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1篇

孔子曾经曰过的：“懂得学习的人比不上喜爱学习的人;喜爱学习的人比不上以此为乐的人;下面好范文小编为你带来一些关于高二政治必修四知识点总结归纳，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二政治必修四知识点总结1美好生活的向导

1、哲学智慧的产生与起源：

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2、哲学的本义：爱智慧或追求智慧

3、哲学的任务：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4、什么是哲学：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1)世界观、方法论的含义和关系：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

关系：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

(2)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不存在脱离世界观的方法论，也不存在脱离方法论的世界观。

(3)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4)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

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哲学的发展。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高二政治必修四知识点总结2百舸争流的思想

1、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包括哪些内容?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②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

2、为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①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都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

3、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

唯物主义：物质是本原，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

唯心主义：意识是本原，物质依赖于意识，意识决定物质。

4、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形态及其合理性、局限性：

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形态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理解：①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合理性——否认世界是神创造的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本质上是正确的。局限性——这些观点知识一种可贵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它把物质归结为具体的物质形态，着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②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合理性——在总结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局限性：它把物质归结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原子，认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原子的属性就是物质的属性，因而具有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历史观上的威信注意等局限性。

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是现时代的思想智慧，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思想武器。

5、唯心主义的两种基本形态：主观唯心、客观唯心

6、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从属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

高二政治必修四知识点总结3时代精神的精华

1、哲学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哲学是经济、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

2、为什么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①正确地反映了时代的任务和要求。②牢牢把握了时代的脉搏③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时间经验和认识成果。

3、哲学对社会变革的作用：

①通过对社会的弊端、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②预见和指明社会的前进方向，提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引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

4、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阶级基础、自然科学基础和直接理论来源：

阶级基础：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自然科学基础：从“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

直接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批判地吸取)]

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①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唯物辨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辨证的历史观的有机统一。

②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

①--思想及其精髓与活的灵魂

②--理论及其主题

--重要思想及其本质

高二政治必修四知识点总结4探究世界的本质

1、理解物质的概念：

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它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这是与意识相比而言);根本属性是运动(这是与物质的其他属性相比而言)。

2、运动与物质的辨证关系：

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是运动的承担者;离开物质谈运动，离开运动谈物质都是错误的。

3、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辨证关系：

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4、理解规律的客观性及认识规律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

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

人可以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利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造福于人类

把握思维的奥妙

1、理解物质与意识的辨证关系，在此基础上，掌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

辩证关系：物质世界是先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方法论：掌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并不是否定发挥主观能动性。它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求索真理的历程

1、实践的概念与特点

概念：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性活动。特点：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

2、从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等角度理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3、理解真理的客观性及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

真理是客观的：客观性是真理的最基本属性，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2篇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5）16―0114―01

三校生对口招生考试是指中专、职校、技校的学生可以参加三校生的单考单招考试，考取高职院校。近年来，中职生参加“三校生暨普通高等教育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的比例逐渐加大，但是这些学生在复习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本文针对高考中政治课内容的侧重点、深浅程度、教学质量的改进、应用性等方面，现就以哲学与人生教材为例谈谈“三校生”在对口招生考试中德育课的复习策略。

一、帮助学生夯实基础，让学生学会整理笔记

高考班的思想政治课学习属于一个复习巩固的过程，但由于之前的学习没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使得大部分学生对哲学基础知识掌握得很肤浅。所以在首轮复习中，教师一定要扎扎实实讲述课本内容，同时在讲课中对哲学原理进行归纳整理，要求学生记好笔记，课后布置背诵任务，并将重点知识以简答题形式让学生背会，还要定期对学生的背诵进行检查，督促他们完成。

二、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原理，引导学生学会学习

由于中职生的文化基础较薄弱，对知识的理解存在欠缺，在学习中往往处于“被动学习”，因此，对知识容易出现死记硬背的现象。要扭转这种局势，教师必须在课堂上转变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尤其对于哲学知识，教师要把抽象的哲学原理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边讲哲学原理，一边列举大量的实例进行分析，将枯燥的哲学知识与鲜活的生活事例紧密结合。

例如，在讲到“联系的普遍性”时，可举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事例;在讲到“内外因相结合”时，可举例“孟母三迁”的故事，等等。在这些通俗易懂的故事中分析所包含的哲学原理，可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引导学生勤于思考，主动学习。

三、引导学生梳理知识，理清脉络，让学生学会就同一事例中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哲学原理

没有系统，就难有头绪，各知识间就会彼此孤立，所以在第一轮复习完后，教师应在各知识点梳理的基础上，找出各知识点间和方法间的有机联系，形成知识网络。在讲课过程中，要理清每一单元的主旨思想，知识之间的衔接关系，让学生学会就同一事例中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哲学原理。例如，在讲到“互联网对学生的影响”时，教师既可以从唯物论角度分析，也可以从辩证法角度分析，还可以从价值观角度分析。教师引导学生学会了梳理归纳知识，当学生遇到材料分析题时，在头脑中就能清晰地呈现整本书的知识框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三、引导学生以课本的知识点为基础，针对高考的重点和热点内容进行专项训练

许多学生认为在冲刺阶段要做大量的偏、难、怪的题目才能应对高考中的“压轴题”。其实，历年的“三校生”高考试题中，偏题、怪题、难题不是没有，但份额很少，少到完全可以忽略的地步。因此，教师可建议学生以课本的知识点为基础，针对高考的重点和热点内容进行专项训练，同时找出自己的薄弱环节进行专项提高，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事实证明，只有对基础知识了如指掌，深刻理解，做题才是有效的;而且要多做基础题，特别要注意规范的表述。

五、引导学生总结知识和方法，拓展学生的思路，让学生活学活用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方法论;实证主义;规范主义;证伪主

一、方法论的定义与作用

在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与发展进行具体而详细的描述之前,必须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定义和作用有一个清晰的说明。方法论的定义也不不是一成不变,随着经济学理论的进展而改变,甚至有人说是经济学理论的变化与发展而导致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的发展与变化。其实,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二者的关系其实是相互促进的。按照马克・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定义:“方法论这个术语有时是用来指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这就完全成为方法的同义词。然而,这个术语更经常地是用来指对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在经济学领域中用来指导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

关于这个概念可以追索到拿骚・威廉・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就一直在关心上述问题。关于方法论的作用问题,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一文中写到:“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一切道德科学的分支中,先验方法是唯一确定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后验方法或具体经验法,作为一种达到真理的手段,对这些科学来说是不适用。但仍能证明,后者在道德科学种仍具有重要价值,它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检验真理的方法,将因干扰项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到了近代,按照丹尼尔・豪斯曼的提法,经济学方法论的作用如下:“经济学的方法论”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而科学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部分,科学哲学因而是认识论。

二、归纳与演绎方法之争

归纳与演绎是任何学科都要用到的两大方法,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也不例外,对于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应用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在该书中,斯密即引用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例来说明他的观点,也采用了演绎的方法来分析得出他的一些重要的结论。在那个时代,数学本身的发现所处的阶段以及它在经济学的应用并不普遍,斯密所采用的演绎方法都是比较简单。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遵循他的这一“二重法”路线,尤其是经过詹姆斯・穆勒与大卫・李嘉图之后,经济学方法基本抛弃了斯密的综合法,转到所谓的演绎-规则路线上去了。李嘉图无疑是这一方法的杰出代表。这后来则导致了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归纳与演绎的激烈争论最突出的两次争论:一次是发生在18 世纪马尔萨斯的归纳主义与李嘉图的演绎主义之争;另一次是19 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归纳主义与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演绎主义之争。此后,争论并未结束。

古典归纳主义认为:“科学始于观察,观察是建立理论陈述的基础”。归纳法是建立科学理论的方法。如果满足归纳原理的条件,从有限单位观察的陈述中归纳出普遍性定律是合理,科学理论发展是真实知识的积累和递增。经验事实是真实,归纳法也是合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知识是不会错。运用归纳主义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历史资料进行详尽的研究,得出他的劳动分工一般原理,用的就是归纳的方法,又运用抽象演绎法分析经济问题,提倡归纳和演绎二重法。马尔萨斯强调归纳法,他根据其掌握的某些史实,运用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出了“人口论”。

传统的演绎主义者李嘉图在他的著作中所运用的演绎方法带来了结果的确定性,使得李嘉图的继承者们看到了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像牛顿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的希望;另一方面李嘉图把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被熊彼特称之为“李嘉图恶习”。在李嘉图之后“边际革命”更是带来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的先兆。亚当?斯密主张二重法,是看到了归纳和演绎的各自作用,注重归纳法的倾向性在马尔萨斯那里得到了强化,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提倡用抽象的演绎方法来建立理论体系。穆勒也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归纳法失灵,强调演绎法是惟一适用的方法,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又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二重法。可见,从斯密到穆勒,中间尽管经历了归纳法与演绎法的论战,但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归。

三、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

经济学方法论第二个重大的争论是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这二者的区别在J.N.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得到了首次正式的区分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其实历史上经济学人很早就开始了经济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反思。归根结底,这体现的是方法论上的质疑,即经济学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实证经济分析和规范经济分析的论战,由来已久。这场争论以哲学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之争为基础,是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延伸,其实质是科学哲学将命题分析方法渗透到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结果。

这场争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首次有意识地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和“艺术”的区分形式表达了令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视野。在此之前,萨伊曾将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相比拟,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一样,是实验科学的一部分,并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区分将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等逐出经济学领域,他并未有意识地做出实际意义上的实证与规范的区分。在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那里,主张将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区别为“科学”和“艺术”形式。“科学”是一系列现实经济的真理命题,指实证经济学;“艺术”则是一组规范性的经济准则,指规范经济学。

西尼尔则直接指出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应该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议。这种超科学的伦理价值导向会不可避免地援引价值判断,带上利益主体的主观偏好,影响理论的科学性。讨论实证与规范的区分,不能不提到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人们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此命题在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之间做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被称为“休谟的铡刀”。其意在表明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分。其后经济学一直围绕“二分法”进行争论。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对实证和规范分析做了更深入的区分,提出经济学“三分法”,即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他认为,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系统化知识体系;规范科学可定义为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一类问题的标准的系统知识体系;而“艺术”,目标是产生出准则,是实现给定目标的规则系统,是为达到目的而遵循的规则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论述中的“规范科学”沟通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这一提法,为由来已久的实证与规范之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此后,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接受了源于西尼尔和约翰・穆勒的“实证―规范”二分法,凯恩斯的三分法并未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和接受。

四、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

经济学的发展到了20世纪,特别是随着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兴起,引起了经济学方法上的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真正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导入经济学的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一书。认为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应当是经验上可验证的命题,对于应当加以验证的是经济学命题的假定前提还是其预言,没有明确的态度,到了本世纪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有关方法论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得出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所谓的“有意义”是指在理想条件下做出的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能够遭到反驳。萨氏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后来他由操作主义转向描述主义就更加表明了他的这种偏好,不过经济学家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解释性的描述力。弗里德曼则代表了一种被称之为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认为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对于理论的预测已经放宽到不仅可以对尚未发生的现象,甚至可以对业已发生的现象做出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加灵活、更具有实用性。弗氏甚至提出,对理论的假设前提的检验是不必要的。假设前提的虚假甚至不是它的缺点,是实证经济学的必要与优点,这类假设在某一特定领域是虚假的,在另一更广泛的场合则是可以加以验证。

他的这一看法也不乏批评者,认为弗里德曼关于假定的概念过于笼统,并区分假定的不同类型,甚至没有区分初始条件、辅助假说和边界条件这三种假定。萨缪尔森认为,精确的预言并不是理论之有效与否的唯一贴切检验,检验假定并不比检验预言来得困难,检验前者所需的证据并不一定难得,其检验结果也并不一定更为模糊。检验假定的意图有可能产生重要的领悟,有助于说明检验预言所产生的结果。萨缪尔森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称之为“弗氏扭曲”,这种方法论实际上认为一种理论的缺点越多,理论就越好。他认为这是科学的堕落,任何一种精确的科学决不会采用这种方法论。但是经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其实无论是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还是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二者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差异,二人实际上分享着共同的问题背景,都是以不同的方式

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对所谓的防御方法论加以改造,使之免受假定不真实的指责。

五、结论

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借鉴才刚刚起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鉴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别,需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发展真正适合自己的理论,这其中是离不开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与研究。

一方面要认真扎实地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方法论争论,了解其演变的历史,弄清其何以产生的根由、转向和结果,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和准确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了解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借他山之石,促进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才有可能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经济学方法论上寻找突破口也许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4篇

误区之一:泛化探究式教学,一味排斥接受式教学。

探究式教学是新课程教学所积极推崇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当前越来越多政治课上充满了探究的浓烈气息,这是新课程实施以来中学政治课所呈现的崭新气象。但在当前存在着泛化探究的现象。有的教师在整堂政治课上可谓时时探究,事事探究。如此泛化探究,未能抓住关键性的问题和内容,事事必探究,处处要交流,势必会影响教学的进度。须知我们政治课教学的课时是很有限的,浪费宝贵的课堂教学用时注定无法完成学期教学任务。更为严重的是,如此庸俗浅层的探究必然熄灭学生的主动探究的热情,打消学生真正探究的兴趣,因为探究的兴趣往往来自于所探究问题的挑战性。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挑战性的,对所有问题都探究也就没有必要。所以,政治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思维状况以及所教学知识问题本身的特点,认真筛选、排找出真正具有探究价值的问题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探究。

接受式教学是传统的教学方法之一,过去我们把思想政治课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归咎为这一教学方法的过度运用,这不是没有道理。但现在如果我们一味地排斥接受式教学是否又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呢?事实上,对接受式教学也应该一分为二地评价。正如过分地泛化探究式教学不可取一样,一味地排斥接受式教学也同样不可取。政治教师在教学中都会发现,不少知识点的教学,学生根本没有任何生活基础,根本找不到任何探究性学习的切入口,这些知识对学生来说是全新的。我认为对这种类型知识的教学就比较适合运用接受式教学的方法。如哲学上“矛盾”概念的教学,有的老师在教学时从生活中的人与人的“矛盾”和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出发,让学生对哲学“矛盾”概念进行自我探究,想以此探究出哲学“矛盾”的内涵,结果是学生被弄得云里雾里。对哲学“矛盾”概念的教学,我的体会是,先用接受式的教学方法给学生进行讲解,讲完以后再让学生去比较一下哲学“矛盾”和生活“矛盾”以及逻辑“矛盾”的区别,这样的教学效果且教学效率要比让学生去自我探究好得多,因为学生不可能有任何哲学上“矛盾”概念的生活基础,这一概念对学生来说是全新的。总之,新课程教学中如果过度运用接受式教学方式显然不合时宜,这有走传统教学老路的嫌疑。但如果适时适度适当地运用,对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和教学效果也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我们不能因为实行了探究式教学而对接受式教学加以全盘否定。

误区之二:只重视教学过程,忽视正确教学结论的呈现。

结论和过程的关系是课堂教学中一对十分重要的关系,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重结论、轻过程”的现象比较严重。但事实上,如果不经过学生一系列的质疑、判断、比较、选择,以及相应的分析、综合、概括等认识活动,也即没有多样化的思维过程和认知方式,没有多种观点的碰撞、争论和比较,结论就难以获得,也难以真正理解和巩固所获得的结论性知识。所以新课程教学非常重视教学的过程性,“过程性”教学方式在当前政治新课程教学中很是风靡。但在课堂调研中我们发现,一部分政治教师的教学有过分重视过程而忽视教学结论的倾向。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结论的获得理所当然的应该是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所以对教学结论的重视也是毋庸置疑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为得出结论服务的,反过来,结论也应该通过一定的过程而得出来,这样的结论才有说服力。不然,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其意义就大打折扣,结论也就可能被认为是强词夺理。

如有的政治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思考时,只顾着让学生“求异”、“发散”,只要是学生得出的结论,就无原则地加以肯定和表扬,课堂上一团和气,学生个个显得自负得意。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面对同一客观对象,尽管可以“见仁见智”,但不可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每个人的知识构成、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不同,对同一确定对象会产生多种不同的认识,但是其中只能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即真理只有一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所以经过一系列过程以后所产生的教学结论必须是准确的统一的,最后教学结论的呈现应该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决不可以无原则、无是非。很多时候,学生经过自我探究得出的一些结论恰恰是对知识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是我们必须排除的。所以,政治新课程教学中,我们既要重视教学的过程,也要重视知识结论的呈现,整个教学过程应该体现过程与结论的有机统一。

误区之三:过分强调知识归纳,对知识的演绎明显不足。

所谓归纳,指的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思维过程,而演绎指的是由一般到个别的思维过程。新课程下政治教材编写的一般顺序是“情景导入―情景分析―情景回归”,从“情景导入―情景分析”事实上就是一个从具体情景材料得出相关知识结论的过程,这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过程,而从“情景分析―情景回归”事实上就是一个运用知识结论再去体味和感悟相关情景材料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由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这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认知规律。所以政治新课程教学流程也该按照这样的逻辑思维顺序展开,新课程教学理应是一个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过程。

但在当前的政治课新课程教学过程中,不少教师对归纳的过程十分重视,而演绎过程则显得明显不足。在调研听课中我们发现,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政治教师课堂上在引领学生归纳得出相关知识结论以后,对该知识点的教学就基本停止了,如果再有什么教学环节,那就是让学生死读死背该知识点。教学中通过一定的情景材料展示并对相关情景材料内容进行分析综合后,归纳出相应的知识结论,这个归纳的过程当然是教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但获得知识显然不是唯一的主要的目的,用归纳出的一般知识再去感悟和体会具体材料或者说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才是主要目的。这一方面对于巩固和理解知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体现了学以致用的教学最高原则。所以,教学过程中,在重视归纳式教学的同时,演绎式的教学更是不可或缺。政治新课程教学应该既有对知识的归纳过程,更有对知识的演绎过程,教学中我们应该且必须做到归纳教学和演绎教学两者的有机结合和相得益彰。

误区之四:担心被扣应试教育的帽子,忌讳在课堂上进行必要的试题训练。

素质教育是当前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所大力倡导的一种先进的教育教学模式,新课程教学理应高举素质教育的大旗。众所周知,素质教育的对立面是应试教育,在当下应试教育可以说是一个贬义词。可能是由于在对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些误解和偏颇,在教育教学中,总有人动辄就给与应试相关的一些教学行为扣上应试教育的大帽子。一些政治老师为了不让别人说自己的教学是应试教育,课上总是故意回避任何试题训练和答题指导,即使这样做了在做的时候总有些羞羞答答,尤其是在比赛课上就像躲避瘟神那样,避之而唯恐不及。我认为,如果对课堂上进行的必要的试题训练和答题指导持完全否定态度,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不正确做法。素质教育指的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教育。而在当前,人的应试能力显然依旧是适应人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素质,所以素质教育不应该回避对学生进行应试技能的培养。而应试教育指的是偏离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单纯为迎接考试争取高分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教育。可见,只要应试没有异化为单纯的教育教学行为,这样的应试就不能等同于应试教育。

由此观之,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实施了素质教育而一味忌讳课堂上必要的试题训练和答题指导,完全不必为了逃避某些“莫须有”的应试教育的“罪责”而在课堂上对必要的试题训练和答题指导刻意回避。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教学中把素质教育的开展与对学生应试技能的培养有机地统一起来。

误区之五:曲解了问题教学法,以满堂问代替满堂灌。

所谓问题教学法,就是把所教学的知识内容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教学问题,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以问题为中心,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边活动,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以实现教学三维目标的一种教学方法。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开展和新课程教学的实施,问题教学法的优势日渐凸显,它是革除传统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弊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源泉。但在实施问题教学法的时候,不少教师是走了样的,典型的就是以满堂问代替过去的满堂灌。在传统教学中,政治课教学可以说是满堂灌的重灾区,新课程教学中,政治课教学的满堂问现象同样也较为严重。

在一次以《政治生活》第五课“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题的复习课教学比武中,一位执教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谁”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有何本质区别”一共问了学生40多个问题。可能是学生对所复习的内容还不够熟悉,整堂课只听学生稀里哗啦的翻书声,一个问题结束了下个问题又来了,学生们身心交困,疲于应付。新课程下的政治复习课与其他课型的课一样,的确都可以采用问题教学法进行教学,但如果是满堂问,其教学效果一定不会太好。满堂问与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与让学生合作探究式的学习等新课程教学所倡导的教学方式相去甚远,因为从本质上看,满堂问式的教学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和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师机械地把教材知识化为一个个问题提出来,让学生扒着教材找答案,学生的思维被死死地锁定与禁锢着,哪里还有什么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显然与新课程理念背道而驰。

在当前的政治新课程教学中,除了以上五种教学误区情形外,还存在着诸如“机械理解三维目标,贴标签式地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扭曲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教师的主导功能被弱化”等种种教学误区。政治教师们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只有不断排除这些教学上的误区,才能使政治新课程教学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才不至于使其走样和变味。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5篇

我们应该立足创新教育,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在教学中，我倾向于改革课堂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探索“主体、创新、发展”的新模式。教学不仅是老师的知识讲解,更多的是让学生自己主动地去探索;课堂上教师经常向学生提供时政新素材、新观点,激发学生丰富想象,增强解决问题的变通能力;引导学生敢于质疑、善于质疑,并鼓励学生敢于突破陈规,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培养学生的思维独创性;恰当使用“术语”,规范答题要求,提高学生思维的深刻性、精密性;强化学科内在联系的同时,培养学生知识迁移能力、发散性和聚合性思维能力,使学生掌握更新颖、更准确、更系统的相关学科知识。

二、注重政治教学与理科知识的结合,注重运用理科知识来讲授政治,是政治教学法改革的新的生长点

在政治教学中,可以运用的自然科学和理科知识是很多的,因此,搞好政治教学,应注意用自然科学和理科知识来讲解政治原理,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运用这方面的知识:

1、注重经济学的计算问题

现在高中的政治教材中的经济学内容,较多地出现了计算的问题。如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是学习经济学所遇到的第一个计算问题。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清楚是比较容易的,可以运用对比、图表等形式,但学生理解起来仍然比较难，究其原因是在于这个关系是比较抽象的。但如果政治老师能运用理科的相关知识,自己设计一道简单的数学或物理应用计算题,把这两者的关系归纳进去,然后以解题的形式来讲授,并于最后抽象出两者的关系,这样一来,原理清楚,并且又具有交叉性,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

2、运用理工科知识来讲授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辩证法,其实是来自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概括。因此,无论是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均可以从中采取大量的材料来讲授哲学原理。

例如金刚石和石墨,可以用来归纳和抽象出“物质内部成分排列顺序不同会引起物质的质变”的原理等等。特别是这些科目中的每一道应用计算题,都可以抽象出辩证法的有关原理。因此,只要政治老师善于和勤于探索,如能广泛联系理科类知识进行教学,政治科的地位复兴是大有希望的。

三、总结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6篇

谁不想做一个学习好的学生呢，但是要想成为一名真正学习好的学生，第一条就要好好学习，就是要敢于吃苦，就是要珍惜时间，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政治哲学大题答题技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中政治哲学大题答题技巧高中政治哲学答题注意事项

①(辨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人生观与价值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②哲学道理(世界观+方法论)、哲学原理(世界观)、哲学依据(世界观)、哲学启示(方法论)的区别。

1、是什么：

①体现了什么哲学道理或运用哲学道理分析上述材料：哲学原理(名称+内容)+方法论+联系材料。

②运用具体哲学道理分析：哲学原理(名称+内容)+方法论+联系材料。

③哲学启示型：方法论+原理名称+联系材料。

2、为什么：①哲学依据(哲学原理);

②书本中的含义、地位和现实意义;③归纳材料，提炼要点。

3、怎么办：①含义;

②书本要点;③提炼材料，作为要点。

4、谈认识、谈看法(辨析题)：①下判断(正确、错误和不科学);

②正确的部分要论证(运用正确的哲学道理);③错误的部分要纠正(a、摆出正确的道理内容;b、指出错误的实质及危害);④总结一个正确的结论。

政治哲学的答题技巧总结明晰设问，不仅有利于考生明确试题立意与正确理解情境，也有助于考生正确把握主旨，有的放矢地答题。考生可以利用“三定法”即“定知识”“定题型”“定材料”来研读设问，把握设问主旨，清晰试题“用什么材料来考”“考什么知识”“出什么题型”等指向性。

政治哲学主观题的材料往往是对来自生活的时鲜素材的凝练，具有内在的逻辑层次，通常用叙事方式进行描述。考生可通过“句读+分层+关键词”研读材料的句读，把握材料的逻辑层次及其关系，通过抓“关键词”等方法明确“用什么(哪些)材料来考”，从材料中筛选、提取、整合有效信息，提升材料阅读能力。

知识犹如粮食需要颗粒归仓、仓储到位，不能散乱一地、混杂一堆。考生可从宏观上照单元标题——课标题——框标题——目标题的“目录体系法”进行纲举目张式的知识建模，明确知识条目所在的目录层级，把握内在关联，准确定位知识，灵活调取知识。从微观上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三W追问法”精读框(目)题及相应考点，精细仓储知识，这才能更大的解答出政治哲学的原理。

虽然高考政治哲学主观题设问方式多样，总体可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等常见题型。考生在遵循政治主观题的“有理有据、理据对应、分点作答”答题普适套路的同时，还要注重图表题、措施类、关系类、认识类、原因依据类等题型的一般思路的归纳与梳理。

高中政治哲学具体的答题方法一、自然界的物质性原理：

原理内容：自然界是物质的，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方法论： ①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是人类意识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

②我们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时候，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丶世界的物质性原理：

原理内容：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

方法论： 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

三、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

①物质决定意识。这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②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这要求我们重视意识的能动作用，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

四、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原理：

原理内容：①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辩证统一的。

②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必要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基础。

方法论： 我们在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五、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理：

原理内容： ①客观性：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②普遍性：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都遵循其固有的规律。

方法论： ①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能违背规律，一旦违背规律，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

②在客观规律面前，人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可以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利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造福人类。

抓住这几点，高中政治轻松学1.划分句子成分──全面地把握概念

许多政治名词概念，表面看好像很复杂，但只要我们运用划分句子成分的办法，就能迅速地、准确地、全面地加以理解。

2.区分易混词──准确地理解知识点

俗话说：一字值千金，所以读书须仔细。这些年高考的选择题和辨析题，有些题目就是在某些易混词上做文章，用来检查学生是否对知识准确地掌握。

3.抓住近义词──培养信息转换能力

信息转换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能力。在近几年的高考题中，都有一些材料题，要求阅读后完成一定的题目。这种题就属于检测信息转换能力的题目。在这种题目中，往往有一些通俗的词语，其实就对应着我们高中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课本中的名词概念。重点、中心、关键、首要，这四个名词与主要矛盾就是近义词;主流、大局、方向，这三个名词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近义词在教学中，对于这些近义词，我们可以在课本上做好旁批，准确地理解知识点。

4.注意对应词──学得灵活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7篇

接着，由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所提出的另一个经济学概念经纪人，则是在全面研究西尼尔的理论后，再加上由斯诺提出的的“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小的牺牲使财富最大化”的思想所提出的。经纪人这个概念，其实是一种人的经济动机，它源于人类活动中的各种动机，并抽象出来的。其中最主要的动机则是使个人打饿财富最大化，它收到两种制约：一是悠闲的实际收入；二是对闲暇的喜好。经济人这一概念，成为了之后欧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以其为最基本的前提，推导出了之后的一切经济学原理。穆勒根据经济人这一概念，他认为，经济学实质上就是一门抽象的科学，是因为，在认识经济现象的方法上所采用的方法是抽象的演绎法。

第二，经验论的拥护者主要有两派：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他们认为，探究经济想相背后的奥秘或联系，以及构建一种经济理论的方法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应该是经验归纳法，并以此发展成为经济学的重要派别。还有，他们认为，本国经济的特点和具体的发展过程，经济认识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这两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有机发展的整体。不能只关注要关注科

学技术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特点，更要关注对经济的发展起形象作用的因素，如：政府的调控政策或者不同的意识形态问题等等。

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批判大体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的。

第一，概念的本身就是抽象的、片面的，这种概念却是却是古典家具学派理论的基础。如，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其首要基石是：利己主义。这样其他因素的作用就无形的被他们所忽视了，所以他们“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1]

第二，历史学派批判古典经济学派从错误的抽象的概念出发，在经过演绎来推导出基本的命题并把这些命题作为经济规律的理性演绎过程，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

第三， 历史学派批判古典学派的理论推导过程，历史学派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论证过程也是建立在这种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片面的方法之上的。所以，这种理论是绝对的、片面的 “绝对主义”或者“永恒主义”。

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世间万物，包括经济现象，都是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的，特定的不变的演绎法是不能揭示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的。相反只有通过归纳法才能做到。在罗雪尔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他指出，“不愿意把某一套行动的法则强使信任我们指导的人接受。我们的最高奢望是使我们的读者们，在不受任何世俗权威的影响，公正地权衡了一切事实之后，多少能为自己发现这种指明方向的法则”。[2]

在欧洲哲学发展的历史上，经验论和先验论，这两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在认识论领域的分别体现，是哲学中的认识论部分发展的历史过程两大学说。经验论者认为，感性经验是一切知识和观念的唯一来源。不过，它片面地夸大经验或感性认识的作用和真实性。贬低甚至否定理性认识的作用和真实性。而先验论者则认为，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和天赋知识，或存在着虽非生而有之但决不依赖任何经验的先天概念、范畴和先天知识。由此可见，两者都是各执己见，分别发现了认识事物过程中的单个的方面。然而，不管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都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的基本的思维方法。两者各司其责，并且他们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首先，演绎和归纳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归纳为演绎提供基础和条件，从一般推导出个别，就必须要以归纳所获得的经验作为其出发点和一般原则。而归纳要从个别概括出一般，演绎又可以对其进行指导，并以此检验归纳的合理性。

其次，演绎法和归纳法相互补充，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互为转化。在认识世界的思维运动中，二者都不能单独的去认识世界，各有各的局限性，两者必须结合。归纳法，要通过演绎将归纳所得的一般结论推广到未知的事物的认识上，并用这些认识来检验一般结论的准确性；演绎法，要将演绎所得的个别结论与事实对比，并经过新的归纳来检验、修正。在对经济活动的认识中，就必须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正确的认识人类的经济活，并对其进行发展。

欧洲哲学史上的实证主义以及规范主义，这两种学说也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有着重大的影响。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和实验。自然科学家们认为，实证主义是人类认识的最高标准，他们要求认识要具有确实性和实证性。法国哲学家孔德，在继承了这种传统的基础上最早提出了认识的实证主义原则。他认为，由观察和实验得出的经验理性，这种经验理性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和源泉。他说：“真正的实证的精神用对现象的不变的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所谓原因（不管是近因还是第一因），一句话，用研究来代替为何。”[3]这就是孔德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认识只在经验之内，不在经验之外。

库恩的科学哲学，则是规范主义的代表，他的观点与实证主义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的。他认为，科学哲学找出在科学研究中所通用的方法，这种通用的方法指导其他科学家进行研究和发现认识的规范。不过这种所谓的认识规范，在库恩的理论中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但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个叫做“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这一概念说的是：在科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中持有的共同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

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最早也是在认识论的领域提出的。后来由哲学领域延伸到经济学领域。两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之间则开展了经济学上的争论。用实证分析的观点来看，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家的身份下，是不能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议，而且，经济学也不能用来补充经济认识。西尼尔则更进一步地认为，经济学家就根本不能提出任何经济认识的政策性建议。

其实，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不能脱离的，是社会的主体：也就是人类本身。也不能脱离社会和在具体社会中的价值判断。所以，经济发展的规律也要遵循这样的规律。所以，主张实证分析的经济学家们，想当然的假定资本主义经济是合理的，这个假定，是具有前提性质的价值判断，是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在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中，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这两种方法是不可分割的，这两种分析方法应该紧密结合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认识方法论的背后，都是哲学认识论的方法。不论是实证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还是理性演绎法以及历史归纳法都有其背后的哲学理论支持。这些都是欧洲经济学认识方法论的哲学背景。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宋学 周予同 经学

周予同（1898―1981），我国现代著名经学史家。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师从钱玄同。从此，与经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经学史专著《经今古文学》，之后又相继出版了皮锡瑞《经学历史》注释本、朱熹、《群经概论》、《孔子》、江藩《汉学师承记》选注本等一系列论著。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维铮编校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为后学研究和了解周予同的经学史成就提供了便利，1996年和2010年，又出版了增订本。周予同的论著，具有广泛影响，远及海外。正如朱维铮所说：“他的许多论著，写得那样系统，清晰，又饶有情趣，常令读者忘记面前出现的是本来非常枯燥乏味的经学问题，因而到现在还被许多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青年看作上等参考书。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吸引着国内的研究者，而且影响已经飞扬海外；近年来，我就不止一次地遇到日本、西欧的汉学研究者，主动谈起他的经学史论著，对他的学问造诣表示敬意。”①

在周予同的诸多著述中，其对宋学的论述着墨良多，发表了很多前人未发的见解，对后人以深刻启迪。朱维铮说：“他对‘宋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也有相当的研究。”此言不虚。周予同自信地评价所作是“出自心得，非抄袭杂凑者可比”②。

一、从思想文化与政治角度阐明宋学产生的原因，并辨析宋学与原始儒学的区别。

宋学也称为理学。宋学的名称是相对清代朴学而言，被称为理学是因为讨究的对象是理气等玄学问题。宋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朝的啖助、赵匡、陆淳等人。而宋学的正式开始当在北宋庆历年间。

对于宋学产生的原因，周予同从思想文化和政治两方面进行阐述。从思想文化角度讲，有五个原因，分为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的原因在于学者对训诂学堵塞思辨之途的不满，对纯文学丧志的不满；积极的原因是受到道家思想和方士思想的影响，更是由于受到佛教思想的有力刺激。从政治角度讲，北宋借鉴了五代以来篡弑剧烈的教训，重视伦理思想，提倡“忠孝节烈”，确定儒家“三纲五常”为永恒真理。而宋学保护家族宗法制度，正符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因而得以产生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宋学虽号称儒学，但它与原始的儒学是不一样的。“‘宋学家’在表面上虽自称为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而实际他们所用力的，不是热情地去拯救社会，而是理智地去思考本体。”③周予同将宋学与原始的儒家进行了对比：“盖原始之儒家，留意于修齐治平之道，疲精于礼乐刑政之术；虽间有仁义中和之谈，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际。及至宋代之理学，始进而讨究原理，求垂教之本原于心性，求心性之本原于宇宙。故儒家之特色为实践的、情意的、社会的、伦理的；而理学之特色则为玄想的、理智的、个人的、哲学的；二者殊不相同。”④经过比较，宋学与传统儒学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广义上说，宋学也是经学。

二、剖析宋学内部派别的分歧，说明其衰落的原因。

宋学因为方法论的不同，可分为“归纳派”和“演绎派”。另有所谓“批评派”，普通所谓“宋学”不包括这一派。归纳派的代表人物是朱熹，演绎派的代表人物是陆九渊。这两派在本体论、性论和方法论上都有不同。具体来讲：“就本体论说：朱熹为‘理气二元论’的主张者；用近代哲学术语来比附，可称为一‘二元论’者，以为一切现象背后都有所谓‘理’与‘气’两者的存在。陆九渊认为‘心即理论’者；用近代哲学术语来比附，可称为一‘唯心论’者，以为一切现象都由心生，离心则一切现象无存在的可能。就人性论说：朱熹为‘二元论’者，将人性分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陆九渊为‘一元论’者，以为‘性’‘情’‘才’不过是一物的异名。就方法论说：朱熹主归纳，主潜修，主自外而内，主自物而心，主自诚而明；陆九渊主演绎，主顿悟，主自内而外，主自心而物，主自明而诚。”⑤通常朱熹的学问被称为“道问学”，陆九渊的学问被称为“尊德性”。这两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最明显的就是方法论之争的“鹅湖之会”和本体论之争的“无极之辨”。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批评派，又称为“浙东学派”，与朱陆两派的学问根本不同，周予同认为：“前者以政治、经济为中心，后者以哲学、伦理为中心。以哲学、伦理为中心，所以假借《周易》、《中庸》等书，而专究理气心性等本体问题；以政治、经济为中心，所以凭借《尚书》、《周礼》等书，蔑视那些玄虚的研究，而归宿于事功。专究本体，以人性与本体结合为极致，故带有动机论的倾向；归宿于事功，以人群获得幸福为标的，故带有伦理上乐利主义的色彩。所以以‘浙学’批评朱、陆，则朱、陆为弃实趋虚；以朱、陆批评‘浙学’，则‘浙学’为舍本逐末。”⑥三派之中，周予同更欣赏浙东学派。他说：“朱熹专谈《四书》，陆九渊专谈《孟子》，两派都以圣人经典为要务。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浙东学派便以历史来批评另外两派，反对性理空谈，在‘经世致用’的问题上，强调应该把‘经’与‘史’结合起来讲。”⑦

这三派在南宋时呈“三足鼎立”之势。批评派最先没落，一是因为其思想局限于现世，不让佛学精深，不易得学人的信仰；二是因为后继者渐渐转入文学和史学。于是，宋学就被朱陆两派占据。归纳派在政治上得到朝廷的提倡，因而取得了正统地位；而演绎派也因为王阳明的发扬，得到光大。但这两派都是借经学谈哲学，而哲学与经学又很不相同。周予同说：“经学与哲学，就性质言，实各自异趣。哲学着重于个人之理智的探索，故怀疑为创立新解之利器；经学则不免趋重于宗教性之因袭的训释，故怀疑之结论每易起无谓的纷扰。”⑧所以他们讨究学问的结果是“哲学上之立论不免于附会，经学上之训释不免与纷扰”⑨。这就导致了两派末流的衰落：“‘尊德性’的演绎派固日流于禅释，而‘道问学’的归纳派也日趋于空疏。”⑩

三、比较汉宋学的区别，品评宋学的优缺点，介绍宋学在经学上的贡献与影响。

汉学与宋学具有不同的特点，周予同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学术范围不同，汉学研究的是语言文字学、史料学；而宋学是道德学、伦理学，形成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不同，汉学大体采用归纳法；宋学一般采用演绎法。学术效能不同，汉学比较功利，意图发挥社会作用；宋学相对而言偏于玄想，希望解决“根本”问题。学术重点不同，汉学的重点是五经，后扩大为九经、十三经；宋学的重点是四书。

汉学又可分为今文学和古文学。周予同将宋学与今文学和古文学在对孔子与六经的观念上进行比较：“今文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派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且流弊为繁琐；宋学派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11}

宋学的优点，一是能吸收外来文化，融会贯通而形成本民族文化；二是具有怀疑精神，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它的缺点，一是为封建专制服务，封建性强，反动落后；二是不重视调查研究，好主观臆说；三是研究学问的基本功（语言文字学）不扎实。

周予同认为，宋学对经学具有特殊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疑经”，怀疑唐朝以来所承认的孔学经传的真实性。宋学的怀疑精神，对经典辨伪的工作具有巨大帮助。如朱熹怀疑伪《古文尚书》，开明清学者辨伪之端。宋学对后世，尤其是清代朴学，是有很大影响的。如顾炎武《日知录》与宋末的王应麟《困学纪闻》有关，《音学五书》中的一部分是从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发展而来。周予同认为，如果把宋学与清代朴学一刀两断，则属于机械论，不符合历史实际。

周予同对宋学的研究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他指出：“考宋学在经学上所以不及汉学者，尚不在于不信注疏，怀疑经传；而在于删改本经，以就己说。盖校改旧籍，尚须凭证；况经传含有宗教性，岂可绳以主见，强为移易。”{12}但他在述评宋学内部流派时，有偏袒浙东学派的倾向。另外在论述宋学产生和衰落的原因时，没有从经济基础上进行论述，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不足之处。

注释：

①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12.

②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29.

③⑤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19.

④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6.

⑥⑩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20.

⑦许道勋，沈莉华整理注释.周予同论经史关系之演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⑧⑨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9.

{11}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46.

{12}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10.

参考文献：

[1]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9篇

关键词：哲学课堂；导入；生活化；练习；优化小结

在政治课的四个模块教学中，必修四的《生活与哲学》由于理论性强，内容抽象，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多学生认为哲学是最难学和最不想学的，因而，哲学教学一直处于困境之中。那么，如何优化教学环节，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呢？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入环节――精彩、多样，激发学习兴趣

导入是一堂课的启动和连接链，是课堂教学环节的一部分。课堂教学如能抓住导入新课这一环节，一上课就把学生牢牢吸引住，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设疑导入

“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疑点是思维的“启发剂”。教师欲擒故纵设置悬念，将学生思维打开，可以使探究新知识的认知活动变成心理需求。

如，导入“运动的绝对性”时，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能坐在座位上不动吗？”学生回答：“能。”于是，他们就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我又问：“你们真的是绝对不动吗？”这时学生向我投来了怀疑的目光并开始小声讨论和查书。经过他们的一番探讨后，我再引导学生，大家的答案从哲学上说是不对的。你们的心脏在跳动，血液在循环，脑袋在转动，你们的位置也随地球的转动不停地运动，正如说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就是运动的绝对性。通过设置问题导入新课，激发了兴趣，也使学生对运动有了正确的认识。

2.材料导入

诗词、故事、歌曲、笑话、电影片段都可以成为绝好的导入

材料。

如，导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从主观出发”时，我引用了一个滑稽荒诞的故事：慈禧六十大寿，正好有一场科举考试，考生中有一人名叫王寿彭，慈禧一见那“寿”字，龙颜大悦，钦点王寿彭为状元。清末学子刘春霖，科考那年正逢天下大旱，皇上因见“春霖”二字，正合祈雨之意，即点春霖为状元。故事讲到这里，学生纷纷表示选状元应按照考生的成绩高低、能力大小等实际情况，而不能从考生姓名主观想象出来的含义出发。这样，故事紧扣教材内容恰当地导入了所要学的内容。

3.分析热点导入

政治课有时代性强的学科特色，而热点由于是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广受关注的重大事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热点导入新课能更好地促使学生关注社会的变化，感受时代的脉搏。

在讲“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时，我引用了2016年3月全国两会的内容：“一带一路”将助推中欧高铁合作作分析，让学生明白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二、授课环节――生活化，加强学科的实用性

哲学教学生活化，是指在哲学教学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立足于学生生活实际和社会实际，将教材理论知识与重大时事政治、学生周围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课堂教学，最终实现教材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融合，充分体现理论与生活实际的

统一。

如，讲“物质决定意识，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时，让学生分析南方农民和北方农民种植的水果可不可以互换种植；讲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时，让学生分析自身学习进步与退步的关系；讲实现人生价值时，利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以及学生身边的好人好事的例子，等等。通过贴近生活的例子，让学生感觉到学习哲学的实用性，从而更积极主动地学习。

三、练习环节――科学、有层次，巩固知识

讲是练的前提，练是讲的巩固深化。如浙江长兴中学提出按30：15的黄金分割安排45分钟的教学时间。洋思中学提出“先学后教，当堂训练”，达到“堂堂清”的课堂教学模式，这都是在讲的基础上注重练习训练的体现。安排练习要注意几个原则：

1.典型性

一节课的练习不能面面俱到和随意选择，要根据教学目的，针对重点与难点，筛选典型的和有代表性的。如，在区分主次要矛盾和矛盾主次要方面两条易混淆的原理时，我选用了现代化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方面的建设，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主次要矛盾关系原理，利用网络发展有利与弊两个方面，但始终是利大于弊落实矛盾主次要方面关系原理。

2.层次性

练习的安排要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基本到变式。在我们编印的导学案中，第一层次是基础练习，简单易懂；第二层次是巩固提升练习，有一定的灵活性；第三层次是思维训练，难度稍大，并有一定的开放性。这样可以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发展。

3.趣味性

练习的设计如能做到形式多样、新奇有趣，则能激发学生做练习的热情，减少厌倦情绪。在哲学选择题的训练中，我会适当选用一些幽默搞笑或带有讽刺色彩的漫画题，或选择一些名言、古诗词、民间俗语等设题。训练主观题我会采用一些时事热点、新闻趣事作为背景材料，并用具体、明确、新颖的角度设计问题。

四、小结环节――优化、简练，提升课堂效果

课堂小结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完成教学任务的收尾阶段，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优化课堂小结可以帮助学生理清知识结构，掌握知识的内在联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提升课堂效果。课堂小结要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画龙点睛、恰到好处。

哲学课堂小结常用的方法有提纲归纳法，表格小结法，数字归纳小结法等。

如，在对“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节进行小结时，可以采用表格小结法，把联系的普遍性、客观性和多样性原理的含义、内容和方法论做成一个表格，既便于记忆，又可以区分比较，不易混淆。

在对“社会发展的规律”一节进行小结时，可以采用数字归纳小结法，把整节课的内容归纳为“三对关系”“两条规律”和“一个总趋势”。通过简单明朗的数字小结让这节本来比较复杂、难懂的内容变得清晰、系统。

总之，在哲学课堂教学中，应根据哲学学科和学生的特点，改革教学模式、优化教学环节，从导入、讲授、练习、小结等各个环节入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提升课堂质量和效果，才能真正使哲学课堂教学收到实效，并体现新课改的精神。

参考文献：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马克思；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自由与发展

一、引言

近年来，马克思与施蒂纳的关系逐渐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这一关注集中体现在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以下简称《唯一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第一卷第二章的比较和研究。对马克思与施蒂纳关系的思考和反思不仅对理解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线索(尤其是其早期哲学思想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而且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在整个哲学史中的革命性变革之意义也极为重大。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吴晓明教授和张一兵教授对此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吴晓明教授主要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来反观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中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即：马克思终结了一切形而上学。张一兵教授主要从马克思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即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视作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中的理论参照系。当然还有一些学者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中寻求理论资源以此来凸显马克思“形而上学”维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等等。这些学者都看到了以往我们马克思哲学史研究中忽视了《形态》第一卷第三部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研究，并试图挖掘施蒂纳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来反观和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可以说，这些学者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与施蒂纳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角，是对以前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较为薄弱地方的重要补充。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重视，本文结合施蒂纳的《唯一者》和马克思的文本《形态》的第一卷第二章对这个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深入解读。另外，以往的研究没有把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尤其是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命题联系起来思考，没有看到这两者应有的逻辑关联。本文亦尝试着结合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来重新论证和解读这个命题所具有的理论特质。

二、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

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形态》第一卷的第三部分圣麦克斯这一章节中，在这一章节中，马克思按照施蒂纳的《唯一者》一书的篇章逐一对该书进行了批判。如果从当时马克思的思想史背景出发，我们当然要联系《形态》当时的写作背景和当时德国理论界的发展状况。可以说对施蒂纳的批判是为了整顿当时德国思想界的理论混乱及其划清自己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界限。施蒂纳的《唯一者》一书的出版，对当时德国的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费尔巴哈、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著名马克思学和思想史专家戴维·麦克莱伦在其《青年黑格尔与马克思》一书中指出：“所有遭到施蒂纳攻击的各派都做了相当长的答辩”。施里加和布鲁诺·鲍威尔都写了文章，费尔巴哈也做了回答。赫斯写了《晚近的哲学家们》一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一部著作(按：指《形态》——译者)的大部分是批判施蒂纳的。甚至迟至1847－48年，年青的库诺·费舍最初发表的文章还是驳斥《唯一者》的。

马克思对施蒂纳的《唯一者》一书批判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当然，这里有个理论前提需要交代，即：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主要是批判施蒂纳思考问题的方式(德国哲学固有的脱离历史现实的思辨式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一切批判都是围绕这一点而进行的。我们不妨说此时的马克思正处于思想的急剧转变时期，张一兵教授的说法：“此时的马克思的心思早就不在一般的哲学争论，他已经意识到一切都必须基于现实的研究。”这一点是比较中肯的。这一点马克思自己也是认同的，“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我们把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一书批判的核心思想归结为对其“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是以上述此时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动机(摆脱德国哲学的纯粹思辨，一切基于现实的历史研究)为前提的。更进一步说，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每个人”的自由及其发展“条件”的强调上(黑体部分为笔者所加)。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形态》第一卷的第三部分圣麦克斯第一章节第6小节“自由者”的论述之中。笔者先简要概括马克思在这一小节中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的主要理论要点，然后根据这些要点进一步阐述我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的“每一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命题的认识及其这一命题在当今现实社会中的意义。

所谓施蒂纳的“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指施蒂纳在《唯一者》一书的第一部分的第二章的第三节“自由者”中，对近代以来主要社会思潮即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人道自由主义的批判。这一节在《唯一者》一书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以说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这一思想，贯穿《唯一者》一书的始终，无论该书第一部分的人，还是第二部分的我，都或隐或显贯穿着施蒂纳对“自由主义”批判的思想。当然，施蒂纳本人是要彻底丢弃“自由”即他所谓的“幽灵”、“幻想”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在《唯一者》一书中有所体现：“如果自由不能带来什么东西，那么这种自由对你又有何用?况且你若摆脱一切而自由，那么你就是什么都不拥有；因为自由是毫无内容的。……至于我如何来利用自由，这就取决于我的独立性。”相比较施蒂纳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我把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归结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反批判、社会自由主义的反批判和人道自由主义的反批判。

(一)政治自由主义之“反批判”

施蒂纳在《唯一者》一书对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解，可以说就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带来的新的时代。“随着资产阶级时代开始了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意愿看见到处产生‘理性的东西’、‘时尚’的东西等等。它的目标是‘理性的秩序’、‘道德的行为’、‘有制约的自由’，而并非是无政府状态、无法纪、独自性。一旦理性占有统治，个性就甘拜下风。”从施蒂纳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整个批判来看，他无疑从政治自由主义的根基之处“理性”着手，这一点是较为深刻的。当然，其批判的动机无疑是彻底摧毁理性，他看到了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时代也是和中世纪以来人们信仰神、信仰上帝的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具体说，施蒂纳眼中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这样的：“人们如何设想‘政治自由’呢?是个人摆脱国家及其法律的自由吗?否，恰恰相反，它是个人在国家内和法律上的服从性。为什么去称之为‘自由’?因为在人与国家之间不再隔有中间人，人与国家处在一种直接和没有中间环节的关系中。”可见，施蒂纳眼中的“政治自由主义”就是彻底摆脱国家和法律的自由才称其为自由(当然施蒂纳是根本不承认自由的)，施蒂纳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不过是和新教自由(没有彻底摆脱上帝、宗教)一样都是不彻底的。即这样的自由仍然靠国家和法律来统治施蒂纳心中所谓的“现实的个人”。表面上看，施蒂纳似乎看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问题所在——个人仍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对施蒂纳的这个观点，马克思是如何看待的呢?马克思首先结合当时法国和德国的历史现实来揭示了圣麦克斯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完全建立在空洞的、虚无主义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施蒂纳在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政治自由主义的含义基础上而对政治自由主义进行批判，这样的批判被马克思称之为“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是从自由主义与她所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进一步来说就是，马克思认为在德国不具备英法等国先进的经济条件，这就决定了德国那些柏林哲学家们狭隘的民族观和理论视野，即“在德国，政治集中所需要的一切经济条件都不具备，怎么能谈到政治集中呢?由于国家的这种情况，也就产生了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的循规蹈矩的官僚意识以及在德国很流行的关于国家的一切幻想；由于这种情况，也就产生了德国理论家不依赖市民的那种虚假的独立性；即这些理论家用以表达市民的利益的形式和这些利益本身之间的假象的矛盾”。马克思关于施蒂纳对政治自由主义批判的虚无性在哲学上的认识论根源最终归结为：“他可以把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资产者与作为经验的资产者分开，从而把资产者变为神圣的自由主义者，就像他把国家变为‘圣物’，把资产者对现代国家的关系变为神圣的关系、变为膜拜一样，这样一来，他其实也就结束了他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他把政治自由主义变成了‘圣物’”。

此外，马克思也不满意施蒂纳把资产者等同于德国的善良市民和小资产者，把起历史作用的资产者等同于不起历史作用的德国小市民，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为资产者唱赞歌呢?能否理解为马克思此时仍在资产阶级的法权概念中缠绕呢?我认为，《形态》时的马克思已经跳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构架，并对以人的自由权利(如自由，生而平等，博爱)的自然法权进行了彻底解构，当然这是从这些理论得以产生的历史根基之处进行的解构。就是说，马克思不相信单单的，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空洞的政治信条和理念就可以说明问题和改变问题，关键在于基于现实历史条件下的“实践”(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全面性)意义上的改造(马克思没有像施蒂纳那样甚至连自由、平等本身所蕴含的精神也给否定了)。这点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伪批判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可以说，施蒂纳对政治自由主义批判的过了头，而马克思通过对施蒂纳的批判说明肯定了对当时的德国来说，政治解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德国这个形成一种特殊领域的当代政治的缺陷，如果不摧毁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特有的障碍。”(当然，政治革命对马克思只不过是德国解放的必要环节而非最终环节)马克思也看到了现代法权(马克思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扬弃)的意义，“公民权即积极的公民权对工人是如此的重要”。同时，马克思对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反封建革命)的不彻底性也给予了揭示，即政治自由主义的限度即：“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变革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没有加以批判。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作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作无需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作为自己的自然基础。”“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利，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指出了政治解放的现实根基，即回答了政治解放的必要性及其如何可能的问题——解放的手段、条件和目的!如果说施蒂纳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给马克思的政治观、国家观和人权观有什么启发的话，那就是施蒂纳用自己的一套神圣化而非历史的、非现实的话语说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限度，这一点马克思不买他的账。关于这一点，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不予充分展开说明。

(二)社会自由主义之“反批判”

施蒂纳把社会自由主义界定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当然，这是指当时德国思想理论界兴起的哲学共产主义流派，其典型代表有赫斯等人。这其中不包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相关论述，因为在《唯一者》中，施蒂纳仅仅提到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大体来说，施蒂纳从劳动的“非人性化”、私有财产的“虚无化”、共同体的“飘渺化”三个方面对社会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

1、就劳动的“非人性化”这一点，施蒂纳谈道：“就工作日方面而论，他绝对不会把你当作单纯的人，而是当作人的劳动者或劳动者的人……而在第二个观点隐藏着不自由性，……努力使你依于这样的信仰：劳动是人的‘命定与天职’。”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驳斥：“他把‘劳动’是人的‘唯一财产’这种思想悄悄塞给共产主义者。”可以说，马克思对劳动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意义的看法，对于马克思反驳施蒂纳至关重要。

关于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学术界存在着争论。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落脚点不在于是否彻底废除“劳动”，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其对劳动的评论上：即在什么条件下物质生产劳动才能成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自我实现，也就是对马克思来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只是一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手段，而非目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劳资矛盾)意义下的“劳动”，即：“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关系这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这句话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具有普遍性，个性，而活着的个人丧失了个性。可见，施蒂纳对社会自由主义的批判看到了劳动的“非人性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教以来崇尚“劳动”、“节俭”的世界观的彻底颠覆，这一点是较为深刻的，可以说在批判新教以来的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劳动”观上，马克思与施蒂纳是一致的(至于施蒂纳是否完全脱离了资产阶级法权范畴，马克思肯定持否定态度的。但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不管施蒂纳是否从主观上意识到了这一点，毕竟他还是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即使是从反面)。对于施蒂纳强行把“劳动”是人的唯一的财产的观点塞给共产主义，马克思回击道：“不幸的桑乔除了在这里塞进‘人的本质’之外，还不得不把‘自由活动’——在共产主义看来这是‘完整的主体’的从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的生活表现——变为‘非精神的劳动’。”马克思在这里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恰恰是自由活动的表现，“劳动主体作为‘丰富’的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这里指：劳动的充分发展状态——笔者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可见，施蒂纳恰恰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解反了，这是其致命的失误所在。在《唯一者》一书的其他地方，表达了他对劳动的看法，“仅仅是劳动并不能使你成为人，因为它是形式的东西，并且它的对象也是偶然的；问题取决于：你、劳动者是谁。劳动必须是一种促进人类前进的劳动、考虑人类福利，为历史即人类发展服务的劳动，总而言之，是一种人的劳动。”我认为在这里施蒂纳的眼光与马克思极为接近，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可是，马克思不仅仅局限在这一点，他认为：“过去的工人起义的形式都是与劳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以及由此决定的所有制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直接或间接的共产主义起义则是与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圣麦克斯不去研究这种复杂的历史，却来完成从能忍耐的被压迫阶级到不能忍耐的被压迫阶级的神圣过度。”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劳动的意义)，即消灭“劳动”的历史阶段性的不完善性。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明确指出：要把人的受压迫和机器大工业(人受压迫的一个历史性的原因之一)的发展联系起来，而非单单以基督教的信仰和“人”的抽象发展为尺度。

2、施蒂纳接下来，就私有财产的“虚无化”这一点来批判社会自由主义(他眼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得出结论：如同根据政治自由主义任何人不该命令那样，任何人均不许拥有什么；亦即如同在此只有国家保持命令权那样，只有社会保持财产。……任何人都不拥有任何东西，每个人都应是一个游民(此处指一无所有者)。财产应当是非个人的，即变成了零。……这就是为了‘人性’的利益对‘个性’的第二次掠夺。”如何理解私有财产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看法和驳斥施蒂纳对共产主义的关键。

关于私有财产的问题，马克思有过充分的论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第一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由嫉妒心所激发的平均主义的完成)时指出：“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在对第二种共产主义批判时指出：“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和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因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黑体部分为笔者加)，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那么马克思所理解的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什么呢?在接下来的“增补”和“货币”两节给出了答案：“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而毋宁说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肯定。”“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在其总体上、在其人性中存在；……私有财产的意义——撇开私有财产的异化——就在于本质的对象——既作为享受的对象，又作为活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针对施蒂纳批判社会自由主义把个人的私有财产完全消灭，是对个性的第二次掠夺这一荒谬之见，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施蒂纳’在上面驳斥共产主义消灭私有财产这一观点，其办法是：首先把私有财产变为‘有’，然后又把‘有’这个动词说成是不可缺少的字眼、是永恒真理，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可能发生施蒂纳‘有’胃痛的事……”这里马克思用幽默、讽刺的口吻来说明施蒂纳对共产主义的批判仍局限在德国固有的思辨哲学传统(实体和自我意识的思维范式)，玩弄辞源学的把戏来看问题。在《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总之，地租、利润等等这些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形式是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只有当这些关系还没有成为现有生产力的桎梏时，它们才是‘个人的’。”马克思是从历史辩证法的视角来看待私有财产对实现共产主义的意义。这一点，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明确指出了：“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马克思接下来从资本和雇佣劳动两个方面作出回应——笔者加)因此，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去它的阶级性质……我们并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可怜的性质……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当然，施蒂纳对社会自由主义在私有财产问题上的责难，显然是看到德国那些哲学共产主义观点的错误之处(仍然用费尔巴哈类的概念来包装英法两国的共产主义，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形态》第二卷第一章：《真正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中有所论述)，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他既没有对问题做深一步的探索(仍然停留于抽象的思辨)，也没有正确理解共产主义的本真内涵。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3、施蒂纳从所谓的共同体的“飘渺化”来批判社会自由主义。施蒂纳眼中的共同体就是以往一切国家、社会组织，甚至包括家庭的代名词。他在《唯一者》一书中，具体区分了联盟和社会的区别并将联盟——“联盟是我自己的创造，我的创造物，它并不神圣”与社会(具体指以往历史上创立的国家)——“国家是神圣的，是反对我的、反对个别的人的”对立起来。施蒂纳把共产主义者所欲创立的社会(也就是他眼中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视为崇尚爱的抽象原则，并且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一原则试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主义给这个原则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马克思在《形态》中对其进行了明确批判并指出：“对我们这位圣者来说，共产主义简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共产主义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在关于共同利益(这里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共同体”的利益)与私人利益(施蒂纳意义上的自我、独自性)的关系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指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知道，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共同利益)绝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抗衡，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马克思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所构想的共同体即《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于联合体的思想，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就有所论述，当然马克思在论述“共同体”的时候，并不是把其作为每个人的对立物来看待。在这个“联合体”中，“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在《形态》中也指出了“真正”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的区别。马克思在任何时候都把任何形式的“共同体”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给予考量，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对共产主义也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的(注：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作为科学的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当然此时的马克思正处在思想的转变过程中，他对共产主义的最终科学的理解体现在《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正如他所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对下一阶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施蒂纳在这里试图超越一切社会组织形式来凸显自己所谓的自我和独自性，然而“由于现代个体性深深扎根于现世的社会生活，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同社会建立了一种含糊不清的关系，其中蕴含着永不衰减的张力。”

(三)人道自由主义之“反批判”

施蒂纳把人道自由主义看作以上两种自由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顶点，“由于自由主义在进行自我批判，即‘批判的’自由主义者正进行着自我完善，而且批判者仍然保持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不超出自由主义的原则，不超出人，这样他就可以首先依据人来命名，并称之为‘人道主义者’。……在人道自由主义者所许诺的‘人道的社会’中，自由主义的圆圈就自己全部完成了。在‘人道的社会’中，一切特殊的东西，一切特殊的东西就均不在考虑之列。”可以说，施蒂纳对古往今来一切自由主义的憎恨在批判人道自由主义社会中达到顶点，并且认为即使人道自由主义不同于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原则(自由竞争和劳动原则)，但人道自由主义客观上把这种自由主义的原则推到了极致，故被称之为“在人道自由主义中，完成了游民状态”(彻底的一无所有，表现为裸的人)。当然，人道主义通常都是倡导一种抽象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在这一点上，施蒂纳特别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对于人来说是最高本质’这个命题，以揭示费尔巴哈在人问题上的抽象和虚无性。马克思认为施蒂纳把自由主义(包括共产主义)解释为“哲学‘人’的不完善的存在方式，也就是现在一般德国哲学的不完善的存在方式(他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不仅自由主义，而且共产主义，都在德国获得了小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是夸大的思想的形式)”马克思在以上这点上是赞同施蒂纳的，然而在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时，他却说“圣麦克斯‘简单地’‘把费尔巴哈的神学观点与我们的观点对立起来’，但与费尔巴哈对立的只是一些词句”。当然，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施蒂纳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时候没有找对地方(仍然用偷运费尔巴哈的方法)，甚至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费尔巴哈混同起来了。然而，我认为，问题的深层实质在于此时的马克思是否完全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固有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是否完全脱离了费尔巴哈超越性理想的内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类”意识，是否完全颠覆了形而上学(这里指的是作为一种超越性理想的内在性形而上学而非方法论意义和抽象思辨的意义的形而上学)，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当然都是些非常巨大的和重要的哲学史和哲学问题(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中有详细论述)，由于篇幅限制，笔者不予展开。待以后有时间来另文完成。关于这一点，刘森林教授有所涉及：“通过批判施蒂纳，马克思对超验理想价值生根于何处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很明白，这就是存在于‘现实的人’之中。‘现实的人’不仅仅盯住现实之物、没有超越性理想追求的人，而是顶天立地的人，即既立足于现实大地、又内心中装载着价值理想的人，这一概念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像学界近年来较流行的观点所说的那样，完全拒斥内在形而上学，反倒是在价值理想的维度上赞同和认可了某种内在性超验价值。”

以上笔者从三个方面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施蒂纳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和人道自由)及其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反批判。笔者认为，对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反批判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把握，有助于启发我们科学地评价、看待和重新理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命题的深刻内涵和在当今的现实意义。

三、再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上详细分析了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之理论要点，接下来笔者试图在从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所引申出的一些问题来重新理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了下文论述的方便，故简称“命题”)这个命题。我将从以下几点对该命题进行进一步的引申性的阐发：

(一)命题的“经验性”与“超验性”双重维度之重新审视

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中折射出马克思对实现命题所要必经途径的深刻思考，就是说要实现马克思心目中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对应于人道的自由主义——笔者注)三者是有机统一的，三者共同构成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条件。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的具体论述中体会到。马克思用一种历史辩证法的眼光来看待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可以说政治解放处于社会解放和人道解放的中间环节，社会解放是基础，政治解放是关键，而人类解放是终极目标(也就是《宣言》中命题的应有之意)。马克思对政治解放的理解是：他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对人的思想启蒙和解放的作用，但是又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把人的解放一分为二：私人的解放(市民社会领域)和上层人的解放(政治领域)。为了弥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马克思把德国的真正解放等同于人类的解放(注：《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此时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刚刚起步，所以还带有一定的思辨色彩)，而社会的解放(笔者的理解是立足于对现实历史、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的成熟表述集中体现在《共产党宣言》和后期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中(重要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如果说政治解放、社会解放更集中地体现了命题的“现实性”维度的话，人类的解放更集中地体现了命题的“超验性”维度。马克思心目中肯定有一个作为殉道者精神的普罗米修斯情结。“关于‘超验性’和‘精神性’的问题一直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禁忌。我们人类当前正处于并面临着人类自己历史的最大挑战：我们将为我们自己构建什么意义的将来?在面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时，那些有关‘超验性’和‘精神性’的那些古老和存疑的问题将对我们构建将来的世界发挥重要作用。”当然，“经验性”和“超验性”维度都是马克思考察问题的视角，可以说，前者是显性的理论视角，而后者处于隐性的理论视角。如果用“经验性”来彻底否定“超验性”视角，哲学将成为一种和经验科学没有任何区别，过于讲究“经验性”而忽视“超验性”，哲学终将沦为现实生活的玩偶；反过来说，如果过于讲究“超验性”而忽视“经验性”，哲学将会在现实生活面前完全被消解。

我们对马克思这个命题的理解要放在整个西方哲学史(包括古希腊的理性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近性主义哲学，尤其是法国的启蒙理性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当然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说明，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不予展开。这里只简单提一下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康德对把对自由的理解放在物自体的世界(也就是现象世界的彼岸，我们头脑中，思维中和心中加以考察)，康德哲学讲究一种划界的思想：就是将我们对现象世界的认识和对物自体的(心中、道德的东西)的认识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他给理性的功能划定了界限，对现象界的认识，比如对数学、物理知识等等在现象界是适用的(他依赖于理性整合感性现象的知意义上的纯粹理性)，而对物自体(如自由意志和道德问题)本身的认识依赖于理性的实践功能(伦理学的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自由的概念对于一切经验论者都是绊脚石，但对于批判的道德学家也是开启最崇高的实践原理的钥匙……一般实践理性批判有责任阻止以经验性为条件的理性想要单独充当惟一对意志进行规定的根据……”可以说，康德这个思想深刻地揭示出了：真正的自由存在于经验世界的彼岸，人们在现存的世界最终得到的自由只能是一种有限的自由，也就是现在非常时髦的，我们称之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然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由此可见，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说仍继承了康德的自由观的基本理念(我认为，马克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在分析施蒂纳思想的阶级根源时，顺便也把康德的自由学说看成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固有的缺陷)。我认为，马克思对《共产党宣言》中命题的理解，固然是严格按照他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条件的科学的批判分析得出的结论，当然不排除命题中所含有一种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和向往的“超验性”式的追求和乌托邦情怀。马克思这个命题的最重要前提，即：未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及由此带来的自由时间的增加，最后促使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乃至一切人自由发展。有些学者指出未来生产力发展不具有永恒性，如今的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就证明了这一点，断言马克思《宣言》中的这个命题是完全的乌托邦，完全是幻想。我认为，严峻的现实不得不迫使我们对这样的批判有所重视。然而，我觉得一个思想家的魅力就在于既有现实关怀，又具有形而上的人道精神和乌托邦情怀。当今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一切问题接踵而来(经济问题，人们的信仰问题，公平问题，正义问题等等)，现今的中国正在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当今的中国缺少的正是一种人道精神(非人道主义)和崇高的乌托邦的情怀(对未来美好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和向往)。《共产党宣言》中这一命题本身所内含的人道精神和乌托邦情怀有助于我们从道德的层面上抵制当今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效应，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我们用什么标准去矫正这个完全陷入财富崇拜之中的社会呢?……只能以一种非现实的人类理想的生存形态及艺术活动的完满性来对照现实，使人们意识到人的神性之维，意识到现实的有限性，从而提升人的存在质量。”

(二)命题的“历史性”维度和“形而上”维度之内在张力

从以上命题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这个命题把每个人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和条件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当然马克思是完全借助于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史和当时社会的现实，并借助于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及其方法得出以上的命题的。

笔者认为，谈“每个人”或者“一切人”乃至他们的关系，我们或者结合一定的理论参照物(平等、自由等等)或者从一种形而上的角度对人本身进行分析，即对人的本性进行分析(注：马克思对人的本性的看法，主要将其放在社会关系加以审视)。施蒂纳在《唯一者》一书中，在对他所谓的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人道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并解构了一切以“人”、“共同体”、一切有组织形式的团体(如家庭、法律等)甚至他也把他自己所谓的所有物和独自性也给否定了。唯一者，他的全部内容又可归结为：“他是所有者加上‘对自己的否定态度’这个哲学定义。”关于自由本身，他同样也给予了解构。令我们吃惊和不解的是，如果按照对人自由解放的追求分为出世(基督教意义上的拯救感念)和人世(崇尚理性的自我解救)，或者按照伯林对自由的两重性，即消极自由——“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称为他愿意成为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和积极自由——“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两重意义的划分(当然这样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从他对宗教的彻底解构，理性的彻底颠覆，一切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共同体的否定和鄙视，甚至对他自身的否定等等，可见看出，施蒂纳的自由观既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出世，也不是崇尚理性意义上的自救；既不是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也不是积极自由。

在《形态》中，马克思是从一定的现实历史条件出发来反驳施蒂纳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实质。当然马克思对一切问题的讨论(包括人的自由问题、人的本质等等)都是纳入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他对人性的理解也不是“大写”(人性中是否有永恒的某种Be-ing)的，而是“小写”(历史性的动态分析)的，熊彼特抓住了这一点而对马克思有所非议：“关于马克思试图证明社会主义目标的不可避免性的说服力和正确性还必须说上几句……由于他把自己的术语‘阶级意识’很不现实地说成是群众自发的，他无疑歪曲了工人的真实心理(工人心理主要想成为小资产阶级，希望政治力量帮助他达到那个地位)，但一旦他的教导起了作用，他也就扩张它和拔高它。”可以说，马克思在早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德国革命在于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的执行者是工人阶级。马克思此时是结合当时德国的现状，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如果说把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状况的这种说法，说成是歪曲了工人阶级的真实心理，那么熊彼特心中工人阶级的真实心理学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工人想成为小资产阶级，希望政治力量达到他的地位，这样的真实心理学恰恰是马克思所不承认的，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如果一定要在该书中找到某个‘核心’，那末，这个核心就是德国小资产者。”对于当时的德国的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也不予承认。

当然，熊彼特看到了马克思分析问题的心理学维度的不足(马克思更多地是从历史性维度思考问题)，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马克思也确实在具体分析问题的时候很少关注心理层面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要从经济和历史的分析看待心理问题，并不是完全缺失心理维度)。熊彼特隐约发现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而弗洛姆更进一步看清了问题的所在，他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指出：“使人贪得无厌地追求权力的原动力是什么?是他们旺盛的精力，还是人性的根本弱点及无能，使之无法自觉热切地体验生活?促成这些原动力的心理条件有哪些?这些心理条件又建立在何种社会条件之上呢?”可以说弗洛姆的这一观点是深刻的，对于马克思深入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个命题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弗洛姆的分析渗透着历史性维度和形而上维度的有机统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什么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条件，我认为应该说成必要条件。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谈不上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现实之后，就一定能使一切人都自由发展吗?这一点需要我们反思，要到达这一点，必须通过道德对人内心的约束，使人们之间产生内聚力，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自觉地相互认同对方，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当然马克思主要是从现实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两个维度来论证这个命题的，马克思对问题的分析当然是基于历史性分析和形而上分析的双重维度，但是他偏重于前者而对后者分析相对不足，这方面弗洛姆对问题的分析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即：如何从人性的形而上和心理层面上来看待《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个命题，似乎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四、结论

马克思与施蒂纳式的“自由主义”(对政治的不信任、对社会的敌视和对人道的否认)彻底划清了界限。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与施蒂纳，两位伟大的猎手，也在原则上发誓要进行同一场驱魔运动。”他认为马克思和施蒂纳两个人虽然都在驱魔(即：驱除思辨哲学传统和基督教教义等等)，但是，他们都没有摆脱幽灵的束缚。他认为，马克思在驳斥施蒂纳的过程中也难以逃脱施蒂纳的命运(在驱魔的过程中又陷入幽灵之中)，当然在这里德里达显然是受了其解构主义的影响，即：他认为马克思仍然没有游离于形而上学(西方哲学史中的理性思辨传统)之外。我认为，如果结合马克思早期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及后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终结了一个作为理论形态存在的形而上学，这一点上德里达误解了马克思。况且这也与马克思的哲学观是背离的，马克思的整个哲学观可以归结为：以反映时代和历史精神的问题为出发点并给予理论上的提升(问题中的哲学)和以真正体现现实问题的哲学(哲学中的问题)来指导现实，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即现实性和超越性(作为一种“人道精神”的行而上学意义的人文关怀)的有机统一。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11篇

作者：吴海龙 张雁华 单位：铜陵学院 铜陵市第二中学

如果说科学的说教是为了知识传授，那么哲学的说教就是为了启迪智慧。因此把哲学视为一种知识体系，以此种方式看待哲学，必然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当作终极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看作是真理传授和知识灌输。二是哲学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哲学不等于意识形态，哲学是对政治生活进行批判性反思。如果把哲学纳入现实的政治生活，势必导致不是把哲学变成政治的“婢女”，就是把哲学当作政治的附属品。以这种方式对待哲学，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只注重政治化的说教灌输，结果把本来属于解放人们头脑的“智慧之学”变成了桎梏人们头脑的抽象教条和僵死的概念，哲学在现实中变成了“大套话”和“大空话”。（3）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教材体系问题。由于受到前苏联政治理论教育方式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理论教科书一直陷于教条化和本本化的阴影中，原本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我们的教科书里就被化为“概念+原理”的简单模式，教材内容较为陈旧，主要局限于四大模块，即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哲学味不足而说教味有余，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及时反映当今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没有完全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虽然哲学遭遇冷落,哲学教育处于低谷，但我们也不是无能为力，应当借助综合的力量，通过哲学教学改革，重新树立哲学的威望。1.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高校要想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通过特色化来挖掘自己的生存空间，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在这种形式下，高等教育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制造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在求真与求善中高举功利导向和物质追求，促进了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旁落了人文学科的建设；在一定时候也促进了高校的发展，却忽视了高校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基础性的人文学科，是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加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建设，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对于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意识，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学问，整体研究和揭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建构本学科的科学体系。二是建立“课学研”一体化建设体制，即指建立“课程建设、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一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体制。也就是建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三项工作结合起来，一体思考，一体规划，一体实施，一体检查和评估的体制和机制，以便使这三项工作协同运转，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建设合力。三是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队伍建设的“两家”模式。即是指担负着科学研究和讲好课程“双重任务”，应以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专家”为队伍建设的理想目标。2.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认识误区。首先，走出知识传授的误区。如果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知识去传授，或许可以教会学生一些哲学概念，但却不能教懂学生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可能让学生做真正的形而上学之思。从本质上说，哲学不是“知识总汇”和“终极真理”，哲学本身不能给人以知识，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欲求，它不满足已有的东西，总是不断探索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哲学在于寻根究底，在于创新意识，在于培育德性，从而为人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必须回归哲学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对待哲学，承继哲学的反思、批判与创新精神。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1这一规定内在地蕴涵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品格,它意味首马克思哲学不墨守成规，而是一种批判活动，不提供关于世界的终极真理，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才会富有成效。如在教学方式上，可以采取讨论式或启发式，启迪学生的思维方式，转变审视问题的角度，“化知识为智慧”，化知识为能力和德性，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境界。其次，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哲学纯粹是哲学，是浩瀚磅礴西方哲学长河中的一个流派，它不是思想教育，更不是政治教育。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当作思想政治教育课，那就是把哲学扭曲了，把本真的哲学精神、哲学智慧蒸发了。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教育的功能，但它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功能。正如米•马尔科维奇所说：“在马克思那里，中心的课题乃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3]77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人的角度去观察、对待世界，它解决的是人的问题，为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提供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而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来净化学生的心灵，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3.重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

实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必须广泛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大胆融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使之升华为教材中的理论内容；必须突出时代性、文化性和继承性，增强教材内容的理论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教材内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减少哲学原理的相关内容，有必要增加适量的精彩哲学史及原著篇章进入教材，尽可能让学生在课堂上也可以领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手文本、第一手材料。完全可以从古今中外无数的史实、典故、事件和名人名言中，精选出包含一定哲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让学生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出蕴含的哲理，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提高他们的辩证思维的水平。完全可以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让学生们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能够用哲学的方式转化为所得，将琐碎的生活事件和学过的哲学理论结合起来思考，深化学生对哲学原理和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锻炼他们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深化理论知识传授的效果。完全可以突破传统教材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条式框架，增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大胆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内涵，让学生领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精深的理论，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总而言之，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我们应该以一种批判的精神，以哲学的方式，走出哲学教学认识的误区，加强学科建设，改进教材体系，从而让学生在哲学智慧的殿堂中真正感受美、体验美、享受美。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12篇

作者：杨和英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著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13篇

一王延直(1872－1947)，字穆若，号仲肃，又号剑秋，贵州贵阳人，留日学者，清末庚子辛丑并科举人，中国近代引进和传播西方逻辑科学的先驱之一，其逻辑学代表著作《普通应用论理学》［1］(以下简称“王著”)突出地代表了西方逻辑系统输入成熟阶段所达到的水平，在中国近代逻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王著”写于1905－1912年，历时七载，于中华民国元年七月(1912年7月)由云南印刷局印刷，贵阳论理学社发行。1981年由云南逻辑学者黄恒蛟先生在旧书摊上发现，随即被带到当时正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逻辑学会成立大会上。应邀参加大会的贵州省哲学学会逻辑组副组长张同生先生(后曾任贵州大学副校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将该书借回贵阳复印了几份，之后，贵阳师院政教系(现贵州师范大学政经系)按原样制作成油印本数百份供研究参考，即今之所见《普通应用论理学》。

二“王著”重现受到了学术关注，其学术价值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首先是对于“王著”的学术地位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王著”是“云贵地区近代逻辑教学和研究的一个缩影”，“对研究我国近代逻辑史及逻辑学在云贵地区的介绍和传播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和研究价值”［2］43－49;也有学者认为，“王延直是一位热心宣传、推进逻辑科学在我国传播发展的实干家”［3］15－20，“王著”等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对西方逻辑的系统输入已进入成熟阶段”［4］81－82;还有学者指出，“王著”是“中国最早的国人自己纂著的几部逻辑著作之一”［5］14－21;“象《普通应用论理学》这样从1905年就由中国人自己纂著的逻辑著作，在那个时期，不仅在云贵地区罕见，就是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6］42－43;王延直等学者“亲自动手写作逻辑著作，这标志着中国逻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7］6－9;国家“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近代卷》对“王著”作了长达4页，近3000字的评价，提出:“特别是《普通应用论理学》，突出地代表了西方逻辑系统输入成熟阶段所达到的水平。”［8］

1999年底，北京隆重出版《中国学术百年》丛书，其中的《逻辑学百年》一书多次提及并高度评价“王著”，特别指出:“严复等人译著的问世及严复、王国维、王延直等亲自讲演或授课，受到学界、思想界热烈欢迎，‘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治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9］。因此有学者提出，“王著”是“继《穆勒名学》出版之后，可以跟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王国维翻译的《辨学》相提并论的逻辑学著作”［10］58－60。其次是对于“王著”纂著的时代背景的讨论。

有学者认为，“王延直先生是受强烈的民族使命和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来完成这部书的”［11］16－20;也有学者指出，“王著”的写作目的是“开发民智，促进中国的革新自强”［6］42－43;还有学者认为，“王著”所体现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当时“科学救国”或者“教育救国”一类的基本思想［2］43－49。

再次是关于“王著”内容的研究。《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特别提出:“王著”一是“内容丰富，演绎归纳并重”;二是“注重历史沿革，明确肯定中国名辩、印度因明、希腊亚氏逻辑为世界三大源流”;三是“逻辑术语好记易懂，已趋稳定”;四是“理论系统，强调应用”［8］。也有学者认为，“王著”“内容全面、融贯中西”［12］75－78，“简明扼要、眉目清楚、行文流畅、好读易懂”［4］81－82，更为重要的是，她“包含了深邃的逻辑思想”［12］75－78。

综观已有研究，“王著”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其史料价值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学界同行的真知灼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启迪，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大多局限于逻辑基本理论的分析，缺乏从逻辑哲学层面的考察;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均没有关于王延直逻辑源流思想、逻辑客体思想、逻辑归纳思想以及逻辑演绎思想等重要的逻辑问题的系统研究。因此，立足于逻辑哲学的视角，深入挖掘“王著”所包含的深刻的逻辑思想及其理论体系，仍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全新课题。

笔者认为，“王著”不仅具有学界所认同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她包含了深刻的逻辑哲学思想，许多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启迪。

三就内容而言，“王著”并未涉及现代逻辑理论，这似乎意味着该书未涉及逻辑哲学问题。因为，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哲学是一门新兴的哲学学科，它是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产生有两个历史前提:一是数理逻辑的创立以及后来多种逻辑分支、多个逻辑系统的同时并存，一是现代西方哲学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因此，逻辑哲学的历史并不长。”［13］1

若按此理解，当然也不存在“王著”所包含的逻辑哲学思想。然而，对“逻辑哲学”也可以广义地理解，即不论现代逻辑还是传统逻辑，都存在由逻辑本身所包含或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以哲学的眼界来探讨、解释和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就属于广义的逻辑哲学的范围。

尽管“王著”未曾涉及现代逻辑的内容，但其讨论的大大小小诸多问题，在而后数十年间一直是逻辑哲学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都是在现代逻辑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如逻辑的源流及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问题、逻辑的研究对象问题、逻辑科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以及归纳与演绎问题，等等。

关于逻辑源流问题，涉及到中国古代有无逻辑这一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王著”明确肯定世界逻辑的三大源流:“古代文明诸国，莫不有论理学之萌芽。其中最著名者三:曰中国，曰印度，曰希腊是也。”［1］9

从而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者所谓“中国古代无逻辑”论。但是，“王著”并非完全认可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逻辑理论，认为孔子、荀子而后无人继起;至于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等，无非诡辩派耳;韩墨诸家之文章、苏张诸家之辩论，纯属偶合，决非由逻辑法则得出。“王著”指出:“孔子首创正名之说”，“荀子蹱之”，“于是有大共之说。即今之所谓归纳也。有大别之说，即今之所谓演绎也。”“惜乎荀子而后无人继起而光大之。”“若夫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辈，无非徒逞诡辩，取快一时。”“韩墨诸家之文章，苏张诸家之辨(辩)论，证以论理法则，合者也颇多，然此不过偶然之符合，决非皆由论理法则而出者。”［1］9－10这种认为孔子、荀子而外无逻辑的观点，难免是对古代一大批逻辑家的逻辑学说及其贡献的抹杀，恐难为今之逻辑史研究家们所接受。至于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之理论是否诡辩，迄今仍在争论。

关于逻辑的研究对象，逻辑学界给出不同的回答，至今仍未达成一致。但归结起来，逻辑的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类:思维(自弗雷格［G．Fre-ge］以降，改称推理或推理形式有效性)、语言和客观世界。“王著”开篇指出:“论理学者说明思考之法则之科学也。”“语云:有物有则。宇宙间现象，虽千变万化，然皆必循一定之规律，此一定之规律，即法则也。”法则有二:“天然的”和“人为的”。“天然的法则，凡属实物，皆不能不遵循;至人为的法则，不过行于知识发达之人类间而已。例如伦理法、文典、美学的规范等，皆人为的法则也。思考之法则，亦人为法则之一种。”“思考之法则虽属人为之法则，然与任意所设定之规律不同，必以天然的法则为其基础。”［1］7－8显然，“王著”所谓“思考之法则”乃“以天然法则为基础的人为法则”。因此，关于逻辑研究对象，“王著”具有明显的逻辑客观世界说倾向;在认识论上，“王著”纂著者属于唯物主义反映论者。

关于逻辑科学的学科地位问题，“王著”赞同西方学者所倡“论理学为科学中之科学”之观点，指出这“足以表示论理学范围之广大”。值得一提的是，“王著”从语源学的角度，论证了逻辑学与各科学之间的关系。如生物学:西语称为生物论理学Biology;动物学:西语称为动物论理学Zoology;昆虫学:西语称为昆虫论理学Entomology;生理学:西语称为生理论理学Physiology;地质学:西语称为地质论理学Geology;植物学:西语称为植物论理学Phytology;矿物学:西语称为矿物论理学Miner-alogy;心理学:西语称为精神论理学Phychology，等等。“可知，多种科学皆不能离乎论理学”，“欲深究各科学，自不可不先究论理学”［1］12－13。从语源学角度考察逻辑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使人们在理解上更加直观清晰。

关于归纳问题，在逻辑哲学上主要探讨归纳推理是否能得出必然性结论，如果不能，其合理性何在?如果归纳推理的合理性不能得到辩护，将影响归纳逻辑的合理性;如果归纳逻辑的合理性不能得到辩护，“归纳逻辑就没有牢靠的哲学基础，这样的话，归纳逻辑学家就一刻也不得安宁”［14］12。关于归纳推理的合理性问题，“王著”不得不寻求哲学上的假定，指出:“归纳推理之基础不外二大原理，一曰因果律，一曰自然齐一律。”［1］99“王著”认为，一切现象必有原因，一切原因必有结果。此原理谓之因果律。“此律系吾人当思考时自然不能不发生之假定也:例如由果推因，因虽未见，在吾人不以为无因，此时之所谓因自是假定的”，故“因果律又称为先天的原理”。因此，“必有因果律而后归纳法始能应用于实际也。”关于“自然齐一律”，“王著”曰:“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东西，一切生灭起伏于自然界之现象，其性质其活动有不期其同而同者。此原理谓之自然齐一律。”“王著”关于自然齐一律的论述，已相当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了，在“五·四”之前能够认同这些观念，是很不容易的。由于此律“系吾人由经验视察之结果所得之原理”，故其“又称后天的原理”。此律具有“举一反三之妙用”。因此，“必有自然齐一律而后归纳法始能应用于实际也”。

可见，“王著”认为，因果律和自然齐一律共同构成了归纳推理的基础。不仅如此，“王著”还在“附识”中指出:“因果律”比之演绎法中之原理正与充足理由律之原理相同;“自然齐一律”不但为归纳推理之基础，且为“演绎推理之根本原理，盖此律即演绎论理中所谓同一律之变相也”。尽管“王著”对“因果律”和“自然齐一律”寄予厚望，但此二律终究只是哲学上的假定，因此，归纳推理的合理性仍待辩护。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高考 生活与哲学 复习方法 探究

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它植根于人的情操、情趣和情爱的感性世界之中。本文以其为主线，通过对哲学学习方法的归纳总结，具体地、现实地领悟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学《生活与哲学》的高考复习提供学习方法，以及学生将哲学真正应用于学习提供一点哲理上的启示。

一、哲学范畴复习法是通过对哲学范畴的分类了解来学习《生活与哲学》的方法

哲学范畴是哲学里概括与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如物质与精神、信息与能量、运动与静止、必然与偶然、规律与混沌、对立与统一、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建构、理性与信仰、利己与利他等。在这里我们将其分门别类。主要分为四大块：辩证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从宏观到微观的学习，掌握哲学范畴的整体思路和框架。

二、关键词复习法

是根据高中《生活与哲学》每单元的小章节关键词理解和扩展记忆的学习方法。在《生活与哲学》这门课程里，学生对关键词的把握异常简单，如下图就清晰的建立了关键词链接起来的整个学科知识点，学生根据关键词对课程有了详尽的了解，通过关键词引导学生思考回忆知识点，在这里就起到了从学习到复习的整个方法和思路。

三、原理复习法

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等30多个哲学原理构建了《生活与哲学》的整个框架，通过对原理的掌握是学习哲学的重要方法，这也是哲学课目考试惯常的考试重点。学生具体的理解原理的内容，按照原理的分类了解哲学的整个脉络和思路，从而学好高中《生活哲学》这门课程。

四、利用热点材料进行问题探究和分析归纳法

这是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主动分析方法，是通过学生对具体材料运用哲学的方法分析理解，提高学生运用哲学思想的习惯，同时帮助他们养成哲学的思维习惯，将来源于生活的哲学应用于生活，从而轻易在考试中取胜。发现生活里的哲学，学习和应用应有效结合。

为什么有《教师法》没有《学生法》？为什么国学热？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教育忘了本，所以速食文化应运而生；第一：舍本逐末，对外来文化激励表彰，跃跃欲试，英语四级六级八级，却看不懂古汉语。哪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中国深厚经典，有中国人的直接、豪爽、血腥。韩非说法治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还给我们纳岁币着，当时他们的名字还叫蛮夷、异族。庄周梦蝶 《逍遥游》 一辈子学一点点庄子的潇洒，你活得不一定富有，但一定怡然自得。孔子说“贤者，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活着，追求什么舒服而已。第二：过分的注重全面发展，培养不出来高精尖人才，领头羊迷失了方向——没有绝对的对、错，这是辩证法。聪明的人最早闻到变质的气息。SARS好多人发了财，口罩，大蒜，体温计；汶川地震的时候有照片拍到有人在废墟里捡破烂，他们有两种人，第一种生活所迫；第二种想发国难财，我觉得很合理，他自己愿意冒险，去追求他的利益也不犯法，为什么要谴责，这样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为什么要鄙视。

哲学来源于对生活的思考，神秘的错误观念是学生对其本质的模糊接触造成，对《生活与哲学》的教授，正确的方法，才能够帮助学生更准确地了解哲学的本源，从而使学生发现哲学对生活真切的解析和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温和的指引，知识在这个时候才能成为学习的欲望，考试当然迎刃而解。无论是应试还是学习，《生活与哲学》都是很好的方法论启蒙。

【参考文献】

[1]卢邦柱. 高中生活与哲学原理课教学存在问题的成因与对策[J]. 教育导刊，2010（01）.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方法论归纳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知识论；有限；理性；无知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057-01

一、哈耶克知识论的基本预设——无知

构成哈耶克社会政治哲学基础的，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这一理论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哈耶克对于人之无知的强调。哈耶克的政治思想，或者说哈耶克自由主义，就是以此为逻辑基点的，这是理解哈耶克的钥匙。

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论观点。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感悟到“人是无知的”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后者的代表人物是相信理性力量的笛卡尔。在《自由秩序原理》第二章的开篇，哈耶克开门见山地说：“苏格拉底的无知论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了解社会的首要条件”。

理论的建立都有一个前提，也就是基本的预设。政治事务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如何看待人，因此任何政治理论都会以关于人的某种本质特征的假设为出发点。哈耶克之前的政治学哲学经常使用的人性预设，是关于人性的善恶这样的道德判断。政治理论的另外一种前提预设方式，是对人类的认知能力，即知识范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一问题的假设。对人行善恶的道德判断不同，政治思想的逻辑就会出现差异，同样，在人类到底是“有知”还是“无知”问题上的立场不同，政治思想的逻辑就会大相径庭。哈耶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无知”，也就是说，其政治理论的基本预设就是人类的“无知”。他指出，“苏格拉底认为：‘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苏氏的此一名言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理解社会的首要条件；我们渐渐认识到，人对于诸多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往往处于必然的无知状态之中”。

二、有限的理性

理性是哈耶克研究的另一个主题，他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对该问题有着不同程度的探讨。理性是人类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是以其知识分散理论为依据的。哈耶克所阐述的理性的限度，与其所强调的“无知”的知识观一脉相承。哈耶克所持的有限理性的观点是他反对一切企图建构社会制度的思想源泉，也是核心的武器。

（一）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理性有限性的界说

要理解哈耶克知识论的基本预设不得不去追溯哈耶克所受到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影响。最早为理性划定边界的是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休谟认为“我只知道我感觉到的事情，我不可能知道关于我感觉以外的任何陈述是否真确”。罗素对此也做有趣的解释：“一只小鸡每天吃到主人送来的食物，它的归纳原理告诉它明天主人还会来喂食，可是明天它被主人吃掉了”。因此，“那些我们深信不疑的科学定律都只不过基于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归纳原理之上。而归纳的次数总是有限，归纳法的本身无法得到逻辑证明的”。那么“今天太阳升起”，“今天主人给鸡喂食”只能在今天是真确的。此一命题的深刻意义在于阐明，我们的理性所获得的知识是有限的，相对的，这些知识应向无限的未来敞开大门并受它的检验。对哈耶克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波普的否证主义哲学。波普认为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是演进的，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无所不包的科学知识体系。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理性局限性的哲学传统，才会形成哈耶克知识论基本预设的思想。

（二）分立的个人知识导致理性的有限性

哈耶克提出了知识存在的状态：只有分立存在的个人知识，而没有一种先验的总体性的知识。他说：“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所有个人的知识的总和，绝不是作为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而存在的。这种所有个人的知识的确存在，但却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以彼此冲突的信念的形式散存于个人之间的，因此如何能够做到人人都从此种知识获益，便成了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大问题。”据此，哈耶克进一步推论出：知识愈增长，人类就愈无知。“人类的知识愈多，每一个个人的心智从中所能汲取的知识份额亦就愈小。我们的文明程度愈高，那么每一个个人对文明运行所依凭的事实就一定知之愈少。”

（三）历史是进化的产物，并非理性的设计

哈耶克认为中世纪的思想家对于“理性”的理解是正确的，只是后来由于笛卡尔为“理性”冠以一种新的内涵，“理性”一词才改变了含义。“对于中世纪的思想家来说，理性主要是一种认识真理，特别是道德真理的能力，而不是根据明确的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能力。他们十分清楚，文明中的许多制度，并不是理性的发明，而是同所有的发明相反，是他人称为‘自然’之物的产物，即自然而然出现的事情。”

在哈耶克眼中，理性不但不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理性只能是有限的。人们今天所拥有的理性不足以构建明天，因为传统是对过去的经验总结。而过去与将来不会是相同的，因此人们不具备对未来设计的能力。各种制度在历史中形成，是历史演进的自然产物，而非人为设计的结果，人在这个过程中是适应者，而非创造者。

三、建构论理性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基本分歧

（一）对理性的态度不同，前者承认人生而具有知识和道德的享赋，而这种享赋能使人根据审慎思考而建构文明，后者则主张文明是人类经验的总结，是行动的结果，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理性不及”之物，理性是有限的；（二）价值指向不同，哈耶克认为建构论理性主义的进路“几乎与自由的所有独特成果相反对，并几乎与所有赋于自由以价值的观点或制度背离”，进化论理性主义则赋予人类自由的精神，因为社会是开放的，对于自身的规则又处于“无知”的状态，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已有之知识进行自由探求。

四、哈耶克的立场

哈耶克的立场是鲜明的，他终其一生在批判、鞭挞建构论理性主义，褒扬、推崇进化论理性主义。因为哈耶克认为，对前者的张扬必将会扼杀人类的自由，摧毁我们的文明，而要避免这一点就必须否弃“我们能够经由审慎的思考而创造人类未来”的幻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