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 企业 、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现代 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 工业 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 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 科学 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规律 ，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8-0044-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

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我国的经济衰退不是始于金融领域，而是始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出口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低利率、低汇率、低要素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它们大多只充当了低层次的供应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广东和浙江一带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掀起了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仅2008年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底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企业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企业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而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反映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GDP增速下滑，对外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减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财政收入不容乐观。而来自典型行业的报告更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如2008年10月初的钢铁行业的报告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钢材需求较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行业、造船行业、汽车行业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10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没有完全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当中，故我国不会陷入美国那样的深重危机之中。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

衍生品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泛滥，因而我国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不会很重。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产生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人们有时会提到，20世纪30年代美、德等经济大萧条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未受冲击，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造成不小的冲击呢?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外情况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不同。首先，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苏联经济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苏联当时没有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体系。而我国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其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目前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其防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远不如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在大幅度降低，这会削弱我国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于走出这次危机的出路，不少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说：“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明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结论是走向社会主义。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点思考。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让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又“起死回生”一样，这次危机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终结，但可以说是美国原有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外学者进一步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节；认为这种教条造成了当前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去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必须靠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目前“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其次，要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无序扩张；否则，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越远，产生的泡沫就越大，泡沫也就越易破裂，而破裂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就越大。要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可能变成投机经济，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一种值得汲取的教训。

再次，要减少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受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正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本也是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0％左右，而我国2004年曾高达70％，但197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5％。这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过快，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最后，要防止金融与经济危机危害的继续扩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原来作为分散风险的链条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因此，我们既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又要重视加强对其有效监管，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既要避免简单地模仿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又要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自身的单项指标，还应看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参考文献：

[1]宋晓平，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化和发展问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0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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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晓求，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反映[N]，中国证券报，2009-01-10。

[10j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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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白暴力，刘永军，白瑞雪，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与集中强烈爆发的原因[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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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金歌2009年金融风暴下的中国[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5-27。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8-0044-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我国的经济衰退不是始于金融领域，而是始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出口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低利率、低汇率、低要素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它们大多只充当了低层次的供应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广东和浙江一带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掀起了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仅2008年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底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企业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企业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而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反映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GDP增速下滑，对外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减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财政收入不容乐观。而来自典型行业的报告更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如2008年10月初的钢铁行业的报告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钢材需求较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行业、造船行业、汽车行业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10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没有完全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当中，故我国不会陷入美国那样的深重危机之中。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衍生品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泛滥，因而我国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不会很重。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产生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人们有时会提到，20世纪30年代美、德等经济大萧条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未受冲击，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造成不小的冲击呢?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外情况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不同。首先，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苏联经济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苏联当时没有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体系。而我国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其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目前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其防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远不如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在大幅度降低，这会削弱我国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于走出这次危机的出路，不少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说：“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明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结论是走向社会主义。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点思考。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让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又“起死回生”一样，这次危机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终结，但可以说是美国原有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外学者进一步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节；认为这种教条造成了当前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去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必须靠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目前“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其次，要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无序扩张；否则，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越远，产生的泡沫就越大，泡沫也就越易破裂，而破裂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就越大。要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可能变成投机经济，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一种值得汲取的教训。

再次，要减少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受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正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本也是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0％左右，而我国2004年曾高达70％，但197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5％。这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过快，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最后，要防止金融与经济危机危害的继续扩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原来作为分散风险的链条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因此，我们既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又要重视加强对其有效监管，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既要避免简单地模仿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又要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自身的单项指标，还应看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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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4篇

（一）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进步性，但由于其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决定了这种生产方式必然把自然置于对立面，把它当成掠夺和获取财富的对象，为生态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高兹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追求利润就是生产的唯一动机，而这必然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在利润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首要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他们关心生产成本基于生态平衡，毕竟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会计入生产成本，也不会增加企业的经济负担。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也即破坏”（安德列?高兹，1980），只要开动机器进行生产，就是与生态系统的破坏联系在一起的。莱斯和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为了维护本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就会采取不断扩大生产的方式，并通过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来推动生产的正常运转。在自由竞争使得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情况下，资本家为了保证生产利润，加大应用科学技术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从而引发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短缺，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佩珀也主张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生态危机并不是根源于对自然的控制，而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也造成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梦想和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阿尔文?托夫勒，1983）。福斯特的分析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入手，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注重短期回报、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等特点，这种生产方式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按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最终会突破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引发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内在的联系进行了论述，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了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就要根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二）全球性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张对于生态危机的全球性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把它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和科技优势，把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资源，甚至直接将各种污染物和废弃产品输送到这些国家，从而转移国内生态矛盾，使生态不公正扩展到了全球。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资源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福斯特在《脆弱的星球》中提出，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对全球的资源掠夺、污染输出、能源战争等方面呈现出合法化、制度化、手段多样化诸特点，并用大量事实证明生态帝国主义损害了社会和环境公正，是全球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佩珀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维系本国现有的经济规模和生活水平，就会借助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尽可能地剥削和抢占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并竭力宣扬资本主义消费模式，使全球的生态环境为他们的经济发展继续买单。佩珀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残酷手段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疯狂的掠夺，以此来维持和改善本国的生态环境，使其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当今世界存在的环境不公平产生的根本原因”（戴维?佩珀，1993）。奥康纳则用“不平衡发展”和“联合的发展”的概念来说明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及其对生态危机的影响，指出当代世界的不平衡发展与联合发展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污染、资源的枯竭有着莫大的关联。在奥康纳的代表作《自然的理由》中，他指出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及臭氧层的消失，酸雨、海洋污染、森林毁坏、能源及矿藏的减少，土地流失等等生态变化，都是近两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期以来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詹姆斯?奥康纳，2003）。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论的局限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根源的阐释，为我们全面地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可选择的理论资源。但是笔者认为，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结果，也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不可避免有把生态危机根源论“一元化”的局限。面对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威胁和危害，各国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如罗马俱乐部出版的震惊世界并畅销全球的著作《增长的极限》（1972），就把经济增长和人口激增归结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濒临失衡的地球》（1992）中把生态危机归结为人炸、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人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等；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对科学理性的张扬，使科技异化为控制自然的工具，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这些有关生态危机理论的探讨角度多种多样，得出的结论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又相互补充，不断丰富了生态危机理论体系，并为解决现实中的生态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显然，生态马克思主义从制度维度出发，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性扩张的结果，是对生态危机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不能全面地反映生态危机的实质。其次，把全球生态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结果，过度夸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他意识形态国家的输出，忽视了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在生产方式上的自主选择。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社会形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具有其先进的一面。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但是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同时也对全球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对各国的国际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并非无可替代。如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仅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制度，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充分调动了生产者的主人翁意识和劳动积极性；在经济体制上，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用市场调节加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用三十多年时间创造出资本主义用几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显示了制度的优越性。从此来看，我们不能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异质同构，认为两者同根同源，演变机理也如出一辙（曹顺仙，2012）。否则，把中国的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结果，还难免有否定现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之嫌。第三，把全球生态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还可能导致对各国自身生态问题的忽视，把生态危机的责任推卸给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无法真正地肩负起化解本国生态危机的历史使命。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自然环境的加剧破坏，几乎是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进程同步的，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生态危机的化解需要全人类打破国家界限和民族界限来共同应对。因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家园，是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体，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跨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和及社会制度的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有多强大，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都难以独自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也不可能在生态危机中独善其身。这就决定了生态危机的化解，既需要生活在地球生物圈的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从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出发，在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挑战面前携手合作，在平等的原则上共同设计和筹划出整体的、战略性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并通过深度合作使这些方案付诸行动并取得实效；又需要不同的国家、民族切实地担负起本国、本地区的生态重建责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全球生态危机的化解和良好生态环境的重建贡献各自的力量。

三、资本逻辑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论的超越

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看作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对于解释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笔者以为，资本逻辑可以实现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根源论的跨越。首先，资本的逐利本性势必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众所周知，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在于驱使资本家们将更多的剩余价值重新投入到新的生产活动之中，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限度增值。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可以说，资本从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刻起，它的本性就驱使他不择手段地吮吸活劳动从而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增值。显然在资本的逻辑里，整个自然界只具有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是资本家无偿的不费分文的自然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其他价值。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逻辑动机，使得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突破自然界所能承载的限度，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气候变暖、森林锐减、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矿藏资源日益枯竭、水体和固体废物污染等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由此观之，是资本逻辑的存在和横行，才使自然界遭到各种各样的破坏，使生态危机成为人类无可避免的命运。其次，资本作为生产的要素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从资本产生的历史来看，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有的范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有资本范畴。“把资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就必然会把‘资本’当作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否认‘资本’范畴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李为民，1987）。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整个社会都把资本看成是与压迫、剥削、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等概念高度相关。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资本的概念才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才出现了最早作为社会主义的“资本”范畴。事实上，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资本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方式实现资本的积累，或通过外资引进，加速了由资本原始积累向资本积累发展的周期等，从而激活了市场中的各种生产要素流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资本逻辑可以解释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现代国家，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发展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资本只要投入和运用，就必然会创造价值和积累财富。相应地，由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消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资本的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也不可避免地在经济活动中展现得一览无余。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无论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的生产，都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剩余价值。而从经济体制层面来看，只要是市场经济，表现出商品的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卖而买的资本运动就必然发生。放眼全球，由资本所导致的种种生态环境的破坏，并非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由此看来，资本逻辑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所共有的，它不仅解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也可以解释非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说，资本逻辑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超越和升华。

四、结语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凯恩斯；经济危机；危机；资本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危机问题的不断探讨，相应地形成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不同理论，其中尤以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凯恩斯危机理论为重要的经典危机理论文献。由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深刻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世界经济良好运转的时候，某些人便把马克思危机理论抛至脑后，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理论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论断，于是马克思危机理论重获人们的青睐。一时间《资本论》在各地的畅销榜榜上有名，据报道，2008年该书在柏林的销售量是过去一年销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这种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就说马克思过时主张凯恩斯，而在经济萧条时又主张马克思而批驳凯恩斯的“功利性”倾向，盖源于对这两种危机理论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阶级立场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运用这两个理论来分析经济危机前，有必要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马克思没有将其经济危机理论以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只要对《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一些有关信件中的“重要论点和思想加以综合”，危机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则跃然纸上。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层面，亦未孤立于某个时代，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加以考察分析，以获得一般性的结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运动中，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具体原因和演变趋势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机的可能性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与卖是同时完成的，即消费与生产能够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风险。但当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换中，之前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的买和卖便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完成。由于商品生产并非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所以为完成下一步的生产商品必须交换出去，且必须先转换为货币再交换，但是货币却不需要立马转化为商品。这种由买卖分离引发的危机可能，被马克思称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伴随商品的买和卖发生时空上的分离和对立的还有货币所起的作用，它会从简单的交换媒介分别扩展到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如果在这两个分离的时刻，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就可能引发支付能力问题，进而发生危机，故马克思认为这是“危机的第二种形式”。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以上两种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且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也可能出现，但“危机的第二种形式”要以第一种形式的产生为前提。

上述两种形式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般可能性，要将这种潜在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危机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危机的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还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危机成为现实所需的关系是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扩展为资本流通之后，即货币转换为资本之后。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爆发所需的“一系列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的介入使简单的物物交换转变成资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周转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生产，这些都为资本家实现追逐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提供了条件。在把握了单个企业资本流通的运行规律之后，马克思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行分析，将微观的流通中的矛盾扩展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认为，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不过是相互交错的单个资本循环的总和，通过这种单一到总和的扩展过程，局部的危机也就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的经济危机。

（二）危机的根源

通过把经济危机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考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危机绝非一种偶然事件，而有着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对于无限扩大的生产规模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是一种相对的危机，是一种有限支付能力相对无限扩张生产的危机，即生产相对剩余的危机。它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间的根本对立。一方面，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并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创造了包括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但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这一部分。从全社会来看，工人只得到相当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资，资本家却不断进行扩大的生产，两者间的不匹配毫无疑问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状况。所以，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激化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且这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而非狭小范围内由于个体消费受限引发的经济危机。

（三）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种矛盾，当这些不可调和矛盾间的冲突达到一个极值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给紧张的矛盾一个舒缓的机会，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压力得以舒缓，也使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恢复正常。但经济危机只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暂时缓解，其并没有消除或触动危机爆发的社会制度，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现实条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来，危机不过是一种缓冲剂，当缓冲效果过去之后矛盾依旧会尖锐化，到那时新的危机又会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消除，危机和矛盾就只能处于一个死循环当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整个经济发展而言会经历为以危机为起点的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危机阶段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上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个周期的起点”。

独立资本家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参与成员，其自身的生产决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固定资本安排。经济危机爆发于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个时刻往往是经济繁荣的时候，面对危机资本家不得不缩小生产；经济萧条时期固定资产价格相对较低，因此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当经济开始复苏时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又会更新固定资产；这种投资的冲动在繁荣时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单一资本家更新固定资产除了利于恢复生产，还会提高资本构成加速资本积累，为下一次更新产生新的需求。所以，“虽然资本投入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四）危机的世界性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将突破一切阻碍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它一方面会冲破自身现有规模的限制，不断地扩张膨胀；另一方面，资本会冲破所在环境的局限，寻找新的土壤。随着资本在国内的发展，国内资本规模和市场都变得越加狭小，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于是，在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资本开始突破国家的限制走上国际舞台。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国际市场，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他们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经济关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来。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本质的阐述，不难发现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扩展开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一种结果，是其经济关系中所有矛盾的暂时缓和的一种强制平衡，将这些特征放置于一个更大范围来看正是世界市场危机。由此看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既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提供了舞台，也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阶段和更广范围。当世界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激化时，就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集中暴露出来。

（五）危机的结果

通过对资本主义全面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它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果的复杂性。随着矛盾的逐步激化会促使“暴力”的方式来消解冲突，危机的爆发导致劳动被暂时中断、资本被部分消灭，采用这种强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资本回复到合理水平。雇佣劳动者作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获取劳动力价值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的，他们将丧失收入来源或者收入锐减，只要危机不散去、其处境只会日益恶化。第二个受到冲击的就是资本，为了保证整个社会水平上的资本继续发挥职能，很大一部分资本会被消灭，甚至单个资本家的资本会全部消灭。当然这种以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为代价的方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中已经尖锐的矛盾得以缓和，已经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复。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性的，它预示着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机的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制度基础不能消灭，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周期性地出现。故而，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三、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面对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凯恩斯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总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总需求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求两种情况，恰好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需求”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和，消费需求形成的基础是真实所得，取决于实际就业量；投资需求的基础是资本的未来收益，会影响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即供给。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总需求的不足引发的危机就会以失业的形式展现。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引入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凯恩斯认为“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之边际效率”最为重要。原因有两个：其一，“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其二，“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

他认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大致如下。首先，经济危机源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塌。“预期之基础，非常脆弱……故预期常有骤然而剧烈的变化”，“一个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经济繁荣的后期，人们表现出对资本未来收益过度乐观，对资本存在过度投资，因此当资本边际效率“骤而奇烈”的崩溃时，流动性偏好增强，利率上涨，投资下降，危机爆发。其次，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作用于消费倾向。“决定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通常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若资本之边际效率降得很厉害，则消费倾向也受到不利影响”，以至于出现消费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加剧经济危机。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密切相关，影响着人们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会使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下降，进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溃，爆发危机；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后，在流动性偏好和低未来收益预期作用下，人们更不愿意投资资本市场，资本边际效率会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长下去”。

四、两种经典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共同点

1.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具有系统性。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商品经济出发，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根源、推动力、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凯恩斯的危机理论也同样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

2.两种经济危机理论中都非常强调投资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大规模更新固定资本在为扩大生产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在为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凯恩斯则认为，投资会使企业净储蓄增加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证券市场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加速了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为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分离提供了条件。当两者之间确实发生脱节时就会产生经济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就来临了。凯恩斯则将资本市场作为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媒介，消费者是通过利率、资本市场预期收益和流动性偏好在资本市场和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的。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不同点

1.两者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构成的循环体，系统剖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如何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凯恩斯运用的是唯心主义，他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认为危机源于人们心理上对资本未来的预期的崩溃，这种崩溃又来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会加速这种崩溃。

2.两者的阶级立场和研究层面不同。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不同，凯恩斯公开宣称自己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因为两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层面不同。马克思从制度的层面去把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将对经济危机的整个分析放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而非停留于显现表层。他通过抽象的、辩证的分析，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为前提的。凯恩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认为危机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所以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表面层次的调整和修正，以此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3.两者研究的领域不同。在探究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时，马克思强调生产、交换、流通、消费中的生产领域，而凯恩斯则注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领域。当然马克思也有论述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对经济危机实现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领域当中严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时，危机已是势不可免。凯恩斯也承认过剩，但他认为原因不在于社会再生产而在于人们的有效需求不足。虽然有需求，但是没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无法使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完成流通。虽然凯恩斯提出从分析经济危机的新视角，但遗憾的是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没有去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表层分析。

4.两者对待危机的处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场、研究层面、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组织性、资本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与劳动者只能获取劳动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与有限的消费能力、信用推动下的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的脱节等一系列的对抗关系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获得暂时的缓和。矛盾对抗的结果必然只能是生产力破坏所换来的暂时的平静，矛盾进一步运动所带来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危机。

凯恩斯依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危机治理政策。他认为，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财政政策（包含财政支出和政府税收）和货币政策（由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率三个工具组成），并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为辅助。具体来说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利用这两种力量来转变需求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的经济危机。必要时还可以辅以以下措施：减免税收增加购买力、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或其他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增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五、小结

综上，我们认为，强调“制度是根本的”、着眼于经济制度深刻层面的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强调“运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经济运行层面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以马克思危机理论为基础，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构建起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包括经济制度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框架，从而为我们扩展研究、充分解释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现象，提供了两种理论资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胡代光，魏埙等，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1972，13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1982，54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4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1，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生产过剩 信用 政治经济学

一、生产过剩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其实，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基本逻辑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现在来比较一下理论和次贷现实。第一，生产恶性增长和生产能力过度膨胀。的确，次贷危机前全球处于一种普遍的“繁荣”（经济过热）中，从一百四十美元的油价和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就可见一斑。第二，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就拿美国来说，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年薪动辄千万甚至上亿，而且增长令人咂舌（02年到03年华尔街平均年薪就翻了一倍）。而广大美国民众则远未享受到这种增长。同样是03年，美国年度工资的增长水平为2.7%，远低于华尔街的精英，而且增速在不断放缓。事实上，在这次危机中，一开始那些“买不起房”的次级贷款者，正是相对贫困者（在美国一部分申请次贷的人其实已经有了一套房，他们是想再购买一套投资性质的房产）中的一员。

二、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的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

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有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具体说，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的政策方向是拉动总需求跟上总供给的增长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拉动总需求的切入点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工具，都离不开信用。比如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再如货币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本质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或者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贷，其实也是通过信用来刺激需求（包括房产投资和消费）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来买不起房的相对贫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条件异常优惠的次级贷款消费，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产市场又走向了“繁荣”。

整个宏观经济大致如此，只是实现的具体手段各异，总之，在以信用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广义上包括了金融业自发的信用供应）之下，经济似乎又恢复了繁荣景象，图表上增长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官员们弹冠相庆，并预期，经济将继续增长，持续繁荣，“经济周期被打败了”。

可是，这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钱呢？

答案是没有钱。于是大量次级贷款人无法还款，cdo和cds市场崩溃，华尔街金融市场大海啸，危机还不断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蔓延……

总之，在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信用为工具预支将来的财富来刺激需求，解决总供需矛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只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三、建议和结论

1.次贷危机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信用只是一种长期中必然失败的延缓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暂时压抑矛盾，而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危机在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重新腾出大量生存空间，危机产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观上促使生产跟着萎缩，进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保持信心，积极等待经济的复苏。

2.从根本上，次贷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内部解决的，须寻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不过，我们虽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却可以预防和预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预防这种金融危机（本质是信用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针对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机制。

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恐怕就像马克思所说，是不可能的。消除经济波动和危机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的，但是要想从根源上根除经济危机，还需要寻求制度范围外的因素。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资本主义；内生性根源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8-0005-05

一、引言

如果从2006年春季“次债危机”在美国显现端倪算起，金融危机距今已经快七年了。七年来金融危机经历了显现——集中爆发——持续影响等过程后，并没有消除。反而，金融危机演化成了“债务危机”。如今，“债务危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却越演越烈。除了挪威、希腊等国家最早发生债务危机外，目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卷入了欧债危机。债务危机似乎只有恶化的趋势，而没有好转的征兆。面对残酷的现实，不仅要追问此次金融危机为什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影响面这么广，深度这么深，同时能够引发债务危机？这次深度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什么启示？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内生性根源

金融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论述（白暴力、梁泳梅，2008；吴晓求，2008；刘迎秋，2009；Taylor，2008；Phillip Arestis、 Elias Karakitsos，2009）。虽然这些论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为此，本文将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微观市场的运行和操作这三个层面来剖析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内生性根源。

（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此次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决定了资本家会不断的扩张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工人仅仅获得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其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资本家无限扩张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产生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理论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矛盾出现新的变化：

1.生产相对过剩的表现形式由“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效需求过度”。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生产的无限制扩张和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生产过剩的方法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把牛奶倒掉”的浪费做法了，而是创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来扩展全社会（包括政府、社会和私人）的支付能力。具体涉及到私人信用的扩张、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首先，私人信用的过度扩张。具体来讲就是私人信用工具的创新，即通过“按揭”等金融创新产品来鼓励全社会的超前消费，帮助人们用未来的钱实现现在的梦想。在这样的制度下，虽然可以扩张全社会的消费规模，部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人们却变成了一个个“负翁”。当受到利率等外部因素冲击时，没有实际支付能力的“负翁”很容易发生支付困难，变成“倒下去的负翁”，即个人的破产。其次，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除了创新金融工具，释放全社会的“未来需求”外，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大规模借债来扩大公共支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等一些国家采用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刺激本国经济，由于其国家债务负担超过了未来的偿付能力，结果诱发了债务危机。再次，社会福利水平的过度扩张。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断的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当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被政治人物用来讨好选民时，就会变成一项刚性的制度。在国家税收增长幅度不大或下调的情况下，伴随逐渐上升的福利支出的必然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其实，过度福利化的代价是社会信用和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希腊等发生债务危机国家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私人信用、国家信用和社会信用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结果是“负翁”、“负国”和“负社会”的出现。当受到外部冲击时，尤其是全社会的支付链条中断后，发生金融和债务危机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8篇

[摘要]经济活动本身如自然界运行一样，存在着一种平衡状态，危机是平衡状态被打破的必然结果。过度投机导致经济或金融活动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信用交易监管的不力导致投机活动泛滥，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是抑制投机活动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在不打破现有体制的情况下为经济创造一个平衡器，作为政府来讲，主动并谨慎的面对风险，抑制人为垄断行为，监管投机交易是维持经济平衡和防范危机的必要手段。

[关键词]金融危机投机经济平衡监管

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目前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距离上次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仅仅十年。纵观世界经济，为什么全球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机反复出现？为什么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人类应该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减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探讨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而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

一、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

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的认识和接受。一旦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被打破，带来的是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本文认为：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一种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一旦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被打破，必然带来经济灾难或金融危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与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在很多层面是相通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自然界最简单的生物链模型：在草原上，生活着狮子和羚羊，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始点，处于生物平衡的状态。假设狮子的数量开始上升，那么在一定时间内，羚羊开始减少，草原开始茂盛，结果就是狮子被饿死，羚羊获得更多发展空间，草原开始减少；随着羚羊数量增加，草原开始减少，狮子也获得更多食物开始增加；当草原开始减少，羚羊会随之减少，其后是狮子因食物不足而减少；羚羊减少后，草原又开始增加……狮子、羚羊和草原之间正是在反反复复的增加和减少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自然界，很难找到绝对的平衡。假设狮子过度发展，最终吃光了羚羊，或羚羊过度发展，吃光了草原，结果就是一起毁灭，这就是自然界的危机。

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如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当某个环节过度发展，最终会对其他环节产生影响，而严重的失衡状态就是我们谈到的危机。经济本身的波动是一种正常现象，各个环节不同步发展也是客观现象，但是当某个环节的发展超出正常波动的范围，则最终会打破经济原有的平衡状态，表现出来就是经济或金融的危机状态。以金融、房地产、其他实体经济为例，当金融和地产的过度发展最终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透支了实体经济的血液之后，最终金融和地产也会因为缺乏真正的血液而崩溃，这就是目前经济的危机状态。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业严重过剩某些行业严重不足的经济不平衡的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危机则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后果和本质所在。所以本文在论述时没有加以详细的区分。

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活动中的过度投机行为，而政府在监管信用交易（投机交易）方面的缺位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1.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过度投机。投机活动无处不在，但是最容易发生在哪里呢？“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通过这段话不难看出，哪个行业利润高，哪个行业就容易产生投机行为，利润越高，投机产生的风险就越大。

经济中的某个行业如果处于利润过高的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必然会有很多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流如该行业，其结果就是造成该行业的过剩和其他行业的短缺，这种局面如果维持时间过长的话，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会逐步加剧直到出现该行业因为严重过剩企业大量破产的局面，最终造成银行大量坏账，进而波及其他行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高额的利润诱发过度投机行为。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一下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高利润状况。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房价2004年平均涨幅为11％，2005年平均涨幅为13％，美国2000年到2006年全国房价平均价格上涨了90%，其增长速度均超过同期利率回报水平；在国内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过千万；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产的达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产。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利润程度，如此高额的利润岂能不诱发资本的逐利行为？其行业投机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

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起源都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恰好反映出一个问题：金融业和地产业在危机爆发前存在着利润过高和规模过度膨胀的情况。可以说，过度投机使这些高利润甚至是暴利行业过度膨胀，最终助长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在自然界，如果某个物种过度发展，便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物种的发展，进而可能引发生态危机。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过度投机使某些行业的发展超出了正常的规模，同时其他行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空间，最终使经济失衡导致危机的发生。

2.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为什么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或者说，为什么在金融业和地产业更容易产生投机呢？投机需要大量的资本来支撑，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杠杆交易成了投机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广泛存在着杠杆交易，才使得这两个行业成为投机活动的重灾区。

我们知道，在实体经济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实实在在掏出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即使存在，也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动的杠杆交易中，投资10美元的东西实际出资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现的，杠杆越高，投机活动就越密集，最终，疯狂投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状态，当资本获利撤出或市场出现严重过剩后，问题或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举例来说明：目前，世界上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相关资料表明：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交易对手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是源于高财务杠杆率支配下的过度投机行为。美国投资银行平均表内杠杆率为30倍，表外杠杆率为20倍，总体高达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率则高达62.5比1。

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保险等手段转嫁风险给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但是过高的风险总是要有人来承担，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也存在因为承担不了风险而破产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金融链条看似完美，但是一旦有哪个环节因为不堪重负倒下的话，受损害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为什么房地产行业也容易发生危机呢，按揭贷款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三成首付、两成首付甚至零首付都是变相的杠杆交易。当杠杆交易失去控制，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债务和虚假的投机需求，给实体经济带来根本性的破坏。所以政府对杠杆交易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当任何一种经济承担了它本身不能承受的风险，这种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三、金融危机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1.抑制人为垄断，维护经济的平衡。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是高利润的源泉。作为政府来讲，防范经济运行中出现垄断行为是防止经济出现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引入更多的竞争来防止经济出现垄断行为。同时还应该立法防止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串通合谋囤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引发的人为垄断行为。一旦经济中某环节出现垄断行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诟病，要么就是借助垄断地位疯狂攫取，而且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缓冲，极容易诱发连锁反应，对经济产生强烈的破坏。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该行业有更多的竞争者，至少可以给经济提供足够的缓冲，避免或延缓危机的发生。

垄断企业借助其垄断地位，很容易使其处于一种无法破产的地位，这样便造成一种局面：经济景气时股东赚取高额的盈利，危机时则要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拯救。这就是经济中经常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是说，当你把某种经济风险全部交给市场中的一个经济体承担时，如果这个经济体本身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就存在着道德风险，这种危险最终还是要由政府和纳税人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主动承担并监管这种风险，否则的话风险机制就形同虚设。

自由竞争也会导致生产过剩，但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生产过剩还不足以形成经济危机，因为任何经济都有波动性，这种波动的幅度在健康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垄断行为大大加剧了经济过剩，使其有可能超过经济本身的承受能力，造成经济危机。

2.控制信用交易、监管信用交易。(1)严格控制按揭贷款的发放。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金融危机，均含有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的因素，这其中，按揭贷款的发放是诱发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的重要因素。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先是放贷给放贷给生产者，当消费不畅时，又放贷给消费者。银行按揭贷款的发放对于刺生产激消费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人为放大了房地产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做法最终为经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使某一能够获得资本的行业过度发展，另一方面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自买自卖，假交易套取银行资金的窗口，通过过这个窗口，投机者几乎轻而易举把风险转嫁给银行自身，这和借钱给赌徒几乎没有区别。(2)认真监管期货交易及其资金来源。期货交易是投机交易的重灾区，中国已经有很多企业甚至是大型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巨额亏损的例子。中航油、中信泰富、东航和国航等企业在期货交易领域均出现过巨额亏损，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所以,抑制企业的投机冲动监管企业投机行为也是维护经济稳定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加强企业财务制度的建设，防范企业投机冲动，尤其是借贷资金或挪用资金进行投机的冲动，切实保护企业运行的安全。

3.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通常的拯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有减税、政府出资救市等，这些做法很容易遭到用全体纳税人贴补少数投资者的非议，而且是以牺牲政府其他方面支出或者扩大财政赤字为代价，提高了纳税人负担，降低了政府的信用，影响了其行动能力，严重的甚至会拖垮政府，冰岛政府破产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本文认为政府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建立一套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具体设想如下：

政府对高利润行业或垄断行业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税收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交由国家专门机构采用稳健保守的方式管理该基金，以便在危机来临是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缓冲，为化解危机争取时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首先，分级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的目的是调节各行业之间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投机对正常经济产生的破坏作用；其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府可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应对危机；再者，专门机构还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探索一套稳定经济的管理模式。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9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内容；现实思考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积淀而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剖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于经济危机发生根源的阐述。另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做出全面解答，并在此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同时，马克思还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实质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其危机实质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一种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社会生产出的产品并没有被广大劳动人民消化吸收，而是显得过剩，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实质上留有大量剩余，继而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第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体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发尖锐，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认为，第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在当代世界经济关系中，危机的这两种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现实性形式，货币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并凸显为经济危机的新特征。回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路，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封建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危机的两种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出现了买和卖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原来相统一的 W-G 和G-W之间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种种事例表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的经济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在其它形式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形成波及范围较大的危机。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想要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第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过去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其表现形式与现在有所不同，或轻或重，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具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全球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大众所看到的现象依然是商品的大量滞销，闲置的生产资料，企业、银行、商场的倒闭和破产以及激增的失业人员。伴随着这些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秩序极度混乱，股票市场、证券交易等方面受到巨大威胁。这些现象背后显现出来的本质依旧是相对于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生产过剩，即生产的相对过剩。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思考

2008年，一定是会被载入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的一年。这一年，美国首先爆发次贷危机（即次级房贷危机）。随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地爆发，并且经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传播逐渐波及世界其它各国，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的疲软。这场经济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截至到目前，这次危机仍然是国际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首先，在美国社会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差较大的问题，而社会中的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这部分人需要安家的房屋，同时需要购入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导致其购买力匮乏。其次，社会范围内，大部分过剩的房产资源需要售卖，信贷中介在此时发挥作用，将购买者与购买物联系起来。此时，金融机构充当了无担保的中介。但是由于社会购买能力无法满足房产的过剩消费，加上货币链条的中断，最终导致美国信用危机的爆发，不但冲击了国际金融领域，还冲击了国际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从这场危机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在这部书中找到了自己想到的答案，并为降低危机的可能性后果努力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国家，我国在2008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如何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更好的解决危机后的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一，缩孝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正义，提高社会实体购买力。这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点之一，因为只有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由此引起的问题；第二，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来解决，整个金融业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出口依赖。我国是一个出口依赖略显严重的国家，这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对我国的冲击巨大，所以，只有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才能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平稳度过，免受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 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决策参考，2006.

[2]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3] 霍其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可能性；现实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金融动荡也在不断发生。从墨西哥金融体系的崩溃到东南亚金融系统的多米诺骨牌瘫塌，络绎不绝的金融危机无一不给世界各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化而来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至今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已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对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剖析，探讨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以期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如何规避金融危机，推进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有所启示。

一、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金融危机理论是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建立的。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李嘉图、萨伊和瓦尔拉斯等人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的状态，货币只是进行交换的媒介，否认资本主义市场存在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分析，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和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市场金融、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经济形态生产的基本区别。商品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价值的增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是货币或财富的增加。经济运动过程也与以往不同，以往是由物到到货币再到物的过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产业资本的运动方式，从起点到终点都发生了变化，它的起点是货币资本，中经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实现价值增值后又回到货币资本形态的循环过程，其循环过程可用公式表示为：G-W…P…W’-G’，其中G-W是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即购买阶段；W…P…W’是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 W’-G’是第三阶段，即销售阶段。产业资本要实现周而复始的顺利循环，必须要三大职能资本在时间上连续进行转换，在空间上同时按比例分配在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才使资本运动过程本身潜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的相互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其次，资本主义银行的出现，信用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相互转换时间的差异。因为信用的存在可以使同一笔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果某一个企业出现支付问题，则很可能会波及其它相关联的企业或信用机构，从而引起社会支付链条在许多点上的中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生成的现实性

当然，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一书中提到：“现实的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涌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1]。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既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的基本线索。促使资本主义危机生成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竞争的加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是以其所包含的社会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则可获得超额利润，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各个资本家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单个资本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加快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另一方面也包括资本的联合与兼并。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是：改变资本构成、增加不变资本而相对减少可变资本的比例或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劳动成本。结果是企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迅速增长，劳动者贫困的积累，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尖锐化。二是信用制度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时，经济危机随时都会成为现实。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2] 。“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3]。就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借助于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相互转换时间的差异，信用可以使同一笔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掩盖了生产过剩的事实，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开始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4]。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的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5]遭到破坏的时候，信用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危机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

综合上述，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核心内涵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形成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根据这个内涵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危机理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得到了完整的展开。马克思认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6]。以马克思的视野来看，“监管缺位”、“政策失误”、“金融创新”之类的说法，其实都是危机的表面现象，拿这些表面现象说明危机的根源，掩盖了危机的真正原因[7]。

三、理论逻辑的现实检验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危机理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扩大生产规模，进行资本积累。然而，在资本雪球不断滚大的同时，社会中两个阶层的分化也愈来愈大：一边是财富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积累；一边是贫困在多数雇佣劳动者手中积聚。这种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社会生产运动中就是：一边生产规模在无限扩大，一边购买能力在相对缩小。正是这种生产规模与购买能力的非均衡发展最终导致社会资本运动的中断，即危机爆发。但近年来，资本主义在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金融创新也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为了刺激消费，缓解生产过剩的危机，美国推出了次级抵押贷款，让不具有购买能力的群众以透支未来的形式提前消费。表面上看，这种零抵押、零首付、低利息的金融创新方式将美国的房产及其他商品市场推向了繁荣。然而，“透支消费”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短短的几年间，美国房产市场泡沫就开始膨胀。在房产市场泡沫高强度膨胀的情况下，美联储只好收缩货币政策，调高利息率。利息率的连续上调最终使得次级贷款债务人彻底失去了偿还能力，违约率伴随利息率不断增加，多家次级市场放款机构深陷坏账危机，美国股市应声大跌，并波及亚洲股市，美国金融机构被动收缩，金融危机爆发。如此，金融危机的根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次贷危机的病症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

四、结论及对中国预防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点思考

纵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百年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面前，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家对此束手无策。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著作中，凯恩斯提出了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解决的办法是政府干预。也正是这本著作的产生使资本主义从垂危中得以“康复”，遗憾的是，虽然凯恩斯提出的 “有效需求不足”几乎接近了马克思的危机根源理论，但他在最关键的一步却仍然没有超越庸俗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把“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历史的车轮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危机以新的症状再次向资本主义发难时，凯恩斯经济学在新危机面前已是力不从心[8]。古典主义的继承者——新古典主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跃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然而正是新古典主义的“自由”主张酝酿了新世纪的次贷危机。面对危机，西方社会试图再次把求助的手伸向了凯恩斯主义。然而，刺激需求对于缓解危机的深化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彻底消除危机，而且会给经济发展埋下更多的隐患。政府采取赤字财政政策，这种“透支消费”的方法会导致经济矛盾的进一步深化，可能不仅刺激需求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会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总之，无论是“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还是“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引起的次贷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就始终无法避免重蹈覆辙、走出经济动荡的怪圈。

尽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市场化改革取向的不断深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必须树立金融危机的防范意识，密切注视国际国内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高度关注金融市场的各种动向及其发展趋势，从战略高度做好工作，防患于未然。我们应当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取向层面不断创新，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发生。

第一，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危机。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与资本证券化的产物，是源于实体经济又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的经济活动，也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它主要通过金融资产及其运动体现。现代经济活动需要借助货币及多种金融工具，以实现交换结算及资产转换。金融中介工具的发展，使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实物资本存量的积累，虚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推动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因为虚拟资本具有独立于现实资本的运动形式，就以为它可以远离现实资本无限制的运转，而无视他只不过是现实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纸质副本）。金融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归根到底是要以实体经济为支撑，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资产泡沫早晚要破灭。

第二，加强对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和构建系统的信用体系。金融危机告诫我们，虚拟经济的产生和积极功能的发挥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制度和信用关系的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应该是互相配合而不是相互替代或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关系。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的关键是健全的市场制度和信用体系，加强对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和信用体系系统的构建，使虚拟经济的市场具有自动调节虚拟经济规模的功能。这种市场的调节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如大部分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次变为产业资本家”[9]。

第三，强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和监管。监管者应当及时地评估金融创新的潜在风险，审慎地对待金融创新，加强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它虽然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提高，同时，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使风险流动起来，进行分散和转移，是高盈利与高风险并存的。远离实体经济而又超脱的金融创新，使延伸了的金融链条变得脆弱，酝酿着极大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在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吸取美国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建立金融创新的监督控制激励约束机制。金融创新必须以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根本，防止盲目过度创新。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也要不断创新，将金融创新可能产生的风险置于可监控范围之内[10]。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58.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8.

[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9.

[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5.

[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5.

[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48.

[7] 赵磊.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J].经济学动态，2008（11）.

[8] 邱晖.重新认识凯恩斯革命：基于时间维度的处理[J].商业研究，2011（11）：180-185.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24.

[10]惠宁，何磊.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经济走势文献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9（6）.

The Possibility and Reality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Generating：Political

Economics Analysis

HE Lei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Yan′an 716000， China）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空前凸现的大背景下由绿色运动引起的一种思潮,是西方国家的一批学者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现代生态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廉・莱斯、加拿大的本・阿格尔和奥地利人高兹。他们的具体观点虽各有差异,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又是比较一致的,主要有:

第一，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起的危机表现形式已从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他们把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直接归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认为马克思主义原来设想的由于利润下降、资本积累、压低工人工资,导致工人失业、贫困化,进而奋起造反,使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危机理论,没有能够如预期那样发生。现在,由于发达资本主义操纵和协调着社会生产与消费,危机趋向已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1]现代生态危机较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更有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为此就需要保持高度的工业经济增长率,进行资源浪费、加强污染的过度生产,于是在过度消费同被威胁的环境之间就爆发出了新形式的危机,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裂,使人们重新考虑满足需要的可能性,重新组合其价值和欲望,重新评价满足的手段,重新构造人类对美好的生活本质的期望,他们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正是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第二，消费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为“消费异化”在他们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注意力只放在生产领域,把劳动异化当作最根本的异化,认为一旦消灭了生产领域的异化,就能自由地表达和满足人的需求。现实的情况是,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而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指的是人类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补偿其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而且往往是报酬不足的劳动生活。“消费异化”观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扩张导致“自然萎缩”和独裁主义协调导致的感情依附商品的原因。人们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追求商品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操纵、商品装璜的刺激下去疯狂追逐高消费的。人们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这种消费是异化的。这种“异化消费”的前提是异化劳动,但它又反过来刺激了异化劳动,消除了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麻痹了人们的斗志,延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因此,不消灭“异化消费”,就不可能消除异化劳动,也就不可能有效地遏制生态危机。

第三，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所谓“社会主义稳态经济”,就是要在放慢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的同时,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化。他们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坚决反对任何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概念,也不主张古典放任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市场经济理念,而是要在全面的计划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找到契合点,并以此合理地安排生产和消费,而“稳态经济”不失为一种有效选择。社会主义稳态经济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实施稳态经济旨在扼制住目前无限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将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实现经济的零增长。唯有如此,“社会生产才既可满足人的需要,又不至于破坏生态系统,并使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一致的关系”;[2]其二,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也不同于高度集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三,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必须体现小型化、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原则和精神。“只有按小规模技术发展起来的民主地组织和调节的生产过程才能使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3]其四,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根本必要的,但“这种所有制不是国家政权所控制的,而是必须充分有利于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原则精神的贯彻和实施”。[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得失评价

（1）积极方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高生产、高消费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透过生态环境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和自然的严重损害，揭示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倡导生态保护，主张人类和平，着眼人类的未来，把人类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在诸如维护和平，提倡男女平等和政治民主，建立国际新秩序等方面的国际活动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具体结合起来的思路，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和出路问题，为使马克思主义保持巨大的影响力，以达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具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捕捉到了保护生态环境这一人类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要求改变传统的统治自然的观念,要求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合理安排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保护生态环境,并主张人类和平,着眼人类未来,把人类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这些主张对于克服生态危机是有积极作用的,并且在现时代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

（2）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变革趋势等的一系列分析是深刻而合理的,但综观其理论与实践,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过时的结论,指出马克思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充分分析消费领域,这是他的危机理论不能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原因。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的唯一办法,在于以马克思关于非异化的人的活动的理论为基础,提出新的生态危机理论,分析危机的新形式。这些主张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出发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是结合当代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用唯心主义哲学去解释、发挥、补充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将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人为地捏合在一起,因而不能站在无产阶级分析的立场上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而是侧重现象的研究,当然也就找不到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本的出路和办法。

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尽管他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他们又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他们看来，人们面临的环境污染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后果。殊不知，科学技术不但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是治理已污染的环境的必要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其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它可从整体、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处理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并从生态文化的层次上来处理社会发展问题。

再次，他们主张在经济上实行一种“无增长”的经济、削减工业生产而建立一种“稳态”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小规模的技术才能消除由于大规模技术生产引发的生态危机。这固然反映了他们力主现代工业社会应在一种全新的生态文化基础上重建的愿望，然而这是否符合技术发展的规律?技术的发展在当今世界表现为二重性，一是技术规模和影响无限扩大的趋势，二是技术的多元化发展又使技术表现出分散化趋势，从而有必要发展利用多种能源技术。因此，不顾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主张小规模技术而建立其设想的生态文化，只能陷入主观主义。[5]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立场和方法在一些理论上虽然存在偏颇，但也提出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与负面效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些问题的构想折射出的智慧光芒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对我国在新世纪提出科学的发展观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6]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揭示出的社会生产的扩张性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济增长很快,环境污染在某些地区已相当严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有重要启迪作用。

第一，必须从实际出发,按自然的本性和规律性去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既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也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彻底转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当前,一些人在利益驱动下,向西部转移落后工艺、设备、产品及废物;一些地区则在认识片面及“政绩”思想引导下,对引进项目不做环保评估就盲目上马,虽在短期内看到了经济效益,却付出了惨痛的生态代价。我们不能把开发演变成开荒、开采和开矿,而应走一条可持续开发的路子。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现时代实现社会物质需要、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区域生态系统尚未失衡,因此,绝不能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重蹈导致“生态危机”之覆辙,应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严格按照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要求,把物质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纳入人类生态系统之中,实现生态系统内部物质、能量交换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

第二，必须加强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依靠科技进步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人口增长过快是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加剧生态危机的根源。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直接引发社会物质需求量的扩张,社会需求的扩张必然要求经济的超常增长,从而加重生态系统的负荷量,导致生态系统失衡。因此制定和坚持搞计划生育的政策,抑制人口增长速度是消除生态危机的基础环节,以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保持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平衡,使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从而实现比较全面的持续发展。[7]同时在全球面临生态危机,而我国又还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情势下,我们应抓住机遇,实现工业化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发现节约能源、消除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新技术、新方法、新途径,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走一条生态效益型的经济增长之路。

第三，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制度批判入手，着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理论，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确实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正在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的社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带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等问题，中国也同样面临着生态危机的威胁。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关系到中国未来能否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其中已经暗含了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我们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8]，这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剥削不发达国家获得了利润，实行各种福利政策改善民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强行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使全球的资源长期遭受掠夺性的开发，从而产生了诸如能源危机、水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异常等一系列生态平衡失调的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力方面的矛盾，及资产阶级无限追求夸大在生产与自然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生态问题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并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索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不仅将生态资本主义进一步系统化，又回到马克思恩倾向，并且使这种批判与全球化相结合，更具有广阔的视野。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499.

[2]任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辨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4）.

[3]王珊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4）.

[4]曹昕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意义―――兼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J],唯实，2003（Z1）

[5]唐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及其当代意义[J],甘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6]朱黎明；郑玉林.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5（1）.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异化

一、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危机--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通过研究认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生态环境对工业生产的制约作用也不明显。因此，马克思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指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是，随着科技革命和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并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每一个过程都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都是消极的。一方面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来源于自然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自然界的开发和索取也就更加疯狂。

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要强行排放到自然界。这样，就形成了形形的生态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直接制约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的生态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谓是比比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全球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代早期呈现明显的上升情形。其增长率明显大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于1990年代末所预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正在逐步递增，每十年的增长率都有显著的变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内尤为明显，比如，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它自己的能源供应量。全球的生态系统都在衰退中，人为的全球变暖，至少导致了十种以上的环境恶果产生：地表温度变化、湿度变化、海洋环流、大气压力、降水量、森林火灾、植物与动物物种的改变、水土流失、高空大气温度改变，以及世界洋流温度的改变。[1]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曾具体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三种主要危机的表现形式及其之间的关系。它们分别是，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和生态危机，他认为过度积累危机来源于再生产危机，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再生产危机，而再生产危机又是以消耗和破坏大量自然资源为前提的。因此，再生产危机又可追溯到生态危机。高兹在归纳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这种危机被再生产危机所加剧，而说到底再生产危机最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由此高兹得出结论：\"毫无疑问，生态因素在当今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都被生态危机所激化。另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也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和重要特征。

（二）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直接导致了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生态危机不只是一个纯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运用科学技术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危机的集中表现。

关于世界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西方的绿色运动理论一般将其归于科学技术、工业化、人的自私品性以及传统观念等。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决不仅仅是人的观念落后，或工业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把自然看成掠夺和获取利润的对象。在不断加强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这种过度生产势必引起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还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然想方设法地把一部分生产成本推向企业外部。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者把它转嫁给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是转移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

因此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逻辑也必定要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实现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资本家操纵社会消费，制造永远都不可能满足每个人需要的虚假需求。极力宣扬以消费为荣，诱导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标准，使人们把享受无休止的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造成了\"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又反过来刺激\"异化劳动\"，这样就形成了从工业无限生产到\"异化消费\"，从\"异化消费\"再到无限增长的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的过程中，自然资源被大量地浪费，污染物被大量地排放，最终超过了自然界所能负荷的程度，从而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生态危机。美国学者维克托·沃尔斯指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有限资源实行生态帝国主义的掠夺，并将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发展中国家当成垃圾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向生态社会主义过渡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资产阶级环保学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框架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某些改良，以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从而达到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剥夺和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生态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既然，导致生态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所有的生态马克思主者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他们的理想社会目标，同时又是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都存在着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无条件推进工业化的倾向，同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单纯计划经济的盲目性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从而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它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更无法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体制，承担起解决生态危机的重任。生态社会主义者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的社会。它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使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历史性解决，从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全新关系。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实现同时又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社会。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新型民主政体，在这种新型的民主中，基层民主最为重要。所谓基层民主，就是把国家主要权力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基层自治和权力分散化，通过民主自治、民主参与，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在经济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人与自然都能承受的生态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即可满足人的需要，又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在文化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摈弃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摆脱了贪欲无限、消费无度的文化观念，建立兼顾人类长远利益，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活范式。倡导一切生产和消费都要符合绿色社会的道德规范，鼓励人们从创造性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从而保证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将根据需要而不是利润分配资源。在这种根据需要分配资源的社会中，生产不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大多数人将希望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能并能与别人相处。虽然很多环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比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更为严重。依据以上这些基本的环境原则建立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人们将不再体验到一种环境危机。

参考文献：

[1](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9.

[2]AndreGorz.EcologyasPolitics,Boston:SouthEndPress,1980·[3]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96.

[4]俞吾今,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王雨辰.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J].国外社会科学，2007（,2）：2-7.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 内在机理

一、引言

当前方兴未艾的美国次贷危机已全面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且大有演化为金融危机之势，次贷危机自2007年4月份新金融世纪公司宣告破产保护以来，一波波的冲击全球金融市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至于何时见底，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文尝试对这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进行比较，揭示它们爆发的根源及形成内在机理的不同，从而对我国金融危机的预警及防范起到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

1.东南亚金融危机发展过程回顾。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接着，危机波及到台湾、香港及韩国等地区和国家。因此，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2.东南亚金融危机形成的内在机理为:政府隐性担保与政府相关联企业大量借取短期外债资产泡沫大量游资外逃固定汇率机制难以为继货币贬值货币危机亚洲其他国家金融危机。

3.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根源：东南亚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性，因为东南亚诸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僵化的固定汇率机制。

三、次贷危机

1.次贷危机发展过程回顾。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次贷危机起源于利率的上升，房价由上升转为下降，形势发生了逆转。2008年4月，美国次贷行业的第二大公司即新世纪金融宣布倒闭。这标志着次贷危机开始爆发，次贷危机现在已经演变为全球金融风暴，尚未见底，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目前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已宣告破产保护，而房地美、房利美及美国国际集团已国有化。并且对世界金融市场造成了百年以来最大的冲击，已影响到实体经济。

2.次贷危机形成的内在机理为:长期超低利率刺激消费贸易逆差信用膨胀（主要是次级房贷）资产泡末积聚不断提高利率泡沫破灭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可能）。

3.次贷危机的根源。(1)金融监管没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当资产证券化以后，经过层层包装，然后由权威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但由于激励机制的作用，当监管不到位时，就容易产生低估风险，人为的提高金融产品信用等级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所以就有一个“谁来监管监管者”、“谁来为信用评级者进行评级”的问题。(2)美国国内消费与投资不匹配。由于美国国内很多产业转移至国外而导致产业空心化，而且大多数美国国民都是寅吃卯粮，超前消费，储蓄非常少，利用美国的世界货币优势大量印刷美圆和国债，导致消费虚高，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积累了大量泡沫，为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3)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金融本来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结果在美国最近几年庞大的虚拟经济远远超过了相应的实体经济，使得金融资产市场成了，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四、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次贷危机的异同点

1.不同点。(1)东南亚金融危机属于在发展中国家爆发的危机，它的本质是货币危机，导致东南亚地区金融和经济动荡；而次贷危机是在发达国家爆发的危机，它的本质是债务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和经济动荡不安，破坏性极大。(2)就造成金融危机市场的严重后果来看，次贷危机较东南亚金融危机要严重得多，格林斯潘宣称美国次贷危机是美国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是自1929年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它已引起全球金融风暴，而亚洲金融危机只是在亚洲造成局部的金融危机，而没有引起全球的金融危机。(3)东南亚金融危机根源于过度性生产，而美国次贷危机根源于过度性消费。

2.共同点。(1)都是属于金融监管没有跟上金融自由化或金融创新而造成的危机。(2)该国经济结构失衡。

五、我国金融现状

近年来我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较高，股市和楼市积累大量泡沫。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且产生升值预期，有大量国际游资通过各种非法渠道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然而随着我国宏观调空、经济周期下行及受次贷危机冲击的影响，我国楼、股市价格不断下跌，且由于新劳动法的实施，我国2008年上半年中小企业已倒闭6.7万家。并且随着全球金融风暴的进一步加深，我国实体经济受的影响会更大。

六、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次贷危机给我国的启示

首先，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应该相适应，如果在金融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盲目开放资本项目，势必积累金融风险，为导致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其次，固定汇率机制也是一个弊端，它也为货币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最后，不能盲目开放资本项目，给金融危机设立一道防火墙。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14篇

对于生态危机的全球性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把它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和科技优势，把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资源，甚至直接将各种污染物和废弃产品输送到这些国家，从而转移国内生态矛盾，使生态不公正扩展到了全球。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资源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福斯特在《脆弱的星球》中提出，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对全球的资源掠夺、污染输出、能源战争等方面呈现出合法化、制度化、手段多样化诸特点，并用大量事实证明生态帝国主义损害了社会和环境公正，是全球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佩珀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维系本国现有的经济规模和生活水平，就会借助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尽可能地剥削和抢占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并竭力宣扬资本主义消费模式，使全球的生态环境为他们的经济发展继续买单。佩珀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残酷手段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疯狂的掠夺，以此来维持和改善本国的生态环境，使其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当今世界存在的环境不公平产生的根本原因”（戴维•佩珀，1993）。奥康纳则用“不平衡发展”和“联合的发展”的概念来说明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及其对生态危机的影响，指出当代世界的不平衡发展与联合发展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污染、资源的枯竭有着莫大的关联。在奥康纳的代表作《自然的理由》中，他指出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及臭氧层的消失，酸雨、海洋污染、森林毁坏、能源及矿藏的减少，土地流失等等生态变化，都是近两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期以来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詹姆斯•奥康纳，2003）。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论的局限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根源的阐释，为我们全面地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可选择的理论资源。但是笔者认为，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结果，也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不可避免有把生态危机根源论“一元化”的局限。面对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威胁和危害，各国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如罗马俱乐部出版的震惊世界并畅销全球的著作《增长的极限》（1972），就把经济增长和人口激增归结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濒临失衡的地球》（1992）中把生态危机归结为人炸、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人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等；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对科学理性的张扬，使科技异化为控制自然的工具，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这些有关生态危机理论的探讨角度多种多样，得出的结论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又相互补充，不断丰富了生态危机理论体系，并为解决现实中的生态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显然，生态马克思主义从制度维度出发，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性扩张的结果，是对生态危机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不能全面地反映生态危机的实质。其次，把全球生态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结果，过度夸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他意识形态国家的输出，忽视了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在生产方式上的自主选择。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社会形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具有其先进的一面。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但是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同时也对全球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对各国的国际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并非无可替代。如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仅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制度，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充分调动了生产者的主人翁意识和劳动积极性；在经济体制上，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用市场调节加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用三十多年时间创造出资本主义用几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显示了制度的优越性。从此来看，我们不能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异质同构，认为两者同根同源，演变机理也如出一辙（曹顺仙，2012）。否则，把中国的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结果，还难免有否定现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之嫌。第三，把全球生态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还可能导致对各国自身生态问题的忽视，把生态危机的责任推卸给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无法真正地肩负起化解本国生态危机的历史使命。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自然环境的加剧破坏，几乎是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进程同步的，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生态危机的化解需要全人类打破国家界限和民族界限来共同应对。因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家园，是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体，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跨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和及社会制度的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有多强大，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都难以独自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也不可能在生态危机中独善其身。这就决定了生态危机的化解，既需要生活在地球生物圈的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从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出发，在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挑战面前携手合作，在平等的原则上共同设计和筹划出整体的、战略性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并通过深度合作使这些方案付诸行动并取得实效；又需要不同的国家、民族切实地担负起本国、本地区的生态重建责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全球生态危机的化解和良好生态环境的重建贡献各自的力量。

三、资本逻辑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论的超越

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看作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对于解释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笔者以为，资本逻辑可以实现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根源论的跨越。首先，资本的逐利本性势必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众所周知，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在于驱使资本家们将更多的剩余价值重新投入到新的生产活动之中，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限度增值。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可以说，资本从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刻起，它的本性就驱使他不择手段地吮吸活劳动从而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增值。显然在资本的逻辑里，整个自然界只具有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是资本家无偿的不费分文的自然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其他价值。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逻辑动机，使得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突破自然界所能承载的限度，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气候变暖、森林锐减、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矿藏资源日益枯竭、水体和固体废物污染等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由此观之，是资本逻辑的存在和横行，才使自然界遭到各种各样的破坏，使生态危机成为人类无可避免的命运。其次，资本作为生产的要素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从资本产生的历史来看，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有的范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有资本范畴。“把资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就必然会把‘资本’当作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否认‘资本’范畴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李为民，1987）。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整个社会都把资本看成是与压迫、剥削、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等概念高度相关。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资本的概念才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才出现了最早作为社会主义的“资本”范畴。事实上，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资本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方式实现资本的积累，或通过外资引进，加速了由资本原始积累向资本积累发展的周期等，从而激活了市场中的各种生产要素流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三，资本逻辑可以解释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现代国家，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发展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资本只要投入和运用，就必然会创造价值和积累财富。相应地，由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消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资本的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也不可避免地在经济活动中展现得一览无余。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无论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的生产，都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剩余价值。而从经济体制层面来看，只要是市场经济，表现出商品的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卖而买的资本运动就必然发生。放眼全球，由资本所导致的种种生态环境的破坏，并非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由此看来，资本逻辑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所共有的，它不仅解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也可以解释非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说，资本逻辑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超越和升华。

四、结语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发展；挑战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4-0014-02

马克思是最早从制度层面分析经济危机的重要代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供了我们系统研究当代经济危机发生、发展和内在规律的科学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的。”[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到很多学者重视，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观点对当前国际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过程

1.萌芽时期

一般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时期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特征进行了描述。马克思指出，危机是资本主义整个周期循环过程中的一个过程。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用“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四个阶段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循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根源、后果和发展趋势等一系列结论。”[2]同时，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对危机发生的征兆和原因，以及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作用进行了分析。

2.产生时期

19世纪50年代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表，标志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产生。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对李嘉图批判的基础上，对经济危机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不断促使资本突破既有藩篱，需求自由获利而不顾结果。因此，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无法避免。当矛盾不能缓解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必然爆发。

3.创立时期

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创立时期，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发表为标志。他进一步指出，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的危机。危机的爆发必须依据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都必须实现向货币的转化，这一过程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制约，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才发展为现实性。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来自于商品的内在矛盾，任何商品都必须通过交换实现从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过渡，否则商品就无意义。由于货币职能的扩展使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促进，整个社会的交换由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组成，他们的生产和交换行为组成一个庞大的支付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生产交换的过渡就会出现中断，危机就可能产生。但是，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只具有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才可能促使危机的真正爆发。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指出，一切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无非是劳动人民贫困的积累，生产的供给超过了他们的购买力需求，资本的积累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正是由于存在资本积累制度，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制度性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主义就不会停止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过程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积累，当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时，这一矛盾就会采取暴力爆发的形式使社会走向危机。

3.信用制度是形成经济危机的主要杠杆

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经济危机形成的重要杠杆，在信用制度下，经济受到资本的抑制和推动，经济活动的紧缩与扩张随之产生，危机和复苏等波动受信用的影响程度很大。“信用一方面能够对生产扩大起加速作用，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不断超过资本积累的限额，虚拟资本成为投机的对象，导致了虚拟资本的膨胀。”[3]马克思说，信用加速了生产与交换矛盾的暴力的爆发，所以，无论是货币金融危机还是实体经济的危机，都是信用制度下逐利资本从生产到交换运动的结果。

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马克思认为，危机永远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暂时解决，当这一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经济危机就以强制的方式暴力的加以解决，强制恢复失衡的比例关系，使资本主义的文明得以延续。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所以危机解决矛盾永远都是暂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永远在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周期中循环往复、周期发展。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

二、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系统地论述经济危机理论，因此后人从各个方向发展了经济危机理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20世纪40年代，美国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斯维奇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做了系统的介绍。20世纪下半叶，美国“经济马克思主义”学者布伦纳进一步从生产过剩的角度阐述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60年代中到70年代初处在危机爆发期，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处在长期下滑期，其根源是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4]布伦纳理论扩展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家大多从利润率下降的角度研究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的类型

1977年，赖特划分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四种类型，它们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消费的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利润受到挤压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政府支出的限制引起的经济危机。1987年，奥康纳提出一种新的危机理论分类，对马克思危机理论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他把危机理论分为周期性危机理论、结构性危机理论和局部危机理论。1994年，英国的克拉克在《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一书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他划分了三个类型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它们是消费不足引起的危机理论、比例失调引起的危机理论、与利润率下降有关的危机理论。克拉克指出，“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最有待发展的领域。”[5]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遇到的挑战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与宏观调控，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事实上，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就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措施来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回应经济危机，即依靠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相机选择来实现需求管理，进而促进特定的经济体从经济萧条状态尽快转入经济复苏阶段。这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

（二）当代科技革命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在20世纪40―50年代，出现了一场以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产生与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以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6大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这两次科技革命无疑会给资本主义生产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资本主义科技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延长了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这些现象是超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范围的。”[6]

（三）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诚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的阐述都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解析对象。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出现过类似的经济危机。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结构一度出现严重比例失调，在2005年就出现水泥、电解铝、钢铁、等五大行业生产过剩问题，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的现实挑战，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在中国是需要认真回应的。显然，经济危机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经济现象，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要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是调节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由此引致的经济波动或经济危机也并不只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

四、结论

我们认为，与形形的其他思潮或理论相比，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无疑是我们正确解读国际各种经济危机的一个不可跨越的理论制高点。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顽疾”，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危机就无法根本消除。资本家再狡猾，再会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但他最终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制裁和惩罚。从一个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整体来看，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不单是由经济因素影响的，经济始终与政治、文化的表现缠绕在一起。经济危机的深远影响也远非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其深层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活方式的危机，以及人的整个存在方式的危机。因此，我们对于经济危机的理解与思考也要一直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170.

[2] 汤伦，潘金刚.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经济危机理论综述[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12（9）.

[3] 张静静.浅谈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J].科教导刊，2015，（8）.

[4] 强飙.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视角下国际金融危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