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讲坛类节目 审美疲劳深度娱乐 传统文化

最近几年,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讲坛类节目渐渐红火起来,主持人火起来了,与之相关的图书也火起来了,而与此同时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而日前,《百家讲坛》开始从“热”慢慢变“冷”了。

一、《百家讲坛》的冷思考

《百家讲坛》还能红火多久,是理论界讨论较为集中的一个话题。在其火热的背后,很多学者报以冷静的思考,认为讲坛类节目有着显而易见的软肋:

1、节目题材的单一

“百家”,只不过是传统文化领域内不同学派和主张的百家,而并非节目刚开播时,天文、地理、人文、社科几乎“无所不至”的学科百家。现在讲的多是历史事件、王朝更替、宫廷秘事等。偶尔也讲讲《论语》《红楼梦》等文学,但都还仅限于名篇大作。正如胡智锋教授所说的:“节目选题往往是单一性的,而栏目则常常需要通过批量的选题来保证正常的运行。特别是播出密度较高的日版节目,往往需要采用有主题、成系列的选题方式。”⑴

2、优秀主讲人的缺乏

讲坛类节目中,主讲人对于节目的收视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受观众喜爱的主讲人可能已经让节目成功了一半。2008年,当时《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承认:“在经过了三年的火爆之后,《百家讲坛》的确遇到了一些瓶颈,症结是让人过目难忘的主讲人的匮乏。”“我们今年的重点就是发现新的主讲人,寻找的过程将相当艰难,我们目前已经派人到各高校去寻找,但现在还没有令人兴奋的消息。”⑵这充分说明了主讲人对节目的重要性,也是《百家讲坛》目前所遇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3、观众越来越注重节目所传达的知识

这是《百家讲坛》无法回避的问题。08年的春节期间,于丹再上《百家讲坛》感悟《论语》,讲座的第一讲“孝敬之道”就遭网友挑刺。《当〈论语〉遭遇于丹》的作者马千里在网上发帖指出,于丹的《论语》感悟从开场白起就有错,每讲一分钟就有一处硬伤。⑶观众已不再满足于节目的新奇的形式,而开始关注节目能给他们传达什么样的知识,这是《百家讲坛》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4、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一开始,观众对于易中天,于丹等人的“一家之言”会觉得很新鲜,很独特,节目推出之初,观众的品位还停留在新鲜和猎奇的层次,只是觉得节目讲的那些事,那些野史很吸引人,但久而久之,观众越来越注重节目所传达的知识。节目的内容没有创新,节目的形态没有变化,节目的主讲人缺乏新面孔,势必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

正是因为《百家讲坛》有着这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很多学者对电视“学术论坛”热进行了冷思考,认为“电视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由浅俗向深刻的转变”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电视文化的本质是大众文化,所谓高雅文化也只是大众化的高雅文化,仍然有它的缺陷。从媒介史角度而言,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传播,主要是在印刷媒介阶段发生和完成的。当社会由印刷媒介急剧向功能更为强大的电子媒介转型时,知识的生产、传播必然被强制纳入电子媒介节目生产的程序之中。面对这种转向,学者们首先思考的不是向受众传播什么样的内容,而是如何使自己的表达更适应电子媒介传播的特点。这样一来,学者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电视媒介的一种工具性符号。电视学术文化同样也成为缺乏营养的快餐,它所起的思想启蒙意义也因此大打折扣。⑷

二、《百家讲坛》到底是什么?

自《百家讲坛》开坛以来,对于其到底是学术还是娱乐,是讲学还是说书,学术界的争议就非常激烈。

1、《百家讲坛》是深度娱乐

有学者认为,讲坛类节目是一种娱乐节目,只不过它不像《超级女生》一类的娱乐节目的肤浅和浅薄。浅薄的娱乐满足的只是表面的感官刺激,而真正的艺术愉悦的是人们的精神和心灵。《百家讲坛》正是为有着高雅品位需求的受众提供了适当的选择,是一种深度娱乐,是为了满足工作和生活高度紧张的人们的精神上的放松、愉悦和满足。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关系,应该理智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新闻和娱乐边界的模糊,不一定就构成对新闻的伤害。”⑸

2、《百家讲坛》是文学性的说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法认为:“知识性的学术是《百家讲坛》的假面,文学性的说书才是《百家讲坛》的真相。”⑹《百家讲坛》是以“学术的名义”和“讲学的方式”,通过电视这一大众电子媒体传播开来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3、《百家讲坛》是学术与电子媒介的结合

这种观点把《百家讲坛》看成是学术与电视媒介结合之后形成的新的传播形式,学术在经过电视媒介中介后就开始由精英文化转变成大众文化,将学术浅显化、故事化,同时受众定位也更加宽泛、模糊。

4、《百家讲坛》是传媒的商业运作

这是很多学者对《百家讲坛》批评的原因之一。首先电视媒体必须要考虑到收视率问题,收视率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指标;《百家讲坛》不可避免的需要追逐收视率。其次,《百家讲坛》的造星运动正在加强。比如被炒得火热的易中天、于丹等一些“学术明星”。

三、《百家讲坛》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百家讲坛》获得受众的广泛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关注度之高。但它对于传统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学术界对此也是“百家争鸣”!

1、《百家讲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

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百家讲坛》对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有着积极的作用。它让大家重新产生对中国经典的兴趣。对于于丹,李泽厚的评价是“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布道士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⑺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百家讲坛》,让许许多多的观众开始真正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百家讲坛》的工作不过是启蒙这一渐进过程中的一小步,但却是开创性的一小步。就中国目前的基础人文教育程度而言,他们的努力为中小学学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让他们有可能呼吸到较为新鲜的空气。”⑻

2、《百家讲坛》不利于传统文化的普及

当前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期,经济迅猛发展,生存压力日益增大,社会风气相对浮躁,人们的精神世界愈发变得焦灼和惶恐,越来越少的人能够静下心来阅读经典,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用《百家讲坛》来代替学习经典文化。因此有一批学者认为“《百家讲坛》的做法不是有利于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而是有利于文化经典的歪曲”。“不是帮助人们接近经典,而是在导致人们远离经典。”“《百家讲坛》的深度娱乐对你的心理系统产生影响,还要占据你的大脑空间。但它又把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戏剧化、传奇化和简约化了,结果人们获得的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当内容本身出现问题时,娱乐形式越是有助于人们接受,人们接受得越牢固,它对你的危害就越大。”⑼

历史学家朱铮维更是直接表明:“于丹不知《论语》文本为何物”“没有一处心得是于丹自己的”。⑽因此,如果用 《百家讲坛》来代替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将势必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歪曲,同时也会“误人子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类节目不可能造就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完美结盟”,不可能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尽管以历史、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的招牌,一个用来吸引眼球的噱头。‘电视讲坛’毕竟只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⑾

对于《百家讲坛》的这些争议,笔者认为,我们无需去评价谁对谁错,至少它反映了大众内心深层对传统文化“真”的渴望。另外学术有了争议才能有发展,在这些争议中,也可以让大众形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从而形成自己的判断,去辨别,去思考。而《百家讲坛》也在这些争议中找到自身的问题,不断去改进与创新,才能使节目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注释

⑴胡智锋,《中国电视策划与设计》,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⑵2008年2月18日《新安晚报》

⑶2008年2月21日《合肥晚报》

⑷罗锋,《对电视“学术论坛”现象的冷思考》,《新闻记者》2006年10期

⑸陈力丹、闫伊默《中国“电视讲坛”节目的生态分析》,《现代传播》2007年3期

⑹《会诊百家讲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⑺2007年3月22日,《南方周末》

⑻刘玉宇,《话题2006》,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⑼《会诊百家讲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⑽《南方人物周刊》

⑾夏忠敏、刘建新,《从被叫停谈起》,《新闻记者》,2007年10期

参考文献

⑴宣炳善,《说史”还是“说书”――兼论易中天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学术界》,2007年04期

⑵樊艳丽,《现代传媒在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势与局限――基于央视〈百家讲坛〉的思考》,《沧桑》,2007年05期

⑶王宏宇、张国辉,《〈百家讲坛〉的隐患》,《青年记者》,2007年09期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2篇

《百家讲坛》的改版革命

《百家讲坛》作为一挡带有学术性的电视栏目出现在公益性质的央视教育科技频道，决定了它的经营策略、目标受众定位、内容定位、节目形式会与其他类别的电视栏目有很大的不同，也决定了在收视率的评价指标上，《百家讲坛》无法与娱乐性的电视节目相提并论；《百家讲坛》的首播时段是午间，此时段播出的节目竞争十分激烈，除了央视自己CCTV-1《今日说法》、CCTV-2《经济半小时》、CCTV-8电视剧、CCTV新闻频道《共同关注》等王牌节目，还有地方台的北京电视台-1《特别关注》、湖南卫视《音乐不断》、上海东方卫视《律师观点》等新锐主打栏目，造成观众群的严重分流。因此在开播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百家讲坛》一直出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有时收视率甚至为零。

2002年12月31日，央视实施以收视率为主要评价指标的“末位淘汰制”，老牌读书栏目《读书时间》被淘汰出局，处于淘汰边缘的《百家讲坛》不得不慎重思考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百家讲坛》在4年内有三位制片人分别接手，2002年4、5月份和2003年9月份进行了两次改版，收视率逐步攀升，特别是第二次改版后2004年5月由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一度将《百家讲坛》推向了科技频道收视率的头把“交椅”，最高收视率为0.57％。改版前后的《百家讲坛》在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变化。

选题策略――从零碎、杂乱到系列化整合

一挡节目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背后创意团队的努力，特别是选题的策划已经成为节目能否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决定性因素。三个版本的《百家讲坛》在选题策略及主讲人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一版2001年7月9日～2002年4月26日的205期节目大部分节目虽然也是以“系列专辑”形式出现，例如：地球日专辑、WTO专辑、“现代战争与大众传媒“系列”、“科学的对话”系列，但不同于第三版的“系列”，第一版的“系列”选题有浓厚的专业学术味道（如“实验物理学与物理前沿”、“社会、战争、传播三种形态的关系”、“磁悬浮列车原理及经济意义”等），并且在同一主题下往往多个主讲人各讲一节，实质上此时的所谓系列仅仅是提供一个框架式的大题目将多期独立、松散的节目容纳进去，各期内在联系性较弱。

第一版的“系列化”不太理想，第二版《百家讲坛》从2002年5月17日至2003年9月12日的275期则大大减少了“专辑”形式，各期节目互不联系的居多，选题范围更加宽泛、零散，同时节目的学术性降低。第三版从2003年9月15日到2005年12月24日（至今）的480期节目，尤其是04年12月后的《百家讲坛》呈现出稳定、成熟的系列化意图，从“广种薄收，跑马圈地”转向“集中火力，精耕细作”，系列化的节目一度占据了节目总量的84.6％（见下表）。此时的同一系列由同一个主讲人完成，内容是同一题材纵向延伸。

《百家讲坛》各系列节目所占比例（表1）

据2005年11月7日登录央视科教频道网站所获得的《百家讲坛》前十个月的节目单整理

通过成功的系列化选题，《百家讲坛》首先实现了主讲人的“明星化”，借助各自的系列节目，周思源、易中天、阎崇年、毛佩琦、刘心武等专家、学者在《百家讲坛》中频频亮相，积累起了相当的知名度，在观众中汇聚了一定的人气。他们的学识、口才、气质、魅力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栏目的“明星人物”，观众对栏目的忠诚度逐渐在这个“明星化”的过程中得到培养，很大程度上观众正是冲着某个主讲人而选择收看节目的；第二，系列化扩容了信息量，系列化增加了同一题材节目的总时长，给更多量的信息输出提供了可能性，为演讲人的表演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以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为例，他用了37期节目把清王朝十二帝的民间猜想和正史考证以及答疑从容不迫地讲述出来，讲得妙趣横生、酣畅淋漓。假如将他的演讲限定在一次节目时间里，他就不得不仅仅着力于对历史人物浮光掠影、浅尝即至的综述性描述，而舍弃很多观众十分感兴趣的稗官野史；第三，系列化增强了节目的“厚重感”。分散的主题往往容易陷入单薄的陷阱，很难像系列化节目那样集中火力就某个专题在观众心目中形成强烈的冲击和震撼，《百家讲坛》系列化运作增强了节目的纵深感，使其作为学术性栏目的厚重感得到体现。

节目内容的集中化趋势

按照讲演的内容侧重、所属的不同系列以及主讲人的研究领域对《百家讲坛》所播节目进行分类，大致可以细化为九个类别：历史探秘（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文学经典（文学作品、作者作家、思想观点等）；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哲学伦理；艺术研究（电影、书法、舞蹈、音乐等）；经济管理（经济形势、经济现象、管理理论等）；时政话题（政策分析、政治形势、时局变动等）；现代生活（涉及公关礼仪、健康生活、吃穿住行等）；其他，主要指无法归入前面八类的题目，以及一些交叉性的社会人文学科的节目。

依据2005年12月21日登录央视《百家讲坛》网站所得到的往期节目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可以发现第一、二版各类别节目的比重没有显著的差异，乃至到第三版的2004年10月份之前，仍然是延续着一个相对平均的状态。从十月份开始，历史探秘类节目急剧增多，2003年9月15日到2004年9月的210期节目中，仅有15期历史探秘类节目，比例为7.1％（见表2），此后的270期节目中，此类别的节目为106期，比例大幅提升到39.3％，文学经典类也从23.3％提升到33％，两类合计占到72.3％；与此相反的是，自然科学类的比例大幅下降，从24.8％跌为2.2％，“其他”类节目从19.5％下降为2.6％。

第三版《百家讲坛》两个时间段的节目类别比例分析（表2）

据2005年12月21日央视网站上2003.9.15到2005.12.24《百家讲坛》的节目单整理

节目内容更多地向历史探秘类和文学经典类集中，同时自然科学类和“其他”类节目数量削减，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解释：第一，观众对于各类别节目的兴趣是不平衡的，因此不可能平均安排所有类别的节目；其次，历史探秘和文学经典类节目所涉及的内容，一般观众都多少有所了解，讲者和受者的知识阈限有一定的契合度，因此在传受关系上存在较少障碍。此外这两方面的内容有很强的故事性，对观众吸引力更强；第三，自然科学的内容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不可避免会对于文化程度低的观众带来挫折感，使他们失去对节目的兴趣；第四，“其他”类节目减少说明《百家讲坛》的经营者们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分类方法，经营思路已经成熟。

连续的讲述让“学术戏剧化”

世界上第一部电视剧诞生之初，没有人认为在电影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人们会在“盒子”（电视机）面前等着看这种新的节目形式，它被断言一定会销声匿迹，但事实上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不被看好的电视剧现在竟成了各电视台的收视支柱。特别是在我国电视剧对观众的号召力更为明显，排在各频道收视榜首的正是那些五花八门的电视剧场。《百家讲坛》作为一档“学术科普性”的节目的选题策划，在某些方面也借鉴了电视剧制作的经验，这一点从其第三版在内容上加大文学经典和历史探秘类节目的比重可以得到体现。例如著名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梦》系列、历史教授毛佩琦的“明十七帝疑案”系列、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易中天的“汉代风云人物”系列等等，这些讲座与其说是学术探讨交流，不如说是在向观众讲故事、说评书，故事的“脚本”里有主角、有配角、有情节、有悬疑、有矛盾、有冲突，一切电视剧的元素一应俱全。这些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知名学者描绘起来有理有据、引人入胜，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些所谓精心制作的电视剧。《百家讲坛》把学术成果变成了“剧本”。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们同样把电视剧制作的悬念手法也引入到了自己的讲述中去。第三任制片人万卫认为，《百家讲坛》作为口播类节目必须要有悬念牵引，“我们必须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3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实际上这个讲座节目我就是按照戏剧化的结构来做的。悬念性、单线条和戏剧性是我们总结出来讲座节目和论文不同的地方。”每期的节目都有一个悬念性的问题贯穿其中，整个讲座可以分成开始、发展、高潮、尾声四段式的结构，每期节目既是独立成篇，又可以同一主题下关联到一起，这样既保证了每期都为观众呈现一段完整的内容，同时又借助讲座的连续性稳定了特有的收视群。那些看腻了清宫剧、爱情戏、古装片、嬉闹剧的观众们，《百家讲坛》为他们提供了一道能够开拓视野、丰富知识，既营养又美味的“午间快餐”。

品牌经营与包装

品牌是产品品质和市场号召力的保证，电视节目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存在着生产者、购买者以及消费者，电视节目想有优异的收视率表现必须在观众中成为“畅销品”，从品牌经营的角度来讲必须塑造自己的核心价值，加强在节目包装和宣传推广的力度。第三版的《百家讲坛》在节目的策划推广也作出了努力和尝试。首先在节目中恢复了下集预告片，增加了片尾片花，利用滚动字母介绍片节目内容，重点突出各集节目的看点，通过这些措施扩大了节目的知名度，力图激发观众收看兴趣、培养他们和节目的约会意识。

在主讲人的选择上，遵循了名家、名人、名流的原则，甚至《百家讲坛》以自己的节目为阵地有意地向观众重点推介某些主讲人，这些主讲人在节目中频频曝光，成为所谓的“明星学者”。《百家讲坛》和主讲人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度，展示了研究成果和个人魅力，学术成果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市场价值，栏目也由此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节目主题的选择上《百家讲坛》一改以往过多关注自然科学，避免闭门造车与时事脱节，而是紧紧抓住当下社会、传媒、观众中的热点和疑点，善于借力发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铁齿铜牙纪晓岚》清宫戏在各大电视台热播时，趁势推出了“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收视率就立刻提了上去。

《百家讲坛》综合利用电视制作手段，着力在增强节目的“易读性”上下功夫。《百家讲坛》不是远程教育式的函授讲座，既然依托于现代电视媒体传播知识，也必须体现电视传播的特点。在节目的后期合成制作中，制作人员大量剪入了与演讲内容有关的影视片断，按照演讲的结构在各章节利用画外音和画面不断设置悬念和疑问，引入图表、数字、图片、flash、三维动画等表现手段突出重点，这些都很好地使节目更具表现力，使观众的接受和理解也更容易。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3篇

讲坛栏目的运作成功,无疑给徘徊在电视节目创新,并试图寻求瓶颈突破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和电视传媒的运作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人们似乎在文化与娱乐、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市井、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格调与品位之间发现了某种链接。为此,对《百家讲坛》在文化层面上来进行理性的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1、定位于解读,彰显个人真知,形成一种机器化的表象,制造新的神圣是《百家讲坛》的成功与魅力之处。开办《百家讲坛》并不是央视的专利,在此之前,各地电视台就曾经尝试过很多的探索。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湖南卫视的《新青年》、《千年学府报告会》等,其性质和运作与《百家讲坛》相似,但是所产生的影响与央视却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除了央视有自身的优势以外,栏目本身的定位以及节目的表现形式是《百家讲坛》创下来高收视率和强大社会效益的原因所在。各主讲人以自己专业的学术知识,结合独特的演说能力,博得了大批忠实“粉丝”的狂热追捧。

2、传承历史记忆,把握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借助传统经典,张扬主讲人的个性,是《百家讲坛》又一特色。物质文化是铸就心态文化的基石。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走上了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的快速进步,使中国民众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产业心生自豪感和自信心以及求知欲望,构筑了《百家讲坛》成功的受众基础。它把历史文化作为栏目选题的范畴,深入挖掘利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加之众多文化精英的熏陶,激发了大众对民族传统文化,对历史的喜爱。很多普通老百姓也学到许多以前自己无法理解的传统经典。《百家讲坛》利用大众传播唤起了全体民众的历史情结。

3、开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打造多方共赢的电视文化品牌战略,是《百家讲坛》的成功亮点。文化,包括了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种方式所创造的一切事物。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开掘,并把它打造成电视文化产品,来表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风格和气质。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指出,在后现代主义阶段,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为商品,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进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了消费品。《百家讲坛》提出“保护品牌,多方共赢”的口号,已经作为一种电视文化产品,将学者偶像化,学术商品化,并努力地为学术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消费市场。商品化的运行已经完全融入了该节目的运作格局。

《百家讲坛》的出现突破了长久以来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的怪圈,为其他学术类节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然而,在作出了种种突破和尝试,名气和赞扬随之而来后,强势的质疑之声也纷纷而来。面对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百家讲坛》如何创新改革,使其成为一档名副其实的科教类文化栏目?它到底该承担起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未来该如何发展?我们应该用理性的眼光来思考和探究。

1、 科学内涵的缺失――电视专栏的价值取向质疑

2001年,开播之初,定位于“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的《百家讲坛》曾涉及到经济、社会、物理、数学、艺术、文化、自然等多方面专业现实领域。

由于收视效果不佳,《百家讲坛》几经改版。2004年5月15日,阎崇年带着他的“清十二帝疑案”来到了《百家讲坛》。由此,迎来了它历史性的转折。清史的大热,让《百家讲坛》将内容逐渐锁定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解读,也将该栏目推向了从未有过的收视高峰。为博收视,节目组忽视其他科学知识的传递,向历史和文学的领域永无止境地延伸,选择的题材越来越窄。曾经的“百家齐放”,到现在也只是“一枝独放”。诚然,历史可以照亮未来,但是对历史的滥用,把历史当作口水娱乐,就意味着对历史本身的亵渎。毫无疑问,每个时代都必须承担认识历史的责任,但是一味沉湎于过去,并在其之中自得其乐,必然会产生更多的局限。作为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只注重对人的统治术的研究,而忽视对自然的驾驭能力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导致文化科学内涵的缺失。

《百家讲坛》对历史的偏爱,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历史狂潮,也让草根们享受到了历史的洗礼。然而,这些在电视机前滔滔不绝的学者是不是就真正承担起了历史文明建设的重任;他们是不是就代表着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可以随心所欲,成为不可取代的权威,值得百万“粉丝”疯狂追逐呢?作为承担着亿万大众精神文化责任的电视媒体,应该再现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包装历史,任何以偏概全,歪曲历史的说法都将误导大众。

2、 引领大众不是迎合观众

一改往昔传统的讲坛类节目的方式,《百家讲坛》采用讲故事、“说书”、设悬念的方式,引人入胜。迎合观众好奇心理是其猎取受众的庸俗工具,而各个主讲人更是发挥极致,妙语连珠,神情并茂。《百家讲坛》似乎变成了一档打着文化旗号的娱乐节目,在戴着学术的高帽子下,向观众表演着一出历史相声。媒体的社会责任包括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既要深入群众,贴近群众,又要引导大众的欣赏水平,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

3、 学术传播避免变成商业运作

当学者偶像化,学术商业化之后,成为媒体的“学术明星”在感受到的巨大诱惑之下,会不会过分推崇大众传媒的作用呢?或许现在很多学者已经不再单纯的把大众媒体看成一种学术传播的工具,而将其看成一种为自己招揽“名”和“利”地捷径。学术和文化类节目的主创人员为了提高收视率采取的种种措施应该继续探索创新,但其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而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类的节目中来,从而获得更多的教益,并将其更好地传递出去。如何在学术与娱乐,学术与商业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百家讲坛》；电视讲座节目；学术明星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第十套(cCTV-10)2001年7月9日开播的讲座式栏目，栏目宗旨为“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栏目选材广泛，曾涉及文化、生物、医学、经济等各个方面。现多以文化题材为主，并较多涉及中国历史、中国文化。2001年7月诞生以来，《百家讲坛》曾一度收视率走低，可以说历经坎坷。在栏目生存的压力下，编导们逐步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涉及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变革，逐渐开辟了搭建学院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主流媒体三者桥梁的崭新局面。

随着《易中天品三国》和《于丹心得》的开播，《百家讲坛》的社会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笔者试总结出该栏目的如下几个特点。

一、普及大众的栏目定位

在早期的定位里，《百家讲坛》走的是“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的路线，将观众群定位在受教育程度较高、欣赏品位不俗的知识阶层，主讲人选也瞄准了全国最好的学者、教授，选题更是专业性较强的学术命题。这样的栏目理念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学院教育(精英教育)的课堂外延伸，以高端学术讲座的姿态出现在媒介传播的信道上，渴望精英文化实现更加广泛的传播效能。而据央视收视率调查显示，初中文化水平的观众占收视观众群的第一位，对此，《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酝酿了栏目定位的调整和整体栏目理念的更新。

改版后的《百家讲坛》显然走了更加亲民的路线，对于主讲人的要求也是要让“15岁的中学生能听懂”　(于丹在《百家讲坛――解读于丹》中谈到)。观众群的变更使大众文化普及覆盖了高端学术研讨，相应而生的就是主讲人的选择和讲授方式的变化。现在的《百家讲坛》寻找能够将文化命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读解给更广泛观众的主讲人，期待实现口语化传播经典文化的新传播方式。于丹和易中天就是其间的杰出代表，虽然对他们重读经典的方式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可以肯定的是《百家讲坛》及主讲人们在“文化走向大众”道路上无所畏惧地上下求索。

二、电视讲坛的多样化形式

相对传统的学院讲坛和电视讲座节目来说，《百家讲坛》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多样化形式在节目中的巧妙运用。在节目中，图片、字幕、影像资料的穿插使用使得讲述内容更加形象直观。电视作为一种媒介，有其自身独特的传播特性，在每一期节目中，《百家讲坛》往往适时地插入人物肖像、相关背景或是影视剧的片段并配以恰当的音乐甚至是专门制作的画风诙谐的卡通片，用以总结、概括或图示主讲人的观点。描绘主讲人讲述的生动故事，补充和故事主干密切相关的信息细节。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上品“三国”，讲到古代的脱靴之礼时，在讲台上亲自示范；于丹在讲《论语》心得时涉及古人的“坐”，用两只手的动作比划进行了形象的解释，诸如此类都是《百家讲坛》在电视讲坛节目的发展上求新、求变的积极尝试，也体现了该栏目所选主讲人不拘一格、有别于传统课堂讲授的独特风格。

三、“学术明星”养成

这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很多人将《百家讲坛》推出的主讲人易中天、于丹的走红称为一种“现象”。所谓“易中天现象”、“于丹现象”也就是指，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变成一个“明星学者”，从一个普通的教授变成一个“超级教授”的过程。《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提出对主讲者遴选的三个标准：学术水平、表述能力和人格魅力。尽管于丹教授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后不断谦逊地表示，她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是因为先贤的经典从内心唤醒了观众、读者，她所做的只是向大众传播了她理解的《论语》、《庄子》，用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解开了他们心中的种种郁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她纵观古今，信手拈来的潇洒自如和贯穿在讲述过程中的那一份气定神闲。

学者走上电视，学术结缘传媒，成为新世纪学术走出大学围墙的新方式。孰深孰浅，众口难调也各有论断。易中天曾坦言“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面对公众和舆论的种种声音，所幸这些被称为“学术超男”、“学术超女”的“明星教授”依然独善其身，宠辱不惊。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5篇

2007年3月，他在央视接受易中天的“采访”：“你一个教文学的来讲历史，不怕别人说是公鸡下蛋吗？”他反问易中天：“你不是下在我前面吗？”。易中天随即说：“我不仅下蛋，而且是公鸡下鸭蛋，我们都是公鸡中的战斗机。”全场爆笑……

成绩最好的落榜生

2007年央视《百家讲坛》重点推出节目――《王立群读史记》。1月6日和7日，首播的“汉武帝――史家绝唱”和“汉武帝――宫闱角逐”与观众见面即受到满堂喝彩，之后这个系列陆续播出。

百度网站上有个“百度贴吧”，在那里，王立群已成了千万网民的偶像。在“王立群吧”里，王立群的粉丝们自称“群众”、“网（王）丝”。“史家绝唱”刚刚播出就有“群众”尖叫：“易中天之后，王立群时代已经到来！”“2007年属于王立群年。”更有众多网民高呼：“我爱百家讲坛，更爱王立群。”

然而，谁会想到，这位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儒雅风趣的学者，第一次接触的《史记》竟然是捡来的。

“祖籍山东，出生安徽，童年南京，移居开封。”这是王立群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概括。1945年王立群在安徽出生，3岁时随父母到南京生活，8岁时又迁居开封。王立群说，自己的童年少年几乎没有欢乐可言，磨难太多了。

上小学时，王立群的成绩非常突出，当时实行五分制。六年小学，他每年每学科的成绩都是满分。学校准备保送他上开封的重点中学，但最终却上了一所民办学校，校舍是租用的两间民宅，学生大都是因父母的政治问题而被划为“另类”的孩子。

王立群是该校的首届学生，因是新办学校，缺乏经费，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每周上三天课，三天外出打工以养活学校。于是，和泥、搬砖、挑砂浆成为王立群13岁时的深刻记忆。每天清晨走一个小时路程到工地，干一整天，晚上趁着月色回家，所有收入全归学校，自己分文不取。

上初三时，这所中学合并到开封的干部子弟中学，王立群也随之成了公办学校的学生。此时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了，饥荒、挨饿至今让他刻骨铭心，到黄河滩上割草，去农村的荒地里挖野菜，“水红花饭”、“树叶馒头”成了家常便饭。在艰苦的时期，他考上了高中。

读了一个学期高一后，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在山东老家的祖父得了重病，王立群“替父尽孝”――奉命到山东新泰照顾祖父。他辍学了，那年他16岁。

在山东老家待了整整一年，祖父病故后，他才回到开封一中继续上学。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重新回到课堂的王立群成绩异常优秀。高一他是班长，高二成为校团委委员，高三他已是学生会主席了。

王立群高考成绩非常好，当时他准备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将来当个建筑工程师。可就因为父亲的“问题”，他落榜了。

于是，他想办法找了个工作。

从小学老师到博士生导师

王立群应聘到开封一所小学当起了代课教师，一干便是7年。在当小学教师的7年时间里，他教过数学、语文、美术、书法、音乐等。此后，该校招收初中生、高中生，他又当了7年中学教师。

1966年，在小学做代课教师的王立群第一次接触到《史记》。那时刚开始，小学读书室遭到打砸，学校仅存的一部《史记》被当作“四旧”扔到操场的空地上。住在学校的王立群趁着夜色，把被丢弃的《史记》捡回家，此后一有空他就读《史记》，虽然有很多地方读不懂，但《史记》却是他最喜欢读的书籍之一。

从那时起到今天，《史记》伴随他已有41年了。王立群常常感慨：“真正让我读懂《史记》的是经历，是现实。人们往往说读书让人读懂现实，但我的体会，常常是现实让我读懂了《史记》。”

1977年恢复高考，此时，王立群已经32岁了。

按当时规定，超过30岁的考生必须是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老三届”高中生，因为这三届没有参加过高考。王立群是1965年毕业的高中生，参加过高考，不符合报考条件，他失去了高考机会。

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机会来了，王立群当即下决心考研，他就近报考河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当时，高中生直接报考研究生困难很多，一是没有教材，二是没学过大学课程，三是工作繁忙。当时最头疼的是外语，王立群高中时学的是俄语，已扔下了十几年，重新捡起来非常不易。于是，他向单位同事借了一套西安交通大学的工科《俄语》教材，花了半年时间，竟然考了61分。

1982年，王立群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随后的二十多年，他由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一步步变换着角色，《史记》始终是他最喜爱的典籍之一。

从教这么多年，王立群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谦逊”、“平和”、“儒雅”、“认真”、“低调”……这是王立群的学生、同事在谈论这位学者时用得最多的词语，学生们非常喜欢听他的课。如今，身为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导师，王立群还带着三届5个博士、17个硕士。在给学生上课时，仍坚持用繁体竖写板书，给学术界的朋友写信时，同样是用繁体字。

一则短信

结缘《百家讲坛》

2005年底，央视《百家讲坛》到国内多所大学海选主讲人。

河南站，编导们来到了河南大学。此时，王立群正在北京参加中国散文史国际研讨会，不过他接到了一个短信：“央视来学校选主讲人，编导们已分别见了三批老师，明天还有一天试讲……”这条由河南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刘波发来的短信，至今仍保留在王立群的手机里。他说，自己舍不得删掉这条短信，因为这是与《百家讲坛》机缘的开始。

王立群连夜坐火车赶回开封，第二天没来得及回家，便直奔演讲会场。“我先讲，讲完了好回家睡一觉。”王立群随即开讲了，从中学课堂到大学讲堂，王立群也不知给学生讲过多少遍了，这对于他再熟悉不过了。首次与央视接触，近20分钟的试讲，王立群风趣儒雅、娓娓道来，给编导们留下深刻了印象，最终登上了《百家讲坛》。

刚上《百家讲坛》时，王立群觉得难度还不小。节目面对的是普通民众，是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学术独角戏，难度最大的地方在于要有新意，要有趣味性，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

王立群知道，看电视主要还是图个娱乐，观众层次不一，众口难调，这要求所讲内容必须专业与非专业共享，求知与娱乐共享，观众既能接受，又喜欢听，才不至于换频道。怎样控制住观众手里的遥控器是每位主讲人必须解决的课题。

在《百家讲坛》中，不食人间烟火的专家将历史故事讲得充满悬念，一波三折，几乎都经过了节目组的“洗脑”。在王立群之前，刘心武和易中天算是讲坛中最会讲故事的两个，不过一开始两人也被节目组不停地“洗脑”。制片人万卫说，节目要求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每几分钟就有一个悬念，要制造悬念，故事性要强。

所以，在正式录制节目前，王立群会把要讲的文稿传给编导，他们会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有不同见解时，双方更多的是沟通。王立群举例说，比如讲项羽大封诸侯，编导提出，节目中人名、地名不要出现太多，怕观众记不住，他觉得这个建议挺好，就进行了修改。

电视讲座是一件很花费时间的事情。王立群现在带有22名硕士生，手头上还有几个科研项目，时间非常紧张。但王立群表示，硕士生的教学与辅导是他的本职工作，学生的课可以调课，电视讲座与正常教学工作并不冲突，不会因此耽误本职工作。

不过，在课堂和讲坛上讲课的差别，让王立群有了重新思考自己教育方式的机会。他说：“电视讲坛与大学课堂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很大的不同。课堂上是先提出观点，然后一步步来论证观点；讲坛上则是先举事例，设置悬念，直到最后才揭开谜底。同时有新的想法和观点，观众才会认可接受你。”

因为存在表述方式的差别，王立群认为在课堂上还不能完全套用《百家讲坛》的说话风格。他说，电视讲坛是利用有限的时间讲述一个问题，50分钟。课堂则不同，讲课的时间比较自由，内容多可以多讲一点，内容少则可少讲一点，比较灵活。同时，校园是学习和做学问的地方，他和他所带的研究生是在做研究，是对学生进行专门的技能训练，学术上的东西很严谨，但电视节目不同，它带有娱乐性和消遣性。

能够登上《百家讲坛》，王立群觉得有相当大的收获。他说：“参与《百家讲坛》是一种挑战，很刺激，也让我有所思考。今后，要学会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以单线条的电视语言讲述出来，还要学会以浅显的语言表述历史、传授知识和表达观点，也是一门学问，这对学生写论文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2007年3月11日，央视《百家讲坛》录制了一期特殊的节目。“品三国”的易中天客串主持人，采访“读《史记》”的王立群。两位重量级大师的对话开始了。

第一次做主持人，易中天经验不足。在跟王立群的对话中，王立群说起自己13岁打工的经历，此时，易中天认真地问道：“你13岁的时候是多大呀？”现场观众静了几秒后，随即哄堂大笑，易中天赶紧承认错误，说自己其实想问的是：“你13岁的时候是哪一年？”

王立群的经历与易中天十分相似，两个人都是学中文出身却在《百家讲坛》讲历史。谈到这种情况，易中天问道：“你一个教文学的来讲历史，不怕别人说是公鸡下蛋吗？”

王立群则很麻利地反问：“你不是下在我前面吗？”引得全场一片爆笑。

易中天随即说：“我不仅下蛋，而且是公鸡下鸭蛋，还客串起主持人了。我也认了，那我们就下我们的蛋，让别人说去吧。我们都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在有关《百家讲坛》的争议中，主讲人如何反映历史的真实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对此，王立群解释说，自己讲述的是正史，但他坦承，正史未必等同于真实的历史。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历史记载中可能会出现差异。真正的历史叫“第一历史”，它是无法复原的。正史说的是“第二历史”，其中可能存在记载人的误记误读，甚至主观避讳曲解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立群认为主讲人要学会区别真伪，可以采用互证的方法。比如一件事情《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主讲人要从中有所选择。王立群说，自己解读的《史记》只是他理解的真实，比如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大加赞扬，但通过他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以及班固的记录，他认为司马相如并非情圣，对卓文君是劫才又劫色。

王立群是央视《百家讲坛》继易中天、于丹之后，2007年度重点推出的主讲人。有人称，《百家讲坛》自开播以来，推出了不少明星学者。2004年最火的是阎崇年，2005年是刘心武，2006年是易中天和于丹，那么2007年最火的将是谁呢？《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给出答案：王立群。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化传播；讲坛；访谈；剧评

前不久，我国史学家安作璋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由电视文化讲坛节目引发的“国学热”现象，安老先生说道：“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大，整个社会民族自信心也大大增强，对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就有了更大的需求。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人来做一些普及工作，让国学走到群众中去。”安老先生充分肯定了文化访谈、讲坛类节目的价值，肯定了易中天和于丹等专家学者在传播国学经典的道路上所做出的努力。他认为在电视上讲讲历史，让观众能以史为鉴，从中得到对人生的思考，获得为人处世的经验是很有必要、很有价值的。

“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1］余秋雨先生将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与民族集体人格相联系。文化氛围对人的发展、对民族个性的形成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紧张的生活让人们难有闲暇时光静下心来消化文字。书对人们的影响开始减小，电视网络等媒体对人们的价值观开始有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和影响，作为呈现和反映文化形态的媒介之一，电视节目在传承和建构文化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形式多元化的电视节目中，文化访谈、讲坛类节目可以说承载着传播文明和文化的重要使命。

我国的文化访谈、讲坛类节目一经推出就得到了观众的大力肯定与支持。百家讲坛即是最典型的例子，观众通过文化讲坛类节目认识了易中天、于丹、纪连海等著名专家和学者。观众跟着孔子学为人处世，跟着司马懿学管理，跟着刘心武重游红楼，跟着马未都品鉴古玩。专家学者们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向观众传达中国文化经典，对晦涩的知识进行深度阅读，去粗取精，又以大众最能接受的耳熟能详的方式，给人们说着历史、说着文化、说着为人处世。

文化访谈、讲坛类节目的创新趋势

中国电视人这些年的努力颇有成绩，《百家讲坛》、《大家》等品牌节目一经推出即受到大众的追捧。地方电视台相类似的节目也开始层出不穷。在文化访谈、讲坛类节目已经日臻成熟之时期，受众的文化视野逐渐开阔，观众对文化访谈、讲坛类节目的需求进入了更高层次。中国电视人旨在此基础上对这类文化型节目进行创新与升级，以多元化、多形式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各类文化访谈、讲坛类节目也由此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一）文化讲坛类节目的内容变化。传统讲坛类节目主要由专家学者站在讲台上向人们诉说文明历史故事。新型的文化讲坛节目除了古代经典、大家轶事外，也开始关注“社会和谐与文化选择”、“世界眼光与文化思维”、“传统文化的现代活法”、“网络时代的文化激荡”、“大学精神的文化力量”、“传统文化的现解”等对当下有启发意义的主题。如央视的人物访谈节目《大家》，就常借大师们的慧眼识世界，在介绍大师的成长过程的同时，展现当代知识巨子们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探索精神。从多个视角向观众阐释文化的含义，这对构建新的文化体系大有裨益，在陶冶民族情操方面给予的关注令人拍手称快。

以往的文化讲坛类节目普遍呈现模式化，深度有余而广泛度不足，说教气息严重，缺乏交流和真实感。现今的这类节目有了明显的改善，讲坛与访谈相结合，除了邀请大家学者外，也开始邀请青年学子和普通大众作为嘉宾或现场听众。嘉宾与观众在节目中迸发智慧，交流人生心得，共同探讨人生真谛。

（二）文化访谈类节目的新形式。在电影电视剧热播背景下，催生出的影评剧评类文化评论类节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型电视剧评类节目。最近出现的“翻拍热”，《新红楼梦》、《新水浒传》、《新西游记》等翻拍四大名著等古代经典的电视剧在各地方电视台和卫视热播。这些作品引起了网络观众的热评。影视文学作品将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或文学经典人物重现，这是扩大历史研究影响的有效手段，本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万不能为了追求娱乐效应而忽视了对历史、对原著的尊重。有些剧目对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处理方面不够严谨，甚至有失真之处。比如《汉武大帝》这部电视剧，本是一部据《史记》内容，还原历史的正剧，但还是有一些历史事件发生了张冠李戴的情况，将汉文帝的功绩算在了汉景帝身上，把发生在周勃身上的事情写到了周亚夫身上。在舆论发达的今天，对电视剧节目的肯定与反思不止于网络，电视剧节目的热播催生出的剧评类节目就承担了这一任务。如在去年各大卫视都热播的《新水浒传》推出后，有不少地方卫视和电视台借此推出了《水浒传》评论节目，如《今夜有水浒》、《非得看水浒》、《水浒三人行》这几档典型的衍生节目。这类剧评类访谈节目不仅讨论原著故事，也评价新老版本的拍摄情况与演员技巧，不同的主持人和嘉宾往往也能够提出自己对剧目的中肯见解，很好地体现出我国电视传媒开阔公正客观的评论氛围。在剧评节目中，还有不少嘉宾由经典著作和电视剧节目说开去，谈到国家与社会、人生与理想、家庭与工作。

（三）传统的访谈类节目大多访谈明星名人，新型的访谈类节目开始有了专门的商业访谈节目。如波士堂，也开始访谈网络红人和有社会影响力的普通人，对某个焦点物件展开文化层面的探讨。

新型访谈类节目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向：

1.捕捉大师智慧：与一位科技文化领域的专家级人物交流，现阶段的访谈节目有不少港澳台地区名人访谈，有些节目甚至已经跨出国门，开始与世界范围内的大师对话。如央视的《大家》栏目。

2.追踪热点人物：通过对热点人物的采访，知晓其生活背景、成长经历、未来规划，从而引导观众对热点人物有更全面的认知。如《张越访谈》、《可凡倾听》、《背后的故事》。

3.探讨社会现象：通过对特殊时期、突发事件、焦点人物的访谈，展现人生社会百态及多种文化现象并与观众共同分享。对热点现象和话题的深入探讨，比如“健康养生”、“物价”、“传销”、“安居房”、“地沟油”等百姓关注的社会现象都可以是主题。最经典的代表是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

传统文化访谈类节目往往对人们的成功秘诀、生存智慧加以关注，新型的访谈类节目也开始对世界观价值观和情感心灵方面有了观照。比如央视主持人张越做的一档谈话类节目，由网络上爆红的《老男孩》电影开始说起，关注了普通人的梦想问题，甚至特别追溯了小乡村里普通女人追寻梦想的过程。这些谈话类节目的主题较多，也有对网络上走红的人和事进行筛选后做出值得探讨的话题与观众分享，其中对于人生的细节观照无不令人感慨良多。文化访谈类节目借助于现代传播媒体，将人们熟悉的和感兴趣的话题，以自然、真实的方式呈现于观众面前，呈现“人文关怀”的趋势。

文化访谈、讲坛类节目的创新力量

不少娱乐类节目为了追求新奇刺激和收视率，在节目中哗众取宠，表现出低级趣味，其消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2］。在泛滥的选秀和相亲类节目发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不难发现这其中涉及的低俗和拜金内容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心理暗示，尤其是对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有负面影响。在国家广电总局的大力整治下，近日的选秀以及相亲类节目在嘉宾选择上已日益严格，有个人品德方面问题的嘉宾已经在此类节目中逐渐消失，这对提高此类节目的艺术品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婚姻综艺类节目中炒作边缘题材的现象严重，在节目价值取向上有审丑的趋向。电视荧幕上频现家庭纠纷和婚姻破裂，有些节目为了博取收视率，将“小三”也请到节目现场。家庭纠纷和婚姻矛盾被扩大化和戏剧化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不少年轻人纷纷表示出“恐婚”心态。

《北京晨报》曾发文评价娱乐类节目，其中引用到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的评论，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的电视节目不能以牺牲人文关怀、文化品位为代价来获得收视率，对于电视台来说，可能会获得不菲的利益，但从整个文化产业来说，是非常可悲的。”［3］正在不断完善与创新的文化访谈和文化讲坛类节目相对于选秀类娱乐节目，有着对文化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若干年后，其产生的文化价值将会远远超过纯娱乐类节目。

在经济极其发达的今天，网络势力强大，但在网络信息的筛选标准和监管仍不够完善的背景下，这股新媒体势力每天向大众传播的大量信息中难免会出现有失偏颇的价值取向。科普人文类访谈讲坛节目承担着校正扭曲的价值取向的重要作用。网络传播的某些信息让网民们对扑面而来的各色社会现象感到迷茫惶恐，整个社会容易出现信任危机。简言之，网络缺乏对人们的正面引导力量。但电视作为受众面最广的媒体力量，其对人们价值观的正面积极影响不容小觑。上自八旬老妇下至垂髫儿童，难免会接触到电视节目。因此电视节目应当以一股正面的媒体力量呈现在观众面前，承担传播中国文化、陶冶国人情操、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使命。一档好的文化访谈类节目和电视讲坛类节目往往能让人们在每日匆匆前行中停下脚步，对人生做些思考，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心态与集体性格。

文化访谈、讲坛类节目，一方面要以正面力量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观；另一方面媒体的运作机制和竞争机制决定了这类节目也要有一定的生命力，才能在芸芸众节目中立于不败之地。简言之，就是这类节目如何能做得更好看，文化访谈和讲坛类节目的受众群体范围如何从知识分子扩充到全国普通大众，也是电视制作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国文化访谈、讲坛类节目从主题选择、嘉宾邀请、现场互动等多方面都在不断创新发展，多方位、多元化去迎合不同的受众群体需求。专家学者走出故纸堆与象牙塔向大众传播知识，对求贤若渴的大众大有裨益，同时对电视制作人和学者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如何深入浅出地将所学知识筛选后呈现给大众？选择哪类知识传播给观众？选择哪个角度切入社会问题从而给观众以正面的引导力？要回答好这些问题，需要对所传播知识有独特的视角和前沿思维，更需要良知与高度的责任心。电视传媒平台上播出的每个节目、每段话，都是对观众的人生引导，让百思莫解的人豁然开朗，既对中国古代圣哲的怀念，也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

文化访谈、讲坛类电视节目的创新变化让我们看到中国电视人在公共传媒平台上对文化建设与文化创新领域的认真思考。大众对于这类文化访谈、讲坛类节目的变化发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支持，这也正是中国电视节目不断改革不断转型升级的最大动力。

茶余饭后，打开电视，看节目。妙人妙语，荧屏交锋，话收获。

参考文献：

［1］余秋雨.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M］.岳麓书社，2011.

［2］何军，吴明华.中美电视谈话节目比较［J］.新闻前哨，2006（12）.

［3］周怀宗.口水为何淹向“湘军”［N］.北京晨报，2011-08-31.

［4］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M］.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7篇

百家讲坛观后感

我对宋史很不了解，一次，我在电脑上搜关于历史的百家讲坛视频，看到了做客百家讲坛讲述专题两宋风云之康王赵构，听着袁老师精彩的讲述，这段历史一下子就迷住了我，也使我从中受益匪浅。

两宋风云这个专题给我们展现了从北宋靖康之变到南宋皇帝宋高宗禅位这4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在此之中，一个又一个精彩之幕不断上演。若将中华5020xx年的历史比作深蓝色的天空，那么这40多年的历史就是这广阔天空中的一颗闪亮的星星。看完了30集的讲述，不仅让我对宋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使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40多年来，宋金两国虽有几次议和，但仍处于战争状态。一场场著名的战事令人拍案叫绝，一次次错误的决定让人嗟叹不已，一位位英雄人物在深入了解他们后，更使人顿生敬佩之情。老师说，事物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待。虽然诸位人物身上有许多的缺点，但我们更应懂得汲取其中的精华之处。正如论语所讲：“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宋高宗的朴素节俭，秦桧的富有心计，岳飞的忠心、勇敢，韦贤妃的冰雪聪明，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体会和学习的。

两宋风云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短一瞬，仿佛划破夜空的一颗明亮的彗星，让人感受到之中的悲壮，让人惋惜它的匆促。它虽然是历史中最精彩的一幕，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作为新一代的青少年，我们更应好好学习，实现人生的价值，并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百家讲坛观后感

今天，我看了赵玉平教授的“百家讲坛”之“跟司马懿学管理”的(1、2、3)篇，受益无穷。在这里，我认识了司马懿的足智多谋、为人谨慎、毫不马虎，对待他人的耐心，打起仗来，毫不慌乱，能仔细认真地思考，镇定无比。对待领导，谦虚恭敬，深受曹操、曹植的器重，因为他做事细心认真，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不断升官，以前像是一栋房子的一根水管，现在像是房子顶天立地的一根梁，真是“以前靠着墙，现在顶着房”啊!

他不但十分会用兵，而且能猜测别人的想法，无所不能，所以屡战屡胜，霸气凌人，用一个词来比喻他的性格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冷月狼。而且，在百家讲坛里，我知道了，他的脖子竟然能180度大转弯I以人往前走，头往后看。我还知道了，曹操怕有人杀他，竟然装做梦里杀人!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当了丞相，兴奋不已，但是他怕有人会在夜里来此杀他，就对他的手下说：“我最近不知得了什么病，经常梦见我在梦里杀人!”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他的手下把他的被子盖好来，他听到了声音，“刷”的一声拔出剑，眼睛还闭着，就一刀把那人的脑袋给割掉了!第二天早晨，他看见他杀的人，还一直在装，问其他人，说：“谁杀了我的兄弟!”其他人都说是他自己杀的，他就对他们说，没办法，他会梦中杀人。这起到了杀一儆百，杀鸡儆猴的作用，让别人不敢靠近他，这也充分的体现了曹操这种多疑的心。

百家讲坛里讲的都十分有道理，我还要去看咯，拜拜!

百家讲坛观后感

今天看了百家讲坛，这次王立群教授主要讲的是“合纵连横”，说实话，刚刚听到这个词的确有点陌生，下面，我就向大家来说说什么叫合纵连横吧!

合纵连横简称纵横，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与合纵政策针锋相对的是连横。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

讲一个关于合纵连横的典故吧。公元前320xx年的一天，秦国的使臣张仪来到楚国，对楚怀王说：“秦王愿意和大王结成兄弟之国。大王如果能同齐国断交，秦国愿献地六百里，两国永远和好。”楚怀王听了非常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并派使者同张仪一起来到秦国，打算接收土地。可是刚入秦国境内，张仪就假装从车上摔下来，称病不出，拒绝会见楚国的使者。楚怀王见秦王迟迟不肯献地，以为秦王担心楚与齐的断交不够彻底，于是又派人北上大骂齐王。齐王被惹怒了，坚决和楚国绝交，并且与秦国建立了联盟关系。当楚使再次向张仪索讨献地时，张仪却说：“哪有六百里地献给你们，一定是听错了，只有六里宽嘛。”楚怀王发觉上了当，决定发兵攻秦，结果受到秦、齐两国夹攻，楚国大败而归。接着，在蓝田交战中，楚国又被秦国打败，割给秦国两个城市。从此，楚国就一蹶不振。这就是张仪采用连横政策，帮助秦王离间敌国联盟，扩张秦国势力的典型例子。

合纵连横就是一种外交的国策选择，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其历史作用受到人们的重视，也是智慧的一种表现。

百家讲坛观后感

我是百家讲坛一名忠实的小“坛友”，收看这个节目已经两三年了。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个节目增长了我的知识，开拓了我的视野，使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

最近一期节目是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讲的“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有人说秦始皇是一个暴君，暴虐无道，也有人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名垂青史。听了王教授精辟的讲解和独到的见解，我对秦始皇有了新的认识，也了解了许多这位“始皇帝”鲜为人知的故事。

世人对秦始皇的功过评说不一。他有许多伟大的功绩，像众所周知的灭六国、统一度量衡、文字和货币、统一车轨、修建驰道和水路等等。并且秦始皇身上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一次，秦始皇派兵攻打楚国，由于没有听取老将军王翦的意见，而是派遣了没有经验的李信，李信大败而归，秦始皇事后非常后悔，便亲自去王翦家认错，请王翦亲征伐楚。这件事反映出秦始皇知错就改的品质和他宽厚的胸襟气度。

当然秦始皇犯的错误也不少，他增加税赋，刑法严苛，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甚至听信术士的邪说歪道，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使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他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虽然保卫了领土，并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迹，却也埋葬了无数的生命，家喻户晓的传说“孟姜女哭长城”就是百姓们对秦始皇暴政的控诉。

王立群教授还告诉我们，“焚书坑儒”这个典故也是有争议的。“焚书”应该是指焚烧经书，“儒”并不是指儒家的读书人，而是算命的人，也就是“焚经书，坑术士”，这是后人对秦始皇的误解。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了与秦朝有关的“奇货可居”、“指鹿为马”、“图穷匕见”等成语的由来，真是令我受益匪浅。

听了我的介绍，你是不是也喜欢上了这个节目呢?那么每天中午点45分，我们就相约百家讲坛吧!

观百家讲坛有感

今年寒假，我为了增长知识，经常看百家讲坛这个节目。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增长了我们的知识，启发了我们的心灵，架起了通向百姓的桥梁…… 它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让我们了解了我国5千年的历史，了解了古代伟大人物的故事，了解了我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8篇

于老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就走向了更高的层次，需要去找中国发展的新脉络。一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又要回归传统，我们要从传统当中汲取力量，所以我认为“百家讲坛”是应运而生的。坦白地说，“百家讲坛”有不少的缺陷。您比方说有的人在上面讲的不见得很正确，甚至有些话题也引发过很大的争议。但是您仍然要承认，中国目前为止面向大众的讲坛当中，“百家讲坛”算最成功的。所以说，我认为“百家讲坛”的意义主要是在这儿。

本刊记者：“百家讲坛”推出好多可圈可点、可敬可慕的人物，他们身上闪烁着永不减色的光芒，如司马迁的忍辱负重、霍去病的勇往直前、霍光的忠心耿耿、魏征的犯直K、杜甫的忧国忧民、郭子仪的小局服从大局、范仲淹的廉洁奉公、康熙的为国操劳、林则徐的不凡目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您觉得对于当前有多少借鉴意义？我们在历史这面镜子里还能找到多少参照？

于老师：古语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精神目标，您得有一个自己的偶像学习他。以历史人物为偶像，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您学习他怎么样做人，学习他怎么样做事，学习他坚强的性格和精神。即便学的不是很彻底，那也是得乎其中，咱学不了上等学个中等也行，总比没追求强吧。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看法。

本刊记者：“百家讲坛”现在开了一个“爱国篇”，这有什么背景？

于老师：提出要讲中国故事，然后中央电视台就为这个专门安排了一个集纳式的讲座。他把“百家讲坛”比较有影响力的讲师集中到一起讲了一个系列，我也算其中一个。我讲了颜真卿，然后是每人讲一个，所选择被讲的这些人物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全都是一些爱国的典范，屈原、颜真卿、文天祥都是这样的人物，这是主要的一个背景。

本刊记者：这在当前有现实意义。“百家讲坛”主要是历史信息的传播，您对这个定位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评价？

于老师：“百家讲坛”最初的时候，真的是海纳百川，什么学科的都有。有上去讲激光的，讲无人机的，但是毕竟电视节目和大学讲堂不一样，存在一个每一个电视工作者都没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收视率。讲这些理工科的时候，高深是高深，结果没人听，收视率下来了。因此“百家讲坛”就改变了，以文史为主。即便以文史为主，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比方说也讲中医，也讲其他的一些东西。不是说完全以文史为主，但文史在里面占了巨大的份额。所以说，这是定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本刊记者：现在“百家讲坛”的收视率好像有所下降。

于老师：“百家讲坛”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十年前，十年前的收视率是相当高的，一则是那个时候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比较窄，虽说十年前大家已经开始上网，但是网络不发达，大家都还是爱看电视，这使得电视节目比较兴盛。不光“百家讲坛”，好多节目的收视率都比现在要高。但现在，第一，网络兴起以后，很多年轻人的视线被转移到网上，他们在网上看小说、看视频，不再看电视，这导致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普遍下降。比方现在《武媚娘传奇》达到了百分之五的收视率，已经创了记录了，制作方很高兴。而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游记》上映的时候收视率是百分之八十七，所以说是没法比的，现在是新媒体吸引走了观众的兴趣。第二，“百家讲坛”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百家讲坛”现在越来越重视学术的严肃性。现在新上来的这些讲师，以大学教师为主，他们在本学科都有高的学术造诣，然后才上的“百家讲坛”。这样学术味浓了以后，势必会导致一些以欣赏故事为主要目的观众的流失，我觉得这倒也好，证明了留下来的观众品味更高了。所以从这点上说观众的流失也是情有可原的，确实也不必惊慌。前一阵有一个新闻说“百家讲坛”收视率特别低，要被淘汰了，这是谣言！“百家讲坛”不可能被淘汰，现在录制计划仍然是有条不紊地进行，收视率没有以前高了，但也没差到哪儿去。

本刊记者：它前景怎么样？

于老师：我觉得前景呢，就是说要么就继续发展，要么是改变一种方式去发展。但是文史讲坛这种方式观众是需要的。这个肯定是还要继续存在的。

本刊记者：对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您怎么看？

于老师：当今，历史题材电视剧说实话，在服装道具等方面出问题不少。应该说好多历史剧导演在道具这方面的造诣不够，因此错误不少。

在内容方面，也有一些很严肃作品，您比如说《贞观长歌》之类的，是不错的。但是有些就是一种戏说了，而且，我希望电视剧的工作者能够肩负起一个历史责任来。古代以来咱们老百姓的历史知识，都不是来自于正史和老师，而是来自于当时能接触到的评书和戏剧舞台，现在好多人的历史知识，大都是来自于电视剧。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夸张、有一定的改变，这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最好别离历史事实太远。

本刊记者：有些确实这样，把历史颠覆了。

于老师：太颠覆了！有的把刘邦、项羽、吕后，还有虞姬4个人描绘成了4角恋，这个我实在难以接受的，一些电视剧它就是这样搞的。

本刊记者：比方《三国演义》里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周瑜这几个人的形象改变和历史真实区别太大。

于老师：是很大，中国人常说起这几个人物，其实中国人对三国的认识主要的历史观来自于《三国演义》。

本刊记者：在《三国演义》主要人物的历史面貌是走形的。还有，比方说《杨家将》。

于老师：是！

本刊记者：这区别就太大了。

于老师：是！“百家讲坛”最近有一个讲座就是讲的《杨家将》。《杨家将》当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杨门女将形象的塑造。好多人到现在仍然认为杨门女将确有其人，那是完全的虚构。

本刊记者：虚构的？

于老师：除了那个佘太君有点原形之外。

本刊记者：男的还有杨业、杨延昭、杨文广这三个真有其人。

于老师：男性这边是没有太多问题。

本刊记者：包括杨贵妃，在白朴的《梧桐雨》、洪升的《长生殿》里，和历史真实距离也大起来了。

于老师：对！

本刊记者：就这种现象，有人说文艺可以改变历史，您对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

于老师：文艺肯定能改变历史啊，塑造了人的历史观，中国人的历史观的塑造是通过多方面的，文艺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文艺是会改变历史的，这点没问题。中国民间的信仰，您比方说拜关公，关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隋唐的时候，当时关公即便受拜，也不过是地方性的很不普及的一种信仰。但是为什么关公信仰最后能够在中国文化中占这么大的份位、份额，主要是《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塑造的关公这个形象特别的受欢迎。在《三国演义》之前关公已经取代了姜子牙成为中国的古神了，但是那还停在国家祭祀层面，最后能够深入人心的主要还是《三国演义》，所以说这就是对历史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

本刊记者：尤其对曹操的形象。

于老师：曹操就变成大白脸了，其实曹操这个人是颇有可取之处的，但是文艺作品就把他变成大白脸了。

本刊记者：听说您对范冰冰版《武则天》发过声，您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于老师：您还听过这个事？这事主要闹在微博上了，因为我不是对电视剧本身有意见，而是我发现她手里的道具出错误了。就是她拿本线装书在那儿翻，我说线装书这个东西只有在明朝才有，唐朝是不可能有的。

本刊记者：唐朝的书籍主要是卷轴吧！

于老师：对，卷轴。因此您突然出现了这玩意（指线装书），我就点评了这么一句，一下就闹开了，凡是涉及范冰冰，我发现都是热点新闻。结果一下就在网上炸开了，因为当时电视剧还没看，我无从提意见，只是对那个照片。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9篇

我从小就生长在十三朝古都——西安。西安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哪里有许多名胜古迹，规模宏大的古城墙、气势恢宏的仿唐街道、古朴典雅的钟鼓楼，处处弥漫着浓浓的大唐王朝气息，置身此地仿佛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

对历史的热爱，源于我很小时候一次游览唐代大雁塔的经历。妈妈指着高耸的大雁塔给我说：“这是唐代建的。”“糖袋儿！大雁塔是在糖袋里建的，那个糖袋儿可真大呀！”“不，不是糖袋儿！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这五千年里有很多个朝代，唐代就是其中之一，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繁荣鼎盛的时期。”我又不解地问：“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用文字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学习参考借鉴的。”听了妈妈的话我想：“中国竟有那么长的历史，在这五千年里一定发生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我真想知道过去都发生了那些事。”一个学习历史的念头在我脑海中萌生。

妈妈给我推荐了一个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不论我是否能理解，我都每天坚持收看，渐渐的，居然越听越喜欢，我的历史知识增加了不少。可是时间一长，有的节目感觉有些枯燥，恰好卡酷台正好在《百家讲坛》的时间播放《喜羊羊与灰太狼》，动画片可比听历史有意思多了，我便天天看，不再看《百家讲坛》了。有一天，我在看《喜羊羊与灰太狼》时，慢羊羊为了让小羊羊们学习灰太狼做事的恒心，告诉羊羊们：“做事贵在坚持！”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思：“是呀！认真做事贵在坚持，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我又把电视节目换到《百家讲坛》，认真的听起来。两年坚持下来，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再加上每天看妈妈给我推荐的《上下五千年》，我的历史知识增长了不少，经常有小朋友找我给他们讲古生的有趣事件，在学校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10篇

电视与文化讲坛的结合，也可以说是电视与文字文学的结合。从口头流传、书写抄传、印刷出版、说唱演出到电视讲坛的出现，文字与视听第一次在同一个空间内得到了完美的表现。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了解传播媒介》一书里说到“两种媒介的混合或汇合是一个真理与启示的时刻，新形式也就此产生。”“在所有产生巨大能量和变革的大规模杂交结合，没有哪一种能超过读写文化和口头文化交汇时所释放出的能量。”（[加]埃里克・麦克卢汉，费兰克・秦格龙编，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神》，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文化讲坛与电视媒体在当代的结合，给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变之基――消费文化兴盛

1、消费：文化体验工具的取代

现代消费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大众文化作为商品在传播与流行中，电视传播的市场消费性要求考虑到大众的存在。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物质，也成为人类消费的对象。“文化消费是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等。其实质是对社会的及他人提供的精神财富（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消耗）。同时这种消费（消耗）过程又是精神财富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的过程。”（徐淳厚《关于文化消费的几个问题》，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4））

现代社会商业性文化的参与，“使得文化第一次和其它的物质生产一样被纳入了工业化大生产的统一模式中成为产品，音像于是取代文字、视听取代阅读、影视取代书籍而成为公众审美和文艺娱乐的主要活动方式和欣赏对象，这已成为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存在，形成了以消费为特征的借助于技术手段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尤其通过大众媒介广为传播的文化，即大众文化。”（杨兰《当下文化语境中电视与文学的互动影响――以央视〈电视诗歌散文〉栏目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版）电视媒介的大众性便利消费成为无数“自我中心”者共同使用的一种体验工具。

2、市场：文化消遣空间的开掘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角度以其独特的“场”理论来分析“消费社会中大众传媒的文化现状”。他同时关注的是，“商业逻辑对各个文化生产场的侵蚀。譬如他认为“‘新闻场’更要受制于市场，始终要面临市场的考验。”（齐亚娟《论中国当代电视娱乐文化》上海大学学报，2004）

同样受制于市场，“文化生产场”也受到市场导向的制约。在现代传播和流通中，货币的周转已被意义与的传递取代。这种的得来是人们在不断加快的现代生活中，面对不断变化的景象，产生的一种“惊颤体验”。（[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电视通过使受众“心理诉求得到满足的节目，来换取受众的关注与收视，然后再将这些受众的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从而完成货币价值的转换，以此实现自身价值，受众心理诉求构成了商业逻辑的解码器。”（齐亚娟《论中国当代电视娱乐文化》，上海大学学报，2004。）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本雅明“对于大众文化及其消费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对于大众文化的消费，可以消解传统艺术的精英、特权、神秘、稀罕的光晕，有助于颠覆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教学参考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电视的商业属性开掘着电视文化的大众消遣空间。消费文化的兴盛对于电视尤其是节目市场的兴盛起着重要的作用。

电视文化讲坛的代表《百家讲坛》，经历一番市场的磨练和摸爬滚打之后，在电视文艺节目中崭露头角，树立了自己的品牌。

（二）新变之因――媒介特质转换

从文字语言到视听语言，文学文本到新兴的电子媒介，媒介特质发生转换，是电视文化讲坛发生革命性新变的原因。类似于扎根在民间的传统说书艺术形式“有着千百年来的群众基础”，“这就得天独厚地占据了电视文艺中的‘群众性’和‘娱乐性’两大优势。”（张凤铸主编《中国电视文艺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讲坛与电视的结缘，赢得了电视媒介广泛的大众基础。

1、文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印刷时代，人们感知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是阅读文本，从书籍中汲取养分来建构自己的世界观，这在无意中培养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而电子媒介文化的出现正是对人惯常的感受世界方式的一次颠覆，打破了现实和虚拟的界限，使艺术审美日常生活化，是一次对感性的张扬。”（方亭《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华中师范大学，2004）

文学以语言文字符号作为中介来传达某种特定的意义，人们对文本文化的领略，联结起文字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情感。作为人们认知接受基础之一的最普遍的情感共鸣，往往就在当下人们的解读中产生新的冲击。从文学文字的单向表达到电视叙述空间的双向建构，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延伸着情感的表达和理念的传递。

2、受众感知方式的复归

鲍德利亚说过：“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由此可见，（[法]鲍德利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P132，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媒介变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媒介文本表现形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由受众感知方式的变化引起的人看待世界方式的变化。

电子媒介造成了电视文化讲坛在感知方式上是一种复归。麦克卢汉说过：“技术媒介的影响不只是发生在符号形态和观念表象的层面，还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方式和感知模式。”（[美]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电子媒介文化提供了多重感知，形成了新电视文化讲坛的感知奇观。电子媒介文化以直观具像的视听身份出现，它倡导即时的感官消费，在改变人的生存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的感知方式和审美心理，引起原有文学认知模式的深刻变革。

3、电视叙事空间的建立

《百家讲坛》节目中对于经典名著的解读，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人生情感的某种体验。在帮助现代人们合理地表达日常的情感的同时，一定程度上通过对过去史实的复述和联想来感动和净化人们的心灵世界。文学文字的表达从故事讲述到情感表达，以至其中理念的传递，倚赖于电子媒介技术创造的电视叙事空间建立了起来。

这种叙事的空间给予电视讲坛足够的想象空间，媒介特质的转换改变了讲台的性质；从单一的传播变为双向的互动，加上消费文化的渗透，这些导致了一个新的结果：个体意识突显。

在对于文化的电视阅读、欣赏与接受中，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进行着消费。后现代的雅俗 共赏的文学消费活动是一种体现社会差异、社会多元、社会宽容、社会交流的活动，这种多元正是主体意识的多元体现。

（三）新变之果――个体意识突显

1、价值判断的多元化

现代的文化更多的是媒体传播文化。“在鲍德利亚看来，媒介将一种新型文化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美]波斯特著，范静晔译《第二媒介时代》P20，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新的媒体传播文化的意义在于：使得人作为个体的意识凸显了出来。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具有个体随意性的“自我中心”式的体验排斥一切权威，造就了主体意识的强化和觉醒，也造成了人们价值判断的多元化。

电社文化讲坛里，参与讲演的嘉宾和观众都带入了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人们必须依靠自己去判断生活、选择生活和感受生活，于是人的主体精神世界变得多元而复杂。

社会生活的巨变给人们的精神领域带来方方面面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着新的挑战。“现在传播媒介除了具有强大的启蒙意义外，又形成了一个隐蔽的文化权利中心”。（南帆《启蒙与操纵》，文学评论，2001（1）：61.)这个新的中心便是大众消费性群体。他们反过来影响最易接近信息源的把关人，使他成为大众的代言人。电视讲坛学者的独特视角，便成为了观众新视角，新的看问题方式的代表。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变化超越于媒介文本表现形式的变化，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化认知方式和效果的变化。

2、认知效果的主体化

大众传媒对信息的选择或“把关”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通过观众的理解和接受才能得以实现。由于自身和外界的影响，公众开始自由且主动地选择自已需要的和感兴趣的信息，尽管不受或者少受“把关人”的控制。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指出，“受众的收视过程就是选择过程，受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需求主动、积极地选择电视节目。”（赵智，彭文忠《影像解读》P268，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受众已经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接受群体，电视节目传播的信息要满足传受双方的需求，才能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随着媒介变化，从文化主讲者作为文化“把关人”的把关到受众主动，在媒介论的传播意义中，人作为主体的意识凸显。从把关人把关到受众主动，大众消费者的存在使得认知准备效果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化。

精品文化需要精品文化节目来传递，传递和接受的主体都需要使各自的主体意识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革命，仍然在继续。

二、《百家讲坛》――现代性品格的文化产物

电子媒介的出现和发展与文化讲坛的结合，从电子媒介的角度似乎颠覆了传统的作者主体意志。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作者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及长期以来的被话语意指系统所固定的文化等级秩序，都随着电子传播媒介的特质产生了新的演变。历史成为读者和作者共同参与的对真实的解构。

文化讲授者在文化传播的现代变化中，也凸显了人作为个体的意识。文化讲授者对文化信息的把关到文化接受者在接受行为上的主动，电视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介，依靠强大的技术优势把文学的文字表现形态转化为 视听表现形态，实现了接受知识到感知审美这一认知模式的改变。

在此改变中，文学与媒介的结合要求二者间能相互理性对待。（方亭《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19.）从真实到解构，从知识到审美，体系的转换最终促成了文化传播过程中当代文化讲坛更新的演变。

（一）文化价值演变：从现代到后现代

1、多元化体验包含的现代性矛盾

现代性是一种对生活的体验。一种在理性与感性，伦理与审美之间越来越多地通过自身的主观感受进行的体验。而现代社会里我们的体验呈现出多元的特质，多元化导致现代人感受到一种生活的无序感，无中心的迷茫与兴奋。

迷茫的是现代权威统一性中心标准的丧失，兴奋的是自我成为标准的制定者。《百家讲坛》作为现代电视文化讲坛的重要代表，文化传播主体的权威性在迷茫中逐渐弱化，文化接受主体的审美感知在兴奋中日渐强化。通过电视媒介转换的文化讲坛，作为一种消费品，成为现代人体验到的生活的一部分。它同样更多的不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体验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其实现代性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验性的认知，对于感受的描述伴随着现代性的起源。电视媒介的介入使得我们的体验生出两种路线。一面是腐朽 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一面是强大的声光色刺激直接诉诸于观众体验而导致的观众理性判断的弱化。

2、解构式品评引发的后现代对立

《百家讲坛》将历史的宏大叙事解构，从现实的生活中分解传统的信念和文化价值中心，建构与解构形成的现代性品格在电视媒介渗入观众的生活之后表现得异常明显。

表1.1现代与后现代对立表现参照表（《电影艺术辞典》P57，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从《电影大辞典》上，我们可以摘出这样一个表，看看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在品评方式上的表现。现代式的品评特征在《世纪大讲堂》等文化讲坛栏目上得到体现，而《百家讲坛》则更多表现出后现代的品评特征。解构式品评引发了《百家讲坛》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在这种解构与表达的品评中，《百家讲坛》体现出了现代性的品格。

3．张力：文化价值演变

现代社会人们崇尚理性，追求一种在社会中具有凝聚力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统一的信念，一种统一的价值，一种统一的文化，也就是一种统一性的中心标准。现代化的社会建成之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分化趋势中孕育的后现代文化，开始猛烈攻击现代文化对于理性的盲目崇拜。人们对于历史所载的那种统一的信念、价值和文化权威开始了怀疑，以为那皆是理性所创造的虚幻泡影。

现代性建构的美好前景就如同宏大的历史叙事，企图将一切纳入自身的规范和标准之中。而在《百家讲坛》里，曾经的真实开始被怀疑，被解构。曾经的知识开始成为审美的对象，从而失去了权威性。电视文化讲坛在大众化的狂欢之中经历着文化价值的演变。浸润在引发社会层面变革的因子中，电视文化讲坛同时也经历着自身的转变。

(二)历史时空转变：从真实到解构

1．表达历史真实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不仅在现代文学作者的笔下流露，也从现代文化学者对“史”和“实”的文化研究中反映出来。那些“已发生行为的叙述”，(齐亚娟《论中国当代电视娱乐文化》，上海大学：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30.)形成了一类以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为原型的空间。

文史系列专题的《百家讲坛》，其电视讲坛形式成为叙述历史事件的主要载体。正像李希光所说的“我们脑海里的真相绝大多数真相是媒体制造的”，所以现代电视文化所展现的内容都可能成为对历史的记录。专家学者们对历史文本的解读，也可以成为后代人认识当代社会的历史资料。

2．深化时空解构

在现代叙述的主要载体电子媒介面前，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不由自主地经受着符合现代人视野的新解构。再通过现代人容易接受的符合现代情境的学者表达，重新又构建出了一个新的历史形象与空间。

当《百家讲坛》满足大众需求，开始选择将历史文化学专业的题材系列化纵深化的时候，观众要求的时尚轻松和娱乐趣味，都在专家学者的讲演中得到了新的享受。历史开始被欣赏，被赏玩，被按照大众的要求而改造。“文学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权威和独特性已经慢慢缺失，精英文化苦心建构的历史时空开始遭到解构。

3．张力：历史时空转变

对历史解读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历程，与此紧密相关的便是从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的挪移和从反映客观世界向表现主观世界的变迁，真切体现了从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观念转变。

《百家讲坛》里“学者一读者一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表达内容(书籍历史)与表达者，从反映客体到展现主体，人们突然发现还可以这样解析人物表述历史。在这种对历史时空的表述形式的转换中，个人的主体意识唤醒了，文学作为审美文化，电视讲坛作为大众审美文化的特性真正突现了出来。

(三)认知模式改变：从知识到审美

1．认知情感的深化

从原始口头传播的语言到印刷时代为主的文字，到电子媒介时代电视文化语言与文字以及视像的完美结合，文化活动借助于现代媒介手段的传播形成了新的媒介文化，也对人们的认知产生了新的影响。《百家讲坛》在对历史文本的结构过程中，知识的表述由深到浅，同时却影响了审美情感的传递由浅入深。

作为学术精英代表的电视文化讲坛节目，《百家讲坛》在电视传播的规律下，大众对精英文化的解构已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一种文化审美的接受。从2003年清史专家阎崇年开讲清帝疑案，收视提升，在推动知识审美特性中，《百家讲坛》开始把在电视屏幕上最为引起观众注意的个人魅力和口才作为选择讲师的一个重要标准。

电视文化讲坛以学者代表的精英来到现代公众面前，因为是在电视传播中实现着讲座，认知情感的“浅"传递使得学者不再成为讲台上威严的精英，而成为一个普通电视栏目中的演员。成为演员，并非仅仅是形式上被观众所“看”，与其它文化讲坛相比较，《百家讲坛》的不同在于它独特的演员性的表现方式。

2．认知载体的异化

电视文化讲台，在文化学者的讲授中，主要传播的还是文化理念。但仅仅以语言表达为主，如何将居于抽象哲理层面的理念清楚准确地传递给观众?《百家讲坛》的主持人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其它文化讲坛形式的本色表演（《电影艺术辞典》P17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认知载体在传输中使得学者成为演员。学者运用自身的独特形象和气质，通过对自身创作素质和魅力的展现对观众产生巨大的感召力。这些都成为《百家讲坛》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

学者们不再处于观众心理上的崇高地位，知识的传输由学者为载体，变成了以演员为载体，而知识也随之成为了被欣赏的对象。从《百家讲坛》里“明星化学者”的出现，我们已经看到学者表演的当代荧幕形象并不逊色于以前文化讲坛中存在的知识传输者的形象。

3．张力：认知模式改变

将精英和大众大俗大雅地混为一体，《百家讲坛》提供了新的刺激，契合了大众文化追寻新鲜事物的热情，在文学与电视这种精英与大众的雅俗渗融的结合中，《百家讲坛》中认知模式的转变似乎在朝着下行的大众化方向发展，但是隐藏在现代社会之后的一种力量却在致力于树立一条上行的统一的线路，便利转变可以平衡过渡。至此，一种文化传播的“电视文化讲坛”的新样式也成了现代性品格的文化产物。

《百家讲坛》的受众可能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文学著作的读者，可能是一般电视节目的普通观众。经历了从现代到后现代文化价值的演变，从真实到结构的历史时空的转变，从知识到审美的认知模式的改变，《百家讲坛》将精英文化很好地做成了大众所周知的文化晚餐。

三、颠覆与重建之间的张力――狂欢现象之后现代性平衡

1、新解构――新表达

《百家讲坛》替高雅的文学精英披上了电视的大众化外衣，在传授交流中缩短了与大众之间的高低参差的心理差距。降低身份不等于降低内容的质量，在这种雅俗共赏的传播中，大众文化正是由主体通过电子媒介，成功地对于主流精英文化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但是精英文化借助电视传媒在重建自己规范的同时也宣扬了自己的立场。

影视媒介文化表意的形象性使观众不需想象就可以轻松地解读文本。颠覆了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文学创造的那个内蕴反省和理性批判的神奇文本世界也随之坍塌。观众的判断力由此被削弱甚至放弃了自身使命，这就为精英趁虚而入，建构起新的文化表达方式留下了空隙。

2、颠覆与重建的张力

《百家讲坛》是在文学基础上的电视文学艺术，是文学话语在电视上的展示，在文学的传播中影响着文学观念的转换。节目中的视听符号意指系统有着对大师法则的颠覆与个人语型的重建，对审美距离的颠覆与互动参与的重建，以及对史实的再现与生活的颠覆性滑稽模仿。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在《百家讲坛》对恢弘历史具细化的解构中得到了表达。

“当代英美学者如费斯克、费瑟期通等人普遍认为读者大众对于大众文化能够进行策略性解读或解码活动，能够发挥和挖掘蕴含其中的积极的游戏、颠覆和批判的价值。”（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教学参考书）》P25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在颠覆与重建之间。从文化讲台到电视文化讲坛，文化精英利用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为自己打开了新的局面。在为传播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同时，从前的精英文化如今出现了审美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趋向，引发了文化的现代性张力。

历史和文学经典中存在的人文理念，需后人做发挥性阐释，现代人要用现代人文理念对其进行批判性表达。文学有合理虚构的能力，历史也有依据客观史实和主观理解来解读或批评文学的权利。而精英文化就借助这一点“权利"再次实现了自己对于经典的流行性新“权威”的颠覆与重建、解构和表达。

结论

无论是从真实到解构，还是从知识到审美；无论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之间的角逐，还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张力，亦或颠覆和重建之间的张力，这些现代性特征都来源于一种体验。

这种体验促使电视媒介对历史的解构力量激起主体的自觉，使受众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是这个觉醒的群体会反过来影响以电视媒介为载体的文化讲坛。文化讲坛自身进入电视媒介之后，面对的是主体意识已经觉醒的大众。他需要适应大众的觉醒，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但很难讲电视文化讲坛所作出的新的表达是为大众文化代言。电视媒介成功地在赋与大众自我意识的时候也会剥夺大众的判断力。于是电视文化讲坛也可以借此优势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新的建构性。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11篇

而正确地引导文化消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引导人们消费真正的文化经典，一是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文化经典。

一、引导人们消费真正优秀的文化经典。在文化消费中，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文化经典就是在消费主体的文化需要满足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认识和消费优秀的文化经典。俄国伟大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指出当时俄国读书界缺乏对文学的要求，“在好书和坏书被同样贪婪地阅读，古利扬诺夫君的《歌手们》和普希金的诗博得同样成功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只是对读书的爱好，却不是对文学的要求”在文艺消费这种鱼龙混杂的情况下，别林斯基认为文艺批评的目的“不仅追求科学的成功，并且还追求教育的成功。”（《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6页。）不可否认，即使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消费主体，也难免在文艺消费中对一些美的形态存在偏爱倾向，即所谓“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99页）。欧阳修喜欢诗人李白而不喜欢诗人杜甫，说李白“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而王安石喜欢杜甫不喜欢李白，说杜甫“兼人所独专“，而“白之诗歌，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 作家莎士比亚在本・琼生看来，是“时代的灵魂”、“戏剧元勋”，“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而在伏尔泰看来，其作品不过是“烂醉的野人凭空想像的产物”。歌德非常讨厌作家雨果，特别是他的《巴黎圣母院》，说他在这部文艺作品中“描绘了一些最丑恶不堪的事物……没有什么书能比这部小说更可恶了……何况这部书是完全违反自然本性，毫不真实的”；而托尔斯泰却对雨果大为称赏，说他“不愧是个大师”，说他的作品“传达出把人们引向团结和兄弟般情谊的感情”。这种偏爱在文艺消费活动中只要不发展为偏见，就不仅应该允许它的存在，而且还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文艺消费的这种偏爱不等于文艺欣赏的恶趣。所谓文艺欣赏的恶趣，是指不是从艺术美的欣赏出发去欣赏文艺作品，而是从某种功利的心理需要出发去欣赏文艺作品，甚至到文艺作品中寻求某种心理刺激的粗俗低下的趣味。一部《西厢记》从问世起就被有些人看作。正如金圣叹所指出的：“《西厢记》断断不是，断断是妙文”，只是“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而已。因此，这种文艺欣赏的恶趣绝不是健康的，一定要防止。但是，文艺消费的这种偏爱不能影响对文艺作品的好坏优劣的判断。因此，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文化经典就是在尊重文艺消费的个人偏爱的同时，引导人们认识一些文艺作品是有高下优劣分别的，促进文艺消费的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文艺消费不能因为容许偏爱甚至偏嗜的存在，就否认文艺作品的高下优劣分别。有些人不能因为偏爱法国作家左拉的文艺作品，就忽视左拉和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差距。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匈牙利文艺批评家卢卡契进而对巴尔扎克和左拉的文艺作品进行了严格的区别。卢卡契认为，在巴尔扎克的文艺作品中，我们熟悉许多事件，它们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参与其中的人物的命运，由于这些人物在扩展个人生活的同时对于社会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我们是小说人物所参与的那些事件的观众。我们在体验这些事件。在左拉的文艺作品中，人物本身只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多少有点关系的旁观者。所以，这些偶然事件就变成一幅图画，或者不如说，是一批图画。我们在观察这些图画。在巴尔扎克的文艺作品中，环境描写从来不止于单纯的描写，它几乎总是转化为行为。而在左拉的文艺作品中，环境描写完全是多余的，即这种环境是脱离人、脱离人的命运而独立的。同是描写剧院，巴尔扎克表现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剧院是怎样被变成了妓院的，而左拉只是把“剧院”是“妓院”作为事实，作为事件，作为发展“渣滓”描写。在左拉的文艺作品中，社会生活几乎是毫无层次地发展着。我们只看到资本主义现实结局，而看不到各种对立力量的斗争。而在巴尔扎克的文艺作品中，巴尔扎克所写的人虽然在生活中遭受挫折，但是他们在同环境的斗争中还是显现出巨大的力量发展。卢卡契深入地挖掘了这种差别产生的社会根源，认为巴尔扎克积极地、多方面地参与了当时伟大的社会斗争，他不是资本主义分工意义上的“专家”，而是有了多方面的丰富的生活经验才成为作家；左拉则不然，他既没有积极参与当时社会生活，也不想参与。他为物质困苦所迫，已只是资本主义分工意义上的作家了（《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7页）。只有建立在这种科学鉴别的基础上的文艺消费偏爱，才是值得尊重的。因此，正确地引导文艺消费，不但促进消费主体克服比较单一的文艺消费嗜好，而且提高他们对文艺作品高下优劣的鉴别能力，尽可能地消费优秀的文艺作品，并使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

二、 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文化经典。在经典“代读”过程中，“精神导师”肩负着“文本重释”与“精神领航”的双重使命。其中，文本重释是精神领航的基础，精神领航是文本重释的升华。即在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的同时，不断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梅新林等人反对“口感至上”，即将“口感”置于“营养”之上，甚至不惜为了“口感”而牺牲“营养”。他们结合“百家讲坛”的一些讲座对一些文化消费的偏颇进行了批判，认为有的讲座名为历史揭秘，实是迎合窥秘欲望，助长了一种不健康的心理；有的讲座虽然对历史真相的还原下了不少功夫，但过分渲染政治斗争中的权谋韬略，在一定程度上将有些文化经典权谋化了；有的讲座重在以传统文化智慧解答当世人生困惑，在“营养”与“口感”的调和上，取得较大的成功，但在精神领航方面，重在世俗世界的人生解惑，忽视理想世界的精神升华，未能达到与经典相应的精神高度与深度，未能复原经典本身应有的精神含量。因此，在引导文化消费的过程中，科学地处理好文化消费的需要与提高、口感和营养的辩证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在消费中国文化经典的过程中，人们不仅可以感受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从而产生民族自豪感，而且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任何社会成员成为一个家族或民族的一员绝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文化的熏陶和养育中形成认同的。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清代长篇历史小说《说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在这种文化的熏陶和养育中形成认同的。在元代纪君祥的悲剧《赵氏孤儿》中，程婴不是在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后马上告诉他的身世，而是在赵氏孤儿进入书房后，遗下手卷，在赵氏孤儿看了手卷并产生疑惑后，才对赵氏孤儿说明真相。在清人钱彩编次、金丰增订的长篇历史小说《说岳》中，王佐断臂潜入金营，在对陆文龙讲了“越鸟归南”、“骅骝向北”的故事并让他看了图画后，才告诉他真相。无论是赵氏孤儿，还是陆文龙，都是在经过一种文化的熏陶后认祖归宗的。可见，文化传承在小至一个家族大至一个民族的认同中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不但反映了个体和群体的矛盾即智叟和愚公的冲突，而且蕴涵了群体的延续和背叛的矛盾。《愚公移山》只是肯定了愚公的斗志，却忽视了愚公子孙的意志。智叟看到愚公的有限力量，而没有看到愚公后代无穷尽的力量。所以，智叟对愚公移山必然是悲观的。而愚公不但看到自己的有限力量，而且看到了后代的无穷力量。因而，愚公对自己能够移走大山是乐观的。不过，愚公却没有看到他的后代在移山上可能出现背叛。愚公子孙后代只有不断移山，才能将大山移走。而愚公的子孙如果不认同愚公的移山，而是背叛，那么，移山就会中断，大山就不可能移走。在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后，也有可能认贼作父，不是报仇雪恨。正如当代话剧《赵氏孤儿》的“赵氏孤儿”虽然相信程婴所说的真相，但却不认账。“就算您说的都真，这仇我也不报！”这个“赵氏孤儿”自有一套活法和价值观念，他认为自己的身世似乎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一个多余的东西，他不能接受这个历史的包袱。显然，当代这个“赵氏孤儿”彻底背叛了他的家族。这就是说，前人的斗争精神能否在后人身上得到延续，不仅要保存后代的生命，而且要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这种斗争精神。因此，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相当重视民族文化的熏陶和哺育作用，尤其要通过对优秀的文化经典的传授，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激励和凝聚人心。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12篇

《百家讲坛》曾有过0.69％的收视率纪录，以此推算，目前的收视率大约只是高峰时的1/7。如此的收视率跌落，真堪称“高台跳水”了。那么，既坐拥央视平台之“地利”，又拥有一干明星主讲人之“人和”，而且适逢国学和历史热之“天时”的《百家讲坛》，何以竟是如此“兴也忽也，亡也忽也”？

从其节目内容、主讲人和讲述方式等方面来看，该栏目之所以失宠，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其患了三种病症：一是游移不定的分裂症；二是敝帚自珍的自得症；三是叶公好龙的浮躁症。

所谓分裂症，是指《百家讲坛》似乎从来没真正搞清过自己的定位：究竟是文化的，还是娱乐的？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是学术的严谨的，还是市井的演义的？是关乎社会责任的，还是仅关乎收视率和广告费的？这些问题到现在可能仍然是一笔糊涂账。比如，虽然相关人士曾一再强调这不是个学术论坛，而是“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老百姓做的”通俗节目，然而又一直大打“名家牌”，以“专家”“学术”等名义对节目进行包装，并制造出了一批“学术明星”；看似推广文化和学术，实际上追求的却是收视率，而且在内容上该栏目实际也游移不定。有人批评说，这个看似惟我独尊的栏目其实从来不具有独立性，“它的所为不过是在世俗文化里追风逐尘，国学热了就凑凑孔子庄子的热闹；清宫戏火了就揭揭皇帝后妃的隐私；以稍加斯文的戏说为已经被群众熟知的热点人物拉扯一些所谓史料上的引证。”外观文化，内里却商业；包装高雅正经，内里却又媚俗荒诞，在商业利益至上的原则下，《百家讲坛》已经陷入了众所周知的尴尬。正因如此，喜欢文化的观众厌其形式，而喜欢娱乐的观众则厌其装模作样的内容，逐渐都疏离了这档栏目。典型的想要两边讨好，结果反倒两头都惹了厌。

所谓自得症，是指《百家讲坛》一干人似乎对自己所办节目的质量过份自信。其最明显的标志，便是对几个明星主持人无度炒作包装。

以笔者看来，人们收看电视节目，最重要的是追求“即听即懂”的效果，而不会追求多深的深度，所以电视节目的讲稿不妨浅显、热闹甚至庸俗一些。而如果将这样的讲稿印成白纸黑字的书籍，其含金量还是远远不足――特别是当其内容竟然还是有关某些典籍的时侯。读典籍，多数人都是为了获得真正的启迪，而那些鸡汤式的典籍“心得”，似乎不具备那样的功能。

这就好比，烤红薯是不能当鲍鱼去卖的。《百家讲坛》所讲的内容本来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快餐，却非要包装成营养丰富滋味醇厚的高级文化美食，说轻些这是极度自信，说严重些简直就是自恋了。去年，于丹《〈庄子〉心得》和易中天《成都方式》双双入选湖南《晨报周刊》评出的另类排行榜“2007年十大烂书榜”，可以说并非全因为评选者的刻薄或嫉妒。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百家讲坛　编辑活动　编辑策略　普通编辑学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A

在传媒领域，编辑学具有普适性，举凡依赖载体获得传播的产品，其内容的生产与传播都离不开编辑活动，电视也不例外。本文意在从普通编辑学角度，探析《百家讲坛》栏目在发展过程中的编辑活动，分析其编辑策略转换及其带来的效益，进而揭示普通编辑学理论对于各媒体发展的普适性指导意义。

一、《百家讲坛》创作中的编辑活动

1.　《百家讲坛》的栏目概况

2001年7月，《百家讲坛》节目与央视科教频道同时诞生。栏目开播之初，其选题主要集中在大学精品课程方面，把大学课堂简单地复制到电视屏幕上，节目形式也比较单一。作为“不和新闻争，不和娱乐争”，“面向文化人，搞自己的文化”的科教频道的一档普通栏目，尽管它集自然科学、人文常识、饮食起居、养生保健于一身，然而它却并未因为内容形式的多样而“沸腾”起来[1]。因此在一个受众为主、收视率至上的当代大众传媒社会，栏目生存岌岌可危。2002年9月，央视实施末位淘汰制，标志着央视电视频道商业化管理的正式启动。重压之下，《百家讲坛》历经两次改版，从收视率低迷、险遭末位淘汰成长为家喻户晓的知名电视品牌节目，节目定位也从“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调整为“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 相关的图书、音像制品甚至同行掀起了一阵“百家讲坛”热潮。2008年《百家讲坛》荣获《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文版评选的媒体行业的“中国标杆品牌”称号。

《百家讲坛》的发展历程折射了近年来颇有影响但也颇具争议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的当代解读，文化从大学书斋和教室走向大众的餐桌，反映了中国在社会文化转型期间的种种困惑和矛盾。《百家讲坛》这个带有学术味的电视栏目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学界争论的热点，不仅成为收视率较高的一个重点栏目，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市场内容、呈现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变化[2]，启迪了我们对于编辑学发展与应用的深入思考。

2.　《百家讲坛》的创作是一种编辑活动

“凡是为达到编辑目的而采取的行动，都属于编辑活动的范畴”[3]7。诸如图书、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音像出版物等，凡需要传播或贮存信息的学科，都应有自己的编辑活动和编辑学。各种门类的编辑活动都有它们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随着时代的发展，编辑活动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编辑活动的平台不断拓展，从书、报、刊到广播、电视、电影再到互联网、手机传媒、公共户外传媒……各种具体的编辑活动随着传媒业的勃兴而不断衍生。由于传播载体、传播内容以及服务对象的不同，不同类别间的编辑活动在活动目标、活动过程、成品标准等方面大不一样。

但是，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环境下，编辑活动中的任何一种编辑劳动的发生必定与这样一些因素联系在一起：（1）一定来源的信息；（2）策划、把关、编排；（3）使信息负载于一定的载体；

（4）出现信息共享的结果[4]。

从编辑学角度来看，《百家讲坛》的产生过程中具有一定来源的信息，即汇聚名家名师讲史、讲文化、讲艺术、讲生活等等的信息来源，此其一；其二，《百家讲坛》栏目的创作经过策划、把关和节目的编排等诸多过程；其三，《百家讲坛》是使其内容信息负载于电视这一载体而实现信息共享的结果。由此可见，《百家讲坛》栏目的创作正是一种编辑劳动，是在现代化电子信息高速发展下的一项编辑活动。

编辑活动的构成要素包括编辑主体、编辑源体、编辑客体、编辑用体和编辑辅体[3]。编辑五体各自为达到编辑目的而采取行动的总和，构成整体的编辑活动。这编辑五体的活动不仅与整个编辑活动有关，而且互相之间也各自形成特殊的关系。

《百家讲坛》的编辑主体，从大的方面来看，就是其制片人，从小的方面来看，包括了所有参与栏目制作过程的工作人员。《百家讲坛》在开播初，一度曾因收视率低，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危险。2004年下半年，栏目制片人万卫等及时调整思路，充分发挥电视的传播特点，使内容和形式互相契合，借清史专家阎崇年主讲《清十二帝疑案》后带来的转机进行大力改革，将内容定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观众定位于初中文化以上的大众，栏目定位于使专家学者走进大众的桥梁。此后，栏目迅速“火”了起来。央视国际网站上的300多个栏目中，《百家讲坛》点击率排在第二。2007年3月17日，《新周刊》2006年中国电视节目榜揭晓，《百家讲坛》获得年度电视节目奖，制片人万卫获创新电视人奖。

由此可见，编辑主体是整个编辑活动的组织者、主导者、掌控者和运营者，它在整个编辑活动中是处于主导地位的[3]14。在《百家讲坛》这一编辑活动中，制片人是编辑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主体，其栏目制作的整个过程都在制片人等的组织、主导、掌控和统摄下进行，制片人对《百家讲坛》的成败负主要责任，其他编辑主体也以其独特的贡献铸就《百家讲坛》的成功。此其一。

其二，编辑主体与编辑源体之间，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是互为需求，互相依存的关系。他们行动的方式、范围、目的、利益各不相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并成为行为共同体的唯一纽带，就是作品。《百家讲坛》的编辑源体应是节目的主讲人。《百家讲坛》第一场开讲的是杨振宁，之后也有叶嘉莹、于光远、李政道等知名的学者，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收视率较低。于是栏目组改变选人的方法：采用学校推荐、个人自荐和学生推荐多种手段结合的方法选择一些有学术素养，同时讲课生动而且有人格魅力，深得学生喜欢的主讲人。《百家讲坛》开始在全国“海选”各地高校乃至中学老师。王立群说，在河南大学选拔时，从二三十岁的博士到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均可参加，主讲人不设门槛，“不拘一格求人才”。《百家讲坛》分10个小组在全国各地选人。山东所有的本科院校都进行过拉网式“排查”。无论是年轻的讲师还是资深的学科带头人，一律要过镜头关。录完之后，所有的带子再拿回北京挑。《百家讲坛》改版后栏目迅速“火”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选择主讲人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也就是说主讲人对于栏目的成败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百家讲坛》改版后挑选的主讲人多有一定的学术涵养，但并不都是知名学者如部级教学名师、长江学者、两院院士。可见，在这里，一流并不是第一，而是十分适应栏目风格和需要的主讲人，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其三，在《百家讲坛》栏目创作过程中，节目就是这一编辑活动的编辑客体，在其被编辑完成后则成为编辑产品。2004年以前，《百家讲坛》的选题几乎囊括了当时学术领域的所有话题。但是据“第三版《百家讲坛》两个时段的节目类别比例分析”[5]，2004年9月后，节目选题已更多地向历史探秘类和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类内容集中。这是《百家讲坛》内容选择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使《百家讲坛》栏目与其他类似栏目产生了很明显的差异，更能培养固定的受众群。素材集中为传统文化题材，在满足受众需求的同时，也承担了媒介弘扬、普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编辑客体的改革也是使《百家讲坛》从低谷走向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四，编辑主体与编辑用体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在《百家讲坛》栏目编辑过程中，其编辑用体即使用编辑产品的人亦即受众。《百家讲坛》无疑是电视讲坛类节目成功的典型，它成功的首要原因是以“受众为中心”的准确定位。“受众即市场”。在这个以受众为主导的时代，忽视受众的心理特征及兴趣爱好，一味地附庸风雅，就必然导致节目无人问津。《百家讲坛》在节目开播初期因为沿袭了讲座节目的传统模式，曾经一度在困境中徘徊。2004年底经过调研发现自己的受众群主要集中于“拥有初高中学历的成年人”，这部分受众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知识结构不很完善但是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如何把握这个受众群的心理特征及兴趣爱好，制作出适合他们口味的节目，才是栏目把握受众即编辑用体的最大的问题。因此，改变电视讲坛类传统节目单向的、呆板的讲播方式，尝试用新的传播语态和新的表达方式，使原本枯燥的内容鲜活起来，才能吸引编辑用体的注意力。

其五，编辑主体与编辑辅体之间，是一种主与辅互为补充的关系。在《百家讲坛》这项编辑活动中，其编辑辅体就是协助《百家讲坛》栏目发展的各方力量，其中包括借助其他的形式进一步推广《百家讲坛》的力量。随着《百家讲坛》电视节目的火热开播，一些与《百家讲坛》相关的出版物也畅销起来。网上的点击率、下载数也一直居高不下。事实已经证明，由于《百家讲坛》品牌影响力，与之相关的音像图书出版物也得到了开发。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这些相关产品的生产、传播，进一步促进了《百家讲坛》的发展。

二、《百家讲坛》创作中的编辑策略

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曾经作过这样一个经典论断：“一个公司不仅要创造优质的商品，它还应当把产品的优点告诉给顾客，认真地在顾客心目中树立起产品的形象，好的包装和广告能够引起消费者对企业或其品牌的立即确认。”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形成巨大的电视媒介市场。在这个媒介市场中，各媒介发挥自身优势，已从单纯的文化、精神生产向企业化、综合化生产发展，有些已成为大型的广播电视传媒集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媒介已和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区别不是很大了。我们可以“电视媒介”来替代科特勒所说的“企业”，将上述论断改为：一个电视媒介不仅要创造优质的电视产品，它还应把媒介产品的优点告诉受众，认真地在受众心目中树立起电视产品的形象，好的电视包装和媒介宣传能够引起受众对电视媒介及其品牌的立即确认。

无论是对于电视媒介还是传统的生产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站稳脚跟，其品牌的力量决不可忽视。品牌的塑造要靠传媒良好的策划，特别是要靠运用良好的编辑策略。《百家讲坛》在其改版后之所以发展得如此之快，最为关键的就是其运用了良好的编辑策略。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探究。

（一）选题策略

栏目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受众，所以栏目每项措施的制定和实行都要考虑到受众的反应，栏目的选题也是如此。没有好的选题就不能吸引受众的兴趣，其他的工作做得再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所以，选题策略对一个栏目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6]。

从2004年开始，《百家讲坛》的主讲内容开始日益出现纵深化、专业化、系列化的特征。根据央视《百家讲坛》网站上播放节目的历史清单统计，2005年1—10月，历史研究及文学经典类节目占到总节目量的84.6%。节目内容的转变反映出对观众和市场需要的主动贴近。相对于自然科学节目，人文科学类节目由于门槛较低，较少构成传播障碍，其自身题材的丰富性也使其更易具备趣味性、故事性和贴近性，达到理想的效果[6]。由此，可以看出《百家讲坛》在选题上的策略改革，也就是其注重文史选题的策略切合了受众的需求。选题策略的改变给《百家讲坛》栏目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动力。

（二）节目编排策略

节目的编排策略是影响节目质量的重要因素， 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编排策略，容易赢得受众的收视。

《百家讲坛》在改版后对节目的编排策略也作了一系列的调整完善。其题材内容在编排方面的策略体现为三个方面：1.名家为受众讲故事——学问故事化；2.内容解说有机联动、前呼后应和设置悬疑；3.以视觉解读文学经典——强调视听元素的处理运用[7]。

从学理角度来看，《百家讲坛》是一档演讲类的电视谈话节目。“演讲类电视谈话节目是主讲人借助电视媒介面对广大电视观众，就某一话题作专题演说的电视谈话节目类型。”[8]《百家讲坛》以专家学者声情并茂的讲演为主，辅以解说员的精彩解说，并通过形象生动的影视剧片段来调动受众的视听。专家学者的讲演、解说员的解说是《百家讲坛》节目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他们之间是互动的关系，而影视剧片段的利用则以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流动的画面，极大地提高了这种演讲类谈话节目的可观赏性、审美性，充分显示了电视的大众文化特性，使原本已经通俗的节目更加通俗生动。

编辑学意义上的编辑用体，亦即使用编辑产品的人，其有小众与大众之分。《百家讲坛》在开办之初确定的宗旨是“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的精英文化“三品”高定位，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受众划定在一个小众用体的狭小范围内，这就必然影响自己的传播面。作为一个讲座类节目这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不得不在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下进行了三次改版。将原来以学者等小众编辑用体为核心服务对象转变为以大众编辑用体为主要服务对象，同时依据大众编辑用体的文化程度、兴趣爱好、收视心理，在题材选择、讲述风格、嘉宾选择、商业运作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其改版后栏目定位为“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把观众群锁定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具有求知欲的受众，终于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在社会上形成了传统文化热[9]。这一前一后的变化得益于编辑用体策略的改革。

（四）品牌建设策略

作为电视编辑活动，其编辑主体手中的王牌就是其用以提供给观众的编辑产品，但这个编辑产品并不仅仅是电视节目本身。“观众对于一个优秀的电视节目品牌的需求不仅局限于节目本身，他们还需要节目内容以外的信息实物。”[10]对于电视节目来讲，电视节目品牌的发展不可能局限于电视这一平台，观众对节目的喜爱会生发收集节目，或者是追求更多信息的欲望。电视节目品牌建设策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周边产品开发，如印刷品、电子音像制品、网络互动交流等等；二是子品牌的创建，如新的节目创建等。《百家讲坛》目前的品牌建设主要表现在周边产品的开发上。

随着《百家讲坛》的不断热播，一大批学者从书斋走上荧屏，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风趣幽默的讲述打动了众多受众的心。这些学者明星和节目的互动效应是《百家讲坛》产业链上重要的一环。一方面学者名家的影响力成就了《百家讲坛》，而反过来《百家讲坛》这个文化品牌在大众中影响力的扩大又反过来提升了学者名家的知名度。出光盘、出书等既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又能提高节目的知名度。因此，有计划、成系列地推出《百家讲坛》的DVD视频光盘和相关书籍，并展开相配套的签名售书活动、文化讲座活动以及文艺演出活动等，成为《百家讲坛》品牌建设的重要策略。

《百家讲坛》自2001年创办至今，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但就编辑学视角来看，面对激烈的媒介竞争环境，《百家讲坛》要想强化品牌并永立于不败之地还必须对其栏目进行再优化。其中包括：1.应把握好节目娱乐化的“度”； 2.不应一味哄抬学术名人的地位；3.选择题材应该越来越宽；4.节目中应该加入互动环节[11]。

从《百家讲坛》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以及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我们可以看到，以电视作为载体的编辑活动，在消费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百家讲坛》以编辑用体为目标指向，不断深入发掘现有资源、开发新的资源，重视对编辑用体认知结构、接受规律的分析和探讨，适时地改变自己的编辑策略，适应传播发展的趋势，收到了良好的效益。这给予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编辑学尤其是普通编辑学，对于编辑活动来说，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普通编辑学中关于“宜共用”的核心原理、“源体推进、用体拉动、主体创新、客体变革”的基本规律、“道义性、责任性、精益性、效益性”的基本原则等理论在《百家讲坛》的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编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更是一门溯之深远、用之宏阔的效益型学科，其中有非常多的理论知识需要去研发、拓展和实践应用，作为适用于一切编辑类别的普通编辑学更是如此。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只有加强新兴媒体编辑学和普通编辑学的研究和应用，才能使以编辑活动为核心的文化传播产业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

注释：

[1]?李丽娟.崛起的平民学术.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17（3）.

[2]?陈勇，胡步芬.作为消费社会文学文本的媒介现象.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2（6）.

[3]?靳青万.编辑五体研究.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2012.

[4]?张积玉.编辑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任中锋，彭薇.《百家讲坛》的“雅俗”变革.传媒，2006（3）.

[6]?宋仪凯.《百家讲坛》选题策略的传播心理学浅析.东南传播，2008（1）.

[7]?韩建勇.《百家讲坛》文学类系列节目的编排策略.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7（1）.

[8]?徐舫州，徐帆. 电视节目类型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9]?闫集思.《百家讲坛》——受众策略研究.才智，2011（2）.

[10]　雷蔚真.名牌节目的策略与衍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1.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14篇

《论语心得》从视觉上让读者充分享受到美感，也促进了书籍的销售。首先，《论语心得》非常薄，只有160面，还有少量的插页，受自身演讲内容的限制，全书的文字只有10万字左右，但是正是中华书局把这本书定位为大众通俗读物，而只要具备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都可以阅读，因为受众面较广，读者的经济水平无法掌控，而《论语心得》作为普通书籍的形式则为普通读者的购买提供了可能。可以说，正是《论语心得》平装的朴实无华，再加上于丹亲切自然的演讲语言，才造就了这本书返璞归真的形象。

其次，在书籍的开本构制方面，编辑选择了小16开的异形本，这种类型的书只比普通的32开大一点，拿在手里翻阅非常方便。同时，编辑在选择这本书的纸张时，还充分考虑了书籍的内容。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书籍常常是册装，而《论语》自问世以来，经过卷轴装和线装之后成为历代士人必读的书籍，本身便有一种古老的质感。而编辑正是看中这种质感，利用类似宣纸的手抄纸印刷，与线装书颇为神似，让读者看上去便觉得有一股书卷气。

二、封面、插图制作的新颖性

从封面的角度来看，《论语心得》封面与中国的古典文化结合紧密，封面、书脊、封底等都以大面积的黄色为主，象征着古代的黄绫包卷，也体现出了自身内容经典的意味。并且，书籍的名称按照古人从右往左的书写习惯自上而下书写，本身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同时，这本书的封面和封底选择了中国国粹之一的水墨山水画，配上北斗七星图，象征着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历史悠久，而书籍的插图多采用画家陈传席的水墨写意画，是对正文经典的呼应。这样从视觉到形式、从外表到内容都体现出了书籍的内容和特色，将读者完全带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境地。《论语心得》在腰封宣传上也是独具特色。从整体设计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只有书籍封面的上方有“百家讲坛”的标志，但是这么一点很难让人联想到“百家讲坛”的盛况。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编辑在书籍外面加上了腰封，加强了宣传《百家讲坛》的力度，其腰封上除了书名、作者之外，还打出了一行商业广告——“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这就使读者在阅读书籍的时候联想到《百家讲坛》栏目，也为书的宣传拉来了一些潜在的读者。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范文第15篇

经典的历史巨著，尤其推荐史记和资治通鉴。史记被誉为无韵之离骚，语言优美，叙事简洁，评论精彩。资治通鉴里面编写的每个典故和历史事件都能让你深深感觉到古人的智慧，让你学习到做人做事的道理。

百家讲坛里讲述的各种历史讲座。讲座的老师都是历史方面的专家教授，他们的讲述不仅讲述历史事件，并推断其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谓精彩纷呈，妙趣横生。

社会名家的个人讲座，尤其推荐高晓松老师讲述的晓说，袁腾飞老师讲述的腾飞五千年。这些讲座带着他们个人对历史的理解，不仅仅是纵向讲述，更是横向对比，随性联想，是很好的学习历史，感悟历史的盛宴。

一些经典的通俗历史著作。在这里推荐当时明月的明朝那些事。流畅的文笔娓娓道来明朝历史，历史的厚重和趣味完美的统一在一起，值得一读。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