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1篇

［关键词］劳动力素质 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 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引言

我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一向是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优势。然而，发展中国家不可过份依赖于这一比较优势，一是这一优势并非永久的优势，二是如果单纯依赖这一优势，可能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普及化，在发达地区出现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各国经济开始复苏，我国东部沿海以及广东深圳汕头等企业聚集地却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企业找不到充足的劳动力。迫于生活压力，具有专业知识的劳动者成为了高层次的工人，这种形式的转变改变了我国原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形成了独特的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

本文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对我国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分析，第三部分提出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观点，第四部分对如何发挥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提出观点，第五部分得出结论。

二、我国现有劳动力结构比较优势陷阱

1.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生产的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且附加值低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十三亿的人口规模的存在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基础。据统计，我国已连续9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首位，并曾连续5年居全球第二位。正是凭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我国迅速地进入国际产业的分工体系，获得“世界工厂”的称号。但事实上“世界工厂”的称号并不是很准确，因为在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上，我国企业只处在低端。产品的附加值很低，大多数产品的利润被国外企业所获取，本土企业只是赚取廉价的加工费。世界营销大师科特勒披露的一个故事:在美国纽约54大街销售的“BOSS”名牌衬衫，价值120美元，渠道商分得年利润的60%，品牌商占到30%，而中国的制造商只得了区区10%，并且还为争夺订单争相杀价。这一问题不仅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我国的服装、纺织、玩具、鞋类等产业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他产业，比如电子产业、信息产业上。

2.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大量地输出了我国的环境资源

要生产出产品，除了需要劳动、资本、技术这些因素外，还需要消耗大量的环境资源。我国出口具有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同时也出口了我们的资源和对环境的破坏。虽然这些产品是主要以劳动密集加工为主，但这些产品本身还是要消耗资源。我们出口的产品因为劳动力廉价而便宜，这是我们能大量出口的主要原因。这种低价值出口一方面发挥了我国现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同时却耗费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对我们环境的破坏程度，很多人都切身感受到了。空气、河流、湖泊、海洋被污染，森林草场的疯狂开发等无不会在将来带来许多问题。

3.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大阻碍了我国居民的生活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正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造成了我国劳动力的廉价。廉价意味着我国居民的劳动收入很低，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居民的劳动所得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几十倍。收入的过低导致了我国居民购买力不强，也间接阻碍了民族企业产品的内销，不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同时收入的过低也导致了居民生活相对的贫困，生活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标准上。

然而，如果提高了我国的劳动力价格，那么基于现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不复存在，我国经济也会受到打击，居民的生活水平更加的难以发展。这种恶性的循环强烈的要求着我们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型。

三、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

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相对的提高，相比于东亚国家越南老窝等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慢慢在消失。同时随着我国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高校的扩招计划的实行，开始涌现出了大量毕业生，就业形式严峻，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伴随这些较高素质的毕业生进入社会，我国目前社会的劳动力的结构出现很大的改变，廉价的劳动力不再是以前单单以农民工为主。这些较高素质的人才逐渐转变为高层次的工人，开始形成了“知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体现在我国目前大量的劳动力具备了较高的素质，他们不仅仅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同时具有了一般体力劳动者不具有的高素质，能够进行更高层次的劳动。知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素质体力劳动者来说，我国的知识劳动力能够提供更加含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具有更加强的投资吸引力，能够提供更多的知识劳动额外产值。

四、如何发挥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

1.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

知识型劳动者是具备较高素质的人群，他们所提供的劳动力具有较大的“性价比”，能够更显其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扩大基础教育建设，扩展不同需要素质教育。

其次，我国劳动力成本虽然比较低,但是劳动生产率同样很低。投资者花同样的钱可以在别的国家得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方式在今后的发展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2.提高知识型劳动者的就业率，完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竞争很激烈。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就业增长是长期任务。要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逐步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他非国有企业职工、大量处于待业状态的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以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都纳入统一的政策体系,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另外, 对于逐渐增长的知识型劳动者要给其提供更广阔的就业平台。

政府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外商投资，让投资者认识到我国劳动力向知识型的转型，以至吸引跟多投资。

知识型劳动者本身也应该改变观念，发挥个体才能，凸显高素质的优势。

3.增强对民族企业的投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随着知识型劳动者的增加,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外商投资的模式将不得不进行转变,靠纯劳动力进行低价竞争难以为继。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民族企业的投资，将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内销”。

同时,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中,决定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已经从过去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劳动力,转向创新能力、技术和管理优势。因此,政府必须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培养多方面的知识型劳动者。

五、结论

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这门学科中一个小小的概念，但却具有很强的研究性。本文在研究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发现了目前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相对于其它的东亚国家来说已经快要消失。但劳动力素质的上升却成为了我国的劳动力新的比较优势：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在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有着知识含量的额外竞争优势；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而言，又有着廉价的特点。在未来国际贸易市场中，我国仍将成为各国贸易的集合处。随着国民教育的加深，知识型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将逐步在未来显现，这将成为我国在新一轮国际贸易战中制胜的一个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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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2篇

内容论文摘要：长期以来，低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直是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禀赋优势，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科技的日新月异，我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在蚀失。本文在客观阐述我国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存在的弱势基础上，通过劳动力竞争优势的制度分析，提出了提高我国廉价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关 键 字：廉价劳动力 国际贸易 优势 劣势 发展对策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为7.1%，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5%，二者几乎相当。但是包括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已达10.4%，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5倍。尽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1999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这些国家的3.94%，11.27%和35.6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40%-70%，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目前低廉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仍存诸多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其优劣势，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切实提高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为低级劳动力，所谓低级劳动力系指未受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我国，低级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教育的青年。由于这类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得我国的低级劳动力资源远远供过于求。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相比国外，在我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资可以压缩到很小的比例。廉价劳动力资源不仅为国内的制造企业所利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在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后，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这些企业中决大部分是引进资金和一条生产线便可以开工的低级制造企业，如玩具、纺织、制鞋业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较大规模的机电制造业，倚靠的依然是廉价劳动力，因为技术工艺可以引进，最终需要的仍然是装配流水线的熟练工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 从国际背景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过去的 20年经济增长中，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欧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韩的三十五分之一。据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使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下简称 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无论是亚当 ·斯密或是大卫 ·李嘉图的“古典 ”，还是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我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我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 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分析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谓的低成本优势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虽然发展我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临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如配额，反倾销税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都部分抵销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部署，中外企业同时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 /3。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投资者将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投入来获取利润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上升较快，导致就业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镇职工工资上升约14%，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我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学者胡鞍钢曾表示，工资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人均资本，特别是人均净资本向资本密集的方向延仲，它不是吸纳劳动力，而是排斥劳动力；而目_正规部门工资增长过快，不利于整个部门的就业。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累计下来，工资也不过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我国2002年一年就增加了14%。的确如此，我国的正规部门特别是公共机构如政府工资增长过快，导致一些部门，如文教卫生等的工资跟着增长，它只利于正规部门的少数人就业，不利于非正规部门以外的人就业。这也是很多发展我国家劳动力众多，却无法成为资源优势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失衡，从而出现工资水平上升的情形，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 再次，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出口扩张，极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一般而言，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是正相关的，即经济增长越快，国家净福利增加就越大，然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却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即如果偏重于出口的经济增长造成该出口世界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产者福利的减少，导致国家净福利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所谓贸易条件就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换比率，反映了专业化国际分工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产出的增加在贸易伙伴问的分配关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福利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上升，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下降。通常贸易条件用一国的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来表示，因此，又称价格贸易条件。最早把贸易条件与国家经济福利变化、贸易战略选择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他们从发展我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这一贸易格局出发，提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观点，原因在于初级产品需求疲软和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我国家间平均分配。 三、提高我国廉价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对策选择 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进入了全球化的市场，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大趋势下，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技术扩散和知识的传播以空前的速度在进行，这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开始逐渐转向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层次，这些需求满足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更高，也更需要高水平的劳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在新时代中对知识人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或者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在经 济竞争中取得优势，使产业在全球环境中保持快速的增长，需要大力推进劳动力的发展。也只有大力发展劳动力水平，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的竞争力集中表现为企业能否辨析内外部资源，并充分应用优势资源抢占市场，获取盈利的能力。在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充裕条件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1）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的特点，有利于企业积累资金，涵养人才，增长经营经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步为高科技工业的生长准备条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转向新经济的准备是并行不悖的。广东省南海市昭信企业集团在发展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与第二军医大学合作研究生物科技项目，利用生物医药技术开发人发胶蛋白人工腱，就显示了劳动密集优势产业与发展培植未来高科技产业的关系。 （2）劳动力充裕的条件，还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生产、制造基地。据预测，21世纪，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目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培养产业群落，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与战略联盟，重视资本运作，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有机整体，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并且还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发展加工贸易，减少进入国外市场的学习成本，并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企业竞争力。 （3）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也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曾是它们的支柱产业。参照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其经济总量的重要来源。到80年代后期，当它们的国民素质、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后，它们才开始向高科技工业转型。此时它们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如1998年我国的台湾每一万人口中有大、中专毕业生1010人，韩国1998年每一万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就有1273人。在尚无人力资本条件时，大力发展高科技工业去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经济倒退，前后失据。新加坡1985年就因采取这样的行政手段，赶走劳动密集产业，曾使经济一度受挫。 2、克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劣势，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取决于经济运行的质量，取决于国民福利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1）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要把强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不仅要在数量上进行控制，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更重要的是要在质量上改善，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改善劳动力的收入状况。目前，我国的国民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发展我国家平均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法制意识仍较淡薄，道德风险、违约风险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因此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重视教育的基础作用，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下岗职工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失业保险，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更新农业生产技术，走集约化经营道路，确保农民增收，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大局，最终提高国民福利，扩大内需，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3、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 当我们把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区别开来，把劳动力资源视为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和技术性复杂劳动的总和加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我国其实是一个高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增长幅度较快，但总体投入水平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教育发展的滞后性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吸收外资金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缺口，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但我国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未能相应提高，仅为28. 7% ，低于 韩国的38.4% ，日本的55. 2% ，美国的47. 8% ，德国的55%。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我国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随着现代生产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使用复杂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专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功效和约束将愈加突出。 事实证明，在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竞争中，任何国家都不拥有知识方面的“自然的”优势或劣势，物质资本存量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制肘，“人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最终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教育水平。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我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竞争中争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大的比较经济利益。 薛敬孝，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大楷，国际投资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 洪银兴.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 经济研究， 1997， (6). 李敏，郭曼，贸易增长的“贫困化”陷阱和比较优势的悖论[J]. 经济体制改革， 2003， (1). 陈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优势及趋势[J]，中国经贸导刊，2006，（8）． 蔡的贵，反思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J]，经济问题，2006，（1） 林林，周觉，林豆豆，我国贸易战略选择与“贫困化增长”[J]，国际贸易问题，2005，（6） 赵兰香，林生，人力资本投资与比较优势开发[J]，科学学研究，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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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3篇

内容论文摘要：长期以来，低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直是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禀赋优势，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科技的日新月异，我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在蚀失。本文在客观阐述我国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存在的弱势基础上，通过劳动力竞争优势的制度分析，提出了提高我国廉价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关 键 字：廉价劳动力 国际贸易 优势 劣势 发展对策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为7.1%，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5%，二者几乎相当。但是包括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已达10.4%，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5倍。尽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1999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这些国家的3.94%，11.27%和35.6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40%-70%，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目前低廉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仍存诸多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其优劣势，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切实提高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为低级劳动力，所谓低级劳动力系指未受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我国，低级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教育的青年。由于这类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得我国的低级劳动力资源远远供过于求。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相比国外，在我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资可以压缩到很小的比例。廉价劳动力资源不仅为国内的制造企业所利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在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后，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这些企业中决大部分是引进资金和一条生产线便可以开工的低级制造企业，如玩具、纺织、制鞋业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较大规模的机电制造业，倚靠的依然是廉价劳动力，因为技术工艺可以引进，最终需要的仍然是装配流水线的熟练工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 从国际背景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过去的 20年经济增长中，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欧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韩的三十五分之一。据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使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下简称 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无论是亚当 ·斯密或是大卫 ·李嘉图的“古典 ”，还是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我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 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我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分析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谓的低成本优势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虽然发展我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临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如配额，反倾销税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都部分抵销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部署，中外企业同时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 /3。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投资者将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投入来获取利润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上升较快，导致就业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镇职工工资上升约14%，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我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学者胡鞍钢曾表示，工资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人均资本，特别是人均净资本向资本密集的方向延仲，它不是吸纳劳动力，而是排斥劳动力；而目_正规部门工资增长过快，不利于整个部门的就业。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累计下来，工资也不过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我国2002年一年就增加了14%。的确如此，我国的正规部门特别是公共机构如政府工资增长过快，导致一些部门，如文教卫生等的工资跟着增长，它只利于正规部门的少数人就业，不利于非正规部门以外的人就业。这也是很多发展我国家劳动力众多，却无法成为资源优势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失衡，从而出现工资水平上升的情形，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 再次，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出口扩张，极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一般而言，在封闭的经济条 件下，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是正相关的，即经济增长越快，国家净福利增加就越大，然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却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即如果偏重于出口的经济增长造成该出口世界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产者福利的减少，导致国家净福利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所谓贸易条件就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换比率，反映了专业化国际分工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产出的增加在贸易伙伴问的分配关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福利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上升，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下降。通常贸易条件用一国的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来表示，因此，又称价格贸易条件。最早把贸易条件与国家经济福利变化、贸易战略选择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他们从发展我国家出口初 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这一贸易格局出发，提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观点，原因在于初级产品需求疲软和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我国家间平均分配。 三、提高我国廉价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对策选择 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进入了全球化的市场，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大趋势下，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技术扩散和知识的传播以空前的速度在进行，这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开始逐渐转向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层次，这些需求满足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更高，也更需要高水平的劳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在新时代中对知识人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或者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在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使产业在全球环境中保持快速的增长，需要大力推进劳动力的发展。也只有大力发展劳动力水平，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的竞争力集中表现为企业能否辨析内外部资源，并充分应用优势资源抢占市场，获取盈利的能力。在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充裕条件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1）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的特点，有利于企业积累资金，涵养人才，增长经营经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步为高科技工业的生长准备条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转向新经济的准备是并行不悖的。广东省南海市昭信企业集团在发展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与第二军医大学合作研究生物科技项目，利用生物医药技术开发人发胶蛋白人工腱，就显示了劳动密集优势产业与发展培植未来高科技产业的关系。 劳动力充裕的条件，还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生产、制造基地。据预测，21世纪，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目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培养产业群落，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与战略联盟，重视资本运作，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有机整体，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并且还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发展加工贸易，减少进入国外市场的学习成本，并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企业竞争力。 （3）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也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曾是它们的支柱产业。参照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其经济总量的重要来源。到80年代后期，当它们的国民素质、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后，它们才开始向高科技工业转型。此时它们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如1998年我国的台湾每一万人口中有大、中专毕业生1010人，韩国1998年每一万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就有1273人。在尚无人力资本条件时，大力发展高科技工业去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经济倒退，前后失据。新加坡1985年就因采取这样的行政手段，赶走劳动密集产业，曾使经济一度受挫。 2、克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劣势，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取决于经济运行的质量，取决于国民福利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1）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要把强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不仅要在数量上进行控制，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更重要的是要在质量上改善，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改善劳动力的收入状况。目前，我国的国民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发展我国家平均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法制意识仍较淡薄，道德风险、违约风险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因此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重视教育的基础作用，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下岗职工和弱势群体的 基本生活和失业保险，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更新农业生产技术，走集约化经营道路，确保农民增收，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大局，最终提高国民福利，扩大内需，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3、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 当我们把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区别开来，把劳动力资源视为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和技术性复杂劳动的总和加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我国其实是一个高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增长幅度较快，但总体投入水平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教育发展的滞后性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吸收外资金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缺口，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但我国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未能相应提高，仅为28. 7% ，低于韩国的38.4% ，日本的55. 2% ，美国的47. 8% ，德国的55%。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我国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随着现代生产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使用复杂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专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功效和约束将愈加突出。 事实证明，在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竞争中，任何国家都不拥有知识方面的“自然的”优势或劣势，物质资本存量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制肘，“人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最终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教育水平。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我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竞争中争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大的比较经济利益。 社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 洪银兴.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 经济研究， 1997， (6). 李敏，郭曼，贸易增长的“贫困化”陷阱和比较优势的悖论[J]. 经济体制改革， 2003， (1). 陈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优势及趋势[J]，中国经贸导刊，2006，（8）． 蔡的贵，反思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J]，经济问题，2006， 林林，周觉，林豆豆，我国贸易战略选择与“贫困化增长”[J]，国际贸易问题，2005，（6） 赵兰香，林生，人力资本投资与比较优势开发[J]，科学学研究，2004，（3）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6（11）、2007（5）、2007（6）、2007（8）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扩大再生产、可变资本

一、再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

(一)劳动价值论的简单再认识。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商品中的价值量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劳动者的抽象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一部分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转移原有生产资料的价值。商品价值决定于物化和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观点区别于生产要素价值论。虽然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础，本文认为改革开放进行的30年来，劳动价值论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二)扩大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扩大再生产按扩大的方式又分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生产要素的数量增加与使用效率的提高往往是同时显现的。本文试图根据价值形成总公式C+V+M，对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区分的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分别考察，在对不同资本区分基础上结合扩大再生产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对于不变资本C部分，中国经济主要经历了一个量上的增加;而对于可变资本V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带来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双面提升。

二、基于可变资本V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

(一)劳动者数量的增加。

1,“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这些人口一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者数量，而且还带来了储蓄的增加，相应的带动了资本的增加。

2、劳动力转移。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同样就是一个逐渐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整个工业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起主要作用的是资本积累，但劳动者的积累和转移更为重要，它仍然起着基础性作用。在中国一系列改革的进程中，由农补工不再采取明显的“剪刀差”，而是通过价格双轨制、人口转移等形式，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剩余人口的过剩，继而城市人口增加，平均工资不变但总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带动一系列的投资从而引发经济增长。可以看出.农村人口的转移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的劳动力，保证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劳动力质蚤的增加。

1,“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概念，可以主要理解为对劳动者经过一系列的技能、知识培训使得劳动者具有更大的市场回报价值的一种资本。国家一直推行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在教育上政策的重视和实}’’都对我们普遍性人力资本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技术引进。

技术进步一方面提升了资本和劳动力结合的效率，但更主要的是提升了劳动者普遍的素质。FDI能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在这方面，中国的人力资本优势就体现的非常明显了，不断对外的政策出台和对内教育措施的实施，都保证了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快速形成，继而可以吸引更多的FDI技术引进。当技术引进不再是为了本国资源而是为了其他市场因素的时候，人力资本吸引更高层次的技术就更加有优势。高人力资本带来高技术，高技术又推动高人力资本形成，如此循环，加速推动中国劳动者质上的提高。

三、基于不变资本C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

(一)不变资本C中的资金部分:量增加、质增加。

对于不变资本C部分，中国一直是比较缺乏的。随着改革开r的深人，我国的资金拥有量不断提升，同时质有不断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FDI的递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FDI呈递增的趋势，尤其是随着2006年底我国全面加人WTO,FDI进人我国的行业限制进一步放宽。二是前述的“人口红利”引致的国民储蓄的增加，因为负担的减轻和所得工资的提高，整个国民储蓄增加;三是依靠劳动力比佼优势，结合外资、国企、民营经济发展中，廉价的劳动力在面临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充分的竞争力。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廉价劳动力；终结廉价劳动力

一、中国廉价劳动力产生的原因及终结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利与弊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大部分是社会的基层人员，由于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这些基层人员大部分由农民工组成，且我国基尼系数越警戒线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绝对差距达到了9646元，2008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9%，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3.7%。当下我国在城乡流动的农民工大约1.3-1.5亿人，正处在代际交替的过程中，老一代农民工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开始离城返乡，新一代农民工成为主力军。他们年轻，有活力，但大部分做起事来比较浮躁，还不够踏实，经验没有老一代农民工多，而且由于我国的教育不普及，文化、技术水平低，致使大多农民工知识比较贫乏。因此经常干一些出力不动脑的体力活儿，有时还受社会一些人的歧视，工资自然会少一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最高达15倍，全球第一。如：人民生活基本情况

雇佣成本越低，收入就越高。这样企业或工厂的经济快速发展拉动了大部分GDP的增长。毋庸置疑，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终结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大马车之一，中国人口多，如果人人的工资相对较高，会增大国内需求，自然推动了消费。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的加工厂，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够好，人员技术含量较低导致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技术含量低，没有创新能力，人力资源质量低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会带来相当程度的影响。

二、从“刘易斯”拐点看目前中国应该终结中国廉价劳动力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这一重要要素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且不说廉价劳动者的领导们是减少开支，更多的谋求利润。不如说这跟中国庞大的人口条件，几千年的传统思想，社会条件有关，以及中国长期以来处在的经济发展模式，才形成的中国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确实带来了不少好处，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发现“刘易斯拐点”出现了，廉价劳动力越来越少，中国正在步入经济转型阶段，且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的反响也越来越大。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我国过去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现在正处在廉价劳动力逐渐减少的过程中，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也就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中级劳动力”、“高级劳动力”的增加，但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求知、创新的能力。终结中国廉价劳动力才能更有效的缩小贫富差距。使中国的经济越过鸿沟，再一次腾飞起来，发现更多的发展前景。我们可以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在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跨过这道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番崭新的天地。

三、怎样终结中国廉价劳动力

1、提高个人素质

有人形象的称“七十年代靠劳力，八十年代靠财力，九十年代靠智力”。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迅速富裕呢？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高收入人群从职业角度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比例最大，占31％。专业技术人员位居第二，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25.2％。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大多高收入人群个人素质比较好，比如受到的教育较好。据调查显示：2009年教育拨款3114亿元中，占人口30%的城镇居民获得了70%的教育拨款，占到总居民人数70%的农村居民仅仅享有了30%的教育拨款。个人素质原因一直是收入分配中的重要因素，目前高收入者大多具有丰富的知识、良好的敬业精神、发现机会和把握机会的勇气、良好的人际关系、优秀的品质等。但廉价劳动者的个人素质由于教育等问题不够达到标准。

2、适当增加工资

许多发达国家国民总产值的大部分都用于劳动报酬，而中国却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增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这就是初次分配利益失衡的表现。

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过程。这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里的缩小城乡差距，主要是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以使产品附加值增高，给企业带来丰厚利润，从而涨工资，解决廉价劳动力问题。而这个过程恰恰也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有所体现。

3、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积极的税收扶持政策

对低收入者实施积极的税收扶持政策。更好的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失业人群的再就业。此外，我国现阶段，由于一些企业的垄断行为，极大地挫伤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规范分配秩序，打击违法经营行为。

据调查显示：2008年的医疗资源分配比例来看，30%的城镇居民享受了80%的资源，而70%的农村居民仅仅享有了20%的资源。单从医疗这一方面来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助力度，提高低收入者生活水平，强化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是目前我国缩小贫富差距、安抚民心的重要措施。

四、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看怎样终结中国廉价劳动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出未来五年“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并具体指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 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收入分配分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收入制度改革就是在这三次分配中的改革。

初次分配是按贡献分配，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一定要讲效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尤其是提高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农民工及城市工薪较低者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并适当降低资本所有者的回报，打破垄断行业，提倡公平竞争，真正体现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如：建立最低工资、社会保险等等。

二次分配是按需分配，是对社会全体居民的福利保障，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廉价劳动者、建立全面、系统、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收入分配改革中，能够尽快推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为社会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都是共享机制，他们能够解除全体人民后顾之忧，从而给人们带来稳定的生活保障且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廉价劳动者造福。

第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比如高收入者为一些贫困地区建立的“基金会”，为一些有疾病但家里贫穷的人们献爱心等等。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都应讲社会责任，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中国才会更加和谐。

    总之，根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这三次分配中同时发力，提高一次分配，稳定二次分配，保障三次分配，逐步减少廉价劳动群体，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收入群体的比重，最终终结廉价劳动力，达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收入分配改革路线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本文在判断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扩大再生量产理论角度来具体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

一、再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

(一)劳动价值论的简单再认识。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商品中的价值量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劳动者的抽象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一部分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转移原有生产资料的价值。商品价值决定于物化和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观点区别于生产要素价值论。虽然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础，本文认为改革开放进行的30年来，劳动价值论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二)扩大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扩大再生产按扩大的方式又分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生产要素的数量增加与使用效率的提高往往是同时显现的。本文试图根据价值形成总公式c+v+m，对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区分的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分别考察，在对不同资本区分基础上结合扩大再生产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对于不变资本c部分，中国经济主要经历了一个量上的增加;而对于可变资本v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带来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双面提升。

二、基于可变资本v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

(一)劳动者数量的增加。

1,“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这些人口一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者数量，而且还带来了储蓄的增加，相应的带动了资本的增加。

2、劳动力转移。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同样就是一个逐渐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整个工业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起主要作用的是资本积累，但劳动者的积累和转移更为重要，它仍然起着基础性作用。在中国一系列改革的进程中，由农补工不再采取明显的“剪刀差”，而是通过价格双轨制、人口转移等形式，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剩余人口的过剩，继而城市人口增加，平均工资不变但总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带动一系列的投资从而引发经济增长。可以看出.农村人口的转移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的劳动力，保证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劳动力质蚤的增加。

1,“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概念，可以主要理解为对劳动者经过一系列的技能、知识培训使得劳动者具有更大的市场回报价值的一种资本。国家一直推行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在教育上政策的重视和实}’’都对我们普遍性人力资本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技术引进。

技术进步一方面提升了资本和劳动力结合的效率，但更主要的是提升了劳动者普遍的素质。fdi能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在这方面，中国的人力资本优势就体现的非常明显了，不断对外的政策出台和对内教育措施的实施，都保证了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快速形成，继而可以吸引更多的fdi技术引进。当技术引进不再是为了本国资源而是为了其他市场因素的时候，人力资本吸引更高层次的技术就更加有优势。高人力资本带来高技术，高技术又推动高人力资本形成，如此循环，加速推动中国劳动者质上的提高。

三、基于不变资本c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

(一)不变资本c中的资金部分:量增加、质增加。

对于不变资本c部分，中国一直是比较缺乏的。随着改革开r的深人，我国的资金拥有量不断提升，同时质有不断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fdi的递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fdi呈递增的趋势，尤其是随着2006年底我国全面加人wto , fdi进人我国的行业限制进一步放宽。二是前述的“人口红利”引致的国民储蓄的增加，因为负担的减轻和所得工资的提高，整个国民储蓄增加;三是依靠劳动力比佼优势，结合外资、国企、民营经济发展中，廉价的劳动力在面临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充分的竞争力。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7篇

（一）重视自然资源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忽视资源型产业竞争优势的培养

由于经济发展战略以资源的开发为主导，西部地区逐渐形成了重视自然资源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忽视资源型产业竞争优势的培养格局，这种局面主要表现在：第一，西部的主要工业大多围绕自然资源优势建立，与资源密切相关的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占很大的比例，其中又以采掘、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第二，西部资源性工业品中多停留于开采和初加工阶段，再加工产品的供给量很小。比如西部铝产量已占到全国的43%，但铝材加工量不足全国的3%，地方建筑所用铝材几乎全部依赖外地输入。第三，生产技术水平低，生产效益低下。

由此可见，如果长期把资源作为地区的优势并将资源型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不注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培养资源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那么随着资源开发成本的递增和资源的逐渐枯竭势必导致地区经济的衰退，就更不能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了。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于西部地区那些传统工业资源丰富的省区来说，要尽快改变多年来在能、矿资源开发上不考虑企业竞争力的资源――加工型的发展误区，要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延长产业链，培植一批优势企业，实现资源优势到产业优势的转变。

（二）重视自然资源的开发，轻视生态环境的保护

西部经济发展形成了依赖资源和粗放发展的格局，这种传统的破坏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粗放型开发模式，不仅生产技术水平较低，而且资源储量消耗严重；不仅后代人的利益得不到兼顾，就是当代人的生存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今后对于西部资源优势的开发上必须走可持续发展、合理开发和保护资源之路，要从大量消耗资源的粗放型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产品创优，以培育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发展道路上来。

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误区

（一）强调劳动力的“廉价”优势，轻视劳动力素质低的劣势

西部地区劳动力充足，劳动力价格也占有相对的优势，是我国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地区之一。廉价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增强了地区产业的竞争能力，对西部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成为现阶段西部地区吸引投资的一个绝对优势。

但随着知识经济所带来的科技的突飞猛进，这种低素质的“廉价”劳动力将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和优势。首先，从“廉价”劳动力存在的基础来看，不发达的科技、落后的经济以及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廉价”劳动力的存在空间愈来愈小了。其次，随着全国甚至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为劳动力竞争提供了平等的条件，在机会相同的情况下，那些缺乏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廉价劳动力最终会被淘汰。最后，从国际投资的特点看，外商很看重廉价劳动力，但更看重高素质劳动力，东南亚地区劳动力成本比我国西部高出许多，但它仍是世界许多知名跨国公司愿意投资的地方，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相反，在新经济的环境下，知识、人才等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证明低素质的劳动力不但不是财富，而且可能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瓶颈”。因此，西部地区必须走出“廉价劳动力”的误区，加强各种文化教育的力度，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把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变成具有决定意义的质量优势。

（二）强调人力资本的存量优势，忽视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

人力资本只有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双重作用以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才能真正发挥人才的优势，提高自然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使生产水平达到相应的高度。西部虽然具有相对的人才优势，却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机制而难以发挥人力资本的效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人才分布不合理；二是人才流失空前严重；三是人才结构不合理；四是人才老龄化问题严重。目前，西部地区迫切需要消除僵硬的规章制度和对专业人才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束缚，健全人才优化配置机制，创造有利于稳定、吸引人才的创业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充分发挥知识经济形势下人才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

三、发挥“学习型”后发优势的误区

（一）重视“硬环境”的投资，轻视“软环境”的完善

西部地区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主要是通过外商独资、合资、合作企业等形式来实现技术的转移。那么有重点、有步骤地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项目是改变西部地区科技水平低、资金严重不足等困难的重要环节。

投资环境一般包括物质环境即“硬环境”和人文环境即“软环境”，只有“硬环境”和 “软环境”这两方面条件不断完善才能增强吸引外资的能力。西部地区的地理、交通条件都较落后，整体的近代产业基础包括基础设施发展薄弱，“硬环境”可谓“先天不足”，鉴于此，西部地区加大了硬环境的建设力度，力图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对“软环境”的建设却不能同步进行，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为此西部地区改善投资软环境，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提高办事效率。其次要培育现代市场体系，特别是建立和完善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市场体系。此外在各省区规定与的优惠政策均无过大差别的情况下，只有依法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具体优惠措施的落实与配套市场法规体系的建设，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才能消除外商最担心、最敏感的软环境问题，才能有效地吸引外资，充分发挥后发学习优势，有力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8篇

赫克歇尔?俄林曾提出“要素密集度”这个概念，意在让国家在其对外贸易中出口要素密集度大的产品，换句话说就是要出口“比较优势”产品。因为要素密集度大的产品对国家来说机会成本较少，获利较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考虑，林毅夫提出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多，劳动力充沛，中国的“比较优势”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廉价劳动力。再加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对外贸易开放增加，中国在世界经济体中充当了“世界工厂”这一角色。例如，中国的珠三角地区的纺织业为中国的GDP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纺织工人的劳动力素质并不高，只是因为“廉价”而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占优势。由于中国向世界大量地出卖廉价劳动力，中国的“收入”颇丰，几年的GDP翻番，领先全世界。同时，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成了世界的传奇。

二、刷盘子，还是读书

发展“比较优势”，出口在要素中有竞争力的产品固然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地注重“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与其创造的GDP价值，恐怕中国的经济无法持续发展下去。

中国的“比较优势”之一的廉价劳动力现在已受到了冲击。印度等国同样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有的甚至低于中国的工资水平。同时，美国等国为了创造国内的就业岗位，也准备在境内建立工厂，招募本国员工，解决就业问题。这两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影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如果中国继续在劳动力上走“比较优势”道路，而不加大人力资本的开放的话，恐怕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产业将会在未来受到严重的影响。

所以说，中国的产业发展靠“比较优势”是不可以的。这种“刷盘子”式的经济发展，即出卖资源的发展方式只会在短期内增加GDP，在长期内使国家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输出产生了依赖，从而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发展。而如果我们转入“读书”式的发展方式，即大力投入人力资本的培训，使国内的劳动力不仅仅只具有廉价这个特点，因为廉价已不会再成为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这样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更好的预期。

《刷盘子，还是读书》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读’了近百年的‘书’，中国只用了30年。但是，现在的中国被看作‘世界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多地出卖简单劳动，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关心GDP的增长，计算着多少年后会达到什么水准，经济学家们的这种算法，就像计算靠‘刷盘子’的收入多少年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一样可笑。现在的GDP增长率固然很高，但经济学家也许没想过，靠‘刷盘子’就是再干100年，也还是二流国家。如果继续‘读书’深造，不追求一时的GDP增长率，那么只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成为一流国家，人均GDP也会赶上发达国家。”

中国的经济经常被拿来与日本的经济相比较。一来两国都处在亚洲，是近邻；二来日本的经济怎么说来也都算是个传奇，能给中国提供很多的借鉴。日本的“埋头苦读”几十年换来了今天的科技大国，智能机器人、各样的高科技产品都如雨后春笋般从日本的实验室中亮相。说日本没有资源吗？其实日本也是拥有不少资源的，只不过现在日本出卖的不是廉价资源而是科技。中国现在却在“以市场换技术”，我们开放市场出卖劳动力，与国外的高科技产品相交换。这一点是怎么看来都不划算的。

首先，前面已提到过，印度的廉价劳动力与美国的对国内制造业的开拓在长期会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输出产生影响，到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无法一帆风顺。其次，“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方式只会让我们在未来更加依靠“以市场换技术”，出卖劳动力是容易事，中国人口多，顺手就来。而发展科技却是耐力活，它不仅仅是发展科技本身，这种发展对国内的基础工业如重工业的要求也是很高的，而成为一个科技含量高的工业大国不仅需要耐心需要时间，更需要我们对这方面研究的大力投入，有人来干，有资金来投，有风险敢冒。既然是发展，总归是有一些代价的。

我一直认为，科技才是国家的硬实力，或者说工业是基础，依靠劳动力而生的服务业是虚的。如今世界上的国家运用劳动力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国家已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产业转型，大力发展服务业。二是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但是由于有强大的人口数量，劳动力廉价，进行着低级服务业的开放。无素质、无能力的劳动力总归是要被淘汰的，那只是时间的问题。要想获取经济的长远发展，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劳动力的出卖，尽管它可以增加我们一时的GDP，却无法给我们长远的发展保障，虽然，我们还是更加看重国家的技术力而非GDP。

三、国际环境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发展方式的选择要看国际大背景的状况。如果国际大同荣，国家之间无经济竞争之说的话，我认为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是完全没有错的。国家之间资源互补，推动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家经济竞争化，没有一个国家安于现状，它们都在寻找发展经济的最好方式，引领不了全球的经济，那就在本国经济原有水平上迈进一步，而像美国、日本的经济体却努力要在全球的经济中拔得头筹。

中国必然也不能懈怠。“比较优势”的发展只能短期增加GDP，带来不了长期的经济实体发展，这是一种在国际竞争背景下懦弱的经济发展方式。而我们要想真正引领世界经济成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体就需要从基础经济体系的发展出发，我们要发展好工业，才会发展科技。纵观全国的工业体系，绝大部分依旧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那么毛泽东时代之后，我们干什么去了？发展“市场经济”，没错；发展“比较优势”，没错。但是错误的是，我们的工业却被忽视了。在当今的环境之下，没有好的工业就没有可靠的科技，没有科技就等着成为人家的俘虏。国外卖给我们技术，但是，他们才不会卖给我们最新最好的技术。中国以劳动力换技术，我们是在朝贡吗？摆脱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我们要发展工业！

四、总结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9篇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在美国，4种中国主要服装的平均到岸价格比其他国家生产的便宜58％，比美国本土生产的便宜76％；一个中国产钢卷尺售价仅l美元，而德国产的是50美元，两者质量没有差别。在比利时，中国陆风越野车每辆售价为17000欧元，比同类欧洲车便宜近一半，因此，有专家指出：“中国汽车业将引发全球汽车价格再降30％～40％。”

中国制造价格低在什么地方?抛开厂商恶意竞争因素不谈，分析商品的价值是关键。

劳动力价过低是主要原因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价值由物化在其中生产资料(用C表示)的价值和劳动力(用V表示)的价值构成。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价值增值过程中作用是不同的，C在参加生产过程中，其原有的价值仅是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不会发生价值增值；而V在参加生产过程中，其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劳动力的使用再生产出来，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即剩余价值(用M表示)，因此商品的价值=C+V+ M。

按此原理分析，我国商品价值中C的价格确有偏低的成分，比如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高增长的目标，低价出售土地使用权；有的地方资源价格扭曲，某地一个纸浆厂每天用水2 5万吨，每吨费用仅为0．64元；有的地方企业开采和使用资源过度，且不负担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等等。然而，根据C和V在形成商品价值中的作用，劳动力价格应是分析的重点，即使C中也有劳动力价格问题。

我国是制造大国，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居多。我国城市每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农村约有1．5亿剩余劳动力，而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00万～900万个。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压低劳动力价格成为企业必然的选择。据调查，在广东，外来工中有近一半人月工资在800元以下，而800元是他们所在城市消费水平的临界点；还有很多外来工拿着300元～400元的月薪，仅能维持最简单的生活；在南京，市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月标准是43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是3．6元／每小时，但据南京市劳动部门调查，许多从业者的收入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保底线。在山东，一些企业工资还停留在10多年前300元～500元的标准。

在外企，大规模出口的商品中，由于收益最高的设计、研发、品牌等环节被外方控制，中方得到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真实收益不高；一家企业10多年来没有给职工增加过工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最近12年来，能容纳大量外来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只有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的工资呈下降趋势。

我国商品中的劳动力价格与价值背离，甚至严重扭曲，劳动力的付出与回报很不对称。有资料表明，中国劳动力价值只有美国的1/10，劳动力平均价格甚至低于肯尼亚和津巴布韦。因此，劳动力价格过低是商品价格低的最主要原因。

压低劳动力价格

成唯一谋利手段

我国劳动力价格为什么低?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劳动力价值的内涵。因为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此外，劳动力价值与其他商品不同，它还包括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因此，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品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其中，劳动者在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

在当代条件下，劳动力的最低价格应是劳动者吃饭、穿衣、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生育、养老、失业等所需费用的总和。与此对照，我国劳动力价格构成是什么呢?

首先，劳动力价格是以最低标准，即以劳动者能够维持温饱和养育后代为底线制定的，没有给予劳动者失业、养老、接受教育培训的费用。劳动者为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但企业(特别是外资、合资、私营企业)不承担劳动者的失业、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责任，将这些责任推给了劳动者本人、国家或者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福利费用没有纳入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没有达到马克恩所说的最低界限。据统计，目前我国城乡7．37亿就业人员中，纳入养老保险的人口仅1．6亿，纳入医疗保险的仅1．2亿，纳入工伤保险的仅8000万，且大多数为城镇职工，加工企业中的主要劳动力来源――民工几乎没有保险。

其次，法律法规不健全。1995年起实行的《劳动法》，在劳动合同签订和解除、超时工作报酬、职工健康检查等方面只是原则规定，许多条款是“应当”如何，而不是必须如何，且没有规定在未“应当”的情况下如何处置。

《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因没有规定未“必须”时应承担的责任，企业不为职工投保也很平常。法律约束不力，许多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随意解除合同，或者任意延长劳动时间而不依法支付费用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法律保护不够，劳动者虽然知道劳酬不符，但为了保住岗位，大多忍气吞声。

再次，社会对劳动力价格低存在认识的误区。理论界至今普遍认为，我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的战略资源优势。许多地方政府，一直把所谓劳动力成本低当做招商引资的法宝，甚至不少地方官员还认为，没有廉价劳动力就没有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由于压低劳动力价格是最简单、也是最奏效的竞争方法，很多企业把压低劳动力价格当做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的唯一手段，有的所付价格甚至达不到马克思所说的最低界限水平。

五大问题影响经济生活

(一)新经济时代是创新劳动的时代，需要大量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劳动力。劳动力价格标准过低，劳动者在除去生活必需品费用后，所得剩余不多，就很少有学习、教育的费用，从而使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难以提高，也无法对下一代进行投资，形成了“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

(二)低工资阻碍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成本成为中央政府隐性债务。代际转移的社会保障成本要求中央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最终向完全的个人积累账户转变。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已退休职工和制度改革以前就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账”，每年收入的养老保险基金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发放，其实际积累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加之，近年来的高速城市化，虽然转移了部分农村劳动力，但并未将其纳入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此导致未来的潜在社会保障成本进一步上升。

(三)靠低廉的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合算，低价劳工是把廉价资源和超额利润让给了别人。如我国生产的“TALBOTE”T恤衫在美国专卖店售价1件38美元，而平均到岸价格是1．41美元，中间36．59美元的利润全部被美国的贸易公司赚取。并且，低价商品出口的多，表面上提高了整个国家的收入，但对劳动者收入是相对增加，绝对减少，即收入增加与其真实劳动价值贡献比是绝对减少。

(四)企业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没有持久竞争力。劳动力价格低廉，必然质量不高；没有高质量的劳动力，就无法生产出高档产品，更不可能做成名牌。产品的附加值上不去，企业只能在低水平发展，与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企业的差距必然拉大。

(五)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对某些市场的出口数量增长过快，极易导致进口国实施保障措施和反倾销。进口国一面享受我廉价资源的益处，一面对我设置种种壁垒，贸易磨擦不断，影响对外关系。

建立健全政府职能解决现实问题

深刻认识提高劳动力价格的重要性、紧迫性。鉴于上述劳动力低价对我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提高劳动力价格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要认识维持廉价劳动力的弊端和提高劳动力价格的益处，纠正人们在此问题上不正确的认识。另外也要认识到，继续将劳动力低廉作为招商引资的亮点已不符合新经济潮流。

新经济时代，投资是跟着创新劳动走的。美国平均工资比中国高得多，但其每年吸引的外资比中国高得多。有资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20年共引进外资3400多亿美元，而美国1999年一年就吸引外资3132亿美元；世界对外投资总量的4/5是流向发达国家。可见，投资追求的是创新劳动或更有利于创新劳动成长的市场环境，而非单纯为低工资。

建立强制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福利制度不健全，相关费用未纳入劳工成本，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我们的保险福利制度，比不上发达国家，甚至比不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尼、巴西等国均采取强制保险制度，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雇员购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或者在工资中支付相关成分，由雇员自行购买；如雇主不履行这些义务，雇员可以雇主。我国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社会保险福利的法律，仅有几个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因此要加快立法进程，为劳动力价格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加强政府监管职能，加大执法力度。各种保险福利法规制定后，政府要从具体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主抓法律法规的落实和完善，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使劳动力价格回到应有的水平。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用工荒；劳动合同法

中图分类号：D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1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并于2008年1月1日生效，距今已经实施近5年。这部调整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切身利益、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法律，从其草拟审议到正式实施，遭受了激烈批判，要求立即修改的呼声相当之高。

一、《劳动合同法》对“用工荒”的影响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认为新劳动法可能“搞垮经济”。他提出中国90年代经济“虽然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但经济增长保持8%，失业率徘徊于4%左右”是得益于合约自由。他认为“硬性规定劳工合约是干预市场运作”，“如果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失业率逾8%恐怕是起码的了。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而关于无固定期合同，其结果是“维护懒人”。他以自己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任教职的经历为例，认为美国大学的终身雇佣制导致了更多“短工”的出现，他说“因为上头满座，原来的计划是终身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

企业界普遍认为，《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保护过度，限制了企业的用工自，增加了用工成本。比如新法要求，给员工办理劳动保险，每人一个月需要300块钱左右，以工厂有300名工人计，每个月需要增加投入近10万元。仅此一项，就让企业感受到不小的压力。而新劳动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解雇赔偿等内容也足以让老板们心惊肉跳。一位企业人士在论坛发贴时不禁哀叹：还让纺织企业怎么活啊！确实，新劳动法中用工、休假和赔偿等内容条款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员工的严格保护，而让用工企业却感受到过于严厉。在纺织行业，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已相当于东南亚近邻的3倍以上，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已接近每小时1美元。在这种情形下，经历了持续的“用工荒”，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的纺织服装企业，对新劳动法的到来多少表现出忧虑。《劳动合同法》倡导的劳资新秩序形成后，整体工资水平会大大超过以前。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意味着更高的劳动力成本。

二、“用工荒”背后的经济转型

由于新劳动法所带来的成本飙升，很多企业已经考虑不堪重负。例如，羊毛衫行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成本是产业从小到大成长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自2006年以来，日渐凸显的劳动力短缺和节节攀高的劳动力成本不断蚕食羊毛衫生产企业的利润，通过廉价劳动力数量增长实现企业利润的扩张已经碰到“天花板”；而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以及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上涨将使企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用机器代替劳动力来抵御成本上升已经成为一些企业家不约而同的选择。在中国制造业逐渐告别“劳动力成本优势”时代的过程中，没有能力执行劳动法的企业将遭到淘汰。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必将推动行业的洗牌。《劳动合同法》正是产业升级的一种催化剂。《劳动合同法》立法宗旨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但政府和立法者还有更深远的考虑，那就是加快国内一些行业产业升级的速度。“从长远来说，只有将这类低利润企业淘汰出局，用工才会规范，工人收入才会真正增加，劳资关系才能真正和谐。”

“用工荒”现象的出现并呈常态化、深化发展的趋势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转折

时期的到来。“用工荒”是对现有发展模式的挑战，预示着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以农民工为主要代表的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支撑中国传统发展方式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国参与全球化与劳动力的关系看，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赢得全球化产业分工的基础。中国出口产品中的纺织服装；家具、灯具、玩具等杂项制品；鞋帽、伞、杖；羽毛皮革制品；编织品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为20%左右，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为50%左右，反映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用工荒”现象是对中国现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近似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然而“用工荒”的出现和持续发展意味着这一优势正在弱化，主要的标志就是“用工荒”已经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2004年之前的12年中，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如果折合物价上涨因素，农民工工资甚至是下降的。然而，这种情况在2004年之后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21世纪初“用工荒”爆发开始，农民工工资结束了长期的停滞状态，并呈现出快速上升的发展势头。截至2010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水平已经延续了7年的上涨态势，总体涨幅超过1倍。这表明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逐步消失，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终将无法维系。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11篇

“人口红利”一直被视为创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推手,但新一轮"用工荒"的出现似乎预示着"人口红利"正逐步枯竭,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廉出口商品的优势将加速消失,这一进程可能倒逼经济结构调整。

"近期出现的用工荒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经济中的结构调整,大量充足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很可能已经接近尾声。"巴克莱资本中国研究主管彭文生表示。

事实上,"用工荒"对于中国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名词。早在2004年前後,沿海城市的用工紧张情况已现端倪,并在随後几年愈演愈烈。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企业大幅裁员,这一问题才暂时得以缓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指出,03、04年出现的用工短缺是局部情况,只在少数区域出现,并不像现在范围这麽大。而且当时只是技术工人短缺,但以後的规模和范围扩大得很明显了。

"实际上,普通工人的短缺才是劳动力短缺的真正体现。普通工人短缺表明这主要不是一个结构问题,总量问题也已经很突出了。"他称。

国务院总理上周末在与网友对话时解释称,出现"用工荒"的原因包括:整个经济回升向好,企业生产状况明显改善,订单增多;企业用工和待业人员找工常常在专业上不相吻合;以及这些年来工人维护自己的利益更加自觉。

此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春节後企业招工人数比往年有所增加,预计招工有困难的企业比例上升;而明确表示继续外出务工的人数较往年略有下降,其他人员还在观望。

调查并显示,62%的返乡务工人员明确表示春节後继续外出务工,与2008年同期调查相比降低6个百分点;有8%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不再外出务工,主要原因是务工工资太低、准备在家乡创业等。

"用工荒"将成为常态

虎年伊始,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区频呼"用工荒",就连一些劳工输出大省也纷纷出台措施,鼓励省内就业。那麽这究竟是短期局面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呢?

社科院都阳博士亦认为,从需求方面看,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已经比较大,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比较大;而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看,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逐步下降。供求关系发生的这种改变,会导致用工荒的局面长期出现。

彭文生也指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10%的平均年增速。但由于近年工作年龄人口增速逐步放缓,在未来10年中,经济增速将因此放缓至9%左右。

此前包括中金在内的一些机构预测,中国"人口红利"时代行将结束,到2015年左右适龄工作人口将在达到巅峰之後回落,人口老龄化浪潮提前到来。

不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认为,"到2016年,劳动力资源会达到10亿左右,这个规模将保持到2020年,我国有足够的时间充分利用人口红利。2020年後也有办法延续人口红利,比如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等。"他称。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倒逼经济结构转型

"调结构"是政府提了多年的目标,在被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断後,这一目标又重返议事日程。本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无疑会将处理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

而本轮"用工荒"已经开始迫使部分企业提高薪资标准,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并提升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而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或地区转移以寻求出路。

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由来已久。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来看,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和投资,而消费较弱;从收入分配格局来看,企业和政府获得的较多,而居民收入比重较低;从三个产业的比重看,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较低。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院长陈诗达就表示,尽管从全国范围看,"用工荒"还是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近阶段在沿海发达地区的"用工荒"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将伴随着企业经济转型升级始终。

"解决局部性、结构性用工短缺,最主要的是企业和产业要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莫荣称。他并认为,劳动力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是一个必然趋势,在未来几年内都将持续。同时,还应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工资水平,解决农民工薪酬低导致的用工短缺问题。

人社部的调查显示,在准备外出务工人员中,不准备回原企业上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收入太低。72%的企业预计今年人工成本会上升,同比增加32个百分点,预计上升幅度为9%;而打算继续外出务工人员预期平均工资收入比去年实际工资收入增幅超过14%。

此前,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已经宣布从今年2月1日起,江苏省各类地区均以超过12%的增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随後,包括北京、浙江、深圳等省市均表达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意愿。

廉价"中国制造"不再?

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给全球带去了物美价廉的产品。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这种廉价的"中国制造"是否行将消失?

俄罗斯《导报》刊文称,中国的劳工荒可能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间接影响。因为世界需要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劳动力价格上涨必然造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这将引发整个全球商品价格上扬。

不过,中金公司宏观经济分析师邢自强认为,这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改善的程度和工资上涨的比较。如果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得比较快,最终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不一定很高。比如,劳动力的工资从06年开始年均增长达10%,但是出口商品价格每年只增长4-5%。

"目前,我们还存在一定的效率改善空间,生产率还在提升的情况下,短期不至于使得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失去竞争优势。"他称。

而和转移到附近的东南亚国家相比,近年来出现更多的是外国公司将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制造基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毕竟,中国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以及庞大的市场规模仍具吸引力。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12篇

Abstract： Peasant workers are the primary labou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the loss of peasant workers will become the bottlenec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economy. This article obtained the Lewis Turning-Point has already appeared in Zhejiang, and the number of Zhejiang cadastral peasant workers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the crisis is potential which ecdemic peasant workers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through analyzing,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finance and taxation measures to retain peasant workers taking peasant workers' low-rent housing as a point of breakthrough.

关键词： 浙江；农民工流失；财政策略；廉租房

Key words： Zhejiang; the loss of peasant workers; finance and taxation measures; low-rent housing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8-0177-03

0引言

农民工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劳动力，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人群。据估算，2009年底全省农民工总数约2000万人，占浙江总就业人口一半以上，其中本省籍农民工约占三分之二，外来农民工约约占三分之一。目前，工人不足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这种瓶颈约束还将进一步加重。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2010年9月对杭州、宁波、温州和台州等地企业用工情况抽查显示，大约有40.3%的企业招工困难，特别是在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企业，普通熟练工人缺乏严重。2009年下半年以来，浙江劳动力市场岗位需求与求职人数之比超过二比一，浙江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农民工减少和流失的危机。

1刘易斯拐点出现

收入差距和就业机会是劳动力的外部动力，因为产业间收入的差异性，劳动力会在不同产业之间转移，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渐次转移，农业就业人员逐步减少，工商服务业就业人员不断增加。美国经济学者刘易斯（W．Arthur Lewis）提出，在单一的农业经济向二元经济演化过程中，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本有限，劳动力出现大量剩余。工业的快速扩张，带来劳动就业需求量的扩大，从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point）。

20世纪80年代，浙江以轻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村民除完成农业生产之外，大量的就近到村办企业、乡镇企业上班或自主创业，乡镇企业和村办工业是本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平台。

进入20世纪90年代，浙江等沿海地区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企业薪酬水平大幅度提高，内地与沿之间、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形成了较大的薪酬差距，导致内地到浙江、农村到城市、省内欠发达地区到相对发达地区的民工潮。20世纪90年代初期，浙江乡镇企业和村办工业大量私有化改制，村镇私营工业稳步发展，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渠道。

而进入本世纪以来，浙江省现代物流、连锁经营、IT等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第三产业成了农民工就业的又一重要平台。1991-2006年，浙江省第二产业工人增加了615.5万人，从事工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从18.2%逐年提高到46.2%；浙江省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从13.1%逐年提高到22.8%，从业人员增加了185.1万人。[1]随着浙江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多，家庭积累的财产迅速增加，在国家提倡财产性所得的分配制度的刺激下，浙江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多，房地产等投资带来的的收入远远超过劳动性收入，居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本地农民慢慢不愿劳动，外地农民工成了浙江企业特别是加工企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前几年长三角地区的"用工荒"说明浙江"刘易斯拐点"已经显现，而今年外地来浙江务工人员数量的下降进一步确认了"刘易斯拐点"。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09年浙江有外来务工人员700万左右，主要来自安徽、江西、四川、河南、贵州等省份，其中安徽来浙务工人口最多，2010年外来务工人员明显减少。在杭州、绍兴、宁波等主要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地区，很多企业即使大幅度提高报酬仍然招不到员工。来自人力资源部门的消息，继沿海地区企业出现“用工荒”现象后，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如四、重庆等地也面临着用工需求剧增和劳动力减少之间的矛盾，出现“用工荒”现象，甚至出现一家四川纺织企业到浙江来吆喝招人。因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浙江的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农村转移劳动力将逐步减少。

2浙江籍农民工数量将锐减

2.1 老一代农民工将退休或返农根据黄祖辉和刘雅萍2007年的调查结果，现在浙江省籍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09岁，大多数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技术要求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高以及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工作；农民工中男性远多于女性，男性占了70%以上，男性集中在建筑、工业等重体力行业；大多数农民工难以靠工作年限的增长实现工资报酬、职业身份与地位的上升，只能长期滞留在低声望、低技术、低报酬的层次。[2]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在建筑等行业的农民工将退出重体力岗位，受技术、经验、年纪的限制，这部分农民工在其它领域实现再就业比较困难，长大成人的子女也不希望父母再去辛劳为他人打工，因而预计5-10年后，上一代农民工将大量的退休。近几年在高校扩招的情况下，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数量反而大幅度减少也说明农业人口不再批量进城，部分进城务工人员返回了农村。

2.2 出生率下降弱化了农民工持续供给能力在浙江，1963-1970年为第二次人口发展的高峰时期。以杭州为例，从1962年开始，全市人口出生率开始回升，1963年人口出生率高达41.59‰，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4.05‰，以后几年虽略有下降，但全市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在25‰和18‰上下摆动，农村人口增长快于城市，其它地市情况也差不多。目前在企业一线工作的农民工很大一部分是这一时期出生的，他们能吃苦，非常勤劳，但他们受体力和年龄的影响也将面临退休。1971-1985年为人口稳定发展时期，全国上下开展计划生育，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浙江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大幅度下降，1985年分别为12.61‰和6.56‰。1986-1990年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略有回升，但1991年后两率开始下降，2000-2009年出生率都保持在10%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低位徘徊，最低的2003年为3.28%，最高的2005年为5.02%。低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弱化了农民工持续供给能力。

2.3 浙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高校的扩招，新生代农民数量越来越少城市化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城镇人口，相应减少农业人口。在城镇规模扩张过程中，随着浙江房地产的火热，农民被征用的房地产得到了较高的补偿，郊区农村房地产租售也有很好的回报，即使不劳动，这些补偿费和租金也可以够他们生活一辈子，农民不想再务工。高校扩招，农民的子女因上学而"农转非"成了城市户口，他们大学毕业后不愿再当工人，更不愿从事重体力劳动。近几年，浙江高考毛录取率都在80%以上，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数超过了当年的新增人口数。2004-2008年浙江人口分别自然增长23.16万人、24.59万人、24.03万人、24.15万人、23.31万人，2006-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计划招生（包括单考单招计划数）22.1万人、24.5万人、27.6万人、28.1万人、26.95万人，按这样的招生规模和人口增长速度，以后农民的子女也可以都上大学，可以农转非，新生代农民数量将趋向为零。

浙江籍农民工越来越少是不可逆转的，政府要做的是如何做好职业教育，如何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大学毕业生愿意当工人，也能做好工人的工作。

2.4 分配制度不合理影响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在分配中更多地强调效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贫富分化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强调了财产所得，使得富者更富，穷着更穷。个人收入中财产所得的比例过高，劳动所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房地产的收益远比上班挣工资来得快，严重的削弱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许多居民收入就靠炒股、炒房或买房收租，平时打打麻将，不思劳动。如何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维持和体现社会公平，推动社会和经济科学发展值得政府思考。

3外地民工返乡危机潜在

3.1 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低近20年来，浙江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都没有根本性提高，加之住房、物价等生活成本加大，导致多数农民工不愿到工厂干活。以绍兴的纺织企业为例，如果按照8小时22日工作制计算，很多工厂月平均工资实际上只有七八百元，而且这些工厂根本就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员工普遍上班时间达到12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拿到1300元左右的收入。而外来务工人员背井离乡来打工根本目的就是工资，从目前企业的缺工情况看，待遇低的企业缺工较为严重，而待遇好的企业，招工状况相对较好，个别工资高、福利好且劳动制度健全的企业和行业不仅不缺工，农民工还要托人进入企业。

在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沿海企业开始向内地转移，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四川、重庆等地成为加工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作为农民工主要来源地的这些地区的农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实行就地就业。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回家种田或创业。突如其来的金融经济危机导致沿海地区许多企业倒闭或歇业，农民工大量返乡，目前，这部分返乡农民工很多都没有回来。

尽管近几年浙江各市最低工资标准几经调整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但是1千多元的月收入对于现在的农民工特别是本地农民工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民工荒"将成为制约浙江加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因素，将加速一些劳动密集型微利企业的倒闭或转移步伐。

3.2 外来农民工的诉求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人们所熟知的马斯洛需求理论，人类需求有生理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除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外，浙江企业很少考虑外来务工人员的其他需求。在目前的物价水平和价格上升趋势下，目前的工资水平使生理需求都将难以满足。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对社会保障、城市生活、公共服务需求更高，在追求权利的平等方面将会比其父辈产生更加强烈的愿望。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的农村新青年，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家庭负担沉重不同，其打工的目的不仅仅是养家糊口，他们大多有着中职或高中文化，除工资薪酬外，他们生活质量和开支更高，更加注重职业前景和权利保障，更加渴望受到尊重。父辈的打工经历给他们留下了的印象更多的是负面的，农民工干最苦、最脏的活，报酬也是最低的，还不一定能按时拿到这不多的工资；子女上学只能到条件极其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生、老、病、困得不到社会保障和当地政府救助，挤最简陋的房，还常被本地人瞧不起。留下老人和孩子外出打工，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下来，省吃俭用，钱没有余下多少，却愧对子女和老人，甚至耽误了子女的健康发展。老一辈农民工为了家庭可以忍辱负重，但也逐渐觉醒，如果再把新一代农民工当作廉价劳动力，不仅会出现企业劳动力流失，可能还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目前，各级政府开始重视外来劳动力问题，一些企业也在改变原来的做法，为外来民工提供更好的福利保障，但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民工没有真正享受到新市民的待遇，他们的子女就学、经济适用房保障、住房公积金、职业培训、公共卫生、文化生活、户籍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一些地方官员还停留在城市化发展的理念上。

4财政扶持策略

农民工流失将成为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目前，政府需要为农民工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打造同城待遇，努力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居住、就学就医等社会环境方面提供与本地职工相同的待遇，使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安心在浙江工作与生活，促使他们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如何解决农民工缺失问题，从财政的角度，农民工应作为财政惠及的重点之一，逐步实现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户籍均等化和一体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除了目前对农民工的财税支持外，以下几点是关键。

4．1 建设农民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缓解农民工住房难改变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保障发展思路，将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保障范围，重点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以留住农民工。针对农民工的特点，建设小面积、结构简单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财政部门与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农民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保障条例，对享受对象作出严格界限，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政府资金来源以政府性基金收入为主。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购买住房实施补贴，允许农民工按揭贷款买房。

4．2 加大财政对民工子女教育和困难家庭子女教育扶持力度

财政投入教育的增量中，义务教育段以民工子女教育、困难家庭子女教育资助为重点，加大财政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校舍投资和设备投资，减免学杂费，提供部分午餐补贴和住校补贴，做好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培训和引进，农民工子女与其它家庭子女一样可以就近升学，为农民工子女就学创造一个的良好的环境。

4．3 吸引外国劳动力浙江的经济发展可以借助国外提供的劳动力，政府要加强与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国家的合作关系，努力为外国人到浙江居住和就业创造宽松、便利的环境，提高国内劳务市场的开放度，吸引国外劳动力到浙江就业。同时，把产业的一部分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转移到人口多、工资低的国家进行生产，借助国外劳动力来发展浙江经济。

另外，将农民工纳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允许农业人口落户城镇，让农民工享受同等政治权力。同时，通过财政干预和其它经济政策调节经济运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减少产业对普通劳动力的依赖。

5推进农民工廉租房建设的思路

廉租住房制度，已惠及我省数万余户住房困难家庭，但在农民工廉租房建设方面还没有突破。建议采取实物配租的办法推进农民工廉租房发展，即由政府和企业共建面积较小、造价相对较低、具备基本生活条件的普通住房或者收购现有旧住房，向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农民工家庭出租，并适当向农民工家庭收取低廉的租金。

5.1 廉租房建设资金来源目前，国家规定的廉租房建设资金来源有八个途径，浙江廉租住房建设资金主要有三个方面来源，即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扣除计提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余额、按10%从土地出让净收益提取的廉租住房建设基金、地方财政廉租住房建设预算资金。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公积金管理部门巨大的运转费用挤占了廉租住房建设资金，土地出让净收益实际用于廉租住房建设的资金也少得可怜，远未达到国家规定的不低于10%，因而廉租住房的大部分建设资金只好由市、县级财政安排。由于受财力所限，各地的廉租房受益范围主要是城镇困难家庭，基本上没有惠及到农民工家庭。

怎样解决农民工廉租住房建设资金问题呢？可以多途径、多渠道筹措和落实建设资金，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首先确保土地出让金10%的部分专款专用；二是改善住房保障重点，压缩经济适用房规模，改经济适用房为廉租房，规避开宝马、购经济适用房的不合理现象；三是加强管理，提高效率，降低公积金运转成本，为廉租房建设腾出更多的资金；四是调整财政支出预算结构，适当提高廉租房支出财政预算规模，把人力资源开发和引进的支出部分用于廉租房建设；五是通过与企业共享产权和收益，鼓励企业部分出资，解决本企业的员工住房问题①；六是廉租房租金收入。

5.2 廉租房保障对象范围目前浙江廉租住房保障以租金补贴为主、实物配租和租金减免为辅，实物配租只针对残疾、烈属、孤寡老人以及生活困难、收入条件改善可能性已不大且住房面积低于一定面积标准的老人。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主要保障对象是城镇低收入家庭，而刚刚踏入社会大中专毕业生、中等偏低收入家庭及进城务工人员则难以享受到这一保障。虽然近年各地廉租房保障对象逐步扩大，如宁波市2010年将廉租住房保障对象扩大到"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一年度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且"在市六区范围内无房或者住房建筑面积低于人均18平方米（已婚家庭）或36平方米（35周岁及以上的单身居民）"，但基本上涉及不到农民工。而农民工对浙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支撑作用，要留住农民工，需要将农民工纳入廉租房分配范围，并且作为重点保障对象。

5.3 廉租房享受资格确定农民工没有城镇居民户口，户籍有本地区的，也有外省外县市的，在本地的工作年限也不相同，家庭情况更是复杂万千，因而制定评价指标时要慎重综合考虑，以达到吸引人、留住人的目的。笔者以为，可以将工作年限、技术职称、家庭人口和本地自有房屋情况作为主要评价因素，工作年限主要考察在本地工作年限和在本企业服务年限。总的来说，不能以农民工的来源地限制租住廉租房，只要为本地区服务一定年限就能享有廉租优惠政策。但在本地拥有房产（含成套住房和商业用房）的农民工不能租赁，一个家庭只能租住一处与居住人口相当的廉租住房。设计评分指标，对申请廉租房的农民工家庭打分，通过计分制度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来确定享受廉租房的具体家庭。

5.4 农民工廉租房工程推进农民工廉租房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资金需要大，操作不好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出现社会问题。因而建议先在部分地区和企业试点，试点成功后再在全省普及；先在城市推进，逐步扩大到县城乡镇；先在杭甬等劳动力严重缺乏的地区试行，再推广到其它地市。

6结论

浙江农民工减少和流失是不可避免的，是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财政支持，在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户籍等方面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农民工能留下来。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控作用，促进浙江产业的转型升级，减少经济发展对农民工的需求。

注释：

①由政府、企业和其它社会力量共同投资或筹集建设的租赁房称为公共租赁房（简称公租房），又称经济租赁房。

参考文献：

[1]浙江省统计局．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轨迹及政策思考．国家统计局（），2008-11-28.

[2][黄祖辉，刘雅萍．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农业经济问题，2008（10）.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13篇

当前，我国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来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就需要把我国从世界制造中心发展为世界研发中心，需要我们从主要依赖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主要依赖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为了做到这一点，就法律措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运用调整增量利益关系、保护劳动能力权益的经济法。我们认为，经济法能把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科学地开发出来，能真正保障对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所进行的投资获得公平的回报，由此，完成资本逐利方式的转变，并进而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资本逐利方式转变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中外资本廉价开发我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逐利，它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大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市场化开发不可持续的问题。显然，由于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较低和全人口劳动力素质较低，廉价开发我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并非长久之计。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资本逐利方式的转变来吸引资本投向我国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此来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认为资本逐利方式的转变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1、资本的逐利方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产权改革，改变了公有制对本国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下同）独立自主的、计划化的开发，允许外国资本和本国民营资本，以及把国有资产变为国有资本，共同来进行市场化的开发。这个转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什么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呢？这是因为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价格极为低廉，资本从中有利可图，国内外资本在对我国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廉价地利用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同时，我国的劳动就业也随之大发展，不但城市居民，而且数亿农民也进城务工，劳动取酬在我国承接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中，在价值链低端的产业中已普遍展开，广大劳动者的工薪收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如此，国家在实行市场经济和调控经济运行方面进行改革，财政收入也大幅增长，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加。因此，中国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一方面经济总量（CDP）已达到了世界第二；另一方面劳资政三方出现了共赢的局面。这证明允许资本在我国以廉价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逐利，这种选择是现实的可行的。

然而，我国的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并不高；同时我国虽有13亿人口，人力资源确实也很丰富，但劳动力素质并不高，高素质人才占全人口的比率较小。因此，一方面，如果我们仍停留于允许资本在我国以廉价开发资源进行逐利，那么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资本也因无利可图而必将流出，我们也就将重新沦落为资本短缺的国家而难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致力于提高全人口的劳动力素质，劳动者由于素质低，他们的收入不能继续提高，导致消费水平也不能继续提高，我们就不能拉动内需，也无法调整经济结构，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受阻，资本也将难以获得可持续增值的利益。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改变资本的逐利方式，改变资本仅仅利用我国廉价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来获利的状况，设法让资本参与提高全人口劳动力素质的事业，使之与投入实业的资本一样能够从中获利，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2、资本逐利方式可以转变

资本以盈利为目的，这个本性是不可改变的，但资本逐利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美欧日在其国内的资本逐利的方式就已经转移到依赖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方面加以展开。现在，既然我们选择了通行于美欧日的市场经济，他们能做到资本逐利方式的转变，我们当然也应当做得到。这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一大难题，因为我们过去向外国资本开放资源和市场，这并没有换得高新技术；而长期以来，我国也没有形成大量的廉价的高素质人才，如果我们不能满足资本对大量的廉价的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我们也就无法做到资本逐利方式的转变。那么，西方发达国家是怎样完成这个转变的呢？我们是否也可加以参照呢？我们认为，某些方面我们当然是不会模仿西方的，例如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有过掠夺别国和残酷压榨本国人民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做法，以及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市场化过程中以垄断或不正当竞争进行逐利等。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人运动、绿色运动和消费者运动等压力下，运用各种手段包括法律手段，大幅度提高劳工收入，大力改善环境，以及大大提高消费质量和消费水平，包括加快发展教育等，资本逐利已经走向依赖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使人们能从事价值链中高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去盈利的轨道。这是值得借鉴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现在正是我们落实邓小平这一设想的时候，我们党是能够领导全国人民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的。

二、资本逐利方式的转变能够拉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过去我们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来保障资本廉价开发利用我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权益，这使资本在我国集聚并展开市场化逐利拉动我国经济的大发展由可能变成了现实。那么，资本逐利方式的转变是怎样拉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怎样使这种转变由可能变为现实呢？

1、资本逐利方式的转变可以拉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实践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以有两种思路：一是引进高科技人才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或者通过国际贸易购买外国高端产品从中进行仿造等方式消化其先进科学技术，从而使我国重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产品的制造向重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中高 端产品的研发转变，即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拉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二是转变资本逐利方式，使资本在廉价利用我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中逐利转变为资本投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逐利，从而将我国的人才资源开发出来，并以此为基础，将高科技人才和先进科学技术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一种思路要在实施中取得进展难度比较大，因为先进科学技术是发达国家保障其竞争优势的核心利益，引进高科技人才我们在经济实力上也并不比发达国家更强，所以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去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会困难重重。第二种思路看起来有难度，但并非没有出路。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关系到我国可否持续发展和可否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立足于本国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全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吸引资本来投资于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那么随着资本逐利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容易做到了。

2、经济法是促进资本逐利方式转变从而拉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法律措施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已经全面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以宪法为根本大法的法律体系中，一方面，民法商法、行政法和刑法以及相应的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这些传统法律部门维护着人们传统的私权（财产权和人身权）和公权（政权）的利益；另一方面，由经济法、社会法等构成现代法律部门，维护着人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经济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它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经济发展。正如我国著名经济法学者杨紫垣教授所说的，经济法要对“经济法主体的依法作为或不作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就应依法获得相应的利益，即在增量利益的总和之中占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做出安排，这也就是要对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利益做出安排。这里，经济法主体不但包括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市场经营主体，也包括市场管理主体（例如市场监管主体、宏观调控主体等），而且所有经济法主体只能作为劳动力主体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增量利益）做出了贡献，才能依照经济法在增量利益的总和之中分得相应的利益，即实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利益。经济法就是公平保障一切经济法主体的劳动力自益权的利益的法律；经济法正是通过确认、设定和保护劳动力自益权，对人们的劳动力自益权从而对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利益做出安排的一个现代法律部门。

所以，经济法作为一个以人为本、激励人们进行财富创造和共享财富创造利益的法律部门，非常适合于转变资本逐利方式的需要，并最终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可能变成现实提供法律保障。

三、经济法促进资本逐利方式转变之原理

经济法是确认、设定和保护劳动力自益权的一个现代法律部门，它不同于民法等传统私法，也不同于行政法等传统公法，传统的私法和公法都是以保护传统的私权（财产权和人身权）和传统的公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利益为己任的，以保护人们的既得的私权利益和公权利益为其法益目的的。传统的私法和公法归根到底反映了财产所有制的要求。但是，传统的私法和公法反映财产所有制的要求、保护人们的既得的私权利益和公权利益，它们不但只是采取惩罚措施来惩罚侵犯私权和公权者的行为，因而这是社会既有利益的双重耗费，而且它们也只能直接对保障社会稳定起作用，并不能直接对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作用。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人们运用自己的劳动力进行财富的创造和形成新的更多的增量利益，这就必须由反映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要求的法律，也即必须有确认、设定和保护劳动力权的法律，或必须有保护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利益的法律。这就是经济法的作用。那么经济法究竟是怎样促进资本逐利方式转变的呢？

首先，提高人们的劳动力素质需要资本的投入。在市场经济中，资本逐利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是，资本本身并不会增值，资本只有吸收活劳动才可能增值，如果人们的劳动力素质提高了，人们的活劳动才能使资本大大增值。改革开放以来，资本逐利在我国普遍展开，资本的获利丰厚是以低成本大规模开发我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代价的；但因广大直接劳动者滞留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等价值链中低端的传统产业，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又由于国家管理经济与社会的财政收入难以支付因资源枯竭而加以补偿、治理污染的环境，日益增多增大的社会保障、医药卫生、发展教育、保障性住房等费用。所以，长此以往，作为资本获利丰厚的两大源泉——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迟早都会枯竭，资本逐利将难以为继。因此，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要设法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以更多更好的活劳动，来促进资本增值和解决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其次，资本投入提高人的劳动力素质并非不能获利，而是可以获利。显然，资本的逐利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如果资本投入提高人的劳动力素质，可以与资本投入产品的生产一样能够获利，那么资本就同样会去投入提高人的劳动力素质。资本投入提高人的劳动力素质，从总体上来说它肯定有效益，现代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以及相关的自然科学已经证明，“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人类智慧和能力的发展决定着对物质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可见人们劳动能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将越来越起决定作用。所以，资本投入提高人的劳动力素质与资本投入产品生产利用廉价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一样不仅可以而且必然能够盈利。不过，资本投入提高人的劳动力素质，具有其特殊性。为了使投入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这种资本能够盈利从可能变成现实，需要我们对一些特殊的关系进行经济法调整。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14篇

过去30年的全球化浪潮，助推中国从人均GDP仅400元人民币的穷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化带来了生产过程的平台化和模块化，而这种平台化和模块化大大降低了技术准入门槛，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就可以从附加值最低的环节切入。

显然，中国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正是自1978年以来国家组织和制度变革逐步释放出来的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对1980年至2010年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占四分之一。

在平台化和模块化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启动之际，中国恰逢其时地推动了经济改革，这是中国30多年经济奇迹的关键。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被释放出来，中国企业根据这种劳动力特征所制定的流水线管理方式很快取得了竞争优势。如今，这些企业正在逐步失去“人口红利”的竞争优势。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当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时，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取决于成本差，也就是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要想继续获得成本优势，就必须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在中国要素价格飞涨的今天，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又在哪里？

实践表明，中国企业仍然可以依靠成本优势来获取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过，中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已由纺织品、服装等初级产品，转向了集装箱、机电产品、机械制造等复杂性较高的领域，这一变化还是由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带来的。

仔细分析中国人口状况，会发现整体人口趋势没有变化，而是人口结构在变化。自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300万以上的大学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赫克曼认为中国大学生所占劳动力人口比例将会稳定在30%-40%，与美国和日本持平。如果中国可以通过宏观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微观管理制度的调整，充分利用这些成本相对廉价、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并发展与他们的要素能力相匹配的产业，将他们的潜能激发出来，中国或将迎来劳动力的“新廉价时代”。

伴随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国人力资本的优势正逐渐从生产线上的简单劳动者，提升为工程师、设计、管理等高端人才，而这正是中国制造下一阶段竞争优势的源泉。中国应推进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变革，以激发创造者潜能，从而凭借价格优势来维系中国制造的“新廉价时代”。

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廉租房；有效需求；闲置资本；准公共品

1 我国廉租房建设现状

廉租房是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的一种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

从1998 年国务院23 号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廉租房”的概念起，到温总理在200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全廉租房制度，加快廉租房建设，增加房源供给”，廉租住房保障资金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国的廉租房建设已经经历了十余个春秋。在这十来年中，一些大型城市根据实际制定了符合当地情况的廉租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建设部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06 年底，全国建立廉租房制度的城市占城市总数的77.9%，其中，287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283 个城市建立了廉租房制度，占地级以上城市的98.6%，370 个县级市中，有229 个城市建立了廉租房制度，占县级市的61.9%，全国累计已有54.7 万户低收入家庭通过廉租房制度改善了住房条件。此外，在2005 年抽样统计的1000 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当中，截至到2008 年底，已经有253 万户得到了解决。

但是我国的廉租房建设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虽然建设部多次要求所有市县在2006 年底必须全部建立廉租房，但建设部通报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 年6 月，全国657 个城市中有71个城市尚未建立廉租住房制度，有166 个地级市未明确土地出让净收益中用于廉租房的比例。即使在一些建立了这项制度的地方，廉租房建设事实上也被挤压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位置，不少地方政府对建立廉租房热情不高。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我国廉租房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2 社会资本进入廉租房建设市场的可行性分析

2.1 具有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本。根据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的报道， 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额超过了15万亿元，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1995年中国银行的存差第一次超过3000亿元，2005年银行的存差已达到9．2万亿元，扩大的存差直接意味着银行效益的降低。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大量资金积淀在实体经济之外，而大量信贷需求却未得到有效满足。减少银行存差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增加实体经济的投资，将高额储蓄转化为消费力，降低过剩流动性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拖累。

2004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为6009．32亿美了己，2005年为8188．72亿美元，随着外汇储备数额的增加，外汇风险的控制日显重要。投资实体经济可以作为减小外汇风险的一种重要手段，把部分外汇投向廉租房建设市场是一种值得尝试的途径。在风险和效益有保障的前提下，这些巨额的社会闲置资本进入廉租房建设市场是完全可能的，更是一种双赢的行为。

2.2 可靠的收益保障。政府保证提供低廉的住宅建设用地，社会剩余劳动力保证了低廉的人力资本，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本保证低利率的建设资金，三者的结合使得廉租房单位面积造价显著降低，为廉租房的租用者降低了房租，也为未来房价的升值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为了使社会闲置资本放心地进入廉租房市场，政府必须用自己的信用和廉租房的产权作为担保，一则为了能以更低的贷款利率获得建设资金，二则是让投资主体更放心地投资并确保本金能安全收回。

略高于存款利息的贷款的利息完全可以由普通的租房者以租金的形式来支付，对特别困难的租房者，政府可以给予适当的房租补助，这样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放到基础设施建设和职业教育上。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均工资水平和住宅价格都会有一个稳定的良性增长，为了能更好吸引投资和获得更低利率的贷款，廉租房未来的溢价可以按一定的比例分别由政府、投资主体、购房者来共享，让更多的人来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

2.3 具有大量的剩余廉价劳动力。我国目前人口超过13亿，其中有9亿左右在农村，占总人口的72．1％，2．46亿户农民中劳动力总数为5．22亿人，农业领域就业2．47亿人，剩余劳动力大约为1．5亿人，城镇剩余劳动力为2167万人，这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对大规模的廉租房建设形成了两大潜在优势。(1)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经过政府或企业的短期职业技术培训，就可以成为廉租房建设市场的劳动力，为廉租房的建设降低了人力资本。(2)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成为这些廉租房的租用者和最后产权的购买者。大批到城市里就业的打工者，随着他们的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收入也将会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逐步提高，收入的增加为将来最终购买这些廉租房的产权提供了经济保障，也为廉机房建设资金的回收增添了砧码。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社会的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住房保障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健全的住房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廉租房建设是住宅保障的突破口，也是降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有效途径。要搞好廉租房建设，中国政府必须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廉租房建设之路―政府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利用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加大廉租房的建设步伐。只有这样，中国的大规模的廉租房建设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3.1 加快住房保障法的制定

各国的成功经验都表明要保证廉租房建设稳定、有序地进行，必须有一定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新加坡1955 年推行公积金制度，同年国会通过《中央公积金法》，美国于1949 年通过了《住房法》，并于1968 年通过了《住房与城市发展法》。我国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曾经颁布了相应的条令，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涉及住房保障的法令，住房保障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加以干预，缺乏立法体系的保障。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住房保障的经验，加快住房保障法的立法进程，从立法层面对廉租房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规制，确定实施计划、资金供应方式、财税政策、运作机构、保障对象及范围等。

3.2 整合多方资源，拓宽房源供给渠道

3.2.1 鼓励或强制开发商建设经营廉租房。美国政府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开发商建设经营公共住房，包括提供低息贷款、放宽一些地段的规划控制、减免有关税费等。而法国则规定开发商的每一楼盘，至少拿出20%的面积，低价卖给社会福利房管理公司，由其出租或出售给低收入者，并提供房屋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在我国当前房地产开发商利润率较高时，完全可以借鉴法国的经验，强制性地要求开发商的每一楼盘都必须建造一定比例的廉租房，低价卖给政府，由政府进行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