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学术论文范文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献综述 英汉学术论文 分布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232-02
近年来，体裁和体裁分析成了语言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对各类语篇进行体裁分析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对学术论文的体裁分析尤为突出。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论文的其他部分（如：摘要、引言和讨论部分），而对作为学术论文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献综述的研究甚少，其英汉对比研究更为少见。学术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具有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并在语篇结构、文体风格、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具有特定的体裁特征。文献回顾能够体现论文作者对研究问题的理性认识，论证研究必要性的能力，以及宏观综合文献的能力，是整个论文中最难写的一部分。[1]鉴于文献综述在论文写作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以Swales学派体裁理论以及Connor的对比修辞理论为基础，从分布特征对英汉论文文献综述部分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同一体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异同。
一、数据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总共包括40篇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实证性学术论文。根据Nwogu（1997）提出的建立语料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声望（reputation）和可读性（accessibility）的原则[2]，确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4种杂志：《外语界》《现代外语》《Applied Linguistics》《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这些杂志均出版于2013和2014年。运用Wolfram Mathematics 60软件进行随机抽样，从4种杂志中分别任意抽取10篇论文，从而构成了本研究的语料库共40篇文章。
本研究中文献综述宏观结构对比，主要是针对所建立的语料库论文中文献综述的分布特征进行对比。应用语言学领域实证性学术文章的宏观结构主要包含IMRD（Introduction， Method，Results and Discussion）四个部分。[3]文献综述在论文中呈现的最主要的形式为引用，占据了文献中综述篇幅的大部分。Swales （1990） 将引用分为两种类型：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引用。在整合型引用中，研究者的姓名是句子成分的一部分。而在非整合性引用中，研究者的姓名以括号或上标数字加批注等形式出现。[4]运用PDF转Word转换器软件统计这两种引用在英汉论文中四个部分（引言、方法、结果、讨论）中的字（词）数。英语论文的篇幅长度是以单词数为单位计算的，而汉语论文的篇幅长度是以中文字数为计算单位，因此不能仅通过统计英语论文的单词数和汉语论文的字数得出文献综述的分布比例。为了使本研究更具有说服力，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也作为分析的依据。在统计整理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比分析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分布特点。
二、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宏观分布对比分析
1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
表1 是文章各部分文献综述字（词）数占相应各部分字（词）数的百分比。 由表1可以看出，英汉论文都是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最多（英语论文中引言部分文献综述单词数24527，占引言总单词数的637%；汉语论文中引言文献综述字数16650，占引言总字数的495%），结果部分的最少。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的文献综述是英语论文多于汉语论文，而结果部分和讨论部分则相反。对于文献综述在整篇论文中的比例而言，英语论文略高于汉语论文（英语论文中文献综述总词数38401，占英语论文总词数的266%；汉语论文中文献综述总字数33667，占汉语论文总字数的225%）。除了上面说到的英汉论文篇幅以不同的单位衡量的原因外，这样的结果不能足以比较文献综述在两种语料中的分布情况，因此有必要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两语料文献综述在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2显示了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的统计分析的结果。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个部分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t=1615，1953， 0215，-1870，1875；df=38；p>005）。
2.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
表3和表4是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对比。从表3可以看出，英语论文中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的句子数都多于汉语论文，其中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最为明显（英语论文中引言部分的句子数771，汉语论文中为275；方法部分英文论文为185，汉语论文为50）。文献综述在论文中的出现频率与句子的比较结果相似，也是英语论文多于汉语论文，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差距较结果和讨论部分要大。为了使研究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同样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这两方面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表5和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英汉论文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在引言、方法及整篇文章中有显著差异（p值均为0000，小于005）。研究表明，英语论文文献综述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在引言和方法部分明显多于汉语论文，结果和讨论部分也是英文论文居多，但差异不明显。
三、结论
综上所述，文献综述在英汉论文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分布最多。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个部分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就句子数和出现频率而言，英语论文文献综述句子数多于汉语论文中的句子数，出现频率亦是如此。这两方面在引言、方法及整篇文章中有显著差异。总的来说，英语论文作者更加重视文献综述的写作，尤其是在引言和方法部分。这可能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写作习惯差异。中西方对于“礼貌”的理解不同：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人际交往讲究“客气”。西方人似乎无暇“客气”，人与人之间交流往往直截了当。[5]因此，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写作时，中国学者常常采用委婉、含蓄、迂回等间接的表达方式；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直接、明快的写作风格。英汉论文文献综述部分的不同之处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了英汉作者不同的写作习惯。文化习俗和写作风格都会影响篇章的形成。本研究对于学术论文文献综述写作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有助于学术写作者了解不同语言文化各自的写作修辞特点，提高跨文化意识，加强学术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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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2篇
人称的非常规用法反映了使用者根据不同社交场合对语言的灵活运用，接收者需要正确理解使用者传达的社交意图。学术论文中“是否选用人称代词能揭示出作者如何看待自己在某一研究中的作用及表明作者与读者、同行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该语言现象，选择“社交指示语”来统一称谓。
一、语料收集和分析结果
本文从语言学、数学和机械领域共30种期刊上选取180篇学术论文。汉语语料搜索“我”。英语语料搜索“I”，“me”，“my”，“mine”，“we”，“us”，“our”，“ours”。结果显示汉语语料中仅语言学论文有3处使用第一人称单数，英语三个学科均有使用。汉语语言学领域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达到77%，数学领域和机械领域依次靠后。英语论文检索结果表明三个领域对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基本持平。
二、第一人称社交指示
本节结合语料讨论第一人称社交指示用法。
(一)第一人称单数
汉语仅在语言学论文出现三处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英语论文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单数。
1.So far as Ican tell，neither way of thinking is uniquely targeted by a significant problem.
2.我个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文体学的发展，因为我们所谓的文体学……
使用I强调作者本人的贡献，也体现作者承担个人责任的意愿，尤其是作者认为自己的陈述可能存在不足。目前提倡用“主动的”第一人称来进行论文写作使表达更加清晰自然，而国内学者依然避免第一人称以保持客观和谦虚。
(二)第一人称复数指作者
学术论文中经常出现第一人称复数作单数的情况，使用“我们”来指代自己。
1.另外我们猜测项链图的嵌入分布为强单峰的，并且其单峰点的位置为其不可定向平均亏格的上取整或下取整……
2.We present the solution of crack problem by introduction of a set of potential functions.
这些论文均由单个作者撰写完成，该种编者“We”的用法体现作者的谦虚与礼貌。田海龙指出“我们”表示“自谦的人际功能在汉语文化中有着牢固的根基”。同时亦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造成了移情的语用效果。英汉论文中该用法均最普遍，但英语不同领域的论文使用次数基本持平，汉语论文语言学使用最多。这是因为国内理工科领域避免使用第一人称指示语。
(三)第一人称复数包含读者
语料中也发现第一人称可以用来指称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
1.由于R一p互T一Q，我们有……
2.Furthermore，we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creating such a multina-tional exposure database……
上边的例子都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创建了“共同处境”，将读者带入自己的思路，对学术语境下交际的成功产生积极作用。中英文论文作者对第一人称共称现象的使用差异不大。
(四)第一人称复数泛指
论文中也存在第一人称复数用来泛指的例子：
1.架构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反映我们的价值取向。
2.It is true that when we signal our inferences in discourse we do not have always the goal of presenting an argumentation to someone else.
上例所有的第一人称复数均可换成“people”，该用法让读者感到更加亲近。英汉论文中该用法均较少，英汉语言学领域的使用均多于其他两个领域，汉语另外两个领域未有该用法。这可能是三个领域研究内容所致，语言学领域须更多讨论泛指的话题。
(五)第一人称复数指读者
英汉论文中均发现了第一人称复数指代第二人称即读者的例子：
1.In the first case(8a)，which is the most frequently found kind of enthymeme and—as we shall see—the most interesting as regards cultural variability…
2.我们知道，文学文体学主要系统研究文学语言和文学体裁。
(1)中意图是为了表达“你们将看到的”含义。(2)其本意是为了提醒读者作者很熟悉的理论，但作者避免使用产生距离感的第二人称，产生了拉拢读者的“移情”效果。该用法在英汉论文中使用频率均较少，汉语论文仅语言学领域出现，英语论文基本持平，体现英汉论文写作理念差异。
第一人称单数用法体现了作者负责的态度，在国外学术论文中逐渐提倡。第一人称复数四种用法避免了主观的单数“我”从而增加了论文的客观性与权威性，产生的移情效果让论文更具说服力。学术论文第一人称的灵活运用达到一些共同的社交功能，即论文的客观，谦虚和说服力。英汉论文对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差异巨大，汉语论文受东方文化影响几乎不存在该用法。
英汉论文三个领域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使用上差异较大。英语三个领域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频率基本相同，汉语论文中语言学领域使用最多，数学领域和机械领域次之，这是由于国内数学领域和机械领域坚持传统所致。英汉论文对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差异主要是由于文化因素和写作风格导致，不同的领域的研究内容并不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因。英汉论文在第一人称使用上的差异是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文化因素制约着英汉学术文本写作风格。
作者：陈瑞哲 来源：亚太教育 2016年20期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文化负载词，汉英，翻译
文化负载词汇（culturally-loaded words）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习惯，一般简单地分为民族专有词汇、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普通词汇和习语[1]。一般来说，包括替代式翻译、音译、解释性翻译、和意译。
1．替换
替换指在保留原文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指代意义不同但比喻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入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2]。例如：开夜车（burnthe midnight oil）；钻牛角尖（split hairs）；低声下气（pocketone's pride）；背水一战 fight with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背墙一战）；马后炮（mustard after dinner）；耳边风 water offa duck S back；当电灯泡（play gooseberry）；过河拆桥（kick down the ladder）；昙花一现 a flashin the pan；酒肉朋友 fair weather friend。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如何克服障碍取得文化对等就成为翻译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实践证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找到能为译入语读者接受的文化对等的翻译方法。通过各种必要的变通手段，至少可以做到语用上的对等。
2．音译
汉英文化差异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带来了困难，汉语中的很多词汇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形式和内容完全对应或者类似的表达，这时可以把原语里的词汇直接音译过去。音译的词经过长期而广泛地使用，会逐渐融入英语文化中，丰富英语词汇，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语言的融合[3]。如儒教（Confucianism）、道教（Taoism）、功夫（kungfu）、阴（ying）阳（yang）已经普遍为英美人士接受。再比如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福娃”的翻译。“福娃”最初翻译成“friendlies”，自诞生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首先，friendly作为形容词意为：“和蔼可亲的，友好的，对环境无害的”。但是作名词是“友谊赛”的意思。既然在此用了复数形式文学艺术论文，必是名词无疑，意义上就说不过去了[3]。其次，friendlies听起来像是friendless（没有朋友）。每届奥运会的吉祥物都能体现主办国的民族特色，而friendlies这样的翻译从对外宣传的角度说，无法体现中国的民族特色。该词的争议结果是最终选择了音译，直接翻译成Fuwa。既简单易记，又能体现了民族特色。
3．解释性翻译
音译只取其音、不取其义，虽然能让读者从语音上准确地接受，但译文成了完全的记音符号，原词的内部意义和文化意象完全消失，成了一种空壳。对于这种情况，在音译之后如果辅以一定的解释，则形式和内容可以得到有效统一。如：“三个代表”译成Three Represents （to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production forces， to represent the orientation of advancedculture and to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of the people in China）；“四项基本原则”译成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four principles of adherence to the socialist road， the people’s democraticdictatorship，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China， and Marxis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解释性翻译固然在表意上力求详尽、清晰，但容易给人拖沓的感觉，因而这一翻译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表意而言，这一翻译方法与音译可谓两个极端。折中的一种方法就是意译。
4．意译
中文读者因为同原文作者具有相同的文化预设，所以能够通过词的表面形式去理解交际信息的全部内容，而英语读者通常不熟悉中国文化，会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理解译文词汇，产生的联想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误解原文。
例如“拖后腿”，如直译成英语pull one’s leg，就变成了“哄骗取笑某人，愚弄某人”。中国话里的“馋猫”比喻人贪嘴，常含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cat”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按中国人的心理， “山羊”是个褒义词，如留着山羊胡的老人，而英国人却视“goat”为“色鬼，淫荡的人”。
因此在翻译此类词汇时，译文必须改变形式，以表达或补充与原语内涵相关的信息。比如鲁迅小说《祝福》的标题翻译成New Year’s Wish就不恰当了。“祝福”是指旧历年底文学艺术论文，有钱人家备办酒肉等，恭请天神祖宗享用，以求上天保佑。作者以“祝福”为题，写的却主要是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实际上是拿富人的“福”和穷人的“苦”相对照，揭示社会的黑暗。如果把“祝福”译成wish，英语读者就会费解，因为英语wish仅仅是一种祝愿，并不包含祭奠神灵的意思。因此注重再现原文的内涵意义，把“祝福”译成sacrifice（专指供奉，献祭之意），并加上时问限定词the New Year，更能体现其所有的隐含意义。
5．结论
不同的文化渊源、思维方式、信仰和价值观造成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形成翻译中的文化冲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则是冲突的焦点。为了保持源语的民族特色，保证翻译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同时译文具有可读性，译者不仅要意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且要熟悉文化背景知识，用不同的策略处理翻译文化负载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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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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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量词 单位名词 英语
语法术语 辨正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5C-
0143-03
研究者已达成共识，认为英语中有些名词无论是在功能、语义和修辞效果上，还是在受语义制约方面，都与汉语的量词相当。它们既能表示物体的数量，也蕴涵事物一定的语义特征，如a bar of chocolate，a bucket of water，a bunch of carrots，a loaf of bread，a flock of birds中的bar、bucket、bunch、loaf、flock等名词（以下简称bar等词）。但是，我国的英语学习者和语言工作者较少针对它们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讨，甚至不确定这些词的名称。哪怕是关注及讨论过它们的研究者或语法学家，也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这些词。国外出现的术语分别有partitive nouns和quantifiers等，国内更是缺乏统一的名称。一方面，研究者使用不同的中文术语。有的接受了前文提到的英语术语，把它们译成相应的中文术语“部分名词”与“量词”；有的使用“英语量词”、“单位词”、“单位名词”的术语。另一方面，相同的术语出现了不同的中文或英文对应词。例如，partitive nouns不仅被译为“部分名词”，还被称为“量词”、“单位词”、“表份词”。相同的中文术语也对应着不同的英语名称，如马丽的“量词”对应partitive nouns，张道真的“量词”对应quantitatives，杨甸虹的“量词”对应unit nouns。章振邦的“单位词”既对应partitives，又对应unit nouns。可以说，用来概况bar等词的术语使用情况非常混乱。因此，针对bar等词的正名研究工作很紧迫，它对进一步的英语学习和研究至关重要。
一、主流术语之回顾
综观现代英语语法，可发现国外及国内的主流英语语法著作中都讨论过上述bar等词用以表示事物数量的词。不同的语法学家采用不同的术语。此处介绍几个颇有影响力的术语。
（一）Partitive nouns。Partitive nouns是Quirk等人在讨论partitive constructions（表量结构）（partitive constructions即constructions denoting a part of a whole，也被Quirk写做partition。其对应的中文除广泛使用的“表量结构”外，还有“表份结构”）时提出的，主要被译为“部分名词”。 Quirk等人认为，“部分名词”在连接上of短语后能够帮助描绘事物的数量，表示整体中的一部分。为避免重复，他们在论述过程中也用partitives一词来替代partitive nouns。
参照并结合Quirk等人对表量结构所作的分类，即种类结构（partition in respect of quality）、数量结构（partition in respect of quantity），部分名词被相应地分成三类：表示种类、数量及度量的部分名词。表示种类的部分名词主要指kind、sort、type等；表示度量的部分名词涉及精确的数量，主要帮助表明长度、面积、容积、重量等方面的量。例如metre、acre、litre、pound等词是度量部分名词。对涉及数量的部分名词，Quirk依据“部分名词”后of短语所连接的名词的种类（可数或不可数）进一步对部分名词作了划分。首先，用于修饰不可数名词的部分词可以被细分为通用部分名词与典型部分名词。通用部分名词主要指piece、bit、item；典型部分名词在用法上更为严格并且更具描述性，主要用来修饰具体的不可数名词，如bar、blade、block、loaf等。除搭配不可数名词的部分词外，还有诸如crowd、flock、herd等用来修饰复数可数名词的部分词。
（二）Quantifiers。Quantifiers被一些国内的语言学者译为“量词”。英国语言学家D. A. Wilkins曾在其著作中用quantifiers来解释英语中数量表达的语法现象。此处所讨论的quantifiers主要参照著名的认知语法学家Langacker的观点。
首先，Langacker认为quantifiers是用来表明事物的“量”而不是“数”（日常语言中，“数量”一词用来表示“事物的多少”；但在语法中，“数量”一词实际上包括“数”与“量”两个不同的语法范畴），他指出，The role of a quantifier is therefore not to specify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which is always just one） but rather to indicate the size of the profiled instance.他把quantifiers分成两大类：起语境定位作用的量词和“真正”的量词，即relative quantifiers（相对量词）和absolute quantifiers（绝对量词）。相对量词主要指的是all、most、any、every等词，它主要是逻辑式的研究对象。
Langacker对量词论述的重点放在绝对量词上。他认为，绝对量词才是真正的量词，这是因为它们仅仅给出所例举事物的数量的大小，而没有任何隐含指称关于事物总体数量的前提。绝对量词既包括指明基本数值的数词，如one、two、three等，也包括数值模糊的many/much、several、numerous、（a）few/little等词。通过详细地认知分析，Langacker进一步认为，一些名词，例如bucket、bunch、loaf、flock等，因为在蕴涵数量表达方面有类似于数词的作用，基于此用法的这些词也应该被看做quantifiers。Langacker依据quantifiers所修饰的名词的种类对绝对量词也作了分类。他认为，绝对量词基本上是用来修饰复数名词和没有复数形式的物质名词。
从根本上说，Quirk对partitive nouns的讨论实际上是紧紧围绕表量结构展开的，也就是说，他讨论部分名词时实际上关注的是“表量结构”，而不是“部分名词”。从这几方面考虑，partitive nouns无法成为bar等词的英文术语。
相对而言，“单位词”确实更能为我国的英语学习者所接受。其中“单位”一词确实具有中国特色。bar等词与汉语量词的相似致使英语学习者和研究者拿它们与汉语量词相互比较。“单位”二字也源于它们与汉语量词的对照。了解汉语量词正名的过程就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量词最后得以定名之前，曾经被使用过的众多术语中就有王力提出的“单位量词”和吕叔湘提出的“单位词”。两大语言学家所提名称中含有“单位”二字是因为量词用以表示事物的单位或行为的次数。而在章振邦看来，英语中的bar等词也是用来表示人或物的单位。称bar等词为单位词的做法受启发于汉语量词术语的正名过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章振邦混淆“单位词”与“单位名词”的做法并不可取。因为“词”与“名词”之间肯定是存在差别的。严格地说，“单位词”或是“单位名词”的上义词。因为就像汉语量词，英语中既有表示人或事物的量的单位词，也应有表示动作、行为的量的单位词。表示动作、行为的量的单位词显然不全是名词（赵世开把一些表示动作次数的单位词称为“单位副词”）。出于学术的严谨性，应该对两种表示不同性质的单位词加以区分。
三、“单位名词”之准确性
对于我国的英语学习者而言，“单位名词”或许是最适合bar等词的术语。这主要取决于“单位”及“名词”两方面的概括性。
（一）“单位”的概括性。汉语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它普遍地存在并应用于汉藏语言中。英语的“数”范畴决定英语在表示可计数的事物前无需类似汉语量词的词，它是非量词性语言。因此，不能简单地参照汉语的词类划分，生硬地把英语语言里数量表达式中出现的一些类似汉语量词的名词称为“量词”。
汉语语法学家普遍认为，汉语量词是表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它们的作用在于辅助说明事物的单位以及事物的特点。同样，在认知语言学看来，汉语量词主要反映了人们对事物主要特征的体验、理解和认识，人们通过量词将名词划分为不同范畴的成员。换句话说，汉语量词并不是用来体现事物量的多少的词语。例如，“一块布”其实难以说明物品的量是多少，却暗示了“布”在三维空间的扁平形状。如果汉语量词不是用来表“量”，那么bar等词就更不应该被称为“量词”。
相比之下，“单位”的概念更易于理解。它源于汉语量词的定义描述和语法功能，这与生俱来的“中国特色”使得它更易为我国的英语学习研究者所理解和接受。例如，张道真虽用“量词”的术语，但论述中也有“单位”的概念。在讨论他所认为的固定量词时，他提到这种量词都表示某类东西的一部分，它可以和不可数名词一起使用。和物质名词一起使用时，它里面包含一个表示单位的名词，有时这个名词还说明形状、特点等，如 three blocks of wood，又如two slices of bread。
事实上，国外语法界也认可“单位”。Foley在《人类语言学入门》中讨论英语中的物质名词时，说物质名词“refer to stuff， substances， or material without definite shape or a determinable unit in its own right”。Taylor在《认知语法》一书中也提到：In English， if we wish to refer to a bounded instance of a substanc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mass to be unitized……Similarly， in order to refer to a bounded instance of shu， it is necessary to unitize the Chinese nouns by means of a classifier。两位语言学家在讨论物质名词时所用的unit及unitized即含“单位”之义。由此可见，认为bar等词充当事物计数“单位”的观点是被广泛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单位名词”的“单位”并非狭义的度量衡之单位，也就是说，“单位”不能是仅仅局限于标准量的单位或度量衡单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规定的计量单位，同类大小单位间还有换算公式。这是现实中的共性，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任何语言（包括量词语言和非量词语言）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单位。“单位名词”术语中的“单位”不限于度量单位，而是基于度量单位体现的认知特点，经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进一步产生而来的“单位”。
（二）“名词”的概括性。“单位名词”术语的另一合理性体现在“名词”二字上。英语里这些类似bar等的词虽然能表示事物数量的单位，并且在多个方面都可比拟汉语量词，但它们终究不是英语里的一个单独词类。语法著作曾分别把它们归为形容词、限定词或名词来讨论，但都没有把它们看成单独的词类。
说它们是“名词”，主要是因为这些词具有英语名词的语法特征。在帮助表示数量时，bar等词也有复数形式，前面也可以用冠词和形容词修饰。另外，这些词主要来源于名词，或从名词转义而来。虽然有些词在表示单位时侧重动作或状态，来源于动词或形容词，但在语言使用时也用做名词。例如，a giggle of girls，a smother of spiders，a drove of sheep中的giggle、smother、drove虽然具有形象生动的动态性特点，但也是作名词用。
结合“单位”和“名词”两者的语义特征、功能表达及语法性质，应该可以把bar等词称为“单位名词”。
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术语和名称，笔者认为，“单位名词”不仅更具合理性，也更容易为国内的英语学习者所接受。英语中用做表示事物或人的数量的名词到底该怎么称呼，这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希望更多的英语研究者参与到对这些词的研究中来，以完善英语语法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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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William A Foley.人类语言学入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1]赵世开.汉英对比语法论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基金项目】2011年度广西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受广西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经费资助）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职；英汉翻译与对比课程；模块化
长期以来，高职英汉翻译与对比课程课堂教学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部分学生英语基础薄弱，缺乏较好的学习习惯，长期的应试教育以及这些学生所得到的较低的评价也使他们对英语和汉语学习的兴趣磨灭殆尽；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对于学生所能达到的英汉语翻译水平要求水涨船高，更加强调其实际运用能力。所以，针对教学对象的实际，如何建立学生英汉语翻译实践的自信，培养他们在不同语境下对英汉语转换和翻译的运用能力，已经成为我们高职英汉翻译与对比课程教师研究的重要课题。
英汉翻译与对比课程是英语专业的必修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是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程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对英汉语言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旨在揭示英汉语言的相似和差异，以寻求可用于外语教学与英汉互译等实际问题的原理。具体表现为，通过英汉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语篇等诸方面的对比研究，对外语教学经验从理论上做出解释，为英汉互译方法和技巧提供系统的理论依据。同时通过讲授翻译技巧和提供大量的翻译练习，将理论付诸实践。
一、高职英汉翻译与对比课程教学目标的确定
确定高职英汉翻译与对比课程的总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借助词典将中等及偏下难度的一般题材的文字材料和对外交往中的一般业务文字材料译成汉语，理解正确，译文达意，格式较为恰当。在翻译生词不超过总词数5％的实用文字材料时，笔译速度每小时250个英语词。
在确定总目标的基础上对课程教学目标进行细化：
1.职业素质培养目标
通过课堂学习与训练以及实训，提高学生实际语言翻译能力，使学生熟练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具有一定的英汉翻译能力，有效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2.职业知识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了解并掌握翻译的基本概念、标准、过程、基本方法和英汉互译的9种常用技巧及英汉翻译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一步了解并掌握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处，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
3.职业能力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在词汇与语法两个层面上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对比，能对比讨论英汉互译的9种常用技巧和英汉翻译的基本方法，能自觉地预防和排除母语的负面影响，自我调整，翻译表达得体，能较为透彻地理解英文商务信函的基本常识与翻译方法。
4.职业情感培养目标
学习本课程能使学生认识到掌握好一定的翻译技巧和了解英汉语言的差异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并能有意识地提高英汉翻译能力。同时让学生获得自我学习、自我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为其在今后工作岗位中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5.职业技能证书考核目标
本课程将把职业资格证书（如二级、三级翻译专业资格考试，全国外语翻译证书考试等）纳入教学计划，将证书课程考试大纲与专业教学大纲进行衔接，强化学生翻译技能训练，使得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顺利获得相应的翻译资格证书，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能力。
二、高职英汉翻译与对比课程的模块化设计
根据英汉翻译与对比课程的教学目标，对英汉翻译与对比课程进行模块化和项目化归类，并确定各个模块名称、授课时数、知识点、能力目标、知识目标、实训项目和实训成果，如表一、二所示：
总之，英汉翻译与对比课程要求学生在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后，通过各种文体的词汇、固定短语、语句、段落的翻译实践，运用翻译基础理论，训练学生在词义、词序、语法形式、修辞手法、文化背景等方面对比英汉两种语言，掌握翻译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并能将学到的翻译知识自觉地用于翻译实践，从而培养学生独立从事英汉互译的能力。遵循《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提到的“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轻翻译理论讲授，着重培养学生翻译实际技能技巧。根据这个原则将教学内容模块化，并确立各个模块的内容、授课时数、知识点、能力目标、知识目标、实训项目和实训成果，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王卫霞.高职院校模块化教学改革的思考［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报，2007.
［2］王慧君.高职院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育，2004（25）.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功能主义目的论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在目的论的理论框架中,译文的目的是译者考虑的首要因素,它决定译者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即目的决定手段。为了达到通过翻译能准确把握和了解国外军事信息的根本目的,军事术语英汉翻译,要采用目的论倡导者诺德提出的“纪实翻译”中的“字面翻译”和“注释翻译”两种翻译方法。
关键词:目的论 军事术语 英汉翻译 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功能主义理论独树一帜地阐明,目标文本的成功与否,要看能否达到预定的功能或目的。这样,功能派翻译理论就大大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赋予翻译更多的涵义。军事翻译是制定我国战略方针、防务政策以及各级指挥员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方梦之,1997:347)军事术语的翻译是军事翻译的重要内容,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对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 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目的论内涵
功能主义目的论将希腊语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理论中,其核心概念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根据目的论,无论何种翻译,其最高规则都是“目的原则”。根据目的原则,一切翻译行为均由行为的目的决定,即“目的决定手段”。目的原则可以解决意译还是直译,动态对等还是形式对等,灵活翻译还是保守翻译等让人进退两难的问题。即某种翻译任务的目的要求的可能是直译,可能是意译,也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策略,这是随翻译所服务的目的而定的。
翻译活动的目的可能与翻译人员有关,但在更多情况下,与翻译活动的发起人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发起者,通常是我国的军事相关部门,译文的受众是我国军事部门工作人员,他们想达到“知彼”之目的,即了解国外军事信息,以增强我国军队和国防实力。因此,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发起人,要求从译文中获得准确无误的源语信息。
可以看出,在军事术语汉译的过程中,原文和译文的功能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原文期待源语读者作出的反应与译文期待译文读者作出的反应不一致。原文是要“指挥”其受众行动,译文则是要其受众“了解”原文这种情景。因此,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准确无误地传达源语的信息,使译文读者能够尽可能完全了解英语军事术语所承载的全部军事信息。
三 字面翻译
目的论的倡导者诺德借鉴了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并根据其“目的加忠诚”的翻译原则,提出了翻译中“纪实翻译”(或译为“文献型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和“工具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两大译法。
所谓“纪实”,是指为译语文化的读者如实记录原文文化交际互动的情景,强调源语文化;所谓“工具”,是指以原语文化交际互动为模型,作译语文化交际互动的工具,强调译语文化。可见,纪实翻译的目的是要用译语语言再现原文作者与原文读者的交际情景,包括原文的语言特征和文化特征。因而,纪实翻译能够如实反映源语信息,而这种翻译方法所形成的译文,能够满足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目的之需要。
诺德根据“纪实翻译”译文再现原文特征的程度,将其划分为“逐字对译”、“字面翻译”、“注释翻译”和“异化翻译”四种类型。其中,“逐字对译”翻译经常用于对比语言学或语言百科全书中,而“异化翻译”主要是用于小说的翻译,这两种翻译方法与军事术语的内容和体裁不符。因此,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应采用纪实翻译中的“字面翻译”与“注释翻译”策略。
“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就是要按照译文语言的语法规则,翻译出原文的字面意思,译文仍保持原文的文体风格和文化特征,以再现原文的措词。也就是按字面直接翻译出原文的含义,亦即通常所说的直译。字面翻译(直译)是将英语军事术语翻译成与之相对应的汉语,译名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语言形式,包括结构、用词、修辞手段等,同时要求译文简明易懂,为译语读者所接受。这种译法是军事术语英汉翻译比较理想的方法,如:weapon fire control(武器发射控制),artillery combat action(炮兵战斗行动)。“直译的主张就是反对歪曲了原文。原文是一个什么面目,就要还它一个什么面目。”(茅盾,1984:352)军事术语的字面翻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字面翻译要确保忠实、准确再现原文。军事术语如实地反映了英语国家进行军事训练、军事指挥和军事战略战术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料。在世界军事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了解国外军事信息对我国军事部门是绝对必要的。根据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目的论要求,译者要忠实准确地传递这些术语的信息。例如:
(1)strategic ballistic missile(战略弹道导弹)
strategic ballistic missile 只能翻译成“战略弹道导弹”,而不能翻译成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的“导弹”或“战略导弹”,因为ballistic(弹道)明确了导弹的发射方式是“弹道”,即按照自由抛物体轨迹飞行的导弹,因此,ballistic一定要准确地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出来。
第二,字面翻译不等于死译。字面翻译绝对不是要主张死译,译者在翻译时要有相对的灵活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译者要根据军事翻译的范畴来选择词义。尤其对于那些既有普通意义,又有军事意义的词汇,如operation一般常用的意义有“运转”、“操作”、“实施”、“作用”、“业务”、“工作”、“手术”等,而在军事术语翻译中,就要译为“军事行动”或“作战行动”。“所以直译时必须就其在文中的意义觅一个相当的字来翻译,方才对。”(茅盾,1984:343)这就要求译者在选择词义时,要准确选取其军事相关含义,以满足译文读者的要求。另一方面,译文要尽量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字面翻译不可过于追求形式上的逐字相对,因为这样往往会破坏语言的明确性和正确性,进而也会损害译文的准确性。(雷海宗,1984:577)因此,硬性的直译应当尽量避免。例如:
(2)Ministry of Defense(国防部)
(3)maximum firing range(最大射程)
如果把“Ministry of Defense”按照字字对译的方法译成“部的国防”,这会让国人根本无法理解,准确性更无从谈起;如果翻译成“国防的部”也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还是“国防部”既简练又精确。相应地,“maximum firing range”这个军事术语由三个单词构成:maximum(最大的),firing(射击),range(射程)。如果过度直译或死译,那就是“最大的射击射程”,这显然也不符合汉语语言表达习惯,译文冗余部分太多,远不如改为“最大射程”。可见,如果过度直译,或死译,读者的注意力将为生硬的语法或多余的字句所困扰,中心的思想反倒容易被忽略。(雷海宗,1984:577-578)如此看来,太直反而不直了,也会失去原意。真正的直译,不外是要用最恰当的中国话来表现原意。(艾思奇,1984:435)
第三,字面翻译不能加入译者的主观判断。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属于军事翻译的范畴,译者在汉译时要密切注意其在军事领域中的专门词义,不要不顾专词专用,张冠李戴,要特别恪守严谨作风,不容丝毫的主观随意性。(刘宓庆,1998:334)因此,翻译此类文本时,要力求忠实,不要自作主张,另起炉灶,而要从思想感情到行文用语,步步紧跟原文。(冯世则,1984:523)
例如,有译者将smart mine译为“智能地雷”,笔者认为,这种译法不妥,翻译成“灵巧地雷”更为妥贴。smart在英语中意思是“机智的”、“精明的”、“敏捷的”、“聪慧的”、“雅致的”等,这些含义中虽然个别和“智能的”有些接近,但不能等同。军事术语汉译的要求就是要准确,不能说相当于汉语的哪个词就套用哪个词,在smart mine这一军事术语翻译中,译者没有遵循字面翻译的忠实性原则,而是自作主张,加入了个人的主观意见,不是对原文的客观理解,这是译者在汉译军事术语时尤其要注意的。如果没有其它因素的制约,译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再强调一句:是传达原文的意义,而不是译者的意义,也不是译者理解的意义――除非译者的理解与原文的意义相吻合。(孙致礼,2007:15)
1 注释翻译
“注释翻译”(Philological Translation)是指按字面意思翻译后,译者为了达到翻译的目的,另在文中、脚注、尾注或术语表中,对一些难点增加必要的解释,以说明源语或源语文化的一些特性,使译文读者更好地了解按字面意思直译出来的内容。(Nord,2005:63)部分英语军事术语有很强的专业性,或蕴含源语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知识,还有一些可能是我国军事读者不熟悉的军事知识,此时,译文读者很难通过字面翻译了解其全部含义,因此,要想译得准确,就必须弄清术语概念周延的完整性,使译名能准确地表达出该术语的一般特征和本质特征,使译词和原词的意义范围相同,必要时还要加上相应的注释。(石永强,1996:78)
注释翻译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文内注释翻译和文后注释翻译两种。文内注释翻译,是指译者翻译时,直接在译文中加入对相关军事术语的注释,以使译文读者准确理解军事术语的内涵和外延。这类注释一般较短,以不影响正常行文为准。例如:
(4)minor tactics(小部队战术)
(5)active tracking((雷达)主动跟踪)
(6)60-day launch window(60天最佳发射时机)
文后注释翻译,是指有些译文由于其专业性很强,或背后蕴藏很多背景文化知识,译者不能在行文中用寥寥数字就能解释清楚,因此译者会把这些注释放到文后。这样译者就会有更多的空间把想要说明的知识点阐释得更详细确切。例如:
(7)Colt revolver (科尔特左轮手枪*)
(*塞缪尔・科尔特在大约19世纪中叶发明的一种手枪,故名。他设计了一种能容弹数发,并能够通过释放压下的扳机而转动的转轮。因此,一发子弹发射后,下一发子弹随之便与枪管成一直线。其口径为11.4毫米。美国陆军在墨西哥战争中首次使用这种手枪。)(邓万学,2002:9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译者在进行注释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客观的原则,不能增加译者不太客观的理解内容,以免误导读者。比如,译者在注释美国F-16战斗机的时候,就只能解释其外形、性能、特点等,一定不能加上诸如“其性能基本相当于我国歼-10战斗机”等不太客观的评价,因为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国外军事信息,F-16战斗机到底能不能和我国的歼-10战斗机相抗衡,要让读者了解了相关信息后,自己去评价,译者不能先入为主。译者的职责是要准确翻译,传达信息,而不是进行主观评价。
四 结语
总之,功能主义目的论要求译者要根据译文的功能或目的,来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军事术语英汉翻译有了明确的翻译目的,即准确如实地了解英语军事术语所承载的军事信息,这样,译者要采取能够准确传递原文信息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即字面翻译和注释翻译方法。目的论是实用性很强的翻译理论,其翻译原则适于指导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实践,避免翻译的盲目性。目的论的应用,为军事术语英汉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Nord Christiane,张美芳、王克非译:《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2] 方梦之:《军事翻译》,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 胡志敏、贾遂山:《对军事英语汉译中若干问题的探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4] 石永强:《谈谈军事高科技术语的翻译》,《语言与翻译》,1996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邬枫,男,1976―,河南信阳人,河北大学教育学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英语文学,工作单位:河北金融学院教务处。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及英美文化的强势地位，英语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在英语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其逐渐与汉语产生了融合的现象。本文将分析英语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并从不同的角度对英语全球化的原因进行探讨，同时对其与汉语言文化的融合进行分析。
国际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了21世纪的主要趋势及时代特征，而英语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英语全球化趋势的愈发明显，其与汉语言文化也逐渐出现了融合的现象。
一、英语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及原因
英语的传播速度非常的迅速及广泛，其是70多个国家的官方、半官方或通用语言，而且其在另外的100～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广泛的使用。英语全球化的主要表现为：内层，将英语作为母语和官方语言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等；外层，主要是将英语作为附加教学语言的国家，如加纳、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新加坡、赞比亚等；延伸层，主要是将英语作为外语使用的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以色列、俄罗斯等。促进英语在这些国家被广泛使用与传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传统历史来看
14～15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萌芽，其后资本主义生产也迅速的发展起来，期间，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找产品倾销地与材料资源掠夺地而不断的向外扩张，从而造成大量国家成为英属殖民地、英联邦国家以及卫星附属国。由于英国殖民地统治的深化与文化的渗透，英语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这些国家官方或半官方的语言，且沿用至今。
2.从政治权宜来看
由于以英美为核心的同盟国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因此他们的军事实力在战后不断的增加，迫于种种原因，很多中小国家都自动投靠或是被纳入到英美武装势力的保护之下。政治上的靠拢以及文化上的依附使英语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与传播。
3.从科学技术来看
英美等国家在军事技术、太空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一直处在世界的领先地位。而英语在这一领域的使用率远远高于其他语言。因此，无论是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是引进先进的机械设备都离不开英语，这就使得英语的使用与传播更为广泛，促进了其全球化的发展。
4.从商务贸易来看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的商务贸易往来也逐渐扩大。而在商务贸易往来中，大部分合同文本采用的是英文，由此可见，英语成为了商务贸易往来中的重要媒介。而英语在商务贸易中的广泛使用也为精通英语的人带来了机遇，同时还会为他们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学习英语的人则越来越多。
综上所述，英语全球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而促进其全球化的因素则有很多方面。
二、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与汉语的融合
由于种种原因，英语在中国的使用与传播也越来越广泛，且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在英语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英语和汉语之间也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接触，相互之间的影响与融合也不可避免。英语和汉语的融合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外来词方面。外来词又称借词，是一种语言借用、吸收另一种语言中的词汇。而英语和汉语的融合以及外来词的使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采用音译、意译、半音译半意译的形式吸收外来词。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的增加，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也逐渐融入英语中。汉语音译主要是指采用发音相似的汉字来对外来词进行翻译，而汉字的原意不再保留，如英译汉中的博客（blog）、巴士（bus）等。英语中来自汉语的音译词也有很多，如tofu（豆腐）、kowtow（磕头）等，这些也是汉语融入英语的表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词汇。汉语意译是指将英语中的某个词的意思移植过来，如热线（hot line）、绿色食品（green food）等。英语从汉语意译而得的词最经典的则为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该词本是中式英语，而后来逐渐被老外接受并认可，现已成为了地道的英语口语表达。半音译半意译则是音译词外加汉语语素而构成的词语，汉语中这类词有互联网（internet）、摩托车（motorcycle）等，英语中这类词常见的有yangtse river等。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英语全球化的发展，汉语也逐渐融入了英语中。英语与汉语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两者的融合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周锋.也谈汉语和英语中的外来词[j].语文学刊，2012，（2）：34，42.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双语教学，作用，目标
1.正确理解双语教学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直接的意思就是"two languages"， "双语教学"是指将母语外的另一种外国语言直接应用于非语言类课程教学，并使外语与学科知识同步获取的一种教学模式。在某一种地方的方言中针对说当地话的学生教授普通话也是双语教学。对于说普通话为主体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英语国际化语言，也是我们的第二语言，我国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在各级学校教育中一直重视英语教学，并提倡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阶段实施英汉双语教学。
2. 在大学专业课中推广英汉双语教学的作用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联通着各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通过英汉双语教学，可以为学生终身学习打开通往向全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的广阔道路，等于给学生"授之以渔"。 我国高等学院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应具备跟上国际经济技术不断发展的能力，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2.1英汉双语教学是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
我国的大学生进入大学前接受了英语的基础教育，到大学一年级后又进行大学英语的强化训练，各个大学都给予较多的英语规范化教学课时。这为在大学专业课程中开展英汉双语教学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推行英汉双语教学，在条件不成熟时可以用现有的教材配以英汉对照的PPT课件，老师用英语口语全堂讲课的方式进行；而有条件时可以先进国家的英文原版教材和课件等教学资源，也可以模仿国际上流行的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上用英语做"presentation"老师和同学们边听边讨论的形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大学生不出国就能在国内享受到国际化的教学环境。
推进英汉双语教学，也是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授课教师来说，能在备课、上课等教学过程中主动参照国外的先进的教学理念，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运用专业英语术语或单词主动在互联网上查询英语专业资料，及时地跟进国际上先进大学或科研机构的最新科学技术水平新动态，促使我国高校教教师跟随和适应国际教育趋势的新变化，从而提高高校的国内外竞争力。
2.2 英汉双语教学能在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
我国大学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程教材在编写过程一般都参考了国外的原版教材，有的甚至是直接从国外教科书翻译过来的，但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翻译者专业知识的局限。因而在汉语的意思传达上出现一些误区，例如，有的《管理学》书在"波特的价值链模型"一节中将"inbound logistics"（供应物流）翻译为"进料后勤"，这显然很不专业，学生也很难理解，如果直接采用原版教材，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学生还学会了地道的专业术语。
在大学生的专业课中推广英汉双语教学，能使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在普通英语上得到一个在应用层次的提升，使大学生能在学习完大学英语基础上结合英语专业词汇和英语的专业表达方式，在专业英语的应用能力上得到更好的听、说、读、写、译训练，为今后的从事专业工作打下良好的而基础。
2.3 英汉双语教学为促进各国的文化交流奠定基础
英汉双语教学是在我国的大学阶段中有着特殊的作用。英汉双语教学能在使学生在学好英语的同时，提高学生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的能力，建立跨文化意识，将自己的知识带到国外，同时将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传播到国内。进一步说，也可以培养专业课教师直接用英语进行对外国来华留学生授课，甚至在国外的大学用英语授课。
3大学专业课英汉双语教学的培养目标
在大学教育中所涉及的课程很多，本文主要是针对大学专业课程设定的培养目标、包括英汉双语教学在专业课程中应达到的知识目标、专业能力目标、社会目标以及创新能力目标。
3.1语言知识目标
掌握本专业领域的专业术语和词汇3000个以上，在学习了专业课程英汉双语教学的课程后，能独立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国外原版的英语网页或原版英语论文，在专业英语教学的同时，继续巩固基础英语教学，并能正确进行有关专业英语词汇的发音。通过使用英语进行专业课的教学，可以通过浸入式教学方式给学生提供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 增加学生运用英语的机会，使他们利用外语这个工具， 在学习、 吸收和掌握先进的专业课原理的同时， 提高运用英语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能力。
3.2专业能力目标[3]
在学习了专业课程的英汉双语教学后，能够根据所学的专业术语从网络上下载并翻译与专业相关的英语资料。能随口说出相关的专业术语，并能与国外同行专家就专业话题进行交谈。能将汉语论文摘要和关键词准确地翻译成英语，能对本专业世界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用英语进行及时跟踪。能担负简单的物流专业口译工作。通过在大学的专业课中开展英汉双语教学，学生可以借助英语这一通用的国际语言，通过互联网查询专业领域世界的最新发展趋势， 学习和掌握最新的专业理论知识， 培养与各国进行该专业领域合作与交流活动所需的专业语言交流能力。而且通过使用英汉两种语言的教与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全球化视野、国际合作和交流能力。
3.3社会能力目标
虚心好学，抱着不断学习的心态，带着好奇和探索的精神来学习各种专业课程。在阅读或学习专业书籍时，应随时想着某个专业词汇用英语表达的最佳单词或术语，养成具有用英语思维的习惯[2]。并培养在校学生具有一定的社会适应能力、创新意识和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
3.4增强学生创新能力目标
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当前社会的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更新周期也不断缩短。大学毕业生面对的是全球化的市场和国际范围的就业竞争， 这就需要通过不断增强自己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大学专业课中实施英汉双语教学，能使学生站在本学科发展前沿，在世界范围内获取信息和知识，以广阔的视野思考专业问题， 在持续的学习、思考和创新中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
4.结语
在大学专业课程中开展双语教学，在各大学的双语教学中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止境，只要按照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学生，并为国际交流服务这两个总目标，就能在双语教学中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总结教学经验，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促进专业课双语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字：词汇 认知理论 语义场 汉语文化环境
一、汉语专业词汇学习与ESP词汇学习
汉语中各领域的专业术语很多，这些术语在意义上较为抽象，只为业内人士所熟知，是国内专业交流中常用的词汇。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为了提高专业水平及交流的深度，各国开始重视ESP英语教学。Hutchinson T and Water A.（1987）认为ESP英语是指与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相关的英语，是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需要而开设的英语课程。它以学生需求为核心、注重英语语言能力和职业、专业相结合，如科技英语、法律英语、新闻英语等，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在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开展工作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ESP英语教学与汉语各专业学习密切相关，是学术国际化的要求和体现。
词汇是语言学的基本单位，对于专门用途英语习得来说，ESP词汇习得是关键。但由于这些词汇在生活中不常用，词的结构也较为复杂，学习起来就会有一定的难度。而认知语言学通过对词汇的解构，将词汇与已有认知结构中的词汇或语义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学生对词汇的理解与记忆。
二、汉语文化环境下ESP词汇习得特征
由于语言环境和文化差异，汉语文化环境下专业术语的学习与ESP词汇习得有着很大的差异，其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以间接式习得为主。汉语文化环境下高校对普通英语教学尤为重视，而对ESP教学则很少涉及。在中国，各专业都有专业术语的特殊学习，这些专业术语大多是教师直接传授于学生的，以直接教学阐述为主。但ESP教学除特殊的专业外，只有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才会设立，而且课程少、师资薄弱，也很难会有很好的教学效果。从学习方式上来说，除英语专业的学生外，其他专业学生的ESP词汇习得主要以自学为主，他们往往将本专业的中文文献拿来翻译，得到相关的英文词汇。这种方式相对于英语文化环境中的直接学习模式，虽然耗时久、习得速度慢，但却便于记忆。
以满际需求为主要学习目标。汉语专业术语学习是为了专业发展的需要，是高校学生的必修功课，且汉语文化环境下的课堂教学一般用汉语教学，各专业的学生通过专业学习已对本专业的知识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认识，而学习ESP词汇或是为了阅读原始的英文文献，或是为了学术交流，因而其学习动机主要以现实需求为主。
以僵化的死记硬背为主，缺乏系统性。汉语文化术语学习以教师讲授、学生进行理解性的记忆为主，而学生对于ESP学习多以对照翻译的学习方式为主，因而缺乏对ESP词汇之间关联性的认识，往往只是对词汇死记硬背，而对词汇的整体规则和习得理论置之不理。
三、认知语言学对专业词汇习得作用的具体阐释
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溶自然语言的理解、人工智能分析、语言学、心理学及系统论为一体的学科。认知语言学不同于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提出语言的创建、语言的学习和运用都是基于人脑对语言的感知和诠释，并认为人类的认知是认知语言学的根本，典型代表有莱考夫的认知语法、认知语义学。
认知模型是存储在人脑中关于特定认知对象的所有的认知表征。匡芳涛（2010，6）引用皮亚杰的话：“学习过程的建构性，强调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探索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能力的重要性”。在汉语与英语专门词汇习得的过程中，语言学习者会对一般用途词汇与专门用途的语言知识进行对照，在其间建立联系并对专业术语习得内化成为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词汇习得的过程中，语言学习者作为积极的信息组织者和加工者把新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加工。由于首先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中对汉语专业术语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因而在ESP词汇系中，就会不自觉地将已经习得的汉语专业术语与将要习得的ESP词汇进行比照，进而得到深入的理解。
四、以语义分析为主的ESP习得模式分析
由于汉语环境下ESP词汇习得主要以英汉语义对照为主要习得模式，因而我们应当从ESP语义层面进行分析，找出适合当前学生ESP词汇习得的最佳途径，从而提高词汇的学习效果。
语义可以简单地看作是数据所对应的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所代表的概念的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之间的关系，而语义具有领域特征，在共时条件下，共同的语义可以构成一个语义场。语义场代表一个语言内部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语言单位的集合，集合中的个体之间有着聚合和组合的关系。正是由于语义场内的个体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促成语义网络系统的形成。
词是语言系统中最小的表达意义的单位，但是词并非都是孤立的，语言本身是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结合的系统，词语的深层含义在相互关系中得以体现。20世纪中期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提出成分分析法（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开始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各种具体语言词语意义之间的关系（贾彦德，1986）中。在语言学原则的前提下划分的语义场有组合关系同时也有聚合关系。如我们把生物当做某个语义场的最高位的义素的话，它的下位与这个最高位有着上下位关系，生物的下位就该是植物和动物。动物还可以成为其他很多义素的上位，如鸟类、鱼类、昆虫类和动物类，同时动物类可以作为下义素的上位，如人类、一般的动物；一般的动物还可以有自己的下位义素，如老虎、狮子、大象等。同样对于专门用途的英语来说，能够根据语义场理论对于专门用途英语进行规范统筹，在专门用途英语的词汇习得过程中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语义场促进人脑对新获取知识进行认知能力，将大脑中零散的知识构成语义网络系统，每个义素之间的组合和聚合关系则推动了这种语义网络系统的形成。
总之，在同一专业领域中，汉语专业术语与ESP词汇是具有对照和关联性的，按照人的认知模式，学生在学习中可以利用这种对应关系获得对ESP词汇系统深入的理解，从而省去不必要的语义钻研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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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壮麟，姜望琪.语言学高级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4]贾彦德.语义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科目理据；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6)09－0070－02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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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陶嘉炜．写作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11篇
从早期的日本学习中国，到二十世纪初的中日文化逆交流，英语、汉语、日语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结构。据此，主要探究这些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同时提出汉语借词新的定义法。经过研究发现，相比于直接来源英文的外来词，这一类日语借词同化现象更为明显，对现代汉语具有极强的塑造性。在文化心态上，地理相近、文字相通且早经欧化的日本成为了绝佳的缓冲地带，并进而成为欧洲现代文明大量而轻易地输入中国的重要端口。
关键词：
借词；日语借词；英语外来词；语言欧化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0.080
1 文章综述
1.1 研究背景
语言的发展从来就不独立存在于语言本身，语言的交流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相交融。借词，作为文化交流强有力的证据，在一个民族语言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同于大多数语言中的直接借词，现代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引入了日语借词，而这些日语借词又是翻译英语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语通过日语引入了大量英语外来词，从而努力实现语言的欧化、现代化。不容置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语言交流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本文将主要探究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以及这一过程的文化心态。
1.2 研究价值
前人已经对汉语外来词做过一定的整理、分类、编纂的工作，对汉语外来词的性质、规律、来源历史和其同化情况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同样在汉英借词以及汉日借词方面做过相当的研究。然而，从经由日语传入的角度去分析汉英借词的则仍属少数，这一类借词基本只在专门研究汉英借词或汉日借词的专著或文章中略有提及，也鲜有学者将这三点连成线。笔者认为，这一借词过程应该是三角形结构：日语借助汉语翻译英语中的概念，后来，当汉语寻求欧化时，就直接使用了日语中已完成的词汇。而无论是日语借助汉语，还是汉语借助日语，从根本上讲，这两种语言都在通过翻译英语来完成自身语言的欧化，从而为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全面欧化奠定基础。
2 借词
2.1 借词的定义研究及其新定义
2.1.1 中西方学者对词汇借用的研究
词汇借用，作为人类语言中广泛存在的语言现象，理应有一套统一而普遍适用的分类模式和术语体系。然而，从既有文献上看，中国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往往缺乏系统的术语。而在西方语言学中，已有的分类和术语尽管颇具系统系和连贯性，囿于其过分偏重印欧语言的事实，也无法做到普遍适用。
比如，早在1920年，Hermann Paul（1920：392f.）首次粗略的将借词分为两类，即“直接引入”（importation）和“术语替换”（substitution）；后来，Haugen（1950：214f.）进一步将这些借词分为：loanwords（直接借词），loanblends（替换借词），loanshifts（转换借词）。然而，这都是以字母文字为基础的定义，因为汉语既不能直接借用英语，也不能通过替换或字符转换完成借用。因此，这并不完全适用于汉语中的借词定义。
中国的学者，王力（2000：507-528），在他的《汉语史稿》中将借词分为“借词”和“译词”。以日语借词为例，他认为音译词就是借词，比如“gas”译为“瓦斯”；意译词为译词，比如“economy”译为“经济”。然而，王力先生认为，只有音译词才属于外来语，日语翻译西欧词语的汉字词在汉语中不是外来词，“日本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西洋传到日本的那些新概念，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的另起炉灶罢了”。那么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的地位就变得非常尴尬，因为他们明明来源于异域，在当时普遍使用的汉语中，又具有极高的异化性，却因为使用了汉字就没有可以归入的类别。孙常叙（2006：304-311）在《汉语词汇》将这一类词归入了“借词”，比如，日语译词“主Q”（日语发音为shukan），引入汉语中成为“主观”（汉语发音为zhuguan）。
虽然中外学者做出了卓越的研究，却可以体现出大多数学者始终将定义规定在发音或是翻译的问题上，我们需要一个更普遍的定义法。
2.1.2 汉语词汇借用的特殊性及借词新定义
不同于拉丁语系的字母拼写形式，汉语中存在着特殊的借词现象。正因如此，很多时候，意译词不被归入外来词的范畴。然而，有些意译词外来成分明显，这类词在现代汉语的日常使用以及形成过程中都有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而有必要根据更多的因素综合考虑并扩充统一所谓外来词的概念，给它下加新的定义。笔者认为，凡是本语言中从前未有的概念，无论用哪种方式，造成新词或借用旧词以代译其他语言之词汇或某具体义项，均应视为外来词。
2.2 借词现象体现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内涵
借词现象是文化交流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通过借词的种类和借用方法来了解一定时期社会变化的核心和重点。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在汉语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塑造性的角色，从而又进一步对中国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过程和影响，笔者将会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3 中日语言文化交流及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3.1 中日语言文化交流
3.1.1 日本引进汉语的开端
日语与汉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汉语是日语形成的基础。日语分为假名和真名。假名是以汉字为基础创造的表音文字，真名是源自中国的汉字或是模仿中国的汉字。
日本本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了，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日本是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正如平安初期学者斋部广成在《古语拾遗》卷首所写的：“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宋茜，2013：7）。日本最先使用的是汉字（叶渭渠等，2004）。有学者指出，日本向中国借汉字作为语言始于公元5世纪左右（朴旭兰，2015：137），也就是日本大量向中国派遣学者的时期。然而早在那之前，中国汉代前后，随着中日的交往，日本人已经开始接触汉字。据日本史书《古事记（こじき）》所载，晋武帝太康五年（即公元285年），百济（今朝鲜）的儒学者阿直岐、王仁携带着中文的《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等儒家典籍东渡日本，讲授儒家学说（宋茜，2013：7）。这是日语中汉字借形词的开端，也是日本开始系统学习汉语的开端。
3.1.2 遣唐使
说起中日文化交往，没有人会忽略遣唐使这一段历史。作为日本向中国，尤其是发展最为鼎盛的唐朝学习的集中体现，遣唐使在日本古代政治、文化，尤其是日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遣唐使的派遣是中日历史交往有的一项“外交政策”（刘秋红，2011：251），这项制度是结合日本国内的实际情况而产生的一项特殊制度。大约在公元五世纪，日本为富国强民，迫切需要与经济文化发达的邻邦，也就是中国学习。根据宋茜（2010：7）所说，当时中国的商人、渔民和僧侣等带着先进的技术、文化与思想东渡日本，汉文、汉字也随之不断传入日本。同时，日本也开始通过向东晋、南朝等朝代派遣使者朝贡等方式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这一时期是汉字、汉字词大量进入日本的突出时期，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被日本广泛吸收并发展。这一时期的日语产生了大量的汉字借形词，也就是用汉字的形态来表达本土的含义，这也为十九世纪末日本全面欧化时，大量使用汉字词翻译英语词汇奠定了基础。
3.2 汉语中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研究
3.2.1 汉语中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简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古老的东方大国纷纷陨落，人们对东方文明的崇拜逐渐被西方文明所取代。不同于在东方文明发展史中一路领先的中国，日本率先开始了改革。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学习欧洲近代文明时，大量翻译了西方的科技、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著作，日本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全面欧化，随之而来的是国富民强，一片欣欣向荣。
日本的成功极大的刺激了中国，为求富强，中国知识分子大量留学日本，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在此历史背景下，中日文化开始了逆向交流，一大批日语词汇通过大量的翻译融入到现代汉语中，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这些词或是利用汉字创造新词，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闫志章（2008：33）指出，这类词涉及到各个领域，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统计，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共1270个，其中来自日语有459个，来自英语547个，法语78个。
3.2.2 汉语中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分类
（1）按造词法/译词法
日语在翻译英语之时，采取了多种方法。通过整理《汉语外来语词典》（岑麒祥，1990）中的日语外来词，我们可以将这一类词简单地分为音译词、意译词、音译结合和生造词等，举例如表1。
值得注意的是，上表举例中，例如“左翼”、“组织”这样的词是日语直接借用了汉语的固有词，但是却用这个词来表达与原来意思相近却不完全一致的含义。比如，“左翼”本意为“左侧部队”，翻译时用来表示“左派”；又比如，“组织”本意为“织布、构辞”，翻译时用来表示“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机构”。
如前文所说，王力先生等学者认为，这些日语词是直接借用了汉语的固有词，所以这一类词不该被当作外来词。然而，经过上表的举例和解释，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使用这些译词的时候，词汇本身的古意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弃之不用，或是增加了完全陌生、来自于外语的含义。这就好比别人家的小孩穿了自家的衣服，或许相貌还有几分相似，我们却不能因此认为这个小孩是自家的。
（2）按词源。
按照汉语中日语借词的来源，我们可以将这些词分为“汉源词”和“日源词”两类。“汉源词”指的是日语在翻译英语过程中，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汉字词来表达相应的概念，或是用汉语的固有词延伸出新的含义来表达英语中的概念（如上文提到的“左翼”“组织”等词）。“日源词”则是日语在翻译英语的过程中，利用汉字组合生造出来的词，属于汉语中从未有过的文字组合。除去“榻榻米”、“料理”、“三味线”这类表达日本特有风俗的词汇，有些汉语日源词已经完全融入汉语，让人难以分辨。以下举例说明。
汉语汉源词。明治时期的日本西学译者大多具有较高的汉学素养。在翻译西方学术用语时，借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词汇，形成了新的术语。比如，“文化”来自于《说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投机”来自于《唐书》：投机之会，间不容u；“文明”来自于《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闫志章，2008：33）；“阶级”来自于《三国史》：高下有差，阶级逾邈；“经济”来自于《晋书》：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
汉语日源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告”一词。《汉语外来语词典》对于该词的解释：一种宣传方式，通过报纸、电视、无线电广播等介绍产品或服务性事业等。意译英语advertisement（陈雪，2010：17）。“广告”可表达一个偏正短语，有广而告之的含义。汉语在借用日语创造的这个词时，完全采用了这个词的所有含义，形成了一个汉语中从未有过的、新的词汇，并以此来表达一个新的含义，因此是一个日源词。类似的词还有“肯定（affirmation）”，“蜜月（honeymoon）”，“对象（object）”，“实业（industry，business）”等（陈雪，2010：17-22）。
3.2.3 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通过整理，我们不难发现，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主要涉及到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名词术语等领域，更是遍及政治、经济、娱乐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十九世纪末正是现代汉语形成之际，因此，这些日语借词实际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是中国西学东渐的门户，经由日语传入，是英语深刻影响汉语的重要途径。这些词汇在现代汉语尤其是学术范围内的书面语中使用频繁、广泛，对汉语现代性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塑造性的影响。此外，很多人会知道“麦当劳”是翻译自英语的“Mcdonald”一词，却很少有人知道“经济”“社会”这样的日语借词也是外来词。因此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与直接传入的英语外来词相比，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同化程度更高，更抽象，更接近语言的深层次，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更大。
4 借鉴日本欧化经验的文化心态和启示
缘起是中国开化晚于日本明治维新，而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维新派主张直接效仿日本而不是直接学习欧美。近代赴日考察的相关人员、留日学生和旅日文人是传播的主力。康梁首发其端，而鲁迅用功最著。
首先，日本在中英文化接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西学东渐之时，地理相近，文字相通却早经欧化的日本，无论是在文化心态上，还是在地理优势上，都足以成为绝佳的缓冲地带，成为欧洲现代文明大量而轻易地输入中国的重要端口。
其次，这揭示了隐含的日、汉、英三语之间的联系。这一过程为汉语欧化的研究进而为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素材和启示，同时揭示了汉语向日语借词的过程实质上是转而向英语借词的过程。实际上，在这个三角形结构中，日语、汉语都依靠大量向英语借词完成其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两种语言又都借助了对方的力量才得以完成借词的过程：日语依靠汉字的表意性，而汉语则转而依靠日语已经完成的工作。在语言上，无论是日语借助汉字构造新词来翻译英语，还是汉语直接借用成型的日译词，实质上都是向英语借词的过程；而文化上，中国向日本学习，实际上是要更快地、更方便地向西方学习。
最后，文化心态方面尤为重要，日本欧化而崛起的成功，击碎了中国新知识分子最后的固执和卫道情节，给予中国新知识分子极大的希望，使他们认为，中国可以欧化，而且非欧化不可，中国欧化即可文明，这也大力促进了激进欧化的势头。日本成功欧化，还表现在它已经成功将欧洲模式移植到东方国家，使其成为一种适合东方文化土壤的日本模式，中国学习欧美最快最好的途径，无外乎全面借鉴这种日本模式。正是这种文化心态，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宣扬要以这种模式塑造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证明了经由日语传入汉语的英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更大，更具有塑造性。
5 结语
借词，在一个民族语言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引入了日语借词，而这些日语借词又是翻译英语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语通过日语引入了大量英语外来词，从而努力实现语言的欧化、现代化。这一类借词在现代汉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正视其外来词的地位并以此扩充外来词的定义。
通过举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因其使用了汉字词作为翻译手段，与直接传入的英语外来词相比，这类词同化程度更高，更抽象，更接近语言的深层次，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更大，更具有塑造性。日本作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缓冲地带，使欧化更加容易进行，也更加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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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常叙.汉语词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12篇
2016年临海市中小学公开招聘新教师招聘岗位一览表
招聘岗位
招聘岗位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备注
中学语文
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教育
师范类教育学、小学教育、初等教育等专业报考岗位以教师资格证学科为准;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学原理、课程教学论、学科教学、比较教育学等专业报考岗位以研究学科方向与本科所学专业结合为准。
中学数学
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数学教育、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数理基础科学、基础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学英语
6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英语教育、英语、英语翻译、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英语
中学政治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哲学、政治学理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学历史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历史教育、历史学、世界历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中学地理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地理教育、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中学社会
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人文教育及中学政治、历史、地理招聘岗位所需专业
中学化学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化学教育、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高级分子化学与物理、物理化学
中学生物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生物、生物教育、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物工程、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
中学心理健康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中学科学
7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科学教育、物理教育、物理学、应用物理、核物理、理论物理及中学化学、生物招聘岗位所需专业
小学科学
17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职教旅游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职教电子商务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及法律
中小学体育
20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体育教育、体育学、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小学音乐
20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音乐教育、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艺术教育（音乐）、舞蹈表演、音乐与舞蹈学、舞蹈学、舞蹈编导、舞蹈教育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小学舞蹈
2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舞蹈表演、音乐与舞蹈学、舞蹈学、舞蹈编导、舞蹈教育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小学美术
18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美术教育、美术学、绘画、雕塑、中国画、书法学、摄影、艺术设计学、艺术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视角传达设计、工艺美术、动画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小学计算机
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教育技术学、现代教育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及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小学语文
50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教育
小学数学
45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数学教育、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数理基础科学、基础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小学英语
1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英语教育、英语、英语翻译、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英语
特殊教育
1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学
学前教育
21
大专及以上
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学、幼儿教育、艺术教育（学前）、音乐与舞蹈学类
说明：1、中小学体育、音乐、舞蹈、美术岗位教育基础知识笔试统一考小学；2、小学科学与中学科学专业知识笔试试题相同。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英汉翻译软件 大学英语 英语学习
英汉翻译软件属于广义上的机器翻译的范畴，是使用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的帮助进行英语和汉语之间互译的工具。在当前信息化时代的浪潮下，在中国各界，使用计算机或是智能手机操作英汉翻译软件成为英语学习中的重要辅助工具。甚至在社会的不少人群之中，英汉翻译软件已经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工翻译，成为翻译实践的主要工具。英汉翻译软件由于其强大的翻译功能，可以方便的查找生词、疑难句子，也成为英语学习的重要工具，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词典、辞典，这种现象在大学生英语学习之中尤为明显。
通过考察和实践可以发现，当前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之中，英汉翻译软件在辅助学习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使用之中存在着更多的问题，部分是由于英汉翻译软件自身的局限性，部分是由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使用不当。
一、英汉翻译软件无法满足多样化需求
1.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学习英语的需求不同。在调查实践之中可以发现，不同的专业对于英语学习的需求不同，对于英汉翻译软件的需求和使用频率也不同。其中，英语专业学生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差距最为明显。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内容就是英语语言和文学，因而英语是学习的主体，英语课程和英语相关课程占据了课程的主要内容。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主体并非英语，无论是社会科学类学科或是科学技术学科，学生学习英语仅仅是学习一门语言工具，以帮助自己更好地了解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英语国家的科研材料和学术前沿，因而英语学习的比重相对不高。
2.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对于英汉翻译软件的需求不同。不同的专业需求决定了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于英汉翻译软件的需求不同。例如，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使用英汉翻译软件的频率更高，这决定了英语专业学生对于英汉翻译软件的使用便捷程度要求更高。他们之中很多人会将英汉翻译软件用于浏览英文网站和阅读英文原著上，英汉翻译软件是他们的重要学习辅助工具。
虽然英汉翻译软件在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之中也很重要，但他们对英汉翻译软件的需求与英语专业的学生有着极大的不同。按照不同的专业划分，学生接触到的学术领域完全不同，其中涉及到的专业英语词汇也大相径庭，这决定了他们对英汉翻译软件的单词库有着不同的需求。
二、不正确使用英汉翻译软件带来的英语学习副作用
1.学生对英汉翻译软件的依赖性。在调查之中可以发现，无论是英语专业学生或是非英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都会频繁地使用英语翻译软件，并在某种意义上对英汉翻译软件形成了依赖。有些学生由于在英语学习之中感到困扰，在进行英语专业学习时常常感到畏惧和恐慌，产生了对英汉翻译软件的依赖心态。例如，由于对英语学习的畏难情绪，不少学生会在阅读时有意识地避免阅读英语材料，在不得不阅读英语材料时会大量使用英汉翻译软件，严重时甚至会采用全句翻译、全段翻译甚至是全文翻译功能。这种对英汉翻译软件的依赖会加剧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畏难心理，造成“不用翻译软件不敢阅读英语文献”、“不用翻译软件不敢写作英文”，从心理方面严重影响到了学生的英语阅读和英语写作能力。这种不敢练习、以翻译软件逃避练习的现象并非孤立，这种英语学习之中的恶性循环最终带来对英语阅读和英语写作的更多恐惧和对自身语言能力的更多否定。这种恶性循环的学习模式名义上是进行英语学习，但实际上只是不断地逃避，过度依赖于英汉翻译软件可谓是非常不可取的。
2.英汉翻译软件本身的局限性。事实上翻译工作并非英语到汉语的简单转换，而涉及到更多深层次的翻译理论和对英语、汉语两种语言的熟悉和理解。杨士焯在《英汉翻译写作学》之中提出了翻译写作学的概念，认为传统的翻译工作只是一种翻译技巧的简单重复，以词和句为基础进行汉语和英语之间的简单转换，这也是英汉翻译软件的主要工作方法。但是出色的翻译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应该将翻译上升到系统的理论工作，以正确的对原文的理解和对译文的娴熟表达为基础。对原文的理解要求译者对原文所用的语言和原文背后的文化环境、产生条件有所了解，而娴熟的文本表达要求译者有较高的文学功底和语言文字处理技巧，而这些都是英汉翻译软件所无法实现的。这决定了英汉翻译软件并不能很好地提升学生的英语翻译能力，甚至在英语学习中会由于过度依赖而产生反作用。
三、结语
在当前的英语学习之中，由于英汉翻译软件的便捷和普及，不少大学生会求助于英汉翻译软件进行生词的翻译工作。但部分地由于翻译软件自身的限制，部分地由于在使用过程中的过度依赖现象，当前大学生在使用英汉翻译软件进行英语学习时未能完全达成英语学习的目标，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反作用。所以在使用英汉翻译软件时，学生要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优点和缺陷，扬长避短，合理利用。当然，对英汉翻译软件的正确使用尚是新的话题，如何改进英汉翻译软件使之更好地满足英语学习的需要、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使用英汉翻译软件，这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14篇
20世纪末期中国语言学领域的一些人头脑中出现两种比较悲观的认识：第一，汉字改革失败了；第二，确认汉语的词失败了。下面专门针对与第二认识相关的“词”和“字”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
一方面，词以及跟词有关的词性等问题在20世纪已经引起高度重视，［2］而且相应引起对词和语素(在汉语中一般用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的明确区分的重视。［1］另一方面混淆词和字的人还不少。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者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3］李赋宁说“以上借字大多数是名词”。［5］不仅语言实践中出现混淆词和字的现象，在语言理论中也出现这种现象。20世纪和21世纪交界时期新出版了两本语言学概论教材。第一本是徐通锵著作的《基础语言学教程》［12］(以下简称《教程》)。第二本是胡明扬主编的《语言学概论》［3］(以下简称《概论》)。《教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中的教材，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概论》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主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它们都将对21世纪的语言理论的普及产生重要作用。
然而，它们在解决“词”和“字”这个语言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教程》作者完全抛弃自己与叶蜚声合作的《语言学纲要》［13］的有关观点，“冒险”超越公认的研究成果(《教程》序言第3页)，否定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的结论，而认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
《概论》比较好地继承了“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这个语言的普遍理论。但是，对于什么是“字”，以及“字”和“字母”、“词”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没有清楚地进行论述。
“词”和“字”这个20世纪已经基本解决的语言问题，又被带到了21世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词”和“字”从表面上只是一个术语的区别，“实际上涉及到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教程》第35页)，甚至影响语言的发展。其中关于“字母”和“字”的问题是普通文字学中“最基本的问题”［10］。我们希望跟字和词有关的问题能够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形成学术讨论的活跃气氛。正确认识它们，对语言及其文字的研究和应用也非常有意义。
2.《教程》中的“词”和“字”
《教程》认为英语那样的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子”，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这是对汉语认识的一种倒退。
《教程》一方面认为英语的“word”翻译成汉语叫做“词”(《教程》第29页)，另一方面又把英语的“I，sway，why，bye-bye”跟汉语的“爱，岁，外，拜拜”都当做由相近音素的构成的“字”(《教程》第29页)。这不是明显地把“词”换成了“字”的说法吗？
为了证明“字”在汉语中的基本地位，《教程》提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的3个特点：现成性，离散性或者封闭性，心理现实性。这3个特点除了离散性或者封闭性，都是在强调“语言社团直觉的回答一般都是正确的”(《教程》第33页)这个“直觉”性质的观点。而且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字正腔圆”、“你敢说一个‘不’字”等说法中，确认“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教程》第33页)可是，我们也可以说“革命人民的字典中没有‘屈服’这个字”［15］。“屈服”明明是两个字，怎么是一个字？这不是又从直觉上否认了《教程》确认的“字”的存在？
其实直觉往往与科学可能产生矛盾。例如，直觉告诉我们：太阳跟着地球转动；火车窗户外面的风景在运动而火车没有运动。可是，这些都是跟事实相反的错误感觉。周有光用事实驳斥了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的错误直觉，说明宗教等文化的传播决定语言选择文字类型。［16］这说明直觉不可靠。
《教程》认为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有“词”和“句子”两种，句子是“最大的语法结构单位”，是“最小”的“表述单位”(《教程》第22页)。其实，句子不一定比词大，词不一定比语素大，例如“Home?”是一个句子，用一个词、一个语素充当。可见，句子、词、语素是性质不同，不是大小不同的语言结构单位。只有句组、词组、语素组才能分别与句子、词、语素构成必然的大小关系。
《教程》认为英语的句子虽然是临时组织的，但是句子中由主语和谓语两根柱子支撑的框架是现成的、封闭的。所以英语句子也是基本的结构单位。这会带来两个矛盾的问题：第一，汉语的句子为什么不是这样？第二，英语的词组为什么不是这样？
《教程》说英语的“语素，直到20世纪初期才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至于一般的人只知道有词，而不知道有语素。”(《教程》第28页)其实，汉语中的“词”也是这个时期得到关注的。1907年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第1页说“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如果使用汉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词，就像《教程》第31页说的：“老百姓怎能有办法把词找出来！”，因而否认汉语存在词;那么使用英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语素，是否要否认英语存在语素呢？
强调英语的“词”是现成的，汉语的“字”是现成的。这正好说明两种语言在书写习惯上的不同。因为英语等语言普遍把词作为书写单位，不仅有字之间的排列距离，而且有更大的词的排列距离，而汉语的书写中只有字的排列距离。熟悉书面语的人各自习惯地加强了自己对“词”和“字”的注意，从而忽视了对其他单位的注意。
其实，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对于那些不懂得书面语，我们叫做文盲的人来说，他们恐怕既不知道什么是“词”，也不知道什么是“字”，他们只知道自己说的和听的话语。如果都按照一般人的直觉去认识语言，那还有什么语言科学呢？况且科学的普及可以改变一般人的直觉。我们不能让错误的直觉来改变科学。
《教程》拿“游泳”这样的特殊的离合词来否定汉语的“词”的存在。可是“什么”、“桌子”、“国家”等等，是不能够否定的。即使在英语中，“词”也是一个习惯认识问题，有些从词组变化来的词，首先在中间用短线条连接，然后才逐渐取消连接的线条。有些意义上是一个整体的熟语，因为是明显不同的词固定组合的，仍然分开成不同的词书写。
《教程》中说的“字”其实是文字单位“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汉语的书面语素。因为汉字是语素文字，汉字的“字”基本上记录语素的。可是，《教程》又否定自己认定的“字”是“语素”，说“字相当于印欧系语言的词，而不是语素”；因为语素不是声音和意义关联的基础，“无法与概念相联系”(《教程》第34页)。其实语素分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只有不成词语素才不跟概念发生直接联系。然而在现代汉语中的“字”记录的对象，在许多情况下属于这种不能能够单独做词用的语素。
可是，汉语的“字”不是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不成词语素吗？例如“金子”这个词中的字“金”和“子”不是分别与概念发生联系的，为什么不叫做语素，而叫做与英语“词”相当的“字”？《教程》说“‘文字’这个字组有两个意思”(《教程》第370页)。那么“文字”中的“文”和“字”是合作表达一个概念，还是分工表示两个概念？
因此，《教程》认为汉语形成“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教程》第33页)，这个结论不可靠，也不明白。第一，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不一定对应一个概念。对应一个概念的字，只是适合汉语中的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多，所以《教程》说“五言诗、七言诗、万言书中的‘言’说的都是字”(《教程》第33页)。第二，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也不一定对应一个音节。例如“花儿”是两个字记录一个音节，“氵里”是一个字对应两个音节。第三，在没有文字以前的汉语中，没有字，也就没有“1个字”跟“1个音节·1个概念”的口语单位形成“结构格局”，除非一定把“语素”叫做“字”。第四，在“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中“字”，不知道到底是“文字”单位，还是“语言”单位。
《教程》一方面说汉语的“字”与英语的“词”相当，一方面在谈文字的时候又把英语的书面词形叫做“字”，说英语的“book”是“通过字母的拼合书写出来的字”，“英语的字属于文字范畴，语言学可以不研究”，汉语的字既是文字范畴单位，又是语言范畴的单位。(《教程》第372页)为什么要把不同性质的单位都叫做“字”？为什么不能把汉语的文字范畴的“字”和语言范畴的“字”用不同术语区分开来？好像都是为了照顾老百姓的直觉说法。
至于《教程》认为“浅”是形旁“水”和声旁“戋(小)”的意义交叉的结果(《教程》第105页），把字的结构当作词的结构的错误，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分析。
3.《概论》中的“词”和“字”
《概论》跟《教程》有方向上的不同。但是，我们在肯定《概论》的方向的同时，也想指出它在字和词的关系上存在的一些不明确的地方，以便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彻底的认识。
《概论》虽然用了“字”这个术语，但是始终没有解释什么是“字”。而且《概论》试图回避用“字”这个术语，采用“字符”的术语来代替。于是，又陷入了“字符”一个术语涉及“字”和“部件”、“字组”3个概念的混淆中。
《概论》首先用“字符”表示文字中的最小又自由的基本单位“字”这个概念。它意识到汉语“字”和英语“字母”的相同性质。例如，“无论哪种语言，字(外语是字母，汉语中是汉字)是文字单位”。(《概论》第108页)即使采用“字符”术语，还是意识到了。例如“‘字符’也就是文字符号，是文字的最基本的单位”，例如“汉字的‘字’和拼音文字的字母”。(《概论》第242页)
用“文字符号”或者“字符”表示“字”的概念，可以避免对“字”的一些传统误解，但是又会带来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没有把语音中的音节叫做“语音符号”？符号属于语言，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实体单位。音乐上的音符也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视觉符号。而“文字”应该是书面语言符号的形式，如同口语符号的形式是“语音”，因为“书面语是用文字书写下来的语言”(《概论》第148页)。因此这里的“文字符号”实际上指“书面语言符号”。第二，“字符”虽然统一了“字”和“字母”的术语分离的现状，但是，与下面的“部件”、“字组”的含义又发生矛盾。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形体结构复杂的字内部的“部件”这个概念。它把“字符”跟语言单位的声音和意义的不同的直接联系分为“意符”、“音符”、“记号”。(《概论》第242页)这里的“字符”实际上是指不同的“部件”。然而，“部件”对于“字”，就像“声母、韵母”对于“音节”的关系。“部件”可以单独构成单纯的“字”，可以合作构成复合的“字”，如同语素可以构成单纯词和复合词。
《概论》把“单纯字”和“复合字”分别叫做“单纯字符”和“复合字符”，说“复合字符是由单纯字符组合而成的字符”(《概论》第244页)。这就好比说“复合词是由单纯词组合的词”。所以，“字符”有时指“部件”，有时指“字”。其实，应该说“复合字是由多于一个的部件构成的字”。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为了记录一定语言单位的需要用字组合起来的文字单位“字组”。它把英语的“sh”、德语的“sch”当做一个“复合字符”(《概论》第244页)。“sh”、“sch”应该是用“字组”记录一个音素，如同汉语用“花儿”一个字组记录一个音节，用“sky”一个字组记录英语的一个词。这跟前面说的“字母”和“字”的相同地位又造成矛盾，而且跟教材说的有人错误地把表音字中记录一个词的“字组”和表意字中记录一个语素的“字”等同起来(《概论》第248页)，也发生矛盾。
语素文字不一定每个语素都用一个字记录，音素文字也不一定每个音素都用一个字记录，虽然它们在理论上在主体事实上分别是这样记录，但是不排除为了经济原则和特殊需要出现记录功能的例外。判断一个文字单位是不是独立的字，主要看书写中是否最小又自由［9］，而不需要看是否一定单独对应一个语言单位。我们为什么不会把“花儿”当做一个“复合字符”？因为用来书写这个音节的视觉形式是明显的两个自由的文字单位。同样“sch”也是3个自由的视觉单位合作书写一个音素。
《概论》虽然在上面论述中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语言单位和文字单位。但是，它对于混淆文字和语言等关系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明确的批评，是语言学概论教材中的一个巨大进步。例如，有人看到古代汉字一个字基本记录一个词，就以为现代汉字也是词文字；有人看到汉字记录的语素在语音形式上是一个音节，就说汉字也是音节文字；有人把通过语音表达意义的文字跟直接表达意义的图画等同起来，说汉字是怎么神奇［14］有人把记录英语词的“字母组合”，跟汉语的“字”等同，把英语文字的“字母”跟汉语文字的“部件”或者“笔画”等同；有人把文字的篇幅长短当做判断语言的繁琐和精练的标准；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词”，说汉语词汇贫乏；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语素”，说“字”构造“词”。这些观点，《概论》都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概论》第246页，第249页)。
但是，《概论》说到，把现代汉语的词语跟书写它们的字等同起来，使人错误地觉得“汉语就那么三四千个单词。其实，《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一共有3500个字，不等于3500个词。这就跟有人误认为西方语言只有26个‘字’一样荒唐。”（《概论》第249页）这就有些矛盾了。前面认为汉语的“字”跟英语的“字母”都是“字符”，可是这里又不把英语的26个字母当做26个“字”。如果既不能把字母当做笔画、部件，又不能把字母当做字，那么字母还有什么身份可以选择呢？
4.“词”和“字”的语言地位
汉语中有没有“词”？英语有没有“字”？人类语言中有没有普遍存在的“词”和“字”？有！20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者不仅进行了许多零散的理论探讨，而且产生《现代汉语词典》那样的实践性成果，把词意识引进了汉语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彭泽润［6］［7］、司玉英［10］等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
有个人的名字用了一个由“王”和“敖”两个部件左右结构的罕见字，在报纸上可以临时创造这个字，在电子报纸上只能用两个字加引号写成“王敖”的方式来表示，到了银行办理储蓄业务，就无法在电脑中找到这个字。［11］
《概论》第244页说“……是分音节书写，还是分词书写，这些就是字符的书写规则”。《概论》这样把文字的书写规则分为“分音节书写”和“分词书写”两种方式，也是普通文字理论的巨大进步。这说明语言学概论教材已经开始更多地注意到：英语按照词书写口语的特点，跟汉语的书写不同。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尽管《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公布10多年了，尽管英语一直按照词书写，然而，由于有些人把英语的书面“词”跟汉语的“字”错误地等同起来，所以一直对这种区别视而不见。
但是“分音节书写”正如把汉字当做音节文字是错误的一样，它没有从文字本身看问题，应该是“分字书写”。例如“花儿”是一个音节，分成两个字写，不能说是“分音节书写”。
任何文字必须首先分字书写，然后进一步决定是否分词书写。这样根据文字单位的书写距离可以分为“字距”和“词距”，从而形成人类文字书写语言的两种基本方式：“字式书写”(分字书写）和“词式书写”［8］(分词书写）。像现代多数语言的书写一样，英语书写既有“字距”又有“词距”。汉语用拼音书写也是这样，国家因此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但是汉语用汉字书写到目前为止，除了标题、广告等特殊处理的需要，一般只有单纯的“字距”。把英语的词距错误地理解成汉语的字距，从而把英语的字组记录的书面词和汉语的字记录的书面语素错误地等同起来。这就是人们经常把英语的“字组”或者“书面词”，跟汉语的“字”或者“书面语素”等同起来的原因。
我们应该明确：“词”是最小又自由的形式和内容结合的静态备用的语言实体单位；“字”是最小又自由的视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音节”是最小又自由的听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可以通过下面的语言结构图形更加系统的看到它们的相同特点和不同特点。平面之间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字”属于视觉形式平面，词属于形式结合内容的实体平面。不同层次之间不是数量上的大小区别，而是在同一平面中性质不同的单位，“字”和“词”在层次关系上都是“最小又自由”的静态层次。“单位”是可以从形式上切分的，“特征”一从对比中发现的。因此，不能把“语义特征”当做最小的语义单位，正如不能把“语音特征”当做最小的语音单位。
［1］程荣.《汉语辞书中词性标注引发的相关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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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学术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中医药名称翻译历史和现状
一、中医药名称翻译的历史
中医药学是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医学史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医药不仅产生得早，而且对外交流也有了比较长的历史。根据历史记载，在秦汉时期就有中国医学传入东南亚各国。同时，中国的医学、文化，以及汉字也传入了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在公元8世纪，中医药随着“丝绸之路”进入阿拉伯国家，翻译成了交流的必要手段。到了公元17世纪中叶，中国与欧洲多国有了医药方面的交流活动，但进展比较缓慢。18世纪末之前，在欧洲仅有19部有关中国医药学的译著出版，就翻译的语言有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和荷兰语。翻译者主要是来华的传教士。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随着帝国列强的侵入、新文化运动和，使原本封建闭塞的中国门户打开了，中西方在医学领域的交流也日渐频繁。不少中医药书籍杂志出现，翻译语言逐渐以英语为主。出现了黄光明博士等人亲自撰写的有关中国医学史专著。1932年出版由王吉民和伍连德所著的《中国医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天津出版公司）一书。七十年代初，美国的一位新闻记者在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访华来华采访期间，因患急性阑尾炎采用针灸麻醉术进行手术而获得成功。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掀起了外国人学习中国针灸的热潮，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派遣人员来华学习中医。为了适应这一需要，有关方面曾组织专家学者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医教科书，如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组织翻译出版的《中医针灸》（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等专著，至今仍被使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世界范围内西医对一些疾病的研究举步维艰，世界各国更多地开始关注中医，很多国家不仅派学者来华学习中医药，而且在本国成立中医学院或研究机构。此时，中医药的翻译者就成了中医药传播的主力军。经过许多年的艰苦努力，几部颇具影响的汉英中医用语词（辞）典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例如，1980年，北京中医学院（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出版了由谢竹藩等学者主编的供内部使用的《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Common Ter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nglish）；1982年，广州中医学院（现在已成为大学）编写组编著的《汉英常用中医词汇》（Chinese-English Glossary of Common Ter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1986年，欧明主编，广东科技出版社及三联香港分店出版的《汉英中医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问世；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编写的《汉英医学大词典》（Chinese-English Medical Dictionary）中所收录的“中医中药词汇”达11，000条；1984年，台湾五州出版社出版了刘必先主编的《汉英中医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同时，英国学者Giovanni Maciocia来华学习中医数年，归国后于1989年编写出版了纯英文版的《中医基础学》（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published by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 Ltd.）。1990年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出版张恩勤主编的《英汉实用中医文库》；199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的《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1995年，国内用于中医专业英语教学的《中医英语教程》（李照国，张登峰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等，1996年12月，“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分会”在海上正式组建，促进了中医药翻译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多的关于中医药英汉或汉英的辞书不断涌现。2004年，海外学者吕聪明博士英译的《黄帝内经》和《难经》的合订本（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Nei-Jing and Nan-Jing，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Vancouver）在海外出版。至此，中医药翻译事业朝着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主要目的在于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中医药名称翻译的现状
（一）中医药翻译取得的成绩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汉英中医词典。另外，大量的英汉对照、英文中医药教材也随之出版。目前已有大约8部汉英中医药词典问世，其中翻译了很多中医药术语，使中医药的翻译有了依据，推动着中医药翻译的发展；李照国先生《中医翻译导论》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中医药翻译长期以来由单纯的翻译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研究阶段；到目前为止，已有上千部中医药著作被翻译成了英文，例如《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匾要略方论》、《中医理论基础》、《中国气功疗法》、《大雁气功》、《中国推拿》、《实用针炙手册》、《实用中草药》、《中医梅花针》等。1991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医英语研究会及中医外语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会议的中心议题仍然是中医名词英译标准化。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召开了数次国际会议，最终出台了《国际针灸名词标准化方案》。这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名词英译标准化进程。
2005年7月张晶晶的硕士论文《中医药术语英译方法的探讨》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通过答辩，2007年7月，北京中医药大学赵霞的硕士论文《中医方剂英译标准化的研究》通过答辩。他们的研究标志着中医药名词英译标准化已进入大学研究生的教学领域。
（二）中医药翻译存在的问题
1.翻译术语不统一。词典应该是翻译的依据，但是现存的很多中医药翻译词典对同一个术语的英文翻译并不完全统一，这就容易造成翻译的混乱，甚至误解。
2.存在文化障碍。中医和西医的文化背景存在很大不同，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中医药的很多词汇和用语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包含着浑厚的中国文化意义。中医的很多疗法及用药使西方人很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产生误解。如果译者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重视理论，那将不利于中医药的传播。
（三）中医药翻译的必要性
当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中国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文字和文化。但是还有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中医是不了解的，甚至对中医的治疗方式方法抱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果很少在国际上被人了解甚至使用，导致这一尴尬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医药没有得到广泛推广，这其中中医药的翻译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中医药的恰当翻译，一方面有利于消费者的选择，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医走向国际化，造福于全世界人民。我们应该立足于前人的基础，不断深化中医英译理论，致力于中医术语英译的规范化。
参考文献：
［1］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3（8）：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