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意义范文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1篇
一、 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1]
正如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教授所言，税法学可称为以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为目的的法学学科。[2]“法律关系”是大陆法系民法学的基本范畴，后逐渐移用到其他法律部门。与民事法律关系相比，税收法律关系相对显得要复杂一些。所谓税收法律关系，是指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在国家税收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税收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法律关系，而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其中后两种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税收法律关系；前两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3]在此我们主要从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论证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问题。
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人们常常把税法作为行政法的组成部分，故从“命令服从”的角度来认识税收法律关系，想当然地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法律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税收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4]和法治理论的发展，上述观点诚有修正的必要。我们认为，平等性是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贯彻并体现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5]在此，我们欲从税收的经济本质和法治理论两方面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寻求依据。
税收的经济本质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考察同税收有密切关系的财政。税收是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现代国家也通常被称为“税收国家”。[6]财政或曰公共财政的存在依据在于弥补市场失效。市场失效决定了政府（国家）[7]和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8]由于市场失效的存在，对于私人生活必须而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就必须由政府（国家）来提供，政府（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来源便是公共财政，而税收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确了税收和财政的密切关系后，我们再探讨税收的经济本质。在税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税收本质的学说有公需说、利益说、保险费说、义务说、新利益说等。[9]目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税收本质作出比较合理解释的是新利益说。这一学说也可称为“税收价格论”，它将税收视为是人们享受政府（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作为政府（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它由社会成员私人消费和享受，政府（国家）由此而付出的费用也就必须由社会成员通过纳税来补偿。私人为了自身消费而支付费用的现象，正是典型的市场等价交换行为在公共财政活动中的反映，从而税收也就具有了公共产品“价格”的性质。[10]法律经济学也指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的公用事业费。一种有效的税收应该是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支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11]这一经济分析的观点也证明了税收本质上的“价格”属性。“税收价格论”在揭示了税收的价格属性后，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税收价格仍然遵循“等价交换这一市场本性”，这一重大发现的必然逻辑结论是“税收征纳双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平等关系”[12].这一对税收经济本质的认识反映到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即首先表现为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政府（国家）与人民（纳税人）之间的平等；其次具体体现为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平等。
以上我们从税收的经济本质的角度证明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下面再从法治理论的角度来进一步说明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平等作为法的价值目标，与自由、人权、理性等准则一样是法必不可少的价值追求。平等意味着法对权利、义务的公正分配。法沿着人类平等观念正常发展的历史轨迹把平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13]在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这一价值准则的重大意义。
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中，仅强调公民个人之间的平等，而忽视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其实，在英美法系国家则不同。在英国人看来，个人与政府应当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14]英国法学家沃克认为，现代法治的精义是：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
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合本身利益的法律。[15]由此可知，在英美法系的传统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税法中更是如此。
著名的分析法学家凯尔森对“私权利”和“公权利”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问题。他认为，“从全部法律创造活动的功能角度看，私权利和政治权利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如果从一个动态的观点来看，权利的性质是参与法律创造的能力，那么所谓‘私权利’和所谓‘政治权利’之间的区分，就不象通常所推定的那样重要。”[16]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正是如此，纳税人通过自己的代表决定税收的征收，政府并无决定税收征收的权力，政府只能在征得人民的同意后才能征税。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税收的权力，而不是限于表示同意而已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17]政府只能在征得人民的同意后才能征税表明了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平等性。而在具体的税收征纳关系中，征税机关是政府的代表，纳税人是人民的一分子，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延伸到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就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关系的平等性。
以上从税收的经济本质和法治的角度证明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其实，通过简单考察税法的发展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税法的发展史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由不平等到平等发展的过程。[18]税法原来是作为行政法的组成部分进行制度设计和学术研究的。德国最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奥托﹒梅耶（Otto Mayer）就将税法置于警察法之后讨论，随着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的颁布，才将税法从其行政法教科书中剥离。[19]警察法律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税收法律关系与其相并列，当然谈不上平等性。把税法作为行政法分支的观点现已为各国所摈弃。现代税法是以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为核心所构造的独立法律领域。税法在公法中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20]
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以后，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保证这种“平等性”的实现。现代各国税法是从两个层面进行制度设计的，在宏观层面，通过在宪法或税收基本法中规定税收法定主义，将税收法律关系全部统一的通过法律加以规范，严格的受税收法定主义的支配，一方面否定行政机关（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另一方面也否定纳税人的任意处分权。[21]在微观层面，通过对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权利（力）、义务的设计最大限度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22]
在论证了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后，我们再分析我国税法的状况。我国现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平等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在私法领域，由于企业制度改革的不到位，以及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平等的价值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和贯彻。在税收法律关系中，作为征税机关，主要是将自己看作行政权力的行使者，将征税和其他行政行为混在一起，没有认识到税收的本质属性；作为纳税人，也没有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纳税人的观念，还是从传统的角度看待税收，将税收看作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一种负担。在征税机关和纳税人的这种意识主导下，税收法律关系显然谈不上平等性。导致的实践后果是，税务机关的征管手段不断强化，严厉打击偷漏税等违法行为，使税收征纳关系在总体上处于失衡状态：一边是纳税人消极义务观念下冷漠的面孔，一边是税务机关片面强化权力下疲惫的身影。[23]这种状况的存在影响了税收职能的发挥，破坏了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应有的法律关系，不利于法治观念的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法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税收的经济本质，对纳税人和征税机关的关系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这最终表现为对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的认识。可喜的是，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中，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立法者正是以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作为指导思想来重新构建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的征纳关系的。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中的许多具体制度都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并将其贯彻到税收立法、执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只有在平等的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才会认识到税收的经济本质，认识到税收是自己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相应价格费用，有了这种认识自然就会主动纳税。[24]征税机关在认识到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中的角色后，也会注意到自己角色的转换，增强对纳税人的服务意识。这样就可以在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我们为之所关注的保障税收收入的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其次，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税法是与公民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部门之一，它与公民财产权直接相关联。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如何，直接影响到公民对权利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的权利意识是整个社会实现法治的基石。如果公民的权利在与其日常生活极其密切的税收法律关系中得不到尊重，那就很难想象公民会有正确的权利观念。[25]因此，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有助于公民形成正确的权利意识，从而影响到我国的法治进程。[26]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税收征管法立法宗旨的完善。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1条明确规定“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是该法的宗旨之一。以往的税收征管立法总是强调纳税人的义务比较多，把规范的重点放在纳税人的缴纳行为上，而对征税机关的征收行为的规范力度不够，造成征税机关权力的滥用，损害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从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出发，全面地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合理地调整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仅要求纳税人要依法纳税，也要求征税机关要依法征税，两者并重。
2.对纳税人权利义务的重新设计。如何实现税收法律关系事实上的平等，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赋予纳税人税法上的权利。[27]新修订《税收征管法》在第一章总则的第8条明确具体地规定了纳税人的权利，这在我国税收立法中是第一次，将有助于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所谓纳税人权利，就是指纳税人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时，法律对其依法可以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包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应当获得的救助与补偿。[28]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纳税人权利主要有如下几项：（1）知情权。纳税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2）请求保密权。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其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保密。（3）申请减免税和退税权。纳税人依法享有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的权利。（4）陈述、申辩权。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实施的行政处罚，享有进行说明和为自己辩解的权利。（5）申请行政复议权。纳税人不服税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受理机关必须作出裁决。（6）提起
行政诉讼权。纳税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7）请求赔偿权。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提出赔偿请求。（8）控告检举权。纳税人有权控告和检举税务机关、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在《税收征管法》的其他章节也规定了纳税人的其他权利，如要求回避权、延期申报权、延期纳税权、取得完税凭证权、拒绝违法检查权，等等。
3.对税务机关权力义务责任的重新配置。税务机关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一方重要的主体，因其拥有行政权力而具特殊性，也是实现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所面临的重大障碍。就实际状况而言，税务机关拥有行政权力，和普通纳税人相比，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呢？一般是通过强化税务机关的义务和责任，以防止其滥用行政权力，在最大限度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新的《税收征管法》对税务机关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了新的配置，有助于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具体而言，主要是增加了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的义务和责任：[29]（1）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7条规定了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的三项义务，即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提供纳税咨询服务。这些义务尽管是倡导性的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予以保障。但对树立税务机关的服务意识，增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还是很有意义的。（2）保密义务。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8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的情况保密。这一义务和纳税人的请求保密权相对应。（3）回避义务。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12条规定，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和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与纳税人或者与违法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4）依法征税的义务。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违法征税的情形，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第28条补充规定了三种违法征税行为，即提前征收、延缓征收和摊派税款。同时规定，农业税应纳税额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这对维护农业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很有意义。（5）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时的义务。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扩大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的同时，也对其规定了更为严格的义务。该法第42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押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须的住房和用品。（6）赔偿责任。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增加规定了税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即除了旧法规定的纳税人在限期内已缴纳税款，税务机关未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使纳税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失的，税务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外，在该法第43条补充规定，税务机关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或者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不当，使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7）税务检查时的义务。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59条规定，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
二、确认了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
国家（征税机关）享有的税收权力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力呢？和一般的行政权力完全相同吗？联系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税收的经济本质，税收是纳税人为了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这样国家就享有了对税收的请求权。这种请求权和民法上的债权非常类似。因此，我们认为，从税收的经济本质可以推出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其实，关于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在国外税法上几乎是公理，不用更多的证明。[30]而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从行政权力的角度来认识税收权力的。通过前面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税收权力和一般的行政权力是有区别的。现以罚款和税收作比较来加以说明。前已述及，税收是公民享受公共产品的价格费用，从而税收权力就具有了债权的属性。而罚款是行政机关针对从事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方而进行的行政处罚，是对行政相对方财产权的剥夺。在本质上，显然和税收不同。由此看来，征税的税收权力与作出罚款等行政行为的一般行政权力是不同的。[31]
我国原有的税法并没有确认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32]，导致了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反证出税收权力确实具有债权属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确认了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这一确认在我国税法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借用民法债的制度完善税法制度，充实税收权力的内容；另一方面，让民法债的理念渗透到税法中，有助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观念的转变，进而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体现税收权力债权属性的具体制度有如下一些：（1）税收的一般优先权制度。承认税收优先于普通私法债权就等于承认了税收权力和普通私法债权在性质上的同一性。也就是说，税收权力是债权的一种，税收权力具有债权属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33]（2）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是民法上的债的保全制度。这些制度能够作为税收的保全制度规定在税法中，也就表明了税收权力和民法上的债权具有类似性，说明了税收权力具有债权属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50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3、74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34]（3）纳税人合并、分立时的税款缴纳制度。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在发生合并、分立时对普通私法债权的保障制度。但我国法律对税收债权在纳税人发生合并、分立时应如何缴纳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导致的结果是，一些纳税人利用法律的漏洞，通过形式多样的重组、改制活动逃避税收的缴纳。其实，税收债权和普通私法债权一样，也应该得到相应制度的保障。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48条规定了纳税人在合并、分立时税款的缴纳方法。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国家税收的实现，另一方面则进一步确认了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具体内容是：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
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三、反映了税法的经济性
经济性是税法的重要特征之一。[35]我们认为对税法经济性的理解，可以和对税收经济本质的认识相结合。现代对税法的认识和对税收的认识是紧密相关的。税法和行政法相分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内涵的重大变化。如前所述，税收的存在是有经济依据的，即税收是公民为获取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税收构成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来源。随着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复杂化，税收除了满足财政收入，即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外，还承担起了调节宏观经济的职能。从税收的存在依据和职能两方面都可以看出税收的经济属性，而税法和税收关系密切。因此，税收的经济属性就决定了税法的经济性。税法的经济性具体表现在通过健全的税收法律制度保障税收经济职能的实现。
具体而言，税收实体法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税法的经济性，如通过规定税目、税率、减免税、退税等制度调节经济运行。现代各国普遍采取的分税制也体现了税法的经济性。[36]分税制是以中央政府提供中央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理论进行设计的。分税制对于迎合地方偏好、鼓励地方政府间竞争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37]同时，健全的分税制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而健全的分税制需要税法的保障。
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但旧的《税收征管法》是在1994年以前制定的，没有规定分税制的内容，使得我国的分税制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在我国的税收征管实践中，国税机关和地税机关一样，均按行政区域设置，不可避免地要受地方政府的影响。现实中地方政府对税务机关施加压力，为保证本地利益而侵蚀中央税款的事件屡有发生。如一些地方在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各种方式把本该入中央金库的税款划入地方金库，侵蚀中央税收；还有的地方所设立的国税机关、地税机关各自为政，互不协调。[38]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中央的财政收入，进而限制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税法的经济性并没有表现出来。
面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联系税法的经济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的税款入库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该法第53条规定，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将征收的税款缴入国库。同时进一步规定，对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有关机关的决定、意见书，依法将应收的税款、滞纳金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并将结果及时回复有关机关。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的上述规定完善了我国的分税制法律制度，将会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的提高，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进而体现出税法的经济性。
四、表现了税法的技术性
技术性也是现代税法的特征之一。税收关系到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生活的复杂化，税法也随之复杂化。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为保证税负公平，防止偷税、逃税行为，设计条理细致的税收法律制度就很有必要。一方面税法要谋求与私法秩序保持协调，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如何才能确保税收征收，保证税收征管的实效。因此，在这些复杂的制度设计中就表现出税法的技术性。[39]具体而言，税法的技术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税收实体法中，税法根据税收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税种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二是表现在税收程序法中，从纯粹技术的角度分析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进而设计相应的法律制度。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表现了税法的技术性。具体制度有税务登记制度、纳税人的帐户管理制度和发票管理制度。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是不涉及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权利（权力）义务的重新配置，仅是根据其本身的特点对其具体的制度细节进行调整，这样就可以实现相应的功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些制度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
我国原有的税务登记制度的主要缺陷是，税务登记和工商登记在程序上脱节，且税务登记证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不高。纳税人在办理工商登记后往往不办理税务登记，逃避纳税。另外，一些没有营业执照的经营者以未办理工商登记为由拒绝办理税务登记。从事经营行为的事业单位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也不办理税务登记，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税务登记制度进行了调整。该法第15条规定，企业、企业在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报之日起30日内审核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将办理登记注册、核发营业执照的情况，定期向税务机关通报。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将所有发生应税行为的纳税人都纳入了税务登记的范围，同时规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通报义务，可以使税务机关及时了解纳税人的工商登记状况。在法律责任部分，该法第60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可以处以罚款。这些制度设计就可以保证发生应税行为的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从而使税收征管的基础环节得以完善。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些制度设计中，基本上不涉及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权利（权力）义务的调整，仅是对这些制度本身的一些细节重新进行安排，从而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纳税人帐户管理方面的规定也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旧的《税收征管法》由于没有将税务登记和纳税人帐户管理联系起来，也没有规定金融机构在帐户管理中的义务和责任，使得税务机关通过冻结的方式采取的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发挥不了应有的效果。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具体的细节进行了调整。该法第17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税务登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帐户和其他存款帐户，并将其全部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帐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并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帐户号码。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立帐户的情况时，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同时在法律责任部分规定了金融机构的相应法律责任。有了这些制度设计，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的实际效果就会得到提高。
发票是经济生活中的收付款凭证，它能够证明相关主体之间的款项收付和资金流向，因此，是税务机关进行税收征管的重要依据。通过对发票制度的各个环节进行具体的设计，就可以提高税收征管的实效，进而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新修
订的《税收征管法》对我国原有的发票制度进行了修改。该法第21条规定，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同时在第22条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其他发票，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指定的企业印制。通过对发票制度的这些设计，就可以提高税收征管的实效，也就表明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
五、促进了税法和科技的互动性
关于法律和科技之间的法理学问题，已有学者作了深入地研究。[40]这里我们仅从部门法的角度探讨税法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即互动性。税法和科技的关系相当密切。一方面税法为科技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税法往往通过规定税收减免、费用扣除、税前列支、投资抵免、税额豁免、延期纳税、亏损结转、加速折旧、先征后返等制度为其提供支持。[41]另一方面，科技对税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税收实体法方面，科技的发展对税种、税目、税率及其他税法要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税收程序法方面，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税收征管的方式方法。我国《税收征管法》的修订正好发生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因此，很自然地规定了信息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运用。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反映科技对税法重大影响的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1）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建设制度。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6条规定，国家有计划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各级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通过信息技术进行税收征收管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的这一规定将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体现了科技对税法的影响。（2）会计核算软件制度。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针对实践中会计制度的发展变化，及时地对会计核算软件进行了规范。在该法第20条第1款，增加规定会计核算软件也应当报送税务机关备案。会计核算软件是专门用于会计核算工作的电子计算机应用软件，包括采用各种计算机语言编制的用于会计核算工作的计算机程序。财政部于1994年6月30日了《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对会计核算软件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税收征管法》提高了规范层次，将有助于健全纳税人的财务会计制度，从而有利于税收征管。（3）税控装置制度。税控装置制度是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税收征管制度。从国外许多国家加强税收征管的经验看，推广使用税控装置，可以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打击偷税、逃税行为。国家税务总局于1998年6月26日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加油站税收征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也规定了税控装置制度，反映了科技对税法的强烈影响。具体制度是，该法第23条规定，国家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积极推广使用税控装置。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4）采用数据电文申报纳税制度。所谓数据电文，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的规定，是指“经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者传递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E-mail）、电报、电传或者传真。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反映了信息时代人们交易方式的变化，在该法第26条规定，纳税人除了可直接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外，也可采用数据电文等方式办理纳税申报。体现了科技对税法的影响。
「注释
[1] 我们这里所说的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可理解为税法主体在税收活动中法律地位的平等。
[2]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18页。
[3]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92-98页。
[4] 须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税法是应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税收相适应的。“税收”和“税法”的概念在古代自然经济状态下早已存在，但其本质和特征与现代的理解完全不同。关于对税收的历史考察，可参见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219-222页。
[5] 参见前引2刘剑文、李刚文，第98页。
[6] （日）井手文雄：《日本现代财政学》，陈秉良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253页。
[7] 尽管在国家的起源上有“社会契约论”和“阶级国家论”的区别，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国家）在面临市场失效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大同小异的。恩格斯曾经指出：“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理解这一点，是我们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和税收理论的重要前提条件。
[8] 关于公共财政和市场失效的具体关系，可参见前引3张馨书，第23-58页。
[9] 参见前引5井手文雄书，第262-263页。
[10] 参见前引3张馨书，第232页。
[11] （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625页。
[12] 前引3张馨书，第231页。
[13] 参见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37、438页。
[14] 参见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246页。
[15] （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90页。
[16]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00、98页。
[1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6页。
[18] 这一过程和人们对税收的经济本质的认识和税收法治的发展过程基本相一致。
[19] 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4月初版，第15页。
[20] 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台）三民书局1997年9月版，第9页。
[21] 参见前引19陈清
秀书，第13页。
[22] 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的方式，和“平衡论”提出的实现行政法律关系整体平衡的方式有类似性。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7-18页。
[23] 湛中乐、朱秀梅：《公民纳税意识新论》，《现代法学》2000年第5期，第36页。
[24] 当然，公共产品领域的“搭便车”问题是无法完全排除的。大多数纳税人的主动纳税也不排除极个别的纳税人从事偷税、逃税等违法行为。
[25] 尽管在其他部门法律关系中，公民也可以体会到权利的平等。但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由于一方主体是拥有行政权力的征税机关，公民在拥有行政权力的征税机关面前理直气壮的主张其权利和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对公民树立权利意识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法治向来关注的不仅是公民相互之间的平等，而更加关注公民与拥有行政权力的机关之间的平等问题。
[26] 考察税法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注意到税法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定上，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参见前引1金子宏书，第48页。由此看来，确立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导致我国税法的全面变革或许会成为我国实现法治的突破口。
[27] 当然，这并不否认税法对纳税人义务的规定。事实上，税收征管法中有许多纳税人义务的规定。但在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方面，强调纳税人权利似乎更有意义。
[28] 刘剑文、宋丽：《〈税收征管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税务研究》2000年第11期，第8页。
[29] 当然，在强调税务机关的义务和责任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的权力。在新的《税收征管法》中对税务机关的权力较之旧法也作了改动。如扩大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对象的范围，增加规定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是可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等。这些规定对完善税收征管制度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我们认为，考虑到税务机关的特殊性，在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上，应把着眼点主要放在对其义务和责任的强调上。因此，这里主要论及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税务机关义务和责任的规定。
[30] 承认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并不是完全否定税收权力的行政权力属性。对于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理解。一种是从宏观上，整体的、抽象的角度来理解，即税收权力是一种债权，而其行政权力因素已经退居幕后。在这种角度理解税收权力和税收法律关系，就可以得出税收权力是一种公法债权，税收法律关系由于其债的属性而具有平等性，这和前面对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的论述是一致的。还有一种角度，是从法技术的观点来看待税收权力，认为其具有债权属性，但也不否定其行政权力属性，这样就可以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引进民法债的制度，完善税法制度，同时也充实税收权力的内容。这里主要是从法技术的角度看待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相关论述可参见前引1金子宏书，第18-21页；颜庆章：《租税法》，（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9月修订版，第81页。
[31] 我们认为，这也是税法得以独立于行政法的主要依据之一。
[32] 旧的《税收征管法》也有关于纳税担保的规定，但这种担保是由税务机关责令作出的，尚不能完全说明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
[33] 关于这一规定存在的不足可参见刘剑文、魏建国：《我国税法对国外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借鉴》，《法制日报》2001年5月20日理论版。
[34] 关于税务机关如何行使税收代位权、撤销权，还有待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35] 经济性也是经济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关于税法的特征，可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37-38页。
[36]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财政结构的地区组织的设计不是为了形成一种有效的格局，而是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副产品而逐渐形成的。但在地方政治结构的构造上，财政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参见（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比较财政分析》，董勤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月第1版，第277-278页。
[37] 参见（美）哈维﹒S﹒罗森：《财政学》，平新乔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467-468页。
[38] 参见刘剑文：《修订〈税收征管法〉：税收征管法制建设的福音》，《纳税人》2001年第2期，第30页。
[39] 参见前引1金子宏书，第25页；前引28颜庆章书，第81页。
[40] 参见苏力：《法律和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57-71页。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2篇
一、租税国的概念与特征
租税国概念最早由着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与奥地利财政学者Rudolf Goldscheid论战中所提出。Rudolf Goldscheid面对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的财政困境,提出了“是国家资本主义?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对于战争所带来的财务负担,国家的租税制度已没有能力承担,需改造公共财的秩序,另外寻求一套财政系统,即在公共财政学的领域,必须将公共财 (public property)的理论发挥到极致,进而成为法律秩序的基础,藉以保障、增益公共财,并提高其生产能力。此外,Goldscheid还认为,从财政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将会是国家向人民的需求愈趋减少,而给予人民者,却愈益增加,因此一个规划完善的公经济体系,对于全体社会的所得来源而言,将是必要的。针对以上观点,熊彼特认为,“一战”后德国的财务危机是战争所引发,并非租税国的危机,租税国的体制,并不会因战争,而暴露它在本质上、结构上的缺陷,顶多只是突显租税国家受到了外在的冲击而已。租税国家在面对危机时的处理方式,自然是透过租税的方式为之。因此,熊彼特力求经济自由度的确保,主张运用租税国家的体制,即足以应付得宜;反之,倘国家欲侵入私经济领域攫取财货,反而可能破坏市场机制,使经济发展趋缓。
依德国学者Isensee的分析,租税国的特征与要件主要包括:(1)租税国国民不负有实物给付之义务。现代国家为信用经济,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租税国租税缴纳,以金钱给付为原则;(2)租税国国民不负有劳务给付义务,金钱给付乃以定期、规律性之收入为标准;(3)就现代国家而言,由于国家支出持续增长,为满足不断之国家财政需求,只有租税才能负担之。因此,租税乃成为现性国家之特征;(4)租税乃现代国家之表征。租税国乃基于单方、强制、高权之命令。就民主国家而言,租税非仅为政治上现实,而实寓有宪法上理念:租税象征,乃确保多数统治与代议意思之形成;(5)租税义务,乃与纳税义务人之对待给付无关;(6)取得财政收入为租税之唯一目的(目的税、规费、受益费为其例外);(7)国家不从事经济活动,而留予社会去开发,国家仅对社会无力进行之经济加以参与。租税不仅系负担,同时也是经济自由和职业自由之保证;(8)租税国家乃以国家社会二元化为前提。国家是具有目的理性的有组织的统治机关,社会是个人或团体向其自我目标自由发展的领域。国家拥有课税权,课税的客体(所得、不动产、营业),其处分权归诸社会,并由法律制度保障。(9)租税自身具有法则,不容违反,否则租税制度与租税国均受危害。其最主要的法则是:课税平等原则及税源保持原则。负担平等原则与租税本是同根生,租税负担须在各国民间公平分配,国民在各种租税法律关系中须受平等待遇,纳税义务应普遍适用各国民,租税客体的选择及税额的裁量均受该原则拘束,平等要求须与社会潮流相配合,并与具体正义相协调;不得过度征收。租税国须仰赖国民经济支付能力供应,故不得摧毁其支付动机,削弱其支付能力。租税国须尊重纳税人之纳税意愿,并保持其经济能力。否则,超过此限制,纳税意愿及纳税能力减退,则租税之源泉,势将枯竭,而租税之基础,势必崩溃。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税收筹划；纳税意识；风险
税务筹划本身不单纯是一种财务行为，而是和企业的经营行为息息相关，是一种高层次的理财活动，它贯穿于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同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税收的影响。在实务中，税务筹划作为企业的一种理财活动，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企业财务管理的全过程。
一、企业税收筹划的涵义
企业税收筹划就是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事项的事先筹划，最终使企业获取最大的税收利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在税法及相关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企业对经营中各环节，如组织结构、内部核算、投资、交易、筹资、产权重组等事项进行筹划，在众多的纳税方案中，选择税收负担最低的方式。税收筹划及其后果与税法的内在要求一致，它既不影响和削弱税收的法律地位，也不影响和削弱税收的各种职能和功能；它的原则是在不违反税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对政府制定的税法进行精细比较后的优化选择。真正意义上的税收筹划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是一个企业纳税意识不断增强的表现。
二、税收筹划对企业的意义
1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税收筹划如果做的科学、合理，将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收益。企业如果能全面地了解税收的优惠政策，并且能够合理地运用，将会对企业的税负在很大程序上起到减轻的作用，放大企业利润。在企业的决策方面，税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有这样的情况：两个企业有着相似的成本结构和经营管理条件时，哪个企业的税收筹划进行的科学、合理，将会极大地提高企业竞争力。
2、有助于节约企业成本费用。税收作为企业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代价，缴纳税款是每个企业无法逃避的义务。同时，企业的利润等于收入减去成本、费用，而税款作为收入的减项，对于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通过对经济活动事前的安排，在合法的范围内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不但承担了缴纳税款的义务，而且减少了企业经营成本，为企业继续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保障。
3、有助于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使整个企业投资行为合理、合法，企业内部的财务活动健康有序发展，从而更进一步规范和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税收法律、法规是规范经营者合法经营管理，依法纳税的法律性条款，也是保证市场经济秩序持续有效发展的有力保障。经营者只有依法投资经营，企业才能收到良好的回报。任何违法的经营行为必将受到处罚，企业也就不可能健康长远发展。
三、企业在税收筹划方面存有的不足
1、对企业税收筹划的认识不准确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来，因为我国对建立税收制度相关概念的认识较为迟缓，而且对企业税收的相关管理体系并不齐全，执行税收的相关部门在执行政策时较为随便，让许多纳税人觉得税收筹划并不重要，只要他们与相关的执法部门有较好的沟通就可以实现减税的目的。大部分人对税收的观念，即为税收筹划，偷税漏税的实质意义是一样的，但事实上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税收筹划、偷税漏税虽然最后都是削减要缴纳的税费，可是税收筹划是有相关的法律作支撑的，而偷税漏税则是犯法的。
2、没有正确对待存在于企业税收筹划中的风险
税收筹划是得到相关法律支持的，运作是合法的，它主要是可以帮助企业减少要缴纳的税费。虽然当今社会许多企业都了解到有关税收的优惠政策并且可以将其应用到企业的税收当中，可是企业却没有了解存在于企业税收筹划中的风险。所谓税收筹划中的风险，即为企业对经济收益做税收筹划之际，没有考虑到各方面所存在的不可预测性，从而让企业实际效益不符合计划中收益范围的可能性。若该类企业内部的相关人员没有对税收筹划、偷漏税等有较好的理解与区分，进而让该流程遇到阻碍，甚至被迫走向失败。
3、企业没有较高的税收筹划水平
近几年，我国不断加强对税收的监管力度，纳税人对合法缴税的观念逐渐形成进而使目前国内的税收情况良好，大部分的企业已经纳入相关的专业精英着手研究企业税收筹划项目。可从国内税收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在税收方面所进行的筹划工作做了许多，但在企业实施的成效则不尽人意。
四、改进企业税收筹划方面不足的方法
企业税收筹划是利用现有税收政策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对提高企业利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都有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税收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企业科学地进行税收筹划对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以下提出几点改进企业税收筹划不足之处的几点措施。
树立正确的纳税意识，避免因违反税法而受到处罚。
一般情况下，纳税人的想法能够很好的体现企业内部实际的情形，纳税人对税收的有关观念和税收筹划的技能是直接关系到了企业税收筹划的进程。纳税人承担着企业内部税收筹划人员的责任，为企业以后的持续发展，应该掌握国家税收的有关政策，了解相关税收政策的变动，坚持合法纳税的原则，并且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税收筹划的过程中，维持企业税收筹划项目的有序进行。
企业应必根据企业内部的实际情况，引入了解国家有关税收的专业性、高素质的精英，进而通过运用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便减少税费。而且，企业应该对有关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人员开展税法培训，增强他们的税法功底，进而可以为企业开展高效率的筹划项目。企业还应当依法设立完整、正确、规范的账册，及时、准确地申报纳税，以确保企业不因纳税方面的任何疏漏而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进行成本控制管理，
企业在对内部税收筹划进行开展之际，从表面上看企业是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但是企业却为此也给予了代价，比如企业开展税收筹划时所发生的成本等。对企业的税收进行筹划时，应该着重关注进行筹划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成本，唯有该项筹划流程最终获得的经济效益大于筹划流程所产生的各项成本与费用之和，则该筹划方案才值得开展。
3、组建优质高效的协税网络。首先包括的是，网络的人员结构方面，在协税网络的人员结构方面不仅包括企业的财务人员，还要求企业应该有律师等其他专业的人员，企业的财务人员与税务部门直接的应对，积极的配合税务部门做好税收有关的工作，这样可以对企业与税务部门之间出现的问题及时的解决，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其次，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会计人员自身也要不断提高职业道德，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进步；如果整个会计行业的职业道德水平很高，每位会计人员作为其组成部分也会在大的发展环境下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平，为会计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职业环境。
税收筹划是一个企业走向成熟、理性的标志，它是企业一种长期行为和事前筹划活动，需要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要着眼于总体的管理决策之上，有时还要与企业发展战略结合起来，选择能使企业总体收益最大、最优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节税增收”。（作者单位：定襄县教师进修学校）
参考文献：
[1]龙碧云：浅谈企业税收筹划，现代经济信息，2013年第19期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 本文的主旨是讨论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对我国税法实践的指导意义。文章围绕主题从两个侧面进行了阐述:其一,主要以税收返还请求权为例讨论了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同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关系;其二,主要以税收优先权制度为切入口探讨了税收债务关系理论与国家税收债权实现的关系。最后得出了税收债务关系理论既有利于纳税人权利保护,又有利于国家税收债权实现的结论。
一、引言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各方面都在经历迅速而深刻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法制现代化的运动也发展得如火如荼,税收法律无疑是其中新生的引人注目的亮点。在市场经济与法治已经深入人心、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对我国现代税法的构建,必然使我们关注西方及周围发达国家的税法理论与实践。税法作为国家征税之法及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税收债法则是税法的核心,是税法的基本理念、价值和原则最直接的体现。我国现行的有关税法学的着作、论文,包括立法实践中所持有的观点基本上仍是传统的权力关系说的观点,其立论基点,体系建构以及研究路径和思维模式仍基本上属于权力关系说范畴。这些理论和观点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我国加入WTO的现实需要。在我国入世以后,随着民主、税收法治等先进理念的普及和深入,纳税人的权利意识迅速萌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因此,引进世界先进的税法理论,以平等、公正、理性来改造税收法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债法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自从1919年德国首次在其《租税通则》中提出“税收之债”的概念以来,税收债法的理论和实践在世界各国得以展开和发展,以日本、法国、意大利、瑞士、美国和英国为代表,后期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澳门等地区,也都逐渐接受税收之债的理论,并指导税收法治实践,且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税收债法制度。但是我国大陆税法学界,目前关于税收债法的研究着重在基础理论研究阶段,虽然通过部分学者的不懈努力,税法学界已经从整体上接受了税收之债的理念和精神,但理论界对这些立法动态的学理探索尚十分不够,税收债法制度在我国也还没有真正完全建立。
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争论首先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实践上的问题。当一个理论不能够为实践所验证,为实践所适用的话,那么这个理论的价值就值得商榷了。有关税收债务关系理论的实践意义,日本学者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金子宏教授认为,如果将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理论原封不动地纳入法律解释的层面,往往都会带来各种结论上的误导,因此,债权债务关系说不适合直接用于解决具体问题。[1] 北野弘久则认为,立足于债务关系说的理论来构造具体的实践性问题,对维护纳税者的人权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在研究税收立法以及税法解释、适用的基本方法中,是否立足于债务关系说分析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目前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2] 而村井正虽然也认为债务关系说与权力关系说的争论仅具有原理上的意义,但同时又觉得,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式上,其背后常常隐藏着某种理论的支持。因此,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虽然不能直接导出法律解释层面的结论,但其对法律实践的间接影响还是客观存在的。[3]
事实上,选择权力关系说或者选择债务关系说,甚至选择折中的二元并立说,对税收立法、适用和解释的指导意义是会明显不同的。因此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确立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实践问题。[4] 也就是说,税收债务关系说除了在理论上为税法学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在实践上也可以为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提供思路和答案。
二、“税收债务关系理论”与纳税人权利保护——以税收返还请求权为例
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 国家有时可能是弱小的, 但在国家与人民中的某一成员的关系中, 国家始终是处于强大地位的。在面对掌握着巨大权力的国家时, 无论多么强大的个人都会显得渺小, 个人无论如何是无法和国家相抗衡的。在现代民主法制社会, 个人维护自己权利的最好武器就是法律, 因为法律在国家权力之上, 当个人权利遭到国家权力的侵害时, 个人可以请求法律予以保护。当然, 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法律, 也是体现人民、个人与国家法律地位平等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的法律。在税法领域, 体现人民、个人与国家法律地位平等的法律是税收债法, 而体现和维护国家权力的法律则是以“ 权力关系”说为指导原则的传统税法。传统税法以国家权力为本位, 特别强调国家的征税权, 而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纳税人享有权利。在“ 税收债务关系说”之下, 国家和纳税人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 其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是平等的, 国家所享有的仅仅是请求纳税人为一定行为, 而不能直接支配纳税人的财产和对纳税人的人身予以强制。在税收债务法律关系之下, 国家和纳税人均享有一定的权利, 也均承担一定的义务。也就是说, 它们均是权利主体。同时也是义务主体, 这样,就改变了传统税法学所认为的纳税人仅仅是义务主体, 而不是权利主体的观点,把纳税人视为权利主体, 且是与国家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主体, 那么, 税收债法将对纳税人与国家的权利同等保护。显然, 在“ 税收债务关系说”之下, 纳税人所享有的权利更丰富、更充实, 也更具有保障性, 更具有实现的可能性。[5] 以民法上的不当得利之债为理论基础产生的税收返还请求权,就是将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应用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例子。
税收返还是与税收缴纳相对应的现象。当纳税人缺乏法律原因而缴纳税收,或超出法律的标准而多缴税款时,税收返还就成为必然的要求。例如,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如果法律原因嗣后消灭,并溯及影响到已经缴纳的税收,也会产生税收返还的问题。除国家对纳税人的税收返还外,当出现溢退税款,或错退税款时,国家对纳税人也享有返还请求权。该种税收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如何,其具体的发生及实现方式是什么,都依赖于我们对税收法律关系的理解。应用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和税收权力关系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返还请求权的发生时间
税收返还请求权究竟是从错误缴纳税款之日起发生,还是从税务机关撤销或废弃税收核定之日起发生,或是从税务机关作出退税决定之日起发生,是关系到纳税人权利行使的重要事项。
在民法上 ,如果没有合法依据而取得利益,致他人受有损失的事实被称为不当得利。由于该项利益的取得缺少法律上的依据,且其取得系建立在他人受有损害的基础之上,依照法律规定,利益的享有人应当将该项利益返还于因此受有损害的人。这就在当事人之间发生一种以不当得利返还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不当得利之债。其中,没有合法依据而取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称为受益人,负有向对方返还不当得利的债务;受有损害的一方称为受损人,享有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的债权。[6] 不当得利之债的发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因在现代民法上不当得利已经类型化,故其要件可分为一般要件和特别要件。一般要件为一般不当得利的共同要件,特别要件为特殊不当得利的特殊要件。[7] 不当得利的一般要件有四:(1)一方受益;(2)他方受损失;(3)一方受利益与他方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没有合法根据。[8] 一般情形下,只要满足以上构成要件的事实发生,不当得利之债就自动产生。
当我们将税收法律关系看做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时候,税收返还请求权也应当以民法上的不当得利之债理论作为法理基础。那么如果税款缴纳欠缺法律原因,税收返还请求权就应当即时发生。因而税务机关作出退税决定与否并不能决定税收返还请求权的发生。但是,如果税务机关已经对纳税人的应纳税款进行核定,税收返还请求权何时发生,就会因人们对法律原因的不同理解而发生分歧,即税务机关的税款核定是否构成纳税人缴纳税款的法律依据成为争议的焦点。
如果按照税收权力关系说的理论,把税收法律关系看做是一种公权力的实现关系,强调国家的征税权,那么理所应当用行政法的一般原理来解释税收实践中的问题。因此,为了维护行政机关的公信力,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就会发生拘束力。除非行政行为因重大明显的瑕疵而无效,否则即便存在违法情节,行政相对人仍然有义务加以遵守。在此情况下,行政相对人不是遵守实体法上的义务,而是遵守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行政行为似乎已经成为行政义务产生的法律依据。即便其在实体法上缺乏法律依据,也不妨碍其形式上的法律效力。因此,行政行为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法律原因,行政相对人按照行政行为履行义务,难以称之为无法律原因。[9]
然而,按照税收债务关系的理论,税收债务关系的发生以构成要件的实现作为前提,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只是确定税收债务关系的程序,并不足以发生创设税收债权或债务的作用。纳税人是否存在纳税义务,不能根据税收核定数加以判断,而应该根据法定的构成要件进行衡量。如果税收核定行为只是确认和宣示税收债权存在的程序,那么,它自然也不能成为判断税收返还请求权发生时间的依据。和税收请求权、责任债务请求权、附带债务请求权一样,税收返还请求权的发生也应该以满足构成要件作为前提。税收核定行为既然不能创设纳税义务,那么,自然也不能创设税收返还请求权。税收核定在被撤销之前对纳税人确实具有法律拘束力,纳税人无法对相应的税款请求返还。不过,这只是权利行使过程中的障碍和限制,并不足以证明权力不存在。[10]
因此,关于税收返还请求权的发生的时间应当认为是错误缴纳税款之日,既是说如果实体法上的纳税义务根本就不存在,纳税人在缴纳税款的同时就应该产生返还请求权。在纳税义务溯及消灭的情况下,税收返还请求权也应该自缴纳税款之日起发生。税务机关的税收核定不管效力如何,其对税收返还请求权的产生不发生影响。至于国家对纳税人的返还请求权,也应当从纳税人取得溢退或错退的税款之日起产生。这样,就可以将构成要件说贯彻到税收债务关系的全部领域,使税收实体法维持理论上的逻辑一致。[11]
(二)税收返还请求权的范围
在税收请求权关系中,除了税收主债务之外,纳税人如果不及时履行债务,可能被课征滞纳金、利息、滞报金等附带债务,其目的是督促纳税人履行义务。同时填补国家税款的损失。在税收返还请求权关系中,当国家欠缺法律理由占有纳税人资金后,纳税人同样也会发生损失,在实践中也有督促国家及时履行义务的必要。
由于我国的税收法律政策长期在权力关系说的指导下,强调国家的征税权,因此《税收征收管理法》在2001年修订之前,税收返还请求权中并没有加计利息的规定。虽然经过修订,该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如果税务机关发现后立即退还的,则没有加计利息的规定。这种按照税务机关主动返还与纳税人申请返还来区分是否设定利息给付义务的做法,并没有充足的法理依据。也许立法机关认为,税务机关主动退款的行为应当受到嘉许,要求纳税人放弃利息情有可原,[12] 但是这明显是侵犯纳税人权利的。如果我们把税收法律关系看做是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而运用民法中的不当得利之债作为税收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基础,以此分析税收返还请求权的范围,得出的结论将更有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也更具有法理依据。
在民法理论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标的为受有利益的一方所取得的不当利益。受益人返还的不当利益,可以是原物、原物所生的孳息、原物的价金、使用原物所取得的利益,也可以是其他利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标的范围,也就是受益人返还义务的范围,依据其受利益是否善意而不同:(1)受益人为善意时的利益返还。受益人为善意,即受益人不知情,是指受益人于取得利益时不知道自己取得利益无合法的根据。于此情形下,若受损人的损失大于受益人取得的利益,则受益人返还的利益仅以现存利益为限 [13] 。受益人受有的利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时,受益人返还的利益范围以受损人受到的损失为准。(2)受益人为恶意时的利益返还。受益人为恶意,又称受益人知情,是指受益人受有利益时知道其取得利益是没有合法根据的。于此情形下,受益人应当返还其所取得的全部利益,即使其利益已不存在,也应负责返还。若受益人所得到的利益少于受损人的损失时,受益人除返还其所得到的全部实际利益外,还须就其损失与得利的差额另加以赔偿。这实质上是受益人的返还义务与赔偿责任的结合。(3)受益人受益时为善意而其后为恶意的利益返还。受益人在取得利益时不知道其受领无法律上的原因,而与嗣后知道的,自其知晓之时起,成为恶意受益人。受益人于成立恶意前,仍适用关于善意受益人返还责任的规定。[14]
如果依据不当得利之债的理论来确定税收返还请求权的范围,区分受益人的善意和恶意,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错缴或多缴税款的责任不在税务机关,而是在申报纳税的情况下,因为纳税人自己使用法律错误,或者认定事实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税务机关主动退还,还是纳税人申请退还,都可以考虑不加计利息。不过,如果是由于税务机关的原因,例如,税务机关对税款的核定发生错误,造成纳税人多缴税款,那么,不管是税务机关主动退还,还是纳税人申请退还,都应该加计利息。当税收给付的法律原因嗣后消灭,从而溯及影响税收债务的存在时,由于税收债务的发生的确具有合法性,税务机关的行政核定不具有任何瑕疵,因此,税收返还时不加计利息也是情有可原的。[15] 以上这些关于利息的思考虽然只针对纳税人,但完全可以适用于扣缴义务人、第三人退还给付的情形。
虽然国家的税收返还请求权,其原理和上述情形也是相通的。但是由于税务机关在退还多征的税款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即便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等提供了虚假的信息,税务机关也负有审查的义务。因此,多退税款的责任主要在税务机关自身,其加计利息的请求自然难以成立。因而有学者主张不管是将来完善立法,还是目前的实务操作,国家请求返还多退的税款时不能加计利息。[16]
以上运用不当得利之债为法理基础确定税收返还请求权范围的方式,相较于以纳税机关主动返还与否为标准确定返还范围的方式,是更有利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在此情形下,纳税人可以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自己在申报纳税的时候谨慎小心,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权利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另外,纳税人在出口退税领域享有的出口退税请求权也是一项法定的公法债权,它以国家为抽象债务人,以退税机关为具体的债务履行人。根据税收债务理论,纳税人对国家所享有的出口退税税收债权,对国家来说,因其不具有合法占有该项税款的依据,而构成不当得利之债。 国家应当根据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对企业承担出口退税债务责任。近年来,我国税务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不退税或者不能足额退税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一种违背税收之债的行为,它与民法中的契约或者我们所称的合同的主要区别仅在于主体差异性,而正是由于这种主体地位和能力上的不平衡带来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拖欠退税问题。因此,应该以税收债务说为基础,以不当得利之债为依据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三、“税收债务关系理论”与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以税收优先权为例
“ 税收债务关系说”不仅有利于维护纳税人权利, 也可以更好地保护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一般来说, 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 国家总是强大的一方, 但也不尽然。国家正因为其强大, 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变得十分弱小。因为国家所面对的是广大的纳税人, 要确保每个纳税人都能依法纳税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 而且国家本身也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机构所组成的,国家不仅要面对广大纳税人, 同时也要面对自身的众多机构, 而诸机构也并不总是与国家保持一致, 特别是其中的工作人员腐化变质以及被部分纳税人所收买或与个别纳税人串通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另外, 国家的立法本身也难以尽善尽美, 漏洞始终是存在的, 面对众多纳税人钻法律的这些漏洞, 国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由以上所述种种情形, 我们可以发现, 原先我们所认为的强大的国家其实也是相当弱小的, 这也是我国每年税收大量流失而国家却往往束手无策的原因之所在。面对国家的弱小, 面对大量税收的流失, 在现代社会,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完善的法律来保护自己。对于税收债权的保护,在传统的税收权力关系说的影响下,我国主要依赖于公法保护。如:宪法通过有关税收权力、公民的纳税义务等规定,对税收给予宪法上的保护;行政法规通过税收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行政强制手段,对税收给予行政法上的保护;刑事法律通过对偷税罪、抗税罪等的规定,对税收给予刑事保护;诉讼法采用程序性措施,对税收给予诉讼法上的保护。公法的保护方式所体现出的特点是单务的、强制性的,在实践中已显出较大的弊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WTO 的需要,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确认了税收的债权属性,在立法上首次确立了税收债权可以用私法的方式进行保护。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法的私法化”以及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加强,用私法方式即用民事方式来保护税收越来越显得重要和突出。下面将以税收优先权为例对我国税收债权的具体的民事保护方式展开论述。
(一)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基本内容
税收优先权是指当税收债权和其他债权同时发生时,税收债权原则上应优先于其他债权。因为这种优先权针对的是纳税人的不特定财产,所以通常将这种优先权称为“税收债权的一般优先权”[17] 。优先权制度是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税法在民事优先权制度的基础上,都规定了税收优先权制度。我国原《税收征管法》没有确立税收优先权制度,但是在其他法律中,早已出现了有关税收优先权的法律规定。1986年12月2日颁布的《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7条第2款规定:“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虽然《企业破产法》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其历史局限性受到诸多批评,但该法对破产财产清偿顺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1年4月9日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九章第203条、204条对企业法人被宣告破产时的有关破产财产清偿顺序的规定,与《企业破产法》相同,但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法人。上述两个法律的规定,规范的是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的清偿顺序,即税收优先权被局限在企业破产清偿的范围内,而且税收仅优先于无财产担保的债权或放弃优先受偿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即破产债权,其不能对抗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此外,1992年11月7日颁布的《海商法》第22条规定了船舶优先权[18] 。即船舶吨税在一般情况下优先于船舶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财产赔偿请求、船舶留置权、船舶抵押权和一般债权。但在《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中又有税收优先权的例外规定,1995年5月1日颁布的《商业银行法》第71条第2款规定在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个人储蓄存款的本息债权优先于税收得到清偿,即税收劣于个人储蓄存款本息[19] 。同样,在《保险法》第88条第1款也规定了保险金债权优先于税收。
新《税收征管法》首次比较系统地确立了税收优先权制度。新《税收征管法》第45条第一款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优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该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行政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 第45条确立了税收优先权的三个原则:(1)税收在一般情况下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税收附条件地优先于担保物权;(3)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根据第45条的规定,结合民法债法优先权的理论及其他法律关于税收优先权的规定,我国税收优先法律制度可以作如下界定:
第一,税收优先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般情况下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商业银行法》规定的个人储蓄本息金优先、《保险法》规定的保险金债权优先、《海商法》规定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以及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员死亡的赔偿请求等海事请求权优先、《破产法》、《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清算费用和工资、劳保等债权优先;二是附条件地优先于担保物权,以税款发生时间优先为标准,即在担保物权形成之前若债务人发生欠缴税款,则税收优先于担保物权人得到受偿。
第二,根据新《税收征管法》第2条、第45条、第90条的规定,税收优先权适用于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享有优先受偿的税种广泛,并非为特别的税种而设定,具 有一般性。但海关征收的关税和的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船舶吨税等税种不能享受税收优先权。而且税收优先权的主体并不是包括所有的征税机关,仅指税务机关,不包括海关等其他政府部门。
第三,税收优先权可以对抗非特定的权利人,包括无担保债权人、抵押人、质押人和留置人等,具有对世性。
第四,税收优先权是对非特定物即纳税人的全部财产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它表现出的是一般债权的优先性,这与《海商法》中船舶吨税优先权乃基于特定动产(船舶)产生的优先受偿权是有区别的。
第五,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意味着当税收权利与行政权利在债权上发生冲突时,即当纳税人的财产不能同时满足两种权利要求时,税收优先于其他行政权利。因为罚没所得具有制裁当事人的性质,不以财政收入、公共利益为目的,与税收的性质有所区别,所以罚没所得应该劣于税收受偿。
(二)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税收优先权是税法领域的新问题,新《税收征管法》对税收优先权的规定非常原则,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也未对许多急需解决的法律问题作出解释,使得税收优先权的行使与实现在实践中面临许多问题,给实际操作带来诸多困难。其主要问题有:(1)新《税收征管法》关于税收优先权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存在冲突和矛盾,造成了司法和行政执法的困惑和无所适从。(2)新《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纳税人设定或形成的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优先于或劣后于税款受偿的标准是“税款发生时间”,因而“税款发生时间”的标准是影响税收优先权和担保物权利益的关键,但税收征管法及其细则都未对此作出界定。(3)与私法交易安全的平衡和对第三方权利的保护问题。虽然新《征管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同时第46条规定纳税人有欠税情形而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的,应当向抵押权人、质权人说明其欠税情况,抵押权人、质权人可以请示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欠税情况,但是比起担保物权的公示方式,《税收征管法》在这方面的规定显然达不到保护第三方利益、维护交易安全这一要求。(4)税收优先权适用范围。对于税收优先权的适用范围,实践中碰到的主要问题在于是否包括滞纳金与罚款。新《征管法》第45条只提到税收优先权及于“税款”,而《征管法》第40条第2款规定的“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欠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交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税收优先权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在实践中极易产生争议。(5)税收优先权行使的方式和途径。税收征管法只是对税收优先权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其行使程序,在实际工作中,各级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优先权缺乏程序依据。如税收优先权的行使是否向法院申请为前提?如果须通过法院,应由哪一级税务机关向哪一级法院提出申请?以什么样的方式提出申请?是向民事庭、行政庭还是执行庭提出申请?这些问题使各地税务机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无所适从,使得税收优先权的行使得不到保障。(6)税收债权之间竞合时谁优先的问题。同一纳税人身上存在数个税收债权时,不同税收债权之间的清偿顺序当为如何,法律没有再作规定。
四、结束语
“ 税收债务关系说” 的上述两方面作用既是相辅相成的, 也是对立统一的。更好地保障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 实际上也是维护最广大纳税人的利益。因为, 国家是纳税人的国家, 国家的利益也就是广大纳税人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与纳税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更好地保障纳税人权利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因为, 纳税人是国家的组成部分,纳税人的利益之总和也就是国家的利益, 把每一个纳税人的利益维护好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也就维护好了, 维护国家利益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每一个纳税人的利益, 因此, 国家的利益和纳税人的权利也是统一的。当然, 二者也有相矛盾的地方, 当国家利益与纳税人权利发生冲突时, 应当以法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和尺度, 如果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则应诉诸于公平、正义等自然法理念予以解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 国家利益和纳税人权利, 孰轻孰重, 应当有不同的标准, 而不能笼统地说, 纳税人权利应当一概服从国家利益或国家利益应当一概服从纳税人权利。
注释: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变化；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2－0100－02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12月6日国务院公布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税法统一税法并适用于所有内外资企业、统一并适当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和规范了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并建立“产业政策为主、区域优惠为辅”新税收优惠体系，并对关联企业业务往来做出了特别纳税调整的具体规定，同时规定了两个过渡，即对部分特定区域实行过渡性优惠政策、对享受法定税收优惠的老企业实行过渡措施。本文主要从对新税法的主要变化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主要变化分析
加入世贸组织后，内资企业积极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随着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旧税法已无法满足企业经济管理的需要，针对其不足，新税法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重大变动：
(一)适用范围的变化
旧税法将纳税人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分别对待，由《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范内资企业的纳税行为，外资企业则适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使外企能够享受“超国民待遇”。新税法实现了内、外资所得税法的合并。统一规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并按国际通行做法将纳税人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规定其纳税义务。
(二)税率的变化
税率是应纳税额与征税对象之间的比例，是纳税人最关心的问题。旧税法对内外资企业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税率，根据企业利润水平对内资企业分别规定了33％、27％、18％三档税率，外资企业税率为30％，并有3％的地方所得税率，同时对一些特殊区域实行24％、15％的优惠税率。新税法统一规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同时对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确定适用15％的优惠税率，对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确定适用20％的优惠税率。
(三)收入确认方面的变化
旧税法规定将生产经营收入、财产转让收入、租赁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股息收人等全部纳入到征税收入的范围。新税法明确了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作为收入总额，对不征税收入及免税收入不再加入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四)税前扣除项目的变化
新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税前扣除政策，统一规范了对工资薪金、三项职工经费、业务招待费、广告费、业务宣传费、捐赠支出等税前扣除项目的扣除办法和标准，简化nr所得税核算方法。如：
1、工资薪金和三项职工经费
旧税法规定对内资企业实行计税工资扣除制度，而对外资企业采取据实扣除制度，规定纳税人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计税工资总额的14％、2％、1.5％计算扣除。新税法放宽了对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的限制，实行据实扣除制度，取消了计税工资的概念；将三项经费的计税依据由“计税工资总额”调整为“工资薪金总额”，将职工教育经费的计提比例提高为2.5％，允许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超过的部分。
2、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及业务宣传费
旧税法对内、外资企业业务招待费支出实行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5％、3％)限额扣除，同时规定根据不同行业对内资企业的广告费、业务宣传费采用不同的比例进行扣除，并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新税法采取了与国际做法更接近的处理方法，规定业务招待费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合并在一起进行计算，准予扣除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对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3、公益性捐赠
旧税法按具体受益对象规定了不同的扣除比例，新税法对此做出了重大调整，规定对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公益事业的捐赠，统一按利润总额的12％扣除，与旧税法中按应纳税所得额3％的比例进行扣除相比，实质上扩大了捐赠税前扣除的基数和比例。
(五)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变化
新税法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加大了产业优惠力度，使内资企业能更多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具体体现在：保留了对基础设施投资、农林牧渔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优惠不再局限于外资企业；企业只要发生研发费用，不论其增长幅度如何，均可按实际发生额的150％抵扣；将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设备范围规范为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且不再限于国产设备；规定所有企业只要安置残疾人就可按支付给残疾职21152资据实扣除，同时按支付给残疾职211211资的100％加计扣除。
(六)新增反避税条款
新税法增加了“特别纳税调整”的规定，如增加了对关联交易及转让定价避税的调整，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的，税务机关有权按合理方法调整。企业可向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税务机关与企业协商、确认后，达成预约定价安排。同时税务机关有权按合理方法对企业实施的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的安排进行调整。
二、实施新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现实意义
新税法进一步规范了我国的经济环境，其多项变化对内、外资企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助于改善外资引入质量、促进内资企业发展、改善社会经济结构，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一个更透明、更稳定及更具预见度的税制。
(一)有利于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
新税法通过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消除了差别待遇，使各类企业处在相同的税收环境中，有利于减轻内资企业的税务负担，极大地促进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有助于建立统一、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将税率由原来的33％下调为25％，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负，为提升企业的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二)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减少“假外资”的政策性套利行为
由于旧税法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有很大差别，对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实行额外照顾，内资企业所得税税负相对较高，因此引起许多内资企业为了享受到各种外资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利用税制和政策的差别实施所谓的“合理避税”，如携资本到国外注册一家公司，再通过这家公司返回国内投资，带来许多“假投资”现象，造成国家税收的巨额流失，两税合并将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大大减轻该现象。
(三)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新税法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提高外企的税收负担，影响到外资投入的积极性，但是从长远看，不仅不会影Ⅱ向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相反可以通过促使其调整业务模式、投资机构和投资地点等，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提高其环保和社会责任意识，这将有助于引进外资质量的提高，改善社会经济结构。
(四)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
新税法制定的优惠政策更倾向产业目标，新增了一些对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和高科技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将优惠原则从过去以区域优惠为主转变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将有效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更好地促进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引导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五)有利于鼓励内资企业加大公益性投入
新税法提高了公益性捐赠的计税基础和扣除比例，有助于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其积极回报社会。新税法从综合角度出发，使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进行公益性捐赠，保证纳税人可以从公益捐赠中得到一定的社会利益，有助于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大大减轻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压力。
(六)将反避税制度化有助于加强税收征管工作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变化；现实意义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12月6日国务院公布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税法统一税法并适用于所有内外资企业、统一并适当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和规范了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并建立“产业政策为主、区域优惠为辅”新税收优惠体系，并对关联企业业务往来做出了特别纳税调整的具体规定，同时规定了两个过渡，即对部分特定区域实行过渡性优惠政策、对享受法定税收优惠的老企业实行过渡措施。本文主要从对新税法的主要变化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主要变化分析
加入世贸组织后，内资企业积极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随着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旧税法已无法满足企业经济管理的需要，针对其不足，新税法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重大变动：
(一)适用范围的变化
旧税法将纳税人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分别对待，由《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范内资企业的纳税行为，外资企业则适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使外企能够享受“超国民待遇”。新税法实现了内、外资所得税法的合并。统一规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并按国际通行做法将纳税人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规定其纳税义务。
(二)税率的变化
税率是应纳税额与征税对象之间的比例，是纳税人最关心的问题。旧税法对内外资企业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税率，根据企业利润水平对内资企业分别规定了33％、27％、18％三档税率，外资企业税率为30％，并有3％的地方所得税率，同时对一些特殊区域实行24％、15％的优惠税率。新税法统一规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同时对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确定适用15％的优惠税率，对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确定适用20％的优惠税率。
(三)收入确认方面的变化
旧税法规定将生产经营收入、财产转让收入、租赁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股息收人等全部纳入到征税收入的范围。新税法明确了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作为收入总额，对不征税收入及免税收入不再加入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四)税前扣除项目的变化
新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税前扣除政策，统一规范了对工资薪金、三项职工经费、业务招待费、广告费、业务宣传费、捐赠支出等税前扣除项目的扣除办法和标准，简化nr所得税核算方法。如：
1、工资薪金和三项职工经费
旧税法规定对内资企业实行计税工资扣除制度，而对外资企业采取据实扣除制度，规定纳税人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计税工资总额的14％、2％、1.5％计算扣除。新税法放宽了对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的限制，实行据实扣除制度，取消了计税工资的概念；将三项经费的计税依据由“计税工资总额”调整为“工资薪金总额”，将职工教育经费的计提比例提高为2.5％，允许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超过的部分。
2、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及业务宣传费
旧税法对内、外资企业业务招待费支出实行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5％、3％)限额扣除，同时规定根据不同行业对内资企业的广告费、业务宣传费采用不同的比例进行扣除，并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新税法采取了与国际做法更接近的处理方法，规定业务招待费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合并在一起进行计算，准予扣除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对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3、公益性捐赠
旧税法按具体受益对象规定了不同的扣除比例，新税法对此做出了重大调整，规定对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公益事业的捐赠，统一按利润总额的12％扣除，与旧税法中按应纳税所得额3％的比例进行扣除相比，实质上扩大了捐赠税前扣除的基数和比例。
(五)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变化
新税法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加大了产业优惠力度，使内资企业能更多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具体体现在：保留了对基础设施投资、农林牧渔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优惠不再局限于外资企业；企业只要发生研发费用，不论其增长幅度如何，均可按实际发生额的150％抵扣；将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设备范围规范为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且不再限于国产设备；规定所有企业只要安置残疾人就可按支付给残疾职21152资据实扣除，同时按支付给残疾职211211资的100％加计扣除。
(六)新增反避税条款
新税法增加了“特别纳税调整”的规定，如增加了对关联交易及转让定价避税的调整，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的，税务机关有权按合理方法调整。企业可向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税务机关与企业协商、确认后，达成预约定价安排。同时税务机关有权按合理方法对企业实施的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的安排进行调整。
二、实施新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现实意义
新税法进一步规范了我国的经济环境，其多项变化对内、外资企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助于改善外资引入质量、促进内资企业发展、改善社会经济结构，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一个更透明、更稳定及更具预见度的税制。
(一)有利于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
新税法通过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消除了差别待遇，使各类企业处在相同的税收环境中，有利于减轻内资企业的税务负担，极大地促进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有助于建立统一、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将税率由原来的33％下调为25％，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负，为提升企业的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二)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减少“假外资”的政策性套利行为
由于旧税法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有很大差别，对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实行额外照顾，内资企业所得税税负相对较高，因此引起许多内资企业为了享受到各种外资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利用税制和政策的差别实施所谓的“合理避税”，如携资本到国外注册一家公司，再通过这家公司返回国内投资，带来许多“假投资”现象，造成国家税收的巨额流失，两税合并将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大大减轻该现象。
(三)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新税法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提高外企的税收负担，影响到外资投入的积极性，但是从长远看，不仅不会影ⅱ向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相反可以通过促使其调整业务模式、投资机构和投资地点等，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提高其环保和社会责任意识，这将有助于引进外资质量的提高，改善社会经济结构。
(四)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
新税法制定的优惠政策更倾向产业目标，新增了一些对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和高科技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将优惠原则从过去以区域优惠为主转变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将有效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更好地促进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引导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五)有利于鼓励内资企业加大公益性投入
新税法提高了公益性捐赠的计税基础和扣除比例，有助于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其积极回报社会。新税法从综合角度出发，使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进行公益性捐赠，保证纳税人可以从公益捐赠中得到一定的社会利益，有助于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大大减轻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压力。
(六)将反避税制度化有助于加强税收征管工作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7篇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税务 内控体系构建 意义和方法
内部控制是一个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在企业内部管理监控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企业内部控制已经很熟悉，它已经充当着企业防范风险舞弊的一面“防火墙”。但是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起着一个重要成分的税务内控，却还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伴随着我国税收环境的不断改善，国内很多企业整体的税负在逐年的下降，税负的下降给企业带来诸多实惠的同时也导致了企业的税务稽查风险也越来越高。这种外部税务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税务内控水平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要求企业在加强内部控制的同时，更要防范税务风险的意识，应将税务内部体系融入到企业整体内控体系中。
一、税务内控的背景、定义和目标
税务内控已经逐步走入人们的视野，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心和注意。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税务内控，业界对此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税务内控是由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当局和企业的全体员工共同实施的，旨在保证企业实现“在防范税务风险的基础上，创造税务价值”这一最终目标的一整套流程、规范等控制活动。从税务内控的定义中可以得出：企业实施税务内控的最终目标有两大类：一是防范税务风险；二是创造税务价值。
二、房地产企业构建税务内控体系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房地产税收收入也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逐年增长，成为国家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影响下，政府部门（尤其是税务管理的部分）对房地产业的管理日渐严格。自2002年起，房地产企业一直被国家税务局列为当年度税收专项必检的对象。并且公众目前普遍认为房地产企业偷漏税现象特别的严重，这也说明了目前房地产企业涉税风险很高。
首先对于国家来说，从2006年开始，国家逐步加大了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的力度，比如限购令、银行加息等政策的出台，2011年密集出台的调控政策已经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限购城市成交量普遍同比下降，房价下调的趋势已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全面蔓延。但是整个房地产行业的税收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还是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建立有效的税务内控体系有利于引导房地产行业健康和谐的发展，对整个金融系统和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其次对于企业自身来说，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证企业高效率地实现其经营目标。一方面成立税务管理部门进行税务内控管理可以使企业进行整体涉税事项布局，合理安排税务事项处置，并利用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纳税筹划，节约税收成本，实现企业税后收益最大化，创造税务价值。另一方面可以经得起税务机关的纳税检查、避免税收处罚、形成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信用评价。另外企业税务内控机制紊乱会导致企业税务风险的产生。税务内控制度不健全或者涉税事项处理的不正确都可能产生重大的税务风险。企业能否进行有效的税务内控管理会直接影响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纳税风险评估、检查，进而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三、构建适合房地产企业税务内控体系的方法
为了尽可能的规避税务风险，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房地产企业应该在深入学习和研究《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等文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本企业的税务内控管理实践，现结合所学知识，提出几点房地产企业建立税务内控体系的方法。
(一)为了提高企业税务内控管理水平
应在财务管理部门下设立专门的税务管理部门，即使没有能力设立专门的部门，也应设立专人专岗来负责企业具体的税务管理工作，并明确税务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涉税岗位不单单指税务申报的人员或者财务人员，还包括与公司税收紧密联系的其他部分人员（如业务、采购部门）还应当有房地产公司领导层的支持。税务管理的职责包括：税务申报数据核算、填制申报，发票使用管理情况，税务风险事项分析、评估、处置和监督；收集并整理分析财政税收政策的最新变化，确定与房地产企业相关的有效涉税业务信息；对各业务部门进行一定的税务指导，杜绝经营过程中潜在的税务风险；积极参与公司投资、筹资等方面税务管理讨论，并能提出有效的税务评价意见。
(二)对各环节的风险管理流程进行控制
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是一种防范性的控制机制，是企业防范风险的基础，也是企业防范风险的前提。内部控制制度包括为企业保证企业正常运作、规避和化解风险等一系列的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作为内部控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要进行税务内控管理，就必须要建立科学的内部涉税事物管理组织。还要加大税务工作事前筹划过程的控制力度。实现每个企业流程税务价值的最优化。房地产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各个涉税环节的风险点进行评估、控制，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控制体系，通过这些体系的有效运行，对涉税风险进行有效控制，最终达到控制涉税风险，创造税务价值。房地产企业主要涉及以下几个业务环节，开发建设环节主要涉及土地增值税；交易环节，即房地产企业的销售环节，涉及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多个税种，是房地产企业涉税最多的环节；保有环节，即出租取得租金收入或以房地产入股联营分得利润，这个环节所涉及的主要有房产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费、企业所得税等。
(三)建立健全企业内部风险汇报制度
风险汇报，是包括汇报制度和汇报标准这两个方面。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于能明确各级涉税人员的责任，提高房地产企业对涉税风险的反应速度。汇报制度，涉税内控人员要以公司管理者的角度，分析公司税务情况。一些重大的涉税事项的确定，是很难一概而论的。必须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一般而言税务的检查、筹划、重大涉税合同、重大税收优惠政策的应用，税额超过万元以上的涉税风险等都属于必须的汇报事项。汇报的标准决定了各部门涉税人员如何进行汇报，是一个流程标准的问题。方便于汇报文本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人员签字流转中能得到统一理解。譬如，税管人员在工作中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汇报，并且已标准化的内部文本进行签字流转。税务主管再与其他部门人员协商纠正那些不合理的处理方式。如果存在较大税务风险，那么他应该向他的主管部门领导进行沟通交涉，并向公司高层领导进行汇报。
(四)建立内部税务风险测评制度
所谓建立风险测评制度，就是从房地产管理的角度对税务风险测评进行明确的制度。并将其作为房地产企业日常管理的一部分。
一是要提高每个员工的风险控制责任感和敏感度。这一点可以通过加强培训来实现，尤其对涉税业务岗位、生产经营人员进行基本税务知识的培训，使其对涉税风险有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同时培养端正的风险效益观。
二是各涉税部门应当定期(每月或每季度)对本部门的业务进行涉税风险评估，对于存在的风险应当及时整改，消除风险，对于可预见的将要发生的风险可以合理规避，防患于未然。
三是税务风险测评制度要根据税收政策的变化，房地产内部管理体系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另外即使设计了清晰的目标和措施，但是由于相关部门和人员的不理解，可能会导致责任人不能有效的执行，实施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所以，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对整个纳税风险管理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房地产企业各部门、房地产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及公司和税务机关之间都要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特别是要加强和税务机关的友好联系，同时对风险管理结果进行分析，并做好下一步的纳税风险预测。
四、结束语
以上是本人结合房地产公司的行业特点和涉税事项以及内控体系的流程提出的几点适合房地产企业税务内控体系构建的方法，希望对房地产企业构建完整、系统高效的税务内控体系和对房地产企业防范涉税风险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方红星,王宏译.（美）COSO制定.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郭伟,肖大勇.税务内控为企业筑牢“防火墙”[N].中国会计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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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建琼.企业税收风险管理机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7
[6]张舒.加强房地产企业税收征管的思考[J].财政监督,2007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8篇
关键词：营业税；增值税；乡镇企业；经营
一、营改增税法改革的基本概述
1.“营改增”的背景
在我国的现行税制体系当中，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两种流转税税种并行。增值税主要适用于制造业领域，营业税主要适用于服务业领域，两种税收方式在我国整体税收收入中占比很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导致的税负失衡问题日益凸显，重复征税现象严重，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了很大负担。营业税税法改革是我国政府在探索改革之路上的重大举措，伴随“营改增”范围的不断扩大，营业税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2.“营改增”的发展历程
2012年1月1日，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改增”试点。2012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扩大“营改增”试点至10省市，内容新增了广播影视作品制作、发行、播放。2013年8月1日，“营改增”推广至全国范围内试行。2014年1月1日，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2014年6月1日，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2016年5月1日，“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
二、营改增税法改革对河南省乡镇企业经营的影响
河南省乡镇企业起源于零散的小手工业，伴随着全省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断发展壮大。河南省乡镇企业具有经营范围广、涉及行业面广、规模相对较小的特点，一般都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势。“营改增”对河南省乡镇企业经营产生了诸多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减轻河南省乡镇企业税收负担
河南省乡镇企业大多为小规模纳税人的小微企业，在实行营改增税法改革之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不含税销售额，即3%的征收率计算增值税，税收相对之前降低40%左右，因此对于河南省乡镇企业来说，“营改增”减轻了税收负担，提高了企业的利润，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的生存机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政策。
2.加大企业财务管理难度
由营业税制度变更为增值税制度，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乡镇企业的财务管理体系。营业税中不存在销项合算，因此核算难度不大，乡镇企业只需要通过收入或收支差额以及现行税率即可计算出税金。而增值税的核算方式则相对复杂，在经营收入入账的方式上也与营业税不同，乡镇企业的收入和成本都需要按照现行税率抵扣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并对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进行应交税金方式审核，将两者之间的差额作为应交税金。因此，实行“营改增”后河南省乡镇企业必须要对原有的会计审核制度进行调整，相应增加会计科目，同时也要求乡镇企业的财务人员具备更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
3.推动河南省乡镇企业转型升级
营改增税法改革将原有的“道道征收”和“全额征收”转变为“环环抵扣”和“增值征税”，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重复征税的问题，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对河南省乡镇企业的转型升级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首先是推动了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形成了乡镇企业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的模式；其次是促进了乡镇企业设备更新换代，由于增值税中存在抵扣项，乡镇企业为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经济效益，逐渐重视设备的更新换代。同时，这也带动了河南省乡镇中设备制造企业的发展。
4.增强河南省乡镇企业市场竞争力
营改增税法改革的目的在于减少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税负，其中作为小规模纳税人的乡镇企业从中获益良多。实行“营改增”后，企业的经营管理越优，抵扣的税额也就越多，这使得河南省乡镇企业越来越重视经营管理。为了更好的促进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河南省许多乡镇企业都自发的在经营模式、市场营销、内部管理、外部服务和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建立了科学的财务管理、合作选择机制，并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极大增强了河南省乡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营改增”背景下河南省乡镇企业经营策略调整
1.用足用好国家税收政策
河南省乡镇企业要充分领会营改增税法改革精神，准确把握改革内容，用足用好国家税收政策，让政策红利惠及生产经营的各方各面。要制定适应“营改增”形势的企业发展规划，创新企业经营方式方法，高度重视企业经营管理，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快设备更新换代频率，及时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转型升级。
2.改进乡镇企业财务管理模式
目前，河南省许多乡镇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仍然沿用“营改增”之前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税法调整后的实际工作需求。以往对简单的会计核算体系涉及到的会计科目少，核算要求低，如果继续使用很容易产生会计核算不准确、不规范的问题，从而导致税款计算出现错误，引发税务风险。因此，必须改进乡镇企业财务管理模式，调整原有会计审核制度，建立全新的应交税金方式审核制度，做好税收衔接，对于混业经营的乡镇企业要根据不同税种业务采取相应的核算方式。加大乡镇企业财务从业人员培训力度，提高业务技能，提升履职能力。
3.科学调整企业结构框架
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框架与利润之间存在关联性，顺应“营改增”的形势科学调整河南省乡镇企业的内部构架，将企业内部的服务机构进行细分，把研发、设计、仓储、运输等部门分开设置，并同时提高各部门的专业能力，实行专业化管理，可以实现乡镇企业税后利润最大化。
4.变更经营收益评估方法
营改增税法改革从实质上为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系带来了变革，将营业税中的价内税转变为增值税中的价外税，从而对交易双方的利益产生影响。河南省乡镇企业若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必须紧跟市场环境变化，依据“营改增”的内部要求，对乡镇企业所经营的项目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评估，改变原有旧的经营收益评估方法，力求增加乡镇企业的税后收益。结论：营改增税法改革是我国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是税制完善发展的重要途径，有效解决了双重征税的问题，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营改增”为河南省乡镇企业的经营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广大乡镇企业要用足用好国家给予的优惠税收政策，适时调整经营模式，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环境。
作者:朱秀萍 单位:郑州自动化研究所
参考文献：
[1]徐美华.“营改增”对会计核算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12）.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9篇
「关键词税收法定主义，税种法定，税收要素确定，程序法定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意义
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在近代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主阶级和封建领主以及国王君主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或筹集战争费用的需要，巧立名目，肆意课税盘剥劳动人民。后来，在不断蓬勃发展的市民阶级抵抗运动中，逐渐形成了“无代表则无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思想；其萌芽初现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规定：“一切盾金或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允许课税。”此后，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从而在早期的不成文宪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这一宪法原则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1640年英王查理一世为了通过税收来筹集对付苏格兰军队的军费不得不两次召集议会，由于议会与之对立而导致了英国内战的爆发，并将查理一世葬送在断头台上；直至“光荣革命”胜利的1689年，英国国会制定“权利法案”，重申“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的税收法定主义。
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又因“印花税”和“茶叶税”等激怒了其北美殖民地人民，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1776年，美国在《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并随后在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的第1条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案。”（第7款第1项）“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税收，进口关税，国产税和包括关税与国产税在内的其他税收，……”（第8款第1项）。[1]（pp.25—26）
在法国，1788年巴黎的议会否定了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法王路易十六为了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迫不得已在1789年重新召开自1614年以来就未曾开过的三级会议，不料引发了法国大革命，而路易十六也步了查理一世的后尘。就在这一年，法国了“人权宣言”，其中虽未直接规定征税问题，但规定人民财产不得任意侵犯，也就包括了征税问题。以后，《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
西方其他国家也都或早或晚地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其宪法原则加以确认，尤其是倡导并实行法治的国家，多注重在其宪法中有关财税制度的部分，或在有关国家机构、权力分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确规定。[2]（第58页）如日本，明治宪法规定：“课征新税及变更税率须依法律之规定”；《日本国宪法》第84条规定：“课征新税或变更现行的税收，必须依法律或依法律确定的条件。”又如意大利，其宪法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个人税或财产税。”还有埃及、科威特等国。
以上历史发展表明：其一，税收法定主义始终都是以对征税权力的限制为其内核的，而法治的本质内容之一也在于权力的依法律行使，故税收法定主义“不但构成了法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主义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而且，从渊源上说，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3]（第17页）
其二，税收法定主义在各国最终都是以宪法明文规定的形式而得以具体体现，并进而贯彻到税收立法中去的，故“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2]（第58页）
二、 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
（一） 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
税收法定主义，又称为税收法律主义、税捐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等，其基本含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有税必须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被认为是税收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达。”[3]（第16页）
我们试将“税收法定主义”这一名词分解开来加以解释，以对其含义作进一步理解：
1.“税收”概念之含义。笔者认为，税收是指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这一定义与税收的传统定义相比较，在形式上起码具有如下特征：（1）涵盖了税收法律关系中的三方主体，即作为纳税主体之代名词的“人民”、作为实质意义之征税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形式意义之征税主体的征税机关；[4]（2）突出了“人民”在整个国家税收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作用，与人民在反抗封建君主、争取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斗争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符的；（2）表明了税收的两重目的，即其直接目的是“形成国家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是“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由此淡化了传统理论中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使之更易为纳税人接受；（3）强调了人民纳税必须“依法”且仅“依法”而为，内涵了“税收法定主义”之意旨。
2.“法”概念之含义。税收法定主义中之“法”仅指法律，即最高权力机关所立之法。至于为何非得以法律的形式，而不以法的其他形式来规定税收，笔者以为，简单来说，起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税收对人民而言，表面上或形式上表现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无偿”地转让给国家和政府（实质上表现为人民因这一转让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因此，以人民同意-人民的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实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否则便是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二，政府是实际上的税收利益最终获得者，并且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实际执行者，倘若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规来规范其自身行为，无疑可能会导致其征税权利（力）的不合理扩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以其权利大于义务的不对等造成人民的义务大于权利的不对等，故必须以法律定之，排除政府侵犯人民利益的可能性-哪怕仅仅是可能性。第三，从历史来看，税收法定主义确立的当时，尚无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权之作法，将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立法机关，乃是出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因此排除以税收地方性法规开征地方性税种的可能，以免因税源和税收利益划分等原因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所以，就“法”概念之含义而言，“税收法定主义”之表述没有“税收法律主义”之表述明白准确。
3.“定”概念之含义。对税收法定主义中之“定”，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次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层次，当我们将税收法定主义定位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时，可将“定”理解为“依据”，即国家整个税收活动必须依据法律进行，包括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和纳税主体依法律纳税两方面，并以此指导作用于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第二层次，当我们将税收法定主义仅定位为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时，一方面，可将“定”理解为税收法定主义本身必须以法律（宪法）形式加以明文规定，从税收法定主义的早期历史发展来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可将“定”理解为“立法”之“立”，也就是说，在立法技术发达、立法形式多样的现代社会，“定”早已突破其最初作为“制定”的外延，而扩展到除此以外的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等诸形式，换言之，税收活动得以进行的依据并不仅仅限于立法主体“制定”的税收法律，还包括立法主体对税收法律的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当然，就此而言，“税收法律主义”之表述又没有“税收法定主义”之表述全面准确。
4.“主义”概念之含义。如前所述，就“税收法定”之意，有称为“主义”者或“原则”者亦或“主义原则”者，故有必要加以辨析，以示其异同。所谓“主义”，是指“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5]（第1497、1408页）法的原则则是相对于法的规则而言的，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6]（第56页）再来看英文“Doctrine”和“Principle”二词，虽前者主要作“主义”解、后者主要作“原则”解，但并非绝对，二者均可互译，视不同语境而定。由此来看，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或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或者直接将其称为“税收法定原则”并无很大不妥；假如说有区别的话，则“主义”的抽象层次和逻辑顺序要高于“原则”，可以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而将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税收立法、税收执法或税收司法等的基本原则。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学者们概括表述不一。有的认为包括“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程序保障原则”；[7]（第50—54页）有的认为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2]（第59—60页）又有的认为包括“税种法定、要素明确、严格征纳和程序法定”等内容；[3]（第16页）还有的则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作多项分解列举。[8]（第152页；第4—5页；第156—157页）经过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可以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归纳为如下三个部分：
1.税种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种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一个税种必相对应于一部税种法律；非经税种法律规定，征税主体没有征收权利（力），纳税主体不负缴纳义务。这是发生税收关系的法律前提，是税收法定主义的首要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是“模拟刑法上罪刑法定主义而形成的原则。”[7]（第50页）因为，国家和政府如果没有相应的税种法律依据而向人民征税，意味着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就如同未依明确的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便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处刑无异于对人民的人身权利的践踏一样。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与罪刑法定主义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分别担负起维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
2.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要素须由法律明确定之。在某种意义上说，税收要素是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具体化的客观标准，各个税收要素相对应于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环节，是其得以全面展开的法律依据，故税收要素确定原则构成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
笔者认为，所谓税收要素，是指所有税种之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全面展开所需共同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统称；税收要素既经法律规定，则为税法要素，是各单行税种法律共同具有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统称。我们试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税法要素之含义，进而确定税收（法）要素的具体内容：（1）税法要素主要是针对税收实体法、亦即各单行税种法律而言的，但并不排除其中的程序性规定，如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等；（2）税法要素是所有完善的税种法律都同时具备的，具有一定共性，仅为某一或某些税种法律所单独具有而非普遍适用于所有税种法律的内容，不构成税法要素，如扣缴义务人等；（3）虽然税法要素是所有完善的单行税种法律都必须具备的，但并非要求在每一部税种法律的条文中都必须对诸税法要素一一予以明确规定，有时可以通过其他非税种法律的形式对某一税法要素作出规定，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第五章就对违反税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较为集中的规定，因此，尽管某些税法要素没有在单行税种法律中得以体现，但却规定在其他适用于所有税种法律的税收程序性法律中，我们仍然认为它们是税种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在税收实体法律的内容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税法要素具体包括：税种，[9]征税主体，[10]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内容。
税收要素须以法律定之，这一点无须多言。关键是，法律如何对税收要素加以明确且无歧义的规定。因为，如果对税收要素的法律规定或太原则化或含混不清以至不明白确定，便会给行政机关创造以行政法规对其进行解释的机会，等于赋予行政机关以自由裁量权，从而破坏了这一原则。故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对于那些立法技术尚不发达，习惯于以原则性语言进行立法的国家，如我国，其现实意义尤为重要。
3.程序法定原则。前两个原则都侧重于实体方面，这一原则则侧重于程序方面。其基本含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素须经法律规定，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
“在考虑法制建设的时候，中国的法律家更侧重于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合法性方面，而对在现代政治和法律系统中理应占据枢纽位置的程序问题则语焉不详。”[11]（第84页）在税收法制建设中也有类似情况，要么在立法时不注重对程序问题作出规定，要么是有一些规定却又不依照执行，结果是由于程序缺失或不当，致使实体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未得到有效的保障。
其实，“程序法定”作为一个单独的原则，和税收法定主义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程序的实体意义最初表现在起源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正当过程（Due Process）”条款，其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一原则经过历代国王的反复确认，到14世纪末成了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其实质在于防止政府专制。[11]（第86页）由此来看，程序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认为，当程序法定或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作为一个单独的更高层次的基本原则，作为法治体制、社会正义及基本价值的核心的时候，税收法定主义不过是其延伸于税法领域的一个产物罢了。
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法定原则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税种及税收要素均须经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2）非经法定程序并以法律形式，不得对已为法定之税种及税收要素作出任何变更；（3）在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及纳税主体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以上三部分内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程序法定原则的完整内容。
三、 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税收法定主义最早是在1989年作为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介绍到我国来的。[12]（第150—153页）进入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借鉴和参考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理论来研究、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目前，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已呈现出取代我国传统税法理论中的税法基本原则，而被直接确立为我国现代税法的基本原则的趋势。[13]（第31—32页）
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一条文是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学者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一规定隐含了或揭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意旨。[3]（第18页）另一种则认为，该规定仅说明了公民的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因而无法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但立法机关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以此来弥补宪法的缺失，使得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收法律中而不是在宪法上得到了确立。[2]（第59页）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和最主要的作用仍在于对征税主体的权力的限制，弃此不言，而仅规定纳税主体的依法纳税义务，依然是传统税法理论中征、纳双方不平等的观点的体现；况且，我国1982年宪法修改时，立法机关制定上述条款本无体现税收法定主义之意。然而，不管争论如何，我国宪法应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文准确规定，这一点当无疑义。目前需考虑如下三点：（1）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应当用怎样的立法语言在宪法条文中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白无误地准确表述；（2）如何选择适当时机，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补进现行宪法中，考虑到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一味要求尽快规定税收法定主义，或者是单独就税收法定主义对宪法进行修正，都是不妥当的；（3）在目前一时难以对宪法加以修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由全国人大对宪法第56条进行立法解释的方式或在即将要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方式来确定税收法定主义。
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不论是税收法制还是税收法治，都没有充分执行或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甚至表现出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比如，单行税种法多为税收行政法规形式，降低了税法的整体权威性和稳定性，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税收环境的培育。无论如何，作为税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当然应作用于税收法制建设的全过程，而体现在税法的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各个环节；如此才能真正达到税收法治之状态。[14]
「注释
[1] “税收议案必须首先在议会提出。税法应当在立法机关的下院提出，这一传统来自英国。在那里，由于人民直接选举下院成员，而不选举产生上院-贵族院，故下院更倾向于反映人民的意愿。在美国，这一规则却有所不同，因为人民既选举产生众议院，又选举产生参议院。此外，参议院得以修正税收议案，甚至可以达到将其完全改写的程度。”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dapted from 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World Book， Inc.， 1986.
[2] 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3] 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J].税法研究。1997（1）。
[4] 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J].法学研究。1999（4）。
[5]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6]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7]（日）金子宏。刘多田等译。日本税法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8] 谢怀栻。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J].载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罗玉珍主编。税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9] 传统税法理论之课税要素中不包括税种。笔者认为不妥。因为，任何一部单行税种法律首先就要在名称中明确其为哪一个税种。当然，在此亦发生“税收要素确定原则”与“税种法定原则”的交叉；但并不能就此将“税种”排除在税收要素之外，而破坏其完整性。
[10] 传统税法理论中课税要素虽含税法主体，但仅指纳税主体。此为其一大缺漏。税收法定主义本就源自于对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力的限制，又怎能将其排除在税法要素之外呢？且并非所有税种的形式意义的征税主体都是一致的，虽然其中大部分为税务机关，但也包括海关和非税务机关的财政机关等。
[11]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3（1）。
[12] 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公平主义、实质征税原则和促进国家政策实施原则；谢怀栻。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J].载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依法治税税收法律意识重构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9]。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
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
“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
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
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注释：
[1]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王革：《论依法治税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
[3][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4]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
[5]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
[6]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7]刘隆亨：《坚持依法治税是实现我国税收任务的重要保障》，《税法论文汇编》（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办，第116页。
[8]刘隆亨：《关于依法治国与加强财税法治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页。
[9]参见上注引文，第11—12页。
[10]高培勇：《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上）》，《涉外税务》1998年第10期，第4页。
[1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
[12]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页。
[13]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
[14]《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16]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43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
[18][30][3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
[19][27]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第2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2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22]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23]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24][2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
[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
[28][32]注[13]引文，第65页。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税收法定主义；国家征税权；内在逻辑；实现条件
经过多年的税收实践与改革，税收收入已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形式，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税收国家，但我国长期以来立法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很少，授权立法太多，已不适应以法治国的要求。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税收法定主义一直是税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日本学者金子宏的著作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发行。此后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要性越来越被理论界所重视，但研究的内容主要限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与我国按照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应如何完善我国税收立法权和税收制度，对于其中的关键问题，即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实现条件以及税收法定主义在我国应如何实现，在理论研究上显得相当不足。如今我国正逐步走上民主法治的宪政道路，此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和逻辑关系
税收乃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国家要履行必要的公共职能，为公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缴税便是公民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国家和政府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而向人民征税，意味着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现代社会中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被各国所接受或采纳。因此有必要通过对税收法定主义起源的考察发现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以明确确定税收法定主义的必要性。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
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1215年英国大宪章规定：“一切盾金或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允许课税。”此后，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这是税收法定主义的萌芽。此外，《自由大宪章》是在领主、教土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签署的，其主要是限于贵族纳税者的同意权，还不能成为近现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直至1689年英国国会制定“权利法案”，重申“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才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的税收法定主义。
此后西方其他国家也都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其宪法原则加以确认，尤其是倡导并实行法治的国家，大多注重在宪法有关财税制度或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确说明。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1 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质
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质在于民主与法治。历史上税权的斗争也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一个方面，最终的结果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即人们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构，代议机构行使人们授予的权利制定税收相关方面的法律，当作国家税收权利行使的规则和人民自己纳税行为的依据。这样，国家的征税行为和公民自己的纳税行为的规则就是由人民意志决定的，即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与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君主恣意征税的运动不可分割。在“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潮之下，形成了征税须经国民同意，如不以国民代表议会制定的法律为根据，则不能行使征税权的宪法原则。即人民权利义务均必须由法律规定，政府机关非根据法律不得剥夺人民的权利和加重人民的义务和负担，这与法治的要义——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是一致的，可见，税收法定主义是法治在税收领域的适用。
2 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起点
在民主和法治的要求下，国家不过是一群自由民为了汇集起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自由和财富而让渡部分个人权利，以社会公约赋予其生存和生命，以立法赋予其行动和意志，以赋税赋予其血液所形成的政治结合体。从而税收法定主义的法理基础即在于人民与国家达成意思表达一致，转让自己的部分财产权以构成财政收入，供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之需。即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财产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要求。因此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起点应在于对纳税人或者说是国民的权利的保护。
3 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关系与归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关系应当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拥有的自然权利容易受到侵犯，所以要寻求公共权力的保护，即需要国家提供满足其需要的公共产品，而国家的行为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一国民同意让渡部分自然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利)，保证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以保证自己其他更多的权利处于被保护状态，即同意政府征税一通过契约形式(宪法是这种契约形式的最佳表现形式)授权国家运用其来自于人民权利的权力进行征税。可见，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归宿应是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从税收法定主义起源和逻辑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于以法律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和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
(一)以法律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宗旨应在于保护纳税人的权利，限制政府及其部门对公民的非法侵害，政府必须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税收活动，而这种授权正是表现在政府进行征税活动的内容必须要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和税收的基本法中予以体现。
法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指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狭义的法律仅指由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政府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实际上的税收利益最终获得者，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实际执行者，倘若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规来规范其自身行为，无疑会导致其征税权力的不合理扩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而且依据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税收对人民而言表现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无偿”地转让给国家和政府，人民因此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因此，以人民同意——人民的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是一种必然要求，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在立法机关决定要负担什么税收，并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加以确定，这样的法律才是符合和体现民意的；人民交纳其自愿负担的税款，才是合法的。所以税收法定主义中的“法”一般是指狭义的法律，即各国最高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不包括各国最高行政机关所颁布的行政法规。
(二)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
相对于政府其他的活动来说，政府的财政活动与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而税收更是与公民的自身利益紧密相连。作为公共产品的相对价格，税收实际上是公众理性的集体选择过程，因此，在税收立法上体现公民的广泛参与性是非常重要的，舍此将难以真正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意义。但由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理性的限制，使得在税收立法上采用全体国民共同立法而达成“一致的同意”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这种广泛参与性重要之处就在于能够体现公民各方的利益，让公民的各种偏好能够得以真实而及时的表达，而在现实的税收立法中更多的是以代议制的形式实行的，因此税收立法实际上就是各方利益代表就公民各方的利益进行协调的结果，这样可以避免税收立法结果中受到高收入和大企业等利益集团的操纵，因为这些利益集团往往比普通公民更具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对税收立法施加影响，而且能在税收立法结果享受到更多的收益，因此也更会具有动力。但若在税收立法过程中，对于法案的讨论和审议只是形式上的需要，而使某个主管机关拥有了对税法内容实际上的决定权，将会使得税收法定主义不能得到真正体现，因此，若要真正实现税收法定主义，则必须在税收立法的决策、起草、审议和公布等诸多环节中，公众及其代表能够充分、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对税收法案的通过具有决定权并实际上行使了这种权利。
三、我国并未实行税收法定主义
(一)对我国是否实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判断
我国是否实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法理论研究上存在着争论，但无论观点如何，其判断的依据基本都是从法律条文的规定上去辨析，这是必要的，但对于税收法定主义这种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我们的判断不能只是基于法律条文的字句，更重要的在于在精神上和实践中是否真正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要求。
1 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上不能认定我国已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首先是宪法。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该规定仅说明了公民的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和最主要的作用仍在于对征税主体的权力的限制，而仅规定纳税主体的依法纳税义务，依然是传统税法理论中征、纳双方不平等的观点。的体现，因而无法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
其次是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体系。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体系是行政主导型的，大量的税收立法是以授权立法的形式进行的，表现为以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为辅，我国目前所开征的20多个税种有法律依据的仅仅有两个，而且集中在所得课税，即使再加上《税收征管法》，我国税法领域也只有三部法律，其余均为条例、批复、通知、复函等，在地域、时间的效力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虽然立法机关在《税收征管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有学者认为可以此来弥补宪法的缺失，在税收法律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但《税收征管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所体现的税收立法目的首先是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其次才是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与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的本质要求是相悖的。
2 在我国的税收立法的实践中也未体现税收法定主义
在我国的税收立法的实践中，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性未能得到有效体现，公民的各种偏好不能真实而及时的表达，在税收立法中很少实行听证制度，税收立法在决策、起草、审议和公布等诸多环节中，基本上是由各相关机构，主要是税务部门自行制定，而未经过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的通过，因此公民各方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且与税收法定主义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这一根本要求相悖。一些中央和地方机关随意制定、修改、变更、解释税法或直接干预税收，导致税收立法层次低、行政法规越权立法、立法程序不规范现象严重，使得在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体系中未能体现税收法定主义。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实现条件
我国未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立法机关的不努力或税务行政机关自身利益的驱使，更重要的在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实现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我国以前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现实条件并不成熟。
1 国家的财政收入应以税收为主
若一国财政收入不以税收收入为主，而以其他收入如国有资产经营收益、资源收入或收费收入为主，则是否实行税收法定主义在现实中并不具有较大意义，因为此时与公民利益更为相关的政府筹资行为并非税收，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主要不针对税收活动。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基于当时的理论与实践的要求，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以国有企业收入为主；改革开放以后，税收收入很长时间之内并不居于主体地位，只是在1994年分税制和税制改革之后，税收收入才逐渐成为主体，因此在此之前我国并不具有税收法定主义的物质基础。
2 私人产权明确而得以保护
在个人与君主或封建领主之间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条件下，显然是不可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在绝对的公有制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因为税收法定主义所体现的对纳税人或者说是公民的权利的保护缺乏依据，也没有着力点，因此只有在宪法中明确保护私人产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税收法定主义。而我国在2004年宪法中第13条才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之前并未明确保护私人产权，因此并不具有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依据。
四、我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立法建议
税收法定主义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我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条件逐步成熟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的国情，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逐步予以完善。
(一)在宪法上全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宪法统领诸法，把税收法定主义规定在宪法中，能够使税收法定主义在相关法律中得以贯彻，从而能够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进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以使我国宪法更加完善。不仅要在公民的基本义务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而且对于开征新税、变更税率、减免税和取消税种都必须由法律明确予以规定，根据特殊实际的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就个别税种或个别税收事项授权国务院在规定的条件和限度内通过行政法规的方式予以规范。
(二)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逐步完善税收立法
税收基本法一般是指对税收共同性问题进行规定，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在税法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它可以对税法体系起到整合的作用，使其整体结构更加合理，从而提升税法体系的效力，因此，应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推动和保障税收立法的不断完善，提高税收法律规范的地位，增强税收法律的权威性，杜绝税收立法的随意性，确保税制的稳定。其次，应提升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级次，对法律级次的税法，应根据当前实际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对行政法规级次的税法应进一步规范和明确，对各单行税种的行政法规应争取尽快上升为法律级次。
(三)在税收立法中实行听证制度
实行听证制度是体现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代议制税收立法中尤为重要，是提高立法透明度，使公民各方利益得以体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得以协调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广泛公布有关税收立法信息，充分征求广大公民意见，确保民众对立法事项的了解和立法过程的参与，以民主程序挑选、召集各方利益代表，确保听证制度不受部门利益左右。同时由于税收立法涉及面大且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还必须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参与，即需要进行专家论证以确保税收立法的质量。我国在2005年8月至10月之间修改《个人所得税法》过程中关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所举行的立法听证会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我国在税收立法中制定统一的规则奠定了基础。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12篇
摘 要：本文在对依法治税理论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依法治税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指出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在于“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税收法律意识应在现代法治观念总的指导下，以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有机结合为理论基础，从确立和开始培养“征税意识”以及重新培养“纳税意识”并明确二者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等方面就加以重构。论文关键词：依法治税 税收法律意识 重构 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2]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 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 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 ——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注 释：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王革：《论依法治税 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刘隆亨：《坚持依法治税是实现我国税收任务的重要保障》，《税法论文汇编》（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办，第116页。刘隆亨：《关于依法治国与加强财税法治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页。参见上注引文，第11—12页。高培勇：《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上）》，《涉外税务》1998年第10期，第4页。（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12]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页。[13]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14]《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16]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43页。[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18][30][3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19][27]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第240页。[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2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22]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23]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24][2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28][32]注[13]引文，第65页。[29]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85—386页。[33]参见杨秀琴主编：《国家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税收法定主义；市场关联性；量能课税原则；对偿原则「正文
一、税及税法的正当性的另类解读
我国学者研究税及税法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是从税收法定主义的角度去分析的，为此便在一些法律乃至宪法上为其寻找根据，但有一些问题在研究税及税法的正当性之前不得不予以澄清——一种税的开征的根本理由何在？国家的税收的开征受什么指引？纳税人是否一有法律纳税义务，就得纳税？等等。虽然这些问题的表述不一，但都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其实，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税及税法的正当性究竟何在？这即是本文的议题。
人民有依法纳税义务，固为“宪法”第19条所明定，但课予人民纳税义务之税法，本身须具有正当性，始符合实质宪政国家要求。[①]因此，探讨税及税法的正当性已经不仅仅只是是否有法律规定这么简单了。可以说，法律的规定只不过是税及税法的正当性的形式要件，但最根本的还在于税本身的正当性，即税的正当性的实质要件。为此，笔者以为：税的正当性包括形式层面的正当性和实质层面的正当性。形式层面的正当性为：税收法定主义；实质层面的正当性为：课税对象的市场关联性以及量能课税原则和对偿原则的互动、配合。
二、税及税法的形式正当性——税收法定主义的反思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由来
税收法定主义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最初是由封建制度内部的权力斗争引起的，之后，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才演变成新旧势力的对抗而斗争。[②]从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到约翰暴政[③]，一步一步引发了封建内部势力，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满，最终约翰被迫签署了《大宪章》，该宪章被公认为是现代税收法定主义的源头。随后，该宪章经补充重新颁布，从而确定了课税权的由来。随后，英国革命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文件《权利法案》，进一步巩固了议会的地位，从而也就进一步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英国确立的税收法定主义对世界的影响之深，不仅仅只对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随后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可以说这是英国对世界税法文明做出的贡献。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各国很少在立法层面上予以规定。就是在税法界也尚未对此达成一致意见。日本税法泰斗金子宏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包括：（1）课税要件法定主义；（2）课税要件明确主义；（3）合法性原则；（4）程序保障原则。[④]另一位日本税法大师北野弘久则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要件法定主义，这是税收立法的准则，包含税收要件明确的要求；二是税务合法性原则，这是税收执法的准则。[⑤]
我国台湾税法学者葛克昌则认为，所谓“租税法定主义”至少应包括下列四项：（1）类推禁止原则；（2）溯及禁止原则；（3）法律优位原则；（4）法律保留原则。[⑥]在祖国大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张守文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具体包括三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和依法稽征主义。[⑦]还有的学者针对中国的实际国情提出了一些中国特色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主张是税收法律制度的创设合法和税收法律制度的内容合理。[⑧]
通过上述对一些税收法定主义内涵的疏理，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这些论述都没有太大的不同，尤其是我国学者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解读，基本还处于引用别人的理论的阶段，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税法研究的滞后。
但依笔者之见，税收法定主义至少要包括：税收立法上的法定主义、税收执法上的法定主义和税收司法上的法定主义。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不会使税收法定主义的价值真正得以实现，税及税法应该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离开了任何一个层面的法定都是不完整的。
（三）税收法定主义的功能反思
自英国“创立”税收法定主义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税收法定主义也基本上在大多数国家得以确立。[⑨]与纳税人对税及税法的了解的深入相驳，我们却很少对税收法定主义这一号称税法的基本原则的功能进行更深入的解析，欣慰的是国内也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⑩].现在国内有一种研究倾向，就是倾其所力去找一些规定，以证明我们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存在和确立，这种人为的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的权利保障究竟有多大意义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从英国税收法定主义的产生背景就可以知道，其实税收法定主义的诞生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和动机的，税收法定主义是各方利益相互斗争、妥协的结果，但其更本上却促进了纳税人权利保障这一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核。在西方世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税收法定主义经过近几个世纪的发展，其功能价值基本定位在：纳税人权利的保障上。税法的目的在于公平分配租税负担，而不干预市场自由竞争秩序，和纳税人的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纳税人权利保障被界定为税收法定主义的界限。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西方世界税法不考虑税法的财政目的，其实在西方税法的很大一个功能在于财政[11]，但因为其税法体系的完善，强调税法的纳税人基本权利保障功能，并不会影响其财政功能。
在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的价值究竟有多大，或者说我国税法的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这是任何一个研究税收法定主义学者不得不先行思考的问题，而现实的研究中我们绝大部分学者选择了回避。
在我国税法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政府的财政工具，税法的角色决定了其随时代变迁的频繁性和复杂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亦因时代变迁与学说之影响，对自己的一些判决进行否认并更新[12].在税收实务界，德国自1919年《租税通则》颁布至今，屡屡变动自己的理念（尤其是一战后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与德国社会的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在我国更如此，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税法研究，至少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研究应该放在时代的演进中去解读。而现在的中国，在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时期，其税法更多的时候是以政府的财政工具的角色出现，这也就决定了税收法定主义在我国的命运和变异。
笔者以为，税法（税收法定主义）的功能[13]，从不同的侧面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最根本的功能在于财政目的和纳税人基本权利保障目的。至于具体到一个国家的目的的制定和实施总是或者说必然地受到社会、经济、心理、历史、文化以及各种价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14]
（四）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财政目的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两难抉择
税的天生无对价性决定了其对纳税人人身和财产的干预，尤其在租税国家的理念指导下，一旦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国家便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去寻租。为此，人们便寄希望于“税收法定主义”，但税收法定主义真的是纳税人的保护伞吗？税收法定主义会不会成为变相的侵害纳税人的基本权？
在当今的中国，财政目的依然是税法的最重要的目的[15].界定这一税法之根本目的后就不难理解我们税收法定主义的纰漏和缺陷，在我国其实严格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是不存在的。
从我国税收立法层面上讲，研究者大多在《宪法》第56条上寻找依据，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一简单的规定显然是很不完全的。其一，此规定与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质相去甚远，现代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于保障纳税人的基本权，而在我国的宪法56条中，连纳税人基本的权利都只字未提；其二，依法纳税，究竟以什么法纳税？也即是说法的“度”问题，这一点学者谈得比较多，在此不予过多论述；其三，宪法56条是否有税收法定主义的一般条款的功能，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一般条款的功能在于在具体的制度条款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便援引一般条款来弥补立法的真空，而在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制度条款是不完善或者说是缺位的；其四，在立法上我们依旧没有构建出我们自己行之有效的税收法定体系。从我国税收执法和司法层面上分析，在税收实务上宪法56条被滥用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一切足见宪法56充当税收法定主义依据的不足和无能。
我国严格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的缺位，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财政目的功能的指引。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强大到我们可以放弃税法财政目的指导，或者说我们无法在税收法定主义的纳税人基本权利保障功能的指引下，切实保障政府的财政功能。而这并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它关涉到政府的职能、效率以及纳税人的权利意识等因素。在税收法定主义的财政目的价值观念主导下，一切合乎税收财政的行为在政府的抉择和行动中基本都会得到支持[16]，从而税收法定主义的纳税人权利保障功能必会让位。当然，慢慢我们的税收立法、执法及司法都会在法定的框架内各行其是，但这是不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真正落实依旧需要检讨。从根本意义上说，税收法定主义在我国的处境是税法的财政功能和纳税人保护功能的冲突的必然结果，这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旧会存在，单纯的税收法定主义很难解决其自身的问题。
三、税及税法的实质正当性
（一）税的实质正当性——市场关联性
对于税的分类，众说纷纭，但基本上都把税分为以下几大类：流转税（也有的学者成为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资源税以及行为税。其实，无论怎么分类，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在于课税对象，而在税法上课税的对象主要是民事行为以及民事行为的经济效果。为简化起见，笔者把税法分为两大类：“对人税”和 “对物税”。“对物税”更多的是针对课税对象的民事行为，以行为税为典型：“对人税”更多的是针对民事行为的经济效果，以所得税为典型。
民事行为和民事行为的经济效果之所以得纳税，主要不在于税法以及宪法的规定，在于其为公共利益所必要，或者说民事行为和民事行为负有社会义务。[17]现实中的所得原则上产生于双方当事人的契约自由行为，似乎没有税法介入的可能。但是，“所得不仅是由个人之劳心劳力，同时也是市场交易之结果，故所得由个人给付与市场交易组成，二者缺一不可。” [18]个人所得的取得的前提在于市场的存在，虽然市场不是国家形成的，但国家组织结合并促进市场，同时提供法律秩序等制度以保障市场得以有效运行。个人所得之获取，背后有赖于国家对生产、职业法律制度之存在，利用国家之货币政策、商业政策、景气政策等经济政策，在需求与供给之间取得经济利益。个人所得，乃以国家所确立之商业法律制度为基础，此包括社会大众所创造之市场条件、生产规格、技术与商业关系。[19]而国家为了组织并维持市场的运转，就不得不制定一些政策、创造一些条件，为此也就得从财政收入中列支，其结果就必然是给予通过市场获取的所得以社会义务，最主要的即是纳税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是一种收益的对价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所得税之课征要件，主要有二：一为个人参入市场交易过程之状态；二为利用营业基础，以取得个人收入之行为。[20]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了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但显然税的正当性根源不在于法律的规定，所得税的正当性在于所得的市场关联性。只有通过市场所获取的所得才得以课税，否则税的正当性便受到质疑，这即是税的正当性的内在的根本的理论基础。
（二）税法的实质正当性——量能课税原则和对偿原则
税的正当性是课税对象的市场关联性，但所有与市场关联的课税对象的课税是否具有正当性，这即为税法的正当性所关注的问题。就课税对象赋予纳税义务，有很多标准[21]，其中由以“量能课税原则”为典型。现代给付国家无不以“量能原则”作为租税合理正当性之标准，而以“对偿原则”在例外情形，始具有合理正当性。[22]
量能课税原则是指按每个人所的高低，以适当比例负纳税义务，亦即所得越高者，纳税金额越高，个人之租税负担应依其经济给付能力来衡量，而定其适当质纳税义务；对偿原则是指每个人按从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所取得利益，所相当之所得一部分负纳税义务。[23]
量能课税原则之所以能成为税法正当性的理论基础在于：量能课税使纳税人有理由相信与其有负担能力相同的人也负相同比例的税收，从而其在市场上竞争对手的课税成本与其是相同的。
罗尔斯在其不朽的名著《正义论》中提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24]量能课税原则本质上是合符罗尔斯正义原则的，它在相同的纳税人之间给予一种相同的平等对待。[25]从而使纳税人在纳税后依旧处于纳税前的市场地位，也就是说，量能课税原则在课税的同时，没有过度地干预市场的自由竞争和纳税人的市场地位。
必须予以说明的是，量能课税只是在维持财产现状的情况下，对财产的增量做相对公平的处理。[26]另外，量能课税原则所依赖的负担能力，而其说是一个税法上的既定的事实，倒不如说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税法判断，既为判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为的主观色彩，这也为量能课税的科学性带来了挑战。所以，税法的正当性的实质面仅仅依赖于量能课税原则是不够的，正如Tipke所言，还必须以 “对偿原则”在例外情形下予以规制。只有量能课税原则和对偿原则相互协商、共同配合，才能奠定税法的实质正当性的理论基石。
四、税及税法的形式正当性和实质正当性的关系
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谈到税及税法的正当性大部分都从其形式正当性着手的，这也掩盖了对其实质正当性的研究。从根本意义上，税是政府对纳税人财产的一种无对价的获取，或者说，税是对纳税人财产或其权利的一种剥夺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纳税人的权利保障相冲突。为此，研究税及税法的实质正当性就显得更为重要，而我们恰恰忽视了这个层面的研究，这并不意味着形式层面的税收法定主义的研究不重要。
从税收立法层面上讲，税的开征及税法的颁布，更多地应该使其符合税及税法的实质正当性。形式正当性应当建立在实质正当性的基础上，否则税及税法则有被滥用的危险[27].在国外，很多国家建立了违宪审查机制，使得滥用税及税法的行为能够得以补救，但在我国却没有这种制度。所以，税及税法的实质正当性在我国有着比形式正当性更为重要的意义。反之，建立在实质正当性基础上的形式正当性反过来又促进实质正当性的深入，使其更好地推动税及税法的财政目的和纳税人权利保护目的的协调。
在税收执法和司法层面上，严格执行在实质正当性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税及税法，便不再只是简单的税收法定主义，而是蕴含着实质正当性的税收法定主义[28].而我国似乎还很少达到这个层面，我们通常所说的依法纳税，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讲才是具有正当性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
总之，税及税法的形式和实质正当性是互为一体的，任何一种税及一部税法只有同时符合形式正当性和实质正当性才能在其财政目的和纳税人权利保障目的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五、结语
税及税法的财政目的和纳税人权利保护目的是一对有着内在冲突的价值，现代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很难把两者协调好[29].在我国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是复杂的，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国很少对实质正当性予以关注和研究。如果说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税及税法的实质正当性的审查，这对纳税人的权利保障是极其不利的，也会间接影响到税及税法的财政目的。其实，只要把税及税法的形式正当性和实质正当性统一、协调好，或者说，在税收立法、执法以及司法时，更多地关注税及税法的形式正当性和实质正当性，使税收法定主义建立在实质正当性的基础上，就可以解决，至少是缓解这一对内在的价值冲突。
「注释
[①] [德]Friauf ，转引自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79页。
[②] 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00页。
[③] 刘剑文主编：《WTO体制下的中国税收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80页。
[④]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59-63页。
[⑤] [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理》（第4版），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5页。
[⑥] 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80-104页。
[⑦] 张守文：《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30页。
[⑧]刘剑文主编：《WTO体制下的中国税收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97页。
[⑨] 即使没有明确税收法定主义，最起码也会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如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一条经常被国内学者认为是中国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依据。
[⑩]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04页。
[11] 西方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来自税收，但在我国由于规费等一些行政费用的征收，所以我国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对低于西方国家，但依然占有绝对的比重。
[12] 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70页。
[13] 对于税法（税收法定主义）的功能学者们更多的是从法体系的角度来解析的，如有的学者认为税收法定主义的作用为：税法解释、税法漏洞补充等等。参见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15-123页。
[14] 孙同鹏：《经济立法问题研究——制度变迁与公共选择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0页。
[15]此观点我导师杨晓强教授给了我不小的启发，在此深表感激。杨老师在课堂上讲到中国目前的现状决定了我们的税法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依旧是财政收入，但笔者以为中国目前的立法和实务界都浸透着一股“财政唯一目的的感觉”，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财政目的依旧会主导我国的税法的方向和价值观。
[16] 当然也有例外，如在我国的税收实务当中，“第三人履行承担契约”是被法院否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纳税人权利保障功能起作用，恰恰相反是对纳税人权利的否决和损害。
[17]由于对人税的特殊性，下面对税的正当性的研究主要以对物税的所得税的正当性为例。选择所得税为例，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其一，所得税的纳税人的范围广；其二，所得税的财政重要性；其三，所得税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说所得税的问题涵盖了其他税的问题。
[18] [德]Kirchhof，转引自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2页。
[19]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2-13页。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税收法定主义；国家征税权；内在逻辑；实现条件
经过多年的税收实践与改革，税收收入已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形式，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税收国家，但我国长期以来立法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很少，授权立法太多，已不适应以法治国的要求。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税收法定主义一直是税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日本学者金子宏的著作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发行。此后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要性越来越被理论界所重视，但研究的内容主要限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与我国按照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应如何完善我国税收立法权和税收制度，对于其中的关键问题，即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实现条件以及税收法定主义在我国应如何实现，在理论研究上显得相当不足。如今我国正逐步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此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和逻辑关系
税收乃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国家要履行必要的公共职能，为公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缴税便是公民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国家和政府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而向人民征税，意味着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现代社会中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被各国所接受或采纳。因此有必要通过对税收法定主义起源的考察发现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以明确确定税收法定主义的必要性。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
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1215年英国大规定：“一切盾金或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允许课税。”此后，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这是税收法定主义的萌芽。此外，《自由大》是在领主、教土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签署的，其主要是限于贵族纳税者的同意权，还不能成为近现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直至1689年英国国会制定“权利法案”，重申“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才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的税收法定主义。
此后西方其他国家也都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其宪法原则加以确认，尤其是倡导并实行法治的国家，大多注重在宪法有关财税制度或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确说明。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1 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质
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质在于民主与法治。历史上税权的斗争也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一个方面，最终的结果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即人们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构，代议机构行使人们授予的权利制定税收相关方面的法律，当作国家税收权利行使的规则和人民自己纳税行为的依据。这样，国家的征税行为和公民自己的纳税行为的规则就是由人民意志决定的，即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与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君主恣意征税的运动不可分割。在“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潮之下，形成了征税须经国民同意，如不以国民代表议会制定的法律为根据，则不能行使征税权的宪法原则。即人民权利义务均必须由法律规定，政府机关非根据法律不得剥夺人民的权利和加重人民的义务和负担，这与法治的要义——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是一致的，可见，税收法定主义是法治在税收领域的适用。
2 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起点
在民主和法治的要求下，国家不过是一群自由民为了汇集起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自由和财富而让渡部分个人权利，以社会公约赋予其生存和生命，以立法赋予其行动和意志，以赋税赋予其血液所形成的政治结合体。从而税收法定主义的法理基础即在于人民与国家达成意思表达一致，转让自己的部分财产权以构成财政收入，供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之需。即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财产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要求。因此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起点应在于对纳税人或者说是国民的权利的保护。
3 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关系与归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关系应当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拥有的自然权利容易受到侵犯，所以要寻求公共权力的保护，即需要国家提供满足其需要的公共产品，而国家的行为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一国民同意让渡部分自然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利)，保证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以保证自己其他更多的权利处于被保护状态，即同意政府征税一通过契约形式(宪法是这种契约形式的最佳表现形式)授权国家运用其来自于人民权利的权力进行征税。可见，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归宿应是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从税收法定主义起源和逻辑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于以法律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和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
(一)以法律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宗旨应在于保护纳税人的权利，限制政府及其部门对公民的非法侵害，政府必须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税收活动，而这种授权正是表现在政府进行征税活动的内容必须要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和税收的基本法中予以体现。
法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指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狭义的法律仅指由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政府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实际上的税收利益最终获得者，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实际执行者，倘若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规来规范其自身行为，无疑会导致其征税权力的不合理扩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而且依据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税收对人民而言表现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无偿”地转让给国家和政府，人民因此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因此，以人民同意——人民的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是一种必然要求，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在立法机关决定要负担什么税收，并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加以确定，这样的法律才是符合和体现民意的；人民交纳其自愿负担的税款，才是合法的。所以税收法定主义中的“法”一般是指狭义的法律，即各国最高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不包括各国最高行政机关所颁布的行政法规。
(二)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
相对于政府其他的活动来说，政府的财政活动与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而税收更是与公民的自身利益紧密相连。作为公共产品的相对价格，税收实际上是公众理性的集体选择过程，因此，在税收立法上体现公民的广泛参与性是非常重要的，舍此将难以真正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意义。但由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理性的限制，使得在税收立法上采用全体国民共同立法而达成“一致的同意”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这种广泛参与性重要之处就在于能够体现公民各方的利益，让公民的各种偏好能够得以真实而及时的表达，而在现实的税收立法中更多的是以代议制的形式实行的，因此税收立法实际上就是各方利益代表就公民各方的利益进行协调的结果，这样可以避免税收立法结果中受到高收入和大企业等利益集团的操纵，因为这些利益集团往往比普通公民更具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对税收立法施加影响，而且能在税收立法结果享受到更多的收益，因此也更会具有动力。但若在税收立法过程中，对于法案的讨论和审议只是形式上的需要，而使某个主管机关拥有了对税法内容实际上的决定权，将会使得税收法定主义不能得到真正体现，因此，若要真正实现税收法定主义，则必须在税收立法的决策、起草、审议和公布等诸多环节中，公众及其代表能够充分、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对税收法案的通过具有决定权并实际上行使了这种权利。
三、我国并未实行税收法定主义
(一)对我国是否实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判断
我国是否实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法理论研究上存在着争论，但无论观点如何，其判断的依据基本都是从法律条文的规定上去辨析，这是必要的，但对于税收法定主义这种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我们的判断不能只是基于法律条文的字句，更重要的在于在精神上和实践中是否真正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要求。
1 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上不能认定我国已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首先是宪法。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该规定仅说明了公民的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和最主要的作用仍在于对征税主体的权力的限制，而仅规定纳税主体的依法纳税义务，依然是传统税法理论中征、纳双方不平等的观点。的体现，因而无法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
其次是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体系。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体系是行政主导型的，大量的税收立法是以授权立法的形式进行的，表现为以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为辅，我国目前所开征的20多个税种有法律依据的仅仅有两个，而且集中在所得课税，即使再加上《税收征管法》，我国税法领域也只有三部法律，其余均为条例、批复、通知、复函等，在地域、时间的效力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虽然立法机关在《税收征管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有学者认为可以此来弥补宪法的缺失，在税收法律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但《税收征管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所体现的税收立法目的首先是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其次才是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与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的本质要求是相悖的。
2 在我国的税收立法的实践中也未体现税收法定主义
在我国的税收立法的实践中，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性未能得到有效体现，公民的各种偏好不能真实而及时的表达，在税收立法中很少实行听证制度，税收立法在决策、起草、审议和公布等诸多环节中，基本上是由各相关机构，主要是税务部门自行制定，而未经过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的通过，因此公民各方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且与税收法定主义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这一根本要求相悖。一些中央和地方机关随意制定、修改、变更、解释税法或直接干预税收，导致税收立法层次低、行政法规越权立法、立法程序不规范现象严重，使得在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体系中未能体现税收法定主义。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实现条件
我国未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立法机关的不努力或税务行政机关自身利益的驱使，更重要的在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实现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我国以前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现实条件并不成熟。
1 国家的财政收入应以税收为主
若一国财政收入不以税收收入为主，而以其他收入如国有资产经营收益、资源收入或收费收入为主，则是否实行税收法定主义在现实中并不具有较大意义，因为此时与公民利益更为相关的政府筹资行为并非税收，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主要不针对税收活动。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基于当时的理论与实践的要求，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以国有企业收入为主；改革开放以后，税收收入很长时间之内并不居于主体地位，只是在1994年分税制和税制改革之后，税收收入才逐渐成为主体，因此在此之前我国并不具有税收法定主义的物质基础。
2 私人产权明确而得以保护
在个人与君主或封建领主之间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条件下，显然是不可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在绝对的公有制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因为税收法定主义所体现的对纳税人或者说是公民的权利的保护缺乏依据，也没有着力点，因此只有在宪法中明确保护私人产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税收法定主义。而我国在2004年宪法中第13条才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之前并未明确保护私人产权，因此并不具有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依据。
四、我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立法建议
税收法定主义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我国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条件逐步成熟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的国情，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逐步予以完善。
(一)在宪法上全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宪法统领诸法，把税收法定主义规定在宪法中，能够使税收法定主义在相关法律中得以贯彻，从而能够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进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以使我国宪法更加完善。不仅要在公民的基本义务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而且对于开征新税、变更税率、减免税和取消税种都必须由法律明确予以规定，根据特殊实际的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就个别税种或个别税收事项授权国务院在规定的条件和限度内通过行政法规的方式予以规范。
(二)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逐步完善税收立法
税收基本法一般是指对税收共同性问题进行规定，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在税法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它可以对税法体系起到整合的作用，使其整体结构更加合理，从而提升税法体系的效力，因此，应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推动和保障税收立法的不断完善，提高税收法律规范的地位，增强税收法律的权威性，杜绝税收立法的随意性，确保税制的稳定。其次，应提升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级次，对法律级次的税法，应根据当前实际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对行政法规级次的税法应进一步规范和明确，对各单行税种的行政法规应争取尽快上升为法律级次。
(三)在税收立法中实行听证制度
实行听证制度是体现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代议制税收立法中尤为重要，是提高立法透明度，使公民各方利益得以体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得以协调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广泛公布有关税收立法信息，充分征求广大公民意见，确保民众对立法事项的了解和立法过程的参与，以民主程序挑选、召集各方利益代表，确保听证制度不受部门利益左右。同时由于税收立法涉及面大且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还必须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参与，即需要进行专家论证以确保税收立法的质量。我国在2005年8月至10月之间修改《个人所得税法》过程中关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所举行的立法听证会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我国在税收立法中制定统一的规则奠定了基础。
税法的意义范文第15篇
所谓纳税人,是指依照税法规定对国家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又称纳税义务人、课税主体。纳税人作为缴纳税款的主体,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一个经济单位或个人是否成为纳税人,主要由税法的相关规定和企业或个人所处的经济地位所决定。在我国,纳税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城乡各类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专业户,承包户,依税法规定应纳个人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的个人。实际上,由于我国实行的“价税合一”的制度,所以纳税人的涵盖面极其广阔。那种认为大学生、低收入者不是纳税人的说法是错误的。
公告纳税人权利的积极意义
富兰克林有句名言,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死亡,一是纳税。税收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纳税的重要性掩盖不了纳税人权利的诉求。事实上,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早就规定了纳税人的各项权利,如纳税人的知情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等权利。国家税务总局虽然只是对现有法律规定的再引述,但此举还是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这在另一个方面也说明,能否彰显公民的权利意识,越来越成为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价值标准,以权利为本位的“纳税人意识”在纳税人观念中渐渐苏醒。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有各种法律法规明确了纳税人的种种权利,但长期以来,纳税人的各种法定权利始终停留在“文本权利”阶段,以义务为本位的“纳税意识”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而“纳税人”成了一个“敏感的词语”。在义务本位的“纳税意识”遮蔽之下,权利本位的“纳税人意识”则被高悬在法律文书之上。这种“文本权利”的弊端就在于,麻木了公民的权利意识,损害了公民权利,造成了纳税人权利常识的缺失。几年前就有媒体作过此类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2.3%的受访者了解纳税人权益。有分析人士指出,纳税人不关心自己权益的一个原因是,某些税务人员、公务员缺乏服务意识,对纳税人权利不够尊重。这使得纳税人感觉自己只能履行义务,自身权利却“被放弃”了。
此次,税务总局以公告的形式归纳了纳税人的种种法定权利,其意义是积极深远的。在笔者看来,其积极意义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强化了“纳税人供养政府”的观念。公职人员领国家工资,行使公权力,在公务员看来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纳税人供养公务员,公权力源于人民,公民是国家主人,公务员应该尊重公众等,这些最本质的常识问题却长时间被公务员忽视。强调纳税人权利,亦可对公职人员进行一次思想和道德上的常识教育,有利于公职人员更好地履行公务,尊重公民权利,约束自我。
其次,有利于纳税人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自己的权利,保护自身合法权利,也是对以往纳税文化中过分强调纳税人义务的一种纠偏。虽然纳税人的这些权利早已存在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但这些权利规定的零散分布,不仅不利于纳税人全面地掌握解读,也容易让纳税人对自身权利的认识产生混乱感。此次,国家税务总局将这些权利“打包”公布于媒体之上,对于纳税人全面解读掌握自身权利,维护自身权利,履行好自己义务,都可起到很好的作用。
最后,为纳税人构建了一个维权的框架,有利于维护纳税人权利。公布这些权利并不必然就能够保护好纳税人的合法权利,但公告却唤醒了公众沉睡良久的“纳税人意识”,为公民维权提供了一个框架。一定意义上讲,有了这个框架不一定就能够维护好纳税人的合法权利,但如果没有这个框架,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只能是空谈。
纳税人权利实现的现实困境
公告纳税人权利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纳税人种种美好的法定权利在现实之中却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而且长期得不到有效化解。
在一个法治社会,纳税人权利最本质的体现,就是可以便利地享受到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平等的交换,公民则应该诚实地向政府纳税。既是平等关系,就应该有对称的权利义务,所谓“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当纳税人在履行自己义务之后,该享有权利时,却发现政府部门往往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需要指出的是,纳税人能否享有权利,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是否依法行政密切相关。如今,政府部门在政务公开方面仍存在很大的不足,甚至仍存在不少暗箱操作的情况,政府行政仍带有浓厚的长官意志,随意性和主观性大,纳税人很多时候无法知晓政府的相关信息。这不仅体现在各地财政收支成了“国家机密”,纳税人对税收去向一无所知,还体现在征税程序上的不透明,税种税率的确定部门利益化、随意化,更体现在纳税人与政府部门之间长期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只强调义务而忽视纳税人权利的做法,使得政府行为和政府官员得不到有效监督。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每年财政收支因得不到有效监督,“三公”消费屡禁不止,大量税款被花费在与公共福利无关的其他开支上,降低了行政效率,加大了行政开支,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官员腐败越发隐蔽和顽固化。许多与政府有关的信息对于广大纳税人来说,犹如一个个巨大的谜团。
纳税人权利义务失衡,还表现在对纳税人权利的救济方面,现行的法律规定还是不够完善。法律谚语是“无救济无权利”,而我们现在情况却是有权利无保障。纳税人的种种权利早已规定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究其原因,除了根深蒂固的“纳税意识”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纳税人权利受到损害时,现行体制不能够作出一个迅速便捷的救济安排。这不能不说是现行法制的一个缺失。
维护纳税人的法定权利,关键是要不断完善法制。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尤其要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依法回应公民的种种公开请求,在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充分听取民意,防止部门利益成为公共决策的主导意识;对于税收收了多少、怎样使用等情况,透明度需要加强;政府官员进行包括财产在内的个人基本情况的公示同样不可缺少。而对于立法部门来说,则要通过及时立法,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纳税人维权提供体制保障。同时,纳税人也要积极争取自身权利。
公告纳税人权利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框架。要实现传统文化中以纳税人义务为核心的“纳税意识”,到以纳税人权利为核心的“纳税人意识”的转变,不仅需要公民在观念上进行转变,更需要有完善的法制来支撑起纳税人脆弱的权利。就这个意义而言,要使纳税人这个概念真正具有可操作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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