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方法概论范文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业案例；教学改革
作者简介：牛银菊（1965-），女，甘肃甘谷人，东莞理工学院计算机学院，副教授；贾继红（1965-），女，山西太原人，东莞理工学院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广东 东莞 523808）
基金项目：本文系东莞理工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2-4）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2-0132-02
根据应用型工科本科院校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教师需结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特点，让学生了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他们所学专业中的应用，加强学生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1，2]
为了使东莞理工学院（以下简称“我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达到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对大一和大二的学生分别做了问卷调查，以了解学生对该课程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情况和系统学完之后存在的问题。本文基于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应用型工科本科院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方法。
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现状
1.中学阶段的学习情况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中学的许多教学内容做了大量调整，特别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部分的内容增加的幅度较大，教学要求也提高了好多。为了让学生在大学阶段继续学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老师需了解学生在中学阶段对该门课程的学习情况，以便在重点内容的讲解、难点问题的突破、新旧内容时间的安排等方面做出合理的调整，达到学生所希望的“该详讲的内容详讲，该略讲的内容略讲”的目的，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对教师完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为此，对2012化学和化工两个专业的157名同学在中学阶段的学习情况做了如下的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157份，收回有效问卷151份，详见表1。
调查结果表明：已学概率论部分大多数同学已掌握，仅有部分同学需加强；已学数理统计部分绝大多数学生只是了解；大多数学生认为该课程比较难学，且学习兴趣不高。
2.大学阶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寻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与工科专业知识的结合点，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有关知识，并在创新实践活动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此，对2010工程管理的96名同学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学习情况做了如下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96份，收回有效问卷92份，详见表2。
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同学认为该课程比较难学，与所学专业专业课的联系不清楚，不能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且学习兴趣不高。
3.教学现状分析
通过对问卷调查的分析，可知学生在该课程的学习中存在以下问题：大多数学生认为该课程难学、学习的兴趣不高、不知道如何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以及不了解与专业课之间的联系。针对以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强化学生的求知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进行了教学改革，相应地提出了一些适合应用型工科本科院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的措施，以期与同仁商榷。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1.调整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概率论的部分内容（如随机事件的概率、等可能性事件的概率、互斥事件有一个发生的概率、独立重复试验等）已放到高中教材，大多数学生已掌握；[3]另一方面，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材虽然根据需要进行了修订，但为了该课程的完整性，概率论部分的内容仍有重复。在选用现行教材的前提下，任课教师需做好与中学教学内容的合理衔接，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概率论”部分与“数理统计”部分的教学课时数，避免重复讲授已学部分的内容。如概率论部分的讲解可采取复习巩固的形式，重点强调关键的知识点及每个知识点的注意事项，抓住学生喜欢的话题预设问题，以引起学生渴求知识的欲望；根据不同专业有针对性地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以满足相应专业对该门课程知识的需求；在讲数理统计部分时，增加统计推断、统计预测和统计决策的内容，介绍常用统计方法的思想和原理，以加强学生处理数据的能力；推荐学生使用Excel、SPSS等软件使复杂的计算简单化，省下的时间留给数理统计专业案例的讲解，将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加强师生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听讲为辅。要改变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学生认为的“该课程比较难学，学习兴趣不高”的现状，需抓住现阶段学生思维活跃，有和老师互动交流的愿望，在教学中须加强师生间的互动，采取讲练结合、提问回答等多种形式以改变学生所处的被动地位，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如，在引入“数学期望”的概念时，可以提出问题：如果要对一次英语六级考试中两个学院学生的成绩进行比较，只有成绩单是无法立即得到答案的，应该如何比较呢？学生们自然会想到把两个学院的成绩各自平均一下，通过比较平均成绩得出结论。老师在肯定学生答案的同时，引导学生思考，如果用随机变量的所有可能取值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做？学生们当然会联想到用加权平均的概念，只要把概率作为权数，数学期望的定义也就水到渠成了。这样讲，学生容易掌握，记得更牢，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更加灵活。
为了利用参与感提高学生听讲的兴趣，可以穿插学生之间的小组讨论、开设小型的研讨会等多种互动形式。讲解抽象的数学概念时，通过提出实际问题引发学生主动思考，在讨论的基础上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从而熟悉从工程背景经过抽取共性得到这些概念的过程，教师对学生的想法简单总结评述后引出新的概念。这样，学生接受起来会更快，理解会更深。
3.结合专业案例，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根据概率论的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选择一些实例，强化实际背景部分的讲解工作，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一些重要概念的实质，为熟练应用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奠定基础，从而增强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4]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的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把学生引导到实际问题中，在分析与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基本方法。如，在讲解正态分布时，可以分以下两部分进行：第一，先从学生最关心的学习成绩入手，通过分析讨论使学生明确他们的学习成绩是一个随机变量，会受到他们的学习水平、老师的教学水平、试卷难易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成绩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第二，引导学生调查统计他们年级高等数学成绩，并绘出成绩直方图，再与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曲线做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若两者出现明显差异，则说明某一随机因素不正常，其中原因或是学生复习准备不充分或是老师的教学方法不当或是试题太难。在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其内在原因，这样，学生就可以深入浅出地理解课程的知识点，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应用意识和学习兴趣。
根据概率统计的广泛应用性，可以根据各章节的内容和学生的工程背景，编写许多概率统计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案例。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结合不同学科特点构建与本专业相对应的概率应用例子，使案例教学法与概率论统计知识有效地结合。[5]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具体教学过程中，根据多数学生不了解概率统计课程与所学专业的联系，不知道怎样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现状，可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列举该课程在不同学科的用途。如，对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可选择工程造价方面的问题，通过工程造价的数据分析与统计，让学生明确要解决与数据有关的问题，必须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有关知识；然后，通过工程项目风险预测、项目盈利能力预测等专业问题，引导学生体验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有关知识解决这些专业问题的思路及过程，让学生真正懂得学有所用、学有所值，为更好地运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解决专业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又如，对财经类专业的学生，可使用案例“假设某企业有20000个相同层次的人参保，每年每人付10元保险费，一年内一人死亡的概率为0.004。死亡时，其家属从保险公司能获2000元，试问：平均每户支付赔偿金4.2元至5.9元的概率是多少？保险公司亏本的概率有多大？保险公司每年利润大于4万元的概率是多少？”学生通过这些案例的学习，可以亲自体验使用概率统计知识进行数学建模的全过程，加深对概率统计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改进考核方式，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
在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可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考核进行相应的改进。在以往的教学中，由于没有实操课及自主作业的内容等方面的教学，其成绩根据期末考试确定。但是，一次考试的偶然性较大，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根据教学方法的改革，将学生成绩的评定由“期末考试确定”调整为“期末70%+平时10%+实操20%”。实操部分的考题是：让学生自主选题，选取与专业联系密切的实际问题，通过查阅相关的资料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实操可以单独完成，也可以几个同学一起完成，其答案没有唯一的评价标准，成绩大多可得到18分以上，即以鼓励性评价为原则。这样，既能鼓励学生创造性地对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又能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
三、结束语
近几年学生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评教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一些适合应用型工科本科院校教学的措施，大多数学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学生的认同无疑为继续进行教学改革增添了信心，将会为我校办学目标“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地方大学”的实现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周兴才.应用型本科院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研究[J].襄樊学院学报，2011，32（5）：60-63.
[2]牛银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方法探讨[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2，19（3）：111-114.
[3]章山林.工科《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改革[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12）：109-100.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学质量 试验设计 近似建模 优化设计
一、前言
随着国内大学不断推进教学改革，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如何在信息化时代，更好地分配学校资源，提升教学质量，成为了学校领导和授课老师关注的重点。本文作者结合《生命科学概论》的教学实践，选择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作为设计变量，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开展多目标参数优化设计，旨在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优化目标设定和设计变量选择
结合相关文献[1，2，3]和工作经验，选取教学老师的性别、职称、语速、该领域教龄这四个因素作为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设计变量。性别分类为男、女；职称分类为初级、中级和高级；语速分类为慢、一般和快；该领域教龄分类为小于5年，5-10年和大于10年。根据不同的学科背景，学生可以分类为文科女生、文科男生、工科女生和工科男生。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分别记录不同背景学生教学前后在同一张问卷上的答题正确率。设定不同背景的学生，课后答题正确率高于各自课前答题正确率这一点，为约束条件。选择答题正确率作为评价教学质量的指标，本研究的优化目标为：相比教学前，通过选择合理的设计变量水平组合，提高不同背景学生的答题正确率。
三、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DOE）[4]基于数值抽样，是优化分析的基础。主要作用有：识别重要的设计变量、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与趋势、确定最佳的变量组合等。实践中广泛采用的DOE方法有拉丁超立方、中心组合设计等。由于不同方法定义的设计变量水平、数量、分布等均有很大区别，因而DOE方法的选择会直接影响优化结果。因而本文作者参考相关资料[5， 6]，选择正交数组法（OA）建立试验矩阵，形式为21×33，变量X1（性别）为2水平，水平值1、2分别代表男、女教师；X2（职称）为3水平，水平值1、2、3分别代表初级、中级和高级职称；X3（语速）为3水平，水平值1、2、3分别代表教学语速慢、一般和快；X4（教龄）为3水平，水平值1、2、3分别代表教龄小于5年、5-10年和大于10年。试验矩阵总样本数为9，如下表1所示：
表1：试验设计（DOE）矩阵
四、近似模型和数值分析
（一）近似模型构建
近似模型是用一个数学模型来描述一系列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的方法。对于优化问题，定义设计变量为近似模型的输入变量；定义优化目标为输出变量。上世纪70年代，学者Schmit第一次引入近似模型方法用于结构件的优化设计，加快了优化算法的求解速度，同时提高了分析精度。常用的近似模型方法有响应面、神经网络模型、克里格（Kriging）模型等。克里格模型基于空间插值，针对设计变量和水平值范围较小的问题有良好的拟合性，故本研究采用此方法建立近似模型。定义设计变量X1、X2、X3、X4为输入变量；定义Y1（文科女生课后问卷答题正确率）、Y2（文科男生课后问卷答题正确率）、Y3（工科女生课后问卷答题正确率）、Y4（工科男生课后问卷答题正确率）为输出变量。
定义不同样本点时，Y1、Y2、Y3、Y4真实值与预测值的差值为样本偏差。本研究设定0.02为允许的样本偏差上限，具体样本偏差分布如表2和图2所示。图2横坐标代表样本点区间，纵坐标表示样本偏差。
表2：近似模型预测值VS问卷真实值
图2：样本偏差分布
从表2和图2可以看出，在样本区间，所有Y1、Y2、Y3、Y4的样本偏差均没有超过偏差上限，进而判断近似模型的精度符合要求。工科女生课后答题正确率Y3的样本偏差较大，在样本点1、3、4、6、8处的样本偏差为0.02；工科男生课后答题正确率Y4的样本偏差较小，在样本点3、6、9处的样本偏差为0。以上分析可作为最终判断优化结果的参考。
（二）近似模型方差分析
对于优化问题来说，不同输入变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与输出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方差分析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贡献量分析，寻找对优化目标影响最大的设计变量；通过主效应分析，分析设计变量如何影响优化目标等。从图3可以看出，设计变量X2对Y1的贡献很大，大约85%，设计变量X1、X3、X4的贡献很小；设计变量X1对Y2的贡献超过90%，而设计变量X1、X3、X4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同理可以分析出设计变量X3、X4对Y3的贡献量均超过35%，设计变量X1、X2的贡献一般；设计变量X2、X3对Y4的贡献均超过40%，而设计变量X1、X4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图3：设计变量对优化目标贡献量图
从图4可以看出，设计变量X2在1-2的水平值域对Y1影响较灵敏；设计变量X1在1-2的水平值域对Y2影响较灵敏；设计变量X3、X4在1-2的水平值域对Y3的较灵敏；设计变量X2在2-3的水平值域对Y4影响较灵敏，而X3在1-2的水平值域对Y4影响较灵敏。
图4：设计变量对优化目标主效应图
五、优化设计
（一）优化问题描述
作者希望通过设计变量的组合，实现课后不同背景学生的答题正确率相比优化前有明显提高。由于优化目标设定为4个，Y1、Y2、Y3和Y4，故本研究是典型的多目标优化问题。用数学表达式可以描述为：
优化目标：增大Yk，k=1～m （1）
设计变量：libi≤xi≤uibi，i=1～4 （2）
约束条件：LkBk≤Yk，k=1～m （3）
式（2）中xi分别表示教学老师的性别、职称、语速和该领域教龄；libi、uibi分别表示变量水平值的上下限；不同背景的学生课后答题正确率Yk高于各自课前答题正确率Yk，为约束条件，LkBk为下限。由于不同的的优化目标Yk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某目标的改善可能引起其他子目标的降低。解决多目标优化问题大多需要在不同目标之间权衡和折衷，使各子目标均尽可能达到最优。
（二）优化算法理论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Pareto针对目标优化解集的问题，开展了研究。由于各个目标的相互冲突，优化解不可能是单一解，而是一个解集，即Pareto最优解集；对应的优化目标值被称为Pareto前沿。
图5：Pareto解集前沿
如图5所示，当和的优化目标均是最大化时，图中加黑部分即为Pareto前沿，所对应的解集为Pareto解集。
（三）优化分析与验证
在软件中编写优化设计模型 （见图6），选择NSGA遗传算法，经过200步迭代收敛，优化后的结果见图7。
从表3可以看出，采用NSGA遗传算法得到的优化值Y1、Y2、Y3、Y4，均比优化前有了显著提高；将算法预测的优化值与实际课后问卷调查值比较，两者误差很小。进而可以判断优化的准确性。
表3：多目标优化设计结果
六、结论
本研究按照多目标的思路，结合教学经验，选择合适的试验设计、近似模型和优化算法，在满足约束的前提下，分析了设计变量对优化目标的贡献量和主效应影响。通过与实际课后问卷调查值对比，证实了优化的准确性。得出结论：
1.老师的职称会显著影响文科女生的答题正确率；老师的性别会显著影响文科男生的答题正确率；老师的语速和教龄对工科女生的答题正确率影响较大；老师的职称和语速对工科男生的答题正确率影响较大；
2.在其它设计变量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提高老师的职称，可以显著改善文科女生的答题正确率；男老师比女老师可以更好提高文科男生的答题正确率；老师的语速慢，或者教龄长，可以提高工科女生的答题正确率；老师的职称越低或者语速越快，工科男生的答题正确率越高；
3.当授课老师满足性别女、中级职称、语速中等、教龄10年以上的条件，不同背景的学生的答题正确率均有了较大提升。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工程项目（2012jyxm489）
[参考文献]
[1]金艾裙.教师学历职称年龄因素对课堂教学质量影响的研究[J].人类工效学，2001，7（4）：55～57
[2]马洪亮，曹传东，彭帮国.大学生学习质量影响因素初步量化分析[J].科技创新导报，2011，3（9）：24～26
[3]惠掉艳，段阿曼.高校教师个性特征与教学质量关系分析[J].中外企业家，2011，33（16）：82～85
[4]邵磊，肖志忠，李军.基于SVM的鱼类胚胎冷冻保存试验设计[J].青岛理工大学学报，2009，30（1）：101～106
[5]董殿波，张华山，王伟平.前期白车身架构优化设计[J].汽车工程，2010，32（8）：682～685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引言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我们在进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前应该对其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并将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学习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运用其做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掌握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要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
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 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 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
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 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 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 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
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 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四、结语
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在科学理论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加深对基本方法的理解，综合运用并借鉴民族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不断丰富、创新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将这些研究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从而为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4篇
当前，我们在秘书学的建设和教学中，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确立供本学科运用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一般概念和专门用语（术语），及其相互关联的系统化的整体，即概念体系。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迫切性
概念体系不仅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起点。
秘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近几年来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局面。但是，从总体来看，我认为秘书学的建设，目前尚处在它?quot;学前阶段"，即前科学时期。
目前，在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概念体系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确定。2．基本概念的研究没有摆脱直观感性经验的趋向。3．某些概念的抽象不是采取逻辑的方法，没有揭示其内涵和外延，以至出现恩格斯早已指出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恶性循环的错误。4．借用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较多，而且缺乏必要的扬弃。
由于秘书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尚未进入科学体系，就给秘书学的教学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因此，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加强对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势在必行！
二、研究秘书学校念体系的内容和重点
研究秘书学的概念体系，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基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知识单元，它决定着秘书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功能和发展。2．一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重要知识单元，它直接关系到各项原理、原则和法则的建立，以及某项理论的发展。3．术语。这是秘书学科的一系列专门用语，它们都有严格规定的含义。4．各种概念相互间的联系和区别，即它们的逻辑结构。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概念。版权所有
关于"秘书"这一概念，目前国内不下五家之说。虽然各家之说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否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整体、事物内部联系，即上升为理论概念，尚待探讨和商榷。据我的认识，秘书是掌管公文并全面辅助领导者管理日常工作的人员。我认为，这个概念初步揭示了目前我国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本质特征，即它的可读性、辅、服务性和多能性，从而使秘书人员同其他行政工作人员有了质的区别。
我们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去结构秘书学的体系框架，比如以掌管公文、辅助决策、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处理事务和保守秘密等为内容的秘书职能论；以一般工作方法、特殊工作方法和未来工作方法等为内容的秘书方法论；以秘书组织、秘书人事、秘书制度和秘书素养等为内容的秘书管理论。然后，我们再去深入研究秘书职能论、秘书方法论和秘书管理论的概念、原理、定律和一般理论结论，把秘书学的理论体系逐步加以完善和充实。这样，一门崭新的学科--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秘书学，就会在我国应运而生，因此，秘书学的建设，必须以基本概念为重点突破口，这是我的第二个结论。
三、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方法和途径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一种科学抽象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在不同认识阶段的不同思维水平。
我们在研究秘书学科的概念时，首先就要充分占有秘书工作和秘书管理方面的经验材料，包括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在此基础上，严格遵守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方法，特别是下定义的全部规则，精心地进行科学抽象，从中制定出一系列理论概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基本方法。其具体途径，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现有的科学概念。
（二）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
（三）改造流行的普通概念。
（四）创造秘书学科的新概念。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5篇
一、 研究 秘书学概念体系的迫切性
概念体系不仅是 理论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起点。
秘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近几年来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局面。但是，从总体来看，我认为秘书学的建设， 目前 尚处在它?quot;学前阶段"，即前 科学 时期。
目前，在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概念体系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确定。2．基本概念的研究没有摆脱直观感性经验的趋向。3．某些概念的抽象不是采取逻辑的 方法 ，没有揭示其内涵和外延，以至出现恩格斯早已指出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恶性循环的错误。4．借用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较多，而且缺乏必要的扬弃。
由于秘书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尚未进入科学体系，就给秘书学的教学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因此，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加强对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势在必行！
二、研究秘书学校念体系的 内容 和重点
研究秘书学的概念体系，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基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知识单元，它决定着秘书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功能和 发展 。2．一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重要知识单元，它直接关系到各项原理、原则和法则的建立，以及某项理论的发展。3．术语。这是秘书学科的一系列专门用语，它们都有严格规定的含义。4．各种概念相互间的联系和区别，即它们的逻辑结构。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概念。
关于"秘书"这一概念，目前国内不下五家之说。虽然各家之说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否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整体、事物内部联系，即上升为理论概念，尚待探讨和商榷。据我的认识，秘书是掌管公文并全面辅助领导者管理日常工作的人员。我认为，这个概念初步揭示了目前我国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本质特征，即它的可读性、辅助性、服务性和多能性，从而使秘书人员同其他行政工作人员有了质的区别。
我们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去结构秘书学的体系框架，比如以掌管公文、辅助决策、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处理事务和保守秘密等为内容的秘书职能论；以一般工作方法、特殊工作方法和未来工作方法等为内容的秘书方法论；以秘书组织、秘书人事、秘书制度和秘书素养等为内容的秘书管理论。然后，我们再去深入研究秘书职能论、秘书方法论和秘书管理论的概念、原理、定律和一般理论结论，把秘书学的理论体系逐步加以完善和充实。这样，一门崭新的学科--具有 社会 主义特色的秘书学，就会在我国应运而生，因此，秘书学的建设，必须以基本概念为重点突破口，这是我的第二个结论。
三、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方法和途径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一种科学抽象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在不同认识阶段的不同思维水平。
我们在研究秘书学科的概念时，首先就要充分占有秘书工作和秘书管理方面的经验材料，包括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在此基础上，严格遵守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方法，特别是下定义的全部规则，精心地进行科学抽象，从中制定出一系列理论概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基本方法。其具体途径，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现有的科学概念。
（二）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
（三）改造流行的普通概念。
（四）创造秘书学科的新概念。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6篇
一、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迫切性
概念体系不仅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起点。
秘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近几年来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局面。但是，从总体来看，我认为秘书学的建设，目前尚处在它?quot;学前阶段"，即前科学时期。
目前，在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概念体系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确定。2．基本概念的研究没有摆脱直观感性经验的趋向。3．某些概念的抽象不是采取逻辑的方法，没有揭示其内涵和外延，以至出现恩格斯早已指出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恶性循环的错误。4．借用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较多，而且缺乏必要的扬弃。
由于秘书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尚未进入科学体系，就给秘书学的教学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因此，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加强对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势在必行！
二、研究秘书学校念体系的内容和重点
研究秘书学的概念体系，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基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知识单元，它决定着秘书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功能和发展。2．一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重要知识单元，它直接关系到各项原理、原则和法则的建立，以及某项理论的发展。3．术语。这是秘书学科的一系列专门用语，它们都有严格规定的含义。4．各种概念相互间的联系和区别，即它们的逻辑结构。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概念。
关于"秘书"这一概念，目前国内不下五家之说。虽然各家之说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否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整体、事物内部联系，即上升为理论概念，尚待探讨和商榷。据我的认识，秘书是掌管公文并全面辅助领导者管理日常工作的人员。我认为，这个概念初步揭示了目前我国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本质特征，即它的可读性、辅、服务性和多能性，从而使秘书人员同其他行政工作人员有了质的区别。
我们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去结构秘书学的体系框架，比如以掌管公文、辅助决策、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处理事务和保守秘密等为内容的秘书职能论；以一般工作方法、特殊工作方法和未来工作方法等为内容的秘书方法论；以秘书组织、秘书人事、秘书制度和秘书素养等为内容的秘书管理论。然后，我们再去深入研究秘书职能论、秘书方法论和秘书管理论的概念、原理、定律和一般理论结论，把秘书学的理论体系逐步加以完善和充实。这样，一门崭新的学科--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秘书学，就会在我国应运而生，因此，秘书学的建设，必须以基本概念为重点突破口，这是我的第二个结论。
三、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方法和途径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一种科学抽象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在不同认识阶段的不同思维水平。
我们在研究秘书学科的概念时，首先就要充分占有秘书工作和秘书管理方面的经验材料，包括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在此基础上，严格遵守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方法，特别是下定义的全部规则，精心地进行科学抽象，从中制定出一系列理论概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基本方法。其具体途径，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现有的科学概念。
（二）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
（三）改造流行的普通概念。
（四）创造秘书学科的新概念。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理论实证;定性研究;定量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4-0043-03
一、相关背景
(一)概念阐释与理论实证的概念界定
实证与阐释二分对立是指社会科学中思潮、传统或范式的不同流派。实证主义的研究框架类似自然学科的研究框架,研究者把人看作外部的研究对象,利用建立的理论和模式对其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基于事实与研究者的观察。阐释主义的研究更加依赖被研究者对其自身行为和情况进行的解释,因此阐释性研究者试图进入被研究者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角度来观察世界,通常采用定性的方法和归纳法。
理论实证主要是指通过以定量为主的研究方法对某一理论用假说演绎法进行证实或证伪的逻辑过程。概念阐释方法主要是运用传统的定性方法和归纳法对某一概念进行描述。
(二)近期国内外旅游研究方法进展
现代旅游发源于西方,西方国家比较注重旅游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在研究方法中注重实证研究。相比之下,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时常抱怨国内很多发表的论文结论不知道从何而来。这便是国内对旅游研究方法缺少科学探究的结果。不可否认,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中国旅游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均存在差距。谢彦君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陆林通过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虽然国内的旅游研究综述文献已不少见,但专门对旅游研究方法作细致分析的却不多。
国内学者对近年《旅游学刊》发表的400多篇论文进行整理后,分析出中国旅游研究方法现状:中国旅游研究的主导范式为定性研究,且主要处于传统定性阶段(即通过参考有关论文书籍、野外调查等对研究内容作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具体方法大多运用理性分析,也有一定数量的文章采用案例研究法,通过野外考察获取资料。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成熟,现代定性方法(即降低研究的主观性,将主要以统计数据分析问题的文章和对各种定性资料,如论文、网络资料和报刊资料等进行内容分析)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但所占比例还相当小,资料来源虽有扩展(如网络、报刊资源),但仍不够广泛,观察法、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法应用较少。定量分析方法在这五年内没有明显上升趋势,但研究不断趋于规范化,出现了一些和国际学术研究规范接轨的文章,但也有一些文章缺乏规范性。
总体而言,国内旅游研究方法还是以概念阐释为主要方法,这种方法的根结在于国内旅游开展较晚。在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情况下,依然以概念阐释的传统定性方法为主,缺乏规范性成为必然结果。在国外的旅游研究方法中,尤其是美国学者受经济学实证方法广泛应用的影响,使其在方法论上常以科学的理论框架做依托,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旅游研究方法在国外的进展与其社会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科的高速发展是分不开的。
二、理论实证方法的优越性以及在国内外旅游研究的应用比较
休闲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我们面对的环境越来越纷繁复杂,这给开展休闲与旅游学术研究或管理实践增添了很大的难度。我们迫切需要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应用到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或管理实践中,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
(一)旅游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
对于旅游研究方法的探讨,理论体系的构建尤为重要。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关注更多体现在对研究方法进行方法论上的界定,对科学研究与社会研究进行甄别,对研究类型进行考究。其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包括研究过程要素的界定和方法论范畴适用性的探讨。国内学者在理论体系构造中则较为匮乏。
研究项目计划制定以及准备研究提案的过程包括九个要素,分别是选题、查阅资料、设计概念框架、确定研究问题、列出信息需求清单、确定研究策略、获得道德认同、进行研究、报告成果。
在这九个要素中,概念框架的设计与获得道德认同是国内旅游研究学者在进行旅游研究时很容易忽视的问题。概念框架的形成可以说是任何研究项目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具难度的部分,它同时也是很多研究中最脆弱的一个因素。一个概念框架的设计是贯穿整个研究的最重要线索和研究过程中理论体系的依托。迈尔斯和休伯曼是这样描述概念框架的:“概念框架,它要么以图示的方式,要么以叙述的方式,来解释将要进行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关键的要素、结构或变数以及这些内容之间的、由作者假设出来的关系。概念框架可以是简单基本的,也可以是精心构建的,可以是论述性的或是评论性的,也可以是描述性的或是因果关系型的。”尤其对于还没有科学体系的旅游学科在研究其相关问题是概念框架的设计就更为重要。
获得道德认同是被当前国内学术界普遍忽视的问题,剽窃、不尊重研究对象个人权利的现象比比皆是。研究道德的普遍原则包括:第一,研究对象不应受到任何伤害;第二,研究对象应是自愿参加研究的;第三,研究对象应该是在被告知基本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参加该研究。这些研究的伦理问题很值得旅游研究人员借鉴。
(二)旅游研究方法的范畴探讨
根据《韦伯斯特百科词典》的解释,方法论有时指“任一专门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更经常地指“研究方法或有关程序的科学,特别是有关科学与哲学探究中推理原则应用的学科分支”。前者只不过是方法的同义词而已,后者则是指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尤其是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然而,当“方法论”一词分别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其含义又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基本指后者,但在社会科学中,则相对更接近前者,同时也含有一定成分的后者。对于旅游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它的方法论:旅游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
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还没有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式,目前的旅游研究方法依附于其他成熟学科所使用的方法体系。旅游研究所涉及的学科及其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和哲学。跨学科的二分对立研究方法在旅游学研究方法中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三)旅游研究适用的实证方法
1.文献综述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为了增加人类的知识,通常是以书面形式即文献形式反映出来的。因此,文献综述是研究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献在研究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内旅游研究以吴必虎、保继刚等学者最先开始应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并被广泛借鉴。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具有时空性,没有在时间轴上的连续研究就不可能寻找出旅游学科的根本性问题。文献综述为理论实证研究寻找出发点,为求真提供了一条线索。
2.间接数据的来源与分析
现今,旅游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大众行为。这种大众行为加之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与生俱来的时空特性,使新数据的总体容量过大,样本的不稳定性而导致误差偏大,从而使在研究宏观旅游体系时搜集新的数据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因此,在一些相关旅游宏观体系问题的研究上间接数据的应用和如何应用便显得尤为重要。
以英国与澳大利亚为例,其常用的间接数据类型包括国民休闲情况调查、旅游观光业调查、经济状况调查、人口普查、管理数据以及文档资料。在我国可用于旅游研究的间接数据主要有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政务网中的旅游相关统计资料、国民经济统计分析、人口普查、管理组织的数据、文档资料以及WTTC(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旅游卫星账户等。
国内的旅游研究采用的数据以间接数据为主要研究基础,但是国内统计尤其是政府统计数据较为严重的失真性往往令旅游研究学者甚为顿足,由单一的政府统计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对其信度会有一定的影响。
3.观察法的实证应用
在休闲与旅游研究中,观察法常常被忽略,但由于其综合了定量和定性方法,可以产生较为全面的数据,使其在研究微观旅游组织或局域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中可以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以下是国外学者对观察法的种类以及其适用场合及观察法程序的十个步骤较为认同的阐述:选择观察景区,选择观察点,选择观察时段,连续观察还是抽样观察,查数频率,确定观察对象,把观察景区分成多个观察区域,记录观察信息,进行观察,分析数据。
观察法是在国内旅游研究中不常见的方法,但其综合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的良好特性,对于旅游研究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这种方法应该应用于旅游研究的实证分析过程中。
4.定性研究法的实证应用
传统的定性方法主要是指通过参考有关论文书籍、野外调查等对研究内容做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即为概念阐释的方法。并注意定性研究时标准化、精确化等问题,尽量降低研究的主观性,将主要以统计数据分析问题的文章和对各种定性资料(如论文、网络资料和报刊资料等)进行内容分析的文章归为现代定性方法。
目前,国外学者在对旅游进行研究过程中实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是现代定性方法,并使用计算机以及相关软件作为辅助研究工具。用计算机进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国内旅游研究中极为少见。国内旅游研究中的定性研究还处在传统的定性方法上,以概念性的、阐释的方法为主。
5.定量研究法的实证应用
定量研究法是指根据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情况分为基础统计分析(均数、频数、相关分析、统计检验等)、复杂统计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对应分析等)。
国外学者在对旅游研究过程中,将定量研究法与实证研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常用计算机软件作为辅助工具,较最常见的是SPSS定量数据分析软件。而国内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实用主要是这几年地理学者对于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评价或评定系统,相对来说对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程度,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为欠缺。
旅游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经验性研究,还需要充分利用旅游统计数据并运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以及经济学实证的方法。旅游研究本身需要旅游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而旅游研究科学化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需要准确的旅游统计数据。
现在的旅游研究、规划、策划,都缺乏科学、有效和充足的数据支撑,由此导致数据统计和经济分析不足,这与我国的旅游统计工作和基础数据库建设本身的先天不足紧密相关。尽管如此,定量的统计分析仍是实证分析法的根本,旅游研究应该注重定量研究的方法。
三、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方向:从概念阐释到理论实证
目前旅游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概念阐释和理论实证两种方法,前者主要以传统定性研究为依托,后者主要是现代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贯穿这两种方法的实证分析包括文献综述、间接数据的来源与分析、观察法等。
传统定性的概念阐释方法在认识问题初始可以提供有效的方法论,但这种方法在国内旅游快速发展的今天,只会让国内旅游研究在探讨何为旅游等概念过程中陷入僵局。我们应该做的是跳出概念阐释这种方法的束缚,规范旅游学科概念,建立完善的旅游理论体系。提出假设,通过设立指标、数据搜集和计量分析,证实或者证伪旅游中发现的问题。旅游是应用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研究深入实践,研究依托实践,在对待同一事件、同一素材的时候,在量变没有达到质变的度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才可能使学界透过现象的迷雾,探寻旅游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科学预测,从而对旅游实践有一定的帮助。惟有如此,才能形成旅游活动和旅游学术研究的良好互动,旅游研究也才可以获得应有的尊重,旅游学科才会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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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申葆嘉.国外旅游研究进展(一)[J].旅游学刊,1996,(1):62～67.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实证研究；经验研究；法学方法论；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F 0-05
文献标识码：A
在科学发展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任何方法论的突破往往成为科学发展的重大契机。所以，各学科的名家、大家大都十分重视方法、方法论的探讨。在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研究方法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这一状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内各门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研究发展。
近年来，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探讨方法论的文献中，“实证”方法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在法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中也有若干篇影响较大的文章发表［1］。可以说，在法学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呼声已经相当高［2］。但是，国内一些介绍实证研究的文献，似乎还没有讲清楚“实证研究”这个概念，对其介绍也存在不少误解。基于以上原因，又鉴于国内实证方法的概念最早来自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因此，由一个在美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多年的学者对此做一些解释也许是有益的。本文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讨论 “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指出国内文献中有关实证研究的一些不准确的认识。
其次，进一步讨论经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角色及其局限性。即什么样的法学问题不能用经验方法研究，而经验方法对什么样的问题有着独到的优势。
最后， 指出从理论思维方式和命题向经验思维方式转变的方法。初步介绍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框架。
一、从“实证研究”到“经验研究”
在讨论“实证”方法的国内文献中，读者常常可以见到多个相近的提法，特别是“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这两种提法最常见。那么，这两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又是什么呢？
在国外现代社会学科文献中，“实证研究”这个词现在已经鲜有人提及，也就是说，“实证”这个词，已经是“过去式”了。中文中“实证研究”这个词最接近的英文词是“positivist study”。然而，如果在英文资料中查找这个词语，就会发现，至少在过去30-40年的社会科学研究文献中，我们还找不到哪一个作者称自己的研究是“实证研究”的，如果偶尔找到一些提及或讨论“实证研究”这个概念的文字，则会发现它们多是在哲学研究文献中或涉及对方法论历史发展的文献中出现的。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科学的提法是“经验研究”。
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到底区别何在？为什么现代社会科学家不再称自己的研究是“实证研究”了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是最早提出“实证研究”这个概念的人。他创造了“社会学”（sociology）的概念，被称为“社会学之父”。他的理论在哲学上被称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他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论遭到了很多严肃的批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但现代学者都承认孔德在方法论上的巨大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德的时代，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大量地陷入了无休止的概念思辨争执中，沿袭欧洲深厚的思辨传统，社会研究总是脱离不了哲学层次的探讨。说到学术界这种状态，各位是否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3］？
我们不能说这些思辨的探讨都是无意义的，但孔德强调社会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从概念到概念这种思辨的争执和讨论不能使社会研究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的增长。所以，他提出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必须要有革命性的突破，即全面采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孔德强调指出，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像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停滞不前而是获得了巨大进步、改变了世界，原因就在于它使用了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高明之处就是它是以经验为基础。他提出实证的概念，指出实证的精神是一种强调真实、强调有用、脱离思辨的争论的、可以使社会科学增长和进步的精神［4］。
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走自然科学发展的路子，以可观察到的现象为基础，这就是孔德的总体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而言的确是一种进步，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孔德的思想和方法论并非无懈可击――他未能解决好一些尖锐的问题。例如，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现象是什么？现象有没有理论意义？如何知道观察到的现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对于这些问题，孔德的回答至少陷入了两大误区：一方面是反对思辨过了头，陷入了从经验到经验的现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由于他强调社会科学必须像自然科学一样，并曾把社会学命名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因而忽视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与人有关联的。人是什么？人是有意识、有动机、有情感和意义世界的高级动物。由于这些缘故，后来孔德的实证主义在哲学上遭到历史批判，而“实证研究”也成为一个脱不了干系的带有贬义的词。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科学家实际上从来都是必须将理论思维、逻辑推断和经验现象的观测紧密地结合起来，以理论思考指导观测，才能知道要观察什么现象，才能看到现象的真实含义。这种过程是一种以理论知识为指导，以准确观察到的客观现象为基础，摒弃表面，认识深层的一个经验与思维相互不断作用、不断调整、修正，逐步达到准确、深刻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孔德所描述的“实证”过程是有区别的。但它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纯粹形而上学及从概念到概念的过程。它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从而称为“经验研究”。
一般来讲，经验研究就是强调研究的资料必须先来源于客观准确的观察，就像自然科学中使用仪器设备进行准确的测量一样，然后再进行严格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国外常常把自然科学称为经验科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称为经验的研究，来突出它以准确观察资料为基础的特点。现代社会科学也强调以客观准确地观察资料为基础，从而也加入了“经验科学”，以区别于在概念层次上的纯理论的讨论。
因此，“实证研究”这个概念是一个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被扬弃的概念。这样一来，我们应能看出“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了：经验研究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而实证研究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名词。
需要指出的是，经验研究这个概念所确立的原则只有一个，即科学研究必须以准确客观的观察获得的资料为基础。但这个概念并没有规定观察的方法和获得资料必须具有数量的形式，所以，经验研究并不等于定量研究。通常在所有经验研究中，主要的方法通常被分为两大类：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研究。定性研究集中于研究对象的某些性质，力求达到对较少个案（具体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描述，达到深入的了解；而定量的研究，则着重于采用数量分析的方法来达到对对象的某种较普遍、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推而广之的认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的大趋势是从定性研究为主发展到定量研究为主。这个趋势是从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学研究中最先开始，之后，数学尤其是统计学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逐步扩大其“地盘”，20世纪50年代以后，不精通统计学的经济学家就普遍被认为是不入流的经济学家了，经济学的理论就像自然科学的理论一样，普遍采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多年来，经济学领域中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在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s）方面做出贡献并因而获奖的学者。这种从定性至定量的趋势随后也出现在其它各门社会科学中，如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只是由于这些学科所研究的一些问题本身的特点，定性研究方法仍有其特殊的使用价值，从而不会完全消失。
目前，在国外现代社会科学中，占绝对数量的研究，尤其是发表在顶级杂志中的研究大都是定量分析的研究，所以，一提到经验研究，人们想到的形象就是严谨收集数据，进行复杂的数量分析，最后达到尽可能准确的结果。这样一种现代的研究，就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经验研究。在这里，这个概念几乎等同于“定量研究”。我个人从不否认定性研究的重要性、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但必须看到定量研究对研究人员素质要求要高的多、训练难度要大的多、训练时间要长的多。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①转引自：赵廷光量刑公正实证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1；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实在是一个对这种社会科学走过的道路和未来的趋势一种天才的预见。
了解了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这个历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有学者把“实证研究”描述为“定量”的研究了［2］43。虽然这样的理解不够准确，但的确反映了作者对国外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感受。
综上所述，“实证研究”的提法是一个历史概念，不能与现代国外发达社会科学的概念“接轨”。而经验研究是较现代的提法，反映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导原则，在经过大半个世纪以后，定量研究已经达到了十分先进复杂的程度，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并不断占领新的领地。
在国内，常有人把“实证研究”的概念与 “实证主义”的概念或者联系起来或者“混同”起来。有的学者批评这种联系是错误的，并试图划清两者的界限［2］43，但结果始终无法令人满意。考虑到以上的这个概念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对这种状况恐怕也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然而，我们提“实证研究”或“实证方法”的概念是否就是一个完全的错误呢？有无必要彻底将这个概念从国内话语体系中清除出去呢？我的回答是无所谓。因为国内的文献对“实证”的提法似乎产生了约定俗成，例如，白建军教授归纳出实证研究的三个特征：程序、经验、量化。 其中，程序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但经验和量化是准确的。 白建军教授和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经验研究应当遵循固定的“规范”或“程序”，这种“规范”或“程序”可以概括为几个步骤：提出问题；建立理论假设、工作假设；实地观察；调查搜集资料；整理、统计、分析资料；最后得出结论［2］43。当然，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以检验理论为重要目的之一的很多研究的共同特点。然而，却忘掉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形式和程序是随研究目的而定的，并没有某种“规定”的规范或程序。特别是在政策分析和评价研究中，研究目的并不是检验某种理论，只能检验某种政策和项目的实施效果，或可能的实施效果如何，这种研究恰恰是对法律的效果进行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但除了程序的提法不够准确外，白教授关于经验和量化的提法的确反映了现代经验研究的特征。考虑到一个有影响的概念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夫，我们不妨来点“中国特色”，约定俗成地把“实证研究”的概念定义为“‘经验’和‘量化’的研究”。这样一来，所谓“实证研究”就代表了“经验”和“量化”这两个最主要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新定义下继续使用了。但是就本人而言，主张使用“经验研究”或“定量研究”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译回英文不会造成困惑。
二、法学研究的对象与经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面对日益高涨的要求将“经验方法”或“实证方法”引入法学研究的呼声，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方法的长处和局限性，才能正确使用它。我们在此讨论经验方法是为了促进法学研究，这涉及到法学的概念。“法学”这个概念到底指什么？它研究什么问题呢？作为一门学科，法学应当有什么样的结构？法学研究内容应当如何分类？对这些问题，法学界已经讨论了很久，至今仍然在进行讨论。这些讨论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我们的讨论不应当仅仅停留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这里，我们提出一条关于法学概念的建议，以助于我们对经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性的讨论。
法学研究的问题是多而广的。不知道各位是否注意到，“法学”这个概念翻译成英文很困难，最简单、最直接的译法大概是“legal studies”，而“legal studies”给人的印象就是“法律及其有关现象的研究”。另外，“法学院”在英语中译为“Law School”或“school of law”,表明法学这个词总是对应着“law”这个字。这个翻译至少给我们如下两点启示：第一，“法学”这个概念大体上属于一种中国话语体系（或者是东方话语体系）；第二，“法学”可以定义为“研究法律以及与法律有关现象的科学”。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法律”，换句话说，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都与法律有关。第二点结论至关重要，因为它指出了经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有重要用途的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下面，对此进一步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决定和影响法律的制定、内容和形式改变的因素是综合的。然而，大体上都可归结为两大因素：价值因素和实用功能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政治、道德规范等。例如，马克思曾经强调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列宁也说，“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5］。至于法律是体现道德规范的形式，反映社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观念则是不争之事实。在古代，习惯法在很大程度上受道德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发展成成文法。道德变了，法律迟早会变。后者则强调法律的实用功能，它强调法律是政府政策的一种形式，制定它的目的是要达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从对法律的评价标准来观察，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价值有关的评价，如法律是否体现社会的正义；另一类则是与效果有关的评价，如法律是否有效地达到它的某种管理公共事务的目的。推而广之，法学研究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曰价值问题，二曰效用问题。
经验方法的“局限性”就在于，它通常只能用于研究与效用有关的问题，不能研究与价值有关的问题。在国内的法学文献中，绝大多数的讨论涉及到的问题并不是效用问题，特别是关于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等思辨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经验方法是无能为力的。
需要指出的是：一部法律制定出来或者进行修改，往往既涉及到价值问题，又涉及到效用问题。有效的法律未必是公正的法律，而与人民大众主流道德观念一致的法律未必是有效的法律。所以，仅仅依据经验研究的方法来确定法律和完全抛开经验研究来确定法律是同样有害的。经验研究只能够提供对效用问题的答案。当然，一方面，强调效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从长远来讲，效果往往会影响到价值的改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效用和价值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但是，详细地分析效用和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重复一个结论：经验研究能够回答的问题就是与效果有关的问题。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能否给出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呢？没有问题的。例如，一国的刑法规定死刑的目的是要通过死刑减少某种严重犯罪，那么效果问题就是：刑法在什么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反之，刑法规定死刑的目的是实现法律制定者心目中的社会公正，那么效果就不会在考虑之内，经验研究方法对此就勉为其难。然而，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社会公正”定义为某种可度量的形式，如多数人表示了某种特定满意感，即“公正”转变成了一个可以用效用反映的形式，那么经验研究方法又可以使用了，即它可以计算死刑在什么程度上实现了这种“公正”（满意），但这与减少犯罪的效用不是一回事。
再强调一点：尽管经验研究方法有其局限性，但在科学意义上，“局限性”未必是一个贬义词。对局限性的认识，使我们明了这个方法适用的范围，就产生了正确使用这个方法的指导原则，学者们就可以有效地使用这个方法，避免犯不必要的错误。总而言之，有效地挖掘这个方法的效用会服务于知识的发现和增长。
三、经验方法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
怎样进行经验研究？许多国内法学学者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个问题很大，涉及到很多专门的知识，需要进行系统的训练。国内的一些文献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也出现了一些解释，专业领域也有一些经验研究的文章发表。然而，很多读者读完这些研究之后常常会有某种失望的感觉，产生这样一种疑问：这就是“经验”研究吗？不过如此。因为这种研究的大部分或者只对某种现象进行基本描述，或者只对事物作出某种分类，甚至仅是计算出一些简单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很难看出它有什么深度！读了几本教科书的读者，也常感到所谓深奥的“经验”研究似乎也只是涉及一些操作上的知识，经验分析似乎就是一些抛开复杂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只对变量做一点简单的相关分析或交叉分析。这似乎较之传统的理论思维要肤浅得多。
这些疑惑是来之有据的，因为大多数国内文献常常照搬国外某种教科书，只简单介绍定量研究基本的操作，未能深入理解这种操作背后的逻辑思维的特点，故未能把握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西方的教科书不了解中国学者理论思维的传统习惯和面对经验研究思维方式的困惑，不可能提出转变思维方式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国显然是一个成功引进经验方法的主要障碍。
针对我国这种特有的方法论传统之情况，在这里对如何进行经验研究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不集中在操作细节上，而是力求解决思维方式转变的问题。这就需要以最简单的形式初步勾画出理论思维和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的联系和区别，勾画出从理论思维到经验研究思维这种转变的环节，以改变完全脱离理论思维方式讲经验研究的概念的西式谈法。这对于习惯于传统的理论思维而不熟悉经验思维方式的那些读者会更有意义。
首先，经验研究是在严格逻辑思维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一点上，它的精神与我们以前使用的理论思维是一致的。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集中了关于效果研究定量的计算，从而可以更精确地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
我们在理论思维中常常讲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理论思维帮助我们指出这个影响关系的存在，但要问各种事物间的相互影响的真正效果如何，则需用数量来精确计算出来。纯粹停留在理论的阶段是不能得出精确的答案的。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国家和组织投入资源时，应该进行较精确的效果计算。一部法律，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可能涉及到成千上万的投资和后果，精确的计算就十分重要。在美国，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制定，任何一个政府项目的投资，以及矫正罪犯、戒毒等都必须进行定期评比，才能继续获得政府资助。定量研究的优势就是集中表现在它能更精确地计算出效果如何这一点上。
其次，要做到从抽象地讨论事物之间的联系到以数量形式计算这种联系的程度，定量研究必须先完成一个话语体系（paradigm）的转变，即从理论思维或形式逻辑思维转变到数量形式的思维。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引进“变量”这一最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具有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功能，它是连接理论思维与定量思维的桥梁，它是从理论思维转变到经验思维的关键环节。“变量”是经验研究的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概念，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最不同于理论思维之处，就是它是用变量和变量的关系作为其基本语汇来进行思维的。
我们可以把变量定义为在分析单位之间变化的量。而分析单位则是指研究对象中的一个单位，一个个体，粗略来说，研究对象通常是由多个个体组成或者说多个单位组成，例如，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监狱中的犯人，每一个犯罪人就是一个单位。
在使用“变量”这个概念的时候，要理解它的“变”指的是它的值是随研究单位的不同而不同的。例如，使用的行为就是一个变量，有的人用，有的人不用，有的人用的多，有的人用的少，所以它是随不同的人（研究单位）而有不同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往往是与别的变量的变化伴随发生的，从而可以用别的变量的变化来解释。在一个具体分析中，变量可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被解释的变量在定量分析的话语体系中称为因变量，而用来解释因变量变化的变量称为自变量。
再次，经验思维方式不同时考虑多个变量以多种方式相互影响的复杂情况，而是有条有理地把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简化，在一个分析中把注意力仅集中在一个因变量上，考察其他变量对它的影响。而在所有影响因变量的变量中，我们最关心的那一个变量就被称为自变量。在一步具体的分析中，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计算这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的大小上。而在理论思维中，我们的大脑可以同时把握多个变量的相互影响，但对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效果的大小却无法计算，只能猜测。在经验方法的思维中，我们只能在每一步集中考虑一个因变量受哪一个自变量的影响，但其效果的大小却是可以计算的。所以，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获得的好处就是，现在要研究的这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的大小成为可以精确计算的了。
我们所谈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把常常所说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转变为一个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事物”是模糊的概念，允许任意想象和解释；而“变量”是一个数量，是明晰的研究对象，它有确切的变化范围。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精确的指当一个变量增加或减少时（这是最常见的变化方式），是否伴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增加或减少。这样的一个从理论关系到经验关系的转变，使“关系”简化了，也明确化、数量化了。
一个理论命题是否适合于经验研究的方法，关键在于这种话语体系的转变能否实现。我在这里提出一个简单的检验办法：如果一个法学上的问题能够用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形式来表示，那么，这个问题原则上就可以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可以从理论的话语体系转变为经验研究的话语体系。经验的研究方法可以用来发现自变量中的哪些因素的确在影响着因变量，这种影响的绝对和相对的效果又多大。
经验研究话语体系中第二个重要的概念是度量。在具体研究中，理论的概念转变为经验的变量被称作度量，又称为操作化。度量的本质就是对理论的变量重新定义，以某种可操作的形式来重新定义理论概念。
经过操作化后，理论的概念就被简化了，有些理论概念内容常常很丰富，这样的概念的缺点是具有不确定性。经过简化后，它的内容就更精确，成为可以用数学形式来表示和处理的变量。但这种简化不能歪曲原理论概念的核心含义，这称为度量的效度（validity）。操作化后的变量在重复度量中还必须保持稳定性，这被称为信度（reliability）。
在经验研究思维框架中的第三个重要概念是控制的概念。何谓“控制”？所谓“控制”是指去除自变量以外的别的变量对因变量效果的影响。
经验思维的方式要求我们每一步分析集中在自变量对一个因变量的影响效果上，我们用控制的概念来包括其他的变量的影响，把要分析的这一对关系孤立出来。比如说我们要分析X对Y的影响，理论思维告诉我们事物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影响Y。当转变到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上后，我们使用控制的概念，把所有其他因素都归为控制变量且称为Z。这就是经验思维方式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保持Z不变的条件下来集中考虑X对Y的影响”。这是一种化繁为简的方法，这种方法同时实现了使效果的计算更为精确的目的。
举例来说，我们认为交友对吸毒行为的影响很大，然而，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去除别的因素对吸毒的影响之后，才能计算出交友这一因素的单纯的效果的大小。例如，我们必须去除家庭或个人的性格对吸毒的影响效果之后，才能准确计算出交友对吸毒行为产生的效果，如果我们没有排除家庭或者个人性格对吸毒效果的影响，那么结果就不是单纯的交友对吸毒行为产生的效果。所以，我们计算交友对吸毒的影响时，就要比较交友不同的人他们的吸毒状况如何，参加比较的人的家庭和个人性格都应当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他们的家庭和个人性格是控制住了、不变的。
以上所述是最基本的但也是最重要的经验思维方式的概念。限于篇幅，我们就只作这些基本的讨论。总而言之，在经验研究中一般首先要确定被解释的变量（因变量）和用来解释因变量为什么变化的自变量，基本目标是计算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其次，为防止所计算出的效果不是要研究的自变量产生的净效果，而包含假效果，必须控制其它的对因变量有影响的变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思维方式的框架，现代定量研究在这个基本思维方式框架上不断发展，使计算日益精确化。
高级统计方法进一步考虑到各种因变量具有不同的特点，如统计分布不同（different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从而推演出准确反映这些特点的统计模型（Statistical model），使计算更为精确。统计方法的另一个发展是考虑样本的不同特点。定量方法对对象的研究是通过对样本的研究实现的，很多样本不是简单随机的样本（not simple random sample）。现代统计方法推导出考虑这种不同性质的样本的更精密的统计模型。例如，时间序列的模型（time series models），对研究法律的效果就很有用。又如，近来流行的多层次分析的模型（Multilevel models）对分析分层成群抽样调查（multilevel cluster sampling）的资料就十分有用。这些新发展使计算更为可靠和精确。这些方法和内容，就是比较专门的题目，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讲解。
如上所述，经验研究涉及的问题和技术细节很多，就不在这里详加讨论了，但是，通过上述的讨论，希望读者，尤其是惯于理论思维的法学工作者对经验研究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经验研究的思路有初步的了解。
参考文献：
［1］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3)：67.
［2］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J］.中国法学，2000(4)：43.
［3］王幽深.法学的玄谈与务实［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55.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9篇
【作者简介】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 正 文】
一、学科系统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 of art，法文Sciencede 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 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 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 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体系研究”。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10篇
第一、关于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的理论地位。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然是研究政治学一般理论的唯一通揽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过竞争对手，还没有被其他政治学研究方法所取代。系统科学方法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结构，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系统科学方法构建了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若干机构以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称为“政治系统”。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不失为政治学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1]
戴维.伊斯顿的系统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政治学理论，他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政治学的评价决非夸大之辞。按照我国的目前的系统科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系统政治学研究只是运用了一小部分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阐述或运用。在系统科学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促进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低估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没有理由漠视系统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再对系统科学方法抱有怀疑的或保守的态度。虽然系统法学作为我国法学的一种法学理论还处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系统科学法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有理由相信系统法学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也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设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理想总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达的目标上。戴维.伊斯顿已经到达了系统政治学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应当向系统法学这个可能到达的目标前进。理想又总是把目标设定在已经前进的方向上。我国法学界已经向系统法学这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了20多年，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行某种跨越式的前进。
第二、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 [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第三、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 ，“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政治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4]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问题的一种明确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理学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色色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现代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5]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色色的法的现象，都是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戴维.伊斯顿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6]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理论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分析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7]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参考文献
[1]引自：《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 著，王浦劬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 版，前言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第6-7页。
[2]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 著，王浦劬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 版，第1 页。
[3] 同前，第557-558页。
[4] 同前， 7-10页。
[5] 同前，第15-19页。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教材版本；教材评价；编写思路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6-0235-03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不同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侧重于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文地理学在高校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地理学的教育，有助于丰富其科学认知，培养人地协调的思想，更好发挥人文地理学在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一系列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的教学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比，教材在内容、体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伴随新时期大学课程改革，探讨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编写问题，对人文地理学概论课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李同升和赵荣曾对国内外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改革思路；王富喜等对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内容体系提出了有见地的设想；汤茂林对英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作了诸多评析，对国内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文试通过对90年代以来，我国流行的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进行分析，从教材的组织结构、表现形式、学术规范等方面指出其优缺点所在，提出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设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类型
笔者所收集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共7种，分别出版于1991～2013年。这些教材在不同时期被我国各个大学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广泛采用，分析教材的结构和体系，可归纳为以下3种类型：
（一）理论分析型
这类教材以王恩涌编写的《文化地理学导论》为代表，教材体系以文化和文化景观分析为主线，与西方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结构比较相似。教材结构借鉴Terry G・J的《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对地理文化现象都是从文化区、文化的起源与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景观的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层次分明。2012年出版的由顾朝林编写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与其相似，侧重理论分析、方法介绍。
（二）总论分论型
这种教材早期以张文奎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和金其铭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为代表，后期以赵荣的《人文地理学》和陆林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教材采用先总论后分论的形式。在教材前面的总论部分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在后面分论部分介绍人口、城市、政治、文化、旅游、农业、工业等属于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基础内容。
（三）概括论述型
这类教材以陈慧琳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已出版第三版。教材内容比较简明，在逻辑结构安排上，把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贯穿于人地关系的经济、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各个研究对象设置章节，最后探讨人地关系的时间、空间演变，研究各要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把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庞大知识内容上升地理学的学科高度，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让读者不再感觉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是各分支学科的简单堆砌组合，这是与总论分论型概论教材最大的不同。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特点及不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
通过对以上不同类型的教材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特色，但从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共同特点：教材体系内容上，过去的人文地理学教材重点在于介绍人文地理学的一般研究对象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新近出版的教材则摆脱了这一传统，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基础理论设定人文地理学的基本体系，各分支学科主要作为实例来验证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方法、研究主题等。在教材风格上，过去追求教材内容的广而全，新近出版的人文地理学教材越来越重视从基本概念、理论方面塑造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形象，着重介绍人文地理的新视角、新进展以及应用价值。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存在的不足
由于受我国人文地理发展水平和教材编写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在教材体系上，大多数教材没有建立起起既符台教材特点，又全面准确地反映人文地理研究内容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基础理论，以及被学术界公认的逻辑结构，使人文地理学缺乏统一、完整的学科形象。
在基本理论、研究主题方面，不同的教材编写者存在分歧。有些教材也多以文化为主线，这一点受到了不少教师的批评。有的人文地理学者认为，人文地理学毕竟不等同于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概论类教材不应该以文化为中心。有些教材以人地关系为主线贯穿始终，但此类教材内容较浅，难度过小。
在时代性上，现有教材在编写内容方面落后于时展，教材版本更新非常缓慢；教材引用著作较多，论文较少，时代感不强。
在学术规范上，教材普遍大段引用别人的著作却未在文献中注出，只是在章末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三、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编写思路
（一）理想的概论教材框架结构
对于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框架的探讨，王富喜等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建议，认为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在内容体系上可由六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人文地理学发展历史；第二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三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高层次的哲学方法论以及相应的传统野外调查方法以及随着时展出现GIS、遥感等新技术方法的运用；第四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传统的人地关系理论、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以及新近发展的文化转向和计量转向，女性主义视角等理论；第五部分为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历史演变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第六部分为人地关系存在矛盾及其解决手段。
（二）以理论和研究方法为重点、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与自然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等其他相邻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发展到目前为止缺乏统一的、普遍化的方法论体系，基础理论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些理论多从其他学科借用而来，或者学习外国的一些先进理论，这不仅是教材编写的问题，更是学科发展的问题。在教材编写中要注重介绍不同的理论流派，反映最新的理论导向，这也有助于未来青年学生、青年地理学者的成长发展。
（三）案例分析与方法介绍并重
以理论分析为重点，并不意味着忽视区域人文地理和部门人文地理实际，教材可以采用区域地理的内容和案例来验证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从而加深学生对前者的理解。教材编写中，将案例分析与理论方法介绍有机结合起来来解决这一问题。对每一种社会文化景观现象，应从典型案例分析着手，结合案例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理论总结。
（四）遵守学术规范
规范严格的教材每一章后面都应附有相应的参考文献，论文和著作皆有，新老并重，并在文中进行准确标注。国内李小建主编的《经济地理学》可堪称是地理学教材中遵守学术规范的典范，不仅在章末的参考文献进行准确标注，在章节内文里面也严格注明。树立严格学风是学术的根本，教材对于参考文献的标注理应规范，这有助于培养青年学生遵守学术规范的良好习惯。
（五）编写配套教材、翻译外国同类教材
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配套教材及翻译的外国同类教材较少，甚至没有。迄今为止，我国所翻译的人文地理学导论教材还是2O世纪8O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H・J・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翻译外国优秀教材是当务之急；另外教材编者应结合主教材内容，编写配套相关教学资料等。
四、结语
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发展，但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教学、研究、出版相互推进。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教材和教学的不断更新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人文地理学内容与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社会时代性。因此，人文地理学教材应不断更新，对于陈旧的教材必须充实新内容和修正旧资料、数据，修编新版本教材，应该将学科理论和实践进展的成果不断充实到教学中去，只有这样，人文地理学才会不断发展前进。人文地理学教学在发展，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教材的编写者也应当顺应时代步伐，编写出符合教学要求，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优秀教材，这样才有助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有助于地理学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美国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M].黄润华，译.王缉慈，校.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李同升，赵荣.国内外人文地理学教材的特点分析[J].人文地理，2000，15（4）.
[3]王富喜，孙峰华，隋干城.2l世纪人文地理学教材内容体系革新研究[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4）.
[4]汤茂林.美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内容、评价与特点[J].人文地理.2006，21（1）.
[5]汤茂林.英国流行人文地理学导论教材之评述与借鉴[J].人文地理，2009，（5）.
[6]汤茂林.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评价与建设献议[J].地理科学，200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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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慧琳，等.人文地理学（第三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2]顾朝林，等.人文地理学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3]赵荣，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4]Terry G・J.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M].1990.
[15]李小键.英美经济地理学教材特点及我国同类教材改革思路[J].地理科学，1998，18（3）.
[16]H・J・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12篇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 sensitive 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的“美术理论”词条，总定义是：“关于美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后分两种含义：一是广义，泛指史、论、评三者：二是狭义，专指基础理论。以学科的概念论，当属狭义。美术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美术现象自身（包括创作、欣赏、作品和作者）、美术与社会外部的关系、美术理论自身；其任务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最后，串讲了中外美术理论的发展源流，比较两者间的形态和功用，结论：“由于美术实践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且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所以，美术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独尊一说和凝固不变的。”（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24页。）
(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 of art，法文Sciencede 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体系研究”。
对学科性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用语是“科学总结”，竹内敏雄的用语是“学问研究”，均十分小心地避开“科学”或“人文学”的概念。我国美术界在1990年以前没有明确的“美术学”学科定位，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就对应德文Kunstwissenschaft，明确提出“美术学”的学科概念，这概念相等于我国当时的“美术理论”，或者说，作为学科概念，其广义的“美术学”已等于我国现行的三级学科之“美术学”，而狭义的“美术学”，即“体系美术学”等于我国“美术学”下属之“美术理论”学科。
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不是划定学科界限，而是要建立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及其狭隘的话语生产方式，促使研究者从“技术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提倡关心总体性的、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促使理论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的社会政治问题（注：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i Smith，James Sosnoski: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resisting intellectuai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 and Gita Rajan编：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1995，pp647.）。对中国而言，这种文化研究的知识倾向非常接近中国传统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国政治的学术情结和广泛的人文关怀。但在现代的中国和西方，学术方面的诸种现象都有着相悖逆的发展倾向。比如，人文化倾向与科学化倾向，本质论倾向和非本质论倾向，整体的辩证的与局部的分析的，系统的与非系统的。在造型艺术方面，则写实的与抽象的（暂且使用这一对不甚确切的概念），具象的与意象的，视觉的与观念的等等，几乎都是逆向发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否也存在着逆向现象？建立专门的知识领域，厘清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型，是现代中国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对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而言，一向如此（现今，亦开始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注意跨学科的研究，甚至跨越科学和艺术的边界）；而中国的人文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科，却明显规范不足（中国学术界“史论结合”的传统就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态度）。
美术理论研究要不要提倡文化研究？或曰，是否消解学科边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注：S·霍尔指出，文化研究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拥有多种话语（在福柯的意义上，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具备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且所有立场都处在争论中。参见Stuart Hai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bacies，见L.Grossberg等编：Cultural Studies，Routledge，1992.pp.278.）状态？对照上述的学科图表，“交叉学科”部分就是跨学科的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理论界著述最多的，在交叉学科不在基本理论。在论文撰著方面，活跃的也是“边缘性研究”，这已成为现时存在的普遍状态。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13篇
经济史理论是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后作出的理论概括与抽象。到了现阶段，凡是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有相关的理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个问题时，都可以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般理论中受到启迪。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启迪或理论指导是极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完成研究工作时，在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上，应史论结合，对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概括或抽象，得出理论性的结果，即史中出论(论从史出)，将这种理论纳入经济史理论的宝库，使经济史理论更加丰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经济史学研究就是对生动、复杂、变化的经济历史进行理论概括，研究者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表现为这种概括能力。纯粹摆材料或仅叙述历史过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作用，但它们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
在笔者看来，今后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扩大概括的范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应力图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色与理论。就中国经济史以往进行理论概括的对象即研究范围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大到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形态。理论概括的形态多数是抽象出它的特点，如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城乡关系的特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等等。这类理论概括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进行更大范围的理论概括的基础。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是什么”的著作。这与缺少一本观点统一(这必须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国经济通史密切相关。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们的前辈有不少人就想做这件事。我的老师尚钺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形态总体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片断探讨》、《明清封建经济形态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极左路线下不公正的批判，恶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断了研究过程。我当研究生时，傅筑夫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外国经济史”两门课。那时，他已着手写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来，即自殷以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1957年，他被打成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已70多岁，每天坚持写作2000字左右的论著，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l～5卷(计划写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过程及欧洲经济史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欧洲经济发展过程相比较，概括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点。《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上下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就是他这种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对待所有经济史学家的论著一样，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论点，但他的这种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们继承。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要能做到他这样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他先攻理论经济学，继后又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后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史，从30年代起，长期潜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经济史料，又赴英研究欧洲经济史。他研读各家经济理论，掌握丰富史料，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下笔成章，前后半个世纪，犹赍志而殁。可见此事之难。
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理论概括的范围当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对象是世界经济史，即整个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除后文将要提到的英国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这类概括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译本名为《经济成长的阶段》)等专著，以及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等书中所表述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就是经济史学家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至于本世纪40年代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笔者以为，它也是对发展中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当然，对这类大范围的研究对象作理论概括，更需要广博的学识作基础，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学术素质和长期的努力，不是想这样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过集体的努力，可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好办法。正因为如此，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这种专业刊物，开展经济史理论的讨论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论概括进入更高的层次。现在我们从经济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论概括，就概括的层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理论性结论或抽象出范畴的，也有从范畴人手分析经济史实的。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分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都是以一种经济形态为对象，取类似经济学中规范方法进行分析。它们是两本有特色的书，可以向他们学习写出类似的书来，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分析”、“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分析”等等。当然，也可以继续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行理论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势来看，经济史的理论概括确实有不同的层次，以笔者手边的书而言，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在《生产力中的四次革命》中对欧洲近现代生产力史几次突变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层次。
上文所述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过程的一种理论概括，抽象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是另一种层次。
英国的约翰·希克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依据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概括为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又是一种层次。
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1993年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史是关于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的学问。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我们对经济的过去有新的认识，而且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制度是实施产权的规则，产权与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以及交易费用的作用、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也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就是这样的经济理论。这又是一种层次。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以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典型，他还研究过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史。他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中的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人类的未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抽象。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能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它是研究人类经济史的典型。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与系统又是世界之最。这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史工作者拥有作出理论概括的最优越的客观条件，也面临着既严肃又艰巨的任务。
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很多，可以作出理论概括的层次也很多，不可尽述。每个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中概括出的理论及其层次都不相同。这使经济史理论涉及面广，色彩纷呈，有利于经济史理论的全面发展。因此，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经济史的理论研究局限在哪个或哪几个方面。当然，经济史研究者也有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现实也会要求经济史研究者在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某些理论问题，作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园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探讨所有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因此，可以在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一个或几个问题。在今后一个阶段，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有计划地引导或组织讨论。
1．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色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理论。
2．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史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
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生与经济形态发展的延续与跳跃的理论。
4．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现代化理论。
5．中国农业经济史与个体农业经济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是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财经大辞典》经济史分卷“总论”、“经济史学科”词目中，我将按照时序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学科，称之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将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如上所述)，称之为经济史学通论；将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史学概论，即经济史学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包括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功能和任务，它的任务，它的分支与分类，指导研究经济史的理论和学派，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工作程序在内的研究方法。
对经济史研究方法极重视，确定并发表了系统论著的，是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严中平教授和现任会长吴承明教授。严中平教授在60年写作过几篇专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80年代出版了《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吴承明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我所读到就有：“外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和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历史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这些文章总结了中外研究经济史的各种方法，分析它们的长与短。他在这个时期写的“试论交换经济史”、“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二元经济”等论文，就我的体会而言，也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吴承明教授认为史无定法；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因此，经济史“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它都属方法论”。这种高明而准确的见解，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从根本上指出一度很流行、现今远未绝迹的如下错误：把某种理论的具体结论、论点都视为绝对真理，用作框框来套中国经济史上的事实，把中国的实际纳入这些框框之内，作为这些结论的例证。这种做法既导致扼杀了研究的创造性，又导致抹煞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它曾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吴承明教授的观点有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思想解放。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14篇
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价值(增值)运动(会计反映对象)，而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和会计处理对象则共同构成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本文主要研究会计理论的各种逻辑起点的误区和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会计理论科学性的界定、规范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科学性比较，从而得出有关会计理论研究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双逻辑起点论相关一些结论。
【关键词】
会计理论研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逻辑
一、会计理论研究各种逻辑起点理论的误区
在会计理论研究的体系中，对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成为了会计中重要的研究问题。会计基本假设论、会计目标论以及会计环境论这三种观点都是当代会计的热点话题，因此本文在研究会计理论研究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逻辑起点的时候，将对这三个观点进行重要分析。由于会计理论研究的各种逻辑成立，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已经相对成立，所以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结论还不够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因为在会计理论研究逻辑起点的时候存在一些误区和盲点，所以人们对会计理论研究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双逻辑还存在着一定的混淆，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同异。对于逻辑起点的阐述，也有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会计目标就是对于会计参与者和会计使用者的一种基本假设，这种基本假设成立在会计目标的客观环境因素中，而会计环境也可突出企业的一些特征，可作为企业会计信息的基本假设条件。因为会计基本假设要高于会计目标概念，而会计环境又远远高于会计基本假设，所以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环境都不能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会计对象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一个方面，它充分的反映了在一个企业中的价值运动以及价值创造。会计对象作为企业会计的发动机，它的出现为会计理论研究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作出了有力的根据。而会计目标、会计对象和会计基本假设这三个因素构成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价值的增值运动对会计理论的研究有着相对的引领作用，通过对价值增值运动的分析来对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有个初步的认识，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让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和会计环境相互联系到一起，从而推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价值增值运动之所以能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主要有如下原因：时间的节约决定了价值的增值变化，时间一旦节约，那么所相应的劳动时间就会减少，那么在减少的这部分劳动时间又可以尽可多得的给企业带来价值，而且人们在对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这一块时，由于对会计理论了解的一些局限性，所以在增值的同时不能保值。
三、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都是属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那么基于这个之间的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相当于桥头和桥尾，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就如桥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会计基本假设再也不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逻辑起点，会计基本假设已被会计目标取而代之，所以会计目标才是财务盖帘框架研究的逻辑起点。我们知道，会计要素作为会计理由的研究的重点，它是以会计的基本假设而存在法人，而会计目标并非如此，会计目标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从而发现其价值增值的一种决策性的手段，所以会计基本假设被会计目标所取代，从而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逻辑起点，但会计基本假设并非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它在特定的会计环境中也有一定相对作用。
四、会计理论科学性的界定
在人们的意识中，好像只有物理、化学、地理这些东西才能以科学的名义去定义，其实不然，会计理论也可以作为一种科学让人们去研究它的科学性。那么，我们该用怎样的标准来界定会计理论的科学性呢？如何去衡量一个事物是否具有科学性，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否具有价值性和研究性，如果两者都有的话，我们可以初步的认定这个事物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而这种科学性也是包含一种预测和解释的，那么在预测和解释的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那么如何具有说服力呢？我们就必须提出检验和证实，检验它的科学性，证实它的真实有效性，这都是属于科学性。相反，如果不能检验、不能证实，那么它就不属于科学性，而会计理论在进行检验和证实之后，它是真实有效的，并非伪证，所以会计理论是属于科学性的。而在会计中的检验，可以表现为：从报表的数据中就可以得出，而会计中提出的一些相互关系，都可以从中检验得出是否真实，如果在检验的同时仅用价值和无说服力的依据去判断，那么这种就无法达成检验的目的，那么科学性就不可靠。
五、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科学性的比较
科学理论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有了相对的研究方法，才能形成相对成立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研究成果，又和研究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性取决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所以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成果展示的基石。而如今，在特定的会计环境下，会计因素已经成为了一种客观的认定，而会计因素又离不开会计对象，会计对象是会计因素的具体化，两者相辅相成。实质上，会计报表所设置的因素，或者设置什么因素，再或者对因素有什么要求和因素的变化，这些都是要依靠会计因素来完成。在这个基础上，才会考虑对会计目标进行相应的设置，从而来满足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要求，达到预期的会计目标。在我国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我们可以看出，里面对会计假设是重点突出的对象，对会计假设有着较高的评价，而对会计目标的概念描述确却是很模糊不清的，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会计目标没有根据我国的会计环境来进行实证研究。《在企业会计准则》中，会计对象这个因素也是里面重点强调的，由此可见，会计对象对会计理论研究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六、结论
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以及会计目标这三个因素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三个因素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他们的关系密不可分，谁都不可离开谁。虽然会计基本假设以及会计目标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毫无价值性，在对会计理论研究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逻辑起点时，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以及会计目标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并不代表会计理论的全部，而且它也并不一定适用所有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所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张文旭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逻辑起点研究述评魏萍，程德兴-《财会通讯:学术版》
[2]中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综述曹菡-《商情》
[3]会计理论研究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双逻辑起点论杜兴强-《四川会计》
科研方法概论范文第15篇
第一、关于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的理论地位。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然是研究政治学一般理论的唯一通揽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过竞争对手，还没有被其他政治学研究方法所取代。系统科学方法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结构，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系统科学方法构建了一个结构复杂的，这一网络是由若干机构以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称为“政治系统”。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不失为政治学一般理论继续的出发点。[1]
戴维.伊斯顿的系统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政治学理论，他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政治学的评价决非夸大之辞。按照我国的的系统科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系统政治学研究只是运用了一小部分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阐述或运用。在系统科学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促进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低估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没有理由漠视系统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再对系统科学方法抱有怀疑的或保守的态度。虽然系统法学作为我国法学的一种法学理论还处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系统科学法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有理由相信系统法学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也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设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理想总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达的目标上。戴维.伊斯顿已经到达了系统政治学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应当向系统法学这个可能到达的目标前进。理想又总是把目标设定在已经前进的方向上。我国法学界已经向系统法学这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了20多年，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行某种跨越式的前进。
第二、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 [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第三、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进行。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 ，“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4]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的一种明确。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色色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5]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来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色色的法的现象，都是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戴维.伊斯顿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6]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7]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1]引自：《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 著，王浦劬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 版，前言的《、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第6-7页。
[2]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 著，王浦劬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 版，第1 页。
[3] 同前，第557-558页。
[4] 同前， 7-10页。
[5] 同前，第15-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