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新学派 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 世纪7 0 年代初以来形成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学派，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表达，他们从生态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革命”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结合点，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派别较多，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强调内部社会关系而不是强调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来论述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当今生态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应当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外，补充第三个同样重要的范畴——生产条件。
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进而提出“劳动闲暇一元论”。当代资本主义为克服经济危机，力图歪曲满足人们需要的本质。这种“异化消费”导致刺激“异化生产”。因此，他们认为首先消灭“异化消费”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
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就是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状态。这样既可防止不合理的过度生产和消费，又能防止异化和分裂人的存在的社会状态，克服“异化消费”。
第四，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暴力革命”，应当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他们的生态危机理论去发动人民批判资本主义的那种集中化、官僚化的违反自然和人性的倾向，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创造条件，解决所有制问题，最终把生产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工人管理这三者结合起来，以建立实行“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高生产、高消费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透过生态环境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和自然的严重损害，揭示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倡导生态保护，主张人类和平，着眼人类的未来，把人类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在诸如维护和平，提倡男女平等和政治民主，建立国际新秩序等方面的国际活动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绿色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西方思潮一样，在理论上也存在着复杂的成分，既有科学的一面，又有其局限性。
（一）在基本理论的构建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贯穿其理论的始终，存在不少理论自相矛盾的地方。它把生态问题作为理论构建的核心，通过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关系来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样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用“生态危机”代替“经济危机”，其结果是必然导致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进而取消社会变革，转移了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的视线和方向。
（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暴露出片面性和局限性。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官僚化和技术统治论本来是正确的，但是把这些都归结于工业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进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构成整个工业文明基础的现在科技体系是有失公允的。又如，它主张的稳态经济是以企图追求产品质量和经济的零增长为前提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的。这在当今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总量形成严重压力的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必然导致新的供应不足。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并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生态文明建设再次做了强调。这为解决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与自然的突出矛盾指明了方向，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生态文明意识，科学选择发展路径，统筹规划，系统推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方法。
（一） 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只有大力宣传生态文化，培育全民的生态道德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行动，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运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亲和型产业发展模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其一、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完善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及农业品质量标准体系，规范农产品管理和市场准入体系。其二、加快发展生态工业。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控制污染物的总量。其三、大力发展生态服务业，加快生态旅游开发，积极发展绿色商贸、绿色物流，发展金融保险、科技咨询、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二） 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抓好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污染防治工作。建设完善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设施，严格控制并逐渐减少各个领域的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总量。
（三）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第一、建立综合决策制度，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用行政手段维护好生态环境。第二、出台相关政策，综合利用价格、税收、信贷、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调动各地各个行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第三、把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写入相应的法律法规，使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得到法律上具体而切实的保障，从而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2篇
一、引言 生态问题是现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1962年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的问世被认为是“现代环境主义运动开始的标志”（张艳梅，2007：1）。1993年，生态文学研究成为公认的批评学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英国著名的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张艳梅，2007：4）因此，生态文学旨在以文学的形式唤醒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引导人们形成内心的生态信仰。生态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作家的思考和关注，并把这种危机展现在了作品中。随着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席卷英国，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他们中很多人没有了房子、工作，也丢掉了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而工业化进程对自然则有着更为强大的冲击，很多原有的田园乡村被铁路、城镇所取代。哈代作为这些社会变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把工业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改变融入他的作品中。哈代的小说以他所生长生活的英格兰西南部地区为背景，富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在哈代的小说中，尤其是在他的“性格与环境小说”系列，对环境和自然的描述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而且，自然在他的小说中不是简单的人物活动的背景，更多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读者可以感觉到社会文明发展对自然的破坏，对人性的忽视。哈代对工业发展、人类物质文明进步所带来的弊端表达了深刻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他的生态主义思想。以下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从自然、人类和动物三个方面，分析哈代的生态主义思想。 二、自然的角色 在小说中，自然环境提供了故事发展的自然背景。哈代对人物活动的周围环境进行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比如，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哈代描绘了黑原谷的自然景观，这是苔丝的出生地，是尚未被工业革命吞噬的一块净土。在哈代眼中，黑原谷里的大气是“懒洋洋的，泛一片浓浓的蔚蓝”，远处的天际是“深重浓郁的紫兰”，一眼望去几乎到处是“绿草和树木，丰美芊绵，覆盖着高山大壑之间的这片丘陵小谷”（哈代，1993：9—10）。首先，哈代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幽静安详，却又生机勃勃。这里之所以这么静谧和美好，是因为它还未被工业化的浪潮污染，是一个人和自然和谐相融的地方。作者选择了“懒洋洋”这个词来描写这个地方的大气，而很显然，这个词大多数时间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状态的。另外，不同的颜色，“蔚蓝”，“深重浓郁的紫兰”等表达帮助读者在大脑中构建出一幅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的画面。作者对于大自然之美的喜爱反映在了这些文字里，也从反面暗示了对于工业化对自然的破坏这种现象的排斥。值得一提的是，在哈代的小说中，自然并不是简单地被角色感知的景观，它不仅仅提供了人物活动的场所，事实上，自然也以某种形式参与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因此可以把自然看做是人物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例如，自然界的冬去春来给了遭受生活苦难的女主人公的活力和追求新生活的动力。另外，女主人公的心理感受，也会受到周围自然景观的影响，得到回应或强化。劳伦斯认为，在哈代的小说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个背景很关键也很生动，甚至比在这个背景下活动的人物还要重要（Lawrence，2001：503）。在小说《苔丝》中，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其组成的部分，各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和个性（Howe，1985：22）。哈下的自然环境是独立于人类意愿之外的实体。正如一些生态批评者们所认为的，自然是一个可以影响到我们，也会被我们影响的实体，如果我们一味地破坏自然，那么自然对我们的影响有可能是致命的（Barry，2002：252）。这就意味着只有人类尊重自然，才能和自然和谐共处，否则的话，如果自然被不断打扰甚至威胁，它就会反过来对人类施加影响。哈代小说中自然的独立性和重要地位反映了他积极的生态意识。在小说里，不仅有黑原谷这样的和谐画面，而且有工业化发展对自然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机器耕种对人性的摧残。 三、机器对人性的摧残 在该小说里，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自然和文明发展的冲突。在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英国在经济、工业、艺术及政治领域都发展得非常快。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高级的生产工具出现了，并且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大大就提高了劳动效率，也大范围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作为一个思维敏锐的作家，哈代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繁荣，他强烈地感觉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随着现代化机器的出现，人类被迫和自然及土地分离。原本和自然有着紧密联系的农民和工人，和自然分离以后，一定程度上沦为了机器的奴隶。虽然现代化机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它也使劳动本身失去了乐趣，因为机器作业要求的是劳动者一味地重复相同枯燥的动作。而在此之前，人们是用一种原始和古老的方式进行耕作，这样的劳动方式使他们和土地更为紧密。通过辛勤劳动，他们从自然力获取必要的生存的物品，人和自然保持着平衡、协调的关系。但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打破了这种平衡，原本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失去了，人们只能服务于机器。小说中脱粒机的描写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它被称作“天不饱的大肚魔王”（哈代，1993：364），使人们“投入了一种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境界，一双手脱离了意识的支配，只是机械地工作着”（哈代，1993：364）。除了剥夺劳动者劳动的快乐外，现代化机器也同样无视人的尊严，使人们成为工作的奴隶。以下描述司机的句子就能够让读者认识到机器生产对人们的危害有多严重。“他那份与众不同的神气和颜色简直像是个来自托斐特的生灵，偶然闯入了这个只有黄色的麦子、白色的土壤、清明的空气、却没有黑色烟雾的地区。他跟这里毫无共同之处，只是让当地的乡下人感到惊讶和惶恐”（哈代，1993：355）。很明显，机器耕作把劳动者变成了简单、枯燥的生产工具。这里的司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身份，完全沦为发动机的奴隶。他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木乃伊，看不出任何思想和活力。从这个角色读者可以了解到现代文明的发展对人造成的伤害。另外，这个司机身上沾满了烟灰，也间接地揭示了机器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对于哈代来说，传统耕作被工业化所吞噬表明了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死亡，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是以剥削利用为基础，而是以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紧密联系为基础。对于大多数哈代同时代的人来说，他们从工业化看到的是繁荣，高效，以及财富的迅速累积，而哈代看到的却是对人性的忽略。#p#分页标题#e# 四、动物的命运 动物的悲惨命运更明显地揭示了文明和自然的冲突。哈代的生态意识也体现在了他对动物的关注。从孩童时代，哈代就展现出了对动物的喜爱（Howe，1985：6）。在小说《苔丝》中，哈代同样表达了对动物的同情，多次描写到了动物所面临的悲惨境地。收割机工作时给动物带来的恐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大耗子，小耗子，大野兔，小野兔，还有蛇，纷纷后撤，好像躲进了城堡，并不懂得它们的避难所也寿命有限，也不懂得毁灭正等待着它们。到了下午它们的藏身之地便会缩小到越来越可怖的程度。那时它们便只好敌友不分地挤在一起，直到连最后几码地上的直立的小麦也在那分毫不爽的收割机的牙齿之下倒下时为止，这时它们便一一被收割人的棍子和石头砸死（哈代，1993：95）。这些文字描写了作为工业化的产物之一的收割机强大的破坏力。首先，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哈代对这些无助的小动物的同情和关注。它们原本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但这种平静被现代化工具打破了。由此读者可以看到社会的进步是如何打扰，甚至威胁到了自然的和谐。另外一个类似的场景是捉老鼠。老鼠把麦垛作为最后的避难说，当麦垛逐渐被脱粒机加工完之后，老鼠在空地上四处乱跑，引起“乌烟瘴气的混乱”（哈代，1993：365）。从表面来看，是机器带来了动物的不幸遭遇。而机器只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因此，这些动物的悲惨命运反映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残忍和不负责任。生态学提倡的是物种平等和自然的和谐，很明显这种残忍态度是有悖这一生态原则的。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读者可以了解到哈代对自然的态度。由于工业化的蔓延，人类和动物不得不和自然分离。对此，哈代表达了深切的思考和关注。对于物质财富的累积，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哈代没有给予肯定和赞许，因为这一切是以破坏自然的和谐和摧残人性为代价的。而他提倡的是尊重自然的独立性，保护自然界的动物，以此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发展，并保持人类和自然的亲密关系。哈代作品中体现的生态主义观点反映了他作为作家对自然和人类前景的深深忧虑。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生态主义思想，通过阅读该小说，读者可以“开始想象另一种与我们现状不同的栖居于大地的方式”（张艳梅，2007：4）。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机械论;有机论;自然;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女性主义是滥觞于19世纪80年代、以欧陆妇女解放为其内涵的文化思潮。它的第一次浪潮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为其时段,以争取妇女的权利为其目标;而第二次浪潮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反对性别歧视为其内涵;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以与其它各种文化理论交流对话为其特点,衍生出后结构主义女性理论、精神分析女性理论、后殖民女性理论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等,成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理论。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Franoised Eaubonne)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目的是将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推动两者的深入发展。198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教授卡洛林•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博士出版《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以下简称为《自然之死》)一书,试图从妇女与生态的双重视角来评介科学革命,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
一、有机论与自然作为母亲
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在这里,男权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是紧密相连的,男权中心主义可以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派生物。它们的哲学基础都是以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身与心、感性与理性二分对立为其特点的机械论哲学以及与之有关的僵化的思维方式。而与之相反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女性主义则是以消解以上各种二分的有机论为其哲学基础。因此,有机论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根基。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非常集中地论述了有机论哲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包括人类早期朦胧的有机论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血肉相连、启蒙主义时期有机论的失落以及在当代的回归等等,其最基本的就是有机论所必然导致“自然作为人类母亲”的观点。
首先,麦茜特认为,人类早期为了生存一直生活在与自然秩序的直接的有机关联中。
人类来自自然并与自然紧密相连,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因此有机论是人与自然最本真的现实关系。麦茜特说,“从我们这个物种的朦胧起源时代开始,人类为了生存,就一直生活在与自然秩序的日常的、直接的有机关联中”①。麦茜特记述了西方古代许多哲人对有机论的相关论述。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赋予整个世界以生命,并将这个世界比作一个动物,认为“神构造了一个看得见的动物,它包罗了具有相似本性的所有其它动物”。亚里斯多德也是以有机理论为基础强调自然的内在生长和发育的首要性。他在《形而上学》中将自然定义为“自然物体运动的源泉,或者潜存于这些物体之中,或者在一个整体的实在之中”。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则是综合了基督教哲学与柏拉图主义,将女性灵魂划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其中较高级的部分由神的思想所形成,较低级的部分[自然]则产生现象世界。②
其次,自然作为女性与母亲。
事实证明,有机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将自然比喻为女性与母亲,因为,有机论总是与自然所具有的诞育万物与哺育人类的特点相伴。正如麦茜特所说,“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 ③。麦茜特举了一系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来加以说明。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乔叟等作家的笔下,“自然是母性供养者形象,是把预定秩序赋予世界的上帝的化身”;在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李尔王的女儿柯黛里亚“代表着乌托邦的自然,也代表着作为对立面的理想统一的自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代表着作为女性的另一类形象,即对过去时代母亲般仁慈怀抱的向往”;在德国画家卢卡斯•克拉那赫所作的绘画《春天女神》中则有“代表着女性地球的女神躺在花床上,象征着和平的鸽子正在附近的涓涓溪流边吃食,小鹿在它远处的岸边饮水”。④麦茜特还举了著名的拉夫洛克将地球比喻为“该亚”的例子。她说,人类对自然的污染扰乱了地球母亲该亚的生活、破坏了她的身体。⑤
“该亚假说”是1970年由泽尔(Timothy Zell)首次提出,并由大气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E.lovelock)于1972年加以完善并进行深入阐述的。主要将地球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她不仅诞育了大地以其乳汁哺育万物而且是活的有生命的。这是一种形象而崭新的生态观念,成为当代生态理论特别是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后来也有人将其称为“该亚定则”。“该亚定则”有力地说明了大地与自然的母性品格,特别是其内在的有机性与生命力。
最后是召唤一种新的有机生态世界观的产生并力图使该亚将被治愈。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有力地批判了机械论世界观所造成的严重生态破坏与自然之死,同时也预见了一种新的有机论的生态世界观的产生。她认为,相对论、量子论、过程物理学、新热力学以及混沌理论都是对机械论的挑战与突破,并预示着一种新的有机世界观的产生。她说,“支配着西方文化过去300年的机械形象,看起来正在被某种新的东西所替代。有些人称这种转型为一个‘新范式’;另一些人称它做‘深生态学’;还有一些人召唤一个后现代的生态世界观” ⑥。这个新的生态世界观是“一个非机械的科学和一个生态伦理学”,也是一种经受过新时代科技革命洗礼的有机世界观。这个新的有机世界观既保留了前现代时期有机世界观中人与自然血肉联系的价值内涵,同时又充实了现代科学技术内容,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麦茜特认为,它“必定支持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这个新秩序建基于可再生资源的回收、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以及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的恢复之上,这个生态系统将满足基本的人类物理和精神需要。也许,该亚将被治愈” ⑦。
二、机械论与自然之死
17世纪中期以降,有机论世界观逐步让位于机械论世界观,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然之死”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正是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一书中的重点论述之处。诚如她在书中所说,“而且‘科学革命’的新概念框架――机械主义――也一起引起了不同于有机论准则的新准则” ⑧。新的机械主义的秩序,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权力和控制的价值,将把自然交给死亡。
首先,她认为在16、17世纪之际,一个以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⑨
众所周知,16、17世纪之际,欧洲发生了波澜壮阔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而其重要标志就是传统的有机论世界观让位于机械论世界观。这是哲学与思想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的培根、霍布斯与法国的笛卡尔等人。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详细地论述了他们的机械论哲学观念。她称培根是公认的现代研究所概念的首倡者、工业科学与皇家学会内在精神的哲学家以及归纳方法的奠基人。⑩培根在当时的英国皇室具有重要地位,先后担任法律顾问、总检查官、枢密官、掌玺大臣、大法官与维鲁兰公爵等。他将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也就是一种立足于主客二分的、以具体的科学实验为主的机械论方法。培根认为自然处于自由、错误与束缚三种状态,其中第三种“束缚”的状态就是“被置于限制、制作和塑造中,被技艺和人手做成新东西,像人工制品所表现出的那样”B11。在这里,自然成为被人限制、制作和塑造的完全被动之物。培根的机械论世界观集中地体现在他于1624年所写的乌托邦著作《新大西岛》之中。他在这个乌托邦社会中虚构了一个“本森岛”,一个“等级化的、家长制的,仿照现代早期父权制家庭的模式”建构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个乌托邦社会的最高统治机构是叫做“所罗门宫”的科研机构,掌管所罗门宫的科学家成为统治者,推行一种“支持对自然的进攻态度,鼓吹‘掌握’和‘管理’大地”的培根式纲领。按照这个纲领,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破坏。麦茜特指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期技术统治主义运动中肇始的现代设计环境(planned environments)的思想,其起源还是在《新大西岛》中,在那里可以看到由人且为人而产生的完全人工的环境。这类环境一直不断地被机械主义的问题解决方式所产生,此种方式以基本不考虑人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生态系统为特征。机械主义作为整体论思想的对立面忽视化工合成产品的环境后果,忽视人工环境对人的后果”B12。麦茜特对这个本森岛模式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她说,“培根机械主义的乌托邦完全与在17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相协调。机械主义把自然分成原子粒子,它就像本森岛的居民一样是被动的、惰性的。运动与变化由外部来推动:在自然中,最终的动因是上帝,17世纪的神圣天父、钟表匠和工程师;在本森岛,它就是家长下的所罗门宫的科学机构”B13。在法国,机械论哲学的推动者则是著名哲学家笛卡尔,他提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将理性与感性加以两分对立。他在自己的《方法谈》中表示自己要“掌握和拥有自然”。他在1622年的《论人》中把人体明确地描述为机器,而在1644年的《哲学原理》中则把宇宙重构为一个机械的装置,“这个装置依靠把运动通过有效的因果过程连续地从一个部分传到另一个部分,使惰性粒子移位”B14。另一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则将这种机械论哲学运用到社会领域,认为“政治实体由平等的原子式的存在所组成,它根据由共同的担忧而成的契约而统一到一起,并被来自上面的有力的君主所控制”B15。总之,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为我们勾画了16、17世纪以来,机械论哲学观的大体面貌及其内在的僵化与荒谬。
其次,麦茜特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机械论哲学观所造成的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及其对地球母亲健康的严重威胁。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主义的观点,那就是一切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先验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中形成的,包括自然与妇女的概念。她说,“自然的概念和妇女的概念都是历史和社会的建构”B16。这是非常重要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说明一切的理论观念都是生存于一定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之上,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这些观念的内涵。这恰恰说明麦茜特女性主义生态观的科学性,她正是从这样的视角来确立自己的生态观与女性观的。她认为,正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机械论哲学观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自然才沦为人类的奴隶并遭到蹂躏,因为市场经济打着进步的旗号,通过剥夺和改变自然,使更多的财富集中于商人、服装商、企业冒险家和自耕农场主手里,倾向于扩大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鸿沟,最后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她说,“今天,一个超出了70年代环境危机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着整个星球的健康。臭氧的消耗、二氧化碳的增多、氯氟烃的排放和酸雨,扰乱了地球母亲的呼吸,阻塞了她的毛孔和肺。大气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将这位母亲命名为‘该亚’。有毒的废弃物、杀虫剂和除草剂,渗透到地下水、沼泽地、港湾和海洋里,污染着该亚的循环系统。伐木者修剪该亚的头发,于是热带雨林和北部古老的原始森林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植物和动物的物种每天都在灭绝。人类与地球之间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伙伴关系”B17。她从多个层面揭示了人类蹂躏地球母亲的现实。从农业的角度,她说“虽然农业改良原本有益于土地,但一旦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运行之中,成为其积累和膨胀的加速器,久而久之,作为自然和人类资源基础的环境和村庄公社便成了其牺牲品”B18。化肥和农药造成难以遇见的副作用;单一的耕作导致病虫害的肆虐;新处女地的不断开垦破坏了整个的生态平衡。从沼泽的角度,她揭示了因为草场沼泽而被抽干,因为疾病而被诅咒,因为有野鸟而受剥削,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下不可挽回地改变了英法等国的沼泽地。从森林的角度,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森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纯粹的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影响”B19。总之,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向我们全面地展示了一幅地球母亲残遭蹂躏的画面。
另外,麦茜特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压榨自然的同时也拼命地压榨妇女,力主妇女应该驯服并老老实实地待在被驱使的位置上。
事实证明,机械论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同时导致了男权中心主义,资本主义在压榨自然的同时也压榨妇女。她说,“与难以驾奴的自然相联系的象征是妇女的阴暗面。虽然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式的情人体现真、善、美,贞女玛丽被崇拜为救世之母,但妇女也被看作更接近自然、在社会等级中从属于男人的阶级、有着强得多的。……和混沌的荒蛮自然一样,妇女需要驯服以便使之呆在她们的位置上”B20。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与思想观念中也充斥着将女性妖魔化的内容。在艺术作品中,当时的许多作品将妇女描写成任性傲慢、殴打欺骗丈夫、酗酒之人。医生约翰•韦尔在《争论论题的历史》一书中认为,女人心智和精神脆弱,很容易被负担她们头脑的黑胆汁恶化她们的理性。当时的人类学家则认为,自然和妇女都处于比文化低的层次。苏格兰新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则认为,既然肉体服从于精神,那么妇女的地位就在男人之下,自然规律决定男人应命令女人。当时的医学专家甚至荒唐地认为,在生殖中女人只提供质料,而运动的本原则来自男性的,灵魂通过男性系统传递等等。麦茜特在总结资本主义时代的以机械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所导致的妇女的被压迫时写道,“对妇女来说,‘科学革命’的这一方面并没有带来人们以为会带来的精神启蒙、客观性,也没有从古代的假定中解放出来,倒是与之在传统上是一致的”B21。
三、生态社会建设的理想ぁ―自然权利与妇女权利的同时实现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不仅表达了自己对于现实社会压榨自然与妇女的深刻批判,而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建设自然权利与妇女权利同时实现的生态理想社会的构想。
她首先在很大的程度上肯定了17世纪早期产生的两个生态乌托邦社会形态及其留给我们的有关思想财富。
这两个社会形态她将其命名为“有机乌托邦”。这两个乌托邦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Tommaso Campanella’s City of the Sun,1602)和安德烈的《基督徒城》(Johann Valentin Andrea’s Christianopoli’s,1619)。他们两人都曾试图将这种乌托邦理想国付诸现实,康帕内拉曾经组织过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太阳城》即是他在狱中的作品。而安德烈则组织过这种乌托邦计划的实施,当然最后也失败了。但这种生态乌托邦理想及其实践却为人类今后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智慧与启示。这两个乌托邦都力倡有机论思想。麦茜特认为都“表达了一种公社共享的哲学,反映了工匠和穷人基于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要求更平等地分配财富的利益”B22,也就是说这两个乌托邦社会都继承原始的人与自然有机和谐的有机论思想,以之为社会建设的指导。而且,这两个乌托邦的“建造者”又是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主义哲学的追随者,在其信仰里,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因此任何物质都有生命。
正是在有机论的指导下,这两个乌托邦都坚持整体论,而这种整体论实际上也是有机论的具体表现。麦茜特在论述这种整体论时指出,“它成长于农民经验和村庄文化,以差异性层次为基础,却强调共同体的首位性、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内部同意与自我管理的理想。这里,公共整体仍然大于和更重要于部分之和,但部分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B23。这个与有机论紧密相关的整体论生态观成为当代生态哲学与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支撑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正如麦茜特所说,“今天已经认识到,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生存的关键是系统各部分的有机统一性和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维持生态多样性”B24。由此说明,生态的有机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性。再一个就是妇女的解放及其权利的实现。麦茜特认为,“乌托邦共同体是以男女之间、工匠与主人之间的更加平等为出发点的”B25。并说,“在基督徒城和太阳城里,妇女的解放程度高于现实中的16世纪社会”B26。
她还介绍了当代其他生态理论家提出的生态乌托邦构想。
她认为前述17世纪早期的两个生态乌托邦仅仅代表了“社会革命的前工业形式”,也就是说还是未经过工业革命的思想成果。于是,在面对当代严重的生态危机时,一些生态理论家提出了自己的生态乌托邦。这种生态乌托邦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一个是试图将“是”与“应该”即道德与科学加以统一;再就是试图将继续享受现代科技与人同环境的和谐相处加以统一。她提到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这个当代的生态乌托邦描写了美国的北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于1980年脱离联邦政府后所构成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社会。在这个静止的生态乌托邦中,社会以自然生态哲学为基础与指导,妇女成为社会的领导与主要党派的领袖,废除了私有制,人们生活在小型的乡村共同体或微型城市里,现代生活与生态保护高度一致。但麦茜特认为这还只不过是“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愿望”B27。
最后,麦茜特认为面对愈来愈加严重的生态危机,惟有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对经济优先进行革命,才有可能最后恢复健康,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必须再次倒转”B28。
麦茜特认为,在当代社会自然生态的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特别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附近的三里岛核反应堆事件,更加说明由放射性废料、杀虫剂、塑料、光化学烟雾和碳氟化合物所导致的地球疾病,乃至自然之死。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机械论世界观已经占据压倒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与妇女被压榨的情形根本无法改变。她说,“由17世纪自然哲学家发展出来的机械自然观,基于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西方数学传统,至今仍然在科学中占据支配地位”B29。又说,“关于自然的机械论假定,迫使我们日益增长地走向人工环境,对人类生活的越来越多的方面施行机械控制,而且丢失了生命本身的质量”B30。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限制了自然与妇女的解放。麦茜特是历史论者,力主一切的观念都是历史与社会的建构,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自然与妇女的解放都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自然保护和生态运动争取妇女权利和自由的结合,已经走到了相反的方向,“既是对自然也是对妇女的压制”B31。为此,这个“世界必须再次倒转”不仅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而且要“改革在消耗自然和劳动人民中创造利润的资本主义体系”,建立“适应性的新的社会模式”。B32这就将社会革命的问题提到了生态运动与生态女权运动面前,具有相当的革命色彩,正是麦茜特《自然之死》一书及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特色所在。
在生态女性主义之后,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6年,美国生态批评家格洛特•费尔蒂在她主编的第一本《生态批评读本》的导言中概括了女性生态批评发展的三阶段:第一阶段,发掘女性主义文学的主题与作品;第二阶段,追溯女性主义文学传统,发掘其内涵;第三阶段,考察包括经典文本在内的生态女性文学的内在结构。B33
当代生态女性文学批评内涵丰富,目前看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应该将生态女性主义的诸多观点,如上所说的对有机论与自然母亲观点以及生态理想社会建设的倡导,对机械论与自然之死的批判等等运用于文学艺术的批评之中。同时还有如下一些内容:
第一,借鉴生态文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有力地批判了男性中心主义。恰如鲁克尔特在分析艾德里安•里奇的《潜入残骸》一文时所说:“男性对待与摧毁女性的方法与男性对待与摧毁自然的方法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B34
第二,发掘文学作品与其它作品中有关大地母亲形象的丰富内容。例如英国科学家接任洛克对于大地母亲该亚的发掘与阐释,发展出十分重要的生态定律――《该亚定则》。
第三,对妇女特有的生存场所的描写与阐释。例如威廉•霍沃斯在《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中所说:“今天,生态文学批评在女权主义批评家与性别批评家当中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关注位置观念(the idea of place),这种位置观念起到了界定社会地位的作用。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观念是‘一个女性的位置’(a woman’s place),这个位置通常被描述成阁楼或储物间,在个体寻找到合适的环境之前,这个位置就是容纳并且扶养这些个体的地方。”B35
第四,对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的重新评价。这也有价值重建的性质,因为在文学史上,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很容易被忽视与曲解,需要站到正确的女性立场上来给予重评。
第五,鼓励广大女性积极参与生态女性文学创作,参与其它生态运动,真正成为保护女性权益、保护地球、保护孩子的主力。生态女性批评家们认为,由于女性天然地与自然的接近,由于她们是哺育子女的母亲,所以,可以说,她们具有关爱地球,关爱自然,关爱人类未来的天性。
①[美]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同①,第11-15页。
③ 同①,第2页。
④ 同①,第6-10页。
⑤ [美]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前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⑥ 同⑤,第3页。
⑦ 同⑤,第5页。
⑧ 同①,第210页。
⑨ 同⑤,第3页。
⑩ 同①,第181页。
B11同①,第188页。
B12同①,第205页。
B13同①,第204页。
B14同①,第224页。
B15同①,第229-230页。
B16同⑤,第3页。
B17同⑤,第1页。
B18同①,第60页。
B19同①,第70页。
B20同①,第146页。
B21同①,第180页。
B22同①,第89页。
B26同①,第85页。
B24同①,第93页。
B25同①,第89页。
B26同①,第101页。
B27同①,第109页。
B28同①,第327页。
B29同①,第322页。
B30同①,第323页。
B31同①,第326页。
B32同①,第327页。
B33[美]切瑞尔•格罗费尔蒂(著)《前言:环境危机时代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B34[美]威廉•鲁克特(著)《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B35[美]威廉•霍沃斯(著)《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Ecological Feminism and Ecological Feminist Criticism
ZENG Fan-ren
(The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态主义文化观；大学外语教学；文化导入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2-0049-02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日趋活跃，外语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语言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所以外语教学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语教师持一种怎样的文化观，这是一个关乎其微观教学活动的宏观理念的问题。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黄色的农业文明和黑色的工业文明之后，绿色生态文明时代正呼之欲出。在生态主义文化观的视阈下，生态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保护自然和防止污染等方面，而且也体现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生态系统中各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大学生肩负着传播先进思想、担当公民表率的社会责任，教育大学生树立起具有生态价值取向的价值观，无论对于大学生个体还是对于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生态主义文化观概述
生态主义思潮是在现实的逼迫下应运而生的，从产生之日起，它就背负着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使命。生态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看问题的方法和原则。在当下多元文化异彩纷呈的大背景之下，生态主义文化观可以说是一种颇有忧患意识的文化观，同时它也兼具包容和超越狭隘的品格。它倡导平等，反对霸权；提倡对话，反对封闭；高扬和谐，反对冲突。著名生态学者雷切尔？卡森就主张，人们应该用“生态整体观”来看待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这种生态整体主义同样也适用于人类文化生态系统。具体地说，就是应将世界上各种同质或异质的文化看做是地位平等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的成员。然而，在对生态主义文化进行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时候，有专家和学者注意到，单纯的理论研究枯燥而乏味，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也使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方法论被束之高阁，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因而也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生态主义文化观与外语教学的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就扭转了前述理论研究日趋学院化、晦涩化和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
二、生态主义文化观对推动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意义
随着我国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我国大学外语教学正逐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而向交际与文化教学方向发展。在目前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而深入的状况下，也使越来越多的我国外语教师有了到目的语国家学习的机会。目前，国内一些高校纷纷开设了诸如美国文化、英美文学、欧洲文明等面向大学生的文化通识课程。但是，与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的状况相比，外语教学中的关于文化观的研究还相对滞后。文化观是解决如何看待不同文化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观念。大学外语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经常要对中西两种语言和两种不同的文化作比较，所以比较教学法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外语教学的方法。文化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电影、书籍、电视和宗教传播向世界各国推行他们的文化霸权主义，美国的文化凸显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它藐视其他国家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外语教师和学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不和谐的、反生态主义文化观的影响，从而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标尺来衡量我们的文化。这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化观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着我们大学中的外语教学，影响着我们的外语教师和学生。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大学外语教师在教学中持何种文化观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大学的外语教师要有自己的清醒而独立的国际视野，要用生态主义的视野和视角来看待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组成部分，以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基准和尺度来看待其各个组成部分。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的使者，作为承担着影响人、教育人角色的社会群体，大学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设法激发学生的生态思维，必须教育学生看问题应具有生态视角。外语教师在其外语教学中坚持生态主义的原则，对学生进行生态文化的教育，终极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具备生态意识和生态视野的文化人。大学外语教师优化其微观语言教学环节的前提是必须树立起紧扣时代脉搏的宏观的教学理念。
三、生态主义文化观指导下的大学外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原则
生态主义文化教育在大学教学中的失语绝非是个别现象。生态主义在大学教师教学理念中的缺位，生态和谐意识在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作为时代精英的大学生们缺乏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所必须有的生态视野。笔者认为，大学外语教师在其外语教学中进行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的渗透，引导学生从以平等、和谐与对话为主要特征的生态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中西两种文化，不仅可在建设绿色文明的时出自己的声音，并且也有利于使外语教师走出为教语言而教语言的窠臼，对推进大学外语教学改革也有重要意义。
1.倡导中西文化互补性原则
人类只有突破自己的一己之限，才能达到使自己与自然彼此相安的境况。大学外语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挖掘教学资源中的生态意蕴并在生态主义原则指导下来进行文化的对比。在目前高校使用较多的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四册中的“与自然力量抗争”一节中，拿破仑和希特勒作为人类征服欲极度膨胀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吹响冲锋号，在敲响战鼓、在万军齐发的时刻，由于漠视了大自然中的气候变化的因素，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结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当今世界，在人类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今天，人们在寻求摆脱生态困境的办法的过程中，许多西方生态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我国古人是用一种人与自然相交融的态度来看待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对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有其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样，在分析课文内容的过程中，在生态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我们的外语教师就可以在中西文化互动互补的基础上，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引导学生全面而客观地看待各种不同的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长久以来，在西方文化霸权的语境中，我们中国在某些方面对西方文化也敞开了怀抱。北京大学著名学者王岳川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用“三片”来实现他们对中国的文化输出的。首先是好莱坞的电影“大片”。好莱坞的电影“大片”在一定程度上充斥在中国人的休闲娱乐生活中，中国的许多青年更是美国电影的忠实拥趸。事实上，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视听材料也多是英美影视节目的片段。在讲授文化背景的过程中，我们的英语教师也主要是单向地向学生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极少有本国文化的讲授，即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条件地传达着西方的文化，有的甚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甚至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的缺位不仅影响了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也使其中一些人滋生了一种违反平等和谐与共存的反生态主义的思想。
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着影响的第二个途径是通过“芯片”，即通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现代科技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在欣喜之余，我们也不能不说，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在生态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大学外语教师应具有跨国界的文化自知，应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同时注意保留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由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引发出来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主义的思想，田园诗人陶渊明就用它的饱含自然情怀的诗词指出了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生态危机的路径：转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观念，减少自己的物质欲望，致力于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生态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教师应向学生灌输生态主义的发展观，应该倡导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置于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西方文化向中国强势输出的第三个途径是以“薯片”为代表的消费主义。面对这种消费主义，我们应该教育和引导我们的年轻一代，应以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待反生态的西方现代商业文化，应持一种“物质生活简单化、精神生活丰富化”的生活观。在人类共同繁荣与发展的今天，我们大学的外语教师应该转变言必称西方、言必称美国的将自己看做是一个文化依附者的姿态，应以更加开阔的生态主义文化观的视野来看待中西文化以及它们间的关系。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们的外语教师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
2.尊重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则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的记忆，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心理、文化和思想情感。在外语教学中，风俗习惯也是传达尊重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有些外籍教师常会对中国学生“侵犯”了他们的所谓“隐私”表示不满，原因是在向外籍教师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为了能争取到更多的学习口语的机会，一些中国学生常常会用英语询问外籍教师某种个人物品的价钱。这在中国是一种很平常的寒暄方式，有些中国人甚至还会很高兴地主动地告诉对方自己某种物品的价格。但这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是被禁忌的，他们认为问这类问题是对对方的不尊重。我们的外语教师常常会用类似的事例来说明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并且有时也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文化或习俗做标准来衡量中国的风习。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自卑心理在作祟。经济有强弱，文化无强弱。外语教师若能着眼历史，即若能从根源上向学生讲清造成这类差异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地罗列现象，那么就能使学生逐渐树立起一种更加理性的生态主义的文化观。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非常重视个体的意愿和要求。这样的价值观表现在人际交往上，往往就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疏离。西方人习惯于在与人交往时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是比较亲近的人，彼此间也难以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天地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不然就没有它们之间的统一与和谐。中国人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集体主义精神的高扬使个体更倾向于用自己在群体中的恰当位置及应发挥的作用来体现自身的价值，所以中国人在人际交往时的主动热情就是其主要基调。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我们大学的外语教师既不能用中国文化及其价值标准来衡量西方文化，包括习俗，也不能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判断。生态化的文化观要求我们，应尊重中西文化间的差异。
21世纪是重视生态的世纪。生活在21世纪，人们应该使自己成为具备生态视野和生态思维的“生态人”。作一个具备国际视野的“生态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须有环保意识，在思维方式层面应具备生态主义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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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5篇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034-02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活动，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关注这一问题的重要流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试图解决人类遇到的生态难题，为人类深刻反思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使由原来“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这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上。力图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思考，获得一些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有益启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著作中，在该著作中，他们对人追求支配和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可以被认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早的表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塞、施密特、弗洛姆、沙夫和鲁道夫・巴罗。其中马尔库塞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在《论解放》和《反革命与造反》中，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论，论证了“解放自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两部著作对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影响极大，几乎所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这两部著作。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在分析批判中借用马克思著作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主张人的解放应以自然解放为前提，但在本质上都没有超出马克思。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80年代，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等。这一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分析了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修正”并“补充”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已经失效，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生态危机，指出资本主义的高生产、高消费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消费异化是直接原因，试图用修正和补充后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出了消费破灭法和稳态经济等解决办法。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福斯特、奥康纳、格伦德曼和佩珀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加成熟，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联系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他们还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相互影响，彼此促进。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及其缺陷研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力图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原因，探讨危机解决的途径，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
1.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问题是生态问题，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福利政策，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没有不但没有灭亡，相反却呈现了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生产和消费被当代资本主义所操纵，危机由原来的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领域已经转向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对资本的追逐，导致了生产的扩大和过度的消费，从而造成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所指出的，“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
2.异化消费理论
那么，这种生态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所谓异化消费，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即这种消费并不真正的是人们需要某种商品，而是受到媒体广告和流行时尚的控制，人们用这种获得大量商品的消费来得到人生的乐趣，来表达人们对劳动领域中异化的不满及其反抗。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改变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人去追求人的真实需求，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
3.生态危机解决的途径
对于如何解决生态危机，以莱斯、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该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生态社会主义是以经济生产的分散化以及去官僚化为基础的。所谓分散化，在工业生产中用分散的、小规模的技术取代日益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所谓非官僚化，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而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让工人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决策与管理，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主人，从而体会到劳动创造的幸福。
随着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日趋深入，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不会去考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合理，所以这样一种经济合理性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根本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本质上解决生态危机，从而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缺陷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凸显了一些西方学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生态危机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当代阐释的有益尝试。但是，作为一种与实践脱离的激进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过度抬高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地位，甚至用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虽然生态危机愈演愈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恰恰是资本的变本加厉才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加剧。
其次，通过实现“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观点是不切合实际的。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来实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企图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这种“零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发达国家不可能摧毁已有的现代工业基础和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保持现在的贫穷和落后状态，所以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最后，对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的设想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无论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用小技术取代大规模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和民主化，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还是后来的用“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来建立一种“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空想主义的理想色彩。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流派，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生态危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继承和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确立了正确的理论引导。
启示之一：生态危机理论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不可能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问题，而实质是人与人的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在解决生态问题时要把重心放在改革社会制度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因此，在加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建立人们分配和利用生态资源中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合理机制，从而建立一种有利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制度。
启示二：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态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势必具有比工业文明更高的生产力。不能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启示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应转变消费观念，提倡绿色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人们过去只是把异化消费的目光锁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而对我国的消费状况则讳莫如深，其实在当代中国，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早已司空见惯，这股“民间的”异化消费之风正疯狂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传统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乃至道德观念。构建中国生态文明观，一方面，应该尊重正当的消费权益，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意识到生态文明和扩大消费并不矛盾，更不以牺牲消费为前提。另一方面，应该树立健康的消费理念，既不为物质条件所迫，也不为消费文化所累。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生毕业论文为主，缺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论与阐述，因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为课题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将成为填补科研空白的巨大需求。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8篇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将"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三、研究现状评析
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研究现状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上，并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发展，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绿色社会主义构想及其实现手段研究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虽较系统和完善地评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各学派的思想，但仅停留在介绍其思想的阶段，缺乏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研究，提出具体的方案；缺乏从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的可实施的措施。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危机；文化；他者；父权；批评实践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4-0190-06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时蕴含着生态思想和女性主义批评视野。西方现代生态主义思想渊源已久，从卢梭（Jearl Jacques Rousseau）、梭罗（Henry DavidThoreau）到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等，具有理性良知和自然爱心的知识分子，已经清醒地意识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即将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其中，卢梭是现代自然主义发起人，主张简朴自然的生活，以在丛林中居住的实际行动宣告回归自然；梭罗是生态中心主义创始人，拒绝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主义，赞美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生活，作品《瓦尔登湖》（Walden）以诗意的语言描写了他在瓦尔登湖融入大自然的恬美；利奥波德提倡建立生态保护区，作品《像山一样思考》（ThinMngLike a Mountain）和《土地伦理》（The Land Ethic）认为土地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人类的财产，土地的使用也不仅仅是社会经济问题，要在人和土地之间建立和谐的伦理关系。
这些人积聚起来的反工业文明的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传统发展到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终于开启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生态保护运动。1962年，卡森发表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数据和事实，揭露了自然生态遭受人类严重破坏的恶果，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引起震动，现代生态主义运动大规模兴起。此时，正直欧美大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正如自然母亲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一样，充满了父权文化的压迫和暴虐，于是很快把自然生态问题自觉地纳入自己的批评范围。西方的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共同催生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流派
1.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改变人类传统看待女性和自然的方式以及文学书写方式，由此影响人们的思维观念，并进一步改变人类生存的世界。持社会生态观点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大多批判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把自然活动和女性生育同样看成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生产。美国的克里斯汀·维瑟（Christian R.Weisser）和西德尼·多布林（Sidney I.Dobrin）是著名的女性生态学家，她们在生态写作的批评方面颇有建树。在《自然话语：走向生态写作》（Natural Discourse Toward Ecocomposition，2002）里，她们指出：“不管一个人如何沉浸于对荒野的迷恋，整个自然环境都是由人类的话语来建构和认定的。”她们站在文学创作和审美实践的角度上，把马克思关于自然世界是人类对象化的存在即人化自然的观点融汇进生态女性主义书写。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人类的活动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人类的写作同样也没有离开过自然。诚如爱德华·怀特（Edward M.White）在《自然话语》的序言里指出的那样：“我们最早的写作就有着人类与环境的交织：亚当夏娃伊甸园里贪吃背井离乡，奥德修斯顶风破浪千里返乡，诸如此类。‘生态写作’（Ecocomposition）可能是个新词，但是它论述着人类最古老的关注话题。”虽然人类一直关注自然，但是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新的人文创作理念和叙事方式，著名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有凯伦·沃伦（Karen Waren）、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玛丽亚·米斯（MariaMies）、珍妮特·别尔（Janet Biehl）等人，他们的目标是消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以及一系列造成等级次序的非正义不平等状态。他们注重批评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除了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学说的影子，主张文化主体多元化，力求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
澳大利亚的普鲁姆德的著作《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Feminism andtheMastery of Nature，1993），在理论建构上独具体系，从柏拉图的死亡哲学、笛卡尔的人类权力梦想，直到机械理性的利己主义等构成的父系社会文化逻辑延续发展的深层脉络展开了分析批判，深刻系统地揭示了女性与自然的他者命运，成为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著作之一。该著作既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又有新历史主义的视角。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比较钟爱这些作家作品：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的《海浪》，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卡珊德拉》和《美狄亚声音》，美国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lson）的《宠儿》《秀拉》和《最蓝的眼睛》，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和《子午线》，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啊，拓荒者！》，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浮现》《可以吃的女人》《使女的故事》，克莱尔·山下（Clare Tei Yamashita）的《脐橙的回归线》（Tropic ofOrange），尼拉·拉尔森（Nella Larsen）的《流逝》（Passing），以及男性作家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头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人与海》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关注这些作品中由于性别、族裔、出身等多重身份和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环境恶化等给女性带来的生存体验。
2.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是另一支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经常被视为激进派，致力于彻底颠覆父权文化根基，建立新的宗教伦理秩序，恢复并发扬母性信仰传统。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是一次多元化主体向权力话语中心移位的解放运动，既有社会身份地位的解放，又涉及到精神世界的自由与解放。女性主义政治学家温迪·布朗（WendV Brown）认为：“解放主义充满了带有自我在建中的个人主体性……但是资本、种族、性属、性别这些因素构成了民主体系中的个置。”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目的，就是打破权力对主体建构的压抑，无论个体具有怎样的经济社会地位、种族民族、性别及性属，都能够拥有文化政治主体的位置。首先他们致力于在文化根基上，解放女性的精神世界，还原女性的主体意识，不再容忍男性社会的压抑。这点在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认识里格外重要。
精神生态主义继承了精神女性主义对大地母神的热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在土耳其查脱户耶克的考古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这是一个女性神祗倍受尊崇的，没有暴力、战争、杀戮的原始乌托邦社会。随着考古发现的大量女性神像的出土和女性原始乌托邦社会的发现，女性主义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鼓舞，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异神教运动高潮，很多后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参加了这一运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异神教运动和生态运动一起催生了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去父神化的统治，重回大地母神，实现女性精神自由等。1971年伊丽莎白·戴维斯（Elizabeth Davis）发表了《第一性》（the First Sex），1973年玛丽·达利（Mary Dalv）发表了《在父神之外》（BeyondGod the Father），1976年墨林·斯通（Merlin Stone）发表了《当上帝是女人时》（When God Was a Woman）。她们认为如今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剥削和统治，在这样的统治中，父权神教起到了帮凶作用。这些人后来成长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人类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都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剥削和统治。
1983年罗斯玛丽·卢瑟的著作《性别主义与上帝言说》（Sexism and God-Talk：Toward a FeministTheology）发表，文笔优美流畅，塑造了天堂女神的动人形象，既是一部理论阐释性的著作，又是一部难得的优美散文。其著作中展现出来的文学想象和意象设计十分成功。在书的前言中，她明确指出：“现在，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来讲，反对生态恶化的斗争与反对父权统治的斗争是连在一起的。”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注重文学的社会行动能力，发起和组织各种社会活动，批判男性文化的一元中心主义，推崇大地母神崇拜，认为女性与大地的关系就是有机的生态关系，一荣共荣，一损俱损。在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多喜欢隐喻的使用，像罗斯玛丽那样，将生态系统化身为自然母亲，赋予优雅亲和的女性意象。罗斯玛丽的多部作品都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经典，除了上面提到的《性别主义者与上帝言说》，还有1994年的《盖亚和上帝：拯救地球的生态女性主义神学》（Gaia and God：An Ecofeminist Theology of EarthHealing）、1996年的《以我们自己的声音：美国女性宗教书写四百年》（In Our Own Voices：Four Centuriesof meriean Women’s Religious Writing）、2005年的《生态女性主义全球化与世界宗教一体化》（IntegratingEcofemin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m Religions）等等，不断致力于生态女性主义神学理论的建构。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另一位倍受尊崇的大家是斯塔霍克（Starhawk），她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大地神学派的最重要人物，集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提倡大地母神信仰，反战反核，投身妇女运动、新异教徒运动、环保运动、和平运动和反全球一体化运动。早在1979年斯塔霍克就发表了《精神之舞：远古大地母神的新生》（The Spiral Dance：a Rebirth ofthe Ancient Religion of the Great Goddess），是精神派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1982年斯塔霍克的《梦想黑暗：魔法、性和政治》发表，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她最成功的作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探索了宗教及其仪式对人类生存的影响。1993年斯塔霍克发表了小说处女作《第五元素》（The Fifth Sacred Thing），是一部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乌托邦小说，借鉴了东方古老的五行智慧，认为地球是一个有机的有意识的生物世界，除了空气、火、水和土，还有更为神圣的第五元素。该作品获得了朗姆达文学奖（Lambda LiteraryAward）中的最佳科幻小说奖。
目前，斯塔霍克新的作品是2010年出版的《最后的绿野女巫》（The Last Wild Witch），一部女性主义生态寓言作品，获得了鹦鹉螺图书奖（Nautilus BookAward）。她的作品充满神秘的、魔力的、震撼的力量，大地母神宽忍而厚重，事物既有灵性的内在，又有彼此灵性的关联，当过度此消彼长、平衡不在的时候，生存危机就会发生，只有选取相互关爱的生活方式，才能重建和谐世界。她在作品中所阐释的精神信念无异于就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宣言，她说：“所有的人、生物都是地球的一部分，都是神圣的。我们中没有哪个比别个更高或更低。只有正义才能确保一切的和谐；只有生态平衡才能维持自由。而只有自由了，我们唤为‘精神’的第五元素才能充盈。敬重神圣，就是为食物、生计、居住、知识、自由和美留下繁荣的空间，敬神就是使爱成为可能。”这也是精神派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要旨所在。
3.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另一重要流派，其现实影响力更为直接而长久。从绿色环保运动到深层生态学思想，绿色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爱护自然、保护动物、关爱地球、物种平等。她们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反战反暴力，反污染反资源滥用，反食肉反虐待动物，维护世界和平、两性平等和倡导自然无国界和素食主义。在生态有机伦理观的影响下，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主张站在生态万物的角度上，通过移情（empathy）的艺术手法，以女性的或各种动植物的眼睛和心灵来感受和述说这个世界。事实上，热爱大自然和保护动物的思想由来已久，文学史上对自然的审美曾经成为古典文学或浪漫主义诗歌的一部分。如山林池沼成就了荷马、但丁、斯宾塞、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赛、雪莱、席勒、济慈、艾略特等大诗人笔下的诸多诗篇，也增添了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哈代、海明威等人作品中的景致，但是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自然的美丽或多难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本身并不是人格意义上的存在，不具有审美主体性。
正是在审美主体性这点上，被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加以重新解读，她们认为自然是人类文化的他者，一如女性是父权统治的他者一样，遭到了人类一元中心主义文化的统治、压迫和剥削。所以，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张用自然的视角，去审视文化中的自然。为此，她们发现了女性作家笔下自然表现的不同，如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弗吉尼亚·沃尔夫、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等人笔下的自然更是自然本身，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独立审美品格。多萝西·华兹华斯是威廉姆·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同他哥哥一样，也写作了一些湖畔诗歌，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发现了这些诗与其兄长诗歌对自然不同的审美；弗吉尼亚·沃尔夫《到灯塔去》第二部分的自然笔触更是具有自然本身视角的叙述张力；玛丽安·摩尔的《章鱼》《跳鼠》等更是展现了自然界生灵的世界；苏珊·格里芬的《女性与自然》更是以优美流畅的自然笔触而著称。除了对自然叙述的视角不同，男性作家海明威们对自然描述的话语的立场，也受到了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判。他们认为正是由于父权社会视自然为人类的仓库、人类的狩猎场、人类的战场，不断对自然的横征暴敛、肆意践踏，才导致了森林锐减、草场退化、土壤流失、沙漠泛滥、河水污染等等无数人为的自然灾难。
近年在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些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并迅即进入绿色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视野。作家玛尔妮·穆勒（Marnie Muller）的小说《绿火：骚扰伊甸园，一部厄瓜多尔雨林的小说》（Green Fire：Assault on Eden，a novelof the Ecuadorian Rainforest），一出版就获得好评。该作品展现了帝国主义殖民公司对厄瓜多尔原始雨林的破坏，土著居民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正在被殖民经济吞噬的可怕景象。苏珊娜·安托内特Susanne Antonetta的小说《身体毒素：一部环境的回忆录》（Body Toxic：An Environmental Memoir）同样引起批评家的关注，回忆录以充满田园诗意的语言，记录了恶化的环境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书写了在环境恶化影响下，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美国梦的破灭。其文笔颇有当年卡森的功力，因而受到如潮好评。可以说，苏珊娜以文学的形式对当今环境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女性声音。芭芭拉·金索瓦（Barbara Kingsolver），美国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她的神话小说《毒木圣经》（ThePoisonwood Bible）描述了一个传教家庭在环境恶化的刚果的遭遇，提出了生态正义与环境的问题。文学批评界对这些作品以各种奖项的形式来作为肯定、鼓励和回报。《绿火》最初发表于1994年，在1995年就一举获得了全美图书奖、玛利亚·托马斯优秀小说奖（Maria Thomas Award）、纽约图书馆最受青年喜爱图书奖。
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十分注重挖掘整理绿色文学的传统，寻求一种源远流长的理论命脉，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合理合法性。其中，最显著的文化史建构就是保护动物的素食主义运动。霍华德·威廉姆斯（Howard Williams）1883年出版的专著《饮食伦理》（The Ethics of Dief）成为动物保护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著作，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v）因为撰写了1892年该书的俄文版前言以及他曾经一度宣扬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思想，也被一并迎入这一阵营。此外，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发表于1975年的《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新伦理》（AnimalLiberation：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中的理论更是被纳入到绿色生态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渊源中。
对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贡献最大的两位批评家是玛蒂·黑尔（Marti Kneel）和卡罗·阿丹姆斯（Carol J.Adams）。玛蒂·黑尔于1982年同蒂娜·弗里斯克（TinaFrisco）一起创建了“生态女性主义者联盟之动物权力女性主义者组织”（FAR），以结束对女性和动物的虐待为行动目标，这个组织现在已经成为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的重要阵地，该组织创办了以自己名称命名的学术期刊《动物权力女性主义者》（Feminis for Animal Rights）。2007年玛蒂·黑尔出版了《自然伦理》（Nature Ethics：An EcofeministPerspective），理论性地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素食主义，提醒人们关注动物被囚禁的问题，以及男性社会力图对动物生殖及物种衍化的人为统治，这是一部她本人思想的集大成式的著作。她在书中说道：“作为一个完整体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我看来，不应该只是一种思潮，它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引领我们负责任的意识模式。”卡罗1990年创办了《肉食的性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期刊，继续建设动物保护女性主义的理论领域。除了前后撰写了一百多篇动物保护论文，卡罗还于2003年重新评论出版了霍华德·威廉姆斯的《饮食伦理》，最终把它打造成为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时至今日，素食运动正在成为人们饮食的新模式。
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是绿色生态女性主义里目前最活跃的分支，它甚至促使整个生态女性主义的重心转向动物权力保护和绿色素食运动。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事实上都是动物保护的支持者，她们撰写了很多知名著作与文章，宣传动物权力，重新议定人类、女性、自然与动物的关系，动物伦理学如今已成为显学。格里塔·伽德1993年出版了《生态女性主义：妇女、动物和自然》（Ecofeminism：Women，Animals andNature），书中精选了格里塔本人和马蒂·黑尔等人的文章，以动物伦理为主题编写的这部生态女性主义文集，被文学批评界认为是一部具有新意的独特著作；1997年又出版了《生态政治学：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绿色世界》（Ecological Politics：Ecofeminists andtheGreens），更是把生态女性主义的现实运动和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综合阐释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其面貌。1997年，凯伦·沃伦编辑的《生态女性主义：妇女、文化和自然》（Ecofeminism：Women，Culture andNature）发表，除了阐释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文学批评实践，还涉及了女性、动物和文化的关系等许多现实问题。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热点
如今，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影响力的日益普及，不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家在创作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等，而且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思想和理念加入进文化研究、电影制作、动画制作、新闻报道、广告设计等诸多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已经走出单一文字文本的传统模式，而进入超文本的巨制之中。相应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已经走向大文化批判的路子，越来越将文化的因素和影响力融合进自身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很多传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也因此得到重新批评，很多新出版的文学作品，在好评如潮的情形下，甚至被很快地改编成影视作品，而迅速走人千家万户。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科幻作品，无论是乌托邦的还是反乌托邦的，因为其思想内容的伦理深度，而深受电影制作公司的青睐。其实，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之际，电影等新兴媒体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所以即使不是生态女性主义性质的作品，也不乏有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因子在其中。
在这样的情形下，生态女性主义科幻作品批评异军突起。美国女作家厄秀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及其作品成为倍受批评界欢迎的佼佼者。近年来她的作品接连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空前成功，一时间成为非常成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家，引起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的格外关注。其实，早在1995年，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帕特里克·墨菲就对奎恩及其作品进行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2010年评论家艾米·克拉克（AmyClarke）更是出版了一本专著《厄秀拉·勒奎因的后女性主义旅程》（Ursula K.Le Guin’s Journey toPost-Feminism），专门评论奎恩的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认为厄秀拉在七十年代出现的后女性主义转向是其作品不断获得成功的原因，并对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念给予了肯定。厄秀拉是一个融汇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女性主义作家，值得中国学人注意的是，她不但自己翻译了中国的《道德经》，而且把道家阴阳两极相辅相生的神奇理念注入到自己的系列作品中，万物一体这种神奇而古老的东方智慧，引起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共鸣，促使她的作品不断获得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奎恩的科幻代表作《地海传奇》（TalesfromEarthsea，2001），精心打造出一个灵性四溢的虚拟王国，表现出生态万物彼此相依相生的道家意识，和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生态整体观达成一致。她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被评为女性主义科幻经典，在这里厄秀拉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两性同体、相辅相成、看重原始生命动力、没有性别歧视和生态压迫的神奇世界。厄秀拉以其女性特有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深刻的女性主义思考，为人们描绘出了一个与人类文化迥异的两性和谐相生的社会，她的作品因而带有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乌托邦色彩。
相对于乌托邦小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样关注生态反乌托邦小说。批评家格琳尼斯·卡尔（Glynis Carr）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不断扩大挖掘自己的绿色经典范围。墨菲本人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就身体力行地开拓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疆域，他对雨果奖作家吉姆·斯坦利·罗宾逊（JimStanley Robinson）热销的火星科幻三部曲进行了生态女性主义解读。这些作品呈现出的是反乌托邦色彩。由于人类对火星的殖民，造成火星居民不断面临人类科技带来的基因变异、动物变种、战争威胁，致使原地性灵系统失衡……其星际美丽的不再，就是地球未来的写照。显然，墨菲认为这类反乌托邦作品，对世人更有警醒作用。为此，墨菲对乔娜·拉斯（JonnaRuss）1997年发表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将要》（We WhoAre About To……）给予了极高赞赏。该作品描写了人类要对一个不知名的星球进行殖民统治的故事，女性主人公拒绝将人类的野心和霸权实施到这个生机盎然的外太空，认为人类无权入侵破坏当地的和谐生态。墨菲认为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小说，不仅表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灾难，更表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灾难，对二者均进行了解构和批判。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10篇
【提要】当代生态学从生态整体意义上提出了人与的依存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当代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了调和，以此来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原因。他们对当代生态危机的现状在理论上从人对自然的控制角度作了深刻的剖析，把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最终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蕴涵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逻辑，并致力于通过生产力的合理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决生态问题，因而在理论上与当代生态学具有被整合的一致性。
【英文摘要】Viewingtheecologicalworldasawhole,modernecologyputsforwardthedependentrelationshipbetweenhumanityandnature.EcologicalMarxismhasreconciledmodernecologywithMarxisttheoryon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ityandnatureandwherebyanalyzedthereasonsforcapitalistecologicalcrisis.Fromtheangleofhumancontrolofnature,ecologicalMarxistshavetheoreticallygivenananatomytothestatusquoofmodernecologicalcrisis.ycometoreachtheconclusionthattheadvancement ofscienceandtechnologytogetherwiththedevelopmentofproductivityhavebeentheoriginsofecologicalcrisis,andtheyfurtherconsidertheecologicalcrisisanideologicalproblem.TheMarxistHistoricalMaterialismcontainsthedialecticallogicintherelationshipofhumanityandnatureanditisdedicatedtosolvetheecologicalproblemsbymeansofthereasonabledevelopmentofproductivityandthereformofproductionmodes.Thereforetheoreticallyithastheidentityofbeingintegratedwithmodernecology.
【关键词】生态学/控制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ecology/controlnatur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productivity
【正文】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然而，当人类沉浸于控制自然的喜悦中时，自然也偷偷向人类伸出了报复的武器：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由此引发了60年代以来西方广泛的生态。作为一种自然的哲学视角，它要求限制工具理性的膨胀，控制生产力的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建立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实践上，生态哲学直接介入西方社会生活，并突发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要求，形成所谓的绿色革命理论流派。在哲学理论上，生态哲学看到了人类主体在发展生产力以改造自然中的一种功能性畸变。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介入了这场关系人类生存的重大生态革命，并把生态问题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逻辑进行责难。他们认为：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态危机；第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最终他们得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修正和补充”的结论。[1](76)本文立足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介的基础上，揭示出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本质区别，进而探索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逻辑的生态主义道路。
一
生态学这一概念自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86年首创以来，迄今已一个世纪。其实，生态科学在19世纪主要是被理解为非人自然存在之间的生态依存关系，而其作为当代自然科学的一个新的整体学科却是在本世纪60年代才突现出来的，并被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阐释，而且不是从原来的对象性意义，而是从生态整体意义上。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看，生态学一词是从希腊OLKOS派生而来的，它是家园的意思。生态学的“家”是指自然界，这里有一个隐喻，我们将自己整以生存的家当作了征服和奴役的对象。自然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结构，这个生态总体正是由于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构成的，因此，当这个系统的任何部分受到损害，生态总体便会发生内部失调。因而，生态学要求阻止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关系，阻止污染毒化生物圈，反对核技术而发展那种促进与环境相互依赖的“适当技术”，发展良性的再生性生产，以根本保护人类的生存。主张生态革命的绿党声称，他们主要是“发展一种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亦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和制度”（所谓第三条道路）。他们提出“恢复生态平衡，实现上公正，实行基层民主和采用非暴力”，反对强权政治，实现各国缓和，主张根本消除生化武器，最终建立一个以“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契合了这种生态主张，并折服了其中蕴涵的“绿色政治”所显现的有着巨大潜力的反对现存社会改革要求的新的趋向。他们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动因理论分析，从而得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终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本文将以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为代表，来评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二
莱斯看到了科技发展造成对自然平衡的威胁，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状况日益严峻。他把批判理论运用于对生态危机的分析，从而对生产力展开全面的反思，并提出控制自然的非法性，而强调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控制。
在《自然的控制》开篇，莱斯就站在生态学立场上提出了“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根源，并对该问题的两种看法作了剖析：一，把环境问题仅仅作为一种经济核算问题，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商品，与支配市场中的一切商品的命运一样，可以由来决定；二，认为科学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他认为，这两种思路都没有触及到环境问题的根源。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科技仅仅是控制自然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才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根源。只有深入理解了这一根源才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那么，控制自然这一概念有什么意义呢？他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一种悖论，它既有进步性也有退步性。因此，有必要研究它的历史起源与后来的演变以揭示该观念的内在矛盾。那么，问题的根源何在？莱斯认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控制自然”这种意识形态行为最根本的不合理目标就是“把全部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有”，[1](8)而导致“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被社会的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了”，[1](8)它破坏了人的自由，否定了人的解放。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莱斯列举了大量关于阐述控制自然的正反两方面的资料，从而得出了“社会的发展总是对所有的理性控制的要求毫不在意，相反，总是受到一种虚假的潜藏力——非理的支配，它的最大现象就是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落入了社会矛盾的非理性罗网的过程”。[1](19)为了论证这点，莱斯对“控制自然”的概念作了历史的考察。
他首先把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追溯到古代神话传说、宗教世界观和文艺复兴时的炼金术的观点。莱斯谈到，在古代文化中，在冶金操作形式的象征仪式中，就开始表现出人和自然积极合作的观点。与古代世界泛神论的崇拜自然的态度不同，犹态——基督教保持着“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从外部统治它的思想。《圣经·创世纪》中，上帝进行创造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文艺复兴是现代控制自然的观念的重要根源，人类控制与利用自然的能力迅速发展与提高，并广泛传播于欧洲大陆。在此之后，培根比以往任何人都清楚的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确立了它在人们心中的突出地位。
启蒙运动是一场改变一切观念的改革运动，控制自然的观念明确的获得了现代的形式，而且作为一种权威至今稳固不变，它彻底清除了培根控制自然的宗教背景。通过科技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已经无人对它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解剖了。
莱斯不但在古代神话到文艺复兴这段历史中追求控制自然的观念的来源，并且对近代的历史也作了考察。他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后，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然的复杂问题上得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在马克思所有时期的著作中，自然概念都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经过劳动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认识历史的关键。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一方面人是自然的存在，劳动能力仅仅是自然能力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人努力去改变自然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于自然是人的一种对象化存在，人通过改变自然界而改变自身，这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法。人通过劳动而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莱斯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对控制自然的观点的分析是深刻的见解，但又批判他无法预料科技的复杂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间残酷斗争的重要工具，而不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这一现实。这样，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补充、修正。
莱斯通过对“控制自然”的观念的历史考察，甚至把人统治自然历史追溯到古代的神话和炼金术中，试图对其作溯本清源的说明。但是其结论却值得商榷。控制自然的观念的真正起源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精神。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进而得以逐步提高的，只不过近代科技发展才为人真正支配自然提供了现实可能。可以说，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莱斯的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辩证法逻辑的一种根本性的否定。
以莱斯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统一为理论基点，以控制技术、限制人类生产力发展，并排除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取向为落点，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生态社会观。要想看清他们生态社会观的真实面目，看清他们的解释和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马克思，看看他本人是如何论述的。
三
马克思的辩证法蕴含着生态学的整体逻辑，它体现在马克思强调人与的和谐统一，并把解决生态的最终落脚点归结为生产力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上，它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马克思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是把自然看作异己的对象，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一方面，他认为自然是的、历史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他说：“费尔巴哈在其中的那个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界’，这种人化的自然界是直接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相关的，而人的实践活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它始终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33)只有从这两重关系才能真正说明自然的生成、本质和特征。马克思认为，与人相对的自然界是人通过劳动创造、占有和再生产的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人把自然纳入劳动过程，作为“劳动本身的要素”或“劳动的自然要素”。[3](42)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131)他特别强调：“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3](128)离开人而“被抽象的独立的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178)马克思断言，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自然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48)另一方面，马克思将历史看作自然的历史，将人看作自然的人。他指出自然界和人的相互：人在“人化”自然界的同时，也在“人化着”自己的感情、意识和语言，“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3](128)马克思发现过去一切历史观的最根本的缺陷是忽视了物质实践活动这个现实的基础，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掉，因而造成了自然和历史的对立。[2](44)实际上，“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2](49)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3](128)他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122)“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20)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历史的再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事实上，我们一天天的学会更加正确的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远或比较近的影响。”[4](519)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体现了生态整体的逻辑视角，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责难的有力反击。
马克思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强调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也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技术，才能最终解决生态问题。
马克思将科技视为生产力发展的内趋力。他认为：“科学在历史上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那么，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能力的提高，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基本前提和物质保障。马克思看到了随着劳动和分工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5](241)“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在每一个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象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的基础上发展一样”。[2](49)一方面，人越成功的改造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就越大。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变得尖锐起来。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当人作为自由劳动者出现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获得了巨大发展的时候，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也达到前所未能的程度。“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6](393)自然从被崇拜的对象降低为“有用物”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倒转过来，人才开始肆意破坏自然界，从而给自己的生存带来危机。
这样看来，生态问题的根源是生产方式和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因而，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认为，要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获得辩证的解决，就必需扬弃异化劳动，扬弃私有制，从根本上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120)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劳动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的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926)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有计划使得大规模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可能，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人的自由创造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只有在这种社会中人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只有借助科学技术，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才能第一次谈论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生产方式的变革的最终途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始终将自然视为人类改造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物质生产就是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式中对自然的占有，如果没有人对自然的改造，没有生产力的现实发展，也就没有人的存在，就没有社会历史的进步，也就谈不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伙伴关系。要在实践方面通过高度发展的科技来完善人类自身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合理的组织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调整社会关系，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人与自然的矛盾，直接由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所引起，因此，它的解决也有赖于物质生产的调节。调节不是要消除人类的需要，也不是停止向自然索取，而是在“索取的同时也要考虑给予”，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为自然建立一种有益于人类的新的平衡而自觉的创造条件。要做到这一点，人类还要依靠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当代生态学的思路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当代生态学并不反对人类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它只有反对当代人类技术系统对自然环境的过渡开掘而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生态学承认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这一历史关系，只是在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一定质点上，即生产力发展以庞大的科技为主导时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特定倾斜中，发生人对自然改造能力的过渡滥用。从而提出要建立人与自然的生态伙伴关系。质言之，“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整体逻辑并不相悖”。[8](396)
马克思时代的确没有生态学的视角，他们的确也没有提出将自然作为人类自身发展的伙伴关系这样明确的生态意识。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特定的社会实践（物质生产）基础上，从而为最终解决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
当代生态学的厘定不可避免的要吸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后，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并要在实践中付诸尝试，使其对未来社会的绿色设计不仅是被视作偏激与偏执的意义上的乌托邦理想，还应该成为人类面向21世纪超越传统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坐标参照与能动选择。
【】
[1]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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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11篇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生态学/内生态/外生态/目标
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的概念提出以后，国内学者关于政治文明的研究方兴未艾，主要研究思路有这样三种：一是把政治文明自身看做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含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三个层次，其中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主体。二是认为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从人类文明的整体来阐释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应当促进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三是将民主政治建设视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即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是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建设的本质特征。这三种关于政治文明研究的思路，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视角。结合这三种思路，笔者认为，生态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世界观把对象看成一个系统的整体，一种平衡的、有序的状态。因此，将生态学引入政治文明研究，其视阈中的政治文明必将是一个系统的、多维的结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内含“内生态”和“外生态”两个层面：政治文明的“内生态”，即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的三维结构及内在统一；政治文明的“外生态”，即政治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生态环境。社会主义文明应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内生态和外生态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生态化取向。
一、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的“内生态”架构
从内生态来看，政治文明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具有丰富的内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详尽阐释了“政治理智”、“政治精神”、“政治制度”、“国家制度”、“政治势力”、“政治行为”等政治现象，为我们研究政治文明内部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依据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大体可以把政治文明理解为三个层次：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
政治意识“是一定的政治主体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它既包括民族和个人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又包括社会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1](P59)。政治意识文明即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形态等不同层面的进步状态。政治意识是政治系统运行的“软件”支撑，是政治文明的观念层。政治制度是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主体通过组织政权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政治制度文明表现在国家制度的革新、政治制度的进步、法制制度的完善等方面。政治制度文明是 政治文明 的实体部分。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围绕权力而展开的利益权威性分配的过程。政治行为是特定政治主体的行为，包括国家、政府、政党从事的政治统治与管理活动，人民及一些团体从事的政治参与活动等。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基础部分，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归根结底要通过政治行为文明体现出来。政治意识是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政治行为的指南；政治制度是在政治意识的支配下，政治主体在行为模式上的组织化安排；政治行为是政治意识、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正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政治行为才得以表现出来。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政治文明“内生态”的良性循环系统。
附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对其他类型 政治文明 的扬弃，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的最高形态的政治文明。它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内在统一和良性互动，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我国政治文明内生态系统的优化，应着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塑造与提升、政治体制的建设与完善、政治行为的引导与规范等三方面入手。
首先是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塑造与提升。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势必给我国公民的政治意识带来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市场机制内在的竞争、平等、自由人格意识有助于国民民主法治观念的塑造；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政治取向的不断加剧，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加之我国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国家，长期缺乏民主传统和作风，民主意识淡漠，政治参与热情不高。这种现状，严重制约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塑造与培养，任重而道远。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主张科学的政治理念，是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的思想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塑造与提升，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对国民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意识教育，弘扬民主、廉洁、高效的执政理念，积极倡导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应注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促进社会成员政治意识的提高，并善于通过科学、先进政治意识的教育和宣传，引导、规范公民的政治价值取向，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其次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设与完善。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状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体制日益显露出自身的缺陷，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中共十六大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了九个方面的任务：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其目标就是要达到：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切实得到尊重与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再次是社会主义政治行为的引导与规范。不同的政治行为，其社会效果是不同的。只有在一定的制度规范下的政治行为，才能保证政治系统的良性循环。当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转型期社会特点日益凸现，社会阶层和利益不断分化，各种社会政治问题也接踵而至，而政府在短时间内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加上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特定的行为主体便采取非正常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政治行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表现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政府寻租行为、少数政府官员借助手中权力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影响了社会政治的清明；普通公众个体政治行为的缺乏理性、组织性和规范性，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扰乱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文明的政治行为，不管是政府、政党所从事的政治管理活动，还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的政治参与活动，都应当是民主的、合法的、理性的、正义的。立足于我国的现状，当前应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程序的建设与完善，规范不合理的政治行为，积极促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在积极保障公民合法的民主权利的同时，应力避各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防止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发生。针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参与水平不高的现状，当务之急应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公民的政治观教育，树立主体观念、主人翁责任感，提升参与意识；加强参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规范政治参与行为；积极拓宽参与渠道，努力营造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管理的机制和氛围，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个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
二、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的“外生态”架构
随着人类社会由蒙昧、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过渡，社会系统的结构也就表现为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三维统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段话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不仅包括特定的经济基础，而且包括建立于其上的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我们应把社会文明理解为三个部分，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体现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政治文明 是人类改造社会关系的成果，体现人类在改造社会中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自身主观世界的成果，体现人类与自身主观世界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应当是全面发展的文明，社会有机体“要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子系统的功能耦合、同频共振、相互促进来维持”[2](P28)。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的单兵独进，必将贻误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进程。如果把物质文明比做一棵树的“强劲”的树根，社会政治文明是它“粗壮的树干和树枝”，而精神文明则是“繁荣茂盛、充满活力和朝气的绿叶”[3]。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在社会文明大系统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关键，精神文明是灵魂。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物质基础及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建设既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又确保它们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 政治文明 通过一定的合理的社会制度既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又调动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积极性，从而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了发展动力。
任何一种政治文明都是特定社会生态的产物，必然受一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充分认识三者的关系，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和公民的思想文化素质的建设，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劲的智力支持。
首先要尽快壮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的政治活动归根结底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只有物质生产发展了，生活富裕了，才有从事政治活动的可能。因此，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建设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撑。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首先，一个社会本身经济福利水平塑造其公民的价值和态度，培育人与人相互信任感的发展。生活的满足和充裕的民主制度存在有密切的联系。其次，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教育水平，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倾向于培育出信任、满足的性格，发展起民主生活所需要的能力”[4](P75—7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但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地区发展并不平衡，物质技术基础比较薄弱，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大，人均收入较低，由此决定了当前我国公民在总体上还处于强烈要求实现经济权利而非政治权利的阶段，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所以，发展经济是我国最大的政治。只有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市场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促进民主的不断进步。
其次要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步伐，为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会给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生活以影响；反过来，特定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也会通过对政治意识的渗透与影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从而促进或阻碍政治系统的运作过程。因此，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程度根植于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之中，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与其民主化程度也是一个成正比的关系，列宁对此有过许多论述，“在一个文盲的国家中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的”[5](P549)，“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6](P200)，要赋予人民担任管理国家事务的重任，就必须提高其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
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提高国民的道德意识和文化水平，是我国政治文明尤其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内在要义。我国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国家，等级观念、官僚意识、道德中心主义、家长制作风等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广泛存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乃至在人们头脑中的根深蒂固，必将制约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取决于对这些封建思想摈弃的程度。而且，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水平还相对比较落后，国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因此，我国 政治文明 的建设内含着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要求。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7](P163)当前，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努力改造落后文化，移风易俗，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态化目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和法治是现代政治的三个支柱，三者的统一程度决定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虽然资本主义也具备政党政治和法治政治，而且也以民主政权自居，但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只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三者的真正统一。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 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生态”和“外生态”目标内在统一于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特征。民主政治要解决的，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惟一的奋斗目标的政党，把人民真正作为主人的国家，把人民的意愿真正法律化、制度化的机制，才可能使三者同一融合。”[8]对人民利益和意愿这一现代政治文明终极价值的不断追求，是三者交融的内在运作机理。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政党政治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历史和现实的实践经验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9](P252)。党的领导不仅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为了要保证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二者是内在统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执政理念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者的明证，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独特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随着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坚持党的领导就要不断地完善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要从主要依靠政策执政向主要依靠法律执政转变，“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10](P33)。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基点，也是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现实举措。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首先健全党员的民主权利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集体领导制度以及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等，切实做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的本质要求。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使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依次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几种类型的政治文明形态。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决定了前三种社会政治文明始终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以及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权力控制形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政治文明的性质发生了质的飞跃，第一次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我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不仅应当从价值的维度来理解，更应当从制度和组织的维度来理解。发扬人民民主，一方面要深入探讨人民民主的内在精神、弘扬民主的作风和理念，更重要的是研究和设计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与组织规范。在我国，人民民主在制度安排上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人民群众通过选出各级人大代表，间接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二是在农村、城镇社区、企事业单位，实行基层民主自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因此，我们一方面应继续坚持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同时，应着重加强基层民主的建设，在农村，应继续加强基层政权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完善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制度；城市的社区建设、城镇居委会以及其他群众团体，都在基层民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应适应新的形式要求，继续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在企事业单位，要坚持和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在依法履行民主管理职权的同时，结合企业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适合在股份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中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新途径。
3.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保障。实施依法治国，是现代政治的必然要求，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与法制是相互推动、协调发展的，以赋予最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权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以完善的法制建设为保障，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扩大民主，必将产生许多难以预料的社会负面效应。民主政治内含着法治的要求，因为民主政治在现实中即“民意”政治，民主政治是按照人民的意愿进行统治的。固然，每个公民都有行使民主的权利，但如果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民主，必然会与他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相冲突。因此，民主权利的行使必须要有一个符合社会共同利益要求的制约机制，这就需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的意愿要能够进行统治，必须使它强化为国家意志，即转化为治国之‘法’，当这样的‘法’被贯彻和落实，民意就得到了实现，民主也就成为现实。”[8]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施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努力使党的政策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坚持依法执政。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必须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和民主权利的行使，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要以充分表达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接受人民的监督为出发点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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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清教主义 自然生态危机 精神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I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在早期的美国，清教主义不仅推动了人们个性解放、促成建立现代劳动、职业和财富观、以宗教的理想勾勒出国家未来追求的目标，而且它们奠定了今日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础，铸就了美国民族特性。
然而，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开垦，美国工业的蒸蒸日上，以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来探究，我们发现一个生态失衡的危机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严重恶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陷入不和谐的境地，人自身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濒临崩溃。
一、 自然生态危机
在清教徒的思想中，他们怀着一种使命感、神圣感在创业，将在美国的开拓疆土、扩大产业、增加财富视为天职，以建造他们的伊甸园。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逐渐形成，“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人改变了对自然的态度，将自然视做为人类而存在的事物，把自然当做可随意蹂躏的“俘获物”他们以征服与主宰大自然为自豪，甚至以残害弱小生命为快乐。
即而随着工业机械文明的盲目扩展，以及南北战争中南方的失败，美国南方被迫加入到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之中。美丽的原始森林逐渐被砍伐殆尽，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大规模生产的工厂所占据。空气、土地、水等受到工业废气、化学废物的严重污染，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被隆隆的机械声所淹没，而人与自然生态的纽带也被工业机器的利刃斩断。正是由于工业机械文明发展中人类的贪婪、利己主义以及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的盲目自满，人与土地血脉相连的关系已不复存在，美国南方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与持续遭到人为的摧残与破坏。正如艾比所言，人类的“原罪，真正的原罪”，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盲目破坏了这个自然的乐园。[1]
在许多清教徒的笔下，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自然生态遭受危机的世界，霍桑的小说《红字》是以清教社会的波士顿为背景，人们要恪守清规戒律，否则会被施以刑罚，海斯特就是因为犯了通奸罪而被罚戴上红A字，清教社会的这一无情的烙印对自然森林的影响无处在。
霍桑虽然在《红字》中没有用大量的篇幅描述自然景象，但几乎每一处对自然的描述都蕴含着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在小说的第一章“狱门”中，象征着文明社会的监狱的那间狰狞而阴森可怕的木屋呈现出一番凄凉景象，大门上面沉重的大头铁钉长满了铁锈，监狱旁边的草坪上长满了很不雅观的植物。然而，霍桑笔锋一转，在监狱入口的另一面的门槛上设想了一丛野玫瑰，这种美与丑的对比预示着故事中文明社会与大自然的冲突，并以野玫瑰上缀满了宝石般晶莹的花朵来期望缓解自然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福克纳著名的“荒野三部曲”《古老的部族》、《熊》和《三角洲之秋》以及《八月之光》《去吧，摩西》中多处提及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以此所造成的生态危机。
福克纳在《八月之光》中对工业对森林资源的破坏进行了谴责，只要有森林的地方就有伐木厂，森林和土地被机器践踏蹂踊之后变得贫瘩荒凉。铁路的修建和出现加快了伐木厂、机器蚕食自然资源的速度。自然生态在一天天的遭受破坏，这种自然生态危机也在一步步加深。福克纳在多部小说中都描写了铁路进驻森林的景象，铁路修进了大森林，成片的树木在运送木材的火车的运行中消失，大森林在迅速消失，荒野在消逝。自然生态也在迅速消失。
人们因为他们自身的贪欲而对土地进行无限制的占有、掠夺。加紧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森林的减少，水土流失的加剧，一系列的自然灾害随之而来，人们失去了自身的家园，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是人不得不承受自己所造成的恶果，再不重视这种自然生态危机，保护我们的人类的家园，自然对我们报复的会更加强烈。自然的苦果也会等着人类自己去蚕食。
二、精神生态的危机
在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的双重威胁下，人类的精神生态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进入精神道德的混乱状态。对生态的关注不仅仅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还要重视人的精神生态以及这种危机意识。清教主义对人的精神生态的破坏造成了许多文学作品中人的人格分裂和价值扭曲，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悲剧。
霍桑《红字》中的女人公赫斯特・普林便是这样一位背负着罪责，默默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他者”。作者通过披露清教社会当权者的道貌岸然、牧师丁梅斯代尔的虚伪以及医生奇林沃思的疯狂复仇，揭示了当时社会严重的精神生态失衡，并通过赞扬海斯特心灵的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表明只有达到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实现心灵的回归，才能解决精神生态危机。霍桑通过真实的场景和现实的清教哲学，成功地描述了清教社会的残酷和它对人性的扼杀：在当时清教的严酷状态下，社会生态已严重失衡，社会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亟待解决。
奥尼尔的许多剧本也揭示出清教主义传统思想对人类精神生态和人文生态的破坏。《榆树下的欲望》和《奇异的插曲》等剧深刻地揭示了清教主义思想所造成的悲剧。在《悲悼》中，奥尼尔有意以新英格兰为背景，并把曼侬一家描绘得冷漠、严酷和毫无欢乐，像荒芜的景色那样。他们深深地受到束缚人心的清教主义道德准则的影响，行为受到限制，欲望受到抑制，无法表达正常的感情。
奥尼尔是采用各种方法加以表现孟南家的清教传统的，孟南家的这座门前装点着白色希腊庙宇式门廊的住宅就是这一传统的象征。孟南家的住宅就是清教主义社会的缩影，宅中人注定无法逃脱注定的命运。清教主义思想严重地破坏和扭曲了剧中人的精神生态。
20世纪以来，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进程在使人类逐步摆脱愚昧贫穷，走向文明富足的同时，却给人类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但自然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人类的幸福感也急剧下降，发生了严重的精神问题。于是，惊慌失措的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并试图从思想和精神层面找出造成今天危机四伏局面的原因。
三、 结语
如今，自然环境恶化日益加剧，精神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变质”，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生态失衡正在不知不觉中向人类的精神世界蔓延，人们越来越唯利是图，整个社会变得物欲横流。霍桑在他的小说《红字》中以超前的生态意识揭露了所谓的人类文明给大自然带来的自然生态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办法，即人类应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回归心灵，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都应该和谐相处。人类不仅对自然肩负着重要的生态责任，需要切实保护好自然的家园，人类也要守护好自己精神的家园，让这种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离我们远去。还我们一个健康的绿色的生态家园。
参考文献：
[1]邓志伟.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危机论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2]范冬萍.生态道德与人类素质[J].自然辩证法
[3]纳撒尼尔・霍桑.红字[M].苏福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4]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生态文明视域； 生态危机； 马克思主义美学； 转进
一
生态危机不是自然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强加给它的。自然本身也无所谓“危机”，所以生态危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人类生存命题直接相关的大问题。生态危机的潜台词就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是人类自身生存方式导致的恶果。自从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后，生态危机就象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了人类的头顶，让人胆颤心寒。尤其是二战以来，生态危机警钟常鸣，成为不得不面对的全人类大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家和学界俊杰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加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全球性反思之中，形成了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对话语境。wwW.133229.cOM在这种情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否进入这一问题域，能否参与此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何种方式进入，应以何种态度进入，应从那个层面入手，能解决生态危机那个层面的问题，在生态文明的构建中它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构成了生态文明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于十九世纪重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与批判，重在探寻这种制度之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及其历史发展的进程轨迹，重在为人类寻求一种可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按历史逻辑规律可能出现的合法的新型社会；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继承者列宁在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以革命理论家敏锐的眼光觉解出资本主义本质的垂死性与垄断性；直到中国的毛泽东以特有的中国方式用运马克思主义除旧布新、开疆拓土。身处矛盾激荡的社会大环境，他们理论的瞩目点重在对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认知与开解，重在为“革命”提供理论支持。然而，他们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初期，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虽有但并不凸现也并不严峻。因而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社会所置身于其中的整个生态环境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与应有的深层的理论思考，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所以，我们今天在解决生态问题时也就无法从他们的著作中明确地找到现有的具体答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我们要想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切入点，首先应了解一下生态问题的起因和根源问题。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认为，当人类自身的繁殖能力超越了自然负荷时就会给自然带来恶果。美国生物学家哈丁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污染问题是人口带来的结果”。[2]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他们的观点是探求生态问题的经济根源，指出地球资源是十分有限的；但现代社会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全然不顾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态问题，所以应在地球上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均衡发展模式。巴里·康芒纳却把生态危机归咎于现代技术。他认为，“新技术是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3]他还进一步指出，技术是一方面，关键在于人类技术的既定目标。以上观点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从客观的角度探究了生态危机生发的根源。然而对社会科学来说，探讨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事实论”层面，而应深入到支配人类主体行为的观念意识层，这也就是深层生态学所努力的方向。“与浅层生态学看法相反，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和文化危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我们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而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人和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4]深层生态学的主张有其合理的一面，那就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从人类的思想价值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把探究解决问题的触角延伸到人类的观念意识层，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决定人类思想观念意识的是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我们以为，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观点都忽视了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认识论根源。从生态危机生发的时间轴线上看，最明确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而且从目前全球发展的实际情形看，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越发展，波及的面积越大，生态危机就越严重，这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以消费为主导型的生活模式是极端片面和畸形的。因为其生产是资本家为了最大化地追求利润，为了追求利润，他们根本不顾及利润之外的东西。为了实现利润，他们可以无止境地开采掠夺能源，不顾及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他们大量地排放废气废物，生产各种有害于人类健康的有毒化学物品，甚至核武器；他们往落后国家输出有害垃圾，廉价攫取那里的自然资源。在消费策略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挖掘和刺激人的消费欲望，致使人欲极度膨胀，把人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架永不停息永不知足的消费机器。劳动异化，生产异化，消费异化，人际关系异化，一切一切均围绕着金钱利润运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已将整个世界搅动起来，全部纳入其资本制度的规制之下。这就是以利润为核心为动力，以金钱至上观念为轴心，以最大的物质享受为终极目标，以极端自私为做人准则。致使人类蜕变成一只永不餍足、无情地蚕食地球的“大虫子”；而作为人之为人的崇高精神追求却被弃置一边，致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异常贫困化和扭曲变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李嘉图的话指出， “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5]我们也可以将马克思的话作进一步的引申：对资本家来说自然界是微不足道的，利润才是一切。马克思恩格斯毕其一生精力揭露资本主义是近代人类社会恶的总根源是不无道理的，这对我们今天分析和认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有很大的价值。以上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从认识根源讲，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还是有很大缺陷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说整个地球就是一个血脉相同的大生物有机体。世界古代人类文明早已形成了原始朴素的自然有机整体观，特别是古希腊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都将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所形成的机械自然观却把自然看成是一个彼此分割的、相互没有联系的、静态的、只按照力学原理运动的世界。他们甚至把人看成是一架机器，更何况是自然。同时，他们也极力强调突出人的价值地位，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藐视自然的伟大作用，将自然和人相对立，确立了天人相分的近代机械自然观。沿这样一条理路形成的“现代性方案”，自然就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自觉不自觉地将现代人类推入可怕的生存困境和危险的存在境地。这是其一。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认识根源还有人们对生态自然知识的蒙昧无知。如，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围湖造田，毁林毁草种地，等等，是始于急功近利或政治目的，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破坏并导致严重的后果。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客观原因，如，战争，天然灾害，等。但从历史上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为因素要占主导地位。生态环境的大面积恶化致使自然界生存与发展的自在性、自因性以及生物界生存的因果链条反映机制无法自我修复而陷入危机。概述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们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主观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也即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但依然为之的，这是出于某些个人、集团或国家极端的私利心态；二是愚昧无知的。也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需要对之加强生态知识的普及与教育。
总之，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普遍地存在着，生态危机已演变为世界性的大问题。但生态危机总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工业生产方式和以消费为主导型的生活模式导致的。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性的生态危机有进一步加剧的态势。同时，在思想领域，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全球生态文明浪潮的勃发与勇进。人类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思想理念上，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发展质点。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应以全球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切，尤其是生态文明的构建与发展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当代先进思想的结晶与表征。所以，马克思主义更应具备当下理论的敏锐性和视角的前沿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应具备这样的精神品格。由于当代人类生存的沉层困境和危机是整体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样就导致了人类对自身生存价值的重新估价与思考。因为，当代人类文明无论有多先进，若没有健康的生态资源的强大支撑，那将是脆若垒卵的。过去由于西方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巨大遮蔽作用，人类自以为能超脱地生活在由理性秩序和科技巨力打造的强大梦幻城堡中而蔑视自然的存在，但这样的心态在今天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情形下已经幻灭。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地面对。在中国极具主导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于这场深刻的生态文明思维范式转换中，作为一种先进性的思想就不能忽视这样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因为人类的生存问题毕竟是大问题，美学作为一门探求人类审美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也就不能隔纸不闻，更不能置身局外缄默不言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某些时代局限性，而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自身强大的解释力量和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能墨守陈规；马克思主义美学同样更不能束手束脚，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著作中寻章摘句以应证他们曾讲过或谈过类似于生态危机之类的话语问题，这样做就会有教条主义之嫌。马克思主义应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他们思想原则方法的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开放性和构建性极强的人文学科，作为思考新问题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起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尤其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所以，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其思想内涵，价值相度，价值理想，解释力量，理论旨趣以及学术品质等方面均可成为解决生态问题和构建生态文明的强大文化思想资源之一。
．
以往，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时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美产生的根源等，问题的视角仅局限于本源性的理论视域，定位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没有顾及现当代人类生存的危机困境问题，没有从生态大纬度视角出发高屋建瓴地鸟瞰人类的整个生存图景，把美学的视野置放于更现实的人类生活逻辑起点，而是远离人类生存，趋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清谈玄学，具有浓郁的近代德国美学传统痕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6]解释世界当然是必要的，而改变世界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人类在以往改变世界时出了大问题，将世界改变的面目全非，将世界改变到让人类自身无法生存，这与全人类美好的生存愿望南辕北辙。21世纪是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世纪。全球化的到来，既体现了新世纪繁荣的一面，也凸现了全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性生存境遇。面对当代人类严峻的生存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突破原有的理论叙事模式，与当下的时代语境相契合，在其学科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地介入这一世界性的理论对话，由人本归位转向人类生存相度，用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和卓越的理论远见反思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困境，为人类美好的未来构建适于人类生存的或人应该如此生存的状态图景，也即美的生存蓝图。
21世纪将是生态文化崛起的时代，因为它是当代美学超越审美本体论模式和主客二分对峙思想谱系，走向审美文化、审美存在论后现代境域这一重大学术转型的价值基础和普遍共生后现代生存方案的基石。这样，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也就必然地展现于每个美学工作者面前。那么，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从那几个方面着眼来研究生态美学？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为它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生态美学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逻辑前提，同时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美学这门学科在生态问题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标志之一。
我们以为，应从六个方面进行：
第一，在我们找到了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后，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对造成生态危机的丑的社会制度，非美的人类行为方式，具有缺陷的社会体制，虚伪的人类价值和丑陋的生活方式予以批判和反思，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批判中不断地创新发展。
第二，对当代人进行生态美意识启蒙。也即，拓展人们的审美视界，提升人们的审美意识，将人们对一枝一叶、一花一草、一山一水的眷恋提升为对整个生态大自然图景的赞美与欣赏，开阔人们的审美心胸，将人们从以往狭隘自私的唯功利心态解脱出来，实现人与自然的重新和合，从而构建天人和谐的新型情兴关系；引领人们回归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以生态美的眼光重新审视看待大自然，在思想精神上努力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最高境界；强化人们的生态审美意识，而不是冷漠地仅把大自然看成是有用的任人宰割奴役和盘剥的对象。
第三，超越本源性的理论视域，深入人类的思想内核、观念层，从生态大纬度，也即，从有机整体性，自然秩序性，系统性，开放性等具有生态特征的思维范式，对现代人类审美观予以生态式的重新阐释与建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现代的、当下的生态文化精神重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观。
第四，从生态纬度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中蕴藉着深厚的生态美学思想，我们应从中挖掘出被遮蔽掉的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理论，让其发扬光大。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详细表述，关于美的规律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关于人的解放等等，其中都包蕴着非常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
第五，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已取得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具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大部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生态危机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注。他们的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我们应当加以借鉴、研究和吸收，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内容。
第六，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美学思维范式的中介，将之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有机成分。这也是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本土化特征的方面。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已经生成和正在生成着的一门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流动变迁的有序构成过程中，自身虽然要受到当下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与规范，但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在历史之外，而在历史之中，它是一个活的开放着的与人类审美实践历史相照应着的人文学科。所以，在当下生态文明构建的文化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可能将自己置身度外，而是必须参与其中，以自己的理论力量和解释精神回应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难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解决与生态文明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任何单一的力量恐怕都无法完成，因为它是人类现代文明长期积淀累积而成的负面性结果。作为一项重大无比的历史性事件，它已构成世界性的人类发展瓶颈，这需要全世界来共同担当。生态危机的解决和生态文明的建构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是全人类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和其他学科一道共同努力，任务就是把生态危机意识和生态文明建构意识转换成群体意识，最终积淀转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支撑人类在新的历史境域下前行的精神原动力和人类新价值观的奠基石以及人类价值选择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斯·舍勒在其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讲到，“人就其本性而言，完全能够无限地拓展他自己所能及的地方——拓展到现实世界所能延伸之境。因此，人本质上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7]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也具有无限拓展自己理论所能及的范围，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这是为其学科本身独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562页．
[2] 巴理·康芒纳著．绿色经典文库·封闭的循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3页．
[3] 巴理·康芒纳著．绿色经典文库·封闭的循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0页．
[4] 雷毅著．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13页．
[5] 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42卷， 72页．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生态文明视域； 生态危机； 马克思主义美学； 转进
一
生态危机不是自然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强加给它的。自然本身也无所谓“危机”，所以生态危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人类生存命题直接相关的大问题。生态危机的潜台词就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是人类自身生存方式导致的恶果。自从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后，生态危机就象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了人类的头顶，让人胆颤心寒。尤其是二战以来，生态危机警钟常鸣，成为不得不面对的全人类大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家和学界俊杰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加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全球性反思之中，形成了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对话语境。在这种情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否进入这一问题域，能否参与此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何种方式进入，应以何种态度进入，应从那个层面入手，能解决生态危机那个层面的问题，在生态文明的构建中它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构成了生态文明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于十九世纪重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与批判，重在探寻这种制度之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及其历史发展的进程轨迹，重在为人类寻求一种可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按历史逻辑规律可能出现的合法的新型社会；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继承者列宁在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以革命理论家敏锐的眼光觉解出资本主义本质的垂死性与垄断性；直到中国的毛泽东以特有的中国方式用运马克思主义除旧布新、开疆拓土。身处矛盾激荡的社会大环境，他们理论的瞩目点重在对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认知与开解，重在为“革命”提供理论支持。然而，他们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初期，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虽有但并不凸现也并不严峻。因而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社会所置身于其中的整个生态环境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与应有的深层的理论思考，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所以，我们今天在解决生态问题时也就无法从他们的著作中明确地找到现有的具体答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我们要想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切入点，首先应了解一下生态问题的起因和根源问题。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认为，当人类自身的繁殖能力超越了自然负荷时就会给自然带来恶果。美国生物学家哈丁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污染问题是人口带来的结果”。[2]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他们的观点是探求生态问题的经济根源，指出地球资源是十分有限的；但现代社会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全然不顾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态问题，所以应在地球上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均衡发展模式。巴里·康芒纳却把生态危机归咎于现代技术。他认为，“新技术是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3]他还进一步指出，技术是一方面，关键在于人类技术的既定目标。以上观点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从客观的角度探究了生态危机生发的根源。然而对社会科学来说，探讨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事实论”层面，而应深入到支配人类主体行为的观念意识层，这也就是深层生态学所努力的方向。“与浅层生态学看法相反，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和文化危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我们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而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人和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4]深层生态学的主张有其合理的一面，那就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从人类的思想价值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把探究解决问题的触角延伸到人类的观念意识层，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决定人类思想观念意识的是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我们以为，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观点都忽视了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认识论根源。从生态危机生发的时间轴线上看，最明确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而且从目前全球发展的实际情形看，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越发展，波及的面积越大，生态危机就越严重，这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以消费为主导型的生活模式是极端片面和畸形的。因为其生产是资本家为了最大化地追求利润，为了追求利润，他们根本不顾及利润之外的东西。为了实现利润，他们可以无止境地开采掠夺能源，不顾及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他们大量地排放废气废物，生产各种有害于人类健康的有毒化学物品，甚至核武器；他们往落后国家输出有害垃圾，廉价攫取那里的自然资源。在消费策略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挖掘和刺激人的消费欲望，致使人欲极度膨胀，把人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架永不停息永不知足的消费机器。劳动异化，生产异化，消费异化，人际关系异化，一切一切均围绕着金钱利润运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已将整个世界搅动起来，全部纳入其资本制度的规制之下。这就是以利润为核心为动力，以金钱至上观念为轴心，以最大的物质享受为终极目标，以极端自私为做人准则。致使人类蜕变成一只永不餍足、无情地蚕食地球的“大虫子”；而作为人之为人的崇高精神追求却被弃置一边，致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异常贫困化和扭曲变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李嘉图的话指出， “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5]我们也可以将马克思的话作进一步的引申：对资本家来说自然界是微不足道的，利润才是一切。马克思恩格斯毕其一生精力揭露资本主义是近代人类社会恶的总根源是不无道理的，这对我们今天分析和认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有很大的价值。以上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从认识根源讲，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还是有很大缺陷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说整个地球就是一个血脉相同的大生物有机体。世界古代人类文明早已形成了原始朴素的自然有机整体观，特别是古希腊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都将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所形成的机械自然观却把自然看成是一个彼此分割的、相互没有联系的、静态的、只按照力学原理运动的世界。他们甚至把人看成是一架机器，更何况是自然。同时，他们也极力强调突出人的价值地位，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藐视自然的伟大作用，将自然和人相对立，确立了天人相分的近代机械自然观。沿这样一条理路形成的“现代性方案”，自然就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自觉不自觉地将现代人类推入可怕的生存困境和危险的存在境地。这是其一。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认识根源还有人们对生态自然知识的蒙昧无知。如，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围湖造田，毁林毁草种地，等等，是始于急功近利或政治目的，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破坏并导致严重的后果。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客观原因，如，战争，天然灾害，等。但从历史上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为因素要占主导地位。生态环境的大面积恶化致使自然界生存与发展的自在性、自因性以及生物界生存的因果链条反映机制无法自我修复而陷入危机。概述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们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主观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也即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但依然为之的，这是出于某些个人、集团或国家极端的私利心态；二是愚昧无知的。也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需要对之加强生态知识的普及与教育。
总之，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普遍地存在着，生态危机已演变为世界性的大问题。但生态危机总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工业生产方式和以消费为主导型的生活模式导致的。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性的生态危机有进一步加剧的态势。同时，在思想领域，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全球生态文明浪潮的勃发与勇进。人类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思想理念上，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发展质点。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应以全球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切，尤其是生态文明的构建与发展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当代先进思想的结晶与表征。所以，马克思主义更应具备当下理论的敏锐性和视角的前沿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应具备这样的精神品格。由于当代人类生存的沉层困境和危机是整体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样就导致了人类对自身生存价值的重新估价与思考。因为，当代人类文明无论有多先进，若没有健康的生态资源的强大支撑，那将是脆若垒卵的。过去由于西方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巨大遮蔽作用，人类自以为能超脱地生活在由理性秩序和科技巨力打造的强大梦幻城堡中而蔑视自然的存在，但这样的心态在今天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情形下已经幻灭。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地面对。在中国极具主导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于这场深刻的生态文明思维范式转换中，作为一种先进性的思想就不能忽视这样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因为人类的生存问题毕竟是大问题，美学作为一门探求人类审美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也就不能隔纸不闻，更不能置身局外缄默不言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某些时代局限性，而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自身强大的解释力量和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能墨守陈规；马克思主义美学同样更不能束手束脚，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著作中寻章摘句以应证他们曾讲过或谈过类似于生态危机之类的话语问题，这样做就会有教条主义之嫌。马克思主义应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他们思想原则方法的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开放性和构建性极强的人文学科，作为思考新问题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起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尤其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所以，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其思想内涵，价值相度，价值理想，解释力量，理论旨趣以及学术品质等方面均可成为解决生态问题和构建生态文明的强大文化思想资源之一。
．
以往，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时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美产生的根源等，问题的视角仅局限于本源性的理论视域，定位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没有顾及现当代人类生存的危机困境问题，没有从生态大纬度视角出发高屋建瓴地鸟瞰人类的整个生存图景，把美学的视野置放于更现实的人类生活逻辑起点，而是远离人类生存，趋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清谈玄学，具有浓郁的近代德国美学传统痕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6]解释世界当然是必要的，而改变世界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人类在以往改变世界时出了大问题，将世界改变的面目全非，将世界改变到让人类自身无法生存，这与全人类美好的生存愿望南辕北辙。21世纪是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世纪。全球化的到来，既体现了新世纪繁荣的一面，也凸现了全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性生存境遇。面对当代人类严峻的生存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突破原有的理论叙事模式，与当下的时代语境相契合，在其学科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地介入这一世界性的理论对话，由人本归位转向人类生存相度，用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和卓越的理论远见反思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困境，为人类美好的未来构建适于人类生存的或人应该如此生存的状态图景，也即美的生存蓝图。
21世纪将是生态文化崛起的时代，因为它是当代美学超越审美本体论模式和主客二分对峙思想谱系，走向审美文化、审美存在论后现代境域这一重大学术转型的价值基础和普遍共生后现代生存方案的基石。这样，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也就必然地展现于每个美学工作者面前。那么，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从那几个方面着眼来研究生态美学？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为它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生态美学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逻辑前提，同时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美学这门学科在生态问题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标志之一。
我们以为，应从六个方面进行：
第一，在我们找到了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后，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对造成生态危机的丑的社会制度，非美的人类行为方式，具有缺陷的社会体制，虚伪的人类价值和丑陋的生活方式予以批判和反思，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批判中不断地创新发展。
第二，对当代人进行生态美意识启蒙。也即，拓展人们的审美视界，提升人们的审美意识，将人们对一枝一叶、一花一草、一山一水的眷恋提升为对整个生态大自然图景的赞美与欣赏，开阔人们的审美心胸，将人们从以往狭隘自私的唯功利心态解脱出来，实现人与自然的重新和合，从而构建天人和谐的新型情兴关系；引领人们回归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以生态美的眼光重新审视看待大自然，在思想精神上努力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最高境界；强化人们的生态审美意识，而不是冷漠地仅把大自然看成是有用的任人宰割奴役和盘剥的对象。
第三，超越本源性的理论视域，深入人类的思想内核、观念层，从生态大纬度，也即，从有机整体性，自然秩序性，系统性，开放性等具有生态特征的思维范式，对现代人类审美观予以生态式的重新阐释与建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现代的、当下的生态文化精神重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观。
第四，从生态纬度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中蕴藉着深厚的生态美学思想，我们应从中挖掘出被遮蔽掉的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理论，让其发扬光大。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详细表述，关于美的规律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关于人的解放等等，其中都包蕴着非常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
第五，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已取得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具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大部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生态危机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注。他们的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我们应当加以借鉴、研究和吸收，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内容。
第六，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美学思维范式的中介，将之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有机成分。这也是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本土化特征的方面。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已经生成和正在生成着的一门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流动变迁的有序构成过程中，自身虽然要受到当下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与规范，但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在历史之外，而在历史之中，它是一个活的开放着的与人类审美实践历史相照应着的人文学科。所以，在当下生态文明构建的文化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可能将自己置身度外，而是必须参与其中，以自己的理论力量和解释精神回应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难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解决与生态文明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任何单一的力量恐怕都无法完成，因为它是人类现代文明长期积淀累积而成的负面性结果。作为一项重大无比的历史性事件，它已构成世界性的人类发展瓶颈，这需要全世界来共同担当。生态危机的解决和生态文明的建构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是全人类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和其他学科一道共同努力，任务就是把生态危机意识和生态文明建构意识转换成群体意识，最终积淀转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支撑人类在新的历史境域下前行的精神原动力和人类新价值观的奠基石以及人类价值选择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斯·舍勒在其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讲到，“人就其本性而言，完全能够无限地拓展他自己所能及的地方——拓展到现实世界所能延伸之境。因此，人本质上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7]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也具有无限拓展自己理论所能及的范围，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这是为其学科本身独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562页．
[2] 巴理·康芒纳著．绿色经典文库·封闭的循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3页．
[3] 巴理·康芒纳著．绿色经典文库·封闭的循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0页．
[4] 雷毅著．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13页．
[5] 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42卷， 72页．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哲学
党的十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建设生态文明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实践与创新。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为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于自然而生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依靠自然界而生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他把自然界称作“感性的外部世界”，认为它给人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和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离开这种“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人的一切物质生产活动便无法进行，人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
（二）人必须保护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在利用自然，参与自然活动的同时要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这一论述，揭示了人类的行为要以客观条件为出发点，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人类不但具有改变自然界的能力，同时人类更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职责，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核心理念，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目标。”[3]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实践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制度的总称，其“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4]它的形成是个动态的过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针对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发展的情况，就强调对自然环境的治理和利用，把生态环境保护看作是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内容。在他的领导下，治理淮河、黄河、荆江等水域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开工，三门峡水利枢纽、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先后展开。这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建设在抵御洪涝灾害，促进工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新时期，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带来了环境的破坏，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将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减轻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同志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循环经济和生态产业开始出现。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理念，并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放在突出地位，强调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构建，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日益系统化、现代化。我们也应看到，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因此，保护生态环境的任务依然艰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来源于科学的实践需要
生B文明的内容是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去说明人―自然―社会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首先，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我国生态文明理论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产生了认识的需要。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现实需要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理念。纵观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历程，其思想始终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
其次，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实践提供了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物质基础，而实践的结果能否满足人的需要最终取决于实践活动是否符合客观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愈演愈烈，我们党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因而不断深化和完善生态文明理论成果，用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证经济社会朝着健康、和谐、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检验、丰富并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6]
现阶段，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关键期，社会发展机遇与矛盾风险并存，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问题尤为重要。党的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源头上扭转了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不断深化的目的在于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实践，逐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宋开元，杨文选，杨艳.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价值[J].经济研究导刊，2007.
[4].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于维民.生态文明建设初探[J].开发研究，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