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累积投票制的设立，可以通过增加中小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机会，弥补直接投票制的不足，实现股东地位的实质平等．防止大股东利用其持股优势控制董事会、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但是，由于累积投票制存在的缺陷，应当扩大其适用范围。进一步完善其适用过程中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增强可操作性，以保障切实可行。同时。累积投票制度应慎重适用，并注重发挥其他配套制度的共同作用。才能更好地实现其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立法本愿。

最新修订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司法》，创设了许多新的法律制度。其中，累积投票制度以其首次创设性和新颖性，颇受世人关注。未修改的公司法．在资本多数决原则支配下，股东按照其投资额对公司事务享有相应的表决权．股东对公司的控制程度取决于拥有股份的大小，但在实际运作中．中小股东由于其股权分散，表决权少．再加上我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现象严重．大股东利厢持股众多优势，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事件屡见不鲜。

如何更好的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一直是我国公司法理论界及实务界关注、探索的焦点。累积投票制的出现．无疑为我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新的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但是．累积投票真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中资本多数决原则被滥用、中小股东利益普遍遭受侵害的现状吗?累积投票制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中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哪些地方需要完善．笔者结合审判实务试做分析。

一、累积投票制概述

累积投票制起源于英国．但在美国得到了重大发展1870年美国依利诺斯州宪法首次赋予小股东累积投票权随后．陔州公司法中也规定了累积投票制度至1955年．美国有20个州在其宪法或制定法中规定了累积投票制度至今．大陆法系国家也较多的在本国公司法中引入该制度。

(一)累积投票制的概念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其所持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股东大会拟选举的董事或者监事数量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把全部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亦可分散选举数人．最后按得票多少决定当选董事或监事。按这种投票制度．选举董事时每一股份代表的表决权数不是一个．而是与待选董事的人数相同。股东在选举董事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待选董事人数的乘积。投票时，股东可以将其表决权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董事候选人．通过这种局部集中的投票方法．能够使中小股东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避免大股东垄断全部董事的选任。

(二)累积投票制的性质

累积投票制是一种与普通的直接投票制相对应的公司董(监)事的选举制度。直接投票制奉行的是“一股一权”的表决规则：而累积投票制可以说是直接投票制的变式．是在特殊情形下的、法律允许、社会认可的“一股数权”规则。

（三）累积投票制的目的

实行累积投票制．一方面可以增大中小股东赢得董事席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机会．有利于提高中小股东投资的积极性．降低其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协调股东间的利益关系．防止大股东滥用权力．为图私利而损害公司的利益，并可发挥董事会内部的平衡与制约作用实现管理的民主化。

（四）我国公司法中的累积投票制

修改后的公司法坚持“资本多数决”基本原则．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对股东的表决权制度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以立法的形式在条文中对累积投票制作出明确规定，修改后的《公司法》第43条：“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06条：“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本法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这标志着我国公司法中新增加了累积投票制的规定。其目的在于通过在股东大会表决过程中的应用．弥补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不足．使中小股东赢得更多的投票机会。以达到更好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目的。

二、累积投票制的作用

(一)限制“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滥用

“资本多数决”，是指股东大会依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的意志做出决议．法律将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意志视为公司的意志．并且控股股东的意志对中小股东产生约束力“资本多数决”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有利于平衡股东问的利益冲突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有其合理的内核。它本是无可争议的法律原则和表决机制．是公司法最可选择的公平手段。这一原则对于保护大股东的投资热情、平衡股东间的利益关系和提高公司决策效率等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股东平等的基本体现，“资本多数决”原则在普遍意义上是公平的基于“资本多数决”原则被滥用的现实．处于对中小股东利益进行保护的考虑，有必要对大股东表决权进行限制，累积投票制就是该直接限制原理在公司法中的运用．它实际上是增强或放大了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弱化了大股东或控股股东的表决权的明显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大股东利用表决权优势产生的对公司的控制并由此而形成的二者的对立状态．成为限制“资本多数决”原则被滥用的方式之一。

(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最大限度的实现

修改后的《公司法》第106条规定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监)事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采取该制度，股东表决不再是一股一表决权。而是一股数权．既可以分散选举数人．亦可把全部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从而与单纯的资本多数决原则相比，中小股东选举获胜的机会大大增加．使中小股东的代表进入董事会或监事会．这样可以缓冲大股东利用表决权优势产生的对公司的控制．增强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从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最大限度的实现。

例如．某公司要选5名董事．公司股份共1000股，股东共1O人，其中1名大股东持有510股。即拥有公司51％的股份；其他9名股东共计持有490股，合计拥有公司49％的股份。若按资本多数决原则．每一股有一个表决权．则控股51％的大股东就能够使自己推选的5名董事全部当选．其他股东毫无话语权。但若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权的总数就成为1000>(5=5000票．控股股东总计拥有的票数为2550票，其他9名股东合计拥有2450票。根据累积投票制的原理．股东可以集中投票给一个或几个董事候选人，并按所得票数从高到低确定当选董事．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其他股东至少可以使自己的2名董事当选．而控股比例超过半数的股东也最多只能选上3名自己的董事。可以看出，采取累积投票制度确实可以缓冲大股东利用表决权优势产生的对公司的控制。增强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更好的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与资本多数决原则下中小股东行使直接投票权相比。累积投票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

1．累积投票制度有利于刺激中小股东的投资热情与积极性。进一步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得中小股东也乐于投资于自身利益可以得到保障的公司

2．累积投票制度有助于防范与制约董事权力滥用．是权力制衡理念在公司法中的体现和发展3．通过累积投票制而使得中小股东代表进入董事会。有利于保护或增进中小股东集团的利益．从而有助于实现股东表决权的实质公平。

通过以上分析．累积投票制在股东大会表决中．当大股东表决权占优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投票权集中行使的方式来增加赢得选举的机会．不致因为本身掌握的投票权过少而当然的在股东大会表决或董事选举中落得败局的后果。从而有助于弥补直接投票制的不足．增加中小股东投资与参与公司经营与管理的热情．有利于中小股东的利益代言人进入董事会．防止董事会权力滥用．起到制约权力平衡的作用。从而更好的维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累积投票制存在的问题

对累积投票制的作用进行分析．累积投票制在弥补资本多数决的不足．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滥用加以限制以及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最大限度的实现方面能够起到重大的作用．体现了我国公司法增设该项制度的价值和意义

(一)中小股东合计持有表决权的数量条件问题

累积投票制作用的发挥必须以中小股东持有或者合计持有一定数量的表决权为条件．若小股东持股数量过低则由于在持股比例上与大股东相差悬殊太大．而不能有效地一致行动．累积投票制将难以充分地发挥作用。

(二)表决权征集、的程序及方式问题

使用累积投票时．中小股东集中投票的意思将如何传达．是否需要表决权的征集、活动，在公司法条文中．没有对表决权的征集、表决权的程序及方式作明确规定。表决权的征集和应是无偿的．如果有偿征集表决权合不合法征集表决权由谁来组织．带头征集表决权的股东应当具备怎样的资格．并应履行哪些义务等等这些都是在累积投票制实行过程中困扰中小股东的难题．这些都有待在日后的公司法或者实施细则中加以明确。因而，我们在看到累积投票制由于其积极因素而给中小股东带来希望的同时．还要看到它存在的问题修改后的公司法仅是对累积投票制度的定义及其选用作了规定．并未制定具体的规则。这会导致累积投票制在具体适用上因为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而无法发挥其作用．甚至出现上述种种缺陷和不足。

四、完善累积投票制的建议

如前所述．修改后的公司法增设的累积投票制度对于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利于刺激小股东的投资热情与积极性，使得中小股东代表进入董事会．有利于保护或增进中小股东集团的利益．防范与制约董事权力滥用．是实现公司内部权力制衡的有利途径．通过弥补资本多数决本身的不足．防止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不当行使表决权．有助于实现股东表决权的实质公平。从而更好的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为了更好地保护小股东的权益．应该加强该制度具体程序性保障方面的规定．就累积投票制度进行更为完善的修改。

(一)放宽累积投票制度的适用范围

累积投票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于小股东的一致行动，而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规模较小．修改后的公司法明确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投资设立．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小股东之间比较容易联合．所以累积投票制度在有限责任公司更有运作的基础笔者认为．应该放宽累积投票制度的适用范围．不仅在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可以适用累积投票制度．在有限责任公司中采取累积投票制度很有必要．并且更行之有效。

(二)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

大股东或控股股东持有的表决权过高．而中小股东持有或合计持有的表决权数量过低持股比例过少的话．则即使累积投票中小股东也难以在选举中获胜。这样，即使实行累积投票制也无法改变中小股东的被动局面．这时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长期股权投资 价值分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企业初始确认时即被认定可以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可转换债券等，以及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作为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的金融资产以及持有至到期投资。自2007年沪深两市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来，上市公司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所持有的被投资单位的法人股都可以转化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这些限售股具备了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及变现的能力。这类持有限售法人股的股东当中，大部分为控股上市公司，它们因参股其他上市公司而获得较多利益，受到股票投资者的关注。此外，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在每年的上市公司年报中，要对上市公司以前年度在长期股权投资会计科目下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加以披露，并说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企业股东权益的影响。股票投资者可以依据上市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这些法人股进行价值重估，挖掘出一些持有较大股权投资其价值又被市场低估的控股上市公司，选择性购入这类上市公司股票，可以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

一、股权重估价值被市场低估的根本原因

在股权分置改革以前，在原会计制度核算模式下，类似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通过持有优质上市公司的股权获得股票资本升值带来账面收益的模式难以实现，上市公司所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上市公司的股权增值无法体现在其财务报表中。这是因为上市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投资的股权份额的多少，采用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即成本法或权益法进行核算，并不计算所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市价变动的“公允价值”。具体表现为：企业对被投资交易市场不具有重大影响、共同控制或控制，且在沪深证券交易市场没有上市交易、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可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在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不受被投资单位盈亏的多少和其他权益份额变动的影响，在取得被投资单位分配的现金股利时，才确认投资收益。不论被投资单位的业绩高低，如果被投资单位不进行现金分红，股权的投资收益就无法体现在投资方的利润表中。反之，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控制或共同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可采用权益法核算。在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根据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变动份额的多少而变动。只要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动，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就要进行相应调整。在被投资单位实现盈利时，所有者权益的留存收益增加，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需要调增，确认为投资收益；发生亏损时，所有者权益的留存收益减少，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需要调减，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其核心是投资方在被投资单位拥有多少净资产，被投资单位实现多少净利润、出现多少亏损、分派现金股利的高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上下变动都会引起投资方净资产份额的相应变动。

但不论控股公司采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进行会计核算，其所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不会因为会计核算方法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上市公司潜在的实质价值并不受影响。例如，上市公司所持有的股权如果以每股1元的价格买入，当期市场交易价值上涨为每股10元时，上市公司无论是采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核算，公司财务报表仍然将其长期股权投资以每股1元的价值反映，每股增值9元部分，并不计算股权资本的市场增值，因此，在原会计制度核算模式下，在股权分置改革以前，上市公司所持有被投资单位股权的潜在市场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正因如此，上市公司股权投资的潜在价值被证券市场所忽视而被低估。

二、股权分置改革所带来的市场机遇

会计制度就像一根纽带，会计政策的变更将上市公司和其所投资的上市公司联系在一起。股权分置改革后，长期股权投资所具备的潜在市场价值，成为投资者分析上市公司价值的重要参考因素，自2007年以来，因会计政策的变更，证券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上市公司之间互相持有股份的现象相当普遍，上市公司按控股份额的不同分为三类：

第一类，绝对控股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占被投资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达到51%以上，处于绝对控股水平，限售股流通后大规模套取现金的可能性较低。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这类控股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属于现行会计准则中规定的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照权益法进行调整。

第二类，上市公司控股比例较大，属于相对控股水平，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此类公司属于现行会计准则中规定的按照权益法进行计量和核算的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如东方集团、新希望、辽宁成大、吉林敖东等上市公司，此类公司所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市价高低的变化，会对控股公司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产生相应影响。

第三类，上市公司持股比例较小的股票投资，目的是取得股票短期差价，会计核算上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期末按股票交易价格计量，以股票收盘价作为公允价值计价入账。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影响公司的净资产。如两面针、雅戈尔、太极集团等上市公司通过沪深证券交易市场购入的股票。

上述三种类型的上市公司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所持有的股权将出现在“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三个会计科目中，而且必须以公允价值入账计入资本公积。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限售法人股进入全流通领域，第一、二类控股股东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可以将此类持股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计入投资收益。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应将取得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的利得或损失，计入投资损益；同时，将原直接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

例：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相对控股的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10.67亿元，2015年12月31日民生银行的股票收盘价为9.64元/股，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日，东方集团如果按照原会计准则计算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10.67亿元，按现行会计准则计算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92.19亿元，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增值92.19亿元（即10.67×9.64-10.67×1），同时，东方集团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相应增加了92.19亿元。假如东方集团所持有民生银行的限售股开始流通，并出售持有民生银行股票的10%，即1.067亿股，按民生银行的股票市场交易价格每股9.64元出售，则东方集团将取得投资收益9.22亿元（即1.067/10.67×92.19），同时，“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相应减少9.22亿元，仅出售部分股权，每股收益0.55元。

也就是说，上市公司控股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价格的变动，影响着控股公司的净资产，出售时将影响控股上市公司本身的盈利，沪深股市股权的市场价值得以体现，这就意味着一批股权重估增值的上市公司将浮出水面（见表1）。

三、股权投资价值分析

在现行会计制度下，控股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持有优质上市公司的限售法人股股权，获得股权升值所带来的账面收益，使巴菲特所掌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盈利模式成为现实。笔者认为，从上市公司所拥有股权潜在增值的视角，可以动态市净率、动态市盈率两个指标分别分析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影响。

（一）市净率。市净率是指股票价格与净资产的比率。一般来说，市净率较低的股票投资价值较高，相反，则投资价值较低；它有助于投资者以较少的资金投入获得较高的资金产出。对证券投资机构而言，它能够帮助其辨别股票投资风险。每股净资产是标的股票的账面价值，它是用初始投资成本计量的，而每股市价是资产负债表日这些标的股票资产的现在价值，它是证券市场上投资者交易的结果。例如：浦发银行、南京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类的股票市净率低于2倍，而创业板类股票的市净率远远高于2倍。这类现象，在我国沪深股票交易市场中屡见不鲜，股价的高低与其净资产不匹配，究其原因，这与股本结构、股本大小以及投资者偏好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了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成熟，以及投资者投资理念的不成熟。通常情况下，股价是净资产的2倍左右，对该股票投资较为安全。对发展前途有良好预期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净率可以达到2倍以上，甚至远远超过2倍。该股票股价与其净资产的关系具有密切的正相关性，更多的是体现投资者对于投资标的股票的未来预期，假如现在的投资标的股票能够在未来给投资者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那么现阶段该投资标的股票的市场需求也会增加，从而推动投资标的股票市场价格的走高。如上页表1所示，东方集团2016年3月31日的收盘价为每股6.84元，每股净资产为6.29元，计算出的市净率为1.08倍（即6.84/6.29）；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计算，股权投资总溢价为92.19亿元，每股溢价5.3元，溢价后每股净资产为11.82元，溢价后的动态市净率仅为0.58倍（即6.84/11.82），投资该股票比较安全，若股价按净资产的2倍计算，该股票市价应为23.64元（即11.82×2），而该股票2016年3月31日的收盘价仅为每股6.84元，因此，该股预期具有近17元的上升空间。同样，新希望、吉林敖东、辽宁成大、北京城建等上市公司潜在的股权增值对其每股净资产的贡献分别高达6.33元、22.02元、12.85元、3.38元，这类股票价值的被低估程度可见一斑。

（二）市盈率。市盈率是股票价格与股票收益的比率，用来比较不同价格的股票是否被高估或者低估。一般认为，一家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如果过高，那么该股票的价格存在泡沫，股价被高估。市盈率的高低反映了对该股票投资相对成本的高低，同样也体现了对该股票的投资风险。一般情况下，市盈率越高，表示投资该股票的风险越大，市盈率越低，则表示投资该股票的风险就越低。例如：浦发银行、南京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类的股票市盈率低于20倍，而创业板类的股票市盈率远远高于20倍。这种现象在我国沪深股票交易市场中较为常见，股价的高低与其收益不配比，究其原因，同样与股本结构、股本大小以及投资者偏好相关，反映了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成熟，以及投资者的不成熟。通常情况下，20倍的市盈率，表示投资该股票较为安全。具有良好预期的股票市盈率远远高于20倍以上。股价与收益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如果现在投资的品种能够在未来给投资者带来好的收益，投资者对于该投资品种的未来预期趋于乐观，它的市场需求也会增加，从而进一步推动该股票的市场价格走高。反之，投资者对于投资品种的未来预期则趋于谨慎，股票的市场价格走低。例如：东方集团2016年第一季度每股收益为0.139元，2016年12月31日收盘价为每股6.84元，计算出的市盈率为49.2倍（即6.84/0.139），表面上看投资该股票风险较大；但是，从其持有民生银行10.67万股股票中出售股份的10%，即1.607万股，若以2016年3月31日民生银行的收盘价每股6.94元计算，1.067万股的套利，将给东方集团带来近9.22万元的巨额投资收益，仅此一项公司每股收益将达到0.55元，按预期收益计算出的动态市盈率仅为9.91倍（即6.84/0.69），若股价按每股收益的20倍市盈率计算，该股票市价应为13.8元（即0.69×20），而该股票2016年3月31日的收盘价仅为每股6.84元，因此，该股票预期具有7元的上升空间。同样，新希望、吉林敖东、辽宁成大、北京城建等若按10%的比例出售其所持股票，潜在的股权增值对其每股收益的影响分别高达0.63元、2.20元、1.29元、0.34元，新希望、吉林敖东、辽宁成大、北京城建一季度每股收益将分别为0.32元、0.41元、0.19元、0.11元，其动态市盈率分别为16.75倍、10.10倍、10.91倍、27.53倍，若按20倍的市盈率计算，该类股票同样预期具有巨大的上升空间，该类持股对该公司业绩有着重大的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以及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控股上市公司所持有的被投资单位的限售法人股所潜藏着的巨额增值将得以实现，选择一些持有较大股权投资而其价值被市场低估的控股上市公司进行投资，可以取得较高的投资回报。S

参考文献：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3篇

一、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表决的有关问题

1、基金管理公司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表决的合法性问题

对于基金管理公司是否有权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投票表决问题，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例如，在上海市法学会、上海市律师协会于2005年6月下旬共同主办的股权分置法律问题研讨会上，有学者就提出，基金公司代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作为流通股股东代表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议案进行表决的法律依据不充分。股评人士张卫星更是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提出，基金公司参加股东大会，对试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不具有合法性。

从民法法理学的角度而言，考量某一民事主体是否有权代表他人从事某项民事行为或行使某项民事权利，首先看法律是否有授权，如果法律没有授权，则看被代表人是否授权。质言之，如果法律已经明确授权某位民事主体有权代表他人从事某项民事行为或行使某项民事权利，则无须再取得被代表人的授权。

我们认为，基金管理公司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以流通股东的身份，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投票表决，是经法律授权的，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主要理由如下：

（1）《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此可见，《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了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性质为信托，所以应适用《信托法》的有关规定。《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第三十条规定：“受托人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因此，我们认为，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基金资产的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亲自处理信托事务，是法律授予的权利，也是法定的职责，而参加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是处理信托事务的具体方式。

（2）《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九条第（十一）款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十一）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显然，基金管理公司以自己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参加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应归入上述“其他法律行为”之中，因此，应属于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定职责，而无需基金份额持有人另行授权。

（3）《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下列事项应当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决定： （一） 提前终止基金合同；（二） 基金扩募或者延长基金合同期限； （三）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四） 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 （五） 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六） 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事项”。由此可见，《证券投资基金法》关于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职责，并无讨论、审议授权基金管理人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之规定。

2、表决权的分割行使问题

表决权的分割行使，也称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即股东有两个以上表决权时，在股东大会会议上将一部分表决权对股东大会议案投赞成票，而将另一部分表决权对股东大会相同议案投反对票或弃权票之行为。日本《商法典》第239条和韩国《商法典》第368条对表决权的分割行使做了明确规定。

我国《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据此，表决权是直接依附于股份而并非股东，也就是说，目前法律没有禁止同一股东就其所持有的股份在投票时分别做出不同的意思表示。在当前的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中，就出现了股东表决权分割行使的案例。例如，在三一重工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过程中，持有该公司8000股流通股的某股东通过网络以其持有的全部股份投票表示赞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而在现场其又以所持股份中的1股投票表示反对同一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第四条的规定，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进行表决，以现场表决为准，故其通过现场进行的1股的反对的意思表示应优于通过网络进行的8000股中的1股的同意的意思表示的效力。最后，有关机构在计票时，将该股东的投票计算为7999股赞成，1股反对。

那么，基金管理公司是否能够将某一支基金持有的某一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分割行使呢？我们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理由为：

《信托法》第25条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证券投资基金法》第9条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管理、运用基金财产，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根据上述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地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从基金持份额持有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出发来决定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也就是说，赞成、反对或弃权三种选择中，只有一种是基金管理公司所认为符合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因此，基金管理公司应该勤勉尽责地作出选择，而不允许将表决权分割行使。

同理，我们认为，如果同一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几只基金同时持有某上市公司的股份时，基金公司也不能将其表决权分割行使。

3、表决权行使中的利益交换问题

目前，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中，可能存在基金公司与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的利益交换问题。例如，上市公司在临时股东大会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表决之前，与持有其股份较多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公司）进行沟通时，以购买该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在表决时投赞成票。显然，在与上市公司的利益交换中，基金公司在增加自己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因此，建议监管机构加强对基金公司行使表决权的监管，及时发现和制止表决权行使中的利益交换行为。

4、回避表决问题

目前，一部分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为上市公司，例如，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持有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的股份。同时，这些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又持有作为其股东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在该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时，基金管理公司实际上与该上市公司存在着关联关系。如果允许其参加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可能会影响其他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建议参照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规定，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在参加与之有关联的上市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时，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表决进行回避。

二、QFII参与表决的有关问题

2003年5月，瑞士银行有限公司、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这是QFII制度实施以来，中国证券市场首批获准进入的境外投资机构。截至2005年8月2日，QFII总数达到27家，批准的外汇额度达到40亿美元，QFII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1、表决权的分割行使问题

根据《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暂行规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QFII外汇管理操作问题的通知》的规定，QFII进入境内证券市场主要有下两种形式：

（1）由QFII专门成立一个由境外投资者认购的基金，通过该基金来投资于中国境内证券市场。例如，《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QFII外汇管理操作问题的通知》第9条规定，“境外基金管理公司每次申请只能选择以封闭式基金或开放式基金中的一种形式”。又如，作为QFII的德意志银行专门在境外成立中国丝绸之路海外A股基金。在该种方式中，境外投资者与QFII的法律关系为信托关系。

（2）境外投资者直接委托QFII购买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在该种方式中，QFII根据境外投资者的委托来购买境内上市公司股票，但所购买的股票登记在QFII的名下。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02、403条的规定，境外投资者与QFII的法律关系为委托中的隐名关系。

对于QFII参与表决时其表决权是否能分割行使问题，因QFII进入境内证券市场形式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答案：

（1）QFII通过成立基金来投资境内证券市场。在该种形式下，根据上述《信托法》等法律的规定，QFII参与表决时其表决权不能分割行使。QFII必须勤勉尽责地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从基金份额持有人（境外投资者）的最大利益出发来决定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2）境外投资者直接委托QFII购买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在该种方式中，境外投资者与QFII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关系，QFII在表决时必须根据境外投资者的具体委托来进行投票。因此，QFII可分割行使表决权。换言之，如果有部分投资者要求对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赞成票，另外一部分投资者要求投反对票或弃权票，QFII就应根据上述投资者的委托同时投赞成票、反对票和弃权票。

2、表决权分割行使中的计票基准问题

如上所述，在境外投资者直接委托QFII购买境内上市公司股票的方式中，QFII可分割行使表决权。如果部分投资者明确表示不参加表决或者没有给QFII明确的投票授权，QFII在参加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表决时只有明确授权的境外投资者投票。那么，在统计投票时，是否应将QFII未投票的那部分表决权计入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和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中，也就是说该部分表决权是否应视为参加了股东大会的表决？

目前，在该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计入，并统计为弃权票。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不应该计入。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是：在允许表决权分割行使的前提下，QFII无权明确表示不参加表决或者没有给QFII明确投票授权的投资者参与表决，该部分投资者应视为没有参加股东大会，其表决权不应计入参加表决的票数中。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4篇

Using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voting data of the companies listed on Shenzhen Securities Exchange from 20072012，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abstention rate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shareholders abstaining from vot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 reflecting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dex of voting resolutions ″market attention″ and benefit dependency index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for inves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vote. That resolution information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is open to the public can help reduce abstention rates， and investors can be driven by their benefit to participate in the vote.（2）Investors participation in the vote is based on resolutions being concerned by the market. Abstention rates are high，even if resolutions relates to the rights of investors， unless the voting information is observed by investors. That is to say， benefit dependency can only influence voting rates of resolutions that draw high market attention. （3） According to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before the vote， resolutions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good resolution″ and ″bad resoluti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bstention rates of these two types differ greatly. The benefit dependency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abstention rate of ″good resolution，″ but the impact of market attention on abstention rates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market attention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abstention rates of ″bad resolution，″ and benefit dependency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bstention rates. （4）Accordingly， based on analysis and 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about minorit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shareholders meeting.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分析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行为有赖于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有关投资者保护的已有文献，进而结合投票制度和投资者行为提出文章的假设。

投资者权利保护首先依赖于公司内部治理，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能够降低外部环境的冲击，提高公司绩效从而扩大股东权益。La Porta等指出，投资者保护程度和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为有效监督管理者，大股东需要掌握足够的股份，股权集中成为外部法律机制的一个替代[7]1150。白重恩等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投资者权利保护，同时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可观的溢价，即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8]8889。除了内部治理结构对投资者保护产生影响外，外部环境的保护功能也不容忽视。辛宇和徐莉萍讨论了公司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在股改对价和送出率确定过程中的作用，发现较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会降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本，并显著缓解机构投资者和非流通股股东“合谋”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象[9]130131。陈俊等从外部审计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新股发行市场投资者权利保护机制，发现外部审计质量能部分解决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治理冲突，但有效市场约束机制的匮乏导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治理冲突难以引发有效审计需求[10]101。Burkart等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投资者保护的法制环境在控制权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作用，证实更高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能抑制并购后控制人掏空公司资源[11]1129。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外部股东，会利用掌握的投票权推动公司治理的转变。机构投资者可以采取投票权、与高管（或董事会成员）进行谈判、提交投票议案等方式引导公司内部治理的变革，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6，12] 。薄仙慧和吴联生从盈余管理角度分析国有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指出国有控股和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治理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受到限制[13]89。同时，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并不完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机构投资者力量弱小，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还有待提高[14]122。

为更好地保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用手投票”的权利，中国证监会在2004年《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以引导上市公司实施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制度，沪深两大交易所根据证监会的安排拟定了关于网络投票的实施细则，网络投票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得到迅速推广。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显示，在2007―2012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举行股东会议34 700次，开展网络投票比例为1619%。

投资者通过投票参与公司决策，投票表决董事选举、并购重组、新股发行、公司章程修改等重大事项，行使股东权利。同时投票过程也建立起股东、董事和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渠道，有利于维护自身权利。但囿于数据缺乏及投票动机的不易观察，针对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本文尝试结合中国现有投票机制和投资者特征，分析中小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动机，推进关于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研究。

（二） 研究假设的提出

在现实中，投资者参与投票的行为必然受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投资者的投票行为对股东大会的影响较小，在自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中小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即是市场投机[15]7576 ，投机行为的存在使更多的投资者放弃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在问题严重的公司，管理者或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中小股东利益无法保障，因此，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水平将影响普通投资者的投票行为[3，16]。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首先需要获取股东大会投票议案的相关信息，投票信息为外部所关注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基础。徐莉萍和辛宇通过分析股权分置改革下媒体的治理职能，发现媒体的广泛报道可以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17]4445。在获取投票信息后，理性投资者会根据议案内容的利益相关性权衡投票的成本与收益，以此来决定是否参与投票。

因此，结合投资者参与投票的条件和动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投票议案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与股东弃权率直接相关，议案被市场关注程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议案利益相关性越高则弃权率越低。

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可能并不相同，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决定是否参与投票。即使与投资者利益有极大关系的议案，若不被投资者关注则弃权率也会较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投票信息被外部投资者关注越低，则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越小。

已有的研究发现投资者对待股票的盈利和亏损的心理存在差异，根据Kahneman和 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18]263，投资者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当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既有盈利股票又有亏损股票时，投资者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而将亏损股票保留在投资组合中，回避现实损失，这一现象在行为金融学中称为“处置效应”。股东在参与投票时，议案的收益性质将直接影响其投票行为，好议案能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或者引入更好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给投资者带来显著正向的收益，而坏议案只会给投资者带来负收益。因此，两类议案对股东投票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于是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投资者参与好议案和坏议案投票的动因不同，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两类议案中存在差异。

三、 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7―2012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样本，并按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同一次股东大会中不同议案投票数可能存在差异，选择投票数最高的议案作为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数，合并同一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信息；（2）考虑到投票成本，剔除只进行现场投票而未开展网络投票的数据；（3）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4）剔除ST 公司和数据不完整的公司。股东参与投票数据、公司财务和治理结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避免异常值对模型分析的影响，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普通多元回归分析中，对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在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中，为充分发挥分位数回归的优势和特点，直接采用原始数据回归而不做任何处理。

（二）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由于大股东参与意愿比中小股东更高，使用弃权率变量（Non_Vote）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小股东的投票行为，具体的做法是计算未参与投票股份占总股份的比值。

2.解释变量。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反映出投票议案被外界关注的程度，以此来吸引投票者参与投票。许多文献采用媒体关注度和分析师关注度来反映外部机构的关注度，但这些指标并不能衡量出投票信息是否真正被投资者关注。投资者针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直接体现在股票成交量上。据此，借鉴权小锋和吴世农的方法[19]100105，选择投票前60天内的换手率（Turnover）作为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直接衡量投资者对投票议案的关注程度。

对于利益相关性变量，许多文献使用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水平来衡量与股东利益的相关程度，但该项指标并不能反映单个议案内容与股东持股收益情况，并且关联交易水平与股东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传统理论认为关联交易是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2021]；另一方面，关联交易可以促进内部资源的有效转移和融合，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增加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2223]。本研究参考孔东民等的方法[3]22，采用会议投票前股票累积异常收益（CAR，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来表征议案利益相关性变量 一次股东大会通常审议多项议案，由于难以区分具体议案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因此利益相关性变量反映的是同一次股东大会中全部议案对股东收益的综合影响。，因为市场的收益本身包含了关联交易在内的各种信息。在变量具体计算上，采用事件研究方法，以投票日为事件日，若投票日无交易，则投票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事件日。利用市场模型度量出股票的超额收益，计算出所有窗口日的超额收益之和为累积超额收益。即对证券j，记其收益率为Rj，t，根据市场模型Rj，t=α+β Rm，t+εi，t，计算出回归的拟合值R^j，t，其中εi，t为白噪声，Rm，t为市场组合收益率，本文选择深成指收益率来表征市场组合收益率。这样证券j在时刻t的超额收益为ARj，t=Rj，t-R^j，t，由此可计算出在窗口时间（t1，t2）内，证券j的累积超额收益为CARi（t1，t2）=t2t=t1ARj，t。我们分别采用投票前三天异常收益率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CAR2、前三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2分别衡量投票议案的利益相关性（CAR）。

3.控制变量。考虑到公司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对投票行为的可能影响，本研究选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参考伊志宏等[24]136、姜超[25]434435的方法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评分（disclosure）。股票的估值水平高低能够带动投资者的情绪进而影响股东参与投票，因此，本研究控制住股票估值程度，用投票前60天的平均市净率（PB）衡量。此外，从公司治理角度，考虑了与股东弃权率紧密相关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P1）、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P2-10）、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ity）、董事会规模（Director）、独立董事比例（Indpen）、公司性质（Type）、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Debt）及行业虚拟变量（Ind）。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Non-vote=α0+α1Turnover+α2CAR+α3P1+α4P2-10+α5Disclosure+α6PB+α7Type+

α8Duality+α9Indpen+α10Director+α11Size+α12Debt+Ind+ε（1）

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样本公司的投票弃权率为47224%，有近一半的股份未参与股东大会表决，弃权率的最大值为94426%，可见在极端情况下即使开展网络投票也仅有少部分股东参与投票。样本公司的整体信息披露接近良好的水平，Disclosure的均值达2935。CAR1和CAR2均值为负，表明在股东大会投票前往往伴随着股价的轻微下跌。

四、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 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因素

本文分别以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绝对值Abs_CAR1及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绝对值Abs_CAR2来衡量利益相关性，采用方程（1）进行回归，检验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表2显示了回归结果。表2的（1）、（2）、（3）列是在控制住P1、P2-10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市场关注度和利息相关性变量对投票弃权率的单独影响，（4）、（5）列是考察它们对弃权率的综合影响。考虑到公司治理和财务的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计算了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以及模型整体方差膨胀因子的平均值（Mean VIF）。结果发现上述回归中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VIF均处于[0，2]区间，模型整体的VIF平均值均在128左右，可以认为样本数据中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

回归结果表明，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股东大会的议案信息被公众和股民所了解，有助于降低股东的投票弃权行动。利益相关性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重要动因，中小股东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参与投票。对比Abs_CAR1和Abs_CAR2的系数可以发现，Abs_CAR1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加强烈，说明接近投票日期的异常收益率更能反映出投票议案对股东的收益相关性，从而更大程度地降低弃权率。上述回归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

从P1的系数可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弃权率降低09个百分点，这与实际情况相符：投票议案的具体内容往往由第一大股东提出，并且第一大股东几乎出席所有的股东大会，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直接影响投票弃权率。P2-10的系数表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不参与投票的概率比第一大股东要高，在不涉及公司重大事项中，非第一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热情降低。Disclosure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如果公司信息充分披露，投资者往往有更强的投票意愿，但Disclosure仅反映公司一年中信息披露的整体质量，与具体的投票决策关系并不紧密。PB的系数说明估值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励股东更多地参与投票。

根据Type系数，国有企业弃权率更高，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决策制定需要更多地考虑政府和国家意志、对中小投资者利益诉求关注不够有关[26]68。Duality具有显著正效应，与Director的影响相反，说明公司集权的高管往往忽视中小投资者利益，导致弃权率升高，而董事规模扩大使各类股东能够在董事会中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因此，董事规模的扩大可促使投资者参与投票。

（二） 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差异

根据假设2的分析，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决定是否参与投票。为分析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存在的差异，本研究将市场关注度（Turnover）分为低、中、高三组，并使用方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 Abs_CAR1与Abs_CAR2只有在中关注度和高关注度两组的回归中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在低关注度议案中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观察（2）、（3）、（5）、（6）列的系数，相比Abs_CAR1，Abs_CAR2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大。上述结果表明投票弃权率首先受市场关注度影响，关注度低的投票议案，其利益相关性即使很高也不能吸引股东进行投票。投资者基于自身利益参与网络投票，必须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高度关注的基础上，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似无关回归估计法（SUR）分别比较中、高关注度两组数据的股票异常收益率系数的大小。发现（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存在差异，但（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不存在差异 表3（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003，p值为0862，（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705，p值为0007。，整体而言中关注度的投票受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可能更大。可能的解释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投票议案，投资者投票行为往往受外界媒体或分析师的影响而参与投票，因此，利益相关性对中等关注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更大。

五、 进一步研究： 好议案和坏议案的影响差异

行为金融的前景理论指出，投资者股票盈利带来的效用增加与亏损股票带来的效用减少之间并不相等，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投资者面对带来盈利和亏损的股票往往采取不同措施。同样，面对股票的不同收益，股东参与投票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差异。

参考孔东民等人的方法[3]22，本研究采用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和前七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2）的正负号区分两类议案，若投票前股票异常收益率为正，则认为是好议案，否则认为是坏议案。继续使用方程（1）对两类议案分别进行回归，并将结果列在表4中。表4的（1）、（2）、（5）、（6）列是用CAR1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3）、（4）、（7）、（8）列是用CAR2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

结果显示虽然表4的（3）列中CAR2 系数不显著，但p值仍达到0107，总体而言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显著负相关，市场关注度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坏议案市场关注度能够显著降低股东投票弃权率，利益相关变量对坏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利益相关性变量的影响在好议案和坏议案回归中完全相反。好议案的CAR1（CAR2）越高，则投票弃权率越低，即收益越高越能吸引股东参与投票。而坏议案弃权率随着CAR1（CAR2）的提升而变大，说明损失越大则弃权率越高。两类议案弃权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3的正确性。

投资者除了“用手投票”表达自己意愿之外，也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出售手中股份。回归结果反映出面对坏议案，投票者在获取投票的信息后，预期投票议案不利于自身权利，往往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出售股份。大股东持股变量P1、P2-10对投票弃权率在两类投票议案下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不论是第一大股东还是其他大股东，在公司投票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与两类议案的弃权率显著负相关。

六、 稳健性分析

（一）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不同公司的弃权率存在很大差异，同时弃权率标准差较大，弃权率极端值的出现可能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陈建宝和丁军军指出，分位数回归对于数据中出现的异常点具有耐抗性，并且估计出来的参数具有在大样本理论下的渐进优良性[27]90。因此，本文使用方程（1）的模型设计，针对弃权率的原始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处理极端值的影响。按照投票弃权率的大小，分别研究好议案和坏议案，并根据投票弃权率由高到低即90%、75%、50%、25%、10%五大分位数进行回归，使用Bootstrap方法重复500次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

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能够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但市场关注度对好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以CAR1为解释变量的方程中，Turnover仅在75%的分位数显著，CAR1在弃权率较低的分位数50%、25%、10%上对弃权率均显著。坏议案投票弃权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CAR1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全部分位数上均不显著，即利益相关性变量不会发挥显著作用。在90%、75%、50%、25%分位数上，Turnover对投票弃权率均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好议案的回归结果并不相同。

股东参与投票议案存在一定的差异，坏议案导致股东利益损失，作为公司小股东往往无力改变投票议案，在获得投票的相关信息后，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降低持有股票的份额，因此，市场关注度能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市场关注度对坏议案的投票弃权影响更深刻。而在好议案中，投票议案的通过能够给股东带来良好的收益，因此，议案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在低于50%的分位数上均显著负相关，但市场关注度对股东投票弃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鉴于好议案与坏议案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与前文分析一致，可认定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二） 其他稳健性分析

年度股东大会开会时间一般比较固定，会议的内容相对规范，而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内容往往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临时决定的。公司年度大会与临时大会被市场关注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将数据按照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分为两类，采用方程（1）进行实证分析，并比较两类会议中投资者弃权率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显示临时股东大会的市场关注度对弃权率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年度股东大会。但不论是临时股东大会还是年度股东大会，市场关注度与利益相关性回归结果均与前文一致。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针对大会议案表达自己的意见，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方式。本文利用2007―2012年深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分析投资者不参与公司投票的原因。主要结论如下：反映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指标即市场关注度和利益相关性成为影响投资者参与投票的主要因素；不同市场关注度的投票议案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投资者参与投票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关注的基础上，即使与投资者利益相关的议案，若不被投资者关注，则弃权率也会较高。利益相关性仅能影响较高市场关注度的投票弃权率，对低关注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市场关注度对弃权率的影响不显著；坏议案市场关注度能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利益相关性对坏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投票者在获取坏议案的信息后，往往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出售股份，只有好议案才能吸引投资者积极参与投票。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小股东权益  投票  表决权限制  累积投票制度

一、股份公司小股东投票制度概述

投票制度是股份公司股东所享有的一项基本的制度，投票表决决议事项是现代股份公司股东行使权利的主要途径。股东按拥有公司股份数额的不同，可以分为持多数股份的股东（大股东）和持少数股份的股东（小股东），大股东和小股东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他们通过投票行使其表决权，行使其对股份公司事务的管理权利，但是由于两者在对公司事务的影响力上的不同，在公司中的实际待遇就有显著的差别。现代公司制度中，资本多数决成为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合乎风险与利益相平衡的理念，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但是在实践中，大股东为追求私利，往往滥用这一原则，形成其在公司决策中的支配地位，限制甚至损害小股东权益。现代公司管理体制从以股东大会为中心转向以董事会为中心，导致股东大会职权的弱化和董事会职权的强化，大股东通过多数表决权直接进入董事会或选举人进入董事会操纵公司事务。同时，公司的董事、经理等管理层也可能只对选举他们的大股东效忠而不顾小股东的利益。另外，小股东人数众多，股份分散，投机性强，信息匮乏，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来约束公司决策，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为欧美国家、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纷纷修改公司法或者制定相应的法规，对现行的投票制度进行完善，从而更能有效的保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投票制度现状

我国公司制度从无到有，改革开放二十 多年来获得长足发展，但以《公司法》为主导的公司法律调整规范偏重于政企分权，许多规定过于原则、简单，致使现实中公司的设立、运行多流于形式，股东利益尤其是小股东的利益保障欠缺。我国《公司法》在投票表决制度的规定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比如：在投票方式的规定上，股东投票可采取多种方式，可以亲自投票，也可以采取投票、信托投票的方式。对于许多小股东来说，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成本太大，必须借助投票、信托投票行使表决权。对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我国《公司法》第108条的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与国外相关立法相比，我国《公司法》的这一规定过于简单，对授权期限、人资格、多人等问题均未作出规定，所以可操作性不强；在董事、监事的任选上，我国《公司法》采取的是一股一投票权。这种投票方式不利于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往往使得小股东难以选出哪怕是一个董事、监事来代表其利益，不利于小股东监督董事会、监事会，也不利于小股东制衡大股东；另外，我国《公司法》没有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没有建立表决排除制度，没有规定大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对小股东承担的义务，也没有规定小股东对大股东的直接诉权，结果必然很难保证大股东不会利用对股东大会决议起决定作用的机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倡导股东参与公司决策，使消极股东成为积极股东，这当然涉及股东表决机制的完善”。 小股东行使投票表决权，必须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三、我国投票制度的完善

近几年来，我国频频出现的上市公司恶性经营事件，无一例外存在着股价越来越高、股东人数越来越少、股权集中程度越来越大的现象，这一规律在银广夏体现地更为明显：2000年全年股价暴涨440%；股东人数由1999年底的51800人，锐减到了2000年底的12536人；前523个股东持有股份比例超过68%，前2817个股东持有公司总股份的91.8%. 通过银广厦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如果公司内部能够建立有效的小股东投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大股东进行制约，今天的问题就可能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甚至有可能避免。那如何在公司内部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机制？对现行的投票制度进行完善。小股东投票制度的完善，主要包含累积投票制度、表决权排除制度、投票制度、表决权限制制度等几项制度投票制度的完善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股份公司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意义重大。

（一）完善大股东的表决权限制制度

1、表决权限制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公司的社会责任日益得到重视，公司的健康发展日益重要。而公司制度的发展有赖于更多的人进行投资，不仅需要个别资金雄厚的人投资于公司，更需要社会普通人的积极参与。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才能为公司制的发展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一般社会公众即小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更为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小股东在公司中弱势地位时更是如此，从而对大股东，尤其是支配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适当的限制。从另一方面说，公司股东投资于公司皆在谋求利益，同时也应促进社会利益，无论大股东、小股东皆然。 而“在资合公司中，表决的决定因素通常并不是理智而是资本占有份额。一旦资本或表决多数掌握在一人或一个稳定的集团手中，表决过程就会流于形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并非在表决，而是在指令。” 正是因为大股东可能滥用其优势地位，操纵股东大会，侵害小股东甚至公司的利益，不对大股东表决权进行限制有违于社会公平正义，所以必须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以期小股东的意志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伸张。

2、表决权限制（limitation of the right to vote）的方式

表决权限制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间接限制，即限制其表决权的效力，以法律规定特定情况下股东通过表决权行使而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或可撤销。这种限制直接表现为对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的限制。另一种限制方式是直接限制，即以立法明文规定持股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东的超过上述比例部分股份的表决力弱于一般股份。包括两种方式：（1）以法律或章程直接规定一定比例的持股数，超过该比例的股份实行一股以上一个表决权。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第179条第一项规定，一名股东拥有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以上者，应以章程限制其表决权。 从效果上来说，法律的限制比章程的限制更有效。从台湾公司运行的实践来看，不少公司“为敷衍公司法，而于章程规定超过百份之三的部分以99折计算之游戏规定”，这有违限制大股东表决权的立法精神。如果想要贯彻限制大股东表决权的本旨，应以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限制标准为宜。（2）直接规定表决权行使的上限，超过限额部分的股份便不再享有表决权。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1989年修改公司法时规定，“任何股东不论其持股多少，最后只能享有20%的表决权”。受其影响，目前美国已有近30个州采用了类似条款。对大股东表决权进行限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投票权的过分集中，增加大股东操纵股东大会的难度，从而适度平衡大股东和小股东的表决力悬殊。

3、在我国应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

我国的小股东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大股东经常在行使表决权时滥用其优势，例如：违反法律或章程，故意拖延或者拒绝发放股息；恶意增加公司资本，迫使小股东因为无力认购新股而使其持股比例进一步降低；任意罢免或无理阻挠小股东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等等。所以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适当的限制既必要又合理。

至于限制的形式，

应首选直接限制形式，因为这种形式的限制更有效，能更好的实现限制的目的。因此，建议我国借鉴台湾地区之立法，对持股达一定比例以上部分的表决权进行限制，至于具体的比例、限制的幅度可结合大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间接限制的形式，即对有关股东大会的决议效力进行干预，应作为一种事后监督的手段。这样，直接限制和间接限制相结合，事前限制和事后监督相结合，就能形成我国大陆完善合理的对支配股东的表决权限制的体系，给小股东的利益、公司的利益提供完善的保护，也使大股东的利益得到合理的保障。

（二）建立表决排除制度

1、表决排除制度的含义及设立意义

股东表决排除制度（又称表决回避制度）是指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议题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该股东及其人均不得就某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权的制度。该制度适用于任何股东，也可由任何股东主张。但在实际中往往只针对大股东，并在解决小股东与大股东的冲突时发挥显著的作用。因为该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事先消除有特别利害关系的大股东滥用表决权的可能性，从而保护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与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无效确认之诉的救济措施相比，该制度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股东投入也更经济。

2、表决排除制度的适用范围

关于表决排除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种为概括式，即概括的规定与股东大会决议有特别利害关系的浮动不得行使其表决权。另一种是列举式，即在法律中列举股东不得行使其表决权的若干情形。例如，欧共体公司法指令第34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其人，在股东大会决议涉及a）减轻该股东负担；b）针对该股东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c）免除该股东对公司的一项责任；d）同意该股东与公司间的合同时，不允许行使表决权”。 韩国商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在韩国商法中，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股东为：在免除发起人、董事、监事的决议上，担任该发起人、董事、监事职务的股东；在营业让渡的承认决议时，作为受让人的股东；决定高级职员的报酬时，担任该高级职员的股东等。

3、我国应建立表决排除制度。我国《公司法》在确立“一股一表决权”制度时，没有对股东在利益冲突下的表决权作出限制，这对小股东的保护是非常不利的。立法的缺漏在实践中得到印证，例如，1995年底，“上海棱光”出资1.6亿，收购最大股东“珠海恒通”属下一全资子公司。控股35.5%的“珠海恒通”在股东大会表决时没有回避。此后不久，“飞乐股份”公告，收购其最大股东“仪电股份”（集团）公司属下4家企业。控股25.95%的仪电公司根本没有回避，收购4家企业自始自终都是大股东同公司董事会之间反复协商决定的，小股东基本没有参与。 为了维护小股东的权益，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关于该制度的主要立法例，设立股东表决排除制度。

并且我国《公司法》在规定这一制度时，在立法体例上可采取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即在借鉴国外立法，列举表决权排除制度的有关情形外，以“其他有特别利害关系的情形”作为兜底。可如此规定：“任何股东及其人不得就涉及下述内容的股东大会决议行使其在股份上的表决权：公司与股东订立重要合同的批准；股东责任的免除；其他有特别利害关系的 情形。”

（三）完善投票制度

1、投票制度的涵义

所谓投票是指股票所有人授权他人代表自己在股东大会上进行投票。

大股东一般都会自己参加股东会，用不着委托他人代为投票。需要投票的通常是小股东。小股东由于股份比较少，人数众多，又散居全国乃至全球各地，不少股东不愿为出席股东会而支出巨额的交通、食宿费用，及其行使表决权所花的时间，更有不少股东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投票制度遂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投票制度的初衷，是帮助小股东实现其意志，维护其权益。

2、各国关于投票制度的立法

投票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公司法中都有规定，例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关于委托程序及权限，西方各国主要有如下规定： （1）委托书应明确叙述所征求的事项。美国一些州的法律规定，未记载入委托书的事项，人无权投票，这一规定排除了“全权”的授权，优点是股东权利得以保障，缺点是人对于由其他股东提议的事项，或会议中的临时动议均无权，将使委托书的价值大受减损。（2）关于期限，一般都规定一次授权只限于当次股东会有效，而且规定征求人不得征求不填委托日期的委托书，也不得约定提出委托书的日期即为委托的日期。股东在授权之后，还可以下令撤回委托，如股东自己到会，委托书也自动撤消。（3）英国证交所还对上市公司规定，委托书的格式应有让股东表达正反意思的机会。由于同一人所的股东中，对某一候选人或某项议案可能有赞成或反对的不同选择，所以人在股东会应把赞成票和反对票分开投票并同时投出。但一般的委托书不让股东对某事项直接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只让股东决定是否让征集人代为投票。（4）所有的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股东投票权可以委托、，但不可以转让、购买，“拉票”的人不可以收买股东。

关于投票中人的资格界定问题。目前，世界各国在人的资格界定具体操作上规定各不相同，如法国规定人应是股东配偶或另一股东，意大利规定董事、审计员、公司及其子公司雇员、银行或其他债权机构和团体不得成为人，比利时则规定人不必是股东，但是更多的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对人的资格没有具体限制。 应被理解为不限于股东。

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也有有关投票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规定：“股东得于每次股东大会出其公司印发之委托书，载明授权范围，委托人出席股东会。一人同时受两个以上股东委托时，其人之表决权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总数表决权的百分之三，超过之表决权，不予计算。一股东出具一委托书，并以委托一人为限，应于股东大会开会5日前送达公司。委托书有重复，以最先送达者为准，但已声明撤销委托者不在此限。”

3、完善我国投票制度

我国《公司法》108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人应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我国《公司法》的这第108条允许股东表决权的行使，这对于保护小股东的利益还是颇有意义的。但是，这一规定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另外，《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41条，《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5条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对投票制度也有规定，但相比之下，法律的设计还不明确、不完善。为了有效地保护小股东利益，笔者认为，我国投票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首先，明确权授予期间。按台湾公司法的规定，权于每次股东大会前分别授予，不得一次为长期的授权，以免产生人长期控制权直至控制公司的弊端。“无限期的授权委托投票显然会导致投票权与股份所有权的永久性分离，这正是法律所要严格禁止的”。 我国《公司法》在修订时也应该规定，股东于每次股东大会前出具委托书，于股东大会召开前送达公司（以便于公司登记）。

其次，关于人表决权限制的规定：人表决权限制，即一人受多人委托时，其表决权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总数的一定限额，否则，超过部分不予计算。表决权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特定人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征集少数股东的表决权授权，积少成多，以此在股东大会上对抗大股东，平衡不同股东之间的利益”[29]另一方面

，人同样可以利用集中的表决权形成控制利益以达到操纵公司股东大会的目的。对人表决权进行限制，可防止一个人过多集中公司股东的表决权而操纵股东大会，作出不利于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决议。台湾公司法关于人表决权的限制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

再次，关于一股东以一委托人为限的规定：该规定可避免表决权计算上的困难，也可以避免同一股东的不同人因意见不同而难以表决。我国《公司法》对此没有规定，应予以完善。

最后，关于人资格的规定。我国《公司法》第108条对于行使表决权的人资格并未作出规定。由于行使表决权的事务比较繁杂，我国《公司法》在解释上可认为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作为各该股东的人出席股东会。

（四）建立累积投票制度

1、累积投票制度（system of cumulative voting）的起源及概念

“累积投票制起源于英国”， 但是在美国得到了重大发展。美国依利诺斯州于1870年所制定的《宪法》第3章第11条。该条规定，任何股东在法人公司选举董事或经理人的任何场合，均得亲自或通过人行使累积投票权，而且此类董事或经理人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选举。该州旋即在《公司法》第28条规定了股东的累积投票权。之后，美国各州纷纷步其后尘，或在宪法中，或在公司法中，或兼在宪法和公司法中规定股东的累积投票权。

所谓累积投票制度是指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或监事时，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当选董事或监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亦可分散选举数人，按得票数的多少决定董事或监事人选的表决制度。 累积投票制的立法旨在防止大股东在股东大会上以其优势地位而绝对控制全体董事的产生，使小股东的代表也有当选的机会。例如，某股东拥有公司1000股表决权，公司拟选出5名董事。按直接表决权制，股东对5名董事候选人中的每一位都有1000股表决权，总共为5000票表决权，对一位候选人而言，只可以投其1000票。但是按照累积表决权规则，股东可以将5000票全部投给一位候选人，从而增大其推荐的候选人当选的机会。

2、累积投票制度的优点

与小股东行使直接投票权相比，累积投票制度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1）累积投票制度有利于刺激小股东的投资积极性，进一步保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小股东的投资份额虽占总投资的少数，但是对其自身则是较大的投资，如果不采用累积投票制度，那么小股东对董事会决议则没有任何影响力，这同样和风险与利益相一致原则是不符的，会使他们怠于投资。他们深知投资越多，亏损也越大。因此，承认累积投票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广大小股东的投资积极性，保护其投资热情。

（2）累积投票制度是防范董事权力滥用的必需，是权力制衡理念在公司法中的体现和发展。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发展到董事会中心主义，股东集团之间及其与董事会之间会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仅靠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从外部对董事进行监督已显乏力，必须从董事会内部对董事直接进行监督，方可有效的防范董事滥用权力侵犯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小股东的代表进入董事会有利于保护或增进小股东集团的利益。 “累积投票制基本假设是：小股东易受到压迫、排挤、欺诈，因而他们需要有自己的代表，在董事会中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 累积投票制度使小股东参与董事会的人事安排，增强了他们对公司的人事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小股东的权益更有保障。

3、累积投票制度立法模式

累积投票制度起源于英国，在美国盛行，后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所采用。各个国家和地区因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认识不同而对累积投票的态度也不同，有允许累积投票和不允许累积投票两种立法。不允许累积投票立法者认为累积投票制度弊病太多，主要有：①累积投票权意味着要把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党羽选入董事会，而该党羽在董事会中的角色与董事应代表公司所有集团之利益的应有职责是非常不协调的；②董事会是经营机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③董事会内部的不和谐会侵蚀经营者的能量，并在经营上层中造成不确定和消极的气氛；④不可信的董事有可能为损害公司利益而泄密；⑤在实践中，累积投票制度经常为那些企图谋取狭隘的个人私利、而不谋取广大股东利益的人所利用；⑥反对派股东集团经常利用累积投票权作为他们长期争夺控制权大战的一块跳板。而允许累积投票的立法认为累积投票制度利大于弊，优点在上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采用允许累积投票的立法。在允许累积投票的立法中，又有强制性和许可性立法的不同。采用强制性立法的国家或地区有美国的阿肯瑟、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等州，还有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也对累积投票制度坚持强制主义立法，该法第198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任董事时，每一股份有与应选出董事人数相同之选举权，得集中选举一人，或分配选举人数，由所得选票代表选举权较多者，当选为董事”。采用许可性立法的国家或地区有美国的阿拉斯加、华盛顿、北卡罗林那等州。尽管目前在美国有些州还对累积投票制度采取强制主义，但是大多数州的现代化公司法已趋向许可主义，即由公司章程决定是否采用。受美国立法态度的影响，日本对累积投票制度也经历了由强制主义向许可主义的转变。

4、我国累积投票制度立法模式设想

我国起草股份公司法时，曾经在草案中设计这种累积投票制度，但是《公司法》的最后制定并没有接受这种制度。理由是：累积投票制度只在少数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中采用，并不为各国普遍接受；累积投票制度限制了大股东投票选任董事的权利，扩大了小股东在选任公司董事上的权力。 因此，《公司法》目前没有设立这一制度，但在学术界有很多学者赞成引进这一制度。不过，到底是采取强制性立法模式还是采取许可性立法模式问题上，分歧比较大。有的学者建议采取许可主义立法，允许公司章程确定累积投票制度。 其理由有二：一是许可性累积投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即使是采用强制性累积投票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尽年来也有修改之动向；如果采用强制主义，则与世界各国立法脱节，不利于吸引外商投资于我国公司；二是实行许可主义，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公司法中的体现。 有的学者则极力主张强制主义立法，由法律强制规定累积投票制度，以对小股东权益作最大限度的保护。

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在我国，小股东的保护十分脆弱。如果不采取强制立法，而是允许公司章程规定累积投票制度，由于公司章程内容由发起人或大股东决定，这样，从章程中排除累积投票制度，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最佳选择。当然，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累积投票制度功效的发挥可能受限于董事会的某些行为，如将董事会规模缩小、实行分批选举等等，但是只要采取相关的措施，还是可以避免的。

同时，还应该注意的是董监是否可以采用累积投票制度合并选举呢？我国国内学者对此的争议也比较大。李慧玲在《累积投票制度探析》一文中通过对累积投票制度的利弊分析后认为我国在引入累积投票制度的适用范围上不宜在董事和监事选举上合并采用，而应该分别采用。她认为董事会和监事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机构，因此对董事的任职要求和对监事的任职要求也不完全相同，如果对董事和监事的选举合并采用累积投票，则会造成一些别有用心的小股东将所有的选票合并集中投于某个董事。因为毕竟董事会的权利远远超过监事会的监督功能。这种合并适用于大股东又有失公平。 与他们持相反观点的王继军在《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研

究》一文中提出我国应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累积投票制度的价值在于对小股东以制度救济，增强其对公司的人事控制力。实行董事和监事合并选举可以给予小股东以更大的回旋余地。 刘俊海在《我国<公司法>确认股东累积投票权的理论探讨》一文中和王继军的观点是一样的（可以说是王继军继承了刘俊海的观点），即我国应采用累积投票制度，实行董事和监事合并选举。

笔者比较赞同刘俊海和王继军的观点，认为应该实行董监合并选举。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和监事应该合并选举还是分两次选举没有明确规定。如果董事和监事分两次选举，则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累积投票制度的功能，小股东可以把累积投票机制运用的淋漓尽致，大股东即使是企图控制全部董事会和董事会人选也是很困难的。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公司法》应当规定在股东大会上对董事和监事进行合并选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累积投票权。同时，由于我国《公司法》禁止董事兼任监事，在一个人被同时选任为董事和监事的时候，由该人自己选择其中一个职位。至于缺额可由选举中获得投票次多数的被选人替补。

（五）明确大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对小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

“由于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采用，使得大股东的意志能够上升为公司的意志，从而对公司和其他少数股股东产生约束力，并对公司和其他少数股股东的利益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对公司利益特别是少数股股东利益的影响，实际上已超出了其维护自身权益的必要的限度”。 为了确保大股东能够正当的行使其表决权，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明确他们在行使表决权时所应承担的义务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够极大的改善小股东的地位，为小股东抵制那些违反自己合理期待的行为提供有利的武器。

在美国，享有控制权的股东在出售其股份、或者对公司的合并，章程的修改以及公司资产的让与等特别事项进行表决时，负有对公司小股东的注意义务（duty of care）和信托义务（duty of fiduciary）。在英国的普通法中，有一重要的规则，即多数股股东对于其权利的行使，必须是基于对公司的整体利益的考虑，而不得构成对少数股股东和公司的欺诈。 德国在1988年以前一直援用股东平等、善良风俗理论来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否认控股股东的忠实义务。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小股东的利益，1988年德国联邦法院确认了控股股东的忠实义务。这些规定的共同目的在于对大股东表决权的行使设定一个合理的界限，以防止其滥用表决权。

大股东的这种义务的内容应该表现为：其在为自己的利益行使表决权时，不得不正当的侵害公司和其他小股东的利益。具体来说，对于有关公司业务事项的表决，其应当首先考虑到公司的整体利益；对于有关股东权益事项的决议，其表决权的行使不得构成对其他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而对于既与公司业务有关又涉及股东权益的事项的决议，则其在行使表决权时，既不能损害公司的利益，又不能损害小股东的利益。

我国《公司法》没有对大股东行使表决权时的义务作出规定，不过1994年公布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吸收了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基本精神，率先对控股股东的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该规定第47条明确要求：控股股东在行使其股东的权利时，不得因行使其表决权在下列问题上作出有损于全体或部分股东利益的决定：（1）免除董事、监事应当真诚的以公司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行事的责任；（2）批准董事、监事（为自己或者为他人利益）以任何形式剥夺公司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对公司有利的机会；（3）批准董事、监事（为自己或者为他人利益）剥夺其他股东的个人利益，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分配权、表决权，但不包括根据公司章程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改组。1997年12月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40条也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不得作出有损于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定。这些规定对规范控股股东的行为，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这两个文件的效力是有限的。前者仅适用于到境外上市的公司，后者也仅为“指引”。鉴于此，笔者建议在修订《公司法》时对大股东在表决权行使时的义务作出规定，增加一条：“大股东在为自己的利益行使表决权时，不得侵害公司和其他小股东的利益”。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小股东权益 投票 表决权限制 累积投票制度

一、股份公司小股东投票制度概述

投票制度是股份公司股东所享有的一项基本的制度，投票表决决议事项是现代股份公司股东行使权利的主要途径。股东按拥有公司股份数额的不同，可以分为持多数股份的股东（大股东）和持少数股份的股东（小股东），大股东和小股东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他们通过投票行使其表决权，行使其对股份公司事务的管理权利，但是由于两者在对公司事务的影响力上的不同，在公司中的实际待遇就有显著的差别。现代公司制度中，资本多数决成为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合乎风险与利益相平衡的理念，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但是在实践中，大股东为追求私利，往往滥用这一原则，形成其在公司决策中的支配地位，限制甚至损害小股东权益。现代公司管理体制从以股东大会为中心转向以董事会为中心，导致股东大会职权的弱化和董事会职权的强化，大股东通过多数表决权直接进入董事会或选举人进入董事会操纵公司事务。同时，公司的董事、经理等管理层也可能只对选举他们的大股东效忠而不顾小股东的利益。另外，小股东人数众多，股份分散，投机性强，信息匮乏，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来约束公司决策，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为欧美国家、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纷纷修改公司法或者制定相应的法规，对现行的投票制度进行完善，从而更能有效的保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投票制度现状

我国公司制度从无到有，改革开放二十 多年来获得长足发展，但以《公司法》为主导的公司法律调整规范偏重于政企分权，许多规定过于原则、简单，致使现实中公司的设立、运行多流于形式，股东利益尤其是小股东的利益保障欠缺。我国《公司法》在投票表决制度的规定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比如：在投票方式的规定上，股东投票可采取多种方式，可以亲自投票，也可以采取投票、信托投票的方式。对于许多小股东来说，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成本太大，必须借助投票、信托投票行使表决权。对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我国《公司法》第108条的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与国外相关立法相比，我国《公司法》的这一规定过于简单，对授权期限、人资格、多人等问题均未作出规定，所以可操作性不强；在董事、监事的任选上，我国《公司法》采取的是一股一投票权。这种投票方式不利于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往往使得小股东难以选出哪怕是一个董事、监事来代表其利益，不利于小股东监督董事会、监事会，也不利于小股东制衡大股东；另外，我国《公司法》没有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没有建立表决排除制度，没有规定大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对小股东承担的义务，也没有规定小股东对大股东的直接诉权，结果必然很难保证大股东不会利用对股东大会决议起决定作用的机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倡导股东参与公司决策，使消极股东成为积极股东，这当然涉及股东表决机制的完善”。 小股东行使投票表决权，必须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三、我国投票制度的完善

近几年来，我国频频出现的上市公司恶性经营事件，无一例外存在着股价越来越高、股东人数越来越少、股权集中程度越来越大的现象，这一规律在银广夏体现地更为明显：2000年全年股价暴涨440%；股东人数由1999年底的51800人，锐减到了2000年底的12536人；前523个股东持有股份比例超过68%，前2817个股东持有公司总股份的91.8%. 通过银广厦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如果公司内部能够建立有效的小股东投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大股东进行制约，今天的问题就可能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甚至有可能避免。那如何在公司内部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机制？对现行的投票制度进行完善。小股东投票制度的完善，主要包含累积投票制度、表决权排除制度、投票制度、表决权限制制度等几项制度投票制度的完善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股份公司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意义重大。

（一）完善大股东的表决权限制制度

1、表决权限制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公司的社会责任日益得到重视，公司的健康发展日益重要。而公司制度的发展有赖于更多的人进行投资，不仅需要个别资金雄厚的人投资于公司，更需要社会普通人的积极参与。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才能为公司制的发展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一般社会公众即小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更为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小股东在公司中弱势地位时更是如此，从而对大股东，尤其是支配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适当的限制。从另一方面说，公司股东投资于公司皆在谋求利益，同时也应促进社会利益，无论大股东、小股东皆然。 而“在资合公司中，表决的决定因素通常并不是理智而是资本占有份额。一旦资本或表决多数掌握在一人或一个稳定的集团手中，表决过程就会流于形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并非在表决，而是在指令。” 正是因为大股东可能滥用其优势地位，操纵股东大会，侵害小股东甚至公司的利益，不对大股东表决权进行限制有违于社会公平正义，所以必须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以期小股东的意志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伸张。

2、表决权限制（limitation of the right to vote）的方式

表决权限制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间接限制，即限制其表决权的效力，以法律规定特定情况下股东通过表决权行使而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或可撤销。这种限制直接表现为对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的限制。另一种限制方式是直接限制，即以立法明文规定持股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东的超过上述比例部分股份的表决力弱于一般股份。包括两种方式：（1）以法律或章程直接规定一定比例的持股数，超过该比例的股份实行一股以上一个表决权。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第179条第一项规定，一名股东拥有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以上者，应以章程限制其表决权。 从效果上来说，法律的限制比章程的限制更有效。从台湾公司运行的实践来看，不少公司“为敷衍公司法，而于章程规定超过百份之三的部分以99折计算之游戏规定”，这有违限制大股东表决权的立法精神。如果想要贯彻限制大股东表决权的本旨，应以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限制标准为宜。（2）直接规定表决权行使的上限，超过限额部分的股份便不再享有表决权。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1989年修改公司法时规定，“任何股东不论其持股多少，最后只能享有20%的表决权”。受其影响，目前美国已有近30个州采用了类似条款。对大股东表决权进行限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投票权的过分集中，增加大股东操纵股东大会的难度，从而适度平衡大股东和小股东的表决力悬殊。

3、在我国应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

我国的小股东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大股东经常在行使表决权时滥用其优势，例如：违反法律或章程，故意拖延或者拒绝发放股息；恶意增加公司资本，迫使小股东因为无力认购新股而使其持股比例进一步降低；任意罢免或无理阻挠小股东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等等。所以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适当的限制既必要又合理。

至于限制的形式，应首选直接限制形式，因为这种形式的限制更有效，能更好的实现限制的目的。因此，建议我国借鉴台湾地区之立法，对持股达一定比例以上部分的表决权进行限制，至于具体的比例、限制的幅度可结合大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间接限制的形式，即对有关股东大会的决议效力进行干预，应作为一种事后监督的手段。这样，直接限制和间接限制相结合，事前限制和事后监督相结合，就能形成我国大陆完善合理的对支配股东的表决权限制的体系，给小股东的利益、公司的利益提供完善的保护，也使大股东的利益得到合理的保障。

（二）建立表决排除制度

1、表决排除制度的含义及设立意义

股东表决排除制度（又称表决回避制度）是指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议题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该股东及其人均不得就某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权的制度。该制度适用于任何股东，也可由任何股东主张。但在实际中往往只针对大股东，并在解决小股东与大股东的冲突时发挥显著的作用。因为该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事先消除有特别利害关系的大股东滥用表决权的可能性，从而保护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与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无效确认之诉的救济措施相比，该制度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股东投入也更经济。

2、表决排除制度的适用范围

关于表决排除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种为概括式，即概括的规定与股东大会决议有特别利害关系的浮动不得行使其表决权。另一种是列举式，即在法律中列举股东不得行使其表决权的若干情形。例如，欧共体公司法指令第34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其人，在股东大会决议涉及a）减轻该股东负担；b）针对该股东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c）免除该股东对公司的一项责任；d）同意该股东与公司间的合同时，不允许行使表决权”。 韩国商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在韩国商法中，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股东为：在免除发起人、董事、监事的决议上，担任该发起人、董事、监事职务的股东；在营业让渡的承认决议时，作为受让人的股东；决定高级职员的报酬时，担任该高级职员的股东等。

3、我国应建立表决排除制度。我国《公司法》在确立“一股一表决权”制度时，没有对股东在利益冲突下的表决权作出限制，这对小股东的保护是非常不利的。立法的缺漏在实践中得到印证，例如，1995年底，“上海棱光”出资1.6亿，收购最大股东“珠海恒通”属下一全资子公司。控股35.5%的“珠海恒通”在股东大会表决时没有回避。此后不久，“飞乐股份”公告，收购其最大股东“仪电股份”（集团）公司属下4家企业。控股25.95%的仪电公司根本没有回避，收购4家企业自始自终都是大股东同公司董事会之间反复协商决定的，小股东基本没有参与。 为了维护小股东的权益，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关于该制度的主要立法例，设立股东表决排除制度。

并且我国《公司法》在规定这一制度时，在立法体例上可采取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即在借鉴国外立法，列举表决权排除制度的有关情形外，以“其他有特别利害关系的情形”作为兜底。可如此规定：“任何股东及其人不得就涉及下述内容的股东大会决议行使其在股份上的表决权：公司与股东订立重要合同的批准；股东责任的免除；其他有特别利害关系的 情形。”

（三）完善投票制度

1、投票制度的涵义

所谓投票是指股票所有人授权他人代表自己在股东大会上进行投票。

大股东一般都会自己参加股东会，用不着委托他人代为投票。需要投票的通常是小股东。小股东由于股份比较少，人数众多，又散居全国乃至全球各地，不少股东不愿为出席股东会而支出巨额的交通、食宿费用，及其行使表决权所花的时间，更有不少股东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投票制度遂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投票制度的初衷，是帮助小股东实现其意志，维护其权益。

2、各国关于投票制度的立法

投票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公司法中都有规定，例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关于委托程序及权限，西方各国主要有如下规定： （1）委托书应明确叙述所征求的事项。美国一些州的法律规定，未记载入委托书的事项，人无权投票，这一规定排除了“全权”的授权，优点是股东权利得以保障，缺点是人对于由其他股东提议的事项，或会议中的临时动议均无权，将使委托书的价值大受减损。（2）关于期限，一般都规定一次授权只限于当次股东会有效，而且规定征求人不得征求不填委托日期的委托书，也不得约定提出委托书的日期即为委托的日期。股东在授权之后，还可以下令撤回委托，如股东自己到会，委托书也自动撤消。（3）英国证交所还对上市公司规定，委托书的格式应有让股东表达正反意思的机会。由于同一人所的股东中，对某一候选人或某项议案可能有赞成或反对的不同选择，所以人在股东会应把赞成票和反对票分开投票并同时投出。但一般的委托书不让股东对某事项直接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只让股东决定是否让征集人代为投票。（4）所有的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股东投票权可以委托、，但不可以转让、购买，“拉票”的人不可以收买股东。

关于投票中人的资格界定问题。目前，世界各国在人的资格界定具体操作上规定各不相同，如法国规定人应是股东配偶或另一股东，意大利规定董事、审计员、公司及其子公司雇员、银行或其他债权机构和团体不得成为人，比利时则规定人不必是股东，但是更多的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对人的资格没有具体限制。 应被理解为不限于股东。

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也有有关投票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规定：“股东得于每次股东大会出其公司印发之委托书，载明授权范围，委托人出席股东会。一人同时受两个以上股东委托时，其人之表决权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总数表决权的百分之三，超过之表决权，不予计算。一股东出具一委托书，并以委托一人为限，应于股东大会开会5日前送达公司。委托书有重复，以最先送达者为准，但已声明撤销委托者不在此限。”

3、完善我国投票制度

我国《公司法》108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人应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我国《公司法》的这第108条允许股东表决权的行使，这对于保护小股东的利益还是颇有意义的。但是，这一规定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另外，《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41条，《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5条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对投票制度也有规定，但相比之下，法律的设计还不明确、不完善。为了有效地保护小股东利益，笔者认为，我国投票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首先，明确权授予期间。按台湾公司法的规定，权于每次股东大会前分别授予，不得一次为长期的授权，以免产生人长期控制权直至控制公司的弊端。“无限期的授权委托投票显然会导致投票权与股份所有权的永久性分离，这正是法律所要严格禁止的”。 我国《公司法》在修订时也应该规定，股东于每次股东大会前出具委托书，于股东大会召开前送达公司（以便于公司登记）。

其次，关于人表决权限制的规定：人表决权限制，即一人受多人委托时，其表决权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总数的一定限额，否则，超过部分不予计算。表决权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特定人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征集少数股东的表决权授权，积少成多，以此在股东大会上对抗大股东，平衡不同股东之间的利益”[29]另一方面，人同样可以利用集中的表决权形成控制利益以达到操纵公司股东大会的目的。对人表决权进行限制，可防止一个人过多集中公司股东的表决权而操纵股东大会，作出不利于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决议。台湾公司法关于人表决权的限制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

再次，关于一股东以一委托人为限的规定：该规定可避免表决权计算上的困难，也可以避免同一股东的不同人因意见不同而难以表决。我国《公司法》对此没有规定，应予以完善。

最后，关于人资格的规定。我国《公司法》第108条对于行使表决权的人资格并未作出规定。由于行使表决权的事务比较繁杂，我国《公司法》在解释上可认为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作为各该股东的人出席股东会。

（四）建立累积投票制度

1、累积投票制度（system of cumulative voting）的起源及概念

“累积投票制起源于英国”， 但是在美国得到了重大发展。美国依利诺斯州于1870年所制定的《宪法》第3章第11条。该条规定，任何股东在法人公司选举董事或经理人的任何场合，均得亲自或通过人行使累积投票权，而且此类董事或经理人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选举。该州旋即在《公司法》第28条规定了股东的累积投票权。之后，美国各州纷纷步其后尘，或在宪法中，或在公司法中，或兼在宪法和公司法中规定股东的累积投票权。

所谓累积投票制度是指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或监事时，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当选董事或监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亦可分散选举数人，按得票数的多少决定董事或监事人选的表决制度。 累积投票制的立法旨在防止大股东在股东大会上以其优势地位而绝对控制全体董事的产生，使小股东的代表也有当选的机会。例如，某股东拥有公司1000股表决权，公司拟选出5名董事。按直接表决权制，股东对5名董事候选人中的每一位都有1000股表决权，总共为5000票表决权，对一位候选人而言，只可以投其1000票。但是按照累积表决权规则，股东可以将5000票全部投给一位候选人，从而增大其推荐的候选人当选的机会。

2、累积投票制度的优点

与小股东行使直接投票权相比，累积投票制度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1）累积投票制度有利于刺激小股东的投资积极性，进一步保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小股东的投资份额虽占总投资的少数，但是对其自身则是较大的投资，如果不采用累积投票制度，那么小股东对董事会决议则没有任何影响力，这同样和风险与利益相一致原则是不符的，会使他们怠于投资。他们深知投资越多，亏损也越大。因此，承认累积投票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广大小股东的投资积极性，保护其投资热情。

（2）累积投票制度是防范董事权力滥用的必需，是权力制衡理念在公司法中的体现和发展。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发展到董事会中心主义，股东集团之间及其与董事会之间会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仅靠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从外部对董事进行监督已显乏力，必须从董事会内部对董事直接进行监督，方可有效的防范董事滥用权力侵犯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小股东的代表进入董事会有利于保护或增进小股东集团的利益。 “累积投票制基本假设是：小股东易受到压迫、排挤、欺诈，因而他们需要有自己的代表，在董事会中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 累积投票制度使小股东参与董事会的人事安排，增强了他们对公司的人事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小股东的权益更有保障。

3、累积投票制度立法模式

累积投票制度起源于英国，在美国盛行，后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所采用。各个国家和地区因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认识不同而对累积投票的态度也不同，有允许累积投票和不允许累积投票两种立法。不允许累积投票立法者认为累积投票制度弊病太多，主要有：①累积投票权意味着要把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党羽选入董事会，而该党羽在董事会中的角色与董事应代表公司所有集团之利益的应有职责是非常不协调的；②董事会是经营机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③董事会内部的不和谐会侵蚀经营者的能量，并在经营上层中造成不确定和消极的气氛；④不可信的董事有可能为损害公司利益而泄密；⑤在实践中，累积投票制度经常为那些企图谋取狭隘的个人私利、而不谋取广大股东利益的人所利用；⑥反对派股东集团经常利用累积投票权作为他们长期争夺控制权大战的一块跳板。而允许累积投票的立法认为累积投票制度利大于弊，优点在上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采用允许累积投票的立法。在允许累积投票的立法中，又有强制性和许可性立法的不同。采用强制性立法的国家或地区有美国的阿肯瑟、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等州，还有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也对累积投票制度坚持强制主义立法，该法第198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任董事时，每一股份有与应选出董事人数相同之选举权，得集中选举一人，或分配选举人数，由所得选票代表选举权较多者，当选为董事”。采用许可性立法的国家或地区有美国的阿拉斯加、华盛顿、北卡罗林那等州。尽管目前在美国有些州还对累积投票制度采取强制主义，但是大多数州的现代化公司法已趋向许可主义，即由公司章程决定是否采用。受美国立法态度的影响，日本对累积投票制度也经历了由强制主义向许可主义的转变。

4、我国累积投票制度立法模式设想

我国起草股份公司法时，曾经在草案中设计这种累积投票制度，但是《公司法》的最后制定并没有接受这种制度。理由是：累积投票制度只在少数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中采用，并不为各国普遍接受；累积投票制度限制了大股东投票选任董事的权利，扩大了小股东在选任公司董事上的权力。 因此，《公司法》目前没有设立这一制度，但在学术界有很多学者赞成引进这一制度。不过，到底是采取强制性立法模式还是采取许可性立法模式问题上，分歧比较大。有的学者建议采取许可主义立法，允许公司章程确定累积投票制度。 其理由有二：一是许可性累积投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即使是采用强制性累积投票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尽年来也有修改之动向；如果采用强制主义，则与世界各国立法脱节，不利于吸引外商投资于我国公司；二是实行许可主义，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公司法中的体现。 有的学者则极力主张强制主义立法，由法律强制规定累积投票制度，以对小股东权益作最大限度的保护。

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在我国，小股东的保护十分脆弱。如果不采取强制立法，而是允许公司章程规定累积投票制度，由于公司章程内容由发起人或大股东决定，这样，从章程中排除累积投票制度，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最佳选择。当然，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累积投票制度功效的发挥可能受限于董事会的某些行为，如将董事会规模缩小、实行分批选举等等，但是只要采取相关的措施，还是可以避免的。

同时，还应该注意的是董监是否可以采用累积投票制度合并选举呢？我国国内学者对此的争议也比较大。李慧玲在《累积投票制度探析》一文中通过对累积投票制度的利弊分析后认为我国在引入累积投票制度的适用范围上不宜在董事和监事选举上合并采用，而应该分别采用。她认为董事会和监事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机构，因此对董事的任职要求和对监事的任职要求也不完全相同，如果对董事和监事的选举合并采用累积投票，则会造成一些别有用心的小股东将所有的选票合并集中投于某个董事。因为毕竟董事会的权利远远超过监事会的监督功能。这种合并适用于大股东又有失公平。 与他们持相反观点的王继军在《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研究》一文中提出我国应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累积投票制度的价值在于对小股东以制度救济，增强其对公司的人事控制力。实行董事和监事合并选举可以给予小股东以更大的回旋余地。 刘俊海在《我国<公司法>确认股东累积投票权的理论探讨》一文中和王继军的观点是一样的（可以说是王继军继承了刘俊海的观点），即我国应采用累积投票制度，实行董事和监事合并选举。

笔者比较赞同刘俊海和王继军的观点，认为应该实行董监合并选举。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和监事应该合并选举还是分两次选举没有明确规定。如果董事和监事分两次选举，则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累积投票制度的功能，小股东可以把累积投票机制运用的淋漓尽致，大股东即使是企图控制全部董事会和董事会人选也是很困难的。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公司法》应当规定在股东大会上对董事和监事进行合并选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累积投票权。同时，由于我国《公司法》禁止董事兼任监事，在一个人被同时选任为董事和监事的时候，由该人自己选择其中一个职位。至于缺额可由选举中获得投票次多数的被选人替补。

（五）明确大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对小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

“由于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采用，使得大股东的意志能够上升为公司的意志，从而对公司和其他少数股股东产生约束力，并对公司和其他少数股股东的利益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对公司利益特别是少数股股东利益的影响，实际上已超出了其维护自身权益的必要的限度”。 为了确保大股东能够正当的行使其表决权，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明确他们在行使表决权时所应承担的义务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够极大的改善小股东的地位，为小股东抵制那些违反自己合理期待的行为提供有利的武器。

在美国，享有控制权的股东在出售其股份、或者对公司的合并，章程的修改以及公司资产的让与等特别事项进行表决时，负有对公司小股东的注意义务（duty of care）和信托义务（duty of fiduciary）。在英国的普通法中，有一重要的规则，即多数股股东对于其权利的行使，必须是基于对公司的整体利益的考虑，而不得构成对少数股股东和公司的欺诈。 德国在1988年以前一直援用股东平等、善良风俗理论来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否认控股股东的忠实义务。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小股东的利益，1988年德国联邦法院确认了控股股东的忠实义务。这些规定的共同目的在于对大股东表决权的行使设定一个合理的界限，以防止其滥用表决权。

大股东的这种义务的内容应该表现为：其在为自己的利益行使表决权时，不得不正当的侵害公司和其他小股东的利益。具体来说，对于有关公司业务事项的表决，其应当首先考虑到公司的整体利益；对于有关股东权益事项的决议，其表决权的行使不得构成对其他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而对于既与公司业务有关又涉及股东权益的事项的决议，则其在行使表决权时，既不能损害公司的利益，又不能损害小股东的利益。

我国《公司法》没有对大股东行使表决权时的义务作出规定，不过1994年公布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吸收了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基本精神，率先对控股股东的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该规定第47条明确要求：控股股东在行使其股东的权利时，不得因行使其表决权在下列问题上作出有损于全体或部分股东利益的决定：（1）免除董事、监事应当真诚的以公司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行事的责任；（2）批准董事、监事（为自己或者为他人利益）以任何形式剥夺公司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对公司有利的机会；（3）批准董事、监事（为自己或者为他人利益）剥夺其他股东的个人利益，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分配权、表决权，但不包括根据公司章程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改组。1997年12月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40条也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不得作出有损于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定。这些规定对规范控股股东的行为，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这两个文件的效力是有限的。前者仅适用于到境外上市的公司，后者也仅为“指引”。鉴于此，笔者建议在修订《公司法》时对大股东在表决权行使时的义务作出规定，增加一条：“大股东在为自己的利益行使表决权时，不得侵害公司和其他小股东的利益”。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 股东表决权 基金管理人 信托投票

中图分类号：DF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2-0083-06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投资者购买股份公司初次发行的股票，还是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等在二级市场购买上市交易的股票，基于拥有股份而形成的股东权利（简称股权），既包括财产性质的权利（如分红派息权），也包括身份性质的权利（如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投票表决权）；既包括纯粹为了自身利益而行使的权利（被称为自益权，如股份转让权），也包括主要为了公司利益或全体股东共同利益而行使的权利（被称为共益权，如质询权、提起股东派生诉讼权）等。我国现行《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其中，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主要是通过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权来实现的。

 

从法理角度而言，包括表决权在内的各项股权，既然是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股票持有人当然可以选择行使，也可以选择放弃；可以自己亲自行使，也可以委托（信托）他人代为行使；可以对各具体决议事项投赞成票，也可以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从现实情况来看，股份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东基于时间、精力、费用等因素的考虑，通常容易产生“搭便车”的心理而对股东大会的召开及其决议内容选择观望态度。一旦认为或判断股东大会存有会议瑕疵，①股东往往会选择“用脚投票”（即卖出所持股票）。

 

对于一般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而言，习惯“搭便车”而消极处置其所持股份之表决权，应无可厚非。但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是否也可以像一般中小股东那样选择“搭便车”和“用脚投票”的方式进行自由处置？谁有资格代表证券投资基金行使所持股份的表决权？谁有权决定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的行使与放弃？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是否可以分开行使？作为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实质股东的全体基民②之间的不同意愿如何得以在基金持股的股份公司股东大会上表达？此外，如何发挥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应有作用？笔者拟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二、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的主体

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权是基于股东资格而产生的一种带有身份性质的权利。尽管并非所有的股份都享有表决权，③但是，不拥有股份即不享有表决权。《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2006年修订版）第7.21节（a）小节规定：“除非第（b）小节和第（d）小节或者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每股发行在外的股票，无论属于何种类别，对于股东会议上要求表决的事项具有一票表决权。只有股票才有表决权。”④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04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表决权具有一定的身份性质，但这并不妨碍股东将其表决权委托或信托于他人行使。一般在股东委托他人行使表决权的情形下，受托人应以委托人即该股东的名义，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进行表决。而根据目前有的国家和地区所确立的表决权信托（或称为投票信托）制度，情形则有较大的不同。例如，《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2006年修订版）第7.30节规定，“一个或者多个股东可以设立一个投票信托通过与受托人签订协议确定信托条款（协议可以包含符合信托目的的任何内容）并向其转让股票，授予受托人投票权或者代为采取行为的权利。”“投票信托自转让给该信托的首批股票以受托人的名义登记之时生效。”⑤可见，在投票信托的情形下，受托人被登记为名义股东，是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行使表决权。

 

在国外，证券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多样，大体可分为公司型、有限合伙型和契约型（也称为信托型）三类。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大多数是根据信托原理并依据《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规定而设立的，基民和基金管理人之间显然是一种信托关系。证券投资基金所汇集的资金及所持股份属于信托财产。基金本身被登记为名义股东，自基金合同生效起，基金管理人受基民委托，实施对基金资产的投资、运作和管理。但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是否可以由基民按其份额以自身的名义行使？

 

中国证监会曾在1998年8月21日的《关于加强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管理公司依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基金契约及其他有关规定，代表基金出席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虽然这个文件没有明令废止，但其所依据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证委发[1997]81 号）却早已被《证券投资基金法》（该法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所取代。而令人遗憾的是，《证券投资基金法》仅在第19条第11项规定，“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属于基金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之一，但实际上并未明确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行使的具体规则。2012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持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1条关于“基金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中同样未提及该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基金所持股份的实质股东是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但是由于根据现行规定在股份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名义股东是基金本身，因此，基民应无权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只能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民以基金本身的名义行使，或者由基金管理人再委托他人以基金本身的名义行使。

 

三、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的特殊性

基民投资于基金是出于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经验和管理水平的信任，其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经理代表）最主要的职责是凭其投资经验和管理水平运用基金资金为基民争取尽可能高的投资回报。简单看来，基金持股之表决权与其他股东持股之表决权并无二致，即均不具有直接的财产性或收益性。因此，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往往被基金管理人消极对待，其行使状况也往往容易被基民忽视。但是，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在以下几方面显著区别于一般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持股之表决权。

 

（一）基金持股量相对较大，表决力相对较强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8篇

摘 要：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理应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自由行使，但由于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数额一般较大，且该表决权的行使具有权义复合性和双重共益性，故基金管理人在行使基金持股之表决权时应尽忠实、勤勉义务。建议我国立法对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进行一定的规制，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并更好地发挥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股份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 股东表决权 基金管理人 信托投票

中图分类号：df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2-0083-06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投资者购买股份公司初次发行的股票，还是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等在二级市场购买上市交易的股票，基于拥有股份而形成的股东权利（简称股权），既包括财产性质的权利（如分红派息权），也包括身份性质的权利（如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投票表决权）；既包括纯粹为了自身利益而行使的权利（被称为自益权，如股份转让权），也包括主要为了公司利益或全体股东共同利益而行使的权利（被称为共益权，如质询权、提起股东派生诉讼权）等。我国现行《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其中，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主要是通过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权来实现的。

 

从法理角度而言，包括表决权在内的各项股权，既然是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股票持有人当然可以选择行使，也可以选择放弃；可以自己亲自行使，也可以委托（信托）他人代为行使；可以对各具体决议事项投赞成票，也可以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从现实情况来看，股份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东基于时间、精力、费用等因素的考虑，通常容易产生“搭便车”的心理而对股东大会的召开及其决议内容选择观望态度。一旦认为或判断股东大会存有会议瑕疵，①股东往往会选择“用脚投票”（即卖出所持股票）。

 

对于一般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而言，习惯“搭便车”而消极处置其所持股份之表决权，应无可厚非。但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是否也可以像一般中小股东那样选择“搭便车”和“用脚投票”的方式进行自由处置？谁有资格代表证券投资基金行使所持股份的表决权？谁有权决定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的行使与放弃？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是否可以分开行使？作为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实质股东的全体基民②之间的不同意愿如何得以在基金持股的股份公司股东大会上表达？此外，如何发挥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应有作用？笔者拟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二、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的主体

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权是基于股东资格而产生的一种带有身份性质的权利。尽管并非所有的股份都享有表决权，③但是，不拥有股份即不享有表决权。《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2006年修订版）第7.21节（a）小节规定：“除非第（b）小节和第（d）小节或者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每股发行在外的股票，无论属于何种类别，对于股东会议上要求表决的事项具有一票表决权。只有股票才有表决权。”④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04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表决权具有一定的身份性质，但这并不妨碍股东将其表决权委托或信托于他人行使。一般在股东委托他人行使表决权的情形下，受托人应以委托人即该股东的名义，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进行表决。而根据目前有的国家和地区所确立的表决权信托（或称为投票信托）制度，情形则有较大的不同。例如，《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2006年修订版）第7.30节规定，“一个或者多个股东可以设立一个投票信托通过与受托人签订协议确定信托条款（协议可以包含符合信托目的的任何内容）并向其转让股票，授予受托人投票权或者代为采取行为的权利。”“投票信托自转让给该信托的首批股票以受托人的名义登记之时生效。”⑤可见，在投票信托的情形下，受托人被登记为名义股东，是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行使表决权。

 

在国外，证券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多样，大体可分为公司型、有限合伙型和契约型（也称为信托型）三类。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大多数是根据信托原理并依据《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规定而设立的，基民和基金管理人之间显然是一种信托关系。证券投资基金所汇集的资金及所持股份属于信托财产。基金本身被登记为名义股东，自基金合同生效起，基金管理人受基民委托，实施对基金资产的投资、运作和管理。但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是否可以由基民按其份额以自身的名义行使？

 

中国证监会曾在1998年8月21日的《关于加强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管理公司依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基金契约及其他有关规定，代表基金出席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虽然这个文件没有明令废止，但其所依据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证委发[1997]81 号）却早已被《证券投资基金法》（该法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所取代。而令人遗憾的是，《证券投资基金法》仅在第19条第11项规定，“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属于基金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之一，但实际上并未明确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行使的具体规则。2012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持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1条关于“基金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中同样未提及该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基金所持股份的实质股东是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但是由于根据现行规定在股份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名义股东是基金本身，因此，基民应无权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只能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民以基金本身的名义行使，或者由基金管理人再委托他人以基金本身的名义行使。

 

三、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的特殊性

基民投资于基金是出于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经验和管理水平的信任，其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经理代表）最主要的职责是凭其投资经验和管理水平运用基金资金为基民争取尽可能高的投资回报。简单看来，基金持股之表决权与其他股东持股之表决权并无二致，即均不具有直接的财产性或收益性。因此，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往往被基金管理人消极对待，其行使状况也往往容易被基民忽视。但是，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在以下几方面显著区别于一般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持股之表决权。

 

（一）基金持股量相对较大，表决力相对较强

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均具有集合资金、专家理财的特征。即使是出于分散风险的需要，基金一般采取组合投资，控制单一投资的数量和比例，但是相比于一般个体投资者（包括单位组织），基金持有单

个股份公司的股份数量和占比也往往要大得多。基金持股数量较大，相应地其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力也就较强，因而，基金管理人积极参与基金持股公司的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⑥

 

（二）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具有双重共益性

对于任何一家股份公司而言，公司每一次重大决策的决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替，都将对公司未来一定时期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全体股东的未来收益。而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是有表决权的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结果。因此，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投票表决权既关系到自身的利益，更关系到公司或者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所以说股东的表决权是一种共益权。⑦

 

基金作为名义股东，其持股之表决权当然具有一般股东持股之表决权的共益性特征。此外，由于基金只是作为名义股东代表全体基民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故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与否或者行使是否恰当，最终还会影响其基民的共同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讲，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即具有了双重共益性。也正因如此，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恰当行使有利于增进基金持股公司和基民的共同利益。

 

（三）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具有权义复合性

根据法律规则所设定的行为模式的不同，可以将法律规则分为授权性规则、义务性规则和权义复合性规则。

对于一般股东而言，基于持股而享有的表决权是一种固有权利。各国公司法关于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并按持股数量享有表决权的规定，无疑应理解为是一种授权性规则，即股东可以行使该表决权，也可以放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股东行使表决权。

 

但是，基金持股之表决权有别于一般股东持股之表决权，它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利。相对于所持股的股份公司而言，作为名义股东，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代表基民参与股东大会的表决，这无疑是一种权利。但是，相对于基民而言，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恰当地行使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应当是一种义务。基金经理亲自或派代表出席股东大会，仔细阅读会议资料，认真听取所持股公司有关情况的汇报和会议审议事项的情况说明以及与会人员的讨论意见，并且在有疑问时向所持股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进行必要的质询，这无疑是较全面、准确了解该公司的情况，以便合理作出投票决定和进一步投资决策的重要途径。因此，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表决应当是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的应尽职责，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应当是一种权义复合性规则。

 

我国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2008年修正）第23条第1款规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行使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决权，除法令另有规定外，应由证券投资信托事业指派该事业人员代表为之。”根据该规定，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显然是一种法定义务。当然，如果基金持股数额较少或者表决事项不是特别重大，该义务的强制性可相对减弱。2011 年4月28日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行使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决权方式”第2条第2、3款分别规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所经理之任一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持有公开发行公司股份均未达三十万股且全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合计持有股份未达一百万股者，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得不指派人员出席股东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除依第一款规定方式行使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持有股票之表决权外，对于所经理之任一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持有公开发行公司股份达三十万股以上或全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合计持有股份达一百万股以上者，于股东会无选举董事、监察人议案时；或于股东会有选举董事、监察人议案，而其任一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所持有股份均未达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千分之五或五十万股时，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得指派本事业以外之人员出席股东会。”我国台湾地区这种将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的强制性与一定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做法，值得我们今后在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时借鉴。

 

（四）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具有可分性

表决权的分开行使，也称为表决权的非统一行使，是指在表决权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对同一决议事项投部分赞成票、部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一股一表决权”是各国公司法所确立的一般规则。⑧但是，对于同一股东享有的数个表决权，应否作出一致的投票意思表示，即应否允许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有否定说与肯定说之争。肯定说以一股份即有一个表决权为根据，认为数个股份即有同数的表决权，故应承认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而否定说认为，一个股东仅享有一个表决权，只不过各股东表决力的大小因持股数额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故应全面否定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若无限制地容许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则势必滋生扰乱股东大会正常运转的弊害，而且股东在缺乏正当理由的场合下就同一决议事项同时作出两个方向相反的意思表示，实有违民事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应为确定的要求，由此同样可以导出否定说的结论”。⑨

 

事实上，从各国（地区）相关立法的具体内容来看，其差异也比较明显。例如，日本《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313条规定：“股东，可以不统一行使其享有的表决权。在设董事会公司，前款的股东须在股东大会召开之日的三日之前，通知设董事会公司不统一行使其享有的表决权的意旨及其理由。股份公司在第一款股东不是为他人持有股份者时，可以拒绝该股东依同款的规定不统一行使其享有的表决权。”⑩对此规定，应理解为日本《公司法》原则上允许股东就其所持股份在股东大会上分开行使表决权，但应履行提前通知和说明义务。当然，该公司董事会可能基于一定事由而拒绝股东不统一行使其表决权的请求。但是，如果该股东是为他人持有股份的，b11公司董事会不得拒绝该股东非统一行使其表决权。而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2006年修订）第181条规定：“政府或法人为股东时，其代表人不限于一人。但其表决权之行使，仍以其所持有之股份综合计算。前项之代表人有二人以上时，其代表人行使表决权应共同为之。”可见该法要求同一股东应作同一意思表示。

我国现行立法未明确认可股东表决权的非统一行使。但是，《公司法》第106条所引入的累积投票制实际上就是表决权可分开行使的具体体现。b12现实中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时也已出现表决权分开行使的个案。例如，在表决第二批股改试点公司长江电力的股改方案时，“申银万国—花旗—ubs limited”这家合资基金公司总共持有长江电力3087.22万股，它就只投了2600.99万股的赞成票，另外486.23万股投了反对票，遵从了基金持有人的投票意向。b13

 

笔者认为，既然股份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的最小计量单位，而每一股各产生一个表决权，是可以分开计算的，那么表决权的分开行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就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而言，由于基金本身只是名义股东，其所持股份的实质股东是全体基民。而各基民对于基金持股公司的表决事项的意见难免五花八门。如果强求基金统一行使其所持股份之表决权，则必然导致部分基民的真实意愿无法得到表达。因此，认可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的可分性，是保障基民正当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至于各基金是否选择所持股之表决权的非统一行使以及

如何实现表决权的非统一行使，可由基金章程或者基金合同予以规定。

 

四、基金管理人在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中的忠实、勤勉义务

鉴于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具有双重共益性和权义复合性，且由于基金持股的数额一般较大，其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力较强，关系到所持股公司本身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因此，立法有必要强化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在行使基金持股之表决权时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美国业界和政府监管部门近年非常重视基金的投票权问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03年1月31日增订《1940年投资公司法》30b1-4及《1940年投资顾问法》206（4）-6两项规则，并修订《1940年投资顾问法》204-2规则。这些法律条文对我们非常有启示作用：基金必须在征得委托人充分授权后，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和利益行使基金持股投票权；在征求委托人对投票权的授权时，必须完全符合以上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如果委托人愿意自己行使投票权，基金应提供全力的帮助和方便。”b14

 

我国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2008年修正）第23条规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行使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决权，“应基于受益凭证持有人之最大利益，且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该股票发行公司经营或有不当之安排情事。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于出席基金所持有股票之发行公司股东会前，应将行使表决权之评估分析作业，作成说明。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应将基金所持有股票发行公司之股东会通知书及出席证登记管理，并应就出席股东会行使表决权，表决权行使之评估分析作业、决策程序及执行结果作成书面纪录，循序编号建档，至少保存五年”。

 

尽管我国现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9条也有关于基金管理人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原则性规定，b15但是在基金持股之表决权方面并无具体的细则要求。因此，基金管理人在管理、运用基金财产的实务中，更多地是关注所持股票价格的波动以及基金净值的变动状况，而对持股之表决权往往采取消极态度。对此，广大基民实际上完全缺乏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制约手段以及相应的救济途径。这无疑是我国现行立法的一大缺憾。

 

五、完善我国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规则的若干具体建议

综上所述，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无论从基金管理人的受托义务（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还是从股份公司的治理，抑或从基金管理人的社会责任角度而言，均有必要对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进行一定的规制。基金管理人应当尽职尽责地行使好基金持股之表决权，以维护基民的利益，并充分发挥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股份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牵制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证券投资基金不应成为“搭便车”的短期投机者。在比较借鉴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和现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笔者建议在修订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时增设以下条款：

 

1.基金管理人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基金章程、基金合同的规定行使所持股份之表决权，不得滥用表决权谋取基金利益以外的利益。基金管理人违反规定，怠于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减收管理费或报酬。基金管理人滥用表决权谋取基金利益以外的利益的，所得利益应当收归基金所有。基金管理人有前列情形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要求基金管理人提前赎回基金份额。

 

立法说明：本条规定是对基金管理人在行使基金持股之表决权时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和相关法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

2.证券投资基金在所持股公司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持股数量位于基金持股前十位的或者占该股份公司的流通股1%以上的，该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经理代表或另行委托代表）应当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表决。但是，基金章程或者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立法说明：本条规定旨在区分持股数量的多少而对相应表决权作出不同的要求，重点强化大额持股基金在表决权行使时的勤勉义务，有利于保护基民的利益和改善所持股公司的治理结构。鉴于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52条规定持股占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东享有一项很重要的权利即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的权利，现行《证券法》第54条和第66条对持有公司股份最多的前十名股东的情况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时有特别的要求，因此，本文在界定大额持股基金时参照了这些标准。

 

3.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具体行使，由基金经理决定。如表决事项涉及所持股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增减注册资本等特别重大事项的，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具体行使，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但是，基金章程、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9篇

（一）投票权是股东各项权利的基础

上市公司股东的基本权利可以分为收益权（即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股东的各项权利一般都是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投票确定，即通过股东投票选举和更换董事等实现对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分配，通过审议批准（或修改）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等实现对公司收益权的分配。因此，投票权事实上成为股东获得各项权利的基础。

（二）中小股东投票成本过高

股东权利的行使最终要通过对公司重大决议的表决来实现。目前股东履行投票权利的一般程序是获取股东大会资料、参加股东大会、进行投票。提前向股东告知股东大会的日期及需表决的议案是各国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股东现在基本都可以方便经济快捷地获取股东大会的资料，但由于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我国是一股独大与小股东的高度分散并存），多数股东居住地也高度分散，对大多数中小股东而言，参加股东大会就必须承担额外的支出，比如交通、食宿费用等。此外，还有不少股东受时间等因素限制而不能亲自参加股东大会。显然，对中小股东而言，行使投票权的主要障碍就在于必须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小股东大多放弃了股东投票权。

为扩大股东的参与范围，各国纷纷设置了表决权行使制度，即股东可以委托人代为参加股东大会并投票，以降低股东投票成本。权投票的领域一般包括选举董事、股票期权计划、董事薪酬、资本增加授权、兼并和股东建议等。从实践效果看，表决权行使制度不仅扩大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范围，而且为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竞争提供了新的工具，增强了对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的约束力。但由于程序一般有比较明确的要求，手续相对烦琐，实际上只有机构投资者和持股规模相对较大的个人投资者才可能参与，征集小股东投票权的成本仍然相对较高，大多数小股东仍不愿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三）投票权行使成本过高不利于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由于中小股东持股数量很少，投票成本相对较高，绝大多数中小股东不得不放弃投票权，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公司控制权的配置，从而使得大股东和内部人更容易控制上市公司。虽然上市公司的收益权是根据所持股份等比例分割，但控股股东和内部人却可以凭借其控制地位做出更有利于大股东和内部人的分配方案。因此，中小股东放弃投票权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保护自身权益的基础。

二、电子投票制度的含义及其进展

（一）电子投票制度的含义

本文所称的电子投票制度是指通过应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可靠的电子通讯手段，使上市公司的股东能够在不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情况下通过电子网络进行投票。

（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是推行电子投票制度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证券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不仅证券市场实现了证券交易的电子化与网络化，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选择网上交易方式的投资者人数也在迅速增长。比如，美国网上证券委托的开户数1999年就已达930万户，在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网上证券委托的发展也相当惊人，目前韩国约有70％的交易量通过互联网完成。不仅如此，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种网站常就各种问题进行网上投票，网民对此已非常熟悉。综合考虑两方面因素，在上市公司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技术和设施基础已经具备。

（三）电子投票制度在发达国家的进展

1.有关机构积极倡导。OECD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指出，“本原则认为通过投票一般是可行的。另外，因为目的是要扩大股东参与，那么公司需要在投票中扩大技术的使用面，包括电话和电子投票。外国股东日益重要的地位也表明为求平衡，公司应竭力使股东利用现代化技术的手段进行参与，通过开发可靠的电子通讯手段，使股东可以互相交流而无需遵守执行委托制的各种手续，能够促进股东对股东大会的有效参与。至于透明度，会议程序应保证所投选票经过正确计数和记录并及时宣布结果”（对OECD《公司治理结构原则》的注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

2.法律上已经承认电子投票的结果。随着互联网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通过互联网投票已成为现实，目前在一些国家，已对电子投票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如在美国的特拉华州，2000年就通过了相关法律承认电子投票的结果。

3.机构投资者开始利用网络优势提高“投票”的效果。在美国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大约持有上市公司50％以上的股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计划（CalPERS）是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为了便于和其他股东及市场参与者交流，提高投票的效果，从1999年开始，CalPERS开始将其在股东大会中的投票决定在网上公布，公布的时间一般是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两周。

4.出现了专门为电子投票提供服务的机构。这些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向上市公司提供电子投票的技术解决方案；另一类是为股东提供投票参考意见，这类机构专门研究上市公司的情况，并对股东大会要表决的决议提出投票意见。

三、我国应适时引入电子投票制度

（一）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意义

目前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各种措施从根本上说仍然源于的思想，比如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等。虽然积极的监管以及更独立的董事会在保护小投资者利益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都不能代替直接赋予小股东和独立股东应有的权利，使得他们能够保护并增加他们自己的利益。（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降低中小股东的投票成本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举措。引入电子投票制度后，更多的中小股东将有机会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因此，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份会增加，这意味着大股东或管理层控制股东大会的局面有望得到改善。同时，网络快速和低成本的优势为不同股东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不仅为机构投资者征集投票权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的行动；也有利于分散的中小股东成为一个有力的利益群体，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从长远发展看，我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和加入WTO后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客观也需要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方便的投票机会。

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投票制度的引入和推行股东积极主义能够产生净收益，股东积极的参与公司治理将有助于提高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电子投票制度的引入将为个人投资者向“积极的股东”转变创造条件，电子投票制度的推行将是保护小股东利益的根本举措，也是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二）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可能性

1．已经具备技术上的可行性。我国自建立证券市场以来，一直十分重视信息技术在证券业的普及、应用、提高和创新，实现了交易、结算等方面的电子化、网络化，并被广大投资者认知和接受。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加，网上投票这种新的形式也日益被大家所熟知。从技术上看，引入电子投票制度已不存在障碍。

2．已经具备股东应用的可能性。对沪深股市网上投资者的状况进行分析基本可以判断股东利用互联网的程度。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2001年网上委托的客户开户数达332万户，占证券市场总开户数3325万户（沪深总开户数的一半）的9.98%。2001年每月网上交易的成交额占当月的市场总成交金额的比例呈现逐步增长的势头，全年累计的成交金额与2000年末相比，在沪深市场总交易金额减少约30％的情况下，网上交易的成交金额增长了约100％，达到了3578亿元，占前12个月证券市场股票（A、B股）、基金总成交金额81715亿元（双边计算）的4.38％（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2002年以来，网上委托客户、网上交易额继续快速增长，2002年上半年，网上委托的客户开户数已达451.2万户，占沪、深交易所开户总数一半（3402万户）的13.26%，2002年6月份，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交易量为750.00亿元，占沪、深证券交易所6月份股票（A、B股）、基金总交易量8595.28亿元（双边计算）的8.73%（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这表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可网上交易这种方式。网上交易的快速发展将使投资者更容易接受电子投票这种方式。

3．监管部门已经明确了原则。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2年1月7日联合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已经明确提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原则，该准则第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比例。股东大会时间、地点的选择应有利于让尽可能多的股东参加会议”。

从实践中的进程看，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使全体股东享有同等的知情权，并为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利创造更好的条件，2002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至少5个工作日将全部会议资料上网披露。该通知还要求，上市公司会议资料内容不得超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上市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不得向与会股东发放超出网上披露部分的会议资料。这表明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一些基础工作正日趋完备。

4．机构投资者有望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证监会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精神指引下，近两年，我国的机构投资者队伍迅速扩大。截止2001年底，我国共有14家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数量达到51支，基金发起份额总计811亿元。基金已经成为很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之一。而随着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养老金体系的日益完善，保险公司和养老金也必将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中的重要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实力的不断增强有利于推行“股东积极主义”，从而有利于带动中小股东参与电子投票的积极性。

（三）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

1．电子投票制度还面临法律法规上的障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只能亲自出席或委托他人出席，原则上不能以电子投票的形式表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第6条规定：“年度股东大会和应股东或监事会的要求提议召开的股东大会不得采取通讯表决方式”，同时规定临时会议在审议重大事项时也不得采取通讯表决方式。这种排除包括网络投票在内的通讯表决方式的股东大会投票机制不利于中小股东行使投票权，使得公司更容易被大股东和内部人所控制。

2．电子投票制度所需要的基础条件还不完备。从实践方面看，进行电子投票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上市公司要有一套能够进行电子投票的系统，这是进行电子投票必备的前提；二是股东能够方便地进入上市公司的电子投票系统。相对来说，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难点在由于很多中小股东（特别是小股东）尚不具备上网等条件，因此电子投票的范围在初期可能还比较有限。但是，采用电子投票制度至少会使原来因各种原因无法进行投票的部分小股东可以开始行使他们的权利。

3．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不利于电子投票制度的推行。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还很突出。如果大股东在上市公司居于绝对控制地位，即便中小股东通过电子投票制度能够积极参与，但由于所持有的股份比较有限，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也就相对有限。此外，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也不利于电子投票制度的推进。由于电子投票制度的引入会扩大股东参与投票的范围，这意味着中小股东对上市公司和大股东的约束力将不断增强，因此受大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缺乏推进这个进程的积极性。

4．股东对电子投票的安全性还有顾虑。网络的安全性是各行业在应用互联网过程中普遍关心的问题，消除股东对电子投票方式安全性的顾虑是引入电子投票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在上市公司中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修改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允许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期间进行电子投票，因此实行电子投票制度还缺乏法律上的基础。鉴于利用网络等方式进行交易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建议可以着手研究和电子投票制度相关的法律问题，待条件成熟时及时推出。

（二）逐步建立并完善电子投票制度所需的基础设施

电子投票基础设施建设是进行电子投票的必备基础。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可以建立“公共投票系统”，即所有的上市公司可以共用同一套投票系统，与现在的股票交易结算系统类似；二是上市公司可以自行建立电子投票系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

（三）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

投资者主要是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和投票决定，因此，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就成为股东理性决策的必然要求。

（四）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由于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对中小股东投票权的行使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建议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改变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状况。在现有的股权结构下，建议通过采用累计投票制度等方式，提高中小股东投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10篇

一、美国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美国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在进行证券投资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决策，以确定投资所使用的核算方法（假定甲公司购入乙公司的股票）：第一，甲公司购入乙公司证券是否为了对其实施重大影响？如果是，则采用权益法核算；如果否，则考虑此证券是否有容易确定的公允价值吗？第二，如果没有确定的公允价值，则采用成本法核算；如果有确定的公允价值，则考虑购入的证券是否可以划分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和交易性证券？第三，如果能够划分，则采用公允价值法；如果不能划分，则需要对证券重新分类后采用公允价值核算。以举例的形式阐述上述投资决策中所使用的核算方法：

例：甲公司2002年1月5日以现金50万元购入乙公司10万股普通股，每股5元，占乙公司总股份的20%.乙公司2002年初的净资产200万元，乙公司2002年净收益40万元，2002年12月31日支付现金股利60万元（每股1.2元）。2002年——2003年累计净收益150万元。

1、公允价值法

（1）若甲公司将购入乙公司股票划分为交易性证券，则使用公允价值法。一般说来，证券划分为交易性证券的前提是有容易确定的公允价值，因而假定2002年12月31日、2003年12月31日乙公司股票市价分别是每股8元、6元。2004年1月20日出售此证券，收到现金60万元。则账务处理如下：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2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股利收入120000.

③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公允价值的变化额为100000×（8-5）=300000元。账务处理为：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300000.

④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公允价值的变化额为100000×（8-6）=200000元。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账户是虚账户，其余额反映在损益表中。

⑤2004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证券销售已实现利得100000.

（2）若甲公司将购入乙公司股票划分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则甲公司使用公允价值法

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会计分录同②。

⑥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300000.

⑦2003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

⑧2003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借记：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1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300000.

⑦2003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

⑧2003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借记：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1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证券销售已实现利得200000.

（3）若美国公司购买证券后未进行分类，SFASNO.115规定每期末需对投资证券重新分类。若交易行证券转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则损益表中已确认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不再调整，只是变更年度证券的公允价值变化时变换账户名称。

⑨记录变更当年公允价值变化时，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⑩若可供销售证券划为交易性证券，则在变更年度应将已记录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通过下列分录转记到损益表中，并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300000，贷记：重新划分权益性证券已实现利得300000.

2、若美国公司运用成本法，则对投资的核算如下：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

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因为2001年度乙公司的净收益400000元小于支付得股利600000元，所以甲公司应确认的股利收入为400000×20%=80000元，借记：现金120000，贷记：股利收入8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40000.

2003年乙公司未分配股利，甲公司不做帐务处理。

3、若美国公司选用权益法，则进行如下的投资核算：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

2002年12月31日实现投资收益，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8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

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借记：现金2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120000.

期末，由于取得投资的成本高于在乙公司净资产中所占份额，应将此差额（50万-200万×20%=10万）分配给资产及商誉。假定8万分配给未记录商誉，摊销期限20年；2万元分配给低估的固定资产，摊销期限5年，会计分录为：借记：投资收益8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8000.

2003年12月31日应确认投资收益为（1500000-400000）×20%=220000，账务处理为

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2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二、中国上市公司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我国上市公司对购入的权益性证券，按照下列投资决策选择投资核算方法：第一，投资权益性证券是否作为剩余资金存放形式，不以控制被投资单位为目的？如果是，则按短期投资核算，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如果否，则考虑投资是否是为了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第二，如果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权益法；如果不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成本法核算。

1、购入的证券作为短期投资时，初始价值按成本计价，每期末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短期投资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1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短期投资120000.2002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8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2003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6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③2004年处置此投资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短期投资38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2、若选用成本法，则进行下列核算：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2002年12月31日，因为2002年度乙公司的净收益400000元小于支付得股利600000元，所以甲公司应确认的投资收益为400000×20%=80000元，收到的股利小于确认的投资收益的差额（120000-80000=40000）冲减甲公司的初始投资成本。账务处理为：借记：现金12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40000.

3、若选用权益法，则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如下：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2年1月5日记录股权投资差额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10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100000.

③2002年12月31日确认实现的投资收益，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8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

④2002年12月31日，股权投资差额按10年摊销，每年摊销100000/10=10000元，借记：投资收益—股权投资差额摊销1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10000.

⑤2003年12月31日应确认投资收益为（1500000-400000）×20%=220000，账务处理为：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22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三、中美对权益性证券会计处理的异同

从以上实例分析中可得出：除了所使用的账户名称不同外，美国和中国运用成本法和权益法对于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的会计处理相同，并且成本法和权益法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也相同。下面比较两国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差异：

1、美国和中国对权益性投资的分类不同。我国将普通股投资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短期投资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若对被投资单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若不存在对被投资单位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美国未进行长短期投资分类，而将权益证券分为交易性证券和可供销售的证券。若对被投资单位存在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若不存在重大影响且购入证券的公允价值很难确定，采用成本法；若不存在重大影响且公允价值容易确定，采用公允价值法。

2、权益性投资在会计报表上的列示不同。我国将短期投资列示于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中，短期投资跌价损失列入利润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在长期投资中列示。美国将交易性证券列入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在损益表中列示；若可供销售的证券期望在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期内变现，则将其列入流动资产，否则列入非流动资产，可供销售证券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中列示。

3、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不同。对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短期投资或短期投资变更为长期股权投资，我国会计制度没有规定。而美国SFASNO.115要求在每期末对投资进行重新分类，可供销售的证券可变更为交易性证券或相反，并规定了相应会计处理。

4、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不同。在使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时，我国对低估被投资单位资产或未计的商以及高估被投资单位资产所产生的股权投资差额，采用统一的摊销期限摊销于每期的投资收益账户。而美国将股权投资差额分配于资产和商誉或都分配商誉中。

5、非现金方式取得权益性投资，其初始成本确定不同。我国对以非现金资产抵债或以应收账款换入长期股权投资以及以非货币易换入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是以账面价值作为计价基础。而美国对非现金补偿方式取得投资，投资成本的计量基础是公允价值。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11篇

一、美国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美国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在进行证券投资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决策，以确定投资所使用的核算方法（假定甲公司购入乙公司的股票）：第一，甲公司购入乙公司证券是否为了对其实施重大影响？如果是，则采用权益法核算；如果否，则考虑此证券是否有容易确定的公允价值吗？第二，如果没有确定的公允价值，则采用成本法核算；如果有确定的公允价值，则考虑购入的证券是否可以划分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和交易性证券？第三，如果能够划分，则采用公允价值法；如果不能划分，则需要对证券重新分类后采用公允价值核算。以举例的形式阐述上述投资决策中所使用的核算方法：

例：甲公司2002年1月5日以现金50万元购入乙公司10万股普通股，每股5元，占乙公司总股份的20%.乙公司2002年初的净资产200万元，乙公司2002年净收益40万元，2002年12月31日支付现金股利60万元（每股1.2元）。2002年——2003年累计净收益150万元。

1、公允价值法

（1）若甲公司将购入乙公司股票划分为交易性证券，则使用公允价值法。一般说来，证券划分为交易性证券的前提是有容易确定的公允价值，因而假定2002年12月31日、2003年12月31日乙公司股票市价分别是每股8元、6元。2004年1月20日出售此证券，收到现金60万元。则账务处理如下：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2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股利收入120000.

③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公允价值的变化额为100000×（8-5）=300000元。账务处理为：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300000.

④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公允价值的变化额为100000×（8-6）=200000元。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账户是虚账户，其余额反映在损益表中。

⑤2004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证券销售已实现利得100000.

（2）若甲公司将购入乙公司股票划分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则甲公司使用公允价值法

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会计分录同②。

⑥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300000.

⑦2003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

⑧2003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借记：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1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300000.

⑦2003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

⑧2003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借记：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1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证券销售已实现利得200000.

（3）若美国公司购买证券后未进行分类，SFASNO.115规定每期末需对投资证券重新分类。若交易行证券转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则损益表中已确认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不再调整，只是变更年度证券的公允价值变化时变换账户名称。

⑨记录变更当年公允价值变化时，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⑩若可供销售证券划为交易性证券，则在变更年度应将已记录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通过下列分录转记到损益表中，并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300000，贷记：重新划分权益性证券已实现利得300000.

2、若美国公司运用成本法，则对投资的核算如下：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

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因为2001年度乙公司的净收益400000元小于支付得股利600000元，所以甲公司应确认的股利收入为400000×20%=80000元，借记：现金120000，贷记：股利收入8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40000.

2003年乙公司未分配股利，甲公司不做帐务处理。

3、若美国公司选用权益法，则进行如下的投资核算：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

2002年12月31日实现投资收益，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8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

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借记：现金2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120000.

期末，由于取得投资的成本高于在乙公司净资产中所占份额，应将此差额（50万-200万×20%=10万）分配给资产及商誉。假定8万分配给未记录商誉，摊销期限20年；2万元分配给低估的固定资产，摊销期限5年，会计分录为：借记：投资收益8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8000.

2003年12月31日应确认投资收益为（1500000-400000）×20%=220000，账务处理为

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2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二、中国上市公司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我国上市公司对购入的权益性证券，按照下列投资决策选择投资核算方法：第一，投资权益性证券是否作为剩余资金存放形式，不以控制被投资单位为目的？如果是，则按短期投资核算，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如果否，则考虑投资是否是为了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第二，如果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权益法；如果不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成本法核算。

1、购入的证券作为短期投资时，初始价值按成本计价，每期末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短期投资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1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短期投资120000.2002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8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2003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6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③2004年处置此投资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短期投资38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2、若选用成本法，则进行下列核算：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2002年12月31日，因为2002年度乙公司的净收益400000元小于支付得股利600000元，所以甲公司应确认的投资收益为400000×20%=80000元，收到的股利小于确认的投资收益的差额（120000-80000=40000）冲减甲公司的初始投资成本。账务处理为：借记：现金12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40000.

3、若选用权益法，则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如下：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2年1月5日记录股权投资差额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10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100000.

③2002年12月31日确认实现的投资收益，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8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

④2002年12月31日，股权投资差额按10年摊销，每年摊销100000/10=10000元，借记：投资收益—股权投资差额摊销1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10000.

⑤2003年12月31日应确认投资收益为（1500000-400000）×20%=220000，账务处理为：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22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三、中美对权益性证券会计处理的异同

从以上实例分析中可得出：除了所使用的账户名称不同外，美国和中国运用成本法和权益法对于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的会计处理相同，并且成本法和权益法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也相同。下面比较两国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差异：

1、美国和中国对权益性投资的分类不同。我国将普通股投资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短期投资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若对被投资单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若不存在对被投资单位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美国未进行长短期投资分类，而将权益证券分为交易性证券和可供销售的证券。若对被投资单位存在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若不存在重大影响且购入证券的公允价值很难确定，采用成本法；若不存在重大影响且公允价值容易确定，采用公允价值法。

2、权益性投资在会计报表上的列示不同。我国将短期投资列示于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中，短期投资跌价损失列入利润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在长期投资中列示。美国将交易性证券列入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在损益表中列示；若可供销售的证券期望在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期内变现，则将其列入流动资产，否则列入非流动资产，可供销售证券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中列示。

3、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不同。对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短期投资或短期投资变更为长期股权投资，我国会计制度没有规定。而美国SFASNO.115要求在每期末对投资进行重新分类，可供销售的证券可变更为交易性证券或相反，并规定了相应会计处理。

4、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不同。在使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时，我国对低估被投资单位资产或未计的商以及高估被投资单位资产所产生的股权投资差额，采用统一的摊销期限摊销于每期的投资收益账户。而美国将股权投资差额分配于资产和商誉或都分配商誉中。

5、非现金方式取得权益性投资，其初始成本确定不同。我国对以非现金资产抵债或以应收账款换入长期股权投资以及以非货币易换入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是以账面价值作为计价基础。而美国对非现金补偿方式取得投资，投资成本的计量基础是公允价值。

四、结论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12篇

一、美国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美国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在进行证券投资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决策，以确定投资所使用的核算方法（假定甲公司购入乙公司的股票）：第一，甲公司购入乙公司证券是否为了对其实施重大影响？如果是，则采用权益法核算；如果否，则考虑此证券是否有容易确定的公允价值吗？第二，如果没有确定的公允价值，则采用成本法核算；如果有确定的公允价值，则考虑购入的证券是否可以划分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和交易性证券？第三，如果能够划分，则采用公允价值法；如果不能划分，则需要对证券重新分类后采用公允价值核算。以举例的形式阐述上述投资决策中所使用的核算方法：

例：甲公司2002年1月5日以现金50万元购入乙公司10万股普通股，每股5元，占乙公司总股份的20%.乙公司2002年初的净资产200万元，乙公司2002年净收益40万元，2002年12月31日支付现金股利60万元（每股1.2元）。2002年——2003年累计净收益150万元。

1、公允价值法

（1）若甲公司将购入乙公司股票划分为交易性证券，则使用公允价值法。一般说来，证券划分为交易性证券的前提是有容易确定的公允价值，因而假定2002年12月31日、2003年12月31日乙公司股票市价分别是每股8元、6元。2004年1月20日出售此证券，收到现金60万元。则账务处理如下：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2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股利收入120000.

③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公允价值的变化额为100000×（8-5）=300000元。账务处理为：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300000.

④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公允价值的变化额为100000×（8-6）=200000元。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账户是虚账户，其余额反映在损益表中。

⑤2004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证券销售已实现利得100000.

（2）若甲公司将购入乙公司股票划分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则甲公司使用公允价值法

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会计分录同②。

⑥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300000.

⑦2003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

⑧2003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借记：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1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300000.

⑦2003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

⑧2003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借记：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1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证券销售已实现利得200000.

（3）若美国公司购买证券后未进行分类，SFASNO.115规定每期末需对投资证券重新分类。若交易行证券转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则损益表中已确认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不再调整，只是变更年度证券的公允价值变化时变换账户名称。

⑨记录变更当年公允价值变化时，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⑩若可供销售证券划为交易性证券，则在变更年度应将已记录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通过下列分录转记到损益表中，并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300000，贷记：重新划分权益性证券已实现利得300000.

2、若美国公司运用成本法，则对投资的核算如下：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

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因为2001年度乙公司的净收益400000元小于支付得股利600000元，所以甲公司应确认的股利收入为400000×20%=80000元，借记：现金120000，贷记：股利收入8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40000.

2003年乙公司未分配股利，甲公司不做帐务处理。

3、若美国公司选用权益法，则进行如下的投资核算：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

2002年12月31日实现投资收益，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8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

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借记：现金2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120000.

期末，由于取得投资的成本高于在乙公司净资产中所占份额，应将此差额（50万-200万×20%=10万）分配给资产及商誉。假定8万分配给未记录商誉，摊销期限20年；2万元分配给低估的固定资产，摊销期限5年，会计分录为：借记：投资收益8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8000.

2003年12月31日应确认投资收益为（1500000-400000）×20%=220000，账务处理为

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2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二、中国上市公司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我国上市公司对购入的权益性证券，按照下列投资决策选择投资核算方法：第一，投资权益性证券是否作为剩余资金存放形式，不以控制被投资单位为目的？如果是，则按短期投资核算，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如果否，则考虑投资是否是为了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第二，如果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权益法；如果不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成本法核算。

1、购入的证券作为短期投资时，初始价值按成本计价，每期末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短期投资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1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短期投资120000.2002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8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2003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6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③2004年处置此投资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短期投资38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2、若选用成本法，则进行下列核算：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2002年12月31日，因为2002年度乙公司的净收益400000元小于支付得股利600000元，所以甲公司应确认的投资收益为400000×20%=80000元，收到的股利小于确认的投资收益的差额（120000-80000=40000）冲减甲公司的初始投资成本。账务处理为：借记：现金12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40000.

3、若选用权益法，则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如下：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2年1月5日记录股权投资差额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10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100000.

③2002年12月31日确认实现的投资收益，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8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

④2002年12月31日，股权投资差额按10年摊销，每年摊销100000/10=10000元，借记：投资收益—股权投资差额摊销1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10000.

⑤2003年12月31日应确认投资收益为（1500000-400000）×20%=220000，账务处理为：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22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三、中美对权益性证券会计处理的异同

从以上实例分析中可得出：除了所使用的账户名称不同外，美国和中国运用成本法和权益法对于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的会计处理相同，并且成本法和权益法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也相同。下面比较两国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差异：

1、美国和中国对权益性投资的分类不同。我国将普通股投资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短期投资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若对被投资单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若不存在对被投资单位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美国未进行长短期投资分类，而将权益证券分为交易性证券和可供销售的证券。若对被投资单位存在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若不存在重大影响且购入证券的公允价值很难确定，采用成本法；若不存在重大影响且公允价值容易确定，采用公允价值法。

2、权益性投资在会计报表上的列示不同。我国将短期投资列示于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中，短期投资跌价损失列入利润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在长期投资中列示。美国将交易性证券列入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在损益表中列示；若可供销售的证券期望在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期内变现，则将其列入流动资产，否则列入非流动资产，可供销售证券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中列示。

3、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不同。对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短期投资或短期投资变更为长期股权投资，我国会计制度没有规定。而美国SFASNO.115要求在每期末对投资进行重新分类，可供销售的证券可变更为交易性证券或相反，并规定了相应会计处理。

4、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不同。在使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时，我国对低估被投资单位资产或未计的商以及高估被投资单位资产所产生的股权投资差额，采用统一的摊销期限摊销于每期的投资收益账户。而美国将股权投资差额分配于资产和商誉或都分配商誉中。

5、非现金方式取得权益性投资，其初始成本确定不同。我国对以非现金资产抵债或以应收账款换入长期股权投资以及以非货币易换入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是以账面价值作为计价基础。而美国对非现金补偿方式取得投资，投资成本的计量基础是公允价值。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13篇

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东支付对价的方式不同，“股权分置流通权”的计算方法也有所不同。股权分置改革中各种主要方式下流通权的成本计算方法如下表:

股权分置改革中各种不同方式下流通权成本计算方法比较表

股权分置改革支付对价方式 流通权成本计算 投资收益的确认 备 注

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流通权 按照所支付的金额确认流通权成本 无

以送股或缩股方式取得流通权

按所送股份或所缩股份相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张面价值确认流通权成本

无

以发放认购权证方式取得流通权

将权证直接送给流通股东 按股票的市场价与行权价之差额确认为流通权成本 将股票市价与应冲减的长期股权投资帐面价值之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将权证以一定的价格出售给流通股东 股票市场价减去行权价和收取权证费用 股票市价减去应冲减的长期投资帐面价值加上权证费用 当权证费用大于股票市价与行权价之差，则超出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以发放人沽权证方式取得流通权 将权证直接送给流通股东 将行权价减去股票市价的差额部分确认流通权成本

无

将权证以一定的价格出售给流通股东 （1）：以股票结算：将行权价减去股票市价的差额部分确认流通权成本；（2）：以现金结算：按行权价减去权证费用后的差额作为流通权的成本

无 期满未行权，则将所收取的权证费用冲减“流通权”至零后，余额计入资本公积

以资本公积转增或派发股票给流通股东取得流通权 按所送给流通股东的股票部分相应长期股权投资帐面价值计入流通成本

无

以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豁免上市公司债务、替上市公司承担债务的方式取得流通权 按注入资产、豁免债务和承担债务的帐面价值作为流通权成本

无

以承诺方式取得流通权 待承诺实现时按承诺方式的具体实施计算流通权成本

无

从所列表可以看出，在通过发行权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情况下，其流通权成本的计算方法与其他方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流通权成本计算有所不同，即不是以所付出代价的资产帐面价值为基础，而是以股票的公允市价为基础。wWW.133229.cOm根据18号文的规定，当权证持有人行使认购权向非流通股东购买股份，以及以现金结算行权价低于股票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部分时，非流通股东应将行权价低于股票市场价格的差额，计入“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即：股权分置流通权成本=（行权时股票市价－认购权证行权价）×所行权的股数；在通过发行认沽权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情况下，当认沽权证持有人行使出售权将股份出售给非流通股东，以及要求以现金结算行权价高于股票市场价格的差价部分时，非流通股东是将行权价高于股票市场价格的差额部分计入“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即：股权分置流通权成本=（认沽权证行权价－行权时股票市价）×所行权的股数。另外，在采用认购权证方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情况下，还存在投资收益的确定问题。在18号文中规定当认购权证持有人行使认购权向非流通股东购买股份时，应将实际收到的行权价款与应确认的股权分置流通权成本之和，减去应冲减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后的差额部分作为投资收益处理，如果是有偿出售权证，结转的“应付权证”余额计入投资收益，而采用其他方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则不存在投资收益的确认问题。

例： x公司为一家上市公司，在x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前，公司股本10000万元（股），其中：非流通股6000万股（为分析方便起见，假定非流通股份均为y公司所持有），流通股4000万股，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30000万元（即每股净资产3元），股票市价为5.6元。y公司对x公司的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股权分置改革前其“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18000万元，其中，投资成本6000万元，损益调整9000万元，股权投资准备3000万元。x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通过的方案为y公司无偿向流通股东每十股赠送2份欧式认购权证，到期时每份认购权证可向y公司购买1股正股，行权价4元，y公司以自己的股份备兑。假设实际行权时正股市场价格为6.5元，每股净资产为3.6元，y公司其股权投资帐面余额为

21600万元，其中，损益调整由股权分置改革前的9000万元上升为12600万元，其他科目余额没有发生变化。

根据x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可知流通股东共可获认购权证=4000×0.2=800万份。在到期全部行权的情况下y公司共收款=800×4=3200万元。按18号文的规定方法计算，y公司取得流通权的成本为=（6.5－4）×800=2000万元。在以4元的行权价备兑了800万股的x公司股票后，以每股3.6元净资产计算，y公其所拥有的x公司净资产份额减少了2880万元（36000÷10000×800=2880万元），其中投资成本减少800万元，损益调整减少1680万元，股权投资准备减少400万元，应确认的投资收益=6.5×800－2880=2320万元。y公司编制的会计分录是：借记“银行存款3200”、“股权分置流通权2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2880”（其中，“投资成本800”，“损益调整1680”，“股权投资准备400”），按上述三个科目余额之差，贷记“投资收益2320”。（如果是以现金结算行权价低于股票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部分，则y公司共应付给流通股东2000万元，编制的会计分录为：借记“股权分置流通权2000”，贷记“银行存款2000”。）

从行权时y公司的上述会计处理上来看，笔者认为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将股票市价与行权价的差额计入了股权分置流通权的成本的同时又计入了投资收益，夸大了股权分置流通权的成本。在认购权证持有人行权的情况下，非流通股东实质上是以行权价出售相应的股份给流通股东，取得行权价款时确认所被行权部分股权的损益只能是行权价与每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部分，而不应该是行权时所行权部分的股票市价与行权时相应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差额部分，被备兑股票其市价与行权价的差额并未实现，将这部分差额也计入投资收益违背了谨慎性原则。第二，非流通股东其股权在股权分置改革前一般是不可能按流通股份在证权市场上的市场价出售的，即在股权分置改革前股票市价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只是对流通股东存在，非流通股东并不存这个差额，非流通股东以高于其股权账面价值的市价出售并不是股权分置流通权的成本，而是一项非流通股因为有了在证券交易所的流通权而取得的流通权溢价收益，是非流通股东因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而获得的一项利益。所以当行权价高于股票账面价值时，行权价与股票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不应该被确认为股权分置流通权成本，而应该是一项投资收益，即应作为股权分置流通权成本的减项来处理。第三，计算股权分置流通权成本时在时点的选择上存在问题，这样处理使得在采用权证方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时对取得流通权的成本既不能预计也不合理。因为在证券市场上包括上市公司自身业绩等各种因素都会导致股票价格的波动，从而影响到行权时的股票价格，流通权的成本将会随着股价的波动而发生变化，而我们将包括公司业绩产生的每股账面价值变化等因素导致的股价变化等均算在股权分置改革流通权的成本中是不合理的。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作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本不应由不确定的改革后的证券市场上股票价格的涨跌来决定，而应该是在改革并确定方案时就应该能够确定。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非流通股东在计算股权分置流通权的成本时应该在现行的计算方法下进行修正。计算股权分置流通权成本或收益的一种比较合理的办法是以股权分置改革时每股的账面价值作为基准来计算，即股权分置流通权成本应该是方案确定时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认购权证行权价之差额部分。在发行认购权证的情况下，当认购权证行权价大于所行权权证对应的股权投资帐面价值部分时，则说明非流通股东因权证持有人行权而取得了该部分差额的投资收益，这可以把它看成是非流通股东以高于其每股账面价值的售价出售其股权；而当行权价小于行权权证所对应的股权投资帐面价值部分时，则流通权成本为正，说明非流通股东是以低于其每股账面价值出售了股权。相反，在发行认沽权证的情况下，认沽权证行权价大于相应股权账面价值的部分作为股权分置流通权成本，如果认沽权证的行权价小于相应股权账面价值的部分，则不存在股权分置流通权的成本。

例如在上例中根据修改的股权分置流通权成本计算的办法，y公司的股权分置流通权成本=（股改时每股净资产－确定的认购权证行权价）×所行权的股份数=（3－4）×800=－800万元。由于计算的流通权成本为负数，所以该例的股权分置流通权的成本实际上是通过股权分置改革而获得的一项收益，但800万元的收益在股权分置改革发放权证给流通股东时并未实现，到行权时这800万元的收益中，其中580万元为发放权证给流通股东至行权时上市公司实现的利润中属于非流通股东的那一部分，该部分已计入投资收益之中，另外320万元为行权行权价与股票行权日账面价值的差额。合理的做法是在非流通股东备兑了800万股的x公司股票后y公司应编制会计分录：借记“银行存款3200”，按结转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贷记“长期股权投资2880”，（其中“投资成本800”，“损益调整1680”，“股权投资准备400”），按上述两个科目余额之差，贷记“投资收益320”。这320万元的投资收益可以理解为非流通股东实际上是以4元的价格向流通股东出售了每股账面价值3.6元的800万股x公司的股票，实现投资收益320万元。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14篇

（一）投票权是股东各项权利的基础

上市公司股东的基本权利可以分为收益权（即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股东的各项权利一般都是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投票确定，即通过股东投票选举和更换董事等实现对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分配，通过审议批准（或修改）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等实现对公司收益权的分配。因此，投票权事实上成为股东获得各项权利的基础。

（二）中小股东投票成本过高

股东权利的行使最终要通过对公司重大决议的表决来实现。目前股东履行投票权利的一般程序是获取股东大会资料、参加股东大会、进行投票。提前向股东告知股东大会的日期及需表决的议案是各国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股东现在基本都可以方便经济快捷地获取股东大会的资料，但由于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我国是一股独大与小股东的高度分散并存），多数股东居住地也高度分散，对大多数中小股东而言，参加股东大会就必须承担额外的支出，比如交通、食宿费用等。此外，还有不少股东受时间等因素限制而不能亲自参加股东大会。显然，对中小股东而言，行使投票权的主要障碍就在于必须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小股东大多放弃了股东投票权。

为扩大股东的参与范围，各国纷纷设置了表决权行使制度，即股东可以委托人代为参加股东大会并投票，以降低股东投票成本。权投票的领域一般包括选举董事、股票期权计划、董事薪酬、资本增加授权、兼并和股东建议等。从实践效果看，表决权行使制度不仅扩大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范围，而且为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竞争提供了新的工具，增强了对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的约束力。但由于程序一般有比较明确的要求，手续相对烦琐，实际上只有机构投资者和持股规模相对较大的个人投资者才可能参与，征集小股东投票权的成本仍然相对较高，大多数小股东仍不愿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三）投票权行使成本过高不利于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由于中小股东持股数量很少，投票成本相对较高，绝大多数中小股东不得不放弃投票权，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公司控制权的配置，从而使得大股东和内部人更容易控制上市公司。虽然上市公司的收益权是根据所持股份等比例分割，但控股股东和内部人却可以凭借其控制地位做出更有利于大股东和内部人的分配方案。因此，中小股东放弃投票权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保护自身权益的基础。

二、电子投票制度的含义及其进展

（一）电子投票制度的含义

本文所称的电子投票制度是指通过应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可靠的电子通讯手段，使上市公司的股东能够在不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情况下通过电子网络进行投票。

（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是推行电子投票制度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证券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不仅证券市场实现了证券交易的电子化与网络化，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选择网上交易方式的投资者人数也在迅速增长。比如，美国网上证券委托的开户数1999年就已达930万户，在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网上证券委托的发展也相当惊人，目前韩国约有70％的交易量通过互联网完成。不仅如此，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种网站常就各种问题进行网上投票，网民对此已非常熟悉。综合考虑两方面因素，在上市公司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技术和设施基础已经具备。

（三）电子投票制度在发达国家的进展

1.有关机构积极倡导。OECD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指出，“本原则认为通过投票一般是可行的。另外，因为目的是要扩大股东参与，那么公司需要在投票中扩大技术的使用面，包括电话和电子投票。外国股东日益重要的地位也表明为求平衡，公司应竭力使股东利用现代化技术的手段进行参与，通过开发可靠的电子通讯手段，使股东可以互相交流而无需遵守执行委托制的各种手续，能够促进股东对股东大会的有效参与。至于透明度，会议程序应保证所投选票经过正确计数和记录并及时宣布结果”（对OECD《公司治理结构原则》的注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

2.法律上已经承认电子投票的结果。随着互联网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通过互联网投票已成为现实，目前在一些国家，已对电子投票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如在美国的特拉华州，2000年就通过了相关法律承认电子投票的结果。

3.机构投资者开始利用网络优势提高“投票”的效果。在美国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大约持有上市公司50％以上的股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计划（CalPERS）是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为了便于和其他股东及市场参与者交流，提高投票的效果，从1999年开始，CalPERS开始将其在股东大会中的投票决定在网上公布，公布的时间一般是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两周。

4.出现了专门为电子投票提供服务的机构。这些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向上市公司提供电子投票的技术解决方案；另一类是为股东提供投票参考意见，这类机构专门研究上市公司的情况，并对股东大会要表决的决议提出投票意见。

三、我国应适时引入电子投票制度

（一）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意义

目前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各种措施从根本上说仍然源于的思想，比如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等。虽然积极的监管以及更独立的董事会在保护小投资者利益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都不能代替直接赋予小股东和独立股东应有的权利，使得他们能够保护并增加他们自己的利益。（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降低中小股东的投票成本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举措。引入电子投票制度后，更多的中小股东将有机会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因此，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份会增加，这意味着大股东或管理层控制股东大会的局面有望得到改善。同时，网络快速和低成本的优势为不同股东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不仅为机构投资者征集投票权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的行动；也有利于分散的中小股东成为一个有力的利益群体，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从长远发展看，我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和加入WTO后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客观也需要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方便的投票机会。

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投票制度的引入和推行股东积极主义能够产生净收益，股东积极的参与公司治理将有助于提高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电子投票制度的引入将为个人投资者向“积极的股东”转变创造条件，电子投票制度的推行将是保护小股东利益的根本举措，也是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二）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可能性

1．已经具备技术上的可行性。我国自建立证券市场以来，一直十分重视信息技术在证券业的普及、应用、提高和创新，实现了交易、结算等方面的电子化、网络化，并被广大投资者认知和接受。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加，网上投票这种新的形式也日益被大家所熟知。从技术上看，引入电子投票制度已不存在障碍。

2．已经具备股东应用的可能性。对沪深股市网上投资者的状况进行分析基本可以判断股东利用互联网的程度。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2001年网上委托的客户开户数达332万户，占证券市场总开户数3325万户（沪深总开户数的一半）的9.98%。2001年每月网上交易的成交额占当月的市场总成交金额的比例呈现逐步增长的势头，全年累计的成交金额与2000年末相比，在沪深市场总交易金额减少约30％的情况下，网上交易的成交金额增长了约100％，达到了3578亿元，占前12个月证券市场股票（A、B股）、基金总成交金额81715亿元（双边计算）的4.38％（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2002年以来，网上委托客户、网上交易额继续快速增长，2002年上半年，网上委托的客户开户数已达451.2万户，占沪、深交易所开户总数一半（3402万户）的13.26%，2002年6月份，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交易量为750.00亿元，占沪、深证券交易所6月份股票（A、B股）、基金总交易量8595.28亿元（双边计算）的8.73%（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这表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可网上交易这种方式。网上交易的快速发展将使投资者更容易接受电子投票这种方式。

3．监管部门已经明确了原则。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2年1月7日联合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已经明确提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原则，该准则第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比例。股东大会时间、地点的选择应有利于让尽可能多的股东参加会议”。

从实践中的进程看，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使全体股东享有同等的知情权，并为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利创造更好的条件，2002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至少5个工作日将全部会议资料上网披露。该通知还要求，上市公司会议资料内容不得超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上市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不得向与会股东发放超出网上披露部分的会议资料。这表明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一些基础工作正日趋完备。

4．机构投资者有望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证监会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精神指引下，近两年，我国的机构投资者队伍迅速扩大。截止2001年底，我国共有14家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数量达到51支，基金发起份额总计811亿元。基金已经成为很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之一。而随着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养老金体系的日益完善，保险公司和养老金也必将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中的重要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实力的不断增强有利于推行“股东积极主义”，从而有利于带动中小股东参与电子投票的积极性。

（三）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

1．电子投票制度还面临法律法规上的障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只能亲自出席或委托他人出席，原则上不能以电子投票的形式表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第6条规定：“年度股东大会和应股东或监事会的要求提议召开的股东大会不得采取通讯表决方式”，同时规定临时会议在审议重大事项时也不得采取通讯表决方式。这种排除包括网络投票在内的通讯表决方式的股东大会投票机制不利于中小股东行使投票权，使得公司更容易被大股东和内部人所控制。

2．电子投票制度所需要的基础条件还不完备。从实践方面看，进行电子投票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上市公司要有一套能够进行电子投票的系统，这是进行电子投票必备的前提；二是股东能够方便地进入上市公司的电子投票系统。相对来说，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难点在由于很多中小股东（特别是小股东）尚不具备上网等条件，因此电子投票的范围在初期可能还比较有限。但是，采用电子投票制度至少会使原来因各种原因无法进行投票的部分小股东可以开始行使他们的权利。

3．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不利于电子投票制度的推行。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还很突出。如果大股东在上市公司居于绝对控制地位，即便中小股东通过电子投票制度能够积极参与，但由于所持有的股份比较有限，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也就相对有限。此外，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也不利于电子投票制度的推进。由于电子投票制度的引入会扩大股东参与投票的范围，这意味着中小股东对上市公司和大股东的约束力将不断增强，因此受大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缺乏推进这个进程的积极性。

4．股东对电子投票的安全性还有顾虑。网络的安全性是各行业在应用互联网过程中普遍关心的问题，消除股东对电子投票方式安全性的顾虑是引入电子投票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在上市公司中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修改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允许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期间进行电子投票，因此实行电子投票制度还缺乏法律上的基础。鉴于利用网络等方式进行交易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建议可以着手研究和电子投票制度相关的法律问题，待条件成熟时及时推出。

（二）逐步建立并完善电子投票制度所需的基础设施

电子投票基础设施建设是进行电子投票的必备基础。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可以建立“公共投票系统”，即所有的上市公司可以共用同一套投票系统，与现在的股票交易结算系统类似；二是上市公司可以自行建立电子投票系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

（三）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

投资者主要是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和投票决定，因此，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就成为股东理性决策的必然要求。

（四）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由于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对中小股东投票权的行使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建议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改变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状况。在现有的股权结构下，建议通过采用累计投票制度等方式，提高中小股东投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股票投资权益法范文第15篇

（一）投票权是股东各项权利的基础

上市公司股东的基本权利可以分为收益权（即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股东的各项权利一般都是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投票确定，即通过股东投票选举和更换董事等实现对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分配，通过审议批准（或修改）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等实现对公司收益权的分配。因此，投票权事实上成为股东获得各项权利的基础。

（二）中小股东投票成本过高

股东权利的行使最终要通过对公司重大决议的表决来实现。目前股东履行投票权利的一般程序是获取股东大会资料、参加股东大会、进行投票。提前向股东告知股东大会的日期及需表决的议案是各国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股东现在基本都可以方便经济快捷地获取股东大会的资料，但由于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我国是一股独大与小股东的高度分散并存），多数股东居住地也高度分散，对大多数中小股东而言，参加股东大会就必须承担额外的支出，比如交通、食宿费用等。此外，还有不少股东受时间等因素限制而不能亲自参加股东大会。显然，对中小股东而言，行使投票权的主要障碍就在于必须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小股东大多放弃了股东投票权。

为扩大股东的参与范围，各国纷纷设置了表决权行使制度，即股东可以委托人代为参加股东大会并投票，以降低股东投票成本。权投票的领域一般包括选举董事、股票期权计划、董事薪酬、资本增加授权、兼并和股东建议等。从实践效果看，表决权行使制度不仅扩大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范围，而且为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竞争提供了新的工具，增强了对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的约束力。但由于程序一般有比较明确的要求，手续相对烦琐，实际上只有机构投资者和持股规模相对较大的个人投资者才可能参与，征集小股东投票权的成本仍然相对较高，大多数小股东仍不愿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三）投票权行使成本过高不利于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由于中小股东持股数量很少，投票成本相对较高，绝大多数中小股东不得不放弃投票权，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公司控制权的配置，从而使得大股东和内部人更容易控制上市公司。虽然上市公司的收益权是根据所持股份等比例分割，但控股股东和内部人却可以凭借其控制地位做出更有利于大股东和内部人的分配方案。因此，中小股东放弃投票权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保护自身权益的基础。

二、电子投票制度的含义及其进展

（一）电子投票制度的含义

本文所称的电子投票制度是指通过应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可靠的电子通讯手段，使上市公司的股东能够在不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情况下通过电子网络进行投票。

（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是推行电子投票制度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证券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不仅证券市场实现了证券交易的电子化与网络化，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选择网上交易方式的投资者人数也在迅速增长。比如，美国网上证券委托的开户数1999年就已达930万户，在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网上证券委托的发展也相当惊人，目前韩国约有70％的交易量通过互联网完成。不仅如此，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种网站常就各种问题进行网上投票，网民对此已非常熟悉。综合考虑两方面因素，在上市公司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技术和设施基础已经具备。

（三）电子投票制度在发达国家的进展

1.有关机构积极倡导。OECD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指出，“本原则认为通过投票一般是可行的。另外，因为目的是要扩大股东参与，那么公司需要在投票中扩大技术的使用面，包括电话和电子投票。外国股东日益重要的地位也表明为求平衡，公司应竭力使股东利用现代化技术的手段进行参与，通过开发可靠的电子通讯手段，使股东可以互相交流而无需遵守执行委托制的各种手续，能够促进股东对股东大会的有效参与。至于透明度，会议程序应保证所投选票经过正确计数和记录并及时宣布结果”（对OECD《公司治理结构原则》的注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

2.法律上已经承认电子投票的结果。随着互联网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通过互联网投票已成为现实，目前在一些国家，已对电子投票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如在美国的特拉华州，2000年就通过了相关法律承认电子投票的结果。

3.机构投资者开始利用网络优势提高“投票”的效果。在美国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大约持有上市公司50％以上的股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计划（CalPERS）是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为了便于和其他股东及市场参与者交流，提高投票的效果，从1999年开始，CalPERS开始将其在股东大会中的投票决定在网上公布，公布的时间一般是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两周。

4.出现了专门为电子投票提供服务的机构。这些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向上市公司提供电子投票的技术解决方案；另一类是为股东提供投票参考意见，这类机构专门研究上市公司的情况，并对股东大会要表决的决议提出投票意见。

三、我国应适时引入电子投票制度

（一）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意义

目前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各种措施从根本上说仍然源于的思想，比如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等。虽然积极的监管以及更独立的董事会在保护小投资者利益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都不能代替直接赋予小股东和独立股东应有的权利，使得他们能够保护并增加他们自己的利益。（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降低中小股东的投票成本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举措。引入电子投票制度后，更多的中小股东将有机会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因此，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份会增加，这意味着大股东或管理层控制股东大会的局面有望得到改善。同时，网络快速和低成本的优势为不同股东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不仅为机构投资者征集投票权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的行动；也有利于分散的中小股东成为一个有力的利益群体，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从长远发展看，我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和加入WTO后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客观也需要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方便的投票机会。

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投票制度的引入和推行股东积极主义能够产生净收益，股东积极的参与公司治理将有助于提高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电子投票制度的引入将为个人投资者向“积极的股东”转变创造条件，电子投票制度的推行将是保护小股东利益的根本举措，也是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二）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可能性

1．已经具备技术上的可行性。我国自建立证券市场以来，一直十分重视信息技术在证券业的普及、应用、提高和创新，实现了交易、结算等方面的电子化、网络化，并被广大投资者认知和接受。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加，网上投票这种新的形式也日益被大家所熟知。从技术上看，引入电子投票制度已不存在障碍。

2．已经具备股东应用的可能性。对沪深股市网上投资者的状况进行分析基本可以判断股东利用互联网的程度。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2001年网上委托的客户开户数达332万户，占证券市场总开户数3325万户（沪深总开户数的一半）的9.98%。2001年每月网上交易的成交额占当月的市场总成交金额的比例呈现逐步增长的势头，全年累计的成交金额与2000年末相比，在沪深市场总交易金额减少约30％的情况下，网上交易的成交金额增长了约100％，达到了3578亿元，占前12个月证券市场股票（A、B股）、基金总成交金额81715亿元（双边计算）的4.38％（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2002年以来，网上委托客户、网上交易额继续快速增长，2002年上半年，网上委托的客户开户数已达451.2万户，占沪、深交易所开户总数一半（3402万户）的13.26%，2002年6月份，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交易量为750.00亿元，占沪、深证券交易所6月份股票（A、B股）、基金总交易量8595.28亿元（双边计算）的8.73%（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这表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可网上交易这种方式。网上交易的快速发展将使投资者更容易接受电子投票这种方式。

3．监管部门已经明确了原则。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2年1月7日联合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已经明确提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原则，该准则第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比例。股东大会时间、地点的选择应有利于让尽可能多的股东参加会议”。

从实践中的进程看，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使全体股东享有同等的知情权，并为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利创造更好的条件，2002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至少5个工作日将全部会议资料上网披露。该通知还要求，上市公司会议资料内容不得超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上市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不得向与会股东发放超出网上披露部分的会议资料。这表明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一些基础工作正日趋完备。

4．机构投资者有望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证监会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精神指引下，近两年，我国的机构投资者队伍迅速扩大。截止2001年底，我国共有14家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数量达到51支，基金发起份额总计811亿元。基金已经成为很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之一。而随着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养老金体系的日益完善，保险公司和养老金也必将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中的重要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实力的不断增强有利于推行“股东积极主义”，从而有利于带动中小股东参与电子投票的积极性。

（三）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

1．电子投票制度还面临法律法规上的障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只能亲自出席或委托他人出席，原则上不能以电子投票的形式表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第6条规定：“年度股东大会和应股东或监事会的要求提议召开的股东大会不得采取通讯表决方式”，同时规定临时会议在审议重大事项时也不得采取通讯表决方式。这种排除包括网络投票在内的通讯表决方式的股东大会投票机制不利于中小股东行使投票权，使得公司更容易被大股东和内部人所控制。

2．电子投票制度所需要的基础条件还不完备。从实践方面看，进行电子投票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上市公司要有一套能够进行电子投票的系统，这是进行电子投票必备的前提；二是股东能够方便地进入上市公司的电子投票系统。相对来说，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难点在由于很多中小股东（特别是小股东）尚不具备上网等条件，因此电子投票的范围在初期可能还比较有限。但是，采用电子投票制度至少会使原来因各种原因无法进行投票的部分小股东可以开始行使他们的权利。

3．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不利于电子投票制度的推行。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还很突出。如果大股东在上市公司居于绝对控制地位，即便中小股东通过电子投票制度能够积极参与，但由于所持有的股份比较有限，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也就相对有限。此外，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也不利于电子投票制度的推进。由于电子投票制度的引入会扩大股东参与投票的范围，这意味着中小股东对上市公司和大股东的约束力将不断增强，因此受大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缺乏推进这个进程的积极性。

4．股东对电子投票的安全性还有顾虑。网络的安全性是各行业在应用互联网过程中普遍关心的问题，消除股东对电子投票方式安全性的顾虑是引入电子投票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在上市公司中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修改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允许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期间进行电子投票，因此实行电子投票制度还缺乏法律上的基础。鉴于利用网络等方式进行交易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建议可以着手研究和电子投票制度相关的法律问题，待条件成熟时及时推出。

（二）逐步建立并完善电子投票制度所需的基础设施

电子投票基础设施建设是进行电子投票的必备基础。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可以建立“公共投票系统”，即所有的上市公司可以共用同一套投票系统，与现在的股票交易结算系统类似；二是上市公司可以自行建立电子投票系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

（三）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

投资者主要是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和投票决定，因此，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就成为股东理性决策的必然要求。

（四）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由于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对中小股东投票权的行使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建议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改变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状况。在现有的股权结构下，建议通过采用累计投票制度等方式，提高中小股东投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