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1篇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2006年12月，当美国住房价格的长期上涨结束时，报纸并没有以六个专栏的大字标题宣布“飓风”来临。各国或国际政策机构的危机部门也没有召集紧急会议，启动有关计划，管理人们长期预言的“无序逆转”。如果一些私下言论的传闻是准确的（例如，“轻易发大财的好运结束了”或“现在大家各顾各”），或许在市场参与者中可以发现对事实最清楚的了解。
三年半后，危机还在持续，就像艾滋病毒，表现出通过不断变化来恢复其破坏潜力的顽强能力。毫不奇怪，人们还缺乏对危机的一致解释，毕竟人们花了几十年才了解1930年代的危机。这场危机还缺少一个名称，“次贷”似乎太过轻率；这场危机缺乏准确的日期，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它结束。因此，我称之为“2007～20××年危机”。
因此，我们仍需彻底满足两个互补的要求：了解与行动。我今天的演讲涉及前者，如果它们对行动有任何帮助，那是因为任何行动都以对事实的说明为先决条件：行动就像一条船，只有了解了历史的力量以及原则和目标，才能破浪前进。
我演讲的主题包含了下述信念：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危机的核心。这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总之，我认为，虽然危机似乎来自市场与政府关系中的市场方，但真正出问题的是政府方。首先，政府相信金融能够自发地进行自我监管和纠正这一“神话”，因而过多地退出确保稳定所必需的监管职责。其次，财政和货币政策助长了失衡和膨胀的泡沫。第三，决策仍几乎完全集中在国家层面，因此，未能管理住在全球金融中迅速出现的危机。危机仅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些错误。从导致危机的架构中走出的应是尊重经济自由但同时又有力地发挥其职责、不“拜倒”在市场和国家这两个“神像”面前的政府。
当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同社会一样古老。但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它进入了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新时代，对于这些机会和挑战，我们没有充分的了解，对其的把握更少。“2007～20××年危机”不是历史上偶然发生的暂时现象，它强烈呼唤政治和机构改革。
撒切尔-里根革命
2007年爆发的危机是一个时代的顶峰，在这个时代，对市场力量（甚至是“魔力”）的强烈信仰指导经济政策。这个时代始于1970年代末的另一场危机，当时，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由选民选举上台，这些选民对衰弱的经济感到沮丧，当时的经济受到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以及因干预和无效而失去信任的政府的困扰。
在政治领域，在1979年的英国和1980年的美国，选举是“引爆点”，但变化已由对保罗•萨缪尔森所称的新古典主义的理念和政策提出挑战的一代经济学家，在学术界酝酿多年，为人们无条件地相信市场效率和政策行动主义的无效奠定了分析基础。
我在大学以及后来作为一名从业人员所受的教育，是在撒切尔时期之前的环境中进行的。1960年代末，我在意大利银行开始我的中央银行职业生涯时，研究部门赞同并用作决策和运作指南的观点是：只要不断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就几乎可以实行任何实际利率。类似地，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接受稍高一些的通货膨胀，靠政策就可以实现高就业率。后来，随着通货膨胀开始困扰人们，上限和下限形式的行政控制成为影响信贷总量和构成的主要工具。在大多数国家（德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企业和个人生活在严格的外汇控制中。在欧洲，几乎所有公用事业，以及在人们以为是竞争的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大部分生产能力，都是国有的。银行业的最大组成部分也是如此。在构成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篮子中，大多数商品并非由市场定价，而是由法令定价。1981年，法国等主要工业国家新当选的政府根据条约承诺，建立欧洲共同市场，将所有银行和大多数行业国有化。
毫无疑问，早就应该改变方向。然而，尽管得到选民的支持，激发这场变革的拥护市场的思想倾向仍未占据主导地位。它遇到了强烈的抵制，不仅受到在旧有秩序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人的抵制，而且受到学术界、公共评论员和具有影响力的新闻界的抵制。里根和撒切尔不受精英们的喜爱，一般民众对他们的支持也很脆弱。里根当选后，在中期选举中明显失败，撒切尔在1982年的再次当选更多是由于福克兰战争，而不是由于国内政策。
“撒切尔-里根革命”改变了市场与政府的分界线，在损害后者的情况下，扩大了前者的领地。影响市场运作的规则、“官样文章”和其他障碍被取消，阻碍工作和效率的不当激励被禁止，对金融和信贷市场的行政控制被撤消，汇率控制被废除。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扩大了私有制并扩展了人们的企业风险：对股东负责的、受利润驱动的经理取代了公有企业行政任命的经理，为生产部门注入了新的活力。劳动力、产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将经济运行带来的回报和风险交还给企业（并最终交还给用户）。
就撒切尔本人来看，拥护市场的哲学起初强于她反对欧盟的偏见，她批准了单一市场计划。只是在后来，当她意识到这一计划意味着对国家的限制，她才后悔批准这一计划。
必须纠正在早先决策和经济思想中的某些功劳归于“拥护市场”的革命。它释放出的生气加速了经济增长，并赋予英国和美国新的活力。英国的增长在欧洲国家中从最慢变为最快，并成为欧洲大陆政策的典范。
从激进主义到危机
新思想被接受需要时间。然后，在某一点，这些思想从仅仅是被接受变为传统智慧，进行检验的负担从其拥护者转向反对者，这发生在1990年代初。1980年代后期，“撒切尔-里根革命”才赢得人心并确定了新的政策模式。两人下台后，更糟的情况有时来自转向拥护市场思想的反对党领导人（如克林顿和布莱尔）。
取胜的思想意识逐渐没有对手，失去了节制、世故和协调，这些是避免突发事件和灾难所必需的。当这种思想在知识和政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时，它转变为一种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在经济思想领域根深蒂固，但它也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方式。
当然，金融市场的极大扩张和金融业创造的巨大利润由许多因素决定，包括：寻求盈利性投资的财富增加、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新产品的开发以及金融部门大规模的管制放松。然而，这些因素往往与经济理论的演变具有间接关系。
因此，我首先谈谈从试验室机械地传给从业人员的经济思想所发挥的作用。在许多可选的例子中，我将考虑金融市场是高效的这一假设的广泛接受性。采用这一假设以及市场力量总是会进行套利这一相应假设，将受到下述更一般的论点的强烈影响：在处理生产、投资和消费领域理性决策所需的信息方面，市场经济所提供的机制优于中央计划经济所提供的机制――这种论点更多地属于政治哲学领域，而不是经济分析。
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激进版本中，被人们接受的是：如果市场是高效的，它就“永远正确”。我们可以用一个不严谨的句子来说明，即市场总是趋向均衡。那么，决策者不能告诉市场，而只能倾听和学习。如果价格远离理智的观察者认为的适当区间，那么这个观察者必须“谦恭”地承认，他必定存在疏忽之处，而他所疏忽的东西使市场以其的无穷智慧按其方式运转：同一市场在不久之前对同一商品或服务的定价是今天价格的两倍或是今天价格的一半，这并不要紧。如果一样东西被赋予“无穷”智慧，顾名思义，它超越了我们心智理解的能力，将进入我们信仰的领域。“无穷的智慧”的确是我年轻时传教士使用的表述，以说服信徒接受不可论证、也非不证自明的命题。
如果金融市场“永远正确”，那么也会具有“天然的稳定性”：金融系统能够自己提供可能具有的最大稳定。这是因为，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最能管理风险和未预见的外部冲击。感谢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技术的完善，所有资产都变得可交易，因而可流动。由于大型金融机构和多样化机构的规模及其所面临的风险规模，这些机构掌握信息、手段并有积极性来高效地管理风险。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下述没有依据的结论：在产品、机构和市场结构方面，金融体系不需要受到多少特殊的监管。市场正进行自我纠正，监管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因为它带来额外的成本并使市场参与者偏离效率的轨道。
高效市场假设的主导地位，使其他经济理论从决策者和市场从业人员的视野中消失。这是相反理论的命运，根据这些理论，金融运行天然不稳定。在此方面，得到许多著名经济研究机构支持的、失去影响力的两个命题是：不受监管的银行往往资本不足，金融市场容易交互出现情绪高涨和恐慌。下面，我简单谈谈这两个命题。
根据第一个命题，自发进行利润最大化的银行往往杠杆率过高，因为分散的存款人无法对银行经理和股东进行纪律要求并限制过度的风险承担行为。在银行按面值赎回负债的承诺面前，旨在限制银行挤提的存款保险安排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结果是，在自由的银行界，风险可能不断增加，系统性危机迟早会发生。我在1999年提出过，反对“自由开展银行业务的思潮”的重新流行，并表示对这一制度固有不稳定性的唯一补救措施，是严格按照政策并增加资本要求。自我监管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狭义银行”也不是解决办法。我赞成的方法是，只有银行可以从事某些业务，但同时，银行可以将经营扩展到整个金融业务领域。只有不进行监管或使被监管机构限于狭义职能，并让新合同和新业务做法在这一范围外蓬勃发展才能促成金融创新的想法，是所谓“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基础，“影子银行”是这场危机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
第二个命题认为，市场往往调整过度或不足。在市场交易耐存储商品时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市场为投机交易提供了更多的余地，投机交易的最终动机不是商业需要，而是从交易中盈利。在这些交易中，与盈利有关的评估不太参照“基本面”，而是更多地参照各个“玩家”对其他“玩家”行为的预测或“打赌”的准确性。对于资产的“适当价格”，投机者不感兴趣，也不应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市场走向”。如果他认为在其投资的时间范围内，市场将继续进一步偏离他所认为的“均衡价格”，那么当市场趋向均衡时，他将出现亏损，而不是盈利。
当然，商业驱动的交易和投机驱动的交易难以区分，因为两者都存在投机成分。此外，如果没有投机交易的成分，金融市场很可能发展的不够深入或者流动性不足，因而无法高效履行其分配职能。然而，如果投机成分变得过大，市场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是因为，进行赌博的人不是独立的观察者。市场是“赛马”，赢家不是最强壮的马匹或最好的赛手，而是大多数观众打赌会赢的马匹或赛手。这不是普通的赌博，而是一种特殊的赌博，在这种赌博中，“小球”根据玩家的命令旋转。
作为对均衡的暂时偏离，泡沫是市场本性的一部分。如果市场是高效的，它们会由被交易商立即纳入其信息处理职能的外部事件或消息决定，从而恢复均衡。然而，我们担心的泡沫不是这种普通泡沫――它们通过自我实现的预期而膨胀，而不是由交易商立即“捅破”。
市场泡沫仍迟早会破裂。最终，基本面发挥作用。但是，这如果发生的较晚而不是较早，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就会发生，其中之一是资源的配置不当。与此相关的是，沉重的纠正代价。
人的因素与社会行为
我刚刚谈了经济理论的作用，现在谈谈在“市场――政府”关系中，人的因素或社会行为。
市场不仅在思想倾向方面战胜了政府，而且成为一种生活价值和社会行为的指导。越来越多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士被吸引到盈利活动中，而不是参与公共服务或研究。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热望中，在描述成功人士生活轨迹的“学习、赚钱、效力”中，中间一项得到突显，抵挡商业诱哄的公务员和学者的社会地位相应下降。
我看到，一代经济学家拒不使用均衡汇率、核心通货膨胀、中性利率、产出缺口或结构性赤字等主要经济概念。他们指出，在衡量和定义争论方面存在困难，但他们不愿这样做的根源是自己取消了决策者的判断：只有市场知道，只有信誉有价值；如果你反对市场，你的信誉就毁了。
这种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规则与斟酌处理”的争论中对规则的强烈偏爱。拥护市场的革命“鼓吹”政策必须受到规则、范例、框架和战略的指导。它告诉我们，为了可信，决策者必须可预测，而决不应令市场感到惊讶。我必须承认，这些命令总是让我感到过于简单。当然，决策者必须可信并需要一种方法，而斟酌处理不能退化成反复无常。在我看来，将信誉等同于规则，将规则等同于可预见性，似乎是市场战胜政策的另一方面。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2篇
物价攀升，通胀失控。由于食品及能源价格飙升，2008年5月，越南的CPI按年算已高达25.2%，比2007年12月份翻了一番，创下1992年以来最高水平。对此，2008年6月11日前，越南国家银行已将银行存款利率从年初的8.25%调高至14%，同时允许各商业银行将最高贷款利率由原来的18%上调至21%，并将越南盾每日参考汇率一次性下调2%，但目前通胀上行压力仍然较大。
汇市持续走低，越南盾贬值加快。2008年3月下旬，越南政府扩大了每日越南盾兑外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但这一调整却使汇率持续下滑，越南盾在短时间内由升值变为贬值。
股市和房市价格暴跌。2007年10月3日到2008年6月16日，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越南证券交易所胡志明指数从1106点下跌到了370.18点，跌幅接近七成，跌幅居全球之首。同时，越南大、中城市多年来居高不下的房价也开始出现大幅下滑，房市成交量明显萎缩。
经济增速放缓，部分银行经营陷入困境。2008年第一季度，越南GDP增长7.4%，低于去年同期的7.8%。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股市和楼市价格大幅下跌，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以及银行贷款利率高调，越南的商业银行特别是私有银行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客户违约率迅速上升，经营陷入困境。
越南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经济过热，外贸财政“双赤字”。越南自1986年实行全面“革新开放”以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经济连续8年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GDP总量从2000年的312亿美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713亿美元。越南因此被国际社会看成是仅次于“金砖四国”的第五个新兴经济体，越南国内也逐渐兴起了“超印赶中”的豪情，以致于忽视了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经济过热问题。高投资导致越南机械设备、零配件和原材料等大量进口，加上美国次贷危机造成进口成本上升、出口疲软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越南贸易逆差由2002年5.98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124亿美元，占GDP比重由1.7%上升到17.4%，这远高于1997年泰国爆发金融危机时其贸易逆差占GDP6.5%的比例。同时，越南政府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使得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
资本项目开放过早，外资大量涌入引发资产泡沫。在国内资本短缺的条件下，越南政府为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不仅大量举借外债，还迅速开放资本项目，导致热钱大量涌入。2008年前5个月，FDI高达142.73亿美元，同比增加298%。在资本账户流入的外资中，房地产和旅游方面的投资增长尤其迅速，部分资金甚至绕开限制进入了股票市场，引发了当地消费和投资热潮，推动了股市和房市等资产价格不断走高，通胀压力持续累积。
宏观调控政策不力，货币政策偏松。一是越南政府应对通胀上升的政策措施比较滞后。在2007年10月，越南的CPI已经达到了12％，高通胀已露端倪，但越南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势头，对物价上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货币政策明显偏松。2008年第一季度，越南信贷投放同比竟增长了65%。但是，越南央行直到2008年5月份才将存款准备金率从9.3％调到12％，基准利率由8.75%调到14%，这一利率水平仍远低于通胀率。二是越南对通胀的调控政策有失偏颇。越南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通胀愈演愈烈，越南政府在2008年3月下旬接受了外国专家“以本币升值控制通货膨胀”的建议，将每日越南盾兑外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由0.75%扩大到1%。由于越南盾存在强烈贬值预期，汇率幅度的扩大反而加快了贬值的步伐。
此外，越南经济体小，股市市值有限，对国际市场冲击的抵抗能力相对较弱，也是导致此次越南金融风波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越南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治通货膨胀。越南金融危机已为我们敲响警钟。防治通胀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之重中之重，在自然灾害比往年加重的情况下，从紧的货币政策将是首选。新兴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对境外资源有很强的依赖性，极易增大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因此，我国在不断促进FDI流入和贸易增长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由此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占款大量增加造成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必要时可以实行提高存款准备金、保值储蓄与信贷规模控制三管齐下的措施，及时回收市场流动性，有效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避免人民币快速升值，严防热钱兴风作浪。虽然汇率管制的金融抑制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贸出口和FDI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金融抑制却又削弱了本国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削弱了金融资产价值创造中所需要的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对金融风险进行监控的能力。越南金融危机再次凸显币值被长期抑制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巨大风险。因此，从长远来看，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必须的。但从历次货币危机来看，在通胀高企的局面下，放宽汇率波动的幅度，反而会加快本币贬值。因此，我国人民币升值应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项原则。
审慎开放资本项目，加强外资流向监管。一是审慎开放资本项目。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总是出现在金融自由化和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之后。为确保经济金融安全，我国应坚持“不到合适的时机，资本项目就不放开”的原则，保持防火墙，以增强对国际金融动荡的抵御能力。二是加强对外资流向的监管。应该说，目前人民币升值远未达到热钱满意的程度，人民币走势逆转的压力在日复一日地积累，一旦基本面受到外部冲击出现恶化（如严重通胀等），很可能出现金融动荡。当前我国应当强化外汇监测，完善监控体系，及早察觉外汇流向异动，大力控制FDI进入股市和房市，同时，注意外汇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可逆性。
扶优限劣，优化经济结构。在保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要注重对不同行业实施有差别的信贷政策，扶优限劣，防止经济结构失衡，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目前在国内商业银行和本土企业资金链已经极为紧张的情况下，要避免运用一刀切的信贷规模和贷款利率政策，防止利率的过快上调，使绿色产业、民生工业等行业经营陷入困境，甚至因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产休克，造成经济衰退。
进一步挤压楼市泡沫，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目前，在无法有效阻止热钱进入的情况下，如何降低热钱的获利预期和获利机会，避免热钱“功成身退”，是宏观调控面临的重大问题。虽然现在大中城市的房价上涨趋缓，小部分城市还出现了大幅下跌，但是相对于大多数居民而言，我国城市的房价仍然偏高，在许多城市的中心区域，房价收入比已经高达10～30倍，远远高于国际上公认的合理程度（3～5倍）。因此目前仍需进一步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对土地规划储备和房地产开发等进行更仔细、更有效的监管，适当时候可以实行行业和地区双线信贷规模控制和进一步提高第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实行限价房等制度措施，坚决遏制住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消除资产价格泡沫隐患。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金融危机；海外并购；风险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2-0-01
自21世纪以来，我国企业并购情况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增加，在国外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我国不少中资型企业已经按耐不住，想要通过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机会，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收购国外一些知名品牌的企业及其专业技术，并以此来提高自身在国内的地位。虽然我国海外并购发展迅速，但因为我国大部分企业缺少相关经验，而面临着诸多困难，如文化、政治及法律等方面的冲突。所以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掌握机会降低风险，才能从海外并购这股新潮中给自身企业带来利益。
一、战略风险
在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过程中，企业需要选取正确的并购方式。其并购方式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战略性风险”，通过选取与自身企业发展及产业相似的海外品牌进行收购，以此来扩大自身企业在全球经济市场上的发展空间。二是“投机性并购”，投资性并购与战略性并购不同，投机性并购是一种准备不充足的并购方式，其存在的市场风险比较大。因为海外并购导致的美国并购处于退步的期间，我国企业应要做好全面的准备，通过科学的战略，提高海外并购的效率，不能只是没有目的的扩张市场。并从海外业绩降低企业中吸取经验，在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去进行海外并购。从大部分海外企业业绩下降来看，其一部分的是有金融危机的外在影响，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企业内部的原因。所以，打破传统的单靠资金并购的方式，确立科学的并购战略，是海外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财务风险
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我国大部分进出口企业出现经济危机，同时也给企业及银行间的资金流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了减少不利影响，许多海外国家对其计量标准进行了相关修改，以此减少海外并购带来的风险。因此，我国企业在海外收购的时候，也需要考虑自身企业的资金情况，在确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海外并购，以避免得不偿失的情况出现。同时，企业还要拥有充足的人才资源，以确保收购后有能力管理并购的公司。
三、信息不对称风险
海外收购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有很多，其中包括信息不对称风险，即收购双方所具备的企业信息不一样。因为收购方对被收购方企业文化、核心技术等相关信息准备不充足，常会出现被收购企业虚报价格的情况，并对收购方隐瞒自身的不足，所以，为了降低此类风险的出现，则需要收购方对被收购方进行全面的了解，通过专业的机构对其市场情况进行评估，降低海外并购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提高海外并购的成功率。
四、政治法律风险
海外并购能否成功，还离不开收购方所在国政治局面的稳定情况，以及收购方所在国政治经济实力是否允许，在确保自身国家经济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海外并购，才能提高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因此，我国企业需要对国际政治格局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进行充分了解，对海外并购所产生的利与弊充分了解，从而达到海外并购预期的效果。同时，还需要收购方在并购过程中聘用一个相关律师，确定一个全面的合同，以达到在收购后的高效发展。
五、国外劳资风险
海外并购并不是简单的以一个价格收购海外企业，还需要考虑到收购成功后，国外企业劳务工资，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工制度较严格，其所需要的工人工资和福利费也比发展中国家高，因此，劳务工资问题也是海外并购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一大重点。在各国国情、法律制度及文化背景不同的情况下，企业要充分了解被收购方劳工制度，更具实际情况，从工人工资及工人福利等方面考虑，制定全面的划，降低风险，以确保公司收购后得以全面发展。
六、文化整合风险
企业的发展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文化，其伴随着企业发展的每个环节，具有着不可小觑的企业影响力，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各企业因为所在国家特色不一样，其在经济市场上的地位也有所差异，且如果并购成功后，两方公司因为文化差异导致企业发展停滞不前，那么将会给企业自身经济带来危害，因此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成功后需要根据这些差异制定合理的文化整合方案。上世纪末，以日本为代表的并购热潮的出现，即海外并购发展的初期，因为经验的缺乏，导致在并购成功后出现两方公司文化不同的情况，从而使得企业发展不前。由此可见，海外并购后遇到的风险就是两方公司文化不合。所以，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后需要对两方企业文化加以整合，取其优点文化，去其缺点，确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提升公司发展的凝聚力，从而促使新企业文化的产生，促进企业发展。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掀起了一股海外并购的新潮流。伴随着潮流发展，往往利与弊是并存的，金融危机给我国中资型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的同时，我国海外并购的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所以，我国企业需要补足海外并购所缺少的经验，抓住机会，降低投资风险，转变传统观念，深入了解所收购的品牌的核心技术，提高自身企业的技术能力。以提升自身企业在国内的地位，并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烨.浅析跨国并购的新趋势及应对措施[J].价值工程，2009（7）.
[2]陆学平，金润圭.中国企业跨国购并[J].国际商务研究，2006（5）.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宣媒体；深度报道；经济新闻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202-01
在全球性重大事件中，承担着对外传播功能的主流媒体，对重大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人民日报海外版承担着对外传播的功能，分析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于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报道，可以一窥宣传策略对于外宣媒体的重要性。
一、站在高度，全球视角
外宣媒体在对金融危机进行报道时以全球视角，面向世界传递信息。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对金融危机进行报道，不仅传播金融危机如何发生，还剖析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阐释其对世界发展带来的影响，分析其利弊，并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报道不是局限于传递信息，还体现出一种倾向，引导国际舆论，呼吁全世界联合起来，以饱满的信心克服危机。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24日发表文章《华尔街给我们什么警示》，10月16日报道《看好中国2条理由》，10月22日报道《全球金融体系当推倒重建》，10月27日报道《恢复信心 从何着手》，11月14日报道《“金砖四国”打造全球经济之锚》等文章客观反映国际金融危机的健康状况，详细阐释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引导国际舆论，解疑释惑。
二、全面细致，形成体系
金融危机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外宣媒体围绕金融危机展开多角度诠释，使世界全面了解金融危机。
（一）关于金融危机本身的报道传播信息是媒体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初阶段，人民日报海外版主要报道了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表现、各国的应对政策等基本情况。2008年9月17日发表了《雷曼公司破产预示着什么》，10月24日发表了《亚欧携手应对挑战》等报道，主要介绍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原因，导火索以及各国面对经济危机的措施。
（二）对金融危机的深入解读，外宣媒体更加注意宣传专家的观点。2009 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全球金融危机何时现曙光》一文，主要内容是专家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解读，解答它正处在一个怎样的阶段、何时结束、今年全球经济形势如何、怎样评价当前各国的经济救助措施等问题。2008年10月7日发表了《我们如何吸取金融危机教训？》、《金融危机两面看》等一系列解读性质的报道。总结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客观分析其带来的有利因素。深度报道成为媒体对金融危机进行解读最常用的报道方式。这是由于金融危机专业性极强，而媒体报道不仅要传递信息，还要进行舆论引导，尤其是外宣媒体，对外传播代表着国家形象，这样只有权威人士、专家对其进行解读才有更高的可信性。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和成效，我国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实施的举措和取得成效方面，外宣媒体的报道主要涉及国家、地方、企业、个人四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实行的政策调控、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激励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优越性、国有骨干企业的社会责任机制等；二是地方开展的好的活动，出台的政策等，比如人民日报海外版在 2008 年 12 月 10 日发表的《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一课》，通过报道广东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指明科技创新、结构调整是回避金融危机的一项有力措施；三是展现我国企业在国际性金融危机中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对外报道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对外传播首先应该力图融入读者群体所在的区域，做到“入乡随俗”。外宣媒体的传播理应做到，与当地受众的文化背景、信息需求、生活规律、收视习惯相接轨，增强节目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同时，要摒弃传统上中国媒体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平衡报道，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对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贡献，同时也要报道我们经济效率不高、市场调控手段有待更加科学等一些问题，摆脱“宣传”的痕迹，增强“客观报道”的分量，这样才能逐渐赢得更多西方受众的认可。
总之，媒体报道是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我国外宣媒体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展现国家成就、提升国家形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对外传播正在积极探索新的路子，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逐步实现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8-0044-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
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我国的经济衰退不是始于金融领域，而是始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出口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低利率、低汇率、低要素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它们大多只充当了低层次的供应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广东和浙江一带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掀起了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仅2008年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底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企业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企业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而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反映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GDP增速下滑，对外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减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财政收入不容乐观。而来自典型行业的报告更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如2008年10月初的钢铁行业的报告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钢材需求较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行业、造船行业、汽车行业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10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没有完全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当中，故我国不会陷入美国那样的深重危机之中。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
衍生品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泛滥，因而我国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不会很重。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产生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人们有时会提到，20世纪30年代美、德等经济大萧条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未受冲击，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造成不小的冲击呢?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外情况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不同。首先，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苏联经济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苏联当时没有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体系。而我国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其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目前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其防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远不如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在大幅度降低，这会削弱我国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于走出这次危机的出路，不少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说：“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明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结论是走向社会主义。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点思考。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让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又“起死回生”一样，这次危机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终结，但可以说是美国原有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外学者进一步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节；认为这种教条造成了当前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去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必须靠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目前“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其次，要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无序扩张；否则，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越远，产生的泡沫就越大，泡沫也就越易破裂，而破裂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就越大。要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可能变成投机经济，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一种值得汲取的教训。
再次，要减少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受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正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本也是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0％左右，而我国2004年曾高达70％，但197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5％。这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过快，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最后，要防止金融与经济危机危害的继续扩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原来作为分散风险的链条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因此，我们既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又要重视加强对其有效监管，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既要避免简单地模仿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又要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自身的单项指标，还应看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参考文献：
[1]宋晓平，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化和发展问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09，(5)：10。
[2]余永定，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当代亚太，2008，(5)：30，
[3]杨圣明，美国金融危机的由来与根源人民日报，2008-1 1-21。
[4]陈华，赵俊燕，美国金融危机成因分析及对我国的警示上海商学院学报，2008，[9)：17-19。
[5_吴建环，次贷危机真正根源究竟是什么[EB/OL]，人民网，2008－10－24
[6]陈志武，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学到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2008-05-10。
[7]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红旗文稿，2008，(13)。
[8]申家驹，关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人民日报，2009-01-10。
[9]吴晓求，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反映[N]，中国证券报，2009-01-10。
[10j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85。
[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4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602，
[13]白暴力，刘永军，白瑞雪，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与集中强烈爆发的原因[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5)：
[14]张娜，王月金，田岳，金融危机致沿海企业倒闭严重引发中国就业难题，中国经济新闻网，2008-11-10。
[15]金歌2009年金融风暴下的中国[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5-27。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6篇
首先，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者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者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监管或管治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固有的内容，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含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还存在着由于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因为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
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其次，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一般表现为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最后，金融危机的往往表现出如下特点：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造成经济危机；影响深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
金融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传染路径 半网络法 条件Copula
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国家间金融系统联系日益紧密，一国的金融问题可能很快会传染到其他国家，造成全球的金融问题。20世纪90年代就发生了3次传染性较强的金融危机，分别为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这3次金融危机对相关国家的金融系统造成较大危害，持续时间较长，还呈现出区域性危机特征。世界银行把金融危机冲击后不同市场有关经济变量间相关性提高的特性称为金融市场传染效应。
目前国内对金融市场传染效应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定性角度分析传染的概念、产生原因、产生机制和传导机制（周才云，2007）等因素。少数几篇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定量分析也集中在验证金融市场是否存在传染效应（秦朵，2000），描述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对金融市场相关性的影响上（孙彬等，2009）。对金融市场传染路径分析的研究尚未开展。国外对金融市场传染效应的研究集中在两个金融市场间传染的相关性大小上（Nagayasu J，2001；叶五一、缪柏其，2009），对金融危机传染路径的研究也较少。
本文采用分层条件Copula来分析金融危机传播时美、英、日、、五个证券市场主要股指相关系数变化情况，找出金融危机传染路径。分层条件Copula与以往Copula金融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并不仅仅研究两两市场间的相关性，而是以两两间的相关性为分层基础，构造出分层Copula，找出金融危机传染路径。
本文结构如下：首先介绍分层条件Copula理论和分层条件Copula模型构造方法，其次以美国S&P500指数、英国FTSE100指数、日本NIKKEI225指数、中国台湾加权指数和中国香港恒生指数作为样本数据，分析这5个金融市场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下的传染路径，最后进行简要分析。
分层条件Copula理论及构造方法
（一）分层Copula
金融危机爆发国向其他国家传染危机并不是直接对所有国家传染，而是先传染与其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并由被传染国家向下继续传染，逐渐扩散到所有国家。由此我们可以说：金融危机传染是以层为划分依据进行传染，各国所处的层决定传染的先后顺序。
大量金融实证研究表明，金融资产自身的非正态分布及金融资产间的非多元正态相关结构模型使得金融市场间的相关性表现为非线性相关性，常见相关系数不能衡量金融市场传染效应。根据Sklar定理，可以通过Copula函数和边缘分布函数F1（x1），…，Fn（xn），更便于描述金融市场间的非线性相关性。其表达式为：
（1）
高维Copula建模主要有一般构造法（Sklar A，1959）、分层构造法（Whelan， N，2004）和藤构造法（Kjersti Aas et al.，2007）。金融危机在各个市场间的传导机理同高维Copula分层构造法相同，在此本文尝试采用分层构造法来分析金融危机传染路径。
分层构造法分为全网络构造法（FNAC）和部分网络构造法（PNAC），它能由随机变量间的尾部相关性分析出各个变量在分层构造法中所处的层次，对数据进行分类，通过逐步构造二元Copula来实现高维Copula建模。这种方法把握住随机变量间的主要关系，极大地减少了计算量，使高维建模变得可行。然而，这种建模方法只适用于阿基米德族Copula函数，同时要求各层间的相关系数逐渐变小。全网络法和部分网络法结构图如图1、图2所示。
四维全网络构造法阿基米德Copula表达式为：
（2）
四维半网络结构阿基米德Copula表达式为：
（3）
阿基米德族Copula由一个完全单调的算子形成，所包含的函数种类繁多。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主要关注各个金融市场的下行风险，因此本文采用能够很好地描述下尾相依性的Clayton Copula来拟合金融随机变量。Clayton Copula函数表达式如下：
（4）
其中θ为Clayton Copula 系数，其对应的下尾相关系数为 。
（二）条件Copula
在分层构造高维Copula分析金融危机传染路径时常常有多个变量间相关性较强的情况，此时难以通过定性方法分析出传染源和被传染对象。条件Copula能够消除某个变量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得到变量间本质的相关性。因此在分析金融危机传染路径时能通过条件Copula找出传染源和被传染对象。
对于随机变量U=（u1，…，un），其对应的多元联合密度函数f为：
（5）
由上式可得：
（6）
其中v是n维向量，vj是v中任一分量，不包含此分量的记作v-j。
Joe指出对于任意j，有条件边际分布：
（7）
（三）分层条件Copula构造方法
第一，对所选取股指的几何收益率进行GARCH边际分布建模，得到各个股指收益率的标准残差序列；第二，检验各标准残差序列值的随机性，若残差序列为随机分布，则计算其对应的（0，1）区间内的边际分布；第三，求出两两变量的Copula参数值，得出两两变量的下尾相关性，将变量分成几个部分；第四，以划分出的各部分变量为基础，根据条件Copula识别出传染源和被传染对象，确定传染路径。
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运行状况的晴雨表，与金融市场健康与否紧密相关。因此分析金融危机在股票市场的传染情况可以作为判定金融市场是否健康运行的标准。金融危机自2007年7月10日正式爆发，至2008年12月31日金融危机爆发结束，各个金融市场开始进入缓慢的恢复期。因此本文所选数据时间段为 2007年7月10日至2012年7月27日。
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5个证券市场：美国股票市场、英国股票市场、中国台湾股票市场、中国香港股票市场和日本股票市场。在各个股票市场中选取能够标示股票市场运行情况的代表性股指，分别为：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伦敦金融时报百种股票指数（FTSE100 Index）、台湾股票加权指数（TWII Index）、香港恒生指数和日经225指数（NIKKEI 225）。以各个股指的日收益率作为研究对象，股指日收益率计算公式为：
（8）
2007年7月10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这场危机迅速传染到其他国家，造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传染效应明显。而以上5个股指分别为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代表股指，能够较好地反映金融危机在证券市场上的传染效应。本文将所选取的金融变量划分为两个时间段，2007年7月10日至2008年12月31日危机传染期为第一个时间段，此段时间内金融危机从美国传染到世界各地，对其他国家主要股指造成重大影响。2009年1月1日至2012年7月21日为第二个时间段，此段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危机在国际市场的传染效应基本消失，国家间本质联系决定股指的关系。剔除股市休息日后危机传染中共计334个数据，后金融危机时代共计787个数据。所有数据来源于雅虎财经网站，采用matlab7.2软件进行计算。
表1给出了金融危机传染期和后金融危机时代指数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从均值上看，金融危机传染期五个股指均呈现负的平均收益率，在金融危机传染期各个市场股指下跌明显，其中英国的平均收益率最高，为-0.0012，而同期下日本的平均收益率最低，为-0.0022；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除日本外的四个股指均上涨，均值为正，表明各国或地区救市政策开始发挥效用，市场信心恢复，股指上升。不同时间段下各个股指收益率均值均上升明显，其湾加权指数收益率上升幅度最大，为0.0026，英国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上升幅度最小，为0.0015。从标准差看，后金融危机时代收益率标准差均小于金融危机传染期收益率标准差，这表明金融危机造成了各国股指震荡，国际证券市场存在传染效应。从两个时间段各国股指收益率的偏度、峰度和Jarque―Bera统计量来看，五个指数收益率均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假设。
（二）边际分布模型
大量金融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数据具有较强的ARCH效益，而GARCH―N模型虽然能表现出ARCH效益，却不能描述数据尖峰厚尾的特性。在此，本文假定误差项服从t分布，采用t―GARCH（1，1）模型来拟合股票收益率，t―GARCH（1，1）模型表达式如下：
（9）
其中Xi，t为股指几何收益率序列，bi为GARCH项系数，αi为ARCH项系数，通过matlab软件可以估计出GARCH模型的各个参数。结果如表2所示。
（三）分层条件Copula建模
前文分析得到的标准残差序列通过概率积分变换，得到具有独立同分布的（0，1）区间上的均匀分布，并采用Copula函数分析各个股指间的非线性下尾相关性。本文采用静态Clayton Copula函数进行建模。表3给出的是两个时间段下各市场主要股指间的Clayton Copula参数估计结果，表4为各市场主要股指下尾相关性系数。
通过表4横向比较两个时间段的下尾相关性可知，除中国香港市场外，另外三个市场在金融危机传染期的下尾相关性明显高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下尾相关性。这表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确实引发了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对其他市场进行传染。而香港市场在后金融时代的下尾相关性高于金融危机传染期的下尾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内地股指对香港股指具有较大影响，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多项救市政策导致证券市场整体上扬，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打压国内投机行为、抑制金融过快增长，使中国香港市场与美国市场的下行风险增加。比较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三个市场在两个阶段的相关性可知，三个市场在金融危机传染期的下尾相关性明显大于后金融时代的下尾相关性，表明受金融危机导致的亚洲区域经济不景气对三个市场影响较大。
通过表4纵向比较两个时间的下尾相关性可知，金融危机爆发期内美国市场对英国市场进行了直接的传染，对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市场不存在直接传染。英国市场可能通过金融危机传染路径对日本和中国台湾市场进行传染，而中国香港市场也可能在金融危机导致的亚洲区域不景气的条件下通过金融危机传染路径对日本和中国台湾市场进行传染。
为了进一步确定中国台湾和日本的金融传染路径，本文采用条件Copula方法，分别以英国FTSE100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作为条件变量，计算日本与中国台湾股指之间的条件相关性。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在英国金融市场作为条件变量时，中国台湾与日本的股指下尾相关系数为0.5373，与金融危机爆发时期二者间的下尾相关系数相差较小，可认定金融危机爆发时期英国金融市场对中国台湾和日本金融市场不存在直接的传染。而以中国香港金融市场作为条件变量时，中国台湾与日本的股指下尾相关系数为0.2128，与金融危机爆发时期二者间的下尾相关系数相差较大，可以确定中国香港金融市场对中国台湾和日本金融市场存在直接的传染效应。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2007年7月10日爆发的金融危机在美国金融市场、英国金融市场、中国台湾金融市场、中国香港金融市场和日本金融市场间的金融危机传染路径，如图3所示（虚线表示非直接传染，中间存在传染市场）。
结论
本文以国际5个主要金融市场的代表性股指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2007年7月以来金融危机在美国金融市场、英国金融市场、中国台湾金融市场、中国香港金融市场和日本金融市场间的传染路径，以Copula下尾相关系数和条件Copula函数作为判别是否发生金融危机传染的依据，得出了金融危机在5个金融市场间的传染路径。实证结果显示：美国金融危机首先传染到英国和其他某个市场，之后传染到中国香港市场，并由中国香港市场将金融危机传染到中国台湾和日本，中国台湾和日本间基本不存在相互传染。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关注中国香港金融市场的直接传染源，找出美国金融市场对中国香港金融市场传染的媒介，使金融危机传染路径的研究更加精确。
参考文献：
1.周才云.金融危机的生成、传导及治理[J].经济研究，2007（4）
2.秦朵.外贸与金融传染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韩国1997年的货币危机[J].世界经济，2000（8）
3.孙彬，杨朝军，于静.基于Copula函数的国际证券市场传染效应实证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9（4）
4.Nagayasu J. Currency crisis and contagion： Evidence from exchange rates and sectoral stock indice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1，12（4）
5.叶五一，缪柏其.基于Copula变点检测的美国次级债务金融危机传染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09（3）
6.Sklar A. Fonctions de répartition àn dimensions et leursmarges[J ].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 Statistique de L ′U niversitéde Paris， 1959， 8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8篇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
参考文献：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9篇
如果说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离我们现实生活还非常遥远的话，如果说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曾经重复上演了多次的金融危机还只是我们教科书中的案例的话，如果说从1980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1个成员中有133个发生过的不同程度的金融动荡还只是我们身边的事，但与己关系不大的话，那么在1997年始发于泰国，并迅速蔓延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等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却使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金融危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实际上，尽管1997年，我国躲过了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但仍深深地感受到了其对我国经济及金融产生的影响-筹资成本大幅度上升，引进外资明显感到困难，就业形势突显严峻……。在我们庆幸自己在东南亚危机时度过了一个平安年时，我国已经发生了的一系列金融事件却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现实-各种形形的金融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1993-1994年的高达20%左右的通货膨胀率造成人民币严重贬值；1995年2月，国债期货“327”品种严重违规，暴炒债券1400亿元，亏损达10亿元之巨，使风光一时的万国证券公司元气大伤；1998年7月，当时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君安证券公司，因公司几位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并与国泰证券公司合并成立国泰君安证券公司；1998年下半年，新国大期货经纪公司承包人卷款潜逃；1998年10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而被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还有几大国有银行的坏帐、呆帐和逾期贷款更是我国金融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
面对这一连串的金融事件，也许我们就不得不问了：中国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吗？如果可能发生，那么最有可能是由于自身积累的金融风险引发，还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
其实，由于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由于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使得经济生活中必然不断蕴藏和累积各种金融风险，这些金融风险的累积将积聚巨大的能量并潜伏下来，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则可能爆发，使金融资产泡沫形成、膨胀，然后破灭，从而产生金融危机。由于国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如果不及时防范这些金融风险，那么也许金融危机就真的会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因此，我们必须积极运筹，加强风险管理，防范于未然，将金融风险切实有效地控制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建立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不断发生的国际金融动荡面前，国际社会感到严重不安。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界最大教训之一是：东南亚国家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因而人们对这一危机的爆发毫无准备，以致于在应付这场危机时措手不及。如果说金融危机犹如火灾，那么金融风险犹如火灾隐患。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防火墙逐渐消失，金融危机频率增加，程度加深，涉及范围扩大。
东南亚遭灾后，国际社会加紧探讨防范措施，并相继出台了一些金融体系稳定评估计划。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常常以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指标恶化为先兆，因此，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如果能够根据一系列金融指标对金融风险进行预警，那么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可能的。因此，在东南亚危机之后，各国都加强了金融预警系统的研究。
例如东盟各国外长于2001年10月举行会议，决定由在雅加达的秘书处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收集东盟各国贸易、国际收支等重要的财经数据和资料，由金融专家对其进行分析，以预测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2002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建立一个国际“论坛”作为国际金融危机预警机制的建议达成共识。
实际上，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早已对金融危机预警进行了研究。例如，早在197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在对金融风险预警进行研究时就指出，在固定汇率下，国内信贷膨胀超过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将导致渐进而持久的国际储备流失，最终诱发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迫使管理当局放弃固定汇率，使货币大幅度贬值，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在保罗·克鲁格曼之后，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租金的Kaminsky、Lizondo、Reinhart等研究者对其模型进行了拓展，并得到一系列有意义的结果。
从我国金融体制来看，国家金融正处在大调整阶段，不确定因素增加。未来几年，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差、激励机制不健全、市场约束力不强、监管力量薄弱等问题短期内还不能完全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已经加入WT0，直接面临国外金融机构强有力的竞争并可能直接面对国外金融游资的攻击，因此，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立足于自防自救，其好处不仅在于防范金融危机，还在于能够及时减轻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失衡的程度。
三、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结构
1、预警系统的基本结构
金融风险的大小可根据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指标来度量，为了能够对我国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必要时进行报警，需要建立一套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它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灯号显示四部分组成。
首先是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然后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参考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确定各指标的预警界限值；再用事先确定的数据处理方法或模型，对各指标的取值进行综合处理，得出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和相应的风险等级；最后用灯号来显示金融风险状态。
预警的目的是防范风险，因此，最后还需根据风险状态采取各种措施化解风险。如我们把整个金融体系比喻为一棵“树”的话，那么金融安全就是树“根”，各种数学处理方法、模型和基本经济、金融统计分析就是树“干”，而与金融安全直接相关的指标体系就是树“叶”要维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并健康发展，就必须观“叶”、抓“干”、保“根”，做好金融预警分析。
2、指标体系
金融危机的爆发，总是某几个经济、金融状态突出地先行失衡，进而引发其他金融指标失衡，从而导致全面性的金融危机，因此，金融危机通常都是有先兆的，具体表现在一些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上。通常能够有效地通过大幅度变化来预兆金融危机的金融指标包括：货币供应增长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财政手指差额/GDP、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外汇储备/短期外债、贸易差额/外债总额、实际汇率及波动程度、外国直接投资/外债、经常项目/GDO、贸易差额/GDP、外汇储备/GDP、外债总额/GDP、短期资本流入/GDP、股市价格指数波动幅度、不良资产/银行总资产、银行资本充足率等。
不过，由于上述指标数量繁多，而且某些指标也难以定量分析，因此有必要根据如下原则进行筛选：首先该指标应该可用于估计金融危机发射功能的概率；其次，各指标在危机发声前的行为可比性；第三，该指标语境危机的能力可以定量分析，第四，该指标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的预警表现良好。
3、预警界限
预警界限指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达到可预兆发生金融危机的这一水平。从金融危机预警研究的成果看，有的金融指标在国际上已经有公认的预警界限标准。例如，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协议》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定为8%；国际公认的“经常项目逆差/GDP”的最低标准是不大于5%；而短期外债/外债总额接近或超过25%就是危险信号，等等。对于没有明确的国际公认的预警界限指标，可以参照同一国家在金融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也可参照经济、金融背景相似国家在金融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并根据历史上发生金融危机过程中有关指标数据变化情况来分析测定。
4、灯号显示
为了直观地预报不同类型的警情，可以结合国家统计经济监测预警的做法，对警度采取类似交通管制的蓝灯、绿灯、黄灯、红灯信号来分别表示正常状态、低度风险警戒、中毒风险警戒、高度风险警戒不同等级的警度。其中，蓝灯状态正常（无警），表示比较保守，风险小，但相应地可能会丧失一些收益机会，绿灯代表低度风险警戒（轻警），表示风险小，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此时静态监控即可；黄灯代表中度风险警戒（中警），表示已经出现一定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需要提高监控力度，采取动态监控，及时反馈信息，并采取一定措施，尽可能地化解风险，红灯代表重警，即重度风险警戒，表示金融机构的风险已经很大，此时应采取一级警戒监控，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可能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事件，因此，当红灯出现时，决策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否则，金融危机可能很快就会来临了。如果能够跟踪某个时期各项预警指标的数值变化，并有有关的信号描述，并制作相应的预警指标信号图，这样就可观测到金融机构的风险来源及其变化，同时也可初步判断金融机构所承受的风险状态，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金融预警应用实证
泰国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始发地，这里尽管是事后分析，但如果我们将其在1997年以前的金融、经济指标进行分析，仍可以看到预警指标分析对泰国金融危机的警示作用。
从90年代初期开始，泰国GDP增长率、经常项目差额/GDP、外债总额/GDP、短期外债/外债总额等一直在逐年恶化。其实际GDP从1988年的近14%下降到1996年的6.7%，这说明泰国经济越来越乏力；外债总额占GDP比例从1989年的37%左右上升到1996年的50%多，短期外债/外债总额从1987年不到15%，上升到1996年的40%多，1995年甚至接近50%了，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25%，这说明泰国的外汇流动性风险逐年加大。实际上，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96年，其实际经济和金融运行指标，包括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股指变动等，如果用前面所述的灯号显示的话，几乎是全线飘“红”，这些指标不仅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就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也是最差的。因此，可以说1997年东南亚危机在泰国首先爆发并不是种偶然。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验与教训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1月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
[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5] 王德祥，论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J]，《经济评论》，2000年3期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解读 启示
引言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核心和关键。当前，相关书籍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述仍然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框架，主要着眼于实体经济，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组矛盾所导致的。
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明显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与传统的、源自实体经济的危机相比，呈现出鲜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高校两课教学和研究中对此应当予以积极的关注和充分的解释，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的内容给予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以提高相关内容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而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性及其本质，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如果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或含糊的态度和方式，则容易引发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鲜明趋势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拉美金融危机源于1982年墨西哥无力支付国际银行债务，不得不求助于美国，以至最终签署了北美贸易协定。危机不仅对墨西哥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并使其在经济上丧失了自。虽然无力偿还外债和实行外汇浮动汇率制度是此次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包括外国投资过分自由地进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国内外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等。
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源于1997年泰国货币的突然贬值，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同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的连环冲击所引发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发生地区经济结构的僵化、货币政策的失误、汇率和外贸政策的失当等。
源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快便蔓延至全球，并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发展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造成沉重打击。
与早期的经济危机相比，这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都源自实体经济，波及金融领域，而这几次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与之相反，源自金融领域，反溯实体经济；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日益广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深受其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的主导权，将危机的恶果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嫁。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读
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新特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透过金融危机复杂的表象，不难发现其本质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框架。
（一）金融危机根本成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从根本成因上看，金融危机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是实体经济危机的延伸。从表面上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来越多地源自金融领域，是金融领域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与实体经济的供给与需求状况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有着深刻的实体经济领域的背景，是实体经济的困境和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反映。近几十年来，金融领域频繁发生危机的前提在于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来自于实体经济的闲置资本，其中不乏投机资本。而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资本会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领域，是因为受到与普通劳动者有限的支付能力所决定的总需求水平的限制，大量的闲置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寻找不到获利机会，只好将其逐利场所转向金融领域，于是，西方各类投资机构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同时，许多金融衍生产品在设计时，都有实体经济领域的相关产品作为定价依据，如果这些产品出现严重供大于求、价格缩水的状况，就会使与之相关的金融产品价格以更大的幅度下降，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诱因。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机理就在于此。事实上，拉美金融危机和东南来金融危机也是当时本地区实体经济领域困境的反应，只不过是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下，实体经济的困境深化成为金融领域的风险和危机。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13篇
一、转型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从1788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28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回顾这些危机，尽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本质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基础都是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往往是产业危机的先导；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极度投机；多数危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首先发生于那些对世界经济具有支配地位国家中的那些对国民经济具有绝对影响力的行业或部门；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危机的形态也在发生转化。
19世纪之前，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所以绝大多数危机首先发生于英国。20世纪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转到了美国。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的主导产业是毛纺织业，生产过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行业，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个行业往往是重灾区。20年代之后，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上升为主导产业。整个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包括与它有直接联系的部门）较之其他所有工业部门有绝对优势，所以这个行业始终是那个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它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对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19世纪下半叶，大机器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矿产开采、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使这些行业逐渐上升为可以与纺织工业并列的主导产业，并在19世纪末最终取代纺织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于是，这个行业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同时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这些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行业或产业，在二战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机械制造、煤炭等行业;二战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转向汽车制造、造船、发电、石油、化工、电器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转向房地产业、金融业、IT产业等行业。随着这种转移，生产过剩危机的发源地也随之转移到相应的行业或产业。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危机史表明，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和数量不等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总的说来危机还是最突出地表现在产业领域，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是最主要的现象，而金融危机仅仅是伴随现象，带有附加性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逐渐与产业危机融合起来，使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原来突出地表现为产业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90年代以来，世界接连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以来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金融危机。从2000年4月开始，以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为起点，美国主要资本市场的股票指数出现狂泻，金融风暴席卷了美国金融业。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一路演变成世界金融风暴和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给美国金融系统带来了百年一遇的冲击，造成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灭，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资救助花旗银行……，等等。在这些危机中，除了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属于单纯的货币危机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产业危机基础上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尽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发生机制、伴随现象、本质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产业扩张与信用膨胀相互推动，在一些成长性较强的行业（例如房地产、新技术产业）形成投机热，并推动其极度泡沫化。（2)信用经济畸形发展，造成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3)生产过剩是危机的起点，生产过剩危机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过来推动生产过剩危机走向深入，并使整个危机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危机。（4)主周期的长度逐渐向古典周期回归，同期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总之，这些新现象的出现，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转型。
二、转型的原因及转型后的基本特征
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属于信用危机的类型之一，它是由信用关系中断引起的强制性恢复。由于金融业建立的基础是信用关系，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核心的时候，一旦这个领域发生信用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的金融危机，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已经很高，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信用关系也已经相当发达。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表明，金融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信用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_。
信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和发展，使交易关系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经济活动的交易媒介以货币为主逐渐转化为以信用关系为主，这种变化意味着商品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信用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信用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马克思虽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种经济形式对等并列，他指出能够和自然经济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经济，但认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并且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商品经济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如果从交换方式的发展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物物交换阶段、货币经济阶段和信用经济阶段。在物物交换阶段，产品所有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进行，这种交换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局限，扩大了生产的社会性，但它无法解决交换次数难以确定和交换目标难以实现的矛盾。货币经济阶段的到来克服了物物交换阶段遇到的困难，拓展了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货币而又需要交换时无法交换的矛盾。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信用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为，无不体现着信用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也同样渗透到了世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信贷、国际汇兑、国际债券、国际商业信用、国际银行信用、国际消费信用等等，总而言之，从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信用关系，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向世界扩散，它使货币经济让位于信用经济，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性流动。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拓展了商品经济的活动空间，增加了其内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为货币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对货币和信用关系的创新本身能够对象化为商品。在实物货币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无论是一般物品还是贵金属，都是商品，只是因为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随着经济生活中信用关系的出现，有了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信用产品，随着信用关系的不断创新，有了股票、债券、期权、票据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类衍生产品，这些信用产品，多数作为资本商品进入交易市场，成了社会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对象。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为资本积累开辟了道路。资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创新为资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如果说，在货币经济时代资本积累的出路和资本家消化过剩资本的基本途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创新，而在信用经济时代则主要转向信用创新。信用创新推动了信用扩张，而信用扩张一方面表现为信用种类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信用链条的延长。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产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产品。由于金融领域是信用创新的主战场，先进的创新手段、庞大的专业创新队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强度创新，使这一领域的信用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信用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多数国家的信用产品市值规模远远大于同一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关系的发展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能力。它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节省了流通费用，缩短了流通时间，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充分动员和利用了社会资源。只要信用创新能够带来足够的收益，资本主义就会尽其所能地推动其发展，就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创新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也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技术基础，它-般包括技术、制度、组织、管理、金融创新等多种形式。对资本而言，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个别资本获得超额利润；通过技术发明和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增加就业；通过延伸信用链条创造出更多衍生产品，促进了投资，分散了风险；通过放大杠杆的撬动作用使更多的大资本控制在小资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由于信用形式的创新，为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创造了条件；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而这又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望，形成消费热；消费热拉动实体经济迅速扩张并形成泡沫，而这又为虚拟经济及其泡沫化创造了条件。
这些年来，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推动中，虚拟经济的交易规模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衍生产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杠杆交易使信贷规模极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灭，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机。本来，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实体经济危机，它之所以首先表现为强烈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当泡沫破裂时，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现为剧烈的金融危机，危机使股市、债市、汇市、期市狂跌不止，财富大量蒸发，恐慌蔓延，赔本效应凸显，消费急剧缩减，结果使起初不甚明显的实体经济危机浮出水面，这时真正的危机才开始了，原来的金融系统已经被拖垮，正在进行重组，实体经济进入破产、倒闭或重组阶段，下一个需要度过的阶段是萧条。萧条阶段往往是新一轮创新的开始阶段，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即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也是新一轮创新的物质基础。由于新周期的物质基础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术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随着复苏阶段的到来，实体经济不仅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对虚拟经济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是虚拟经济存在的主要领域，所以虚拟经济的创新也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又主要表现为交易方式、金融产品的创新，近些年来，尤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为突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还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社会购买力。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不完全受实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它可以独立发展。从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看，由于期权交易、合约交易、杠杆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创新，以及多层级多种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使虚拟经济有了更大的独立发展的空间。由于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交易方式、交易对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经常伴有“羊群效应”、“博傻现象”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这意味着当事人受非理性行为的支配，很容易忽视系统风险，过度投机和使用金融创新，过度使用杠杆交易，造成虚拟经济的极度泡沫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实体经济触顶回调，就会引起信用链条初始环节的中断，进而引起整个信用系统危机，形成剧烈的金融危机。
三、转型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导机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产业危机周期”向“金融危机周期”的转型，虽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经济形态的演变引起，所以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经济个体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积累与扩张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本来，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发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产业危机趋于缓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最近30年来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一次趋于尖锐激烈。无独有偶，这一过程恰巧与信用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相重合，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加速转型的同时，其频率和周期长度再一次出现回归的趋势，其程度也在逐渐加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前，固定资本更新、商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推动是高涨走向繁荣的基本形式，尽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链条短，信用关系较为简单，信用产品的泡沫化较为有限，而且多数间接地通过股市非理性暴涨表现出来。萧条时期，随着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的启动，技术创新与信用创新同时进行，信用资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长潜力大、风险小的产业。到了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开始重点流向那些成长势头较为强劲、财富效应较为突出的产业，并且与这些部门的产业形成相互推动之势。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在继续大规模流向热点产业的同时，开始全面出击，既支持产业扩张，也支持商业繁荣，直至热点产业严重泡沫化，并最终走向破灭为止。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后，产业、商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与转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种类的增多，再加上杠杆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规模逐级放大，衍生产品的数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个倒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否稳定，外来冲击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关键在于实体经济是否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于日本、美国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三次转型后处于逐步完善过程中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尽管其具体层面上的发生和传导机制存在差异，但其一般形式已经基本相同，即：第一阶段，金融系统深度介入扩张潜力较大的产业，例如房地产和处于发展初期的房地产业，使这些产业在金融机构、开发商、投机者、游资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一产业扩张基础之上的信用链条也在延伸，数量在逐级放大，形成一个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体。在这一阶段，经济加速走向繁荣，整个经济活动表现出普遍的财富效应，当事人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较明显。第二阶段，极度泡沫化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拐点，泡沫开始破灭，随着物价下跌、利润减少、产品滞销，投资开始缩减。第三阶段，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信用链条沿着当初延伸的方向开始逐级断裂，庞大的虚拟经济开始倾斜、倒塌。第四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影响，使危机进一步放大，并沿着金融系统、贸易系统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扩散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心理，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纷纷采取避险行动，从而出现了“羊群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危机迅速蔓延、加速见底。
当然，以上说法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由于引发危机的直接因素有两类，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的冲击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由内部因素自发作用引起。内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泡沫的自动破灭，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游资的剧烈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英等国的推动下，出现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国际金融寡头裏挟长期以来用虚拟经济创造的庞大货币资本，像洪水猛兽一样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这种现象从日本资产泡沫破灭过程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结论
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自然状态下，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往往是那些对世界经济拥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响作用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那些占绝对优势的产业、行业或部门，它们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14篇
从金融市场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混乱造成的影响。何帆、张明(2007)认为利率提高和房价下滑是次贷危机发生的导火索，从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次贷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各种花样翻新的贷款品种的证券化以及人为高估的信用评级。
2金融监管不力
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对全球推广过程中日渐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在马克思危机理论中，马克思通过贴切实际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以及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述紧密联系，从而得出货币和金融危机的理论。而且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金融危机有规律地出现和爆发，使它的许多特点都表现出来，这些都在无形中为马克思提供了深入研究的条件。他在研究自己所处时代金融危机的同时，还顺势寻找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对之前的金融危机展开阐述，阐明了能够造成金融危机的实际条件，及其本质、发生机制、与生产过剩危机的关系、在经济周期中的表现等，从而形成和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危机思想。马克思主义建立的金融危机思想，其出发点就是货币理论。由于货币和商品产生对立，且一定要进行互换的情况在价值形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马克思表示这种情况下在资本运动的过程中出现货币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概率会很大。第一，买卖商品时期相互分离就包含危机的可能性。商品在买卖过程中，被分成了卖和买两个阶段，这样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处于分离环境下。在这样的环境下，商品和货币之间的转变就会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进而导致兑现价值和生产商品时出现间断等危机，所谓危机就是让两种既相干又单独的个体被迫合并在一起。第二，商品买卖中货币与商品的时间分歧随着信用机构的不断改革发展而被逐步放大。纵然信用代表的是优良品质，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虽然统一货币具备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并可以通过信用实现，但如果其中某一个企业在支付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很可能促使在很多点上终止了社会支付链条，并且涉及信用机构或其他企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是最深层次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在发展,出现经济危机的现象就无法规避,由于构成人们经济、社会活动的就是货币和商品，且二者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表现尤为突出的就是金融危机。马克思曾在其金融危机理论里指出“:万一劳动的社会性质体现在商品的货币存在上,进而使其成为一个脱离实际生产的物品,那么不可回避的就要面对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或者独立的货币危机[3]。”
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不仅组成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生产范围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是由资本的本性造成的，并导致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通常情况下，生产过剩的危机和银行信用的危机往往成为经济危机的两种类型。马克思认为，资金链条的中断表示出现了货币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债务不能变更为现实货币，货币也不能用商品转换，所以导致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以及引起商品贬值，信用货币亏损的状况最终导致工厂和银行的破产。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特征论述的观点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突然性金融危机总是毫无征兆的出现，没有人会想到它会到来。马克思根据十九世纪发生的金融危机非常明确地说出“：所以,在崩溃之前,营业都是一如既往，没什么突发状况……在崩溃即将来临之际,营业都是像平时一样，甚至比平时的生意还要好。”[4](2)传递性在危机比较广泛的时候,所有国家的支付差额，特别是商业发达的国家,都存在逆差,这样的情况是按照支付的序列,在这些国家的不同时间段像排炮一样的发生；而且,不论在任何一个国家，拿英国做一个比喻，如果英国爆发危机，那么所有的国家都会出现一样的危机,这是马克思以前的观点。马克思对危机的根本原因作出解释“：所有危机的根源，都是群众不能进行更多的消费，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但资本主义生产却无视这一问题，盲目的进行大量生产，生产量应该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制定的。”[6]经济危机出现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产生的有效需求不够与生产量过多。然而，我们也需要辩证地理解这一观点。对于局部意义上单纯因投机而产生的金融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它们的存在，这些只能看做是“真正的危机”的一个环节。而并非是马克思所讲的“真正的危机”。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
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经济社会危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爆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对此次金融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
在当代,要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根本上要从理论上科学阐释两大现实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验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的比例失调,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因经济不能正常运行而爆发经济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