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1篇

【论文内容摘要】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宏观背景下我国民办高校势必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以我国民办高校筹资为研究对象，剖析民办高校一直以来在筹资方面的困境，分析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民办高校筹资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民办高校筹资变革提出若干合理性对策和建议。

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发展的“瓶颈”，民办教育作为理性的“生活世界”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一个更坚实合理的经济支撑。依据教育的外部规律，教育的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的制约，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必然也影响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在此宏观背景下，我国民办高校筹资即面临挑战也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本文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民办高筹资问题进行一定的思考。

一、我国民办高校经费来源现状及困境

据中国教育年鉴2008年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民办高校278所，比上一年增长了10.3%；在校生133.8万人，比上一年增长27.2%。还有独立院校318所，比上一年增长7.8%；在校生146.7万人，比上一年增长36.1%，[1]这两部分加起来，在校生人数已经超过280万。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民办高校自诞生以来一直面临生存性，发展性短缺的困境。

（一）相关法规制度欠缺

民办高校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健全，民办高校的办学行为缺乏规范，民办高校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立法的滞后与空缺增加了高校投资者的担心与顾虑，影响社会各界举办民办高校的积极性，制约民办高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和资金的再投入。

（二）筹资渠道单一以学费为主

从总体来看，经费来源渠道很单一，主要依赖收取学费和向银行贷款。2007年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对我国排名的前10所民办高校的规模和收入的调查，它充分说明了学费占学校每年收入的绝对比例，经过多年的发展仍然有80%以上的民办高校80%以上的办学经费来自于学费收入，其余不足部分仍依赖银行或个人贷款。“高学费”是目前导致我国民办高校生源减少、生源质量下降和社会声誉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银行贷款审批非常严格，贷款额度小

银行贷款要注重信贷风险，它往往需要贷款者提供担保等条件。而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民办高校很难提供相应的担保。当《物权法》规定学校、医院等公益性机构的资产不能用于抵押的时候，因此在银行贷款方面，大多只能靠信用贷款，但信用贷款额度通常都比较低，无法满足民办高校对资金的需求。

（四）所获捐赠微乎其微

总体上看，现阶段民办高校接受的捐赠就数量而言是非常有限的，形式上也以实物为主，所获捐赠根本无法与国内公办名校相提并论。其外部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捐赠事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缺少适合社会捐赠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内部原因在于民办高校利用捐赠的意识薄弱，很少有学校设立专门管理捐款的机构，现阶段民办高校办学水平和社会声誉不高不容易吸取长期优质捐赠。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民办高校筹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民办高校筹资面临的挑战

1.更难以获得国家的财政性支助。金融危机的来袭，国家经济下滑，教育经费必然受到影响。虽然按照DB.约翰斯通的成本分摊的原理，国家应该加大对民办高校的财政支持力度，但由于整体经济的发展局势，国家很难通过财政性拨款来资助民办教育的发展。

2.生源不稳连带影响民办高校的财政收入。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许多人就业发生困难，企业大量裁员，中国家庭的预期收入减少，对于孩子就读民办高校，特别是就读收费较高的独立学院的家庭，家长也许无力支付孩子的学费。以北京某民办高校为例，根据学校相关部门调查统计，60%左右的在校生家庭收入在3万-5万元人民币，10%左右的学生家庭收入低于3万元人民币，而每位学生每年的开支在2万元人民币左右。如果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家庭收入下降20%左右，该校将有20%的学生面临失学的危险。[2]就现在民办高校筹资的情况而言，依然有绝大部分的资金来源于高额的学费，金融危机导致家庭收入的降低直接影响父母对子女学费的支付水平。生源不稳，在校生学费征收受到影响，将严重影响民办高校的财政收入。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民办高校筹资面临的机遇

1.利于海外资金注入民办高校。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社会投资总量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将投资转向消费相对刚性，属于社会和民众必需品的教育、健康、能源、环保等行业。中国具有巨大的民办教育市场，由于民办教育发展不完善，起点较低，缺乏优质教育资源，但高端教育愈来愈市场化，这都为国外资金注入我国民办教育市场带来了机遇。中国教育行业还处于产业化初期，进入资本市场的为数不多，上市的更少。所以，风险投资公司对教育培训的预期很大。

2.利于获取银行贷款。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之际，经济政策倾向刺激投资，央行下调利率，刺激消费，这为民办高校提供了绝佳的筹资机会。目前作为多数民办高校首要办学经费来源的学费增长的空间已不大，投资环境变暖，贷款放行，使民办高校的办学经费也较之以前有了更多的保障。这一放宽贷款的政策，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民办高等教育受益最直接的一项措施。

三、关于民办高校筹资的几点建议

金融危机冲击下，各级财政收入不足，支出增加，必将导致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更为紧张。因此，严格控制公办高校的招生计划，适度扩大民办高校办学规模，是减轻财政压力的有效办法。扩大民办高等教育的消费功能，不需政府任何投入，就能拉动内需。在此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政府应加大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力度，例如出台鼓励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明确税收、合理回报及教育产权等久悬未决的核心问题。

（一）完善筹资制度，优化筹资环境

为畅通民办高校筹资渠道，确保民办高校财政权益，国家应完善筹资制度，制定相关法律，将民办高等教育纳入高等教育的总体规划，作为一种新的办学模式进行鼓励，而不是充当“拾漏补缺”的角色，使民办高校的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完善法律法规，使民办教育有法可依。修改《教育法》中关于“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条款，从法律上承认我国存在的“少数是捐资办学、多数是投资办学”的现状，给投资办学一个合理的法律地位。[3]适时的对《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合理回报”条款进一步修改，对“合理回报”作出更为具体的解释；政府应重新确定民办学校的法人类型，突破民办学校不能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传统观念和政策障碍。[4]从而促使“合理回报”的政策可以切实落实。修订和完善信贷担保法等法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向民办高校提供多种方式贷款。 转贴于

2.完善管理制度，分类区别管理。把民办高校区分成非营利性高校即从事偏重于研究和通识教育的学校和营利性高校即主要提供诸如职业教育、语言培训和资格认证培训等项目的学校。对营利性高校和非营利性高校施行分类管理，并承认营利性教育的合法性。明确界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产权关系。制定针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不同税收政策和捐赠政策。非营利性私立学校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和获得捐赠，而营利性私立学校应像企业一样按照税收规定依法纳税并不可以获得捐赠。

3.完善监管制度，净化办学环境。建立对民办高校的监督、评估制度，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市场，避免一些民办高通过乱收费牟取暴利，影响民办高校声誉，捣乱民办高等教育市场，影响民办高校生源等等。对非法办学要坚决取缔，绝不手软。

4.完善税收制度，扩大高校的筹资渠道。加大对受教育者的优惠力度；消除教育相关法律中关于税收方面的冲突，鼓励个人捐赠；增设新税种扩大高校的筹资渠道用于高等教育；大力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的民办教育，给予更加优惠的教育税收政策。

5.完善会计制度，适应民办教育发展现状。介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民间对教育的投入多为投资性质，希望从中获得一定的回报，因此应该在时机成熟，对民办高校分成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区别管理的基础上，结合教育行业的特点，借鉴企业会计制度的基本原理，适时推出民办教育营利性教育组织的会计制度。

（二）多元化筹资，拓宽筹资渠道

1.鼓励银行介入民办高校的发展。教育信贷的对象是教育行业，发展前景仍旧看好，收入也比较稳定，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民办高校可以给商业银行带来稳定的存款来源，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银行支持民办高校的发展是风险系数更小的投资行为。

2.积极组织社会捐助。民办高校应培养捐赠意识积极拓宽社会捐资这条渠道，最大限度地吸收社会和个人捐赠。一是成立校友会，建立稳健忠实的捐赠主体。二是成立专门的筹资机构，负责社会捐资话动。三是提高自身社会声誉增加获得捐赠的资本。[5]同时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推行将“获得捐赠能力”纳入民办高校评价指标体系的办法，促使捐赠工作规范化，捐赠形式多样化，充分调动捐赠者和受益者双方的积极性，推动民办教育捐赠健康发展。

3.充分利用海外资源，拓宽资金渠道。教育是风险较小、收益比较稳定的投资领域，海外融资渠道是我国具有一定规模的民办高校的理想选择。河南郑州的升达大学，由河南籍台胞王光亚创办，现已发展成为培养本科大学生为主，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办学体系。[6]金融危机时期，更多的海外投资者把目光定位到风险较小，收益比较稳定，人民需求刚性的教育领域。据了解，近两年新东方等6家海外教育上市公司已融得5亿美元，巨人等10家教育机构已从国外机构融得3亿多美元。民办教育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充份利用海外资源促进自身的发展。

（三）民办高校加强自身管理建设，积累筹资资本

金融危机来袭，经济萧条，各种资产价格有所回落，建设成本降低，正是民办高校大力补足教学资源、充实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的大好机会。拓宽筹资渠道，完善筹资制度是民办高校抓住机遇，抵御金融风暴的必要举措。同时，要关注国家经济形势，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招生和在校学生保持的政策。为未来民办高校发展夯实基础，最终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2008[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2][7]周孟奎.金融危机带来民办教育发展契机[N].中国教育报，2009，1.

[3]陈华亭.中国教育筹资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227.

[4]长剑波.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研究长沙[M].北京：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会展业；影响机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043－03

中国的会展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会展业虽然已经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慢慢恢复起来，但此次金融危机对会展业的发展所造成的现实影响以及一些后续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后金融危机阶段，不仅应尽量减少损失，更要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探讨应对我国会展业的短期危机及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目前，国内外针对这方面的研究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比较侧重的是对自然危害（地震、海啸等）、突发传染病（如SARS）等方面的危机应对研究。因此，本文针对金融危机背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提出促进会展业持续发展的相应策略具有重大意义。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会展业的影响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波及面广，负面效应明显，构成了对于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及管理工作新的威胁。本文从会议业、奖励旅游、展览业三个方面，分析世界金融危机对于中国会展业的影响与冲击。

（一）会议业

会议业因其广泛的影响、高额的利润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在各类会议中，公司会议和协会会议占整个会议市场80%的份额[1]。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商业环境恶化，业务量下降，大量企业甚至倒闭，企业为此削减了差旅费、商务会议及年会开支，因此，世界会议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显著的。但国际性的大型会议一般由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一旦运作，则较小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在后金融危机阶段及其以后，类似于政府会议、国际组织之间一些会晤、论坛等形式的交流（如全球金融峰会、夏季达沃斯论坛等）仍会开展。

（二）奖励旅游

奖励旅游是高品位、高消费、深寓文化内涵的享受型特殊旅游活动，其在调动员工积极性、增强企业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外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发展。但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外企业受到的危害较大，使得大部分外企在实行奖励旅游时很少将目的地选在其他国家。上海的一些旅行社的资料显示，往年“十一”后逐渐进入高峰的奖励旅游，2008年在国内外包括机票、饭店大幅降价的情况下仍显平淡，部分企业则降低了奖励旅游目的地的规格，将境外游改成国内游，原本在国内一线城市举行的会议则改到了二、三线城市等[2]。

（三）展览业

世界金融危机对于各个行业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产业关联强的展览业更是不可避免。2008年中国贸促会批准组展单位出国举办的经济贸易展览会有1 800多项，但实施办展的只有1 000项，实施率约55%，与2007年相比，实施率下降了5%。国内展览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下，展会数量、展览面积与参展企业都在减少，招展困难情况突出。如2008年的“佛山陶博会”，华夏陶瓷城会展中心一楼展位约有1/4没有售出；2009年第105届广交会第一期与第104届第一期相比，出现了境外采购商人数、累计出口额双下降的现象。上述影响的后果是导致了展会组织的扭曲，形成展会市场交易的障碍与阻力，从而阻滞了我国会展业国际化发展的进程。

二、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会展业的机理

自20世纪80年代会展业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会展经济以年均近20%的速度递增。虽然会展业发展的步伐不可阻挡，但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会展业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不可摆脱的事实。本文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其影响机理进行深入探究。

（一）宏观机理――关联模型

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会展行业产业化、竞争力提升的路径已形成了国际化趋势。会展业是个关联度极高的产业，会展业与餐饮业、物流业、国际旅游业、批发零售业、邮电通信业、航空业等都有较强的联动性，关联度分别为0.8557、0.6698、0.7379、0.7513、0.4624、0.7297[3]。因此，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这种关联性使得各产业受到的影响也会表现在会展业中。

基于上述分析，设ER（Exhibit Revenue）代表我国的会展经济收入， 则ER受以下几个变量的影响： 国外会展市场（X1）、餐饮业（X2）、物流业（X3）、国际旅游业（X4）、批发零售业（X5）、邮电通信业（X6）、航空业（X7）、国家政策性因素εERn。ER与其他经济单位的关联模型可表达为：ER = f（X1，X2， X3，X4，X5，X6，X7） + εERn。其中：εERn表示第n个国家的政策性因素，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及有关发展会展业所颁布的法律或采取的措施等。

上述关联模型有助于解释世界金融危机对会展业的传染机制，可用下列的图示分析。

图1表明，关联模型中前7个因子与会展收入都是成正比的，在金融危机中，这些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国外会展市场所受影响尤为明显，国外参展商的减少既不利于国内大型会展的国际化发展，也阻碍了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办展。在政府方面的因素中，如果国内外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乏力，势必影响各国的会展市场。

（二）中观机理――增长极理论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增长极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所斯・佩鲁于195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把它们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4]。“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会展经济带应是中国会展业发展的增长极，这三个经济最发达地区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是最大的。依附于经济发展的会展业受到这种“负向”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影响，可能的结果是这三个增长极不仅没有得到稳固反而弱化了其应有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三）微观机理――羊群效应和恐慌效应

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均本能地从各方面节省开支。一些大企业若判断参加某个展会的效果并不如预期的那么明显，就会撤出。而由于搜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较高，大多数小企业并不倾向于独立搜集和处理某个会展国家的信息，这就会导致小企业随大企业撤展而撤展，加剧会展市场波动，形成会展市场的“羊群效应”。 恐慌效应理论认为，其他人作出与自己不同的决定时，便会恐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会效仿他人的行为[5]。利用恐慌效应理论也能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在世界金融危机中，若一个潜在参展商发现大批企业取消参展，便会担心自己如果参展利益就会受损，从而产生恐慌心理，当大量企业有类似想法时，便会出现一个自我强化的恐慌链，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取消或逃避展会。

三、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会展业持续发展的策略

在后金融危机阶段，为有效排除金融危机的阻扰并促进我国会展业的可持续发展，应从反影响机理视角提出应对策略。

（一）宏观策略――构建针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治理环境

1.同业联盟和产业融合相结合

除了一直强调的会展行业内部的联合发展外（如珠三角会展业联盟），为营造一个更有利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氛围，会展业与其他产业的异业联盟在现阶段也是十分必要的。由各行业与会展业的关联模型我们已经得知，会展业所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是和餐饮业、物流业、国际旅游业、批发零售业、邮电通信业、航空客运业紧密相关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会展业可以走异业联盟之路。会展业与这些产业的联盟可使其影响不断扩大，并通过信息容量的扩充与共享而有效拓展市场发展空间，降低经营成本，提升广告效应。

2.法规建设和行业自律相结合

我国会展业危机应对能力的不足与我国会展行业法制不健全是密切相关的。虽然2005年至今，已出台了国家性的法规《出国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审批管理办法》以及地方性法规如《上海市展览业管理办法》等[6]，但仅有这些法规是不全面的。政府主管部门应加紧完善、健全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对会展业进行有效的监护和规范，使会展业在一个有保障的环境中有序、健康的发展。同时，应尽快在全国建立统一的会展自律性组织，制定会展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定期权威信息，保持与政府的经常性对话，以维护业界的利益，提升业界的形象和定位。

（二）中观策略――提升后金融危机格局下会展业的发展能力

1.培育适合的会展产品发展模式

我国会展市场上重复、模仿办展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展会因缺乏产品发展模式而深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培育适合的会展产品发展模式是当务之急。通过依托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重点发展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的展会，培育各种特色会展产品。包括：资源依托型发展模式，即通过依托城市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来推动会展产业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的优势，我国的杭州、海南、昆明、博鳌等省市都适合该种发展模式；产业依托型发展模式，通过依托城市的优势产业来推动会展产业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独特品牌的产业依托型发展模式，如我国义乌、东莞、青岛等地的会展产业；政策依托型发展模式，即通过国家政府给予的政策倾斜和特别扶持发展会展业，我国西部和区域内欠发达地区可以采取这一发展模式。

2.加快会展增长极的品牌建设

根据增长极理论，现阶段不仅要巩固我国现有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会展增长极，而且更要加强其极化机制，即要着力品牌会展的建设。在我国，真正能在全球有一定知名度的展览几乎全是专业展，如上海的汽车展、深圳高交会和珠海航空展等。而截至2005年底，我国只有22家展会成为“UFI”的正式会员[6]。所以，会展机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专业展，在我国的会展增长极地带迅速形成一批具有较高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得到国际业界认可的著名会展品牌和大型公司。品牌保障不仅可以提升自己在世界金融危机下的发展能力，同时也能将自己的资源、人才、技术等扩散交流，辐射到周边二、三级城市，形成带动效应。

（三）微观策略――提高会展企业的防御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1. 建立会展危机预警制度

危机是突发性的，但会展工作是有计划的，而大型品牌展会更是一个长期、周密计划的工作，因此，会展的危机管理工作也可以进行制度化的管理。会展企业应强化危机预警制度建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会展危机预警系统，该系统会根据会展特点，将会展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危机进行分类并设计相应的会展危机指标体系，根据危机危害性的大小定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特殊应对指引，当一种危机达到警报状态，即会对本企业或该会展活动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时，会展企业应预计所需经费，准备相关物质，明确责任人选，对症下药，预防危机对会展活动产生危害。

2. 加强与外界的及时沟通

良好的外部沟通，有利于获得有关方面的协助和支持，特别是当发生危机时，与外部进行及时和有效的沟通就显得更为重要。由影响机理的分析可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羊群效应与恐慌效应都会对预期或潜在参展商产生影响，因此，办展办会机构应及时与客户、其他利益攸关者和媒体沟通，将该展会的优势与机遇表达清楚，以消除潜在参展商的恐慌心理，削弱羊群效应的作用。另外，会展企业要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取得这些机构和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是顺利办展办会的有利条件。

3.实现会展业的电子商务化

会展企业应重视网络技术的应用，密切关注网上会展业的发展趋势，将最新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应用在展览场馆、展会组织、展会服务等方面。在世界金融危机对实物展览的冲击下，我国会展企业要尽快建立与参展商及其所在行业品牌网站、协会网址之间的链接，获取最新的信息及传播自己的信息，并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在网上洽谈贸易，拓展电子商务化模式，实现会展业实物办展和虚拟办展的有机结合。

四、结语

在后金融危机阶段，中国会展业想要加强应对危机的能力，就必须做出思考和总结。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会展业的冲击和影响，认为，我国会展业为在后金融危机阶段获得长远发展，必须结合影响机理积极探索相应的途径。首先，政府、协会要构建针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治理环境；其次，各会展城市、重点会展区域要提升会展业的发展能力；最后，会展企业要提高自己预防与应对危机的能力，通过三方的共同努力提高我国会展业应对危机的能力和促进我国会展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就培育我国会展业的危机管理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如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等的实现）展开具体探索，因而这些还有待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龚平，赵慰平.会展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 http：//省略/readnews.asp？id=1809，2009-02-24

[3] 路红艳.我国会展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分析[D].北京：北京物资学院，2002.

[4] 江志君.培育区域增长极促进会展业大发展浅析[C].//沈丹阳.中国会展经济前沿理论与政策思考――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3篇

一、提高政法机关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能力

深入加强形势政策教育。迹象表明，金融危机何时见底尚不可知。而**经济受冲击较早、影响较大。在金融危机考验面前，要顺势应对，密切关注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加强对政法干警的形势政策教育，坚决克服思想滞后和行动慢拍的问题，增强其应对金融危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注意学习应对金融危机知识。要像经济管理部门一样，抓紧学习经济社会管理和应对金融危机等方面的知识，找准政法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提供知识储备和工作准备。

建立联系群体、帮扶企业机制。要深入基层、深入发展一线、深入各种困难群体，切实了解困难情形、发展状况、金融风险情况。建立领导联系困难群体、机关帮扶企业工作机制。强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金融风险的意识，切实提高政法干警应对金融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

二、把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作为政法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教育引导政法干警树立必胜信心。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应对金融危机，首要的是要坚定信心，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要教育引导政法干警增强发展、渡过金融危机的信心和决心，用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去应对新情况，破解金融风险新难题。

对政法干警特别是新进人员、新任政法领导干部加强教育培训。要利用各种培训和举办专家学者讲座等形式，加强金融风险方面知识的学习和座谈，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知识层次，着力培养理论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推动政法干警深入基层和企业调查研究，注重从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能力。

注意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发现和选拔政法领导干部。对那些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的重要岗位，要配备熟悉经济、金融工作的政法干警。要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加强对应对金融危机中政法干警的考核，把考核情况作为检验干部政绩、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把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有作为、能够应对发展和稳定考验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予以重用。

三、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建设者和捍卫者作用

切实肩负起首要政治任务。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国家安全、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机关的首要政治任务。政法机关能否切实履行好首要政治任务，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各类矛盾碰头叠加的严峻形势下，政法机关尤其要真正担负起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全面加强政法工作，确保国家政治稳定。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政法机关要善于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把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强化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要强化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打击犯罪、管理社会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四、切实做好金融危机下的政法工作

着力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按照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要求，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加大对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及灾后重建等重大工程建设和项目资金使用犯罪活动的查处力度，确保政府投资安全。改进办案方式和方法，从有利于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企业职工利益和促进经济社会秩序稳定出发，进一步规范执法、文明办案，依法妥善处理涉及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案件。

着力维护司法公正。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重点加强对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量刑畸轻畸重和违法立案、刑讯逼供等问题的监督，切实防止放纵犯罪和冤枉无辜。重点解决只保护大企业、服务大项目，对中小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权益重视、保护不够等不平等保护的问题，维护社会公平。重视做好息诉服判等工作，依法纠正裁判不公、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等问题。加强对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依法查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贪赃枉法、失职渎职等犯罪案件，促进司法廉洁。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住关系民生的突出问题加大法律查处力度，促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查办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移民补偿、抢险救灾、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各项权利。严厉打击制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等犯罪活动，查办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等犯罪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强化对涉及劳动争议、保险纠纷、补贴救助等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依法处理，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司法保护。及时执行已复查纠正的案件和刑事赔偿决定，探索实行对生活确有困难的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

着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司法素质，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处理力度，努力建设严格、公正、文明、廉洁的政法队伍。

五、以应对金融危机考验作为促进政法工作改革创新的重大契机

更加注重科学发展。政法机关应对金融危机，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应对金融危机、加强政法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倒逼政法机关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推进政法工作改革创新、科学跨越。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职业教育 机遇 挑战 对策

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风暴袭卷全球,冲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致每个角落,职业教育必然遭受影响。我国当前面临着来自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巨大就业压力,犹如两股洪流强烈冲击着社会,而职业教育的缺失,正是绊倒这两大群体就业的一块大石头。

一、金融危机对于职业教育的影响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我国的金融投资产业、出口贸易产业、劳动密集型贴牌代加工企业、出口制造业等均受到了影响,由此导致产业规模萎缩、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增加,职业教育被推到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前沿。

(一)对职教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冲击的主要表现:

第一、毕业生就业受到了影响。

第二、政府的投入受到影响。从全国来看,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大幅度降低,政府用于教育、社会事业的钱肯定会受到影响。第三、校企合作受到影响。企业原先希望职业学校毕业生到他们那里去,现在校企合作、给实训学生补贴、承担一些社会责任等,这些原本企业应当考虑的事情顾不上了。

职业院校该如何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职业院校管理者应当意识到,正确对待金融危机的态度是:

第一、有危有机。危机危机,不是只有危而没有机。第二、危中藏机。危险当中蕴含着机会。第三、危中求机。危机来了的时候,要寻找机会,要突破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与障碍。金融危机来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困难、被危机吓倒的人,可怕的是当危机来临还抱着无所谓态度的人,要教育职业院校的学生,做文明人,做文明事,学好专业技能。

(二)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既是挑战,又是机遇。金融危机是“双刃剑”,在对经济社会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在为下一步的发展酝酿机遇,职业教育要善于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善于在逆境中发展和培育有利因素。

就金融危机对职业院校发展的机遇看,首先,宏观来看,金融危机为实现科学发展带来机遇;金融危机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机遇;金融危机为优化发展环境带来了机遇。其次,从微观来看,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经济低迷时期,企业用工选人一般会把职业素养放在第一位,重视非课堂教学、重视学校文化建设、重视人文精神教育、重视综合职业能力教育的学校将会占有先机;与产业升级相伴的就是人力资源的升级,在提高学生职业技能方面有竞争力的学校具有较大机会;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将会出台更多的优惠民生的政策,职业院校将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投入;国家会大力扶持职业教育发展,职业学校发展正当其时。再次,从教育行业内看,职业教育拥有的优势在于面对就业压力,以取得职业技能和提高综合职业能力为目的的培训将成为热潮;职业院校最有能力承接失业、待业、转岗人口的职业培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职业院校可将职业生涯教育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一大措施,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鼓励学生尝试创业。

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的挑战表现在:首先,在职业教育规模急剧扩大下,教学质量难以满足发展要求,难以适应现实而引发了就业难风暴;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我国一些低端产业造

成了强烈的冲击,作为为整个产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无疑也受到了影响,金融危机将对办学条件和水平低下的职业院校形成直接的冲击;面对金融危机,一些办学不规范的职业院校可能会采取不良的市场行为,破坏职业教育的市场环境。其次,职业院校特别是中职学校近年来连续扩招,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教学资源,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导致教师整体水平相对下降。再次,职业院校与培训机构在应对职业培训市场的能力上,职业培训机构占有优势,培训机构了解劳动力市场,与企业用工结合紧密,组合课程反应快速,培训时段伸缩性大,培训方式灵活多样,经营运作方式基本不受限制。

(三)产生根源

职业教育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什么面临如此的机遇与挑战?其主要根源在于:第一、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并没有改变。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基础,08年下半年,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一定会使中国经济有较大发展。而经济要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对技能型人才的社会需求从根本上不会改变。第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企业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迫切,要技术、要科技含量的企业会越来越多。企业要转型升级,一要靠科技,二要靠人才,对技术水平的提升和职业技能的要求将更为迫切,需要大量的操作型、技能型的人才。第三、企业将会更加注重成本核算和管理。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在竞争形势下,企业会更加注重成本核算,而“物美价廉”的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将会更有竞争力,更受欢迎。第四、企业劳动报酬差距会扩大。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技能型操作工人与普通操作工之间的劳动报酬,将会进一步拉大。

当然,在金融危机面前职业教育吸引力还很不够。不少学生不愿意报考职业院校,一些家长也不同意、不赞成子女接受职业教育。一些地方的职业学校招生遇到困难,也有一些地方的职业教育发展很缓慢。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主观上,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有偏差,存在着轻视职业教育的观念,在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重学历轻技能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措施不够有力。二是客观上,生产服务一线的技能性人才,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还比较偏低。三是职业教育基础薄弱,办学条件也比较差,还不能适应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职业教育经费紧张,投入不足,相当多的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严重不足,特别是缺少双师型的教师;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普教和职教的沟通还有若干不畅通的地方;职业教育必须有企业参加,但是学校和企业的合作缺乏制度的保障,一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职业教育现在还是多头管理,需要系统地整合,达到最优化管理,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从整体职业教育的质量来看,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为社会培养更优秀的技能人才。

二、职业院校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低端产业造成的强烈冲击,职业院校要适应产业升级,为产业升级和劳动力转移服务,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与升级了的产业对接。职业院校在战略分析基础上,要主动适应环境,及时做战略设计和战术选择,把办学资源和教学行动,聚集在自己的强项和最有机会的地方。

(一)、保持积极主动的心态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职业教育将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显得重要,职业教育担当着就业和再就业的战略缓冲角色,职业院校应当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办学模式,更加紧密地与劳动力市场对接;职业院校要主动适应产业升级的变革,与升级的产业对接,对人才培养目标和标准进行调整,提升整体办学水平,加快走出传统办学模式,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强化学生就业能力,适度超前发展。

首先,职业院校要对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就业、失业、待业以及企业减产、停产、倒闭、破产等民生问题采取对策,为产业升级和劳动力转移服务,履行职业教育的公共责任和社会责任,担当就业和再就业的战略缓冲角色。

其次,职业教育要发挥在金融危机中所独有的功能,增加学生在校受教育时段、对失业和待业者进行培训、对返乡农民工进行过渡性培训、因产业升级要对从业者素质和技能要求提高而进行员工升级培训,对失业大学生进行技能培训,借助职业教育体系来化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再次,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紧密程度,决定了职业院校教学的有效程度;对接学校外部的能力,决定了职业院校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拓展学校外部教学空间的能力,决定了职业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职业院校发展还要考虑两个要素,一是学生就业目的地,即社会对技能劳动者的购买力因素,包括产业、行业、厂商、雇主等;二是学校生源始发地,即社会对职业院校学生来源的供应量因素,包括中学(初中)、中学生、中学教师、家长、城乡居民等。

(二)及时做出战略设计

从战略设计上,职业院校要着重解决四方面问题。其一、解决重技能、轻人文的问题。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外部定义为技能教育,甚至把就业导向等同于就业教育,这使职业教育的育人功能被严重弱化。目前职业院校教育教学的难点不在于技能教育,而在于养成教育,在于培养学生的德行品行;教师最难做的岗位不是专任教师,而是做一个称职的班主任。因此,打造职业院校技能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的双引擎,就成为了当前职业院校的首要任务。

其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具有多维能力的教学团队。基于目前职业院校学生素质现状以及产业升级后社会对职业能力的要求,提高学生职业素养成为教学主要目标,因此教师仅仅具有“双师”能力已不适应时代要求,惠州商校实施的“四维教师”模式值得借鉴。

其三、建立与行业、企业紧密联结的机制,向社会延伸学校教育教学空间。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的紧密程度决定了学校教学的有效程度,对接学校外部的能力决定了学校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打破学校教学边界,拓展学校外部教学空间的能力决定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其四、建立与初中、高中联动发展的机制,打造学校生源输送平台。职业院校有效的做法是:中职学校与初中三年级对接,提前导入职业教育,保证不升入高中的学生都能就读职业学校;高职学校与高中三年级对接,提前引入职业教育,保证不升入普通高校的学生都能就读高等职业学校。如果说职业学校要重视生源市场的培育,那么这种对接将是最为有效的培育途径。

(三)适时做出战术选择

从战术选择上看,职业院校为了积极应对产业升级和变革,必须要及时吸纳产业最新信息,创新教学内容方法为就业服务,主动求变抓机遇迎挑战,向社会延伸学校教育教学空间,对人才培养目标和标准进行战略调整,重新设计专业、课程、培养模式、教学形式,提升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学校的变革涉及到教师、教学内容和方法等要素。在不可能增添很多新教师、教学环境不可能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学校又该如何变革?这涉及到教师要升级、教学要升级、培养标准要升级、学生素养要升级、整体办学水平要升级。职业院校必须要回答好五个问题,即教师――“谁来教”,教学内容――“教什么”,教学方法―― “怎么教”,学生――“学什么”,学校运营――“怎么办”。

其一、“谁来教?”要求全体教师参加到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列之中,实现教师的素质、素养、水平和能力的升级,每个教师都要具备教师资格、专业技术资格、心理指导师资格、职业指导师资格,由“双师”向“四维教师”升级,从而能够全面指导学生的发展。

其二、“教什么?”在整个经济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生产运营第一线将会出现很多新技术、新工艺、新的生产运营方式、新的劳动力组织方式,以此来降低能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些内容在中职或高职的课本上没有,大学的课本上也没有,学校教学内容在设计上如果没有与产业同步的话,教学组织越科学、越精细,教学资源的浪费就越大。所以,学校必须花大力气吸纳市场的新信息。

其三、“怎么教?”要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解决职业院校教学如何与产业、企业、岗位等就业目的地结合起来的问题。澳大利亚TAFE学院纺织系的做法是,把一个纺织营销专业班从始至终与企业的一个纺织品牌捆绑在一起,让学生从了解服装品牌的产品设计入手,进而到广告推广、面料采购、仓储运输、生产流程、物流系统、贸易订单、批发经营、卖场销售、专卖店经营、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学生从入学开始全程跟踪至毕业。学生毕业之日,就是该企业录用之时,没有进入企业后的过渡期。

其四、“学什么?”职业教育主要解决学生在知识、技能、态度等方面的问题,并使之得到融合。工科类学生在技能结构上有很强的共性,如果学生在非技能方面具有竞争力,就很容易在就业中占据优势;而商科学生必须具有较高的职业迁移能力,以适应商科专业职业岗位边界模糊的特点。

其五、“怎么办?”在金融危机环境下,学校主要是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学效率,压缩管理链条,扩展管理平面。惠州商业学校的做法就是精细化管理和流程再造。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5篇

金融海啸中，提升法律监督能力

卢劲杉　刘　晶

金融危机背景下，作为国家法律监督者的检察机关该如何直面，就此，本刊专访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人大代表陈旭。

检察风云：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地司法机构相继出台政策，在法治层面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有人提出，金融海啸也考量着我国的司法能量。您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监督者，在执法理念上需要做哪些方面的调整?

陈旭：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经济的挑战，也是对法治的挑战；在检验国家经济承受力的同时，也检验着法律体制的适应力。作为国家法律的监督者，检察机关必须转变执法理念，在应付金融危机，确保上海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提高执法水平。

我一直强调一点，法律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法律本身是一种社会规则、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执行的时候当然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的发展、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

面对金融危机，上海市检察机关特别强调要自觉服务于国家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保持上海国民经济稳定的大局。我们先后制定下发了《上海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的意见》、《关于上海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积极贯彻“四个确保”的通知》，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充分运用检察监督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把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消极因素尽可能地转化为积极因素，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把检察工作放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大局中思考、谋划，要找准检察机关履行职能和服务大局的结合点，不断地把服务大局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上升到制度规范层面。

我们还认为，做好新时期检察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好人民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高度关注民生，重视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针对人民群众对执法司法中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切实承担起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

为了增强检察干警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的自觉性，今年3月，我们全市检察机关开展了“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走进农村、走进基层，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主题实践活动。这“四进四服务”主题实践活动，目的就是增强干警服务大局的意识，增强群众理念，创新干警教育的新模式，使全体检察人员在案件中经受锻炼，接受教育，牢固树立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法宗旨。

当然，还是要坚持打击和保护并重，努力实现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三者统一。要注重从更高层面考虑检察工作的目标、方法和途径，不能就案办案、机械执法。执法想到稳定，办案考虑发展，监督促进和谐，每个检察官都应该以这样的高度去认识和办好每一桩案件。

检察风云：那么自金融危机以来，上海检察机关已经采取了哪些相应的措施呢?

陈旭：紧紧围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市委关于“四个确保”的总体目标，我们及时制定并向各级院下发了有关通知和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完善涉及金融危机案件的处理机制，充分利用打击、监督、保护、防范等法律手段，主动为应对金融危机提供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

所谓“打击”，就是要严厉打击影响经济运行的各类犯罪活动，其中的重点是打击破坏金融、证券管理秩序、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积极查处国家工作人员侵害企业权益、影响企业发展的职务犯罪，还有、造成企业重大损失的渎职犯罪案件。

比如说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他们这段时间以来，密切关注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中各类职务犯罪的新动向，突出查办贪污、挪用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的犯罪，工程招投标、物资采购、工程变更等环节中的贿赂、渎职犯罪；而静安区检察院则针对辖区内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汇聚的特点，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保障市场秩序。

所谓“监督”，就是在查办案件中要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一方面要注意保护和鼓励改革、探索的积极性，同时也要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还有改革探索中出现失误与失职渎职的界限。

所谓“保护”，就是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侵害企业权益的犯罪行为，加强对因金融经济危机引发的融资借贷、投资理财、房地产、商事合同、劳动争议等案件的监督，依法纠正明显有失公平的裁判。

这里，我认为特别要注意保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要依法为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提供司法服务。这一点，静安区、金山区等一些检察院的做法就值得借鉴的。他们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企业内部管理、人事聘用方面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通过检察建议书的形式，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在加强监督的同时，对企业间产生的纠纷，通过释法说理、调解疏导，努力促成案结事了。

另外，上海市的各级检察院还都建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加强对社情、舆情、民情的分析研判，查找可能引起重大事件的危险源。这段时期以来，特别是对因金融经济危机引发的群体性案件，检察干警们都努力做好矛盾化解工作，依法维护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至于“防范”，就是要积极构建风险预测预警机制，预防犯罪。市检察院制定了《上海市检察机关关于进一步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意见》，通过对信息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引发职务犯罪的因素进行归纳、论证，作出案前预测，事先提出预防建议，落实预防措施。这样一来，就可以相对控制和减少职务犯罪。

检察风云：总有人认为，打击和保护并重，这个尺度界限难于把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陈旭：检察机关对于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案件严厉打击，实际上就是保护，就是保护经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讲服务大局，就一定要围绕着党委、政府和一个地区的中心工作。比如说保障民生，有一些直接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案件，我们要进行打击。这是不矛盾的，是一致的，而且是更好体现了法律的本质，法律的本质就是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人民群众服务。

最近党中央批准上海到2020年建成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检察机关就要围绕关系我们国家和上海发展的大局，就要在思想认识、组织机构、工作重点、人员培养等方面全方位地做准备。加强服务，发挥司法机关在“两个中心”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再具体到办案中，在当前经济形势相对严峻的情况下，查办涉及企业的犯

罪案件时，我们就要尤其慎重一点，有些企业一旦查封财产后，可能就不能运转，甚至生存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尽量不轻易查封企业账册，不轻易冻结企业银行账户，努力维护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还有对企业的一些违法违纪高官，我们不是不查处他们的犯罪行为，但是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的方法、时机都要很好地把握一下。

‘

检察风云：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上海检察机关在近段时期以来查办的具有借鉴意义的典型案例?

陈旭：谈到这个，今年2月卢湾区检察院办的一个案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在查处某国企集团的一起重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时，他们了解到，犯罪嫌疑人涉嫌侵吞、挪用公款达700多万元。企业领导急得不得了，本来受金融风暴影响，企业资金就十分吃紧，这样一来不是雪上加霜嘛!这一点检察干警们都看在眼里，他们第一时间赶往资金的流向地――山东省威海市去追查，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成功地追回几经辗转流入某行业协会的700多万元赃款，挽回了企业的重大损失。

在坚决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的同时，急企业之所急，注意积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我觉得，卢湾区办的这个案子应该说值得总结借鉴。

再比如，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部分企业开始裁员或停止招聘，社会的就业压力明显增大，一些不法分子乘机打着招工的幌子，以缴纳体检费、押金、疏通关系费等形式实施诈骗犯罪。闵行区检察院充分注意到这一由新情势引发的问题，重点查处此类案件，审查逮捕此类诈骗犯罪案件5件8人，涉及相关被害人85名。

在职务犯罪预防方面，应该说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比如，市检察院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关于在实施大型客机重大专项建设过程中建立廉洁从业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宝山区检察院与区纪委、监察局联合召开区政府投资重点项目监督检查暨“双优”工作推进会，签订《工程廉洁承诺书》，积极参与区内52个产业项目资金使用监管。嘉定区检察院围绕“保增长”的总体要求，结合“国际汽车城”建设的区位特点，积极开展了“汽车加速度、廉政无事故”职务犯罪专项预防工作。这些应该都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检察风云：您认为，在这一大背景下，目前检察机关工作的开展仍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

陈旭：我想重点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认识问题，另一个是能力水平问题。

在思想认识上，我们常说要有大局观念，检察工作要服务大局，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笼统的概念。就当前形势看，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是党和国家的大局，检察机关自然也负有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对于这场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严重的困难，检察机关可能不如政府、企业特别是经济管理部门、外向型企业等等感受得那么直接、具体、深刻，有不少同志也许还没有看清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所以，我们要继续开展形势任务的教育，积极、主动地开展社会调查研究，进一步充分认识这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对市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广泛影响，正确分析和研究出现的各类新情况、新问题。

在能力水平上，我们要承认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办案能力、工作理念对于现实要求还存在差距。

我认为，提升能力水平，一是要有针对性地提高执法办案的能力水平，放大办案的效果。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内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域，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这就要求我们抓紧学习现代金融知识，增强打击金融犯罪的能力，为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促进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加强金融、证券等经济领域犯罪问题的研究，这样才能正确地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等等罪与非罪的界限。

二是要提高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受金融风暴的影响，经济不景气，许多行业都陷入衰退，企业裁员，人民群众的利益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冲击，、上访问题也在增多。我们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化解矛盾纠纷，真心实意地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解决好，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稳定因素。同时，面对多变的局势，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针对性。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高校融资；债务危机

中图分类：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4－0033－04

一、我国高校债务的现状与危害

1998年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入学比例急剧上升，高校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然而资金供给的增长却没有形成与高校规模扩张相匹配的速度，导致高校资金缺口剧增，对外债务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2007年3月，随着吉林大学债务危机的曝光，高校一直隐而不显的债务问题霍然浮出水面。目前，我国许多高校都承担着由银行贷款形成的高额负债，而且期限结构不合理，债务危机已经形成，不仅对高校教育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负担产生直接负面影响，还可能对我国人才培养体系和金融体系稳定产生潜在危害。

(一)高校债务危机现状

1、高校负债总额大。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快，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缺位，高校大规模举债。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的一项调研表明，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元～2500亿元。2007年9月12日，教育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会上表示，我国高校债务总计约2000多亿元。而在近期召开的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教育界特别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田淑兰表示，目前全国的高校债务已经达到了2400亿元左右。更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高校贷款规模已经达到4000亿元以上，高校债台高筑，危若垒卵，入不敷出已成事实。

2、高校负债结构严重失衡。债务危机不仅体现在总量层面，还表现在负债结构失衡带来的压力。首先，是负债来源结构不合理，高校的主要债权人是国有商业银行。前几年宽松的融资环境、国家对高校办学政策的倾斜，以及金融行业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良好预期，使得高校成为了银行眼中香馍馍。银行对高校这种“质优”贷款的竞争结果在地区上表现为很多高校的贷款来源过于集中在某一家金融机构。其次，从贷款的期限结构来看，高校贷款的种类普遍存在短期贷款比例高，中长期贷款比例较低的现象，导致还款时间过于集中，从而形成巨大的还款压力。

由于高校日常资金流量的平稳性，贷款的集中偿还会在一段时期内对高校资金的平衡造成困扰。这种资金偿付在某一时间区段上的不匹配又会对后续的资金平衡产生滞后影响。现金流量的断源使得高校被迫陷入借债还债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高校债务危机产生的危害

1、债务危机产生的现实危害。高校债务危机首先影响到的就是教学质量的保障与科研水平的提高。目前，我国高校承担的巨额债务已经影响了许多高校健康正常的运行，教学资源和试验设施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更新，科研经费被迫一再缩减，科研活动不能顺利开展。另外，高校负巨额债务运行必然加大学生及家长的负担。我国高校的运转经费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财政投入，二是学生交纳的学杂费。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不像义务教育，国家对高校运转经费的投入只能是极其有限的一部分，剩下的高校的绝大部分运转经费还只能靠学生交纳的学费去填补。为缓解巨额债务负担，高校提高收费标准是必然的事情，迫使近年来学杂费在高校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据资料显示，扩招六年，学杂费在高校收入中的占比逐渐上升，从1999年的16.01％上升到2005年的20.72％，涨幅超过4个百分点。2005年普通高校学费和杂费共计达到1553.1亿元，分别比1992、2000和2004年增长34，4倍、1.6倍和15.3％，增幅比同期普通高校招生数高28.7倍、0.3倍和2.5个百分点。国家对于学费的收费标准一直都有明确的限制，因此，杂费等教育收费项目将是高校不断提高收费标准的重要项目。换言之，学生家长将会成为高校巨额债务的最终买单者。

2、高校债务危机的潜在危害。高校债务危机产生的危害不仅影响了教学质量，加重了学生家长的负担，它还可能将通过一系列反应对高校和金融体系产生潜在的危害，对社会各个方面造成更为深远的消极影响。首先，直接的问题就是债务危机可能导致高校破产。随着高校债务问题越来越显露，有的大学已经在亏损运行，连债务利息都无法偿还，而且大学债务的责任人缺位，非常类似于过去的国有企业债务问题。尽管事实上存在着国家对高校的隐形担保，但在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直接投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高校甚至是某些教育部重点高校的破产也并非危言耸听。再者，高校债务问题蕴含着巨大金融风险。巨额负债形成了放贷银行的不良贷款，直接损害到银行的正常经营。国家审计署向社会公布的对中国农业银行2004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的审计结果显示，中国农业银行部分信贷业务存在潜在风险，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高校形成的债务风险。当前高校贷款普遍以学费收费权作质押，而学费收入属财政性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一旦高校贷款到期不能偿还，银行难以真正实现对收费权的质押权利。这些因素都将对银行体系的资产安全产生潜在的风险，高校债务危机对金融市场的稳定也造成了不利影响。

二、我国高校债务危机的主要成因分析

形成我国高校债务危机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包括国家财政投入不足、高校风险意识淡薄、管理弱化、银行盲目授信放贷等等。但笔者认为，高校经费来源不足与资金的管理运作缺陷是造成高校债务危机最重要的原因。

(一)高校经费来源不足

1、国家财政投入相对不足。根据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国家承诺于2004年以前，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实现4％的目标。但这一目标始终没有达到，一直在2.4％～2.8％之间徘徊。尽管国家预算内教育经费在不断增长，而且显著快于GDP的增长速度，但财政收入增长量的70％被用于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高等教育支出甚至出现负增长。当然，义务教育是一国发展的根本，强调国家对高校的投入并不是要否定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在一国的教育发展中同等重要，但切忌顾此失彼。一旦高校资不抵债，最终也只能由国家财政埋单。

2、高校融资渠道狭窄。在我国，由于高等教育绝大部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承办，一旦高校缺钱，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就成为补充高校资金来源不足的不二人选。这种单一的债务融资方式使其抗风险能力非常弱，面对巨大的债务压力，造血功能严重不足

的高校只有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和学杂费收入。相比于国外高校的经费来源渠道的多元化，除了政府财政拨款之外，通过市场化运作向社会融资已经成为高校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发行教育和债券、进行校企合作、争取校友捐赠等方式，而我国高校过分依赖于银行贷款，只有少数的上市公司，如北大青鸟、大红鹰等通过举办高等教育而让学校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主体，也出现了新东方等这些比较成功的教育企业上市，但这样的市场化其实也只是资本市场对高等教育的反哺，对于整个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并没有强大的推动力。

(二)高校资金管理运作存在缺陷

1、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2006年，国内先后爆出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挪用资金炒股的问题，大学参与证券市场的投资，给学校带来不是资金收益，而是巨大的损失。同时，近些年高校大兴土木，圈地扩建，耗资巨大修建豪华图书馆、体育场甚至校门的新闻屡屡出现，不断向人们揭示高校在资金管理运作上的诸多问题。这固然与目前对高校评价体制有一定的关系，“211”、“985”工程的评选对硬件设施会有一定的要求，以及各大高校之间的相互攀比，都成为高校“乱花钱”的诱因。但是，高校内部对于资金管理机制的弱化，才是造成这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以及资金滥用的根源。高校内部对于资金的管理存在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是内在约束机制不足，缺乏有效监督控制体系；其二是高校在进行资金运作时风险意识淡薄，高风险、盲目的投资使得高校债台高筑。

2、外部约束体系缺失。高校内部在资金管理运作体系上存在漏洞的同时，我国对于高校投融资以及资金运作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也相应欠缺，双方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了严重后果。根据《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相关解释，对于高校融资行为的法律规定中有一些欠妥甚至矛盾之处，高校介入资本市场存在法律盲点，高校融资的一些实际操作也与相关法律法规有悖。例如，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高校授信是难以落实抵押担保措施的，但实际上，银行向高校大量放贷是依靠政府的隐性担保完成的。本属于商业领域的借贷已经涉及到了政府，事实上也是如此操作的，但对于这样的借贷行为及其性质仍然没有出台确定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保障。这些制度和法律的缺失也是造成高校融资易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三、化解我国高校债务危机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办学与投资体制

毋庸置疑，国家和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管理的主体和举办主体之一，有责任对高等教育提供强有力的经费保障。但如果将国家和政府作为唯一的举办主体和投资主体，那么高等教育投资将成为国家难以承担的重负。因此，办学体制多元化，办学机制灵活化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高校债务危机问题的必然要求。从具体方式上看，应加大高等教育私有投入的比重，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加快民办高校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加强国际合作办学的力度，吸引外资来支持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等。从总体上看，应尽快完善我国高校的办学体系和投资体系，高校办学与投资应实行主体多元化。此外，也应充分调动社会投资主体投资办学的积极性，形成多种力量投资办学的新体制和新格局。

(二)将外汇储备注资作为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新思路

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万亿，规模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过高的外汇储备会引发资产风险，过多的外汇债权意味着本国资源外流严重，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会影响竞争力的提高。而动用外汇储备对高校进行注资，对于防止教育贬值和提升人力资本以及夯实能力储备而言，不失为一个战略举措。因此，应充分发挥外汇储备对于国内经济的支持作用，将外汇储备注资作为财政缺位的有效补充。外汇储备注资高校在能够找到法律的支撑，同时在操作上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在法律层面上，央行对于外汇储备具有持有、管理和经营的职责，同时《教育法》也支持金融信贷手段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操作上，高校能直接运用外汇储备，从而具有成本优势和灵活性，直接引进世界一流教授，加强公派留学生力度，使高校能够有能力全面实施“请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外汇储备对高校注资不失为财政拨款不足的有益补充，可以将其作为化解高校债务危机问题的新思路。

(三)提高高校市场融资能力

综合国外许多高校的实践经验，高校经费来源除了政府拨款以外，通过市场运作向社会融资已成为高校的一个重要途径。高校要通过多渠道实现融资规模效益，在银行借款之外，还可以进行校企联合办学，可以同时解决高校资金不足和毕业生就业问题，还要加大教育开发力度，实现科学技术的有偿服务；另外还有诸如建立大学基金会、发行教育债券或教育、股权融资和信托融资、发展校办产业以及与企业进行互利合作等。此外，建立健全的高等教育社会募捐机制也不失为高校融资的一计良策。在这种募捐机制中，可以包括有面向全社会的公益型高教基金，也可以通过挖掘与整合校友资源，充分发挥校友对母校社会资本的融资功能，构建校友对高校发展的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等。将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市场化运作的成功经验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国可以以民办高等教育为高校市场化的突破口，率先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有益的尝试，利用资本市场的发展带动民办高等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开拓更加广阔的融资空间。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7篇

主题词：作用 重点 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股市暴跌、许多企业倒闭、大面积人员减薪或下岗等…据中国人民大学最近初步预计，中国的直接损失在3 600亿美元左右。作为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应充分发挥其在金融危机“病害”中的抑制作用，发现苗头、提前预警，揭示金融危机对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影响，并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全局、从苗头到趋势、从表象到里层，进行深层次分析和反映，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一、金融危机环境下国家审计应发挥的作用

1.防御作用

围绕“保增长、抓转型、重民生、促稳定、提效能”的工作主线，国家审计应做到主动出击、积极应对，关注和防范当前经济社会运行中财政、金融等风险。通过实施国际金融危机对政府负债等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等项目，及时提出应对金融危机的改革体制、健全法制、完善制度、规范机制、强化管理、防范风险的建议，提高经济社会运行质量和绩效。通过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影响状况专项审计调查，摸清中小企业基本情况，了解一系列扶持政策的落实情况，揭示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促进中小企业平稳较快发展的建议等。

2.建设性作用

刘审计长指出：“建设性决定着审计的生命力，决定着审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决定着审计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决定着审计能够在多宽的领域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在揭示问题、查处问题的基础上，更好、更多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这就是建设性，就是全面发挥审计免疫功能的体现。”国家审计应通过专项审计调查等方式，利用专业优势，在金融危机环境下应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比较和借鉴中，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从微观、宏观等方面提出审计建议，为国家、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文件，制定相关措施，对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大系统中不适应的部分和政策作出调整或进行不同程度范围的重新构建，以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

3.监视与制约作用

人体免疫系统的免疫监视功能，通过消灭发现的突变细胞，维持人体的健康。金融危机下对于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系统来说，违法违规和绩效低下就是系统中的“突变细胞”，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而驰的。对于国家审计来说，通过对金融危机环境下违法违规和绩效低下问题的揭示和查处，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审计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的基本职能之一。通过财政审计，审计政府部门预算执行情况、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情况、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促进被审单位严格执行各项财经法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在金融危机环境下使国家有关计划和宏观调控措施落到实处。通过国有金融机构审计，检查其国家各项金融法规政策和财务法规的遵守情况。重点审计贷款主体是否符合要求，贷后监管是否到位；总部对分支机构在风险控制、资金清算、财务管理等方面监督和控制是否到位；不良资产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等，以应对金融危机环境下对金融机构的冲击。通过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审计，检查财务核算是否真实，经营活动是否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决策是否得当，管理是否有效，使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环境下能够控制着国家经济的命脉，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安全守护者的重要角色得到加强。通过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资金的审计，揭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问题，使国家用好“民生钱”，实现一手抓民生，一手应对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环境下审计机关工作重点

1．在宏观政策方面

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发挥审计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用，加大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审计，按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求，从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和土地政策等方面揭示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加强对中央关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相关政策实施情况的审计，从抑制新增过剩产能、推动重点行业节能减排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入手，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开展金融危机对政府负债影响的审计，在全面掌握政府负债规模和管理的基础上，分析政府负债在扩大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提出加强负债管理、控制财政风险的建议。

2.经济安全方面

金融危机环境下，审计机关开展了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的审计，分析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完善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和建议，确保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的落实到位和有效使用。

3.建设项目方面

公共投资项目建设是我国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贪污腐败现象多发的重点领域，对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影响。审计机关把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结合起来，把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作为重点，加强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的进行审计监督。

4.资金资产方面

金融危机环境下，审计机关开展了对资金进行审计，包括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将财政资金的规模、结构和使用效益一并进行审计，促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同时跟踪分析信贷资金的变动情况，审计银行贷款的投向，防止产生新的不良资产，防止境内国有资产的流失，保障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金融危机环境下国家审计发挥作用的几点建议

1．解放思想，审计观念大转变

金融危机环境下国家审计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审计工作的根本目标，把提高依法审计能力，实现审计工作的科学发展作为有效履行职责的重要途径，开展审计工作，注重从宏观的、制度的层面关注问题，提出建议，当好参谋。树立优质服务理念。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把审计工作的着力点放到为促进民生工程、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上来，重点是安排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专项资金审计项目。从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的宏观层面去认识和分析，寻找发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切实提高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 树立和谐审计理念，与有关部门、单位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促进审计成果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积极营造良好的审计工作环境。树立文明审计理念，把文明审计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全过程，做到依法审计秉公执法。

2．紧扣关键，提升审计工作水平

金融危机环境下国家审计要树立大局意识，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为目标，进一步深化预算执行审计。注重从财政资金投入项目入手，以项目执行为主线，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和管理层面分析原因、提出建议；以节约政府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开展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审计；根据组织部门的委托，认真搞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加大任中审计力度。 树立创新意识，努力推进审计工作创新。审计工作既要坚持依法审计，按规矩办事，又要大胆创新。要充分运用内部控制测试、分析性复核、重要性水平确定与审计风险分析等审计技术，不断提高审计工作的技术含量。增强整改意识，大力推进整改落实。国家审计要在抓落实上下功夫，督促被审计单位限期整改并报送情况，政府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报告，实行限时督办。树立服务意识，全力推进民生项目审计，进一步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资金、社会各界关注的民生问题的审计力度，促进惠民政策落实到位，使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每一位群众身上。

3．加强建设，打造高素质审计队伍

金融危机环境下国家审计要切实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勇于实践，增强服务形成上下联动、紧密配合、整体协作的审计组织机制，切实提高执行力。要以依法审计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建设为核心，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审计人员的实战能力。严格落实审计署制定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认真执行审计项目各环节的质量标准和控制要求，加强对审计项目质量的检查考核，以过硬的审计质量确保审计机关的权威。要紧密结合审计工作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依托审计抓廉政，抓好廉政促审计，切实提高审计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4．进一步发挥审计在防范各类风险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金融危机是经济风险的集聚期，同时国家经济转型到现阶段，也进入了各类风险的高发期。因此，审计机关必须要把防范风险作为当前的审计重点，在今年的审计中既要关注金融危机给我省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也要关注可能会影响财政风险的各种因素，如政府负债、金融状况等等。发挥审计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关键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如何更好地发挥审计的揭露性功能、抵御性功能和预防性功能，上述三个功能在目前的审计实践中最薄弱的就是预防性功能的发挥。

5．注重发挥审计在维护民生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金融危机往往会衔生出许多社会问题，这就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提出考验，也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与审计工作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国家审计要站在维护民生、促进稳定的高度，认真组织实施涉及民生的各类项目。由于涉及民生的审计项目往往具有点多面广的特点，因此对这类项目更要注意结合各地的实际，把群众的关注点，善于做好综合分析，力求从体制、机制和管理的层面提出审计的建设性意见。（作者：胡德才 魏海峰江苏省邳州市审计局）

参考文献

1.《关于深化金融审计的几点思考》，网络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8篇

危机与机遇共存

时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主任施罗伊斯教授认为：金融危机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将削弱各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财力和政治意愿。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让全球投资者关注那些有长期增长前景的投资领域，如新能源领域。金融危机让人们更加关注能源效率的提高，因为提高能效意味着降低成本。

同时，她还认为，金融危机为中国加大对新能源的投入提供了机会。“近年来，中国已在提高能效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要想在未来更具竞争力，能源利用率还需进一步提高。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需加大投资力度促进经济增长，而投资新能源以及提高能效的行业既有利于当下经济发展，同时也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非常有利。”

多向解读一

危机与机遇共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因此，面对危机，我们不能因它的的危害而裹足不前，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它的危害下面所蕴藏着的发展机遇。抓住了这一机遇，就可能在未来的世界浪潮中占据重要地位。

适用话题

勇气 危机与机遇 辩证看待危机

多向解读二

对于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可以这样思考：这次金融风暴是怎样产生的？危机它的危害有多严重？它将持继多久？它除了对金融业产生危害外，还对哪些方面产生影响？通过这样的追问，我们就能从它的表面现象中，挖掘出它的特性，从而采用应对的措施！

适用话题

问 联系 表象与本质

多向解读三

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的人谈“金”色变，以为世界经济将由此而倒退不知多少年。影响是肯定有的，但我们更要有面对危机的心态。有的人悲观失望、只看到消极影响，于是惊慌失措；有的人乐观，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因而镇静自若。不同心态必将决定不同的命运，人如此，国家亦如此！

适用话题

积极面对 悲观与乐观 态度决定命运

多向解读四

面对危机，我们只能一筹莫展，毫无办法？肯定不能，我们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发挥自己的潜能，运用慧眼，找到克服它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把危机降到最小的程度，也才能在这场危机中安然无恙。

适用话题

智慧 潜能 给我一双慧眼

多向解读五

这是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置之度外。要渡过危机，只有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团结合作。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置若罔闻，受害的不仅仅只是自己。因此，大家精诚团结，才能达到共赢。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的经济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高等职业院校教育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为及时准确地对金融危机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作出决策和判断．本文对金融危机下的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环境、文化环境、招生就业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切实做好高职生的教育和就业指导工作。

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市场，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导致企业生产减缓、停顿，甚至倒闭破产。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也影响到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说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直接的、严重的、深远的。

1．金融危机对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环境的影响

1．1金融危机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引致需求

在市场经济中，各个高等职业院校对学生的需求情况直接受制于各个企业对各种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的需求情况具体说，如果市场和企业的发展环境好，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数量就大，这样就促进高等职业院校培养出更多适合各个技能岗位的优秀学生，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数量的需求也就随之良性地增大了；相反，如果市场和企业的发展环境差，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萎缩，失业人数逐渐增多，就势必加大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度，这样学生对在校教育后就业的信心降低，从而使得高等职业院校对学生数量的需求也就随之不断减少了。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混乱、企业破产、失业人口急剧增长、全球经济放缓，而外部需求的减少、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等因素使我国经济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对于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急剧减少，导致高等职业教育的引致需求降低，从而给高等职业院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2内涵发展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有效内需

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与发展．是指高等职业教育中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及科研成果数量的增加。大力促进高职院校内涵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居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凸显，选择教育质量高、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好、动手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强、就业面广的社会心态剧增。面对这种情况，高等职业教育应作出内涵发展的应对，追求有品质的教育，发挥出先进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与特色，为企业和社会培养更适合的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

1．3金融危机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环境的理性预期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教育是一种投资，接受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它具有投资的共性。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投资是否值得，主要取决于教育的成本支付与教育未来预期收益的大小比较。首先，从成本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实行成本分担制度，国家财政大约承担四分之三的培养成本，学生本人承担四分之一的成本。其中学费、书费、住宿费、生活费及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构成了学生家庭投资教育的全部成本；其次，从收益角度看，尽管学生家庭负担了不菲的教育成本，但几乎所有家庭还是愿意花费这样的支出．这是因为教育作为一种长期投资，能够在未来的时间里在受教育者身上获得收益，这种收益包括受教育者在未来获得更多货币收入及非货币收入，后者如较好的工作环境、社会保障、较高的社会地位及个人可持续发展潜力、综合素质的提高等：最后，从风险角度看，教育投资与其他投资一样，依然存在投资风险。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风险、预期收入风险、专业风险等都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一切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

在金融危机的世界背景下，一方面教育投资的绝对成本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居民家庭预期收入下降而使教育相对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教育预期收益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经济危机带来的悲观社会心理预期，教育的预期收益在下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教育的风险成本在扩大。总之，金融危机使教育成本和风险增加、教育预期收益下降、教育投资最大化利益下降、家庭投资教育的热情与信心下降，大众对教育的消费将更趋理性，金融危机将使高等教育投资能力下降。

2．金融危机对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环境的影响

2．1金融危机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理性回归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随着当年开始的全国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以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迅速增长为主要标志，高职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另外．同家已经启动了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决定重点支持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目的就是通过示范建设．带动全国高职院校办出特色，提高水平。“十一五”期间．为社会输送1100多万名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得到’r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称赞。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曾给我国高等教育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时至今日，我国高校在校生数增长了5倍，但历史不会重演。2008年9月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高等教育又形成了巨大挑战。与10年前相比，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为高校扩招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国家政策也支持银行大量贷款给高校建新校舍，以适应迅速膨胀的办学需求。现在．高等教育正处于发展过快、办学和教育经费紧缺、招生和毕业生就业比较难、社会需求又处于低迷状态的阶段，使我们对当下的高等职业教育有了理性的回归，不再一味地赞扬和保有乐观的态度，认清了金融危机下高等职业院校面l临的问题和挑战

2．2金融危机对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的反作用力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基本动因源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最直接的动力还是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调整。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加大了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调控力度，政府先后出台了两年内四万亿的托动内需计划为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及经济振兴的要求，政府提出要“优化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由此可见，存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了早日实现经济复苏，解决事关民生大计的就业问题．政府无论是从政策，还是从舆论导向．以及经费投入上．都会给予高等职业教育以更大的支持，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师资队伍、示范专业建设和开发、课程细化调整、职业发展规划拓展教育、校园先进设施设备、虚拟化网络教学平台等文化领域的建设。

2_3金融危机对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发展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方面发展的影响非常大，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2．3．1对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的影响。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当下企业的需求更偏向于高技能和实用性的人才，这就对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各个高校最缺的是应用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即应用型教师。

2_3．2办学模式的转变。金融危机下高等职业院校应从单一办学向多元化发展办学模式转变。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以学养学的模式难以支撑高职院校的发展．因此从单一办学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变成为一种必然，以提高高职院校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3_3专业调整和课程内容改革问题。这些年来．我国许多高职院校几乎都设置了一些热门专业，如财政金融、会计、外语专业、工商管理等。金融危机中，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金融人才，下岗最多的恐怕也是金融人才。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专业结构的调整。除了专业方面的调整外．高职院校还要对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材内容等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培养金融危机环境下社会所紧需的人才。

2_3．4学生职业发展能力欠缺。目前，我国职业发展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学生们对自身的职业发展往往缺乏科学合理的认识及整体规划，由此出现了盲目报考高校、盲目就业等一系列现象。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我国大学生就业难、择业盲目的问题尤为突出。

3．金融危机对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和就业环境的影响

3．1金融危机对高职院校招生环境的影响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与经费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人就业发生困难，很多家庭收入减少，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学业。这样家庭的孩子．可能就不会选择上学，而是出去打工减轻家庭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些人，对金融危机下高校毕业后的前景没有信心，认为上学和不上学一样找不到工作，所以也放弃了上高等职业院校读书的想法。根据上面的分析，金融危机对高职院校招生的影响都是负面的。但实际情况也不全是这样，一些高中毕业生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选择到高校来读书：一些企业的员工应不适应金融危机下企业对员工工作技能和素质的要求，到高等职业院校进行定期深造等，这些都给高等职业院校招生带来了新的契机。因此，需要辩证地看待金融危机对高等院校招生问题的影响。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多德—弗兰克法案；发行与分配

中图分类号：F8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6-0062-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6.14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发展，资产证券化以其先进的融资理念以及复杂的结构化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证券化产品已经成为交易量和发行量最大的金融产品，成为联结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重要桥梁。

资产证券化在金融危机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中，过度资产证券化积聚的信用风险集中爆发，各种结构化金融产品的价格急剧下跌，信用幅差大幅上升，市场的流动性大大降低，进而波及到了整个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信用衍生品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推出加强资产证券化金融监管的改革措施。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长达两千多页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提出了多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留存和加强对投资者的信息披露两个方面。该法案规定，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或者发行人必须保留部分信用风险，以实现“利益共享（Skin in the game）”。该法案被称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影响最深远、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旨在解决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从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纳税人的利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另外，相关条款严格规定了发行人以及相关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修订关于资产证券化产品注册、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的监管规则《Regulation AB》，以落实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监管要求。

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了巴塞尔协议Ⅲ的正式修订稿，提出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要求，主要是提高了资产再证券化的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要求审慎使用信用评级，强调商业银行应对资产证券化的贷款组合进行尽职调查。在巴塞尔协议Ⅲ的正式修订稿公布以后，我国银监会2009年12月颁布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

随着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在2009年重启证券化市场，我国重启资产证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央行在《金融稳定报告2010》中肯定了“资产证券化是发展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2013年2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规定，证券公司可以成为证券化产品的做市商，按照交易场所的规则为产品提供流动。

当前，大多数资产证券化监管办法还处在制定和试行阶段，资产证券化监管办法应该怎样制定和完善？新监管办法对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如何？在完成最后评估之前，资产证券化的具体监管办法还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资产证券化与金融危机

资产证券化是指以贷款组合或其他资产组合产生的现金流为依据，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过程。住房贷款证券化是最早的资产证券化形式，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早期证券化产品的主要形式是过手债券，以住房贷款作为基础资产。此后，证券化产品的结构不断复杂化，出现了不同优先档次的证券，供不同风险偏好程度的投资者进行多样化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以其他贷款组合为依据的资产证券化，有商业房地产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商业贷款、设备贷款和贸易贷款等等。同时，发行人以证券化产品为依据进行再次资产证券化，出现了CDO（Coll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2和CDO3等结构更为复杂的产品。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各种贷款的证券化比例不断上升，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量与交易量巨大。从2001至2006年，次级贷款与次优贷款的证券化比例从46%上升至81%。在次贷危机之前，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额呈直线上升的态势，但是从2007年开始，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额快速下降至近二十年来最低点。

在金融危机中，以住房贷款、商业房地产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商业贷款等为依据的证券化产品价格急剧下跌，信用风险幅差大大上升，甚至有的证券化产品信用幅差上升到历史平均水平的300倍（Fed，2010）[1]。

在金融危机中，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及其监管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由于证券化的交易结构复杂，环节众多，使得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证券化的发行人从放贷机构购买贷款资产进行证券化，则放贷机构比发行人拥有更多关于贷款风险的信息。在证券化条件下，放贷机构可能放松贷款的审查标准。其次，发行人比投资者更了解贷款组合的风险状况，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保留信用风险相对较低的贷款，将信用风险较高的贷款实行证券化。

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各界普遍将次贷危机归因于“发行与分配（Originate to distribution）”的资产证券化模式。“发行与分配”模式是指放贷机构发放大量的贷款，然后进行资产证券化，并将证券化产品出售给投资者。由于放贷机构以资产证券化为目的发放贷款，不需要长期持有贷款组合，从而缺乏严格审查贷款条件的动机，甚至违规贷款，从而降低了贷款的质量。

图2是发行与分配模式的示意图，图中的经纪人和商业银行将已发放的贷款重新捆绑之后，销售给负责证券化的私人机构和政府机构，获取贷款手续费和服务手续费。经纪人和商业银行只关心贷款规模，不关心贷款质量。投资者关心贷款质量，但是不能控制贷款质量，并且在贷款质量信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已有文献表明，资产证券化与贷款组合质量下降关系密切。例如，Keys et al.（2010）[2]发现，发行人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购买的次级贷款的违约概率高于信用等级更低的次级贷款。Piskorski et al.（2010）[3]的实证研究表明，资产证券化的贷款组合的违约概率远远高于银行持有的贷款组合。

由于证券化产品市场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因为信用评级机构是受发行人的委托提供信用评级，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人为地提高证券化产品的信用评级，从而引发道德风险。在金融危机中，证券化产品的价值快速缩水，信用评级被证明是严重高估。金融危机之后，解决信用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问题，改变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成为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重点。

三、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内容

（一）信用风险留存

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证券化的发起人或发行人应至少保留所有贷款组合5%的信用风险，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分别制定豁免条款，并规定发起人和发行人不得转移和对冲保留的信用风险，以此促使发起人和发行人严格控制贷款质量，解决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如果贷款组合的发放标准符合监管机构的特定要求，可以适当减少信用风险的留存比例。

1.免予信用风险留存的证券化产品。监管办法对符合条件的证券化产品免予信用风险留存，主要包括“合格个人住房贷款”以及满足特定条件的商业房地产贷款、商业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等等。豁免条款按照贷款类型分别制定，其要求的贷款发放标准高于银行现行的贷款发放标准，从而促使放贷机构严格贷款发放标准，降低信用风险。

在监管办法中，“合格个人住房贷款”被限定为以一个到四个家庭的住房为第一顺序抵押的、终结性购房贷款或者融资贷款。为了保证“合格个人住房贷款”的质量，监管办法规定了贷款发放标准，主要包括：（a）最大偿债比例。偿债比例是每月偿债金额占收入的比重。住房贷款的最大偿债比例为28%，所有贷款的最大偿债比例为36%。（b）最大贷款比例。在购房条件下，借款人的最大贷款比例不超过80%。在融资条件下，如果借款人调整已有贷款的期限和利率，最大贷款比例不得超过75%。如借款人通过重新融资进行提现，最大贷款比例不得超过70%。（c）最低首付比例。借款人首付款应包括：借款人支付的各项费用、住房购买价格或者市场价格中较低者的20%以及住房购买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部分。监管办法还制定了排除规则：“合格个人住房贷款”不包括任何负摊还贷款、仅付利息贷款和存续期间利率显著上升的贷款。此外，监管办法制定了其他类型贷款的发放标准，对符合要求的、信用风险较小的商业贷款、商业房地产贷款和汽车贷款的资产证券化免予信用风险留存限制。

2.信用风险配置方法。为了适应多种资产证券化形式的需要，监管办法制订了灵活的可供选择的信用风险配置方法，主要包括垂直风险留存法、水平风险留存法、L形风险留存法和代表性样本法等等。垂直风险留存法和水平风险留存法如图2所示。在垂直风险留存法下，不管各个档次证券的风险收益性质如何，以及是否存在名义本金，是否以权益证明的形式发行，发行人至少留存每个档次的证券化产品的5%。在水平风险留存法下，发行人应该承担贷款组合5%的第一违约损失。在95%的其他证券得到偿付之前，发行人不能得到任何的本金收入。

L形风险留存法是垂直风险留存法与水平风险留存法的混合，发行人保留的信用风险至少50%是垂直风险，剩下的50%为水平风险。代表性样本法下，发行人保留部分随机选择的贷款组合。发行人按照特定要求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使得保留的贷款组合与证券化的贷款组合在各方面都相同。

此外，监管办法还规定，除了5%的信用风险留存，证券化过程中的发行溢价以及销售仅付利息证券产生的“现金储蓄帐户”必须保留在特定的独立帐户中，不能被提前确认为发行收益，以弥补未来贷款组合可能的违约损失。信用风险可以由任何贷款组合占比为20%以上的放贷机构保留，发行人负责各个放贷机构之间的协调，并确保放贷机构不会转移和对冲保留的信用风险。

3.禁止转移和对冲留存的信用风险。监管办法禁止发行人及其附属机构转移和对冲留存的信用风险，但是却允许发行人转移和对冲留存的特定信用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包括市场利率整体波动的利率风险、系列金融产品价值波动的风险和证券化产品的价格指数风险。同时，监管办法禁止发行人及其附属机构以留存的信用风险进行抵押，但是允许发行人转移和对冲其他相似的证券化产品的信用风险。

（二）信息披露与信用评级机构监管

1.信息披露。多德—弗兰克法案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发行人披露贷款层面以及提供担保的信息，并及时披露贷款组合已经实现以及尚未实现的回购行为，并且废止了证券化产品自动免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的条款。

贷款发放机构必须合理审慎发放贷款。在贷款组合中，不符合发放标准的任何贷款，必须得到更加充分的披露。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审慎履职报告必须保证“披露的贷款层面信息在各个方面都是准确的”。同时，审慎履职规则也适用于提供任何专业报告的第三方。第三方可以提供证券化资产的评估报告，但是必须满足以下任何条件：（a）在报告中明确同意以专家身份提供评估意见；（b）发行人采纳其评估结果。第三方的评估过程以及评估结果必须得到充分披露，发行人必须保证公众可以获得任何第三方的评估意见和评估结果。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修订《Regulation AB》，其要求分别说明各个放贷机构发放的贷款的信息、放贷机构提供的补偿措施的性质和程度、留存的5%信用风险在放贷机构和发行人之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各个放贷机构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回购交易，从而使得投资者可以区分不同放贷机构的放贷标准。同时，发行人必须出具审慎履职报告并及时提供给投资者。

2.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在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方面，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在任何附有信用评级的报告中，信用评级机构应详细描述发行人为证券化产品提供的担保和保证，以及担保和保证的实现机制，并说明这种担保和保证的实现机制与其他证券化产品的区别。此外，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监管机构削弱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

四、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难点及其影响

（一）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面临的难题

首先，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监管机构削弱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但是信用评级是投资者判断证券化产品信用风险的主要依据，也是监管机构计提证券化产品的风险资本的唯一依据，其作用仍然不可替代，监管机构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来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未来可能的改革趋势就是禁止由发行人自行指定证券化产品的信用评级机构，但是这种措施的具体落实难度很大。

其次，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的新会计准则规定，如果发行人保留了证券化资产的部分风险、收益和控制权，则不能认定为已将证券化资产进行真实销售，而应该继续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中。在信用风险留存的监管办法实施之后，如果证券化资产不能认定为真实销售，发行人就不可能提前收回资本金，资产证券化的积极作用就会受到不利影响。换言之，依据现存的监管框架，留存了部分信用风险的资产证券化不能认定为真实销售，而在会计意义上的真实销售才能免于计提风险资本。未来改革的趋势就在于如何解决现存的监管框架和新会计准则之间的制度冲突。

再次，《Regulation AB》正在修订贷款层面的信息披露要求。由于贷款组合的类型不同，贷款层面的信息细节也不完全相同，这些信息细节的设计难以具体落实。个人住房贷款和商业房地产贷款的贷款层面信息比较容易设计，但是应收贷款和信用卡贷款是否要求提供每笔贷款细节，仍然面临争议，具体落实的难度也较大。

（二）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影响

新的监管办法可以提高市场透明度，保护投资者权益，但是也存在其他不可预知的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在新的监管办法下，资产证券化的作用将受到限制，其吸引力将大大降低。信用风险留存的监管办法提高了放贷机构计提的风险资本要求，降低了放贷机构快速回收资本的能力，增加了放贷机构和发行人的成本，从而使得资产证券化作为监管套利的工具的吸引力下降。为了达到豁免条款的要求，放贷机构会提高贷款标准的要求，从而降低信贷资金的可获得性以及金融市场信贷扩张的速度，并最终影响美国整体经济的复苏。

准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新的监管办法有利于房地美、房利美和住房金融署等准政府机构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不利于私人机构的发展。房地美、房利美和住房金融署具有政府机构的保证和担保，容易满足豁免条款的要求，从而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取得对私人机构的比较优势。当前，美国住房贷款证券化有98%是房地美、房利美和住房金融署实施的，因此，信用风险留存的监管办法对资产证券化的整体影响在短期内有限，不会对融资成本上升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不利私人机构资产证券化的复苏和发展。

五、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改革

我国资产证券化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2005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首批试点，分别发行了“开元”、“建元”两只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各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行量快速增加。截至2008年11月，我国总共实现信贷资产证券化19单，发行总额约670亿元。随着美国爆发次贷危机，2009年我国暂停了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

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主要是提高了资本金的计提标准以及信息披露的要求。与美国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相比，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幅度相对较小。结合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现实特点，借鉴美国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和巴塞尔协议Ⅲ的做法，应从以下方面加强和完善监管。

（一）严格限制证券化产品的复杂程度

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重新审视资产证券化的功能和风险。资产证券化具有提高资产流动性和转移分散风险等功能，却不能消除风险。证券化产品的过度创新加剧了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次贷危机之前，证券化产品市场不断创新，先是推出了各种分层结构的CDO以及仅付利息和仅付本金的剥离型证券，后来又出现了再次资产证券化的CDO2和CDO3等结构更为复杂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作为传统资产证券化和信用衍生品相结合的结构化金融技术，推出了信用联结票据、信用违约互换和总收益互换等信用衍生品。伴随着证券化产品的不断创新，监管机构的监管却没有及时地跟进，仍然按照传统方法监管结构复杂的证券化产品，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道德风险日趋严重。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主要问题不是过度资产证券化，而是资产证券化的金融创新不足，资产证券化的比例过低。美国信贷资产实行证券化的比例约为50%，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比例几乎可以不计。我国应该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降低证券化产品的复杂程度，严格限制再次资产证券化，禁止发行剥离型证券、CDO2和CDO3等结构过于复杂的证券化产品，减少资产证券化的信息不对称，防范资产证券化的道德风险。

（二）强化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纪律

在次贷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次贷危机之后，解决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改变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成为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重点。在这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都没有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巴塞尔协议Ⅲ仍然以信用评级为依据计提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暴露的资本金，只是提高了部分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信用评级机构详细描述发行人为证券化产品提供的担保和保证，以及担保和保证的实现机制，并说明这种担保和保证的实现机制与其他证券化产品的区别。

我国应该吸取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可以考虑禁止发行人自行指定信用评级机构的做法，解决信用评级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和受托人的利益冲突，防范道德风险，保证信用评级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其次，强化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监督机制。我国应该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加强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强化市场纪律，降低投资风险。在投资者因为信用评级的误导遭受损失的时候，可以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对投资者进行适当的补偿。信用评级机构应该披露信用评级的历史纪录，使得投资者可以正确评价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及信用评级的准确性。

（三）实行信用风险留存

信用风险留存是美国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有别于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以解决“发行与分配”的资产证券化模式的缺陷，促使放贷机构严格执行贷款组合的发放标准。在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各种贷款有50%以上实行了资产证券化。在信用风险留存的情况下，放贷机构由于保留了部分证券化产品的信用风险，通常会努力提高贷款质量，并尽心尽力减少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从而可以有效防范资产证券化的道德风险。

我国各种贷款的资产证券化比例极低，放贷机构不以资产证券化为目的发放贷款，从而不会有意放松贷款标准。随着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的道德风险可能显现。银行为了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获得资产证券化的中间业务收入，可能会放松贷款的审查标准，并将这些贷款进行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然后销售给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监管主要参照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主要是提高了资本金的计提标准和信息披露的要求。虽然资本金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的监管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信息不对称，但是信息不对称现象还不能完全消除，因此，有必要实行信用风险留存制度以防范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Risk Retention[R].2010， October 15.

[2]Keys， Benjamin J.， and Tanmoy K. Mukherjee， and

Amit Seru， and Vikrant Vig. Did Securitization Lead to Lax Screening？ Evidence from Subprime Loa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0，125（1）.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11篇

(一)0*年销售管理办法应条款明确、言简意赅，明确业务员的区域、任务、费用、考核、奖励，对模凌两可的条款予以删除，年底对销售经理考核后按办法如数兑现。

(二)0*年应在公司、销售经理共同协商并感到满意的前提下认真修订规范统一的销售管理办法，使其适应范围广且因地制宜，每年根据市场变化只需调整出厂价格。

(四)考虑销售经理实际情况合理让销售经理负担运费，小包装费，资金占用费，减免补偿因公司产品质量等原因销售经理产生的费用和损失。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12篇

实施杠杆率监管的必要性

杠杆率监管有利于防止银行体系过度杠杆化。杠杆化程度过高是历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危机之前，西方国家金融机构通过发展表外业务、广泛参与金融衍生交易导致过度杠杆化，直接增加了单家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危机之后，面临市场下行的压力，金融机构被迫去杠杆化（deleverage），进一步加重了危机的负面影响，对实体经济运行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通过实施杠杆率监管，对金融体系的杠杆化经营设置限制，有利于防止金融体系的过度杠杆化，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

杠杆率监管对资本监管制度形成了有益的补充。危机暴露的现行资本监管缺陷是实施杠杆率监管的另一重要原因。2006年，巴塞尔委员会了修订后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新资本协议），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风险敏感性，允许商业银行采用内部模型计量自身的资本充足率。新资本协议的实施，适应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的最新发展，有利于防止监管套利，增强资本监管制度的弹性。但是，相关监管制度在实施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新资本协议没有解决合格资本定义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商业银行开始广泛采用创新资本工具作为银行补充资本的重要方式，各种类型的资本工具之间性质各不相同，影响了资本的内在统一性，同时，由于混合资本工具不具备普通股的永久性特征和吸收损失的能力，银行资本的整体质量下降。二是由于允许商业银行采用内部模型计算资本，一些商业银行利用复杂的经济资本模型套利，使得银行的资本总量减少，削弱了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据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测算，英国部分银行模型测算的资本量低于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30％至50％的水平。资本质量和数量的问题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面对危机时，一些西方国家主要银行资本严重不足，且各种创新资本工具没有起到吸收损失的作用，银行不得不通过外部筹资或依赖政府注资方式以弥补损失，给各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如何弥补资本监管制度的缺陷，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成为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议题。为此，危机之后，国际上广泛达成共识，有必要在推进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改革的同时，引入杠杆率指标，防止金融机构通过内部模型进行监管套利，确保银行拥有一定数量的合格资本。

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快速增长的势头对加强杠杆率监管提出了要求。近年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持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截至2010年底，银行业表内总资产为94.3万亿元，同比增长19.7％，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际银行业的平均水平。在表内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也增长很快，从而给其资本充足水平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推动了银行业杠杆化程度的提高。为此，有必要通过杠杆率监管控制银行的杠杆化水平，促进商业银行审慎经营，提高其经营成本约束意识，转变当前以资产规模扩张为主的粗放式增长，推进其转向注重效率、服务与效益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维护其长期健康发展。

国际上实施杠杆率监管主要动议

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伦敦峰会提出，各国金融当局应当引入一个更为简单的指标，作为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充足率的补充，衡量金融体系杠杆的积累，尤其是应当加强表外敞口的度量，并要求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负责设计该监管指标。

根据G20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成立了杠杆率工作组，对杠杆率的设计问题进行了研究。2009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了《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杠杆率监管总体框架。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Ⅲ），对杠杆率的基本构成、水平和实施时间表做出了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杠杆率是一个兼具有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功能的指标，其引入的目标一方面在于控制银行体系的杠杆化程度，防止过度杠杆化可能给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在于为资本监管提供底线，强化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充足要求。

第二，杠杆率的分子为考虑了扣减项的一级资本，杠杆率的分母为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表外项目在杠杆率的分母中通过高信用转换系数予以充分反映。

第三，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决策委员会（中央银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GHOS）的决定，杠杆率的最低标准为3％。

第四，杠杆率的实施设定过渡期。过渡期自2011年1月1日开始，在此期间，巴塞尔委员会将设计杠杆率统计模板并跟踪研究杠杆率定义的要素和水平；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1日为并行期，2015年1月1日，单家银行开始披露杠杆率水平及其要素，巴塞尔委员会将密切监测杠杆率的披露情况。2017年上半年，巴塞尔委员会将根据并行期的观察情况，对杠杆率方案进行最终调整，以便在适当评估和校准的基础上于2018年1月1日将杠杆率纳入第一支柱。

《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内容解析

从银监会的《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内容看，《办法》充分借鉴了巴塞尔委员会“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内容，在杠杆率分子和分母的设定、各类资产的敞口计算规则等方面与“巴塞尔协议Ⅲ”基本一致。《办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引入杠杆率指标，作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工具。银监会在加强对单家银行杠杆率监管的同时，持续监测银行业的整体杠杆率情况，加强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分析与防范。

商业银行应当达到《办法》规定的杠杆率最低要求。《办法》规定，杠杆率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有关规定的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的比例。具体计算公式为：

杠杆率=（一级资本－一级资本扣减项）/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其具体内容如下：

（1）杠杆率的分子采用一级资本净额，即扣除了各项扣除项之后的一级资本。2011年4月，银监会的《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监管资本将从现行的两类修改为三类，即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由于银监会现行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没有使用一级资本的概念，而是使用核心资本的概念，该一级资本实际上相当于现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核心资本。

（2）杠杆率的分母为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其中：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中，衍生产品按照现期风险暴露法计算；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中，无条件可撤销承诺按10%的信用转换系数计算，其他表外项目按照100%的信用转换系数计算。衍生产品采用现期风险暴露法被公认为是较为审慎的确定衍生产品风险暴露的方法，其计算方法为：

现期风险暴露值＝以公允价值计算的重置成本＋名义本金×固定系数

作为国际上通行的计算商业银行衍生产品风险暴露的方法，现期风险暴露法的主要原理是，考虑到衍生产品风险的不确定性，在计算风险暴露时，除衍生产品合约当前的市值外，还应加上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固定系数计算的潜在风险暴露。

（3）根据我国银行业实际，杠杆率的最低监管标准为4％，高于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

（4）银监会同时规定了杠杆率实施的过渡期，即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当于2013年底前达到杠杆率最低监管要求，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当于2016年底前达标。

商业银行应当建立杠杆率管理制度。商业银行自身的杠杆率管理制度是监管的基础，商业银行应当根据本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确定本行的杠杆率水平。《办法》规定，商业银行董事会承担杠杆率管理的最终责任，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负责杠杆率管理的实施工作。《办法》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应当设定不低于最低监管要求的目标杠杆率，有效控制杠杆化程度。

商业银行应当定期披露杠杆率信息。《办法》对杠杆率的信息披露提出了要求，明确杠杆率信息披露的最低要素范围、披露的时间和方式。

杠杆率的适用范围为商业银行，但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适用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金融机构应参照《办法》执行。

《办法》实施对商业银行的要求

商业银行应当强化经营管理规划，加强自身的杠杆率约束。我国商业银行应当认真汲取西方国家商业银行高杠杆化经营带来的教训，根据自身的业务管理水平和资产结构，确定自身的目标杠杆率水平，尤其是要全面考虑本行各项经营业务的杠杆化效应，全面分析衍生产品的内嵌杠杆以及表外业务的潜在风险，综合度量本行的复合杠杆化水平，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杠杆管理措施，控制银行的资产规模和业务扩张。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13篇

    对于希望利用外国资金但金融体制脆弱的国家来说，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教训是：必须对资本流动实行有效管理，否则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东亚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危机的具体原因也有所不同。对于泰国危机的性质，学界有各种不同说法：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的银行危机、资本项目危机和“双重错配”等。

    泰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多种危机交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泰国危机是国际收支危机：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过大。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国民总产值的8.1%，超过了1995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时墨西哥的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的比——7.8%，而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5%。

    但是，泰国持续经常项目逆差近20年，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之比上世纪90年代初曾高达8.5%, 1995年为8.1%，都并未发生严重问题。为什么到1997年却发生了危机？其关键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由于看好泰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外资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入泰国，从而使泰国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1996年泰国经济发生了两件重大变化。首先，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债权。1997年初，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达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22%。1996年底，公众对泰国金融机构的信心开始动摇。1997年以后，泰国更是一再出现严重的金融机构挤兑现象（在3月3日到3月5日，短短两天中，泰国存户从泰国银行和金融公司提走存款300亿泰铢）。危机前，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已面临倒闭的危险，一些已经倒闭。其次，泰国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1995年以前的双位数下跌到1996年的负1.9%。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由于泰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外国投资者对泰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减弱，外资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泰国就只有两种选择：提高利息率或使泰铢贬值。

    对于泰国政府来说，提高利息率是不可取的。因为不良债权问题严重，进一步提高本来已经相当高的利息率必将使泰国金融机构遭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在1997年5月份，泰国政府为挽救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已将利息率下调了50~100个基本点。

    当时泰国也没有贬值计划。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泰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外债负担沉重，贬值将使以本币计价的外债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大量早已深受不良债权困扰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陷入破产。第二，贬值和贬值预期将导致外资急剧抽逃，从而无可挽回地导致国际收支危机。第三，尽管外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但直到危机爆发之前泰铢似仍未受到难以抵抗的贬值压力。直到1997年4月泰国仍能在美国成功发售7亿美元的扬基债券。这种情况可能使泰国货币当局心存侥幸，认为不用经过痛苦的调整就可以度过危机。

    正当泰国货币当局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重要角色登场了。这就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判断，泰铢贬值是使泰国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摆脱国际收支危机的唯一选择。既然泰国既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只有370亿美元左右）来干预外汇市场，也难于用提高利息率的办法保卫泰铢，对实际盯住美元的泰铢发起攻击并最终迫使泰铢贬值，就会得到巨额收益。国际投机者对泰铢进行了卖空操作。其具体过程为，在泰铢贬值之前，大量借入泰铢；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大举抛售泰铢。在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泰铢失守，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终于爆发。

    简单来说，造成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有三个：经常项目逆差过大、金融体系脆弱、投机资本的冲击。泰国金融危机同墨西哥金融危机存在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克服国际收支危机的典型处置方法是升息、贬值。泰国金融危机不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泰国在危机爆发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升息措施，导致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加重了危机。

    最近，一些泰国经济学家把泰国金融危机定义为“资本项目危机”。这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说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萧何”就是外资，外资的过度流入为危机准备条件，而外资流动的突然转向则导致危机的发生。

    一种观点认为，升值预期导致的外资流入推高了泰铢，进而导致了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泰铢兑美元的汇率相当稳定（泰铢事实上是钉住美元的）。而经常项目逆差是国内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的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外资流入使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债得以超过合理的限度，且无法及时得到纠正。泰国经常项目在1994年就出现恶化的迹象，如果泰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当时就让泰铢贬值，泰国金融危机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泰铢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让泰铢贬值呢？一个办法是由泰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卖出泰铢。问题是，当时泰国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泰国中央银行采取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了防止干预外汇市场导致通货膨胀，泰国中央银行必须进行相应的对冲。而此时泰国的利息率水平相当高，对冲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大量损失。如果泰国中央银行不愿承受对冲损失，因而不愿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资本项目的管理或管制抑制外资的流入。但是，由于泰国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下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泰国中央银行丧失了这样做的可能性。

    当泰铢在1997年4~5月份突然突然面临贬值压力之后，泰国中央银行只有两个选择：听任泰铢贬值或保卫泰铢。两个选择风险都很大。但现在看来，听任泰铢贬值是较不坏的选择。在此阶段，如果泰国货币当局能够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管理，则泰国可以让泰铢逐步贬值。而泰国仍然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14篇

    对于希望利用外国资金但金融体制脆弱的国家来说,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教训是:必须对资本流动实行有效管理,否则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东亚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危机的具体原因也有所不同。对于泰国危机的性质,学界有各种不同说法: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的银行危机、资本项目危机和“双重错配”等。

    泰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多种危机交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泰国危机是国际收支危机: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过大。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国民总产值的8.1%,超过了1995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时墨西哥的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的比——7.8%,而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5%。

    但是,泰国持续经常项目逆差近20年,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之比上世纪90年代初曾高达8.5%, 1995年为8.1%,都并未发生严重问题。为什么到1997年却发生了危机?其关键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由于看好泰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外资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入泰国,从而使泰国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1996年泰国经济发生了两件重大变化。首先,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债权。1997年初,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达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22%。1996年底,公众对泰国金融机构的信心开始动摇。1997年以后,泰国更是一再出现严重的金融机构挤兑现象(在3月3日到3月5日,短短两天中,泰国存户从泰国银行和金融公司提走存款300亿泰铢)。危机前,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已面临倒闭的危险,一些已经倒闭。其次,泰国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1995年以前的双位数下跌到1996年的负1.9%。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由于泰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外国投资者对泰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减弱,外资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泰国就只有两种选择:提高利息率或使泰铢贬值。

    对于泰国政府来说,提高利息率是不可取的。因为不良债权问题严重,进一步提高本来已经相当高的利息率必将使泰国金融机构遭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在1997年5月份,泰国政府为挽救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已将利息率下调了50~100个基本点。

    当时泰国也没有贬值计划。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泰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外债负担沉重,贬值将使以本币计价的外债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大量早已深受不良债权困扰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陷入破产。第二,贬值和贬值预期将导致外资急剧抽逃,从而无可挽回地导致国际收支危机。第三,尽管外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但直到危机爆发之前泰铢似仍未受到难以抵抗的贬值压力。直到1997年4月泰国仍能在美国成功发售7亿美元的扬基债券。这种情况可能使泰国货币当局心存侥幸,认为不用经过痛苦的调整就可以度过危机。

    正当泰国货币当局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重要角色登场了。这就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判断,泰铢贬值是使泰国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摆脱国际收支危机的唯一选择。既然泰国既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只有370亿美元左右)来干预外汇市场,也难于用提高利息率的办法保卫泰铢,对实际盯住美元的泰铢发起攻击并最终迫使泰铢贬值,就会得到巨额收益。国际投机者对泰铢进行了卖空操作。其具体过程为,在泰铢贬值之前,大量借入泰铢;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大举抛售泰铢。在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泰铢失守,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终于爆发。

    简单来说,造成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有三个:经常项目逆差过大、金融体系脆弱、投机资本的冲击。泰国金融危机同墨西哥金融危机存在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克服国际收支危机的典型处置方法是升息、贬值。泰国金融危机不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泰国在危机爆发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升息措施,导致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加重了危机。

    最近,一些泰国经济学家把泰国金融危机定义为“资本项目危机”。这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说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萧何”就是外资,外资的过度流入为危机准备条件,而外资流动的突然转向则导致危机的发生。

    一种观点认为,升值预期导致的外资流入推高了泰铢,进而导致了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泰铢兑美元的汇率相当稳定(泰铢事实上是钉住美元的)。而经常项目逆差是国内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的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外资流入使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债得以超过合理的限度,且无法及时得到纠正。泰国经常项目在1994年就出现恶化的迹象,如果泰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当时就让泰铢贬值,泰国金融危机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泰铢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让泰铢贬值呢?一个办法是由泰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卖出泰铢。问题是,当时泰国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泰国中央银行采取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了防止干预外汇市场导致通货膨胀,泰国中央银行必须进行相应的对冲。而此时泰国的利息率水平相当高,对冲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大量损失。如果泰国中央银行不愿承受对冲损失,因而不愿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资本项目的管理或管制抑制外资的流入。但是,由于泰国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下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泰国中央银行丧失了这样做的可能性。

    当泰铢在1997年4~5月份突然突然面临贬值压力之后,泰国中央银行只有两个选择:听任泰铢贬值或保卫泰铢。两个选择风险都很大。但现在看来,听任泰铢贬值是较不坏的选择。在此阶段,如果泰国货币当局能够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管理,则泰国可以让泰铢逐步贬值。而泰国仍然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范文第15篇

新兴经济体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有毒资产”的规模很小,因此受到的直接影响并不严重,但来自信心层面的冲击十分明显,这次危机的传导并非同过去一样是通过资金、资本或者实体经济传导,而是直接通过信心传导至金融市场。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对出口的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由于外需下降而受冲击较大,要想办法减少这方面的影响。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作用能够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把自己的事办好:其次,新兴经济体应当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危机过后,能克服掉过去的问题,实现新一轮增长。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华尔街,是从发达国家开始,不仅新兴经济体需要吸取教训,发达国家的问题也需要关注。

另外,由于工业化国家出现衰退所导致的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弱,金融危机也通过出口环节对新兴市场的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轮经济危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对出口的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由于外需下降而受冲击较大。

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跨国金融机构把资金撤回母公司,并减少投资活动,可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造成贸易融资短缺。建议通过国际合作,支持贸易融资,反对保护主义,来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近期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明确提出支持贸易融资,中国参加了支持IFC(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的活动,目前已对下一步支持贸易融资做了安排。

发达国家从危机走出来需要一定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真正帮上的忙不是太多,但其对新兴市场国家克服困难方面则能发挥更多的作用。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应当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更好的国际金融秩序,使全球经济走上更健康的轨道。

除去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以外,也应注重区域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因为区域性开发银行获得区域内的信息更丰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更高,也更容易达成共识,比如亚洲开发银行通过增资、开展区域内活动,能够减少危机造成的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