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1篇

[关键词]广东政治发展 30年 历史定位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005-05

从1978年到2008年，广东政治发展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顾过去，其历史定位何在？展望未来，其演变的趋势是什么？它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何关系？笔者尝试从评价其成就、分析其特征和总结其经验入手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历史成就

评价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历史成就首先需要确立评价标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为确立评价标准提供了重要的指南，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P322-323）“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P213） 综合这些论述，结合学界的观点，同时采取学术的用语，笔者把评价标准确定为有效性（主要指政治系统在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效用，如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等）、合理性（主要指政治系统自身理性化的程度，涉及政治系统内部的机构设置、规则制定、运作机制、权力边界等）和合法性（主要指民众对政权统治的自愿服从、认同和支持等）。基于这三个评价标准，笔者认为，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

从有效性看，在30年的广东政治发展中，一方面，政治权威的重构、法制框架的搭建为广东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坚实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改革的举措、宽松的政策和制度的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广东政治发展富有成效地促进了广东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换言之，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广东从贫穷落后的省份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极大地得益于广东30年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说，没有广东30年的政治发展，也就没有广东3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合理性看，在30年的广东政治发展中，随着政权组织架构的搭建与运作机制的完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结构的持续分化（如政企分开等）、政府机构的多次改革、政府角色的渐进转变，一个分工有序、有法可依、权力范围趋于有限、权力运转日渐有效、具有理性化特征的公共权力系统基本形成，这一权力系统不仅为广东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而且为广东政治向更完善的民主转型准备了重要的政治条件――一个有效的政权系统及其官僚组织（state bureaucracy）。因为“现代民主需要施行有效的命令、管制和提取资源。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有效运作的国家和国家官僚体系”。[3] （P10） 如果缺乏这样的政权机构和官僚系统，即使民主的制度得以建立，它也不可能正常运转。

从合法性看，在30年的广东政治发展中，一方面，随着广东立法程序日渐公开化、民主化和科学化以及立法质量的不断提高、执法部门不断强化依法行政和司法体制的逐渐改革，广东政治运行中的法治特征开始凸现；另一方面，随着执政党倡导思想解放、力主改革开放、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以及推行党内民主、广东人大制度的逐渐健全和强势运作、广东政协日趋活跃、基层群众多元自治、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媒体舆论空间相对开放等，广东已经成为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自治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实验地，公共权力运作中的民主元素渐渐增加。正是随着法治与民主的逐步推进，公民的各种宪法性权利获得了更多的制度保障，由此，广东民众对执政党和政权系统的认同度与支持度进一步得到提高，这在很大程度增强了执政党和政权系统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二、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基本特征

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不仅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而且在中国政治发展、政治转型的探索上具有先行、实验、示范的特征。具体说，这一特征可以演绎为以下几点。

先行性。30年来，相对于全国的其他省市，广东不仅在经济建设、经济改革上先行一步，而且在政治建设、政治改革上也先行一步：从思想解放到法规出台，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广东通常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以立法为例，无论新法规的出台，还是立法形式的改进，广东省人大的作为在全国确实称得上先行一步。再以行政体制来说，无论实行公务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还是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广东（尤其是深圳）始终都以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全国。

实验性。在30年来的政治发展中，无论在制度创新上，还是实践操作上，广东都进行了大胆的实验、探索，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验地”或“试验田”。对此笔者以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故事为例来加以说明。所谓“行政三分制”是指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2003年，深圳计划全面实行“行政三分制”的改革方案。但就在大家期待“行政三分制”浮出水面之时，“行政三分制”的字眼却悄然从政府的文件和会议中消失。时隔三年之后，在正式公布的《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中，也已见不到“行政三分制”的用语。“行政三分制”虽以“流产”告终，但它说明，广东在推进政治发展过程中，确实在大胆实验、探索。尽管某些实验、探索最初的设计方案可能存在漏洞，或者在推行中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甚至实验还在计划、准备过程中就已“流产”或夭折，但所有这些恰好印证了一点：广东在实验、在探索。

示范性。30年来，广东通过其先行一步的实验探索，示范如何走向以法治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治文明。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近期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大课题，面对这一新课题，广东在摸索之中着力推行的“四个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为全国示范如何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完善以基础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基本内容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实现从经济目标优先向社会目标优先的转变；通过将财力主要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以实现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型财政体制的转变；通过创新公共服务流程，以实现从封闭型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型行政体制的转变；通过建立和完善严格的行政问责制，以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的转变。

三、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主要经验

正是在此先行一步的实验、示范中，广东30年的政治发展不仅展现了广东特色，成就了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广东现象”（如思想解放的精神氛围、强势作为的人大代表、积极有序参与的公民、活跃的民间公民组织、竞争的大众传媒、开放的舆论环境等），而且积累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广东经验。当然，广东经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学界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系统的归纳、概括也很少。在笔者看来，政治发展上的广东经验涉及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在微观层面，广东经验涉及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如“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运行机制，人大代表部门预算询问会，“教育、监督、惩治”三位一体的腐败惩防体系，村民自治中的选举观察员制度等等，这些经验可能是点滴的、琐碎的，但其内容丰富而具体，需要细致地清理和总结。从宏观上看，广东经验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除了党委统揽全局、发挥领导作用这一重要经验外，笔者把其他内容概括为六条：一是平衡国家性与地方性：在中央―地方关系上，广东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努力向中央争取相对的地方自，以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二是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上，广东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全力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不脱离经济改革孤立地进行政治改革，而是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交织于一体，在经济改革中推进政治改革，通过经济改革中的政治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活力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三是政府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及时转型：在政府角色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广东持续不断地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角色，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四是把民主政治纳入法治的轨道：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关系上，广东以法律法规规范民主政治的发展，确保各种形式的民主实验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通过法治建设为民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程序约束；五是在多元平台上实验混合民主：在民主发展的模式选择上，广东不以选举民主作为民主的唯一模式，而是实验集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于一体的混合民主，同时不把民主实验的平台单一化，而是让民主的实验在人大和政协、行政和司法、乡村和社区、党内和党外等多种平台上广泛展开，其中尤其把乡村村民自治作为在乡村实现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六是构造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在政治文化的建构上，广东的党政政权系统推动思想不断解放，允许媒体相对自主，适度开放舆论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中所积累的广东经验虽然有微观和宏观之分，但却程度不同地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其普遍性的意义指向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制度层面。在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进程中，面对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广东不满足于微观上的个案处理，而是着眼于宏观上的制度建设，以制度创新来回应来自实践中的挑战。30年来，广东在政治建设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人大代表直通车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村民自治中的选举观察员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创新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广东，而是具有辐射、影响全国的意义。如广东人大于1999年在立法过程中率先采用的立法听证会就为全国人大所肯定，被纳入了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这表明，广东的某些制度创新确实富有全国性的意义。

其二，操作层面。30年来，广东在政治发展的实验、探索中所积累的经验不仅在制度建设上有创新之意义，而且在实践操作上有可供借鉴之功效。在30年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广东摸索了多种多样的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如“人大代表工作站模式”、财政预算实时在线监督机制、社区治理中的“盐田模式”、舆论监督中的“南方报业”模式等。虽然这些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并非每一项都可在全国普遍推广，但其中不少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可借鉴、可参考的意义。深圳创立的有关社区治理的“盐田模式”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盐田模式”涉及社区治理体制的变革，其具体内容是根据“议行分设”的理念，把原来长期由居委会承担基层的行政、自治和服务三种功能进行分化，把政府行政职能和公共服务功能从居委会中剥离出来，通过创建与居委会平行的政府组织――社区工作站来执行政府的行政事务，通过居委会的下属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服务站来承担社区的公共服务，同时把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成议事机构，履行社区自治功能。[4] （P2-3） 在一定程度上，“盐田模式”理顺了政府与社区、管理与自治的关系，实现了政府与社区的交叉互动、资源共享，解决了其他社区治理模式如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武汉模式等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近年来，全国各地已有数十批次的党政考察团去深圳盐田调研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他们回到工作地后已不同程度地借鉴和推广了“盐田模式”的理念和方式。[3]（P247） 尽管“盐田模式”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模式，不具有终极性的意义，而且它的经验也很不成熟，然而，它所蕴涵的一些基本原则确实“对于国家具有重要的结构性的全面的政治意义”。[3] （P246） 这是其在实践操作上具有借鉴、参照价值的根源所在。

其三，理论层面。30年来，广东在政治发展的实验、探索中所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当代中国政治转型中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从而富有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如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中，国家制度建构与引入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先后次序如何选择？① 这不仅是重大的实践问题，而且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尽管少数有识之士提出了“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的重要命题，但学界一直并未就此形成共识。然而，广东以其30年政治建设的实践对此重大问题给予了经验性的回答：在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之前，执政者要优先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即首先强化政权机构建设（如搭建政权的组织架构、完善其运作规则、组织其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转变政府的角色）、建立法制框架、实行依法治理、惩治腐败、推行问责制等等。换言之，广东的经验是国家制度建构优先于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引入。这一经验的理论价值在于，它与国际政治学界近年来的一项研究成果相呼应。国际政治学术界晚近的研究表明，在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和引入竞争性选举民主之间，不同的发展次序选择会有极不相同的后果：一种选择是先建构现代国家制度、后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即先建立法治、公民社会和问责制等，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推进和扩大选举的范围，由此，民主制度逐渐得以形成和巩固。以英国、瑞典为代表的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大都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种选择相对于第一种被称为“反向的民主化”，即在现代国家制度尚未完全确立之前，就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断背民主”，社会将为这种不完善的民主支付巨大的代价，如政党的恶性竞争、严重的选举动荡等等。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不少属于这种情形。[5] 国际政治学术界的这一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告诫我们，在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之前，必须优先建构现代国家制度，否则，“断背民主”的代价是巨大的。对此国内也早有学者指出：“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要先行一步，因为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否则民主化就可能演化为泛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6] （P380） 就此而言，来自广东的实践可以被视为是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经验支持。

四、广东政治发展与中国政治的未来

上述分析表明，30年来的广东政治发展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地方性的探索实验和全国性的普遍意义于一体。其“三位一体”的价值确立了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历史定位，这就是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探路、实验、示范。如果说在经过30年的历史实践之后，这种探索、实验、示范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那么，广东政治发展下一步探索的方向和着力点是什么？这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有何关系？2008年上半年深圳推出的一个近期改革方案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关于深圳要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要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方面争取为全国树立样板的指示，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于2008年5月颁布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并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公众咨询；中共深圳市委全会于2008年6月一致通过了《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按照上述《纲要》和《意见》所设计的改革方案，深圳将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力争走在全国前列，努力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制度模式。因此，这两份文件不仅拉开了深圳新一轮改革的序幕，而且在一定意义上预示了广东乃至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总体走向。

目前，深圳的改革方案仍停留于文本状态或处于探讨之中，尚未进入实践操作的阶段。不过，这一改革方案触及到了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建设的诸多关键点位――从党内改革到人大政协改革、从依法行政到司法公正、从公共服务到社会自治、从舆论监督到廉正建设，展示了深圳为中国政治文明示范的三大基本方向――走向良法之治、推进混合民主、扩展社会自治。换言之，深圳将要进一步示范的就是法治、民主、自治。由此，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率先进一步示范法治、民主，自治的城市为什么是广东的深圳而不是其他地方？其答案首先来自深圳本身：深圳扮演示范者有相当充分的理由。一方面，通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已先于全国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发展的水平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整个深圳的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开放，市民的公民权利意识相对更加强烈，加上拥有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所有这些都为深圳承担示范者的角色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另一方面，在近30年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中，无论推行法治、实验民主，还是尝试社区自治，深圳都进行了持久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实验选举民主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蛇口管委会试行差额直选、20世纪90年代末深圳大鹏镇进行“三轮两票制选举镇长”到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深圳推进选举民主的实验虽然时断时续、具有点滴试验的性质，但这种实验却具有先后呼应、一脉相承的逻辑连贯性和历史延续性，因而，在先前实验的基础上，把选举民主继续往前推进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这也表明，示范法治民主自治，深圳具有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

深圳之所以扮演法治民主自治的示范者，其答案当然也来自广东。这不仅因为深圳在行政区划上是广东的一部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正如历史所揭示的那样，30年来，广东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验地和“示范田”，深圳不过是这块实验地和“示范田”中优先种植“新品种”的一块小实验地、一个小示范区而已。从这一角度看，广东为深圳的先行实验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宽松的环境和广阔的空间，而深圳的先行实验则提升了广东作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实验地、“示范田”的价值和地位。正是由于深圳与广东的内在关联，深圳的示范在广东不是孤立的：它不仅是广东示范的一部分，而且它与广东其他城市的试点、示范形成了相互支撑、彼此互动的格局。因此，如果把深圳视为一个法治民主自治的示范点，那么，首先在广东范围内，深圳这一示范点就可以与其他的实验“点”――广州、珠海、佛山等连接成为一条线，这样，“点”与“点”的连接、“线”与“线”的交织，不仅会把广东的示范连成一片，而且会将其示范的影响放大，使之越过岭南，辐射全国，以致最终形成一个更为广阔的局面――共和国法治民主自治的局面。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广东的政治发展预示了中国政治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M]. 孙龙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4]侯伊莎. 激活和谐社会的细胞――“盐田模式”制度研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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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3年11月5日，杭州市上城区召开首届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相亲会，109 个社会组织承接了 106 个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得到资助资金 340 多万元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快速转型，大量“单位人”、“社会人”转变为“社区人”，社区日益成为社会成员的集聚点、社会需求的交汇点、国家社会治理的着力点和执政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

中共中央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就新形势下如何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中国社区治理的未来走向等问题，《t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蒋昆生。他同时介绍了实施已有三年的“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项目。

“根据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要求，实验区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为推进社区治理探索路径、积累经验。”他说。

蒋昆生强调，必须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实验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和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率先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体制机制创新。而这些实验区的尝试方向，也正是新形势下中国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改革方向。 倒逼的改革和实验

《t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社区治理在当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为什么要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蒋昆生：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前提。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建设思路，是在全面深化社会体制进程中逐步酝酿产生并发展的。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探索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际有机结合的可行路径。

经过十余年的接续奋斗，我国的社区建设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以“属地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制。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中许多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比如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居民自治活动的内容和载体相对单一，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过重，社区治理多元参与机制还不健全，政府部门包办过多，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参与缺乏长效机制，社区居民参与缺乏组织化渠道，等等。这些困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发挥，影响社区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社区建设实践，有效解决制约基层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 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t望东方周刊》：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例，未来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有哪些？

蒋昆生：实验区建设开展近三年来，特别是第二批实验区建设开展近一年来，各地围绕创新社区治理体制、丰富社区自治形式、完善社区服务制度、优化社区服务手段等领域开展创新实践。这些探索实践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是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各实验区将社区减负增效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任务，研究制定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政策措施，确保社区组织承担的行政事务只减不增。

比如，江苏省南京市各实验区统一开展以“五减两增一考核”、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准入制度为重点的专项行动，社区逐渐回归自治本位，社工逐渐回归服务本色，考核逐渐回归群众本元，部门逐渐回归管理本分。

其次是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建设。许多实验区把健全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作为激发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活力的重要途径，在完善社区民主管理机制上出实招用力气，调动了居民参与自治活动的积极性。

比如，成都市锦江区全区113个社区、1065个院落根据居民特点和居民意愿，制定实施了各具特色的居民（院落）公约，从源头上、基础上、根本上完善和深化居民自治，有力地加强和推进社区依法治理，提升了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

第三个方面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许多实验区把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的突破口，通过建立孵化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和加强政策引导等方式，创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逐步构建了多元参与、多元治理、多元服务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人围绕群众关注的问题与他们面对面话政策、话发展、解难题，图为成都市锦江区江东民居二区召开院落坝坝会现场

比如，武汉市武昌区投入500万元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投入3600万元社区惠民资金重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以公益创投的形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服务项目。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为扩大社区居民参与探索了可行路径。

第四个方面是创新社区服务机制。许多实验区积极推动社区服务的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和方式创新，全面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和服务质量。

比如，杭州市大力实施社区服务业的产业化转型，推动社区服务项目由政府独力举办向社会共同参与转变，社区服务机构从单纯公益型向公益经营型转变，社区服务实体从个体分散向规模连锁转变，在“一区一品”、“一社一品”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上城区“333+X”，下城区“66810”工作法，西湖区“三全十服务”等多个社区服务品牌。

第五个方面是加强社区服务信息化建设。各实验区按照民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扎实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工作。

比如，攀枝花市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在组织体制、技术设计和建设模式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意义。具体表现在：将平台部署“提升”到市级层面，突破了以区县为单位部署建设的社区信息化建设传统格局;将平台应用“下沉”到社区范围，将综合信息平台服务终端直接延伸到社区，梳理确定了社区直接办理和代办事项，有效缩短了服务半径，最大限度方便居民办事;将平台运行“拓展”到专线网络，依托政府部门信息专网部署综合信息平台网络，探索出综合信息平台建设与社区信息化建设有效衔接的可行模式。 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t望东方周刊》：“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目前面临哪些困难，下一步工作有哪些规划？

蒋昆生：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机制创新是社会建设领域一项全新的重大课题，由于受到既有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局限，受到长期历史条件和现实发展的制约，受到目前经济条件和工作基础的影响，部分实验区推进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的理论准备、实践准备和思想准备并不充分，实验区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实验工作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关于实验区下一步工作规划，我们主要聚焦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 ;二是推进“政社互动”实践;三是发展社区民主协商;四是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五是加强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六是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经过近年对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民政部正在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起草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文件。文件力争能针对基层，尤其是社区治理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 比如确立社区居民委员会法人地位的问题，厘清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突破，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老百姓。

《t望东方周刊》：“社区治理”、“政社互动”和“民主协商”都是现阶段社会治理的热点问题，主要举措有哪些？

蒋昆生：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环节。要进一步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要促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发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其次是要完善居民自治机制。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践贯穿于社区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第三是要激发社区组织活力。积极探索“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推动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为支撑的社区服务管理新机制。

第四是要健全社区服务机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和志愿互助服务相互衔接的服务体系，确保城乡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活服务多样化和志愿互助服务制度化。

最后是要构建多元参与机制。探索建立以分类统筹为基础组织群众参与，以“以奖代补”项目为载体吸引群众参与，以信息化技术为依托扩大公众参与，以培训提高为手段引导群众参与，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规范群众参与，以公共精神为纽带提升群众参与的新模式。促进居民群众在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优化政府治理是创新社区治理体制的首要任务，也是衡量社区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推进“政社互动”工作的主要举措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积极推动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双向确权”，认真梳理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权责，划清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责权边界。

其次是积极建立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契约”，明确基层政府委托社区自治组织事务的项目内容、经费保障和违约责任，引导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承接对于法定职责以外的委托事项，形成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竞争机制。

第三是积极开展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评估”，建立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评估结果与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挂钩的有效机制。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3篇

今年是“五五”普法的第五年，为贯彻落实《xx市“五五”普法依法治理总结验收工作实施意见》（xxxx〔2010〕2号），进一步抓好我市教育系统“五五”普法依法治理总结验收各项工作，做好各项准备迎接今年省、市检查组对我市教育系统“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检查验收，现结合我市教育实际，对我市教育系统“五五”普法依法治理总结验收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全国、全省、全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检查验收各县、自治县（区）教育局（社管局），市直学校“五五”普法依法治理以来的工作情况，总结经验，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坚持品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并重、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积极营造良好校园法治环境。

二、主要内容

1、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组织机构落实，普法工作目标明确，抓落实。有计划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2、普法经费落实到位，积极征订普法学习资料。

3、组织开展干部师生学法活动，参加省、市统一组织的学法用法考试，大力开展法制宣传工作。

4、积极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

5、贯彻落实《中小学校法制教育指导纲要》，制定相应的意见或实施方案；聘有法制副校长（辅导员），组织法制副校长（辅导员）的培训工作；进一步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格局。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治理整治活动，积极开展依法治校，依法施教，依法育人。

6、教职工自觉守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落实，学校法制教育形式丰富，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得到加强。

三、检查步骤和时间安排

1、动员部署。3月，各县、自治县（区）教育局（社管局），市直学校根据本通知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检查验收方案和措施，进行动员部署，做好检查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2、开展自查自检。3月至4月上旬，各县、自治县（区）教育局（社管局），市直学校按照本通知要求逐项自查自检，查缺补漏，抓紧完善。自查工作要在4月上旬前完成，并在自查自检的基础上，对“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认真总结，写出总结报告，于4月10日前分别将“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总结和自查报告报市教育局办公室，并整理好“五五”普法相关资料、档案备查。

3、组织检查。4月至5月，市教育局“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成检查验收组，赴各县、自治县（区）教育局（社管局），市直学校进行检查。检查主要采取实地考察、听取汇报、查阅档案材料、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进行；同时做好迎接省于5月至6月派出的检查验收组的各项准备工作。

4、认真总结。各县、自治县（区）教育局（社管局），市直学校要对“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行认真总结，积极推广先进经验，逐级做好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推荐准备工作，届时按要求将拟推荐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及材料报市教育局办公室，市教育局将对推荐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报依法治市办公室。

四、基本要求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这次总结验收不仅是省、市对我市教育系统“五五”普法成果的检验，也是推动我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强大动力。各县、自治县（区）教育局（社管局），市直学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精心部署，周密安排，圆满完成“五五”普法依法治理总结验收的各项工作。

2、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各县、自治县（区）教育局（社管局），市直学校要结合《验收指导标准》做出具体安排，把任务和责任分解落实到人头，保证各项任务有人

抓有人管。认真总结工作成绩和经验，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和走过场。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4篇

2010年是“五五”普法的总结验收年。认真做好2010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对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级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立足开发区实际，制定2010年普法工作实施意见如下：

2010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

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统筹谋划，务实创新，全面完成“五五”普法规划和人大决议的各项工作任务，认真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全面推动开发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整体发展，全面提升普法工作水平，推进法治街道创建，促进我区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为建设平安开发区、法治开发区、和谐开发区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一、坚持服务科学发展、服务大局、服务民生，切实加强重点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1、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和开发与经济发展、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和谐稳定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不断提高全面法治意识、法律素质，为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公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注重法制教育与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弘扬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3、积极组织开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主题宣传活动，针对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针对性的专题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矛盾化解。

二、扎实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全面带动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

4、切实加强对“法律六进”工作的指导，形成工作合力。积极发挥专业法部门的作用，协调指导各专业部门深入机关、园区、企业、社区、单位、学校开展专业法专项宣传和主题宣传。

5、充分发挥法治宣传平台作用。继续依托法制学校、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重点加强2010年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宣传，充分调动各方面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创新宣传模式，巩固和发展普法阵地。

6、进一步深化“双千百日”活动，扎实推进“法律进企业”。抓好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培训，促进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的能力。

7、进一步加强社区普法，积极推行社区主任法律助理制度，开展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工作，进一步提高园区、社区民主法治水平，力争全年社区创建市级以上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比例达到85%以上。

8、进一步加强新市民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新市民法制宣传教育基地”教育功能，继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

三、认真做好“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全面落实“五五”普法规划

9、制定“五五”普法检查验收方案，抓好动员部署，明确检查验收工作的要求和安排，确保检查验收工作规范有序、客观全面，高标准、高质量迎接实际检查验收。

10、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认真开展检查验收工作。社区及各有关单位要在3月20日前完成自查工作。

11、认真做好迎接市区检查验收工作。社区及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五五“普法工作总结汇报、档案资料整理、示范点的确定等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客观地反映本地区、本部门的普法成果，迎接市区的检查验收。

12、加强对“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的组织领导。

13、认真总结推广“五五”普法工作的先进经验，做好“五五”普法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评选推荐表彰工作。

四、创新法制宣传方式方法，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14、进一步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提升法治文化建设水平。进一步完善法治文化社区、广场、长廊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法治亮点，同时开展好丰富多彩的法治文化活动。

15、建立园区法制宣传教育基地，以园区法制宣传教育基地为公共平台，开展各类法制讲座、演讲、知识竞赛、咨询服务等，促进园区法治建设。

五、认真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推动法制宣传教育新发展

16、认真总结普法工作的成功经验，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经验交流活动，探索工作规律，为“六五”普法规划的制定提供实践基础。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5篇

深圳应争当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中国改革》：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一定要走一条渐进式的发展道路，先找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做试点，取得经验取得成功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

李罗力：十七大报告中说，改革攻坚仍然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认为，这里所讲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问题。可以说，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中国是还应当实行邓小平所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先找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做试点，取得成功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现在国家正在批准成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实际就是国家新时期进一步推动各方面改革开放的“过河石”。我认为，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可以为深圳经济特区找到这个新的定位和方向。

《中国改革》：我也注意到你提出要把深圳确立为新时期的“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现在中央已经批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成都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深圳早就是特区了，再设立成“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还有必要吗？

李罗力：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央给予深圳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有一个普遍和严重的认识误区。实际上自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起，中央给深圳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就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另一是允许深圳大胆实验的改革“试验权”和“试错权”，即小平同志所说，闯一闯，试一试，不行回来就是了。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给予深圳特殊政策的理解都只是停留在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而其实后者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中国许多重大的改革举措都先在深圳试点、试验、“试错”，取得成功后再推向全国。特别是在92年小平南巡后，这种“深圳效应”达到了高峰。在这种意义上说，深圳经济特区就是中国第一个拥有“试错权”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是后来，随着对深圳优惠政策的淡化以及特区地位的弱化，允许深圳“试错”的改革开放试点权实际上也已经相当弱化甚至没有了。

因此，对于现在的深圳来说，一方面当然是要自己去大胆地闯，大胆地干，主动出击，“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另一方面，还是要争取成为新时期国家明确指定的在某一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特别试验区。特别是如果深圳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率先取得突破的话，必须得到中央有关各部门的认可和大力支持。

深圳应在政府转型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做出新探索

《中国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目前最关键也是最有条件实现的就是行政体制的改革。而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推动政府转型，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公开、透明和服务型的政府。深圳在这方面应当具备一定基础。

李罗力：多年来深圳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为全面推进政府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深圳应进一步加快实现从经济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基本建立起政府行政的决策、执行、监督的“三分离”体制模式。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深圳应进一步推动政市分开。政府的职能应彻底地转变到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消除不正当市场竞争，保证市场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上。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坚决实行政企分开，政府不再直接介入或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应放权于社会，能够通过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就能解决好的问题，就应当将这些事项交给社会去做。在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方面，深圳应继续深化财政、投资体制、司法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继续在工程建设、土地批租、产权交易等方面加大市场配置资源的力度，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性、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司法行为的公正性。同时深圳还应进一步精简政府的审批事项；完善政府采购体制；优化区以下行政层级，缩短管理链条，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动政府转型这方面，深圳也具有国内其他城市无法相比的一个特殊优势，这就是毗邻香港。深圳应当通过学习和借鉴香港特区政府成功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建立优质的服务型政府方面，为全国创造更多更好的经验。

深圳应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为国家提供新经验

《中国改革》：十七大与以往党代表大会相比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把民生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社会管理的改革提到了党的重要任务的层面。在这方面，深圳已有很好的基础，也应继续有所作为。

李罗力：深圳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严重倒挂、外来人口几倍于城市本地人口的城市，是一个极其典型的移民城市。截至2006年底，深圳全市总人口已接近1300万，而本地的户籍人口仅为197万。这种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结构，以及逐渐拉大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必然给一个城市的公共资源负荷带来持续的挑战，并进一步带来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治安等问题，社会不稳定及不和谐因素增加，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深圳今天所面临的社会管理和城市管理问题，就是许多国内其他大中城市已经或即将面临的问题。因此深圳能否在这方面创造出成功的经验，找到比较妥善的管理办法和途径，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制度和运行机制，对于全国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普遍意义。

除了要搞好深圳的人口管理外，深圳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大民生福利制度的改革。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外来非户籍人口比重大大超过户籍人口的特殊构成，使深圳必须要通过全面加强和增进民生福利制度的创新和建设，为全体广大市民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有效化解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主要体现在要进一步完善和促进居民就业，进一步建立公平配置教育资源；进一步完善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进一步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和进一步完善政府住房保障制等方面。

此外，深圳还应进一步推进基层社区的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进公用事业监管体制改革。除了目前正在探索实行的“管办分离”、分类管理、服务外包等措施外，还要开展以下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建立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的社会事业财政投资机制；二是创新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的方式，鼓励民间资金投资于社会事业，包括对于某些政府不便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以采购方式向民间公共服务机构采购再提供给市民，以实现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这方面，深圳应鼓励企业或个人慈善捐赠和志愿行为，促进非营利公共服务机构的发展；要逐步放开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市场，鼓励民间资金、外国资金等投资于公共服务事业，并以非营利组织或营利企业等多种形式共同存在，通过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和竞争性，为市民提供丰富、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

深圳应在民主法治建设及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出新贡献

《中国改革》：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进入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你所说的“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法治建设试验地”应当主要指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吧？

李罗力：是的。深圳完全可以按照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方向在这方面进行有深度的试验和改革。首先，深圳应率先按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建立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

其次，深圳应率先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积极作用方面，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6篇

[关键词]毕节试验区科学发展多党合作

“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是为喀斯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的全国第一个综合改革试验区。1988年1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同志审时度势，倡导和推动了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战略决策，旨在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贫困程度极深、生态环境极差的毕节地区试验，探出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一、毕节试验区的创建与发展

1985年，同志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这个贫困的内陆山区省份，他不辞辛劳，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相应采取有力措施，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如何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成为他集中思考的重大问题。针对贵州贫困面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的特点，同志把目光集中到在贵州省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毕节地区。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在建立试验区之前是贵州省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直到1987年，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88．9元，农民人均收入只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未解决温饱人口达3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53．68％，人口自增率21．29‰，森林覆盖率仅为8．53％。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毕节地区生态恶化、人口众多，严重遏制毕节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迫使陡坡开荒，林、灌、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致使生态环境恶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生活贫困，常靠政府救济为生。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伴随人口的剧增而愈演愈烈，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治理，将导致大片土地石漠化，从根本上将失去人类在此生存的基本条件。针对毕节地区严峻的现实，同志提出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得到了省委“一班人”的赞同，1988年6月，经贵州省委、省政府上报，国务院批准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在“毕节试验区”创建过程中，为了争取对试验区的智力援助，1988年4月，同志代表贵州省委在京邀请了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介绍了拟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期望得到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小组的支持。试验区成立之后，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和各派中央17年来始终将毕节地区作为智力支边的重点地区，并于1989年9月20日成立了由钱伟长任组长、常进时等任副组长的北京专家顾问组。此后，各派、专家顾问组与试验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并肩战斗，亲密合作，共同走过了不平凡的17年。

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同志非常重视以创新的思路开展试验区工作，1988年6月8日，他强调指出：“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这个主题，就要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要针对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的现实，采取强有力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没有实现，那就说明试验区的任务没有完成。”1这一明确的发展思路及决策，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为毕节试验区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试验区成立17年来，毕节地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区近700万各族人民在历届地委、行署的具体领导下，在派中央和中央统战部的共同帮扶下，紧紧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主题，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的实际，充分发扬“坚定信念、艰苦创业、求实进取、无私奉献”的试验区精神，抓住机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加快经济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坚持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中，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开始走出了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怪圈，逐步实现人口、生态、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村贫困状况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成效明显，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成就显著；人民生活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2004年，全区生产总值从1988年的23．4亿元上升到196．03亿元，粮食产量从1988年的103．8万吨上升到238．22万吨，农民纯收入从226元上升到1665元，贫困人口减少到56万人，5个部级贫困县已相继越过温饱线；人口自增长率下降到9.8‰，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3.92%。根据毕节地区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毕节地区已经成为贵州省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二、毕节试验区的价值与意义

毕节试验区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证明了同志的构想是前瞻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改革动力与发展思路的统一、局部突破与整体推进的统一。从其后的发展实践看，毕节地区为《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进行了超前性试验，是国家实施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场，其改革试验，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等这些涉及发展观的根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是对科学发展理论的先行探索与实践，具有跨区域、跨时代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第一，在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上，毕节试验区包含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导致了发展观的重大变化，这是20世纪发展观演变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关于发展观的争论，在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所出现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下，把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遭到了普遍批评。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大会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共同的心声。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结合在一起，把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结合在一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措施。毕节试验区与当时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吻合，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具有前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发展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

与当时全国已经启动的经济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从一开始就不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将物质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以及人口生产力统一协调起来，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目标展开的综合性社会发展试验。开发扶贫，就是启动市场经济机制、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变“救济型”、“输血式”的扶贫为“自救型”、“造血式”的扶贫；生态建设，就是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进行环境治理，实行以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的植物措施为主、并与“坡改梯”等工程措施、耕作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以形成生态系统内各要素的优化组合；人口控制，就是把人口数量控制、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结构优化、人力资源开发进行通盘考虑，在一定时期内，着重以人口数量控制为核心，以人口素质提高为宗旨，以人口结构优化为关键，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动力，使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最大限度地保持相适应的关系。

毕节试验区的三大主题以及围绕三大主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实质上是把发展看作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通过开发扶贫探索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整合，通过生态建设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人口控制促进人自身的全面进步，根本目的是要在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全面、协调发展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奠定物质基础，对这一点，试验区的干部群众具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其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目的本身也不能真正实现，这是被毕节地区以往发展的经验教训所证明的。像毕节这样人口过多、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经济发展尤其要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文化教育等相协调，在人、社会与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可以说是毕节试验区17年改革试验的一条根本经验。

二是把生态建设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秩序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针对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直接遏制毕节经济发展的严峻现实，试验区在成立之初就把生态建设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把能否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作为评判试验区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要求各级干部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要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以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树立从长计议的战略观点。”217年来保护生态、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扎根毕节，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种超前的、早熟的、具有后发优势观念的广泛共识。生态建设这一现代名词，已经被毕节广大农民所接受，每年冬季，声势浩大的水土保持工程农民都自觉自愿参加。“3356工程”、“长防工程”、“长治工程”等生态建设的骨干工程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各小流域的山、水、林、田、路等的综合治理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效。毕节在生态方面所取得的业绩，为西部大开发生态建设树立了榜样。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并制定完整的方案大范围实施，可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

三是全面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解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片面的发展观之所以在实践中造成严重的危害，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的原则。在改革试验的过程中，毕节试验区既注重按经济规律办事，也注重按自然规律办事。例如，针对本地山地面积大、立体气候明显，土壤类型多样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立体农业，逐步形成“山上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种地植树拴带子，坡地种植绿肥、覆盖地膜铺毯子，山下搞乡镇企业、庭院经济抓票子，基本农田集纸币经营收谷子”的“五子登科”的农业开发路子；再如，坡改梯工程、退耕还林与进行基本农田建设相结合，以巩固和保障生态建设的成果和经济效益，等等，这些都是尊重客观规律、辩证地解决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矛盾的范例。在实践中，凡是按照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讲究经济效益，使之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就能获得较好的综合效益，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在发展的动力上，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的积极因素，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是毕节试验区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

改革试验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伟大艰巨的事业，必须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毕节试验区从成立之初，就着力营造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积极因素的社会氛围，努力建立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积极因素的体制和机制，以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发展的主体。

一是充分发挥试验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精神，注重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在指导和领导改革试验过程中，同志着重强调：深化改革，最根本靠谁？还是靠广大群众，他们是改革的主人。能否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所接受？制定的方案，要征求群众意见，特别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众，这样，制订的方案才是可靠的、可行的；他同时强调，在试验区工作逐步展开后，能否有效地解决人才短缺的矛盾，将从根本上制约试验区工作的进程，加强智力开发，注重培养、引进各类人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对于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企业家，同志明确指出，“他们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带头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一定要正确对待他们，充分肯定他们在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中的开拓精神”，3要发挥“能人效应”带动周围群众，以形成有利于改革探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良好社会环境。这些重要思想，明确回答了改革试验要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对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17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富民为本，紧紧依靠群众，创造了许多适应试验区区情、具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的工作方法和发展路子，有力地推动了试验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五子登科”的农业开发模式，以集团承包的形式推进改革试验工作，建立试验小区与开发小区，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无不源于广大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成为试验区改革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推进试验区建设。

毕节试验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共同推进改革开放和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及跨越式发展的成功范例。毕节试验区的发展凝聚了各派的智慧，显示了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暨支援毕节试验区顾问组17年如一日，深入毕节地区，指导制订试验方案，协调解决改革试验中的重大问题。17年来，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共为毕节引进资金3.4亿元，联系项目80多个，涉及资金300多亿元，直接投入各种资金7000余万元，培训干部8600多人次，帮助输出富余劳动力1.1万人，兴办各种社会事业（仅各类学校就达30多所），直接推动了毕节地区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试验区的各项工作。

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优势，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各派内汇集了大批专家学者，人才济济，要充分发挥各派的智力优势，为他们干事创业提供更大的舞台。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根本任务，不断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基层层面的开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体制机制，把各派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增添新的动力。17年来，毕节试验区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多党合作共同促进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程序积累了经验，推进了在基层层面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践，对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在发展目的上，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各族贫困群众。

发展问题虽然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始终面临的一个永恒课题，但每个时展成果的分配最终都要到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以，不同阶级、不同政党在为什么发展这个涉及发展观的根本问题上，都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作出回答。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执政为民执政观的本质要求。

早在试验区建立之初，同志就明确指出，毕节试验区必须坚持以改变贫困面貌，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并把能否如期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作为衡量试验成败的首要标准。毕节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全区居住着汉、彝、苗等3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贫困人口的比例高，少数民族乡占全区重点贫困乡比重大，是毕节地区贫困的主要特点。针对这一特点，17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以开发扶贫工作统揽全局，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在扶贫项目的安排上，优先解决群众温饱、优先投入见效快覆盖面广、优先投放贫困少数民族村组户、优先投入技术物资配套、优先投放能带动种养业发展的项目；同时，把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发展支柱产业结合起来，促进农民增收，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切实把扶贫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群众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全区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88年的312.2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56万人，试验区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促进了毕节地区社会安定和谐与民族团结。

当前，加快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占有越来越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扭转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必须实实在在地解决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贫穷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毕节试验区扶贫工作的经验启示我们，发展首先要明确发展的目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自觉地把完成发展任务同实现发展目的统一起来。我们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不是为了GDP而发展，而是为了富裕人民、造福人民而发展。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人民是否高兴和满意，应当成为我们考虑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检验我们发展的最高标准。

17年来，毕节试验区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留给我们多方面的经验和启示，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一个地区的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实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即使在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贫困地区，只要勇于面对现实，创新发展思路，善于吸取人类对发展问题认识的科学成果，坚持对人口、资源、环境实行综合治理，也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近年来，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毕节试验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战略思维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动运用和体现，也是对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深化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长期探索实践的产物，毕节试验区是这种探索实践的典型范例。17年来，毕节试验区所走的是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之路，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所指引的道路。在新的改革试验中，要更加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让这项“具有国际意义的小试验、大方向”工作结出更加丰硕之果。

注释：

1、：《在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88年6月8日。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7篇

社会保险制度全覆盖 两个统筹全国领先

到2011年年底，宁夏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全区组织实施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各险种累计参保人次突破了千万，达1046万人次，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与全国相比，宁夏在全国率先进行了统筹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试点。　2011年，两项试点工作在全区全面推开，全区统一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制度，统一了经办管理标准，消除了城乡居民在参保缴费、待遇享受等社会保险权益方面的差别，农村和城市的居民均可按同样的标准缴费，按同样的报销政策看病住院。城乡60岁以上的老人按月领上了“工资”，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自信心，找回了做人的尊严。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评价：“在全区范围内做到了城乡统筹，这在省一级是第一家，特别是在新农保的推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不仅做得比较快，而且做得比较好，积累了一些经验。”

加强经办能力建设 不断提升科学管理水平

大力实施社保一卡通工程，基本建立起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社保网络”，全区所有社保经办机构、二级以上协议医院、协议药店、乡镇卫生院和33%以上的村全部实现了联网；通过加强社会保险基础信息的采集和数据清理工作，逐步建立起全区居民基础数据库，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职工与居民养老保险信息　“同人、同城、同库”　的管理目标；实行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决算管理，财务集中监管，在全区统一使用财务监管软件，可实施远程监管；社会保险基金连续多年接受审计，今年经受了国务院全国大审计的考验，社保基金管理规范，安全运行，基金积累快速增长，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达标验收工作，全区上下齐抓共管、密切配合、上下协调、同步推进，采取工作事项、具体任务、责任单位、完成时限、督办人“五明确”措施，实行销号制，按天督促，限时办结，及时销号。2012年9月，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组的验收，国家验收组给予宁夏“令人感到惊讶、震撼”的评价。因我区工作有创新性，在全国有带动示范效应，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被国家社保中心评为医疗保险经办先进单位、新农保工作先进单位、全区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先进单位等荣誉，多次在全国大会上介绍经验。

提高社会保险待遇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关注民生，以人为本，通过调整社会保险政策、增加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参保扩面、扩大覆盖面、向山区倾斜、提高参保率，普惠山川群众，让更多的群众享有社会保险权益，增加了人民收入，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自2005年以来，宁夏已经连续8年调增了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月人均养老金水平达1785元；4次提高了冬季取暖费，正常参保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冬季取暖费已达2440元；离退休人员高龄津贴标准在原来基础上分别增加了20元、30元、40元；城乡居民养老金在全国55元基础上，2012年提高到70元，银川地区增加到95元，石嘴山市、中卫市增加到100元。城镇职工住院政策内报销比例达到了75%，最高支付额提高银川市到19万元（吴忠市为24万元）；城乡居民住院政策内报销比例总体达到了70%，一、二、三档最高支付额分别提高到5万元、10万元和14万元。工伤保险方面，提高了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六至一级，增加了300元～450元不等，较原标准增长了28.5%；提高了供养亲属抚恤金，增加了150元，较原标准增长了30%。

建立医保监控体系 让群众在医疗消费上更公平实惠

2012年，在自治区领导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的关怀下，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筹备，自治区医疗保险监控中心组建完毕，部颁医保监控系统软件通过调试正常运行。一是高起点建设。医保监控中心建设，立足于高起点，按照“顶层设计、分级管理、统一平台、重点监控”的监控理念，完成了自治区医疗保险监控系统《本地化需求分析说明书》的编写，主要就监控数据、监控规则、方案规划、前台界面提出了本地化需求；针对13种门诊大病，梳理出22种重点监控药物；梳理出CT、彩超等5大类诊疗检查项目，实施重点监控；按大类，对活血类269种药物进行比对，先期对169种注射类活血药物实行重点监控；确定了7种监控类型、14个监控规则，并对阈值进行初步讨论设置。二是“阳光招考”“阳光采购”。严格按照的要求，采取专项公开招考的方式，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了医保监控中心领导和工作人员。三是建章立制，加强队伍建设。医保监控中心制定了工作规程、流程、内部岗位职责、工作纪律等多项内部制度，印发了《自治区医疗保险监控管理暂行办法》《自治区医保监控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和《医保监控工作规程》等。医保监控新机制建立以来，监控系统自动筛查出各类疑似违规问题3.5万余条，在系统筛查的基础上，监控人员复核确认574起，向市县医保经办机构转办26起，现场向22家医疗机构下达了整改意见书，确定违规金额100余万元。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有效规范了协议医疗机构的诊治行为，保障了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权益。

积极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让更多的老百姓感到温暖与踏实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8篇

陈青青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11级 浙江310000）

摘要：“枫桥经验”是中国本土探索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并取得成功的典范，其中的调解制度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专业化调解队伍、专业性调解组织、多级联动组织等。宝贵的调解经验在今日仍旧熠熠生辉，并且注入了新血液。本文论述了枫桥经验与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的联系，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作用，并介绍了新型网上枫桥经验，最后具体介绍了优秀的调解工作者成功的调解事迹及调解工作特色。

 

关键词：枫桥经验    新血液     网上枫桥  

 

 1963年，浙江省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以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闪光智慧，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出了“少捕、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教育人改造人”的“枫桥经验”，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肯定，成为了全国农村治安工作的一面旗帜。

人民调解制度是以调解为解决社会纠纷的主导方式的一项制度，对于社会纠纷倡导事先预防而非事后惩戒，倡导第一时间介入、就地化解，做到家庭琐事不出户，邻里纠纷不出组，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自我化解地方和区域矛盾。那么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枫桥经验依旧大放异彩，其注入了哪些新鲜血液呢？

   一、枫桥经验与平安浙江

    据统计，浙江省90个县（市、区）中有86个达到了平安县的标准，全省整体呈现稳定的格局，信访总量、群体性事件、刑事发案整体下降，安全生产事故主要指标连续9年“零增长”，人民群众安全感连续9年保持较高水平。这其中就有枫桥经验的贡献。

在十八大中提出：“富裕与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富民与安民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枫桥经验不仅具有传统的精髓内涵，更结合了时代的特点，有助于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暴力事件，促进社会的平安与稳定，使群众安居乐业，协调了社会经济关系，促进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综合发展。

    二、枫桥经验与法治浙江

    把法治观念融入到枫桥经验中，即用公平公正的理念来约束调解，使其变得规范而有序，以更好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在与民生、与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相关的领域，如社会劳动保障、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矛盾多而频发，利益冲突往往演变成激烈的纠纷与争吵，甚至伴随着暴力事件，此时枫桥经验就起到消除误会、化解矛盾的润滑剂作用，规劝双方遵守法律，增强法律意识，用合法的途径解决问题、维护权益，进而有助于促进法治浙江的建设。

 

    三、枫桥经验在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等领域大放异彩

    在经济建设方面，浙江秉持着“综治进民企”的理念，把枫桥经验落实到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中，大力支持企业增强实力与转型升级；在政治建设领域，针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浙江率先在所有行政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全面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推广“民主恳谈”等制度，以保障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等重要的政治权利；在社会建设领域，浙江有“和谐促进员”、“和事佬”，有1300多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有人民、行政与司法调解三种途径。据统计，近几年浙江的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都在97%以上，并且浙江在恪守枫桥经验的基础上还创立了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为民服务站”、“便民服务中心”等新型模式，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网格、村（社区）、乡镇（街道）、县（市、区）四级分类组建管理服务团队，努力做到每一片土地都有人精细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贴心服务。

    四、网上枫桥经验

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会在网上表达诉求、反映问题。因此，枫桥经验也相应拓展到了网络领域。08年初，宁波市江干区网上一个以“咪豆妈”为网名的网友，常常在网上回应社区群众的棘手问题，短短数月便获得“网上咪豆妈，社区好管家”的口碑。

随后，这种方式被采用并推广，网上回帖模式被创新，建立了民生服务网，向群众提供在线服务。同时，党委、政府也在网上“晒”工作方案，听取民意。江东区还呈现出了一批“网络部队”，由当地社区网络发言人、公安网警及官方微博管理员组成，其职责是宣传政策、引导舆论、化解矛盾和服务民生。此外，还有“小娘舅”等组织，由年轻的调解员组成。

江东区还成立了网络志愿者协会，招募引导员、和事佬。在台风菲特中，网管中心提前停电、积水等通知；事后部分受灾群众在网上表达不满和恐慌。网络志愿者立即以党员干部抗台救灾的照片及文字说明做出回复，平息不满。

    在多种多样的网上调解形式下，江东区乃至整个浙江逐渐形成了“社情民意网上了解、矛盾问题网上解决、正面力量网上凝聚、网上网下无缝对接”的网上枫桥经验。

    五、枫桥经验的先进人物

（一）法官朱学军

朱学军是杭州市江干区法院的一名法官，他在工作中把调解发挥得淋漓尽致，因其表现出色，09年其所在的法院以其名字成立了“朱学军法官调解工作室”，同时他还在杭州电视台担任首位电视调解员“和事佬”。

他认为，对于亲人起诉亲人的案件，若以审理判决的方式解决纠纷，往往结果差强人意。但倘若以合情合理合法的调解方式，带着真切的感情与人情味去化解矛盾，用真情感化，往往会事半功倍，双方也可能会重归于好。这种方式不仅体现了司法审判中的调判结合、调解优先的审判理念，也使双方更加珍视亲情，使即将分裂的家庭依旧完整，实现了法理情均衡考虑的最佳效果。

诚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邻里关系的和谐稳定能为社会整体稳定做出贡献，能提升社会整体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二）检察官沈亚平

（三）公安民警马长林

（四）街道综治办干部李朝颖

李朝颖是一名街道综治办干部，她的调解工作主要针对渔船和船员。因为海上资源没有固定的界限，渔民之间经常会因海上资源划分不清而发生矛盾。李朝颖就常带着20多艘“娘舅船”奔赴苍南、象山、奉化等渔区调解矛盾，因其调解工作的成功，目前已建立了跨区海上矛盾纠纷调处的“绿色通道”。

    （五）人民调解员叶兰花

人民调解员的工作范围是邻里矛盾、夫妻争吵、父子矛盾等等，他们经常要面对纠纷双方的汗水、泪水，血水，有时甚至自己在调解的过程中也会受伤，但叶兰花始终相信：让矛盾在她手中化解，是她最大的快乐。2010年，她开通了一条24小时调解热线，起名为兰花热线。热线开通以来，她已接到过3900多个求助电话。

人情与法理并用是她调解的最大特色。调解现场、单位抑或家里，始终能看到她带着法律书。她认为，不仅要以理服人，以情服人，更要以法服人。

 

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和路288号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9篇

为更好地完成协助工作职责，笔者有机会学习了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汇编的《新时代社区矫正工作发展与思考》丛书。其中浙江省《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升社区矫正教育管理水平》的交流经验，对我触动很大，心念如果把“枫桥经验”借鉴适用于监狱监管改造工作，或将有利于推进监狱监管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枫桥经验”的由来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随后，中央又两次对“枫桥经验”作了批转。由此，“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2013年10月，同志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二、“枫桥经验”对监管改造工作的建设性作用

“枫桥经验”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成功的典型性先进经验。浙江省将其与社区矫正工作相结合，在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发展方面取得了胜利性战果。监狱吸收借鉴“枫桥经验”，将其融会贯通到监狱监管改造的实际工作中，有助于预防和治理罪犯再犯罪；

有利于消除监管改造中的不安定因素；

有利于推动监狱工作社会化进程；

有利于维护监狱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三、“枫桥经验”在监管工作中的适用

“枫桥经验”，是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实现社区矫正工作持续稳定的一项系统工程。从宏观体系来看，监狱和社区矫正的对象本质相同，都是对违法犯罪接受刑罚处罚“罪犯”的改造。但是监狱执行的是监禁性刑罚，管理模式和刑罚手段又有别于社区矫正，所以只能借鉴吸收“枫桥经验”，而不能一味地照搬全用。

（一）、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筑牢基层基础安全防线。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每个基层民警都是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终极卫士”。

1、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每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每一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监区作为监狱基层组织单位，民警作为作战单元，如何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首先就要把好用人关，选好基层组织的“带头人”，使其能够发挥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领头雁”作用。其次，要结合监狱工作实际，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使得每个民警都要明确“我们规范执法，尽职履责”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同时，要将警示教育工作常态化。通过身边人、身边事教育民警，监狱改造工作容不得半点退缩，否则就是对人民名义和国家法治权威的践踏。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助推监管改造的航船，平安前行。

2、加强优势力量资源整合，提高队伍管理水平。

“三不为”现象是困扰监狱基层基础工作发展的瓶颈，解决民警“不愿为、不敢为、不会为”的问题迫在眉睫。当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了毛病多”、“啥也不干，啥也不犯”、“迷迷瞪瞪看着大家干”的现象，如同“瘟疫”一样在基层队伍中蔓延。究其原因，主要是民警理想信念的缺失和自身能力不足的表现。为此，首先要加强基层优势力量资源整合，让敢担当、能负责、勇作为的优秀民警深入一线，发挥领导带动作用。其次加强民警的理想信念教育，让民警时刻牢记我们是共和国的忠贞卫士，我们是正义的捍卫者，“死也要死在正义的路上”。同时还要贯彻落实“容错纠错机制”，不能让基层民警“流血又流泪”。民警队伍综合素质的提升是监狱监管工作稳定的基石，监管改造工作需要各部门、各领域勠力同心，协同推进，“一枝独秀不是春”。

（二）、建立“安全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协作机制。

欣喜的看到“社区矫正工作”以司法局为主导，在公、检、法、社区街道、社会团体组织、志愿者的共同协作下，把非监禁性刑罚执行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监狱在联共方面更多的是与驻狱武警部队在安全防范工作方面的配合，在矛盾化解、平安创建等方面还是单打独斗，显得形单影只。借鉴吸收社区矫正“枫桥经验”，扩大监狱与地方公、检、法、司的协作范围，建立“安全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协作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和协助监狱监管改造工作，发挥法治的综合治理优势，有助于推动监狱监管改造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大力开展“修心教育”，形成政治改造为统领，统筹推进监管改造、教育改造、文化改造、劳动改造的监狱监管改造工作新格局。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自由贸易试验区；党建创新；非公经济组织；党建联动

[中图分类号] D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11-0058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自贸试验区的范围涵盖了上海原综合保税区覆盖的区域范围，包括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区内集聚了2万多家企业，其中80%以上为外资企业，涉及9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类人员27万，涵盖外籍员工、白领人才、普通蓝领以及农民工群体。加强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党的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面临的新课题。

一、逻辑起点：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

（一）加强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应对改革开放新形势，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内在要求。加强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一方面，要求在参与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加强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党的建设必须自觉遵循党的执政规律，转变领导方式，优化组织设置和管理模式，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优势，使自贸试验区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二）加强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自贸试验区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沿阵地。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及其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作为特殊监管区，自贸试验区实行经济发展导向型的管委会领导体制，更要求党建工作不断加强自身功能的转型和调适，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先行先试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蓝本。

（三）加强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自贸试验区要创造出自由开放、符合国际惯例、鼓励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促进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倒逼政府职能转变。面对经济社会结构和公共权力转变以及大量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必须以更加灵活的形式提升组织功能，不断扩大覆盖，更好地凝聚人心和社会。

（四）加强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加快推进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信息化背景下党建工作与先进生产力有机结合的重要课题。随着试验区内更多的新业态形成、新经济增长、新组织孵化，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并通过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在更高起点上实现投资管理、服务业开放、金融、航运、贸易等多个层面先行先试和制度创新，把党的组织建在经济社会最活跃的细胞上，使党的工作更好地代表先进生产力，这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生态环境：新形势下的挑战

一是全面市场化。自贸试验区实行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新模式，营造了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党建工作应遵循党的执政规律，改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加快自身功能转型，积极探索党建工作不依托行政权力的新途径和新手段。

二是日益国际化。一方面，园区内外资企业星罗棋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荟萃；另一方面，试验区按照国际规则运作，国际化人才集聚，其周边地区呈点状分布。党建工作应以更为宽阔的视野，更为开放的思维和勇于担当的勇气，增强前瞻性、预见性和有效性。

三是高度法治化。自贸试验区一经诞生，其营商环境就按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不断完善，形成了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党建工作应坚持法治精神，积极探索在更加公平、公正、透明环境中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

四是快速信息化。自贸试验区不仅仅是简政放权理念创新，也是技术创新，现代信息技术为创新党建工作提供新的载体和工作平台。面对网络虚拟世界及其背后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党建工作既要发挥网络信息技术的工具性作用，又要强化阵地建设，加强价值引领。

三、实践探索：直面新情况新问题

自贸试验区综合党委的前身――综合保税区综合党委，建于2009年12月，其工作基础源于浦东新区四大部级开发区之一――外高桥保税区综合党委。自贸试验区“两新”组织现有106个基层党支部，党员总数3100余人，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党组织68个，外资企业党员2850多名，分别占自贸试验区党组织总数和党员总数的68.7%和93%。自贸试验区启动后，党建工作积极应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工作新思路新载体新模式。

（一）坚持条块联动，探索形成区域化、枢纽型大党建联动发展新格局。试验区行政和监管单位、开发公司众多，企业数以万计，“体制有别、条线不一、律属各异”。应对资源配置全球化新趋势，面对发展快、分布散、变动大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综合党委着力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党建工作网络体系，由管委会机关党委、机关工会、机关团委及综合党委、区域工会“五位一体”党群工作联动推进网络架构，全面融入和充分整合各类社会组织与利益群体，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协调好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在区域层面，以管委会领导的区域化党建工作联席会议为平台，构建由综合党委牵头、以行业党总支为分拨、网格党建综合服务站为辐射、企业党组织为作用点的党群工作联动纵向架构。针对驻区单位涉及面广、管理条线多的特点，将不同隶属关系的共建单位和工作区域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了以“洋山、外高桥和浦东机场‘三片’联动为基础的“区域”党建工作全覆盖模式。

（二）坚持问题导向，探索形成“服务型”党组织新模式。区内80%以上的企业为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云集了众多的世界500强企业和跨国公司。应对试验区内外资成分多的新情况，党建工作加快功能转型，积极推进“服务型”组织建设。综合党委依托区域化党建，以“阳光驿站”、党员服务中心等为载体，在党员中开展“三型四亮五争先”活动，要求“党员亮身份、支部亮牌子、活动亮品牌、党建亮工作”。针对外资企业高层管理不理解自贸试验区建党组织的疑惑，综合党委倡导开展“组织生活开放日”活动，邀请企业高层管理参加，介绍党建工作，组织党员围绕企业发展建言献策，使企业经营方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服务。针对驻区单位涉及面广、管理条线多，党的组织难以全面覆盖的情况，综合党委开展“走百家企业、访百名党员”大走访活动。随机选择100家企业、100名党员开展调研，对急需解决的问题，直接向有关部门反馈，理清了许多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中的观念问题、程序问题以及相关的技术问题。

（三）坚持组织优化，探索形成以“区域不变”应对“单位万变”，“支部建在连上”新形式。试验区流动党员流动频繁，分布范围散、类型多，小微企业多，注册地与经营地相分离的情况突出，应对社会流动性增强新特点，党建工作突破原有的地域、产业和行业的狭隘局限，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和活动方式，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多渠道、多途径设置党组织。主要有：区域企业合并组建。将在一定区域内不具备独立组建党组织的企业合并起来，组建联合党组织。楼宇企业联合组建。如在鲁能大厦建立了楼宇联合党支部，将楼宇内及周边数十家企业的党员纳入党组织管理。选派支部书记过渡组建。对党员人数不足以组建独立支部的企业，选派独立党组织书记担任联合党支部书记，再通过支部书记所在的独立党支部与联合党支部开展共建联建活动，进而孵化出新的党组织。行业总支归口组建。即组建行业党总支，创设“枢纽型”党建模式，对党员进行归口管理，条件具备后再组建独立党组织。区域网格组建。对不具备建党条件、行业特征不明显的小微企业，尝试建立小微企业联合党总支，将这部分企业纳入网格党建工作范畴。

（四）坚持以文化人，探索形成以文化为引擎的党建工作新载体。试验区的显著特点就是国际化程度高，文化价值多元化，且党员队伍利益诉求多样化，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应对自贸试验区人员结构复杂，多元特征强新问题，综合党委以区域多元文化为载体，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打造企业软实力。一是开展以“高效、诚信、服务、和谐”为内涵的廉洁文化建设。通过联合海关、国检、边检、海事、工商、税务、公安等行政和监管单位，组织开展“同在保税区，通力优环境”主题竞赛活动；通过开展党员示范岗、“关长接待”现场办公、上门宣传优化服务，主动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效能。二是大力传播先进文化。由综合党委和联合工会共同举办“职工读书文化节”，“红帆船”文学读书沙龙等，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开展“百名职场榜样人物”评选活动，加强职工群众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组织开展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加强跨文化交流，凝聚职工群众。

（五）坚持以党建带群建，探索形成党群同步运作新机制。自贸试验区借鉴国际通行规则，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应对新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要善于应用法治精神，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法治化营运环境。由于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不在经济组织的权力框架之中，工作难以延伸。综合党委与联合工会按照“机构同步设置、人员交叉任职、工作同步开展”的要求，构建党群工作同步运作机制。综合党委与联合工会合力推出了区域“服务企业和职工的十件实事”，建立了劳资纠纷矛盾处置机制、与企业高层管理沟通机制等，对突发事件，都迅速反应、及时介入、通力调处。党群工作同步运作机制，为党建工作不依托行政权力，依法融入经济组织提供了有效载体。

（六）坚持人才优先，探索形成促进人才发展新思路。试验区作为外资“新高地”在融通资本同时，也是人才汇聚的“自由港”，应对新产业、新业态集聚新优势，要求党建工作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在促进人才信息共享，实现高端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对企业高层管理，开展以“高效、诚信、服务、和谐”为内涵的廉洁文化建设，增强诚信、服务和责任意识。对党员骨干，开展“百名党员访谈”、“百名职场榜样人物展示”、“百名青年党员素质登高”等12项“百字品牌”活动，对党员在企业稳定、技能素质文化需求、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要求。对海归人才、境外人才，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在出入境方面存在的不便利，居住证办理周期过长，以及与社保接口不合理等问题，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对各类“白领”、“蓝领”人才，以双向培养为目标，即“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

回顾总结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实践探索，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是，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大开放，高度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信息化进程中去思考，使党建工作始终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紧密结合。

体会之一，自贸试验区建设肩负着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必须加强价值引领。面对利益多元化的人群和社会组织的不断涌现，党组织显然已无法依托行政权力实行动员与控制，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从行政权力的结合中分离出来，回归政党的社会化。自贸区综合党委从国家战略高度，遵循基层党建工作规律，创新党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系，优化组织设置。

体会之二，在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工作必须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变革和社会形态变化。试验区的影响力在于制度改革和创新，党建工作在区内难以依托传统的组织框架，自贸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突破了原有的地域、产业和行业的狭隘局限，从战略上调整自身的组织体系、工作方式与策略，加强区域联动，推进自身的转型升级。

体会之三，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必须贴近各主体实际需要，不断扩大工作覆盖面。在传统的体制下，党通过基层组织对社会采取自上而下的直接领导，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和整合。而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的面对园区内外各类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党组织要加强服务型组织建设，以贴近各主体的实际需要，维护各主体的利益，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

体会之四，自贸试验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党建工作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精神，改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自贸试验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更好地推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执政党能够掌握和利用的权力空间正逐步缩小，试验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必须坚持法治思维，积极探索党建工作不依托行政权力的新途径和新手段。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 大庆经验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要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会治理绩效评估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黑龙江大庆市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魂，从2005年大庆市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启动以扁平化管理，综合执法为特征的公安体制改革，2009年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成立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发挥综合组织协调优势，整合20多个党委和政府部门资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台，2012年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先行先试，将市区原有的29个街道和200个社区重新划分为70个新社区。接连几年的大胆尝试，大庆市的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被总结为“大庆经验”。

1“大庆经验”：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大庆”之名源于石油、取之国庆，闻明于其丰富的能源资源。1959年开发建设，1979年建市，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2005年，大庆市开始实施以“1+5”为基本脉络的公安体制改革。“1”即以扁平化和综合执法为特征的改革，包括纵向管理体制和横向机构改革，变市局、分局、派出所管理为市局、分局两层管理，变分局多部门、多警种、多派出所为“三警种、一部门”。“5”即在扁平化基础上推行警务指挥，社区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等五项深化改革举措。该项创新警务工作机制，不仅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同时也更合理的进行了警队配置。从宏观层面观察大庆市的公安“扁平化”改革，打通了公安内部条线管理，处理好了体制和机制的关系。明确了上下级的职责，做到对口服务，资源集中，一对一责任、提高效率，百姓遇到应急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相应的服务。

2009年，大庆市又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成立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成立高度集中了社会资源、集中治理，以“解决问题”为核心思路，整合20多个党委和政府部门资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台。在这场改制中，百姓的需求、群众的特性、人的价值诉求被提上日程，正确处理了社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在提倡政府工作做减法，社会治理做加法的今天，大庆市政府减少了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制、管理到服务的重大转变；政府瘦了身，从大政府变成小政府，社会做了加法，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继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成立，大庆市即建立了民情社情政情收集处置反馈系统和“百湖民声”网络问政机制。在丰富了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优化了群众监督的入口，通过问情于民落实知情权，问需于民落实选举权，问计于民落实参与权，问绩于民落实监督权，大庆市以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真正意义上激发了群众主人翁意识，提高了政府解决问题的效率。

2012年，大庆市再次大胆尝试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先行先试，将原有的29个街道和200个社区重新划分为70个新社区。新社区的合并改革了社区管理体制，使管理层级由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变为市、区、社区三级。新社区实行“一委一站一会”新模式。“一委”即社区党工委；“一站”即社区工作站，是政府在社区实施服务和管理的基础平台，内设综合管理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一会”即居民议事会，是新社区议事协商机构。同时，实行“一社多居”，即在一个社区管理服务范围内设置三到四个居委会，居委会不再参与行政管理事务，而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次改革再次发挥了公民自治组织的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管理层级多、办事流程繁琐、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

纵观三次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从警务工作机制、民生工作机制到社区工作机制，大庆给我们的是一种范本、一种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种启示和印证。

2“大庆经验”：有效社会治理的三个要点

区别于“温州模式”、“深圳模式”的工业化转型道路以及经济服务性的“浦东模式”，“大庆模式”开创了独一无二的资源性城市转型之路。以“浦东模式”作对比，其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准确把握历史机遇、大量吸引高端外资、走开发公司主导下的部级开发区建设之路。基于现代化的大背景，浦东依托于上海开放城市的环境善于吸收发达国家政府先进管理经验的海派文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从源头开展经济建设。但相比较政治地位特殊的大庆市，最初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任，陆续又扛起支撑龙江发展。其完全是主动作为，自力更生，以石油为支撑，以内生动力为驱动，追求经济城市“双转型”的道路。因此总结大庆治理模式中的有效经验作为折射镜，亦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一个良好的参考。

2.1创新社会治理准确定位，做到改体制与建机制同步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体制是一个框架和结构，机制是一种规则和运行，体制问题解决了，机制问题同样要解决好，否则体制就难以发挥作用。大庆市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闹，是结构性的改革，通过体制再造将人力、物力、财力、权力、注意力下沉到基层。大庆市的扁平化改革符合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入分析、理性定位，切中百姓需要。减少层级，提高效率，零成本零距离的深入基层，将具体的改革落实到社区、公安、公共服务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对于大庆市而言，在科学的框架设计下良性的运转自己的机制，建立规范化的制度进行结构和资源上的转型，以此来形成系统良好的动力机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运转机制。动力机制促进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健全，保障机制的周密使得激励机制更富实际价值与作用，同时带动运转机制的活力，盘活了整个社会治理的生物链。

2.2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公民参与度， 建立互信互任关系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主要环节，是监督政府的审判者与执行者。随着基层民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竞争意识和参政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希望投入到社会治理与基层建设中来。同时，政府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如形式主义、的问题、行政审批程序烦琐，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办事缺乏透明度、官员腐败等现象也切实得需要基层群众的民主公正的监督。因此政府与百姓之间应当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政府提供增益，提升公民生活品质的同时保障维持的提供，使公民生活品质不降低，公民在享受公共服务的同时履行公民责任，认真务实的投入到政府监督中，起到规范政府行为的作用。

2.3创新社会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对公众生活的改善，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尊重公众的主体地位。随着人们的需求结构从最基本的温饱需求向高水平高质量的小康需求转变，公民对于公平、正义、人格、尊严等现代需求、价值观看得越发重要。具体体现在户籍制度、高考改革、住房公积金等具体项目上个人利益的争取上，更体现在公民争取政治参与平等观念的转变，每一个人都积极投身于政府活动的监督与管理中。其次，随着人员流动性的加强，逐步从有组织到组织相对弱化，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因此唯有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有效管理社会人的同时引导并支持社会人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投身于民间组织的建设中，社会治理才能良性运作。再者，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变得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人们在信仰、道德、伦理方面有着不同的走向，因此加强社会治理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刚性需求的建设开发中，更应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即时调整传统的社会管理指导理念、体制机制、以及方法手段，强调社会治理的本质与核心当是“以人为本”。

3创新社会治理：由权力管制走向多元治理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中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参与，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执政者从权利管制走向多元治理。“大庆经验”是成功践行创新社会治理的典范，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应当择其益者，明确政府权力边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执政观念，提供公民更多参与社会治理的权限与渠道，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在创新治理中夯实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实效。

（1）制度规范问题。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体制等等，这就对公众制度化组织化的参与提出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规范，对公众参与的制度和途径提出了期待。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存在很多问题：参与社会治理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公众参与的代表遴选不科学，程序不明确等等，在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不规范的情况下也就导致了非制度化的参与，诸如集体散步等政治参与行为。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应当完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做到制度公开，程序透明公正，使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获得法律的保障。

（2）理念问题。在传统国家，官民关系表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而在现代国家，官民关系则体现为“委托与的关系”。在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治理不等同于统治。在治理中，每一个人既是被治理者，又是治理参与者。治理的目的不是过去把人给管死，而是通过积极的参与、沟通、协调、鼓励、规范和阅读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的秩序和状态。政府与公众应当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这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与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权益。

（3）培育与发展的问题。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一定是个社会组织极为发达的社会。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亦是一个政府分权社会增权的过程，即政府的权力从社会领域适当退出，留下的空间由社会组织填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发达国家，每万人里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只有3.8个，法国是110个，日本是97个，发展中国家平均10个以上，足见我国的社会力量太弱。现代社会管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依据法律和道德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党和政府是治理的主体，社会组织和平民百姓同样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平等对待并有效发展才能盘活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真正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夯实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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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陶建群，王志远.大庆：以人为本创新社会治理[J].人民论坛，2014（16）.

[4] 谢志强.体制再造：大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J].人民论坛，2014（16）.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12篇

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指出：综合治理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

同年3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强调：“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自两个《决定》颁布以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开，各级党委、政府对综合治理越来越重视；综合治理的思路越来越清晰；综合治理的成效越来越明显。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正确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当时，政法战线面临的任务非常繁重。党中央审时度势，就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出了新的部署，提出了新的方针。

1981年6月，党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 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其中明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出台， 指出：“为了争取治安情况根本好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

1983年，党中央针对严重刑事犯罪急剧增多的不正常状况，领导政法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为期3年的“严打”战役， 依法从重从快判处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打掉了他们的嚣张气焰。经过“严打”战役，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大幅度上升的势头受到有效的遏制，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1986年后，刑事犯罪活动又出现反弹。1989年，重大刑事案件比1988年上升1倍，1990年又比1989年上升12.4％。此后， 重大刑事案件上升的势头还是很猛。这种情况表明，“严打”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认真落实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打防并举，实行综合治理。

1991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会议对多年来各地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确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指导原则、工作范围、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解决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系列重大问题。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这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同年3月21日， 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职责任务是，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8年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逐年推进，不断深化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8 年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狠抓不懈，逐年深入发展。

其一，狠抓了“严打”和重点治理。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针对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哪里治安混乱就集中整治哪里。

1991年，湖南省邵阳市一度社会治安混乱，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中央综治委抓住这一带有普遍性的典型问题，于1991年10月在邵阳召开“全国社会治安重点治理经验交流会”。会后，全国各地迅速开展了重点整治工作，对遏制刑事犯罪急剧上升的势头，扭转部分地区、行业治安混乱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91年8月，针对盗窃案件较多、 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实际状况，中央综治委部署了为期3年的“反盗窃”专项斗争。 据1991年9月至1992年3月的统计，全国共破获盗窃案件六十五万余起，查获犯罪团伙四万三千余个，缴获赃款赃物总值二十多亿元。

1993年3月，中央综治委部署了围歼“车匪路霸”的斗争， 各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指挥，形成强大合力，打击锋芒凌厉而准确。经过这次斗争，猖獗一时的抢劫旅客列车犯罪案件明显减少。

针对一段时间内卖淫嫖娼和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突出的情况，1993年2月，中央综治委会同公安部、全国妇联在海口市召开了“部分省、 区、市打拐禁娼工作会议”。会后，23个省、区、市开展了查禁卖淫嫖娼专项斗争；7个省、自治区组织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专项整治。1995年3月，中央综治委会同公安部、 全国妇联在石家庄市再次召开会议，就“打拐”斗争再作部署。这项斗争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使一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大幅度减少。

铁路沿线的社会治安问题，曾经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1992年11月，中央综治委在衡阳市召开了“全国整顿铁路治安重点区段座谈会”。会后，铁路沿线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治安混乱的重点区段逐个排查，集中治理，很快见效。

1994年6月，中央综治委会同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 民政部在江苏省吴江市召开会议，针对一些农村地区治安混乱的状况，部署集中整治农村治安的斗争，对农村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江泽民、李鹏、乔石同志为此分别做了重要批示。会后，各地农村中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受到严厉打击，一批横行乡里、群众深恶痛绝的流氓恶势力被铲除，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得到加强。人民群众称赞“共产党办了件大好事”。

其二，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切实做好防范工作，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交通沿线、大中城市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流窜犯罪活动猖獗。有的地方外来人员作案率占刑事发案总数的一半以上，有的地方高达80％。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地区间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已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1995年7月， 中央综治委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会议”，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一些省、区、市还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逐步使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中央综治委成立了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指导和推动。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铁路货盗严重和沿线治安秩序混乱的局面，1993年5月和1994年8月，中央综治委先后召开全国铁路护路工作会议，总结推广贵州省开展民兵护路的经验，要求军、警、民共同参与，确保铁路沿线长治久安，中央综治委成立了铁路护路领导小组。现在，已有19个省、区、市开展护路联防，护路区段达20957公里。

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预防和减少这一部分人重新违法犯罪，是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1994年2月， 中央综治委会同公安部、司法部、劳动部、民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了文件。此后，中央六部委先后几次召开会议，派出检查组，督促、检查各地开展安置帮教工作的情况， 总结推广各地的先进经验。1998年11月，中央综治委在上海召开全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经验交流会，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加强对大、中、小学学生的法制教育和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对预防和减少在校学生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的作用。1993年初，中央综治委组织有关人员对大、中、小学生法制教育状况作专题调研。1995年12月，中央综治委会同国家教委、司法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在校学生法制教育的意见》。中央综治委、 国家教委、 公安部曾多次部署对校园周边环境的整治工作，清理了一批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歌舞厅、游艺厅等，净化了社会环境。

其三，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下功夫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

近年来，加强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一直被放在突出位置，在中央综治委各种会议上予以强调。1996年6月，为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中央综治委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意见》，于同年10月下发。该《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并对建立基层综治组织、强化基础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该《意见》出台后，对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动极大。许多省、区、市对《意见》予以细化，务求真正落到实处。

为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在基层落实好综合治理措施， 不少地方在90年代初就逐渐开展创建安全文明小区、治安模范乡村、镇等基层安全创建活动。实践证明，基层安全创建活动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有效载体。中央综治委1997年8 月在山东省威海市召开会议，推广山东、广东、上海、河南等地一批先进典型经验。会后，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的意见》下发各地。实践证明，基层创建活动对促进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在不少地方，入室盗窃案件减少，人民群众居住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通过8年实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全面开展8年来， 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各地、各部门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和先进人物，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

——责任制是综合治理的“龙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指出：“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是关键。”各地区、各部门党政主要领导遵循邓小平同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对综合治理越来越重视。1991年12月，中央综治委制定了《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的规定》。1993年11月2日，中央综治委、 中纪委、中组部、人事部、监察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把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确保一方平安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政绩考核、晋职晋级、奖惩挂钩。目前，以领导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一票否决权制为框架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体系已基本形成。大多数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与各地、市党政领导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已形成制度；地、市以下层层签订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中央许多部、委每年制订本部门综合治理工作要点；24个省建立了五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真抓实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逐年深入。

——“综合”是综合治理最大的优势。一是力量的综合，即由各级党委、政府直接领导，组织各有关部门、有关方面齐抓共管，同时动员社会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例如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公安、民政、工商、计生、建设等部门都投入很大力量。二是手段的综合，即包括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各种手段。三是工作的综合，涵盖“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六个方面，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构成了一个科学的工作系统。

——人民群众的参与是综合治理的力量源泉。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政法工作多年来形成的一个好传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这一传统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专门机关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骨干力量，各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基本力量。近年来，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如参加专兼职联防组织，开展义务巡逻，对青少年进行普法教育，见义勇为伸张正义等。综合治理的每一项工作，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只有把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才能落到实处。

——“严打”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对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必须露头就打，决不能让其形成气候。只有“严打”才能震慑犯罪，也只有“严打”才能伸张正义，树立广大人民群众维护社会治安的信心。对于某些社会治安混乱地区和某些猖獗一时的犯罪活动，应及时开展集中整治和专项斗争。“严打”斗争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必要时可以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集中统一行动，同时，各地应针对当地突出的治安问题及时组织开展“严打”斗争。

——基层基础工作是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关键。应认真实施中央综治委《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意见》，特别注意抓好乡镇、街道“专抓副职”配备工作，村、居委会领导班子建设和治保、调解组织建设，建立专兼职治安联防队伍。同时，要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真正做到“层层有人领导，层层有人办事，层层真抓实干”。

——基层安全创建活动是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有效载体。许多地方的经验表明，凡是基层安全创建活动开展好的地方，各类案件明显下降。要将治安管理、法制教育、对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外来人口管理、调解民间纠纷等都纳入创建活动范围。基层创安活动要整体推进、条件差、困难多的地方尤其要开展创建活动。创建活动要因地制宜，方便群众，服务群众，不搞“一刀切”。

——加强教育是综合治理的根本措施。学校教育重在育人，要狠抓学生的品德教育，认真上好法制课，特别是要做好“双差生”的思想转化工作。宣传、文化、影视、出版部门要多为青少年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剔除文化垃圾。共青团、工会、妇联要与单位、街道（乡村）、学校、家庭密切结合，加强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要做好后进青少年、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挽救工作。要创造条件，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

——大力加强综合治理领导和办事机构建设是推动综合治理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是党委和政府领导综合治理工作的参谋和助手，要经常研究和部署本地区、本部门一个时期的综合治理工作，并监督实施。各级综治委的办事机构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尤其要多做调查研究，为党委政府推进综合治理出谋划策。此外，要善于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综治委各成员单位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积极性，充分发挥齐抓共管的优势。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13篇

为此，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第四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专题调研组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天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权威专家赴武汉市汉阳区进行实地采访调研，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

“村改居”：从渔业村到江欣苑的华丽转身

从一个贫苦落后的渔业村到现在居民安居乐业的新型社区，江欣苑的华丽转身，凝聚了社区党委、全体居民的创新、探索和努力。

2004年9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积极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正式拉开全市“城中村”综合改造序幕。当时的渔业村党支部深入研究、统筹谋划，利用半年多时间，挨家挨户走访调研、宣讲政策，发放征求意见表，了解掌握思想动态，做好解疑释惑和思想疏导等工作，赢得了广大村民对改造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2005年7月，原渔业村正式启动“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成立新的武汉龙洲置业有限公司，完成村集体经济改制。2006年3月，621户渔业村村民农业户口改登为城市居民户口。2007年7月26日，第一批失地农民入住江欣苑。2009年12月20日，原渔业村党支部、村委会撤销，挂牌成立江欣苑社区党支部、社区居委会。2010年4月，启动村湾整体改造拆迁，历时48天，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创造了全市“城中村”拆迁“第一速度”。2012年6月，江欣苑社区党支部升格为社区党委，下设7个党支部、4个中心党小组、41个楼栋党联小组，218名党员。

短短几年时间，这个由特殊环境、特殊地理区位、特殊居住人群、特殊管理团队造就特殊管理模式的“五特”小区，成功实现了社区居民生活方式、文明形象、组织形态的巨变，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下的城乡社区治理新路，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和谐示范社区”、“全国科技与文化融合示范社区”，被中组部誉为全国“村改居”成功转型的样本，社区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江欣苑社区走出了一条以党的建设引领“村改居”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

直面“村改居”以后社区如何治理、如何发展的问题，江欣苑社区党委带领居民探索了“一核引领、四元共治”的城乡社区治理模式：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构建了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方共治的格局，走出了一条以党的建设引领“村改居”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

“一核引领”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实保障。和许多“村改居”新社区一样，江欣苑面临着原有管理辖区改变、管理对象改变、管理事务改变、管理模式改变、管理环境改变等一系列问题和困难。面对实际工作中的困难，江欣苑始终把握依靠党组织、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一主线，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理论水平和专业能力逐渐增强。在“村改居”工作中，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经济建设、社会服务和文化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引领作用。在思想政治上，凝聚社区多元主体，形成共建城市社区的合力；在经济建设上，平衡社区企业等各类社区经济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助力社区公益服务；在社会服务上，党员干部深入网格，准确把握居民需求，助推多元主体服务社区居民；在文化建设上，充分挖掘社区民俗文化，引领居民打造社区文化品牌，提高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江欣苑社区党委坚持把选准“头雁”、配强班子、带好队伍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党委书记胡明荣及其带领的党委班子和骨干团队，既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能带头致富、带领致富，又善于做社区“婆婆妈妈”的工作，热心为群众服务。在江欣苑，每天早上6点，就能看到社区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身影，为的是让居民能及时反映困难，及时发现每个家庭、每位居民出现的任何异常情况。在江欣苑，过去居民要跑很多部门才能办好的事，如今在“一站式”服务大厅全部都能办结；居民群众有了急事、难事、烦心事，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找社区党组织和党员。居民王凤云原来是个老上访户，社区对她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帮她找到了生平第一份工作，使她思想上发生了根本转变，不仅不再上访，还成为一名志愿者，积极从事志愿服务活动。2016年“七一”前夕，她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四元共治”为社区治理提供多元资源。为更好地推进“村改居”治理工作，江欣苑在党委领导下，构建了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元社区治理主体。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社区居委会积极组织社区各主体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社区企业主动承担起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提高了社区公益服务水平，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广泛的动力来源；社会力量的参与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多元的外部资源。

六级管理模式是江欣苑社区治理的一大亮点：把社区划分为4个片区、41个楼栋、128个单元、868个网络，形成了“党委书记――支部委员――党小组长――党员――楼栋联系员――单元观察员”的六级组织管理体系，挑选41名楼栋联系员、128名单元观察员和868名志愿网格员，分配到六级管理链条的各个节点，使社区党组织和党的各项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同时有效整合了社区治理资源，让居民能够共享善治红利。

现代化社区治理最突出的特色，是要充分发挥人的自治作用。江欣苑在社区居民转型、探索实现人的全面城市化方面，取得了尤为宝贵的经验。积极推进社区民主，拆迁安置、资产处置、产业发展、选举换届、社会管理等所有重大事务全部向群众公开征求意见，实行村民表决，开通“民情直通车”、“书记直通车”，坚持让群众走上前台，健全共建自治体系，实现“群众的事群众办，群众说了算”；支持居民群众成立18个类型各异的社区民间协会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最大限度地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为了帮助居民更快地找到方向、适应新生活，成立了羽毛球协会、乒乓球协会、高龙表演艺术团、农民秧歌舞协会、社区老年艺术团等18个群众性文娱活动团体，不间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每个居民都参与进来、融合进来，真正实现安居乐业。

为提升居民素质，真正实现从“村民”到“市民”的转变，江欣苑开办了市民学校，开展社区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教育以及各类技能培训，转变居民生活观念，提高居民就业能力。现在，走进江欣苑社区，听不到过去的麻将声、吵架声，所见所闻到处是健身、唱戏、谈笑的幸福景象。走访的群众代表罗大清表示：“现在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江欣苑的老百姓有所居、有所业、有所乐，人人有事做，人人都开心，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产业转型为社区发展注入活力。2003年前，江欣苑社区前身渔业村村级集体经济负债200多万元。“村改居”后，成立了龙洲置业集团公司，公司下设7家子公司，涉及房地产、文化产业、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建筑装饰等多个行业，跻身汉阳区村级公司“第一方阵”。产业项目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群众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费及福利分红由2000年人均600元增加到6万余元，整整增长了100倍。

2004年，属于村集体的下马湖再生资源回收市场被国家征用，获得补偿款1723万元，村集体顶住90%村民要将补偿款分光的压力，将发放村民生活费、购买村民社保后剩余的部分，全部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先后成立了武汉龙洲置业有限公司、武汉龙洲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多家公司，承接武汉国际博览中心46万平方米综合物业服务，兴建武汉国际博览中心配送中心和千亩大型现代苗圃基地，实现了集体经济的滚动式发展。到2015年底，集团公司资产过20亿元，年收入达5000多万元。现如今，不仅村民变股民，能够享受福利分红，社区还为全体居民办理了社保和医保，每位居民能按月领到生活费、过节费，天热有降温费，天冷有采暖费，保证居民生有所养、老有所依。

伴随汉阳区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社区借助自身文化资源优势，探索产业转型，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以打造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龙为契机，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提炼形成“高龙精神”，并依托“高龙”品牌引入50余项非遗项目进社区，建成了全国首个1.2万平方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传承园和高龙文化博物馆，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龙文化产业链。

江欣苑的产业转型，不仅为社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最重要的是为社区的健康永续发展开辟了创新路径，使居民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价值。从事汉秀的妇女这样形容自己的变化：“我们都是丢下锄头，拿起绣花针。”她们用双手经营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江欣苑城乡社区治理的价值

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场域，是积累社会治理创新理论素材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江欣苑党建引领下的“村改居”实践，是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场景和城乡社区治理的鲜活样本。

第一，江欣苑“村改居”工作，为解答“城中村”的现代化难题与城市化挑战提供了答案，对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其探索的六级管理模式，是破解现实问题，实现社区治理上下联通、纵横联结的创新治理路径；其村民自治模式，一方面化解了实际生活中的矛盾纠纷，另一方面通过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了自治在现代社区治理中的促进作用。

第二，江欣苑在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凝聚党心民心，通过文化与社会组织的作用构建社区认同方面的经验值得关注，为有效破解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重构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这一难题提供了答案。正如社区党委书记胡明荣所说：“世界上最难写的字是什么？就是‘共产党员’四个字，其他的字是用笔墨纸来写，而‘共产党员’这四个字是用毕生的心血以及对党的信念、信仰和忠诚来书写。”江欣苑的党组织、每个党员都在“村改居”工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而且形成了群众认同的社区文化和党群一心的良好氛围，这对完善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形成良性共治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纵观其他国家的社区建设，江欣苑的社区建设在社区治理模式、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它所取得的经验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区治理现代化之路。它在资本重组、自治组织、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结构系统化方面的探索，均对全国各省市地方的城乡社区治理有借鉴意义，值得关注、提升、推广。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14篇

是我市实施“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规划的最后一年，今年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全省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以组织“五五”普法检查验收为抓手，以开展“法治焦作”创建工作为重点，以深化“双百千万”工程为载体，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扎实推进依法治理，科学规划“六五”普法，加快建设“法治焦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深入开展各类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1、大力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培育宪法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继续围绕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和谐稳定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不断提高全民法治意识、法律素质，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公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注重法制教育与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3、组织开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主题宣传活动，针对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土地征用、房屋拆建、就业安置、劳动用工、交通事故、医疗纠纷、食品安全、物业管理、信访稳定、社会治安等突出问题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有效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4、积极开展主题鲜明的主题日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十周年为契机，进一步丰富创新宣传教育活动内容和形式，做大做强“12·4”品牌。充分利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26”国际禁毒日、“7·20”农民工节、“8·1”建军节及重要法规颁布日等时机开展专题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国土资源、信访条例、治安管理、防震减灾、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和铁路护路等方面法律法规教育活动。

二、以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为重点，全面推进“法治焦作”创建工作

5、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法治焦作创建工作的决定》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法治焦作创建工作的决议》。4月底前全部完成“法治县市区”的启动工作。健全机制，扎实推进，力争使“法治焦作”创建工作进入全省先进行列。

6、研究制定创建工作考核评估体系，纳入“五五”检查验收和评先评优的重要内容。在认真调研论证的基础上，3月份制定出台法治焦作创建工作评估体系。各县市区、市直各牵头单位要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出台相应的实施方案及考核细则。

7、培育典型、以点带面、多层齐动，强力推进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建立创建工作联系点制度，着力抓好创建工作联系点的业务指导。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发挥典型带动作用，形成具有焦作特色的法治城市创建模式，做到“先行探索、多出经验、示范全国。”

8、大力加强法制宣传阵地建设。在现有普法宣传阵地基础上，在市区主干道、群众活动场所增建一批“法治焦作”宣传阵地，全力营造“法治焦作”创建的浓郁氛围，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创建工作的强大态势。

9、扎实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把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作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继续深化“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创建工作。

10、认真做好全市首批“法治县区”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的评选表彰和全省先进单位的推荐申报工作。

三、以全面落实“五五”普法规划为标准，认真做好“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

11、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印发《焦作市-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市工作规划》通知精神，对照规划所确定的目标、任务开展一次细致的自查，查漏补缺、落实责任，确保规划目标全面实现。

12、加大对“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的指导力度。3月份，制定下发全市“五五”普法检查验收考核细则；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本部门的检查验收考核细则，确保检查验收工作规范有序、客观全面。

13、层层组织好“五五”普法检查验收。4月份，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开展自查和互查，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提高。5月份，组织开展全市检查验收工作。

14、积极邀请市人大、政协有关领导、代表和委员，对“五五”普法规划实施和相关决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通过听取工作汇报、组织视察活动、开展专题调研等方法，督促和推动“五五”普法规划全面落实。

15、认真总结、积极推广“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先进经验，做好“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国家、省市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表彰推荐工作。

四、以全面完成“双百千万”法制宣传任务为抓手，不断深化“法律七进”活动

16、 继续扎实推进“双百千万”工程建设。按照“双百千万”工程阵地建设要求，上半年，高质量完成最后30%的阵地建设任务，形成覆盖城乡的法制宣传阵地网络，为群众提供方便的学法场所。

17、继续巩固“双百千万”工程队伍建设成果，全面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进一步发挥三支队伍的法制宣传教育作用，继续组织开展“百名法律专家讲百场”、“千名法制骨干联千点”、“万名普法宣传员进万家”活动。

18、组织开展“双百千万”工程考核验收及总结表彰工作，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优秀法律专家、优秀法制骨干、优秀普法宣传员。

19、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出台《公务员学法用法工作实施意见》，使法律知识学习逐步成为机关学习的常态内容。市县两级全年至少举办2次领导干部专题法制讲座，公务员年度学法时间不低于40小时。市直各单位年内要安排2次集中学法活动，各项学法活动做到有记录、有图片、有笔记、有宣传。11月份组织全市干部年度法律知识考试。

20、深入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干部法律知识培训；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工作，认真组织对合作社干部的培训教育；探索农民工法制教育机制，组织好7月份的“关爱农民工，送法进工地”活动；围绕全市新农村文化中心建设“七送”活动，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送法下乡”活动。4-5月份，集中免费发放一批《法治焦作画册》、《法制漫画集》等普法读物。

21、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社区”创建活动，积极组织开展法制教育。各街道办事处要积极联系大中专院校，邀请法学专业学生和法律志愿者利用节假日在社区开展普法宣传和法治实践。

22、深入开展“法在校园”活动。各学校要结合实际，在“四落实”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的纽带作用，充分拓展学生社团、班团队活动的载体内容，开展法制征文、法制讲座、法制主题班会等多形式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23、深入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组织律师联系企业、结成对子，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各大中型企业至少要举办一次法律知识培训和讲座，组织参加一次法律知识考试，开展一次职工普法教育宣传活动，构建和谐劳务关系，促进企业稳定与发展。

24、深入开展“法律进单位”活动。突出集贸市场、医疗服务、交通运输、建筑工地等四类单位，重点抓好个体经营者和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制教育，做好对流动人员的法制宣传。各单位要利用公园、车站、集会等公共场所通过电子屏幕、宣传栏宣传法律常识，进行安全提示，维护本单位的安全稳定。

25、深入开展“法律进家庭”活动。继续抓好“妇女法制教育基地”建设，发挥“法律进家庭”的主体指导作用，依托“12338”妇女维权热线开展维权周活动。继续结合市妇联开展好“六型家庭”创建活动。继续扎实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把“法在校园”活动延伸到家庭，以学生拉动家庭成员共同学法。各县市区要举办1次妇女干部法律培训，开展1次大规模法律资料发放活动，开展1次邻里矛盾纠纷化解活动。

五、以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关键，不断丰富创新法制宣传方式方法

26、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主渠道作用，继续与电视台办好《说法时间》法制节目。办好焦作普法网，不断扩大影响面，提高知名度。各县市区年内要全面建成县级普法网站。根据全国普法办要求，积极组织参加“全国百家网站法律知识竞赛”、“全国青少年网上普法知识大赛”、“全国法制动漫作品大赛”等活动。

27、创办《法治焦作通讯》，进一步推动“法治焦作”创建工作深入开展。加强信息工作交流，增强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之间信息沟通。

28、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加大法制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推广力度，创作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作品，组织形式多样的法制文艺演出活动，进一步发挥法治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29、按照全国和全省统一部署，积极配合开展好“‘五五’普法神州行”、“法治河南中原行”大型新闻宣传活动。

六、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法制宣传教育的新要求为动力，认真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

30、与有关部门联合，邀请专家学者和普法工作者共同开展普法依法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形成一批优秀研究成果，为“六五”普法规划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

社区治理先进经验范文第15篇

“枫桥经验”的演进启示

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枫桥经验”是群众工作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集中体现。50年来，“枫桥经验”始终坚持“党政动手、依靠群众”这条生命线，从最早发动和依靠群众维护农村治安，再到依靠群众预防化解矛盾，直到现在以群众工作统领社会管理创新，都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50年峥嵘岁月，充分印证了“枫桥经验”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核心要义。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枫桥经验”50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关注民情、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维护民安、促进民和，从而凝聚了党心，赢得了民心。

源头治理、重心下移，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根本方法。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枫桥经验”始终把加强基层基础作为战略性、根本性的任务来抓，不断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层工作，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始终坚持从源头解决矛盾问题，实现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主动掌控转变，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成本，稳固了社会管理的基础。

整合资源、统筹发展，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枫桥经验”坚持治本与治标、眼前与长远、顶层与基层并重，注重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他律、互律作用，善于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积极整合各类资源；同时，又把平安创建放在全局之中，紧扣“发展、稳定、管理”三大核心任务，统筹推进“平安诸暨”、“法治诸暨”、“富裕诸暨”、“美丽诸暨”建设，以发展求和谐、以和谐促发展。

与时俱进、务实创新，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经过50年的风风雨雨，“枫桥经验”生命力为什么依然旺盛，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它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顺应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推动理念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形成新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从而保持了“枫桥经验”的生机和活力。

底蕴深厚、禀性独特，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内在活力。枫桥是千年古镇，理学大师朱熹四次莅临枫桥义安精舍传经讲学，儒学大师陈寿在枫桥隐草堂著书讲学长达20年，“枫桥三贤”等名人辈出。受古越文化熏陶和影响，枫桥人爱说理好讼争，又具有刚直侠义、创强争先的禀性，两种性格的交融，孕育滋养了“枫桥经验”说理仗义的基本内涵和人文精神。枫桥也是较早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较高的思想觉悟。这些都为“枫桥经验”培植了良好思想和人文基础。

岁月铭刻着奋进的艰辛，历史折射出理性的光辉。“枫桥经验”一路走来，尽管外部环境不断嬗变，工作理念逐步发展，工作方法不断改进，但九九归一，其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始终没有变，“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根本方法始终没有变，“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工作目标始终没有变。这就是“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多维视角下的

社会管理创新取向

社会管理创新，说到底就是根据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建构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维持社会和谐。具体应从多重视角进行审视和把握。

从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视角看，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以民为本、以法为基。党的十提出了打造“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奋斗目标，提出要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牢固树立富民安民的理念，把群众对平安的需求作为努力方向，确保平安建设的过程让群众参与，成效让群众评判，成果让群众共享，努力让群众过上更富裕更平安的生活；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依法规范社会秩序、依法维护社会稳定，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从古今比较的视角看，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有四个特征：从管理架构看，由秦朝的“郡县制”，到汉朝的“分封制”，再到国民政府时期的“保甲制度”，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围绕处理“国家—社会”关系展开的。从管理的基本方式看，历朝历代社会管理都是儒法兼用，既利用道德观念约束内在人性，又利用刑法规范外在言行。从管理的核心内容看，由周代的“井田制”到魏晋隋唐时期的“均田制”，由春秋战国的“军功授爵制”到隋代以后的“科举取士制”，都把调整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作为核心内容。从社会管理的使命看，都是为了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建立自上而下的稳固治理体系，强化政策的执行力度，达到“去乱求治”、“治乱兴衰”之目的。

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要求社会管理创新学习借鉴、洋为中用。国外在社会管理模式上的探索成果，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取向型社会管理模式，以英国和瑞典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取向型社会管理模式，以韩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支配型社会管理模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都创造和形成了一些富有成果的社会管理的实践和理念，我们应该兼容并蓄，借鉴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创新和丰富社会管理的实践和经验。

从架构设计的视角看，要求社会管理创新着眼全局、统筹推进。人类社会结构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二是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的制度规范；三是人们的精神气质和风貌。第一层为经济基础，二、三层为上层建筑，其中第二层为社会制度，顶层为意识形态，涉及经济、法治和思想，因此，我们必须统筹推进经济、法治与德治“三位一体”建设，夯实社会管理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精神基础。

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视角看，要求社会管理创新先行先试、加速转型。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而社会现代化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社会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社会转型的交集，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进步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特征。当前，社会管理创新总体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叠加效应以及“先成长先烦恼”的现实境遇，使社会管理压力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要以整个社会管理系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和运行效率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以包括决策、协调、监督在内的管理功能的均衡发展和政策与民众行为的有效衔接为基本要求，以先进的科技信息技术为重要手段，逐步实现社会管理的一体化和科学化。

诸暨社会管理

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根据上述思考，下一步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必须以社会管理现代化为目标，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定位，高质量推进。特别要正确处理管理与服务、管理与建设、主导与多元、顶层与基层、维稳与维权、现实与虚拟、法律与道德、当前与长远等关系，积极推动管理理念由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型、管理主体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型、管理内容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型、管理机制由事后处理向事先化解转型、管理手段由简单式向综合式转型。

方向愿景。通过不懈努力，力争到“枫桥经验”诞生55周年时，社会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党的十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切实形成，“平安诸暨”、“法治诸暨”建设扎实推进，人民群众幸福感增强，实现“全省一流、全国示范”目标。力争到“枫桥经验”诞生60周年时，社会服务更加完善，社会公平正义彰显，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社会行为更加规范，社会秩序更加良好，社会环境更加文明，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化社会结构，率先实现社会管理现代化，成为令人向往的最具安全感、幸福感的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典范。

路径举措。以加快社会转型、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为主线，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根本，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强化基层基础建设为保障，率先形成具有时代特征、诸暨特色的现代化社会管理体系。

健全现代化的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加快转型中优化增长，在优化增长中提速发展，着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速、现代化城市建设加快，打造现代特色产业名城，再造一个新诸暨。深入实施“城乡联盟”教育共同体建设，加快构建“城乡一体、校际均衡”的全域教育新格局，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形成政策扶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坚持把社保作为民生之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养老服务，扶持发展慈善事业。坚持把安居作为民生之需，加大保障房、廉租房建设。探索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管理体制，推动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全覆盖，加快网上办事大厅建设，推进行政审批“四减少”、“零收费”改革。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开展外来建设者服务中心、新诸暨人创业园建设，对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实行“一证（卡）通”。积极探索村居（社区）再组织化的形式和途径，积极开展“志愿者”、“爱心联系卡”、“家政”等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组织专业服务团队开展社区服务。大力推进以民生工程、民主工程、民心工程为重点的“三民”工程建设，着力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善、作用明显、群众满意的城乡社区服务新体系。

破解现代化的管理难题。坚持民生为重，切实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体制，力争在社会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突破。深入推进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和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流动人口和重点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有效化解金融风险。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为契机，构建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体系。坚持把群众当成社会管理的主体，自觉做到以民为重、拜民为师、让民作主，健全“和事佬服务队”等志愿服务队伍，完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快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重点培育能提供便民利民服务的公共类社会组织、能承接政府社会事务的事务类社会组织、能满足社区居民文化和精神需求的文化体育类社会组织、能开展社区互助活动的慈善救助类社会组织、能开展群众性维权活动的社区维权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与管理、承接政府转移的社会管理事务。

创优现代化的和美环境。建立健全科学决策形成机制、社情民意调查制度和利益平等协商机制，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的优势和作用，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深化“法治诸暨”建设，广泛开展政务诚信、社会诚信、企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建设服务型、法治型、诚信型、阳光型政府。完善“枫桥式”社会矛盾大调解体系，更好地将维护公平正义的“刚性”、协调各方利益的“柔性”、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弹性”有机统筹起来，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以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安定有序。同时，要不断创优生态环境，充分发挥“七山一水二分田”的优势，加快构筑东南部会稽山脉和西部龙门山脉两大生态屏障，大力建设浦阳江生态经济带，保护好陈蔡水库、石壁水库这两只“大水缸”和白塔湖这个生态敏感区，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空间。中心城区要以创建国家生态市为主抓手，把“山、水、城”作为城市景观特色，着力构筑陶朱山“十里青山”绿色生态屏障，精心打造“一江两岸”交相互映、山水城融为一体的城市生态系统，努力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景更秀的生态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