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1篇

【摘 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实证研究显示：“90后”大学生的价值观更趋于多元、理性和务实，但同时存在功利性取向;在学习方面存在较多困扰，突出表现在学习动力不足、方法不得当、效率不高三个方面;在处理人际矛盾的技巧上存在一定困扰;恋爱动机健康，性观念日趋开放;自我悦纳程度较高，性格乐观;社会公众应以发展的眼光和理念观察理解“90后”，从发展的角度引导“90后”。

【关键词】 西农;“90后”大学生;思想道德;学习;人际交往;心理健康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以后，“90后”群体以主体的方式步入大学校园，同时意味着高校教育者的思想理念、教育方式以及引导策略等将受到全面的挑战。当前对“90后”大学生的评价，褒贬不一，且总体贬多于褒，多为成人经验建构的结果，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90后”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的特征刚刚显露，值得研究的空白很多，因此，任何随意的标签、定义，都是武断而轻率地结论。

“90后”大学生与前几代青少年相比，是成长环境最优越的一代，他们出生、成长在信息时代，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形成了新一代大学生独特的精神形象、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因此，评价“90后”的视角、立场也应有所改变，关注“90后”大学生发展，了解“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研究“90后”大学生引导策略，已成为各高校乃至整个社会的当务之急。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10月-2013年12月开展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思想动态滚动调查”。调查以网络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所用问卷采用量表式测量方法，在内容设计上分四个维度，包括思想道德、学习、人际交往与恋爱、心理健康等。调查对象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0级-2013级全体本科生，出生日期主要集中在1991年-1995年，涵盖农、理、工、经、管、文、法、哲、史、医、教育、艺术等12个学科领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参与调查的学生共计20312人，占学生总数的92.3%，问卷有效率为96.2%。调查所得数据通过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三、调查结果

1、“90后”大学生在思想道德方面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他们的价值观更趋于多元、理性和务实，但同时存在功利性取向;“知行脱节”现象较为普遍

调查结果显示，“90后”大学生普遍关注政治，政治立场坚定;他们拥护党的领导，对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充满信心;道德观清晰，思想活跃;关注和参与社会事件热情高，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83.7%的学生 表示“会积极争取入党”，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在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横向比较和同一年级的纵向对比中发现，持“支持或基本支持”的比例均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

价值观方面的调查显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人格是否高尚”、“能否干出一番事业”和“生活的舒适和安逸”四个方面成为大学生评判自身价值的最主要的取决因素;在入党动机方面，2010级以后，“追求理想和信念”的学生比例最高，其次是“增强就业竞争力或谋求仕途发展”。这些数据显示，“90后”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多元，更加理性和务实，同时也明显存在功利性取向。

“知行不一”现象客观存在，认知与实践的矛盾突出。例如，高达99.3%的学生认为“诚信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优秀品质”，而在“考试作弊的”态度中，却仅有65%左右的学生表示，自己对作弊现象“反感，从不作弊”，另有41.3%的学生“为了达到一些目的，会动摇讲诚信的信念”。

2、“90后”大学生在学习方面存在较多困扰，突出表现在“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方法不得当”和“学习效率不高”三大方面

连续四年的数据显示，不同年级大学生面临的最大困扰均为学习困扰，这种现象，在大一期间尤为突出。例如，37.3%的学生的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64.4%的学生认为进入大学后，自己在学习上“有点懈怠”或 “很懈怠”（以2013级学生为例），大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待加强;又如，大一期间认为自己“学习方法得当”的学生比例为46.7%，大二期间下降至40.5%，大三期间为69.2%，直到大四毕业，仍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学生认为自己大学期间“未能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以2010级学生为例）;更有69.8%的大学生认为“课堂学习效率不高”（全校平均）。

3、“90后“大学生对人际关系有清晰的认识，但在处理人际矛盾的技巧上存在一定困扰;恋爱动机健康，能以积极、正向的态度面对恋爱;性观念日趋开放，但缺乏必要的性保健知识

数据显示，99.5%的学生认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择友的角度呈现多元化，最注重朋友的内在素质和涵养，四个年级的学生择友最看重的三个方面为“道德品质”、“性格”和“处事作风”; 60.8%的新生“能换位思考，主动找对方化解矛盾”;34.7%的新生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待产生的问题”，但同时只有47%的学生表示自己“人际交往能力比较好”，72.6%的学生认为自己“缺乏人际交往的技巧”;60.5%的学生喜欢一个人的原因为“被对方的某些优点所吸引”，选择男女朋友最看重的依次是人品、性格、能力、兴趣爱好等内在素质;在大一时期即有过恋爱经历的学生比例为42.9%，而大四学生比例则上升到66.1%;明确反对“婚前同居”的学生比例逐年下降，而了解相关的性保健如“怀孕”、“避孕”等知识的学生比例不足一半。

4、“90后”大学生有积极的心理感受和较高的自我满意度;同学朋友等同龄人是“90后”最信任和影响最大的群体;面对心理困扰会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方式;大一期间适应不良的现象普遍存在

90.6%的学生对未来“充满希望，有信心应对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91.2%的学生对自己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65.9%的学生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其“大学同学或朋友”，遭遇各类困扰时求助的首选对象是同龄人，其比例为远高于“辅导员、班主任”、“父母等家庭成员”和“任课教师”等;94.3%的学生认为心理咨询是一种积极的解决心理困扰的办法，在大学期间，约有10.8%的学生有过心理咨询的经历，1.1%的学生有过3次及以上的咨询，另有51%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心理调适能力在大学期间“大幅提升”;44.6%的学生认为“有所提升”;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未能及时树立大学新目标，“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是大一新生普遍面临的问题，大一学生最希望得到师长的支持和指导。

四、结论与讨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思想行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90后”大学生在思想道德、学习、人际、心理健康等诸多方面，均显示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尽管他们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不成熟之处，但并不能改变其核心特征：“90后”大学生，属于健康成长、积极发展的一代青少年。

1、“90后”大学生认同主流价值，但价值观更加多元，思想更为自由

针对网络和媒体宣扬的少数“90后”大学生争议性事件，社会主流文化对“90后”大学生的批评和质疑从未间断，研究结果证实：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具有国家意识，认同社会主流价值。“90后”大学生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一代人，他们的成长历程与中国崛起的过程相互交叠，对国家有较强的认同感;同时，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平台，他们享受了比中国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要丰富的物质、精神文化，从而形成了更加多元和矛盾的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展现出个性独立、崇尚自我的精神形象，而这些，与社会公众对“90后”的角色期望出现了差异，导致一些社会公众对“90后”大学生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2、“90后”大学生观念更开放，个性更独立，行为更自主

新媒体的发展，使得“90后”大学生接受信息和知识的渠道更加广阔，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远远超过上几代人，调查显示，68.7%的大学生平时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为“上网”，传统的家庭和校园教育只是他们了解社会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他们可以更加主动的猎取海量信息，并自由的进行甄别和判断，对各种问题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和评判标准，认识和思考问题也越来越具有批判精神;同时，“90后”大学生的家长多为“60后”甚至“70后”，他们为子女营造了相对更加开明和自由的成长环境，在整体比较宽松的社会氛围里，造就了“90后”大学生更加独立的个性特点，更为自主的行为方式。

3、“90后”大学生自我悦纳程度较高，性格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

他们普遍对自我的满意度较高，拥有更积极的心理感受，这与他们所成长的环境是紧密相连的。“90后”大学生成长的大背景，是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形象和地位极大提升等诸多积极的社会环境，他们拥有更多更优质的教育机会，“90后”大学生拥有更为健康、稳定、快乐的成长条件，在物质和亲情上，他们都获得了较高的满足度和关注度，使得他们普遍幸福感较强，无论是对自身能力还是自我价值，均表现出较高的自信。

我们不能忽略“90后”大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正处于人生的关键阶段，无论是心理成长还是人格完善都需要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对于“90后”大学生呈现的各种问题，可以用“发展”这一概念充分解释，是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要发展就一定会有矛盾，有矛盾就必定会有问题，如调查中反映的“知行脱节”、“学业的困惑”、“适应不良”以及“人际和恋爱的困扰”，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和“90后”，用发展的理念去理解“90后”，从发展的角度来引导“90后”，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人生的关键时期;更应该放大到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解读“90后”，他们才是未来的引领者，“90后”大学生，也终将与“80后”、“70后”大学生一样，被大众所认可，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万美容，曾兰.“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其引导策略[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8.

[2] 王丽君.“90后”大学生价值观状况调查与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1.2.

[3] 潘红霞.“90后”大学生道德认同现状与应对举措[J].中国青年研究，2014.6.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2篇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市内初中三个年级段，共288人参加个性问卷调查，年龄范围13～15岁。

（二）研究工具

EPQ的少年式，适用于7～15岁的少年儿童。E分量表测量内外向维度；N分量表测量情绪稳定性；P分量表测量社会适应性维度；L分量表测定被试做答的掩饰性。结合E、N分量表可以测得气质类型。

二、调查结果

EPQ测试以班为单位进行，并以班级为单位提供结果。测查班级中，初一（3）班在年级学习成绩、班级活动等的排名均处于中等水平，被确定为实验班。以下测试结果以初一（3）班为例。

（一）E分量表总体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20%的学生内向，安静、保守，倾向于做事前有计划，瞻前顾后，不凭一时冲动。42%的学生外向，爱交际，渴望兴奋的事，易冲动，回答问题迅速，随和、乐观，喜动不喜静。38%的学生兼具了内向和外向的一些特点，有时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文静，有时也比较活泼。

（二）N分量表总体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44%的学生情绪较为稳定，易平复情绪；56%的学生情绪不稳定，易焦虑、紧张，好抱不平，情绪不易平复。

（三）P分量表总体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38%的学生关心他人，富有同情心，人际适应良好；62%的学生倔强、孤独，不求实际，好挑衅。

（四）结合E、N量表的气质总体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学生中胆汁质42%，多血质38%，粘液质8%，抑郁质12%。

三、实施班级管理措施

（一）运用成长记录袋

根据学生性别、学习记录、个性特点、身体素质、爱好特长等建立和完善了学生的成长记录袋。这便于班主任全面了解学生和研究学生，及时反思自己，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把握好学生的思想倾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帮助，真正将班级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收到良好的效果。

完善并正确运用成长记录袋是新课改所倡导的对学生的评价方法，因此，它必然地成为班级管理工作的中心。

（二）成立班级管理合作小组

根据学生个性特点、性别、学习记录、身体素质、爱好特长等，进行分组。大体遵从E量表（1内向、2外向、2兼内外向）；P/N量表（2低分、3高分）；气质分布（2胆汁质、2多血质、1个粘液质或抑郁质），再兼顾学生的性别、学习记录、身体素质、爱好特长等，将5人分成一组，从而让这些异质的小组成员在合作管理中相互激发，各展其长，彼此受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性格。

正如新课标中说的，“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学生交流与合作不单是检验、纠正和完善自我的途径，也是培养学生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和倾听别人意见的重要渠道。

（三）实行小组合作学习，全员管理制度

以班级管理小组为基础，建立学习和管理公平竞争机制。实行小组内评定层次法，组与组之间展开竞赛。这样，小组内的每个人都积极合作，为自己所属的小组赢得荣誉，从而使每一名学生在不同高度的起跑线上竞赛，都受到激励，在合作中找到了自信，不断完善自己。进行“人人爱集体，争做主人翁”活动，使每名学生树立参与意识、管理意识和服务意识，增强自理、自立和自治能力，成为班集体的主人。

（四）班主任工作要求

1. 坚持对“好学生”和“后进生”一视同仁。在处理班级事务时，坚持对“好学生”和“后进生”应使用一个标准，尤其是奖惩方面。一般好学生易得偏爱，后进生易受偏见，所以班主任一定要处事公允，要一碗水端平，否则会助长好学生的坏习惯，压抑后进生的上进心。对好学生和后进生的错误和缺点一视同仁，会赢得学生的尊敬和信任，扭转班风。

2. 人人参与班级管理的各项活动，尊重每个学生。班主任首先要尊重每个学生，在课余时间里要积极深入到学生中，与他们一起交谈、游戏、活动，成为学生的朋友。其次，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班级管理的各项活动，让学生人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绝无局外之人，都有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集体活动，如让学生自己设计班旗、班标、美化自己的班级，创设自己的评比台。发动全班同学献计献策，再结合老师的见解，取得共识，大家共同制定和执行。再次，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竞赛活动，通过参赛，增强大家的集体观念和竞争意识。

3. 充分调动和运用学生家庭的力量参与班级管理。学校的职能是毋庸置疑的，家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平时的生活基本是学校和家庭两部分的衔接。经常与家长联系，尤其是借助于电话这一快捷的通讯工具，可以及时交换学生的有关信息，让学生家长积极参与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支持班级工作。充分调动和运用家庭的力量参与班级管理，可以提高班级管理工作的成效。

四、取得的成效

（一）班级日常管理效能明显提升

在学校组织的班级日常管理评比中，班级考勤、早自习、广播操、仪表、环境卫生、文明休息、爱护公物、黑板报、课外活动等方面的综合排名明显提升，成为年级进步最显著班集体，连续两学期荣获校优秀班集体荣誉称号。

（二）学生对班集体满意度明显上升

由开始时的很满意84%，满意16%，到一学期后的很满意98%，满意2%，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个充满阳光、积极上进，同学关系融洽，每个学生都为能成为班级的一员而感到荣耀。家长们一致的反应是遇到了认真负责的好班主任。

五、适应学生个性特点的班集体建设需注意的问题

（一）必须结合班级实际，创造出自己的特色。不同的班级有不同的特点，在开展班级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结合班级实际来进行。

（二）班级文化建设需要社会的榜样支持，学校的活动支持，家长的教育同步支持，形成教育合力。

（三）班主任及任课教师的“言传身教”对于班级文化建设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应充分发挥教师群体文化的导向作用。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3篇

为此，课题组对湖北省内位于武汉、黄冈、宜昌市内的三所高中的在校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10份，回收195份，其中有效问卷185份，问卷回收率为92.86%，有效率为94.87%。此次调研的学校都位于市区，主要学生群体也来自于学校所在市区，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行为是思想的外在表现，他们具有丰富的内容和一定的结构。本次调查，我们参考万美容教授等人制定的《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研究问卷》，将思想行为分为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度，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人生态度和人生选择三个维度，设计了32个项目展开调查，然后利用spss21.0进行数据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一、政治关注度高，但政治认同感尚待提升

数据显示，城市高中生对政治的关注度较高，比较关注时事政治。在校园网上或者的信息中，对校园新闻（16.63%）、时政社会新闻（13.5%）的关注度仅低于通知公告（22.43%）和学术信息（13.78%）。他们对“出现的重大问题或者社会热点问题”，选择“与同学私下讨论”、“网上转帖、转发微博，关注但不发表意见”、“上网发帖或跟帖讨论”、“可能的话，会赶往现场”分别有51.9%、41.6%、20%、5.4%。这表明城市高中生平时对时政等关注度高，发表关注的方式比较理性，能够采用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可能的原因是家长的耳提面命和教师的教育有关，也可能与学业压力重，无暇思考过多有关。

只有44.9%的同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根本指导作用”，仅19.7%的同学认为“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对“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把自身建设搞好”观点持赞同意见的也只有58.4%;而对这三种说法持“说不清楚”意见的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35.1%、37.8%、24.9%（见表1）。这表明城市高中生的政治认同感不高，存在理想信念模糊的现象。在问及“你信仰什么”的问题中，选择“科学”、“自己”、“马克思主义”的频率分别为107、106、10。这充分说明了当前城市高中生的信仰多元化，复杂化，高中生德育问题没有取得很好的实效性，理想信念教育存在偏差，政治认同感尚待提升。这也可能与城市高中生能接触网络和大量的外界信息，受到西方势力的挑唆和不良宣传的影响。

表1 城市高中生政治认同感状况

很不同意 不大同意 说不清楚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仍然有根本指导作用 5.9% 14.6% 34.6% 34.6% 10.3%

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15.1% 17.3% 37.8% 23.2% 6.5%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把自身建设搞好 6.5% 10.3% 24.9% 40.4% 18.4%

二、主流价值观认同度高，但道德行为水平尚待提升

调查显示，城市高中生分别有70.2%、86.5%、57.2%、89.2%、68.7%的学生认同“利益冲突时，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爱国不需要理由，但需要文明理性”、“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更好地发展”、“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高中生应该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见表2）。这说明了湖北的城市高中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等道德原则有着较高的认同与支持度。这可能是因为高中教学与管理中强调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等方面内容，也与当前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表2 城市高中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状况

很不同意 不大同意 说不清楚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利益冲突时，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4.3% 11.4% 14.1% 37.8% 32.4%

爱国不需要理由，但需要文明理性 3.8% 2.2% 7.6% 24.3% 62.2%

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更好的发展 3.8% 20.0% 18.9% 28.6% 28.6%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3.2% 1.6% 5.9% 27.6% 61.6%

高中生应该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3.8% 8.1% 19.5% 41.1% 27.6%

虽然城市高中生大都认同主流价值观，但是在道德行为水平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根据笔者日常调查发现，大多学生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但在现实情境中因为担心自己被骗，而陷入两难境地，比如“不管是否有旁证，看到老人摔倒都会主动上前搀扶”有63.3%的学生选择“不会”或者“不清楚”。但是在特定的突发情境且不损害自己的利益时，约73.5%、81.0%、73.3%、63.3%的城市高中生对“如果遇到歹徒行凶，自己一般不会挺身而出”、“自己在考试中偶尔也会作弊”、“在公交车上看到小偷行窃，自己会选择少管闲事”。这正说明了高中生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之中，虽然形成了较为正确的道德认知，但缺乏对行为的指导力。

三、自我评价较高，但对同辈群体评价尚待提升

城市高中生大多为独生子女，家庭条件良好，形成了比较高的自我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高中生对自己的思想素质和综合素质的评价对相对较好（采用likert等级计分法，分为“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很好”，分别计1～5分，平均得分在3.25～4.08之间，见图1），自我评价较高，人生态度较为积极乐观。在问及“哪些情况会影响到你对‘诚信’的坚持”时，46.5%的学生选择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会影响到自己对”诚信“的坚持。

图1 城市高中生自我评价状况

虽然对自己的评价比较高，但对同辈群体的评价却不见得如此高。超过四成的学生认同当前城市高中生“自我中心，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40.5%）、“个性张扬，追求新鲜，标新立异”（56.8%）、“很多事情上都’无所谓‘，没有明确标准”（48.1%）、“只是吩咐，素质较高，但行动能力较差”（41.1%）、“喜欢要求别人，但自己却做不到”（43.2%）、“不满足于无聊的生活和现状，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58.9%）。结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城市高中生的自我感觉良好，但同辈群体交往还有所欠缺。且调查发现，50.1%的学生认同“自己的言行会受身边朋友的影响”，自己的思想行为受到“周边人的示范”的影响也位于思想行为影响因素的第一位。这说明，城市高中生迫切需要增加同辈交往能力，而德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朋辈教育。

四、网络参与度高，但网络参与内容有待改善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4篇

摘要:会计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精确的计量科学，固然不能直接套用自然科学的那一套研究思路进行分析，它有其本身的特点。因此，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特点、优缺点的互补性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以会计研究方法的发展现状作为现实依据，阐述了会计研究方法体系的“双轨制”改革的观点，希望能使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能有更好的发展与转变。

关键词: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双轨制;会计;研究方法

当前，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自然科学中惯常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会计领域，认为会计科研方法的改革时代到来了，实证研究有望替代规范研究在会计界的研究方法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显然忽视了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环境的适用性。会计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精确的计量科学，固然不能直接套用自然科学的那一套研究思路进行分析，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任何研究会计学的方法都要从会计这一社会科学的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认为:会计随着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那些已经经历了经济环境等要素冲击、检验，并在实务中得到保留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在现行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规范研究虽然是一种传统的方法，但会计主体运用规范法成功的构建了会计概念、准则、制度等一系列理论，规范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体系，它的这种基础地位是在实践中不断证实的，是不可动摇的。实证研究作为从自然科学中引用过来的方法，自然有其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作为一种新型的方法，它的引进能促进会计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完善。本文从两法的特点、优缺点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剖析现行方法体系，认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应发挥两法的优势和作用，进行会计研究方法体系的“双轨制”改革，实现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有机的深入融合。

一、两种研究方法的特点互补分析

(一)研究资料的文字性和数量性的对比

首先，相比规范法通过价值判断得出文字性的研究成果的特点，实证法研究资料的数量性决定了研究过程的精确性。事物具有量和质两方面的特征，缺一不可。质是区别于他物的根本，忽视对质的研究，使人容易忘却被数量掩盖起来的

会计客体的实质内容，也就是忽视对事物的根本矛盾的研究，只有达到一定的质变，方能促进会计研究的根本性的发展;但没有量的一定积累，质的存在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实证性的研究为会计理论质的突破奠定了基础。另外，这种文字性和数量性在另一种程度上也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互补。

(二)研究观点的系统性和研究结论的概括性

规范法充分的利用了系统论的观点，承认会计科研客体是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要研究会计活动，就必须把会计科研客体放到社会诸环境中进行考虑，这样，才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掌握会计科研客体的全貌;而实证法研究结论非常具有概括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实证研究能够对科研客体已有的量化资料进行高度的概括，为价值判断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

(三)研究方法的传统性和数量科学性

会计科研规范法是会计科研主体长期以来使用的方法。我们称规范法具有传统性，并不是指它是一成不变的，相反，规范法正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也只有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规范法才有可能在会计长期的科研过程中处于基础方法体系地位而不动摇。而实证法沿袭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具体研究对象是符合统计资料的数量较大的随机样本，资料收集方法是具有统计科学意义的问卷调查、统计抽样，具体研究程序是符合逻辑的实证科学程序，整个运算过程都有相当大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可以说，实证法的引入为会计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分析

(一)规范法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性和实证法研究结果的精确性

规范法通过揭示规律，充足完善会计理论和经济秩序，并进行价值判断制定出的规范准则制度等可以很好的指导会计实践并接受会计实践的检验;实证法以数学模型为主要研究手段，以统计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借助计算机进行会计数据处理，有助于精确描述会计研究对象，符合会计研究的基本任务和内在要求。

(二)规范法的深层次了解性和实证法的会计预测性

规范研究者通过深入现场，进行现场考察访谈和记录，可以了解到科研客体表面上未表现出来的内涵，有助于了解会计科研客体的深层次内涵和特征;而实证法能够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仅凭直觉感悟和经验判断所难于发现或不能发现的会计规律，有助于实施有效的会计预测。

(三)规范法研究结论较强的针对性和实证法的研究对象的简化性

规范法的研究起点不同于实证法，不是事先提出有利于研究的假设条件，而是从现实出发，提出问题(也即确立课题)，然后再搜集资料整理分析，这更加符合当期的实际情况，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较强的针对性;而实证研究简化研究对象的复杂因果关系，把探求因果关系作为理论推演的必要条件，就是说，在研究未展开之前，要求研究者事先确定研究对象中某些自变量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程度和变化取向，该种方法仍然要求研究者制造一种环境，将那些无关的因素用控制手段加以排除，从而把所认定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显示出来，它这种人为构筑研究环境直接干预客观实在的做法对研究结果容易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研究中难免出现过于简化会计研究对象背后隐藏的复杂因果关系，这就需要后期运用规范法对其进行价值判断。

(四)规范法和实证法的认识继承性

规范法所强调的是世界应该是如何运行的，相应的，实证法强调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规范理论能帮助我们在实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判断。认识论认为任何一个具体的认识只是对整个世界一个层次的认识、一个方面的认识、一个发展阶段的认识。因此，人们应当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认识、扩展认识、把认识向前推移，因此有必要将两法结合，运用规范法将实证法的具体认识进行深化扩展，由具体到抽象，达到认识的高级阶段。当然，如果“是如何”不能为“应如何”的会计研究进行价值判断，则该会计研究要么是在玩“数字游戏”，要么是在“哗众取宠”，这种所谓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就只能束之高阁。

三、会计研究方法体系的“双轨制”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大部分是运用规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很少，使得会计理论容易走向纯粹逻辑演绎推理的道路，并非从实践中来并接受实践经验的检验。而现阶段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趋势，只是以模仿英美实证研究的模型和文章格式为主，创新性很少，能够捕捉中国自己独特环境因素的研究也不多。纵观历史，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实际上是走了两个极端: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规范研究为主，将对数学模型定量分析的方法排斥在主流研究之外;90年代之后，受西方会计学者的影响，会计研究走向另一个极端，会计研究者盲目地模仿西方实证研究方法，直接套用西方的成熟的实证方法来解决我国的现实，根本没有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不符合我国社会现实的假设，得出与我国现实没有联系的“成果”，最终导致“只见枝叶，不见树木”。

本文认为，应该对现行会计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必要的双轨制改革。所谓“双轨制”改革(“双轨制改革”一词借鉴于杨素昌，肖泽忠的研究成果《试论中国国家审计双轨制体制改革》，文中针对我国国家审计改革现状提出了双轨制的思想，本文将此思想应用于会计领域)，即在会计理论的初级研究阶段，侧重于实证性，力求客观与精确，而在第二阶段—制定和指导会计准则阶段，侧重于运用规范法进行价值判断，以求被社会接受和认可，进而接受实践的检验，得到新的完善和发展。

(一)双轨制改革的思想基础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初具规模，资本市场不完善，实体经济占主流，这就需要国家会计研究人员制定出适合我国各方面发展不完善这一特点的研究方法体系，找到适应我国环境的平衡点，而不是简单的照搬或摒弃，更不能直接由规范研究突兀的过渡到实证研究阶段。当然这种平衡也不是简单的对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中立或者组合，而应是一种深入的融合。虽然现阶段能真正建立在中国经济、政治、人文环境下的实证研究不多，但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谈论去留哪种研究方法还为时过早，所以有必要让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齐头并进，为中国的会计理论共同做出贡献。 “双轨制”的改革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将研究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另一方面充分的发挥了两种方法各自的优点，没有偏颇，既保证了客观精确性，又保证了价值主观性，在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入实证研究方法，不再存在理论和实务的脱节现象，为整个会计理论大厦奠定了实践经验的基石。

(二)双轨制改革的现实可行性

虽然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很完善，但是它的迅猛发展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证法的运用提供的生存的土壤，在认识的初级阶段，主张运用实证研究，而现实中数据库的建立为实证研究提供了资料保证，计算机等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的运用和普及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然而，由于法规不健全，可利用的资料较为匮乏，只能用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和实地研究等方法进行初步的研究，具体其他实证方法的运用还有待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认识的高级阶段，需要加入规范研究的价值判断，从道德的、文化的或者其他立场、观点对社会事实的可接受性或不可接受性做出实际的评价，从而才能为社会所认可，达到所研究的会计理论结果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R L 瓦茨，J L 齐默尔曼，陈少华.实证会计理论[M].黄世忠，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 威廉 R 斯科特.财务会计理论[M].陈汉文，夏文贤，陈靖，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3] 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4] 周忠惠.会计研究方法论[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5] 李孝林.会计基本理论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

[6] 于玉林，李端生.会计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7] 万晓文.现代会计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双轨制;会计;研究方法

 

当前,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自然科学中惯常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会计领域,认为会计科研方法的改革时代到来了,实证研究有望替代规范研究在会计界的研究方法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显然忽视了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环境的适用性。会计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精确的计量科学,固然不能直接套用自然科学的那一套研究思路进行分析,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任何研究会计学的方法都要从会计这一社会科学的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认为:会计随着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那些已经经历了经济环境等要素冲击、检验,并在实务中得到保留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在现行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规范研究虽然是一种传统的方法,但会计主体运用规范法成功的构建了会计概念、准则、制度等一系列理论,规范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体系,它的这种基础地位是在实践中不断证实的,是不可动摇的。实证研究作为从自然科学中引用过来的方法,自然有其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作为一种新型的方法,它的引进能促进会计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完善。本文从两法的特点、优缺点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剖析现行方法体系,认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应发挥两法的优势和作用,进行会计研究方法体系的“双轨制”改革,实现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有机的深入融合。

一、两种研究方法的特点互补分析

(一)研究资料的文字性和数量性的对比

首先,相比规范法通过价值判断得出文字性的研究成果的特点,实证法研究资料的数量性决定了研究过程的精确性。事物具有量和质两方面的特征,缺一不可。质是区别于他物的根本,忽视对质的研究,使人容易忘却被数量掩盖起来的

会计客体的实质内容,也就是忽视对事物的根本矛盾的研究,只有达到一定的质变,方能促进会计研究的根本性的发展;但没有量的一定积累,质的存在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实证性的研究为会计理论质的突破奠定了基础。另外,这种文字性和数量性在另一种程度上也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互补。

(二)研究观点的系统性和研究结论的概括性

规范法充分的利用了系统论的观点,承认会计科研客体是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要研究会计活动,就必须把会计科研客体放到社会诸环境中进行考虑,这样,才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掌握会计科研客体的全貌;而实证法研究结论非常具有概括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实证研究能够对科研客体已有的量化资料进行高度的概括,为价值判断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

(三)研究方法的传统性和数量科学性

会计科研规范法是会计科研主体长期以来使用的方法。我们称规范法具有传统性,并不是指它是一成不变的,相反,规范法正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也只有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规范法才有可能在会计长期的科研过程中处于基础方法体系地位而不动摇。而实证法沿袭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具体研究对象是符合统计资料的数量较大的随机样本,资料收集方法是具有统计科学意义的问卷调查、统计抽样,具体研究程序是符合逻辑的实证科学程序,整个运算过程都有相当大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可以说,实证法的引入为会计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分析

(一)规范法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性和实证法研究结果的精确性

规范法通过揭示规律,充足完善会计理论和经济秩序,并进行价值判断制定出的规范准则制度等可以很好的指导会计实践并接受会计实践的检验;实证法以数学模型为主要研究手段,以统计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借助计算机进行会计数据处理,有助于精确描述会计研究对象,符合会计研究的基本任务和内在要求。

(二)规范法的深层次了解性和实证法的会计预测性

规范研究者通过深入现场,进行现场考察访谈和记录,可以了解到科研客体表面上未表现出来的内涵,有助于了解会计科研客体的深层次内涵和特征;而实证法能够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仅凭直觉感悟和经验判断所难于发现或不能发现的会计规律,有助于实施有效的会计预测。

(三)规范法研究结论较强的针对性和实证法的研究对象的简化性

规范法的研究起点不同于实证法,不是事先提出有利于研究的假设条件,而是从现实出发,提出问题(也即确立课题),然后再搜集资料整理分析,这更加符合当期的实际情况,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较强的针对性;而实证研究简化研究对象的复杂因果关系,把探求因果关系作为理论推演的必要条件,就是说,在研究未展开之前,要求研究者事先确定研究对象中某些自变量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程度和变化取向,该种方法仍然要求研究者制造一种环境,将那些无关的因素用控制手段加以排除,从而把所认定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显示出来,它这种人为构筑研究环境直接干预客观实在的做法对研究结果容易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研究中难免出现过于简化会计研究对象背后隐藏的复杂因果关系,这就需要后期运用规范法对其进行价值判断。

(四)规范法和实证法的认识继承性

规范法所强调的是世界应该是如何运行的,相应的,实证法强调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规范理论能帮助我们在实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判断。认识论认为任何一个具体的认识只是对整个世界一个层次的认识、一个方面的认识、一个发展阶段的认识。因此,人们应当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认识、扩展认识、把认识向前推移,因此有必要将两法结合,运用规范法将实证法的具体认识进行深化扩展,由具体到抽象,达到认识的高级阶段。当然,如果“是如何”不能为“应如何”的会计研究进行价值判断,则该会计研究要么是在玩“数字游戏”,要么是在“哗众取宠”,这种所谓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就只能束之高阁。

三、会计研究方法体系的“双轨制”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大部分是运用规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很少,使得会计理论容易走向纯粹逻辑演绎推理的道路,并非从实践中来并接受实践经验的检验。而现阶段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趋势,只是以模仿英美实证研究的模型和文章格式为主,创新性很少,能够捕捉中国自己独特环境因素的研究也不多。纵观历史,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实际上是走了两个极端: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规范研究为主,将对数学模型定量分析的方法排斥在主流研究之外;90年代之后,受西方会计学者的影响,会计研究走向另一个极端,会计研究者盲目地模仿西方实证研究方法,直接套用西方的成熟的实证方法来解决我国的现实,根本没有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不符合我国社会现实的假设,得出与我国现实没有联系的“成果”,最终导致“只见枝叶,不见树木”。

本文认为,应该对现行会计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必要的双轨制改革。所谓“双轨制”改革(“双轨制改革”一词借鉴于杨素昌,肖泽忠的研究成果《试论中国国家审计双轨制体制改革》,文中针对我国国家审计改革现状提出了双轨制的思想,本文将此思想应用于会计领域),即在会计理论的初级研究阶段,侧重于实证性,力求客观与精确,而在第二阶段—制定和指导会计准则阶段,侧重于运用规范法进行价值判断,以求被社会接受和认可,进而接受实践的检验,得到新的完善和发展。

(一)双轨制改革的思想基础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初具规模,资本市场不完善,实体经济占主流,这就需要国家会计研究人员制定出适合我国各方面发展不完善这一特点的研究方法体系,找到适应我国环境的平衡点,而不是简单的照搬或摒弃,更不能直接由规范研究突兀的过渡到实证研究阶段。当然这种平衡也不是简单的对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中立或者组合,而应是一种深入的融合。虽然现阶段能真正建立在中国经济、政治、人文环境下的实证研究不多,但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谈论去留哪种研究方法还为时过早,所以有必要让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齐头并进,为中国的会计理论共同做出贡献。 “双轨制”的改革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将研究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另一方面充分的发挥了两种方法各自的优点,没有偏颇,既保证了客观精确性,又保证了价值主观性,在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入实证研究方法,不再存在理论和实务的脱节现象,为整个会计理论大厦奠定了实践经验的基石。

(二)双轨制改革的现实可行性

虽然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很完善,但是它的迅猛发展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证法的运用提供的生存的土壤,在认识的初级阶段,主张运用实证研究,而现实中数据库的建立为实证研究提供了资料保证,计算机等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的运用和普及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然而,由于法规不健全,可利用的资料较为匮乏,只能用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和实地研究等方法进行初步的研究,具体其他实证方法的运用还有待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认识的高级阶段,需要加入规范研究的价值判断,从道德的、文化的或者其他立场、观点对社会事实的可接受性或不可接受性做出实际的评价,从而才能为社会所认可,达到所研究的会计理论结果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r l 瓦茨,j l 齐默尔曼,陈少华.实证会计理论[m].黄世忠,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 威廉 r 斯科特.财务会计理论[m].陈汉文,夏文贤,陈靖,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3] 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4] 周忠惠.会计研究方法论[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5] 李孝林.会计基本理论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

[6] 于玉林,李端生.会计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7] 万晓文.现代会计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证据法学 事实信息理论 发展历程 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郑中臣，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方向：物证技术学。

一、英美证据法学的发展与新证据法学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之后，相关研究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由证据规则转变为证明过程。围绕“借助证据证明事实”展开理论研究，近代欧美证据法学产生了社会心理学派、比较法学派、现实主义等学派。这也为证据法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密西根大学伦伯特教授在《新证据学》一文中提出了“新证据学派”这一术语。数学、哲学、心理学等法律学科外的学科融入到法学领域中，为法律提供了相关指导。另外，其他学科领域专家开始重视法律证明推理过程，特别是法律语境中出现的关于概率推理本质的一系列争论。伦伯特将其称之为“新证据学”。

分析英美证据法学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可以发现，证据法学的研究重心逐渐由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转变为证明过程研究方面，具体体现在下面两点。

（一）由证明规则转向为证明过程

传统意义上的英美证据法学关注的重点依旧是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相对而言，对于证明过程的研究却很少。以吉尔伯特为研究开端，根据证据种类的不同，将其按照盖然性程度进行排列，构成形式化的等级结构，从而形成了最佳证据规则层级制度。

19世纪是证据法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该时间段内获得了稳定的发展，斯蒂芬的研究《证据法摘要》中，通过将关于证据的一些问题与其他部门法进行分离，基于其相关性，也就是“关联性原则”建立起较为紧凑而完善的证据法研究理论体系。1874年塞耶就任哈佛大学预示着证据法学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一阶段，传统英美证据法学模式基本形成。塞耶在他的论著《普通法证据导论》中，高度扼要的概括了证据法的内容体系：基于政策有效形成的否定性规范与排除技术规则，这一论述成为英美证据法中阐述证据可采性的重要表述。

1904年，威格莫尔出版了《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法专论》 ，这一专论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被认为是传统英美法证据法学理论中最为系统而全面的证据法学阐述，较为深入而全面的分析了所有重要证据规则发展的历程与相关原理。

一直到当时，传统欧美证据法学的研究都将重点放在证据可采性研究方面，证据法学的研究基本上只涵盖了法庭证据的采纳与排除规则。随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相关学者逐渐将目光转向到证明过程，并且由此对传统证据法学理论进行了总结与反思。19世纪英国较为著名的证据法学研究学者边沁坚持主张废除证据排除规则，认同证据法应该采取“不排除规则”：证据是正义的代表，如果排除了证据，那么就是将正义排除了。

威格莫尔也对“证明的科学”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意识到它是先于证据规则的，其重要性比证据规则更为显著，之后撰写了《司法证明原则》一书，对司法证明原则作出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并且提倡融合心理学、逻辑学、法庭科学、哲学等学科知识，探寻案件真相证明的司法证明科学。但是一直到上世纪下半叶，他的观点才被重新重视，欧美法学研究界开始普遍认同与关注司法证明理论。特文宁、伦柏特都曾经公开说明，证据法学的相关研究开始由关注规则解说向着证明过程领域转变。

“新证据学派”的兴起以后，传统证据法学研究中过分重视证据规则的研究传统被打破，关于证据法学证明过程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科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变由证据规则向着证明过程转变的趋势还会持续。

（二）由学科自治转向为学科交叉

欧美证据法学的最新研究趋势，被认为是法学研究领域的革新，包含如下一些理论：推导、证据法、统计学与叙述、盖然性、法庭科学、法庭心理学以及人工智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发展。杰克逊阐述，证据法学的内涵比法律更为广泛，它更加重视理论的分析以及理论模型的塑造。法学理论模型融合了多学科知识，包括数学、语言学、司法哲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通过学科综合方法的运用，推动了证据法与证明过程的快速发展。简而言之，现代意义上的证据理论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特点。

英美证据法学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产生多学科向证据法学理论发展的趋势，数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学科逐渐融入到证据法学领域中。通过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与技术，不断完善该学科的研究领域，借助数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优势，为证据法学的研究提供指导。正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查德・莱姆伯特曾经在研讨会上指出“证据的关注领域在改变，由关注规则解说领域转变为关注证明过程领域。”

二、我国证据法学的发展状况

我国证据法学最初沿袭的是大陆法体系，对它的研究经历了从以“证据”为中心，转变为“证据和证明”研究为中心的阶段，现阶段，基于事实信息理论领头的证据法学相关理论的提出，我国证据法学逐渐显示出以“证明”为中心的发展趋势。 清末我国证据法学正式兴起，主要效仿了德日法律制度，当时基本处于研究、介绍与翻译国外证据法学理论的阶段（最早的著作为1930年杨兆龙著的《证据法》），受到大陆法系的深刻影响。在新中国后成立以后，受苏联影响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国法律体系受到重创。随着1979年我国颁布了刑事诉讼法，重新建立了我国的法律体系。由于苏联的影响并未完全磨灭，法学研究一直围绕着以“证据”为中心。

经过大约30年的研究，证据理论研究凸显出一个现象，证据法学与证据学从融合到分立转变，表现出我国证据研究重点发生了转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证据法学被误认为是证据法。很多关于证据理论的书籍被冠名为“证据法”。之后两者关系转变。证据法学范围更为广阔，包括：证据的一些基础问题、证明以及关于证据证明事实的全部领域。事实上，这体现出证据理论开始重点研究“证明过程”。

最近几年很多教材都是采用“证据法学”，虽然有部分涉及到证明过程的研究，不过也保留了很大一部分传统证据学所研究的内容，出现了“证据”与“证明”并行研究模块。我国相关学者对于“证明过程”的重视程度增加，凸显出以“证明”为中心的发展趋势。以卞建林主编的《刑事证明理论》和胡锡庆主编的《诉讼证明学》为代表，重庆邮电大学熊志海教授提出了事实信息理论，也是围绕着证明中心展开，通过证明过程将“证据”与“待证事实”进行了有效联系，站在全新的研究视觉诠释了证据法学。

三、我国证据法学的发展趋势

我国证据法学的发展趋势为：从“证据”法学走向“证明”法学。证据法学在英美法等国家历经了两百多年的发展，随着新证据法的不断兴趣，证据法学呈现出新面貌，产生了从“规则”到“证明”的明显转变。也就是从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研究转变为证明过程的重点研究，并且这一研究具有综合性与跨学科特点。

中国证据理论依托大陆法系（欧洲大陆）法律体制而发展，遵循了大陆法系体制的模式，并且从欧美法系证据法中吸收了很多经验，将大陆法系与欧美法系相结合，遵循其两者的原则，并且凸显出自身特有的发展特点：从沿袭大陆证据理论体制模式开始，在早期展开了围绕“证据”为中心的法学研究，之后随着80年代法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开始对欧美证据法学展开分析、研究与借鉴，从而重点突出了对证明的研究，转变为将“证据和证明”研究并重的研究发展阶段。然而最近几年，虽然“二分法”依然是处于研究的主流，但是但是当“事实信息理论”为代表的证据法学理论被提出，我国证据法学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呈现出与欧美证据法学发展类似的“证明法学”研究趋势。这也体现出人类对诉讼证明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确定了未来证据法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重庆邮电大学熊志海教授著作有《刑事证据研究―事实信息理论及其对刑事证据的解读》一书，书中重点提出了事实信息理论。虽然刑事案件中的事实信息理论也有证据和证明理论两部分的研究，不过其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的方法与传统研究方式存在很大差异。

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证据理论。案件事实在发生之后，都会留下一些表现其发生过和现存的信息，这也就是案件发生的事实信息。案件事实会作为事实存在的信息来源，将信息传递给一些特定的人或物，被人或物记忆或存储。只要是事实已经发生 ，就会留存相关事实信息。也就是说侦查机关通过一些方式收集到证据，即相关事实信息留存的载体，就会通过人或物将事实传递出来；第二，证明理论。诉讼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人们将收集与发现的关于案件的事实信息，通过分析、整理、推理等方式来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7篇

关键词：蛋白质组学；证本质；方证结合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7－1551－03

1　证本质研究的现状

证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核心，是理法方药一脉相承的桥梁和关键，多年来一直是中医研究现代化的突破口。人们普遍认为，抓住了证的研究，就抓住了中医现代化研究的瓶颈。其中证本质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医学者瞩目的专题，也一直是中医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人们试图超越疾病探求证的本质，寻求证的客观指标，认为只要发现和证实了与证有关的特异性物质成分，便揭示了证本质，便可对证进行客观的解释和度量，并可实现中、西两种医学本质上的交汇与融合。

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界全面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证本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根据中医文献及临床资料，明确病、证、症的关系，制订某些证的诊断标准，使辨证达到规范化，并将现代医学的实验指标结合到证的研究标准之中；由传统的对临床病人的研究，发展为结合证的动物模型，通过动物模型的研究来与人的辨证研究对照。并结合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在脏腑病证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进行了一定探讨。

虽然我国在中医证的本质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我们并没有揭示证的本质，主要表现在：证候实质研究的传统目标是追求研究指标的高特异性，而其研究结果的特点却恰恰是弱特异性；动物模型研究的局限性；研究思路的片面性等。

2　蛋白质组学简介

蛋白质组的概念最早是由澳大利亚Macquarie大学的Wilkim等于1994年提出的。蛋白质组学(protcomics)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产生的一门新兴科学，它从整体的角度分析细胞内动态变化的蛋白质组成成分、表达水平与修饰状态，了解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从而揭示生物学行为，以及基因表达调控机制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蛋白质组学分为表达蛋白质组学(Expression Proteomics)，细胞图谱蛋白质组学(Cell－Map Proteomics)和功能蛋白质组学(Functional proteumics)。生物功能的主要体现者是蛋白质，复杂的基因间和蛋白质间的相互作用、细胞内的活动和环境的影响都会影响基因的表达及蛋白质的翻译后加工。蛋白质组作为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动态变化着的整，体，各个蛋白质之间并非杂乱无章或者相互孤立，而是通过蛋白质与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密切有序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多个子系统，实现特定的生理功能。从基因水平向蛋白质水平的深化，已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迫切需要和新的任务。蛋白质组学的建立为研究蛋白质水平的生命活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提供了新型有效的研究手段。

3　蛋白质组学应用于证本质研究的可行性

3．1　认知上的可行性　中医理论认为，疾病的发生主要是机体整体功能的失调，证候是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实质的概括，是机体内因和环境外因综合作用的机体反应状态，随着病程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可见证候有着明显的整体性。蛋白质组学不仅研究蛋白质的构象，更重要的是进一步阐明不同的蛋白质、不同的构象功能的表现。它不是单纯从蛋白的个体进行研究，而是从人体的整个蛋白质，即在蛋白质组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因此。蛋白质组学是证本质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中医证本质的含义是指引起证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决定着证发生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是在证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物质。蛋白质组学对蛋白质研究的整体观念同中医对疾病认识的整体性有很多的共同之处。采用对整个细胞甚至整个组织的全套蛋白质的蛋白组学研究方法，对证候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现代医学也认为疾病的发生大多数是多种病因通过多种途径导致整体功能紊乱的过程，在生命大系统中，如果仅用单因素分析思路来研究多因素系统中的各种关系，往往陷入网络式联系中，难以理出头绪来。因此中医证候理论研究作为中医理论现代化的突破口是理所当然的，而蛋白质组学也是从整体水平上反映了疾病过程中蛋白质表达的动态演变过程，与中医的辨证论治的认识方法相似相通。

3．2　技术上的可行性　Patricko Fanell等于1975年建立了双向电泳技术，可同时分离数千种蛋白质。目前应用于蛋白质组学的主要研究技术有：①激光捕获切割技术(LCM)：该技术减少了由于样本成分复杂而造成的干扰或个体差异，提高了样本的均一性；②表面增强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该方法通过选择性吸附的途径大大降低了样品中蛋白质的复杂性，而同时又保持对多样品、多蛋白的同时分析，从而把每个蛋白放在一个具有相互参照的背景里；③荧光双向差异凝胶电泳(DIGE)：该方法因为采用荧光染料，灵敏度高，故所需样品量非常少，而且一张胶可同时分析3个样品，省去了不同胶之间的匹配问题，减少了工作量，不仅重复性显著提高，而且也提高了分析通量；④蛋白质芯片技术：蛋白质芯片技术是把数以万计的蛋白质高密度排列在固相支持物表面，通过探针蛋白特异性的捕捉样品中的靶蛋白，洗去未结合的其他蛋白质，经相应的检测系统即可对靶蛋白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这种技术可以快速、高效、高通量的分析蛋白质组，并能鉴定出蛋白质间的相互作用，利用此技术可以将一个细胞或组织的疾病和健康状态的蛋白质图谱进行比较，找出差异蛋白质，鉴定疾病过程中的标志物，也可通过对疾病发生的不同阶段蛋白质的变化进行分析，发现疾病不同时期的蛋白质标志物，为临床诊断提供量化指标。同时，随着计量化学、统计物理学、信息学的发展，生物信息学家Amos Bai，roch和Appel发展了一种蛋白质专业分析系统，该系统将Geneva 2D gel数据库与SWISS－PROT蛋白质序列数据库联网，帮助研究者从蛋白质序列预测其功能。分析化学的迅猛发展，生物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突破，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为蛋白组学应用于证研究奠定了技术基础。

3．3　蛋白质组学引入证实质研究的优势　首先，证作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系统，只能用系统的语言来表达。蛋白组学应用于系统的证的研究，通过蛋白质芯片技术或建立蛋白质序列数据库，对各个症状、证进行蛋白质组分分析，明确各种病不同证之间的蛋白质组分的异同，在此分析还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概括其共性与个性。因而，蛋白质组学引入证实质研究，是用一种特殊系统语言对证的实质进行表达。

其次，将蛋白质组学引人证实质研究更符合证研究自身的特点。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误认为是一种

“功能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忽略了它的物质性所致。因而，对作为功能的物质载体一蛋白质进行整体性研究，可以跨越了单纯实体结构研究或功能模拟研究证实质的局限性；而且，由于内、外环境的影响，蛋白质的功能表现可表现出一过性或阶段性或持续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正符合证功能的活动性、过程性特点。将蛋白组学引人证实质研究，更有利于动态地揭示同一个研究对象不同时期的变动性，更符合证研究自身的特点。

再次，将蛋白质组学引入证实质研究，有利促进中医证型实验学的发育。将蛋白质组学引入证实质研究，可从功能表现的具体形式寻找其物质根源－蛋白质组分，然后针对需要模拟的功能形态进行基因－蛋白质的干预。这样能确保功能模拟的准确性和重复性，提高中医证型的实验室研究水平，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无疑是巨大的促进。

4　证实质研究的思路与途径

4．1　证的物质基础应是一组相关物质而非单一特异性物质因此蛋白质组学研究方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要研究证的本质，首先对证要有真正深入的理解。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角度来看，中医证本质的含义是指证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决定着证的发生发展之动态变化过程，是在证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物质群。所以，证本质的研究归根结底也是探寻证物质基础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证先后提出了十几种定义，但仍对其内涵和外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如果我们暂不考虑证的定义，只从中医临床辨证的方法就可以看出，证实际上是外在疾病征象的某种排列组合，是症状和体征的集合，有集合论“群”的特征。再者，中医脏腑不单纯是一个脏器，包含着现代医学意义上的多个系统的功能。例如。肾虚证就可能涉及到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等多脏器、多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中医学认为“有诸于内，必形诸于外”，现代医学也认为结构和功能是统一的，有结构改变就会有其功能表现，有功能改变就必有其结构基础。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构想：呈现某证患者的机体内必然有引发该证一系列症状和体征的物质基础，且分布于机体各组织脏器中；正是由于存在于机体各组织脏器中的这些物质基础的某种改变引发了中医的各种证候。因而，证候物质基础不会集中在某一脏器，也就更不会是单一的特异性物质。

4．2　方证结合　以方测证以方验证是研究证本质的有效途径中医是以方治证，尽管中医理论博大精深，哲理性强，但在临床诊断上，无论是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还是六经辨证，最后的治疗都要落实到相应的方剂上去。

据此可以设想，中医的每一个证候最终都有相应的方剂可以给予治疗，如果该证候没有相应的治疗方剂，则该证候的命名和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研究证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临床精确选方用药，不应存在只有名称而无相应治疗方剂的证候。如果此论可立，那么就可将某一方剂在治疗相应证候的患者或动物模型时所调节与纠正的那些物质视为该证候的物质基础。因为正是该方剂在机体内发挥其药理作用的过程中调节与纠正了这些物质后，才使该证候的临床症状得以缓解或消失。因此，方证结合、以方测证、以方验证是研究证本质的有效途径。

4．3　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是适用的技术手段　由于方剂一般由多味中药组成，其组分复杂，又是多靶点、多环节、多层次的整体性药理机制，对机体各个组织脏器有着广泛的调节作用。因此，方剂进人体内调节与纠正的物质应存在于机体各个组织脏器中。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出现，使寻找这些物质有了可能。只要比较某方剂在治疗相应证候前后机体各组织脏器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的图谱，找出发生变化的那些物质，便可视其为该证候的物质基础。

蛋白质组学对蛋白质研究的整体观念同中医对疾病认识的整体性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蛋白质组学从整体水平上反映了疾病过程中蛋白质表达的动态演变过程，与中医的辨证论治的认识方法相似相通，因此蛋白质组学是研究证本质的适宜技术手段。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8篇

关键词：循证管理；证据；证据强度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1-0048-05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vidence" in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YAN Shi-mei ，MEI Li-zhen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vidence” and provides three perspectives： research-evidence perspective，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evidence and experience perspective、 multiple- evidences perspective.

Key words：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evidence； strength of evidence

管理者往往要在任务和时间的高压下利用有限信息做出重要决策。许多管理者在决策时通常会参照两类依据：一是过时信息或者自身经验，二是管理“妙方”或者其他公司的“最佳实践”。这两类依据都可能导致错误决策[1]。而循证管理（Evidence-based management）则为寻找可靠的管理决策依据提供了新思路。循证管理的思想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和循证理论（Evidence-based theory），是循证理论在管理领域的应用和推广[1]。循证管理具体是指将建立在最佳证据之上的管理原则转化为组织的管理实践的过程；其使管理决策从基于个人偏好和不系统的经验转变为基于最佳的科学证据[2]。

近年来，循证理论及循证管理越来越受到管理领域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关注。纵览以往相关文献发现，以往研究一般聚焦在推行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的障碍因素以及实现途径上；而明显欠缺对证据本身的内涵及测量的具体分析；另外，要在循证管理领域进行深入地实证研究，必须明确其中的核心概念——“证据（evidence）”的内涵及测量。同时，对证据内涵的明晰离不开对证据特征的探究，而证据强度（strength of evidence）是表征证据特征的重要概念，其在以往研究中被反复提及却相对缺少系统梳理和分析。鉴于此，本文基于以往文献，对证据的内涵、强度以及测量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分析，从而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证据的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循证理论在临床决策领域的兴起，有关循证理论中证据研究已有近30年的历史，研究者对证据内涵的认识在不断延伸。概括这些认识和观点，可以发现关于证据的内涵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研究证据观、研究证据与个体经验证据结合观和多重证据观。

（一） 研究证据观

英国流行病学家Cochrane（1972）最早阐述了研究证据观。他在其专著《疗效与效益：医疗保健中的随机对照试验》中首次提出将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结果作为临床决策的依据，并建议不断收集新的研究结果，从而为临床治疗实践提供可靠依据。该观点引起了学界对于研究证据尤其是随机对照试验的极大关注，也促成了研究证据观及循证医学的蓬勃发展[3]。

循证医学作为概念本身是由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临床流行病学家们正式提出的，作为医学实践的新范式，循证医学强调临床决策不应当过分强调直觉、无章可循的临床经验以及病理生理，而应当基于临床研究的证据[4]。可见，循征医学从最初提出到内涵界定都非常强调研究证据。

借鉴于循证理论在医学领域的发展，Hewison（1997）将它推广到了管理领域。针对医疗组织中的管理问题，他首次提出了循证管理的概念，即“管理者依照循证实践的原则来指导自身行动”；还进一步指出，医疗护理组织中的管理者在鼓励临床医生采取循证实践的同时，缺乏对自身管理实践的反思[5]。后来，Stewart （1998）强调，管理者需要在组织内营造注重研究的氛围，鼓励质疑，培养对研究结果的兴趣，并尝试通过其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案[6]。Young（2002）、Walshe和Rundall（2001）也都指出了在战略决策中使用研究证据的益处[7，8]。Reay等（2009）则明确概括道：在过去50多年中，利用研究证据指导管理实践已经渗透到管理的研究中[9]。另外，循证管理协会也坚持研究证据观点。循证管理协会是一个旨在缩小管理研究以及管理者决策之间鸿沟的组织，他们认为循证管理需要通过慎重地使用相关的最佳的科学证据以提高组织决策和实践质量转引自：Briner R B，et al.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Concept Cleanup Tim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09（4）：19-32.。他们强调，研究证据虽然不是唯一依据，但却是最重要的。

由上可见，无论医学领域还是管理领域，许多学者都非常强调循征决策与循征管理的研究证据观点。这一观点强调实践者在决策中应该从基于个人偏好和不系统的经验转变为基于最佳的科学研究证据。

（二） 研究证据与经验证据结合观

随着循证理论的发展，证据概念的外延也在不断延伸，研究证据不再是行动的唯一指南。循证理论中有关证据内涵的观点的一个重要分支，即是研究证据与经验证据相结合的观点。这一观点是由著名临床流行病学家Sackett（1996）率先提出。他指出，临床医生应当在实践中结合个体的临床经验以及由系统研究得到的最佳外部临床证据。其中，个体临床经验指的是临床医生自身通过临床实践经历所获得的熟练度和判断力。最佳的外部临床证据指的是与临床问题相关的研究，通常来自于基础医学，尤其是以病人为导向的临床研究[10]。鉴于此，证据的内涵已经由单一的研究证据扩展到了临床医生的个体经验。在管理领域，也有部分循征管理研究者更注重个体经验这一类证据，例如，Yates（1990）提倡使用更为有效的决策工具、技术，利用管理者的经验以及判断力来指导管理活动中的每项决策[11]。

显然，在循证管理中，使用研究证据就具体情境做出决策时，个体的经验判断、对研究证据的批判性评价都是关键的。正如我国学者吕力（2011）认为，循证管理的中心内容就是评价，由于研究证据通常不具有普适性，需要主观参与的评价，因此个体经验在循证管理中的证据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循证理论的发展历程中，结合个体经验与研究证据来指导决策和实践的观点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决策情境的高复杂性以及客户期望的独特性的双重压力下，多重证据观随之诞生。

（三） 多重证据观

研究者们通过对循证理论的探究，对证据类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充，使证据的内容逐渐拓宽至多重。多重证据观最早是由Sackett（1997）在其专著《循证医学：如何实践和教育》中提出并加以阐述的。他将循证医学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依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他具体提出，临床医生必须将他们的个体经验运用到评价病人所面临的问题上，并在决策时结合研究证据以及病人的偏好、价值观。其中，病人的偏好和价值观不仅仅指的是病人对生命和健康的观点、信念、期望以及目标，还包括个体对不同方案的利弊、成本、便利程度的权衡[12]。根据这一观点，证据的种类再次得到扩充，临床决策不仅仅应当基于研究证据、个体经验，也应当基于相关利益者（病人）的偏好。

在有关多重证据观的探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是Haynes等（2002）的研究。他们提出一个循证临床决策的新模型，它基于病人所处的具体情境、病人的偏好以及最佳研究证据，而个体的临床经验作为核心贯穿于决策中。这就意味着，临床医生应当运用自身经验，获悉病人的个体信息，例如人口特征、病史等情境证据，并通过搜寻文献选择、记录评价最佳研究证据，最终获得符合病人期望的治疗方案[13]。可见， Haynes等（2002）对证据的界定扩展至病人所处的具体情境。他们认为，病人所处的临床状态或者具体背景和情境对于临床决策是极其关键的，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具体的临床方案应当随着个体的不同而变化。

而在管理学领域，研究者们提出了符合管理学学科特点的多重证据观。在这一观点下，不同研究者强调的证据类型也不尽相同。Pfeffer和Sutton （2006）强调的是局部情境证据[1]。他们认为，管理者收集、分析组织的局部证据，在决策时更多地关注具体事实信息，而较少地强调对外部研究证据的使用。有些学者则强调紧密结合研究证据与局部情境证据，认为两者在循证管理中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例如，Rousseau（2006）提出，循证管理中的“最佳证据”可分为大证据和小证据。“大证据”指的是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有关因果联系的普适性知识，即系统性的科学研究证据。“小证据”是局部性质的、有关特定组织的事实性的证据，指的是在特定情境下，管理者系统收集的用以指导局部决策的数据，即管理者听取的事实真相、获取的事实数据[2]。

随着美国学界对循证管理讨论的激烈化，Briner等（2009）对循证管理的内涵进行了更加明确的界定，这使循证管理中“证据”的外沿也随之得到了延伸。他们提出了包含四个证据类型的多重证据观，即管理者的经验或判断、局部情境中的证据、对外部的最佳研究证据的系统评价、以及可能会被这个决策所影响的人们的观点等四种证据。尤其强调恰当进行的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能够明确总结与某个实践问题有关的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这种研究证据是循证管理的基石。他们还强调循证管理是在管理者同时获得以上四种信息下才得以发生的。但至关重要的是，每一个证据元素的影响力大小将随着决策问题的不同而变化。在某些情况下，利益相关者或决策者的道德考虑可能比外部研究证据更重要，从而在决策中占据更大的权重。在其他情况下，由于可获得的局部证据很少，所以它对这项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小。总之，在所有的案例中，应谨慎小心地确定对不同证据种类的重视程度

[14]。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在近年的循证管理研究中，学者们对证据的界定范畴愈来愈广，由起初的仅仅包含“研究证据”延伸至包含“个体经验”、“利益相关者的偏好”乃至“具体情境证据”，从而形成了证据的多重观。

在证据内涵的不断扩展中，研究者及实践者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评价纷繁多样的证据，于是衍生出了对证据特征的探讨，这对于理解证据内涵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证据强度是证据特征的一个重要表征，因此，有必要对有关证据强度的文献进行梳理。

二、 证据强度

证据的特征与证据的内涵具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证据内涵，必须理清表征证据特征的一个关键概念的含义，该概念为证据强度。

证据强度指研究证据“接近真实的程度”、“影响力的大小”和“在实践中的适用性”[12]。它体现了实践者对研究质量的判断、对研究结论真实性的自信程度，以及研究结论是否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论或者与面向不同人群展开的研究结论相吻合[15]。从对该概念的界定和陈述中，不难发现证据强度主要用来表征研究证据的特征。

判断证据强度的标准包括：①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即研究本身的质量，具体是指该研究根据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是否有效[16]；②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即研究结论能够推广到更广泛群体的程度，具体是指指导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和可推广性；③连贯性或一致性（coherence or consistency），即在不同研究中所得结论的一致性[17]。

很多研究按照证据的强弱程度对研究证据进行划分。1979 年，加拿大定期体检特别工作组（Canadian Task Force on the Periodic Health Examination，CTFPHE）首次对研究证据进行系统分级并提出推荐意见，由最强到最弱依次有三个水平。其中第一个等级是至少一项设计良好的随机对照试验。第二个等级是设计良好的队列或病例对照研究，尤其是来自多个中心或研究组；或者是比较了不同时间、地点的研究证据，或有重大结果的非对照研究；第三个是基于临床研究、描述性研究或专家委员会的报告，或权威专家的意见[18]。

1986 年Sackett教授在该分级基础上又提出了证据的五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具有肯定结论（较低错误概率）的大样本随机控制试验；第二个等级是具有不肯定结论（有中度乃至高度的错误风险）的小样本随机控制试验；第三个等级是非随机同期对照试验（Nonrandomized，contemporaneous controls）；第四个等级是非随机历史对照试验（Nonrandomized，historical controls）；第五个等级是无对照的病例系列（No controls，case-series only）[19]。2004年，包括 WHO 在内的 19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67名专家组成 GRADE 工作组，又推出了国际统一的证据强度评级系统。

在管理学领域，Reay等（2009）依照D’Agostino和Kwan （1995）提出来的循证医学中证据的六等级思路，提出了循证管理中证据的六等级，即证据按照强度由强到弱一共有六个水平：第一个水平是大样本随机控制试验或者元分析（meta-analysis）结论；第二个水平是一个高质量的文献综述或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结论；第三个水平是有比较的、多点的案例研究或者大样本的定量研究结论；第四个水平是小样本、单案例的定性或定量研究结论；第五个水平是描述性研究和/或自我报告的故事；最弱的第六个水平指权威意见机构或专家的观点，非基于数据的证据[9]。

由上可见，研究证据具有强弱特征，根据强度可以将证据分为不同等级或者水平，高强度的研究证据在实践中往往具有更高可信度和更强的指导意义。

三、证据的测量

在科学研究中，对一个概念的清晰界定最终要落实到对该概念的测量上，因此，为了进一步明确证据的内涵，本部分将梳理和讨论证据的测量问题。

证据量表的开发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得到相关研究者的普遍关注。纵览以往文献可以发现，证据测量根据证据内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具体可以分为三类：基于研究证据的测量、基于研究证据和个体经验证据结合的测量、多重证据测量。

（一） 基于研究证据的测量

对研究证据进行测量的量表受到研究者广泛而持久的关注。这些根据不同情境开发出的量表，在测量视角上也有所不同，具体涉及研究证据的运用能力视角、研究证据的运用障碍视角和研究证据的运用行为视角。

就运用能力视角的研究证据测量而言，McColl等（1998）在对基于研究证据的医疗决策的相关研究中，具体测量医生“对相关期刊、综述类等出版物以及数据库的意识和认可度”以及“进入相关数据库或者网络的能力”[20]。Fritsche等（2002）也开发并验证了基于能力视角的研究证据量表。该量表测量了医生所掌握的有助于解读临床研究证据的基本知识、从临床难题中提取问题，并做出解决该问题的最佳设计的技能以及利用已发表研究文献中的定量信息处理各种具体问题的能力[21]。这些量表都强调从运用研究证据的能力来对研究证据进行测量。

就有关运用研究证据的障碍的测量而言，被普遍认可的是Funk 等（1991）构建的研究运用障碍量表（Barriers to Research Utilization Questionnaire）。该量表包括29个项目，共分为四个维度：对研究证据的价值判断、搜索并采用研究证据的技巧和意识、研究质量以及研究证据在组织内的分享程度[22]。该量表最早强调了研究证据的运用障碍视角。这份针对美国情境的量表在随后13年间被依次开发于适应不同的国家情境，其有效性被广泛验证。

就研究证据的运用行为量表而言，较为成熟的是Johnston等（2003）开发的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证据量表。该量表具体测量了大学生们通过教材、网络、文献以及特定专业数据库和特定专业期刊获取证据的行为频率[23]。该量表已被运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均得到了验证。

（二） 基于研究证据和个体经验证据结合的测量

随着证据内涵的发展，研究者开始逐渐重视个体经验的测量。Aarons（2004）较早关注了循征管理和实践中的个体经验证据及其测量问题。他开发了循证实践的态度量表（The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ttitude Scale，EBPAS），具体包括四个维度：循证实践的吸引力、外界强制使用循证实践的程度、对创新的接受度以及循证实践与传统实践的差异。在循征实践与传统实践差异维度中，他强调循证实践是基于研究证据的，而传统实践则是基于个体经验的，进而分别对其进行了测量[24]。后来，Upton和Upton（2006）在开发和验证循证实践认知、态度和履行行为自我报告量表时，又再次强调和完善了研究证据与个体经验证据结合的测量。其中的履行行为维度考察了实践者搜索、记录研究证据的频率以及结合自身经验专长的频率[25]。而Gerrish等（2007）构建了推进循证实践（Develop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DEBP）的障碍及途径量表，测量了有关研究证据和个体经验运用的发展条件及瓶颈，又一次强调了研究证据与个体经验证据的结合[26]。

在这类研究证据和个体经验证据结合的量表中，研究者们广泛认可的是Estabrooks（1998）开发的实践知识来源量表（Sources of Practice Knowledge Questions），它测量了护士护理实践的依据[27]。这一量表相比以往量表，其不同之处在于：以往对证据的测量都局限于研究证据的运用程度，该量表首次测量了实践者对个体经验证据的使用程度。后来该测量被Gerrish等（2007）扩充后，又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其有关个体经验证据的测量项目被广泛引用。

这类量表在证据测量中并非占据主流，因为证据的内涵在随后获得了迅猛地发展，许多研究者往往基于更宽范畴的多重证据观对其进行测量。

（三）多重证据测量

多重证据观下的证据一般从循证实践的流程视角进行测量。循证实践流程描述实践者运用不同证据的行为步骤，这样，量表开发者可以从流程角度测量实践者获取、利用不同证据的情况。然而，由于每个量表开发者所依照的循证实践流程不尽相同，这类量表在项目的具体表述上就会存在诸多差异。

Rubin和Parrish（2010）开发了循证实践流程的评估量表（The EBP Process Assessment Scale），旨在调查和评估医生对参与循证实践流程的自我效能感、态度、熟悉度、倾向以及参与度[28]。该量表列出的循证实践步骤包括：形成一个循证实践问题；搜寻有助于解答该问题的研究证据；批判性地评价该证据；将最佳证据与实践专长、实践情境以及顾客特质和偏好相结合，从而做出最佳决策；监控决策的实施。他们的检验结果也显示这一量表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校标效度以及灵敏度。从该量表所依据的流程可以发现，其测量了研究证据、经验判断、情境证据以及利益相关者偏好这四类证据。

Nancy 和Susan（2010）开发了循证实践信心量表（evidence-based practice confidence，EPIC），该量表评价了专业卫生保健人员达成循证实践的自我效能感。他们通过逐步地修订完善，获得了包括11个项目的自评量表，通过描述循证实践的步骤，从而让卫生保健人员为自己能够完成这些活动的自信程度打分。量表所考察的循证实践的步骤是由Rappolt（2003）提出的，具体包括：识别一个临床问题、形成一个问题来引导文献搜索、有效地搜索相关文献、批判性地评价证据信度和效度、恰当地将证据应用于临床问题、理解病人的需要和偏好、在恰当的行动步骤中与病人合作决策、持续评价实践效果[29]。可见，该量表的测量涵盖了证据的三大内容：研究证据、病人偏好以及个体经验，是多重证据观下的一个量表。

Tilson（2010）开发和评价了一个改编版的Fresno检测（FT）来测量医生掌握的有关循证实践的知识和技能[30]。Fresno检测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测量循证实践知识和技能的方法，Tilson（2010）按照Dawes等（2005）描述的五步骤模型对原始的Fresno检测版本加以修订。原始的Fresno检测只评价了循证实践模型的第一至第三个步骤（提出问题，获取研究证据，评价研究证据），没有评价第四个步骤——将病人的观点以及临床经验与可得的研究证据结合起来。这份研究改编了原始FT中有关特定学科的内容，并添加了两个新问题来更全面地评测循证决策的流程。由此，这份量表测量的证据对象也在原始的FT量表上扩充至多重证据。

纵览以往文献，对研究证据、个体经验证据、利益相关者偏好证据以及具体情境证据的测量均存在可靠、有效的量表。虽然这些量表更多针对的是医学和教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问题，但其测量视角、测量维度和具体内容，都特别值得管理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借鉴。这是因为无论医学、教育学领域还是管理领域，循征决策、循征管理和循征实践都无外乎涉猎研究证据、个体经验证据、利益相关者偏好证据以及情境证据这样几大类。

四、总结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证据”是循证决策、循证管理及实践的核心概念，只有明晰了其界定、特征和测量，才可能对该概念的内涵有清晰了解，也才能在管理领域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本文基于以往相关研究文献，首先，明确了证据内涵的不同观点，即研究证据观、研究证据与个体经验证据结合观、以及多重证据观。研究证据观强调在决策及实践中以最佳的科学研究证据为基础；而研究证据与个体经验证据结合观则强调利用个体经验判断对研究证据进行搜寻、记录、批判性评价以指导决策；多重证据观在以上观点基础上又将具体情境证据和利益相关者的偏好纳入证据中。其次，本文明确了研究证据特征的一个重要表征——“强度”的内涵。证据强度主要用来表征研究证据的特征，具体指研究证据的真实性和普适性。根据证据强度的不同，研究证据可以分为6个等级，并且强度越强的研究证据越具有可信度和指导意义。另外，本研究还明确了不同观点下的证据测量。分析发现以往研究者基于研究证据、个体经验与研究证据结合以及多重证据等不同观点从运用能力、运用障碍、运用行为和运用流程等不同视角对证据进行了测量。概括这些分析结论具体见表1。

上述这些分析结论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概括以往文献，也可以发现以往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以往关于“证据”内涵及测量问题尽管在不少研究中都有涉及，但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在以后的管理研究中，应该运用何种证据观？强调研究证据还是个体经验证据？还是多种证据？循征理论和循征管理到底应该坚持何种证据观？（2）通过上述分析，也可以发现关于“证据”测量的开发在医学研究领域更加成熟，在管理研究领域还仅是一个开端，那么当将医学研究领域的“证据”内涵和测量应用到管理研究领域时，是否应该进行修正和调整？以往研究并未给出答案。（3）就循征理论在管理领域的研究而言，以往文献还比较少，并且这些研究多聚焦在描述性研究上，针对特定问题的深入理论和实证分析明显欠缺，关于“证据”的研究应用也随之缺乏。这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鉴于此，循证理论在管理研究和实践领域都会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未来研究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1）将循证理论应用到管理决策的研究中。管理决策包括人事甄选决策、薪酬决策、培训方案的选择、激励策略选择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策略选择都涉及基于证据的决策问题，那么，管理者决策主要依据何种类型的证据？基于不同类型的证据，其决策机制是否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2）将循证理论应用到创业决策的研究中。创业决策问题一直是创业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那么，创业者在对创业机会的把握时，到底依据研究证据还是个人经验？还是两者的结合？哪些因素使他们在决策时会依据不同类型的依据？（3）将循证理论应用到中国背景下的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如中国的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更多倚重研究证据还是个人经验？为什么？总之，将循证理论引入管理研究中，会在新的视角下探索出非常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相关结论，从而可以丰富和延伸管理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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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9篇

关键词：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 发展

一、引言

实证会计研究的提倡和发展给中国会计学界带来了新鲜空气，十几年间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经历了从空白到在学术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发展历程。实证会计研究对中国会计学的发展意义不可低估，而熟知其历史和发展过程是学者们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应用的前提条件。我国的实证研究的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实证研究方法在国外已经日渐成为主流研究范式，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仍处于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一统天下的格局。会计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严重脱节。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国的权威杂志及知名学者纷纷提倡借鉴应用新的研究方法，多搞切合实际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这些为实证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自实证研究方法被正式介绍至我国学术界，至今已经历了近20年的历程。在我国学者最初接触实证研究方法的阶段，他们的讨论大多还集中在对应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呼吁，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原理，应用领域，研究的过程、研究的设计等方面的介绍。而此时应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也属凤毛麟角。以集中反映我国会计学科的研究状况，也代表着我国会计研究的方向、水平和发展趋势的会计类代表性杂志《会计研究》为例，1992年至1995年间刊登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仅两篇。而进入1996年，我国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有了很大的突破，仅1996年《会计研究》上就刊登了7篇实证研究的文章。自此我国对于实证研究方法已经从最初的介绍和推荐进入了应用和思考的阶段。进入21世纪，实证研究方法迎来了另一个飞跃，我国会计学期刊上发表的实证研究的文章比例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000年《会计研究》杂志上共刊登实证研究文章23篇，权威杂志对于实证研究的重视极大的推动了我国实证研究的发展，青年学者尤其是高校中的硕士生、博士生更是积极的对其进行学习和应用，将其视为研究过程中的必修课。我国的实证研究方法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逐步走向成熟。故而本文对我国学者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讨论的综述也依照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应用程度来划分，分为1990年至1995年的介绍性的引入阶段、1996-1999年的初步的应用阶段、2000年至今的逐步反思进步走向成熟的阶段。下文谨以此为线索综述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

二、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

（ 一 ）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引入阶段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绝大部分属规范会计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则为鲜见。随着美国实证会计研究渐渐成为主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会计研究领域内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我国的学者发现以演绎法为主的规范会计研究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我们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开展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尤显迫切。有鉴于此，在90年代初，我国学者翻译了美国著名会计学者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著的《实证会计理论》，将实证会计研究方法正式介绍到中国，打破了规范会计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与此同时，我国会计学界的权威杂志中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对实证研究方法介绍和讨论的文章。苏锡嘉、彼得.西得科（1991）将会计研究方法视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呼吁中国学者加强对研究方法的建设。文章系统的分析了西方会计研究方法的分类，引出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探讨，并系统的介绍了实证研究方法——这一在当时的中国会计领域还较少应用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研究过程和研究内容。指出西方实证研究的两大领域：资本市场研究和行为研究，也将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成为会计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与此相适应的会计研究方法也将成为提高会计研究质量的一个关键。他阐明了中国开展实证研究的必要性以及进行切合自身实际的实证检验是学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为今后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初期应用指明了道路。苏锡嘉，彼得.西得科对实证研究方法的介绍以及中国引入实证研究方法后的研究建议都对中国会计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肖泽忠（1993）首次对实证研究的过程和其中用到的技术进行了描述和讨论。文章依照实证研究的步骤逐步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举例说明。在对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后他还列举了一个实证研究的实例，为我国学者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这篇文章对我国的学者开展实证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于方法的详细介绍为实证研究在我国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刘峰(加)、雷科罗（1993）在《对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若干认识》中总结了我国会计研究当前的特征为：中国会计研究正从纯理论性研究向应用性研究转变；会计研究成果的实用效果差；不规范的传统研究方法在中国会计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为了验证以上特点，他还以1988年至1992年间会计研究上所发表的全部论文为依据，从发表的论文数、学术论文研究的方向、列示了参考文献和资料出处的论文数、论文作者数这几个方面展示了当时中国会计研究的一些趋向。在这些数据的佐证下他指出我国的会计研究应重视实证研究的应用，研究中应重视实务化，增强会计研究的现实意义。这篇论文在提倡了实证研究方法的同时，首先通过自身作出了表率。文章通过5年间论文的实际情况的数据，用事实验证了自身的观点，这在实证研究方法还没有得到较好应用的初级阶段将实证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渗透到简单的说理中，为接下来实证研究的开展树立了一个榜样。吴俊、段闻祥（1994）总结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会计研究的现状，即我国会计理论界尚没有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会计研究方法体系。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研究方法特别的推崇，导致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相对单一、僵化；以及存在着滥用各种新研究方法的现象。这两者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体系的形成。他们在指出了现状的同时提出了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几点想法，其中大力提倡中国会计研究应将传统的方法深化，并多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方法。文章的最后特别指出中国的现阶段应积极的将实证方法应用起来。虽然实证法有其缺点，但对我国当前的会计研究来讲是必要的。吴俊，段闻祥对于现状的总结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国会计研究的软肋，点出了在我国推广实证研究方法的内因。该文献还理性的评判了规范研究方法的益处，提倡理性的对待规范和实证研究，勿区分其好坏而是各尽所用。

（ 二 ）实证研究在中国的初步应用阶段1996年至1999年在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有了一定的应用成果后，我国学术界对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空前热烈的讨论，这一时期的观点已不再是对实证研究方法的简单介绍和倡导。更多的是解决中国学者在应用中遭遇的难题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思考。阎达五、赵月园（1996）从历史的角度、逻辑的角度和国际的角度出发对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评价，对我国近年的理论研究工作给予了肯定，但是外会计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仍需要我国学者不懈的努力。他们认为在当前和今后的会计理论研究中还应当逐渐的扩大研究工作者的视野，摆脱个人的偏好和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通过客观的分析比较，真正做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还特别指出：当我们选择研究方法时，特别是在推崇某一种方法时要防止走极端，还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间题具体分析”行事，要尽可能做到论据充分，以事实为依据，力求避免空议论。对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实证研究方法我国学者仍不太了解，需要加强学习。秦荣生（1997）在《谈我国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中总结了我国长期以来的规范研究的成果形态上的特征后，精炼出了我国在此阶段从事实证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对我国实证研究的开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陈小悦(1997)指出了财务经济学中的实证理论与方法的渗透带动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虽在不断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着模型选择、数据采集、噪音的控制及清除等多种困难，但因实证研究能为会计理论的发展提供证据的支持、严谨的论证体系，以及通过实证研究证实的结果转化为规范的指导。故而实证研究的开展是非常有其自身价值的。此时的中国学者已经从经验交流的角度来重新阐释实证研究方法，不再是介绍和解释，更多的是对实际应用的探讨。刘汝军（1997）总结了实证研究的应用领域及其主要结论。在总结的基础上他肯定了实证会计研究在说服力和对未来的预测方面的优势，指出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结合对于会计理论研究发展的必要性。但也列举了实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种来源于研究方法本身，包括理论基础、模型选择、假设检验方法的选择等方面难以克服的缺陷；一种来自对实证研究的不恰当认识和应用所带来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还为我国实证研究的开展指明了方向，提倡我国学者应具体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命题例如：会计信息和我国股票市场的关系；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到底处于何种状况，会计信息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会计信息质量对股票价格有没有影响;制约企业经济效益的因素；会计准则的制定应考虑的因素等。陈汉文、林志毅(1997）立足于方法论的视角，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理论的历史流变、现存分歧及发展趋向作出探讨，得出会计理论研究最理想的选择是两种研究方法承认彼此的价值，并促进两者一定程度的结合。基于此观点以及我国长期以来会计理论研究绝大部分属规范研究，发展实证研究对我国今后的会计理论研究健康的发展意义尤为深远。刘泽兵（1999）就实证研究的逻辑体系和其定位问题进行了简短精炼的探讨。他指出在逻辑体系中假设的提出和模型的构建都不能避免主观因素的左右，这是规范研究倍受诟病但实际上实证研究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因而在实证研究的定位问题上我国学者应该清醒的认识研究方法的使用范围，将两者互为补充促进学术的蓬勃发展。初步应用阶段关于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中，讨论已成为主题。 　（ 三 ）实证研究在我国逐步成熟阶段在2000年以后我国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讨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的研究学者对实证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刻的剖析和更清醒的认识。陈信元、叶鹏飞、薛建峰（2000）以严谨的态度，从会计的角度，采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对影响中国会计的诸环境因素的行为方式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为进一步的理论实证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经验实证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卢永华（2000）运用哲学原理辨析了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对于会计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具体分析了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哲学层次和相互的影响作用。这篇文章从方法论的高度对会计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刘玉廷（2000）认为我国现阶段乃至将来一个时期内，会计理论研究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实践中探求真理;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在研究过程中，在坚持规范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注意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和有机结合，重视采用实地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规范研究成果，总结我国会计实际工作中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汤云为、赵春光（2001）除对学术界对实证会计的普遍问题进行阐述外，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我国当前实证会计所面临困难：最近几年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波动很大，造成数据不可比给实证研究的样本选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样本的选取存在选择偏见的问题；在中国尤其是面对中国特有的问题时，找一个适合于中国现状的理论基础是很困难的；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股票指数，这也给实证研究带来了不便；能不能设计一个更合理的统一指数来代表市场组合，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等。陈珉、孙铮（2003）就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学术范式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研究分工，以及会计学术研究中的学术批评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实证研究是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决定了实证研究的广泛应用。当今学者要提高自己的实证研究水平，加强理论的积累。我国的实证研究既要适应国际研究潮流亦要适用于中国自身。他们从多角度对我国当前中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大力倡导中国学者应该营造一个严肃、认真、科学、宽松的学术氛围，敢于批评和验证固有的理论，促进会计学术的发展。甘道武（2004）从会计实证研究的起点——假定前提真实的角度对我国会计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的真实性进行了讨论。文章在论述了实证会计研究的逻辑关系及假定前提的基础上强调了假定前提真实对于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文章还对我国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及资本市场有效性进行了考察，最终指出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没有达到半强势有效，以及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依然严重，这些都影响到了实证会计研究结论的真实性。文章对于我国实证研究的起点——假设前提真实性的质疑和研究，非常值得我国研究人员深思。李连军（2006）对实证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及其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以当前研究热点之一的公司治理中的管理层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为例来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标准范式进行了归纳分析。在此之后文章建议我国学者应从学习和完善实证研究方法入手，从模仿走向创新，开拓研究视野以促进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盖地、吕志明（2007）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二者的关系和未来的发展进行了阐述。文章首先对比了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定位和发展轨迹，并分别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析。指出了规范会计研究体系的演绎方法论至今仍统治着整个会计研究领域及实证研究方法的证伪主义在逻辑上存在困境的现实状况。他们对我国会计研究提出了坚持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和谐发展，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的力度并完善规范会计研究的建议。本文将目前会计研究中主流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将二者的特点，使用范围，哲学基础，以及发展的状况都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从辨证的角度看待我国会计研究的发展，并用切忌偏颇，切忌谬误相关，切忌为了实证而实证，切忌重复模仿，切忌操纵数据对我国广大会计研究人员提出了倡议。陈孟贤（2007）系统全面的总结了西方会计研究方法体系，实证方法的应用和学术界对其的批评，另外引入性的介绍了西方的一些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会计学者的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他还指出了中国的会计发展相对于西方的滞后性，建议中国的会计研究工作者现在若有超前性，在实证会计研究潮流还未完全过去的今天，便应该在取经于西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同时，掌握西方学者现在已经探索的其它人文诠释研究方法，先知先觉地兼收并蓄各种方法的精粹，将中国会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带上更高的一个台阶。这为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条捷径。杨雄胜、薛清梅等（2008）根据科学哲学的一般理论推导出一项有价值的实证会计研究必须具备三个前提:“逻辑前提”、“事实前提”及“研究条件前提”，构成判断实证研究质量的基本标准。他们根据三项研究规范前提标准，对近20年国内外实证会计研究样本文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指出我国学者近20年来发表的实证研究文章绝大多数为不满足其中一种前提条件的论文，而三个前提条件均存在问题者为极少数。在总结了我国实证研究现状之后文章从实证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判断实证会计研究学术贡献的标准，减少研究的功利性目的，规范的会计学术成果这四个方面对提高我国会计研究质量提出了建议。文章对国内外我国学者近20年来发表的实证类文章的收集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的归纳和总结，为我国学者认清研究的现状和寻找未来研究的改进方向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于玉林（2009）在厘清有关实证、实证会计、实证会计研究、实证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实证会计研究的作用与局限。他提出对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分别进行整合，形成系统会计研究;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实证会计研究和系统会计研究。龚翔（2009）就我国1997年至2007年6月间发表在《会计研究》、《经济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和《中国会计评论》等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主要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从证券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管理会计问题、审计问题和会计规范问题等四个领域进行综述与分析。并在这四个大的领域中划分小的方向，总结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和研究成果，并分析了各领域中仍然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为学者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是对我国十年来开展的实证研究成果的一个详细的总结。从2000年至今我国对于实证研究的应用是日趋娴熟的，与此同时我国的学者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讨论也空前热烈。会计学术界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讨论已不再停留在对于缺陷的探讨、应用领域的建议等，更多的是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或深入到细节的探讨。

三、结语

中国的实证研究发展至今，我国学者对其的讨论从未间断过。热烈的讨论和普遍的关注使得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迅速的普及。然而，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也导致了一些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现在青年研究者们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但很多应用的模型是不适宜的，生搬硬套的。我国的部分研究已经进入了为了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的怪圈，没有数据没有实证的文章就不可能是好文章的观点严重影响了青年研究者对待研究方法的态度。然而更多的会计研究者是清醒的，正如以上的文章中的观点，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从现实的应用价值来讲都有着各自的优点和缺陷。两者无孰优孰劣之分。只有将两者紧密的结合，在研究中兼收并蓄，规范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实证研究为理论的验证提供根据，才能让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健康的发展。我国的学者，尤其是承担着希望的青年学者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的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并不抛弃传统，夯实理论基础，提高研究能力，搞切合我国实际、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真正的提高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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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小悦：《对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认识》，《会计研究》199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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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珉、孙铮：《关于当前中国会计研究方法的思考》，《财经研究》2003年第10期。

［12］陈汉文、林志毅：《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评析及启示》，《会计研究》1997年第7期。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10篇

实证会计方法来源于西方哲学流派中的实用主义。实证会计研究要求先提出一定的假设，然后利用实际证据来加以验证和批驳。实证会计研究关注“是什么”的问题，不涉及价值判断，主要用于解释和预测。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研究框架是：首先提出假设，然后收集样本数据并建立分析模型，最后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具有数量特征的研究结论。实证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实证研究方法较为精确和科学，符合会计的本质要求

实证会计研究是一种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到假设再到假设的操作化，主要依靠定性、概念化的逻辑分析，而分析实际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主要依赖于数量方法。由于采用定量分析的种种技术，使得实证会计研究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这与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二)实证研究方法紧密结合会计实务，可以考虑到会计主体的行为动机

运用实证会计研究得到的实证理论，不仅对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提供解释，说明现存会计实务程序、方法在应用程序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还对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实务和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获得系统性证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和实务提供解释。实证会计研究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视为各种“契约关系”的结合体，对各种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会计准则呈现出的态度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得出了许多规范会计研究所不能认识的有益结论。

(三)实证研究方法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往往以偏概全，时效性差

实证研究方法往往使用有限的事实和现象去证明普遍命题，因而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或偶然性。另外，实证研究方法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经常由于忽略某些想当然或是次要的因素，结果有时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简化和研究的系统陸偏差。

在实证研究中往往需要分析大量的会计数据，而对与具体某项会计准则相关的问题研究总是在会计准则公布之后若干年，其时滞性与会计的及时性形成矛盾。

(四)实证研究方法过分简化研究对象的复杂因果关系

实证会计研究方法把探求因果关系作为理论推演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在实际操作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程序和变化取向受多种因素影响，仅仅以会计理论研究中主要的因果关系就得出正确结果，显然就难免会简化会计研究对象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因果关系。例如，不少研究者在研究企业经营行为时，往往把企业中复杂的利益关系简化为股东和管理者的单一利益关系，提出股东利益对企业管理行为影响最大的假设，而简化了债权人、政府、立法机构、税务机关、工会等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这种简化倾向实际上违背了他们遵循的科学主义原则，表明研究尚未摆脱传统决定论观点的束缚。

二、关于规范会计研究方法

规范会计研究是一种传统的会计研究方式，规范会计研究关注“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必然涉及价值判断，主要用于描述，如描述应该如何计量收益。其基本研究框架是：首先提出问题，然后搜集并梳理相关文献，最后通过严密的演绎逻辑推理得出用文字描述的研究结论，其主要方法论基础便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演绎主义方法论。规范研究方法的特点主要如下：

(一)规范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的论证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优化和发展会计实务

规范研究方法所依赖的归纳法或演绎法发展历史悠久，研究方法较为成熟，在会计理论的研究中，规范研究方法从假设或初始理论命题可以推导出下一层次的理论命题，并可对某一个理论命题做出演绎证明，还可以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逻辑检验以发现错误理论与现存理论的内部矛盾。这样，在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前，可预先对理论进行检验以使理论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陸，这在会计基本理论和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二)规范研究方法的不精确性、臆断陸与会计本身的精确性、客观性形成对立

规范研究方法无论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都是侧重定性分析，而纯粹的定性分析难以揭示会计对象、会计信息之间的关系，尤其当分析过程中涉及到的变量较多时更是如此，规范研究方法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往往忽视会计信息具有的经济后果，不重视会计主体的行为因素，运用规范会计研究得到的结果往往由于缺乏经验支持而仅仅是“闭门造车”式的个人观点和论断。这些都与会计要求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形成鲜明的对立。

三、对当前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建议

从上述关于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实证研究的目的是确立统一，规范研究的目的是树立典范；实证研究侧重于感性分析，规范研究侧重于理性分析；实证研究侧重于具体分析，规范研究侧重于抽象研究；实证研究要求价值中立，规范研究中带有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因此，偏废任何一方均非善策，最佳的选择是：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结合，坚持不同会计研究方法的综合、灵活运用。

(一)坚持规范会计研究方法和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结合

在会计研究上坚持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并重、相互补充的观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们是互相补充、可以结合的。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综合运用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既确保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的真理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从而实现优势互补，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绝大部分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实证研究较为少见，当前由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证会计研究已逐漸兴起，二者的结合运用必将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的蓬勃发展。

(二)多做实地研究

实地研究是以个别实例为出发点来分析问题，其方法论比案例研究要严格，属于学术研究范畴，非常注重寻找启发性的知识及开头性的看法，这就要求注重调查研究，进行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且对热点问题有很好的敏感性。由于我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在倣实证研究的同时倣实地研究可以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11篇

实证会计方法来源于西方哲学流派中的实用主义。实证会计研究要求先提出一定的假设,然后利用实际证据来加以验证和批驳。实证会计研究关注“是什么”的问题,不涉及价值判断,主要用于解释和预测。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研究框架是:首先提出假设,然后收集样本数据并建立分析模型,最后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具有数量特征的研究结论。实证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实证研究方法较为精确和科学,符合会计的本质要求

实证会计研究是一种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到假设再到假设的操作化,主要依靠定性、概念化的逻辑分析,而分析实际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主要依赖于数量方法。由于采用定量分析的种种技术,使得实证会计研究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这与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二)实证研究方法紧密结合会计实务,可以考虑到会计主体的行为动机

运用实证会计研究得到的实证理论,不仅对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提供解释,说明现存会计实务程序、方法在应用程序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还对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实务和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获得系统性证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和实务提供解释。实证会计研究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视为各种“契约关系”的结合体,对各种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会计准则呈现出的态度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得出了许多规范会计研究所不能认识的有益结论。

(三)实证研究方法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往往以偏概全,时效性差

实证研究方法往往使用有限的事实和现象去证明普遍命题,因而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或偶然性。另外,实证研究方法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经常由于忽略某些想当然或是次要的因素,结果有时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简化和研究的系统陆偏差。

在实证研究中往往需要分析大量的会计数据,而对与具体某项会计准则相关的问题研究总是在会计准则公布之后若干年,其时滞性与会计的及时性形成矛盾。

(四)实证研究方法过分简化研究对象的复杂因果关系

实证会计[！]研究方法把探求因果关系作为理论推演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在实际操作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程序和变化取向受多种因素影响,仅仅以会计理论研究中主要的因果关系就得出正确结果,显然就难免会简化会计研究对象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因果关系。例如,不少研究者在研究企业经营行为时,往往把企业中复杂的利益关系简化为股东和管理者的单一利益关系,提出股东利益对企业管理行为影响最大的假设,而简化了债权人、政府、立法机构、税务机关、工会等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这种简化倾向实际上违背了他们遵循的科学主义原则,表明研究尚未摆脱传统决定论观点的束缚。

二、关于规范会计研究方法

规范会计研究是一种传统的会计研究方式,规范会计研究关注“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必然涉及价值判断,主要用于描述,如描述应该如何计量收益。其基本研究框架是:首先提出问题,然后搜集并梳理相关文献,最后通过严密的演绎逻辑推理得出用文字描述的研究结论,其主要方法论基础便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演绎主义方法论。规范研究方法的特点主要如下:

(一)规范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的论证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优化和发展会计实务

规范研究方法所依赖的归纳法或演绎法发展历史悠久,研究方法较为成熟,在会计理论的研究中,规范研究方法从假设或初始理论命题可以推导出下一层次的理论命题,并可对某一个理论命题做出演绎证明,还可以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逻辑检验以发现错误理论与现存理论的内部矛盾。这样,在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前,可预先对理论进行检验以使理论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陆,这在会计基本理论和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二)规范研究方法的不精确性、臆断陆与会计本身的精确性、客观性形成对立

规范研究方法无论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都是侧重定性分析,而纯粹的定性分析难以揭示会计对象、会计信息之间的关系,尤其当分析过程中涉及到的变量较多时更是如此,规范研究方法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往往忽视会计信息具有的经济后果,不重视会计主体的行为因素,运用规范会计研究得到的结果往往由于缺乏经验支持而仅仅是“闭门造车”式的个人观点和论断。这些都与会计要求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形成鲜明的对立。

三、对当前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建议

从上述关于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实证研究的目的是确立统一,规范研究的目的是树立典范;实证研究侧重于感性分析,规范研究侧重于理性分析;实证研究侧重于具体分析,规范研究侧重于抽象研究;实证研究要求价值中立,规范研究中带有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因此,偏废任何一方均非善策,最佳的选择是: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结合,坚持不同会计研究方法的综合、灵活运用。

(一)坚持规范会计研究方法和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结合

在会计研究上坚持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并重、相互补充的观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们是互相补充、可以结合的。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综合运用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既确保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的真理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从而实现优势互补,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绝大部分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实证研究较为少见,当前由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证会计研究已逐渐兴起,二者的结合运用必将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的蓬勃发展。

(二)多做实地研究

实地研究是以个别实例为出发点来分析问题,其方法论比案例研究要严格,属于学术研究范畴,非常注重寻找启发性的知识及开头性的看法,这就要求注重调查研究,进行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且对热点问 题有很好的敏感性。由于我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在仿实证研究的同时仿实地研究可以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管理会计 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 实地研究 案例研究

开展实证管理会计研究的意义

首先，实证研究是管理会计研究目的得以实现的方法和途径。管理会计理论是研究人员运用专门的方法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对象进行反复认识后而形成的，在这一认识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加上客观会计环境又在不断地变化，形成的理论是否正确，需要对其进行验证以确定是肯定或否定。实证法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手段。

其次，实证研究是摆脱我国目前管理会计研究危机的有力手段。实证法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是推动管理会计研究向前发展的源动力；同时，实证法还是一种预测客观现象的方法，管理会计中大量的预测、决策问题都可以采用实证法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才有可能给陷入理论脱离实际困境中的管理会计研究重新注入生机和活力。

再次，要提高我国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就必须提高管理会计研究水平。管理会计的本质和职能，要求其必须在现实环境条件下解决实际问题。这使得现代管理会计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脱节或差距的一个根本性症结。然而，“脱节”与“差距”在某种意义上正构成了管理会计发展的一种动因，关键在于如何连接脱节、弥补差距，使动因转化为动力。在这个方面，实证研究是一种最有效的研究方式。

最后，从管理会计的学科特征来看，管理会计既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同时具有显著的灵活性，实证研究能充分体现这些特点，它的研究结果是在特定条件下，采用某种方法确定的，因而并非任何条件下的最佳答案和标准，它给实践者提供的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展示的是变化多端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

实证管理会计研究与规范管理会计研究比较分析

实证会计研究就是通过分析、解释所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寻找其发生的原因，以预测会计实务的一种会计研究方法。它区别于规范会计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关注事物是如何进行的，而不是关注事物应该如何进行；不是采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而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侧重于对命题进行证伪；它要求在研究过程中排除研究者的个人价值判断，以经验数据和数理统计分析来证伪理论命题或假说。而规范会计研究则运用演绎法兼用归纳法，主导思想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围绕经济政策行为的经济后果进行逻辑推理，提出政策，制定依据标准。

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具有自身所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在运用时应该相互依赖、互相渗透。规范会计研究的大前提要接受、依赖实证会计研究来进行经验检验，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分析要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然而，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在研究中的侧重点不同。从管理会计的角度来看，实证研究比规范研究在解释和预测管理会计实践方面更具有理论价值。鉴于管理会计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显著的灵活性，因此，实证研究相比规范研究而言，在管理会计领域更有用武之地。但是，这种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以经济计量学为主要技术手段，且经济计量学方法基本上属于“线性分析”的范畴，而实际中对一些管理会计系统变量关系的“线性假设”缺乏客观依据。再加上这种研究方法忽视了管理会计系统中社会人文因素对研究变量的影响，使得管理会计信息和管理决策之间的相关性降低，甚至消失。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和现实需要，更好地解决现代管理会计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提倡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实地研究”方法主张到企业组织的实地去观察了解实际的管理系统是如何运行的、管理会计技术在实际系统中又是如何使用的，旨在弥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间距。“案例研究”则是研究人员通过对一些成功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写出详细的研究报告和有关分析结果，并以此指导管理会计实践和管理会计教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从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实证会计研究者正是立足于许多不容辩驳的经验事实，有理有据地证伪了传统规范会计理论的一些主观臆断成分，从而推动了实证会计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实证管理会计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管理体制问题。主要反映在企业缺乏运用管理会计方法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内在动力，因此虽然我国产生了一些运用管理会计方法的成功案例，但也难以将这些成功经验推广，这就进一步缩小了实证研究所赖于存在的组织场所的范围。

研究体制的问题。缺少专项经费，即使有项目，其经费来源也极其有限，用于规范研究尚能维持，如开展有效的实证会计研究则远远不够。另外会计研究工作者大多是非专职研究人员，不能全身心的投入，难以得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

研究人员的素质制约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实证管理会计研究者从认识论上（如实证研究方法的多层次性）和技术层面上（如掌握了从事实证研究的各种技巧，受到足够的训练等）都还没有为进行更高水平的实证研究做好准备。

资料取得问题。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和资料上看，我国应用管理会计的资料主要是以实务人员为主介绍基本情况的较多，许多真实情况难以通过具体的数据反映出来，更缺少全面、连续、系统的资料汇集，这就导致研究限于就数论事，表象的东西多，只能采取推测得出结论，而且资料的时效性也存在问题。

研究方式方法问题。目前实证管理会计研究以学术界为主，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个案研究和问卷调查方式进行。虽然学术界具有理论研究的特长，但由于种种原因难以进入企业进行实地调查，面谈更是难以安排，而且花费较高，研究资金个人很难承担。虽然可以采取问卷调查方式，但问卷回收率甚低，另外问卷的可信度也难以保证，从而难以保证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另外，目前我国对企业的实证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大多参考国外已有的数学模型，换成国内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但由于忽视了国内企业的具体情况，因此得出结论的可信程度就值得怀疑。如何恰当地移植和借鉴国外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经验与方法，也是我国管理会计学者面临的新课题。

实证管理会计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传统实证会计观认为实证研究应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或阶段――用来提供一个基本体系，对现实会计实务本身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经验实证是指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进行经验检验的过程。对于经验实践和理论结论相符合的部分，就应该当作正确的理论加以运用，直到被经验证伪为止，而对于被经验直接所证伪的理论结论，就必须逐渐修改原有的理论假设，再次进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一般也应分为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两个部分。但由于管理会计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无论是发展管理会计理论，还是解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和差距问题，都应采取先经验实证后理论实证的过程。首先，通过重点对企业组织实际情况的调查，进行详细的案例分析并写出案例研究报告与分析结论，再将具有价值的技术与方法在实践中推广使用。然后，随着管理会计方法的成熟与时代环境的需要，实证研究应从典型的经验方法向更加严格的理论实证方法过度，不仅进行解释、分析与应用，而且涉及检验与预测。只有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才能够了解和把握时代环境需要哪些理论与方法，才能够明确企业等组织所实际关心的问题与现实遭遇的难题，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办法并作出理论概括，由此形成用于普遍指导实践的理论方具有价值。

需要明确及有待解决的问题

实证管理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实质是以企业利益为导向并由此制约的企业需求为标准。因此，在实证管理会计研究中应以企业需求确立的课题为出发点，这既是形成管理会计理论的最终归宿，也是开展实证管理会计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大量开展实地研究（FieldStudy）和案例研究（CaseStudy）。尽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和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力求对管理会计实务和管理会计现象的本质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实地研究与案例研究将是我国未来开展实证管理会计研究的发展方向，也是管理会计研究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实证研究之中应有效运用数学方法、模型开展量化研究。有的同志对提倡应用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进行研究持否定态度，并对国外会计文献中充斥着数学表示担忧和不理解。但实际上，数学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应用有其必要性，具体体现在实证研究没有量化分析是不科学的，而数学方法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的特点。运用数学方法，一方面便于从现有的理论中演绎出新的理论，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另一方面，有助于暴露出会计研究中的错误，以便加以匡正。我国目前管理会计研究与应用中数学方法的有效运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当然，主张有效运用数学方法并不是主张走极端。

加强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合作。实证管理会计研究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密切配合与相互协调，实务界离开了学术界的协调，其经验往往停留在基本情况介绍的范围内，很难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无法在大范围内推广与应用；而学术界离开了实务界的支持，仅靠问卷调查难免出现空洞、脱离实际的现象。而合作的效果要受政府行为的导向性、研究内容和方法与企业实践的紧密性、企业与研究者合作的自愿程度等多方面的影响。这方面问题已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建立应用管理会计协调机构。由于我国没有一个将学术界与实务界都包括在内的管理会计职业组织，学术界与实务界沟通的机会不是很多，这就为开展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尽管中国会计学会在1999年成立了“管理会计与应用专业委员会”，并作了许多实质性工作，但基本上还是局限于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上，在成果转换与实务应用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这样的组织从数量上还远远满足不了企业需要。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协调机构，加强会计实务界与学术界的协调和配合，为进一步开展实证管理会计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实质性地推动管理会计在我国的研究与应用。

参考资料：

1.冯巧根，管理会计应用与发展的典型案例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证候；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5.07.005

中图分类号：R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5）07-0014-03

虽然证、证候及其相关概念在中医古典医籍中屡见不鲜，但多限于疾病临床特征阐释，并与诊断与治疗实践密切相关，而现代中医证候研究借助于循证医学、临床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数理统计学、天文学，以及其他相关交叉学科技术与方法，其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层次、研究意义等得到极大拓宽与深化，并在证候概念、证候标准化、证候动物模型等研究重点领域呈现出趋向性。

1 证候概念研究

证候概念研究一直是证候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焦点，从证候及其相关概念的语义辨析，如对“症”“证”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3CB532002）

“证候”涵义辨析[1]；到证候概念形成的哲学思辨，如证候概念形成的辩证逻辑分析显示，证候形成过程经历了从经验积累到前科学概念，从前科学概念到科学概念，进而与原有理论体系相融合的基本环节[2]，再到证候特性的现代科学诠释，如证候概念内涵的诠释认为，证候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等特征[3]。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证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有观点认为，证候内涵应该是简单的，绝没有那些凭空想象出来的内涵[4]，而大多数学者认为证候属于复杂系统科学概念，应采用多学科交叉理论及方法，从时间及空间维度，阐释证候概念的不同层次涵义。笔者认为，证候概念既要着眼于证候本身及其解构单元研究，又不能脱离中医病症整体，从考察疾病整体特性出发，有助于把握证候的共性特征，而综合不同系统疾病证候个性特征，是全面揭示证候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必要条件。若能借鉴现代医学对疾病发生、发展、演变机理的系统生物学认识，对证候研究体系的构建更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2 证候标准化研究

证候作为辨证论治理论的核心，其标准化是规范中医药学术理论体系的首要任务，证候标准化主要体现在证候概念标准化、证候名称标准化、证候分类标准化、证候诊断标准化等。目前，证候名称及分类标准化研究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证候名称与分类代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以及其他证候标准化研究成果，如《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等，但由于研究角度及知识体系差异，证候标准化成果间彼此仍有出入，使证候标准使用者莫衷一是。抛开证候标准化成果本身不谈，如何使其得到中医学界广泛认可和应用，更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工程。由于现代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学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建议侧重向中医药教育推行证候标准化研究成果，逐步构建证候标准化乃至中医药学标准化体系。而证候分类标准化及证候诊断标准化研究，在挖掘古典医籍病证分类及临床诊疗经验同时，还应基于循证医学研究理念，注重紧密结合证候临床流行病学，合理设定证候分类及证候诊断标准。

3 证候动物模型研究

借助于证候动物模型来阐释中医证候实质、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中药药理机制，是实现中医药客观化和科学化的创新举措。证候动物模型采用单因素或多因素中医病因造模方法，或结合西医疾病模型，在实验动物上复制中医证候表现，如以0～1 ℃冰水刺激建立大鼠寒凝血瘀模型[5]，用慢性束缚方法建立大鼠肝郁脾虚证模型[6]，以半高脂饲料结合声、光、电刺激法建立大鼠气滞血瘀模型[7]等。但证候动物模型自身的局限性使其科学性受到一定质疑：①证候与疾病互为关联，但证候动物模型却将两者截然分开，先以手术、药物、理化等方法模拟疾病模型，再模拟证候模型，这有悖于临床证候实际表现；②证候造模方法差强人意，尤其是情志疾病的证候动物模型，难以模拟人体真实证候表现；③缺乏公认、客观、稳定、可重复的证候动物模型及指标验证体系；④大多数中医证候形成受内外因素影响，虽然证候动物模型也采用多病因造模方法，但只是模拟外环境因素作用，仍不能有效整合内外致病因素的综合作用。尽管目前的证候动物模型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但对于中医证候生物学物质基础的筛选及评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建立符合中医病因病机特点的证候动物模型，仍是中医药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之一。

4 证候生物学实质研究

以现代生物学技术揭示证候实质是中医药现代化的有力手段，其研究思路首先是进行疾病证候分类，探讨客观指标与证候相关性，并筛选证候生物学标志物，如脏腑证候实质、阴阳证候实质、寒热证候实质、血瘀证候实质、表观遗传学证候实质等[8]。然而，随着对单一指标及有限指标群阐释证候系统性特征缺陷认识，以及系统科学被引入中医药现代研究领域，近年来倡导以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系统生物学技术平台开展证候实质研究[9]。虽然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及语言诠释中医证候属性及特征十分必要，但这种研究理念不应无限地应用于中医理论范畴的各个层次，而应明晰其适用性及局限性，如探寻阴阳、寒热等辨证纲领性概念的证候生物学标志物，其结论能否真正说明阴阳及寒热共性特征，或是以偏概全，只是某一脏腑、组织的阴阳及寒热个性特征，值得进一步商榷。所以，在证候概念内涵、证候分类及诊断标准化、证候动物模型等研究取得突破进展前，证候生物学实质研究证据尚缺乏足够力度。

5 证候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证候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主要采用横断面调查进行，以德尔菲法设计证候专家调查问卷，获取临床专家对疾病证候特征的认识，如通过编制SARS中医证候特征及其演变规律专家调查问卷，以德尔菲法调整问卷结构及内容，以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转移概率矩阵等方法，归纳SARS证候特征及演变规律[10]。或以临床流行病学试验设计，如采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队列研究等，结合证候量表，采集患者症状、体征及舌脉信息，通过中医师证候判定方法，或统计分析方法，获取反映疾病的证候要素特征及其靶位，如以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研究观察840例儿童肺炎用药前后证候类型变化[11]。虽然已开展的多系统疾病证候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对丰富疾病证候分布认识、提高临床辨证准确性及针对性等具有重要贡献，但也存在研究水平及质量参差不齐、研究细节设计不够规范、研究实施不够严谨等问题。其影响因素主要有：①证候调查问卷或证候量表设计的代表性及合理性。问卷或量表设计应切实反映研究目的，不应使证候信息采集者及被采集者对条目及量表内容产生歧义。②样本含量。通常证候研究需要大样本含量获得较高统计效能，但限于研究规模、人力及财力，目前开展的证候流行病学调查仍以小样本含量为主，少见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基础上的疾病证候特征调查。③证候信息采集的规范性及严谨性。采集者及被采集者应认真负责地填写、回答问卷或量表内容，并遵循规范化的信息采集流程及标准。④证候分析方法。应充分考虑研究设计、数据类型、样本含量等因素，选择适宜的证候分析方法，如小样本数据可选择随机森林或支持向量机方法。

6 证候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证候研究主要目的是有效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以提高临床治疗的效力及效果，但证候临床疗效评价方法一直是中医药临床研究难以取得共识的瓶颈问题。随着2002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12]的颁布和实施，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改善的证候疗效评价方法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症状程度描述、症状赋分标准、症状评价标准等难以实现客观化，其合理性备受质疑，临床应用渐渐受到限制。因此，采取症状表现的“是”与“否”判定，或将症状的变化程度划分为加重、无明显变化、减轻、消失4个等级[13]，成为避免证候疗效评价主观因素影响的有力措施。随着数理统计方法与中医药学的不断交融，新的证候疗效评价方法及理念不断涌现，如基于相似匹配测度[14]、结局指标相关性[15]、疾病中医证候分类[16]等，丰富和拓展了中医药证候疗效评价的思路与方法。

中医临床实践历来强调个体化的辨证论治原则，但目前的证候疗效评价仍为固定的群体证候疗效评价模式，缺乏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方法及研究实例。应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方法学，并重点开展辨证论治个体化干预过程的临床信息采集与复杂数据分析方法、中医药个体化疗效评价方法研究，明确个体化临床信息采集是实施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的前提。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试验设计、非线性重复测量的证候数据分析方法是实现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的关键环节，但需要在评价技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才能引起证候研究者的切实关注。此外，现代中医证候临床研究普遍采用病证结合评价模式：①强调中医证候/症状改善，如感冒；②强调疾病疗效指标改善，如糖尿病、血脂异常等；③强调疾病疗效指标及中医证候/症状同时改善，如冠心病。因此，针对疾病类型不同，实施证候疗效评价也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时，证候疗效评价需结合药物流行病学、循证医学、文献评价、数据挖掘及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以解决证候疗效评价的复杂系统科学问题。

7 结语

随着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现代中医证候研究广度和深度呈扩大趋势，证候临床研究正在从整体评价向个体评价转变，证候研究方法正在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这要求我们应不断对已取得的证候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及集成分析，也要不断对证候研究的不足进行反思，及时修正证候研究发展方向，最终使证候研究成为揭示传统中医药科学本质的敲门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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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法规范；实践模式；创新

一、在选取中创新研究方法

“法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是人类对法律现象认知、评判而形成的一种话语系统。然而，由于人们认识同一法律现象的方法与进路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认识结果和话语系统。”[1]于是在法学学科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林林总总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诚如笔者在《“问题与体系”视角下的刑事诉讼法研究方法》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现行的法规范体系与实践模式，均与理想中的立法状态和治理形态相距甚远，且存在着许多难以协调的分歧与矛盾。具体到刑事诉讼法学领域，刑事诉讼法规范与实践模式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刑事诉讼法某些方面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取向的分流，也为刑事诉讼法的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研究方向。作为一种程序法，刑事诉讼法为待解决的社会矛盾提供一种法定程序路径，且该路径下的实践模式体现的不是应变型思维，而是服从型思维，即在取向上将对程序的遵守置于首位，重视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独立的价值。其实施的效果往往不单纯地取决于一方主体，取而代之的是，它是各程序利益主体之间相互竞争、互不妥协的结果。刑事诉讼实践主义模式将个案处理过程中所彰显出的价值折射于其上，是体系性问题与诉讼正当化问题的融合过程。在实践模式与法规模式之间，存在价值多元性问题，这点无庸置疑。尽管价值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表面上实践主体可供选择的空间看似很大，但在实际中会要求实践主体只能坚持一种操作标准，否则价值的多元性就不可能带来司法实践所需要的唯一的确定性结果，从而引发新的问题或矛盾。但要是真去探寻这种唯一特定的标准，又会落入形式主义法学的思维模式。以往多数学者研究的重点在于研究方法及其选取上，寄希望从研究方法上突破价值的多元性问题和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以期最大限度地将各种问题一并解决。在笔者看来，研究方法是作用于研究对象的，庞大的刑事诉讼理论体系是一个研究对象，其下的子体系、制度也应属于研究对象，且各对象系统间存在着众多参数，在进行区别、划分、选取等工序中，均可能运用到各种现有的研究方法，若将确定特定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出路，那么在没有新的研究路径之前，只能在现有研究模式中进行取舍，或者在选定现有模式后继续完善对其的研究方法。如果将司法公正视为一个目的，依照司法公正的标准构建，比较的方法可能会得出相对公正的标准，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可能将类似情况视为公正或者不公，由此会引发放大或者缩小公正范畴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都存在一定的条件参数，参数的关联性大小决定数据的准确程度。而选取了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可能只会解决体系中某一方面的问题，或者在对其本身进行创新的基础上，创造出修正体系的某一方案，但最终无法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将体系中的所有问题逐个处理掉，也即刑事诉讼中的研究方法也是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既包括其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的发展，也包括整个研究方法体系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需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地深化对刑事诉讼程序理论体系的研究。

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探索

“方法论问题作为法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进行法学研究的基础。而坚持什么样的研究范式，不仅是研究者需要表明的学术立场，更是其研究成果能否获得认可并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因而，时刻对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反思是相当重要的。”[2]在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部门法学科的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而这当中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众多学者所广泛运用。“法律实证分析就是其他学科中实证研究方法向法律研究的移植，是借助实证分析方法改造法学传统研究模式的一种方式。”[3]更进一步地说，实证研究方法即以经验和案例事实说明某一方面问题，以达到论证研究对象的目的。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常情况下会摆脱应然思想的羁绊，从实然的角度去探究一学科的研究路径。

实证分析方法“把法律视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系统，致力于维护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一致性。由于这种方法不追究法律规则本身的基础，而径自研究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所以又被称作法律教条学或教条论法学。” [4]对于一个国家所制定或认可，以及处于实施状态中的法律规范，实证研究方法通常采用偏于中性的说明性的描述方法，界定文字的内涵，将法律文本中所蕴含的要义呈现出来，并采用归纳的方式，将研究对象的各种特征挪列出来。实证分析方法将应当是什么样的法即理想法，与实际是什么样的法即实在法严格区分开来，并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是研究实在法，侧重于从结构和概念的角度去分析实在法，且依据逻辑推理来确定能够在实践中适用的法。具体说来，实证分析方法以探析法律规范的形式结构为研究重点，重视法规范在结构上完整与否，和在形式上合法与否，亦在一定程度上关心法规范涵盖的具体内容及其彰显的内在品格。作为一种踏实的科学态度，实证主义力图在既有的经验材料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凡是盲目追求终极原理的做法，均会遭到实证注意无情地批判。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对法律概念予以分析，在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方面，实证分析方法发挥了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研究者而言，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于逻辑思维的缜密性与连贯性的提升大有裨益。“由于实证研究最早开始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而这些学科在研究中往往已经涉及到很多的法律内容，因此，法律实证研究自然会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5]所以，过分重视法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区分，不利于法学学科研究方法的选取，而研究方法的选取问题，又是关乎学科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没有法律科学本身。”[6]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其瑞：《论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向》，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16页。

[2]刘璐，段陆平：《论刑事法学实证研究方法的拓展——基于问题意识的思考》，载《公民与法（法学版）》，2010 年第6 期第31页。

[3]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载《中国法学》，2000 年第 4 期第32页。

[4]郑戈.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J]。李猛.韦伯：法律与价值（《思想与社会》第 1 辑）[C].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第15篇

勿庸质疑,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已成为当代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的两种主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两种研究的支持者们互不相让,曾掀起一场理论大“论战”:规范会计研究者们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只注重对细枝末节问题的纠缠不休,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人们已经熟知的既定事实,因而对整个会计理论并无贡献;实证会计研究者则抨击规范会计研究方法的不科学,认为规范会计研究忽视对已有会计理论的检验。结果,整个会计理论框架仍摆脱不了“空中楼阁”的尴尬〔1〕〔2〕!而这场论战也恰恰反映了我国会计研究者对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存在着的普遍模糊认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西方会计学界已经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这两种各具特色的会计理论研究〔3〕,本文将结合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来客观地评价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希望能对我国的会计研究有所启发。

一、名称考辨关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基本内容,马克·图恩曾作过一个简明扼要而又比较全面的对比分析〔4〕,即:

实证是手段事实现实描述真或假精神的问题解释分析

规范应该目的价值理想规定好或坏心灵的问题评价政策

我们可以看出,上述的区分涉及语言形态、研究领域、内容性质和作用特征等多个方面,如果具体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多数会计学者首肯实证会计研究主要回答会计“是”什么,认为进行实证会计研究时应该超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只考虑建立会计信息系统运行之中的会计处理程序之间关系的规律;而规范会计研究一般着重回答会计“应该是”什么,因此往往含有一定的价值判断,需要提出某些准则,作为进行会计处理的标准和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进一步详细来讲,规范会计研究(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的范式是(1)研究、分析大量的会计实务,从中概括出良好、理想的会计实务,并作为日后指导会计实务的标准;(2)规范会计研究并不满足于现有的会计惯例,而是试图从逻辑性方面指明怎样才算是良好的会计实务;(3)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以演绎法为主,但是并不排斥使用归纳法〔5〕,而恰恰从利用归纳法得到少数基本概念出发,然后演绎出会计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再从中推出与之相适应的会计程序与基本方法,用来指导会计实务。

而对于实证会计研究(PositiveAccountingResearch),由于我国近年来还处于介绍和初步运用阶段,所以对“实证会计研究”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因此有必要详细分析。关于实证会计研究的“实证”一词,我国会计学者在引入的过程之中存在不同的理解,绝大多数同志从“positive”和“positivism”(实证主义)词根的相似性入手,从哲学角度探讨实证会计研究的哲学基础,试图从中概括出实证会计研究的一般范式〔6〕。但是,对“实证”一词最权威的解释应该来自“实证会计学派”(或称罗切斯特学派)。按照实证会计学派的代表——瓦茨和齐默尔曼的解释,“‘实证’一词来自于实证经济学,之所以将其研究冠名‘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意图是为了区别于业已存在的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WattsandZimmerman,1990)。那么,“实证”一词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呢?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相关的经济学文献(樊刚,1995;光,1997;张宇燕,1993)和典型的实证会计研究经典文献(WattsandZimmerman,1978,1979,1990;BallandBrown,1968;)以后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或阶段——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理论实证的目的是用来提供一个基本体系,对现实会计实务本身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理论实证过程包括(1)三个基本要素——有关会计问题的基本假设、一套逻辑严密的系统化的推理机制和方法以及最终的理论结论;(2)提出理论假设、建立分析模型以及进行逻辑推理和证明三个紧密联系的步骤。经验实证是指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进行经验检验的过程。对于经验实践和理论结论相符合的部分,就应该当作正确的理论加以运用,直到被经验证伪为止,而对于被经验直接所证伪的理论结论,就必须逐渐修改原有的理论假设,再次进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二、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之比较

1、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分化——一个简单的回顾。

会计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演变,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它学科的影响。哲学家、科学家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对会计研究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真正对会计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和变迁对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直到本世纪初以前,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都主要是围绕着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哪个更适合于经济分析而展开〔7〕。在此影响下,会计理论研究亦是以这两种方法为代表,如佩顿(WilliamPaton)、坎宁(Canning)、爱德华兹和玻尔(EdwardsandBell)、穆尼茨和斯普瑞斯(MoonitzsandSprouse)等都是演绎法的典型代表,而井尻雄士(YuijIjin)和利特尔顿(Littleton)等则极为推崇归纳法——一言以蔽之,该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为主,十分注意会计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忽视对既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检验,我们将之总称为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一般认为,本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中是规范会计研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规范会计研究的形成,一扫19世纪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混乱、无目的的状况,在其大力推动下,会计理论体系于19世纪末20世?统醴礁娉醪叫纬伞5诙?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扩大化和广义化,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研究方法已不再满足于定性的演绎或者归纳推理,而是逐步转向实证分析。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目前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学者更直接地从财务学中获得或移植某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质上财务学承担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研究产生影响的“载体”和“催化剂”的作用),一大批年轻的会计学者(以罗切斯特学派为主要代表)逐步竖起实证会计研究这面大旗,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给会计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震撼。(1)1968年,鲍尔和布朗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一文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初露端倪;(2)70年代中期“罗切斯特学派”代表人物简森(Jensen)的“关于会计研究现状及会计管制的评论”一文可视为是向规范会计研究挑战的宣言;(3)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1978年“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导论”、1979年“实证会计研究的供需:一个借口市场”两篇论文的发表及1986年《实证会计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已逐渐与规范会计研究分庭抗礼。乃至1986年-1989年期间提呈给美国权威会计刊物《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的论文仅有一小部分可归类为规范研究〔8〕。

2、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缺点

规范会计研究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对理论的论证具有重要作用,规范会计研究从假设或初始理论命题推导出下一层次的理论命题,并可对某一个理论命题作出演绎证明。这样,在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前,可预先对理论进行检验以使理论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性,这在会计基本理论和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2)规范会计研究可从理论命题推导出事实命题,也可用来解释已知的会计理论或会计行为。(3)规范会计研究同时还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逻辑检验,以发现错误理论及现存理论的内部矛盾。但是,规范会计研究又有其不可克服的系统性缺陷。这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忽略了对作为演绎逻辑推理起点的假设或前题的判别和检验。(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忽视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不重视会计主体的行为因素,仅将会计环境中的不同利益集团简化为一个总体来看待。(3)运用规范会计研究得到的结果往往由于缺乏经验支持而仅代表了“闭门造车”式的个人观点和论断。实证会计研究的作用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从评价规范会计研究所依据的前提入手,对规范理论赖以依存的前提的现实有效性进行检验,进而肯定或否定规范研究成果。(2)运用实证会计研究得到的实证理论不仅对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提供解释,说明现存会计实务程序、方法在应用程序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还对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实务和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获得系统性证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和实务提供解释。实证理论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做些什么。可以说,实证会计研究使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从理想转向现实。(3)实证会计研究十分重视对会计主体行为及其动机的研究,并大量引进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围。实证会计研究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视为各种“契约关系”的结合体,对各种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会计准则呈现出的态度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得出了许多规范会计研究所不能认识的有益结论。

实证会计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力图使用有限的事实和现象去证明普遍命题,因而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的只具有概率或然性。(2)实证会计研究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经常由于忽略某些想当然是次要的因素,结果有时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简化和研究的系统性偏差。(3)实证会计研究在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完全排除价值判断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因为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作为“经济人”的会计研究者,在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个人偏好所带来的先入为主的干扰。(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相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如对与具体某项会计准则相关的问题研究总是在会计准则公布之后若干年,确切地说总是等到有足够的样本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时才能得以实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Watts/Zimmerman在《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实证会计理论的作用只在于解释和预测,而并没有提及实证会计理论具有对会计实务的指导作用。

3、关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总的评价

(1)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具有自身所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规范会计研究在理论证明和构建会计理论时具有优势;实证会计研究则具有获得新知识、新理论的优势作用。

(2)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在运用时应该相互依赖、互相渗透。规范会计研究的大前提要接受、依赖实证会计研究来进行经验检验,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分析要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3)单纯依靠规范会计研究或实证会计研究都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各自的系统缺陷。如实证会计研究结论的概率或然性质,规范会计研究大前提的来源及正确与否的问题。

(4)规范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忽略了人的认识本来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不断往复的过程,是渐进性和飞跃性,逻辑主义和非逻辑主义的统一。因此,片面强调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不科学的。

(5)实证会计研究往往适合于对具体的会计理论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但如若涉及到对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研究则无能为力,而此时便必须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本文以上的论述可以说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存在着相互结合的必要性,以下将两者的结合简称为规范—实证会计研究。

三、试论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互补性

1、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互补性——会计理论发展模式的启迪〔9〕

会计理论体系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保持会计基本理论与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可用于指导会计理论研究,对会计理论研究起到规范的作用。同时,它一般经受得住某些“反常”的冲击、诘难,具有一定的弹性,并通过对理论的局部调整或修改辅前提、假说,把反对转化为支持,此时会计理论就处于上升时期。但是,任何会计理论总并非尽善尽美,总有其赖以存在的会计环境,一旦其在强大的“反常”面前一筹莫展并不能将其纳入自己原有的理论框架之中时,就势必将会被新的会计理论代替,这时就需重新调整会计理论的内涵及其基本结构。此时,会计理论就处于显著变动状态,就强烈需求质变。但是,新的会计理论并非对旧的会计理论的完全抛弃,而是一种“扬弃”。新旧会计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包含或对应关系,新理论是对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整个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是前进的上升运动,是向绝对真理逼近的过程。由此可见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是“相对稳定显著变动相对稳定…”这样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这样,在会计理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相应的主要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也应有区别:在会计理论体系相对稳定的阶段,会计理论表现出对会计研究的指导作用并具备应付反常冲击的弹性,因而可以在原有理论和思路指导下,主要运用规范会计研究(收敛性思维)继续进行研究,通过辅命题克服理论的困难,使理论作为规范较好地发挥作用。当会计理论发展进入显著变动阶段后,原有的会计理论如果继续存在势必会产生阻碍作用了,因而必须另辟蹊径,从新的角度解决问题才能克服困难,因而主要采用实证会计研究(发散性思维),持批判的态度从会计实践、现象的经验分析中创造出新的会计理论。总而言之,只有在会计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着重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促进会计理论的发展。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在会计理论发展的特定阶段,采用某种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同时使用另外一种研究方法。我们对会计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人为的,而事实上,会计理论体系中不同会计理论的各个发展阶段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科学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是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是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统一。如美国“财务会计概念结构(SFAC)”便是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共同配合、协作成功的范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会计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它也必须从问题着手进行研究。作为会计理论研究起点的问题可以直接来自于会计实践,也可以来自过去会计实践的产物——已有会计理论。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会计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已有会计理论,同时不断从会计实践中吸收“营养”,发现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绝不允许忽略会计实践。但是,从实践中得到的会计知识由于其归纳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或然性,因而必须从会计理论高度运用规范会计研究进行演绎推理,以发现其有无逻辑矛盾,得出正确的认识然后上升为会计理论。所以会计理论研究的整个过程可归纳为“会计理论会计实践新的会计理论…”这一不断往复、逐渐完善的过程。相应的,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可归纳为“规范实证规范…”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概括来讲,规范—实证会计研究是会计理论研究者根据已有的知识,对会计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说,并通过对假说的实践检验、修正,逐渐使假说演变为新的会计理论。

2、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互补的可能性

如果详细比较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大量会计文献之后不难发现两者在以下重大方面各具特色,也正是在这些重要方面,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需要互补:

（1）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少数几个基本会计概念(会计基本假设或会计目标)出发,主要运用演绎法来推出一套用来指导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而大凡实证会计研究,一般总是先根据大量的会计现象归纳出一个或多个命题,然后利用来源于会计信息市场的若干会计数据来进行经验检验;或者对规范会计研究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证实或证伪。一言以蔽之,规范会计研究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而实证会计研究则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根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对会计现象的认识是由一般到具体和由具体到一般的有机结合,因此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不应有所偏颇。

（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较高的会计理论层面上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如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往往会作为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而实证会计研究则往往是针对具体的会计理论如存货发出的计价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先进先出法,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后进先出法等。近年来,实证会计研究的趋向是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细致,一些规范会计研究者借此攻击实证会计研究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没有贡献。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实际上,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因为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会计现象的本质是什么(Whatitis),只有掌握了各种会计现象的本质,才能从逻辑高度上来进行探讨会计应该是什么(Whatitshouldbe)的问题;规范会计研究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和终极目的,因为研究会计现象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探讨会计是什么,而必须研究会计应该是什么。可以这么来讲,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与会计目标系统的层次相关(实际上,Trueblood报告就曾指出,会计目标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会计目标层次越低,其研究的实证性就越强;会计目标的层次越高,越需要对之进行评价,因此其越具有规范性。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是对会计目标不同层次上的研究,角度不一、相互联系、相互?钩?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研究整体。

（3）规范会计研究的较高层次性决定了其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而实证会计研究则由于侧重于在较低会计目标层次上进行研究,则涉及到事实判断。那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如何呢?两者的关系如下所示〔10〕:自然事实存在人类经验认知或判断事实判断主观需求与客观环境制约价值判断（肯定或否定）由此可见,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具有相互关联性的,因此规范会计研究不可能排除事实判断,实证会计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摒弃价值判断。此外,按照哲学观点,“是什么”(事实判断)先于“应该是什么”(价值判断),所以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是什么”总有些捉摸不准的味道(如会计基本假设来自于客观会计环境,具有客观性——“是什么”,而会计目标代表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主观需求即“应该是什么”,但是会计界却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两者并重,这是否对我们有所启发?),所以需要对“应该是什么”进行某些规定,这样规范会计研究同样必不可少。

3、小结

（1）会计理论研究之中,“是”与“应该是”,或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往往交织在一起,并无明确的界限可以辨别或者有意识地去遵循。

(2)从逻辑上来讲,事实的描述先于价值的形成,尽管在现实的会计研究之中,由于会计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不可捉摸性,是什么总有点捉摸不准的特点。

(3)虽然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研究者个人先入为主的干扰,但是追求实证会计研究的“纯洁性”,将人为的干扰降低到最小仍是一种会计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

(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之间并无人为的鸿沟,作为实证会计研究精神的对事实解释和预测最终必须过渡到规范会计研究的主旨——会计应该是什么上来,换句话来讲,实证会计研究应该以规范会计研究的目的为归宿。

（5）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由于两者的互补性,绝对地将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对立起来的态度固然不可取,但是绝对抹杀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

（6）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由于是从逻辑高度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研究过程,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和会计实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则立足于会计实务,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与会计实务中的结果比较吻合或基本接近,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孰优孰劣——“存在的未必合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规范会计研究的成果说到底是把会计实务界暂时认识不到的结果展示给会计界,在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既定的利益格局,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借此改变会计人员的认识格局,并可能最终因此影响他们的选择。

四、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比较及应用

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区别大致有二:

（1）实证会计研究以有用事实为基准来检验假说,但“有用”并无一确定标准,对某一利益集团有用未必对另一利益集团也有用,因而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实质是以利益为导向并由此制约的社会需求为标准。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以社会需求确立的课题为出发点,这既是形成会计理论的最终归宿,也是逆向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概而论之,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是思维模拟检验和社会实践检验的统一,其中思维模拟检验大量运用了形象思维,直觉逻辑思维的方式将从会计实践中抽象出的理性客体蒸发、升华为理想客体,使其既保持了本质特征,又保持了思维过程的逻辑性;社会实践检验则是对假说概念予以具体化,使之具备可度量性,从而将理论性假说转化为可实践性假说。

(2)实证会计研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对假说的检验,却忽略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的能动认识能力以及其创造性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所以最终也未逃出对会计实践进行描述和解释的传统思维的来源。规范—实证会计研究辩证地运用发散性思维和收敛性思维,突出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及认识活动所应遵循的思维规律,因而具有明显的综合及辩证特征,并且具有在不同认识阶段调整认识方法和认识手段的内在调节机制。

众所周知,我国会计准则是按规范(演绎)方法制定的,是准则制定者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基础上做出的主观规定,它代表了规范会计实务的理想准则。但是,我国会计准则的实施环境是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下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因而对准则的实际效用及预期目的之间关系的检验就变得尤其重要。准则制定者必须了解,现有准则的执行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是否强化、规范了企业的财务行为,是否增强了外部利益集团及企业内部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重视程度,而要获得以上各项认识,既不能依赖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判断,又不能从原有理论中演绎推理而知,而必须展开广泛的会计实践,通过调查、征集意见,获得有关会计准则实施后的反馈信息,才能不断修改原有准则,使会计准则不断地发展完善。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吸取了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点,不仅弥补了传统会计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缺陷,而且可促使研究者更加注意接触会计实践,按科学的程序,从会计实践中获得对会计准则更深刻的认识。

五、关于进行多样化会计研究的建议

诚如本文上述,实证会计研究具有时间上的相对滞后性,并不能在会计准则制定之前就为准则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意见,因此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为了克服这个缺陷,笔者建议:

（1）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大量开展实地研究(FieldStudy)和案例研究(CaseStudy)。尽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和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力求在会计准则制定之前对会计实务和会计现象的本质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

(2)应该尽量学习美国和台湾目前应用较好的实验会计研究(ExperimentalAccountingStudies),通过建立会计实验室,模拟与所要研究的会计准则相似的会计环境,对搜集的专家或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行分类、分析和概括,事前为会计准则制定提供有益的意见。

(3)在会计研究之中大量运用数学方法、模型开展量化研究。也许有的同志认为鉴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还不太成熟,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仍大量存在,由此搜集到的会计数据的可靠性往往值得质疑,因而提倡在应用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进行研究时应该谨慎,并对国外会计文献中充斥着数学表示担忧和不理解。笔者认为这些同志混淆了会计研究中数学模型的两种类型——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前者是用数学符号对会计理论研究过程进行的表述,无须使用来自于会计信息市场的具体会计数据;而后者则必须带入会计数据,并要设定某些参数。笔者此处主要提倡会计研究的理论模型,因为数学语言表达最为简洁明了、无歧义,可以加强对会计理论问题的论证力度,逻辑严密并且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因而更符合科学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要求——一门学科只有在成功地使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马克思)。此外,笔者也赞成利用恰当的计量模型进行会计研究(实际上,与国外的会计数据相比,我国的会计数据来源也许更加可靠),关键在于建立我国自己的大型数据库,为日后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大量的会计研究奠定条件。

注释:（1）CharlesChristenson:“TheMethodologyofPositiveAccounting”,1983。

（2）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3〕葛家澍:“关于市场条件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基本观点”,原载于《财会月刊》,1996.2-6。—01—No.1.2000LIAONINGFINANCIALCOLLEGEJOURNALVol.2,SumNo.7

〔4〕马克·图恩:《自决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第279页。

〔5〕Hendrikesen:《AccountingTheory》1995,5thed,Chapter2。

〔6〕刘峰:“实证会计的方法论基础及批判”,《会计研究》,1997.7。

〔7〕樊刚:“思维方式的自我批判”,原载于《读书》1988年第12期。

〔8〕HaimMozes:“AFrameworkFor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JoumalofAccountingLiteratureVol.11,1992.P.93-120。

〔9〕本部分主要参考了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玻普尔和拉卡托斯的观点,如“范式理论”、“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是将上述理论应用于会计理论研究之中并结合会计理论研究的具体情况后得到的结论。

〔10〕陈秉漳:《价值社会学》,台北市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0.8第314页。

主要参考文献:〔1〕Wattsand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

〔2〕陈岱孙:“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科学》,1981年第三期。

〔3〕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1996年,原载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书。

〔5〕[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6〕关士续等编:《自然辨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7〕周忠惠:《会计研究方法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

〔8〕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9〕Watts/zimmerman:“TowardsaPositiveAccountingTheoryofDeterminationofAccountingSandards”,TheAccountingReview(Jan),1978,P.112-134。

〔10〕Watts/Zimmerman:“TheDemandforandSupplyofAccountingTheory:TheMarketforExcuses”,TheAccountingReview(April),1979,P273-305。

（11）Ball/Brown:“AnEmpiricalEvaluationofAccountingIncomeNumbers”,JoumalofAccountingResearch,196

〔12〕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5/13。

〔13〕刘元亮等编著:《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

〔14〕Hung-ChaoYu:“IntroductiontoExperimentalEconomicsStudies”,参见俞洪绍先生1997年10月1日在厦门大学会计系的报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