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论文范文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1篇

一、清代边疆移民的群像素描

移民的概念不同于人口流动。所谓人口流动，是特指人口在地区间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短期的、重复的或周期性的运动。这种人没有长期改变居住地的意图，他们出去了还要回来。目前人口学界对迁往他地达多久为移民尚无确定的标准；实际生活中移民与人口流动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有时难以严格区分。如张宗昌于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祝家庄，父亲是喇叭手、剃头匠，母亲是巫婆。张宗昌十二、三岁时帮其父掌铙钹，混日子，十五、六岁时随其母赴辽宁营口，在一家“宝棚”（即）为赌佣，给赌徒端水送茶、跑脚打杂，昼夜与赌棍、小偷一类为伍，因被当地士绅视为祸患而遭驱逐，遂无处栖身，四处流浪，最后到北满当一名修筑中东铁路的工人，不久又沦落为胡匪，而其母当时只身一人在营口，相继与洗澡堂的老板、补鞋匠以及卖布的货郎姘居，混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得不返回山东。（注：《军阀列传》。）本来，张宗昌与其母都有移居东北的倾向，可是其母由于形势逼迫而不得不中止移民动机，这种迁移行为便转变为人口流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也可以成为移民的先驱。当流动人口在某一迁徙地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对迁徙地产生了依附感时，他们就有可能决定在迁徙地定居下来而成为移民。在清代前期，边墙内的陕西等地农民出边到蒙古地区耕种，春出秋归，名为“雁行”客户，是一种典型的流动人口。当时，由于这些雁行客户在边外暂时伙聚盘居，故而他们所开垦的土地被称做“伙盘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周而复始地循环进行，许多雁行客户便在蒙古地区逐渐定居下来，从而完成了向移民身份的过渡。由此可见，移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界线不一定划然清楚，泾渭分明。本文所说的移民是指改变过去的常住地点而迁到另一地区居住较长时间的人口。

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便推动着人口的移动，使之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常性现象。只要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非均衡状态，人口迁移就必然发生。人口迁移塑造出新的人口再分布结构，使人口结构的地域分布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由不平衡向相对平衡的发展。人口地域分布结构因人口迁移而趋向相对平衡，必然使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区域结构随之趋于相对平衡并产生新的不平衡，反过来又推动新的人口迁移。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地域分布具有凝滞性，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分布相一致。正是这样，所以清代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二者基本上呈正相关，即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也是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密度低的地区也是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相对于内地而言，清初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态所形成的级差，为有清一代边疆移民如水赴壑趋势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时，我国人口急剧增加，可是封建时代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又十分有限，这样，迅速增殖的人口形成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吸收，出现了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而压迫生产力的现象。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已开发的地区人地不平衡状态日益严重，人地冲突日益尖锐。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失衡本来已经使这些已开发地区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其经济活动所能容纳的限度，而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剥削体制则又使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不均衡，加之饥馑、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局部地区呈现混乱的动荡局面，于是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便充当了缓解内地人口压力的“安全制动阀”。在内地许多地区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大批内地民众不得不另谋他图，到边疆地区寻求生存与发展。另外，到清代的时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经过千百年的缓慢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已具有开发边疆地区、扩大生产空间、更广泛地将各种自然和社会经济资源吸引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周转中来的客观要求和趋势。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封建社会内地较发达的经济就会向边疆地区进行墨渍式扩散和辐射式扩散，这样，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便不能不流向边疆地区而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劳动资源，呈现出“离心状运动”的趋势。换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产力空间扩张的内在动力导致了边疆与内地之间人口分布不平衡格局的变动。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代边疆移民服从于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然而，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是贯穿于清代边疆移民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清代边疆移民的身份背景形形，其迁移的动机也林林总总。下面，我们就其迁移的原因分别略加说明：

(A)流徙。这是一种强制性的移民活动，其迁移系统属于严密结构的迁移系统，其迁移行动是迁移主体由迁出地通过预定的行动轨迹而达到预期的迁入地的全过程。在这类迁移过程中，迁移系统的各组成要素和迁移链条具有较明确的规定性，毫无随机性而言。这种事例在谢国桢先生《清初东北流人考》中谈得很多，兹不赘言。

(B)军事驻防。边疆地区是国防前线，所以清政府为了巩固国防而往往派遣军队到边疆地区驻防，这些军队官兵服役期满后便在边疆地区安家落户，繁衍后代。爱珲王氏家谱记载：“先代籍历襄阳，式衿闾闱，家遂隆昌。康熙七年，奏调龙江，兼山以北，威凌气壮。罗刹慑伏，永镇边疆。历三百载，支派成行。”（注：《爱珲王氏家谱》。）

(C)躲避战乱。辽宁沈阳县人陈克让的祖先原住在福建晋江，清初避耿藩之难，始移家辽东。

(D)温疫。辽宁新宾县八旬老人肖某珍藏的族谱内容细致，文字晦涩，其大意是：祖籍山东莱阳，顺治年间发生瘟疫，家中人多染疾而死，幸存者无以为食，路逢绝境，投奔关东，当时推着独轮车，不知途中日月，辗转来此。刚到时，家中五口，无房舍，寄住同乡家，轮流居住，达数年。（注：《新宾肖氏家谱》。）

(E)水旱灾害。马占山的祖父马万龙的籍贯本是河北丰润，据马占山之女记载：“嘉庆初年，那一带遭水灾，大批难民流入东北。我曾祖父马万龙和曾祖母黄氏也挑筐逃难来到东北。”（注：《马占山将军》。）马万龙定居吉林怀德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后生一男名叫马纯，一家三口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马纯长大后长年给本屯地主扛活，后在本屯人帮助下与本屯一家刘姓的女儿结婚，辛勤劳动多年，买了几亩地，接着又从本屯地主那里租赁几亩地，以维持全家生活，生一男一女。

(F)家庭矛盾。从福建《玉山林氏宗谱》来看，该族自十一世以后，迁台的人数很多，其先驱者约在顺治末、康熙初，亦即郑成功之后。该宗谱记载了十五世林式霁赴台的经历：“式霁，字燕明，际宣公三公子。少失怙恃，为嫂氏所凌。年弱冠，航海之淡水，只身空乏，数十年间，蓄妻子，置田园。妣氏陈。尤善相居积，少阜延名师课子，逢源入台湾府泮。自是省之贡院、台之考棚、淡之城郭，公俱与有力；族中礼典，岁费周章，公首捐重金，倡建祀田。今持筹者权有二千余金，预为买沃计。晚年嫂茹贫难支，公时时接济，无令乏，后复为置良田二百金以赡之。”（注：晋江《玉山林氏宗谱》。）

(G)求学。清朝后，台湾因草莱初辟，文化落后，故入泮较大陆要容易一些。那些屡困科场的大陆诸县（尤其是泉、漳二府）学子们为了获取秀才资格，便东渡台湾进学。晋江县林宏礼生于康熙十九年，少年时“迨屡试晋水，久困莫售……爰喟然叹曰：‘何不可遨游东宁，聊托一试？’于是登堂拜别，羁迹台湾，凡御史观风月课，以逮府县两试，其夺矛试艺，几于累牍也。”（注：晋江《玉山林氏宗谱》。）

(H)经商。乾隆初年，山西祁县乔姓和徐沟县秦姓二人自幼结为异姓兄弟，相偕来到内蒙的萨拉齐，在老官营村当铺当了多年佣工，稍有积蓄，便转移到包头两脑包交通要道开设草料铺，兼售豆腐、豆芽、饶饼、以及零星百货。嘉庆年间，他们两家便合资三万两白银开设了清代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商号“复盛公”，以经营油、粮、米、面、酒、醋“六阵行”生意为主。

(I)仕宦。周冕，字少逸，浙江嘉兴府人，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曾在清末奉命署理蒙垦事务。当时，他已至耄耋之年，为了预思后路、安度晚年之计，在丈量荒地时将松花江北岸一带土质肥沃的荒地留下来据为己有，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黑龙江肇东县建屯落户，取屯名为“同仁堂”，其家在清末有地一千二百余垧、房屋百余间、佃户一百五十余户。

(J)响应政府屯垦的招募。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政府招募内地民众赴新疆屯垦，当时寄籍肃州经商的山西临晋县人卢文忠便情愿自备车辆路费，挈眷前往认垦，受到皇帝的特诏嘉奖。

诚然，破产农民是清代边疆移民的主体，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在“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的征途中留下了一个个辛酸而悲伤的故事。《白山黑水录》在描述东北地区开禁后的移民状况时这样写道：“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只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孩哭者眠者，兄以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相依，踉跄道上……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逆旅共寝食者皆山东移民。”（注：《白山黑水录》。）正是这样，边疆移民“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的迁徙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移民活动，它已经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理的深层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忧伤文化的象征，代表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清代边疆自发性移民的迁徙动机除了谋生求职型以外，还存在许多更高层次的心理追求。动机源于人类的的基本需要，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因缺乏而产生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清代，因走投无路而被迫踏上边疆移民征途的例子固然不胜枚举，而求有所发迹、求大展鸿业的边疆移民也在所多见。从上文的归因分析中就可以看出，C、D、E原因产生的边疆移民的动机层次明显低于F、G、H、I原因所导致的边疆移民的动机层次，后者的迁移活动含有满足移民主体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等高层需要的渴望目的。清代边疆移民既是一曲主旋律哀婉而幽怨的悲歌，同时也不乏光明的音色。在清代边疆移民的大潮中，有些人可以说是开发边疆的“弄潮儿”，边疆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他们来说是英雄用武之地，边疆移民的征程对他们来说具有个人丰富自我的意义。因为清代边疆移民之所以出现，不仅有内地的“推力”，而且有边疆地区的“拉力”。我们忽视积极的开拓型边疆移民，就意味着否定了边疆地区的“拉力”。

人口在地理空间的流动属于水平式的社会流动，与垂直的社会流动具有密切的关系，二者有时相伴或相随发生。边疆与内地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态造成了边疆移民的大潮，而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也是这种不平衡的产物。由于边疆移民的不断开发，由于边疆与内地的社会状况差异较大，故而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速度和比率也是相当快、相当大的，许多边疆移民到边疆地区后都改变了其社会关系组合结构中的地位。当然，移民者的天赋条件、自获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尽一致，其社会垂直流动的情况也相差悬殊。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按其幅度的大小和速度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移民到边疆地区后的境遇几乎依旧如故。这类移民在迁徙后一般仍沾著于土地之上而没有进入新的生产领域，自身素质较差，社会环境的有利条件也没有赐予他们或与他们失之交臂。1982年沈阳市西塔街道办事处修建房屋时所发现的吴俊升神道碑中有这样记载：“先世籍山东历城，以岁饥就食奉天，再徙昌图，祖天福，父玉，农。公移籍辽源，少为人牧羊。”吴俊升家世代务农，于咸丰末年迁到东北，但几十年都家贫如洗。该家无社会垂直流动的迹象，然而其社会水平流动却属于链式迁移，这种链式迁移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其社会垂直流动的失败。

第二种类型，移民实现了一生中流动的目的但幅度小、速度慢。福建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提及一个名叫陈创芝者，“盛年经商台湾，铢寸累积，暮岁设肆吴山。”（注：《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此人从盛年到暮年在台湾惨淡经营，备尝艰辛，终于过上一个小康生活，足见其成家立业的阶梯何等漫漫兮修远！

第三种类型，移民从社会的底层迅速一跃而成为富豪。陈逸松的祖父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人，因穷贫无以为生，遂于1842年单身搭乘一条小木船飘到台湾北部的淡水港，抵岸后不知所从，只好相信命运，将随身携带的一根扁担竖在地上，扁担倒向淡水的东南方，沿着这个方向走了数日，最后到达宜兰县浊水溪的地方。他在此开荒种地，两年后攒了一些钱，回到故乡将已经瘫痪的老母亲背上带到宜兰，从此定居下来。当时，清朝官员采取限制供应粮食、盐等办法以求控制高山族人，陈逸松的祖父便乘机进山贩卖私盐给高山族人，然后换取鹿茸、鹿鞭等贵重药物出卖给平地的汉人，迅速发迹，又回到故乡漳浦招募了一批又一批贫苦农民去宜兰浊水溪一带垦荒，于是，他由一个逃荒者变为宜兰第一个拥有五千多顷土地的大地主。从这一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凄凄惶惶的移民征途是一些人通向成功的道路，这种移民过程中包含了逃荒与富贵、不幸与幸运、大悲与大喜的人生沧桑世变。

第四种类型，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贯穿于异代变迁之间。《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等处。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截河子屯，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注：《东昌张氏宗谱书》。）嘉庆年间，张廷举的祖父兄弟三人因穷困潦倒而先后来到黑龙江省阿城县福昌号屯（因其家开设的杂货铺商号而得名）。他们在前辈的基础上残酷剥削农民，特别是从关里后到东北的农民，家业很快扩大，陆续在榆树、阿城、宾县、五常、巴彦、绥化、呼兰、克山、兰西等八九个县拥有大量房地产。据《东昌张氏宗谱书》所载，他家仅在克山一县就有土地一千多垧，在阿城、五常、绥化和呼兰等地都开有杂货铺、粮栈、钱庄、烧锅（酒厂）、油坊，在林区有林场，在松花江岸还有一个拥有一千多匹马的大牧场，为东北汉族最著名的富商大地主之一，连清廷的副都统上任都得先来登门拜访。然而，到张廷举父亲那一代，由于日俄经济侵略势力伸入东北广大农村，再加上马红眼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这个新兴的暴发户家族遂逐渐走向破产和衰落，分家析产，一蹶不振。历史的发展可谓变幻莫测，一些边疆移民的沉浮升降也常常轮回替转。

二、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

在前面，我们从清代边疆移民整体出发着重分析了其群体的层次等级特征，但这种研究仍是一种线性的考察。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那么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就会清晰地凸现于我们的视野之内。清代边疆与内地的生产力不平衡态导致了清代边疆移民的大潮涌动，而边疆地区各种条件的不平衡性与清代边疆移民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关系更是灼然可见。我们认为，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各边疆地区的移民数量规模极不平衡。就笔者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赵文林、谢叔君《中国人口史》一书运用现代概率统计学方法对清代人口史料进行审订和推算，其各项核实修正后的数据相对来说较具有权威性，因此我们在这里依据该书中的数据资料制成如下清代边疆（未包括海南岛）人口统计表：

我们假设X[,1]，X[,2]……，X[,9]分别代表台湾、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在1661—1911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K代表上述边疆各地区的项数，则X[,1],X[,2]…,X[,9]分

可见当时边疆各地区年平均增长率的不平衡性之大。历史资料表明，地区在有清一代吸收的移民数量微乎其微，该地区的开发是本地区固有民族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的，其移民绝对数量可以视为零，为边疆各地区中移民数量的最小值。与此相对照，东北移民的数量则令人咋舌。在1881—1911年的三十年间，东北人口增长了4倍多，年平均增长率为4.77%。由于在旧中国，人口自然增长模式普通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而产生的低增长率为特征，东北也不例外，其人口再生产的诸指标与全国各地区应大致相同，所以这时期东北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自然增长方面的差异，而在于机械增长量、即人口净迁入量的增加。我们设M为机械增长人口数，Pt、Pt+1为一地区在时刻t和t+1的总人口，n为倒t+1的年数，V[,a]为参照年均增长率（在时刻t至t+1之间），并以全国同期平均增长率为参照增长率，则可以对东北在1881—1911年这段时间机械增长量M进行推算：

该值并非等于真正的移民数量，但大致反映了东北当时移民的规模。

其二，边疆各地区移民的迁出地呈偏集状态。如前所述，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浓缩了边疆移民无数悲凉的故事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希望和机遇，成为清代大多数移民的主要迁移路线。其中，闯关东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走西口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赴台湾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福建、广东，到新疆的移民主要来自甘肃、陕西、四川等地，至于四川人口则素有向云贵地区迁移的传统。对此，清代的谱牒资料有比较明显的反映。《辽阳吴氏族谱》有这样的记载：其先世原为山西太原府瓦房村人，顺治八年(1651)，“迁至奉天省辽阳城高丽门里，始隶旗籍，占地五十余亩，再迁辽阳城北五十里孟胡屯，选村之原，服田力穑，经营家室，遂聚族居之。”（注：民国《辽阳吴氏族谱》。）《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中记载说，郴州房氏第二十世的十一名外迁者中，三人往云南落籍，其中三人落业矿厂。这反映了乾嘉之际云南、贵州等地矿厂兴旺、很多外省人纷纷前往聚集开矿的情况。该宗谱还有“叶林，生于嘉庆二十二年，往粤西贸易未归，落叶桂林”的记载。（注：光绪《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山东潍县《陈氏族谱》中专门编有《寄籍图》，我们据此可以看出，在该族十二至十七代间，外迁者共有103人，其中去口外蒙古地区的51人、去东北关外的18人。（注：《潍县陈氏宗族》。）

造成这种边疆移民迁出地集中化倾向的主要原因是距离。在一般情况下，距离相对短一些，则迁移活动越容易一些，迁移量与迁移距离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但也有象锡伯族从东北迁到西北那种由清政府组织的超长距离迁移之类的例外。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体制下，边疆移民常常与故土在心理上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距边疆诸地区较近省份的人口迁移到毗邻边疆地区时，其心理和物质准备要容易一些，对毗邻边疆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较容易适应，可是，在其他地区则无此便利条件，道路辽逖，山川阻隔，难以远行，人们只好苟活一隅。同时，与边疆距离较近地区的人口迁往边疆的历史比较久远、起步早，这样便会产生“踩路效应”。一方面，只要前人到边疆立稳脚跟、踩出了一条路之后，就会在后面的人心理中产生诱发因素，后人就会跟着前进，致使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移民到边疆后传递信息、鼓励资助迁出地的亲友前去投奔落脚，这种正反馈效应也强化了移民迁出地的集中分布。

其三，移民到边疆地区后与该地区固有土著居民的关系呈现地域多元化的状态。在清代台湾开发过程中，高山族力量弱小，汉族大量移民涌入后对高山族进行欺凌、迫害的现象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立教大学台湾籍历史教授戴国辉曾经坦率地指出：“我们客家人和福佬人双手并不是顶干净的，尤其是参与开拓台湾的客家父祖辈扮演过侵占山地的先锋队。因而我始终保有一种‘原罪’感。”（注：戴国辉《台湾史研究》远流出版公司，1984年第23页。）汉族移民一般涓滴式地注入滇桂地区，与当地土著民的冲突较少。在新疆，移民多系清政府有组织的屯垦人口，通常因汉、回隔离而较少发生冲突。在东北，满族是当时全国的统治民族，所以汉族移民早期多投靠满族旗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旗人的经济力量迅速衰微，汉族移民很快远远超越和取代了旧日的主体力量而成为新的主人，却始终不敢与满族发生直接冲突。内蒙古地区的情况与东北既相似又相异。清王朝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保护蒙族的经济利益，内蒙古的蒙族人口远远多于东北地区满族人口，再则，内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势头也没有东北地区那样迅猛，这样汉族移民在蒙古寻求当地王公贵族保护的历史持续了很久。到清末，汉族移民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经济势力增长逐渐与当地蒙古族发生了比较尖锐的冲突。例如，李守信的祖先是山东济南府长清县李家庄人，单身跑到土默特旗给蒙古人耕地，后被主人招为养老女婿，入了蒙古籍，成了“随蒙古”，其后代比较善于经营土地，家境逐渐宽裕起来，至清代末年，家中已拥有300多亩土地，还有牛马和羊群，并从破产的蒙古贵族手中买到一百多串“小租”。据李守信说，最初移居蒙古牧区的汉人都依附于蒙古人，如果不入蒙古籍，便动辄得咎，砍柴不许越界，牧养不准出圈，并且有蒙古地痞流氓随便闯入汉民家中索要酒食。

其四，各边疆地区移民的组织类型不同，尤其表现为清代新疆地区由国家政权直接参与和出面组织的计划型移民比较突出，而其它地区则以自发型移民为主。清代新疆计划型移民有三个特征：一、它是清政府巩固国防、以边养边政策的产物；二、它是通过国家有计划协调和行政组织来实现的；三、它得到国家移民投资的支持。清代自发型移民则截然不同，这表现为：一、它主要是在经济利益目标吸引下，通过迁移者的主动选择来实现的；二、移民的投资费用由迁移者个人自筹解决；三、移民迁移的连续性强，因为在私有制的农业传统自然经济格局下，有宜耕土地就自然诱发着人口迁移，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为寻求土地而进行迁移是必然的。清代计划性移民的组织形态一般具有规范性，而自发型移民的组织形态则有时呈现出边疆移民社会所特有的异常性。在清代边疆开发史上，有两个不能不提到的著名移民人物，一个是东北的“韩边外”（韩宪宗），另一个为内蒙的王同春。《南园丛稿》有这样的记载：“韩边外者，初不详其名字，山东登州人。迁辽东复州，年三十余，复东徙吉林之金城。”（注：张相文《南园丛稿》，卷5。）嘉庆年间，韩宪宗的父亲韩元毓因家境贫困，兼遭灾荒，遂从山东逃难到辽宁复州，于1813年生韩宪宗。1825年左右，韩元毓用一条扁担挑着仅有的行李和什物，带着全家老小迁到吉林，虽比较容易度日卒岁，但生活也较贫穷。韩宪宗因不得不离家出走，最后到夹皮沟金厂挖金，为人侠义，在驱逐马贼的斗争中崭露头角，被众人推为首领。韩宪宗凭借夹皮沟富饶的黄金资源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桦甸、安图、靖宇（当时的濛江）、抚松一带俨然成了韩家的“独立王国”。韩宪宗豢养私兵，号称有“乡勇三千”，设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该机构的中枢机关称为“会房”。史载，“居斯土者，且只知有韩氏，而不知有国家、有政府。”（注：《桦甸县志》卷五，第3页。）韩边外的统治集团是一种拥有武装、旨在劳动谋生、以把头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流民团体。王同春是当时直隶邢台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来到后套做工，后来自己租种蒙地，逐渐自创牛犋，并以隆兴长（今五原县城南）为大本营，发展土地。他识水脉、懂工程设计，能用土法测量，起初以技术作为入股资格与他人合伙开渠，后因发生矛盾自立门户，由于善于总结经验，开渠引水多获成功。光绪七年(1881)开永和渠，光绪十二年(1886)又开同和渠（后改名为义和渠）。开渠之后，“地随水走，人随地走”，耕地扩大，王同春招募的移民日益增加。清末后套共有干区，每区周围数百里，他独自一人就开辟五个区，拥有良田一万余顷，牛犋七十个，几乎占据了整个后套地区。王同春拥有武装，对移民使用私法进行管辖。在边疆移民社会中，移民蜂拥云集，泥沙俱下，资源的有限性不时引发各种血腥争斗，形成边疆社会巨大的动乱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组织活动以适应环境为目标，稳定的环境允许组织进行常规化、标准化的活动，变动不居的动态环境则要求组织及时地作出适当的反应，一切组织都是实现一定目的的社会系统，必须对社会提供功能效果。自发型移民到封建生产力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后，面对群龙无首、混乱不堪的社会环境，其头脑深处的皇权和专制主义思想更加浓烈，迫切要求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使他们的生产秩序化、生活安宁化，这样便使移民中基于感召性权威而建立的不同于习惯的组织形态应运而生。如果说新疆的移民屯垦是理性一法律化的组织，韩边外一王同春现象的移民组织属于神秘化的组织，那么，台湾地区的移民则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组织。从谱牒资料中可以看出，林先坤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24岁时渡台，能力高强，“始而耕田为业，克勤克俭，以振家声。亦难先贫于后富之，其贫而不谄之，其富而不骄之，贫而守分，富而施仁。”（注：林畴《潮州饶平林氏大宗谱牒》，影印手抄本，第76页。）因此六年有成，遂于乾隆二年(1738)回乡省亲，并带族人林孙檀等一同赴台，开辟田园，聚集成庄，为当地的领袖人物。（注：林祁钊《林氏族谱》，影印手抄本，第5页。）在拓殖过程中，林先坤运用中国社会结构中宗族组织的原则来结合力量，与其它几位族长组织学会，先后成立了五十九公、次圣公、观音公、拱震公等合约字蒸尝，一方面祭祀祖先，一方面投资于土地经营。这种宗族团体的组成是采取志愿的形式，这样其派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与传统宗族组织的“照房份”稍有区别。不过，他们所供奉的唐山祖和祖籍地所奉祀的一样，所以这种蒸尝可以说是一移殖性的宗族组织，具有强烈的经济取向，在早期资本凝聚与团结族人自保自卫的功效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宗族组织在台湾边疆移民社会时期已经发生显著变异，是自发型移民因毫无官方资助而以祖籍地为基础的互相合作的地缘团体。

其五，各边疆地区的移民众趋人格大不相同，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移民与其它地区的移民相比尤为明显。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视海洋为坦途，这种地理环境对当地居民以冒险精神为特质的海洋性开放性格的养成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十六世纪以后，闽粤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恶化，资本主义萌芽发育较早，而葡萄牙人、日本人在沿海地区的出现增加了海外贸易的机会，于是，一种冒险与谋利的精神逐渐普遍酝酿，产生功利主义的思想。这一地区的民众“唯利是趋”、“趋利喜作”的众趋人格心理定式，往往使他们“遗祖宗之丘基，族党之团圆，隔重洋之渡险，窜处于天尽海飞之地”，成为中国人最具有进取心和喜欢冒险的分子。正是这样，台湾地区移民的“开拓者精神”较其它边疆地区的移民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与台湾地区相比，清代东北、内蒙等地的移民的进取心和开拓性相对而言要弱一些。我们在史料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山东移民憨厚朴实，到东北后一心务农，试图依靠东北的广阔土地和自己的辛勤劳动求得五谷丰收、全家温饱，但仍然无法摆脱穷困的阴影；一些移民到内蒙后虽然发财致富，却舍不得花一文闲钱，吃穿极其朴素，没有改变陕北人在原籍的节俭习惯，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抑制型人格特征，连在内蒙、新疆等地定居的晋陕商人也多采取保守的经营方式以求稳步发展。从本质上说，移民活动本身就具有冒险性，因为移民活动的行为主体必须克服人口分布的惰性，而移民的前途往往也含有一系列未知的因素，没有足够的勇气是无法付诸实践的。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的情况十分明显，地域因素对人们性格的形成影响极大，由于边疆移民迁出地分布呈偏集态且迁出地社会变迁的内容、方式、程度、次序等具有不平衡性，所以边疆各地区移民的社会性格必然具有异质性，其开拓性和进取心的强弱程度不尽相同。

三、从清代边疆移民看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

劳动力是生产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边疆移民是清代边疆开发的重要行为主体，边疆移民的差异性不能不对清代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人口系统既具有远离平衡的开放性又具有非线性的反馈机制，这样它便具备了自发产生各种时空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的条件。人口系统的耗散结构在空间状态上表现为人口的地区分布必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各地区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会自发趋于某一适度。正是如此，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在非均质的地域空间上不可能分布均衡。大致上，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增长的快慢可分为四类地区：(a)增长特快区，包括台湾和东北；(b)增长较快区，包括内蒙和新疆；(c)常态增长区，包括广西、云南和海南；(d)特慢增长区——。从东南的台湾起，按逆时针方向依次经过东北的黑、吉、辽三省和正北的内蒙、西北的新疆、西南的一弧圈，边疆移民的规模基本上趋于越来越小，边疆开发的水平也随之基本上越来越低，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因为，自然资源的状况决定了人口承载力和人口经济容量，从而支持边疆开发所能达到的一定经济增长速度。换言之，清代边疆开发中存在着这样一条因果链条：区域的自然差移民数量差边疆经济开发水平差。还需要指出，区域的自然差产生的不单纯是移民的数量差，移民是资金和技术的载体，而资金和技术与移民数量一样都是支持边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区域的自然差通过影响移民数量而对边疆经济增长产生的是一种扩大效应。清代边疆开发过程中东部与西部差距之所以明显扩大，与这种扩大效应密切相关。

区域经济非均衡运动理论认为，非均衡运动是经济地域运动的绝对规律，区域经济集中增长与均衡扩散是区域开局的基本内容，它们的对立统一是区域生产力分布发生变化的基本动因。区域经济开发早期以增长极点开发为主要形式，中期以点轴开发为主要形式，晚期以网络开发为主要形式。有清一代，边疆地区的人口动态分布状况通常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空间组织形式的演变过程相吻合。在台湾，清初成片开发主要在台南地区，到康熙四、五十年间，台湾县境开发殆尽，移民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到雍正年间，南至琅*[王+乔]（今恒春）下淡水一带，北至新庄、艋舺、板桥、新店溪一带，西部平原肥沃易耕之地大部分已垦为田园。在开垦之初，垦殖地区多以点状分布，后来各点逐渐扩展并互相连为一片。至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较为瘠瘦或交通不便的花莲溪流域、中部埔里社盆地等地区得到开发。清代台湾东部被称为后山，直到道光年间才有移民进行开垦，而且垦区也较为有限。在东北地区，辽宁由于距离内地封建经济扩散的空间距离较近，易于接受扩散地区的辐射力和扩散效应，因此在1881年的东北移民主要分布在辽宁，随着移民在清末大量涌入东北，东北地区经济大规模开发的前沿线不断向北推移，到1911年时，辽宁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了近33个百分点，而同期吉林人口比重提高了近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东北移民的动态人口分布已出现了由不平衡趋于平衡的倾向，人口密度开始向平均值靠拢，移民在东北地区的递次推进与东北地区经济开发的空间演变是同步发展的。在内蒙，南部地区汉族移民数量大，农业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再往北一点，汉族移民逐渐减少，蒙古人较多，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域，其农业经营方式远比南部汉族移民的耕作粗放，蒙古人将自己的这种耕作方式称为Mogoltariya，意为“蒙古农业”，亦即当地汉族移民所说的“漫撒籽”，不过半农半牧区在畜牧业方面打井、搭棚、筑圈、划分草甸子的现象比牧区更为普遍；汉族移民直到清末都几乎没有渗透到内蒙北部地区，故而该地区为牧区。很显然，汉族移民在蒙古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农业比重也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并且农业经济区域随汉族移民不断向北渗透而扩大。新疆地区移民和土地开垦带有较浓厚的计划性色彩，但也反映了移民的集聚和延伸状况决定经济布局展开的空间格局的客观规律。清朝在新疆的屯垦最早在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东疆地区创办，后来伴随着移民的大批迁入，北疆地区的屯垦沿天山北麓自东而西水平延伸，不断增加，形成了巴里坤垦区、奇台垦区、乌鲁木齐垦区和伊犁—塔城垦区的农业整体布局。由于清前期采取重北轻南的移民屯垦方针，大批汉族移民进入了北疆，使北疆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彻底扭转了几千年来北疆比南疆落后的局面。在此之前，南疆是新疆的经济重心，素称“居国”，以农业为主，北疆素称“行国”，以游牧为主，而在此之后，北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一直远远高于南疆。究其原因，这种经济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太归于清前期重南轻北的移民屯垦。嘉庆年间，北疆农业区的基本格局形成后虽然没有出现整体性变化，但开垦的中心区域已呈现向西转移的趋势。因为，乾隆年间以来发展最快的乌鲁木齐垦区水土条件较好，主要荒地多已安户认垦，其开拓步伐不能不逐渐放慢。与此同时，偏处西陲的伊犁随着内地因岁歉而辗转流入的就食人口的不断增加，大大加快了土地开垦和水利建设的速度。道光以后，新疆的开发活动又具有南北并举、全面兴起的特点。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迁移是人口再分布的杠杆，移民指向性往往塑模着边疆经济开发的生产力空间的分布。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2篇

1.1知识点多、研究方法多微观经济学在知识点的分布上包括了供求与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论、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生产要素市场理论和微观经济政策等内容，理论中又穿插着相关分析方法，如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均衡分析、非均衡分析、数理公式分析、几何模型分析等，在讲授基本理论的同时还要让学生逐步掌握研究方法。虽然一个学期72学时，但鉴于本课程知识点多的特点，一方面对于学生课堂认真听讲、吸收消化知识和课后复结的能力都有较高要求，另一方面，对教师对知识点和理论体系综合总结的能力也有较高要求。

1.2理论性和逻辑性强，内容抽象难懂微观经济学的属于专业基础课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虽然在本科阶段的微观经济学是针对初学经济学的学生而设立的，教学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学科中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但是微观经济学是属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体系，有大量的知识是对西方国家该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理论成果的总结，内容比较艰涩、难懂，学生难以产生学习的共鸣。

1.3对数学知识要求较高，有一定学习难度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综合了“边际三杰”的成果，提出了流行于西方的系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微观经济学也开始大量使用数学方法，大部分理论表现为图形、数理实证分析以及经济学的特有概念去理解，许多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性很强。即使是在本科阶段的初级微观经济学也已经大量的涉及到数学推导和几何模型的证明，学生对微观经济学课程的虽然表现出较大的兴趣，但由于数学基础相对较差，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一定的困难，出现了教师难教、学生难懂的尴尬局面。

2微观经济学教学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我院在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实践过程，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2.1教学内容贪大求全，缺乏针对性微观经济学内容十分丰富，虽然在我院的教学中安排了72学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选择高鸿业教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作为教材。虽然该教材在不断再版的过程中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内容体系，网上相关的教学资源十分丰富，堪称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经典。但是，从该书在本院的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教材案例较少，注重理论体系的全面性和一定的深度，对于本院非经济类专业且数学基础不太好的学生而言，理解较为困难，学生课后复习难度较大，习题注重数学推导和相关数学方法的使用，相当一部分学生早早放弃了本课程的学习。

2.2课程考核方法比较片面微观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一般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试题通常侧重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识记，名词解释、计算题和简答题所占比重较高，学生运用所学的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开放性问题所占比重相对较低。而这恰恰正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所在。在这种考试方式下，成绩较高的往往是擅长死记硬背的学生，而善于思考的学生不一定能得高分。

2.3教师缺少必要的实践机会和经历，阻碍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应用型本科的微观经济学教师，大部分都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到学校教书，缺乏在企业和社会中运用经济学知识的具体实践经验，教师自身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比较欠缺，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自身概念就比较模糊，因此就更无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3基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目标

3.1为专业课程和职业课程奠定经济学基础微观经济学作为经济和管理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为我院各专业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和相关职业课程，如运输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证券投资学等，提供理论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微观经济学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将直接决定后续课程的学习效果。教师在课堂讲授中，不能对各专业采取相同的教学模式，应结合各专业的特点和后续专业课，有意识地引入专业课程和职业课程中的相关概念、理论和案例，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微观经济学和其他相关专业课。

3.2培养运用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习微观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掌握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而是在于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方法，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能够对生活中所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可以针对学生关心的身边的事或者新闻，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

4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4.1基于够用的原则合理选择教学内容以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对微观经济学的内容进行合理的取舍，尽可能让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掌握与未来工作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知识，尽可能减少经济理论的数学证明过程和对模型的讲解，结合案例阐述清楚经济学模型的理论涵义就可以了。在教材的选择上尽可能选择适合非经济学专业的、数学推导较少、案例较多的教材，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组织相关教师针对我院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出创新、注重实践的微观经济学教材。

4.2采取相应措施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微观经济学涉及到的知识内容比较多，在我院以青年教师为主的教学队伍中发现虽然青年教师自身基础知识较牢固，但缺乏相应的教学经验，教学方法较单一。为解决这一问题，学院鼓励集体备课，相互取长补短。在此基础上，应继续加大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微课、慕课等网络教学方式，改善教学方法，鼓励青年教师“走出去”，参加相应的培训和社会实践，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成长。

4.3丰富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方法要微观经济学提高教学质量，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及方法。

4.3.1实施案例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利用一些贴近日常生活、浅显易懂的案例和事实，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在实施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尽量选取近期发生的、与中国本土经济贴近的案例，加之大多数学生对经济和金融有一定的参与程度，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讨论中鼓励学生各抒己见进行讨论，使知识得到激发和升华，例如，在介绍机会成本这一概念时，可以从上大学或投资股票的机会成本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4.3.2引导和鼓励学生将微观经济学知识用于社会实践中学院要求学生利用假期时间开展社会调查，通过社会调查，学生需要对所关心的经济现象展开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这是将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良好的平台，需要引导和鼓励学生将微观经济学知识用于社会实践中，如学生在描述一家三代生活水平提高的现象时，可以引导学生利用恩格尔系数进行描述，对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尝试使用经济学原理提出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

4.3.3尝试实验教学法实验教学法是在可控实验环境下，模仿自然科学实验，针对某一现象或经济理论，通过控制某些变量、观察实验过程及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某些经济理论来为经济决策提供依据。比如，在介绍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时，可以设计一次拍卖会或者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使学生更好的掌握“消费者剩余=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消费者实际支付的价格”这一基本概念。实验教学法趣味性强，这样学生通过角色扮演较直观、深刻地理解并掌握枯燥的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4.3.4举办专家讲座课堂教学之余，学校可以邀请知名的经济学专家和学者、知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给学生介绍和分析当前的经济理论热点、前沿问题，以及所学理论知识如何运用到实践中去，以达到开拓视野，激发兴趣的目的。例如，目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的风险问题以及未来房价可能的走势，企业如何进行成本的分析和控制问题。

4.4建立较全面的成绩评价体系为进一步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应积极改变过去的单一的基于标准试卷的以考查学生记忆力为主的考核方式，建立较全面的成绩评价体系，将学生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完成、课程论文和期末考试成绩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鼓励学生上课积极回答问题、参与讨论，独立思考经济学问题。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3篇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自身的特点西方经济学理论系统较庞大且相对复杂。其中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重要的部分，微观经济学主要针对解决资源的配置问题，包含需求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国家微观经济调控政策等；宏观经济学主要解决资源的回收利用问题，以及对国民收入的宏观调控、对经济上出现的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监控和调整。西方经济学包含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在市场经济下确定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现在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例如国家在应对近些年过快发展的房价问题、国民供需比例失调、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现象，进行合理化分析，促进国家政府实行适当的宏观整合。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广大院校缺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相关教程，更多的是对学生进行应用能力理论知识的培养。缺少专业的西方经济学教务人员，教务人员一般都是对于理论知识掌握较强，但是缺乏具体的实践经验，就不能达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要求。加之西方经济学教材系统性较强，学生难以进行通俗的理解，其中包含的案例较多，相对于中国案例的分析较少，缺少针对于中国国情的案例。西方经济学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考核方式比较单一，考核评估系统不完善，主要采用试卷的考核方式，难以综合的进行评估和判断。国内各大院校在教学方法上存在漏洞。教学方法缺乏创新，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严重到影响教学效果，加上学生一味的对权威认可，缺乏自主分析判断的能力，使难以得对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西方经济学学习产生兴趣，学习过程身心疲惫，学习效率降低，最终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失去信心。

二、对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培养的西方经济学的改革和调整

（一）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在课程教学中要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务人员适当插入当今社会出现的经济热点问题，运用多种途径的教学方法，增添教学形式的多样性。提高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的兴趣，最大程度的运用高科技教学，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对西方经济学的运用，注重人才的实际应用。改变传统授课方式适当的进行启发式教学，适当的运用案例教学法，科学的进行引导，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性，确立良好的西方经济学学习氛围，课堂对于繁琐的西方经济学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后，通过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进行呈现，对注重多种的教学方式综合。

（二）改革西方经济学教育考核体系确定新的西方经济学教育考核评估方案，深入开展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的改革。改革单纯以测试的分数作为学生学习能力高低的鉴别方法，从一张试卷中难以判断学生学习的能力以及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考评的目的是确认学生是否已经掌握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尤其是针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新型改革的考核体系应该具有能逐步体现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提倡考核体系从单一向多元化转变，除了运用试卷成绩进行评估，还要具有实践操作的成绩和平时课堂表现的评分，更多的在试卷中增加实际分析题以及实验题，这样的考核体系才能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更加综合的评估，更好地解决出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

（三）对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进行改革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要通过全面研究国内各大院校经济管理不同专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订相应的教学计划，并做好前续课程和后期课程的衔接，为学生学习专业课打好基础。西方经济学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但是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来看，课程学习的中心要放在人才实践上的培养。合理的安排课时，要求教务人员在进行课程讲解的同时做好课时内容的分配，在能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保证好教学质量。

（四）注重多种学科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宏观并且抽象的经济学概论，在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的时候要注意与数学知识的相结合，例如对进行微积分的深入的剖析就会很好地帮助理解西方经济学，为了确保学习效果，教务人员可以在进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的讲解前，抽出适当时间带领学生对经济学中常用到的高等数学相关知识进行简单的复习。西方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要充分做好西方经济学与个学科之间的衔接，例如在高中政治课堂中所讲到的价值决定购买能力，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则是供需决定价格，因为两者所占在市场分析的角度不同所以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也会不同，掌握好两者的相结合点进行简单的分析，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热情。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字：非均衡性科学发展观投资过热人本经济

一、现实引发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其间虽然经历过93-96年的通货膨胀，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严峻考验，但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见表-1）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见表-2）

表-1中国历年GDP总量及增长率（1978——2003）

年份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

总量（亿元）3624.14038.24517.84862.45294.75934.57171.08964.410202.211962.514928.3

增长率（%）11.77.67.85.29.110.915.213.58.811.611.3

年份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

总量（亿元）16909.218547.921617.826638.134634.446759.458478.167884.674462.678345.282067.5

增长率（%）4.13.89.214.213.512.610.59.68.87.87.1

年份2000200120022003

总量（亿元）89468.197314.8104790.6116694.0

增长率（%）8.07.58.09.1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

表中增长率按照可比价格计算。

表-2中国的经济总量（GNP）在世界中的排位（单位：亿美元）

年份1990199519982000

总量38787002946210798

排位11876

注：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

但与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极不协调的另一现象——贫富差距，也在我国不断加剧。（见表-3）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深层隐患。基尼系数是用来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统计指标。我国的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见表-4）并且收入不均衡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已在现实中得到了显性表现。（各种因贫富差距悬殊引发的矛盾激化事件，媒体时有报道）

表-3我国近二十年来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对比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份（1985-2003）1985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

绝对数（元）397.6601.5686.3708.6784.0921.61221.01577.7

年均增长率（%）15.8%10.9%14.1%3.2%10.6%17.6%32.5%29.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份（1985-2003）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

绝对数（元）1926.12090.12162.02210.32253.42366.42475.62622.0

年均增长率（%）22.1%8.5%3.4%2.2%1.9%5%4.6%5.9%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份（1985-2003）1985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

绝对数（元）739.11373.91510.21700.62026.62577.43496.24283.0

年均增长率（%）9.1%16.8%9.9%12.6%19.2%27.2%35.6%22.5%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份（1985-2003）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

绝对数（元）4838.95160.35425.15854.06280.06859.67702.88472.0

年均增长率（%）13.0%6.6%5.1%7.9%7.3%9.2%12.3%10.0%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

表中年均增长率的计算未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仅供参考。

表-4我国部分年份基尼系数

年份1996199819992000

基尼系数0.4240.4560.4570.458

注：资料来源：《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黄继东，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0。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两大焦点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相悖的。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含义来考察。经济发展，不同于仅仅偏重于数量方面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实际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或人均实际产品和劳务的增加，《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P280）。它是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内涵较广的概念。比如由增长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以及广大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政治经济学大辞典》，P313）可见，备受国人推崇的GDP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量度指标，却无法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而以基尼系数的节节攀升为标志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则表明了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严重弊端。这无疑会影响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从深层次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来关注这种“悖论”的表现。最直接可感的就是经济的名义增长与相当部分国民实际生活的无惠。当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时，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的人们还看不上电视，喝不到自来水，更不必说享受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这种让人尴尬的现实，暴露出我国发展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到全体人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经长期奉行“以农养工”的产业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为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提供廉价原料；在城乡发展政策上也倾向于城市。这些因素长期作用，便造成了近年来日益凸现的城乡畸形发展背景下的贫富差距问题。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从更加抽象的层次上考察上述问题，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健康因素集中体现为“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具体讲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体现的是城乡发展的不协调。

2、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一般概括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也可以区分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异。

3、时期发展的不均衡。即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取向上的不合理。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两高一低”的特征——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很多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GDP数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取得的。有限的资源储备注定不能长久地支持这种高投低产的增长模式。

在这些矛盾日益加剧之际，党和国家高瞻远瞩，从战略的高度上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现实问题，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强调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其内容概括地表述为“五个统筹”，即在经济建设中，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下面，我们对这五个方面逐一进行简要解读。

1、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作为资金、人才和信息的中心，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农村为城市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提供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也是后者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但现实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城乡结构：不仅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明显，而且诸如户籍制度，劳动力就业保障制度，居民观念等一系列体制、意识障碍的存在，还正在加大这种差距。要改变此种局面，必须统筹兼顾——将农村和城市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尽快转变二元结构，协调两者之间各种资源交互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良性互动中形成城乡一体、彼此促进的发展格局。

2、统筹区域发展。从上文中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比较（表-3）能够认识到，收入水平的差异性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之一。然而，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观（沿海~内地），到1999年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标志的区域发展政策的转变，表明决策层对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今后的工作是：要结合各地方具体的自然资源条件和资金人力特点，充分发挥地区间的协作分工优势；在政策导向上，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予以更多的财政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为沿海省市和国外企业到内陆投资创造条件。同时，鼓励东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

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存在重视经济发展却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性问题。在持续高速的GDP增长下，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不健全，政府机构的效率低下，国民市场经济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淡薄。这些说明，需要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程度又是社会整体发展阶段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或者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为此，要努力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力争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进步。

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合理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及近枯竭和生态系统失衡。所有这些不仅将威胁后代人的生存权利与发展条件，而且也已经损害到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尽管我国早在90年代初就肯定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要贯彻这种发展观，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今后，要切实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把增强发展能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相结合，把经济效益的增加与社会效益的创造相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内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两年当我国内需严重不足时，逐年扩大的出口为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当前60%的对外依存度除了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程度在加深，也提醒着我们要重视对经济发展安全性的考虑。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毁灭性冲击是要引以为诫的。因此，应该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将积极争取国际市场定位为辅助的外部动力；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始终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前提；全面建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进一步扫除资源流通障碍，完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同时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各种挑战，积极扶植名牌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理念，促进自身的强大。

五个统筹，表述的是发展中的不同方面。但应该看到，这些方面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共同体现着对矛盾原理和全面观点的运用，体现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哲学依据。通过归纳总结，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人本、全面、协调、持续”四个原则，并且“发展”的思想贯穿始终。四、科学发展观的运用——对当前投资过热的分析

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实中的很多经济现象。下面我们就把当前投资过热的问题，置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简要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屡见报端。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以投资需求过旺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为标志的经济过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已处于过热状态，目前的问题不是争论过热的问题，而是采取何种政策来调整经济的问题。”（吴敬琏，2004—4）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我国终于走出了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困境，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目前不能轻言过热，必须保护企业和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采取措施克服伴随高增长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继续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四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关系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为局部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1978年到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9.4%，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是5.6%。将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与之相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物价涨幅，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都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值。(见表-5)

表-5近两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

2002年123456789101112

指数值9910099.298.799.299.299.199.399.299.299.299.6

2003年123456789101112

指数值100.4100.3100.9101.0100.7100.6100.6100.9101.1101.8103103.2

2004年1234

指数值103.2102.6102.8103

注：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上数据；

指数值的计算以上年同期为100。

其次，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还相当严峻，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地步。

第三，消费领域刚刚有所升温。

最后，商务部对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只有138种，占23%；供过于求的商品却达462种，占77%。

应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好的，当前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2004年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8799亿元，同比增长了43%，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从统计数字来看，2003年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部门：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长29.7％；二是汽车，投资增长87.2％；三是建材、钢铁投资增长96.5％，电解铝增长92.5％，水泥增长121.9％。（见表-6）因此，判断经济全面过热为时过早，现在需要做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局部过热、投资过热。

表-6我国近二十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及增长速度

年份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

投资额（亿元）2543.23120.63791.74753.84410.44517.05594.58080.113072.3

增速（％）38.8%22.7%21.5%25.4%-7.2%2.4%23.9%44.4%61.8%

年份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

投资额（亿元）17042.120019.322913.524941.128406.229854.732917.737213.543499.9

增速（％）30.4%17.5%14.8%8.8%13.9%5.1%10.3%13.1%16.9%

年份20032004

投资额（亿元）55118.011047.4

增速（％）26.7%42.8%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网上数据；

2004年的数据统计的是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额。

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导致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和油电煤运供求关系紧张。“瓶颈”制约作用的加剧，强化了居民对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预期，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

其次，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显然难以持续，一旦大幅回落，很容易导致经济大落。再者，投资在即期是需求，在下期却是供给。过快增长的投资加大了未来的供给能力，很可能使未来的供给能力出现过剩，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泥坑。

最后，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而消费率却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猛、规模偏大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各行业发展思路上的不合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首先，部分地方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互相攀比的现象仍很严重，都把增加投资作为提高GDP的主要手段；其次，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尤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最为突出；再次，相当数量的地方领导在政绩观上存在严重偏差，不顾人民利益而只考虑个人升迁，大搞各种形象工程，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增速过猛的趋势。

对此，吴敬琏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出现过热是投资效率太低的结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要借助于大量的投资来维持。2002年，中国全部投资占GDP总量的42%；2003年这一指标达到46%。而美国一般为10%，和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只有24%。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差。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提高投资效率。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投资效率？更进一步说，如何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一条既持续高速，又健康合理的轨道？我们认为，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建设“循环经济”为手段，最终实现“人本经济”。五、“人本经济”、“循环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本经济”和“循环经济”，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这种特殊的国情和现实的矛盾，决定我国的长期发展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依靠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的发展道路。实现科技进步，要求发展“循环经济”；依靠人力资源，要求实现“人本经济”。“人本经济”是目的，“循环经济”是手段。

应该说，人本经济、循环经济都不是科学发展观的首创。但是，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理论贡献。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人既是发展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发展的归宿。一切经济行为的发生，根本上讲都是经济行为主体从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考虑出发的——不论表层的目的是买房还是购车。作为宏观经济行为体的国家，只是而且也应该是人民利益实现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所有经济成就的取得，最终都要以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的生存质量是否有所提高为根本判断标准。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循环经济则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再用、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的。

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人本经济”定义为：以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及整体生存质量的提高为根本取向，以建设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循环经济”为手段，以“人本效应”作为经济发展的评判标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理念。

要通过建设“循环经济”来实现“人本经济”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保证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首先，要保证人民基本人权的实现。只有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存权）得到了保障，才有资格谈其他权利。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现社会的高度法治化，建立人本、人道、宽容、民主的“绿色文明”。

其次，应保证多数人能享用基本的公共产品。例如，农村市场至今调动不起来，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农民收入过低，此外还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因素。国家应该多在这些方面努力，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

再次，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让拥有属于自己资产的人得到保护。当今权利受到侵害最大的是农民。至今为止，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保障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好。现行的制度，只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债权关系，而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物权关系，这样就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关系，换句话说农民还不是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因此，改革不但要使人们获得财产，而且获得的财产要得到制度的保护。

最后，要保护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健全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机制。有知情权才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等。如果既没有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制，也没有一个良性的谈判与协商对话机制，人民的要求就无法顺利传达，就容易发生各种极端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走依靠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式。

在发展战略上，注重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合理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第三产业，以增加就业量。

在企业规模上，注重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占用物质资本较少，吸纳就业人员较多的优势。

在人才机制上，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培养、吸引和用好各类人才，特别注重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一支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队伍和科技人才队伍。

在人才流动体系上，鼓励各类人才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消除各种体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人力资源高效配置的企业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参与分配制度，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最后，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建立“人本政绩观”。

长期以来，我们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水平和成绩，以及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主要是看其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且总是看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的增长。在这种评价标准的影响下，不少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只重视眼前和短期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后代人的利益。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人们更关心收入、财富、经济的增长；追求经济和物质水平的提高被放在首位。但经济增长不是目的，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物质、精神、价值的总体满足程度和全面发展水平，才是社会发展与否的根本标志。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社会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的，这就要求政府官员的政绩观需要实现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必须放弃“以GDP论英雄”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四，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和观念，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现阶段，政府的转型绝不仅仅是其经济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政府同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涉及到执政党工作方式转变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想将科学的发展观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按照现代政府管理的理念，政府应由“人治政府”转向“法治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权力政府”转向“责任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建设，使得包括广大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要重视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支持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要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人民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实现增长方式和发展理念的转变。

企业要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资源和劳动力，实现清洁生产，建设“循环经济”，实现企业盈利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策略；增加科研投入和技术开发力度，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最终实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效率的转变；既重视经济效益，又关注社会效益，在促进利润增长的同时注意增加职工福利，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最后，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还要求国民实现思想和行为的转变。

广大人民要树立自己是经济发展中心的意识，加强法制观念和市场竞争观念；强化维权意识，时刻监督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经济行为，通过法律、舆论、社会仲裁组织等各种手段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同时，注意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培养对环境、资源、社会整体的正确认识，促进“循环经济”、“人本经济”的实现。

参考资料：

1.《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2.《世界经济年鉴-2002/2003》，谈世中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张卓元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魏勋等，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5.《解析发展观视角下的“五个统筹”》，潘利，《理论前沿》，2004-1；

6.《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黄继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0；

7.《发展循环经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解振华，《人民日报》，2004-1-29；

8.《：牢固树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新华网，2004-2-22;

9.《要让多数人分享改革成果》，迟福林，《中国经济时报》，2004-3-22；

10.《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郑志国，《广州日报》，2004-4-30；

11.《走中国循环经济之路》，肖勤福，《中国青年报》，2004-3-21；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字：非均衡性科学发展观投资过热人本经济

一、现实引发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其间虽然经历过93-96年的通货膨胀，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严峻考验，但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见表-1）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

但与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极不协调的另一现象——贫富差距，也在我国不断加剧。（见表-3）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深层隐患。基尼系数是用来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统计指标。我国的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见表-4）并且收入不均衡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已在现实中得到了显性表现。（各种因贫富差距悬殊引发的矛盾激化事件，媒体时有报道）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两大焦点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相悖的。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含义来考察。经济发展，不同于仅仅偏重于数量方面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实际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或人均实际产品和劳务的增加，《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P280）。它是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内涵较广的概念。比如由增长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以及广大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政治经济学大辞典》，P313）可见，备受国人推崇的GDP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量度指标，却无法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而以基尼系数的节节攀升为标志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则表明了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严重弊端。这无疑会影响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从深层次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来关注这种“悖论”的表现。最直接可感的就是经济的名义增长与相当部分国民实际生活的无惠。当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时，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的人们还看不上电视，喝不到自来水，更不必说享受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这种让人尴尬的现实，暴露出我国发展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到全体人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经长期奉行“以农养工”的产业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为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提供廉价原料；在城乡发展政策上也倾向于城市。这些因素长期作用，便造成了近年来日益凸现的城乡畸形发展背景下的贫富差距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从更加抽象的层次上考察上述问题，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健康因素集中体现为“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具体讲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体现的是城乡发展的不协调。

2、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一般概括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也可以区分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异。

3、时期发展的不均衡。即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取向上的不合理。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两高一低”的特征——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很多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GDP数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取得的。有限的资源储备注定不能长久地支持这种高投低产的增长模式。

在这些矛盾日益加剧之际，党和国家高瞻远瞩，从战略的高度上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现实问题，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强调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其内容概括地表述为“五个统筹”，即在经济建设中，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下面，我们对这五个方面逐一进行简要解读。

1、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作为资金、人才和信息的中心，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农村为城市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提供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也是后者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但现实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城乡结构：不仅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明显，而且诸如户籍制度，劳动力就业保障制度，居民观念等一系列体制、意识障碍的存在，还正在加大这种差距。要改变此种局面，必须统筹兼顾——将农村和城市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尽快转变二元结构，协调两者之间各种资源交互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良性互动中形成城乡一体、彼此促进的发展格局。

2、统筹区域发展。从上文中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比较（表-3）能够认识到，收入水平的差异性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之一。然而，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观（沿海~内地），到1999年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标志的区域发展政策的转变，表明决策层对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今后的工作是：要结合各地方具体的自然资源条件和资金人力特点，充分发挥地区间的协作分工优势；在政策导向上，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予以更多的财政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为沿海省市和国外企业到内陆投资创造条件。同时，鼓励东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

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存在重视经济发展却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性问题。在持续高速的GDP增长下，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不健全，政府机构的效率低下，国民市场经济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淡薄。这些说明，需要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程度又是社会整体发展阶段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或者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为此，要努力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力争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进步。

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合理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及近枯竭和生态系统失衡。所有这些不仅将威胁后代人的生存权利与发展条件，而且也已经损害到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尽管我国早在90年代初就肯定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要贯彻这种发展观，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今后，要切实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把增强发展能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相结合，把经济效益的增加与社会效益的创造相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内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两年当我国内需严重不足时，逐年扩大的出口为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当前60%的对外依存度除了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程度在加深，也提醒着我们要重视对经济发展安全性的考虑。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毁灭性冲击是要引以为诫的。因此，应该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将积极争取国际市场定位为辅助的外部动力；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始终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前提；全面建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进一步扫除资源流通障碍，完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同时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各种挑战，积极扶植名牌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理念，促进自身的强大。

五个统筹，表述的是发展中的不同方面。但应该看到，这些方面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共同体现着对矛盾原理和全面观点的运用，体现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哲学依据。通过归纳总结，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人本、全面、协调、持续”四个原则，并且“发展”的思想贯穿始终。

四、科学发展观的运用——对当前投资过热的分析

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实中的很多经济现象。下面我们就把当前投资过热的问题，置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简要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屡见报端。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以投资需求过旺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为标志的经济过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已处于过热状态，目前的问题不是争论过热的问题，而是采取何种政策来调整经济的问题。”（吴敬琏，2004—4）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我国终于走出了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困境，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目前不能轻言过热，必须保护企业和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采取措施克服伴随高增长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继续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四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关系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为局部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1978年到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9.4%，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是5.6%。将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与之相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物价涨幅，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都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值。

其次，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还相当严峻，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地步。

第三，消费领域刚刚有所升温。

最后，商务部对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只有138种，占23%；供过于求的商品却达462种，占77%。

应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好的，当前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2004年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8799亿元，同比增长了43%，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从统计数字来看，2003年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部门：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长29.7％；二是汽车，投资增长87.2％；三是建材、钢铁投资增长96.5％，电解铝增长92.5％，水泥增长121.9％。（见表-6）因此，判断经济全面过热为时过早，现在需要做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局部过热、投资过热。

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导致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和油电煤运供求关系紧张。“瓶颈”制约作用的加剧，强化了居民对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预期，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

其次，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显然难以持续，一旦大幅回落，很容易导致经济大落。再者，投资在即期是需求，在下期却是供给。过快增长的投资加大了未来的供给能力，很可能使未来的供给能力出现过剩，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泥坑。

最后，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而消费率却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猛、规模偏大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各行业发展思路上的不合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首先，部分地方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互相攀比的现象仍很严重，都把增加投资作为提高GDP的主要手段；其次，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尤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最为突出；再次，相当数

量的地方领导在政绩观上存在严重偏差，不顾人民利益而只考虑个人升迁，大搞各种形象工程，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增速过猛的趋势。

对此，吴敬琏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出现过热是投资效率太低的结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要借助于大量的投资来维持。2002年，中国全部投资占GDP总量的42%；2003年这一指标达到46%。而美国一般为10%，和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只有24%。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差。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提高投资效率。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投资效率？更进一步说，如何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一条既持续高速，又健康合理的轨道？我们认为，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建设“循环经济”为手段，最终实现“人本经济”。

五、“人本经济”、“循环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本经济”和“循环经济”，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这种特殊的国情和现实的矛盾，决定我国的长期发展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依靠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的发展道路。实现科技进步，要求发展“循环经济”；依靠人力资源，要求实现“人本经济”。“人本经济”是目的，“循环经济”是手段。

应该说，人本经济、循环经济都不是科学发展观的首创。但是，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理论贡献。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人既是发展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发展的归宿。一切经济行为的发生，根本上讲都是经济行为主体从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考虑出发的——不论表层的目的是买房还是购车。作为宏观经济行为体的国家，只是而且也应该是人民利益实现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所有经济成就的取得，最终都要以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的生存质量是否有所提高为根本判断标准。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循环经济则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再用、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的。

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人本经济”定义为：以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及整体生存质量的提高为根本取向，以建设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循环经济”为手段，以“人本效应”作为经济发展的评判标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理念。

要通过建设“循环经济”来实现“人本经济”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保证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首先，要保证人民基本人权的实现。只有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存权）得到了保障，才有资格谈其他权利。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现社会的高度法治化，建立人本、人道、宽容、民主的“绿色文明”。

其次，应保证多数人能享用基本的公共产品。例如，农村市场至今调动不起来，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农民收入过低，此外还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因素。国家应该多在这些方面努力，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

再次，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让拥有属于自己资产的人得到保护。当今权利受到侵害最大的是农民。至今为止，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保障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好。现行的制度，只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债权关系，而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物权关系，这样就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关系，换句话说农民还不是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因此，改革不但要使人们获得财产，而且获得的财产要得到制度的保护。

最后，要保护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健全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机制。有知情权才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等。如果既没有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制，也没有一个良性的谈判与协商对话机制，人民的要求就无法顺利传达，就容易发生各种极端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走依靠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式。

在发展战略上，注重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合理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第三产业，以增加就业量。

在企业规模上，注重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占用物质资本较少，吸纳就业人员较多的优势。

在人才机制上，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培养、吸引和用好各类人才，特别注重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一支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队伍和科技人才队伍。

在人才流动体系上，鼓励各类人才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消除各种体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人力资源高效配置的企业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参与分配制度，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最后，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建立“人本政绩观”。

长期以来，我们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水平和成绩，以及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主要是看其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且总是看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的增长。在这种评价标准的影响下，不少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只重视眼前和短期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后代人的利益。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人们更关心收入、财富、经济的增长；追求经济和物质水平的提高被放在首位。但经济增长不是目的，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物质、精神、价值的总体满足程度和全面发展水平，才是社会发展与否的根本标志。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社会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的，这就要求政府官员的政绩观需要实现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必须放弃“以GDP论英雄”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超级秘书网

第四，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和观念，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现阶段，政府的转型绝不仅仅是其经济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政府同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涉及到执政党工作方式转变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想将科学的发展观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按照现代政府管理的理念，政府应由“人治政府”转向“法治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权力政府”转向“责任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建设，使得包括广大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要重视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支持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要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人民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实现增长方式和发展理念的转变。

企业要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资源和劳动力，实现清洁生产，建设“循环经济”，实现企业盈利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策略；增加科研投入和技术开发力度，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最终实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效率的转变；既重视经济效益，又关注社会效益，在促进利润增长的同时注意增加职工福利，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最后，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还要求国民实现思想和行为的转变。

广大人民要树立自己是经济发展中心的意识，加强法制观念和市场竞争观念；强化维权意识，时刻监督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经济行为，通过法律、舆论、社会仲裁组织等各种手段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同时，注意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培养对环境、资源、社会整体的正确认识，促进“循环经济”、“人本经济”的实现。

参考资料：

1.《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2.《世界经济年鉴-2002/2003》，谈世中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张卓元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魏勋等，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5.《解析发展观视角下的“五个统筹”》，潘利，《理论前沿》，2004-1；

6.《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黄继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0；

7.《发展循环经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解振华，《人民日报》，2004-1-29；

8.《：牢固树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新华网，2004-2-22;

9.《要让多数人分享改革成果》，迟福林，《中国经济时报》，2004-3-22；

10.《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郑志国，《广州日报》，2004-4-30；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字：非均衡性科学发展观投资过热人本经济

一、现实引发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其间虽然经历过93-96年的通货膨胀，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严峻考验，但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见表-1）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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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两大焦点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相悖的。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含义来考察。经济发展，不同于仅仅偏重于数量方面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实际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或人均实际产品和劳务的增加，《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P280）。它是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内涵较广的概念。比如由增长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以及广大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政治经济学大辞典》，P313）可见，备受国人推崇的GDP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量度指标，却无法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而以基尼系数的节节攀升为标志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则表明了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严重弊端。这无疑会影响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从深层次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来关注这种“悖论”的表现。最直接可感的就是经济的名义增长与相当部分国民实际生活的无惠。当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时，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的人们还看不上电视，喝不到自来水，更不必说享受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这种让人尴尬的现实，暴露出我国发展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到全体人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经长期奉行“以农养工”的产业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为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提供廉价原料；在城乡发展政策上也倾向于城市。这些因素长期作用，便造成了近年来日益凸现的城乡畸形发展背景下的贫富差距问题。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从更加抽象的层次上考察上述问题，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健康因素集中体现为“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具体讲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体现的是城乡发展的不协调。

2、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一般概括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也可以区分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异。

3、时期发展的不均衡。即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取向上的不合理。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两高一低”的特征——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很多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GDP数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取得的。有限的资源储备注定不能长久地支持这种高投低产的增长模式。

在这些矛盾日益加剧之际，党和国家高瞻远瞩，从战略的高度上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现实问题，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强调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其内容概括地表述为“五个统筹”，即在经济建设中，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下面，我们对这五个方面逐一进行简要解读。

1、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作为资金、人才和信息的中心，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农村为城市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提供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也是后者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但现实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城乡结构：不仅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明显，而且诸如户籍制度，劳动力就业保障制度，居民观念等一系列体制、意识障碍的存在，还正在加大这种差距。要改变此种局面，必须统筹兼顾——将农村和城市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尽快转变二元结构，协调两者之间各种资源交互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良性互动中形成城乡一体、彼此促进的发展格局。

2、统筹区域发展。从上文中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比较（表-3）能够认识到，收入水平的差异性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之一。然而，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观（沿海~内地），到1999年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标志的区域发展政策的转变，表明决策层对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今后的工作是：要结合各地方具体的自然资源条件和资金人力特点，充分发挥地区间的协作分工优势；在政策导向上，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予以更多的财政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为沿海省市和国外企业到内陆投资创造条件。同时，鼓励东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

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存在重视经济发展却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性问题。在持续高速的GDP增长下，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不健全，政府机构的效率低下，国民市场经济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淡薄。这些说明，需要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程度又是社会整体发展阶段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或者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为此，要努力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力争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进步。

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合理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及近枯竭和生态系统失衡。所有这些不仅将威胁后代人的生存权利与发展条件，而且也已经损害到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尽管我国早在90年代初就肯定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要贯彻这种发展观，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今后，要切实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把增强发展能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相结合，把经济效益的增加与社会效益的创造相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内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两年当我国内需严重不足时，逐年扩大的出口为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当前60%的对外依存度除了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程度在加深，也提醒着我们要重视对经济发展安全性的考虑。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毁灭性冲击是要引以为诫的。因此，应该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将积极争取国际市场定位为辅助的外部动力；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始终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前提；全面建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进一步扫除资源流通障碍，完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同时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各种挑战，积极扶植名牌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理念，促进自身的强大。

五个统筹，表述的是发展中的不同方面。但应该看到，这些方面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共同体现着对矛盾原理和全面观点的运用，体现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哲学依据。通过归纳总结，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人本、全面、协调、持续”四个原则，并且“发展”的思想贯穿始终。四、科学发展观的运用——对当前投资过热的分析

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实中的很多经济现象。下面我们就把当前投资过热的问题，置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简要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屡见报端。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以投资需求过旺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为标志的经济过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已处于过热状态，目前的问题不是争论过热的问题，而是采取何种政策来调整经济的问题。”（吴敬琏，2004—4）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我国终于走出了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困境，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目前不能轻言过热，必须保护企业和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采取措施克服伴随高增长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继续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四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关系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为局部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1978年到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9.4%，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是5.6%。将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与之相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物价涨幅，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都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值。(见表-5)

表-5近两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

2002年123456789101112

指数值9910099.298.799.299.299.199.399.299.299.299.6

2003年123456789101112

指数值100.4100.3100.9101.0100.7100.6100.6100.9101.1101.8103103.2

2004年1234

指数值103.2102.6102.8103

注：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上数据；

指数值的计算以上年同期为100。

其次，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还相当严峻，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地步。

第三，消费领域刚刚有所升温。

最后，商务部对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只有138种，占23%；供过于求的商品却达462种，占77%。

应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好的，当前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2004年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8799亿元，同比增长了43%，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从统计数字来看，2003年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部门：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长29.7％；二是汽车，投资增长87.2％；三是建材、钢铁投资增长96.5％，电解铝增长92.5％，水泥增长121.9％。（见表-6）因此，判断经济全面过热为时过早，现在需要做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局部过热、投资过热。

表-6我国近二十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及增长速度

年份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

投资额（亿元）2543.23120.63791.74753.84410.44517.05594.58080.113072.3

增速（％）38.8%22.7%21.5%25.4%-7.2%2.4%23.9%44.4%61.8%

年份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

投资额（亿元）17042.120019.322913.524941.128406.229854.732917.737213.543499.9

增速（％）30.4%17.5%14.8%8.8%13.9%5.1%10.3%13.1%16.9%

年份20032004

投资额（亿元）55118.011047.4

增速（％）26.7%42.8%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网上数据；

2004年的数据统计的是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额。

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导致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和油电煤运供求关系紧张。“瓶颈”制约作用的加剧，强化了居民对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预期，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

其次，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显然难以持续，一旦大幅回落，很容易导致经济大落。再者，投资在即期是需求，在下期却是供给。过快增长的投资加大了未来的供给能力，很可能使未来的供给能力出现过剩，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泥坑。

最后，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而消费率却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猛、规模偏大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各行业发展思路上的不合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首先，部分地方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互相攀比的现象仍很严重，都把增加投资作为提高GDP的主要手段；其次，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尤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最为突出；再次，相当数量的地方领导在政绩观上存在严重偏差，不顾人民利益而只考虑个人升迁，大搞各种形象工程，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增速过猛的趋势。

对此，吴敬琏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出现过热是投资效率太低的结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要借助于大量的投资来维持。2002年，中国全部投资占GDP总量的42%；2003年这一指标达到46%。而美国一般为10%，和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只有24%。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差。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提高投资效率。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投资效率？更进一步说，如何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一条既持续高速，又健康合理的轨道？我们认为，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建设“循环经济”为手段，最终实现“人本经济”。五、“人本经济”、“循环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本经济”和“循环经济”，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这种特殊的国情和现实的矛盾，决定我国的长期发展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依靠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的发展道路。实现科技进步，要求发展“循环经济”；依靠人力资源，要求实现“人本经济”。“人本经济”是目的，“循环经济”是手段。

应该说，人本经济、循环经济都不是科学发展观的首创。但是，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理论贡献。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人既是发展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发展的归宿。一切经济行为的发生，根本上讲都是经济行为主体从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考虑出发的——不论表层的目的是买房还是购车。作为宏观经济行为体的国家，只是而且也应该是人民利益实现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所有经济成就的取得，最终都要以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的生存质量是否有所提高为根本判断标准。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循环经济则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再用、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的。

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人本经济”定义为：以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及整体生存质量的提高为根本取向，以建设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循环经济”为手段，以“人本效应”作为经济发展的评判标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理念。

要通过建设“循环经济”来实现“人本经济”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保证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首先，要保证人民基本人权的实现。只有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存权）得到了保障，才有资格谈其他权利。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现社会的高度法治化，建立人本、人道、宽容、民主的“绿色文明”。

其次，应保证多数人能享用基本的公共产品。例如，农村市场至今调动不起来，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农民收入过低，此外还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因素。国家应该多在这些方面努力，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

再次，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让拥有属于自己资产的人得到保护。当今权利受到侵害最大的是农民。至今为止，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保障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好。现行的制度，只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债权关系，而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物权关系，这样就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关系，换句话说农民还不是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因此，改革不但要使人们获得财产，而且获得的财产要得到制度的保护。

最后，要保护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健全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机制。有知情权才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等。如果既没有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制，也没有一个良性的谈判与协商对话机制，人民的要求就无法顺利传达，就容易发生各种极端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走依靠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式。

在发展战略上，注重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合理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第三产业，以增加就业量。

在企业规模上，注重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占用物质资本较少，吸纳就业人员较多的优势。

在人才机制上，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培养、吸引和用好各类人才，特别注重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一支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队伍和科技人才队伍。

在人才流动体系上，鼓励各类人才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消除各种体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人力资源高效配置的企业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参与分配制度，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最后，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建立“人本政绩观”。

长期以来，我们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水平和成绩，以及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主要是看其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且总是看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的增长。在这种评价标准的影响下，不少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只重视眼前和短期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后代人的利益。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人们更关心收入、财富、经济的增长；追求经济和物质水平的提高被放在首位。但经济增长不是目的，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物质、精神、价值的总体满足程度和全面发展水平，才是社会发展与否的根本标志。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社会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的，这就要求政府官员的政绩观需要实现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必须放弃“以GDP论英雄”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四，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和观念，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现阶段，政府的转型绝不仅仅是其经济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政府同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涉及到执政党工作方式转变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想将科学的发展观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按照现代政府管理的理念，政府应由“人治政府”转向“法治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权力政府”转向“责任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建设，使得包括广大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要重视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支持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要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人民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实现增长方式和发展理念的转变。

企业要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资源和劳动力，实现清洁生产，建设“循环经济”，实现企业盈利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策略；增加科研投入和技术开发力度，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最终实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效率的转变；既重视经济效益，又关注社会效益，在促进利润增长的同时注意增加职工福利，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最后，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还要求国民实现思想和行为的转变。

广大人民要树立自己是经济发展中心的意识，加强法制观念和市场竞争观念；强化维权意识，时刻监督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经济行为，通过法律、舆论、社会仲裁组织等各种手段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同时，注意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培养对环境、资源、社会整体的正确认识，促进“循环经济”、“人本经济”的实现。参考资料：

1.《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2.《世界经济年鉴-2002/2003》，谈世中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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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走中国循环经济之路》，肖勤福，《中国青年报》，2004-3-21；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7篇

一、应运而生的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 经济法在中国是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随着农村实行“大包干”、对外开放和城市经济改革的启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80）、《经济合同法》（1981）等第一批经济性法律法规先后出台，经济法备受关注，经济法学很快成为“显学”，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人治和法律虚无主义，我国未能像苏俄那样制定适应计划经济的民法典，又鉴于实行计划经济，人们讳言民法的“私法性”，而且民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就一直未能制订民法典。在此情形下，无法以民法原理来解释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和政府、企业、合同紧密相连的经济关系。第二，经过长期的“大锅饭”，法纪松弛，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比如企业间的经济关系不订合同，职工干活马虎、“磨洋工”，人们痛定思痛，整个社会呼唤、期待着经济法制，建设特区、引进外资，依赖“红头文件”也行不通。同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这样，顺应经济法制要求制定的法律法规，很自然地被认为就是“经济法”。第三，法学界一直跟踪着苏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学研究动态，了解苏联经济法的来龙去脉，改革开放伊始就将苏联的经济法学说引入中国，而苏联的现代经济法学说恰可合理地解释计划组织因素与商品价值因素相结合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实际相契合。 在此背景下，1979年8月召开“民法、经济法问题学术座谈会”，在新中国法学史上第一次正式引入经济法概念，并从民法和经济法交互作用的角度对新兴经济法现象进行研究，成为中国经济法学的起点。 二、人大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从全国来看，在1979年下半年就有法律院系设立了经济法教研室，同时开设经济法课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到潘静成和刘文华这两位经济法学科点创始人先后“归队”，在1981年成立了经济法教研室，开出经济法概论课程。此后，经济法教研室于1982年开设《经济合同法》，1983年开设《计划法》和《基本建设法》，1984年开设《（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和《环境保护法》，1985年开设《经济法基础理论》和《财政金融法》，1987年开设《土地法》，1992年开设《企业（含公司）法》、《竞争法》和《涉外经济法》等课程，学科体系日臻完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人大经济法学科自创立起，就一直以科研为依托，追求人大法律系自1950年成立后奠定的法学“工作母机”地位。最初编写的经济法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讲义》于1985年出版，名为《经济法教程》，后衍生为现在使用的两种《经济法》概论教材，适用于本科法学专业和法学硕士研究生通开基础课教学。国家教委1986年在济南召开“经济法专业教学计划审定会”，确定在“七五”期间编写《经济法基础理论》，1987年在上海召开25个院系的教授、专家会议，审定了潘静成、刘文华两位教授主持编写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教学大纲》，作为国家教委的指导性文件正式出版发行。之后，受国家教委委托，他们又编写了全国第一本《经济法基础理论教程》，确定了经济法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制度，在全国率先构建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并于1993年出版。人大经济法教研室于1984年开始招收民法专业经济法方向的硕士生，1987年起正式招收经济法专业硕士生，并在1994年成为全国首批经济法学博士点。此外，人大经济法教研室还接受有关部委委托举办了多次经济法干部专修班和高级师资进修班。 然而，法学界关于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学术争论和情绪纠葛，也对人大经济法学科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经济法与民法同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从经济法产生时起，它与民法的关系就成为法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关于民法经济法的讨论最初是十分理性、平和的。比如学者都承认存在经济法现象，同时对经济法的概念、对象及其在经济的法律调整中的地位开展认真地讨论，并无超越学术的情绪对峙。事实上，也是民法学者在改革开放之初担负了引进和研究经济法的历史任务。苏联经济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拉普捷夫的代表作《经济法理论问题》，就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翻译，于1981年8月出版。 但是后来，民法与经济法的争论中有些学者的讨论趋于情绪化，其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法学自身的问题。经济法被引入中国后，一些学者不恰当地理解“纵横统一说”，认为经济法“纵”的要调整，“横”的也要调整，如此“大经 济法”便使民法成了“公民消费法”，既不科学也不合乎实际，令有些民法学者感到不满。二是法的部门划分及其理论本身存在缺陷。法的部门划分只是主观的学术活动和分类，而法学界照搬苏联的法律部门划分“客观论”，认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法律部门划分，但由于“客观”事实上要由人来作主观解释，有些人不由自主地推崇、追求学术“权威”和领导官员支持，以证明自己的立场、观点的“客观性”。须知，古今中外并不存在什么“独立”法律部门，任何法律部门都要服从法治一般，而且法律部门划分是相对的，对法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法律部门之间也是交叉的。对法的部门划分只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学习，以及更好地指导立法和法治实践。第三是传统法律学科处于强势地位，新兴学科则相对弱小，在民法经济法的纠葛中，内外环境对经济法学的发展都很不利。 这种情绪化在1986年前后达到顶点。当时全国人大研拟制订民法通则，而经济法学者提出不要搞民法通则，应当制订“经济法纲要”，因为民法只是适应自由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当然，全国人大最终通过了民法通则。虽然经济法没有因此被否定，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关于民法通则的立法说明中明确指出纵向的经济关系要由经济法来调整，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些经济法学者一度竟萎靡不振，以至于全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忍受着各种杯葛和压力，仍在艰难地维持着经济法基础理论教学。 到20世纪90年代末，商法研究愈益兴旺，民商法又从“商”及其与经济法的关系的角度，与经济法展开了小小的争论。商法本为民法，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产生，时至今日，社会成员平等、“泛商化”和政府广泛参与提供公共和准公共物品以及公开市场操作，无论从主体范围、行为的“营利性”还是从适用的法规看，民商都不可能分立。因此，民商法同属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为中心展开的私法，与经济法之间并无大的矛盾。 关键在于，关于法律部门划分的理论问题不解决，经济法就没有“出头之日”，因为按照仿佛是“客观”化身的传统法学和强势学科的解释，经济法只是民法、行政法等规范的组合，并不能独立存在。这正是民商法与经济法观点的交锋所在，即经济法能否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这个问题到90年代以后才逐步得到解决。1992年笔者向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提交题为《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的年会论文，论证了法律部门划分的主客观统一、相对性以及“独立”法律部门的提法不能成立，并就此作了大会发言。经过十余年，这种观点逐渐得到法学界的认同，加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作为经济内在要素的客观条件和必要性形成广泛共识，经济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门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了。 1998年，国家在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宽口径、厚基础法律人才的教育改革思想指导下，将法学本科各专业合并为一个法学专业，并将经济法学作为其14门核心课程之一。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在此背景下，经济法学逐渐得到社会和官方的认可，最终得以确立。在经济法学趋于健康稳定发展的新阶段，人大经济法学重整士气、更上层楼，系统构建了经济法部门的教材教学体系，继续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人大经济法学科的专业方向包括经济法总论、企业和公司法、财税法、金融法、自然资源和能源法、竞争法、对外贸易法、消费者法等。其中，史际春教授专攻的经济法总论、企业和公司法、竞争法，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经济法》、“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经济法总论》和《企业和公司法》；徐孟洲教授专攻的财税法、金融法，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税法学》；吴宏伟教授专攻的对外贸易法、竞争法，朱大旗教授编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金融法》，宋彪副教授专攻的规划和产业法，孟雁北副教授专攻的能源法和竞争法，等等，都在同行中赢得了认可。 人大经济法专业还承担了全国自学考试、中央电大、高职高专、全国职业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企业法律顾问、经济师等）、后续教育等方面的经济法概论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完整地构建了“总论—分论—教辅—案例”四位一体的教材教学体系。宋彪副教授主编的经管、理工等非法学专业通用的《经济法概论》，成为全国最受欢迎、使用最广的一本同类教材。 经济法教学由课堂教学、专题讨论、学术会议、社会调查等多环节构成。课堂教学采用包括 案例讨论在内的方式；专题讨论涉及国内外学者、官员、实业界人士的演讲，以及研究生、博士生论坛；学术会议包括“中国经济法治论坛”、“财经法论坛”、“反垄断法高峰论坛”等定期会议和系列讲座；社会调查实践要求学生参与经济执法、司法实习，企事业、律所等中介组织的活动。至2010年的最近5年，“中国经济法治论坛”荟萃全国经济法同仁，分别就“十一五”规划与中国经济法、和谐社会建设与地方经济法治、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经济法、中国反垄断法实施、金融法治新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促进了学科水平提升。人大经济法学研究中心自2000年起编辑出版经济法专业刊物《经济法学评论》，也成为反映人大经济法学科成果、支撑高水平经济法教学及其对外交流的平台。 二十余年来，人大经济法学科培养的各类学生中，有许多已成为在各自的岗位上崭露头角的尖端人才。 三、有人大特色的经济法学 近三十年来，人大经济法学经由潘静成、刘文华、王益英、宋金波等老一辈学者的开拓，史际春、徐孟洲、吴宏伟、王欣新、朱大旗、宋彪等中青年学者的传承和发扬，逐渐形成了有人大特色的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包括： （一）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需要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对经济法作出定义，以明确概念，作为学科的起点。但在经济法学发展的很长时间，人们对经济法只有宽泛的或者定性的定义，从而妨碍了它的科学性。经过多年研究，人大经济法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经济法作出定义，并在后来反映到人大的经济法教科书中，即：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该基本定义为经济法学作为学科的确立和展开提供了学术基础；以此为前提，也不排除可以从性质、地位等各种角度对经济法作其他界说。 （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理念 与传统法律学科相比，经济法学研究中总论和分论脱节的现象比较突出。究其原因，在于其作为新兴学科，尚未能很好地概括经济法部门的基本原则，有关“基本原则”或者超出法和经济法的范畴，或者只是某项具体制度的原则。为此，根据经济法的历史和现状，人大经济法学科提出，我国经济法应当遵循平衡协调、维护公平竞争和责权利相统一这三项特有的基本原则。 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这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所决定的一项普通原则，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经济法所共同遵循的一项主导性原则。 维护公平竞争的要求不仅直接体现在竞争法中，而且在经济法的各项制度诸如规划和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汇、企业组织、经济合同等制度和具体的执法、司法中，都必须考虑市场主体公平竞争问题，政府的经济管理和市场操作也应公开、公平、公正，不得违背和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客观要求。 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经营主体所承受的权（力）利、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这是由公有制财产关系的内在要求及其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辐射所决定的一项最根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经济法灵魂的一项基本原则。平衡协调原则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要发挥作用，都建立在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得以贯彻实现的基础之上。 理念之于立法、法条犹如灵魂，尤其对于经济法，若无适当的理念，任何规范都不可能正确、有效地适用。随着经济法现象的产生、发展，法学界囿于大陆法传统，一直试图将其涵摄到传统法理念中去；在经济法学内部，也存在着轻视经济法理念、欠缺适当的经济法理念或者根本没有经济法理念的情形，出现了某种“总论经济行政法化、分论民商法化”的状况。关于经济法的论争，实际上就是有关经济法的认识论和理念之争。如果缺乏正确的理念指导，即使形式上有了经济法，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如随着经济法的发展，蕴含在其各项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要求凸显，由于没有认识到公共利益无非是一个凝聚共识的正当程序问题，商业开发可能合乎公共利益，公共工程也可能不符合公共利益，而企图通过具体规定来列举、界定公共利益，结果导致公共利益辨识和认定的实践陷入了普遍的困惑和混乱。 有鉴于此，人大经济法学强调在准确把握社会化、公私融合、官民平等和合作等的基础上，弘扬经济法的理念。经济法理念作为法理念的一个层次，首先也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己 任；同时，经济法的理念是在经济社会化条件下，实现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核心内容的实质公平正义。 （三）经济法的体系 人大经济法学主张依经济和法律的内在逻辑来阐释经济法的体系，即主体在公共管理下从事经济活动，依此，经济法可以大致分为经济法主体制度、公共经济管理法和经济活动法三个部分。 1.经济法的主体制度。 （1）经济管理主体。经济管理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特殊企业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主要是指政府及其主要承担经济管理的组成部门，它们依照宪法和行政法设立，相关制度主要不属于经济法，但这些主体的职能与经济法密切相关；特殊企业包括政策性经营的企业和专事国有资产投资或控股的企业，前者如国家开发银行等；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主要是指各种行业协会。 随着经济发展和法治水平的提高，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我国也按照经济法的理念，为更好地从公共利益出发、在责权利一致的基础上实现公共经济管理的要求，设立诸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门机构，如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等。这些机构在国外依特别法设立，不属于政府序列，相对独立于政府，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等，被称为“第四部门”。在我国，它们或作为事业单位，或仍处于行政序列中，但其专门的经济管理职责、履行职责的独立性和应当作为法定机构的性质，使得相关主体制度主要成为经济法的主体制度。其目的和作用，在于避免传统行政机关的专业性不足、倾向于漠视客观经济要求、囿于行政规律而难以顾及各方及公共利益等弊端，预示着经济管理主体制度的某种发展趋势。 （2）特殊企业和国有企业。经济法不包括普通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依经济法取得法律主体资格并参与市场关系、从事市场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具有公私融合性的特殊形态。它们主要包括进行特定的政策性、公益性经营的国有企业。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借鉴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要求我国为某一个或某类特殊企业制定专门的法律或法规，对其宗旨、资本来源和构成、经营方针、组织机构、人事、财务和其他特别适用于该企业的事项作出规定，以实现在市场化条件下国家的某种社会经济政策及公益目标，同时也是公众对国有资产和有关公用事业经营管理进行监督的需要。当然，即使是普通国有及国有控股的企业、公司，其公私融合性也天然地要高于普通的企业、公司，加上其资本的国有性质，普通形态国有企业相关法律制度，也属于经济法的主体制度。 （3）合作制企业。在发达国家，通常将合作制视为民商法的主体制度。但是，合作制属于公有制，在自治能力较弱、自治水平较低的社会，包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合作制是在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产生、发展的，我国农村的社区合作还与村民自治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应当将合作制企业或组织制度纳入经济法或社会法范畴。 2.公共经济管理法。公共经济管理是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共同利益、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出发对经济关系进行调节，对财产和经济事务进行公共管理的活动。 就具体法律制度如财政法、金融法、竞争法等而言，是难以从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相分离、对立的角度来分析的，其原因在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复合性、层次性和公私交融性。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这种经济学划分并不具有法律意义，所谓宏观调控未必不可以是直接管理，而所谓微观管理也不妨采取间接手段；而且，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同市场机制是融为一体、不可分离的，典型的如现代国家有关价格、利率、外汇、贸易、质量等方面的立法兼具宏观和微观的双重特性；此外，现代竞争法尤其是反垄断法，也不仅以维护微观的市场竞争秩序为出发点，还关涉宏观市场结构、产业政策甚至政治目标，以超出一般财产流转和债权债务关系的高度来对市场加以宏观规范。所以，只有从宏观和微观统合的公共经济管理角度，经济法研究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才得以体现，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具体法律制度层面上将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相邻法律部门区别开来。 公共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法中起着主导作用，反映着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脉络，是国家和社会在公共经济管理中良性互动的法治准则。现代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携手合作，承担经济管理的国家机关、特殊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包括它们在内的各种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都要遵循公共经济管理及其法治要求，不能脱法。 公共经济管理法从性质上来看是典型的经济法，并非传统行政法的扩张。首先，公共经济管理的主体即使是行政机关，行政也只是形式，其本质是劳动协作的社会层面，而且管理主体也包括特殊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从 经济本身和自治的角度看，社会组织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权力来源并非法律的具体规定或授权；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参与投资、缔约、担保等市场活动时形成的也不是行政管理关系，在本质上属于交易关系。公共经济管理及其主体的关系是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的，并非形式上的行政管理关系所能涵盖。其次，行政法起源于限制政府滥用权力的斗争，主要内容是政府的组织人事和行政救济法，其基本宗旨是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行政法本不重视行政管理的具体内容，而公共经济管理尤其注重管理的实体内容，如产业政策、竞争、利率、价格、税制等。 3.经济活动法。作为国家维护各类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及其秩序的经济法律制度，经济活动法主要包括经济合同法、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消费者法。 经济法调整的公私交融性质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有国家意志直接参与其中的交易活动，表现为法律制度就是经济合同法。对此，应根据这种经济活动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在传统的（民事）合同法律制度之外，对经济合同重新定位，并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在其中，应当基于其公私融合性，强调遵守法律和政策、厉行节约、政府一方公开操作、非政府当事人以竞争方式取得缔约资格、依法监管和反腐败等，不同于民事合同和政府行政运作的基本原则，并对有关具体经济合同的要点分别作出具体规定。在我国，典型的经济合同包括政府采购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等四种形式。此外，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与其他主体订立的借贷合同、政府担保合同、无隶属关系的国家机关或财政主体间的经济协作合同、国有企业承包合同或租赁合同、特定领域存在的指令性生产或国家订货合同等，也都属于经济合同。 经济法不仅从交易的角度，还要从竞争的角度调整市场主体的活动。竞争法是国家促进自由竞争、维护公平竞争之法，其中固然不乏管理因素，但其调整的出发点或立足点仍是市场主体的活动，所以将竞争法纳入经济活动法而非管理法，更合乎其本性和宗旨。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法是竞争法的姐妹法，竞争法是从生产经营者相互关系的角度、消费者法是从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关系的角度，来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其目标是“公”，出发点或立足点是“私”，着眼于消费者的弱者身份而给予倾斜式调整或救济，所以也将其纳入经济活动法。 对外贸易法是国家监督、管理、调控对外贸易关系的法，集中了国家鼓励、限制或禁止对外经济关系的原则立场和制度措施。《对外贸易法》是我国对外贸易领域的基本法。此外，与对外贸易具有直接关系的法律法规还包括《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海关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 注释:李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2001年3月20日。参见刘文华：《当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中应关注的几个问题》，2001年高等工科院校经济法研究会年会论文，天津。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新旧制度经济学一直存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一般认为旧制度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的或集体主义的，新制度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的或个人主义的。但随着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二个制度学派互相承认了对方的存在，方法论也随之发展到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方法论二元观，并最后被Agassi等制度经济学家整合为制度个人主义。

关键词：整体主义个体主义方法论二元观制度个人主义

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总体来说就是其方法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因为方法论是对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有其特定的认识基础和逻辑前提。它涉及到研究主体思考问题的角度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手段的运用和研究目的的限定。这种变迁的结果是，当人们在考察经济现实的时候，用不同的视角去进行观察，由于切入点的转换和研究目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结论出现。“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有没有完整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标志，而且也是它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塞缪尔森认为，在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上，一般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沿着两条不同的途径展开，即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源于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只能来自对现象或过程的研究。制度经济学分为新旧两个学派，其分野的基础在方法论上是前者开始遵循着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后者开始遵循的是整体主义的方法论。

一、方法论一元观：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旧制度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区别正如前文塞缪尔森所言，前者是把个体行为放在第一位的，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高于一切。并且这两种方法在新旧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中被认为是对立的，这也是这两个学派的主要区别之一。

根据马尔科姆·卢瑟福的总结，旧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特征是：①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③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

尽管整体主义者对社会约束或决定个人行为的强度看法有不同，但正如卢瑟福的归纳，整体主义的所有形式都把社会整体放在首位。他们一般都认为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加总，而是由特殊的结构联系起来的社会整体规定了个体的属性、规定了个体的生存发展空间。旧制度主义者宣称，不是理性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导致了制度的变迁，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决定了个人行为的选择方式和选择空间。换一句话说，在旧制度主义者的眼里，整体是第一性的。

如旧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康芒斯在其名著《制度经济学》中认为，在经济学里有稀少的东西，人们才缺乏和向往，假如一切东西都是无限丰裕，那么就不会有自私、不会有不公道、不会有财产权、不会有伦理学。正因为有稀少性的存在，物质的取得就由集体行动加以管理(集体行动是整体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集体行动规定财产和自由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他认为所谓的制度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集体行动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许多有组织的运行中的机构，如家庭、一般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联合事业的集团以及国家，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控制的结果。最后他得出结论：既然某些人得到解放和扩张是由于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对其他的人作了抑制，同时制度的简单扼要的定义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那么制度或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起抑制、解放、扩张的决定作用。

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情形一样，马尔科姆·卢瑟福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特征也概括为：①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②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③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

这就是说，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眼中，组织或集体本身不再是主要研究的对象，相反，对社会单位分析必须从其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其理论必须建立在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之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独立的社会和集体，社会或集体只是一个假想的团体，只是个体的总和，从而社会幸福只是个体幸福的总和。按Watkins的话说是“人决定历史，不管人自身被什么决定”。

柯武刚与史曼飞在他们两人合著的《制度经济学》中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论述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社会中心的知识太有限，根本不能协调复杂的演化系统，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作为一个开放系统而不断深化，无人了解其路径，也无人能预测其路径。只要个人有创造能力，他们就能影响历史，因此诸如“历史铁则”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用了一个很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二个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践的优劣。在2o世纪80年生了两起地震，一起地震发生在原苏联的亚美尼亚，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旧金山。亚美尼亚的地震发生时，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引发了大量的委员会，以确认和策划重建工作，但所有这些努力到苏联解体时仍没有解决；旧金山的地震发生后，仅数小时，远在芝加哥的玻璃供应商们就已经为运往旧金山市场的卡车装货了。柯武刚与史曼飞借用卡尔·波珀的观点批评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认为那是历史决定主义，这种历史决定主义把社会看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该系统的发展遵循可预期的模式通向一个理想的终极状态，实际这已经被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失败了的。卡尔·波珀对个体主义方法论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社会这个开放系统的演化在本质上依赖于人类知识的发现，即“依赖于一个本质上不可预测的、无止境的过程”。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总体上看，新旧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是对立的。虽然他们都坚持社会方法论一元观，但对构建方法论一元观的基础在看法上却大异其趣，一者强调从个体中异化出来的整体对个体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即历史决定个体；一者只承认个体的存在，整体(或集体，或社会)只是一个假想之物，即个体决定历史，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难调和的。

二、方法论二元观：整体方法与个体方法的并行

随着研究的深人，一些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发现，单纯地用整体方法或单纯地用个体方法来观察世界和解决问题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因为现实生活中既有整体的存在，又有个体的生成。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共生现象得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整体到底是一个机械的组合，还是一具有自己生命力的有机体?有些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即使在方法论大战中也没停止对对方方法论的思考旧制度主义学派中的代表作家凡勃伦可以说是最早说要给个体主义方法以关注的作家。他说“正是个人被制度系统施加了这些常规的标准、理想和行为准则，后者构成了共同体的生活结构。于是，该领域中的科学探索必须处理个人行为，并用个人行为系统地阐述这种探索的理论结果。”但具体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凡勃伦没有做出回答。

推崇个体方法的哈耶克对整体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最终承认了二种方法论并存的方法论二元观，即整体方法和个体方法都可以用来审视社会。哈耶克认为社会中的无数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人们可以从整体中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他部分的正确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做出能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哈耶克根据对个体方法的理解，提出了内部规则假说；根据对整体方法的理解，提出了外部规则的假说。所谓内部规则，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彼此认同的规则，亦即哈耶克所谓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所谓外部规则，是指根据组织或治理者的意志、通过命令——服从方式以达到某种目的而形成的规则。按哈耶克的观，社会秩序的演进是内部秩序(即自发秩一与个体方法相对应)和外部秩序(即人造秩序——与整体方法对应)作用的结果：个人之间的互动逐步演化出一套内部规则，并随市场迅速扩散；组织之间的互动导致外部规则的演化，其中知识的不对称性决定演化的路径。

哈耶克的方法论二元观直接导致了他的秩序二元观的社会理念的形成。其中内部规则的方法论基础是个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外部规则的方法论基础是整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哈耶克本人是自由主义者，对个人主义的分析范式是推崇的，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异化的整体不是简单的个体的相加，但他对整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的方法如何与个体主义以及个体主义方法互动，他无力回答，所以他在方法论二元观上构筑的二元观秩序，就充满了矛盾；他虽然提出秩序二元观，把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都作为构建世界秩序的基石，但在骨干里他还是对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有强烈的偏爱，他通过《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作品表达了对人为的或人造的外部规则的疑虑，进而言之，也是对整体方法和他的秩序二元观一定程度的否定。

三、制度个人主义：对整体方法与个体方法的融合

尽管以整体方法为主来分析问题的凡勃伦和以个体方法为主分析问题的哈耶克都在某种程度上给对方以应有的重视，但他们对这两种方法论的看法还是彼此独立的，在分析问题时如何取舍，也就是说，个人与组织以及整体与个体如何在互动中寻求规则的理解和一致性，如何协调其冲突，从凡勃伦的论述以及哈耶克的作品中不得而知。

对这两种方法论的重新思考．得益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成功推动。他们借助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方法，并引入交易费用概念，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把制度和制度变迁内在化制度经济学家阿加西把这两种方法论进行了融合，他在他的“制度个人主义”中说：“不是假设全部的协调是存在的，也不是要解释全部的协调，而是假设有某些协调是存在的，借此来解释其他的协调，如果在解释某一问题时不提及制度，那是错误的。

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试图通过考虑禀赋、技术及偏好三类变量来解释传统外生变量中剩下的另一类变量——制度。艾格特森是这样解释连续内生化过程的：“第一层次是明确建立包括产权和组织形式结构模型，但产权和组织形式结构被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关键是强调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第二层次是将交易组织内生化，但产权的基本结构仍为外生。用约束经济人的合同来组织企业内部的、跨越正式市场的以及非市场环境中的交易。例如，把企业定义为合同网络。第三层次是尝试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慨念，将社会、政治规则和政治制度结构一同内生化。”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的变化这一事例来看这二种方法论融合的历程。在1940--1950年代，经济学家视制度为既定，并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暂时现象，当时在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只强调资本(一般用K表示)。到195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已经不满足用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他们发现要素之间在有的情况下可以替代，如果要素价格发生变化，生产组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引起企业组织形式的变更，企业是一种交易组织，交易组织在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下内生化了(此时经济增长模型由K、L、TEC、SK等要素组成，在以前的模型上增加了三个要素，其中L代表劳动，TEC代表技术，sK代表人力资本)。到1970年代，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时，通过实证得出结论：在一个毫无信任的地方，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要f衣赖于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这时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又增添了／1STR，它代表制度)，也就是说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也被内在化了。经济增长是这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的程度取决于各要素的相对价格与组织要素的交易费用。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重新考察了欧洲经济史，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的大小的比较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使社会福利趋于极大l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9篇

一、应运而生的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 经济法在中国是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随着农村实行“大包干”、对外开放和城市经济改革的启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80）、《经济合同法》（1981）等第一批经济性法律法规先后出台，经济法备受关注，经济法学很快成为“显学”，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人治和法律虚无主义，我国未能像苏俄那样制定适应计划经济的民法典，又鉴于实行计划经济，人们讳言民法的“私法性”，而且民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就一直未能制订民法典。在此情形下，无法以民法原理来解释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和政府、企业、合同紧密相连的经济关系。第二，经过长期的“大锅饭”，法纪松弛，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比如企业间的经济关系不订合同，职工干活马虎、“磨洋工”，人们痛定思痛，整个社会呼唤、期待着经济法制，建设特区、引进外资，依赖“红头文件”也行不通。同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这样，顺应经济法制要求制定的法律法规，很自然地被认为就是“经济法”。第三，法学界一直跟踪着苏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学研究动态，了解苏联经济法的来龙去脉，改革开放伊始就将苏联的经济法学说引入中国，而苏联的现代经济法学说恰可合理地解释计划组织因素与商品价值因素相结合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实际相契合。 在此背景下，1979年8月召开“民法、经济法问题学术座谈会”，在新中国法学史上第一次正式引入经济法概念，并从民法和经济法交互作用的角度对新兴经济法现象进行研究，成为中国经济法学的起点。 二、人大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从全国来看，在1979年下半年就有法律院系设立了经济法教研室，同时开设经济法课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到潘静成和刘文华这两位经济法学科点创始人先后“归队”，在1981年成立了经济法教研室，开出经济法概论课程。此后，经济法教研室于1982年开设《经济合同法》，1983年开设《计划法》和《基本建设法》，1984年开设《（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和《环境保护法》，1985年开设《经济法基础理论》和《财政金融法》，1987年开设《土地法》，1992年开设《企业（含公司）法》、《竞争法》和《涉外经济法》等课程，学科体系日臻完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人大经济法学科自创立起，就一直以科研为依托，追求人大法律系自1950年成立后奠定的法学“工作母机”地位。最初编写的经济法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讲义》于1985年出版，名为《经济法教程》，后衍生为现在使用的两种《经济法》概论教材，适用于本科法学专业和法学硕士研究生通开基础课教学。国家教委1986年在济南召开“经济法专业教学计划审定会”，确定在“七五”期间编写《经济法基础理论》，1987年在上海召开25个院系的教授、专家会议，审定了潘静成、刘文华两位教授主持编写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教学大纲》，作为国家教委的指导性文件正式出版发行。之后，受国家教委委托，他们又编写了全国第一本《经济法基础理论教程》，确定了经济法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制度，在全国率先构建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并于1993年出版。人大经济法教研室于1984年开始招收民法专业经济法方向的硕士生，1987年起正式招收经济法专业硕士生，并在1994年成为全国首批经济法学博士点。此外，人大经济法教研室还接受有关部委委托举办了多次经济法干部专修班和高级师资进修班。 然而，法学界关于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学术争论和情绪纠葛，也对人大经济法学科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经济法与民法同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从经济法产生时起，它与民法的关系就成为法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关于民法经济法的讨论最初是十分理性、平和的。比如学者都承认存在经济法现象，同时对经济法的概念、对象及其在经济的法律调整中的地位开展认真地讨论，并无超越学术的情绪对峙。事实上，也是民法学者在改革开放之初担负了引进和研究经济法的历史任务。苏联经济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拉普捷夫的代表作《经济法理论问题》，就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翻译，于1981年8月出版。 但是后来，民法与经济法的争论中有些学者的讨论趋于情绪化，其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法学自身的问题。经济法被引入中国后，一些学者不恰当地理解“纵横统一说”，认为经济法“纵”的要调整，“横”的也要调整，如此“大经 济法”便使民法成了“公民消费法”，既不科学也不合乎实际，令有些民法学者感到不满。二是法的部门划分及其理论本身存在缺陷。法的部门划分只是主观的学术活动和分类，而法学界照搬苏联的法律部门划分“客观论”，认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法律部门划分，但由于“客观”事实上要由人来作主观解释，有些人不由自主地推崇、追求学术“权威”和领导官员支持，以证明自己的立场、观点的“客观性”。须知，古今中外并不存在什么“独立”法律部门，任何法律部门都要服从法治一般，而且法律部门划分是相对的，对法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法律部门之间也是交叉的。对法的部门划分只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学习，以及更好地指导立法和法治实践。第三是传统法律学科处于强势地位，新兴学科则相对弱小，在民法经济法的纠葛中，内外环境对经济法学的发展都很不利。 这种情绪化在1986年前后达到顶点。当时全国人大研拟制订民法通则，而经济法学者提出不要搞民法通则，应当制订“经济法纲要”，因为民法只是适应自由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当然，全国人大最终通过了民法通则。虽然经济法没有因此被否定，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关于民法通则的立法说明中明确指出纵向的经济关系要由经济法来调整，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些经济法学者一度竟萎靡不振，以至于全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忍受着各种杯葛和压力，仍在艰难地维持着经济法基础理论教学。 到20世纪90年代末，商法研究愈益兴旺，民商法又从“商”及其与经济法的关系的角度，与经济法展开了小小的争论。商法本为民法，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产生，时至今日，社会成员平等、“泛商化”和政府广泛参与提供公共和准公共物品以及公开市场操作，无论从主体范围、行为的“营利性”还是从适用的法规看，民商都不可能分立。因此，民商法同属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为中心展开的私法，与经济法之间并无大的矛盾。 关键在于，关于法律部门划分的理论问题不解决，经济法就没有“出头之日”，因为按照仿佛是“客观”化身的传统法学和强势学科的解释，经济法只是民法、行政法等规范的组合，并不能独立存在。这正是民商法与经济法观点的交锋所在，即经济法能否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这个问题到90年代以后才逐步得到解决。1992年笔者向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提交题为《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的年会论文，论证了法律部门划分的主客观统一、相对性以及“独立”法律部门的提法不能成立，并就此作了大会发言。经过十余年，这种观点逐渐得到法学界的认同，加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作为经济内在要素的客观条件和必要性形成广泛共识，经济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门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了。 1998年，国家在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宽口径、厚基础法律人才的教育改革思想指导下，将法学本科各专业合并为一个法学专业，并将经济法学作为其14门核心课程之一。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在此背景下，经济法学逐渐得到社会和官方的认可，最终得以确立。在经济法学趋于健康稳定发展的新阶段，人大经济法学重整士气、更上层楼，系统构建了经济法部门的教材教学体系，继续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人大经济法学科的专业方向包括经济法总论、企业和公司法、财税法、金融法、自然资源和能源法、竞争法、对外贸易法、消费者法等。其中，史际春教授专攻的经济法总论、企业和公司法、竞争法，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经济法》、“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经济法总论》和《企业和公司法》；徐孟洲教授专攻的财税法、金融法，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税法学》；吴宏伟教授专攻的对外贸易法、竞争法，朱大旗教授编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金融法》，宋彪副教授专攻的规划和产业法，孟雁北副教授专攻的能源法和竞争法，等等，都在同行中赢得了认可。 人大经济法专业还承担了全国自学考试、中央电大、高职高专、全国职业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企业法律顾问、经济师等）、后续教育等方面的经济法概论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完整地构建了“总论—分论—教辅—案例”四位一体的教材教学体系。宋彪副教授主编的经管、理工等非法学专业通用的《经济法概论》，成为全国最受欢迎、使用最广的一本同类教材。 经济法教学由课堂教学、专题讨论、学术会议、社会调查等多环节构成。课堂教学采用包括 案例讨论在内的方式；专题讨论涉及国内外学者、官员、实业界人士的演讲，以及研究生、博士生论坛；学术会议包括“中国经济法治论坛”、“财经法论坛”、“反垄断法高峰论坛”等定期会议和系列讲座；社会调查实践要求学生参与经济执法、司法实习，企事业、律所等中介组织的活动。至2010年的最近5年，“中国经济法治论坛”荟萃全国经济法同仁，分别就“十一五”规划与中国经济法、和谐社会建设与地方经济法治、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经济法、中国反垄断法实施、金融法治新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促进了学科水平提升。人大经济法学研究中心自2000年起编辑出版经济法专业刊物《经济法学评论》，也成为反映人大经济法学科成果、支撑高水平经济法教学及其对外交流的平台。 二十余年来，人大经济法学科培养的各类学生中，有许多已成为在各自的岗位上崭露头角的尖端人才。 三、有人大特色的经济法学 近三十年来，人大经济法学经由潘静成、刘文华、王益英、宋金波等老一辈学者的开拓，史际春、徐孟洲、吴宏伟、王欣新、朱大旗、宋彪等中青年学者的传承和发扬，逐渐形成了有人大特色的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包括： （一）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需要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对经济法作出定义，以明确概念，作为学科的起点。但在经济法学发展的很长时间，人们对经济法只有宽泛的或者定性的定义，从而妨碍了它的科学性。经过多年研究，人大经济法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经济法作出定义，并在后来反映到人大的经济法教科书中，即：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该基本定义为经济法学作为学科的确立和展开提供了学术基础；以此为前提，也不排除可以从性质、地位等各种角度对经济法作其他界说。 （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理念 与传统法律学科相比，经济法学研究中总论和分论脱节的现象比较突出。究其原因，在于其作为新兴学科，尚未能很好地概括经济法部门的基本原则，有关“基本原则”或者超出法和经济法的范畴，或者只是某项具体制度的原则。为此，根据经济法的历史和现状，人大经济法学科提出，我国经济法应当遵循平衡协调、维护公平竞争和责权利相统一这三项特有的基本原则。 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这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所决定的一项普通原则，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经济法所共同遵循的一项主导性原则。 维护公平竞争的要求不仅直接体现在竞争法中，而且在经济法的各项制度诸如规划和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汇、企业组织、经济合同等制度和具体的执法、司法中，都必须考虑市场主体公平竞争问题，政府的经济管理和市场操作也应公开、公平、公正，不得违背和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客观要求。 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经营主体所承受的权（力）利、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这是由公有制财产关系的内在要求及其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辐射所决定的一项最根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经济法灵魂的一项基本原则。平衡协调原则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要发挥作用，都建立在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得以贯彻实现的基础之上。 理念之于立法、法条犹如灵魂，尤其对于经济法，若无适当的理念，任何规范都不可能正确、有效地适用。随着经济法现象的产生、发展，法学界囿于大陆法传统，一直试图将其涵摄到传统法理念中去；在经济法学内部，也存在着轻视经济法理念、欠缺适当的经济法理念或者根本没有经济法理念的情形，出现了某种“总论经济行政法化、分论民商法化”的状况。关于经济法的论争，实际上就是有关经济法的认识论和理念之争。如果缺乏正确的理念指导，即使形式上有了经济法，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如随着经济法的发展，蕴含在其各项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要求凸显，由于没有认识到公共利益无非是一个凝聚共识的正当程序问题，商业开发可能合乎公共利益，公共工程也可能不符合公共利益，而企图通过具体规定来列举、界定公共利益，结果导致公共利益辨识和认定的实践陷入了普遍的困惑和混乱。 有鉴于此，人大经济法学强调在准确把握社会化、公私融合、官民平等和合作等的基础上，弘扬经济法的理念。经济法理念作为法理念的一个层次，首先也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己 任；同时，经济法的理念是在经济社会化条件下，实现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核心内容的实质公平正义。 （三）经济法的体系 人大经济法学主张依经济和法律的内在逻辑来阐释经济法的体系，即主体在公共管理下从事经济活动，依此，经济法可以大致分为经济法主体制度、公共经济管理法和经济活动法三个部分。 1.经济法的主体制度。 （1）经济管理主体。经济管理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特殊企业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主要是指政府及其主要承担经济管理的组成部门，它们依照宪法和行政法设立，相关制度主要不属于经济法，但这些主体的职能与经济法密切相关；特殊企业包括政策性经营的企业和专事国有资产投资或控股的企业，前者如国家开发银行等；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主要是指各种行业协会。 随着经济发展和法治水平的提高，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我国也按照经济法的理念，为更好地从公共利益出发、在责权利一致的基础上实现公共经济管理的要求，设立诸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门机构，如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等。这些机构在国外依特别法设立，不属于政府序列，相对独立于政府，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等，被称为“第四部门”。在我国，它们或作为事业单位，或仍处于行政序列中，但其专门的经济管理职责、履行职责的独立性和应当作为法定机构的性质，使得相关主体制度主要成为经济法的主体制度。其目的和作用，在于避免传统行政机关的专业性不足、倾向于漠视客观经济要求、囿于行政规律而难以顾及各方及公共利益等弊端，预示着经济管理主体制度的某种发展趋势。 （2）特殊企业和国有企业。经济法不包括普通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依经济法取得法律主体资格并参与市场关系、从事市场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具有公私融合性的特殊形态。它们主要包括进行特定的政策性、公益性经营的国有企业。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借鉴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要求我国为某一个或某类特殊企业制定专门的法律或法规，对其宗旨、资本来源和构成、经营方针、组织机构、人事、财务和其他特别适用于该企业的事项作出规定，以实现在市场化条件下国家的某种社会经济政策及公益目标，同时也是公众对国有资产和有关公用事业经营管理进行监督的需要。当然，即使是普通国有及国有控股的企业、公司，其公私融合性也天然地要高于普通的企业、公司，加上其资本的国有性质，普通形态国有企业相关法律制度，也属于经济法的主体制度。 （3）合作制企业。在发达国家，通常将合作制视为民商法的主体制度。但是，合作制属于公有制，在自治能力较弱、自治水平较低的社会，包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合作制是在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产生、发展的，我国农村的社区合作还与村民自治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应当将合作制企业或组织制度纳入经济法或社会法范畴。 2.公共经济管理法。公共经济管理是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共同利益、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出发对经济关系进行调节，对财产和经济事务进行公共管理的活动。 就具体法律制度如财政法、金融法、竞争法等而言，是难以从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相分离、对立的角度来分析的，其原因在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复合性、层次性和公私交融性。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这种经济学划分并不具有法律意义，所谓宏观调控未必不可以是直接管理，而所谓微观管理也不妨采取间接手段；而且，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同市场机制是融为一体、不可分离的，典型的如现代国家有关价格、利率、外汇、贸易、质量等方面的立法兼具宏观和微观的双重特性；此外，现代竞争法尤其是反垄断法，也不仅以维护微观的市场竞争秩序为出发点，还关涉宏观市场结构、产业政策甚至政治目标，以超出一般财产流转和债权债务关系的高度来对市场加以宏观规范。所以，只有从宏观和微观统合的公共经济管理角度，经济法研究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才得以体现，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具体法律制度层面上将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相邻法律部门区别开来。 公共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法中起着主导作用，反映着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脉络，是国家和社会在公共经济管理中良性互动的法治准则。现代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携手合作，承担经济管理的国家机关、特殊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包括它们在内的各种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都要遵循公共经济管理及其法治要求，不能脱法。 公共经济管理法从性质上来看是典型的经济法，并非传统行政法的扩张。首先，公共经济管理的主体即使是行政机关，行政也只是形式，其本质是劳动协作的社会层面，而且管理主体也包括特殊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从 经济本身和自治的角度看，社会组织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权力来源并非法律的具体规定或授权；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参与投资、缔约、担保等市场活动时形成的也不是行政管理关系，在本质上属于交易关系。公共经济管理及其主体的关系是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的，并非形式上的行政管理关系所能涵盖。其次，行政法起源于限制政府滥用权力的斗争，主要内容是政府的组织人事和行政救济法，其基本宗旨是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行政法本不重视行政管理的具体内容，而公共经济管理尤其注重管理的实体内容，如产业政策、竞争、利率、价格、税制等。 3.经济活动法。作为国家维护各类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及其秩序的经济法律制度，经济活动法主要包括经济合同法、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消费者法。 经济法调整的公私交融性质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有国家意志直接参与其中的交易活动，表现为法律制度就是经济合同法。对此，应根据这种经济活动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在传统的（民事）合同法律制度之外，对经济合同重新定位，并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在其中，应当基于其公私融合性，强调遵守法律和政策、厉行节约、政府一方公开操作、非政府当事人以竞争方式取得缔约资格、依法监管和反腐败等，不同于民事合同和政府行政运作的基本原则，并对有关具体经济合同的要点分别作出具体规定。在我国，典型的经济合同包括政府采购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等四种形式。此外，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与其他主体订立的借贷合同、政府担保合同、无隶属关系的国家机关或财政主体间的经济协作合同、国有企业承包合同或租赁合同、特定领域存在的指令性生产或国家订货合同等，也都属于经济合同。 经济法不仅从交易的角度，还要从竞争的角度调整市场主体的活动。竞争法是国家促进自由竞争、维护公平竞争之法，其中固然不乏管理因素，但其调整的出发点或立足点仍是市场主体的活动，所以将竞争法纳入经济活动法而非管理法，更合乎其本性和宗旨。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法是竞争法的姐妹法，竞争法是从生产经营者相互关系的角度、消费者法是从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关系的角度，来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其目标是“公”，出发点或立足点是“私”，着眼于消费者的弱者身份而给予倾斜式调整或救济，所以也将其纳入经济活动法。 对外贸易法是国家监督、管理、调控对外贸易关系的法，集中了国家鼓励、限制或禁止对外经济关系的原则立场和制度措施。《对外贸易法》是我国对外贸易领域的基本法。此外，与对外贸易具有直接关系的法律法规还包括《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海关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 注释:李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2001年3月20日。参见刘文华：《当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中应关注的几个问题》，2001年高等工科院校经济法研究会年会论文，天津。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的一种投资行为，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所需的专门人才，同时也会产生开发风险，由于它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必须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确定好人才开发规划，优化制度建设，提高执行效果，从而有效地降低开发风险。 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 投资风险 规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一、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风险，总的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员工流失和开发低效或无效。 （一）核心员工流失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最大的风险后果就是核心员工、骨干员工的流失，这些员工的离职带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的是企业中一个精英团队地流失，同时由于岗位的空缺，会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会对士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生产效率降低，并导致员工不配合企业后续的人力资源安排，对于一些掌握了企业技术、客户等资料的核心员工，他们的流失将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开发低效或无效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周期较长，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快速变化的，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制定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过程中，始终会面临着政策的规范与管理、面临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变革、面临着行业的变化调整、面临着人才的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认真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就会导致开发滞后或开发不对路，造成重大损失。 （二）零开发的风险 零开发是指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开发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仅仅是对员工组织了岗前培训，而不考虑员工上岗后的培训和开发，有一些企业家往往将开发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员工个人，对员工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仅仅是对其支付劳动报酬，不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从外部人才市场聘请，员工的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会直接受到影响，员工职业危机感加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减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这种零开发观念指导的管理行为很难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人力资源规划不当 没有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企业，员工的开发是一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呈现出临时性、简单化的特点，由此，人力资源配置会进入一种非常规的局面，在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11篇

摘 要：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的一种投资行为，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所需的专门人才，同时也会产生开发风险，由于它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必须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确定好人才开发规划，优化制度建设，提高执行效果，从而有效地降低开发风险。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 投资风险 规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一、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风险，总的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员工流失和开发低效或无效。 （一）核心员工流失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最大的风险后果就是核心员工、骨干员工的流失，这些员工的离职带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的是企业中一个精英团队地流失，同时由于岗位的空缺，会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会对士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生产效率降低，并导致员工不配合企业后续的人力资源安排，对于一些掌握了企业技术、客户等资料的核心员工，他们的流失将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开发低效或无效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周期较长，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快速变化的，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制定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过程中，始终会面临着政策的规范与管理、面临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变革、面临着行业的变化调整、面临着人才的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认真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就会导致开发滞后或开发不对路，造成重大损失。 （二）零开发的风险 零开发是指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开发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仅仅是对员工组织了岗前培训，而不考虑员工上岗后的培训和开发，有一些企业家往往将开发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员工个人，对员工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仅仅是对其支付劳动报酬，不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从外部人才市场聘请，员工的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会直接受到影响，员工职业危机感加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减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这种零开发观念指导的管理行为很难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人力资源规划不当 没有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企业，员工的开发是一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呈现出临时性、简单化的特点，由此，人力资源配置会进入一种非常规的局面，在解决人才供求缺口问题时捉襟见肘，不利于企业积极、灵活地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人才开发规划中存在的较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12篇

摘 要：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的一种投资行为，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所需的专门人才，同时也会产生开发风险，由于它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必须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确定好人才开发规划，优化制度建设，提高执行效果，从而有效地降低开发风险。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 投资风险 规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一、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风险，总的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员工流失和开发低效或无效。 （一）核心员工流失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最大的风险后果就是核心员工、骨干员工的流失，这些员工的离职带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的是企业中一个精英团队地流失，同时由于岗位的空缺，会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会对士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生产效率降低，并导致员工不配合企业后续的人力资源安排，对于一些掌握了企业技术、客户等资料的核心员工，他们的流失将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开发低效或无效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周期较长，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快速变化的，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制定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过程中，始终会面临着政策的规范与管理、面临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变革、面临着行业的变化调整、面临着人才的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认真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就会导致开发滞后或开发不对路，造成重大损失。 （二）零开发的风险 零开发是指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开发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仅仅是对员工组织了岗前培训，而不考虑员工上岗后的培训和开发，有一些企业家往往将开发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员工个人，对员工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仅仅是对其支付劳动报酬，不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从外部人才市场聘请，员工的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会直接受到影响，员工职业危机感加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减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这种零开发观念指导的管理行为很难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人力资源规划不当 没有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企业，员工的开发是一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呈现出临时性、简单化的特点，由此，人力资源配置会进入一种非常规的局面，在解决人才供求缺口问题时捉襟见肘，不利于企业积极、灵活地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人才开发规划中存在的较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人力资源投资风险规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一、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风险，总的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员工流失和开发低效或无效。

（一）核心员工流失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最大的风险后果就是核心员工、骨干员工的流失，这些员工的离职带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的是企业中一个精英团队地流失，同时由于岗位的空缺，会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会对士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生产效率降低，并导致员工不配合企业后续的人力资源安排，对于一些掌握了企业技术、客户等资料的核心员工，他们的流失将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开发低效或无效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周期较长，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快速变化的，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制定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过程中，始终会面临着政策的规范与管理、面临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变革、面临着行业的变化调整、面临着人才的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认真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就会导致开发滞后或开发不对路，造成重大损失。

（二）零开发的风险

零开发是指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开发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仅仅是对员工组织了岗前培训，而不考虑员工上岗后的培训和开发，有一些企业家往往将开发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员工个人，对员工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仅仅是对其支付劳动报酬，不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从外部人才市场聘请，员工的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会直接受到影响，员工职业危机感加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减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这种零开发观念指导的管理行为很难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人力资源规划不当

没有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企业，员工的开发是一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呈现出临时性、简单化的特点，由此，人力资源配置会进入一种非常规的局面，在解决人才供求缺口问题时捉襟见肘，不利于企业积极、灵活地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人才开发规划中存在的较普遍的问题是开发的盲目性、开发内容不够全面、缺乏系统性，对实际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目前大多数的企业都存在着重培训轻开发、重眼前轻长远的问题，开发手段单一，缺乏整体的开发部署，导致员工的职业方向不够明晰；在选择开发项目时，没有充分考虑技术条件、经营环境的变化、目的性不明确，开发的知识与技能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相对于零开发的风险，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另一种极端的做法是认为开发是万能的，管理者急功近利，希望通过一两次的开发项目就能获得一支精英队伍，能够一劳永逸，在做规划时没有考虑企业实际发展阶段的需要、开发对象的具体情况等因素，开发目标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完全由管理者一厢情愿的强制推行，这样会使员工面临较大的压力，且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效果不会很理想。

（四）人力资源开发的执行不力

在开发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影响到项目的落实，如工作时间、个人时间与开发时间的矛盾；开发创新与抵制变革之间的冲突；其它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等。如果上述问题在项目执行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在项目执行时没有给予及时的调整，就会影响到项目正常进程，使整个工作偏离预期的开发目标，导致开发低效或无效。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规划与执行之间的协调与控制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执行人员的工作态度、专业技能等方面未达到相关要求。

（五）缺乏内部成长通道

人力资源开发除了提高员工的知识与技能，还要明晰员工的职业发展目标，这样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自我超越的潜能，经过开发知识与技能得以提高，员工会自觉主动地向更专、更精的领域去学习与探索，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追求。相应地也会需要更多的提高综合素质的机会和施展才能的舞台，希望自身的价值在薪酬待遇、工作职位、工作条件等方面获得认可，如果管理者不关注员工变化了的需求，企业内没有明晰的职业发展规划，员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自我追求受到压抑，在较长时间的失望过后，其产生的结果或者是辞职转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或者是员工意志消沉，丧失了追求个人理想的执着，丧失了对工作的热情，使前期的开发效果归于零。这样的结果亦会对其他员工产生一个示范效应，使他们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持怀疑态度，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产生不满，后期的开发工作会更难开展。

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一个好的规划应该目标明确、系统完整，可以动态调整。开发的目标要明确指向企业战略发展的方向，为企业的发展预先储备专业人员；系统完整则要考虑开发内容、时间上的要求，从内容上来说要根据企业发展规划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职业技能开发，时间上对一名员工的培养要结合他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长期的开发，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开发项目；动态调控意味着管理者要密切注意企业经营环境、技术环境、人才供求、开发对象等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对开发项目的目标、内容、步骤、对象等方面进行调整，保证开发效果。

（二）签订保证企业权益人力资源开发合同

确定好开发对象后，企业要与之签订开发合同。合同条款一般包括开发内容、形式、时间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为防止员工专业技能提高后另谋高就，合同中要注明开发后的员工应在企业服务的时间、违约后的经济责任，对员工产生纪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约束，假使员工离职，企业还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减少企业的投资损失。开发合同中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竞业禁止条款，如果在员工的聘任合同中未进行有关规定，则在开发合同中，一定要和掌握了商业秘密的核心员工签订竞业禁止的内容以保障企业的权益，在发生核心员工离职、侵犯到企业的商业秘密时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保护。

（三）注重人才储备

管理者要提前做好人才储备的工作，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员工流失后出现的岗位空缺导致工作出现混乱的局面。在企业内部组建工作团队，避免出现个人控制某个工作项目的状况，工作就不会因为个人的离开而出现中断；除了团队建设还应该注意人才的梯队建设，以师徒的“传、帮、带”方式形成同一岗位的储备人才，当第一梯队人员离开时，后续梯队的人员能够迅速补充上来，保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管理者要注意更新用人观念，处理好人才为我所用与为我所有的关系，积极探索各种灵活的用人机制，建立人才信息库，在需要时可迅速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通过聘请兼职员工、短期工，解决企业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人员缺口。

（四）加强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建设

通过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并进行配套的制度建设，以形成企业倡导的价值体系，从精神层面上给予激励，增强企业凝聚力，引导员工的行为方式，降低流失率。企业可建立内部竞争机制，改变主要取决于上级决定的“伯乐相马”式的人才选拔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赛马”的方式由员工自己的才能来证明实力，为员工提供展示才能的“赛场”，为其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五）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企业要有效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就离不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的工作保障，这些人员的业务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到规划制定的是够合理、相关制度执行是否规范、开发项目能否有效落实等问题，对他们的开发特别是更新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14篇

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企业如何科学、合理地对人力资源进行管理的一门学科，是企业管理者必须熟悉和了解的基本理论知识，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发展起重要作用。从人力资源管理起源到至今，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在不断改进与完善，并且在实践应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现阶段，人力资源管理已经被大部分企业所认可，并且逐渐取代以往人事管理理念。现阶段，相关研究者将人力资源管理划分六个方面，人力资源的具体内容是指：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通过招聘、筛选、培训、薪资、福利等方式，对企业人力资源进行管理的全过程。实质上，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项具有组织性和协调性的活动，以不断激发员工工作的主观能动性，进而达到企业生产的预期目标。这就要求企业应当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进而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优势，为企业自身发展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因此，在实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应当达到企业发展的基本目标。

二、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

劳动经济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学科，劳动经济学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起关键作用，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源管理主要研究管理理论，因此，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劳动经济学领域，通常情况下，个人与企业的关系被称为劳资关系，然而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个人与企业的关系被成为雇佣关系，劳资关系与雇佣关系本质相似，但是，研究的对象却有所差别。在劳动经济学中，研究的对象是指劳动力市场，然而，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研究的对象是指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劳资关系是以市场进行调节的，并且不存在交易成本，主要是一种竞争关系，市场的竞争力越大，其资源分配效率越来越高，进而为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对于雇佣关系，协调的对象是企业相关管理层，并且存在交易成本，主要是一种合作关系。在企业内部发展的过程中，合作程度发挥重要作用，合作的程度越高，企业就会获得较好的业绩，进而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劳资关系与雇佣关系研究的内容与目的是不可分离的，两者都是为了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且调整和优化人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三、劳动经济学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20世纪50年代开始，各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实力都在不断发展，生产条件也在不断完善，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发挥重要作用。之后，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人力资源基本理论，标志人力资源体系正式形成，并且在不断改进与完善，使企业能够更好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源。到了20世纪末期，以往人事管理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管是管理理念的模式、方法、内容，都逐渐倾向于人力资源管理。现阶段，人力资源管理，以传统人事管理为基础，不断完善自身的职能，并且建立健全管理体系，使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现阶段，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中，“人”是企业运行的核心，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资源，通过“人”企业为自身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且充分利用“人”具有的价值，科学、合理地分配人力资源。例如，员工职业教育培训和员工职业生涯规划，都是优化配置人力资源的主要体现，以不断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为企业发展获得更多的收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起步比较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管理水平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旧存在很大的差距。伴随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并且企业也在不断进行摸索与发展，因此，人力资源管理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使其能够逐渐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我国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等。然而，现阶段，部分企业尚未充分理解人力资源的基本内涵，因此，不能科学、合理地运用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进而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导致了浪费人力资源的现象，使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收益较低。在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中，管理方式的不当主要体现在招聘与选拔人员方面，部分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收益，却不重视人员的招聘与选拔，进而造成工作量与工作人员不一致，不利于企业的平稳运行。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边际费用是指：在投入劳动力过程中所使用的工资，在一段时期内，企业投入的资本是不变的，然而，投入的劳动力数量是可以发生变化的，企业会通过减少劳动力的方式，为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以上的劳动经济学理论，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然而，大部分中小企业却没有充分利用好这种劳动经济学理论，并且在企业建立的初期，只是依据管理者自身的经验招聘和选拔员工，而这则使得企业招聘的员工的数量不能与企业发展实际相适应。而且，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仍旧没有充分认识到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密切联系，不能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优化配置。

四、结语

经济学人论文范文第15篇

将西方经济学应用于现代IT人才培养中的实际意义IT人才缺乏会成为阻碍IT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针对软件产业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所以，培养符合现代企业的要求的IT人才，已成为当前推动我国IT产业发展、实施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在我们国家中，IT人才的培养工作主要在高校进行，当然也有一些IT产业也会对自己的员工进行教育培训。在高校培养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思想与教学模式的影响，所培养出的IT人员无法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这会使得IT人才层次与知识结构产生严重的缺陷，进而造成IT人才的大量浪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IT人才培养存在着几个重大的问题，第一，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专业定位不清，在我国，不论是一些重点高等院校还是其它普通的高等院校，在进行IT专业教学的过程中，不论是培养方式还是教学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内容存在着大同小异的现象，这些院校的教学目标也存在着很高的一致性。再者就是一些高职学院在培养IT人才的过程中，总是极力向普通高校看齐，这会使得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专业定位不准确，培养出的学生实际工作能力较差，无法在工作中突出自己的特色。第二，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落后，就目前的情况来看，IT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大量的软件人才，这些软件人才在工作中必须具备较强的工程意识，而且要有较强的应用能力，他们必须熟练地掌握与IT行业相关的最新技术，这就对IT人才培养中的教学内容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是我国的人才培养在这些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许多高校在教学过程中，过于注重基础知识的灌输，却忽视了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这会使得所培养出的学生在参加工作后不具备最新IT技术的运用能力以及实际应用能力。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IT技术每天都在更新，相比之下，大部分高校的教材更新速度则显得过于缓慢，这就使得在校学生无法及时地接受国际上最新的IT技术，以至于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达到工作的要求。还有一些学生在进入企业之后无法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在企业中必须再接受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工作培训才可以正式上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实际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IT产业的发展。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严谨、深刻、逻辑结构严密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理论可以指导市场实现有效地资源配置，将西方经济学融入到现代IT人才培养中，可以有效地规避传统教学中的不足之处，使得人才培养时刻跟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才培养方向随着行业发展方向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将西方经济学教学应用于IT人才的开发培养中，有利于IT人才的高效利用，有利于我国IT行业的快速发展。

二、IT人才开发培养中的西方经济学应用

将西方经济学应用于IT人才的开发培养中，这是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一方面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融会贯通,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实践教学将学生掌握的知识加以具体运用,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因此,对西方经济学应用型教学首先要有准确的目标定位,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按照应用教学型的要求,提高教学水平,增强教学效果。

1.在IT人才培养过程中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要想在IT人才培养中，发挥出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功效，我们首先就要对西方经济学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通常情况下，西方经济学是财经专业的核心课程，将其应用于IT人才教学培养中，会使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一定的思想混乱。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产阶级所创立的一门学科，最初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学科，IT行业的发展以及IT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西方经济学所包含的理论体系不会因地域的改变而改变，虽然其理论体系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我不能因此而将其全盘否定，我们应该秉持审慎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人才培养中，要以科学的态度，大胆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所包含的理论和方法，当然，在运用西方经济学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2.案例教学和数学化

相对其它学科而言，西方经济学学科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这一课程时，会遇到许多数学公式、数学图表图形以及数学推到理论，长期教学会使学生产生厌倦和枯燥的情绪，所以，在将西方经济学应用于IT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注重案例教学和数学化的教学方式。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依然推行的是市场经济，在教授学生有关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知识时，可以通过实际的例子来让学生加深理解，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实际案例来刨析经济学原理，然后通过相关经济原理来促进学生对IT技术的学习，这样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进而促进我国的IT人才培养工作。学习数学的严密逻辑可以帮助学生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和分析，所以在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时可以加入对数学的教学和应用，通过此种培训方式，有助于学生将经济现象抽象为数学语言，然后再将数学理论演变为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进而提高IT人员的专业素养。当然，教学案例本身就具有生动性，在加之数学理论的指导，这样就可以极大地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以及实际工作能力的提升。

3.在IT人才培养过程中

结合我国国情以及行业情况分析经济问题。在IT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学习者经济学思想的培养，使学习者能够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IT行业的发展情况分析实际问题。对学生进行西方经济学内容教学的目的除了让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中所包含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外，还让学生具备运用经济理论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通常情况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之上的，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如果对相关的理论掌握不熟练就会导致理论和实际无法有效结合的后果，这样必然会导致人才培养工作产生不理想的效果。而且，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改进而发展来的，所以，我们在学习时不能全套照搬，要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将一些必要的理论对学生进行灌输，而且在教授过程中，要根据IT行业的实际发展状况，让学生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实际掌握一些必要的技能。这样可以有效地推动我国IT人才培养工作的进行。

4.适当增加非主流学派的理论和经济学前言理论介绍

经济学是一门发展比较快的学科,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有重点的补充介绍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如博弈论、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通过向学生介绍不同流派和经济学发展前沿理论,不但能够使学生对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比较完整和动态的了解,开拓他们的视野,而且还能够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独立研究和应用能力。

5.加强对教学团队建设

高校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必须建立起一支与之相适应的师资队伍。要求教师既具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还要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善于接受先进的教学理念,熟悉教育学;二是勇于改革,善于创新;三是关心和了解与教学有关的行业发展情况,有较强的职业能力;四是掌握现代教学设备的使用方法,并能有效地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学校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处于主导地位,应制定一套激励教师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水平的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学校应根据需要,将选派骨干教师去学习、进修或去同类高校进行交流,以便获取信息,随时更新教学内容,更好为应用型教学服务。

6.探究新的课堂教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专业的重点主干课程,具有独特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目前西方经济学应用型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讨论法、提问式和案例教学法等方法。为了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笔者认为,除上述几种教学法外,还可以采取因果式、启发式、探究式、推论式和对比式等其他教学法相辅之。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往往不同。因此,在课堂教学实践中,还应视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技巧。以此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应用型能力的培养。

7.加强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应用型教学离不开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能够给老师和学生的教和学提供必要的实际操作的条件,让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当中,以此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通过让学生到实践教学基地进行实践,可以让这些很少参加实践,对国内外经济生活了解较少、对企事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接触的很少和主动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差的学生来说,能够使他们能达到对某一实际问题的新认识、使他们具有成就感,从而激发他们主动学习、主动实践热情。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