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1篇

1 明确教育的方向性和目标

    1.1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体系，必须明 确教育的方向性和目标我国高等医药院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肩 负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服务，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重任。这既是高等医药院校必须明确的方向，也 是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方向。根据教育部和卫生部关 于高等和中等医药院校开设职业道德教育应作为思 想教育课来开设的指示精神，强调育人的目的性和 方向性。“医学伦理学教育必须始终紧紧围绕着培 养目标，通过医学伦理学的教育，使医学生和医务工 作者掌握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知识，并能正确认识 和处理在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伦理问题，做一 个医德高尚、医术精良的白求恩式的卫生工作 -者 ”?

    1.2医学伦理学是H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如何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体 系？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 观察一切。第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我国目 前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出发。第三，必须继承创新， 在继承祖国优秀的医德传统的同时分析批判、吸取 古今中外有益的科学成果。马克思的哲学是革命性 与科学性统一的科学，是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基础的。正如列宁所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 任何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 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离开科学基础就没有马克 思主义，也就很难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 体系。道德，包括医学道德，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 产物。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决定其医疗 卫生事业的社会职能是保护社会劳动力，保护和促 进人民群众健康，保证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提高人 口素质。它是以社会效益为主，是政府实行一定福 利政策的社会公益性事业。

    这是由我国社会制度和 医疗卫生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医学伦理学的核心是 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的健康服务。由于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人口多、底子薄，医疗卫生资源缺乏，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差别较大，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在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的时候，绝不能忽视 这些面临的现实。从我国目前医学伦理学教育体系 -20多年来取得很大成绩，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从时代和伦理学理论本身对医学伦理学所提出 的要求来看，无论从科学体系本身，从内容、方法和 教育体制看，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备的地方，这既有主 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因素。主要是对建立和 发展这门科学在认识上有差异，既有基层、队伍方面 的原因，也有主管部门的因素。因此，既要明确方 向，又要从实际出发，才能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 学教育体系。

2具有时代气息和创新的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多数高等、中等医学院校 和一些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 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 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 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其内容体 系来看，大概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社会主义医德原 则、规范和范畴为主要内容的医德学;二是以新理论 为主要内容的生命伦理学;三是以生命与健康为主 要内容的医学伦理学。上述三种类型，从不同角度 进行医学伦理学的教育和研究，对于推动医学伦理 学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从医学 伦理学的教育目的来看，我们认为，应以第三种类型 为好，因为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是时代的要求。

   

    面对经济与社 会、现代医学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和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医德提出许多新的伦理问题，需 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伦理审视。因此必须 建立以生命与健康为主要内容、符合中国国情的医 学伦理学内容体系。“这种教材体系，应以义务论为 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 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 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 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 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 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 和实践性的统一。”丨3]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一是 医德理论部分，包括医德的含义、本质、功能和作用 等;二是医德规范部分，包括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 则、规范和范畴，新型医患关系、临床、护理和药学伦 理、预防保健和健康伦理、生命伦理与高新技术伦 理、卫生政策与医院管理伦理等；三是医德实践部 分，包括医德教育修养和评价等;四是新时代出现的 医德难题的伦理审视等。

 3 具有多样化与和可操作性的教学方法

    正确的方法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途径，医学伦理 学的教育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可操作性强，要选 择优化法。

3.1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基本医德作为社会道德的组成部分，既受经济基础 的影响，又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何种社会形态， 医德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同时又反作 用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医德的发展又受当时科学 技术和医学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在建设符合国 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体系的整个过程中，只有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对医德意识、医德 现象和医德关系作出正确的结论。

3.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重要的方法在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的过程中必 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学习掌握马克 思主义伦理学理论、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理论目的 在于运用于医疗实践。医学伦理学工作者和医务人 员、医院管理人员，要通过学习研究医学道德理论， 使之不断完善和发展成理论体系，同时要面向实际， 积极参加医疗实践和调查研究，从中获得真实的医 德材料，然后概括出富有活力的医德理论，用于指导 医德实践，这种矛盾运动有利于促进医学伦理学的 发展。同时，要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我们所面临的 是:和平与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医学模式的转 变所出现的道德问题。同时要研究世界经济一体 化、我国改革开放、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带来的道德问题及对策，研究如何继承祖国 医德精华借鉴国外医学伦理学一些有益经验，通过 医学伦理学理论工作者和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 创建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体系。

4典型实例分析法为适应医学生特点

    充发调动师生积极性和主 动性，提高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 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 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 纷争的理解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 迎。”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 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 育教学质量。保持专门性与稳定性的队伍医学伦理学教育成功与否，队伍的素质是关键。 从我国目前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队伍看，除少数专 家外，大多数是年轻人，不少是改行和兼职的，素质 参差不齐。真正专职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的人 数远远不够，理论与业务素质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 要，而且这些人员变动较大，缺乏相对的稳定性。因 此，建立一支政治理论和业务素质高的医学伦理学 队伍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紧迫的任 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 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 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 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 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 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 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 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 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2篇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医学发展的背后都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撑，这种精神力量就是医学伦理，我国的医学伦理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职业道德教育的广泛开展而起步的。30年来，随着医学伦理话语权的基本形成，医学伦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研究的问题涉及医学伦理的各个层面，而且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队伍、研究机构，创办了相应的学术期刊，部分研究成果在医疗实践和医学科研活动中被采用，显示了医学伦理的巨大应用价值。因此，审视和梳理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及现存的问题，对其进一步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医学伦理学是什么

医学伦理学（MedicalEthics)就国内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此问题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有学者将医学伦理学称之为医德学，还有学者认为医学伦理学就是生命伦理学，二者的区别不过是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称谓而已。由朱贻庭教授主编的《伦理学大辞典》认为，医学伦理学是研究医疗实践和医学科学研究活动中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规范的一门应用伦理学科。据此，李本富教授将医学伦理学划分为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三大部分，并认为这三部分反映了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不同阶段。

对于医学伦理学的不同界定，笔者认为，在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初期阶段，轻率地否定任何一种观点都不利于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因为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利于丰富和繁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2.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邱仁宗研究员认为医学伦理学是规范伦理学;丘样兴教授则主张医学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伍天章教授也坚持同样的观点;而孙慕义教授则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伦理学与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既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又是理论医学的一部分，是医学人文学的学科成员之一。

关于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在不同研究者的视野里，其学科性质是很模糊的，甚至在同一作者的文本里也是模糊的，这必然置医学伦理学在学科地位上处于尴尬困境。目前在全国性的伦理学会议上，甚至在专门讨论以应用伦理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几乎听不到医学伦理学的声音；即使在全国性的医学伦理学会议上，也很少听到医学伦理学以外的伦理学界其他学人的声音。与此相似而又颇为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是，因医学对医学伦理学的笼罩而形成的医学伦理学好像是寄生于医学之上的、可有可无的、道德说教的阴影。笔者认为，摆脱此种困境，真正确立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地位，对其研究必须明确两点：一是医学伦理学的研究绝不应是伦理学原理的简单套用，二是必须突出医学伦理学是一门为医学道德立法的价值学科，是医学的精神家园。

3.关于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医学伦理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医学伦理观是有差异的，就算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医学伦理观念和规范也有所区别。这体现在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在我国的争论也较多，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杨同卫、封展旗等学者认为可以从职业伦理层面、技术伦理层面、制度伦理层面展开对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李本富、李传俊、丛亚丽等教授认为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医德的基本理论、医德的规范体系、医德的基本实践、医德难题等四大部分。

应该说上述看法都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但关于医学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在我国学界仍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误区：一是在研究中总把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混同起来；二是研究仅注重医学伦理中的个体德性，而不是从个体与整体相结合的角度拓展其研究内容。笔者认为，医学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因此，对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应与时俱进，紧扣医学发展的时代内涵，探讨医学发展各个层面的伦理问题，惟此，医学伦理学才能更好地服务和引领医学实践。

4.关于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从一定程度上说，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看其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我国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基于学科的性质定位、不同角度的审视等原因，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丘样兴教授认为研究医学伦理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李本富教授则认为，研究医学伦理学在坚持唯物史观和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基础上，还须运用归纳和演绎法、系统方法、比较法等;而伍天章教授则主张典型案例分析，提倡数据统计法。

当前在我国从事医学伦理学研究和实践的人员，大多分别来自医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既熟悉社会科学，又从事医学工作的人员并不多，这就造成医学伦理研究要么缺乏“伦理学”理论厚度，要么脱离“医学”实际。笔者认为，在遵循医学伦理学一般研究方法的同时，必须借鉴、引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5.脑死亡的伦理问题

自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死亡定义审议特别委员会提出与制定了脑死亡的标准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北欧等也先后提出了脑死亡的标准。目前，全世界约有8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实施脑死亡制定标准。

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也开始了脑死亡判定的理论研讨。围绕脑死亡标准产生的伦理争论，孙慕义教授认为“从医学和立法两方面承认脑死亡标准已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当前医疗卫生领域的具体情况，提出我国的脑死亡标准是十分必要的。’’邱仁宗研究员就脑死亡病人终止治疗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决策的程序也做出了宝贵的探索。笔者认为，关于脑死亡的伦理之争，从积极方面说，关系到怎样破除陈旧观念以排除对医学科学发展的阻碍；从消极方面说，关系到怎样防止利用脑死亡和器官移植谋杀他人。国家卫生部脑死亡标准起草小组制定的《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修订稿)》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成人）（修订稿)》无疑表征着脑死亡在我国的实施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6.安乐死的伦理争议

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发生我国首例安乐死事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广泛的安乐死合法化与否的激烈讨论。

安乐死观念的提出和实施，冲击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使伦理学和法律面临新的问题。当前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主要有四种不同意见。其一，反对任何类型的安乐死;其二，赞成任何类型的安乐死；其三，赞成在严格监督条件下施行“自愿直接”或“自愿间接”两种安乐死形式；其四，赞成被动安乐死。就以上争论的理论依据来说，持不同意见者都不同程度地将人道主义、功利主义、境遇论伦理相对主义作为自己的伦理依据。

我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生死都是命中注定的，谁都无法干预。用儒家的观点审视，主动安乐死不仁，被动安乐死不善；道家认为人类生死均受自然规律支配；佛家思想崇尚生命、力戒杀生。安乐死的提倡与这些传统观念有一定的距离，直至现在仍很难为我们的文化所接受。但是，人的出生是无法选择的，能不能给活着的人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们期待着。

7.克隆人的伦理问题

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问题引起了人类的无限遐想，并夹杂着兴奋、不安或焦虑，由此引发的巨大伦理学争论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当前关于克隆人的伦理争议主要存有三种观点：其一，坚决反对。甘绍平研究员指出，克隆人是人类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其二，无条件支持。其三，审慎理性对待克隆人技术是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何作庥院士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去妨碍科学的进步，人类应宽容地对待克隆技术。高兆明教授则站在中华民族医学科学飞跃发展的角度客观审视克隆人技术的影响。

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问题所引起的全球范围的激烈论争仍在进行着。我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是：主张区别对待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鼓励和支持以治疗为目的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促进我国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健康发展。

8.关于器官移植

充足的、高质量的供体器官是开展器官移植的前提，然而当前器官移植的现状是：供体器官来源匮乏，严重地阻碍着器官移植工作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伦理争议有，关于尸体器官和活体器官采集的伦理问题，异种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器官商品化和器官的分配的伦理问题。针对器官移植引发的伦理争议，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我国首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已经于2007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在器官分配的伦理制度上，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认为在选择受体时应把配型相容性排在前列，术后具有良好的存活前景的优先，其他参考项目是：社会价值、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支付能力、医疗卫生资源的公正分配等P3]。

9.基因组研究与基因治疗的伦理问题

自2000年人类基因组草图公布后，基因组研究便进入后基因组时代，但由此引发的伦理争论也十分激烈[14]。争论的问题主要有：是否发生基因歧视现象，基因资源的专利与资源争夺，基因决定论还是非基因决定论，基因技术普及带来老龄化社会的压力，基因治疗对个体和人类社会是否安全，基因诊断、治疗是否会造成医疗费用的猛增，体细胞、性细胞及非医学目的的基因增强或基因修饰的难以预料的后果影响等。由于基因治疗不同于一般的药物或手术治疗，其高效性和风险性并存，从国际上看，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但是，在基因与伦理的矛盾冲突中，我们的伦理选择应该是什么？这正是当前迫切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10.健康伦理和卫生资源分配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健康伦理已成为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有学者指出健康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如何确保全体居民公平地享有卫生保健，尤其是贫困人群的卫生保健问题；二是怎样提高全体居民的生命质量，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在影响卫生保健的诸多因素中，卫生资源分配状况无疑与之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有的学者主张遵循公正原则和效用原则分配卫生保健资源;有学者主张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多元的公正标准和原则，认为应坚持公益性原则、公平性原则、效益性原则、价值性原则。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医学伦理；医学教育；医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5-0232-02

2018年国内外相继发生了一些医学科研事件，或许公众热议，或许行业内热议，有部分事件的讨论点集中在了医学伦理学上。这可能是继“安乐死”后，医学伦理话题再度被聚焦。

一、医学伦理学的一般概述

医学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用于评价人类的医疗行为和医学研究是否符合人类社会伦理道德，解决医疗实践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医学道德问题和道德现象[1]。医学伦理是国际医学教育组织关于“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主要内容之一。医学伦理相关的问题并非今日才有，它伴随着人类的医疗行为而生，讨论医患关系、医务人员之间关系、医务人员与社会的关系、医学与社会的关系[1]，其外延交叉了对医生的道德规范等。我国古代在《黄帝内经》中有关于“病为本，工为标”的讨论，西方有《希波克拉底誓言》，而医学伦理学学科的正式形成是在19世纪初，到19世纪80年代被纳入西方医学教育的主流，我国医学教育纳入这门学科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有一些院校设置这门课程[2]，到现在虽然大部分医学院校有开课，多属于“限选”或“任选”课程性质，授课时多为泛泛其谈，甚少联系临床科研实践，总体仍处于边缘学科位置。不少医学生、医务工作者，对医学伦理和医师道德混淆不清。

二、医学伦理学对于科研和临床的重要性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突破，多学科交融发展，国家、社会对医生的要求也不仅止于传统的“看病治病”，越是大型的医院、医学院，医生的科研任务越重。很多医学科研问题来自临床，是为了解决临床问题，医学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医学大数据时代来临，各方医院、研究所合作不断增多、加深，伴随的医学伦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细化，基因诊断、免疫治疗、器官移植等高新技术领域更容易出现争议。所有进行到临床应用阶段的科学研究，都必然面对医学伦理的问题，反推回去，此类科研课题在进行研究探讨的第一步，应该是探讨伦理允不允许。这里的允不允许，既是社会道德价值评价，也是法律范围评价。笔者在和某些同行及医学生交流一些话题事件时，其第一反应都是相关技术有突破了吗或者相关技术是什么，并没有足够意识到该事件已经存在或潜在存在的最大争议。有些同行的科研课题申报失败，也不太能理解来自伦理委员会方面的驳回意见。

医学伦理意识的淡薄和伦理决策力缺乏所导致的问题不仅仅体现在医学科研上，也会导致临床工作开展困难。众所周知，国内医疗环境数年来都比较紧张，主要集中表现为医患关系紧张。医患关系本质是一种伦理关系，是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不可避免的潜在医疗活动风险，医患双方知识壁垒，患者决定权和医生裁量权的拉锯，是必然会造成医患矛盾的。而数年来，随着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医患平等的共识基础薄弱，一方面患者决定意识的不断提高导致医患权利冲突锐化，另一方面医方人文关怀缺乏，医生和医院过于追求功利而忽视患方权益导致医疗矛盾和纠纷频发[3，4]。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患方申诉制度得不到保障，可能导致维权过度，医疗纠纷通常直接诉诸法律而缺少伦理手段调解[4，5]。在每一次医疗矛盾和纠纷中，不难看到医患双方对己方立场的偏袒，双方对彼此的信任度在不断流失，背后反映的本质是医学伦理学的缺失，对医患关系认识不清。

三、如何培养医学生的医学伦理思维

综上，有正确的医学伦理意识，有一定的伦理决策力，建立医学伦理思维是培养适应现代医学模式下医生的内在需求和基本要求，这种培养是从医学生阶段就必须开始的。

1.医学伦理学课程设置及师资培养。首先要提高课程在本科医学教育中的位置，定位在医学专业基础课，强调医学伦理学在整个医学学习中的重要性。对于主要的临床专业（如临床专业、中医临床专业、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建议设置成必修，分支的临床相关专业设置成限选。其次，教师的价值导向对学生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教学质量好坏高低和教师队伍水平直接相关。好的医学伦理学要面对当代社会道德价值多元化的现实，必须和医学有深度交流，参与医学道德建设中[6]。目前国内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课程多定位在人文思修课，多由非医学专业背景的教师授课，可以讲伦理学，但对于医疗实践多是粗浅地提及甚至掺杂一些医学专业、行业外人员對医疗行业的错误认知，难以对经典案例或实时案例做出客观、精准的分析。教学单位应该帮助完善任课教师的知识结构，切实了解临床实践和医学科研，或者聘请有相当医学伦理素养的医学从业人员参与教学。对于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可以组建医学伦理教研室，培养专门的医学伦理教学队伍，有利于学科的细化优化发展。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4篇

1.武汉大学医学伦理学教学传统及改革简述

武汉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是湖北医科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即按照国家《医学伦理学教学大纲》组织和实施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2000年开始进行教学改革，全面推广多媒体教学，大量使用案例讨论、研究式教学等方法。2003年曾经尝试过双语教学。2005年开始将医学伦理学删减为27学时，并对授课方式和内容进行了调整，在确保讲透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运用学生熟悉的名医事迹、讲授当年标志性的热点医疗事件和典型性的临床案例，引导学生体会医学的特殊性、医学职业精神的实质和医学道德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武汉大学前期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具有统一性（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规范性（全国相同或相近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学术性（重视基本原理的教学和考评）的特点。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长效机制，重知识而轻创新，重理论而轻实践，重基础而远临床。这也是中国大陆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共同特点。

2009年夏天，武汉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展开全方位的教学交流，并以此为契机掀起了新一轮以“贴近临床”为重点的教学改革。

首先，自2010年春季开始，针对四年级医学生开设《临床伦理学与职业态度》课程，这是在二年级必修课《医学伦理学》的基础上增设的更有临床针对性的小范围试行的选修课程，是对医学伦理知识的补充、强化和验证。采用聘请临床专家进行专题讲座的形式展开，分六个专题讲授，具体内容为：临床伦理总论、知情同意及医患关系、儿科伦理、器官移植伦理、辅助生殖伦理、伦理与科研，共18学时。笔者发现，这样的讲课，医生愿讲，学生愿听，教学效果良好。此外，武汉大学对课程的考核和评估机制也进行了改革：在考核上，重点检验学生临床案例分析能力，以参与讨论及撰写报告的成绩作为主要的评分标准，卷面成绩为辅；在教学效果的评估上，武汉大学联合芝加哥大学制定了评估问卷，在课程结业后和毕业前各进行一次评估，通过前后两次评估结果的对比来掌握学生真实的职业态度和道德水平。

其次，对于必修课《医学伦理学》从内容和方法两方面进行改革。在教学内容上，所有基本原理都以典型案例呈现，避免枯燥的理论讲授。在教学方法上，与“早期接触计划”相结合，展开“病床边医学伦理教学”。“早期接触计划”是武汉大学2010年暑期起动的一项改革举措。具体做法是，在暑期针对低年级医学生征集自愿者，参与大约1个月的临床见习活动。学生“在病床边事事都论道德，回到宿舍反思件件都涉伦理”。比如，部分学生在妇产科见习人工流产手术时，看到“碎胎”和“吸刮”的过程感到非常震惊，对于课堂所讲的“不伤害原则”和“行善原则”之间的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神圣性、医疗的特殊性和医学的人文本性，于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医学人文素养。此外，还根据教学内容灵活运用专题讨论、案例研究、模拟法庭、课堂辩论等方法，并积极尝试以问题为导向的(problem-basedlearning，PBL)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做课堂的主人，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学习自主性和创造热情。在课程的考核方式上，取消背诵默写式的闭卷考试，采用开卷方式进行考评，使考试变成一次知识的运用、思维的锻炼和综合能力的实质性提升。

最后，自2013年秋季开始，对研究生首次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的重点在于增强医学研究生的人际沟通尤其是医患沟通能力。课程以邀请临床医生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开设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颇受欢迎。

教学改革实施两个学年之后，笔者采用不记名问卷调查的方式请医学本科生对改革后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估，结果显示，90%以上的学生认为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目的清楚，所选用的案例能帮助他们实现学习目标，引起他们对伦理学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对医患沟通技巧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总体来说，学生对改革后的教学方式持积极的认同态度，这与教学改革前的调查结果形成鲜明的对照，此前的调查显示有52%的学生不认同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方式™。改革前后的对比证明，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2 芝加哥大学医学伦理学教学模式及特色

与武汉大学相比，芝加哥大学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每一个教学阶段都进行医学伦理教育，通过持续的道德教育促进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招收的都是文科和理科学士，他们必须在本科阶段修满一定比例的人文核心基础课程（commoncore)，才能获得学士学位，取得报考医学院的资格。考入医学院之后，一二年级的学生都要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每学年15周，每周3学时，共计90学时。在2013〜2014学年度，芝加哥大学实行新的课程计划“医生一患者一社会一制度”（Physician-Patient-Societ广Systems,P2S2)，这是一条贯穿四学年的课程路线(curricularthread)，其核心内容包括公平与辩护、临床技能、医患关系、医学的社会背景与美国医疗保健制度[4]。这项新的教学改革措施使医学伦理学与其他医学人文课程浑然一体，不仅强化了医德教育的内容，提高了教学效果，也从体制上保证了医学伦理教育的持续性。获得博士学位的住院医师必须修满规定的医学伦理学课程才能取得医师资格。在职医生每年也要参加院方规定的医学伦理培训。这样，学校与医院接力就形成了—个不间断的长效教育机制，医生接受的是终身医学伦理学教育。

第二，临床医生进入课堂，从师源上把控医学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彰显其临床决策指导功能，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实效。芝加哥大学讲授医学伦理学的教师主体是具备哲学思维的临床医生和伦理学专家，部分教师同时拥有医学和哲学博士学位。此外，主讲教师还会经常邀请临床医生、人文学者、执业律师及公务员参与到课堂中。如在讲到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时，就会请器官移植专家进行讲座；在讨论整形美容的伦理问题时，整形外科的专家也被请到课堂现身说法；在讲授艾滋病防治伦理时，请社会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参与。课堂因此变得丰富多彩、兴趣盎然。同时，参与教学的医生也会不知不觉地将伦理思维溶入其临床实践及医学课程的教学之中，实现医学伦理学对专业课程的渗透。

第三，教学方式灵活多变，重视学生参与，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关注现实热点。芝加哥大学常用的教学方式有课堂讲授和讨论、专题研讨会、课堂小组讲座、课外阅读、床边教学、学生讲课等。其中课堂小组讲座最有特色，是典型的PBL教学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教师针对临床实践中的伦理困境或者医生有过失的案例设置讨论议题，各小组的学生围绕议题收集资料，撰写讲义，展开演讲和讨论，教师主要充当评论员的角色，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理论水平、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得到提升。此外，在授课场地的选择上也考虑到方便学生的主动参与和自主学习。到芝加哥大学交流的老师发现，在讲述伦理学发展史时，课堂就设在图书馆的相应展室，学生可以在授课结束后直接阅读图书馆的相关资料。芝加哥大学的教学内容非常丰富，并且关注全球热点问题。比如，以色列新器官移植法颁布导致同意捐赠者明显增多，器官移植就成为该校当年重点讨论的内容。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立法允许医生协助患者自杀之后，安乐死和协助自杀就成为该年度的教学热点。

第四，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大纲和教材，芝加哥大学按照教学和临床需求组织授课内容，编写教材或者讲义，内容贴近临床。以2009年冬学季为例，其教学的内容包括：临床实践中的医患关系，患者自主、知情选择与代孕，临终关怀，儿科伦理，器官移植与医学伦理，外科伦理，全球卫生与国际伦理，涉及人类受试者的医学研究伦理，医学生面临的伦理难题。芝加哥大学实行的是季制学期，每学年都有四个学季，每学季的教学计划都提前公布，内容包括授课目录、课程总监、课程组教师信息、学生分组信息和课程阅读资料。学生课前获取这些信息，以便做好预习，从而保证授课的质量和学习效率。

总体而言，芝加哥大学比武汉大学更重视《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即使单纯从教学时间上进行比较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校特别强调教学的临床参与性，课堂讨论的重点往往是新近临床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同时，大量临床医生出现在伦理课堂也彰显了课程服从和服务于临床的教学宗旨。再次，其教学方式灵活有效，教学内容丰富且更具针对性。学校与医院接力构造了连续教育机制，促进医者养成终生学习医学伦理的习惯。其不足之处在于教学缺乏国家教育管理层面的统—规范，如果学校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而有所偏颇，再加上每个教师的个人偏好，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育重点的把握就有可能陷入盲目并走向失衡。

3 关于提高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实效的建议

在近五年的对外交流和《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实践中，武汉大学有过失败的教训也总结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对如何提高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实效，武汉大学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团队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通过培养医者群体的人文素养，拒斥“医学技术主义”和“医疗重商主义”，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在现实国情和医疗体制下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恶疾的对症良药。正是基于这样的共同体认，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凌锋教授与另外11位著名临床专家联名发起了“促进医学人性化的十点倡议”。这项倡议被当下医学伦理学界评价为：我国医学界的一件重要事件，是针对现时临床医学对症下药的处方书和宣言书，是一项深得人心的倡议。”[5]“医学人性化”的诉求为医学伦理教育提出了难题，也指明了方向。这要求医药院校要切实重视医学人文教育，适当增加《医学伦理学》等课程在教学中的比重，并保持教育的持续性。具体来说，必须保证所有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都拥有至少两次接受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机会，使他们经历一个“伦理认82知—临床印证—困惑苦闷—彷徨斗争—审慎认同—伦理内化—再次或多次强化”的完整过程。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医学伦理学教学课时数最多的是北京大学，为54学时，其实也是不够的，何况还是“一过性”的教学。针对目前中国医药院校的特点，五年制是主流，建议将第一次医学伦理学教学安排在大二的第一学期，第二次则安排在经历了临床见习和实习之后的五年级。研究生阶段也应当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各有一次。毕业之后配合医师资格制度的强化和医院医师岗位职业道德的培训就可以形成一个教化、提醒和不断强化的长效教育机制。

第二，提升医者的人文素质，进行“人性化的医疗”，实现“医疗的人性化”，其实践的战场和立论的基础都在临床[6]。这就要求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必须贴近临床，服从并且服务于临床，将临床医生引入医学伦理学课堂就成为切实可行的上佳策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衡量，这个策略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对于医德教育来说，“坐而论道”的说教远不如身体力行的表率，临床医生进入课堂会大幅提高教学实效。但是，临床医师加盟医学伦理学教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因为医生在教学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教育和锻炼，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并且以多种方式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其医德境界的提升会提高自身临床医疗服务的品质，并对实习医学生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其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心得也会在无意识中渗透到他的临床专业课教学之中，发挥医学课程的道德教化功能。

第三，在教学方法上，PBL、案例研讨、病床教学、课堂辩论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但是，不管使用哪种方法，都不适于太大的课堂。要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课堂不能多于50人，90人以上的课堂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教学效果的，它唯一的作用就是给学生挣学分。这是因为像医学伦理学这样的课程是以学生的思想转化为目的的，它不同于专业课是以知识和信息的传递为目的。笔者的经验是，不管多精彩的讨论或者演讲，哪怕是30人的小课堂，也总有个别学生的思想会游离于课堂之外。50人左右的课堂，会有1/3以上的人是三心二意的。至于90人以上的课堂，会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一心二用。规模越大的课堂，讨论或者讲授的效果就越差。即使进行热烈的课堂讨论，那些因为没有发言而又离发言者较远的同学很快就会感到自己被冷落而变得兴味索然，接着就心安理得地做一个旁观者，然后，他们就会玩手机、写作业或者看小说。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5篇

1.1临床医学生关于医学院校对医学伦理学教育重视程度的评价不同性别、是否是独生子女对医学院校对医学伦理学教育重视程度看法是没有差异的（P>0.05），不同民族、不同学龄的同学认为医学院校对医学伦理学教育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P<0.05），见表1。

1.2对加强医学伦理学必要性的认识不同民族、是否独生子女对加强医学伦理学必要性的认识没有差异（P>0.05），不同性别、不同学龄的同学对加强医学伦理学的必要性认识是不一样的（P<0.05），见表2。

1.3是否愿意选修医学伦理学及相应的理由有29.2%（260/890）的同学愿意选修医学伦理学是因为可以提高自身医德修养，26.5%（236/890）的同学是为了提高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6.1%（54/890）的同学则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学分，37.8%（336/890）的同学是为的提高自身修养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0.4%（4/890）的同学是因为其他理由选修。34.62%（9/26）的同学不愿选修的理由是以前学过，38.46%（10/26）的同学则认为教学内容不贴近临床实际需要，15.38%（4/26）的同学因为其他选修课程太多没空选修医学伦理学，11.54%（3/26）的同学因为其他理由不愿意选修。

1.4对各相关教育环节医德教育成效的评价临床医学生对各相关教育环节医德教育成效的评价中认为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成效显著和较好的分别为51.9%、24.0%，临床伦理专题讲座成效显著和较好的分别为46.7%、27.3%，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管理工作显著和较好的分别为41.9%、32.0%，导师与上级医师的言传身教成效显著和较好的分别为38.5%、43.1%，医疗社会实践成效显著和较好的分别为48.6%、36.8%。临床医学生对不同教育环节的评价结果是有差异的（P<0.05）。见表3。

2讨论

医学院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医药卫生预备队和生力军的主要地方。医德是医疗卫生领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医院管理中教育医务人员，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必须抓好的极为根本的一环。医学生的道德修养直接影响到他们走上医疗工作岗位后行业的道德品质，也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带来直接影响。医学伦理学作为医学生医学伦理素质教育的最主要手段，正日益受到世界医学教育领域的重视。但中国在医学生的医学伦理学素养教育方面起步较晚，多引用外国的经验，采用“灌输式”教学模式进行课堂理论讲授，授课老师从未做过临床医师，教学未重视与临床实际结合，理论与实际相对脱节，难以说服学生，并缺乏连续性，教育效果不理想。

2.1关于学校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分析从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临床医学生认为学校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重视程度这一问题看法上是有差异的，因为不同的民族形式构成了不同的民族特点，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以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不同民族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看法有差异。从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学龄的临床医学生认为学校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重视程度是有差异的，不同年级的人安排的课程不一样，接受教育的内容不同，导致临床医学生认为学校对医学伦理学的重视程度是有差异的，这就要求在教育方面要统筹兼顾，全面和大局地统一规划。

2.2关于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分析通过医学伦理学教育，对医学领域道德价值进行识别与判定，以帮助医学生对医学领域的善做出真正的理解并产生强烈的感情，从而获得对善与恶的鲜明的辨别力。从表2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学龄的临床医学生对医学伦理学教育必要性的认识是有差异的，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开设时间和形式都值得综合考虑，不同年级的学生对课程的认识不同，低年级的学生接受的医疗知识有限而服务医疗事业的热情很高；而高年级学生已经接受了比较多的临床知识，如此对于教学内容的安排，不同专业的学生也要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偏重。中国大部分医学院都开设医学伦理学的课程，但事实却是学生进入临床以前没有任何处理医患关系、与病人沟通的技巧。而反观国外许多医学院，他们的做法及特点对中国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有重要的启示。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贯穿于整个医学交易过程中，其中临床前期课“医生—病人”的主题就是医患关系，内容包括精通于患者的沟通技巧，讨论医患关系中的社会、伦理和心理问题。

2.3临床医学生愿意选修医学伦理学的理由分析临床医学生愿意选修医学伦理学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人是为了提高自身修养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有97.16%的人愿意选修医学伦理学，这说明了医学生医德认知状态是良好的，也说明绝大多数学生认识到学好这门课程对自己成才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学生学习兴趣普遍不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提高医学伦理教育质量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学校要真正重视伦理学教学，要有相关的举措予以保障，做好课程的安排，解决目前国内对该门课程的重视度不够的问题。

2.4相关医德伦理课堂教育成效分析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对相关课堂教育成效的评价是有差异的。首先，伦理学教育缺乏层次性，教学人员素质、结构不同，自身具备的伦理学基础各异，老同志教德教风基础较好，年轻教师教学基础较薄弱，而且目前多数学校的伦理学教育缺乏层次性，搞“一刀切”的上大课、开大会的教育方式，结果导致有些人缺乏兴趣或听不懂。其次，伦理学教育缺乏立体多维性。伦理学教育必须实施跨学科的纵向整合，临床前和临床见习期间的伦理学课程缺少协调，以及三四年级学生分散在医院中接受以科室为单位的临床实习，这对课程内聚力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医学由分科精细又趋向综合，多学科互相渗透、互相结合，伦理学教育的特点是教育分化、教学分离与综合并存，呈现立体多维性的伦理学教育结构体系。因此现行的单纯伦理学教育的模式，难以取得良好的伦理学教育效果。可增加对主讲伦理学概论客座教师的需求，客座教师的参加可以扩大伦理学教学的洞察力，另外角色示范对学生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可以纵向利用角色演示的形式进行伦理学教育。

3小结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生物科研伦理审查；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学

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生物医学科学实验，特别是涉及人体受试者的临床试验日益增多。临床（人体）试验是生物医学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任何经过动物实验的新药物、新仪器和新的治疗方法必须经过临床（人体）试验后才能在临床中开展应用。在涉及人体受试者的各类医学科研活动中，必然会存在由于价值取舍不同而引发的各种伦理冲突。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临床试验，也必然牵涉受试者的权益尊重与保护问题［1］。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科研活动从始至终进行伦理审查和监督，探讨、论证、解决或权衡生物医学科研及临床应用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和难题，在保证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同时，使所有科研活动都遵循相应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真正做到知情同意，是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的目的所在。

1.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的国际规范

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的概念始于1946年的纽轮堡审判，审判过程中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二战期间进行人体试验引发的伦理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并提出了人体实验的十项道德准则，即《纽轮堡法典》，其精神被1964年世界医科大学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继承，成为人体实验的指导方针；《赫尔辛基宣言》中规范了涉及人体生物医学实验的伦理法规，并在以后经历了先后八次的修订和细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医学实验的法规性文件［2］。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布了《评审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委员会工作指南》，以指导世界各国医学科研伦理审查机构的组建工作和伦理审查工作。2002年，由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则进一步明确了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的规范和章程。

2.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审查机构

———伦理委员会建立伦理委员会进行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的建议，最早见于1971年加拿大《医德指南》，直到70年代末，伦理委员会组织才开始在美国的医院中出现。此后，美国医院协会先后颁布了《关于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医院委员会的准则》、《美国医疗保健机构道德委员会准则》等一系列规范和准则，推进了美国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到80年代末，美国已有60%以上的医院建立了医院伦理委员会。与此同时，加拿大和一些西欧国家的医院中也相继建立起这类组织。日本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建立较早，到1985年底，日本已有37所医学院校设立了医学伦理委员会，占79所医学院校的47%。1992年中国医学伦理学学术代表到日本考察时，已有80%以上的医学院校和50%以上的医院设立了医学伦理委员会组织。我国的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审查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召开了我国首届医学伦理学学术会议，会议中提出对医疗机构中开展医学科研活动进行伦理审查的意见和建议。1991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委员会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组成规则》，对我国的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审查工作进行指导。此后，为进一步规范医学科技行为，保护受试者的合法权益，强化法制观念，分别由国家卫生部和药品监督局制定了《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1998）》和《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1999）》。自此，我国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审查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进入建章立制、成立相关机构、逐步规范化的快速发展时期。

3.我国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审查学术研究的问题域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张鸿铸、邱仁宗、曹永福等学者开始向国内引介美国、加拿大、法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在医学科研伦理审查实践和伦理委员会建设中取得的经验，对我国医学科研伦理审查工作开展及伦理委员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并对我国伦理审查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围绕伦理审查的规范和标准，审查程序和操作规程，伦理审查的监管，医学中的伦理难题等问题进行了大量学术研讨。

3.1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程序和操作规程

沈铭贤，熊宁宁，李晓等学者通过对我国目前运行的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程序和操作规程的分析研究指出：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标准操作规程（StandardOperatingProcedure，SOP）直接决定了伦理审查结果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决定了受试者的权益是否能得到有效保护［3］。他们在分析比较国际和国内生物医学研究审查伦理的规范和实际工作特点的基础上，从伦理委员会的职责、人员构成、审查的程序和主要内容、审查的申请和受理、审查的结果和通告、跟踪审查、档案管理等方面进行过详细探讨，并建议制订合乎我国实际情况的伦理委员会标准操作规程［4］。关鑫、谢娟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伦理审查程序是否规范并统一标准、伦理委员会的人员能否独立和去行政化、对伦理委员会工作的评价和监管是否合理、对伦理审查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是否到位等问题是决定和影响我国现阶段科研伦理审查质量高低的主要因素，也是目前我国医学科研伦理审查工作发展的重点。

3.2伦理委员会认证和伦理审查的监管

田冬霞、张卓然等一些学者在介绍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的“发展伦理审查能力战略行动（strategicinitia-tivefordevelopingcapacityinethicalreview，简称SIDCER认证）”的伦理委员会国际认证监督体系的同时，通过将我国的伦理委员会监管情况与美国、英国、瑞典等国进行分析对比，介绍了国外伦理委员会的监管机制和先进经验，针对我国伦理审查中经常出现的，如审查中缺少统一的标准化的操作规程，伦理委员会与研究者存在利益上的关联，忽视伦理审查的全程性，监察的文件记录、归档、保存不全，伦理委员会成员和研究者医学科研伦理相关培训不足等代表性问题［5］，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制订标准操作规程，建立伦理审查委员会认证体系，制订完整的监管内容与程序四个方面对建立我国伦理委员会监管体系提出了建议［6］。

3.3医学科研和伦理审查中的伦理难题

汪秀琴、丛亚丽等学者针对我国医学科研临床试验过程中涉及的知情同意的履行、风险与受益的分析比较、最小风险解读、利益冲突及受试者权益保护［7］、跟踪审查等伦理审查中的难题［8］，以及由试验方案设计、科研成果发表、试验人员的培训等引发的各种伦理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学者们通过对我国目前医学科研和伦理审查中涉及的伦理难题，在与国外相似问题的研究比较中指出，因为伦理审查所依据的伦理思想和理论、伦理审查背后的社会环境、文化习俗信仰等实质内容不同，在中国进行伦理审查必须结合我国医疗卫生的现实背景和医学伦理问题的表现特点，进行伦理审查本土化的尝试，而不能死搬硬套国外的规则和标准［9］。

3.4我国医学科研伦理审查机构的发展现状

2007年，中华医学会科技评审部对国内医疗卫生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预防机构的伦理委员会的设立、职能、成员、工作条件等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10］。此后，田冬霞，薛迪等一些学者先后对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南京市、浙江省等地医院中的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机构建设、功能定位、成员结构、监管认证、人员培训、审查程序等各方面运行情况进行更深入调查，从实证研究角度将我国伦理委员会发展状况同美国、日本等伦理委员会发展较快的国家进行对比，对我国伦理委员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思考。

4.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热点问题梳理

由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因此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患者（家属）、医务人员和社会价值之间的交叉与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在医学科学研究过程中，患者和医务人员，同时是受试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往往会使这些矛盾和冲突更加复杂，解决这些伦理难题就需要在厘清临床人体试验的医疗机构和受试者之间的法律伦理关系基础之上，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及相互间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进行必要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切实保护好他们的权益［11］。首先，医学科研工作者的伦理意识较弱。医学科学研究人员和临床医师的科研伦理意识和伦理决策能力的培养。医学科研伦理审查问题涉及的知识领域很专业且较为宽泛，不仅要求对现代医学伦理学及生命伦理学的基本理论有较深的认识，而且要对医学科学研究本身、现行法律法规熟悉了解。其次，医学科研伦理审查规范不够完善。我国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审查规范有待进一步完善，并与国际规范相协调。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的国际规范和国外法规有一些已有国内学者进行了翻译或部分翻译，但是个别地方的理解学界还存有争议，同时提高规范国内国际规范的理论研究和可操作性探讨。再次，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的监管不到位。虽然医学科研伦理审查已有国际规范可以遵循，但在实际的审查工作中却又必须结合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法律法规开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审查制度和操作规程。必须在加强伦理审查工作标准化的同时，注重伦理审查质量的提高；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开展医学科研伦理审查工作。

总之，伦理审查程序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伦理委员会的成员结构，伦理审查工作的独立性和去行政化，对伦理审查职能的合理评价和监管，伦理审查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等问题是决定和影响我国医学科研伦理审查质量的重要因素。本世纪初，由美国提出并向国际推出的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认证体系，对推动世界各国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进行高质量、高水准伦理审查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发展状况不同、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发展重点不同，医疗实践医学发展和医德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世界各国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工作开展方式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由于伦理审查制度所建基的理论基础、社会制度、价值评价等实质内容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很难达成共识，因此当前中国的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审查面临与西方不甚相同的境遇和难题。在伦理审查实践中必须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加以分析，发掘出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习俗的伦理基础，并在伦理审查实践中诉诸本土化的转向，而不是一味向国外看齐。

参考文献：

［1］陈元方，邱仁宗.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M］.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

［2］张鸿铸.中外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综览与展望［J］.中国医学伦理学，1995，8（1）：21.

［3］沈铭贤，胡庆澧，丘祥兴.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伦理委员会SOP解读［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3）：3-5.

［4］熊宁宁，刘芳，蒋萌，等.临床试验机构伦理委员会标准操作规程［J］.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2003，8（4）：477-480.

［5］田冬霞.美国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认证体系的启示［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9（4）：15-19.

［6］黄瑾，胡晋红.SIDCER认证：伦理委员会规范化实践探讨［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8）：23-24.

［7］汪秀琴，熊宁宁，刘沈林，等.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风险与受益分析［J］.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2003，8（6）：718-720.

［8］张雪，尹梅，孙福川.我国伦理审查委员会跟踪审查的困境及现实求解［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3，（5）：22-23.

［9］邓蕊.寻找基础，方法转向：科研伦理审查的本土化启示［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29（4）：109-112.

［10］王香平，李晓玲，王育琴.我国医院伦理委员会现状及国际认证分析［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2，33（4）：30-32.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7篇

近年来中医药研究方法及疗效评价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医界，如中药多成分研究、古典经方验证，这些研究是否只能采用现代医学循证医学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RCT）方法进行严格统一标准方案研究，还是可以采用体现个体化特点的“辨证施治”方案进行研究？疗效评价方面，除了客观指标（实验室指标）之外，生存质量、证候学改善是否能作为主要疗效指标？

二、中医药研究风险与受益

中医药临床治疗过程中的临床研究（基于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其中存在的问题有，如何判断风险与受益？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伦理规范？例如，对慢性腹泻中医辨证，脾虚湿胜、肾阳不足是2种常见证型，在辨证准确的基础上，采用健脾利湿及温肾固涩法，往往收效甚佳。此种治疗模式已沿用千年，成为中医常规疗法，也就是中医标准治疗，而且是有效治疗；然而在现代医学慢性腹泻的“标准治疗”中，此种疗法并未收录，收录的标准治疗只是针对病因的对症治疗。虽然国人公认中药疗效好，但国际上要求拿出循证医学所要求的大样本、双盲、随机临床试验证据，中医界若没有这些试验证据，就不能得到承认。由此可能派生出“中医药辨证治疗慢性腹泻临床研究”，思路将是：将病人随机（其实很难做到）分为2组，1组为中药辨证治疗，1组为现代医学对症治疗（得舒特、易蒙停、活菌制剂等），邀请符合入组标准的受试者志愿参加；这样设计符合“研究”的定义：采用受试者的数据，以解决某个特定的科学问题。此方案中中医辨证治疗是中医学“标准治疗”，只要辨证用药准确，也是“有效治疗”，可是这并不是现代医学所称的“标准治疗”。用现代生命伦理学观念看来，只要是研究，就表明不确定性，可能带来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来自研究药物对人体的伤害，也可能来自于受试者隐私的保密、随访中带来的不便，不涉及“未给予标准治疗的风险”。但现代医学观点还存在“未给予标准治疗的风险”。因此，在伦理审查时就牵涉到方案设计方面，中药治疗组未采用所谓的“标准治疗”，是否符合伦理，以及如何判断“风险与受益”。

三、严重不良事件的上报及不良反应的判断

本研究对中医药伦理审查平台评估中发现，各伦理委员会收到严重不良事件普遍偏少，有些伦理委员会甚至1年都没有受理1例严重不良事件报告，这与项目数量、项目中受试者数量明显不符；即使发生严重不良事件，中药多成分混合物特性使不良事件与药物之间的因果性难以判断。在研究过程中，中药组一旦发生不良事件，如何判断“与研究药物相关还是不相关”以及“损害与赔偿”标准如何界定，成为中医药伦理审查中的难点。中医药不良反应一定存在，尤其近年多有报道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但在研究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实现研究者自我监督、按程序上报，这就造成潜在风险，在临床试验过程中未被发现或上报的不良反应在上市后再不断被报道，加大了临床用药风险。如何完善伦理审查的跟踪审查环节，更多地促进严重不良事件上报，以便得出中药安全性客观结论，是对伦理审查制度的一个挑战。

四、中医药研究伦理审查：内行容易忽视的风险盲点

例如晚期肝癌的临床研究，对照组为标准治疗，治疗组为标准治疗加中医药辨证施治，观察2组患者生存期差异。有中医背景的伦理审查委员普遍认可中医药在晚期恶性肿瘤方面“减毒增效”作用（减少放化疗药物毒副作用、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患者生命质量），对此项目的直观印象为无大风险，为中医药常规诊疗。因而很容易得出项目“有研究的科学依据，假设条件充分，设计科学，风险与受益合理”，即“在科学性和伦理合理性方面可以接受”。可是若从未接触过中医的外行（LayPerson）或者西医医生看来，晚期癌症病人长期服用具体成分不明中药可能具有很大风险。中医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确实需要向世人提供证据，不能用笼而统之的“感觉”来代替，这就提醒伦理委员在审查时，不能用头脑中固有观念代替客观思考，既避免“外行”夸大风险，也要避免“内行”审查时容易存在的风险盲点，忽视可能的风险研究。西太平洋地区伦理审查委员会（TheForumforEthicalReviewCommitteesintheAsianandWesternPacific，FERCAP）评鉴时，在中医药研究的风险方面，中医背景评估专家与外籍专家之间常有争议与探讨，且很难说服对方。这种探讨与争议与视角不同有关，但有利于科学进步。因此在一个伦理审查团队中存在不同背景人员、积极进行讨论极其必要。

五、上市后中药再评价研究：伦理审查标准如何把握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8篇

 

随着社会的进步，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国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公民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市场经济引入医疗卫生行业，传统的义务论、美德论受到严峻的挑战，带来了如何协调医患关系中服务与公益、医际关系中协作与竞争、医社关系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要求提高医生的技术素质，而且更加强调医务人员的伦理素质。

 

同时，在医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医学技术的应用和实际选择正遭遇越来越多的道德难题，其医疗决策也必然受到认识主体道德决断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制约。由于当代医学的特点，行医远比以往要复杂得多。不仅牵涉到病人的生命安危，关系国家卫生资源如何用，同时也关系医生的信誉，方方面面都需要做出伦理决策。医学伦理学己渗入到医疗行为的每一个环节中。这无形中要求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必须具备符合社会需求的素质，尤其在伦理方面的素质要达到更高的水准。

 

然而，现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一次采访中也承认，目前我国的医务工作者存在着医学伦理学知识和人文社科知识缺乏的现象，这对我国的医德医风的建设、医院管理、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都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这个问题更显得突出。

 

2目前医务人员医学伦理素质不高的原因

 

1999年5月召开的中美医学伦理学比较国际研讨会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中国医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的伦理价值观，为何没有最大程度地转化为职业行为道德准则?经过研讨，与会者认为：首先，它说明我们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还存在问题，缺乏合乎规律的层次衔接，能为多数人接受、且适应现实状况的道德观念与教育的局面，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建立。其次，它表明仅靠在校期间的伦理教育还不够，还必须加强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的道德教育以及相关的伦理、法律之规范和制约。

 

医院作为医学伦理学的教育基地，没有系统的医学伦理学的继续教育，绝大部分医院都将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等同于医德医风教育。其次，教学方法与形式不能满足培养医学伦理素质的要求。医院往往跟随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而制订计划。继续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一套思政治工作的传统做法，内容单调枯燥，形式僵化呆板，以至收效甚微。例如，卫生部在某个时期号召医务人员学做“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医院便针对这个主题召开大会、小会对医务人员进行宣传教育，并评选“白求恩式先进医务工作者”。过了一段时间，卫生部又提出推广“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医院便又针对这个主题开展教育。教育还停留在浅层次的说教，期待大家立竿见影地增强医德意识。随着医务人员的文化层次、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浅层次的说教显然不能适应。再次，教育的层次性缺乏。由于各单位、各个人的知识、智能、素质、觉悟水平存在差异，只采取这种同一内容、同一标准、同一方法的教育，没有依循其层次水平，提出实际、具体的要求、教育效果必然不理想。

 

综上所述，以往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存在不完善和实效差的弱点，不能满足医疗卫生改革和21世纪医学服务的新需要。

 

3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医院医学伦理教育新模式

 

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是属于继续教育的一个内容，因而方法方式、内容侧重等应有别于学校。医院与医学院校合作开展教学研宄，避免简单重复学校教过的课程，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达到更高的层次;临床实践和理论学习相结合，注重能力的培养，使临床基地的教育与学校教学融为一体。

 

3.1营造医学伦理学教育的良好氛围3.1.1医院实行伦理化管理^医院在制定规章制度、落实管理目标、协调抢救措施和进行质量监控的过程中，必须运用医学伦理学的观点、原理和方法，创造一个重视医学伦理学的良好氛围。同时，在医院文化的建设中，要注意融入医学伦理学理念，促使其成为医务人员内心认同的价值观。

 

3.1.2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素质^医院的伦理化管理要求医院管理者具有较高的医学伦理素质。医院管理者在医疗活动中肩负着决策、领导、指挥、服务等使命，医院管理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其所辖部门的道德状况，同时也是制定、实施行之有效的医德规范以及客观考核的保证。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素质如何、对医学伦理学的重视程度如何，也会直接影响到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效果。因此，应注意不断加强对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提高其道德素养，为实现医院伦理化管理、促使医务人员重视医学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具体的做法是：设置对医院管理者选择、升迀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关：建立健全对管理干部的道德监督制约机制;对医院管理者进行现代医学伦理学培训等。

 

3.2实施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主体——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应成为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主体机构并负责具体实施。因为:(1)医院伦理委员会能把医学实践和医学伦理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医学伦理学根植于医学实践，避免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2)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医学专家、伦理学家、律师、热心伦理的病人代表等，由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医学伦理学的教育是最合适不过的;G)医院伦理委员会有足够的教学科研力量，并且他们处于临床第一线，了解医务人员在临床实践中的伦理教育需求，开展教学研宄，提高教学质量和实效性。在医院进行系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时间都不是很长，经验还不够，要使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纳入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加强教育理论研宄尤为重要，以医院伦理委员会这一常设机构对医务人员进行系统的、多种形式的医学伦理学教育，还可以避免过去政治运动式医德医风教育的一些弊端，并且在营造医院的医学伦理氛围方面发挥作用。

 

在医院伦理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教学小组，负责：1)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研宄。针对医学实践中出现的医学伦理的新问题、新矛盾和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展开研宄，寻找对策，为医务人员做出指引。(2)与医学院校合作开展教学研宄，以使医院的医学伦理教学与学校教学相衔接。G)根据社会和医学实践要求，针对不同层次医务人员的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写医学伦理学继续教育的教材。(4)教学实施。(5)对医务人员进行考核，有关考核结果交医院管理部门，作为医务人员晋升、奖惩等的参考依据。

 

3.3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法

 

过去的医院伦理建设主要集中在对医德医风的提倡和宣传上，事实上医学伦理学的建设内涵比职业道德的建设要丰富得多。医学伦理素质是从医者解决医学伦理学问题的认知、判断、价值决策、情感、作风、破解难题能力、优化选择智慧等综合医伦素养和品质。而医德医风主要是指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其主体和内涵显然只是医伦素质的一部分。因此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要拓展，以实用性为主，尽量贴近临床、社会需求、注意与学校的教育相衔接，教学内容应包括医学伦理观、生命伦理学等。

 

教学方法可以参考学校的方法，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方法为主，着重能力的培养。医学伦理学与临床专业技能的学习相结合，把医学伦理学理论与临床诊疗过程，把伦理判断与医疗技术决策有机结合起来。在临床医学教学中，要在讲解各项技术内容的同时，向学生提出各种技术应用中可能遇到的伦理社会问题及应有的对策。此外，要针对医务人员在实践中遇到的伦理问题，定期上小课、召开座谈会、讨论会、答疑解惑。

 

3.4教育的层次性。

 

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对象构成较医学院校要复杂。由于个人素质的多层次性，教育基础、文化构成的差异性以及所从事工作的特性不同，决定了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层次性。必须区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工作分工的医务人员的差别，在不同层次上采取不同的医学伦理教育，既有体现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先进性，也要体现医学职业道德的广泛性。

 

3.4.1住院医生.住院医生是临床医生成长的关键阶段，他们刚离开学校，有较系统的理论知识，缺少的是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针对住院医生的特点及需要掌握的伦理技能，制订教学计划，定期以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帮助他们学习有关医患关系、临床伦理、生命伦理等方面的知识，以培养伦理推理和决策能力为主。住院医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列为继续教育必修课。在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各科室轮转过程中，学习各临床学科在诊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临床伦理问题和处理医患关系。并在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指导下，形成良好的临床工作习惯，建立临床思维及增强处理复杂伦理问题的能力。

 

此外，住院医生又是去带教(实习生、见习生)的理想和现实的人选，因为医院的医疗工作比较繁忙，住院医生的带教能力往往被忽视。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使住院医生的带教能力真正作为一个重要方向来培养，必须加强对住院医生的医学伦理学带教技能学习的领导和管理。由经验丰富的高年资临床带教老师组织专门讲座示范有关将临床实践与教学结合起来的技能，并将此种技能的考核也纳入规范化培训的要求中去。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9篇

职业伦理[1]是关于从事一定职业的群体或个人所应具备的总体性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要求,是蕴含在人们职业活动中的伦理关系、伦理意识、伦理准则与伦理活动的总和。医学期刊编辑职业伦理是对于从事医学编辑工作的群体或个人的一些总体性的价值要求。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分析,职业伦理是一种特殊的伦理立法,由其确立职业的伦理规范及价值观问题。他告诉人们在从业过程中,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观、职业观,应该如何评判自身行为规范的真与假、对与错、合理合法与违纪违法、高尚与卑劣等等。伦理学在医学研究领域,对医学临床和科研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医学专业期刊的编辑工作也产生了影响,对于医学编辑职业伦理的探讨就是这一影响的体现。

医学期刊编辑工作中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按职业伦理学要求进行日常工作,从而推动我国医学编辑职业走上符合伦理原则的良性发展轨道,并促进医学编辑职业与国际接轨,是医学期刊编辑工作者面临的新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医学编辑,职业伦理正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1.医学期刊编辑的职业伦理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医学编辑的道德问题

医学编辑职业伦理是医学编辑从业者对具有总体性的社会伦理和社会主导价值观的遵循,其与职业道德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形成了对照。在社会化和市场化趋势日益凸显的现今社会,对于职业伦理的要求较之职业道德,将更为迫切和必要,因为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相比更加全面和具有操作性。在以往的认识中,我们都认为医学编辑工作的职业性质与业务操作是两个认识范畴,在由此产生的医学编辑职业道德规范中,奉献美德是编辑专业特点所要求的工作态度和道德境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但是如果我们把奉献美德这种主观评价当做编辑职业道德的核心精神来强调的话,恰恰忽略了编辑职业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应强调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观念。医学编辑职业道德的核心精神不能游离于其职业性质,由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决定编辑职业行为的因素很多,比如说选稿、定稿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不单是从稿件、工作本身而来的,单从奉献这个角度从职业道德上评价其伦理是非,既有失公正也脱离实际,同时对医学编辑的职业化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职业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立法被我们认识,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能单从职业道德这个主观层面上确立职业的伦理规范及价值观问题。职业伦理存在的必要性恰恰在于着力解决职业领域内的伦理失范和价值混乱问题。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由于编辑职业的特殊性质,在编辑职业道德上强调社会责任意识才是首要的。时下医学编辑职业面对的道德困惑很难回避,针对医学编辑职业道德的社会指责明显增多,这一问题引起我们对编辑职业道德的反思,强调以社会责任意识为核心的编辑职业道德和以职业伦理为准则的操守观念,有助于增强编辑人员自我制约的能力[2],促进医学编辑、作者、相关医学专业领域的人员正确认识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学编辑的职业道德。

2.医学期刊编辑职业伦理的构建有利于促进医学期刊编辑对职业角色的定位

职业伦理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提出要求,是它的基本定位。把从业者视为按照职业来加以区分的特定的社会角色,并在此定位基础上对其权利与义务作出规定,这样来说,职业伦理其实就是角色伦理。作为角色伦理的职业伦理,必然要求明确依照职业来区分的每个社会角色的“名分”所在。“名分”可以看做是“名”与“分”的统一。医学编辑对职业角色的定位其实就是对这种“名分”的明确。对于医学编辑而言,名是医学编辑行业和岗位,分是医学编辑的职责和义务。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名分就是要求医学编辑须恪守医学编辑的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要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清晰的定位。确定医学编辑的角色伦理是医学编辑工作者确定自己工作定位,从而更好地开展工作的基础。只有将编辑人员的操守和自律意识,上升到职业伦理的层面,使它形成一种明确的编辑职业道德规范和准则,才会决定其道德实践的效果[3]。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的医学编辑真正职业化,真正把医学编辑工作作为一种有法可依、有德可依、有职业操守和职业伦理需要遵守的职业,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促进其职业及事业的发展,同时对其工作及其职业道德进行评价。超级秘书网

3.医学期刊编辑的职业伦理有利于医学编辑职业行为的标准化建设和医学期刊编辑的素质培养

一般认为,编辑工作是一种技术行为,然而随着社会及科学的发展,医学编辑的职业行为已不能单纯考虑技术的问题,这是对医学编辑的职业素养的要求。从医学编辑从事的组稿约稿、选稿定稿、审稿复审等各个日常行为中已经体现出对于伦理学的一种需求,针对医学编辑人员日常工作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学原则,有论者[4]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了这种需求的重要性。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这种需求要求医学编辑的日常工作行为既是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的统一,又是医学道德和编辑专业道德的统一,这种素养的要求是医学编辑职业化及其职业精神的体现,这就需要我们在医学编辑职业伦理的框架下使医学编辑职业行为进一步标准化,而这种标准化并不单纯是指操作规范那么简单,它取决于以社会责任感的编辑原则立场和独立思考精神等等为内容的职业核心。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另外,通过对医学编辑职业行为的标准化建设,对医学编辑职业伦理的认知,还有利于医学编辑的素质培养。编者的编辑过程在期刊操作中至关重要[5],医学编辑职业的特殊性和医学期刊编辑工作对于整个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会使编辑人员产生一种能维护其职业尊严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就是编辑职业道德所体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也正是职业伦理存在和构建的意义所在,更是医学期刊编辑的素质培养的核心。

〔参考文献〕

[1]赵一鸣.医学伦理学与期刊审稿和编辑工作[J].中华眼科杂志,2006,42(1):68-70.

[2]林君雄.编辑要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J].中国编辑,2007,6(1):26-29.

[3]陈阳凤,梅莉.中国编辑职业化考[J].出版发行研究,2000,16(5):29-30.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10篇

1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逐步走向逻辑与历史统一 的过程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所以能够作为考察一个具有 哲学特性的学科建构的根据，是因为人类所构建的任 何逻辑体系必须与人类认识史和人类发展史相统一才 可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所提供给中国医 学伦理学进步的基础和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医疗卫生实践伴随中国改革进程的加快而出 现的多方面前所未有的现象和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影响下的中国医疗卫生逐步脱离原有公益化道 路向市场化的迈进，导致诸如‘‘看病难，看病贵”等现 代新的医疗危机初现端倪；生命和健康受到由于社会 有限卫生资源不合理分配导致的不公平日益加剧；经 济利益强大的驱动力量导致的医师职业精神的缺失也 成为新形势下一种医疗行业的顽疾；科学主义和技术 主义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给医疗行业蒙上了一 层“医学非人学”的阴影，如此等等。二是生命科学和 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断产生与30年前的美国同 样的或者类似的生命伦理问题和难题，这些问题不仅 对医务界和生命科学界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冲击，而且 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生命道德和生命道德心理都带来不 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界过去只是在学术信 息和理论层面所了解的问题突然变成了身边不断涌现 的现实问题和难题，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界不能不去面 对。三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进程和法治进程的加快， 带来了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进步和权利意识的增强， 这种民主和权利意识从社会层面向医疗卫生领域的延 伸和演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患者自主意识、维权 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升，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标

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以及患者群体文化和道德素养的参差不齐，带来医患 关系不和谐局面的凸显。四是中国城乡、区域政治经 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卫生经济伦理问题大量出现。五 是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害事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 来的公众健康受损,公共健康伦理成为不可忽视的伦 理问题。六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的磕磕绊绊 和社会的漫长等待，让公众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助引发的管理层面和政策层面 的伦理问题突出。七是生命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进程 和速度的加快，带来的各类研究和试验对受试对象的 保护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甚至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引 发的对动植物生命关注的伦理问题，都成为生命伦理 学的课题。总而言之‘30年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 给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产生提供孕育和生长的条件。而 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 同样让社会产生了一种对医学道德的强烈需求，因为 当年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同样出现在今天的 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化的问题、现代医疗危机的问题、 医患关系的问题、临床医疗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 问题、医疗科研商业化的问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 等等。加上当代生命科学技术在中国医学领域的发展 和应用，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就显得异常突出和尖锐。 当然还要看到，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经 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其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包括当 年的美国社会在内的其他社会形态可能不会出现的新 问题，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医疗卫生 资源分配悬殊过大而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如果说30 年前的中国没有提供让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 上迅速成长和不断成熟的条件，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 不仅给中国医学伦理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课题和问 题，而且从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到整个学术环境和学 术氛围的不断优化，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未来也许没有 理由再把学科发展的责任推给历史。1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30年中，学科自身的演 化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不断探索医学伦理学 自身的逻辑结构和学科框架。尽管这个问题到现在还 是没有能够解决好，但是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积极努 力和大胆尝试,也许初衷并未是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 但是厘清了医学伦理学多方面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 念,对学科的基本建设不无裨益。二是研究方法呈多 样化发展态势。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研究 方法上呈单一化和简单化，一方面是深受马克思主义 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零散编译国外 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国外一些主要的观点和问 题，因为当时国外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同样起步不久,很 多学术成果尚在形成过程中，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162和思想尚不能系统和全面介绍。中国式的研究和对国 外相关思想的介绍构成当时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主 要方法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科发展过 程中，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医 学伦理和生命伦理问题曰益凸显，原有方法无法解释 和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加之国外学者的思想和 一些重要著作的系统翻译引进，在中国对该领域的研 究也不断扩展，多个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 这个学科的进展,根据个人兴趣和知识结构以及工作 环境而选择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开始进入多样化和系统 化的阶段。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学界因为研究方式选 择上的不同，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和学术共同体性的学 术性初期分化,从问题出发的研究开始形成一种学术 力量,特别是与国际学界联系密切的一些学者和组织， 完全采用与国外研究同步的方法，研究国内的问题和 力求解决国内的问题。也有学者注重理论层面的学科 基础性建设，大胆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思想基础 和寻求本体论承诺，将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学科得以 成立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根据的构建和探索上，这些学 者并没有完全脱离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试图 能够从区别于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思想的哲学根据的 中国思想传统中寻求思路与方法。

     中国医学伦理学研 究不断走向繁荣,也需要多种研究路径的选择和相互 间的协同与交流。三是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和不断深 化。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研究内容上 日益丰富和广泛，学科已经发展到可以用伦理视角和 医学道德尺度观察和衡量所有与生命和医学相关的问 题,从国家政策层面到个体的行为层面，从医疗卫生的 要素到医疗卫生行业内部运行，从精神、思想和理 论的形而上层面到医学伦理的可操作层面，医学伦理 学无不加以渗透和深入。

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30年成就 所认为的那样，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因为以下几个方 面的特性，可以被认为具有了初步的学科形态。一是 从对传统的医学与道德关系的关注，扩展为对医学与 伦理、生命与伦理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统摄在医 学伦理学这个学科概念下，而且力求建立逻辑自洽的 学理性的认识和知识体系。二是不断探索和试图形成 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力求建立一整套能够作为学科 体系的哲学、道德哲学支撑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形而上 的理念、精神和思想系统。从学科发展过程看，这种生 命伦理文化构建和理论上的终极承诺所获得的进步在 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程度。三是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一 直力求建立自身的伦理公理，并把这种公理用医学伦 理原则的形式通过学科体系表现出来，最大化地让原 则渗透到医学伦理学各层面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中 去。尽管这些原则构建更多的是移植和借鉴，但是对

完善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系统具有重要的过程性价 值。四是中国医学伦理学从没有放弃建立与形而上学 承诺统一起来的医学伦理学方法论的努力。但是因为 如前所述的形而上学承诺本身尚存差距，加之当代医 学伦理学关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研究重心向生命伦理 现实问题的下沉，方法论对层出不穷的具体研究方法 的统摄作用不断被突破，方法论的形成总是处在一个 过程之中而尚未构建成理论系统。五是中国医学伦理 学在发展中越发凸显其应用性，对医学及整个生命科 学领域现实、具体问题的审视和关注更加深入，涉及生 命科学和技术操作的诸多制度和规范越来越多地体现 出伦理精神，诸如伦理审查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等 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都是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学 科建设的肯定。此外，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间，这个 学科的教学已经在各级各类医学院校拥有了一定的学 科地位;学术组织、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学术刊物等 标志学科建设的社会性要素都不断成熟；医学伦理学 概念和医学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医学 界和生命科学界特别是有些具有人文情怀和哲学思想 的学者对这个学科的作用有了较强烈的认同感，媒体 能从医学伦理角度报道相关的新闻事件和典型个案； 公众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特别是有关案例通过各种信息 传播方式也开始有所了解和参与讨论。所有这一切都 表明,30年历史造就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已经基本上构 成了相对成熟的学科形态，1而这种相对的成熟,正是 逻辑与历史不断趋于统一的过程使然。

2中国医学伦理学界需要正视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如何衡量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成就这一问题本身就 需要讨论，因为这个学科是一个跨度大而涉及面广的 学科,可以设定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我们 可以因为这个学科是具有应用特性的学科，而从其对 医学发展的实际作用上衡量这个学科的成就如何；但 是又应该看到，医学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特性还决定了 对它的评价不能只是具体和实际作用上的，还应该正 视其思想和精神这个层面的无形价值和长远意义。 ‘‘因为医学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伦理文化、伦理精 神层面到自身的形而上学承诺，再到对现实生命伦理 问题的认识、判断和解决，空间跨度之大和历史纵深之 长，是很多学科无法比拟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 年,不断地将很多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赋予这个学 科，医学伦理学的哲学本性和应用特性,决定了这个学 科必须背负生命伦理理性和伦理精神构建的重任，也 要将这种形而上学承诺连接到可触摸的现实生命伦理 难题和问题上来。1 30年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术研 究成就和学科的社会和科学作用值得充分肯定,确有 很多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的成果问世，活跃在这个领 域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任何一点 贡献，学科发展史都会铭记。但是整体地分析中国医 学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必须承认还有太多不尽如人意 的方面。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条 件下，医学伦理学自身逻辑上需要调整和纠偏的一些问 题。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医学伦理学 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学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 寻找问题和原因以及思考未来发展的一些问题。

笔者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过这样几个方面的看法，概括起来说 就是三方面问题和四种能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研究 整体上视野受限、思维不够开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延续了沉淀在中国 医学伦理学界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果，以 及生命伦理学最初介绍引进时所形成的零散乃至碎片 化对待生命伦理学方式的惯性，导致中国医学伦理学 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和本土化特 征。甚至可以说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并没有能够形成一 种对这个学科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与定位。这与中 国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主体构成有直接的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有两种学术力量，一是没 有受到过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传统影响的哲学、伦理 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关 注，这些学者大多从事哲学、伦理学或者史学研究，他 们是因为自身的研究涉及生命伦理学或者研究兴趣偶 然转向这个领域，表现出对某些生命伦理问题的关注 和研究。这个群体分散于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或者研究 机构，绝大多数人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和生命伦 理领域的研究上。他们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形而上学的 层面,对生命伦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理论论 述和抽象地把握，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医学、生命科 学没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不具备与实践对象直接 接触的条件和能力。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完善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具有观念 的、精神的和理论的价值。再就是一批从中国医学伦 理学多年的学术共同体走来的学者们，很多人的医学、 生命科学背景以及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形成的思维局 限和惯性,使得他们极少关注生命伦理学这个概念之 外的任何背景知识和学术信息，他们拘泥于对生命伦 理学中具体问题的关注，不能将这些具体问题置于一 个广阔的社会、人文和哲学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他们 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们所掌握的生命伦理学构成的主 体要素和概念上。

其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只是作为学科而 没有跃升至文化层面加以认识和研究。 因此也就不能 确立其在中国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地位。所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把外来生命伦理文化与该领域的中国化或 者本土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 展和成就。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来并没有被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学界对知识性和学 理性的强调，弱化了对它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和地位，这 也是该领域研究视野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命 伦理学的文化特征决定了这个学科本土化研究是学科 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领域只有作为中国社会伦理文 化的构成才能完成学科的真正构建和从学科到社会作 用的真正发挥。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并不是没有 完全意识到，但是这个领域自身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 尚不足以以一种能够影响社会和科学的力量被社会和 科学技术领域认可，也没有足够能力在应有的文化层 面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与相关文化领域开展对话的能 力，导致社会整体文化对其认同上还有距离。

再次,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即思维方式缺陷和文化 层面研究缺失的直接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所形成的 带有较大惯性的“学术范式”对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 和学科教育等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讨论

    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 不是否定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成就；而是学界要清 楚地认识到学科发展还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问题，以便 确立起未来努力的方向。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 是一个走近而没有走进医学的学术状态，至少应该认 为还没有完全走进医学。 应该说走进医学是医学伦理 学的目的，但是走不进医学,不能把责任推给医学本身 的不接纳，还是要从医学伦理学自身几种对话能力不 足寻求原因。从学科或者从领域整体上说，中国医学 伦理学在学科建设上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对话能力上 的不足。一是缺少能够与哲学、伦理学进行直接对话 的能力。医学伦理学毕竟在出身上具有无法摆脱的哲 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血统，医学和整个生命科学领 域中的问题无论多么具体而微，只要具有道德诉求和 纳入医学伦理学视野，哲学就一定会通过与之相连的 胳带向它输送养分和提供‘‘生命”的支持。中国医学 伦理学在自身不能构建起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的情况 下,就必须学会与哲学和伦理学对话。与哲学的对话 本质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对话。二是欠缺流畅地与医学 直接对话的能力。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必须承认自己是 应用伦理学的构成部分。而应用伦理学只有把“应 用”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将自身的人文特性通过解决 实际问题体现出来，这个学科才有精神见之于现实的 实在价值。医学伦理学必须直面现实的医学和生命道 德问题并试图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 响，所以医学伦理学的这一实践追求使其在社会生活 中所发挥的作用，又与传统的伦理学相比不可同日而 语，已日益成为人们进行医学生活抉择的理智力量。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医疗机构，试验性医疗行为，医学伦理委员会，立法

医疗行为可简单概括为以疾病为目的的诊断治疗活动。但是，随着医疗技术的和民众生活观念的变化，上述传统定义已不能适应医学的发展和对患者保护的需要。在各大型，常常会使用危险与疗效均属未知（或国内首次使用）的新药物或新技术。实施这种医疗行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医学进步，而诊疗的目的居于次要地位，所以被称之为试验性医疗行为，或人体试验。

一、 医学伦理委员会设立宗旨和原则

医疗伦理委员会旨在妥善实施临床试验性检查和治疗，保障受试者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应主要适用于从事试验性医疗行为的三级医院（含专科医院）。国家应支持医疗机构的医学科研工作，鼓励试验性医疗行为在三级医院的实施。

二、 医学伦理委员会设置、审批与登记

（一）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设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医疗资源、医疗需求和现有医疗机构的分布状况，制定本行政区域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设置规划。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设置应符合以下条件：①医疗机构为三级医院；②医学伦理委员会至少包括两个以上专家组；③具有符合资质要求的专家；④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要求的其他条件。

具有上述条件的三级医院，可以自行成立本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不具上述条件的三级医院，可以在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协调下，有多家医疗机构共同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行为，由医院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多家医疗机构共同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由所审查事项涉及的医院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二）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批

申请设置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应当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文件：①设置申请书；②医学伦理委员会章程；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专家组设置及成员。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设置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审核结论。批准设置的，发给设置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书。不批准设置的，将审核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三）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登记

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对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登记以下主要事项：①医疗机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②医疗机构所有制形式；③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床位；④医疗机构注册资金；⑤医学伦理委员会章程；⑥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专家组设置；⑦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专家成员情况。医疗机构或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基本情况发生变化，必须在变化后30日内向原登记的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书，不得开展医学伦理审查工作。

三、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专家组

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应当依据医学伦理审查、专家委员学科专业的不同设置不同专家组，包括：药品审查专家组；医疗器械审查专家组；医疗技术审查专家组；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其他专家组。

医学伦理委员会专家组组成人数应为13人，专业应集中在临床医学、临床药学、医学伦、卫生法学和医学心理学涉及多学科专业的，其中主要学科专业的专家不得少于专家组成员的二分之一。在医学伦理委员会中，本院主管医疗科研副院长为主任委员，其余12位委员由医疗机构聘请医护专家7人及非医护专家5人担任。其中医护专家委员，由内科、外科、精神科、病理科或检验科、护理部专家担任。非医护专家委员，由院内或院外工作者、伦理专家、法学专家或社会贤达等担任。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12篇

带教教师方面因素部分带教教师本身的医学伦理学知识缺乏，伦理学敏感性不强，分析和解决伦理学问题能力较低，不能正确面对异性诊疗中的伦理难题，导致带教过程中出现消极性。另外，临床教学的个别教师潜意识里存在男生不适合从事妇产科工作的想法，再加上日益增加的患者投诉等的压力，使其对男生的临床教学重视不够。甚至有个别教师为了防范医疗纠纷，根本不让护生动手参与专科技术操作。这些现象对提高男医学生学习效果、增强男医学生的妇产科学习兴趣都是不利的。也有些带教老师自身就难以解决实习带教工作中出现的伦理问题，这也是医学伦理学教育缺失的一种表现。［8－9］

社会方面因素由于几千年传统思想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妇产科患者往往会拒绝男性医务人员。尤其是自2001年病人可自主选择医生后，患者、孕妇可择医、择护的权利意识加强，加上国家明确要求教学医院的教学必须优先考虑病人的权利，尊重病人的知情同意权，从而使男医学生在妇产科实践过程遇到的阻碍更大。［10］同时，病人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对自身疾病隐私的重视，使得医学和医学伦理学之间的对立更加明显，患者对男生存在排斥心理。如果沟通交流不够，有时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因为医患关系的紧张，医院及带教医师都不愿意因为学生实践而与患者发生纠纷，以致男医学生在妇产科获得实践动手机会就更少了。

开展实习前教育，引导男医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医学院校及带教单位需进行实习前教育，特别是对男医学生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要通过教育，使男学生明白，不能因为性别而选择职业，不管以后是否从事妇产工作，都应该珍惜学习机会。因为医学是一个整体科学，医学生必须具备“以人为本”的整体医学观，妇科病人只是整体的一部分，妇产科实习是提升今后工作能力的必经之路。［11－12］可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将临床中因缺乏妇产科知识而导致医疗事故的例子讲给学员听，使男学员认识到妇产科实习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其实习的积极性，进而解除其害羞、抗拒心理，为妇产科顺利实习打下基础。重视男性年轻医务人员(男性实习生)的职业心理的培养，使其能够以正确的心态面对将来工作中需要面对的女性患者，并且具备良好的职业认同感。同时，应该加强男医学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强化他们在妇产科实习中的伦理学敏感性，使其能够本着尊重患者权利的宗旨，正确面对诊疗中遇到的伦理问题，并依据医学伦理学原则进行处理;要教育男实习生本着“非邪恶、慈善、意志自由和公正”的原则，逐步增强他们对妇产科学的感性认知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加强学习，提高综合素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和社会舆论不是轻易能改变的，许多妇女都对男妇产科医师尤其是男实习医师存在难以接受的心理。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思想的逐步改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对男妇产科医生持接受态度，认为只要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能为其解除病痛，不论男女医生都能接受。男医学生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从自身入手，加强学习，提高实际操作能力，以良好的技术、优质的服务赢得患者的信任。可通过在模拟教具上练习、观看教学录像等途径，充分熟悉各种操作及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在实习中准确、轻柔、熟练地完成操作，并准确回答患者的疑问，用耐心、信心、爱心和丰富的知识赢得患者的信任与合作。此外，男医学生还应该积极学习与人沟通的能力，［13］主动和患者进行交流、沟通，用良好的沟通打消患者的顾虑，体现出准医生的道德风范。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13篇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

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新晨

参考文献

1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2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34

3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4李传俊、李本富.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与评价.医学教育[J]1995,(2)9~11

5张金忠.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效果的讨论.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3)27~28

6翁宗奕.医学院校必须把医学伦理学列为“两课”教学的重点来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5)20~21

7伍天章.新版医学伦理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8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14篇

由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制定的《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于2002年首先在我国高等医学院校试行，现已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献[1]。《要求》产生于现代医学伦理学观念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深入人心、而循证医学正迅速传播的医学变革时期，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要求》明确提出本科医学生的“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而医疗实践有赖于最新的有效的知识和信息。”根据《要求》的精神，笔者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从2009年5月开始尝试对在院实习医生进行循证医学教学的同时，阐述其内涵的现代医学伦理观念和临床意义，试图通过临床实习这种非正式的伦理学教育方式来强化医学生的伦理意识。在2010年实习医生进入临床的岗前教育中正式加入“循证医学及其伦理观”等专题讲座，使其在入科之前就植入“循证与伦理实习”的理念。

笔者所在医院实习医生分别来自青岛大学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潍坊医学院和泰山医学院等，虽然各院校教学内容不尽相同，但医学伦理学均是必修课。为了解实习医生对伦理学和循证医学的认知现状，入院培训时笔者针对性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医学伦理学淡忘者几乎为半数。进一步询问原因可知各医学院校的伦理学教育大都采用传统的、简单的、刻板的说教方式，学生普遍感到抽象而乏味，考试结束便束之高阁，进入临床的大多数实习医师对医学伦理学只停留在模糊的医德规范的概念上。对实习医生开展循证医学临床教学时阐述其医学伦理意义是一种教学尝试，对于刚入临床的实习医生，将伦理学与循证医学教育结合起来，有助于理解两者在医疗行为中的作用和价值。现从多方面论述这种结合的优势和意义。

1教学的支撑点——从临床实际剖析循证医学的伦理内涵

1.1从病人的角度和价值出发

循证医学从病人的角度和价值出发，客观地理解病人的内心感受和需求，主动维护病人的医疗选择权和决定权。这种仁爱之心和同理态度是医务从业者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医术进步所必需的精神动力。

1.2体现平等和公正原则

循证医学的信息交流体现了资源共享的平等和公正原则，有利于缩小现行医疗体制下不同级别的医院和不同水平从业者的差距。

1.3以试验数据为依据

循证医学强调以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数据为依据，最大程度地减少临床不确定性，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实现追求卓越的医德意愿。

1.4核心是为病人服务

循证医学的核心是为病人选择当前最新、最可靠、最合理的诊疗证据。减少医疗干预的失误，促进医疗决策科学化，以求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

1.5可使从业者自觉转变为追求终身教育

循证医学可使从业者由阶段性受教育者自觉转变为追寻终身教育，发挥出求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实现职业行为的最优化。“这也是当代医学道德进步即实现当代医学的道德本质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2]

2教学形式——提高了规格，有利于教学相长

循证医学从简单解决医疗问题上升为探讨伦理问题，或为了解决伦理问题而争论如何处理医疗问题。这种辅车相依的复杂现象在临床随处可见，也正是临床实习医师的困惑之一。多学科交叉尤其是循证依据和伦理依据的综合评述是现代医学的特征，也是临床教学的难点，需要临床教师有较高专业和医学哲学的素养，同样也要求学生迅速脱离单一的书本教育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嘉言懿行与学生的感悟会产生心灵上的互动，增强彼此的互信和对各自职责的承诺。

3教学内容——扩大了视野，贯通了伦理与医疗之桥

实习医生需要学会用“用道德价值和原则检验此范围内人的行为”[3]。密切联系实习场景所处的医患关系、医患心理及社会舆论等，但在淡忘或轻视的情况下，即使一如既往进行了入院前医德医风教育，大多数实习医生也不会将所学伦理学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将循证医学与伦理学并重地进行探讨，使现实中的价值判断和因果剖析更加丰富直观，笔者并不摒弃曾经的教材，相反，是让实习医师重温这些教材的重要概念，在老师的指导下主动结合临床现实，在实践循证医学中领悟其伦理蕴意，并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4教学方式——增加了授课的生动性

近年的本科实习医生基础知识扎实而联系实际不足，求知欲和自主意识均较强，面对择业、考研等竞争，学业上多有偏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教学活动会积极参与，对自认为重复性培训和低水平的讲座常采取抵制态度。如何让他们同时对两门看起来“无关又无用”课程感兴趣，甚至要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教师的态度和方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拮取和剖析循证医学和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并采用逻辑推理对两者进行链接，阐明其不可或缺的临床作用是本项教学的特征。一个拔新领异、鞭辟入里的讲坛才能激发好奇心，满足求知欲。实践循证医学的步骤是提出问题-查询证据-解决问题，在教学中笔者也循此方法，即“循证教学”，讲课中时常面对医疗措施提出针对性伦理问题，师生共同讨论。“教师在医德教育中的作用就是体现在其问题设计要击中矛盾的要害，并产生碰撞，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4]对初学者来说，临床伦理问题常常不能给出标准答案，教师只需把握住原则，重要的是实习医师在参与讨论医疗行为中的伦理问题过程中，完成了医学伦理意识的培养和医德素质的提升。

5教学效果——强调实用性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第15篇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超级秘书网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1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2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34

3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4李传俊、李本富.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与评价.医学教育[J]1995,(2)9~11

5张金忠.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效果的讨论.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3)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