出成绩”为指导思想的一条龙培养体系，使得排球人才的培养在数量、质量纬度上和谐、持续发展。毕业论文，排球运动。建立一条龙培养体系，仅仅依靠一支球队或者一个学校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的共同努力，要避免短期效应的做法，保证训练过程的科学性。毕业论文，排球运动。
2.2提高教练员的执教效能
各地球队及群众排球俱乐部，可以通过建立选拔、考核制度，公开招聘教练员，也可以采用竞争上岗制，促进教练员之间的良性竞争。各主管部门要为排球教练员参加培训、学习创造条件，加速形成一支结构合理、高效精干的教练员队伍。此外，也可以在增加外省人才引进的同时，加强与省内外教练员培训机构的联合，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培养。
2.3加强区域合作
以竞赛为纽带，加强区域球队之间的合作，以赛带练，以赛促练，既能增加比赛机会，又能活跃排球市场。目前，安徽省除了青少年排球队及群众排球俱乐部外，还有一些高校组建了业余排球队。因此，鼓励实力相当的排球队之间进行比赛交流，加强球队之间的合作，是提高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式。
2.4以宣传为媒介，提高排球运动的“知名度”
安徽省排球运动的群众知名度低，尤其是体育意识薄弱的市县。省市体育部门要鼓励媒体多对排球赛事、赛程及排球运动健身、娱乐价值进行宣传，营造良好的排球文化氛围，同时也可以提高排球队及运动员的知名度，增加其社会价值，吸引企业和商家对于“品牌效应”的投入。
2.5争创高水平运动队，并鼓励企业办队。毕业论文，排球运动。
竞技排球的发展是排球运动发展的最高形式，而竞技水平的提高主要体现在运动队的竞赛成绩。因此组建高水平运动队是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的重要途径。2006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全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综合评估结果中，安徽省没有一个学校能招收排球运动员，这说明安徽省高校办高水平排球队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因此，体育主管部门要鼓励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为有意向办队的高校充实排球师资、改善训练环境提供条件。体育主管部门也可以与高校联合办队，为高校配置体育系统的资深教练员，或提供技术指导，尽快完善办队条件。
此外，体育主管部门要利用政府效应，宣传排球运动，举办全省性排球赛，鼓励企事业参赛。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排球运动水平，而且能解决优秀运动员的就业问题。
3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前景展望
排球运动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需要体育系统、教育系统及社会多方面的支持与努力。虽然我省排球运动重新恢复的时间并不长,且还没有被人们广泛关注,但是随着各级主管部门对排球运动重视程度的增加，随着学校业余排球队的稳步发展，群众排球运动的逐步深入，接触这个项目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也必然会实现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安徽省体育专项特色学校（班）管理办法[R].安徽省竞技体育网,2005-11-17
[2]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体教结合工作的意见[R].安徽省竞技体育网,2004-12-13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7篇
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课题。1956年，索洛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运用资本与劳动可替代的C－D生产函数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同的实物资本投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收入有着很大的差距。于是，人们开始关注物质资本之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演讲《论人力资本投资》中首次提出人的知识、健康、技能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1］。他发表的《关于农业生产、产出与供给的思考》、《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与经济的增长》等著作使之成为构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第一人。此后，学术界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多。1964年，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一书系统阐述了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类投资及其产生的收益［2］，这一著作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丹尼森是最先进行人力资本要素作用计量分析的学者，他通过精细的分解计算，论证出1929－1957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有23％的份额要单独归功于美国教育的发展，从实证方面论证了舒尔茨的观点。1986年，罗默在其文章《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知识这一变量，构建了知识溢出和驱动模型。他认为拥有特殊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3］。1988年，卢卡斯在《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认为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4］。除此之外，当代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在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的途径、人力资本的外溢作用、人力资本质量的研究以及政府政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关于人力资本外溢作用的经验研究始于Rauch，Rauch从美国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的现象入手，利用1980年美国200个标准大都市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出这些都市每年教育水平会带来3％的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本外溢作用大约在3％～5％之间［5］。Cronovich研究了政府人力资本密集型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政府支出向熟练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变引起了熟练劳动力价格的相对变化、研发部门（比其他部门使用更密集熟练劳动）的收缩以及创新率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6］。Barro用数学和科学测试中的IQ作为教育质量的指标，证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影响最显著的部分是它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用分配到教育体系中的财政资源来度量）［7］。
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才在国内发展起来。总的来看，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在定性分析方面，主要是论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刘迎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了人力资本在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成长中的作用，认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忽视了与物质资本不同的人力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属性，因而才没有使本来能够发展得更快的国民经济实现其应有的高速发展［8］。向恒从人力资本角度解读贫困，在分析我国主要反贫困对策的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消除我国农村贫困的一种战略选择［9］。在定量分析方面，沈利生、朱运法把不同教育的成本进行加总，以此来衡量人力资本，并通过行业分类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外，国内学者还运用中国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0］。周天勇运用教育收益率法测算出1953－1990年间我国的人力资本平均增长率是13．4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22％［11］。王小鲁和樊纲用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来衡量人力资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人力资本的地区差异是制约中西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12］。安徽省是劳动力资源大省，是中部地区劳动力最为密集的地方，通过对人力资本与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对安徽省的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以及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切实可行的意见与建议，这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安徽省1990－2012年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来研究安徽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模型构建
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是一个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研究两者关系首先得确定一个具体的生产函数模型。以往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模型，诸如C－D生产函数、Harrod－Domar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本文将采用最常用的C－D生产函数来研究这一问题。由于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通常是通过劳动力素质、技能、知识水平的提高实现的，因此，在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将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分开来分析，本文通过两者乘积的方式引入人力资本这一变量。
3 指标和数据处理
3．1 指标确定
（1）总产出Y。文章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安徽省经济总产出。
（2）物质资本K。对于物质资本的估算，以往学者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以某个数据较完整的年度为基础，根据前后各期的新增投资和资产折旧率来估算各期物质资本存量；另一种是直接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替代物质资本存量。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研究重点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而并非测算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度，所以采用后一种方法，用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替物质资本存量。
（3）劳动力L。劳动力这一变量用安徽省就业人数来衡量。
（4）人力资本H。如何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是本文的一个重点。传统的衡量方法有两种：一种叫资本形成法，即根据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种途径（如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等）所费的总成本来测量；另一种叫教育年限法，即直接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目前较为常用的是教育年限法。第一种方法考虑的因素较为全面，但是各种成本的测量不方便，数据的可得性较差。而后一种方法仅仅考虑了教育这一个因素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这是比较片面的。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综合教育、医疗保健这两大因素，选用安徽省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七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
3．2 数据整理
本文收集整理了1990－2012年安徽省相关经济数据，其中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数这三个指标的数据获得相对较为容易，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安徽省统计年鉴。人力资本综合存量需要通过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7个指标可以提取一个主成分，就用这一个主成分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记为H。由表2可以得出：H＝0．985 X1＋0．882 X2＋0．951 X3＋0．974 X4＋0．953 X5＋0．903 X6＋0．963 X7其中X1、X2、X3、X4、X5、X6、X7分别表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由此可以得出1990－2012年安徽省人力资本综合存量。
4 实证研究
4．1 平稳性检验
本文所选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在估计模型前有必要对这些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取常用的ADF检验法。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阶数按照AIC准则来确定，AIC的值越小，滞后阶数越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时间序列lny、lnk、ln（hl）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原序列非平稳。原序列一阶差分后得到Δlny、Δlnk、Δln（hl），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4．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ADF检验可知，安徽省的lny、lnk、ln（hl）是非平稳的，服从I（1），Δlny、Δlnk、Δln（hl）是平稳的，服从I（0），在此基础上可以对HL与Y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ln（hl）是lny的Granger因，但lny不是lnhl的Granger因。这说明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原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却不是人力资本增加的原因，这与现实中教育投资不断上升是不符的。
4．3 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区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以及避免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需要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有E－G检验法和Johansen检验法。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SC）准则，确定最佳协整滞后阶数为2。另外，由于文章所采用的理论模型是：lnYt＝α＋αlnKt＋βln（HL）t＋ε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34．408 0＞29．797 0，4．937 5＞3．841 5，所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和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这两个原假设。又13．468 5＜15．494 7，因而不能拒绝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所以Johansen协整检验的最终结果是：lny、lnk、ln（hl）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4．4 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估计与分析
（1）安徽省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为正数，说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这与以往的理论上的研究相一致。
（2）安徽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物质资本的投资。可能的解释有两个：一方面，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减少；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会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素质、专业技能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效应，也会通过增强本地区吸收消化新技术、研发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
4．5 误差修正模型
由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在短期，这三者之间可能是非均衡关系。对于短期非均衡关系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表述。采用的方法是Engle－Granger两步法：先建立长期均衡关系模型，再将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中的残差作为非均衡误差项加入到误差修正模型中，并用OLS估计相应参数。从ECM模型可以得出：
（1）安徽省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短期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效应，这与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结果一致。本期人力资本投资增加1％，本期GDP将增加0．3738％。
（2）误差修正系数为－0．537 6，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t值显著，说明安徽省每年实际的GDP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68．8％被修正。该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安徽省经济增长受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量出了安徽省1990－2012年各年度人力资本水平，接着利用相关计量知识得出了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反映两者短期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的结论是：（1）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每增长1％，GDP将增长0．4957％。（2）安徽省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近年来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来越突出。（3）人力资本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它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协调配合。
5．2 政策建议
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了影响安徽省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且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物质资本要素的投入。为了能够更好地继续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给出了以下建议：
（1）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人力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投资开发。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人力资本的形成来源于五个方面：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非企业组织的学习项目、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其中教育是关键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政府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导作用，加大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支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改善教育结构。同时鼓励个人和社会团体对教育方面的投资，提高民办和公办教育的质量，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2）制定激励政策，吸引并留住人才，保证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安徽省人口流出总数位列全国第二，劳动力流失较为严重。因而，政府在重视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要为人力资源的发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保证其合理流动，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8篇
（一）徽商文化。徽商文化是古徽州商人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富有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包括以“徽骆驼”为形象代表，以徽商经营哲学、经营理念为内在特质的精神文化；以徽商经营之道、商业理论等为代表的制度文化；以徽商经营商品、会馆、商标商号、商业环境等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徽商文化是我国商业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1]-[2]
（二）“五阶段·五主题”教育。“五阶段·五主题”教育是三年制财经商贸类高职院校为了弘扬徽商精神（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谐精神；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根据财贸类企业岗位需要，针对学生在校的五个学期，每个学期分别开展一项主题教育活动的一种财贸素养教育方法。即在第一学期对学生开展爱心教育、第二学期开展形象教育、第三学期开展责任教育、第四学期开展创新教育、第五学期开展创业教育。
（三）财贸素养。财贸素养是指财贸类企业的员工在工作过程、工作岗位上应表现出来的品质和修养。财贸类企业员工的主要工作岗位以服务业岗位为主，其主要服务对象为人、财、物，相对制造类等以技术操作为主的岗位而言，财贸类企业工作岗位的特点是工作对象和工作环境的多变性，因此，要求财贸类企业的员工具备较强的爱岗敬业精神、创新能力、责任感，较强的口语技能、人际沟通与合作能力，努力维护企业形象等综合素养。
二、当前财贸素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育观念不能适应教育环境的变化。当前，财贸类高职学生普遍存在思想浮躁，人生理想信念淡漠；道德修养不高，社会责任感不强；不能合理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问题。而面对现状，部分职业教育者存在着思想重视不够，精力投入不够，方法探索不够等问题。此外，“学会做人”诸如：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素养养成，需要长期的、系统化的、循序渐进的培养。因为投入的回报周期较长，所以部分高职院校存在着重技能、轻素养，重做事、轻做人的现象。
（二）教育手段不能满足学生需求的多样化。随着高职院校办学规模的逐渐扩大，办学层次增多、开设专业增多、在校学生增多。相比之下，素养教育的手段越来越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存在着维持现状较多，发展后劲不足；活动品种单一，花色调料不足；大众共性偏多，个性特色不足等诸多问题。
（三）教育过程受到学制安排的不利影响。由于高职教育突出的是技能型、应用型、职业型教育，因而理论教学时间要比本科院校短得多，这就使得财贸素养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时间上的矛盾，怎样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教育效果，这是职业教育面临的一道难题。[3]
三、财贸素养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二章中明确指出，国家教育的战略主题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4]截止2013年底，安徽省普通高校共计106所，在校生1052123人，应届毕业生280106人。作为财经商贸类高等院校，必然要承担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新一代徽商的重任。构建以“传承徽商文化、弘扬徽商精神”为目标，实施以“爱心教育、形象教育、责任教育、创新教育、创业教育”为主线的财贸素养教育体系，以徽商文化为基础，以财贸职业岗位技能为依托，以职业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属性为基点，把职业教育、人文教育有机融合，使社会需求、职业特质与人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帮助学生树立财贸职业使命、规划职业生涯，将传统徽商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的优秀成果传授给学生，提高学生的商业文化底蕴，营造优良的育人环境、育人队伍和育人机制，全面提升学生的财贸素养。四、财贸素养教育体系的建设内容
（一）传承徽商文化，培养财贸人才
培养一代新徽商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靠财经商贸类院校来教育培养。作为培养新徽商的财经商贸类高职院校，无论是在专业课程安排上还是在校园文化活动中，都要考虑徽商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在课程安排上，要安排一定量的课时让学生学习徽商文化的相关知识，诸如徽商发展简史、徽商的特性、徽商的经营之道、徽商的用人观、徽商的公关艺术、徽商的理财思想、徽商的哲学理念等等。[5]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定期开展践行徽商精神的主题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定期举办以传承徽商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二）深化主题教育，提升财贸素养
1.围绕五个主题。引用“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分专业、分年级、分学期、分主题设置相应的模块，根据社会发展对新徽商的要求，结合财贸类岗位特点，确定了爱心教育、形象教育、责任教育、创新教育、创业教育五个“活模块”，作为财经商贸类高职院校财贸素养教育主题。当然，其它各类院校可以借鉴思路、因地制宜，根据学历层次、学制、专业的不同确定相应的主题，不同学期的主题模块也可以交叉组合。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五阶段·五主题”教育可以比作育树造林工程。专业技能是高职人才培养核心，相当于大树的树干；五个学期开展五个主题教育，相当于大树的树枝、树冠，与专业技能共同构成大学生职业素养内涵。校园相当于树根，是五主题教育的根基，为五主题教育提供养分，促使人才成长。社会相当于大地，是滋养人才的土壤，是树木生存的大舞台，也是检验五主题教育质量的依据。因此，建立科学的财贸素养教育体系，实施“五阶段·五主题”教育必须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与丰富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才能培育出更多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2．打造四个平台。一是口语训练。高校的各个院系可以统一安排口语训练时间，也可以利用课堂或课余时间自行安排，每学期结合专业特点，围绕相应的教育主题探讨社会热点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开展口语技能训练；二是主题班会。围绕“五阶段·五主题”教育内涵，确定每学期主题教育班会的内容，每个班级每月围绕一个主题召开主题班会，每学年由各个院系举行“五阶段·五主题”教育主题班会观摩交流会，加强理论探讨，丰富内涵体系；三是社会实践。让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去开展各项主题教育活动，依托企业、服务三农，把社会作为“五阶段·五主题”教育的大舞台，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四是证书认定。院校制订《财贸素养教育证书认定考核办法》，建立完善师资库、试题库，对于同时具备四项基本条件（获得一项社会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财贸素养教育理论测试合格、学生综合素质考评良好以上、在院系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中获得优秀奖以上奖励）的学生，统一颁发“××院（校）财贸素养证书”。
3．提倡四个结合。一是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让“五阶段·五主题”教育走进课堂，让主题教育活动融入专业教育，体现“以艺术手段开展专业教育，以专业内涵提升艺术品位”的指导思想；二是统一指导和分项探索相结合。院校指路子、系部搭台子、班级想点子、学生练式子。结合专业特色、年级特点，积极探索、大胆尝试、不拘一格，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并积极在全院范围内加以推广；三是入学教育和创业教育相结合。学生教育和管理方法强调“抓两头，促中间”，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学期，除了进行军训、专业教育、校纪校规教育外，组织学生系统学习《五阶段·五主题教育读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在学生毕业前则围绕创业教育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创业计划大赛，组织学生到企业进行职业岗位技能生产实习、参加各类专业技能大赛，请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学校优秀毕业生到校开展就业创业指导讲座；四是校内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将“五阶段·五主题”教育舞台由校内向校外延伸，开展与省内外院校交流学习，组织校际学生联谊活动；组织省内高职院校专业策划大赛，组队参加各类专业技能大赛、文体项目大赛等；邀请专家学者做专题讲座，对“五阶段·五主题”教育进行评价指导。
4．开展四个进入。一是进课堂。学院成立“五阶段·五主题”教育项目教研组，配备专兼职教师，分专题举办讲座；将“五阶段·五主题”教育内容纳入各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相关内容写入“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授课计划；二是进公寓。根据“五阶段·五主题”教育指导思想，制订《“五阶段·五主题”教育进入学生公寓实施方案》，开展“安全卫生月”星级文明宿舍评比表彰、举办宿舍才艺大赛等活动，加强学生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三是进活动。紧紧围绕“五阶段·五主题”教育，结合专业技能的培养开展学生活动，以主题为指导、以活动为载体，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主题教育目的；四是进职场。指导学生结合学习和实践“五阶段·五主题”教育，以自己的最佳才能、最优性格、最大兴趣、最有利的环境等信息为依据设定职业目标，实现主题教育价值最大化。
（三）注重校园文化，促进全面发展。
1．坚持优良的校园文化育人理念。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优良的育人机制，大力促进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校园文化建设，培养学生理想远大、信仰崇高；崇尚科学、学识广博；努力探索、追求新知的人文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打造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完善校园文化制度建设，深入探索以财贸素养为中心、以专业素质为重点、以娱乐文化为载体的校园文化活动机制。有目的、有计划地创造具有凝聚力和渗透力的校园文化氛围；不断加强校报、校园网、广播等媒体的建设，举办精彩纷呈的校园文化活动；弘扬徽商文化，广泛开展诚信教育，依托校内外财贸素养教育基地打造各种品牌文化活动，突出校园文化活动的技能特色和职业针对性。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 陶行知“爱满天下”，情系故土，一直关心安徽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民教育问题。他多次来皖讲学，推行平民教育和“小先生”制，大力推行普及教育和生活教育，力荐教育行政领导和教师创办学校，在安徽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中图分类号： G529;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4044707
Tao Xingzhi and Modern Education in Anhui
YANG Kegui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Tao Xingzhi; education in Anhui; mass education; universal education; life education
Abstract： Tao Xingzhi， with “love for the world” and his hometown，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nhui and people‘s education. He came to lecture in Anhui several times， advocating mass education and the system of “Young Teachers” to implement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life education， strongly recommending administrative leaders and teachers' opening schools， which left a glorious page in education history of Anhui.
陶行知在故乡安徽歙县度过童年和少年，接受中等教育，打下了人生的坚实基础，以后虽然没有在安徽任过职，但一直心怀故土，眷恋家乡，自称“是徽州的土产”“对于安徽负有特别责任”[1]32。现就史料所及，谈谈陶行知与近代安徽教育的关系。
一、推行平民教育
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为解决广大平民的读书识字问题，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1923年8月，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董事会执行董事和安徽的董事之一。随后他就到长江流域诸省推行平民教育，安徽是其重点深入的地区之一。
1923年10月18日，他由南京乘船来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协助成立以教育厅长为会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负责领导平民教育事宜，到各地宣讲平民教育，发动群众。在他“足迹所到的地方”，有机关、学校、教会、军警、商团、寺庙、监狱等，基本上是一天数会，一天数个单位。在他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很快将全城动员起来，达到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致提倡平民教育”的地步[1]52。10月28日，全市就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大会，到会的各界人士17 000人。“教育厅长江报告后，请陶行知讲演。会后游行，分区宣传，沿途旗帜飘扬，鼓号杂作，全城无不感动，深为注意”（《教育杂志》第15卷第20号）。可见当时平民教育的声势及深入程度。
陶行知此次来皖，原拟只住4天，实际停留了16天，11月初离开安庆赴南昌。这也许是他为无负安徽“诸先生之推重”，而在此“稍尽绵力”之故。在安庆，他除了开展上述工作外，还在江裕轮船上，找了一个识字的茶房教3个不识字的茶房识字;在菱湖公园找了3个识字的人教6个不识字的人;在省教育厅里找了6个识字的役夫教12个不识字的役夫。亲做实验，探索方法，以便推广。实验结果，他认为：“（1）随时随地随人可以办平民教育;（2）有一分力量做一分事，就有一分效果;（3）社会对于平民教育，只要我们使它谅解，是没有不万众一心去提倡的;（4）门不敲不开，最后胜利都由奋斗得来。”[1]52-53此行他非常欣慰，他在给妹妹陶文的信中曾说：“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在此进一步得到证实。来皖前和在皖期间，他还分别致函徽州四女师校长程仲沂、教导主任金鸣岐和隆阜胡自华女士，阐述平民教育的主张和方法，希望他们把学校所在地隆阜的周围及其家乡休宁北乡西村的平民教育都开展起来，“叫不识字的隆阜化为识字的隆阜;叫黑暗的隆阜在一定时期之内大放光明”[1]43。“将不识字之北乡化为识字之北乡，将黑暗之北乡化为光明之北乡”[1]50。尤其要把女子“都化为读书明理的人”，并提出具体方法。在来皖之前，他就在南京和上海分别召集旅宁和旅沪同乡会开会，商讨在家乡推行平民教育事宜，决定“把南京歙县试馆每月收入拨作提倡歙县平民教育之用”[1]44;“赠送旅沪不识字同乡《平民千字课》，使一年之内旅沪同乡无人不识字。同时划分一部分收入，为推广徽宁两属平民教育之用”，并说：“现在从县而府而省，均已稍有头绪，以后可以为全国效力了。”[1]46-47
11月30日，陶行知又从武汉乘船来到皖南重埠芜湖，送平民教育之“礼”，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芜发表演讲，协助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举行万人大游行;对芜湖平民教育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在芜期间，他还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同拟定了《徽州推行平民教育办法》，敦请徽属6县知事负起平民教育之责。12月3日，他离芜去南京，转车北上。一月后，他在报上看到芜湖两个学徒――永汇、金祥在“读书写字”，非常高兴，就用《平民千字课》第一册上的生字给他们写信，予以鼓励;他们居然也“会看我这封信”[1]64。同时复信家乡吴立邦小朋友，鼓励他“预备钢头碰铁钉”的办法，克服平民教育中所遇到的困难。随后又给休宁西村平民学校学生“读了两个月书就能写这样好的信”的胡映莲回信，希望她和学校全体学员继续努力，“最好每天回家，个个人都教家里的人读书”[1]97。可见他这一时期，真是行之所思，言之所及，信之所至，都是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运动，就“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2]488，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金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做好的国民。陶行知来皖就是要实现这一目的，“为我三千万兄弟姐妹开一求知之路”[1]51。在他的推动下，安徽的平民教育从城市到乡村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很多全国第一：省公署第一个办了平民教育，随后皖南道关公署、海关公署、芜湖县公署都办起平民教育;省教育厅第一个开办了公役平民教育，厅内21个役夫都读《平民千字课》;省高检第一个办监狱平民教育，教犯人读《平民千字课》。当时在安庆的五个省视学专门开会商议到各县推行平民教育办法。芜湖地方和旅芜徽州同乡都请驻芜道尹通令皖南23个县推行平民教育。芜湖道尹房秩五就计划在一年之内创办一万个平民读书处，并通告各地人民，一年后乡下人进城，若读不出《平民千字课》上的字罚铜钱一枚，以后逐年递增。这种强迫的平民教育，也是安徽首先采取的。当时安徽自觉提倡平民教育的县有黟县、休宁、歙县、绩溪、巢县、潜山、合肥、郎溪等。
20世纪20年代，社会动荡，政局不宁，安徽尤甚。督军马联甲（少甫）穷兵黩武，摧残教育污蔑平民教育是“过激党”所为。在陶行知离皖不久，当时那种“鼓角杂作，全城无不感动”的局面就萧条下去。当卢绍刘接任安徽教育厅长时，1924年2月8日，陶行知就给他写信，希望他“做一位平民教育厅长”，把安徽全省的平民教育坚持下去，并提出十项具体建议，如要消除马少甫之误解;恢复省公署、省教育厅的平民教育;恢复平民教育促进会;训令省视学分赴各县提倡平民教育;县知县提倡平民教育;全省各学校兼办平民教育等[1]81-83。虽经努力，但终究未能如愿。这与当时热心平民教育的行政长官调离也不无关系。如原省长吕调元曾令省公署卫队、公役读《千字课》，他调离后就停止了。著名教育人士房秩五不久辞官还乡，他支持的平民教育事业也未能坚持下去。教育厅长调换频繁，厅内公役读书，也受挫折。但不管怎样，安徽平民教育的推行，“为全省树之风气”[2] 497。作为“普及教育的先声”，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1]494，这为他以后亲自下乡，创办乡村教育做了准备。
二、推行小先生制，实施普及教育
1932年10月，陶行知深入上海郊区，创办工学团;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实施普及教育。他在创办工学团的过程中，发明“小先生”制，让小孩子作先生，“即知即传”，以补师资之不足。同时继续要求识字的成人教不识字的人，作“传递先生”，影响很大，很快传到全国23个省市，安徽也在全省范围内试行。
为了推进普及教育，1934年12月，安徽省教育厅邀请陶先生来皖讲学，推行“小先生”制。陶先生的讲题是《攻破普及教育的难关》，阐明小先生在普及教育能攻破27道难关。当时会场设在安庆吴越大街大戏院，会场内外都挤满了人，主要是中小学教师。陶先生语言生动，声情并茂，深深吸引了听众。这可以说是安徽普及教育一次动员大会，给了安徽普及教育的钥匙。期间，安徽大学也邀请他到校讲演，讲题是《普及教育》，仍旧讲“小先生”制。他认为“小先生”是穷国普及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号召大学生要投入普及教育，作“传递先生”。1935年7月，陶行知又应时任凤阳师范校长沈子修邀请，到凤阳作了一次普及教育讲演。
同时，安徽省教育厅还请陶先生派人来皖协助推行普及教育。陶行知随即选派了程本海、朱泽甫、楼展、张一涛、李玉坡、黄志成、戴飘等7人到皖工作。1935年1月27日，陶行知在给教育厅长杨廉的信中建议：“程、朱二君为安徽人，程可居厅内联络，朱可任第一师范学区辅导，其余各位请酌情分配。”[3]596当时安徽以省立师范学区为单位，六个学区各设一辅导员。配备留声机、图书、挂图各一套，随辅导员流动供师生阅览。还有一架电影放映机，轮流到各学区放映教育电影。这些图书、挂图、放映机，都是省厅委托陶行知在上海代购的，并配有电影技师和助理技师各一名。这些人在离沪前，陶行知为他们办了学习班进行培训。程本海当时住厅编辑《安徽教育辅导旬刊》，进行联络，交流经验。
在此期间，为“使失学成人、儿童及办学人员家长、任何集团负责人，心目中都悬着一个公共目标，为普及教育努力”[3]597，陶行知还为安徽起草了一个《安徽普及教育令》，作为政府文件下发。该令明确规定“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之失学民众、儿童，限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以前读毕一种千字课”。即1935年底以前。在此期间，各机关、公共场所都要普遍动员。到民国25年1月1日，即有教育警察在公共场所和交通路口执行检查任务。不识字者罚铜元一枚;家庭、商店、工厂、机关集团，在上述年龄内如有不识字者，每人每月罚银洋一元，由家长、店主交纳;识字成人或学生不肯施教者，罚守知奴捐银一角。小学、私塾至少要有1/2的学生作小先生;民众学校至少要有1/2的成人学生（16岁以上）做传递先生。超过或不足此数，奖惩其校长和负责教师;区、保长的考成亦有此项内容。明确把普及教育运动列为各类学校的正式课程。根据“即知即传”的原则，要求“在一年之内，把初步文字教育普及出去”。尤其指出：“我们所要普及的不仅是文字教育，而是全县全省全国民众整个生活的继续不断的现代化，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3] 598-599陶行知曾指出：要“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要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必得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与时代俱进。”“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的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这个现代文明的钥匙，他认为就是“活用的文字符号和求进的科学方法”[4]782。他要求“在一年内，把初步文字教育普及出去”，正是要使安徽大众掌握这个现代文明钥匙，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
《安徽普及教育令》是安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文件，对普及安徽的普及教育起了重要作用。陶行知认为，强迫普及教育是包括强迫兴学，强迫教人，强迫求学，认为只有这三者同时并进，学校教育与生活教育同时进行，国民基础教育才能不断普及。此后，由于时局的关系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这种强迫的普及教育在全国未能持久推行，但在安徽有些地方还是开展得很好。例如由方与严的长子方怀毅在王充办的歙县第一工学团，在陶行知直接关心下，得到歙县旅沪同乡会资助，办得有声有色，一直办到1939年7月才改成王充小学。1934年6月，陶行知在上海歙县旅沪同乡会执监联席会议上，提议组成“歙县旅沪同乡会普及歙县教育助成会”，并当选为副主任。他亲自为该会拟订了《简章》和《创办歙县第一工学团意见书》。在此期间，陶行知的“艺友制师范教育”也在全省得到试行。即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养教师。1935年，安徽省教育厅就计划先在有条件的87所小学试行，以后逐步推广，加速教师培养，适应普及教育的需求。
三、传播和推行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的基本教育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个理论主要通过他的一批学生在安徽进行传播和实践。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操振球、程本海、方与严、程今吾、张劲夫、张健、朱泽甫、马侣贤、汪达之、曹建培等。程本海和方与严都是陶行知的朋友，自愿放弃原单位的工作和优厚待遇，到晓庄做陶先生的学生，并协助他工作。方与严还将儿子、女儿同时带来，父子女三人同学，传为佳话。他们以后大都回到安徽执教或任职，积极推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有不少外省籍的学生来安徽工作过，同样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带到安徽。所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安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实践，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在安庆附近的江镇车形小学（1940年改成初级农林科职业学校，更名“彻行”），创办于1927年。校长汪永洁根据学校所在地的农村特点，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办学。1929年成立“车形乡村教育推行社”，推行乡村平民教育。该社主要成员陈化奇、操振球、汪达之、陈天怀都是晓庄师范学生。陈化奇为社长，汪永洁为副社长。1930年晓庄师范被封后，又有5名该校教师被聘到车形小学。这样，晓庄的经验就能在车形推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在此扎根。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名言被当作校训，写挂在教师办公室。在当时的车形小学，教师不计薪酬，辛勤执教，一心为当地农民服务;学校课程安排密切结合农村实际，重视实验和劳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改成农职后，设有农场、林场、养鱼场、手工藤制工场、小织布厂、酱坊、小商店、小诊所等，这与晓庄的办学模式相似。小诊所不仅搞流行病的防治，还免费为当地农民治病。学生生活自律自理，也担负一些校务工作，如打扫庭院，浇灌花木等。学校每天有早操、朝会、夕会，文体活动丰富。特别是由校长汪永洁作词，陈天怀谱曲的“毕业歌”的歌词中，就有“从此去，运用劳动双手、科学大脑、艺术兴趣、集体精神，好将社会来改造”
《解放前后的彻行农业职业学校》，参见安庆市教育委员会编《安徽省安庆地区教育志》。
的内容，
这正是陶行知为晓庄师范制定的培养目标。
根据《安徽省安庆地区教育志》记载，1936年春陶行知还应邀来到车形指导工作，发表演说，赠送了《老少通》农民识字课本，协助当地成立了27所民众夜校，招收成年男女进校学习。这无疑是对学校的巨大鼓舞和推动。安庆附近还有一所学校也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指导办学，这就是丁柱中创办的世则学校。丁是陶行知的好友，怀宁人，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任晓庄师范物理教师。晓庄封闭后，他又到上海协助陶行知创办自然学园、儿童通讯学校，编辑《大众科学丛书》《儿童科学丛书》，从事科学下嫁运动。1931年，他在家乡利用丁家祠堂创办了这所学校，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池州师范是我省创立最早的师范之一。1932年由著名教育人士沈子修任校长，他思想开明，支持师生的进步活动。1935年，由陶行知介绍，操振球出任该校教导主任兼附小校长;次年又邀请晓庄毕业生程今吾、陈韦来校任教。他们按照陶行知的主张，培养具有健壮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和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程今吾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社会调查，走遍贵池的山山水水，写了20多本日记。附小的学生都作“小先生”，进行普及教育。操振球是经常与时任上海山海工学团团长的张劲夫联系。张是中共党员，不断从上海寄来马列书籍和进步杂志，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及《生活周刊》《大众生活》《新生》《永生》等杂志，影响了师生思想的变化。他们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如“抗日救国会”“抗日后援会”等。抗战爆发后，他们就
离开了学校。
参看操振球《和陶行知先生在一起的日子里》，载《行知研究》1981年第3期;杨利民《行知教育思想在池师》，打印稿。
1934年夏，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家乡巢县竹柯村创办园山学校，陶行知受冯将军的委托，选派了李友梅、刘宠光（刘宗飞）、翟树立（即罗平）、台和中、郭汝台、王锡山、舒政海、马昌实（马纯仁）到园山学校任教，李友梅、马昌实先后任校长。他们都是晓庄师范毕业生，在此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办学。据该校首届学生祖保泉先生回忆，园山学校教学安排是：早上朝会，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或做“小先生”，送教上门，没有正规教材。参见祖保泉自述《生平述略》，打印稿（2009年5月10日）。另据《巢湖志》记载：1936年春，“舒政海到园山学校任教，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舒政海等进步教师在学校附近农村开办农村识字班，培养积极分子，并为农民编写通俗易懂的《千字课》和《老少通》等教材。”同年夏，舒政海、方光祥（学生）、胡家友（农民）等应邀去上海参加沈钧儒等七君子召开的“各界人士抗日救亡代表大会”，由此可见该校在当时的影响。舒政海、马昌实都是中共党员，他们一面教书办学，一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宣传抗日救亡。
20世纪30年代初，爱国将领张治中在家乡办黄麓师范。1935年，经陶行知、梁漱溟推荐，杨效春任该校校长。杨早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曾任教于晓庄师范，陶行知称他“得弟胜得黄金百万”的人才。他在黄师积极推行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该校附小在校长马侣贤（晓庄师范毕业生，曾任上海山海工学团团长）和副校长周辛夫主持下，也积极推行陶行知教育主张，提倡“教学做合一”，推行“小先生”制，组织抗日宣传和文化传播。杨效春在黄师不到3年时间内就将原只有百余人的学校，发展到10多个班，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师范。
在淮河北岸也有一处盛开“陶花”的地方，这就是“颍上县唐氏私立甘罗乡村教育社”。该社是1935年夏经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的。社长唐润之，成员有陶行知介绍来的省教育厅三区辅导员陈飘和颍上女小教师潘祖训（此二人都是晓庄毕业生）。在他们的提议邀请下，陶行知又选派山海工学团的汪秋平、汪曼雯、盛震叔、林其英来社任教。王光宇先在此学习，后去上海山海工学团，辗转又回到甘罗乡村教育社任教。他们在这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开展乡村教育活动，宣传抗日救亡，做了很多工作。[5]
除上述学校外，桐城的孟侠乡师、广德乡师、歙县等地，都有陶行知的学生工作过。涡阳县教育局长武际昌在1930年7月还专程到晓庄聘请安徽学生去筹办县师。他找到一位安徽学生，互不相识，他也不认识陶先生，说明来意。该同学说，晓庄被封，陶先生被通缉;武说这我知道，正因为如此，要办更多的晓庄式学校，陶先生的思想和办学精神是封不住的。于是他请了两位同学去涡阳筹办县师，孙铭勋是其中之一。他1930年秋至1931年春任教涡阳师范，按照晓庄的模式办学，改造学校，并为学校制订了《民国二十年的计划大纲》。[6]随后又请到徐明清等数人去充实小学和筹办县中，总计有10人之多[7]。这说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当时已在安徽的大江南北广为传播，并生根开花结果，影响深远。
四、情系安徽，爱满天下
陶行知与近代安徽教育的关系，不只是在平民教育、普及教育等领域，而涉及到高等教育、教育行政、教育学术等多个方面。1921年，一批皖籍学者名流，倡导筹建安徽大学，培养本省所需要的高级人才，陶行知就是其中之一。他和胡适等人为筹备处交际股成员，为筹建安徽大学奔波。20世纪20年代初，安徽“为改革教育事”，曾多次请陶行知回皖主持教育，担任教育厅长。他因“现任职务关系”，不能回皖，但仍关心安徽教育，认为“皖省教育确有彻底改革之必要”，拟荐江苏王伯秋来“主持皖省教育”。1921年2月28日，他致函胡适商量此事。他说：“伯秋兄办事魄力，皆为同侪素所钦佩，若得王君主持皖省教育，而吾辈用全力以为后盾，则三年之内皖教育行政必大有可观。”[1]11他是“全力以为后盾”支持安徽教育的。
1922年，江彤侯任安徽教育厅长，他工作“不避劳怨，从事革新”，一年以后，“成绩昭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因公积怨，有被迫辞职的消息”。陶行知即联合皖籍学人梅光迪、孙洪芬、洪有丰、姚文采，1923年8月致函上海《申报》，予以挽留。他们认为“皖省教育改进，正在萌芽，扶植灌溉，端赖贤者”。若“小人道长，则贤者裹足，充类至尽，非使吾皖教育行政，永远操之阿附苟容者之手不止也。同人等庐墓所在，休戚相关，以为教育改进，苟顿挫于中途，则子弟求学，将永谋之邻省，因于本日电致省长，请留江公”，希望报纸给予舆论支持，以挽救皖省文化教育事业。同时致电安徽省长吕调元，“千请慰留”江彤侯厅长[3]112-113。
1924年初，卢绍刘任安徽教育厅长，陶行知曾请他“做一位三千万人民之教育厅长”，做“平民教育厅长”。卢不负所望，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又能够将本省教育事业起死回生”，深得本省教育界的信任。但不久教育部要调他去甘肃任教育厅长。本省教育界人士致电教育部、督军和省长，一致挽留。此时陶行知适在安徽讲学，他感到“绍刘先生的去留于安徽省教育有切肤的关系”，就致函胡适，请他邀集在京的安徽同志，请教育部收回成令，哪怕要“尽九牛二虎之力”[3]165;他自己拟回南京后，也要联合在宁皖籍人士出力。可见他对有政绩的安徽教育行政长官的去留，是费尽心力的。
陶行知不仅关心安徽教育行政长官的去留，就连中学校长、教师的选任也极其注意。在歙县的省立三中校长方振民就是他荐任的。他多次致函胡适，相商三中校长人选，并请其物色好的教师来皖任教。陶行知对安徽的女子教育尤其关心。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就是在他和范洪五等人的倡议下，1922年在屯溪隆阜成立。他推荐了时任上海神州女校教导主任，屯溪人程仲沂任校长，学校教师大部分也是通过他在浙江等地礼聘的。他一直关心该校。1923年独游长城时，有人送他一块长城砖，他特意将此砖转送四师，作为新建校舍的“点缀”。1922年6月，芜湖省立二女师有厨工勾结流氓殴打总务主任致伤事件，陶行知闻讯，即用快邮代电，致函省长许世英，要求“彻底查究”，严肃处理。“不然则办学者人人寒心，入校者人人裹足。”他说：“二女师关于皖南女子教育，至为重要”，要求“选择学识渊深经验宏富之员”担任校长，否则“尤难胜任”[3]57。同时致函上海《申报》，并附上给许省长的信，要求舆论支持，伸张正义。
陶行知多次应邀到皖讲学，关心安徽的教育学术。1918年5月，在全省教育会议期间，他应邀到会作专题演讲，期间还在省立第一师范和省立一女师师生作了《师范生应有之观念》讲演，希望“师范生当以教育为终身事业”。1921年1月初，他又应邀到安庆参加由中等以上学校主持的讲演会，在省立一中等校作《教育最近的趋势》讲演，并与各校教职员研讨教育新法。就在这次讲演会之前，他致函胡适，请他也能来皖讲学。并提出：“以后希望芜湖与安庆二处同为学术演讲中心，每年举行若干次，遇有学者即开讲，不必拘定日期。北京方面讲员，请兄注意预约。皖省财力艰难，最好是乘便南下时乘便演讲。”[3]40这无疑是振兴安徽教育学术之举。
同年6月2日，安庆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向省议会请愿，遭到军阀倪道R、马联甲的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6月3日，陶行知等人即通电声援。不久，他应邀到安庆暑期讲习会讲学，针对“六二事件”，他讲《民权行使法》，对听众进行民权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此期间，因为安徽教育会正在竞争会长，“已经闹到搁浅的地步”，他又和胡适等皖籍学者联名发表了《改造安徽省教育会宣言》，倡议将“会长制”改为“委员制”，以杜武断;郑重声明：“这是我们对于我们安徽三千万父老兄弟、诸姑姊妹的一个宣言”[8]653，表明他们的态度。
陶行知还在异地为安徽办学，培养人才。1923年夏，安徽旅宁同乡会和同学会利用安徽在宁的会馆和房地产收入，创办南京安徽公学。陶行知被推为校长，姚文采为副校长，选聘安徽在宁高校毕业生作教师，以满足安徽到南京求学学生的要求。陶行知兼任校长数年，尽职尽责，为学校作了周密的筹划。他在《南京安徽公学旨趣》中，阐明了办学宗旨和原则，明确指出要民主建校，师生共学共事共甘苦;要勤俭办学，节约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要师生互学，后生可畏，师道可敬。同时提出了科学精神，美术精神，大丈夫精神。强调要用科学精神研究学问;美术精神改造环境;大丈夫精神处事应变。一切要以“事”为活动中心，一切要在“事”上下功夫。这不仅是安徽公学的办学原则，而且具有普遍意义。该校一直办到解放。
晓庄师范也是以安徽公学为基地筹办起来的，安徽公学师生出了不少力。晓庄师范历届都有安徽学生。在首届13名学生中，安徽就有3人，操振球是第一个来报考的（他放弃了清华大学二年级学籍）。安徽省教育厅为支持陶先生的事业，特捐款一万元，在晓庄建了一座安徽馆，并设了五名助学金额，由学校考核奖励品学兼优的安徽学生。晓庄为安徽培养和输送了很多优秀教师。1929年春，陶行知应徽州旅苏北淮安同乡会之请，派晓庄三名学生去创办淮安小学，他亲自兼任校长。1930年，他派汪达之（晓庄毕业生，安徽黟县人）去担任校长。在陶行知支持下，汪达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将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成为新安旅行团的发源地。
由新安小学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在“顾问团员”汪达之带领下，1935年10月由淮安出发，直到1953年2月结束，历时17年半，途经18省，行程4万5千里，团员也由出发时14人发展到400多人。他们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旅行修学，到处宣传群众，成为我党的一支重要宣传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该团出发经南京后，首先到了安徽，1936年春夏在蚌埠、合肥、巢县、安庆等地活动。他们在巢县园山时，“曾一人辅导一个小先生小队，一个小先生教五六人到二十多人不等，在十个村子里共教了六百多青年男女识字，受到了农民的欢迎。”[9]“一九三六年五月，在安庆乡下车形住了十六天，放映了十四场电影，观众约三万人以上。”[10]他们还到枞阳宏实小学活动了一个多星期。新旅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培养出来的一朵奇葩，是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也在安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至此，通过对陶行知与近代安徽教育关系的考察，在感受陶行知浓浓乡情的同时，对近代安徽教育的历史，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教育史的认识，有了更切实的体会。从中可以读出像陶行知等爱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多灾多难之秋，所涌动出的富国强民的迫切愿望，通过教育新民，期盼国家现代化的伟大襟抱与志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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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世杰，等.安徽省教育大事记（1896―1995）[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71-72.
[6]孙丹年.孙铭勋思想发展简述[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2）.
[7]朱泽甫.陶行知与安徽教育二三事[J].行知研究，1981，（3）.
[8]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10篇
朱珍珍（1990-），女，汉族，安徽芜湖人，硕士，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体育教学专业，研究方向：体育教学。
摘 要：本文采用调查法、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法，对安徽省高校健身运动师资现状进行调查，从师资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职称结构、教师科研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安徽省高校健身运动师资现状年龄结构偏于年轻化，学缘结构比较单一，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科研情况还有待提高。
关键词：安徽省；健身运动；师资现状
1.安徽省高校体育师资队伍的基本情况
1.1安徽省高校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
根据调查显示，安徽省高等院校体育健身运动教师在35岁以下的占50.97%；36岁到50岁之间占38.89%；51岁以上的占10.14%。35岁以下的教师所占的比例过大；36岁到50岁的教师所占的比例偏低，而50岁以上的教师严重缺乏。造成目前31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偏多的原因主要是在1998年后高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高校原有的师资队伍满足不了教学发展的需要。
1.2安徽省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的学历结构
教师的学历是衡量教师在一个领域的学识，也预示着一个教师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的发展潜力。调查结果显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比例是10.22%；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的比例是57.07%；本科学历人数所占的比例是31.71%。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安徽省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士的比例不足，这对安徽省体育健身运动的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阻碍。
1.3安徽省高等院校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的职称结构
职称结构是指教师队伍的学术和专业能力的综合反映 [1]。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安徽省普通高校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中其职称结构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之比为6：24：15：5，教授占12%、副教授占48%讲师占30%、助教占10%。按国家的要求教授应占10%、副教授应占40%、讲师和助教应占50%。教授、副教授的比例数量不同讲师的比例偏高，就这一问题本文采取了个别调查访谈法，主要是一些40岁以上的中年讲师存在的以下的三个方面的原因：外语未通过全国等级考试；没有科研课题立项；科研成果不够。
1.4安徽省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的科研状况
高校的体育健身运动的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安徽省各个高校的科研水平参差不齐。近5年，人均在0.9篇到6.38篇不等，发表体育类核心期刊在0.2篇到2.0篇不等，各高校每年发表核心论文在1.2篇到20篇不等。67%的高校近5年来有省级课题立项，33%的被调查的学校没有省级课题。一些教师认为出现这些状况的原因有：教学训练和工作任务太大、没有时间和精力搞科研、学校平台低、申请难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
1.5安徽省高校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的学缘结构
学缘结构是指教师最后学历来自本校和外校的关系 [3]。根据调查：安徽省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中主要来源于主要的几大体院和师范类院校，“源头”比较单一，学缘结构不合理，这种单一的学缘结构虽然对保持和发扬体育教学中一些优良传统具有积极的作用。
2.安徽省体育健身运动师资现状的整体情况
2.1高校体育健身运动教师资源不足
足够的体育健身运动教师是确保安徽省高校体育健身运动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然而，安徽省高校体育健身运动教师资源短缺，没有足够的教师担当体育健身运动教学工作任务，健身运动教师课程任务重。
2.2高校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学历普遍不高
目前，安徽省高校体育健身运动教师学历以本科以上的学士学位为主，硕士、博士生比较缺乏。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结构单一，缺乏教育学、心里学等人文学科方面的共性知识，专业知识与技能也相对老化、落后、缺乏创新精神。
2.3安徽省高校体育健身运动师资学缘结构单一
就全国范围来说，“学缘结构”问题普遍存在，安徽省是人口大省，就业比较困难，多引进本省高等院校毕业生无疑是为了尽可能的解决本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但这也为安徽省高校与外校学术交流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安徽省高校学院结构单一。
3.安徽省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建设的基本对策
3.1改革管理模式
完善教师考核管理体制，完善聘任制，强化职务聘任、岗位责任和考核。坚持胜任者留、优胜者奖，不称职者或者低聘或不聘的原则。加强对青年教师的的师德和责任心的教育，必须坚持岗前培训、社会实践竞争上岗，定期考核，以保持年轻教师的素质和质量，进一步严格教师队伍的的进人原则，选留毕业生补充师资队伍。
3.2加强与规范业务培训，优化学历结构
首先，对35岁以下的体育健身运动讲师、助教建立培养档案，签订培养合同；其次，改善现有青年教师的学历结构，支持45岁以下中青年通过在职、定向、委培等多种形式取得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再次，每年安排5%的教师到国外进修业务，更新知识，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科研基金”的作用，每年资助一批青年教师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加强科研锻炼，提高其科研素养和能力。
3.3采取特殊举措和政策导向加速人才培养
在职评定中要给青年体育健身运动教师一定的优惠政策，从职称评定总数中拿出一定的比例、名额，对那些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的体育健身运教师破格晋升职称。对那些在培养后备学科带头人和在师资队伍建设中有突出建设的老教授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并作为延聘和返聘的条件之一，努力发挥他们的特长。
3.4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
安徽省大多数高校的体育以竞技为主，全民的健身运动的观点落后，在师资队伍中，多数以女性教师为主，结构、形式单一。因此，安徽省要加大在高校健身运动的发展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提高教师健身运动的素养和理论知识，加大对学生的健身运动的传授，积极的开发新式的健身方法，学校重视健身运动的课程，推动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
4.小结
教师是高校体育健身运动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发展高校体育健身运动要抓住教师队伍的建设。安徽省高校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学历结构还不合理，高学历教师数量教师较少。教师的基本素质与教学能力较强，但整体的科研水平有待提高，科研意向有待不断的更新。高校各类管理者应加大对体育健身运动师资队伍的投入力度，不断地完善各级管理与奖励制度，多渠道的开展体育师资的培训，加强体育健身运动师资的省内外、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此外，学校领导要重视，科学制定体育教师队伍建设规划，以全面提高教师素质为核心，以优化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为目标，加强师德教育和在职培训，加大培养和引进力度，建立教师队伍管理和建设的长效机制，为教师健康成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形成一支数量充足，整体结构比较合理，素质较高、相对稳定的体育教师队伍，推动安徽省体育健身运动的发展。（作者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赵喜迎；刘凯；独立学院体育师资队伍分析〔J〕.体育学报，2012年48期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11篇
摘 要 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大学生越来越不重视自身身体素质的发展，哪怕是体育系的学生也深受其害。但社会发展需要的是综合素质型人才，国家也在逐步加大对体育教育的重视。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学校应该加强对排球的竞技训练，拓宽体育系学生，特别是女学生未来的就业道路。通过一系列方法研究，对当前安徽省高校体育系的排球学习情况作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安徽省体育系女大学生对排球价值的认识不全面且体育态度较为消极，而对于部分持积极态度的，但对排球专业学习不够，同时提出存在的问题。对加强安徽省体育系女生的排球竞技能力，以及拓宽体育道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 排球 体育系女生 发展
-、前言
（一）研究背景
现如今，国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自身健康，大趋势下，国家教育局加强了各高校的体育教育。加大基础设施和人员配置，都不断在提升体育教育。回顾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如今，安徽省政府对高校体育运动的重视和一系列政策的落实，安徽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正快速发展。高校体育运动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为国家不断输送体育人才。因此，加强高校体育教育是我们必须落实的。排球运动要有更高的发展就应该不断落实同时加强大学生的心理教育。
（二）研究目的
自新中国的成立，我国的排球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群众性排球运动的开展，促进了排球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增强了人民的体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学生排球运动的发展，不仅能促进我国排球发展的整体实力，更能为日后我国排球运动的持续发展储备力量，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课题以安徽省高校体育系女子排球专选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巢湖学院、宿州学院、安庆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等选排球专业师生。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等检索，查阅安徽省高校女子排球发展现状和竞技水平的文献，并上网搜集了资料。
2.问卷调查法
根据课题的研究目的和内容。对安徽四所大学的体育系师生共发送85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780份，该问卷符合社会学调查要求。
3.访谈法
根据我所研究目的和内容，专访各院校师生代表进行访谈。访谈人数多，收集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三、结果与分析
（一）我国教育发展规划对体育事业的影响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说明对当今教育的发展规划改革，我国教育规划的改革对发展体育事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鼓励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加大了学校体育事业的开展。但我国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强调学校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我省更该配合发展、加大高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完善体育成分，拓宽体育道路。教育规划的进一步强调对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安徽省高校体育系女生排球发展现状
1.安徽省体育系女大学生对排球价值的认识不全面并且体育态度较为消极。
2.部分持积极态度，但对排球的教学年限、内容、形式的满意率不高。
3.影响安徽省体育系女大学生参加排球学习的主要因素是体育器材和场馆设施的缺乏、学习紧张没有时间。
（三）展望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未来
排球运动是一项娱乐性强，又极具魅力的运动。但排球运动的发展是很复杂的，政府、社会多方面的支持。虽然我省排球运动恢复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随着政府部门和社会的多方关注.学校排球队的稳步发展，群众排球运动的逐步深人，排球运动必然受人广泛关注，也必然会实现安徽省排球运动的大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以上研究，对于本课题的开展与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较为科学化的结论，但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研究内容不够全面。所以，安徽省女生的排球竞技水平存在一定的问题。我给出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帮助我省高校女子排球发展。
（一）结论
1.我省高校体育系女子排球的发展情况不完善，影响因素多。
2.我省高校体育系女子排球的参与人数少，基础设施不齐全，群众的参与热度不强烈。
3.我省高校体育子女子排球运动员的未来发展道路不广，限制了女子排球的发展，阻碍了女子排球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建议
1.以学校排球为重点，完善排球运动发展体系
提高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系统，完善安徽省排球运动发展体系，首先要坚持在学校开展以“小学选苗子、中学打基础、大学出成绩”为指导思想的培养体系.在数量和质量维度排球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建立完善的文化系统。
2.以人才选拔为基础，提高教练员的执教效能
提高教练员的执教效能。各主管部门加强对排球教练员参加培训、提高教练员的执教能力。
3.加强区域合作，多开展排球比赛。
参考文献：
[1] 安智.安徽排球期待涅[N].安徽网.2014，8.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12篇
一、安徽民间音乐的区域性个性特征
江淮大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往今来，淳朴的淮河儿女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劳作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文化，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些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仍有不少音乐文化资源很好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安徽各民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千百年来，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陶冶着安徽各族人民的性情，孕育着安徽各族人民的民族心理，调适着各族人民的社会制度、生活秩序，丰富着各族人民的情感，给人们以滋养和慰藉。因此，对这些民间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安徽音乐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同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稀有性是它的特点，是安徽民俗文化中一个色彩缤纷的文化遗产宝库。但由于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使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任务显得日益紧迫。当今，我们在遵循一般保护原则基础上，结合安徽民族文化生态背景和特点，理应探讨一下该如何传承安徽民间音乐这一珍贵遗产。
二、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区域性传承之我见
民间音乐的区域性传承在现实生活中，对其展开讨论和研究的力度远大于真正执行操作的力度。其主观原因是思想认识的问题。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理应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社会对民间音乐艺术的冷漠是思想认识问题的具体体现。安徽民间音乐的传承需要社会氛围，尤其需要社会干预这种特殊的途径。而现实社会中，我们身边的媒体很少有安徽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平台，教育层面也很少涉足这方面的教育与科研。
当前，随着流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安徽很多传统民歌所面临的已不仅仅是令人忧心的“冷遇”处境，而是濒临消亡的“悲惨”险境。对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区域性传承，其方法措施在理论上应是一个系统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并且应当以静态保护与活态保护相结合为基本原则。给予音乐艺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保护问题，更是传承的问题。
首先，宏观角度来看，比如，作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可以在政策干预层面加强引导和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弘扬民间音乐文化，这是对文化传承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蕴涵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民俗文化。盛大节日，安徽各地都上演着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传统歌舞，这既是挖掘、展示、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最佳契机，更是激活音乐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充分挖掘音乐文化遗产所蕴涵的经济文化功能的有效途径。因此，政府应成为保护与传承的主导力量，加强对音乐文化艺术的发掘和保护，使之被更多的人们所欣赏、学习、研究和传承。让人民有对本土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具体执行时，可以有文化主管部门因地制宜的成立相关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心，比如“黄梅戏艺术研究中心”①、“皖北花鼓灯艺术研究中心”②、“凤阳花鼓艺术研究中心”③等等。同时聘请部分退休的科研人员以及一些有名望的民间艺人担任课题任务，并且培养艺术研究人才的梯队建设，做好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编辑出版必要的关于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的书籍和论文，以及相关的影像资料。
其次，我们还要充分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对民间音乐实施永久性的底层保护。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是目前较流行的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做法，即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化进行采录，然后以各种载体加以保存。这种做法有很多可取之处，它将传统的收集、采录的方法与现代科技优势很好地加以结合。此举虽然使得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得以存留，达到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忠实记录，但这样的做法却使原本扎根于民众生活中的音乐文化艺术日渐脱离人们的生活，其内在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也随之削弱和消亡，最终只能成为后人阅读观赏的史料文字和历史片段，这种结果违背了传承的初衷。由此可见，要使得音乐文化遗产生命力不衰，始终保持鲜活的因数生命力，只有让它始终扎根于人民的生活当中，始终在人民的口传身教当中，才是万全之举。
再者，专才教育也是传承民间音乐音乐文化遗产的一种有效途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如何在现代教育中保护与传承民间音乐文化遗产是当代文化多元化时代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这当中有一个在遵循教育基本规律与原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问题。安庆师范学院地处安徽地方戏黄梅戏的发源地——安庆市，该学院于2011年有教育厅牵头，整合相关学校的学科门类，成立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隶属音乐系，旨在服务于地方戏曲黄梅戏的挖掘、传承与发展。该学院从招生、人才培养、艺术实践、人才输出等各方面都因“区域”制宜、因“戏种”制宜做了很多个性化的调整和改革。
三、余论
纵观地域性艺术的发展，一个地方乐种或区域音乐文化大多是由或大或小的、作为艺术主体的“人”在操控，他们“操纵”着艺术的萌生、沿袭、发展、变革以及消亡。因此，“人”是民间音乐创作的主体，是本源；但是在音乐艺术传播的过程中，“人”也是音乐艺术传播的途径和源动力。
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面对强势文化的剧烈冲击，朴素的安徽各族人民在接纳现代音乐文化的同时，如何正确认识本土音乐文化的独特性、稀有性及其在多元化环境里的价值，进而身体力行地对其加以发掘、保护和传承，已成为政府主管部门、普通音乐工作者、民间艺人、院校学生、甚至是每一个欣赏者迫在眉睫且意义深远的工作。
注释：
①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是安庆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工程。是集研究、创作、排练、演出、展览、艺术制作等于一体的多功能艺术研究与演艺中心，2009年5月投入使用。
② 在安徽省文联、省歌舞剧院、省艺术研究所、省花鼓灯艺术团的支持和指导下，安徽省省民政厅于2009年10月28日批准成立安徽省花鼓灯艺术研究会。
③ 凤阳花鼓，自2005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当地主管部门一直努力在筹建“凤阳花鼓艺术研究中心”，目前已获准批示。
参考文献：
[1]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2]田耀农.区域音乐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系统论[J]. 人民音乐（评论版）.2009（12）.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吴景贤 安徽省立图书馆 安徽书院 爱国主义
西华师范大学吴景贤教授，生于1910年2月，原名吴尚礼，安徽合肥人。1926年，从安徽私立湖滨中学毕业，1927年1月，任职合肥私立养正小学，私立湖滨中学。1931年3月应聘安徽省立图书馆，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员，负责馆藏杂志的选购兼图书馆书刊的出版。1932年9月，担任安徽图书馆协会监察委员，1932年10月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嗣后，任流通股主任。1937年下半年，抗战军兴，因安徽省立图书馆馆务停顿而离职。
吴景贤在图书馆的六年里，兢兢业业，仔细选购杂志，并负责杂志登记、分类、装订、典藏工作和安徽省立图书馆馆刊《学风》月刊和安徽省立图书馆丛书出版发行工作。在安徽省立图书馆订阅的数百种杂志中，他将杂志分为26类陈列与收藏，范围包括普通刊物、社会经济、图书馆学、政治党务、国际外交、教育、史地、宗教，公报、校刊、文学艺术、农矿水利等类。这些杂志中，含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和《学生杂志》等大型杂志，自创刊号起齐全。其中公报类有中央政府各院部公报、本省各机关公报亦很富足，是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
在安徽省立图书馆丛书中，组织《安徽省立图书馆书目》第一期中文书目，出版和发行，包括《社会科学类》《总丛宗教哲学类》《语言文学类》《科学美术类》《历史地理类》《儿童用书类》。
吴景贤任流通股主任，工作有条不紊。他负责图书借阅规则的制定，把普通阅览室、儿童阅览室、借书室、本省文献室、日被阅览室、巡回书库各项工作领导得井井有条。并负责每天对进馆的读者进行统计，撰写《安徽省立图书馆图书分类简表》，分析读者利用图书情况。1933年底，他与安徽省政府保安处袁传璧科长一道，前往寿县追讨朱家集郢都故址出土的文物717件，交由安徽省立图书馆珍藏。
在图书馆六年里，吴景贤不仅是图书馆工作的践行者，也是一位安徽文献和历史研究者，笔耕不辍，写下了40余篇百万字有关安徽书院、金正希研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图书馆和教育学等方面的文章，大大提升了安徽省立图书馆学术品位。
一、撰写安徽书院沿革志，称扬书院教育的成就
“阐发安徽文献”是安徽省立图书馆《学风》杂志办刊宗旨。吴景贤黾勉勤力，立足安徽地域文化研究，利用馆藏文献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依据省府州县志中的资料，结合教育局有关书院的调查材料，对安徽各县的书院进行了细密的爬梳，形成文字《安徽书院志》，分五次发表在《学风》杂志1932年第2卷第4至第8期上。吴景贤对安徽历史上269所书院进行了系统地钩稽，包括书院地址、建置及变迁，院名变更、兴毁修葺，部分书院之考课、教学、祠祀与经费来源等，意在“祖述文献，开创新学”。[1]6
载于《学风》第2卷第8期的《安徽书院沿革考》是吴景贤对安徽书院的沿革进行考证专文。他得出的结论是宋代是安徽书院的初步发展时期，北宋颍州太守欧阳修始建西湖书院，朱熹建歙县紫阳书院是安徽较早的书院；元代安徽书院渐趋于官学化；明代安徽书院经历了跌宕起伏，经历了沉寂、兴盛到禁毁的过程；清代是安徽书院全面繁荣时期；清末废科举，安徽书院出现了新局面，利用书院改建成学校，各府较大的书院改为省立中学，位于各县较大书院，改为县立中学或县立中心小学。书院经费大多改为学堂资金。书院的书籍，或为其他教育机关保管，如敬敷书院的藏书，归于安徽省立图书馆，太平县天都书院藏书归于太平县立民教馆保管。
徽州历来重视书院教育，明清时期，歙县的紫阳书院、休宁的海阳书院和洋川毓文书院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书院，是徽州教育发达的重要津梁，为徽州文化的繁盛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当中国未举办新式学校之时，书院就是我们的学校。”[1]6吴景贤的《紫阳书院沿革考》考述了安徽歙县紫阳书院600余年历史，他指出：安徽的书院，以地域而言，当属徽州最为发达，“其中赫然树一徽帜，讲习心性微言，宗主理学家法，衍流六百余年，几与书院制度相终始者，……皆无有逾于歙县紫阳书院者。” [2]1他的《洋川毓文书院考》文章，发表在《学风》1937年第7卷第4期，文中对毓文书院亦是称誉有加。旌德洋川毓文书院，是乾嘉时代安徽方面的一个大书院，颇能代表一时的学风，“为清代有数之重要学府”[3]1由此可见，安徽书院教育办得成效显著，在中国书院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吴景贤的这些文章对安徽古代书院教育作了系统的考察，对于研究安徽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丰富了教育史书院史内涵。
二、歌颂金正希等名士，以励气节
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寇侵凌，中华民族危机深重之际，由于抗敌御侮的需要，学界掀起金正希研究高潮。1935年，全国各界代表人士70余人选出了包括金正希在内的安徽三十先贤，安徽省立图书馆将他们的生平学行编成了《安徽先贤传记教科书初稿》，目的让国民读后受到启发，如“明之季世，内政荒乱，外患迭乘，左光斗之排斥阉奴，金正希之e义抗清……或以高节风励于当时，或以大勇自拔于浊世”。[4]1吴景贤亦借助《学风》平台，配合省馆发表了四篇研究金正希的长文，即刊登在《学风》杂志第5卷第1期的《金正希之抗清运动》，第5卷第6期的《金正希之地方自卫》，第5卷第8期的《金正希之学术》和第5卷第9期的《金正希之思想研究》，全面叙述金正希抗清活动与学术思想，讴歌金正希极富安内攘外的经世才能，是一位伟大的失败英雄。其忠烈与史可法比肩，古文与归有光齐名，可以跻身韩愈柳宗元之列，历算则为徐光启推崇，至于桐城文学、皖南考据学都有先导之功。
继表彰前贤休宁金正希之后，他在《学风》1936年第3期发表《复社名流吴次尾》一文，歌颂另一位安徽乡贤贵池人吴次尾忠贞爱国，协助复社创始人张溥主持复社事务，草拟《留都防乱公揭》，讨伐阉党余孽阮大铖的壮烈举动。因为吴次尾的积极参与，复社这个在明末有较大影响的文人社团，质变为企图复兴传统人文精神，挽救明政府于危亡的政治团体。吴次尾在复社后期实质上起到领袖与感召作用，张溥、张采复社之人，多数“皆极重气节操守。南明士气之激昂慷慨，复社诸君，实为之先，而次尾尤为其中杰出人物”。[5]15
他在《学风》1936年第7/8期发表的《宋明学生运动两大领袖陈东与张溥》，肯定陈东与张溥领导的学生运动“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以他们运动发生的动机而言，同是鉴于内忧外患之日亟，各秉正义。”“对当时社会政治有很大纠正与挽救。” [6]2
最终，吴景贤笔下的三位英雄陈东、金正希和吴次尾都英勇就义，他们的昭昭名节却永垂青史。吴景贤这些文章，旨在弘扬先贤事功，表彰安徽文献，激发民族情感，达到“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爱国爱乡的教育效果。
三、以爱国爱乡为中心，进行历史研究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柱石。”[7]21《学风》集中发表一些紧密关联时局、培养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文章。吴景贤身在书斋，心忧天下，头脑是清醒的，他在《读刘译》一文明确指出，日本这个国家和世界上的其他各国迥然不同，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自始至终贯穿一颗侵华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则是这种野蛮行径的开始。吴景贤肯定了刘文典的《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译文“对于我国的目前社会……实有唤醒群众的伟大力量。”“现在日本的政权，名义上虽拥护了一个天皇，实际上完全操纵在军阀手里。”[8]771931年底至1932年初，他相继在《学风》杂志发表《日本并吞东北的政策》、《中日问题的国际情形》、《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抗日救国运动中国民应有的外交认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警醒国人“知道日本统治者的意见、政策和野心”。《对日外交学生运动纪》一文清醒的认识到：“当此倭奴肆逞，国际无公道可言之时，危亡迫于眉睫，国脉几将难保。”[9]7
吴景贤是继胡适之后较早开展对吴敬梓研究的学者。《学风》1933年第1/2期合刊上发表的吴景贤《吴敬梓及其社会观》，肯定了《儒林外史》的社会意义和作品地位。“皖南徽州朴学、皖中桐城文章和皖北全椒文学，三者并举，互相媲美，才算适当。”我们把《儒林外史》“当做一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去读，也很相当”。“我们看过《儒林外史》，便会知道他所认识的社会，乃是阶级的不平等社会。”“《儒林外史》是一部运用写实的方法，讽刺的态度，以整个社会为描写对象，具有社会意义的文艺作品，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10]1
《安徽文献述略》Φ笔卑不胀ㄖ竟萸M繁嘤 栋不沾允椤贰安徽通志馆编纂《安徽通志稿》、安徽省立图书馆收集安徽地方志以及安徽文物收藏与考古发掘情况进行简明的介绍。
吴景贤在《学风》杂志1937年第5期发表了《明清之际徽州奴变考》，对明清之际爆发于徽州黟县歙县休宁的仆佃武装起义斗争，进行了专题研究。文中涉及了明清之际盛行于徽州仆佃制的部分内容，这也是学术界研究徽州仆佃制的早期成果。
《学风》杂志1934年第6期发表的《六二运动始末》是“六二运动”的完整记录。“六二运动”是继“”之后第一次爆发在安徽的大规模的反封建军阀及其政权的群众运动。该文是对十三年前安徽教育史上发生的“六二运动”的完整记录，是丰富而又宝贵的文献资料。
《一九三二年之中国》，的发生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的，“我们只有利导着向着反抗帝国主义的一条路途出发。”[11]23
另外，吴景贤在安徽省立图书馆期间还撰写有《图书馆与中学生》、《图书馆与青年修养》、《杂志的价值及其分类管理法》、《全国图书馆现状调查》、《图书馆界的新转变》、《安徽省立图书馆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纪》图书馆方面的系列文章，还有九篇《评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论文提要》和《一九三一年之中国教育》、《陈东原著“中国教育史”述评》等教育方面的文章。以及未刊稿《安徽省立图书馆与革命运动的关系》、《安徽省立图书馆与寿县出土的古物的关系》。
吴景贤教授1996年离开了我们。他在安徽省立图书馆勤勉工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赞许的和缅怀的。
参考文献
[1] 吴景贤.安徽书院志（一）[J].学风，1932（4）.
[2] 吴景贤.紫阳书院沿革考[J].学风，934（7）.
[3] 吴景贤.洋川毓文书院考[J].学风，1937（4）.
[4] 安徽省立图书馆.安徽先贤传记教科书编纂经过[J].学风，1935 （第五卷合订本）.
[5] 吴景贤.复社名流吴次尾[J].学风，1936（3）.
[6] 吴景贤.宋明学生运动两大领袖陈东与张溥[J].学风，1936（07/08）.
[7] 江贻隆.安徽省立图书馆馆刊《学风》的文献价值[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4）.
[8] 吴景贤.读刘，译.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J].学风，1933（10）.
[9] 吴景贤.对日外交学生运动纪[J].学风.1931（12）.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14篇
安徽医科大学组织与胚胎学教研室骨干教师陈晓蓉教授在科研上的起步源自上世纪90年代。
早在1995年，陈晓蓉就主持了安徽省教育厅的科技攻关项目”巨细胞病毒感染血管内皮细胞”的研究，并负责其中的基础研究。为期三年的攻关过程，令她在科研方法和项目主体把握上受益匪浅，从2000年开始，她又先后承担了安徽省教育厅应用基础项目“中药组方抗栓作用机理研究”。安徽省省级重点项目”不明原因男性不育及习惯性流产机理的研究”、安徽省人事厅应用基础项目“生精细胞定量法在男性不育及习惯性流产诊断中的研究和应用”，2003年～2005年，陈晓蓉教授又以第二主持人的身份，负责起安徽省教育厅基础项目“帕金森病模型大鼠颈髓运动神经元胆碱乙酰化酶mRNA表达的研究“以及”毁损中脑腹侧被盖区对小鼠脑内多巴胺含量及行为学的影响”的研究工作，均取得完满成功。
此外，她还承担过安徽省教育厅重点项目“GDNF和雌激素联合诱导神经干细胞的研究”等多项工作，并通过长期的科研工作对相关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先后在各学术期刊撰写发表《生精细胞及赖氨酸含量的研究》等20余篇学术论文，还曾编著《组织学与胚胎学》等10余部教材，对组织胚胎学领域学术成果的交流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研促教
尽管在科研上有诸多作为，陈晓蓉教授依旧把“教师”视为自己的本色。不仅在教学上对自己要求甚高，还十分注重科研与教学的融合。为了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在搞好常规教学的同时，她在教学方式上锐意创新、大胆改革。
一方面，她注重将科研成果引入教学内容，将神经肽研究进展，神经干细胞培养及研究进展、男性生殖生理等知识引入理论教学，将常规组织学实验技术，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神经干细胞培养实验技术等引入实验教学。其做法不仅能够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要，也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另一方面，她还不断深化研究生教学改革，以科研促教学，把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转化到课堂教学和教材建设上去。而且，在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中，坚持科研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原则，努力扩展研究方向，探索新型模式，使教学团队建设能够跟上时展的脚步，稳步提高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质量。
同时，从微观教学上，陈晓蓉还提倡采取多种方法，如设问式教学法、比较教学法、启发教学法、联想教学法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从教学手段上，她更是积极采用计算机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让学生直观、立体地学习组织，器官的形态结构，以增加教学信息量。
“要给学生一瓢水，自己就得准备一桶水”，陈晓蓉的教研生涯中，为了准备好这“一桶水”，她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在熟悉学生、尊重学生的基础上，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为了上好每一节课，陈晓蓉从来都不惜花费大量心血，钻研教材，大量阅读资料，认真编写教案，决不放过一个教学难点和重点：对各个教学环节，她都深思熟虑，精心设计，对课堂提问，课后思考题的布置，她都仔细推敲。她的教案，无不精益求精，细致入微。而对陈晓蓉授课的风采，不少学生这样描述“她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但又不仅仅只是传播知识，她教会我们如何利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她的课堂是智慧的课堂，她的课堂又是神圣的课堂，在那里心灵会得到洗礼，灵魂得到升华。”
共同成长
俗话说“独木难成林”，在科研工作中团队协作精神必不可少，在陈晓蓉的背后，就有这样一个偌大的团队――组织胚胎学教研室。
“组织学与胚胎学”是医科学生的一门重要医学基础课，安徽医科大学组织胚胎学教研室也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在教学中，他们精益求精，从1983年应用电化教学开始，1999年应用多媒体进行理论课教学，2000年对实验课多媒体教学进行试点应用，2001年理论课全部采用多媒体教学，2006年使用安徽省唯一的显微镜互动数码实验室……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到如今，该教研室已经建立起一套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等俱全的电脑操作系统，可以通过校园网上网，为教师备课，为获取信息和计算机辅助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经过教学和科研条件的不断改善，该教研室先后成立了组织学技术、组织化学技术、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组织培养技术四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为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和探索创造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该教研室已拥有10名教师，其中，教授2名，副教授3名，中级职称4人。这支队伍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40岁以下的教师占总数的75％，平均年龄只有37岁。也因年轻，他们对教研生涯中的挑战更为无畏。自1998年以来，他们承担了10余项教学课题，撰写和发表教学论文30余篇，获得安徽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安徽省多媒体教育软件评奖活动三等奖2项以及其他各类奖励若干，承担了17项科研课题，获得80余万科研基金的资助，其成果备受赞誉，曾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50余次，先后派出7人次专门赴美国、欧洲、德国，日本进行访问学习。而他们培养指导出的研究生，也颇受国内外同行专家好评。
他们的发展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支队伍也因此受到各级政府的表彰。不仅多人次获得校级“优秀教师”称号，”1人次获校级“优秀研究生导师“和”模范教师”称号，还分别被授予“安徽省教学名师奖”和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人次，2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还有1人成为安徽雀高校首批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和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该科室也逐渐成长为安徽医科大学校级重点课程、校级重点学科。
该教研室十分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每位青年教师进入教研室由教研室主任确定一位副教授以上的教师作为导师，从思想、教学、科研等各方面全面带教。可以这样说，陈晓蓉的快速成长也与教研室的帮扶密不可分。在此期间，她也先后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安徽省高校科技进步三等奖，安徽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安徽省多媒体教育软件评奖活动三等奖、安徽省省级教学名师奖、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并成为安徽省高校首批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安徽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享受安徽省政府津贴。
正如陈晓蓉教授所见证的，尽管也曾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但相互理解、互帮互助一直都是这个团队的常态。正是因为敢打敢拼的勇气、吃苦耐劳的意志、不断学习和勇于创新的精神，2006年，由学校申报的”组织胚胎学”课程获得安徽省省级“精品课程”称号。该课程的建成不仅对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是该团队合作成功的标志之一。
当前，陈晓蓉正在和她的团队携手共进，在攀登科技高峰的征途上，为获得更大的成果而奋斗。
安徽教育论文范文第15篇
从哲学层面理解区域音乐，是指区域性音乐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自然，区域音乐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固然不能如等同于理化公式那样加以实验及定理。特定区域的音乐文化我们一般视之为区域音乐的活动地域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作为音乐艺术主体的——“人”，为区域音乐文化的展开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也制约着区域音乐文化发展演化的进程；另一方而，区域中所强调的空间范围，也成为“人”在创造音乐的历史进程中的一种表述方式。
一、安徽民间音乐的区域性个性特征
江淮大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往今来，淳朴的淮河儿女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劳作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文化，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些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仍有不少音乐文化资源很好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安徽各民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千百年来，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陶冶着安徽各族人民的性情，孕育着安徽各族人民的民族心理，调适着各族人民的社会制度、生活秩序，丰富着各族人民的情感，给人们以滋养和慰藉。因此，对这些民间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安徽音乐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同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稀有性是它的特点，是安徽民俗文化中一个色彩缤纷的文化遗产宝库。但由于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使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任务显得日益紧迫。当今，我们在遵循一般保护原则基础上，结合安徽民族文化生态背景和特点，理应探讨一下该如何传承安徽民间音乐这一珍贵遗产。
二、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区域性传承之我见
民间音乐的区域性传承在现实生活中，对其展开讨论和研究的力度远大于真正执行操作的力度。其主观原因是思想认识的问题。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理应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社会对民间音乐艺术的冷漠是思想认识问题的具体体现。安徽民间音乐的传承需要社会氛围，尤其需要社会干预这种特殊的本文由收集整理途径。而现实社会中，我们身边的媒体很少有安徽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平台，教育层面也很少涉足这方面的教育与科研。
当前，随着流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安徽很多传统民歌所面临的已不仅仅是令人忧心的“冷遇”处境，而是濒临消亡的“悲惨”险境。对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区域性传承，其方法措施在理论上应是一个系统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并且应当以静态保护与活态保护相结合为基本原则。给予音乐艺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保护问题，更是传承的问题。
首先，宏观角度来看，比如，作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可以在政策干预层面加强引导和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弘扬民间音乐文化，这是对文化传承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蕴涵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民俗文化。盛大节日，安徽各地都上演着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传统歌舞，这既是挖掘、展示、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最佳契机，更是激活音乐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充分挖掘音乐文化遗产所蕴涵的经济文化功能的有效途径。因此，政府应成为保护与传承的主导力量，加强对音乐文化艺术的发掘和保护，使之被更多的人们所欣赏、学习、研究和传承。让人民有对本土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具体执行时，可以有文化主管部门因地制宜的成立相关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心，比如“黄梅戏艺术研究中心”①、“皖北花鼓灯艺术研究中心”②、“凤阳花鼓艺术研究中心”③等等。同时聘请部分退休的科研人员以及一些有名望的民间艺人担任课题任务，并且培养艺术研究人才的梯队建设，做好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编辑出版必要的关于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的书籍和论文，以及相关的影像资料。
其次，我们还要充分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对民间音乐实施永久性的底层保护。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是目前较流行的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做法，即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化进行采录，然后以各种载体加以保存。这种做法有很多可取之处，它将传统的收集、采录的方法与现代科技优势很好地加以结合。此举虽然使得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得以存留，达到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忠实记录，但这样的做法却使原本扎根于民众生活中的音乐文化艺术日渐脱离人们的生活，其内在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也随之削弱和消亡，最终只能成为后人阅读观赏的史料文字和历史片段，这种结果违背了传承的初衷。由此可见，要使得音乐文化遗产生命力不衰，始终保持鲜活的因数生命力，只有让它始终扎根于人民的生活当中，始终在人民的口传身教当中，才是万全之举。
再者，专才教育也是传承民间音乐音乐文化遗产的一种有效途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如何在现代教育中保护与传承民间音乐文化遗产是当代文化多元化时代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这当中有一个在遵循教育基本规律与原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问题。安庆师范学院地处安徽地方戏黄梅戏的发源地——安庆市，该学院于2011年有教育厅牵头，整合相关学校的学科门类，成立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隶属音乐系，旨在服务于地方戏曲黄梅戏的挖掘、传承与发展。该学院从招生、人才培养、艺术实践、人才输出等各方面都因“区域”制宜、因“戏种”制宜做了很多个性化的调整和改革。
三、余论
纵观地域性艺术的发展，一个地方乐种或区域音乐文化大多是由或大或小的、作为艺术主体的“人”在操控，他们“操纵”着艺术的萌生、沿袭、发展、变革以及消亡。因此，“人”是民间音乐创作的主体，是本源；但是在音乐艺术传播的过程中，“人”也是音乐艺术传播的途径和源动力。
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面对强势文化的剧烈冲击，朴素的安徽各族人民在接纳现代音乐文化的同时，如何正确认识本土音乐文化的独特性、稀有性及其在多元化环境里的价值，进而身体力行地对其加以发掘、保护和传承，已成为政府主管部门、普通音乐工作者、民间艺人、院校学生、甚至是每一个欣赏者迫在眉睫且意义深远的工作。
注释：
①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是安庆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工程。是集研究、创作、排练、演出、展览、艺术制作等于一体的多功能艺术研究与演艺中心，2009年5月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