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空间相关性；Moran I指数；空间计量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7-0023-03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Characteristics

Zhu Jing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Populati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air pollution in our countr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order to improve air quality, putting emphasis on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is essential. There are a lot of factors affecting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s, but the spatial factor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the provincial spatial correlation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is discussed. First, focuses on the provincial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alysis through Moran I index, and then builds 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It is concluded that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has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aggregation effects,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inadequate. Local governments raise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uld benefit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d so on. In the end, it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such as forming the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etween areas, improving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freedom, effectively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spatial correlation; Moran I index;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一、 引言

经过快速的工业化过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制造业大国，但这种压缩性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当前，各种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2012―2013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其他快速发展城市群区域出现了大规模、长时间的雾霾天气。造成大面积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是大气污染排放的增加和自然界自净能力的减弱。为了解决这种大气污染问题，2013年9月22日，国务院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该计划以严厉的措辞明确了行动的方式、目标等。

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增加污染防治投资，事实上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加强了环保投资力度，我国环保投资的总量和相对量一直呈上升趋势。本该有所改善的大气环境却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污染状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超出了生态系统的净化速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环保投资力度不足、环境投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关于后者，从理论上来说，环境政策具有外溢性，这可能使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标杆竞争”和决策上的空间相关性。[1]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投资政策时，不但会参考邻近辖区的环境政策，还会为了取得有利经济竞争优势来进行博弈。在中国，环境保护投资是一种政策引导下的行为，因此在研究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特征的时候，考虑空间相关性显得尤为重要。除此之外，中央政府的干预程度、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度、区域环境污染程度、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等因素也都影响着地方空气污染治理投资行为。为了揭示其中的规律，笔者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二、中国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Moran I指数分析

空间相关性，即空间自相关指的是一个地区的样本观测值与其他地区的观测值相关。观测值在空间上缺乏独立性，空间相关的程度及模式由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布局、距离）决定。检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存在与否，空间统计学较常使用两个统计量：一者是由Moran（1950）提出的空间相关指数Moran I；另一为Geary(1954)所定义的Geary c。在实际的空间相关分析应用研究中，由于Moran I和Geary c的作用基本相同，而Moran I更为常用，[2]因此笔者使用Moran I指数来检验我国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Moran I指数包括全局指标和局部指标两种形式，全局指标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局部指标是衡量地区单元与其周边省份相关性程度的指标。所以，在此选用全局Moran I指数来测量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集聚效应。[3]

Moran I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Yi表示地方政府i的变量观测值，n为地方政府总数，Wij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通常采用是否有共同边界为邻接标准，其目的是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接关系，便于把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的有关属性放到所研究的地理空间上来对比。一般相邻接的Wij的表达式为：

（2）

因为Moran I可理解为各地区观测值的乘积，所以-1Moran I1。当Moran I大于0时说明所观测的变量空间正相关，小于0时空间负相关，等于0时空间不相关。[4]具体到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问题，就是当Moran I不为0时，表示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具有空间相关性。

为了剔除地区经济规模差异对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选用投资强度即单位GDP的空气污染投资额来描述省级空气污染投资的力度。基于数据可得性，笔者使用的是除港澳台、青海和29个省份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2002-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利用GeoDa软件，画出2011年度全局Moran I指数散点图并算出Moran I指数值。如下图所示：

图中横轴为2011年各省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纵轴为经空间权重矩阵加权后的邻接省份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从上图可以看出，Moran I值为0.261176，且大多数省份位于第一、第三象限，这说明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并出现了高―高、低―低投资强度的相邻省份集聚的空间特征。

三、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特征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纳入了空间效应（空间相关和空间差异）的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两种，其中空间滞后模型也称为空间自相关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SAR）。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探讨各变量在一地区是否有扩散现象（溢出效应），而空间误差模型度量了邻近地区关于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程度（Anselin,1988）。鉴于研究目的，笔者选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另外，关于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有三种形式：混合回归模型，变系数回归模型和变截距回归模型。根据样本数据性质的不同，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又有确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分，并对应不同的参数回归方法。如果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应采用确定效应模型；如果需用样本对总体效应进行推论，则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笔者在面板数据模型背景下，建立的仅仅是中国各省市的计量模型，数据资料也并不全面，而且研究中也考虑到未观测到的其他特有变量对模型的影响，故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5]由前文的空间分析可知，中国各省级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确实存在着空间集聚现象，因此需要强调地区效应，所以笔者直接选用变截距模型。

模型表达式为：

，i，j=1，2，3…，29，i≠j （3）

其中：ln invit表示i省在t时期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即地区工业废气投资完成额/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为元/万元；C为常数项；Wij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如上文所述，其采用邻近标准，即不同省份辖区有共同边界，Wij取值为1，否则为0。同时对空间权重矩阵进行了行标准化处理；ln invjt表示第j省在t时期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Xit为其他影响环保投资的外生控制变量矩阵；β和εit分别为回归系数和随机误差项；α为空间回归系数，反映了样本观测值的空间相关性，即相邻辖区Wij ln invjt对本辖区观测值ln invit的影响方向与程度，[6]也是研究的重点。

除了上文所述的数据来源，也有部分数据2002-2012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3）式中控制变量的选取具体如下：第一，中央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用相应年份中央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来表示。[7]第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配权，即财政分权度，为了剔除人口和转移支付的影响，用人均省级预算内财政支出与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表示。财政分权度也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度，包括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自由度，由于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可能与中央政府、民众产生偏离，所以财政分权度的大小可能对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产生影响。[8]第三，各省环境管制力度，借鉴刘建民和陈果的方法，使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与排放量的比值来衡量。环境管制力度的引入主要是为了得出环境保护投资中企业的作用，而选用这种方法来计算可以避免用排污费衡量出现的误区，包括监管不到位和排污成本过低。第四，各省大气污染程度，使用的是大气污染严重行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根据2012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找出工业废气排放量前七大行业，它们总共排放了当年工业废气的90.13%，而且从历年年鉴中发现这七个行业对污染的影响随时间变化不大，因此用这七大行业的产值之和代表大气污染严重行业产值；在此，为了便于比较变化率，也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非线性、非平稳性、异方差等问题，将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和各省大气污染程度取自然对数，即inv和pol。

（二）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对面板数据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可能就不是无偏、有效的结果，所以这里使用的是广义最小二乘法。利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由R2和调整后的R2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各项指标均通过了1%或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所选取的各个影响因素对于地区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具有明显的作用。从F值可以看出，所有选择的变量对省级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的综合作用是明显的。

四、结论

笔者利用我国29个省市2001-2011年的数据，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我国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特征，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存在着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聚集效应，即一地区的环境投资和环境政策受相邻地区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邻接地区空气污染治理投入越高，本地区空气污染治理投入也随之增高。而且由Moran I指数散点图可见，高水平和低水平的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地区出现聚集现象，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在空气污染治理投资方面达成了“共识”，为了改善区域空气质量而共同合作，都增加空气污染治理投资；为了吸引外资来加速经济增长，纷纷降低对环境保护的要求，降低了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强度。

（二）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越高反而引起了地方政府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强度的下降

这说明了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投入的不足，特别是空气污染治理方面。我国所统计的环境保护投资分为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历年都占了绝对优势的地位。[9]中央财政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长，不仅会加重空气污染的现状，而且导致地方政府空气污染治理强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中央财政环境保护支出的增加，可能出现地方“搭便车”的现象，这与空间相关性也紧密相连。

（三）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度越高，空气污染治理投资额就越高，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决定了进行空气污染治理的能力，而财政支出则对于空气污染治理投资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当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度升高，支出自由度变大时，地方政府才有动力和能力去加强环境保护，增加对工业废气治理的投资。

（四）地方政府对环境实施管制的力度越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强度也应该增大

而这与文中回归的结果相反，这其中可能有两点原因，首先这个指标的选取是为了说明企业在空气污染治理投资中的作用，系数为负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企业处于消极应对的局面，也就是宁愿由于监管被处罚也不愿主动进行污染防治的投资。其次，地方政府虽然加大了对环境管制的力度，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仍然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导致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增速仍然滞后于经济增速。

（五）若省市地方大气污染行业占比重越高，则大气污染防治的投资额也就越高

这点与现实相符，我国近年大气污染严重的京津冀地区已经率先实行了比其他地区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例如河北省2013年明确提出“到2017年，全省煤炭消费量在2012年基础上净削减4000万吨和钢铁产能净压减6000万吨”的目标。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就是环保资金的投入，政府支持政策的实施以及环保行业的发展。这些都将促进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

五、政策含义

为了改善严重的空气污染现状，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并打破地区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恶性竞争，才能实现地区间的联防联控。中央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是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可行的政策，建立监督、奖励和惩罚机制。在此，保证政策的连贯性，让地方政府看到治理空气污染的决心，才能打赢治理空气污染这场持久战。给予地方政府更高的财政自由度，会有利于空气污染的治理，同时需要就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确保有限的资金达到优化的配置。我国环境管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收取排污费，但排污费标准过低，没有起到防治空气污染的作用。为了督促企业投资空气污染治理，需要提高标准，加紧监督，加重惩罚，避免无效的环境管制行为。对于重工业发达的地区，空气污染严重行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只有转变产业结构，提高现有技术，加大对空气污染治理投入，才有可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海生，陈少凌，周水章.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政策――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南方经济，2008(6).

[2] 吴玉鸣.县域经济增长集聚与差异:空间计量经济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07(2).

[3] 袁冬梅，魏后凯，于斌.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与产业布局的关联性――基于Moran指数的解释[J].中国软科学，2012(12).

[4] 刘渝林，李扬.中国FDI区域性差异的Moran指数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5] 吴玉鸣，徐建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集聚的空间统计分析[J].地理科学，2004(6).

[6] 崔亚飞，刘小川.基于空间计量的我国省级环保投资特征分析[J].学海，2010(3).

[7] 董秀海，李万新.地方环保投资驱动因素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2篇

关键词：雾化吸入；空气压缩雾化；护理；选择性

在呼吸系统疾病治疗中，雾化吸入法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措施。与口服药物治疗相比，用药量少、避免了对非病变器官的影响，减少了毒副作用。但在临床护理中，存在吸入用螺纹管未达到消毒有效浸泡时间或未完全晾干就使用；又时常遇到患儿拒绝或未按疗程完成雾化治疗的情况。我院儿科门诊同时使用超声雾化器及空气压缩式雾化器进行治疗，对两种雾化器的使用情况进行比较。根据雾化器的性能特点选择合适的患儿、药物、指导患儿及家长正确使用，到达雾化治疗的效果。同时让患儿及家长得到更好的治疗体验。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是一所集医、教、研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核定床位1100张，配置护士887人。儿科门诊于2015年1月～6月，选择180例3～5岁无明显呼吸困难的支气管炎、咽炎患儿，随机分成超声组和空气组。护士行治疗前健康教育，将两种雾化器的使用方式、注意事项讲解后根据治疗需求、患儿及家长意见随机分为超声组70例，空气组110例。

1.2方法 两组患儿的年龄、性别、病情、治疗情况无统计学差异。常规给予抗感染、茶碱和止咳化痰治疗，所用雾化治疗药物为布地奈德混悬液或沐舒坦。

2 结果

空气压缩式雾化器消毒简单、减少护理间接时间，同时缩短患儿吸入时间，患儿治疗选择性及家长满意度提高。超声组患儿在治疗过程中有19例要求转为使用空气压缩式雾化器。两组最后分组情况为超声组51例，空气组129例。见表1。

3 讨论

3.1根据雾化器的性能选择合适的药物、到达雾化治疗的效果。气溶胶大小是决定雾化治疗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5～10μm的气溶胶可达到下呼吸道近端； 1～5μm的气溶胶经气道传输至周围气道及肺泡，其中3～5μm的气溶胶易沉积于支气管或传导性气道[1～2]。超声雾化器MMAD 3～10μm。使得大部分的药液仅能沉积在口腔、喉部等上呼吸道，适用于湿化气道，稀释痰液，如沐舒坦雾化吸入。空气压缩式雾化器MMAD2～4μm， 能够进入支气管、肺部等的气管，适用于减轻气道黏膜水肿，降低气道高反应性，改善通气，如布地奈德雾化吸入。

3.2雾化吸入用具的消毒是护理工作重点之一。气溶胶相关的感染包括雾化器和吸入药物的污染，以及病原菌在患者间的传播。护士需严格遵循手卫生要求，减少病原菌在患者间的传播。超声雾化器使用后需清理擦干水槽，雾化罐、螺纹管浸泡消毒液1h，洗净晾干，才能再次使用。除了时间人力有较大消耗外，消毒时间及晾干环境往往不能达到要求。空气压缩式雾化器雾化机容易清洁维护，雾化用具为一次性内壁光滑的硅胶吸入管，每位患者一套，自行携带，每次吸入完毕后用清水洗净吸入器，晾干备用。简单方便，有效避免交叉感染。患儿家长多数选择一次性雾化用具。

3.3雾化吸入治疗前后，加强拍背排痰。在湿化过程中，气道内粘稠的痰液和分泌物可因湿化而膨胀，有可能加重气道阻塞，故需及时帮助变换，叩背排痰，必要时吸痰，以防发生急性阻塞[3]。雾化治疗前后指导帮助患儿进行拍背排痰，治疗过程中观察患儿呼吸节律、频率及症状。超声雾化器需要把药液用生理盐水稀释，雾液中水份含量大大超过药液含量，雾化量大增加患儿吸入时间及加重气道阻塞可能。空气压缩式雾化器原液雾化，时间短，不易造成气管内壁粘膜发涨，加重气道阻塞，几乎没有药液残留，药物利用率高，未发生加重气道阻塞情况。

3.4雾化吸入时患儿的放置 雾化时理想的为坐位或半坐卧位，有利呼吸增加气体交换。超声雾化器为螺纹管连接，螺纹管长度有限，儿童生理心理特性好动、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保持一个治疗存在困难。空气压缩式雾化器雾化组件轻巧，操作使用方便，送气管较长，活动余地大，坐、躺都能用，可以在小范围内活动，更利于患儿使用。

3.5保养及维修成本 超声雾化器使用中换能器易结水垢，仪器保养不便；仪器零部件多，加大了维修成本。空气压缩式雾化器为纯机械性产品，故障率极低，维修费用低，使用寿命长，一般正常使用5～10年[4]。日常只需保持表面清洁，定期检修；压缩机可反复使用，利于增加仪器使用率，无需附加耗材，节约了医疗成本。有效减少患儿治疗时间，空气压缩式雾化器简单的操作便于患儿及家长学习，主动学习组装及操作方法帮助患儿减少恐惧感，加大治疗选择性。

4 小结

雾化吸入治疗是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方式之一。螺纹管消毒晾干备用在使用量大的门诊是难点，并且增加了护理间接时间。在应用于患儿时因为年龄智力及教育沟通等问题，治疗依从性较成人有一定差距。空气压缩式雾化器从治疗时间、药液利用量、医源性感染控制、患儿选择性、家长满意方面明显大于超声雾化器，可以优先选择。

参考文献：

[1]Howarth PH. Why particle size should affect clinical response to inhaled therapy[J].J Aerosol Med，2001，14 suppl l：S27-S34.

[2]Heijerman H，Westerman E，Conway S，et al，Inhaled medication and inhalation devices for lung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cystic fibrosis：A European consensus[J].J Cyst Fibros，2009，8：295-315.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3篇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气污染；属地管理模式；区域合作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6-0057-10

一、京津冀大气污染及治理现状

雾、霾为悬浮于大气中、肉眼无法分辨的微小尘粒、烟粒或盐粒的集合体。它使空气混浊，能见度降到10km以下。其中的微粒子，达到一定浓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1952年，伦敦出现的持续雾霾对居民造成很大伤害，引起了西方国家高度重视。英美等国随后相继出台了空气洁净法案，随后，不断做出推动保护空气质量的努力。

在雾霾微粒中，一些直径很小的微粒，如PM2.5（大气特别物质中直径小于2.5微米的微粒）可以直接吸入肺腔，进入血液，尤其值得关注。如何控制这一微粒的浓度是空气污染治理中的重中之重①。京津冀是集首都、大型现代化和国际大都市、区域经济翘楚、人口众多的等因素为一体的大型经济区，也是雾霾的重灾区。如何治理好雾霾，在全国也会有重要的代表性和示范效应。

在过去的时间里，京津冀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积极遵守国家法律，做出了很大努力。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4月）及其实施细则、《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首发于1982年，1996年第一次修订，2000年第二次修订，2012年2月第三次修订）。在地方层面，北京出台了《北京市2012-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和《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出台了《天津市清洁生产促进条例》并建立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河北省印发了《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此外各省市还实施了《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按照分级、分区域应对原则，开展监测预警，及时信息，提倡排污单位和市民自主减排，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强制减排措施。

根据统计数据，十余年来，京津冀三省市各主要污染物浓度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参见图1、图2、图3）。但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仍超过环境容量，各项指标大多超出国家空气质量标准值，北京市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一直高于国家标准（0.1毫克/立方米），雾霾天气也更加频繁出现。

2012年以来，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城市爆发了严重的雾、霾。仅2013年1月份，北京雾霾日数就达25天，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严重污染程度甚至“爆表”

。据有关人士统计，从2008年4月至2014年3月，只有25天的空气质量符合国际标准。全国的雾霾形势也非常严峻，涉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1]。京津冀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化区域之一，也是雾霾的重灾区。

显然，这些现象告诉我们，已有的努力还不够。我国2012年新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依然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新空气质量标准虽增加了对PM2.5的监测，但与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发达国家的空气质量标准相比，还存在执行标准低、覆盖面小等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大气污染防治采用的主要环境管理模式是属地管理。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赋予政府直控型模式以法定地位，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这一法案一方面确定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强调辖区负责，使政府直控型细化为属地管理模式。这一模式虽然明确了政府责任，却因为行政上以属地为界分别包干，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时各自为政，行政壁垒重重。在我国现有的层级官僚制、财政体制和绩效考核体制下，这一管理模式引发了诸多问题。下面我们来重点讨论环境问题属地管理的缺陷。

二、属地管理模式的缺陷――以京津冀为例

属地管理强调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但大气环境污染的表现形式并不是谁引起就出现在谁的属地上，也不是谁引起谁就最有积极性来控制和治理污染。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管理的考核指标是经济发展。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努力竞争，发展经济，追求GDP指标，不顾粗放型发展带来的环境损害。具体而言，属地管理模式带来的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竞争激烈，区域工业布局规划不当

改革开放后，财政分权和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激励着地方大力发展经济，中央对地方的评估也以GDP增长为主。发展得好的地方，官员晋升就快。这一评估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促成了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2]。在这种政绩观导向下，地方政府往往对易拉动GDP增长的重工业比较青睐，造成竞争性、重复性大工程建设和环境污染的重大隐患。

2000年以来，天津经济实力快速上升，京津冀围绕经济发展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天津在与河北的产业发展定位基本一致，都明确提出要促进重工业和化工业的发展[3]，这就形成直接竞争，产业重复建设。为了与天津竞争，北京在产业转移时宁舍近求远投资河北也极少往天津迁移。当然，迁出去的大多是一些能源、化工、电力、钢铁等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

这样的工业布局，使重工业产业遍地开花。为了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河北地方政府各市县虽有巨大经济发展差距，还是踊跃竞争和重复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出台后，河北省为承接产业转移更是迅速扩大了开发区的规模和数量，仅2010年后就增加了90多个开发区（此前仅48个）[4]。虽然北京基本完成了产业转移，GDP中近80%为服务业②，但周边的重工业带来的环境恶化压力依然强劲，而且在北京的直接控制之外。

从北京、唐山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空气质量指标同期变化情况（参见图4、图5）可以看出，2003年～2011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情况是：北京以2008年为间断时间点，呈现先持续下降、后平稳发展态势；唐山市以2010年为间断时间点，呈现先持续下降、后直线上升发展态势。2007年首钢迁到唐山的高污染项目在2010年正式投产。通过对两市空气质量指标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在2003年～2011年间的走势可知，北京这三个指标始终保持下降趋势，唐山却一路走高。本就以重工业为主的唐山市又承接转移来的污染密集型产业使得污染排放量越加严重。

所以说，虽然污染转移了，但污染源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放到监管更加不严格的属地去了。从大区域来看，污染并没有得到好的整治。

（二）治理分权，经济差的地方希望“搭治污便车”

空气作为公共物品，在其遭受污染产生负外部性后，从“理性”角度出发的“经济人”不会主动努力去治理污染，而是希望“搭便车”，让别人付出成本来治理。空气是流动物体，不会按行政区的划分而停留，一个行政区大气污染加重，自然会影响到周边行政区的大气质量[5]。这一常识使得资源窘缺的地方等待观望，希望资源富足的地方出面治理。

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属地管理模式却促进了地方政府的“搭便车”行为：一方面，地方政府扮演的经济发展与污染治理双重角色存在“表面”利益冲突，在扩充GDP政绩观激励下，地方政府缺乏治理大气污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以行政区为单位划定管理范围使污染治理壁垒重重，亦为“搭便车”行为提供了理由。此外，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刺激了地方政府“搭便车”行为。

比如，北京市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在第二产业的投资仅占11.1%，天津市这一数字为23.2%。比较起来，河北是重工业大省，其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有大约48%投资在第二产业（按构成成分划分，约81.1%投资在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具购置上；按建设性质划分，约63.8%的投资项目为新、扩建工程，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仅占14.9%）。虽然河北第二产业庞大，对有利于大气污染缓解的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并无足够的积极性，而是希望第二产业小但资金富裕的首都北京出面治污，或是要求北京支付治污补助，弥补产业缩减的损失。行政区为单位划定管理范围，财政和支出包干，使得地方政府互相钻空子，不肯主动治污。污染治理也是行政壁垒重重，北京不能管河北的事，却被迫要为河北的污染买单，钱如何用也是隔靴搔痒。而河北也可以理智气壮地说，不生产，经济差，属地的人民没饭吃。

（三）基层政府“共谋”，影响政策执行效果

基层政府与其直接上级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来自更上级政府的政策法律和检查监督行为属于“共谋”行为[6]。经济扩张的内在冲动和GDP导向的绩效考核标准是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方面存在“共谋”的根本原因。此外，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少、事权多”的现实亦加重了这一现象。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使中央通过决策权和财权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行政控制[7]；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履行职责，为了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中获得“好成绩”，总是想方设法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派来的任务[8]。

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北省各地市采取的环保举措某种程度上带有“应对”中央或省级政府监管的色彩。如在监测网点设置上，邯郸市环保局“避重就轻”，对污染重的工厂集中区根本没有设置监测点[9]。2012年，河北省瞒报实际钢铁产五千多万吨，其实质则是地方政府“共谋”行为。当节能减排、淘汰落后的具体任务下发到各地方政府，为了降低成本、保住产量，瞒报实际产量成为河北省级以下一些政府普遍使用的手段。

（四）属地治理容易导致管制不力，政企博弈

我国大气污染日益严重与高污染企业的排污标准宽松有很大关系。以水泥排放标准为例，现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颗粒物排放浓度是50mg/m3，而国际先进地区已实现低于10mg/m3的粉尘排放标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泥生产国，且水泥产量年平均增速在10%以上。水泥工业排放的水泥粉（烟）尘占全国工业粉尘排放总量的39%，属于重点污染行业[10]。粉尘颗粒物是水泥行业的最主要污染物，PM2.5是粉尘颗粒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难点。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经济人”具有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争取职位晋升和扩充地方财政的强烈动机，某种程度上甚至纵容了企业的策略行为，导致监管部门执行不力[11]。正因为如此，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参见图6）。

同时，排污企业和监管部门长期处于“打游击”的博弈状态，这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选择。对企业来说，环保设备的投入并不能直接增加其经济效益，在排污惩罚成本较低情况下，很多企业宁愿交罚款也不安装环保设备[12]。地方政府从属地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处理方式不一样，有的地方容易与之合谋。北京市水泥企业在安装了排污监测设备后，通过非法手段对检测数据造假[13]，而河北省基层政府环保部门监管不力的情况大有存在[14]。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和企业的博弈行为共同形成了大气污染恶化的条件。

三、区域合作治理：一种新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的探索

如何突破区域治理的局限，探索综合治理的道路，是放在改革者前面的一个重要挑战。近年来风行的网络治理理论，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

（一）大气污染治理的理论基础：网络治理理论

政策网络研究起源于美国，以政策子系统研究为起点，从微观层面研究政策过程中主体间相互作用和影响，尤其是利益主体和政府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15]。随着政策网络这一概念的发展和被接受，不同国家的学者因国家制度环境、研究学科或时代不同赋予其不同界定，使其在欧洲逐渐形成利益协调学派和网络治理学派[16]。

利益协调学派主要活跃于英国，逐步成为英国主流政策过程分析范式。Rhodes认为政策网络有不同的依赖结构，这些结构随行动者构成、依赖关系和资源的变化而变化[17]。作为利益协调工具，政策网络可以通过影响成员间的互动逻辑来影响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它有利于分析政府和利益团体间的关系类型，但政策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并不能代替理论解释，需要与国家相关的理论结合起来解释政策过程和结果[18]（p92）。

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策略在德国和荷兰获得了发展。治理角度的政策网络强调政府和公民社会协同制定政策的结构和过程，其主要分析单元是网络中行动者互动和联结的类型。受系统理论启发，研究者逐渐将政策网络发展成了现代社会的治理理论[19]。与层级制通过命令和控制机制协调社会行动以及市场通过行动者的自我协调自发形成社会秩序不同，网络治理通过行动者间的资源交换和信任建立发挥非层级制的协调作用[20]。网络治理中行动者间的水平协调关系与政府中的层级制并非冲突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决定在层级制中的强制执行将增益政策效果。而网络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弥补了层级命令的不足。

网络治理作为合作治理的一种新形式，主张打破传统的区域、功能对政策资源的限制，通过发挥政府的资源整合者作用实现行动者围绕政策议题的集体行动，从而实现政策目标。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企业、公民、媒体等构成了围绕政策议题的网络行动者，本文以Rhodes提出的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关系类型为基础，提出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需要处理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这三对主要行动者关系类型的分析框架（参见表1）。

环节行动者资源行动策略倾向机制保障协调的关系层面具体手段

政策制定主要行动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次要行动者：公民社会、专家等权威、组织、资金、信息、合法性中央政府：协调地方政府关系，公共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污染治理“搭便车”；公民社会：配合政策执行立法保障；顶层制度设计；财政支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区域协作治理立法；组织建设与资源支持；严格的问责机制；调整绩效考核体制；政策制定听取公意、专家咨询

政策执行

执行主体：横向――省级政府间；纵向――省内各层级政府权威、组织、合法性、资金、信息扩大经济总量：弱化环境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省级政府之间关系；地方政府上下级关系协商、对话达成共识；信息共享的技术支持；管制从实地出发，属地化

政策对象：企业部分信息、资金利益最大化激励下扩大排污的可能性严格的监管机制政企关系高准入门槛；严厉罚污；奖励标杆

政策监督公民、社会组织、媒体等合法性积极关注有效的公民社会参与机制政社关系广开言路：公民举报、媒体监督、专家学者建议

（二）大气污染合理区域合作治理的应用与镜鉴

网络治理其实不是没有前期的经验。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市空气污染物浓度全面下降50%，这一成就得益于北京市践行奥运承诺采取的减排措施，以及京津冀及周边省市采取的联合行动[21]。建立区域环境管理机制是美国治理环境问题的主要方式，针对1976年洛杉矶烟雾事件，加州建立了控制该区域空气污染的政府实体机构――南海岸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区，通过该管理区将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提高到城市群治理层面[22]。英国主要采取严格立法形式治理大气污染，控制污染企业排污量，并授予地方团体执法权[23]这些成功经验，通过不同方式规范大气污染治理网络中不同参与者的行为，给京津冀大气污染协作治理带来诸多良好启发作用。

（三）我国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的现实走向

从近期我国采取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看，区域合作治理亦是其现实走向。2010年的《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其特色是打破了地方行政区划界限，将区域大气环境作为整体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着力构建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2012年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区十群”的19个省（区、市）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纳入执行规划的重点控制区，并规定了重点控制区的六大高污染行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③。2013年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规定需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分解目标任务，并将治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政府考核体系。

综合以上理论和实践分析，区域合作是大气污染治理的必由之路。但当前我国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体系尚不完善，从协调围绕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这一政策议题的三对行动者关系来看，仍有完善的空间。其关键之处在于从责任主体、利益主体、工作环节、行动方案、资源配置、策略走向、机制保障、协调机理等几个维度对治理方式进行全面的设计和推动。

四、区域合作治理的长效性：网络治理视角下行动者关系类型的协调机制

政策网络中行动者所掌握的资源及采取的不同行动策略形塑了行动者关系类型。但制度本身作为资源的源泉之一，对于行动者的策略行为有约束和指引的作用。基于此，协调机制的建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

（一）央地政府关系的协调：完善立法与顶层制度设计

我国现有的环境治理立法并未赋予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的法定性，相关政策支撑仅有“国十条”以及各省市的配套实施细则、“十二五”规划相关要求以及《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行动计划具有阶段性，易导致大气污染治理的短期性，出现“奥运模式”之后的污染反弹现象。

在京津冀已建立区域协作机制的前提下，加强以下立法与制度设计将有利于保障大气污染区域治理的效果。

第一，完善立法，确立统一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框架。构建区域治理法律体系，并将区域内和区域间治理主体的利益平衡纳入法律体系考虑范围，是区域合作治理成功的关键[24]。在立法方面，加快修改《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是人大主要工作内容之一。首先，应改变法律中不适应时展的内容，尤其是政府的单一治理主体地位和属地管理模式；其次，应协调区域内各省市大气污染治理目标；此外，还需确立区域统一的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框架[25]，统一京津冀三省市立法时间、目标和责任等。

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的立法亦需明确跨行政区环境管理的地位、机构、职责、程序和内容。

它需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区域合作治理立法作为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的产物，应具有利益相关者的一致意见，这就需要扩大立法的公民参与；二是区域合作立法应具有较强的制度性，充分体现其强制性、权威性；三是区域合作治理立法应有正式的执行机制。

同时，跨区域的协调管理机构和作为地方利益纠纷中间人的中央政府，应对违反规则行为做出裁决，以正式方式维护区域合作规则[26]。

第二，推进顶层设计，完善绩效考核、问责机制。顶层制度设计，是区域协作治理措施能够落到实处的蓝本，也是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重要协调机制。公共部门对其绩效负责并建立清楚的绩效标杆来衡量公共部门绩效情况是政府的责任所在[27]。需重构现有绩效考核机制，强调区域环境治理成效在考核体系中的重要性，并将其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挂钩，同时也可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的行政约束，避免污染转嫁和以邻为壑的现象[28]。此外，还需建立与绩效考核机制相对应的行政问责制以规制公共权力，以确保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依法办事[29]。而拓宽问责主体范围，完善问责程序，实现政府环境责任的法律化、规范化和程序化[30]，才能达到政府环境问责制的最终目标。

第三，支持政策执行，保障大气污染治理资源的稳定性。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需要资金、人员、信息、物力等支持，在不同利益主体存在“搭便车”动机情况下，保障治理大气污染所需的资源支持更为重要。2013年，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虽彰显了中央治理大气污染的决心，但对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仍杯水车薪。因此，建立长期稳定的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资金配置与监管机制、污染情况监测机制和大气污染治理信息公开与共享机制是地方政府切实执行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在物质层面的基本保障，也是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由顶层制度设计“落地”到具体实施的关键环节。

（二）协调与合作机制：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地方政府在治理区域大气污染上虽有共同利益诉求，但基于区域内经济发展、资源禀赋、政策环境等巨大差异，在治理区域大气污染问题上显然态度不同。协调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关系，建立相应协调、信任机制，是激发乃至推动地方政府治理区域大气污染问题的关键点。

第一，协调机制：完善组织机构，协调区域内地方政府关系。我国横向政府（同级）间关系是一种受政治晋升竞争和基于共同利益内生协商动力所支配的对等权力分割体系，同级地方政府无法按照传统官僚体制实行“命令-服从”式管理，但若要实现区域合作治理，则需要建立利于各地方政府谈判、协商的协调机制[31]。纵向协调机制的建立可以通过搭建高于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层级的国家层面的领导和协调机制并确定其组织机构来实现，如2013年建立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通过吸纳京津冀和周边省市成员以及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给予大气污染协作治理以组织支持。

横向协调机制的建立可通过区域地方政府间自行协调，以构建一个地方政府对话、谈判、协商平台和场所，而区域各地方政府高层领导的制度化沟通则对于建立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合作机制更为有利[32]。

第二，合作机制：建立区域内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协商制度和合作网络。合作常被视为建立在沟通、信任、承诺、理解和成果基础上的良性循环。

利益冲突往往是合作治理的出发点，在区域合作治理中应该具备地方政府针对利益冲突的直接对话，从而使得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直接对话实现“深度沟通”以获取共赢机会[33]。为防止出现各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利益不均，地方政府针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合作网络需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区域内项目联合审批，以避免某个政府基于本地利益的短视行为破坏区域的空气质量。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需打破部门间和地方政府间的边界限制。而以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为指引，通过建立协调型行政组织、编制联合审批标准并运用网络治理平台，突破碎片式审批体制困境，则能够推动区域联合审批的实现[34]。但需重视的是，行政审批区域联合必须牢牢把握住简政放权与监督管理这两条生命线[35]。另一方面，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和信息共享。污染信息共享是大气污染区域协作治理的基础条件，建立完备的污染信息监测和共享技术体系需要针对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展开转型研究，量化城市和地区间污染物传输量和明确各地大气污染物排放份额[36]，可为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科技支撑。

（三）政企关系的协调：健全监管机制

第一，提高企业准入门槛，奖优罚劣。在审批方面，需加强新上项目投资、环保、土地、资源与产出的综合绩效考评，严控高污染、高消耗及产能过剩等行业项目，从源头减少高污染企业数量是污染严重地方政府的必要选择。在环境执法方面，加大对高污染企业惩罚力度，大幅提高排污成本，以强制手段促进企业采取环保措施，同时对于环保优秀企业给予相应奖励，能够起到奖优罚劣的效果。

第二，从实际出发，监管手段创新。在建立协调地方政府关系合作机制前提下，地方政府在达成环境监管的目标后，监管手段可从地方实际出发，提升灵活性和创新性，从而保证区域合作治理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中央政府在设定区域内地方政府需要达到的环境治理目标后，对于环境监管的运行结构和具体步骤，可由地方政府根据辖区内实际情况制定。而监管权力下放到地方，在具备充足的持续性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具有强有力的动机去强化环境监管力度[37]。然而，在推动区域地方政府合作治理进程和减少其可能遭遇的风险和障碍方面，中央政府的权威所具有的优势亦不容忽视。

五、结论及思考

京津冀大气污染虽然几经治理并取得一定效果，但面临的任务依然或者更加艰巨。本文从现行属地治理模式缺陷出发，分析了该管理模式下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以网络治理为理论基础对跨区域合作治理模式进行了探索性思考。提出建立协调和合作机制，用于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三对关系。影响三对关系的主要因素和结果、属地管理模式及其缺陷，以及本文提倡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下图予以简单梳理（参见图7）。

目前，我国解决区域公共问题仍采取以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管制型模式。随着新区域主义兴起，改善官僚制影响下的区域封闭性、政府中心性以及管制型的区域治理模式，倡导区域各组织的对话、沟通、学习、理解过程及其担负的伦理责任更为迫切。区域大气污染的解决与治理，要求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和创新性。

虽然政府单一治理，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依然存在碎片化的现象。基于此，需要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有：一是摆脱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常走的“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以及“先污染、后治理”的短视发展之路，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在政府、企业关系方面，处理好地方政府间围绕“政治晋升”而展开的恶性竞争及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环境污染问题；三是在制度设计和立法方面，将区域大气污染合作治理纳入法律框架，并保证其长期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同时完善相关顶层制度设计，使大气污染的区域合作治理能够“落地”，确保大气污染治理的成功。

注释：

①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②2012年《北京市经济发展统计年鉴》。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部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Z].2013年第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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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大气环境；治理；创新模式；治理方法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改善，城市中存在的空气污染问题引起人们以及国家越来越多的重视。当前我国城市大气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尤其处在取暖季节的北方城市，雾霾以及颗粒物等空气污染物质使得能见度大大降低，不但威胁道路交通安全，而且对人体健康也会产生很大损害，极易引发一些呼吸道以及皮肤类疾病。然而，目前我国的城市大气环境治理仍然存在数据分析不客观以及预测性低等缺陷，所以非常有必要对城市大气环境治理模式以及方法进行创新改革，从而使我国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1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的创新模式分析

对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的模式进行创新，环境管理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国家政府的环境管理行为能够对环境治理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而方法得当且有效的环境治理能够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更加平缓，说明在经济增长同样的条件下，环境治理手段的实施能够使环境代价有效减少。在当前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频繁爆发的情况下，人们的生命健康以及社会的安定和谐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促使有关专家学者和媒体以及人民群众等社会力量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来推动相关人员对大气污染问题给予关注，国家环保部门也陆续出台了很多城市大气治理技术性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同时，还对全国PM2.5监测时间表以及浓度限制等给出明确规定，从而为城市大气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全面和有效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近几年，国家政府以及环保部门对相关工作做出了重大改革，多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以及法律规定等陆续出台，各个地区也做出快速回应，制定了适合本省的大气治理方案以及计划等，而管理-经济-环境系统循环结构是当前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的主要创新模式。

2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的创新方法

2.1综合利用城市大气监测技术

城市大气环境污染主要是由高浓度的空气污染物引发，所以必须对这些空气污染物质进行监测。按照监测方法来划分，大气监测可分为化学监测和物理监测以及生物监测等监测方法。其中，化学监测所采用的方法为实验，通过实验来对污染物质进行定性以及定量等会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但是其监测结果往往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物理监测主要是通过仪器设备等进行污染物质的监测，此方法不需要准备化学实验药品等，操作简便、监测效率高，可以在城市大气监测中大范围使用。生物监测主要利用动植物与城市大气污染物接触的状态来判断大气环境质量，此方法具有较高的环保效益。

2.1.1气态物质监测技术

对于城市大气环境污染来说，气态污染物质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分之一，所以气态物质监测技术是当前城市大气监测的主要技术方法。针对不同的污染物质来说，其监测方式不尽相同。例如，城市大气中的氮氧化物需要利用化学实验以及相关仪器设备来进行监测，SO2物质的监测则可以利用紫外荧光分光光度法进行监测。

2.1.2固体颗粒物质监测技术

目前，国内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对固体颗粒物质自动监测技术进行研究，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关部门应采取合理的措施来促进固体颗粒物质监测技术不断向前发展，并加强离散型颗粒物浓度监测等方法的利用，从实现对固体颗粒物质的有效监测。

2.2建立污染源和治理预警机制

首先，大气环境治理部门应充分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来建立大气污染源以及应急治理预警机制并将其完善，并且有关科研机构还应对常规治理技术进行创新和改进，改善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现状。其次，大气环境治理部门应加强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利用视频等实现对可吸入颗粒物质以及气态污染物等物质的实时监控和监测，从而使城市大气环境监测向自动化和信息化方向发展，促进城市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有效进行。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6篇

【关键词】支气管哮喘；空气压缩泵式雾化吸入；护理；效果观察

【中图分类号】R562.2+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4）02-0066-02

支气管哮喘是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慢性疾病之一，受到全世界的关注[1]。目前临床主要采用吸氧、静脉给药、吸入疗法等方法治疗该病，而气道雾化吸入治疗具有药物作用直接、起效快、用药量少（只有口服药量的1/10）、全身副作用小的优点，是哮喘的最佳治疗方法[2]。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法是近年来开展的治疗急、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主要方法之一，这种雾化吸入器通过压缩空气，将药液形成强气流喷射到起雾挡板上，激化为微小雾粒（大小0.5～0.8μm，过大易存于口咽部，过小会被呼出）并随气流通道涌向患者吸入口，从而达到药物雾化吸入的效果，在临床上主要是用于局部气道湿化，抗炎，祛痰等治疗。我科2013年开始采用空气压缩泵式雾化吸入治疗，现将临床疗效、护理方法及护理体会，总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2013年1月至9月收治的107例支气管哮喘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修订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关于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的诊断标准[3]，年龄38～75岁，均有气急、气喘、咳嗽、咯痰的临床表现和哮鸣音体征。

1.2仪器使用德国百瑞公司生产的PARI BOY 038型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器。

1.3方法护理人员均经过统一培训。所选107例患者在氧疗、止咳、平喘、抗感染等常规治疗和护理的基础上行空气压缩泵式雾化吸入。使用雾化药液为布地奈德混悬液8ml+异丙托溴铵吸入溶液2.5ml，每日两次。操作方法前护理人员常规个人准备，配置药液注入雾化器内。一般患者取半卧位或坐位，危重患者摇高床头20°～30°，使用过程中喷雾器一直保持与地面垂直，患者嘴唇裹住口含嘴，正常状态下吸气、呼气，注意观察喷雾器的出雾情况。吸入时间约5～10min。

2护理

病室宽敞、安静、整洁，保持病室温度在22～24℃，相对湿度为55%～65%。雾化吸入前向患者详细介绍空气压缩泵式雾化吸入治疗的使用原理，雾化吸入的目的、方法、配合及注意事项。教会病人正确的吸入方法，即用嘴慢慢深吸气，吸气末稍停留片刻，再用鼻慢慢呼气，使药液随呼吸运动到达细支气管远端，从而迅速减轻呼吸道痉挛，改善气急气喘症状。雾化吸入过程中询问病人有无不适及配合情况，注意观察患者的面色、呼吸情况，若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呛咳，面色青紫、口唇发绀等应停止吸入，必要时停止吸入给予吸氧、吸痰并及时通知医生，症状缓解后方可继续吸入。雾化完毕后协助翻身、拍背、鼓励其咳嗽排痰。拍背方法：由下而上，从周围到中间，使痰液松动，由支气管向外引流，准备好吸痰器，必要时给予吸痰，防止窒息。雾化完毕后用清水漱口，避免药液沉积于口腔内引起菌群失调。雾化装置给药都应注意雾化的面罩、口含嘴要做到一用一消毒[4]，冲尽消毒液，避免异味残留而再引起气道痉挛。

3疗效

72h后观察疗效。107例患者在氧疗、止咳、平喘、抗感染等常规治疗和护理的基础上行空气压缩泵式雾化吸入，其中89例症状明显缓解，呼吸困难和缺氧症状消失，哮鸣音基本消失。18例患者症状稍缓解，呼吸困难和缺氧症状有所改善，哮鸣音减少。由此而见，空气压缩泵式雾化吸入形成雾滴小能通过细支气管甚至毛细支气管，可迅速改善气道痉挛，防治哮喘发作，起效时间短，疗效显著。

4讨论

雾化吸入疗法是指将药物以气雾方式吸入呼吸道治疗疾病的方法，产生的气雾吸入体内必需要沉积在相应的部位才能达到治疗作用，这主要取决于微粒的直径和每分钟的药物量（雾的密度）[5]。所以选用雾化器和雾化装置显得尤为重要，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能形成0.5～0.8μm的极小雾粒或微粒泵入气道，可使药物直接达到肺部，产生局部作用，且使药物在肺内的沉积率增高[6]，起效更快。同时患者吸气时，进气活瓣打开，导入外界气流，雾化效率增强；患者呼气时，进气活瓣封闭，减少浪费，而呼气活瓣打开，引导患者呼出气体直接释放到外界空气中，有效减少药物浪费。活瓣系统的采用使患者在平静的呼吸状态下即可进行高质高效的雾化吸入治疗。提高雾化效率，减少药物浪费。吸入药液均使用药物原液，无需稀释，产生的雾量能够满足肺部的潮气量，大约15L/min，产生足够的药物浓度可避免药物剂量的不足[7]，在使用过程中空气压

缩泵效能稳定，故障率低，无需进行特别保养，平静呼吸即可配合治疗，患者易于掌握。

综上所述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法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具有用药剂量小、起效快、副作用少、无药物浪费和使用方便、老年人易于掌握、使用过程安全等优点，且疗效显著，是临床护理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工作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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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生态透析；轨道交通卫生间；污水治理

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地下轨道交通，从1863年英国的第一条地铁通车，标志着快速轨道交通在世界诞生，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100多座城市建成了地下铁道，线路总长度超过了7000公里。东京地铁近2000公里，年运量在100亿人次以上。如此多的人流量引发了人们对地铁人性化的强烈要求，地铁公共卫生间就是其中的重要议题。随着群众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许多地铁站开始尝试在地下空间设置卫生间，并用采取相关的手段对卫生间产生的污水进行处理。目前地铁采用的污水处理技术主要有重力排水、真空排水、密闭水箱提升等，但是实际的运行情况却不容乐观。有关调查显示，80%以上的乘客不满意目前卫生间的卫生状况，认为卫生间臭味污染严重，有超过60%的乘客甚至担忧，卫生间臭味是否对乘客及周边群众的健康带来影响。为了改善地下公共卫生间的卫生状况，对卫生间产生的污水进行及时治理，还乘客一个健康、舒适的地铁环境，各地都在开展地下密闭空间卫生间污水臭气的治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论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各种地下空间污水臭气的治理方案进行比选，讨论各种方案的最佳应用方式。

1 生态透析技术

生态透析技术是2013年起由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与广州赛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污水臭气治理技术，该技术目前已经在广州市白云公园站公共卫生间投入使用。其原理是利用弯曲河流的生态稳定的特性，利用填料模拟河流，在系统内形成完整的生态链系统，通过生态链的物质能量传递规律，实现污染物的逐级降解吸收，最终实现无臭味、无固体残渣排放、无化学物质添加的三无处理。

1.1 生态透析技术的优点

生态透析技术是一种新兴的污水处理技术，其具有处理效率高、占地面积小的特点，由于采用特殊的填料及处理技术，其可实现对污水、臭气及致病菌的同时处理。另外，其采用的是就地处理技术，避免了长时间长距离运输污水带来的污染扩散问题，有着良好的社会效益。

1.2 生态透析技术的缺点

该技术属于污水臭气处理技术，而不是污水臭气的收集技术，需配合污水收集技术进行使用。

2 重力排水系统

重力排水就是利用水本身所有的重力作用，通过排水管的收集排入车站内的污水集水池，再通过设置于污水池的潜污泵将收集的车站内的污水抽至室外化粪池经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1]

2.1 重力排水系统的优点

重力排水系统是最传统的排水方式，其对排水管道要求简单，控制点少，稳定性强。在非密闭空间的污水收集中有着明显的优势。

2.2 重力排水系统的缺点

重力排水系统采用的是敞开或半敞开式的管道，导致臭味及致病菌污染严重；重力排水系统是一种污水的收集及运输方式，而不是一种污水处理方式，其需借助其他污水处理设施才能实现污水净化。重力排水系统对仅仅对水进行输送，对臭气及致病菌无法进行收集的处理。

3 真空排水系统

真空排水系统是利用真空将各分散点的污水收集至提升器，再通过污水泵将污水排至指定地点的一种排水系统。真空排水系统具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即纯真空式真空排水系统、在线式真空排水系统和重力流与真空结合式真空排水系统[2]。纯真空排水系统即所有排污点均安装真空便器、真空污水提升器和真空地漏，真空便器用于高浓度收集粪尿进入真空污水泵站，真空污水提升器用于收集洗手台、小便器等其它排水设施的污水进入真空污水泵站，真空地漏用于收集地漏水进入真空污水泵站。在线式真空排水系统由真空机组、真空管路及真空卫生器具组成，利用真空机组在压力平衡罐及管道内形成真空，污水在室外大气压与管路真空压差的作用下被抽吸到真空管路并排至真空机组，再由真空机组排放至排污地点。重力流和真空结合式排水系统即大便器和小便器采用真空污水提升器收集，地漏水采用真空地漏，洗手水采用真空废水提升器收集，如此废水和污水在进入真空系统前是严格分开的，避免了便器管路的臭气传入废水管路（比如地漏）。无论哪种真空排水方式，其原理均是在卫生间各排放点安装真空废污水提升器，断续的废污水利用短距离的重力流进入提升器，当液位达到设定值时，真空控制阀会自动开启，真空泵站中的真空泵使管道内维持0.6bar的负压，污水将以4m/s-6m/s的速度通过真空管道进入真空泵站中的真空罐。废污水在真空罐中存储到一定水位后，污水泵开启，把污水排入市政管污水管道。

3.1 真空排水系统的优点

真空排水系统管道密闭，臭味及致病菌不易散发，改善了传统重力排水的弊端，可实现同层排水。

3.2 真空排水系统的缺点

真空排水系统工艺复杂，投资成本高，设备的控制点多，容易发生故障。而且，由于需要采用负压抽吸，真空泵需频繁启闭，当遇到人流量大时，容易出现故障，且频繁的启闭严重影响了真空泵及密封塞的寿命。真空便器需在传统便器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由于人口素质残差不齐，真空便器故障率人为因素相关性较大，维护频繁。目前，真空排水系统大多用于人流量小的场所。广州地铁APM线天河南站公共卫生间采用真空排水系统。

4 密闭水箱排水系统

密闭水箱排水系统是在传统的重力排水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针对重力排水系统管道密封性不够的确定，采用密闭水箱及管道替代原有的管道及集水坑，一定程度的避免了臭气外溢。

4.1 密闭水箱排水系统的优点

密闭水箱排水系统采用密闭管道，一定程度的降低了臭气及致病菌外溢。

4.2 密闭水箱排水系统的缺点

密闭排水系统中，密闭水箱是主要储污系统，其水箱产生的臭气需通过排气口排放，以维持水箱的正常压力。排气口带出了大量的臭气及致病菌，对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同样的，密闭水箱排水系统属于污水的收集系统而不是处理系统，其污水、臭气及致病菌均未能得到 有效的治理。

5 菌种投加处理技术

与以上的几种排污系统不同，菌种投加处理技术是一种就地处理的方式，通过在污水箱或集水坑中投加处理菌种，利用菌种将污水进行净化。目前该技术在上海的生态厕所有所应用。

5.1 菌种投加处理技术的优点

就地处理，一定程度的减少了污水的输送，防止污染的进一步扩散。

5.2 菌种投加处理技术的缺点

外来菌种针对性不强， 需重复多次投加，成本大，管理难度高。而且外来菌种对臭气及致病菌无作用，无法解决臭气及致病菌污染的问题。

6 各种污水处理技术的对比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五种处理技术可以分为两类：污水收集技术和污水处理技术。第一类：污水收集技术包括重力排水系统、真空排水系统和密闭水箱排水系统，其共同的特点是仅对污水进行收集，而非对污水进行处理，是一种污染物的收集及转移的技术，而不是处理技术。第二类：污水处理技术包括生态透析技术和菌种投加处理技术，其共同点是就地处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处理技术。其中，菌种投加处理技术仅针对污水进行治理， 无法解决臭气及致病菌污染的问题，而生态透析技术可实现对臭气及致病菌的同时治理，是一种全新的处理技术。在实际中考察发现，菌种投加技术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投加及管理，针对性不强，在地铁使用起来难度较大，不建议使用。而传统的重力排水、密闭提升系统及真空排水系统均无法实现污水处理，建议配合生态透析技术同时使用，可实现对污水、臭气及致病菌的同时治理，具体如下：（1）在投资及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优先采用密闭提升排水系统进行污水收集，以减少臭气及致病菌的散发。由于密闭提升系统水箱排气口臭味及致病菌污染严重，建议配合生态透析系统，实现对尾气的处理。对周边无管网的区域，生态透析系统可同时对污水进行治理，实现达标排放，同时可解决密闭水箱臭气污染问题。（2）在地下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可在地下空间安装生态透析系统个，同时对水和气进行治理；（3）地下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优先对臭气和致病菌进行就地治理，防止臭气飘溢散发。

7 结束语

地铁发展至今，设立卫生间解决民众需求已经是势在必行，如何处理好污水和臭气是地铁的重要任务。对地下空间而言，污水和臭气的治理应尽量就地及时处理，任何形式的运输都不可避免的导致污染物的扩散，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在后续的地铁站规划中，建议尽量增加卫生间污水处理设备及预留空间，以保证污水臭气得到及时的治理。在对污水臭气的治理选择中，可采用密闭收集的措施，配合生态透析技术对臭气污水就地治理，以便实现无臭无污排放的目的。

参考文献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8篇

感官上，雾霾天气中的城市如同“乌云”笼罩，让人极为不适。应对上，往往表现为城市突发事件及其应急处理。一定程度上说，我们还是把雾霾当做城市的极端天气来对待，以城市为单位，以城市应急模式来处理。

最近，还有关于雾霾天气的城市排名，用以判断哪个城市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现在每个城市都有治污行动，对空气质量的检测与治理，都在下苦功，这很有必要，但必须打破一种认识：北京有雾霾，就是北京的问题，三亚有雾霾，是三亚的问题。雾霾治理不能简单地以城市为单元。

前段时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综合空气治理有了顶层设计。具体实施上，比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有具体落实细则，指标明晰，时间表清楚，不过还是以更大的行政区域为单位，是行政区划框架下的一种先试先行。这种行政单位下的、指标化的、分解任务式的空气治理，的确可以取得效果。但立足长远看，这种治理模式需要警惕一种可能：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产业转移等方式，确保了某一行政片区内空气质量达标，但污染可能并不是真正被消除，而是转移他处。

必须明确的是雾霾已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共事务治理认识。雾霾是污染问题，也是气象问题，气象问题没有地理边界，也不是哪一个城市的专属，空气层面的环境治理，可以说对突破传统行政区域的全方位治理模式，提出了很高要求。就传统意义上的治理来说，面对雾霾，一个城市的环保部门是否足以解决问题？工业、能源、交通、城市建设各领域，其事务范围可能就要拓展，并且考核机制也要发生变化，更进一步说，这些事务不再局限于一座城市，而是要扩大到更大的区域。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9篇

案例伦敦：维多利亚后期的伦敦以雾都著称于世，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得蒸汽机被广泛使用，煤炭是主要燃料。由于技术限制，没有充分燃烧和过滤的煤及烟雾使得伦敦变成雾都。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效率更高的内燃机的使用，提高了煤炭的使用效率，同时，大范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抵消了技术升级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污染的范围呈扩大趋势，污染程度更深了。除了工业用煤，家庭煤炉也是伦敦空气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但在最初的反污染的法案中，并未触及家用煤炉。1952年的伦敦大雾导致4000人死亡，也迫使公众和政府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空气污染问题，于是有了1956年的空气法，不但规定了工业用煤和排烟标准，同时也限制了家用煤炉的排烟。这部法律直接推动了伦敦的能源换代，开始逐渐放弃煤炭而采用天然气和电力。由此伦敦烟雾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洛杉矶：人们最早意识到光化学反应形成烟霾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洛杉矶。廉价的能源为重工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而重工业的繁荣造就了城市的不断壮大。

洛杉矶发展极为迅速，1900年只有10万人，到1960年已经发展到600万人口，汽车的数量随着城市的扩展急速增长，汽车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府将烟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工业用煤，但烟霾并没有随着工业用煤的治理而得到解决，在经受烟霾困扰数年之后，终于有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对于烟霾成分进行了彻底的分析，最终发现烟霾的罪魁正是洛杉矶人视为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汽车。随后才出现了针对汽车的治理法案和立法，洛杉矶烟霾问题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才得到根本的缓解。

明治维新时期，采矿与冶炼工业造成了地域性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但日本当时正全力实现工业化、军事化，环境污染问题并未受到重视。大阪与神户地区的人口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62万人，炼钢、水泥与化工工业使大阪与神户地区成为当时日本重工业集中的地区。工厂排放的煤烟与二氧化硫对居民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日本工业的奇迹伴随的是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四日市位于日本伊势湾西岸，1955—1963年间，相继兴建了三座石油化工联合企业，每年排出大量的硫氧化物、碳氢化物、氮氧化物和飘尘等污染物，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直到20世纪中后期日本的空气污染和广泛的环境污染才受到重视并得到控制。影响其环境治理进程的力量十分复杂，有学者认为，几股力量的合力使日本在改变环境进程时没有使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偏转。其中最重要的有：“负责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体制；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体系；广泛的繁荣使国民有勇气质询污染的必然性以及超高的资本积累率，这使产业部门有可能花钱控制污染。”

二、城市空气污染的规律和特点

“哪里的重工业声名赫赫、政治风光，哪里的地价一文不值，哪里的黑煤最便宜，哪里出现了大规模的冶炼厂，哪里的地域性污染就日益严重。”虽然这一观点过于武断，但很多研究表明，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有着显著的规律。从以往的城市空气污染案例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来看，笔者认为城市污染的形成存在三点规律：

第一，从生产领域看，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推力。麦克尼尔谈到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时提出两点结论，一是工业化改变了能源和材料流动的结构和速度，每个地方和每个时代的工业化都会增加能源消耗和污染。二是能源效率虽然不断提高，但这一趋势被工业总体规模的迅猛扩张所阻碍。公司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从事采矿、冶炼行业，国家部门和政客则是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推动工业化与现代化，普通居民也向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提高在现代化过程中突出表现为高耗能、高消费。在工业化过程中，空气污染的最主要的、也是最早的污染源是化石燃料，之后随着技术革新，还有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加入。每一项新技术的加入在短期内改变了能源结构，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但长期来看，也必然产生新的污染。伦敦从煤烟污染到光化学污染就是极好的例证。

第二，从生活领域看，居民的生活方式在客观上加速了空气污染的过程。伦敦居民曾坚持认为使用家用煤炉是他们生而有的权利，洛杉矶居民也难以想象有85%的雾霾来自他们的汽车尾气。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了丰富的消费品和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这两个因素能够迅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社会应运而生。当汽车的价格对大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购买汽车变成了体现身份的象征，开车所带来的便利也成为大众追求的现代化生活的一部分。其他的商品也有着类似的逻辑，人们使用空调调解温度，使用冰箱储存食物，人们在享受商品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而商品所带来的负效应———如释放温室气体———往往被忽视，恰恰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加剧了空气污染及其他环境污染。

第三，从公共领域看，政府与公众对空气污染的反映程度直接关系空气污染的走向。1943年洛杉矶第一次经历雾霾时，当地居民以为只是暂时的天气现象，没想到雾霾居然持续了50年。政府与公众对空气污染的认识程度、对待空气污染态度和治理的决心直接影响了洛杉矶空气污染治理的走向。治理空气污染将涉及众多部门和层面的利益，汽车产业、石油公司、私家车主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治理空气污染的阻力。如何处理各个群体间的利益关系是关系空气污染治理成败的关键。由环境污染所引发的集体行动就是各个利益群体在环境污染问题中所产生的博弈突出表现。比如2007年厦门PX事件，2009广州市民抗议垃圾焚烧厂项目等等，如果处理不好环境污染中各方利益关系，不但环境问题会愈演愈烈，而且还会影响社会安定，因此，处理好、协调好各个利益群体的关系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方面。

三、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的路径选择

治理空气污染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程，推动空气污染治理的绝不应当也不可能仅仅是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也是这一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以往的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经验，其路径选择也是全方位的。

第一，立法是对空气污染最有力的治理手段。根据国家环保部历年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6年、2006年的两份《中国环境保护白皮书》所公布的资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环保法律9部，自然资源保护法15部，目前，已经基本建立起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体系。但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各地区资源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强调基本原则的环保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容易被地方政府、工业企业等利益群体发现漏洞，出现“文本与实践相分离”的问题。因此，环保法律所面临的任务是：1）科学取证，使环保法律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各地区的主要污染物不同，甚至同一地区在采暖期与非采暖期的主要污染物也不相同，立法要限制哪些部门，工业企业与居民应当承担责任的比重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判断，然后才能建立行之有效的法律。2）坚决执行，使环保法律成为环境保护的有力保障。实践证明，在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过程中，必然会触碰到企业、公众的利益，切实地维护法律的权威，才能使环保法律发挥应有的作用。为空气立法既考验了立法者的智慧，又强化了行政部门的管理责任，同时也是对公民环境意识的检验，只有三者同时努力才能促进目标的实现。

第二，防控结合治理空气污染。防控结合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在治理空气污染中，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理应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既要为公众提供最切实可靠的服务，又要引领治理工作。所谓防，就是要建立规则、提供资源，配套设施要跟上治理政策的脚步，发展公共交通满足居民的出行需要，减少使用私家车；为户外工作人员提供防护措施；鼓励使用清洁能源，对采用清洁能源的工业企业及个人提供补贴。所谓控，就是要遏制源头、控制过程、防止扩散。一是对重工业与供暖设施定期检查，确保排污标准达标；二是提高炼油标准，提升油品质量，减少汽车尾气污染程度；三是从技术手段继续寻找控制烟尘扩散的方法。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不同压力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下肢深静脉血栓 脑卒中 预防方案

下肢深静脉血栓(DVT)常见于下肢，是脑卒中并发症中发病率较高的一种[1]，瘫痪肢体尤为常见。国外有研究报道，脑卒中患者DVT发病率为30%～40%，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是DVT最主要的危害，严重时可造成患者突然死亡[2]。空气波压力治疗仪是一种序贯的从踝、小腿至大腿加压的装置[3]。仪器是一种非侵入性、无创伤的治疗方法，具有渐进性、方向性、累积的“挤出作用”，采用多腔体充气囊集资进行波浪式充气、膨胀、放气，促进淋巴液及静脉血回流，可达到降低凝血因子对血管内膜的黏附程度及预防其聚集的作用，从而避免血液淤积。另外，该治疗方式可通过刺激溶解纤维，增加前列环素，从而达到预防DVT的效果[4]。

研究显示，空气压力波治疗仪可改善微循环，能有效增加下肢静脉排血量及血流速度，稀释炎性因子，减轻疼痛，改善患者血流高凝状态，对血栓形成起到有效预防作用。脑卒中患者中的高凝状态及血管内皮损伤均可给予相应药物治疗[5]，而针对血流缓慢滞留需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解决静脉回流速度是预防DVT的关键方法，故对脑卒中患者使用空气压力波治疗仪的护理干预，对预防下肢DVT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凌康等建议在使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时，选择空气压力80 mm Hg的作为治疗压力，可以达到更好的预期效果，与蔡莉莉等建议使用压力45 mm Hg不同。为了解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在不同气压下工作，对预防脑卒中患者下肢DVT的预防效果有何不同做出结论，确定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工作时的最佳治疗气压，是本研究的目的。资料与方法2018年5月-2019年4月收治脑卒中患者15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1(压力30～59 mm Hg)、观察组2(压力60～89 mm Hg))、观察组3(压力90～119 mm Hg)、观察组4(压力120～149 mm Hg)、观察组5(压力150～179 mm Hg)，各30例。同时选取常规护理患者30例，作为对照组。

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病情较稳定，意识较清晰；(2)经核磁共振成像(MRI)或CT检查证实均为脑梗死或脑出血病症；(3)经彩超检测将深静脉血栓排除入选之列。(4)全部患者均无气压治疗禁忌证。

方法：使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型号：LGT-2200H。具体操作：连接电源线和充气气囊，设置参数包括压力和时间、模式，将充气气囊的拉链和搭扣打开，放置于患者瘫痪肢体，调整合适后，将搭扣和拉链拉紧，采用周期性充气加压方式，充气加压时从脚底经小腿、膝盖至大腿根部序贯加压，反复加压、释压，加压间隙5～6 s/次，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观察组1(压力30～59 mm Hg)、观察组2(压力60～89 mm Hg)、观察组3(压力90～119 mm Hg)、观察组4(压力120～149mm Hg)、观察组5(压力150～179 mm Hg)，给予常规护理，及时纠正患者高凝状态情况，入院当天开始使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进行治疗：利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腿套调整患者的双下肢，将气压控制在每组各自不同范围内，治疗30 min/次，2次/d，连续应用10 d。对照组仅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指标：比较6组患者DVT发生率。

判定标准：利用软皮尺测量患者的患肢，其大腿周径测量应于髌骨上缘10 cm位置，而小腿周径则需以胫骨粗隆下侧10 cm予以测量，而周径发生减少则评定为未发生，而其他情况则视为发生。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6组患者DVT发生率比较：在试验完成后各组内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状况，其中对照组发生率最高，发生率为9例(30.00%)，高于其他5组，观察组1DVT发生率高于其他4组观察组，观察组2 DVT发生率高于3、4、5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3、4、5组DVT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6组患者DVT发生率比较[n(%)]

讨论下肢深静脉血栓在目前临床上较常见，如果不对患者进行及时治疗，则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6]。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需不断改进治疗方案，尤其是中心型血栓，如果不对患者进行恰当的治疗，各种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患者生静脉血栓的复发率会进一步增加。就目前来说，我国国内大多数医院在进行治疗时，选择的是抗凝+导管溶栓治疗，但其中涉及的出血风险依旧是无法回避的一项重要问题，而存在严重出血倾向的患者，更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治疗过程中多次血管造影会增加患者的血栓治疗成本，而采用外科手术直接取栓，又有可能加大患者的手术创伤，使患者的病情更加容易复发[7]。

在对患者进行预防时，将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应用于其中，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最终的治疗效果。空气波所产生的压力属于一种循环压力，通过设定好的压力周期反复对多囊气囊进行充气和放气[8]，这样能使机体受到间歇性和持续性的压迫刺激，通过这种方式有助于促进血流和淋巴流动，使患者的下肢血液循环得到改善，并且这种治疗方案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患者的微循环进行改善，使患者的DVT得到预防。

传统的DVT预防方式包含穴位按摩、下肢活动以及用药预防等，但无论是下肢按摩还是用药操作，均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并且如果护理人员在进行按摩时，对按摩力度把握不精准，无法满足患者的舒适度要求，这就会导致患者依旧会出现DVT的情况，并且在进行按摩时，护理人员也需要担负一定的风险，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而即使采用药物进行预防，由于患者的DVT，运行状况较为缓慢，所以在进行实际的用药时，整体的用药效果也并不理想[9]。机械波压力治疗仪在临床上属于一种现代化的物理疗法，主要是应用机械方式来替代传统的人工按摩，在应用过程中主要通过对多腔气囊进行反复充气和放气，能对机体产生逐级的压力，对于患者大面积的肢体产生挤压和按摩，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患者血液循环，使患者的动脉灌流量得到进一步的促进，使患者的血液和淋巴管得到优化。将仪器进行加压，其血流则会加速，这样就能够有效预防人体内出现凝血因子聚集的情况，使患者的病情得到进一步的康复[10]。

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在进行压力调整时，将压力设置为90～119 mm Hg就能获得较为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大压力，并不能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预防质量，但本次研究在开展过程中存在摄入样本量较少的问题，故而还可以通过增大样本量的方式来判断具体的治疗和预防效果，探讨最为合适的压力。

综上所述，在对脑卒中患者进行压力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应用时，将压力设置为90～119 mm Hg即可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患者的DVT预防效果最为优良，能够应用于临床治疗工作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参考文献

[1]Goldhaber SZ.Venous thromboembolism Epidemiology angmagnitude of the problem[J].Best Pract Res Clin Haematol,2012,25(3)235-242.

[2]王卫.集束化护理对脑出血手术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的影响[J].国际护理学杂志,2016,35(3):333-334.

[3]李海宁,胡秀壬.空气波压力治疗仪预防深静脉血栓的疗效[J].当代护士,2014(6)48-49.

[4]王静梅,周颐,史艳萍.空气波压力循环治疗仪预防脑卒中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效果[J].护理研究,2013,27(5):1496.

[5]李志梅.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对脑卒中患者预防深静脉血栓的疗效观察[J].北方药学2013,10(11):108-109.

[6]王燕,王爱丽,李保兰.空气压力波联合护理干预对预防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J].激光杂志,2013,34(5)81-82.

[7]吴侠.空气压力泵在预防脑卒中患者的下肢深静脉血栓中的应用[J].心血管病防治知识(学术版),2014,16(6):85-86.

[8]凌康、夏清.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对健康者下肢深静脉血流动力学的影响[J].安徽医学,2017,38(2):136-139.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大气污染 策略研究 改进

近期大气污染十分严重，持续时间较长的雾霾天气可谓是让人处于“十面埋伏”的境地，人们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大气污染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内容，我国对于大气污染的治理从未间断过，但是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一些相关的治理策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还人们一片蓝天白云，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一、大气污染治理策略研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经常会出现大雾天气，一些地方竟然很少见到蓝天白云，这不仅仅影响环境质量，甚至还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针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也逐渐受到重视，但是由于大气污染的原因十分复杂，环境治理部门的措施并不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策略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气污染源控制不当

大气污染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气污染源逐渐增加，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污染治理的难度，环境部门主要是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进行治理，但是对于其他污染源的治理工作并不十分完善，由于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私家车的数量也日益增加，由此产生的空气污染也逐渐增加，再加上人们对于空气污染的意识不高，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能够进行有效地控制。环境部门对于大气污染源的控制并不全面，影响了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2.大气污染治理措施不完善

大气污染由于原因复杂，治理起来也就相对复杂，目前环保部门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并不十分完善，一些部门的治理力度也不大，大气污染治理效果不明显。一方面我国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在一些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实施过程中由于缺少法律法规，治理工作难以找到合理的理由，污染单位难以认真执行环保措施，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对于污染单位的惩治不严厉，大多数的大气污染单位都是工业生产单位，这些单位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一些工业城市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是工厂，一些环保部门迫于政府部门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压力，难以有效地落实环保措施，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气污染治理的难度。

3.大气污染缺少监测

大气污染治理中需要对大气污染中的污染物进行实时监控，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大气污染源的信息，对环境治理策略的制定提供相应的信息，对污染严重的地区进行重点防治，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水平。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策略中对于空气污染源的监控工作并不十分及时和完善，由于监测不及时或者监测不合理导致的判断失误，大气污染治理难度逐渐增加。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空气质量测评工作，对空气污染源的监测是环境质量标准的重要信息来源，如果监测不准确将会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测评工作，这对于城市环境治理工作会造成一定的误导，甚至还会引起居民的恐慌情绪，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二、大气污染治理的策略研究改进建议

由于近年来我国的大气污染十分严重，对于人们的生命健康以及城市化的建设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我国当前的大气污染治理策略并不十分完善，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策略，改善当前的空气质量，为建设美丽城市作出重要贡献。

1.完善大气污染源的控制

目前大气污染治理策略中对于污染源的认识和控制工作并不十分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气污染治理的效果。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气污染源逐渐增加，但是大气污染治理中仍然对工业污染进行了严格的治理，对其他污染源缺少控制。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源的控制范围，工业污染源固然是整个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但是像汽车尾气或者是居民生活造成的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大气污染治理中不仅仅要对工业生产单位进行严厉的处理和管理，同时还需要对城市中新出现的污染源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控制，采取相对完善的污染控制措施，减少污染源的数量和危害。

2.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措施

由于环保部门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众多的压力，环保部门的治理工作效果并不理想，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落实空气污染的治理措施，加大惩治力度。一方面对工业污染单位进行严厉的惩治，工业污染是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只有加强工业污染治理才能更好地控制大气污染。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生产方式也逐渐改善，工业生产单位应该进一步增加技术投入，通过改善传统的生产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空气污染等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控制汽车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近年来城市的私家车数量逐渐增加，交通拥挤更为严重，由汽车尾气造成的城市大气污染日益严重。针对汽车尾气等造成的大气污染一些城市已经采用单双号限行的措施，通过宣传教育工作使市民能够认识到汽车尾气污染的严重性，鼓励市民尽量采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3.加强空气污染物的监测

空气污染物的监测是环境治理的重要基础，环境质量监测也需要空气污染物的数据。但是空气污染的监测工作并不十分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境策略的制定。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重点污染物的监测工作，完善环境监测系统，通过城市污染源的监测实现信息的共享。污染物监测信息能够对城市一定阶段，一定地区的污染物进行分析，并根据这些信息制定出相对完善的治理措施。城市污染物的监测过程中尤其需要对一些重点企业进行监测，如果出现不符合环境标准的企业进行严惩，对于一些符合标准的企业发放许可证。环保部门需要不断提高监测技术，提高监测和分析人员的素质，更好地提高监测工作的水平，为环境治理措施的制定以及环境质量标准提供一定的信息。

4.寻求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方式

工业生产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大气污染，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运用，国家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受到重视，工业生产在当前城市经济发展中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有所下降，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加。一些原有的工业城市应该逐渐寻求经济发展的新方式，逐渐转变城市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像德国的工业城市鲁尔区以往主要是依靠煤炭等资源进行工业生产，尤其导致的大气污染十分严重。但是随着煤炭资源的逐渐减少，鲁尔区积极寻求经济发展的新方式，鲁尔区利用原有的工业厂区等资源发展城市旅游业，鲁尔新区还不断完善经济结构，发展一些文教科研企业，通过这些产业革新，有效地整治了环境，减缓了城市的环境污染，新的发展战略为鲁尔区的发展增加了新的生机和动力。

三、结语

大气污染作为比较严重的城市病之一，对于整个城市的环境和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由于环保部门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并不十分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的治理策略，加强大气污染物的监测工作，通过对污染企业的严重治理，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城市污染较重的企业需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寻求城市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发展第三产业为建设美丽城市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改.大气污染治理的措施[J].中国电子商务，2012（15）.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12篇

几个月前，有媒体报道，北京正在研究通过向大气中注入液氮的方式来清除雾霾。有业内人士认为，这种治理雾霾的方式成本高、实用性低，不适合广泛应用。北京的这种“无奈之举”反映了我国当前治理雾霾技术的落后。在国内，用于清除PM2.5的最好方式就是空气净化器，但空气净化器只能净化室内空气，无法治理室外大范围的雾霾。

当前，国内外多家企业在空气净化器领域提交了诸多专利申请，并在PM2.5监测方面进行了技术研发，但在治理雾霾方面提交的专利申请却很少。对此，有业内专家建议，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应加大对雾霾防治方面的技术创新，尽快研发成本低、实用性强的新技术。同时，国内企业还应改变产业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中国气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创下52年之最。雾霾给我们的衣食住行带来诸多不便。为消除雾霾，我国多个城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技术研发，却收效甚微。

据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一位研究人员介绍，制冷能力较强的工业制冷剂液氮有望成为新的抗霾利器。这项新技术的实施原理是将液氮喷洒在空中，使之在地面上方形成高度至少达10米的薄雾。由于液氮具有吸附作用，它能吸附悬浮在空气中的细颗粒物，并形成晶体掉落到地面上。这条厚度高达10米的气体带还在地面和城市上空之间形成了一条隔离带，可以阻止被污染的空气降落到地面上。在比较寒冷的天气条件下，这条由液氮形成的气体带可以在空气中维持数小时。

这项治理雾霾的新技术还未应用，便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液氮可以增加空气湿度，并吸附空气中的细颗粒物，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但由于液氮的吸附率不稳定，研究人员应在提高液氮吸附率方面加强技术研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梁东丽表示，从理论上讲，这项治理雾霾的新技术具有可实施性，但在实际应用中还面临诸多困难，比如液氮价格较贵，提高了治理雾霾的成本；液氮需要在低温条件下保存，如何储存大量液氮是亟需解决的难题；受天气等诸多因素影响，人们很难将液氮均匀地喷洒在空气中。梁东丽表示，研发人员应尽快克服以上困难，降低成本，提高这项新技术的实用性。

雾霾频发带火了空气净化器市场。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空气净化器市场总销售额同比增长七成，在淘宝网购买空气净化器的用户同比增长131%，京东商城空气净化器的销售额达10亿元，同比增长420%。

空气净化器市场的火爆也促使多家企业涉足该领域，国内知名品牌主要有亚都、美的、格力、海信等，国外品牌则有布鲁雅尔、松下、三洋、大金、日立、夏普、LG、三星等。目前市场上的空气净化器主要有3种：一是滤网净化类，它采用被动吸附过滤式的净化原理，用抽风机将空气抽入机器，通过内置的滤网过滤空气，起到过滤粉尘、异味、有毒气体和杀灭部分细菌的作用；二是无滤网类，它可以主动向空气中释放净化灭菌因子，通过空气流通实现对室内各个角落的空气净化；三是双重净化类，它采用被动式净化技术与主动净化技术相结合的净化原理。

“在国内空气净化器市场，国外产品比国内产品更具有优势，比如主推‘净离子群’技术的夏普公司占据了高端市场的较大份额，它在该领域研发的先进技术包括活性炭高效空气超强过滤、活氧强效消毒、纳米光触媒净化空气、分解农药等。”中投顾问公司咨询顾问崔瑜介绍说。

国内外企业在空气净化器领域加强技术研发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专利布局。瑞典生产的布鲁雅尔空气净化器虽然价格较高，但依然受到国内消费者的热捧。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材料工程发明审查部审查员昌学霞经过专利文献检索发现，在空气净化领域，布鲁雅尔已经在美国和日本提交了多件专利申请，并提交了多件国际专利申请。它在该领域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及开展的专利布局正是其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因素。

“国内企业在空气净化领域提交的专利申请主要包括活性炭过滤、细颗粒物过滤网、光触媒分解、静电集尘、紫外线杀菌、等离子体净化、臭氧、负离子除尘、化学吸附等，国外企业在该领域提交的专利申请主要是环境监测及分析。”昌学霞介绍。

在治理雾霾方面，国内企业也正积极研发相关技术。昌学霞介绍，目前国内企业提交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采用传统的除尘装置，如旋风除尘器、电除尘器等，但它们对PM2.5的去除能力有限，因此有企业在此基础上研发了一项新技术，即通过化学团聚、超声团聚或电场团聚等技术使细颗粒物增大，再用传统除尘装置进行捕捉；二是改进PM2.5过滤装置，使之能够直接捕捉PM2.5；三是利用高温燃烧的方法去除PM2.5颗粒物。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雾霾；大气污染；国外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4-14（4）

遭遇雾霾天气既有气象方面原因，也有污染排放原因。雾是自然现象，霾是人工所致。持续的雾霾天气是大自然对人类活动的一种无声抗议，最值得反思的还是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然后是如何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转化为公共责任。

1 雾霾治理的国外经验

1.1 完善立法，转型能源

各国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为依法治污染奠定了基础。英国最早进行工业革命后，伦敦地区工厂烟囱密布，燃煤带来的大量粉尘和有毒气体使伦敦每年有四分之一的日子大雾笼罩，从而被称为“雾都”。1952年12月，大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粉尘蓄积在大雾中，导致两个月内一万二千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更多人患上了支气管炎、冠心病、肺结核乃至癌症。这场灾难让英国人痛下决心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其主要措施是：立法确立监测标准、发展公共交通、严控汽车尾气和建设城市绿化带。并于1956年颁布了世界首部《清洁空气法》，其立足点在于减少煤炭用量。为此，英国政府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并在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将烧煤大户发电厂和重工业污染大户迁往郊区，并逐渐用天然气替代了燃煤。此外，伦敦有21%的空气污染物来自于建筑物的取暖。为此，伦敦政府通过建立节能写字楼、提高现有建筑能源利用率、利用新能源等方法减少此类污染；美国曾因工业排放、汽车尾气等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20世纪中期，洛杉矶一带大气臭氧浓度很高，光化学烟雾问题突出，在1952年和1955年两次酿成短短数日内几百位老人死亡的惨剧，促使美国在1955年通过了《空气污染控制法》。环保机构有权进行立法、执法、处罚，并通过强制执行手段和监控、技术改进等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如加州制定并推行空气质量管理计划，借助排污许可、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方式推进减排，终于在八十年代降低了洛杉矶的臭氧浓度。1990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同时臭氧污染严重的各州联合建立了“臭氧传输协会”，制定相关减排标准并督促实施，覆盖美国20多个州和加拿大东部各省，成效显著。

1.2 区域联动，双管齐下

40多年前，穿过德国鲁尔工业区的莱茵河曾饱受污染之害。德国通过100个“空气清洁与行动计划”使包括莱茵河流域在内的多数地区面目一新。空气清洁与行动计划减少可吸入颗粒物的具体方法有两种。一是限制释放颗粒物的行为。例如，车辆限行、限速，工业设备限制运转等。许多地区选择设立“环保区域”，只允许符合环保标准的车辆驶入。二是用技术手段减少排放，例如安装颗粒过滤装置。德国立法机构曾于2007年立法补贴安装颗粒过滤装置的柴油机小汽车，并对未安装过滤装置的车辆征收附加费，限制排放行为。德国联邦政府还积极促进能源转型，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并呼吁民众节能减排，多搭乘公交出行等；美国打破州的界限，依据地理和社会经济，将全国划分成十个大的地理区域，设立区域办公室统一管理；法国防治空气污染采取的措施是应急和长期双管齐下。法国空气质量监测协会负责监测空气污染物浓度，向公众提供空气质量信息。根据空气质量监测协会提供的数据，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局在网站上每天当日与次日空气质量指数图，并就如何改善空气质量提出建议。当污染物指数超标时，地方政府会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法国还制定了一些国家或地方层面的长期措施。法国于2010年颁布了空气质量法令，规定了PM2.5和PM10的浓度上限。此外，法国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减少空气污染的方案，如减排方案、颗粒物方案、碳排放交易体系、地方空气质量方案和大气保护方案等。环境部门还向公众建议，呼吁公众调节生活方式，减少会导致臭氧浓度增加的污染物排放，如降低汽车行驶速度等。并呼吁儿童、老人以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避免一切激烈的户外活动和体育运动。

1.3 发展公交，加强绿化

国外整治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就是发展公交和城市绿化。上世纪80年代，汽车尾气污染成为伦敦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于是，政府先后采取包括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抑制私家车发展，以及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等治理措施。2003年起，伦敦市开始对进入市中心的小汽车征收“拥堵费”，用来改善伦敦的公交系统。并停止向环境污染较严重的车辆颁发执照。政府要求所有新车都必须加装催化剂以减少氮氧化合物排放。同时，政府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伦敦计划在2015年前建立2.5万套电动车充电装置，电动汽车买主将享受高额返利，免交汽车碳排放税和免费停车。自行车交通也被政府作为支柱，计划建设12条自行车高速公路。英国的高官们都以身作则，控制公务用车。受英国影响，欧洲的荷兰、丹麦等国也都用自行车取代汽车出行；在日本，1999年东京国道沿线的600多位呼吸道疾病患者以汽车尾气伤害其身体为由集体状告地方政府和8家汽车企业，经专家认证，汽车尾气造成的PM2.5确有强烈致癌作用。诉讼案推动了地方政府对PM2.5排放的立法，2003年东京立法要求汽车加装过滤器，并禁止超标车辆投入运行。五年后，被告的汽车企业拿出12亿日元与633名患者和解。9年来东京的PM2.5大幅度下降，东京的几万辆出租车都使用天然气。治理大气污染的另一手段是加强绿化。伦敦人口稠密，人均绿化面积却达24平方米，城市还建有大型环形绿化带，绿化面积几乎是城市面积3倍，是一座“绿色花园城市”。伦敦的大雾天气已从100余年前的每年90天，减少到不足10天；按东京有关规定，新建大楼必须有绿地，必须搞楼顶绿化。东京的绿化只种树很少种草，绿化不仅要面积，并看重绿化体积。

1.4 监控严密，信息公开

英国政府也重视将空气质量信息向民众实时通报。官方网络不但大伦敦地区实时空气质量数据以及各污染物每小时的浓度和一周趋势图，还专门开发了google的地球图层，民众下载相关软件后，即可直观地看到英国本土所有监测点各污染物的数值和趋势。民众既可通过PC机浏览，也可通过手机应用软件随时查询，实时监测小颗粒。美国环保署在1997年7月率先提出将PM2.5作为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在2006年对全国环境空气质量24小时监测，并在政府官网上公布当天PM2.5监控结果和次日的预报数据。民众还可以通过手机随时查询自己所在地的空气总体状况（空气质量指数）、实时状况、PM2.5值和臭氧监测数据等。网站通常以六种颜色表示空气污染情况。绿色表示“良好”，黄色、橙色、红色、紫色依次加重，酱红色则表示“危险”。并给出民众锻炼建议，当污染较为严重时，美国官方网站会要求民众控制户外活动的强度和时间，尽量将户外活动安排在可吸入颗粒物水平较低的时段，以减少对身体损害。此外，媒体还告诫民众不要在交通繁忙的马路附近锻炼，不要在室内抽烟，减少蜡烛、壁炉等使用，以控制室内污染。美国环保署等机构合作设立了“空气质量指数”，向公众提供有关地方空气质量以及空气污染水平是否达到威胁公众健康的信息。登录美国环保署等机构合办的AIRNow网站，可以查询全美各地动态空气质量指数图、臭氧指数图、PM2.5指数图以及根据各指数列出的全美空气质量最差的5个地点。环保署按可吸入颗粒物水平将各地的空气质量分为三类：未达标、达标或虽然数据不足但可被认为达标。如果某个区域被列为未达标，所在的州和地方政府要在3年内达标。

1.5 公众参与，从我做起

在德国，减少排放人人有责。交通领域，车辆应安装颗粒过滤装置。工业领域，工厂应注意减少排污。农业领域，农户可借力生态农业，优化饲养种植方法。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则努力使用可再生能源，注重节能减排。具体到个人，环境专家建议民众出行时长途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短途骑车或步行。私家车尽量选择排量小、污染小的车辆。选择天然气集中供暖，使用节能家电和可再生能源；菲律宾每年有2000多人死于空气污染，汽车尾气使首都马尼拉成为亚洲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在此情况下，政府被迫搞起了针对汽车尾气排放量监管的“人民战争”。一方面他们在社会上广泛宣传汽车尾气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威胁，另一方面开通了短信平台，号召年轻人通过手机短信检举揭发排放超标的车辆。一旦被5人以上举报，交管部门将对其检测，并限期整改。菲律宾政府还斥资为马尼拉地区配置烧天然气的汽车，并设立天然气加气站，政府对天然气汽车在税收和贷款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美国倡导提高空气质量“从我做起”，针对空气污染，不仅及时公众易懂的信息，还向公众提供在空气污染环境下如何进行健康防护。美国环保署还列出了一些小贴士，提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我做起”，以提升空气质量。如夏天的空调温度可稍微调高些，冬天稍微调低点，以此来节约用电。购买带有“能源之星”标识的家用和办公设备，在可能的情况下拼车、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在可吸入颗粒物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减少乘车外出的次数，不使用壁炉或烧木头的炉子，避免使用燃气割草机和其他花园机械，避免燃烧树叶、垃圾等。

2 对我国的启示及其借鉴

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PM2.5主要来自于汽车排放、工业污染和燃煤，它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上的隐忧。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已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习借鉴发达国家雾霾治理经验，一方面加强PM2.5的入口管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收紧PM2.5的出口，严控排放总量，逐步建立起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法律体系。

2.1 政府方面，完善法律

国外治理大气污染立法先行，现已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在大气污染立法上尚不完善，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出台《国家尘污染防治办法》，建立雾霾天气下的环境应急预案，完善PM2.5控制的法规体系，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理念上落实到行动上。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品质、减少工地扬尘、严控工业污染、加强生态建设等方面入手，政府层面应进行顶层设计，出台系统方案，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提供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如对生产高效低碳低污染产品实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政策；研究针对企业和公众的环境补贴政策等。打破地域限制，按城市群、经济区实施区域联合治理措施，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增加区域联防联治内容。可借鉴日本经验，加大机动车尾气治理力度，通过立法修订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汽车生产企业须按规定的尾气排放标准设计安装过滤器，已上路行驶而没有安装过滤器的汽车须补装过滤器，并加大执法力度。

2.2 经济方面，结构调整

我国是以煤为主的能耗消耗结构，除去钢铁煤炭，还有水泥、造纸、化工、纺织、印刷、材料等行业，化石能源占中国整体能源结构92.7%。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而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亟需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是降低PM2.5的必由之路。要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清洁化，以核能、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为重点，加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发展。在保持产业持续较快发展的同时，降低对能源消费的依赖。要尽快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以及城市规划等方面积极采取行动。要防治空气污染，实现多项污染物协同减排。要调整生产方式或产能，避免煤污染是治本之策。要使用清洁能源，如用天然气替代煤，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

2.3 社会方面，区域布局

大气污染呈现区域性特征，雾霾天气治理不是某个城市自身能够解决的，一个城市的单打独斗已不足以应对区域空气污染扩散的严峻现实，必须打破行政界限，采取区域性的共同行动。建立常设性的污染治理和应急联席会议制度，区域协作联防联控，实现多项污染物协同控制。注重信息互通，资源互补，加强协调配合，力争实现应急的无缝对接，步调一致。此前的沙尘暴治理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正是由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等周边的区域省市协同作战，重污染天气的治理和应急也应循此思路。空气污染威胁之下，没有谁能置身事外，抵制空气污染威胁，区域协同治污，是共同的责任。如何协调区域同步发展，更是治污的根本之道。要建立PM2.5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经济区等区域为重点，实行PM2.5监测等污染物跨地区联网，互通情报、联合治理。及时公布各时段、区域的实时监测数据，让公众及时了解自己所处区域的空气污染情况。

2.4 企业方面，节能减排

企业是PM2.5的主要制造者，工业企业在其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向大气排放大量的工业废气，包括可燃性气体、含硫化物的气体、有毒的气体，以及含放射性物质的气体等。一些重度污染的企业，要从生产环节降低对碳能源的消耗，流通环节降低碳资源的污染，消费环节降低对碳的依赖。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就是要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企业要推进清洁生产，使用天然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减少有污染气体的排放，从而实现节能减排。靠科技的投入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煤炭液化技术、通过“关、停、并、转”，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并防止污染企业简单转移。企业要实现企业利润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建立低碳社会生产方式，开发温室气体排放量少的产品，走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重点排放源应当自加压力，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职能部门要严格监管，严格控制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对一再制造空气污染的企业实施严厉处罚，取缔“污染大户”。

2.5 公众方面，低碳生活

雾霾面前，应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些诸如乱扔垃圾，焚烧树叶秸秆等行为，无形中增加了“环境负荷”。节能减排是需要全民参与的事业，每个人都应该增强减排意识。需要全面实施绿色转型，包括发展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而且也是路虎等大排量汽车的最大市场，汽车尾气排放已成为PM2.5重要污染源，出行时少开车，多坐公交车。减排从自己起，减排从今日始。号召全社会开展低碳生活、绿色出行、绿色消费活动，自觉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提倡理智消费，绿色生活，日常生活和消费的低碳化。治理PM2.5大气污染仅靠政府的努力远远不够，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形成全民参与，共同治理雾霾天气的强大合力。政府应加强公共交通网络建设，推行紧凑的城区布局，让居民徒步或依靠自行车就能方便出行。公众也应改变生活方式，选择环保产品，摈弃过度的消费方式，借此摆脱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又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

参考文献：

[1] 周涛，汝小龙.北京市雾霾天气成因及治理措施研究[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2] 刘文嘉.雾霾天气警示城市发展之忧[N].光明日报，2013-1-15.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14篇

娄底市中心医院，湖南娄底 417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不同雾化吸入方式治疗小儿哮喘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2011年11月—2013年11月于该院接受治疗的120例哮喘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60例，对对照组患儿使用超声氧化吸入方式治疗，对观察组则使用空气压缩泵式雾化吸入方案治疗，对比观察两组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 观察组显效36例，有效22例，总有效率高达96.7%，明显优于对照组的75.0%，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支气管哮喘患儿的临床治疗中，选用空气压缩泵式雾化吸入方案进行治疗，效果较优，安全性较高，值得推广。

关键词 雾化剂；小儿哮喘；治疗；超声

[中图分类号] R7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11（b）－0005-02

支气管哮喘是儿科常见、多发慢性呼吸道疾病之一。据相关文献报告提示，最近几年来，我国小儿哮喘的发病率呈明显逐年上升的趋势[1]。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闷，若不及时采取治疗，则可能对患儿的生长发育带来严重的威胁。临床上，对小儿哮喘的治疗主要包括超声雾化吸入与空气压缩泵式雾化吸入两种方式，均可对患儿呼吸道炎症部位产生直接性的作用，效果一般较好[2]。但临床上，对两种治疗方式的选择尚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基于此，为评价不同雾化吸入方式对小儿哮喘的临床治疗效果，该院对2011年11月—2013年11月期间收治的120例哮喘患儿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该院接受治疗的120例哮喘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入选研究的患儿均符合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诊断标准。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60例。对照组患儿中男性36例，女性24例；年龄在1~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2±0.9）岁；病程在3~36个月之间，平均病程为（8.9±1.4）个月。观察组患儿中男性34例，女性26例；年龄在2~1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9±0.6）岁；病程在4~34个月之间，平均病程为（9.3±1.1）个月。参与该次研究的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对比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1.2 一般方法

对所有患儿均给予常规基础治疗。包括酸中毒症状的控制，实施抗感染、抗病毒的激素治疗，并进行对症处理。

对对照组患儿给予超声雾化治疗，给入2~5 mg地塞米松，4万μ~8万μ庆大霉素溶解于15 mL生理盐水中，实施平喘、消炎及祛痰处理。α-糜蛋白酶治疗，将5 mgα-糜蛋白酶溶解于2 mL生理盐水中，经由面罩吸入，10 min/次，2次/d,5 d 1个疗程。

对观察组患儿则采用空气压缩泵式雾化吸入方案实施治疗，调整装置运行压力为1.4 bar，设定流量为4.4 L/min，选用剂量为2 mL的沙丁胺醇与普米克令舒，10 min/次，2次/d，同样以4 d为1个疗程。

1.3 疗效判断标准

显效：患儿在接受1个疗程的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明显，心率基本恢复正常，肺部双侧哮鸣音基本消失；有效：患儿在接受1个疗程治疗后，呼吸苦难及喘息表现有所改善，心率恢复正常，肺部双侧哮鸣音逐渐减弱；无效：患儿在接受1个疗程的治疗后，临床症状并无任何缓解或有加重。

1.4 观察指标

分别记录治疗前后两组患儿的动脉血氧分压与血氧饱和度，并检测其肺功能基础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FVC）、1秒用力呼吸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预测值）等。

1.5 统计方法

采取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上述汇总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构成比（%）表示，组间对比进行χ2检验；计量资料采取（x±s）表示，对比进行t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对比情况

两组患儿在接受治疗后，临床症状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其中观察组显效36例，有效22例，总有效率高达96.7%，明显优于对照组的75.0%，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变化情况

两组患儿在接受治疗前，其动脉血氧分压、血氧饱和度、FEV1%预测值、FVC值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接受治疗后，观察组患儿肺功能指标稳定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是儿科较为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之一，临床多表现为呼吸困难、反复喘息、胸闷、咳嗽等症状，常发于凌晨与夜间，大多数患儿在接受治疗后症状可得到有效缓解[3]。但对支气管哮喘患儿若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控制与治疗方案，则可能诱发心衰、呼吸衰竭等并发症，对患儿的正常生长发育带来严重的影响，甚至可能威胁其生命安全[4]。

当前临床上对小儿哮喘的治疗一般采取雾化吸入与保守药物治疗等形式。雾化吸入治疗可直达患儿的肺部与气道等部位，有其显著的效果[5]。当前临床上常用的雾化吸入方案主要包括超声雾化吸入与压缩泵雾化吸入方案。但两者在治疗效果与安全性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6]。超声雾化吸入治疗主要是指在超声波的推动作用下，使得药物形成较大的雾化颗粒，经由雾化器吸入患儿肺泡与支气管中，采用超声雾化吸入治疗，药物浓度一般比较低，雾滴相对来说比较小，通常会在患儿支气管表层形成雾化膜，造成分泌物膨胀现象的产生，可能引起支气管阻塞。而压缩泵雾化吸入治疗方案，其驱动动力主要为空气，且选择性较强，能够确保患儿吸入的雾粒沉淀，并有效达到靶器官，对患儿呼吸道的刺激较小，可有效改善患儿气道痉挛的表现，满足小儿哮喘的治疗要求。

在该组研究中，选用空气压缩泵式雾化吸入方案治疗的观察组患儿治疗有效率高达96.7%，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的75.0%，同时也进一步证实，在支气管哮喘患儿的临床治疗中选用空气压缩泵式雾化吸入方案进行治疗，效果较优，安全性较高，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赵维笑,周雪梅,黄兰珍,等.氧驱动雾化吸入与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治疗小儿哮喘的比较[J].大家健康,2013,7(1中旬版):9-10.

[2] 陈建冲.不同雾化吸入方式治疗小儿哮喘的疗效及安全性对比[J].中国医药指南,2013(9):516.

[3] 杜秀敬.用不同的雾化吸入方式治疗小儿哮喘的效果评价[J].当代医药论丛,2014(4):118-119.

[4] 刘艳红.不同雾化吸入方式治疗小儿哮喘的疗效比较[J].检验医学与临床,2014(8):1151-1152.

[5] 林春雨.不同雾化吸入方式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的效果观察[J].当代医学,2014(16):26-27.

空气治理的方式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工厂空气污染；检测技术；指标；治理

前言：

当今社会，大气环境的优良成本已成为保障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有力因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工厂每年平均排放的二氧化碳已经高达1800余吨、排放的烟尘和粉尘也都高达1100余吨。城市工厂生产作业所造成的污染物已经成为城市大气污染重要因素。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SO2、SO3和NO2等物质，经排放混入空气后会对城市居民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如果工厂所排放的粉尘等污染物的直径比5μm还要小，在经过长期漂浮后，能够很轻易的被人类吸入体内。基于上述情况，进行改善工厂所带来的大庆污染问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所以，现阶段急需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及时的进行工业生产中的空气进行检测工作。从而有效排除其他影响因素，严格遵循大气污染实际情况，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对大气的治理工作，始终从科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合理、有效的进行采取检测和治理措施，从而优化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环境。

1.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指数（AirpollutionIndex，简称API），是将常见的几类污染物进行简化形成概念性指数值的单一形式，可分级表示不同空气的污染程度以及质量状况。可以用于研究城市工厂在一段时间内空气污染情况，和下一阶段的变化趋势。其中主要造成污染的空气污染物有：烟尘、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悬浮颗粒物（浮尘）、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臭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中国计入空气污染指数的项目暂定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总悬浮颗粒物。

2.工厂大气污染类型

2.1二氧化氮排放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要求，在第三次修订后二氧化氮的二级标准年日均值已经从80mg/m3改为40mg/m3。由卫星监控数据可知，二氧化氮排放越多的地区，其经济往往越发达，该地区的工厂数量相比其他地区相对较多。在我国，二氧化氮污染程度最为严重、污染面积最大的地区为东部沿海地区，这些经济发达、工业水平较高的地区，同时随着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大量的生产加工使得空气污染情况不弱反增。另外，根据国家环保部门对空气污染情况的通告，仅今年来，就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氨氮、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整体检测结果来看，其他污染物有下降趋势，但氮氧化物排放量却整体上升了6.17%，这也是由于工厂所排放的污染物中，二氧化氮所占比例较大所造成的。

2.2颗粒污染物

以2011年我国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的环境调查为例：现阶段，有55.8%的城市PM10的浓度在70μg/m3～100μg/m3之间，又有19.7%的城市其PM10浓度出现了大于100μg/m3的情况，我国PM1的正常值在0μg/m3～100μg/m3区间内，也就是说在我国19.7%的城市中PM10的含量严重不合格。但如果以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划分，我国中部和东部大多数城市PM10浓度已经出现二级超标的问题，而仅有西南部少数经济不发达城市符合环境了二级标准，这主要是由于加工生产行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很大比例，经济发达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具有较多的生产工厂，这些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颗粒污染物，使得临近城市，空气环境变差。而东南部地区由于身处内陆，经济发展迟缓，生产工厂并没有大量开办，但这样的城市在中国仅占2%不到。在工厂生产、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渣、废气中含有较多颗粒物污染物，如果不进行及时的检测和治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PM10中细颗粒物比例对越来越高。

3.空气污染物检测分析

在进行空气污染物检测时，采集空气样品会受到采集地点风向、温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造成最后所检测出的污染物含量常在检测下限之下，同时，工厂的空气组成成分比较复杂，所以检测人员在进行采集空气样品和选择检测方式时，需要谨慎进行。

3.1样品采集

根据工厂空气样品的不同，在进行空气采集时，可以选择进行全空气采样或捕集空气采样，同时空气采样动力的差异，又可将采样工作分为主动采样以及被动采样。

进行全空气采样需要使用金属罐进行空气样品的整体采集，这样可以在采集过程中，避免吸附剂采样的穿透和分解，同时又可以对其种类进行分析。使用的采集容器包括Summa金属罐和Silco金属罐以及Tedlar袋。从而可以实现样品全空气采集，并且可以不用使用热解析以及溶剂解析技术，所进行采集的空气样品也可以重复性的进行检测、分析。使检验工作更加具有稳定性，不用再进行现场校准工作。但是采用全空气采样同样，存在一些缺陷，例如：采集过程中还不能更加准确的排除非目标化合物，在使用Tedlar袋进行样品采集时，其样品保留时间不可大于24～48h，同时全空气采集需要比较高额的前期投资和技术支持。

采用捕集空气采样法，需要借助捕集剂进行采样。其中最常用的为固体吸附剂，这一方法将利用活性炭、硅藻土等物质的吸附作用，对空气进行采集工作。整体吸收效率较高、性能稳定，并且采集方法便利、储存和运输工作适应性较强。在进行工厂地区的空气污染物检测样本采集工作中，固体吸附法适应法使用频率较高。

被动采样法是利用空气扩散原理，同时借助3M徽章式采样器，进行空气采集工作。这一方法较为简单，操作过程较为轻便，主要是由于所采用的采用器具为徽章式，其具有半透膜和180mg活性炭板，总体积较小，重量较轻、采集时携带也比较便利，只需要利用呼吸带持续采样，就可以进行空气采样工作。

3.2样品检测

利用气相色谱法进行检测空气成分，是现阶段检测工作中最常使用的一种，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其选择使用的检测器，不再是价格较高的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GC-FID），改用气相色谱-质谱联机的四极质量检测器（GC-MS）进行空气成分的检测工作。在应用过程中，检测人员会在载气的推动下，将混合物在色谱柱上进行分离工作，再各自进入气相色谱-质谱联机的四极质量检测器（GC-MS）内进行检测工作。通过这一方式，可以检测出工厂生产区域内的绝大多数的空气成分，这也是目前检测工厂大气成分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其对于复杂物质的分离测定具有绝对优势。

离子色谱法进行对空气中含有的无机物进行检测，可以一次性的分析出空气多种组成成分，在进行检测时，需要先把无机物转变为离子溶液，从而再将色谱柱内的离子进行分离，利用离子种类差异中的电导率差异进行检测，从而完成工作。

进行检测工作，还需要在工厂内部确定固定的检测点，通过检测技术，对其空气污染物污染情况进行明确。下文以我国中部某城市工厂检测数据为例，进行分析：

通过成分检测，可以得出厂区具体空气成分组成，以厂区东（一车间）为例，二氧化硫日均值为0.017mg/L，氮氧化物日均值为0.003mg/L，PM10日均值为0.114mg/L，根据已经得出的数据，进行推算该厂区的空气污染情况。根据PM10的实测浓度（0.114mg/L）进行计算可以得出：

从而得出PM10的污染指数为82；

其它污染物的指数分别为I=17（SO2），I=2（NOx）。从而得出厂区东（一车间）的空气污染物指数为：

检测结果为：厂区空气质量程良性，主要污染物为PM10。

4.工厂大气污染控制策略

4.1烟尘治理技术

针对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厂区，需要及时对污染情况进行治理，其中可采用烟尘治理技术，在这一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主要可使用到机械除尘器和过滤式除尘器。其中，机械除尘器可以利用机械力（重力、离心力）将空气中漂浮法粉尘状物体进行分离，进而对工厂地区的空气进行净化，其去除率为50%至80%，主要治理5μm以上的尘粒，并且在治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而过滤式除尘器，在治理空气污染过程中，可直接对直径1μm的尘粒进行祛除，其整体除尘总效率较高，经验证，最高时可达到100%的除尘率。

4.2二氧化硫治理技术

利用二氧化硫治理技术进行治理，主要可采用重油脱硫法，这一方法利用加氢脱硫催化的方式，将重油中存在的硫化物分子的碳硫键进行断裂，从而将其转换为简单固体化合物或其他其他，使得污染物更为容易的从重油中进行分离。

结束语：

进行工厂空气污染检测工作时，要根据空气污染物的特征和特性，注意好空气采样过程中细节性问题，避免使得空气成分的出现改变，保证空气污染物检测的可靠和准确公路。检测人员需要在空气污染物检测技术应用中表现出较高的专业水准的同时，还要更多的该地区工厂以往检测数据的情况，尽最大努力将空气环境改良做到最好，最大程度的保证工厂地区的空气质量安全。针对在工厂生产过程中主要出现的空气污染物问题，要及时的检测和解决，避免空气安全隐患，制定出有实用价值的大气治理方案。从而保证工厂空气污染物检测和治理技术的现实意义，保证我国大气环境的安全，维护工厂生产人员和周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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